計劃經濟時期的財政思想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計劃經濟時期的財政思想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計劃經濟時期的財政思想范文
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首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并且對失業者和貧民提供補助，實行社會救助，在城市建立較為完善的醫療衛生體系、公共教育體系和職工福利服務體系。在農村施行家庭保障、集體保障、國家救濟相結合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實現了社會福利制度體系的完整化和系統化發展。
（二）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福利的新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政策和社會福利發生了新的轉型。政府首先改革了住房制度，解決住房困難問題。并且改革了勞動保險制度，由原來的企業保險改為企業個人共同保險。90年代把城市社會救濟改革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醫療保障方面由原來的政府完全承擔改為政府和市場相結合，和商業相結合的醫療保障制度。總的來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福利制度的轉型是一場大變革，社會福利總體水平提高，社會福利整體效率和質量也得到了明顯的提高。
（三）當前中國社會福利狀況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快，社會福利也在經歷著新的變革和發展。中國的經濟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社會福利也在向精細和集約的方向轉變。長期以來，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以低保為主要體系，現在也在向老人、兒童和殘疾人的方向轉變。而且在當今中國社會，政府也已經意識到養老問題、醫療問題、工傷問題的重要性。慈善事業也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和發展。
二、西方社會福利思想和制度的變遷
（一）英國社會福利思想和制度變革歷程
工業革命之前，英國社會由于圈地運動的影響，統治者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先后頒布了《教會救濟法》、《濟貧法》等一系列法令來減少貧民生活壓力。在這一時期，英國的社會福利思想主要是配合著重商主義思想，以古典經濟學中的福利思想為基礎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的社會福利制度發生了一系列改革，其主要變革方式還是通過頒布法令，主要有《失業工人法》、《養老金法》、《失業保險法》、《國民保險法》等一系列法律。除了立法以外，英國政府還通過增加工資、減少勞動時間的方式保證工人的合法權益，不僅要求建立廉潔政府，提高工人待遇，而且還顧及了工人的幸福感受。
現今社會英國的主要福利制度包括社會基金、失業福利、退休福利、兒童孕婦福利、低收入人士福利、疾病傷殘福利和寡婦福利，這些福利制度主要是通過21世紀以來的各項法律和政策改革。
（二）德國社會福利思想和制度變革歷程
早在16、17世紀，德國就模仿英國對社會福利政策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完整社會保險制度的提出，卻是在19世紀的俾斯麥政府。他對工人階級實行又鎮壓又讓步的政策，《疾病保險法》、《老年與殘疾保險法》、《工傷事故保險法》三部法律組成了全世界第一個較完整的社會保險法律體系。保障了老人、殘疾人、工人的合法權益，并且符合規定的公民都可享受福利待遇。在這一時期，德國社會福利思想主導主要由社會歷史學派的社會福利思想組成，要求政府實行一系列政策發展社會福利。
三、中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差異和原因探討
（一）改革的差異
1、中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思想差異
中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差異主要首先是因為中西方福利制度思想基礎的不同，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社會福利思想主要有三個組成部分，一是馬克思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社會福利思想，二是中國傳統社會福利思想，三是在中國現實條件下實現社會主義理想。
而西方的社會福利思想一直堅持一條主線，就是在保證資本家權益的基礎上，適當的給予廣大工人和勞動人民一些社會福利。從一開始的最低工資理論到后來開始注重工人幸福感和工人家庭教育醫療方面的福利，再到后來的新自由主義，都是以資本主義性質為前提的社會福利制度，可以說，社會性質的不同直接導致了社會福利思想的差異。
2、中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措施差異
首先，在維護人民最低生活限度方面。中國建國以后主要政策是以工代賑、移民墾荒、并且針對人群具體困難提供救助，改革開放以后國家又通過勞動就業制度和保障住房來保證人民生活，當前中國的主要社會保障為最低生活保障。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前后主要是通過"最低工資"、建立濟貧院、收容所等措施保障人民生活，后來分別在18、19世紀通過立法等方式，增加工人工資、減少勞動時間、并且建立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
其次，在對于老人、殘疾人、社會弱勢群體方面。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并沒有特定的政策來提高其社會福利，在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通過立法保障這些社會弱勢群體的社會福利，到如今已經形成了較完備的保障社會特殊群體的法律體系。而在工業革命前后，17世紀時，西方主要以英國為代表的國家，已經通過《濟貧法》資助老人、盲人等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后來在通過40多年的立法和改革，已經形成了很完備的醫療、養老、失業、意外保險制度體系。
最后，在對于維護社會穩定、維護社會公平方面。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實行"平均主義"，改革開放以后實行"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后來主要通過征稅的方式來維護社會穩定和公平。西方在17世紀實行從較富裕地區征稅補貼貧困地區等方式維護社會公平緩和社會矛盾，后來通過"普惠"的方式給廣大社會成員都提供福利待遇，維護社會公正保證人民生活。
（二）改革差異的原因探討
1、改革的現實背景和條件差異
首先由于社會性質的不同，政治體制的不同，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領導者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改革措施也就不同。第二，自身發展狀況不同，由于中西方社會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同，實行社會福利的平臺也就不同，其改革措施也就不一樣。第三，現實條件的差異，中國多人口、多民族、多階層的現實狀況使得社會福利改革難度更大，也導致了改革的差異。
2、改革的目的
總的來說，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由于社會性質的限制，其目的永遠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合法合理化和利益長久化最大化。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其改革最終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而且在不同的具體目的下，改革也就不同。
四、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改革對我國的啟示
（一）我國應該向實現社會福利的多元化方向發展
在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改革過程中，西方政府根據現實條件變化，對政府，企業、社區和家庭在社會福利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其所起到的作用大小不斷進行調整。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是國家擔負所有社會保險責任，企業福利只覆蓋城市國有企業的員工，這個體制給政府賦予了太大的壓力。
（二）社會福利的資金的來源應該具有多渠道
在當今西方福利國家，社會福利資金一般是由政府企業個人共同承擔，目前我國的籌資社會福利資金的渠道較單一，主要是國家財政支持，這就導致了我國社會福利規模很難擴大化，所以我國應該調動各因素各團體和個人的力量，才能使我國的社會福利向全面化、優質化、效率化發展。
第2篇：計劃經濟時期的財政思想范文
新時期，能源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市場經濟作用下的必然選擇，能源經濟的發展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煤炭資源占能源經濟之首，是國民經濟發展之保障。然而煤炭資源屬于一次性的自然資源，在計劃經濟時代對能源經濟存在許多認識上的錯誤，對有限的資源進行無度的開采。但在新時期，這種無度開采已產生系列的社會問題亟待解決。調整煤炭經濟產業結構，解決能源經濟的社會、經濟、環境以及資源等問題，對新時期煤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新時期煤炭經濟特點分析
新時期煤炭經濟是在煤炭資源的開發與加工的基礎之上而發展壯大起來的，具有獨特的經濟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煤炭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與波動性
煤炭經濟的發展受國家政策與社會經濟形式的影響大。國家在不同時間段，對能源資源開發的政策與法規，對煤炭經濟的發展具有多重影響。如國家鼓勵能源開發，會加大煤炭開采量，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如果家限制資源開發，會降低產能，經濟迅速下滑。
（二）工業化時代的低層次發展
我國的工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點15%，煤炭開采占工業產值很大的比重，但是煤礦資源開采機械化程度不高，煤炭經濟結構單一，二次加工行業薄弱，起步低，呈現工業化時代下的低層次發展現象。
（三）煤炭經濟的發展面臨能源的枯竭與環境的雙重問題
煤炭經濟是煤炭礦業資源開發與深加工，煤炭屬于不可再生資源，隨著無度開發的加劇，可利用能源的數量迅速增長下降，尤其是不合理的開采導致資源的利用率更低，出現資源浪費現象嚴重，最后出現能源枯竭。同時，由于煤炭的開采給環境造成很大的污染，大氣質量，水體質量以及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嚴重影響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
（四）煤炭經濟具有強依賴性
煤炭經濟的發展有強的地域性，我國產煤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而能源的使用卻在中東部以及沿海地區。煤炭經濟的發展出現西煤東調的現象，加大了產業成本，并受中東部、沿海經濟影響大。
三、新時期煤炭工業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新時期，煤炭經濟在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所出現的系列問題已逐步彰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新時期煤炭經濟產業結構缺乏合理性
雖然我國的煤炭資源豐富，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自然資源以開發為主導，以輸出為目的的思想，導致煤炭的附加值低，資源利用利不高，經濟效益低增長模式，嚴重阻礙了新時期煤炭經濟可持續發展。受傳統生產模式的影響，我國的煤炭產品還是以原煤為主，煤炭的深加工投入嚴重不足，加工能力低下，進而使得煤炭產品附加值太低，雖然我國對煤炭深加工也做了很大的投入，但深加工的總量不足原煤生產的5%。
（二）新時期煤炭工業面臨的環境問題
根據相關調查顯示，煤炭經濟在快速發展取得顯著成績的同時，煤炭的開采面臨巨大的環境污染。我國在采煤過程中所產生的廢石與原煤的比例達到1：1，其中煤矸石的比例達到30%左右。這些廢石對空氣，水資源以及自然生物鏈造成巨大的污染，就煤炭企業對環境的補償力度遠遠不夠，不足煤炭銷售額的5%。
（三）新時期煤炭收支分配嚴重失衡
煤炭經濟快速發展，出現收支分配失衡現象嚴重，投資企業通過對煤炭資源的開采，獲取巨大的利潤。然而礦區的居民與煤炭企業的工人，因煤炭開采遺留下的環境問題，個人健康問題得不到有效的解決，使其深受其害，煤炭經濟中的收益分配不均衡現象引發的矛盾日益彰顯。
（四）煤炭資源開發的過程中資源浪費問題
據相關調查顯示，我國每開采一噸煤需要消耗2.5噸的資源，同時還會損耗共生的鋁礬土、高嶺土與耐火粘土等資源8噸左右，消耗水資源約2.5噸。在新時期資源節約，節能減排的大環境下，資源浪費現象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浪費現象嚴重。同時，過度開采造成的環境補償大幅增加，煤炭經濟對環境的治理與植被再生費用投資巨大。
（五）煤炭經濟的發展，缺乏對地方經濟的補充
煤炭企業屬于集體性質的生產企業，擁有專門的煤炭運輸與可開采的資源。但是煤炭企業的收入所得稅25%歸中央財政，而地方財政只收17%的增值稅，中央收益與地方收益相差甚遠，煤炭企業對地方經濟的貢獻低。
四、新時期煤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思考
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我國煤炭經濟發展也迎來新的轉型期，從計劃經濟時代向市場經濟時代的演變，從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轉變。在新時期，如何推動煤炭經濟可持續發展，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3篇：計劃經濟時期的財政思想范文
我國物流企業融資障礙分析
1．物流企業經濟效益低下，資產信用不足。
造成我國物流企業效益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認為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政策性因素。在計劃經濟時期，物流行業執行國家指令、實行政策性經營，充當政府調劑物資的運輸工具，在其運行過程中，形成大量政策性負債，經濟體制轉變后，國家財政對物流企業政策性負債沒有進行適當的補貼。二是自身因素。在經濟轉軌過程中，部分物流企業沒有適時轉換經營角色，缺乏競爭意識，自身發展意識淡薄，在市場競爭中形成經營性虧損。同時，在計劃經濟時期，物流企業注重社會效益而忽視了企業效益，無法積累利潤。經濟體制轉變后，物流企業普遍存在“重消費，輕積累”的傾向，短期行為比較嚴重，真正用于企業自身發展的資金較少。由于自身發展資金長期不足，物流企業在市場經濟競爭中喪失發展動力，造成物流行業經濟效益普遍低下。1999年，物流行業虧損面已經達到70%以上。物流企業經濟效益低下導致資產負債比例較高，難以從銀行取得信貸資金，更不容易從資本市場籌集資金。
從我國物流行業固定資產技術含量來看，總體技術裝備落后：所擁有的設備和設施，大多數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興建或配置的，大部分已經陳舊、老化；高效專用運輸車輛少，裝卸搬運機械化水平低。物流企業在利用資產進行抵押融資時，由于資產信用度不高，金融機構對其評估價格自然偏低。同時，從金融機構角度來看，物流企業資產技術水平偏低，發展潛力不足，銀行不愿對其貸款，物流企業通過金融機構融資額度有限。
2．信貸機制制約物流企業融資需求。
金融部門在貸款過程中均實行“謹慎性原則”，首先考慮的是資金的安全性，并建立了一套手續繁雜的審批程序，同時實行嚴格的財產抵押擔保制度。而物流企業由于自身發展的限制，經濟效益普遍低下，依靠自身的實力不足以提供擔保，而且擔保連帶責任重大，很少有單位或個人愿為物流企業提供擔保。在辦理財產抵押過程中，抵押登記和評估費用較高，而貸款抵押率較低。一般房產抵押率為70%，生產設備抵押率為50%左右，動產抵押率為20%—30%，而專用設備抵押率只有10%，而物流企業的資產主要由專用設備構成，貸款抵押率明顯較低，同時金融部門還要根據企業的經濟效益和信用度來調整貸款抵押率，并且抵押物品還要滿足金融部門的其他要求，在這種體制下，物流企業融資額度十分有限。由于金融部門貸款門檻較高，融資費用較高，貸款抵押率較低，現行信貸機制大大降低物流企業的融資需求。其次，金融部門注重“盈利性”，在信貸過程中傾向于“短、平、快”項目，而物流企業屬于國民經濟基礎行業，投資回收期較長，金融部門不愿對其貸款。
3．資本市場發育不完善。
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實行公司制的企業可以直接向社會籌集資金。目前，我國企業尚不能完全享有自由發行債券和股票的權力。如果企業要發行債券和股票必須經營業績良好，達到一定的標準，然后經過有關部門嚴格審批，通過后才能向社會籌集資金，而且所發行的債券和股票主要在公開市場交易。由于資本市場的嚴格限制，物流企業很難從資本市場籌集資金。到目前為止，我國共有26家上市物流企業，從分布情況來看，上市物流企業主要集中于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經濟效益良好的大型物流集團。從融資規模來看，26家上市物流企業共籌集55億元資金。無論從上市公司數量還是從融資規模來看，我國物流企業在A股市場所占的比例都比較小。發育不完善的資本市場不能成為物流企業的主要融資渠道。
4．社會信用危機的不良影響。
目前，我國金融部門的不良貸款比例較高，使得金融部門產生“惜貸”心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①經濟普遍不景氣，企業負債偏高，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②企業信用意識淡薄，有意拖欠銀行貸款本息，多頭開戶，分散資金，逃避監督。③企業借改制之名，惡意逃避銀行債務。社會信用的危機影響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金融機構為了防范金融風險被迫采取嚴格的審查程序，并制定一系列貸款條件和擔保措施，將一些有強烈融資需求的企業拒之門外。物流企業也被這些條件和措施限制在門外。同時，由于社會信用危機的影響，企業間資金相互拖欠問題也比較嚴重，制約著物流企業與其他企業之間的融資。
5．社會各界對物流重視程度不夠。
長期以來，受“重生產，輕流通”思想的影響，國家財政對物資流通行業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明顯不夠。造成我國物流基礎設施建設明顯滯后于國民經濟建設，對我國經濟建設造成瓶頸效應。另一方面，受傳統經濟體制的影響，我國企業界對物流也缺乏足夠的認識，多數企業對生產和管理比較重視，但忽視購運和儲運等流通環節。雖然近幾年來市場掀起物流熱潮，地方政府和有關職能部門也在積極研究發展我國物流的對策，部分企業開始發展現代物流。但是，“物流”這一概念引入我國時間較短，進入實踐領域需要一個過程。長期以來，由于社會各界對物流的重視程度不夠，對物流企業的融資也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
完善我國物流企業融資體制的建議
1．擴大物流業的對外開放，積極引進外部資金。
我國政府承諾：入世后3—4年內允許外資擁有運輸和儲運等企業多數股份或擁有全資子公司。因此，物流領域應立即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積極引導國外投資者向國內物流領域投資，與國內物流企業興辦各種物流方面的合作項目。如廣州市政府已經引導運輸企業與沃爾瑪、UPS、聯邦快運等國際著名物流集團合作，建立具有一定規模的國際現代物流企業集團。我國物流企業資產比較落后，尤其是一些年代較久的倉儲設施，需要進行改造，我國應利用“入世”的有利時機，擴大物流開放領域，積極引進外資，緩解我國物流企業資金嚴重不足的問題。
2．完善資本市場，擴大物流企業融資比例。
國家證監委應對物流企業在股票上市、債券發行的審批上適當放寬限制條件，允許有發展潛力的物流企業發行不同期限的長期債券和進行股票發行試點。有關職能部門可以考慮在每個區域性物流中心建立“二板市場”，為該區域物流企業提供籌資場所。
資本市場的完善需要政府職能部門和企業的共同努力，一方面，物流企業要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融資體系，另一方面，政府職能部門應盡快建立正常的債券或股票的柜臺交易市場體系，給物流企業創造良好的融資環境。
3．完善金融體制，調整信貸結構。
在現行金融體制中，金融機構偏愛實力雄厚的大型企業或者投資于利潤率高的成長型企業。因此今后我國金融機構，特別是政策性銀行，應以國家產業發展目標作為信貸標準，積極調整信貸結構，促進產業間的協調發展。同時，金融機構在執行信貸過程中，要增加透明度，切實減少貸款環節，縮短貸款時間，降低融資費用。
隨著我國金融機構專業化程度不斷加深，服務于某一產業或者行業的專業性金融機構必將應運而生。因此，我國政府應積極支持建立物流行業金融機構，專門從事對物流企業的融資活動，提高物流企業的融資能力，促進金融業和物流業的共同發展。同時，同一區域的物流企業也可建立互金融組織，以加強共同發展和風險共擔能力。
4．建立財政融資體系，籌集民間閑散資金。
目前，我國居民儲蓄充足，而企業積累不足，大量的閑散資金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我們應適時建立財政融資體系，以國家信用作擔保，設立專門的金融機構，籌集民間閑散資金。該機構不以盈利為目的，根據國家的產業發展目標，對符合條件的企業發放中長期低息貸款。這種融資體系的顯著特征是不增加財政負擔而實現資本的積累，將為我國物流企業的發展提供充足的資金來源和良好的融資機會。
5．建立物流企業信貸支持體系。
借鑒國外發展物流的經驗，我國物流企業信貸支持體系可以從三個層次來構建：①直接貸款。主要由財政部門對物流企業提供貸款，所涉及的范圍僅限于區域性物流中心。②協調貸款。由政府有關部門和金融機構進行協調，對物流企業進行貸款。③擔保貸款。由財政部門設立擔保機構，以財政預算、稅收補貼等多種形式注入擔保資金。由擔保機構充當物流企業的貸款擔保人。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實行擔保貸款是物流企業信貸支持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當然，該體系并不是為所有的物流企業提供信貸支持，其所涉及的范圍限于有發展潛力、布局合理的物流企業或物流中心。
6．建立財政扶持體系，提高物流企業融資能力。
第4篇：計劃經濟時期的財政思想范文
一、古希臘的社會與思想狀況
希臘從公元前12世紀到8世紀開始由原始公社向奴隸社會過渡。在公元前8世紀至6世紀之間，希臘進入奴隸制國家形成時期，社會經濟有了新的發展。希臘是西方奴隸制文明的發源地。希臘在奴隸制時代所形成的文化，對后來西方文化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恩格斯曾指出：“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
西方最早出現的經濟思想是古希臘思想家所闡述的奴隸主經濟思想。這種思想體系是為奴隸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但是其中有一部分見解在歷史上成為后來財政學這門學科的基石。因此，研究西方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財政思想，都有必要追溯到古希臘財政思想的發展階段。
古希臘由許多奴隸主城邦國家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斯巴達和雅典。斯巴達是奴隸主寡頭制的國家，少數貴族和大奴隸主掌握政權。雅典是奴隸主民主制國家。斯巴達和雅典為了爭奪霸權爆發了一系列戰爭，經過公元前431—404年伯羅奔尼撒戰爭，斯巴達終于戰勝了雅典，但希臘各城邦也陷入了深深的危機。公元前14年，希臘被羅馬征服而覆滅。
古希臘奴隸主階級較為系統的經濟思想都出現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后，奴隸制所暴露的矛盾迫使奴隸主思想家們去探索維護和鞏固奴隸制和奴隸主國家的辦法和途徑。由于斯巴達最終戰勝了雅典和解決了雅典民主制內部的矛盾，從而使這個時期的奴隸主思想家把斯巴達制度理想化。這一時期對奴隸主經濟思想作比較系統論述的思想家有色諾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他們都是雅典民主制的反對者，為奴隸制辯護。
二、色諾芬與他的《雅典的收入》
色諾芬(約公元前430—355年)出生于雅典一個富人家庭，受過貴族教育，是古希臘著名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學生。在政治主張上，他擁護斯巴達的貴族統治，反對雅典的民主政治。在經濟主張上，色諾芬是奴隸制自然經濟的擁護者，但并不反對簡單商品交換的存在，因為交換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具有使用價值的東西。他十分重視農業問題，認為農業是希臘自由民的最重要職業，對手工業則抱有鄙視的態度。他把組織和監督奴隸從事生產和家務勞動看做是奴隸主的一項主要任務。他肯定了分工的必要性，也意識到由供求變動而產生的價格變動會影響到社會勞動的分配。他了解到貨幣有不同的作用，貨幣可以成為財富的積累手段。在學術研究上，色諾芬是古希臘出色的歷史學家和作家，著述很多，內容涉及歷史、哲學、政治、經濟等方面，主要著作有：《記》、《希臘歷史》、《蘇格拉底回憶錄》、《居魯士的教育》、《斯巴達政體論》等。他所寫的經濟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兩部：《經濟論》和《雅典的收入》，前者是古希臘流傳下來專門論述經濟的第一部著作，以文學形式較為系統地闡述了奴隸主經濟思想與制度，大約在公元前387到371年之間根據自己管理領地經濟的經驗而寫成。他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經濟”一詞的思想家，他所指的經濟是家庭經濟。后者是討論雅典財政問題的著作，即談公共經濟問題。
《雅典的收入——增加雅典國家收入的方法》是色諾芬晚期的作品，在這部著作中，他論述了雅典不依靠加重盟邦負擔而自謀增加財政收入的方法。全書約有1.2萬字，分為六大部分，討論了雅典公共財政的主要問題。①
第一部分“關于亞狄加的土壤和增加其收入的可能性”。亞狄加為古希臘中部國家，主要城市為雅典。他認為亞狄加自然環境得天獨厚，自然條件優越，具有大量收入的來源，一年四季極為溫暖，土壤肥沃，農業生產收入很高。石材資源豐富，可以大量出口。銀礦、旅游資源豐富，交通便利，這都可以帶來大量的財政收入。
第二部分“關于吸引更多外國人僑居雅典的可能性”。他認為只要對僑居雅典的外國人的利益予以照顧，國家將得到更大的好處。“他們不向公家領取津貼，即繳納外國人應該擔負的捐稅”。“這樣就會增加雅典的公共收入”。
第三部分“關于授予商人特權，以及增加貿易可能得到的利益”。他認為雅典是一個最好的和最能生利的貿易地點。首先，雅典擁有各種船只的最優良和最安全的港口。其次，雅典一方面擁有外國人所需要的大量出口貨物，另一方面擁有便于輸出的白銀。“寄居在我國和來我國訪問的人越多，顯然就會有越多的商品進口、出口和出售，并且也會使我們獲得更多的利潤和貢賦。為使這些收入增加能夠實現，我們只須采用寬厚的法令和謹慎的監督，不必另付任何其他代價。”為了獲得更多的捐獻，應該建立一筆基金，“大部分雅典人無疑每年所得將比他們捐獻的還多”，“如果再將捐助我國的人的名字記載下來，傳于后代，那么很多外國人以及某些城市都會對我們有所捐輸，借使名傳青史”。政府應該在市場上為零售商人建造一些房屋和店鋪，這樣可以獲得大量的租金收入。
第四部分“關于亞狄加銀礦的范圍，如何使這些銀礦對國家有利，對所提計劃可能產生的反對意見的答辨”。色諾芬認為，“人們對于白銀的需要更為迫切，因為土地閑置未耕，就更需要白銀來購買糧食和支付外來援軍的費用”。政府應該“允許任何愿意到礦里工作的外國人在礦里工作，只要他們同公民一樣繳納稅款”。銀礦需要奴隸，“象私人因擁有奴隸而獲得經常收入一樣，國家也應該擁有公隸，其數目應該三倍于雅典公民”。“購買奴隸所需的費用，國家獲得這種費用顯然是比私人更方便的”。奴隸每人每天帶來一個奧波爾的凈收入。私人除了可以從國家那里租公隸外，“也從國家那里租用供神用的土地、廟宇和房屋，并且也承包國家的捐稅”。“所以，不僅出租奴隸的收入會增加城市的財源，而且，因為多數居民會聚集在銀礦附近，就可以從那里舉行的市集中、從銀礦周圍公共建筑的租金中、從熔爐和其他類似的泉源中得到大量的收入”。
色諾芬在這一部分中初步涉及了公共財政的性質，他說：“怎樣安排公共事務，使全體雅典人居可以借助于我們的公共資源來維持充裕的生計”。公共事務必須妥善安排，“如果馬上要百廢俱舉，我們就必須同時獲得各種建設所需的手段；但是，如果現在先完成一部分，另一部分從緩，那么現在所得到的收入可以有助于置辦將來事業所必需的東西”。他認為有效的辦法是經常收入用于次年的行政開支上，而額外的收入“用在能夠極度增加公共收入的用途上”。這其中體現了復式預算的一些精神實質。
第五部分“必須和平才能保持和增加收入”。色諾芬強調治安支出的重要性。他說：“要從全國征集到充裕的收入，必須有和平的環境，如果這點是很明顯的，那么，我們任命一些保安的官吏不是很適當的嗎?”要使雅典成為希臘的統一者，“成為希臘的財政管理人”必須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和靈活的外交手段，尤其是“現在海上已達成和平，收入正在不斷增加中”。
第六部分“從上述計劃中將得到的利益，祈求神助和神的保護”。他認為財政收入增加可以辦更多的事情，“如果隨著富庶的日增，我們就可以舉行更為莊嚴的祭典，可以修繕神廟、重建城墻和船塢，并可以恢復祭司、元老院、地方長官和騎兵的公民權利”。要做到這些，應該派人到宙斯神廟去祈求神助。這反映了希臘對神和祭祀支出的重視程度。
三、色諾芬公共財政思想體系的啟示
色諾芬對2300年前的雅典財政問題的論述極其詳盡，在當時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理論意義。在文中他提出了財源、公共收入、公隸、公共事務、公共建筑、公共資源等原始的公共財政范疇。這都說明了色諾芬既是古希臘奴隸社會有貢獻的財政思想家，又是現代公共財政學的開山鼻祖。他在西方財政思想發展中的歷史貢獻，相當于中國財政思想史中的孔子。色諾芬所提出的公共財政思想體系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在公共財政收入方面，色諾芬討論了如何擴大農業收入、礦產收入、旅游收入、租稅收入、捐輸收入和租金收入等問題。認為雅典的傳統財源優勢要充分發揮出來，如農業、石材、銀礦、旅游等，同時要積極地開發新的和國外的財源，如運用優惠政策吸引外國人來雅典居住、貿易和開礦，增加公隸的數量，增加捐稅和租金的收入。還第一次提到了包稅問題。
第二，在財政支出方面，討論了如何保證和安排戰費支出、建設支出、治安支出和祭祀支出等問題，說明了這些公共支出的安排對于公共收入的增加有積極的作用。尤其強調政府在保證行政經費之外，應該分輕重緩急，逐步增加基礎設施(如公共建筑)、基礎產業的建設，為雅典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創造條件。把宗教設施也列入其中，這反映了早期公共財政思想的特征。
第三，在預算管理方面初步論述了復式預算問題。這是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并討論了復式預算的范疇，明確了經常收支和額外收支的各自對應關系。
通過對色諾芬公共財政思想體系的初步探討，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西方財政思想家從色諾芬、斯密到凱恩斯都是主張公共財政的，也就是說國家的財政就是公共的財政，因為社會經濟天然地分為公共經濟部門和私人經濟部門、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在色諾芬那個時代，公共財政收入在基本保證了公共行政支出(如色諾芬所謂的公共事務)需要之外，還必須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一些公共的條件，如修筑公共建筑、開發公共資源，甚至在奴隸社會還要有一定數量的公隸，以備私人礦產開發的需要，這是為了誘導私人增加投資，從而增加公共財政收入。在斯密那個時代，資本主義社會處于上升的階段，經過原始積累，私人投資十分踴躍，政府少干預和保持“夜警政府”的形象就足以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凱恩斯那個時代，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為了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政府加大基礎設施的投入，利用政府投資的乘數和加數效應拉動社會經濟的發展。本世紀中期以來出現的有些國家基礎設施的私有化運動只是為了提高基礎設施的效率，并不排斥公共財政的公共性，公共財政始終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石。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財政包辦一切，這是特殊時代與短時期內建立工業化體系的需要，隨著這一基本任務的完成和進入市場經濟時代，我國的財政應該自動歸位，回到公共財政的正確軌道上來，把有限的財力用于辦好“公共事務”和搞好“公共工程”上來。因此，我國過去越位搞“國家財政”是必要的，現在退位搞“公共財政”是正確的。
第5篇：計劃經濟時期的財政思想范文
公共財政制度是我國財政改革的長遠目標，對于怎樣恰當地對公共財政進行定位，理論界在某些方面還存在不同的意見，甚至不愿意使用“公共財政”這個名稱。但是，無論從政府的財政規劃方面，還是諸多財政雜志來看，“公共財政”這一稱謂事實上已經越來越普遍化，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可。因此，對于公共財政的界定，需要形成一個明確的意見，以適應現實的需要。
一、公共財政的一般界定
從本質上來看，公共財政與財政、國家財政并沒有差別，都是特指國家進行的分配活動，都涉及財政收支、財政平衡、財政管理等內容。它們在中文名稱上的不同，主要是翻譯的問題，英文中的財政概念用“public finance”來表示，如果對其直譯就成了“公共財政”。然而“finance”一詞具有多種意思，可翻譯為“財政”、“財務”、“金融”等，只有在其前面加一個“public”進行限定，才能明確地表示“財政”這一概念。可見，“公共財政”和“財政”都對應于“public finance”，二者并無本質區別。財政是國家進行的分配活動，本來就是公共性的，因此，在“財政”一詞加上“公共”二字似乎有同義反復之嫌。
雖然從本質上看，公共財政與財政具有共性，但是，由于歷史上認識偏差的原因，使二者出現了一定的差異。在改革開放很長一段時間，“人們習慣上把資本主義社會的財政稱為‘公共財政’，而把社會主義財政稱為國家財政，是生產建設性財政。這樣一來，約定成俗，公共財政就成為資本主義財政的代名詞，自然兩者之間就有了根本的區別。”①另外，從相關的理論研究來看，公共財政的討論多是西方財政學上的一些內容，由此可見，我國的公共財政研究在若干方面是與西方財政理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筆者認為，公共財政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財政模式”。其主要原因可以從現實經濟和財政理論兩方面來認識。
政府的財政活動屬于經濟范疇，資本主義國家的基礎經濟制度是市場經濟制度，按照的觀點來看，經濟決定財政，因此有必要對西方國家的財政進行重新認識，不能把公共財政等同于資本主義財政。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政府和理論界都認同了要構建適應我國特色的公共財政制度，那么，公共財政也就不可能是獨立于國家財政之外的財政，而只能是國家財政的一種；是與我國原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實行的財政模式不同，與市場經濟體制相聯系的財政模式。
之所以認為公共財政是國家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財政模式，還因為公共財政理論中的市場失靈論。無論從古典的自由主義理論，還是近代的政府干預主義，政府財政活動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古典經濟學的財政思想，來源于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其學派反對國家干預主義，主張實行“廉價政府”，一般都認為國家的財政支出不具有生產性，應該盡量控制，而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認為市場機制可以實現經濟發展的各種目標。因而財政支出的范圍僅限于市場機制無法作用到的國防、司法、公共工程、公共機關等方面。這一觀點在西方持續了一百多年，財政一直也都限制在特定的范圍內。
但是，20世紀初資本主義國家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發生的多次經濟危機，導致了嚴重的社會蕭條和動蕩。許多經濟學家開始認識到古典的自由市場經濟并不能自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經濟穩定發展、充分就業等宏觀經濟目標。經濟發展中存在許多市場自身不能解決的問題，即所謂的“市場失靈”。為了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建立了全新的政府干預主義理論。主張通過政府的財政支出來影響社會總需求，從而保障經濟的平穩運行和發展。在20世紀中期，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滯脹”時期，一些經濟學派如供給主義、貨幣主義等派別又開始重視自由市場主義，他們認為政府的大量干預并沒有帶來比市場更多的效率，從而反對過多的政府干預，讓市場自身去解決問題。
縱觀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其基本要點有：第一、政府財政的支出范圍主要著眼于社會公共需要方面，不去干涉市場經濟能夠處理好的私人需要方面，不直接介入社會生產性領域，把社會資源配置的主要任務都交由市場去完成；第二、財政支出十分注重效益的提高，并采取各種數量方法如成本效益法、最低成本法等來進行財政支出決策，只有具有較大效益的項目財政才會介入；第三、預算管理制度化，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經濟生活逐漸復雜化，財政本質上作為一種利益分配的關系，必須建立相應的法治制度，才可能保障財政分配達到預期目的；第四、在財政體制上堅持分權制下的制衡，社會公共需要是有區域性的，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也具有地域性，地方政府在處理地方事務上比較有效率，所以，適當的分權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但是，各地之間又有很大差別，財力也各不相同，所以，權力也不能下放過多，還要保持一定的制衡力量；第五、堅持稅收負擔的最小化來設計稅制，在設計稅制的過程中充分考慮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盡量做到“稅收中性”，在征稅的過程中努力降低征管成本和納稅人的奉行成本。
二、公共財政（public finance）的內涵與特征辨析
關于財政（public finance）的定義，早期的西方學者認為，財政是政府收入和支出的管理，或者稱之為政府資金的征收、使用和管理。我國傳統財政學關于財政的定義，盡管表述各異，大體上還是概括為國家的收入和支出活動，甚或將收支活動等同于分配活動。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public finance，日本岸田俊輔在1978年的《圖說日本財政》將其定義為“政府所進行的經濟活動”②，美國馬斯格雷夫在其1973年初版的《財政學理論與實踐》一書中的序言中說：“財政這一名詞，傳統地應用于包含稅收和支出措施的那套政策問題。這不是一個好名詞，因為根本問題不是資金方面的，而是涉及資源利用、收入分配和就業水平的，不過這個名詞已為人們所熟知，而且稱之為公共部門經濟所引起的誤解將不會更少些。”他在該書1980年第三版中說：“本書論述公共部門經濟，不僅包括其資金，而且包括它對資源利用的水平和配置，以及它在消費者之間的收入分配的全部關系。雖然我們的主題是歸屬于財政學的，但它涉及到問題的資金方面，也涉及到實物方面。而且，它不單純是個公共經濟問題。因為公基部門是在和私有部門相互作用之中運行的，所以兩個部門都進入分析，不僅支出和稅收政策的效果有賴于私人部門的反應，而且對財政措施的需要也取決于財政措施不存在時私人部門如何行動。”③而中國前財政部長項懷誠主編的《領導干部財政知識讀本》一書認為，財政，也叫“國家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通過政府的收支活動，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于履行政府職能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④。廈門大學張馨教授在《公共財政論綱》中的定義是：公共財政（public finance）指的是國家或政府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的分配活動或經濟活動，它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一種財政類型和模式⑤。
總之，中外傳統財政學基于時代的背景和條件，把財政定義為收入和支出，如以現代市場經濟的觀點考察，實在是太偏狹了，有的學" 者將收支活動等同于分配活動更不足取。將財政定義為“政府所進行的經濟活動”，表明public finance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已不限于財政收支及其管理，更不能限于貨幣資金管理，而要從政府與市場的相互作用，結合到資源的配置、收入的分配、經濟的穩定，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分析，強調財政是經濟的一個范疇，甚至于用中文的“公共財政”來替代“財政”。但是，將財政定義為“政府所進行的經濟活動”又失之過寬，因為無論中外，除政府的財稅部門之外，央行、計經委、通產省、商務部等之類的政府所屬機構，其經濟活動斷然不屬財政。反觀項懷誠和張馨的public finance定義，將財政定義為政府所進行的某種（類）經濟活動，則有其合理之處。所以，公共財政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已為大家所公認，盡管理論界的描述尚不盡統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對分配活動或經濟活動的進一步界定，它既是對財政活動的高度概括，又涉及財政活動的范圍，關系到以公共財政為基點的公共經濟及其財務管理等諸項活動的范圍、目標與方式。
筆者認為，public finance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憑借國家的權力，參與一部分社會產品或國民收入分配所進行的一系列經濟活動。
1.public finance的理財主體是國家，具體包括各級政府及其理財專職機關，其理財主體具有層級性。這里的各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政府又設置具體的理財機關，專司相應的理財職能，如中國目前的財政、海關、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系統等。
2.public finance活動的目的是實現國家的職能，過去理論界對國家職能的概括一般指政治職能和經濟職能，這沒有錯，目前理論界關于公共財政的核心演化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是有其道理的。如果說前者的關系鏈為：國家或政府的職能——社會公共需要——財政的職能——……；后者的關系鏈是：社會公共需要——國家或政府的職能——財政的職能——……。
那么，問題的癥結之處在于國家職能和社會公共需要的關系。就國家職能而言，“橫看成嶺側成峰”，其既可分為政治職能和經濟職能，也可分為階級性方面的職能（對外進行戰爭或防御、對內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等）和社會性方面的職能（提供公共福利、優化資源配置、公平收入分配、穩定經濟并有適度的經濟增長等）。再就社會公共需要來看，社會的即公共的，社會的職能亦即社會公共需要的職能，在傳統財政學描述的實現國家政治、經濟職能中，是包含著社會公共需要的，只不過公共需要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如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和當代資本主義時期、我國計劃經濟時期和市場經濟階段等），其內容、范圍、方式有所差異，并反映著不同的生產關系。以此觀，前述關系鏈誠可為：國家或政府的職能——社會公共需要的職能——財政的職能——……。
3.public finance活動的根據（或依據）是憑借國家的政治權力、財產權力、行政管理權力和信用權力。政治權力即國家作為主權者的權力。馬克思指出：“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權力：一種是財產權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權力，另一種是政治權力，即國家的權力”⑥。政治權力為國家所獨有，其主體就是國家，所以，政治權力即是國家作為主權者的權力。國家政治權力所涉及的對象范圍，從地域的角度看，就是政治權力所能達的全部空間，如領土、領空、領海；從人員的角度看，就是該國所判定的公民或居民。政治權力在經濟上實現的形式就是稅收。
財產權力就是所有者的權力，所有者的權力不僅包括生產資料（含土地）的所有者權力，而且包括勞動力所有者的權力，其借以在經濟上實現自己的形式，進一步分割為產業利潤、商業利潤、借貸利息、地租及工資等。由此可見，所有者的權力主體具有多樣性，不僅包括國家，而且包括企業、單位和個人。就財政而言，這里的所有者權力主體就是國家，國家作為生產資料所有者權力或出資者的權力主體，以上繳利潤形式參與國有資本及相關的資本組織形式的利潤分配，在我國目前階段，依國有經濟的實現形式即經營形式的不同，進一步界定為直接上繳利潤、國有股紅息、承包費和租賃費等。（特殊的）行政管理權力，是就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而言，若把政府也看作市場經濟主體的一員，（特殊的）行政管理權力就是特殊的經濟主體的權力，之所以特殊，在于其對象范圍限于特定的對象、實施特定的管理所收取的規費和特許權使用費，其經濟上的實現形式即是政府收費和政府性基金。至于國家的信用權力，不獨體現在財政范圍，央行行使的也是國家的信用權力。就財政而言，國家的信用權力在經濟上實現的形式就是國庫券或國債，或財政性貸款。就四種權力來看，政治權力和財產權力是財政依據的一般權力，行政管理權力和信用權力是財政依據的特殊權力。
4.public finance參與“分配”是過程而不是結果。如果把財政的結果歸之于分配活動，這是正確的，但需明確的是，這是指社會再生產四個環節即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分配”，亦即財政分配制約生產，生產又決定財政分配；財政分配與交換、消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財政分配與其他社會產品分配‘（如工資分配、價格分配、信貸分配、財務分配等）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所以，從社會再生產的角度，立體的、多維的把握財政分配活動，是理解財政是一種分配活動的關鍵，但如果把財政分配活動僅僅歸之于組織收支活動，則是有所偏頗的，是與現實經濟情況不相符的。
5.public finance活動的結果是其一系列經濟活動，具體包括組織收支活動、調節控制活動和監督管理活動等。這些經濟活動的貨幣表現則為財政資金，具體包括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
三、對公共財政模式的再認識
廈門大學張馨教授認為，公共財政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政模式”⑦，中國人民大學安體富教授認為，公共財政實質是市場經濟財政⑧，我們認為，只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的公共性才真正取得獨立、成熟、規范、完全的存在形式——公共財政，亦即市場經濟財政⑨。所以，我們主張和贊同公共財政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這一觀點，但公共財政這一財政模式和經濟條件、國家財政是什么關系，顯然有必要進一步研究。
理論界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人類歷史所存在的經濟體制有三種類型，與此相適應，財政類型或模式也分為三種：自然經濟——家計財政、計劃經濟——國家財政、市場經濟——公共財政，應當說，這種分類有一定新意，但我們認為，既然財政就是國家財政、政府財政，公共財政就是國家財政的一種：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同理，國家財政中尚包括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政。
財政=國家財政 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政（生產建設財政或統收統支財政）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公共財政）
順便指出，理論界有人認為，國家分配論強調，財政本質也是“國家分配”，因而“財政”就是“國家財政”。還有同志認為，國家分配論是財政本質的理論，公共財政論是財政現象理論或財政模式理論⑩。筆者認為，國家分配論不應僅僅是關于財政本質的理論，國家分配論除本質論外，尚包括運行論、調控論、政策論等，當然，這些理論必然且必須隨著條件的變化而發展變化，而發展了的國家分配論與公共財政論并不矛盾，所以，核心是要強化對市場經濟這一條件的研究。
既然公共財政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那么，與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相比，市場經濟則拓寬和規范了財政關系涉及的經濟主體和分配范圍，財政關系的主體涉及到國內外市場的參與者，涉及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財政分配范圍不僅擴展到社會再生產的各個環節，而且擴展到國內外市場及市場作" 用不到的范圍。正因為如此，商品經濟乃至市場經濟，要求用法制規范財政關系的主體和分配范圍，正確劃分市場和財政各自作用的范圍，凡是由市場能夠解決好的，就讓市場解決；財政轉向市場作用不到或市場失效的領域或產品，凡市場管不好或管不了的，就由財政通過各種手段來管。與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相比，市場經濟則改變了財政的運行過程，使財政關系的運行過程由經費供給變為經營管理，財政再分配也相應變為市場性的再分配和非市場性再分配相結合。這種變化，使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關系運行不僅與自然經濟中的財政關系運行有了原則區別，而且與計劃經濟中的財政關系運行也有了很大的區別，如果人們仍然用原有的某些理財思想來看待市場經濟中的財政關系，必然要產生嚴重失誤，造成財政運行過程的紊亂。所以，按照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把財政關系納入市場經濟體制運行的軌道，是財政體制改革需要妥善解決的問題，諸如國庫集中統一收付、部門預算、收支兩條線、政府采購等應運而生。與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相比，市場經濟則拓展了財政的職能，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財政的職能有了明顯的擴大和調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穩定經濟發展等方面起著基礎性的作用，而財政分配正是立足于這種基礎，成為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穩定和發展經濟最有效的調節機制，可以加速或抑制經濟發展的速度，引導生產經營方向，調整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和技術結構，公平分配收入，平衡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等。如果沒有財政的“第二次”調節，那就只能任憑經濟的盲目發展，使社會經濟處于波動或混亂狀態。所以，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僅為財政關系的發展創造了物質條件，而且擴大并強化了財政的職能，使財政關系在現代經濟生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
①安體富：《論我國公共財政的構建》；高培勇：《公共財政：經濟學界如是說》，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②③王國清、程謙：《財政學》，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④項懷誠：《領導干部財政知識讀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⑤張馨：《公共財政論綱》，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⑦ 張馨：《公共財政論綱》，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⑧安體富：《論我國公共財政的構建》，高培勇：《公共財政：經濟學界如是說》，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⑨ 王國清：《公共財政：財政的公共性及其發展》，《經濟學家》。1999年第6期。
⑩轉引自樊麗明等：《探討財政改革，完善財政政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主要參考文獻：
[1]許廷星。關于財政學的對象問題[M].重慶：重慶人民出版社，1957.
[2]許廷星，譚本源，劉邦馳。財政學原論[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1986.
[3]劉邦馳，汪叔九。財政學[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5.
第6篇：計劃經濟時期的財政思想范文
一、企業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1．企業文化是企業形象的靈魂和支柱，企業形象是企業文化的外在表現，有什么樣的企業文化，就有什么樣的企業形象。21世紀是一個不斷學習、借鑒、創新的新經濟時代，誰擁有文化的優勢，誰就擁有競爭的優勢、效益優勢和發展優勢。《財富》雜志指出：“世界500強企業勝出于其他公司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這些公司善于給企業文化注入活力，憑借著企業文化的力量，這些公司保持了長盛不衰。”現代企業文化的概念是由西方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傳入我國的。隨著市場的激烈競爭、市場的飽和、產品的同質化、服務的攀比性，已經迫使競爭升華到更高的層面。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迫使企業必須建立適合自己生存和發展的企業文化，只有這樣，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2．企業文化是企業精神及企業創新的動力源泉，是企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客觀要求。在現代企業的發展中，文化與經濟相互交融，使得企業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越來越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鑄在企業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建設自己的具有特色鮮明的企業文化，其成功的企業有很多。這里有老牌的北京同仁堂、杭州的胡慶余堂、還有新生的山東青島海爾集團、廣州的五羊本田摩托公司。顯而易見，將我國的傳統民族文化與現代企業文化理念相結合，并將這一企業文化理念去管理企業，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它的作用如下：（1）能把握和指明企業的發展方向，具有導向的作用；（2）能塑造和提升企業的形象，具有提升的作用；（3）能吸引和團結企業的員工，具有激勵的作用；（4）能保持員工的穩定，增強員工的信心，具有穩定的作用；（5）能統一和規范員工的行為意識，具有約束的作用；（6）能提高員工的責任心和事業心，具有教化的作用。
二、建設科研院所企業文化的意義和必要性
科研院所的體制改革已經走過了十個年頭，全國各省區各單位在探索自身發展的道路上，可謂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實踐證明，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要游刃有余地應對各種矛盾和困難，使企業立于不敗之地，就是要借助文化的力量，下大力氣打造自己的具有特色鮮明的企業文化。俗話說：“萬變不離其宗。”在萬變之中，求這個“宗”，對于一個企業來講，這個“宗”就是企業文化。有人說：“一個企業成功幾年靠機遇，成功十幾年靠權威和手段，成功幾十年靠管理，成功上百年靠文化。”企業文化的奠基人勞論斯·米勒說過：今后的500強企業將是采用新企業文化和新文化營銷策略的公司。人們已經意識到，先進的企業文化已經成為企業發展的動力。在當今市場的激烈的競爭中，從表面看是單純的產品和服務的競爭，實際上是企業文化的競爭。同時，企業要生存、要發展，就必須尋求更科學、更完整的管理體系，建設具有自己特色鮮明的企業文化，形成本企業的核心價值體系。由此可見，加強企業文化建設，不僅具有現實意義，而且更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隨著科研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科技型企業的雛形在原有的基礎上逐步建立。但是轉制科研院所如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其思想觀念如何轉變，經營意識如何建立和提高。這些都是轉制科研院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目前，科研院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一是要徹底從計劃經濟時期的模式中走出來，克服“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舊思想，舊觀念（計劃經濟時期，科研經費和科研項目都由政府部門撥付和指定）。全面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二是要制定發展綱要和經營策略，建立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長效運行機制，提高科學的管理水平；三是要立足自己的產業優勢，拓寬發展空間和渠道，逐步形成一條自主創新的產業鏈；四是要創立自己的品牌形象，確立自己的核心價值體系。科研院所以改革為契機，以現代企業制度為模式，建設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系統的科技型企業，必須依靠文化的力量，借助文化的滲透力，建設自己具有特色鮮明的企業文化。凡是成功的企業，都有自己特色鮮明的企業文化。例如：北京同仁堂的“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廣州五羊本田摩托公司的“聚五羊靈氣，取本田精神，創世界一流”。從他們的企業精神不難看出，這些成功企業的文化建設，突出了傳統與現代的完美結合，彰顯了本企業的鮮明個性。因此，建設自己的企業文化，應該秉承我國的傳統民族文化，借鑒國外的先進企業文化理念，結合本企業的實際情況，精心構筑自己本企業的文化體系。
科研院所的體制改革，將事業型單位轉變為科技型企業，由依賴型轉變為自主創業型，這一重大的變革，標志著新型科技型企業的誕生。這一歷史性的變革，不僅給科研院所帶來了發展的機遇，同時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適者生存勇者上。面對機遇與挑戰，科研院所必須冷靜地分析和思考，認真地研究本單位的發展方向和目標，下大力氣解決在發展過程中的不利因素。在計劃經濟時代，人們的思想意識、行為觀念、價值觀念還停留在“大鍋飯”的氛圍里，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是很模糊的，缺乏創新意識、競爭意識、品牌意識。這些固有的矛盾和問題，是科研院所不可回避的，又必須認真解決的課題。誠然，科研院所要解決前進中遇到的問題，必須通過深化科研體制的改革，克服“等、靠、要”的思想，打破“大鍋飯”的舊觀念，摒棄一切不合時宜的不利因素。除此外，還要利用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充分發揮文化的號召力，滲透力的作用，借鑒國外的先進企業文化理念，打造自己的企業文化戰略。
三、充分發揮科研院所的優勢，努力打造自己的特色文化
全國開發類科研機構有5000多家，職工總數約56萬人。在這些科研院所中，大多數具有成立時間早，技術力量雄厚、科研成果豐殷、各類人才濟濟、文化底蘊厚重的特點。另外還有一支不畏艱難，吃苦耐勞、勇于奉獻的堅強的高素質的科研隊伍。他們為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由此可見，科研院所與工業企業、商業企業等行業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它的文化基礎較好。因此，建設一個以企業文化為靈魂、以企業制度為依托、以企業形象為載體、以科技創新為根本的企業文化，是完全可行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科研院所有堅韌不拔的創業精神
科研院所大多數是在建國初期成立的。當時的中國正處于百廢待興之中，科學技術領域更是一片空白，面對的問題和困難更多，正是在這樣的境況下，老一輩知識分子，克服種種困難、不畏艱難、不計個人得失，在一窮二白的國度里，建立了多行業多學科的科研體系，并逐步成長為具有現代化水平的科研隊伍。他們的這種堅韌不拔、敢于開拓、勇于奉獻的創業精神，成就了科技界的事業基礎，鑄就了中華文化的輝煌，并為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與現代企業文化的結合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二）科研院所有自己的人才優勢
轉制科研院所有著豐富的人力資源，從整體上看，其文化結構、知識水平、個人素質都比較高，他們是單位的骨干力量，對單位的生存與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充分發揮好他們的作用，激勵他們的斗志和創新能力，把個人的前途與命運和單位的榮辱與興衰結合起來，把個人的才能與集體的智慧結合起來，顯得極為重要。作為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一環，就是要把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好，確立一個大家認同的價值觀體系，形成一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圍，只有這樣，才能增強員工的親和力、凝聚力、向心力，為單位創造出一流的業績。
（三）科研院所有技術成果的優勢
第7篇：計劃經濟時期的財政思想范文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并把教育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明確指出：“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明顯提高，形成比較完善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2l世紀初葉，是我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時期，是進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時期．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的重要時期。它必將對教育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適應時代要求、促進基礎教育跨越式發展，正確的認識所處的時代背景，準確判斷教育的歷史方位，是非常重要的。
一、國際范圍教育發展的新趨勢
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召開了世界高等教育大會，通過了《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宣言》稱：人類正走向知識社會，高等教育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必須進行歷史上從未要求它進行過的最徹底的變革和革新。筆者認為，這個判斷，不僅適合高等教育，對整個教育也是如此。因此，我們必須以變革和創新的觀念，來看待2l世紀的教育。從國際范圍來看，教育發展主要有以下新趨勢：
1．經濟全球化要求教育國際化
教育國際化是經濟全球化在教育上的反映，也是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大家知道，經濟全球化正使各國的經濟發展和世界市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世界正變為“地球村”，空間距離縮短，時間加速，聯系更加緊密，競爭更加劇烈和更加直接。在20世紀向2l世紀轉變的時候，世界格局正在發生新的變化。從哲學的觀點看，歷史是不會重演的，但是，諸多歷史重大事件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大家回顧一下，1999年美國發動的科索沃戰爭，2l世紀初對伊拉克的戰爭，都充分表明當今世界是一個實力的時代，是憑實力競爭和講話的時代。美國所奉行的單邊主義，推行強權政治，這和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事實如出一轍。因此，經濟全球化使整個國際競爭更加劇烈，或者說更加殘酷，但強權政治的基本格局并沒有變。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現在已經積極地參加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特別是加入WTO之后，標志著我們在參加全球化進程中邁出了決定性的步伐。教育部門要提高思想認識，制定應對策略。加入WTO后，它不僅影響了我們的經濟生活，還影響了社會的各個領域。它使我們的改革開放，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它會廣泛影響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當然也影響我們的教育。
(1)世界人才爭奪的競爭和挑戰。經濟全球化，必然加快人才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也就是加劇人才在國際范圍內的爭奪。這種人才爭奪，發達國家占有明顯的優勢。國際范圍的人才流向是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我國一直在討論人才外流的問題，特別是加入WTO之后。筆者認為，要改變人才的流向，最終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就我國本身來講，高層次的人才不能滿足現代化的需要，但中國優秀的生源成了外國爭奪的對象。因為在WTO的協定里面，有一個允許人才流動方面的協定。WTO主要有三個協定：關稅貿易協定、知識商標專利協定、服務貿易協定(含教育貿易協定)。因此，在全球范圍內的人才流動這種趨勢還會發展。現在的情況是，全世界150萬留學生，有100萬留在5個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高層次、高科技人才，是發達國家爭奪的主要對象。美國的外國留學生，1975年是15萬，1992年增加到了45萬。近lO年來，美國從全世界吸引了50萬專業人才。其中，3／4來自發展中國家，1／2來自亞洲國家。目前，人才爭奪已經到了我們的家門口。美國不僅在國內進行人才爭奪．而且很多跨國公司在中國開辦了研究開發院，在中國本土上爭奪優秀人才。中國的教育不能滿足社會對教育的需求，而中國生源又成為外國爭奪的對象。所以．我們的人才培養，面臨著國際范圍的人才爭奪。如何培養熱愛祖國，有濃厚的民族情感，能夠自覺為祖國服務的優秀人才，是教育面臨的現實的挑戰。
(2)人才培養素質競爭的挑戰。教育今天要培養的，不僅是要適應國內建設和國內市場需要的人才，而且是要適應國際市場和國際競爭挑戰的人才，即人才培養、人才所具有的素質必須適應全球化和國際化的要求。如外語水平高、熟悉跨國文化、懂得國際交往慣例、具備國際交往能力的人才，是當今國際交往中迫切需要的。日本教育提出的培養目標是人才國際化、信息化。印度總體落后，但最近一兩年發展很快。國際上對印度的評價是，印度在2l世紀將有一個較快的發展。印度有兩大優勢，一是母語用英語，二是具有數學天分。印度的知識分子外語水平高，便于開展國際交流和獲取信息。具有數學天分則在軟件開發、在信息時代具有明顯的優勢。2000年，在信息產業成果的輸出方面，中國與印度有明顯的差距。
(3)教育市場的國際競爭。經濟開放必然帶來教育文化的開放。全球化是各種文化、文明發展要達到的目的，是未來的文化和文明的存在形態。青少年不能在封閉的環境下生活，更多地要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西方的意識形態和消費主義文化的沖擊使得改進和加強德育的重要性、迫切性更為突出。如何培養青少年濃厚的民族文化底蘊，同時又能抵御外來不良文化的影響，是我國教育在經濟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培養人才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另外，很多外國學校機構希望在中國辦學。加入WTO后，中國的教育市場必須開放，擴大中外合作辦學規模。隨著中國教育市場的開放，多種國際合作教育模式的出現，使我國的教育面臨著直接的國際競爭。我國教育國際競爭力不強，教育服務貿易逆差在短期內難以改變，而且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我們的教育必須更新理念，要認真研究如何增強教育的競爭力，正確處理好維護國家教育與提高我國教育競爭力、堅持教育公益性原則與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與防止國外敵對勢力利用教育資源進行意識形態滲透、保護與促進教育事業發展與適應WTO規則等方面的關系，進一步擴大國際交流與合作。按照“以我為主，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為我所用，分類指導．加強監督，依法辦學”的工作方針，加快中外合作辦學步伐，甚至于把我們的教育辦到國外去。只有用這樣的理念，把我們的教育放到世界競爭的大背景下，才能辦好我們的教育。這也是我們教育面臨的重要任務之一。
2．知識經濟導致教育創新
我們已經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時代的競爭最直接表現為人才、智力的競爭，表現為教育的競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知識上的差距，最終導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差距。在知識經濟時代，沒有貧窮的國家，只有無知的國家。貧窮是由于無知。在知識經濟時代-可能會出現兩類國家，一類是頭腦國家，它具有很強的發明創造能力；一類是軀干國家，它是沒有腦袋只有身體的，腦袋是靠人家的，這叫依附關系。在2l世紀，有創造能力的國家占主導地位，缺乏創造能力的國家處于依附地位。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技術立國，它是引進技術改造以后參與競爭的，很成功；到80年代末日本在某些產業部門的競爭力，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90年代以后，從1991年到2000年美國連續lO年經濟快速增長．充分顯示出創造的優勢。而日本在同期，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經濟停滯不前，說明有沒有創造發明這種創新能力，尤其是在高科技上有沒有這種優勢，是一個國家有沒有競爭力的關鍵問題。所以日本在90年代提出，追趕式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提出科技創新立國。它由技術立國變為科技立國，提出創新問題。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引進技術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縮短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但如果長期引進并只依靠引進而沒有自主創新的能力，那我們的實際競爭力不可能持久，更沒有主動權，最終仍要受制于人。在信息社會、高科技時代，產品的生命周期很短，更新很快，等你引進拿過來，它馬上就更新了，所以必須依靠自己創新。新科技革命和知識經濟的發展，應該是我們教育界特別關注的一個方面。
新技術革命和知識經濟時代的教育，有三個方面是要引起特別關注的。第一個方面是要加快教育的發展，提高全民知識水平，為科技革命和知識經濟的發展積累人才資源，尤其是創造性的人才資源。知識經濟發展有三個前提：一個是完成工業化，一個是較高的教育普及程度，一個是創造發明能力。沒有全民教育較高的普及程度，不可能發展知識經濟。第二個方面是教育要積極參加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為國家創新體系提供人才支持和知識貢獻。要參與創新，教育本身要創新。教育創新，培養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人才，才能建立起國家創新體系。基礎教育對創新精神的培養，對于創新人才的成長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第三個方面是要加強教育、科技、社會、經濟的結合，加強知識的運用，加快知識的傳播應用，加快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總之，這一切都有待于改革傳統教育，推進教育創新。
3．社會信息化導致教育信息化
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加速了社會信息化進程。以信息技術為主要內容的現代教育技術在教育領域中的應用，將使傳統的教育理念、教育組織、教育內容、教育方法以及教育的發展方式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同時也為高質量教育的普及和向經濟、交通不發達地區人群輻射創造了條件。教育信息化是社會信息化的必然結果。
美國蘇絡公司的首席科學家說，網絡對2l世紀人的影響就像20世紀電對人的影響一樣，20世紀的人要過現代生活是離不開電的，21世紀的人要過現代生活不可能離開網絡。所以，網絡化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個發展趨勢，而且網絡化的發展比我們預期的要快得多。中國原來估計會發展比較慢，但中國電視的普及率已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的手機已經達到2億部，現在可以通過微機上網、手機上網，也可通過電視上網。1998年全國的上網人數是2800萬，1999年達到8600萬，2000年又增加2000多萬。隨著上網收費的降低，網絡化的發展會更快。未來的網絡不可能取代現在的學校。學校不僅是知識傳授場所，更重要的是一種文化的影響。但是在網絡化發展的背景下，傳統的學校教育，它的功能模式將會發生革命性的變革。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現，是人類文化傳播的第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文字的發明，它大大擴展了文化傳播的時間和空間；第是印刷術的發明，它打破了貴族對知識的獨占和教會對教育的壟斷，使平民教育和普及教育得到發展。第三次革命是信息網絡技術在教育中的運用，它將打破傳統教育、學校教育和教師對教育的專享，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有更加廣闊的前景，為建立學習型社會提供條件。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教育發展的新格局
黨的十六大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中指出：“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這是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必經的承上啟下的發展階段，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的關鍵階段。”在努力實現小康目標的背景下，我國的教育除了面臨著世界教育發展共同的趨勢外，還面臨社會轉型、經濟體制改革和完善等一系列問題，因此，中國教育正在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條件下的新格局。
1．經濟體制轉型帶來教育結構多元化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積極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并且特別提出，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因此，混合經濟、股份制將作為今后我們在體制選擇上的決定性因素。基于經濟基礎之上的教育，要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進行相應的改革。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結構體系。無論是辦學體制、教育結構、人才培養模式都要進行改革。要從混合經濟的發展審視教育制度的創新，尤其是學習型社會中的教育制度需要更加開放和靈活的設計。經濟體制的轉型，更要加強法制化、規范化的建設。市場的運作要在法制的軌道上更加規范。這就涉及到政府對經濟社會管理更加法制化。加入WTO后將影響到體制制度層面。我們的市場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我們的運作和國際慣例是有差距的。譬如說，政企不分這個問題正在解決，但是政府權力和經濟之間的關系并不是搞得很清楚。權力介入經濟這個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所以體制轉軌依然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
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結構相適應的教育結構體系，給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們的校長，我們的教育管理工作者，不但要做專家，還要講政治，要用敏銳的政治眼光分析形勢，觀察問題，要做政治家。整個經濟體制變化以后，如果我們的思維、我們的辦學指導思想仍然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單一的公有制基礎之上，那既是行不通的，也將嚴重地脫離社會經濟發展實際。因此，在中央做出這樣一個決定之后，解放思想，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多元化的教育結構需要我們努力，需要我們探索，更需要我們去實踐，并在實踐中不斷完善。
在建立多元化教育結構的探索中，我們要始終堅持教育既是崇高的社會公益事業，同時也要認識到教育是先導性、全局性、基礎性的知識產業和關鍵設施。教育具有雙重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更要正確認識。要始終堅持教育是崇高的社會公益事業這一教育的本質屬性，把教育人、培養人放在首位。必須明確政府對教育的責任。要按教育規律辦教育，教育不能簡單的用市場規律來調節。另一方面，教育是全局性、先導性、基礎性的知識產業和關建的基礎設施。它表明教育具有產業屬性。但它不是一般意義的產業，而是一種特殊含義的產業。它的產品是人才和知識，它是通過人才的加工來創造、傳播和應用知識的。它不同于一般的產業，知識產業是相對知識經濟形態而言的。教育不能產業化。所謂的產業化，按比較通俗的說法就是把教育徹頭徹尾的辦成產業。也就是要求教育活動市場化，教育機構企業化，教育對象投資化。其實質是把教育作為一種經濟活動來對待。
1998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法國巴黎召開首次高等教育大會。在這次會議上，針對市場經濟國際化的趨勢和對市場規則的普遍認同，有人提出教育應該遵循市場法則。大家對此做了認真的討論，最后形成如下結論：應當澄清這樣的模糊和混淆，市場規律和法則，不適用于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因為教育不是經濟的一個分支，教育過程、教育目標、教育結果、教育產品都不能與經濟活動相提并論。教育是社會的一個基本領域，也是社會存在的必要條件。教育同時還具有文化功能、社會功能、經濟功能、公民與道德功能。教育與整個社會各個領域密切相關，教育要保證社會的延續，保證人類在全部的歷史中積累的知識、技能、規范和經驗的傳授，教育造就使社會，包括經濟領域、社會進步、創新和改革的各種活動。
以上說法，對教育的功能、地位、屬性做了非常明確的闡述。對于教育產業化這樣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有極為重要影響的重大問題，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有時候，我們的校長和局長也迫于壓力，不得已而做了一些并不情愿的事情，說了一些唯心的話。有一次，筆者參加一個會，有一位負責同志這樣說：“我希望教育部門把學校賣得越快越好，賣得越快，成績就越大”。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對于教育，對于學校無論它的名稱、活動，凡與企業掛鉤，凡與“產業化”相聯系，筆者都不贊成。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學術界不斷發出“教育不能市場化”的警告。通過10多年來的實踐，人們對教育產業化的認識逐漸深化，“教育產業化”對教育危害也日趨嚴重，現在是應該肅清它的流毒的時候了。否則，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在今后的發展中會遇到更大的困難。“教育產業化”如果任其泛濫，將會動搖民族的根基，造成災難性的后果。教育部部長周濟同志最近指出：“教育事業是一切文明的根基，如果說一個人所受的教育還不能完完全全的決定其未來的話，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整體教育水平就一定會完完全全的決定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教育決定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因此，每一個教育工作者，都要保持清醒的認識。
如果對教育產業化這個問題把握不住，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會出問題。一是教育將喪失社會公平的責任，教育有很大一塊是保公平的。除了義務教育保公平以外，選擇性教育也是效益優先、兼顧公平的。如果教育放棄了公平的責任就是一個大失誤。二是如果按教育產業化，教育的一切活動都將向經濟價值傾斜，教育將扭曲不成其為教育。三是教育產業化將會影響社會當前的穩定，從長遠來看也可能動搖民族的根基。我們要宣傳教育的產業屬性，加強人們對教育的生產性投資的認識，但對教育產業化，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和抵制。
2．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要求人才素質優質化
隨著現代化建設的深入，我們國家的經濟增長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變化，這個變化實質上是結構的調整，是整個產業經濟結構的變化、技術結構的變化、城鄉結構的變化。這種變化，必然要求有相應的人才作保障，即對人才的結構及其培養作出科學合理的安排。在粗放型時代，我們的人才加工，基本上是大批量生產的，不管它是不是適銷對路，反正是以計劃分配作保障。因此，在經濟結構調整的同時，與此相適應，要求人才結構更加科學、更加合理，人員素質更高、更優。
“十五”期間以結構調整為主線，整個產業結構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技術進步會加快。而產業結構的調整、技術進步的加快，會加快城市化進程，會推進信息化。這些變化，會引起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變化，三類產業之間的勞動力發生轉移，城鄉間的勞動力會產生流動，人們不是一次就業，可能會多次變化就業崗位，即使就業以后，你的技能、智能也會不斷地發生變化。因此，我們培養的學生、培養的未來勞動者，必須具有對未來變化適應的能力，要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余地，不能過分強調專業對口，不能把他們的知識技能培養得過于狹窄，否則將來就很難適應崗位的變化。如果說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教育是培養已經計劃好的人才的話，那么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教育則需要培養適應市場需要的、能不斷進行調節和轉變的人才。
3．財政體制的調整要求教育資源配置多途化
多種所有制的經濟體制，決定了多元化的教育結構，與此相適應，教育資源配置一定是多形式多途徑。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了分級包干的財政管理體制，并于1980、1985、1988年作了3次較大的調整。一是從1980年開始推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做法。二是從1985年開始實行“劃分稅種、核實收支、分收包干”的新體制。三是從1988年到1990年期間，在原體制的基礎上，對包干的方法又作了一定改進，對不同地區實行不同的包干方法。這種體制對于調動基層政府和農民的辦學積極性，促進基礎教育的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1994年之后，我國實行了以分稅制為核心的財政體制改革，即改地方財政分級包干體制為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之間的分稅制，改革整個流轉稅制和所得稅制，改革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利潤分配。1994年財政體制做出重大調整后，教育的投入體制并沒有作出相應的調整，使財政性及預算內經費投入的主渠道比例逐年下降，農村義務教育依賴農民的比重在逐步上升。
2001年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農村教育費附加和教育集資。財政體制改革對基礎教育特別是農村義務教育的影響是巨大的。全國基礎教育工作會議已經明確：①調整、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②建立健全經費投入機制，為農村義務教育的發展提供可靠的物質保障。③優化支出結構，提高經費使用效益，進一步合理配置教育資源。
財政體制的調整，一方面形成教育管理制度改革、中小學布局調整、教育人事制度改革的外在壓力，另一方面實現了教育辦學主體多元化，教育的類型、層次和形式將更加多樣化；構建了社會的、開放的終身教育體系，形成包括學校教育系統、行業教育系統、社會教育系統、網絡教育系統在內的充滿生機活力的現代教育結構體系，推動基礎教育的健康發展。
財政體制改革是朝著建立公共財政的目標發展，加大對公益事業的支持力度，支持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確保農村教育的健康發展。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多元教育結構，它必然是教育資源配置多形式、多途徑，國家只能把它能夠包的包起來，把應該是社會、市場和各方面力量都動員起來，配置資源支持其他類型的教育。搞教育要么國家財政投入，要么政策支持，要么其他方面支持，教育自身，特別是基礎教育學校，它的功能除了培養人才、加工人才之外，本身基本上沒有創收的能力。因此，教育亂收費特別是發生在中小學的亂收費的重要原因，是辦學經費不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教育資源多途徑、多形式的配置，必需依法辦事。對于該由政府包起來的義務教育，政府應盡到責任，對于基礎教育這個關系全民素質的其他方面，政府辦學始終是主體。
4．用人制度改革促進人才培養規格的多樣化
隨著國家用工、身份管理，分配基本上“吃大鍋飯”為特點的計劃經濟模式下的人事制度逐步淡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人才管理新體制已初步建立。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拼命追求高學歷的人才，在人才使用上的浪費，有它深層的體制和制度原因。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現代化建設進程的推進，社會越來越需要實用型人才。隨著社會用人制度的改革，人才使用的高消費和人才使用的浪費現象，將逐步得到遏制，將會大大減少人才的高消費和人才使用的浪費，人才的培養和使用將進入更加務實，追求經濟和實效的新階段，也可說是人才消費的重心下移。靈活的用人制度，使人才的流動加速，對人才的規格要求更加明確具體。因此，對教育的要求是要具有前瞻性、面向市場、立足長遠，培養多種規格、多種層次、適銷對路的多樣化人才結構來滿足市場經濟條件下多種人才的需求。這將會直接有力地推動教育的調整和改革。新晨
三、2l世紀教育自身變化的新特點
21世紀教育自身變革，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教育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將發生歷史性的變化，教育日益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社會基礎工程；二是教育本身將經歷產業革命以來最深刻、最徹底的變革。教育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具有先導性、全局性、基礎性的重要作用。基礎教育是教育事業的奠基工程，是提高民族素質的基石，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更具有決定性的深刻影響。
1．教育從社會邊緣向社會中心轉變
從教育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來看，教育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社會基礎工程，教育正在從社會邊緣走向社會中心。
第8篇：計劃經濟時期的財政思想范文
新時期，煤炭經濟在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所出現的系列問題已逐步彰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新時期煤炭經濟產業結構缺乏合理性雖然我國的煤炭資源豐富，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自然資源以開發為主導，以輸出為目的的思想，導致煤炭的附加值低，資源利用利不高，經濟效益低增長模式，嚴重阻礙了新時期煤炭經濟可持續發展。受傳統生產模式的影響，我國的煤炭產品還是以原煤為主，煤炭的深加工投入嚴重不足，加工能力低下，進而使得煤炭產品附加值太低，雖然我國對煤炭深加工也做了很大的投入，但深加工的總量不足原煤生產的5%。
(二)新時期煤炭工業面臨的環境問題根據相關調查顯示，煤炭經濟在快速發展取得顯著成績的同時，煤炭的開采面臨巨大的環境污染。我國在采煤過程中所產生的廢石與原煤的比例達到1：1，其中煤矸石的比例達到30%左右。這些廢石對空氣，水資源以及自然生物鏈造成巨大的污染，就煤炭企業對環境的補償力度遠遠不夠，不足煤炭銷售額的5%。
(三)新時期煤炭收支分配嚴重失衡煤炭經濟快速發展，出現收支分配失衡現象嚴重，投資企業通過對煤炭資源的開采，獲取巨大的利潤。然而礦區的居民與煤炭企業的工人，因煤炭開采遺留下的環境問題，個人健康問題得不到有效的解決，使其深受其害，煤炭經濟中的收益分配不均衡現象引發的矛盾日益彰顯。
(四)煤炭資源開發的過程中資源浪費問題據相關調查顯示，我國每開采一噸煤需要消耗2.5噸的資源，同時還會損耗共生的鋁礬土、高嶺土與耐火粘土等資源8噸左右，消耗水資源約2.5噸。在新時期資源節約，節能減排的大環境下，資源浪費現象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浪費現象嚴重。同時，過度開采造成的環境補償大幅增加，煤炭經濟對環境的治理與植被再生費用投資巨大。
(五)煤炭經濟的發展，缺乏對地方經濟的補充煤炭企業屬于集體性質的生產企業，擁有專門的煤炭運輸與可開采的資源。但是煤炭企業的收入所得稅25%歸中央財政，而地方財政只收17%的增值稅，中央收益與地方收益相差甚遠，煤炭企業對地方經濟的貢獻低。
二、新時期煤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思考
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我國煤炭經濟發展也迎來新的轉型期，從計劃經濟時代向市場經濟時代的演變，從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轉變。在新時期，如何推動煤炭經濟可持續發展，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新時期加強資源管理、分配，提高煤炭產品的附加值自我國煤炭資源管理實行有償使用的政策以來，實現了收取資源補償費與資源稅。但是征收這兩種費用都是基于煤炭的銷售額或者產量來進行計算，對資源本身價值沒有進行真實的體現，對煤炭資源有償使內涵與資產化管理沒得到體現，資源的回收率仍然不高，資源不能進行有效利用。新時期實現煤炭工業經濟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發展，必須改變煤炭資源管理策略。把資金產化管理運用到煤炭資源管理之中，以實事合理的資源價值為基礎，推動資源的合理分配，在提高產能的同時保護資源。同時，加強煤炭產品的深加工，提高煤炭產品的附加值，進而提高產品價值，實現煤炭經濟的整體效益提升。
(二)新時期煤炭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加快煤礦技術的改造，強化科學化管理理念，提高煤炭生產的水平與質量，走品牌經濟發展的戰略路線。同是加快煤炭資源的綜合利用與開發，深入發展大型洗煤、選煤項目，對水煤漿以及煤制油等工程項目進行擴建，擴大原煤的洗煤比重與煉鋼噴吹煤的生產規模，在增加煤炭產品種類的同時，提高其質量。同時進行非煤產品的項目建設，增加煤炭企業新經濟增長點。合理利用煤層中的氣資源，調整煤礦資源中輸出產品的結構，使其科技含量與附加值提高，進而提高煤炭經濟的核心競爭力。
(三)新時期完善煤炭經濟對生態環境的補償制度，同時加強監管力度在新時期要加強煤炭企業在開采與生產過程中對資源與環境的補償力度，增加煤炭企業的社會責任。同時建立健全煤礦開采過程中的生態監督管理控制體系。切實解決煤炭企業的無度開采的狀況，加強對安全以及生態環境監督與控制。國家職能部門加在審查與執法力度，對煤炭的開采和生產進行生態環境評價，規范煤炭企業的開采與生產行為。
(四)新時期加快循環經濟的發展，提高資源利用率大力推進煤焦循環經濟的發展，提高資源的開采利用率，把傳統煤礦開采過程中的節能降耗與廢棄物再利用，與新時期的高效采煤，精煤外銷，劣質煤與中煤進行發電，把煤礦廢水與生活廢水進行處理回收利用，把粉煤灰與煤矸廠進行合理的開發，形成煤炭資源的循環產業鏈，把廢棄特的排放量降到最低，把環境污染降到最小，同時提高煤炭資源的利用率。
(五)新時期加大節能減排力度，加大煤炭企業的節能改造力度對傳統的采煤方法進行改造，提高煤炭資源回收利用率。按照國家能源有償使用的原則，對煤炭企業進行資源整合，堅持煤礦開采與回收標準，同時提高安全生產的能力。加快煤炭經濟深入改，提高粉煤與水煤燃燒技術，輔機節能系統等先進技術的運用，把集中配煤與篩選塊煤等技術進行廣泛運用。
(六)新時期以煤炭產業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促進區域經濟的平穩發展煤炭企業屬于集體制的居多，對煤炭價格有絕對控制權。私營煤炭企業都是以集體煤礦炭價格為依據，缺乏市場競爭機制。新時期，就加強市場經濟對煤炭企業的作用，企業利用自身的優勢，積極推動煤炭經濟競爭機制的發展，在推動地方經濟的同時，加大對集體制煤礦企業的監督，促進為地區經濟發展作貢獻，充分發揮集體經濟職能，完善補償機制，加大對地方經濟與環境保護的支持力度。
三、結束語
第9篇：計劃經濟時期的財政思想范文
地方債債務成因治理對策
一、我國地方性政府債務現狀
（一）債務規模龐大
受到經濟擴張政策、城市化進程推進、地方官員政績考核、政府轉移支付制度不夠完善等多重因素綜合影響，目前我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不斷膨脹，情況十分嚴峻，對地區經濟發展造成阻礙。因此，中央政府也加大關注力度，積極制定出財稅改革、干部考核指標多維度化等治理對策，控制和縮減地方政府債務規模。
（二）結構缺乏合理性
2013年我國審計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審計法》規定，組織全國審計機關54400名相關部門工作人員，對我國地方性政府債務進行審查。[1]伴隨審計工作的推進，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在舉債主體、資金來源、支出投資方向等方面結構不合理現象逐漸浮出水面。
二、我國地方性政府債務問題成因
（一）地方財政資金缺口大
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已出現分稅制改革的構想，但是礙于當時仍然處于計劃經濟時期，市場機制發育不夠成熟、缺乏推進分稅制進程的現實環境，所以分稅制并未實施。然而，伴隨著1992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策的明確提出，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正軌，分稅制改革也提上日程，于1994年正式實施。這項制度的改革使中央財政收入顯著提高、財政支出增幅較小，但與此同時，卻加大了地方財政支出，地方政府收入又無法跟上不斷擴大的資金需求，入不敷出，致使財力支配權力多集中于中央，而各項事務處理的重擔由地方承擔。
（二）政績考核指標唯一
目前，我國地方政府官員由上級政府任命，而并非由地方選舉產生，這就使得上級政府需要通過一定指標來衡量地方政府官員是否具有晉升的資格。作為發展中的大國，我國一直致力于經濟建設，中央政府力圖提升本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立于不敗之地。所以，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就成為了官員升遷考核的標準，作為衡量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的GDP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地方政府官員政績考核的指標。
三、我國地方性政府債務問題治理對策
（一）推進財稅改革，平衡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權事權
豐富稅源，開征地方新稅種。擴充地方政府稅收金額，降低財政開銷能夠有效治理我國地方債問題。面對地方稅稅源分散，收入規模小，征管難度大等現實狀況，在推進財稅改革過程中，完善地方稅收體系成為重要任務。作為地方政府稅收的主體稅種，營業稅、增值稅等是一種根據商品銷售額和勞務營業額計征的流轉稅，會因地方經濟增長速度與經濟結構的影響而產生變動。如若地方經濟發展緩慢，能夠為稅收帶來增長的產業興辦不起來，提高地方稅收收入成為難題。此外，國家計劃在2015年完成的“營改增”方案已落下帷幕，兩稅完成合并，也因此造成地方政府主體稅種缺失的現象。
基于此，首先應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稅收管轄權，不過這種管轄權需要在中央政令集中統一之下進行。如中央只負責制定城市維護建設稅、房地產稅等一類對國家整體經濟影響較小，但是對地區經濟發揮巨大重要作用的地方稅基本稅法，地方政府履行調整稅率、解釋稅收項目和征管職責。另外，在保證中央稅源不被擠壓的前提下，可以允許地方政府結合地區發展狀況開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新稅種，并制定具體征稅辦法。其次，開征一些地方稅種，豐富稅源，使基層政府獲取穩定的收入。如遺產稅和贈與稅的征收，不僅緩解貧富差距問題，同時對地方稅收體系的完善發揮巨大作用。
（二）現干部考核指標多維度化
當前我國很大程度上以傳統GDP為地方政府官員政績考核指標，甚至成為唯一指標，片面追求GDP數字增長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帶來了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所以，要擺脫這種負面影響，就要實現干部考核指標多維度化。
（三）完善我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作為各級政府財政資金再次分配的一種方式，財政轉移支付在平衡政府收支、實現地區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因此需要加大力度整改我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緩解因資金分配缺乏合理性而帶來巨大規模地方債的惡化趨勢。
（四）建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防范系統
既然推進城市化進程是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必然選擇，那么不能因城市化形成大量資金需求由此導致地方性政府債務問題而停止開展城市化戰略。為此，筆者建議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應同時建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預防體系，嚴格監管把控地方政府舉借的資金規模、資金使用方向等，在出現問題之前及時糾偏，保障經濟建設任務有條不紊進行。
（五）剝分政府融資功能，加快融資平臺公司轉型
融資平臺公司快速轉型需要使政府企業二者分離，逐步取消借助該平臺籌措資金的功能，地方政府不再對其承擔無限責任，并停止指派高層管理人員，停止干預公司的運作。融資平臺公司嚴格依照《公司法》改進公司治理結構，規范營運程序，擴充資本，提高運營效率。平臺公司應設立專業的董事會和監事會，并明確其責任，促進公司的科學決策與審慎管理，考慮引入來自公司外部的獨立董事，對機構事務做出客觀判斷。平臺公司還應該建立獨立的人事任免與薪酬激勵制度，對聘任的管理人員進行專業培訓，公開選拔高素質人才，令人事、工資和項目效益掛鉤，調動職員工作熱情，加快融資平臺公司高效運作，擺脫地方政府控制。這樣切斷了地方政府與融資平臺公司的聯系，地方政府不必承擔過多的隱性負債，更加不用擔心隱性負債顯性化的不利后果。
參考文獻：
[1]付睿雪.中國政績考核觀念演進：為何避免“唯GDP論英雄”[J].商雜志，2014（23）：59.
[2]常世鳳.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研究[D].延安：延安大學政治經濟學院，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