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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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宏觀調控；弊端；啟示

計劃經濟下宏觀調控的主要弊端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調控程序自身不平衡。計劃經濟本質上是政府主導型經濟，因為作為一個計劃，發行計劃的主體在指導和監督計劃的執行上都應該是政府。如果政府所制定的經濟發展運行計劃是平衡的，是客觀的，具體說是總供給和總需求各種指數都是平衡的。在這種前提下，政府職能就是監管，以確保計劃的完美實施。但是，政府如何制定平衡的經濟計劃，必須滿足以下要求：首先，政府通過獲取制定一個計劃的全方位，立體式，符合實際的客觀指數，及時，準確的GDP數據；其次，政府總體規劃方法要符合市場規律，遵循客觀情況；再次，一個系統的計劃是否完美，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取決于規劃方案是否科學，決策過程是否民主；而現實中，一方面由于信息的采集，傳輸，處理等技術落后，市場主體根據自己的喜好，故意歪曲信息將導致政府無法獲得制定一個全面，及時，準確計劃所需要的全部經濟信息。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認政府在尋求最佳規劃方法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投入----產出方法，優化方法已用于制訂計劃，但是，截止到目前，我們尚未完全掌握優化規劃的有效方法。其實，規劃方法的關鍵在于制定主體對于改善經濟恒量和變量之間的關系有清醒的認識，對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性質，程度已經很清楚了，也希望有簡潔和實用的數學模型，但目前這些條件都不具備。一個國家的規劃方法是計劃經濟的落后，許多的計劃是，政策制定者和結果。再次，建立和完善規劃制度在實踐中是不容易的，而系統的建立和效率能保持各個利益之間的均衡，從而避免沖突的發生。最后，作為制定主體----規劃師應該完全代表社會利益，完全站在客觀公正的角度上，著眼全局，但事實上是，在現實中這是理想化的存在，計劃制定師總是難逃自身利益的局限，往往從己出發，或從其代表的部門或地區的利益出發，制定一個反映少數人利益的計劃，著眼小集團利益。鑒于上述事實，現實的計劃常常是不完美的計劃，計劃本身難以避免出現不平衡的結果。

第二、計劃調控是零星的，不全面的。往往是在經濟環境的變化，一些規劃是已經預測了的，并且已經考慮在該項目中，但有些情況是計劃中并尚沒有出現，沒有預測更無法提前考慮的，這些情況將使預先設定的平衡被打破。例如，在發生自然災害時、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常常令計劃執行措手不及，所以，他們需要根據變化的經濟環境，不斷適應和更新計劃，以求達到與時俱進。可是，這一簡單的理想也不能完全實現，客觀情況是規劃方法和制度出臺以后，由于政治因素等其他原因常常導致這種調整的滯后，計劃調整往往滯后或者片面，不均衡，因此，在計劃經濟中，即使其中第一個計劃是均衡的，也會因為規劃調整導致宏觀經濟的片面失衡。為此，需要滿足以下條件而使計劃能夠跟上經濟變化的腳步：首先，規劃部門出臺符合客觀情況的執行規劃和計劃指標。其次，建立有效的評估或績效識別系統。

第三，尚未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和監督體制。在優先考慮數據，技術，收益效益等環節的前提下，這些條件必須首先得到滿足，在此前提下，計劃經濟時期，執行該計劃時所產生的矛盾和不平衡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實行計劃經濟，國家是不是一個很長的計劃綱要下，為了實現計劃指標指數不得不執行的現象出現。這些客觀問題的存在，恰恰說明計劃經濟的環境下，宏觀調控所導致的平衡是難以實現的。只要存在客觀的經濟失衡問題，就需要政府部門通過宏觀調控激勵和監督機制予以糾正。因此，宏觀調控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是在計劃經濟的擬定和實施過程中缺乏監督和激勵造成的。

二，計劃經濟下宏觀調控給我們帶來的一些啟示

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需要，也有宏觀調控。從形式看，似乎都沒有區別，但事實是，也有明顯的差異。要清理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合理有效的宏觀調控，但如何進行宏觀調控。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經濟制度的性質是根本不同的，不同的經濟制度的性質決定適用宏觀調控的程度也存在本質的差異。在市場經濟條件的宏觀調控體系和計劃經濟是相排斥的。反映在客觀情況下有必要建立市場經濟為主導的經濟模式，讓市場主體充分發揮本能的調解功能，讓市場經濟機制充分發揮其自身的調控功能，它可以不遵循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應該清楚地看到，這種模式不僅可以對計劃經濟，更要能夠使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適應市場經濟運行的需要。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重復，阻礙了我國市場經濟的增長，破壞市場體系的正常功能，從而損害經濟效率的增長和社會福利增加的改革。因此，應加快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改革進程。

不得否認，政府的一些傳統的宏觀經濟調控規劃制度是底線，底線不容僭越，同時我們應該看到征服政策的實施是有效果的。但問題是，一方面，政策效果具有短期性，另一方面，這些政策的實施，不利于在市場經濟的增長，因此損害長期的經濟利益，甚至短期性的影響，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實現了根本性的變化，到現在為止，中國還沒有成立，并適應新的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宏觀調控相關征服部門不具備適應市場經濟變化規律的情況，更加不能掌握完全適應市場經濟的調節方法，也談不上對宏觀經濟的操控有效性了，積累市場管理調控的經驗教訓，只有在宏觀調控的變化情況才是可能的。目前需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管理的體制機制體制，同時制定相配套的宏觀調控規劃計劃，全面推進創新。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系統而努力。除此以外需要加快改革經濟管理方式，始終不渝的堅持正確的政策方向，徹底變革落后的傳統的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國家宏觀調控的政策引導，盡快形成成熟的市場經濟調控體系，以適應經濟全球化，經濟大繁榮，經濟大發展。應當看到體制系統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卻應該是我們努力奮斗的動力和目標。（作者單位：河南駐馬店市安裝公司）

第2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經濟”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問題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內容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第3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標準化體制；企業主體地位；自主創新；科學發展觀

中圖分類號：F279.2 文獻標識碼：A

一、我國標準化體制的現狀及特點

俗話說“無規矩不成方圓”，任何事物的發展都需要一個標準化的體制去制約，否則將會引起社會的混亂，市場經濟的不平衡。標準化體制的建立是文明社會的重要特征，任何自由、民主的體制都需要把握一個大的方向，由此而論，企業主體地位的發揮也需要標準化體制的制約，這不僅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必用模式，更是我國市場經濟有序、穩定發展的前提。

（一）我國標準化體制的現狀

我國的標準化體制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那時候的一切發展都是靠計劃和標準去實行。雖然現在是處于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但是仍然離不開標準化體制對企業發展的制約。現在的企業是處于市場經濟的形勢下，以前計劃經濟時代制定的標準化體系已不再適合企業的發展，目前最主要的是建立一種適合市場經濟發展的標準化體制，特別是在我國入世后，與世界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頻繁，計劃經濟時代的標準化體制早已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現在我國的標準體制簡言之，就是國家的督導和宏觀調控，這里邊有很大的"政府主導"的成分。在九十年代初，我國頒布了《標準化法》，當時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國家建設方面都處于摸索階段。很多方面的發展尚未成熟，這就使得當時的標準化體制出現了阻礙發展的弊端。這弊端主要體現在標準化體制的建立并未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做出相應的變動。我國對于經濟發展的標準化體制上主要采取行政干涉的手段，這對仍處于摸索階段的很多企業時候起到了很大的協助作用，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很多時候需要企業的自主發展和自主創新，但是由于政府的標準化干預太多，以至于抑制了經濟發展的步伐，企業的主體地位也不明顯。

（二）我國標準化體制的特點

標準化是企業管理的先決條件，也是一個大的指導方向，更是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砝碼和底線。隨著我國的入世，全球化速度加快，對于我國的企業發展，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各國之間的企業相互之間競爭激烈，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標準、質量和技術之間的競爭，因此建立適合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的首要前提就是標準化體制的建設、完善和改進。我國的標準化體制具有以下特點：

1.政府的主導地位明顯

隨著相關標準化法律法規的建立，政府的主導地位從沒有發生過改變，這是一個大的方向和政策，但是很多時候政府的主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業的自利，這種計劃經濟時代的參與標準化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企業的發展，這種標準化制度的建立也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任何時候我們都承認政府的主導地位和宏觀調控的影響，但是這要把握一個"度"，超越了這個原則就會影響企業的正常有序進行。

2.標準分為強制性和推薦性

在我國現行的標準中，主要分為強制性標準和推薦性標準。這兩項標準主要是取決于內容上的不同。強制性標準主要牽扯人身安全和健康等的保證，而推薦性標準更強調用戶普遍關心的產品使用性能要求等內容，有較強的市場適應性。這種級別的劃分充分體現了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放寬了企業的自，也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國家對于標準化制度的合理把握。

3.按級別進行標準分級

我國目前的標準主要分為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和企業標準。這些標準的劃分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企業的發展，但是由于資源的不對稱，專業人才的匱乏，標準宣貫不到位，企業對標準化工作認識的缺乏，所以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二、我國標準化體制下企業主體地位的主要表現

在企業的標準化活動中，無論是國家標準還是行業標準，都要取決于企業發展的認可。因為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遇到很多問題，只有他們最有發言權。何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發展主體作用是最明顯的，只有各個階層、各個種類企業的發展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在這其中，企業的主導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一）企業無論受到何種標準的制約仍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企業的主體地位是很明確的。因為在我們的實際生活當中，無論財產投入到哪方面，都需要投入到企業的經濟運營中才能發揮實際的效用。無論我國的標準化體制怎樣，都不能改變企業的主體地位，區別在于企業的發展運營是否正常和盈利上。

對于企業的主導地位我們可以從經濟體制和國外交流發展兩方面來探討：

1.企業的標準化體制經歷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體制的發展。在計劃經濟時代，企業的發展很多時候都是處于國家標準化體制的影響下緩步前進。然而到了市場經濟的時代，企業的主體地位逐漸開始變得明顯起來，市場經濟在國家的標準化建設只是保證大的方針政策不變，推崇企業的自主發展，這是確立企業主體地位的重要一步。

2.隨著我國的入世，企業的發展一直處于穩步增長的階段。因為國際化的交流帶來了國際化的經驗，國際化標準的注入使得我國的企業飛速發展，主體地位也逐漸確定下來。

（二）在標準化影響下，企業更需自主創新

創新是企業不斷向前發展的源泉，無論在何種標準的影響下，企業都需要不斷的進行自主創新來維持企業的不斷向前發展，同時也是為了適應時代的發展和經濟的提高。在我國目前的標準化體制下，企業的發展還是有相當大的自由的，現在政府鼓勵企業的自主創新，并在一定領域提供資金和技術上的支持，這說明創新是企業發展的最主要因素，只有不斷的創新，才能確保企業的發展處于不敗之地。

（三）標準化的體制應適應企業的主導地位發展

標準體制在制定時應把握幾項原則：一是要以市場經濟為主要導向，制定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標準。二是要注重企業的自主創新，放寬標準，確立企業的主體地位，給與企業的自主發展一定的空間。三是要以科學發展觀為導向，遵循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制定適合企業發展，又不限制企業發展的標準化體制，使企業的發展適應新時代、新標準、新制度、新挑戰，在不斷的競爭、學習與自主創新中確立其主導地位。

結語

在我國標準化體系的發展過程中，確定企業的主體地位是很重要的。這不僅是現在的要求，更是未來的發展趨勢。正確的把握當下的經濟形勢，掌握好管理企業的限度，這是新時期標準化體制建立的前提。任何標準化法律法規的建立，只要把握一個原則，給與企業大的空間進行自主經營和自主創新，使得企業不斷的向前發展，適應國際化的競爭，掌握好自身的發展方向，在遇到緊急情況時能夠不慌不亂，這是現代企業應具備的素質，同時也是標準化體制建立的初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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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銳華.積極開展標準化工作,推動企業技術進步[J].工程機械,2002,(04).

[3]高曉紅，丁日佳，劉銀志.標準化與企業競爭力的關系[J].經濟論壇，2004，(01).

[4]陳曉玲.企業集團標準化管理的構想[J].經濟問題探索， 2000，(01) .

第4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范文

國內學術界對農村留守婦女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主要包括農村婦女留守原因、農業生產女性化現象、留守婦女的婚姻關系與心理狀況、家庭決策與性別關系、子女教育、社會網絡與自我發展等幾個方面。這些研究從不同的側面分析留守婦女所面臨的問題與處境，對于深化農村留守婦女問題具有重要意義。但同時，單一側面的研究又無法有效的認清問題的全貌，認清問題的本質。

對各種社會現象的探索和認識，都少不了對社會現象背后的因果關系的挖掘，農村留守婦女問題也是如此。盡管學術界對留守婦女問題產生的具體原因論述各有不同，但是經濟體制的弊端是其共同的原因之一。形成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城鄉二元體制，其存在至今仍嚴重阻礙著農村的發展；進入到市場經濟時代后，以“市場價值觀”“消費主義”為代表的主流價值觀又將農村邊緣化，留守婦女則成為邊緣化中的邊緣群體。因此，解決農村留守婦女問題，甚至解決農村的發展問題，必須克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所造成的弊端，在主流的發展話語下尋找新的實踐。而社會經濟所秉承的價值理念和在西方的具體實踐，給了我們另類的啟示。

本文將社會經濟視為一種探索的路徑，嘗試將其與農村留守婦女問題的解決進行結合，探討社會經濟在解決農村留守婦女問題上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為農村留守婦女的發展提供新的出路。

二、社會經濟的價值理念

目前學術界對于社會經濟的研究，大多是介紹性質的，即介紹社會經濟的主要概念和發展脈絡，而很少展開具體的研究。香港學者潘毅對社會經濟的研究較為系統，既對社會經濟的主要涵義和價值理念進行了介紹，也對社會經濟在香港地區的具體實踐進行了研究。基于此，本文主要采用潘毅對社會經濟的主要觀點。潘毅指出，根本而言，社會經濟是重新將經濟發展嵌入社會關系中的一種新型模式。社會經濟的實踐是多元化的、開放性的、非壟斷的，真正回歸社區和人的發展需求的。例如，合作社（生產者合作社，消費者合作社）、社會企業、公平貿易、社區內生性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等等都是社會經濟的具體實踐。在介紹社會經濟在香港的實踐中，潘毅還探討了社會經濟在帶動社區發展和實現城鄉互補等方面的作用。社會經濟的價值理念也是多樣化的，它注重合作及互惠互補；注重個體和集體；經濟公義與社會平等；對生態及環境的保護；民主參與及持份者的民主管理；多元發展及多樣性。

三、社會經濟對農村留守婦女的介入

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地不斷加快，大量中青年勞動力離開農村進入城市謀求生計，成為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但由于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結構和體制還沒有完全被打破，城市并沒有給農民工提供可以實現舉家遷移的條件，因此在農村形成了以“留守婦女”為代表的留守群體。在農村的兩性勞動分工中，傳統的“男耕女織”性別分工已經向“男工女耕”轉型。由此所導致的“農業女性化”現象的出現，在影響農業發展的同時對農村留守婦女的生活也形成巨大的挑戰。因此，農村要發展，關鍵在于農村留守婦女的成長，農村留守婦女的成長，關鍵在于尋求新的發展之路，而社會經濟無疑成為一種有益的探索。

將社會經濟介入到農村留守婦女的出路解決上，首先必須要明確的關鍵問題是，當前農村留守婦女的處境如何，為何將社會經濟引向農村留守婦女，使之成為發展農村社會經濟的力量甚至是發展主體？又是否有實現的可能性？

（一）農業女性化趨勢的日益加劇，促進農村女性必須走聯合的道路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迅猛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村男性勞動力到城市務工就業，婦女逐漸變成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主體，農業生產呈現女性化的趨勢。所謂農業女性化，就是指農村農業生產和農業勞動越來越多地由婦女承擔和完成的現象。據相關調查顯示，在全國有74.7%的農村婦女從事農業生產，龐大的數據背后是松散的原子化的個體依附于家庭和男性，在缺少發展資源的同時與市場進行單打獨斗。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缺乏中間環節的農村社會組織格局，難以滿足廣大農村婦女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需求。農業女性化進一步增強了農戶聯合起來、互助合作、共同抵御生產和市場風險的需求，從而婦女參與合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都在提高。

（二）農業生產的投入成本與收益的失衡促進農村女性必須尋求新的生計選擇

農戶基于產業效益比較基礎上的理性選擇行為受到了包括戶籍制度與土地政策在內的制度結構的限制。不可否認，單純依靠農業生產是無法實現農民收入的增長，農業生產也早已不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投入，這也是眾多農民選擇進城打工的主要原因。由于外出務工的大多以男性為主，因此農業的生產主要依賴于女性。但是農業生產的高投入與低收益，以及大量農業生產間歇期的存在，使得農村女性不愿被束縛在土地上，而更加樂意尋找其他途徑來增加收入。社會經濟視角的多元發展理念，可以使農村留守婦女根據本村本地優勢，尋找促進農村發展的新的增長點。

（三）農村留守婦女的現實處境促使其必須實現其自身的成長與發展

對于廣大的農村婦女而言，社會經濟所秉承的價值理念與性別平等、性別公正具有共通性。社會經濟所要實現的不單單是追求經濟的增長，而且要在解決農民最為關心的收入問題的同時，通過成員互助合作的民主方式共同改善自身的經濟狀況，尤其要改變過去婦女在家庭中的依附地位，實現獨立的人格地位；重新審視隱藏于經濟活動背后的多重社會關系，重建社群之間的信任及經濟公義，建立農村留守婦女自身發展的支持網絡。現代女性具有豐富的情感、較強的溝通能力、敏銳的直覺、傾向于柔性和民主的領導方式等特點，并有實驗證明女性比男性更善于合作。同時通過社會經濟的各種載體如合作社、互助協會等組織舉辦的各種文化活動，可以提升婦女的文化水平，改善婦女生活的精神面貌和價值觀念；通過各類培訓活動，提升婦女的專業技術和素養。

四、社會經濟的具體實踐――一個案例的探討

在中國的語境下，“社會經濟“在農村的發展，關鍵在于創新形式和機制，應更多的發揮農民的互惠合作，立足農村，發掘優勢，在人與土地和諧共生的前提下發展優勢產業，推動城鄉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國內學術界對社會經濟的研究以社會經濟的具體實踐形式如合作社、互助協會為主，如《社會經濟在中國――超越資本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的山西永濟市蒲州果品協會社會經濟案例，以及溫鐵軍等人對“小毛驢市民農園”社區支持農業運作的研究，何慧麗等人對蘭考縣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研究，等等。與上述案例不同的是，本文所選取的案例，是將社會經濟的價值理念和實踐與留守婦女的生計問題進行結合，即社會經濟的理念與實踐是如何在農村留守婦女這一群體中發揮作用，農村留守婦女群體又如何創新社會經濟新的理念與實踐。

G村位于魯西南的Y縣，它原本是一個普通的以種植業為主的村莊，農業生產以稻谷和小麥為主。G村男性勞動力多去縣城務工，也有的去東部沿海城市謀生，因此村中存在大量的留守婦女。由于村莊土地適合杞柳的種植，2006年以后陸續有農戶改種杞柳。至于為何改種杞柳，首先所考慮的還是經濟收益的問題。村民意識到單純的種植業無法獲取收入的增加，而多數留守婦女也有意向尋求其他途徑來增加收入。一個偶然的機會，村民接觸到杞柳，并認識到進行杞柳生產的巨大經濟潛力。

為了形成規模效益，促進農民增收，很多農戶選擇了合作生產與經營。杞柳種植很簡單，插上柳條后就能成活，收割完后，第二年繼續發新芽，不用任何施肥等人工措施。因此在杞柳的生產環節，合作生產是沒有太大的必要。但是，為了提高杞柳的產量以及質量，村民們還是選擇了合作，以便大規模大規模的種植和經營。合作的出發點還在于互相幫扶，在經營上的合作尤其重要。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小農戶和大市場的矛盾日益突出，農民在經濟上尋求一個能夠連接市場的途徑，而農民的組織化就成為解決這一難題，實現農民利益的重要方法，其中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成為農民組織化重要形式之一。為此，婦女們成立了互助組織，依靠互助組織的力量來推動杞柳的經營。同時，協互助組織的成立也有利于引起鎮政府的重視。鎮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來推動杞柳的生產經營。例如對杞柳基地建設給予補助，充分調動農民種植杞柳積極性；在貸款方面根據農戶杞柳種植情況，核定貸款金額，幫助杞柳種植戶解決資金困難；以土地承包經營權作質押，解決種植戶資金問題；對于成規模的杞柳加工企業，高薪聘請國內外專家教授；規劃建設杞柳大市場，發展杞柳文化。

目前，得益于互助協會所能調動的資源，從杞柳種植到杞柳產品的制作、開發，再到杞柳成品的設計，都形成了一定規模，并且正在不斷提升和塑造柳編工藝品的市場品牌。這大大促進了G村的經濟發展。

同時，杞柳皮的變廢為寶還推動了畜牧養殖業的發展。剛開始，杞柳加工成白條后所產生的柳皮、下腳料都被村民當作柴火燒火做飯或者直接扔掉了。后來有村民發現，柳條皮具有清熱去火的神奇功效，加工后的杞柳皮經過高溫消毒，是牛、羊、馬等各類哺乳動物的最佳飼料。

單就杞柳的自身生產我們看到，相比于單純的種植業，杞柳的種植對于土地或者環境的污染更少，符合社會經濟對于生態環境保護的強調。杞柳生產的副產品的變廢為寶，也是資源節約、廢物利用的力證。

不可否認，杞柳生產對農村留守婦女的生計上起到重要的作用，促進了農民收入的增加。但是，我們不應當僅僅看到杞柳生產所起到的經濟作用，更應看到在經濟的背后所包含更為重要的內容。依賴于杞柳生產所形成了的互助合作組織，不僅僅是經濟組織，也是社會組織。在組織內部，成員之間相互協助與合作，建立了強有力的支持網絡，這種支持網絡超越單純的經濟生產，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會起到作用。組織內部采用平等參與、協商解決的決策機制，使婦女形成了民主參與和民主管理的意識，也使婦女更加關注村內諸如村委選舉等實務，推動農村發展。組織所舉辦的各類文化活動，豐富了婦女的精神生活，使婦女能認識到自己的價值。

五、結語

第5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范文

地點：國宏大廈

主題：政府定價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定位轉型

茶主：楊娟 國家發改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副研究員

主持人：羅蓉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

點評專家：劉樹杰 國家發改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研究員

沈繼樓 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處長

孫鳳儀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員

茶客：來自國家發改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國家發改委綜合運輸研究所、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國家發改委價格成本調查中心、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中國經貿導刊》等20余位研究人員

主持人：歡迎大家來到今年第二期國宏學術茶座，我們今天的茶主是楊娟副研究員。她今天分享的主題是“政府定價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定位轉型”。今天的茶座還請來了三位專家，分別是資深研究員、人大兼職博導、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劉樹杰教授，國家發改委價格司政策法規處沈繼樓副處長，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孫鳳儀副研究員。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的價格機制。去年我國開始實行新的中央定價目錄，中央定價目錄的范圍大幅減少了80%。同時地方定價目錄也縮減了55%。中央和地方大刀闊斧地p少政府定價目錄范圍，表明了政府定位轉型的決心。政府定價為什么要轉型？如何轉？下面請楊娟副研究員為我們講講政府定價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定位轉型。

楊娟：這次茶座的主題是“政府定價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定位轉型”。近十年多來，我一直跟著劉樹杰研究員做相關領域研究。感受最深的是，像英國、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對電力、天然氣等壟斷行業的價格實行的是非常精細化、系統化的監管，也設立了專門的機構，形成了日漸成熟的監管體系。而我國壟斷行業定價的工作才剛剛起步，投入的人力、物力跟國外相比還遠遠不夠。但很多人認為政府定價是計劃經濟的尾巴，隨著政府管的范圍越來越少，或許從事政府定價工作的人將無事可做。當前，我國正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新一輪政府定位轉型中，政府定價工作究竟該何去何從？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探討以下五方面的內容。

一、我國政府定價現狀與面臨的困惑

近年來我國政府定價取得了較大進展，范圍不斷縮小，但仍屬于廣義的價格工作中的一部分。我們一般說的價格工作可以分為四塊：第一是價格總水平調控，第二是現在仍然保留的行業政府定價，第三是價格監督檢查，這三塊內容從歷史上一直延續下來；近年來，價格監督檢查增加了價格反壟斷這塊新內容。

十以來，政府大力推進價格改革，現有的中央定價目錄包括七大領域，分別是天然氣、水利工程供水、電力、重要交通運輸服務、特殊藥品及血液、重要郵政業務、重要專業服務等，與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范圍基本接近。定價的部門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價格主管部門。其中的郵政和一些專業服務價格，由價格部門會同相關主管部門一起來定。

政府定價權限在中央和地方的劃分方式是，跨省的一般是由中央部門來定，各省內的由省一級或者是市一級價格主管部門來定。近兩年，一些行業的定價管理辦法陸續出臺，開始引入現代價格監管理念。一些行業的價格改革比如說輸配電價改革，被公認為領先于其他電力體制改革。此外，在提高政府定價的透明度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但現在的政府定價仍然面臨著很多困惑，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政府定價面臨著比較大的法律風險，少數人，導致了很多人誤認為定價就等于腐敗，政府不應該管價格。二是隨著政府定價的范圍越來越少，在價格總水平調控中的作用越來越弱，重要性也隨之大幅降低。三是政府定價工作被誤認為是計劃經濟的尾巴，影響政府形象，政府定價的職能甚至包括機構在邊緣化。那么，市場經濟是否需要政府定價？

二、市場經濟是否需要政府定價

從國外情況來看，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存在政府定價，對象是電力、天然氣和供水等壟斷行業。另外就是在交通服務領域，具有一些壟斷性的，比如說鐵路等基礎設施，還有政府補貼的公共交通行業。總體來看，政府定價是政府對公共利益和市場失靈并存領域的直接價格干預，目的是促進社會公平和提高社會福利水平。

國外發達國家對壟斷行業價格管的非常細，因為要管好必須有一個系統性工程。以電網為例，一般是每幾年就要對企業的價格進行重新核定，過程要持續一年。在這個過程中，企業通常提供的舉證材料有數百甚至是上千頁，只有被證明合理的成本才能計入價格，舉證不充分是不行的。這個過程也有非常嚴格的程序規定，比如美國核定周期性的價格類似于法院斷案子一樣，消費者代表向企業咨詢，企業必須進行回應，最后由政府做一個“判決”。在兩次價格核定期間，監管機構必須動態地收集企業成本，并對成本進行評估和披露，目的是為下一次核定價格提供成本基礎。監管機構必須要有自己的手段和連續性的監管過程，來判斷企業提出的要求是否合理，企業的舉證材料是否合理。監管機構還需要對相關的規則進行不斷的評估、完善和修改，工作量非常大。

政府定價除了要有相關的程序規定，還須有相關的配套制度，比如說非常重要的行業管制會計制度。被管制的行業，想要把價格管好，成本是基礎。但是通用會計準則的成本分類，是不能為定價提供基礎的。管制機構對每一個行業都要有一個專門的管制會計制度，必須在條條框框的限制下來做。

規制在國外的理念是要在企業和消費者的經濟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所以監管機構特別重視利益相關方的參與，讓他們參與進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并且對企業和監管機構進行監督。企業相對于消費者而言，組織程度更高，影響力更大，并且擁有信息優勢。因此，監管機構會建立信息披露機制，為利益相關方能夠有效的參與提供基礎信息。

總體而言，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不僅要管定價，而且管得非常細，有以下幾個特性：一是精細化，對每一項成本都要考核。二是常態化，不是幾年定一次，接下來就不管了，是持續的過程。三是系統化，是有系統化和制度化，是有一整套的系統和制度的保障。

三、經濟學是否有相應的學科分支

在經濟學理論中，政府定價屬于規制經濟學，被稱為“價格規制”。規制經濟學是隨市場經濟發展，從經濟學領域的微觀經濟學和相應的產業組織理論中發展出來的相對獨立的學科，同時又是一門交叉學科，是涉及相關法律和技術的綜合性學科，在理論上仍屬于經濟學研究范疇。規制經濟學產生于上世紀70年代，和實踐聯系非常緊密，可分為兩個階段，分別是70―80年代傳統的規制經濟學和當前的激勵性或新規制經濟學。

所謂規制，是指規制機構對被規制企業相關行為的限制，英文詞叫Regulation，國內還經常翻譯成“監管”和“管制”。監管目前已被廣泛使用甚至濫用，不具有針對性，而“規制”與“管制”相比，更能強調依規則，符合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方向，因此我們現在更傾向于使用“規制”。

規制可分為經濟性規制和社會性規制。經濟性規制，包括價格、投資、財務、質量等，一般涉及到具體企業，以特定行業為對象，比如壟斷性行業。社會性規制不針對特定行業，而是影響勞動者、消費者安全和健康方面的行為規制，比如保障勞動者、消費者的安全、健康，食品及藥品安全、環境保護、交通秩序等，規制的對象通常會涉及多個行業。

政府定價（價格的核定）屬于經濟性規制，也是最核心的內容。2014年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Jean Tirole）主要因此方面的貢獻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傳統的規制理論認為政府定價就是根據成本來定，并且限制企業能夠獲得的收益率水平。如果說企業成本發生變化，價格需要相應的做出調整。現代規制理論認為，傳統規制理論假設政府完全掌握企業成本，但實際上信息是不對稱的，企業對于政府而言，擁有非常明顯的信息優勢。正因為存在信息不對稱才會導致兩個問題：一個是逆向選擇，一個是道德風險。現代規制理論不僅分析靜態的價格應該怎么定，還研究了規制的動態過程，每隔幾年進行一次定價，完善一些相關制度、避免成本造假等等，引入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方法和制度，形成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核心思想是激勵和抽租的平衡。

四、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定價屬于何種政府職能

市場經濟的政府定價理論上是屬于經濟性規制，相應的在市場經濟國家，價格規制也是屬于政府經濟性規制。市場經濟的政府定價和計劃經濟的政府定價存在明顯差別，理念和方法不同。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建立的經濟性規制機構有70―80年的歷史，這些定價機構或者是獨立的，或者是半獨立的，并且在不斷的成熟和完善。半獨立規制機構是在部委下面設一個二級機構，如德國、荷蘭等歐洲國家以及韓國、新加坡，均為經濟部下屬模式。獨立規制機構完全獨立于部委，但仍然是政府的分支機構，如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監管機構負責人的任命、行使這個權力的程序、相關的權責全部在法律中明確規定。

現在發達國家越來越強調規制機構的獨立性，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獨立于政府部門，不主張規制和其他政府職能混同。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規制職能要求有獨立性，實現的目標、手段、原則與其他經濟職能不同，應該建立獨立的體系；二是規制不應受政治家選舉利益左右。在國外，為了選票，政治家會向消費者做出不合理的低價承諾，最后影響了規制本身要承擔的功能。這樣做的目的也是為了吸引投資，降低投資風險和成本。只有建立獨立的體系，才能吸引投資，特別是私營投資者的投資。對市場和投資者而言，規制的政策風險低，可降低投資成本，從而降低價格。

發達國家認為，經濟性規制機構要對自然壟斷的環節進行監管，因為市場沒有辦法自發的形成一個合理的價格。同時，在一些行業，比如說電力行業，雖然中間存在自然壟斷，但是兩端是可以引入競爭的，公平合理的中間環節價格也是促進競爭的前提條件之一。

政府定價不僅涉及到成本和投資，還有服務標準和質量問題，也就是說，要在一定成本、一定價格下考慮服務標準和質量。這個“性價比”實際上也是國外分支機構首要追求的目標。比如，美國各州都有公共事業委員會，他們對所有需要管的水電氣熱行業的價格進行規制。他們認為州公用事業委員會首要的和已證明的最好的職責就是決定企業的收入需求，并確定各類用戶的價格，這是經濟性規制機構的主要職責，體現了價格選擇性的職能。

總的來看，政府定價是經濟性規律中最核心的內容，發達國家把經濟性規制作為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為此設立了專門的經濟性規制機構，并形成了日益成熟的體系。

五、我國政府定價如何定位轉型

我國計劃經濟政府定價包括所有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企業無自身經濟利益，與消費者利益不沖突，無微觀和宏觀之分，或者說管住了微觀也就管住了宏觀。市場經濟政府定價僅限極少數的壟斷產品，被稱為“價格規制”，核心的理念就是平衡企業跟消費者的經濟利益，向消費者提供性價比高的產品，是屬于經濟性規制，屬于微觀經濟職能，不同于宏觀經濟調控。極少數壟斷行業的價格需要政府定價，并不是計劃經濟的尾巴。但應該注意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定價的理論和方法跟計劃經濟時期完全不同，需要政府建立一套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規則和體系。

我國的政府定價應當如何來定位和轉型呢？我有兩個方面的建議：一是要在價格工作（物價管理）現有內容“各歸其位”基礎上，將“政府定價”明確定位為“價格規制”。名正才能言順，首先要知道是干什么的，才能知道怎么做。二是構建現代價格規制體系，實現“政府定價”向“價格規制”轉型。今后的價格改革，不應限于“放開價格”，“政府定價”也應基于市場經濟定位轉型。價格工作的幾項內容中除了政府定價以外，其他的都有了比較明確的定位。“價格水平調控”職能隨著政府管理的范圍越來越小，工作重點轉向了價格監測分析；“價格反壟斷”以及“市場價格的監督檢查”，屬于市場經濟中政府應該管的領域，現在中央政府層面出臺了相關政策，可以說也有了比較明確的定位，工作開展的相對比較順利。關于“政府定價”及“政府定價的監督檢查”，這兩塊內容現在還沒有被明確的定位為經濟性規制或者價格規制，由此產生的困惑和難題，影響了我們政府定價工作的順利開展。

如何構建現代價格規制體系？國際上對現代公用事業規制的績效保障有7個公認標準。獨立性，規制是政府的一項獨立的職能，要與其他政府職能分開，規制機構和相應的政策部門要保持一定的獨立性。規則和程序明晰，要盡可能限制自由裁量權，要為行業的發展提供明確的政策預期，要保障充足可靠的服務和產品。相關機構要職能完備，所有跟經濟性規制的各個職能是相互影響的，所以要把這個職能集中到一個地方，這樣才能履行好相應的職能。可預見性，就是說政府的規制你不能朝令夕改，不但要有規則，而且要嚴格的執行規則，對于投資者而言要可預見，這樣才能認識投資。公眾參與，只有公眾參與了，才能去維護自己的利益，去對壟斷企業或者是監管機構形成監督職能。透明，只有透明了，公眾才有可能去參與，才有條件去參與，對企業和監管機構形成制衡。可責，對監管機構要可問責，最后監管績效到底怎么樣？如果說有企業或者是消費者對監管機構做的決策認為不合理，那么是不是可以去提起抗議，通過什么渠道來提起抗議。國外被監管企業或者消費者可以向法院進行上訴，也可以向監管機構、上級的機構進行上訴。國外的監管機構每年會年度監管報告。

政府定價要達到上述七個標準，才能實現向現代規制的定位轉型，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有明確的規則，即依規而為。其次是要有先進的方法，原來傳統的方法是基于計劃經濟理念設計的，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有一些規則雖然已經出臺，但是還是過于簡單，不夠完善和詳細，所以說要有不斷完善的方法和體系。跟定價方法相關的一點，就是規制的前提和基礎是成本，即規制會計準則。如果每一個行業沒有自己的成本分析體系，僅僅沿用一般性的行業準則，是很難判斷這個成本是否合理。另外一點，信息的收集和披露。也就是說盡可能的降低信息的不對稱，在每個行業自己的會計準則的基礎上，制訂一套報表系統，要求企業定期提供，這樣才能動態的掌握成本和相應的信息。比如美國，要求企業每個季度和每年都要通過報表系統向監管機構提供成本，然后在網站上公開。程序一定要明晰，無論是政府定價的程序還是政府決策的程序都必須要有一個明確的規則。此外，還要有消費者參與。國內消費者參與過于分散，也不具備相關的專業知識，而國外有消費者組織，還會聘請一些專家，或通過消費者保護部門，對企業形成制衡，來參與監管整個的規則設計和制訂過程。在機構設置方面，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作為今后努力的方向，應借鑒國外經驗、結合國情，整合目前分散的壟斷行業經濟性規制職能，在中央層面可考慮設立半獨立性質的職能完備的經濟性規制機構，在地方層面設立獨立的綜合性公用事業規制委員會。

總的來看，我國政府定價范圍已基本與國際接軌，近年來，政府定價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仍然存在不少困惑。從國外來看，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存在對公用事業行業的政府定價，政府定價在經濟學理論中屬于規制經濟學范疇，稱為價格規制。我國目前對政府定價的定位尚不明確，是導致困惑產生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我國應該盡快將政府定價明確定位為價格規制，有為才能有位，盡快的建立規制體系。

主持人：謝謝茶主楊娟。從楊娟的介紹中，我們了解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定價的區別，我國政府定價和國外價格規制的區別，以及國外價格規制從控制到激勵、從靜態到動態的演變歷程，最后就我國政府定價如何轉型給出了相應的建議，茶主演講脈絡清晰，我和大家的收獲很大。下面請專家們談談聽后感。

沈繼樓：剛才楊娟的發言觀點清晰并且客觀，非常專業，我覺得很有收獲。結合自己的工作實踐，我談幾點體會。第一，關于規制的必要性。我覺得規制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在市場經濟中存在市場失靈，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有責任對市場失靈進行規制。第二，政府管理的核心是一個規制和競爭的均衡，是尋找一種激勵相容。規制不是反市場化，而是為了促進社會公平，是一個能夠解決市場失靈的有效方式。第三，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下的政府定價差別很大。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定價是量價并管，價格只是一種輔助手段。市場經濟時代政府定價只定了極少數價格，價格是一個主動信號，是配置資源的一種很重要的方式，能夠起到激勵和引導作用。現在價格改革進展很快，但是很多體制還沒有完全到位，這些問題都是我們現在發展階段所要面臨的。最后，強調一點，成本規制或者成本的作用在整個定價當中應該是基礎，保留的重要公用事業、公益和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的政府定價必須依據成本，從中央層面需要有一個頂層設計，定價機構需要保持中立性和一定的綜合性。

孫鳳儀：楊娟的邏輯非常清晰，我談三點看法。第一，市場監管是政府職能的重要內容，當前我國已經到了更加強調市場監管的階段。今后政府定價應該向價格規制轉型，特別是向激勵性價格規制轉型。第二，加強價格規制中的公共選擇，加強人工智能和商業智能在價格規制中的運用。例如，引入專家系統和神經網絡等方法，既能發揮對價格形成和價格規制的支撐作用，又能對過往決策保留記憶，方便以后進行邊際調整，輔助政府科學規制。第三，建議提高公共資源資產流動性，為形成市場公允價格提供更多保障。

劉樹杰：今天楊娟講的比較系統，我完全同意她的看法。現在的政府定價源于計劃經濟中傳統的物價工作，而價格規制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政府職能，而且基于民主和法治。我國的政府定價必須定位轉型于價格規制，這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其中的學問很多，問題很多，對專業人才的需要也很大，相關的官員和學者不是前途渺茫，而是大有可為。比如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公用事業管制機構同時擁有多項經濟性規制職能，但90%以上的工作是圍繞價格規制展開的。從我國規制實踐中的問題出發，我想強調三點：價格規制以壟斷性行業為對象，屬于國家對局部經濟活動的干預；價格規制直接影響當事人的經濟利益，因而必須建立并嚴格執行為利益相關各方認可的規則；價格規制要基于市場經濟，用于平衡此消彼長的利益沖突，而計劃經濟中利益關系由政府指令性計劃安排，不存在壟斷性企業與消費者間的利益沖突，不需要規制，價格規制更不是“計劃管理”的內容。

主持人：感謝專家和茶主的精彩發言，謝謝各位茶客的聆聽。政府的定價水平是公用事業和壟斷行業價格是否合理的一個決定性的因素，直接關系到每個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我國政府更加科學、更加嚴謹的作為，政府定價依規而為，這也是我們依法治國的應有之意。希望通過我們的研究和探討，能夠推動我國政府定價的定位轉型，促進社會進步，增進百姓福祉。

第6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國有企業；轉型跨越；會計工作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制度在我國的不斷實施和應用，市場經濟的發展存進了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為我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力平臺。隨著計劃經濟的逐漸淡出，國有企業正處于改革的關鍵時刻，如何針對國有企業進行合理改革是當前人們關注的重點。在國有企業中，需要完善和健全內部控制體系，提高內部建設和控制效率。在當前加強國有企業內部控制效率是確保企業工作效率和會計工作質量的前提，同時為保證資本市場的運行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十二五”轉型跨越的原則

某省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目前國家在經濟發展中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的主要方式和針對性的企業。是全省域、全方位、系統性的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其他試驗區都是一個區域圍繞一個主題，而某省的試點是在全省省域里，緊緊圍繞產業的優化升級、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整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資源型經濟轉型等方面進行的一次全面重大探索。

1.堅持加速發展，把加快轉變產業發展方式，作為主要著力點，著力培育新的產業發展增長點，優化調整產業部局、產品結構，促進發展速度與發展質量全面提升。

2.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改革發展的各種關系，注意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積極推進以資本、資源、技術為紐帶，跨地區、部門、行業、所有制的戰略重組與資源整合。積極主動融入市場經濟大格局。

3.堅持科技創新，以數字化、信息化、網絡化為引領，充分運用高新技術發展的最新成果，推動產業技術革新、結構調整和升級換代，要用好、用實、做大、做強、做精高新技術，實現企業的升級換代。

4.堅持著眼源頭治理和本質安全，持續加大投入力度，不要低成本，而是最佳成本，以裝備、環境的高可靠性，以集約化、最簡化、最優化的源頭安全體制保證最可靠性的安全生產，實現裝備的重型化、自動化、智能化、信息化和網絡化。

5.堅持剛性考核、剛性兌現、行政問責、持續改進自由性安全管理，要以“想不到就是失職，做不到就要問責”的理念，構建高激勵強約束的管理考核體系。

二、轉型過程中會計的發展與改革

隨著當前社會發展過程中，知識經濟和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在當前的社會生產中，人們對人才和信息的認識和要求已成為當前各個企業和行業競爭和發展中的關鍵所在。在過去人們眼中企業的生產中，對會計認識的不足和認知的不夠，會計不過是在單位里從事報銷、發工資、做財務報表的普通工作，因此在企業的生產過程中通常都是以賬房先生的方式對會計工作進行管理，致使在企業生產中，會計的管理發展不夠完善。企業會計工作作為重要的經濟管理手段，是管理者、投資者、債權人以級政府部門進行經營管理、評價財務狀況、做出投資決策的重要依據，對維護經濟秩序，規范社會經濟生活。提高經濟效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1.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會計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并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成為中國轉型經濟發展跨越式的典范。

2.要保持會計的獨立性，提高其公信力。會計行業應采取多種措施綜合治理。公眾利益與會計產生的聯系比以往更加緊密，會計信息的準確與否直接影響著市場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這就要求企業會計行業制度。規范執業定位，改進會計服務，強化責任管理，維護公眾利益。

3.強化自身修養，提高技能和個人素質。職業道德在當前企業發展中是不可忽視的中的單，是人們在從事某項工作中應當遵守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是一種職業重要的生存和發展的基石，在當前各種行業發展日益飛速的過程中職業道德隨著行業的不同其影響和對象也不盡相同。會計職業道德體現會計職業特征，會計職業道德是通過會計工作人員在長期工作中的職業活動進行逐步形成的一套具有自我意識管理的行為活動，主要是會計人員與人之間、個人和集體之間的職業首先主觀意識和客觀意識行為的統一。要求會計人員應愛崗敬業，誠實守信，廉潔自律，客觀公正，堅持準則，提高技能，參與管理，強化服務，為實現以誠信為目標的會計職業道德目標提供基礎。

三、加強國有企業內部控制制度建設

1.企業會計人員崗位責任制度是對單位內部控制會計人員管理的一項重要制度，是對會計人員崗位職責和工作標準的規定。制訂會計人員崗位責任制度時應主要明確會計人員的工作崗位設置、崗位職責與標準、崗位輪換計劃、崗位考核辦法等方面的規定。

2.配置崗位人員要考慮會計主管人員，出納、財產物資核算、工資核算、成本費用核算、資金核算、往來結算、總賬報表、稽核、檔案管理等，必須結合本單位的實際情況，有的分設、有的合并、有的不設。以滿足會計業務需要為原則。可一人一崗，也可一人多崗或一崗多人，但出納不得兼任會計。

第7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雙軌制 轉軌與轉型 并軌

改革開始，是為了擺脫“窮社會主義”的困擾，打破計劃體制下產業結構扭曲、資源配置效率低落、企業缺乏競爭、勞動激勵不足與官僚尋租等癥結，以結束短缺經濟、解決溫飽問題開始。后來理論上也在傳統的指導思想中不斷突破，如“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最終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整個改革發展過程中，實質上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上嫁接市場經濟體制，要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和轉型的過程。

本文中所說的并軌是指現在既有計劃又有市場成分的“雙軌制”向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并軌；轉型是指政府公共權力向適應市場經濟方向的過渡，最終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合的政治體制。

一、價格雙軌制

由于原有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突現出嚴重的弊端，因而迫切需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長期以來，中國生產資料實行單一的計劃價格形式，許多生產資料價格嚴重低于價值，改革這種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和管理制度勢在必行。原來改革過程的方向設計是：除極少數重要生產資料外，絕大多數生產資料價格放開，實行市場調節。但考慮到如果一步到位，擔心全面實行（價格）完全市場化會引起過大的震蕩，各方面難以承受，因此就存在計劃和市場兩套機制并行，同時實行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兩種運行機制，這就是在1985年中國正式形成的價格雙軌制。主要是包括主要農產品收購價格、主要工業產品出廠價格、緊缺商品價格的雙軌制，即同一城市、同種商品同時存在計劃內、計劃外兩種價格的狀態，國家計劃任務內的實行國家牌價，超計劃生產部分和按國家規定的比例允許企業自銷部分實行市場價格，這是經濟體制轉換時期新舊體制并存的反映。另外包括利率雙軌制、匯率雙軌制和其它廣義價格的雙軌制，這都是從過去單一的計劃價格轉向未來的有控制的市場價格的過渡措施。

同一商品中國家統一定價和市場調節價并存的價格管理制度，其利弊都很明顯。其有利方面表現在：1、能刺激生產資料生產企業的積極性，增強企業活力。2、促使生產資料使用企業節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3、搞活生產資料流通，使鄉鎮企業、集體企業及一部分國營企業能通過非計劃渠道取得全部或部分急需的生產資料。其弊端表現在：1計劃外沖擊了計劃內，計劃合同任務難以兌現。主要表現為企業將部分計劃內產品在計劃外銷售獲取利益。2、在存在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及部分計劃價格嚴重低于市場價格的商品的情況下放開生產資料價格，沒有國家的強制定價，會引起價格猛漲。3、引起市場秩序混亂，流通環節大增如“全民經商”，滋長投機倒把和腐敗現象。因為存在兩種價格，并有相當大的價格差，造成可以計劃調撥商品的部門和個人有尋租機會或成為尋租對象，也就是所說的“官倒”。因此要去弊存利，必須創造條件使兩種價格水平接近，最終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價格單軌制。

眾所周知，“舊雙軌制”（價格雙軌制）從孕育、出臺到淡出，給我們的記憶帶來了不幸，那些屬于先富起來的部分人，或多或少地、合法非法地都拜“雙軌制”之賜，少部分官員也從“舊雙軌制”中尋找到了腐敗的溫床（鐘偉，2004）。據當年胡和立一份非常有震撼力的研究報告顯示①，僅僅在1988年，我國控制商品的價差總額在1500億元以上，銀行貸款的利差總額在1138.81億元以上，進口所用牌價外匯的匯差總額在930.43億元以上，這三項合計的價格雙軌制差價就在3569億元以上，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30%！這也是出現的是在上一世紀末的“權力腐敗”（如“官倒”）問題，引發在“自由派”知識分子與“新左派”知識分子之間的論戰，在民間也出現強大的反對聲音的原因，并引發政治風波。雖然使改革的走向出現了“向左轉”的勢頭，但最終使價格雙軌制基本實現并軌，“官倒”現象失去了大部分尋租的“價差”。

但無可否認的是，隨著“舊雙軌制”的淡出，除了能保持國有企業占主體成份外，還培育了大量的非國有企業，也使絕大部分一般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已經市場化了，各種商品和得到極大的豐富，使我們告別了商品短缺的時代。

二、“新雙軌制”

“舊雙軌制”已經另我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但我們還算是幸運地收獲了比代價更為繁華的“果實”。而“新雙軌制”的出現，是在“舊雙軌制”的衰亡中不斷滋生形成，被經濟不斷快速發展所掩蓋。隨著貧富分化的進一步加劇，改革得益群體與弱勢群體悲涼命運的巨大反差的加深，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激烈爭論中而被人們所揭示和認識，但實際上部分是在舊雙軌制中的延續，雙歸制并沒有真正消失。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土地、資金、勞動力等市場要素變得越來越重要，但由于大部分的一般性消費商品和服務均已經市場化，而對于土地、資金、勞動力等要素價格仍未真正市場化，市場發展則相當滯后，其價格受到嚴重的人為扭曲。使公共權力和有公共權力背景者可以在已經市場化了的商品和服務價格體系和遠未市場化的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體系之間獲取巨額租金。主要表現有：

1、資金價格管制和資金配置失衡。如扭曲利率市場價格，利率不能市場化，存貸款利率受行政管制，以低于正常使用價格的資金通過銀行再流向貸款量最多的國有企業及其它有相關背景的企業（如自有資金不足需大量支持房地產企業等），使存款人的利益受損；

2、用地制度扭曲的市場化和征地制度明顯的權力尋租化。如一系列法律法規及政策所設計的“征地、補償、批租”制度，為政府及有其背景者濫用“公眾利益”之名而損害農民利益在法理上大開方便之門，對農村集體土地的低價“征用”后高價轉讓和國有土地劃撥后獲取巨大收益；

3、勞動力價格的惡性競爭和資方利益的難以撼動。如工人工資特別是農民工的工資長期低下，近十年無實質增長，而且工作環境惡劣、勞動保護欠缺，災難事故不斷發生，更有長期對“農民工”甚至是全體農村居民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欠帳；

4、國有企業壟斷定價和無序轉讓問題。通訊、能源、電力和交通等類型國有企業通過行政壟斷價格在民眾中取得收益，如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從1998年到2003年實現利潤從213.7億元提高到4951.2億元，增長了22.2倍，2004年1-11月實現利潤6970億元②，那么在六年時間利潤就增加了超過33倍，這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寶鋼集團、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等7家公司實現的利潤，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業利潤的78%，其中6家是國家壟斷的石油石化和電信行業③。這種利潤的來源是高度集中的壟斷，也可以說是對企業所有者實行壟斷價格而來的，因為這些企業是“全民所有”，但其產品及服務大部分來源于“企業所有者”的中國公民的消費，出現企業所有者的企業“剝削”企業所有者的現象。另外，就是在“國退民進”過程中對國有企業的轉讓無序，權力與資本在缺乏大眾參與下實施的國有企業改革，造成一定意義和數量上國有資產流失，并形成既得利益階層和弱勢階層。

據統計，新雙軌制給中國經濟帶來的直接損失每年至少在11500億元[鐘偉，2004]。而胡鞍鋼通過論證計算，從1994年-1998年，由于雙軌制下存在的腐敗損失，包括各類稅收流失性腐敗損失、大規模的非法經濟導致“黑色收入”、腐敗造成大量公共投資和公共支出流失、行業壟斷造成大量的租金損失，僅僅以上四種主要類型的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水平福利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元-12570億元之間④。

“新雙軌制”的延續滋生及其帶來的巨大代價，是人們開始所料不及的，更形成了多年來“中央靠金融，地方靠土地，非公經濟靠勞動力”這種形式的“掠奪經濟”，也是錢穎一教授所說的“壞的市場經濟”（錢穎一，2004）。錢穎一教授指出：我們發現壞的市場經濟共同的特點是對兩種掠奪約束不夠，第一對私人掠奪約束不夠，也就是說政府該做的事情它沒有做。第二，對政府包括通過政府權力的掠奪，往往是政府的原因，也就是說它做了很多不該做的事情，政府的權力大，必然會導致這類情況出現。

經過二十多年多年的改革，最終使原來的價格雙軌基本實現合并，卻又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延續和滋生新的雙軌制。雖然中國的改革憑借此實用主義的態度取得了今天中國的經濟成就，并被總結為有別于其他國家的中國漸進式改革的典型，更被國外學者認為是有別于“華盛頓共識”的“北京共識”。但是，卻產生眾多的、不可遏制的腐敗現象，也導致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擴大，產生命運悲涼的弱勢群體。最終暴露出來的實質是——轉軌過程中的艱難轉型。

三、艱難的轉軌與轉型

“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時期，這個時期我們不再討論是不是計劃和市場的問題，但是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要避免壞的市場經濟，走向好的市場經濟。目前首要的是約束政府的掠奪，包括權力過大造成的腐敗。最后是走向好的市場經濟。”（錢穎一，2004）。但現實問題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轉軌時期的經濟運行同時承擔著經濟體制轉軌和經濟發展階段的任務，也同時包括公共權力的轉型，即在經濟體制與經濟發展的轉軌的同時實現政府的轉型，具有“轉軌一轉型”的雙重內涵，建立“好的市場經濟”并非一帆風順。中國所特有的漸進式改革，在經濟體制與經濟發展的轉軌過程中，導致雙軌制下所出現的腐敗和收入不公等社會問題，更導致人們的思想價值觀念的更新轉換和政府公共權力的轉型十分艱難這種特有現象。

由于在整個改革過程中，市場因素始終是政府為了經濟發展而引入的，市場框架是在強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并需要在此框架上不斷修正完善，公共權力的影子隨處可見，使制度既有市場的特征又有計劃的特征，更形成了社會分配比真正的市場經濟甚至以往的計劃經濟存在更大的不平等。其特征如下：

1、在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既有市場的特征又有計劃的特征的雙軌制下，國家公共權力一直主導資源配置，包括支配著大部分的生產資料和人們的消費資料。

2、由于國家公共權力對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支配（分配）權，形成了依附于這種權力的龐大群體。如政府官員（包括一般公務員及事業單位職員）、不屬于公務員的國有企業管理者、國有企業職工等。這些依附于分配權力的群體實質是原有體制的得益者（相對于占大多數人口比例的農民來說），至少是受保護者，他們一直在計劃體制下“享受”著比最低層人群（農民）相對要好的待遇。

3、雙軌制是既有市場的特征又有計劃的特征的不徹底的改革，必然導致依附于權力獲益的群體的最終分化，并且利益對立。也就是支配著大部分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權力通過權力（和權力背景）尋租雙軌制下存在“差價租金”來獲取利益，并形成一定數量的“權貴階層”，并再繼續尋求權力來保護和強化自己的利益。而缺少權力及權力背景的則因財富資源被權力控制或相當部分被瓜分，原有相對平等的現狀被打破并且差別不斷擴大，其利益受損而變成了弱勢群體，盡管今天他們的實際生活水平已超過計劃經濟時代，但同當時相對公平的無差別幸福感甚至相對于其他群體（如農民）有優越感對比，要優于今天落差巨大的不幸感。

因此，既有市場的特征又有計劃的特征的不徹底的改革的制度，存在更極端的分配不平等，其根源在于在計劃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還沒有同步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缺乏公眾的參與，公共權力主導資源配置仍未得到有效監督與制衡而導致財富向少數人傾斜，使在原來體制中的共同得益者分化成既得利益群體和弱勢群體這兩大對立的群體，并形成進一步改革的兩大阻力：一是公共權力和有公共權力背景者的既得利益群體，千方百計要維護和強化他們的既得利益，不希望進一步改革使他們的權力及利益失去。二是多年改革形成的弱勢群體，他們未能分享改革帶來的成果，而對現有改革從心理上和現實行動上加以抵觸。

具有難以名狀意味的是，現在“需要被改革的已經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動者，更是對深化改革的拒斥者”。就造成了現在的改革難以進一步的深化，經濟體制的轉軌和政府的轉型難以進一步推進的根本原因。

也許需要論證在轉軌過程中，我們所選擇制度及制度的改善與發展的模式相適應和匹配得當，經濟及社會的發展和運行才能取得明顯的績效。但在漸進式改革存在的雙軌制下，制度模式與發展模式畢竟處于沒有定型的動態和不確定狀態，必然難免使轉軌過程中出現制度模式與發展模式匹配失當的問題，帶來矛盾的累積和結構性失衡。這些已經在現實的轉軌過程中有所發生，如開始的農村土地承包改革和城市企業下放權力時幾乎馬上取得明顯的效果，而近幾年則暴露出經濟與社會發展嚴重失衡的問題，并由此引發巨大的爭論，造成對改革的徘徊不前。

但最大焦點和不能回避的是產權問題，并且不同的價值觀念，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多年的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國有（集體）資產的產權歸屬問題仍然如何處置成為困擾改革的實質問題。所以，“政府所有產權，既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中并發各類社會問題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國的市場經濟難以推動政治相適應發展的主要障礙，產權公有既障礙著中國的政治發展，又抑制著中國政治體制的正常改革” ⑤。

目前，出現以下不利于改革進一步推進的幾種思潮：1、徹底否定現有改革者。有的懷念50年代或計劃體制下的社會“純潔”，充滿了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并呼吁對已經進行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進行清算⑥，是一種明顯的和危險的政治訴求。也引起失落群體回味以往，想繼續躲在原有體制下得到權力的“施舍”、要回到原有體制下“平等”生活；2、維持現狀者。認為不進也不退最好，其實這是目前形成了的“權貴資本”者，希望維持現狀繼續“渾水摸魚”；3、激進改革者。認為要一步到位，徹底完成市場經濟的并軌，“大亂求大治”。這幾種思潮都不利于進一步的改革，更阻礙著改革的進一步推進。

四、并軌與轉型

那么，我們是往后走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還是停止現有的改革維持現狀？還是完成從計劃經濟完全并為市場經濟？或者還有第三條路？大方向不明確是很難在具體問題上找到答案，最終只不過是修修補補而已，所發生的矛盾和問題最終將會激化。

在長達近一個世紀（1917-1950）的時間里，占世界總人口1／3的國家進行了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試驗”，但最終的結果是在20世紀末幾乎同樣徹底卻方向相反的體制變革，試圖重新建立市場并重新融入世界經濟之中。在當今全世界將近200個國家中只剩下有2個國家繼續實行計劃經濟：一個是朝鮮，一個是古巴。而且改革到了今天，對于已經加入WTO，已經融入世界市場經濟一體化大潮的中國來說，已不能置身度外，而且市場經濟理念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轉。因此，是選擇計劃經濟體制還是市場經濟體制，這已經是不用再爭論的話題。

由于體制轉換要在經濟一刻不停的運行中進行，并在經濟運行的效果中檢驗、校正，這不可能避免有問題出現。改革也是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建立和調整新的利益格局的過程，肯定會有部分人利益受損。那些一直在計劃體制下“享受”著比最低層人群（農民）相對要好的待遇，在今天相當部分變成了事實上的弱勢群體，認為改革對他們不公平，但為什么他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他們極少為農民的不公平而呼喊呢？在所謂“公平平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多年來可以剝奪最大群體——農民的利益而轉移向其他群體，甚至在二十多年的改革過程中他們幾乎一直“喪失”話語權，這對于他們又是否代表著公平平等呢？

當然，改革并非就忽視社會的公平，如果忽視了社會公正，任何改革都不可能真正獲得成功。二十多年的改革歷程已經告訴我們，改革如果失去了社會的公正，就會出現社會危機，那么反對改革者就會以維護“公平”名義的糾集力量，甚至用意識形態和道德的批判來阻礙改革，使改革夭折。但建立市場經濟更加需要的是公正。例如在執行同等規則下，體育競賽后的結果產生冠亞季軍等名次，其獲得的獎勵各有不同，我想沒有人說結果不公平。所以，公平是指競爭結果的平等，而公正則指競爭過程的平等。目前中國的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分配不公及兩極分化的現象，但問題并不是在于市場經濟的建立而出現的市場自由化、和思想自由化，更不在于普通民眾剛開始享有的有限的財產權和經濟自由，而是公共權力及有公共權力背景的既得利益者極大地阻礙著市場的自由化和思想自由化及其公正競爭格局的形成。其實，而且二十多年來形成了各個社會階層，都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改革也是各方面利益相互博弈的過程，因此，在經濟發展和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需要允許公民的政治權利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同步擴張。

既然要實現經濟體制的并軌則需要有相配套的政治體制，也就是建立民主法制社會。所謂市場經濟，是以交換為主要特征和內容的社會制度，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社會資源的高效配置，其實質是法治經濟，必須明確執政黨與政府之間、政府與社會之間、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個人與社會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更需要明確公共產權與私有產權，這必須用嚴肅的法律來確定下來，并有獨立的司法加以保證。雖然以往有過制訂法律的“躍進”時期，但缺乏各方面利益的參與和博弈，法律的嚴肅性和可操作性及效果并不理想。另外，市場經濟的社會，必須要對權力和資本加以約束，使其不能背離社會全面發展的目標。解決權利和資本這些改革障礙，無論是對資本的制衡還是對權力的制衡，都離不開法治，單憑道德力量的約束和簡單的道德批判及意識形態的專制，不可能建立公正的規則和秩序。

要實行法治經濟，也就需要政府的轉型，需要從國家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變。雖然在中國的權力結構沒有根本改革之前，改革難免受權力所左右，但改革畢竟在中國制度中引入了全新的約束，中國的政治體制在經濟改革的基礎上已經并繼續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也動搖了中國社會中傳統一元化的權力結構，從而有利于在中國社會造就民眾能夠監督和約束國家權力的利益格局和經濟基礎，擴大了公眾的自由。在經濟體制上的改革過程中，公眾越來越渴求政治體制能與之相配合和相適應，不能隨意支配公眾資源，也就需要政府的轉型，使其真正轉到“裁判”和服務的職能上面來。政府的重要職能是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也就是用公眾提供的公共財政去滿足大部分人的公共物品或服務的需要；按社會公眾的集體意愿提供市場機制無法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或分配活動。

五、并軌與轉型的路徑選擇

轉軌只是一個過程和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終目的是建立起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和與之相配套的政治體制，但如何實現雙軌制的并軌和政府的轉型，需要選取正確的路徑，以降低并軌與轉型的成本。

眾多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落后于經濟體制改革，這也是存在的事實，但并不代表現有執政集團沒有執政的合法性，因為今天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態勢下，還沒有能取代現有執政集團的政治力量，實現雙軌制的并軌和政府的轉型仍需要現有執政黨強有力的領導，而且市場因素始終是政府為了經濟發展而引入的，市場框架是在強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并需要在此框架上不斷修正完善和培育，因此在并軌與轉型過程執政集團所領導的政府的角色仍然起主要作用。因為：

1、私有產權是市場經濟存在的前提條件，必要條件，是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結論。由于從計劃經濟體制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最基本的特征是需要將全民（集體）所有的財產轉為公民私有財產，并明確界定屬于全體公民的公共服務財產和公民私有財產產權的過程，而現階段仍然有大量的全民（集體）所有的財產存在的現狀下，如果在這一過程政府權力失效，全民（集體）所有的財產就會在無序與混亂中瓜分，將發生嚴重的社會危機甚至動亂，經濟及社會發展將出現極大的倒退，改革的經濟與政治成本將十分巨大。

2、現執政集團仍然有強大的能力延緩改革或推進改革，但畢竟推進改革意愿更大。雖然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過程遇到不少阻力并發生搖擺，社會上也仍然存在反對改革的力量，但現執政集團并沒有改變過向市場經濟轉軌并軌的大方向，因此需要現執政集團“消除對改革的阻礙和反抗”。從現執政集團以往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到現在增加的“政治文明”以及要建立“黨內民主”，均表現出現執政集團也在調整以適應經濟體制的轉軌。這或許是執政集團要穩固執政地位之舉，但證明民主的理念正在深入，也證明了市場力量和社會公眾力量的影響力在擴大，民主政治正在得到認同。

3、民主政治的發展在中國仍需要過程。亨廷頓認為：“民主的前景取決于經濟發展的前景” ⑦。現代民主政治必須要有市場經濟力量的支撐，公民公共服務財產和公民私有財產所有權的確立才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了制約了公共權力。通過公眾力量制約公共權力來為公眾服務，這也是實現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之一。但由于上面所說，我們不能采取經濟與政治成本巨大的激進改革來實現市場經濟的并軌，也就不能用激進的方式來實現民主政治，而且在中國還不具備以激進方式實現民主政治的條件，因為政治發展過程中民主力量的產生，需要市場經濟力量和民間組織形成，而中國目前還沒有形成強大的屬于民間的市場經濟力量和政治組織，一些民間經濟力量如私營企業有相當部分因為在雙軌制下與政府建立各種聯系，甚至有不合法占有公眾利益并繼續與公共權力“合作”尋求利益的現象。民間團體如工會、婦聯、消協、工商聯等仍由政府所主導，甚至代表幾億農民的團體仍沒有建立，仍然靠“國家公有”的土地生存，或游離于公共權力保護范圍之外的工作。隨著共有產權向私有產權的轉移，民間經濟力量與政治組織才能得到相互發展，并能脫離政府的主導，民主力量才能建立并最終實現民主政治，這需要過程。

4、任何市場經濟社會，都不可能完全否定國家--政府的作用。市場經濟并非萬能，需要政府之手的作用，而且在漸進式改革過程，也需要政府在宏觀經濟上加以適度調整，更需要政府解決在轉軌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分配不公、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化解危機，保證轉軌并軌過程的平穩。

達爾所說，“民主和市場經濟就象兩個被不和諧的婚姻所束縛的夫妻。盡管婚姻充滿矛盾，但它卻牢不可破” ⑧。向市場經濟并軌的經濟改革不僅僅是體制的改變，也需要使人們的思想道德和信仰、價值理念、行為習慣的改變。由于中國特有的、與其他國家從根本上不一樣的國情，如人口眾多（特別是農業人口比例大）、人均資源缺乏、經濟基礎薄弱、社會保障未還沒有覆蓋到全體公民，因此現有以產權為核心的經濟體制改革不能不考慮此現實，更需要現有的執政集團來保持社會和政治的穩定，只能創造條件加快經濟與政治改革步伐，既不能放慢腳步，也不能冒險急進，最終是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及與相配合其民主政治體制，實現中國改革的目標。

六、結論及一點意見

漸進改革的轉軌過程中“舊雙軌制”的衰亡但也有延續并滋生“新雙軌制”，既有市場的特征又有計劃的特征的雙軌制存在雖然能降低改革過程中的社會危機和動亂的機會，但卻為此付出巨大的經濟成本，形成了社會分配比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更不平等，并影響改革的進一步推進。但不能否認向市場經濟并軌的改革大方向出錯，因為分配不平等正是由于市場經濟改革的不徹底存在的雙軌制，其根源是公共權力還支配著大量的資源，使民間經濟力量和民間組織仍存在“依附”于公共權力，并影響民主政治力量的形成，必須創造條件加速改革。

多年的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國有（集體）資產的產權歸屬問題仍然如何處置成為焦點，變革產權已成為改革不能回避也不能放棄的問題。從計劃經濟體制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最基本的特征是需要將全民（集體）所有的財產轉為公民私有財產，并明確界定屬于全體公民的公共服務財產和公民私有財產產權的過程。現代民主政治必須要有市場經濟力量的支撐，公民公共服務財產和公民私有財產所有權的確立才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了制約了公共權力，才能產生獨立的民間經濟力量和民間社會和政治組織，才能制約公共權力來為公眾服務，這是實現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之一，也是向民主政治社會轉型的基礎。

在中國特有的國情下，需要現有的執政集團的力量來保持社會和政治的穩定，采取先實施產權改革和將政治體制改革跟進的并軌與轉型路徑。

對于產權改革并非此文的論述內容，下面只是一點簡單的方向性意見，有待其他人研究具體解決的辦法。

將國有企業及國有控股部分在競爭領域中退出，但不可采取急進方式進行，需經專家學者研究和充分論證后制定初步方案，并公開方案征求民眾意見，再由人大討論決定。1、對于未上市的企業，則可公開拍賣出售轉讓。 2、最難的是在競爭領域的已上市企業，必須使國有股全部退出后實行全流通。可將非流通國有股在市場流通和以此形式按市場價格公開轉讓，并暫停國有控股企業的流通股的交易，并指定過去的某一時間的流通股價為準，如賣出的國有股價格如低于流通股的價格，差價部分則在賣出的國有股所得中給予補償。由于指定過去的某一時間的流通股價為準給予差價補償，因而不會發生大眾哄抬流通股價現象，而且國有股份占市值達2/3，足夠補償差價部分。非流通國有股在市場流通和以此形式按市場價格公開轉讓，也是回歸市場價格，由市場定價，不存在資產流失現象。

上市的國有股和未上市的國有企業出售轉讓后，所得的資金用于三個用途：一部分給全體國民（包括農村居民）按年齡比例計算購買社會保障金；一部分補充入社會保障基金中，由全體國民共享；另一部分給40歲以上（具體而定）上的國有企業職工按工齡或就按工齡計算給予直接現金補償，這樣能平衡國有企業職工的歷史貢獻和不能象農村居民那樣擁有集體土地的利益關系。

參考文獻：

[1]、鐘偉：《警惕“新雙軌制”！》，南方周末2004-12-09

[2]、韓朝華：《只有產權改革才能平衡政府過大的權力》，搜狐網：

business.sohu.com/20041207/n223359552.shtml

[3]、呂煒：《轉軌過程的最終費用結算與績效評價》，《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

[4]、錢穎一：《走向好的市場經濟，避免壞的市場經濟》，《經濟觀察報》2004-12-5

[5]、李煒光：《中國的平等與社會公正問題》，《經濟活頁文選》2002年第22期

[6]、梁木生：《中國政治發展滯后的產權探源》，《遠東中文經貿評論》2005 年第1 期

[7]、胡鞍鋼主編，《中國：挑戰腐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8]、吳敬璉：《中國政府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作用》，《國民經濟管理》2004年第9期

注釋：

①、胡和立，1989：《1988年我國租金價值的估算》，《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89年第5期

②、寧南：《巨人國資委》，《商務周刊 》2005.02.21

③、《南方都市報》社論：《國企利潤與市場公平，政府如何抉擇》2004年12月14日

④、胡鞍鋼主編：《中國：挑戰腐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0-61頁

⑤、梁木生：《中國政治發展滯后的產權探源》，《遠東中文經貿評論》季刊2005 年第1 期

⑥、秋風：《郎咸平事件：一場激情遮蔽理性的辯論》，中國《新聞周刊》總第198期，2004年09月27日

⑦、亨廷頓：《民主的第三波》，見《民主與民主化》，商務印書館1999 年版，第383 頁。

第8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貨幣流通速度;貨幣供應量;經濟貨幣化;金融創新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4-0031-03

貨幣流通速度是貨幣理論中一個復雜的問題,它影響著一國一定時期內有效總需求的大小,并通過有效總需求影響貨幣政策效果。一百多年來,西方學者對貨幣流通速度的研究貫穿了整個西方貨幣經濟史,貨幣金融理論家對貨幣流通速度的穩定性一直爭論不休,相關的理論研究及實證分析的文獻也層出不窮。自1952年以來, 中國貨幣流通速度處于不斷變化之中。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影響中國貨幣政策的選擇,并對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產生較大影響。深入探討中國貨幣流通速度變動問題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通過對1952―2008年中國貨幣流通速度的研究,分析其變化的原因,對提高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貨幣流通速度的計算

實踐中,計算貨幣流通速度一般根據貨幣數量論,使用公式V=(Irving Fisher,1909;Frederic S. Mishkin,2002)。其中,V為貨幣流通速度,表示一年內貨幣媒介流通的次數;P為一般物價水平;Y為實際國民收入,可用實際GNP或實際GDP表示;P×Y為名義國民收入,可用名義GNP或名義GDP表示;M為貨幣供應量,可分為若干層次,M0=流通中的現金;M1=C+D,其中C為流通中的現金即M0,D為活期存款,包括企業活期存款、機關團體存款及農村存款;M2=M1+TD,TD為準貨幣,包括居民儲蓄存款、企業定期存款、信托類存款與其他存款。本文采用Vi=,其中i=0,1,2,計算M0、M1、M2三個層次的貨幣流通速度(數據來源:1952―2008年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來自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各層次貨幣供應量M0、M1和M2數據,1952―1989年數據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1990―2008年數據來自于中國人民銀行網站。M0和M2的數據涵蓋了1952―2008年,M1的數據只涵蓋了1990―2008年。使用SPSS統計軟件分別計算出M0、M1和M2三個層次的貨幣流通速度并進行相應分析)。

二、中國1952―2008年貨幣流通速度的特征

圖1反映出1952―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率與M0、M1、M2三個層次的貨幣流通速度變化情況,總的來說具有如下特征:

1.中國貨幣流通速度并不是一個常數,除少數年份上升以外,總體上呈長期下降趨勢,最近些年又有緩慢上升的態勢。比如說,M0貨幣流通速度從1952年的24.69,下降到1993年的6.02,然后略有回升,到1996年的8.09,然后又下降到1999年的6.66,之后緩慢上升,到2008年為8.79。M1貨幣流通速度從1990年的2.69下降到2007年的1.64,然后略有回升,2008年為1.81。M2貨幣流通速度從1953年的7.25,下降到2005年的0.61,然后又緩慢上升到2008年的0.63。

2.M0貨幣流通速度的波動幅度要大于M1貨幣流通速度和M2貨幣流通速度。貨幣流通速度的短期波動呈現明顯的順周期性。經濟下降階段,貨幣流通速度也下降或下降的速度相對提高;經濟上升階段,貨幣流通速度上升或下降的速度相對趨緩。比如說,經濟增長率從1958年的21.3%下降到1961年的-27.3%。M0貨幣流通速度也從1958年的19.28,降到1961年的9.71。M2貨幣流通速度也從1958年的4.17降到1961年的2.77。當經濟增長率從1961年的-27.3%上升到1964年的18.3%時,M0貨幣流通速度也從1961年的9.71上升到1964年的18.18。M2貨幣流通速度從1961年的2.77上升到1964年的3.34。當經濟增長率從1965年的17%降到1967年的-5.7%,1968年的-4.1%。M0貨幣流通速度從1965年的18.9,降到1967年的14.55,再降到1968年的12.85。M2貨幣流通速度從1965年的3.45,降到1967年的2.82,再降到1968年2.58。當經濟增長率從1967年的-5.7%上升到1970年的19.4%,M0貨幣流通速度從1967年的14.55上升到1970年的18.23。M2貨幣流通速度從1967年的2.82上升到1970年的3.46。在改革開放前的經濟周期中,貨幣流通速度往往表現為與經濟周期同步順周期波動;改革開放以后的經濟周期中,貨幣流通速度的波動往往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有所提前或滯后,有時是經濟先上升或下降,隨后帶動貨幣流通速度的上升或下降;有時是貨幣流通速度先上升或下降,隨后帶動經濟上升或下降。

3.M0貨幣流通速度的均值為12.48,標準差為5.19,最大值為1952年的24.69,最小值為1993年的6.02;M1貨幣流通速度的均值為2.05,標準差為0.36,最大值為1990年的2.69,最小值為2003年的1.61;M2貨幣流通速度的均值為2.47,標準差為1.70,最大值為1953年的7.25,最小值為2003、2005和2006年的0.61。

三、中國貨幣流通速度影響因素分析

1.經濟貨幣化。經濟貨幣化是指貨幣經濟向非貨幣經濟領域的擴展。即傳統的行業和家庭部門由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發展,由物物交換方式向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方式轉換,人們更多地使用貨幣作為交易媒介。貨幣化的過程不但包括物質產品和服務產品的貨幣化與市場化,而且還包括流量資產和存量資產的貨幣化與市場化。貨幣化進程主要是指以貨幣為媒介的經濟活動的比例不斷增長,衡量經濟貨幣化的一個重要指標是M2 /GDP。

圖2反映出中國1952―2008年經濟貨幣化的進程。從圖中可以看出,1952―1962年中國貨幣化進程較快,M2 / GDP從1952年的0.15到1962年的0.38。1962―1978年貨幣化進程徘徊不前,貨幣化程度以0.33為均值,以0.03為標準差上下波動。1978年以后中國貨幣化進程加快,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M2 / GDP從1978年的0.32上升到1984年的0.58,1985年回落到0.54,然后又繼續上升到1987年的0.64,又回落到1988年的0.62;第二個階段,M2 / GDP從1988年的0.62上升到1993年的0.99,然后1994年回落為0.97;第三個階段,M2 / GDP從1994年的0.97上升到2003年的1.63,之后貨幣化進程又在1.61上下徘徊,2008年下降為1.58。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長期保持較快增長,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落實,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轉換,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個體、私營及民營經濟的發展,資本市場的繁榮與壯大,住房的貨幣化改革等等,使得經濟生活的貨幣化、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使得用貨幣來媒介的商品和勞務范圍不斷擴大,極大地增加了生產、流通過程中所需要的貨幣量。由于貨幣化進程中,貨幣需求的彈性較大,表現為貨幣需求的增加大于GDP的增加,因此貨幣流通速度呈長期下降趨勢。

2.金融創新。金融創新是金融資源重新組合的過程, 包括金融工具的創新、金融市場的創新和金融制度的創新(梁大鵬,齊中英,2004)。Bordo 和Jonung(1987,1990)的理論認為, 貨幣流通速度先隨著經濟貨幣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 然后隨著金融創新和經濟穩定化程度的提高而上升, 貨幣流通速度呈U 型或L型變化。金融創新的不斷出現是英國、美國、日本等國家貨幣流通速度由降轉升的主要原因。一是在銀行業,金融創新創造了流動性:定期存款到期前不便于流動,于是創造易于變現的可轉讓大額定期存單;定期存款不能開支票,于是創造了自動轉賬賬戶;儲蓄存款不能開支票,于是創造了貨幣市場互助基金賬戶等等。二是金融市場上,滿足人們不同風險收益偏好的投資產品不斷涌現,擴大了可生息的流通資產的范圍,從而提高了持有貨幣的機會成本,加速資金周轉,從而提高了貨幣流通速度。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市場迅速發展,金融創新活動踴躍,但是與貨幣化進程相比,中國的金融創新還處于一個相當低級的階段。由于舊有體制和傳統因素的制約,金融創新活躍貨幣流通、提高貨幣流通速度的效應還沒有真正顯示出來。中國的流通體制和價格體制的改革仍有待深入,這是造成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又一因素。流通體制經過多年改革,已經取得較大進展,但是過多的流通環節,僵化的流通體制,仍然影響著資金的周轉速度。另外,缺乏高效率的金融工具來融通資金,資金流動不暢,也影響貨幣流通速度。與貨幣化進程引起的貨幣流通速度下降效應相比,金融創新發展引起的貨幣流通速度上升的效應十分有限。

2000年10 月,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加快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建設,逐步取代電子聯行系統。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主要包括大額支付系統和小額批量支付系統兩個業務應用系統以及清算賬戶管理系統和支付管理信息系統兩個輔助支持系統。方軼強(2009)的研究表明,在大額支付系統試點前,貨幣流通速度呈下降趨勢; 但在大額支付系統試點至大額支付系統完成全國推廣期間,貨幣流通速度中止了下降趨勢;而在大額支付系統完成全國推廣后, 貨幣流通速度的單位根檢驗表明貨幣流通速度呈現一定的增長趨勢。

3.經濟周期波動。中國貨幣流通速度在長期下降的趨勢中,還表現出短期波動與經濟周期密切相關的特征。一般來說,在經濟繁榮時期需求旺盛,人們對未來預期樂觀,消費和投資旺盛,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反之,在經濟衰退時期,人們對未來預期悲觀,消費和投資降低,對貨幣的需求加大,貨幣流通速度下降。這種短期波動主要是由于經濟周期變動所引起的利率、預期通貨膨脹的變動所導致的。楊春雷(2009)使用1990―2007年年度數據研究了中國貨幣流通速度變化率與實際總產出增長率之間的關系,認為中國貨幣流通速度變化率與實際總產出增長率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 當實際總產出增長率提高時,貨幣流通速度變化率會增加;反之當實際總產出增長率降低時,貨幣流通速度變化率會減小。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對實際總產出的貢獻大于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對實際產出產生的影響, 但貨幣流通速度變化率的增加在短期仍會使得實際總產出增長率提高。

總的來說,當經濟體處于上行通道即實際總產出增長率增加時,貨幣流通速度變化率會提高,而貨幣流通速度變化率的增加在短期又會使得實際總產出增長率提高;而當經濟體處于下行通道即實際總產出增長率降低時,貨幣流通速度變化率減小,而貨幣流通速度的減慢在短期又會使得實際總產出增速降低,因此貨幣流通速度對實際總產出的增長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實體經濟的波動。

4.其他影響因素。在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時期,中國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帶有明顯的制度背景。其中包括,不合理的利率結構、政策干預帶來的交易成本上升、二元體制及相關政策背景導致的貧富分化,以及住房、醫療、教育等各項制度改革,成為影響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重要原因(郭秀云,2008)。

1994年以來,由于外匯形成機制的結售匯制度和國際收支順差的不斷增大,中國外匯儲備持續快速增長,這使得基礎貨幣中的外匯占款快速增加,導致基礎貨幣大量增加,進而通過貨幣乘數的進一步擴張,創造出迅速增長的貨幣供給量,促使貨幣流通速度持續下降(耿中元,2007)。

貨幣流通速度與地區發展差異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地區發展差異每擴大1個百分點,將導致各層次貨幣流通速度大約下降4個百分點。地區發展差異是貨幣流通速度的格蘭杰原因,地區發展差異也是貨幣流通速度變化的一種較強的預測。從短期來看,貨幣流通速度對均衡的偏離在下一期將得到反向的糾正,但糾正力度較小(吳興旺、張富祥,2009)。

四、政策建議

1.完善失業救濟、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教育及住房保障等制度,解決老百姓的后顧之憂,改善社會經濟預期,提高市場交易的活躍程度,刺激社會有效需求,加快貨幣流通速度。

2.增加居民、尤其是農民的收入,采取有效措施緩解收入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縮小貧富差距。提高居民預期收入,穩定支出預期,以適當提高貨幣流通速度,為貨幣政策作用的有效發揮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3.貨幣流通速度足以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在制定貨幣供給量計劃時,必須考慮到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速率。貨幣流通速度的減慢會影響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效果,同時貨幣供應量的超經濟增長, 還有可能使中國經濟運行面臨潛在累積的通貨膨脹壓力。

4.由于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動具有順周期的特征, 往往會與逆經濟周期而動的貨幣政策發生矛盾, 抵消貨幣政策效果。在制定逆周期的貨幣政策時,要考慮到貨幣流通速度短期順周期的特征,考慮到其加速下降的多方面的原因,采取措施,刺激貨幣流通,緩解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速率,改善貨幣政策運行的環境。

5.鑒于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我們可以借鑒西方發達國家調控貨幣流通速度的經驗,通過利率調控、貨幣發行量控制、國家舉債消費等多項措施鼓勵消費、活躍資本市場和消費品市場,加速貨幣周轉,有效地調節和引導貨幣流通速度,使之向著有利于貨幣政策實施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Frederic S. Mishkin. 2003.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Pearson Publications Company; 7th edition.

[2]Bordo, M. D., and L. Jonung (1990), The Long Run Behavior of Velocity: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Revisited Journal of PolicyModeling 12:2, 165-197.

[3]Bordo, M.D., and Jonung, L. (1987), The Long run behaviour of the Velocity of Circulation: Th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吳興旺,張富祥.中國貨幣流通速度問題研究[J].廣東金融學院學報,2009,(1).

[5]方軼強.支付系統的發展與貨幣流通速度變化分析[J].上海金融,2009,(9).

[6]郭秀云.中國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商場現代化,2008,(7).

[7]朱小苑.淺析中國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因素[J].商場現代化,2008,(8).

[8]梁大鵬,齊中英.金融創新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研究[J].經濟科學,2004,(2).

第9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教育資源；優化配置；路徑

一、我國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的配置方式經歷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配置的發展過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的供需受到政府的控制和約束，導致高等職業院校教育外部資源配置失衡，尤其是造成地方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配置存在短板。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配置缺乏激勵和市場競爭機制，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成本最大化，其創新型和復合型人才培養的路徑狹窄。計劃經濟體制下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配置實踐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不僅阻礙了高等職業院校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而且對經濟社會的發展造成了負面影響。如高等職業院校教育內部資源配置嚴重失衡，其結果導致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規模不合理，配置高度計劃性，效率低下，人才壟斷壁壘高。高等職業院校教育學科建設在與政府的關系上缺乏獨立性，在與市場的關系上缺乏必要的抵御性。在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配置的治理過程中，缺乏市場、社會和學生的參與性，這影響了我國高等職業院校教育事業的可持續發展。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為我國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在我國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配置方面進行的多種努力，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仍然存在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配置機制滯后，體制機制改革創新步伐緩慢，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民辦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配置嚴重不足等問題。面對我國高等職業院校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與職業教育資源經費投入不足和資源短缺的矛盾，如何科學優化配置我國高等職業院校的教育資源，使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產生最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以滿足社會對高等職業教育的需求，是今后政府和職業教育界需要認真研究的前瞻性課題。

二、我國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提升路徑

在新時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們應找準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實現經濟結構對稱態的基礎上實現經濟的快速可持續發展，其目標是企業盈利、財政增長、就業率提升、民生改善和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面對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我國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也將進入以新戰略、新需求、新供給、新發展為特征的新常態。因此，在全面貫徹落實《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我們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提出“加強高等教育投入和條件保障”，基于《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全面提高高等職業院校的教育質量”。本文據此提出了新時期我國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提升路徑。

1.加快推進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治理現代化。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問題，歷來是黨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核心是如何實現治理現代化。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總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并對職業教育領域綜合改革進行整體部署以來，我國高等職業院校緊密對接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求，突出社會和經濟發展對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引領導向，進一步優化高等職業院校教育的專業結構布局和人才培養類型結構。特別是提高高等職業院校教育的人才培養質量，面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經濟新常態發展的主戰場，增強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科技創新能力，深化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產學研合作，促進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深刻認識推進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在準確把握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質內涵的基礎上，從政府、學校、社會、社區和家庭方面共同努力，構建完善的集督政、督學、監測三位一體的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督導體系，進一步推進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2.進一步深化高等職業院校教育領域的綜合改革，提升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功能。政府監管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要把該管的管好，把該放的放掉；要優化資源配置結構，落實高等職業院校的辦學主體地位，形成高等職業院校自我發展、自我約束、自主行使權利和獨立承擔責任的機制。高等職業院校資源優化配置要接受社會評價，高等職業院校資源優化配置要接受社會檢驗，高等職業院校資源優化配置要接受社會監督，吸引社會資源進入高等職業院校資源優化配置領域，進一步促進高等職業院校資源優化配置的現代化、科學化和創新改革發展，以適應新時期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需求。這不僅是進一步深化高等職業院校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創新的需求，也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增強我國高等職業院校資源優化配置回饋社會效應的需求。因此，我們要切實增強高等職業院校資源優化配置的使命意識、責任意識和擔當意識，搶抓機遇，乘勢而上，促進高等職業院校資源優化配置的可持續發展，深化高等職業院校教育領域的綜合改革，推動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以實現我國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發展目標，促進高等職業院校教育的現代化發展。

3.優化我國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環境。高等職業教育肩負著培養面向生產、建設、服務和管理第一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提升我國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發展，必須建立政府、學校、社會、社會和家庭協同發展的育人生態環境，即優化校園育人環境，改善社會育人環境，構建教育誠信環境，建立科學評價體系，建設綠色生態校園。

三、結論

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作為高等教育資源中的特殊資源，在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面向市場經濟，進行職業教育資源優化配置，提升高等職業院校教育的辦學質量和效益，培養創新型人才，以及實現中國夢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新時期我國高等職業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是與構建我國教育公共服務城鄉全覆蓋保障體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系統工程，沒有我國教育公共服務城鄉全覆蓋保障體系構建的需求，便不存在新時期我國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問題。所以，新時期我國高等職業院校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提升不僅是構建城鄉全覆蓋公共服務保障體系的需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實現教育強國建設目標的需求。

參考文獻：

[1]龔躍蓮.我國高等職業教育資源配置現狀及優化對策[J].成人教育，2012（6）：8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