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制度的變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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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制度的變革范文

從1948年正式建立到現在，戰后英國的社會救助制度先后經歷了三個重要的發展時期：1948到1965年是初步發展時期；1966到20世紀70年代末是完善時期；從1979年撒切爾政府上臺到現在是變革時期。1979年以來，英國社會救助制度總的變革趨勢是：社會救助的手段越來越趨于多樣化，服務型社會救助越來越占據重要地位，同時對申請人設置的限制性條款也越來越嚴格。

一、1979年以來英國社會救助制度的頻繁變革

1.保守黨政府時代（1979―1996年）

在1988年正式生效的《1986年社會保障法》里，作為英國社會救助制度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的補充補貼被收入支持所取代，家庭津貼變成了家庭信貸，而在之前幾年，住房津貼已經取代了房租減免。所有這些津貼改革的目的是簡化管理并避免“貧困陷阱”這種最壞的結果。[1]

1986年的《社會保障法案》創造了三種社會救助津貼：收入支持、家庭稅收抵免和住房津貼，這三種津貼都建立在相似的原則基礎之上。這項法案推動了英國社會保障體系向稅收抵免方向的發展，而且它把財產調查作為整個改革方案的中心。一種新的社會保障結構被引入，它較少在不同的津貼申請者之間進行區分，比如殘疾人、養老金領取者和單親家長。[2]

這項法案同時建立起了雙重的財產調查型收入支持體系：收入支持是為那些沒有工作或每星期工作時間少于24小時的人設立的，工作家庭稅收抵免是為那些每星期工作時間在24小時（后來減為16小時）以上的父母設立的。然而，撫養著16歲以下小孩的單身母親卻不用受工作方面的條件限制就能接受社會救助，就如同普惠式的兒童津貼一樣。[3]這再次反映出英國政府對兒童享受的福利的關注度明顯要高于對其他群體的福利的關注度，同時，這也反映出“少年兒童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資源”的這一當代社會的重要理念。

1983年，保守黨政府引入了住房補貼計劃，以取代之前存在的針對低收入家庭的各種住房福利。最新的關于申請住房補貼的一般資格是在《1992年社會保障繳費和補貼法》中規定的。

保守黨政府在1971年設立了家庭收入支持，其在1988年被家庭稅收抵免所取代，它提供給每周工作時間在24小時（后被減少為16小時）以上的低收入父母。這項津貼對于單親家庭與雙親家庭一視同仁，發放的主要依據是家里孩子的數量及其年齡、家庭純收入、積蓄等。與收入支持一樣，家庭稅收抵免只面向積蓄在8000英鎊以下的家庭，只有積蓄在3000英鎊以下的家庭才能獲得全額的家庭稅收抵免。

在1986年以前執行的補充補貼計劃中，有些條款準許對幫助特殊支出做出一次性付款，諸如搬家、購置家具、修理房屋等等。政府在這些方面有很詳細的規定。《1986年社會保障法》廢除了這些名目，用社會基金取而代之，救助金局組織了一個受過專門培訓的小組負責管理。社會基金提供給收入支持和后來設置的非繳費型求職者津貼的領取者，以滿足被認為超過日常生活的正常開支的一次性需求，它由兩個不同部分組成：法定社會基金和任意社會基金。1987年實行的法定社會基金對寒冷天氣時的額外燃料支出，以及生育和喪葬費用提供資助。1988年開始實施的任意社會基金，對申請人提供預算借款和危機借款，以及社區照顧資助，社區照顧資助是提供給那些已經接受了一段時間的住院護理并需要回到社區安頓的人。此外，去醫院或其他醫療機構探親訪友時，可以得到交通補助。該服務還補助社區內“易受傷害”的群體改善生活條件，政府有詳細的規定來幫助社會基金官員決定這類需求。除了社會服務和醫療服務以外，社會基金提供的現金資助是很有限的。在預算范圍內，30%用于社區護理，70%用于借款。當然，生育和喪葬補助不在此范圍內。[4]

從1994年10月起，申請家庭稅收抵免及住房補貼的家庭可以獲得每周不超過40英鎊的補貼用于用于正規幼兒園的看護費用。此項幫助用于雙職工、單職工而另一方無力照顧孩子的家庭，以及單親家庭。它是提供給那些把不滿11歲得孩子送到日托所照看的家庭的。這項政策有助于減輕低收入工作家庭在照看孩子方面的負擔，同時也給予了一定精神上的鼓勵。

1996年，保守黨政府推行求職者津貼制度，政府提供繳費型求職者津貼和非繳費型的求職者津貼，以應對不斷增加的失業人口并緩解失業家庭的貧困。其中的非繳費型求職者津貼，則附帶了較為嚴格的家庭財產調查和就業行為調查，強調申請人必須積極努力尋找工作。自從1996年10月求職者津貼取代失業救濟補貼后，該項津貼在2000年以后取代了收入扶持而成為社會救助津貼中開支比例最大的津貼，其與收入扶持共同構成了當前英國社會救助制度的核心。

2.新工黨政府時代（1996―2009年）

1998年5月，新工黨政府提交了上臺以來的第一份財政預算報告，該報告明確指出要用工作家庭稅收抵免取代原有的家庭稅收抵免。1999年10月，工作家庭稅收抵免正式取代了家庭稅收抵免。工作家庭稅收抵免的設立清晰地表明了新工黨政府的政策意圖：提高至少有一個成年人就業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鼓勵無人就業的家庭中的成年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工作家庭稅收抵免的設立明顯地是受到了1998年英國財政部的相關統計數據的影響，財政部的相關統計顯示：在1997年的英國，有五分之一的處在工作年齡段的家庭成員沒有工作，這一比例是1979年的兩倍。[5]就業比例如此之低，改革自然勢在必行。

1999年10月，工作家庭稅收抵免正式取代了原有的家庭稅收抵免。新工黨政府推出工作家庭稅收抵免的政策目標是讓這項津貼覆蓋150萬個低收入的工作家庭，這是家庭稅收抵免覆蓋面的兩倍以上。工作家庭稅收抵免包括每周48.8英鎊的基本津貼，加上隨著孩子年齡而增加的額外津貼，在孩子達到16到18歲時，該額外津貼達到最高額度即每周25.4英鎊。工作家庭稅收抵免的申請者必須保證每周工作時間不少于16小時，但那些每周工作時間在30小時以上的申請者還可以額外得到每周10.80英鎊的津貼。[6]

工作家庭稅收抵免的政策目標是有一個或兩個成年人都沒有工作的低收入家庭。與家庭稅收抵免相比，平均每個家庭每周可以從重額外獲得24英鎊的收入。[7]工作家庭稅收抵免的設立清晰地表明了新工黨政府的政策意圖：提高至少有一個成年人就業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鼓勵無人就業的家庭中的成年人進入勞動力市場。

2003年，工作家庭稅收抵免又被工作稅收抵免所取代，它仍然是針對低收入家庭的，與工作家庭稅收抵免不同的地方是：它不要求家庭中一定要有需要撫養的小孩。

2003年10月起，養老金補貼計劃正式實施，它包括保證補貼和儲蓄補貼兩個部分。保證補貼是專門針對60歲以上老人的收入支持計劃，如果個人的儲蓄超過10000英鎊，則保證補貼將被削減。儲蓄補貼的政策目標在于鼓勵儲蓄行為，使那些有一定儲蓄的老人得到更好的政策待遇，適用人士是65歲以上的養老金領取者，當申請者的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就喪失領取的資格。

2008年10月，英國政府開始實施就業及援助津貼制度，取代喪失工作能力補助與收入支持，收益人群是由于健康原因而不能工作的人。與求職者津貼類似，就業及援助津貼也分為兩類：繳費型與非繳費型。非繳費型的就業及援助津貼屬于社會救助，需要進行家計調查，申請人的銀行儲蓄不得超過16000英鎊。非繳費型就業及援助津貼的給付額計算方法與收入支持的計算方法類似。社會保障部門根據申請人的具體家庭狀況計算出該家庭的標準給付額，在此基礎上根據申請人的特殊情況，再追加額外給付。申請人一旦領取了非繳費型就業及援助津貼，就不可以再申請收入支持、求職者津貼和養老金補貼了。

3.聯合政府時代（2010年至今）

2010年，以保守黨為核心的聯合政府取代了新工黨政府，這標志著英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同時也意味著英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必將迎來新一輪的變革，其將往何處去是目前英國民眾關注的熱點話題，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對社會救助政策的關切。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英國政府于2010年11月11日公布了福利制度改革方案，承諾幫助失業者再就業，同時警告失業者如果拒絕工作、靠領取社會救助津貼過日子，將會面臨處罰。根據這一方案，英國政府將把個人和家庭所得種類繁多的補助和津貼整合起來統一發放。英國政府計劃于2012至2013年起實施此福利制度改革，并且計劃在5年內完成。

聯合政府還宣布了180億英鎊的福利支出削減計劃。工作稅收抵免計劃也遭到了削減：從2011/2012財年開始，連續三年凍結基本因素和30小時因素的給付；從2012/2013財年開始，取消50歲以后重新開始工作因素的給付，而有小孩的夫婦必須兩人每周工作時間達到24小時以上，其中一人的工作時間必須在16小時以上。

二、1979年以后英國社會救助制度頻繁變革的原因分析

1.貧困人口的增加

在1961到1979年間，英國所有的收入群體都從經濟的日益增長中得到了好處，其中最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最快。然而，自1979年保守黨政府上臺后，英國經歷了一次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快速擴張過程。在1979年到1994/1995年間，扣除住房花費后，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增長了60%以上，而最貧窮的十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卻下降了約10%。從1994/1995年間開始，平均生活水準的上升提高了大部分群體的收入水平，只有最貧窮的十分之一人口例外。[8]在1979到20022/2003年間的英國，實際凈收入每增加100英鎊，就有40英鎊為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口所得。收入不平等的如此加劇不僅在英國歷史上十分少見，其在國際范圍內也是罕見的。[9]

1980年以后，英國的貧困人口急劇上升。按照歐盟國家規定的貧困線即平均收入的50%計算，英國的貧困人口從1979年的440萬增加到1989年的1040萬。這1040萬的貧困人口占英國總人口的19%以及22%的兒童人口。[10]20世紀80年代英國貧困率的突然上升和保守黨的相關政策有關，但實際上也受到了當時社會和經濟變化的影響。這些變化主要包括；勞動力對市場對非熟練和半熟練工人需求量的下降，由此導致失業率的上升和工資的降低。此外，經濟全球化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其他國家的極具競爭力的外來勞動力導致英國國內的平均工資水平下降。

英國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經濟增長有利于富人但不利于窮人。比如，根據官方統計結果顯示；從1979年到1990年，最窮1/10人口的收入下降了17%；而同一時期.最富的1/10人口的收入增加了62%。從總人口來看，富人的實際收入增加了50%，而窮人的實際收入只增加了10%。而同樣有官方統計數據表明：到1991年，幾乎有1/3的英國兒童生活在貧困之中。最近的證據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英國的不平等和貧困使最窮者的可支配收入與最富者的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增大到了決裂的邊緣。[11]依據英國一些學者的估算，在20世紀末，英國有1400萬人生活在貧困之中.他們的收入還不到國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而生活在貧困家庭中的兒童數也從1979年的140萬增長到了1999年的450萬；與此同時，最富的1/10人口的收入仍然在持續增長。[12]

戈登在2000年指出，英國的貧困一直都在增長，并且已經有相當一部分人陷入了貧困。他的研究指出，英國14的家庭在遭受貧困，但福利國家的制度為他們提供了安全網，這使貧困者不至于陷入最困難的境地。到1999年，英國有50萬人遭受長期貧困，這比1990年下降了許多。[13]

在20世紀80年代，撒切爾領導下的保守黨政府對社會保險津貼進行了大幅度的削減。英國人享受到的來自社會保險領域的保護減少了，由此帶來的后果是：英國人對社會救助津貼的依賴增強了，特別是在日益增加的失業率與房租，以及低工資背景下。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超過800萬人依賴主要的社會救助津貼（現在的收入支持），其中的三分之一還依賴其他形式的社會救助津貼。[14]

2.失業率的上升和零就業家庭的增多

20世紀50和60年代，英國的平均失業率大概在2.5%的水平。失業率如此之低，這在英國歷史上都是很罕見的。那是個“充分就業”的年代，絕大部分的畢業生都能有一份全職工作，到法定年齡時再退休。然而，進入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失業率開始飆升，1981年時高達9.6%。失業率跟著經濟周期而變化，20世紀80年代后期有所回落，90年代初又開始上升。90年代后期，失業率又降了些。然而，2002年的失業率仍高達5.2%，是20世紀50、60年代的兩倍。因此，20世紀八九十年代，失業率出現了大規模上升，大規模失業成為了英國勞動力市場的主要特征。在此期間，還出現了一種新現象：男性非經濟活動人口眾多。非經濟活動人口指的是那些沒有就業也沒有失業的人，也就是說，他們既不主動找工作也不愿意工作，包括在家里料理家務的人、因患病和殘障而離開工作崗位的人，以及已經提前退休但尚未領取國家養老金的人員。[15]

20世紀80、90年代還出現了一個全新的現象：零就業家庭。工作也兩極化了，雙職工家庭多起來了，零就業家庭也多起來了。1968年，零就業家庭只有4%，1975年為6.2%，1981年急劇上升到10.6%，1995年更是達到了16.7%。在此期間，單親家庭成為零就業家庭的風險最高，其次就是單身漢。[16]

3.社會福利開支的急劇增加和騙保現象猖獗

在戰后的英國，由于福利開支增長過快，必然導致財政負擔沉重，經濟效率下降。在福利開支中，社會救助占了很大的比重，因為社會救助與社會保險不同，是屬于非繳費型的社會福利，政府的責任更重大。

福利支出在政府財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在1951年的是36%，1978年就增加到53%。[17]而在1980―1995年間，福利開支占英國GDP的比重又增長了5.8%。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英國的經濟遭受重創，福利開支給政府財政帶來的壓力有增無減。據統計，英國2009年包括失業救濟、就業培訓、低收入家庭補助及兒童、孕婦和傷殘人員的補助等在內的社會福利開支高達1920億英鎊，超過當年的國防、教育及醫療開支的總和，給英國財政和經濟復蘇帶來了嚴重負荷。由于英國給予失業者和單親家庭的社會救助補貼過高，而低工資階層因所得稅高，因此出去工作所得比賦閑在家多掙不了多少，從而導致許多人干脆長期閑在家里以領取社會救助補貼生存。高福利意味著高支出，高支出需要有高稅收來支撐。高稅收又被嫁接到企業身上，直接影響了英國企業的盈利能力，致使它們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力的下降。因此，就不難理解無論是保守黨政府，還是新工黨政府，還是現在的聯合政府，都頻繁地對社會救助制度進行變革了

英國政府在1998年的《打擊騙保，人人有責》綠皮書中宣稱，每年被騙取的社保資金達20億英鎊，“這筆錢可以用來為100萬尚沒有養老金的老人提供收入保障，還可以給1200萬兒童每周增發2英鎊的兒童津貼”，[18]按負責制定打擊騙保政策的大臣馬爾孔？威克斯的話說，在1998到2001年間，騙保人數下降以后省出的錢“可以給2500名醫生或近6000名護士發工資”。[19]

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社會救助成為了騙保的重災區。根據英國就業和養老金部的統計，在2000―2001年度，收入支持和求職者津貼兩項制度由于騙保和工作失誤，多支付了12億英鎊，其中7.74億是騙保所致。騙取收入支持的人數是20.4萬人，騙保率為5.4%；騙取求職者津貼的人數為8.6萬人，騙保率為8.6%；最常見的騙保形式是未申報收入和及未告知自己有配偶。[20]

三、結語

第2篇：社會制度的變革范文

（遼寧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遼寧 沈陽 110031）

摘　要：核心價值觀的踐行有助于人們養成健康向上的價值理念，形成良好的社會公共道德，形成民主的、法制的社會環境。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現實基礎是制度創新，而核心價值觀又是制度創新的重要保障，二者相輔相成互動發展。

關鍵詞 ：制度創新；核心價值觀；培育；踐行

中圖分類號：D60；B82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8772（2014）10-0236-02

當今我國正處在的社會轉型期，各種思潮充斥著人們的思想，難免會存在著功利思想、拜金思想、貪欲思想等價值觀扭曲的思想現象，這一切思想的根源都是社會價值觀問題，其根本原因在于責任價值的缺失，這也在一定程度地折射了社會管理機制的欠缺和漏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正是改革這種不良社會風氣的強烈要求，它的踐行有助于人們養成健康向上的價值理念，形成良好的社會公共道德，對于調整人與人之間友好和諧的交往關系，建立民主的、法制的社會環境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所以當前社會精神文明建設需要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迫切需要構建一個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管理制度。

一、制度創新與核心價值觀的關系

（一）制度創新是指在人們現有的生產和生活環境條件下，通過創設新的、更能有效激勵人們行為的制度、規范體系來實現社會的持續發展和變革的創新。[1]

人類社會所有創新活動都是在制度創新的基礎上進行的，制度創新是推動一切創新活動的動力，是政府部門通過創設適應新的社會環境以及人們的思想行為，最大限度地激發人們潛在價值所制定的規則、制度和政策法規。也是人們在目前的生產和生活環境下，實現經濟發展和推動社會變革的動力。經濟創新、文化創新、科技創新等等創新都是在制度創新之后得以進行的，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持續發揮著自己的作用。因此應當從體制改革、機制完善、政策扶持、人才培養、作風建設等方面形成鼓勵和支持創新的良好文化和制度環境。只有創新型政府，才會形成創新型的制度、創新型的文化。所以，制度創新應該是需要優先解決的問題。

（二）一個社會核心價值的形成，是對本民族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認識和總結，是對不斷發展著的社會實踐的認識和總結。所以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是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價值凝練，而且也是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及正在進行的社會實踐的概括和總結。尤其是對正在運行著的社會主義制度體系進行全面分析和檢討，并按照核心價值觀的要求，必須改革那些與核心價值體系要求不相符合的體制機制。

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創造就是國家制度的創新。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決定著其國民的素質，國家制度的優劣直接影響其公民形象的塑造。國家制度的創新同核心價值觀的建設是密切相關，核心價值觀轉化為對應的制度體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能完善起來。并且文化教育、輿論宣傳、社會導向都圍繞核心價值觀和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教育，社會主義制度才能鞏固起來，社會才能穩定、持久的向前發展。社會主義價值觀作為一種社會意識，代表了人們對生活現實的總體認識、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

（三）制度創新與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的互動關系。制度創新是踐行核心價值觀的載體，核心價值轉化為制度機制才更有生命力；制度的建構與改革創新又決定價值觀踐行的效果，價值觀教育需機制保障；價值觀是制度創新的靈魂，同時對進制度改革創新又起促進作用。

第一，制度創新是在公共價值取向的基礎上進行的，制度創新的設計和安排也是公共價值觀的體現，制度本身的內在精神和品格也包含一定的價值觀。馬克斯·韋伯指出：“每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社會制度和內在精神，前者是一個社會有效運行所要求的一套經濟社會倫理規范和法律體系，而后者則包括人們的行為規范、價值目標、奮斗目的等文化觀念。”[2] 新的價值觀的踐行是現實社會制度的折射，并且會推動社會制度的改革創新。正如貝爾指出，“意識上的變革——價值觀和倫理道德上的變革——會推動人們去改變他們的社會安排和體制”[3] 。

第二，制度創新又對價值觀的踐行起引領、規范、、約束、保障作用。“制度建立的規范、慣例和做事程序，在長期的作用下，就會使人們形成行為習慣乃至內化為個人的自我價值取向，對人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具有根本性的指導意義；而制度的強制懲戒性又使其具有遏制作用。因此，制度對人的行為具有強烈的形塑性和直接的匡正性。”[4]可見制度能夠協調人們交往的行動、調控人們的矛盾、增進地區互助、影響社會發展。

二、制度創新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現實基礎

（一）抓好制度創新的頂層設計。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只有在完善的制度機制保障下，才能持之以恒的踐行。要從頂層設計的高度，設計好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戰略思路、具體路徑和執行方法；要深入開展相關研究；要認真規劃設計，形成方法策略；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到實處。同時，既要尊重價值觀形成、發展的客觀規律，也要進行科學的制度創新。當前，對社會個體而言，培育和踐行“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核心價值觀，應當以教育為主。價值觀是決定人的思想行為的心理基礎，這就要求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徹到國民教育的全過程，付諸到社會發展實踐中去，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通過制度的媒介和實踐的路徑而深入到社會現實、滲入到老百姓的一言一行。對國家和社會層面而言，培育和踐行“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核心價值觀，還應當以制度創新為主。加強頂層制度設計，使社會主義制度體制成為凝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寄托全國人民美好道德愿望、充滿著高尚正能量的強大引擎。

（二）做好制度創新的完善發展。制度創新是核心價值觀的媒介，通過規范人們的權利和義務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調整人們之間的關系，對人們的思想行為具有制約、引導功能以及激勵的功能，是推動社會形成價值共識的制度化力量。因此，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離不開社會制度體系的有力保障。要把核心價值觀植入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中，融入到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斷完善、法律體系不斷發展進步中。

積極創造良好的運行環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培育和踐行觀有賴于制度的改革創新與健全完善。我們不僅要建立完備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學習、教育制度，更要創新完善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制度、體制、機制，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滲透到國民意識，上升為民族信仰，通過制度的媒介和實踐的路徑使其現實化。

（三）創新管理，完善機制，褒獎義舉，使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社會治理體制的建立與完善，能夠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現和社會道德的提升協調共進，健全樹立典型機制，努力形成社會推薦、評委討論、媒體公開褒獎等一系列宣傳模范的制度體系。在全社會形成互相幫助、以助人為樂良好社會風氣，從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會成為人們指導人們行為準則的指導思想。為此，我們把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法治、公正以及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踐行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偉大實踐過程中，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自己的人生理想、價值追求。挖掘每個人心底蘊藏的善良正直品質、正直道德情感。讓信仰指引個人人生，價值共識引領社會發展，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真正內化為個人和群體的意識，外化為個人和群體的行為規范，只有這樣人們才能更好地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將人生推入更高得境界，在社會上產生強大的凝聚力、激發出戰斗力，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

三、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制度創新的靈魂支柱

（一）核心價值觀為社會成員提供理論價值支撐。當今轉型社會中面臨著利益格局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樣化、價值觀念多變化的局面，核心價值觀是當今社會倡導的主流意識形態系統，它凝聚了人們的思想、信念、精神、道德等價值因素，有效地制約和整合那些非主流的價值體系，是目前社會的共同價值思想基礎和行為規范。

一個國家選擇的社會制度，不是經濟實力決定的，也不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歸根到底是由構建這個制度的人群的核心價值觀決定的。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就是這個國家人民生活目的，而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就要解決權力來源問題與權力制約問題，否則，他們所追求的生活目標，就成為了鏡中花水中月。

（二）核心價值觀為社會制度創新提供價值支撐。價值是制度的靈魂，社會制度是其制度和價值的統一。但制度又包涵著其對應的價值體系，社會制度體系究其實質是價值體系的制度化。

目前我國的社會制度創新既要有利于變革，又要維護社會的繁榮穩定，這需要一種深刻的意識形態體系為支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制度創新的價值支撐，是在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在經濟發展、政治文明、文化繁榮、社會進步等方面逐步展開后的價值訴求。具有特殊強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奮發向上的活力。為我國的制度創新提供了精神動力，是進行制度創新的重要保障。

（三）核心價值觀為維護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穩定提供價值支撐。人是按照一種文化價值觀在生活的，所以要對正在運行著的制度體系進行全面分析和檢討，并按照核心價值觀的要求，改革那些與核心價值觀要求不相符合的體制機制。

一種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核心價值觀，不僅要有理論敷陳、文明訴求，更重要的是還必須要有制度支持。因此要從最根本上改掉那些悖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制度安排，使我們的制度運行與我們所倡導的核心價值觀相一致,防止價值空置和制度空轉的現象發生。

衡量一種核心價值體系與相應的制度層面是否相適應的標志就是在這種制度下生活的人的幸福指數如何，其標志可以用馬斯洛的心理需要不同層次來劃分，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自我超越需求。為了我國人民達到高層次的精神追求，我們要堅定不移的踐行核心價值觀，以使這個社會的終極發展目標離我們越來越近，讓我們生活的社會長治久安，百姓生活幸福美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參考文獻：

[1] 張娟.制度創新[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1日.

[2]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于曉，陳維剛，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7.

[3] 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M].高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第3篇：社會制度的變革范文

［關鍵詞］西方 消費異化 生態危機

［中圖分類號］A8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1）04－0134－02

引言

西方認為，消費本來只是滿足人需要的手段，但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消費的功能被異化了，消費有了其他的意義。一方面，它成為了人們為勞動失去自由的“補償”，成為人們逃避現實痛苦的“避難所”，成為人們為了滿足虛榮區別于他人的“炫耀品”。另一方面，統治者對消費進行操作和控制，使消費成為一種實施社會控制，維護其統治的工具。

一、資本主義社會產生消費異化的原因

（一）異化消費的產生與資本主義社會普通勞動者的勞動狀況有關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勞動者的勞動強度得到了改善，但是伴隨而來的機器生產的普遍化和社會分工變得越來越細，勞動者每天與機器打交道，工作變得越來越無聊、乏味，缺乏創造性。因此，在勞動的過程中，人們并不能隨心所欲，獲得該有的自由與幸福。人們開始在生產相對應的消費領域尋找自由，而消費領域的最大特性就在于它的自由性。在消費領域只要有錢，人們想做什么都可以。于是勞動者認為自己獲得了滿足，而忽略了自己在這種消費過程中是否真正滿足了自我的真實需要，使得消費走上了異化。

（二）異化消費的產生與資本主義社會人們整體異化的生存狀況有關

異化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已經變為普遍存在的現象，不僅僅在勞動領域，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等領域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異化現象，而且也不僅僅表現在工人階級，也包括資本家，所以異化已經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總體具有的普遍現象。人們在勞動和日常生活中無法體會自由和幸福的感覺，于是開始在帶有“虛假性”的消費領域中尋找幸福。幸福與消費劃了等號，衡量幸福的標準變成了消費，在這種異化的幸福觀的支配下，消費成為一種病態的、無度的索取與占有的異化行為。

（三）異化消費的產生與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差距有關

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一方面為了緩和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給予工人階級同樣的購買權利，使富人和窮人可以去一樣的商場購物，一樣的消費場所消費。另一方面，富人們為了有所區別，開始追逐一些奢侈品，開始追逐區別于他人的優越感。于是，消費成為了一種滿足虛榮，區別于他人的異化行為。

（四）異化消費的產生與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有關

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建立了自由競爭、自由遷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國。資本家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由勞動者制造出大量的商品，而除去滿足基本需求外，資本家利用各種方式大肆宣傳，誘使勞動者購買超出其能力的商品，使得資本家獲得利潤，從而制造更多的商品。在這種制度下，商品與需求處于一個惡性循環之中，消費成為了一種惡性循環的異化行為。

（五）異化消費的產生與資產階級的政治需要有關

資產階級為了實現他們的統治，運用高消費來延緩社會矛盾，麻痹人們的斗志，通過社會意識形態和媒體、廣告的作用對消費進行操作和控制，使人們沉溺于消費的漩渦中，忽略了對于社會政治問題和社會制度缺陷的不滿，從而逐漸淡忘了革命，推動了異化消費的產生。

二、資本主義消費異化的后果

（一）消費異化腐蝕了人們的靈魂

人們在消費中忘記了自己本來的生活意義，只是盲目地專注于購買，喜新厭舊，用無休止地購買各種商品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代替了作為人本身更有意義的精神需求，產生了一種錯誤的幸福觀，扭曲了對幸福的含義。在這種扭曲的幸福觀下，人們不能正視自身真正的需要，異化的消費阻礙了人們對于自己全面發展、真正幸福的期望，從而阻礙了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二）消費異化增強了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依賴性

人們對于商品的迷戀，對于變態消費以及畸形幸福觀的盲目追求，使得人們像患上強迫癥一樣不斷地喜新厭舊地購買、消費商品。這種對于消費需求的不斷增長，正是資本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不僅為資本主義再生產，維持較高的利潤率，轉移經濟危機創造了條件，從而起到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作用，還促使人們更加依賴于那些提供滿足人們需求的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社會，從而有利于統治階級對社會的控制。

（三）消費異化遮蔽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

在異化的消費中，人們所關心的只是消費欲望是否能夠得到滿足，而忽略了這種滿足是通過何種制度來提供的。而統治者為了維護其統治，只需要提供源源不斷的商品即可，消費異化轉移了人們對社會政治問題的注意力和對于社會制度缺陷的不滿情緒，增強了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合法性的認同感，同時延長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壽命。

（四）消費異化最嚴重的后果：瓦解了工人階段的斗志，腐蝕了工人階級的革命銳氣

當代資本主義通過對需求和滿足的操縱，使得工人階級的欲望在消費中被滿足，同化了工人階級，他們反抗制度的要求被慢慢消滅，他們被資本家所制造的表面的公平所蒙蔽，認為沒有進行革命的必要，他們已經不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掘墓人，而只是普通的消費者了。

三、資本主義消費異化導致變革

（一）西方認為未來革命的動因不再產生于生產勞動、生產力、生產關系之間的階級矛盾，而是產生于人性的壓抑和異化

階級之間的矛盾已逐漸被緩解，但是人們在異化的消費中卻變得更加壓抑與孤獨，人的價值得不到體現。隨著商品因為資源有限而變得稀缺時，人們無限膨脹的欲望會在現實中受創，被壓抑的人性會被喚醒，人們會逐漸產生革命的想法。

（二）西方認為資本主義變革依靠的力量，不再是傳統認為的工人階級，而是社會精英等具有批判意識的人們

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需求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緩和，工人階級的貧困化也已消失，工人和資本家一道分享著工業繁榮的好處，已經失去了戰斗的熱情。革命的力量不會是那些在消費社會中最大受惠者，同時又是最大受害者的工人階級，而那些具有批判意識的人們，他們會注意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這些問題，并站起來進行變革。

（三）西方認為經濟危機已經過時，資本主義社會危機會變為生態危機

西方錯誤地將人與自然這一人類的普遍矛盾當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忽略了資本主義社會無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他們認為資本家通過對消費的操縱和控制，有效地阻止了經濟危機的發生，同時人們對于商品的盲目追求，終會因為商品資源有限出現資源稀缺的情況，資本主義的社會危機會由經濟危機演變為生態危機。但是從此次由美國引發的經濟危機可以看出，消費領域的變化并沒有阻止經濟危機的發生，誘發生態危機，反而是以另一種方式爆發了經濟危機。因此，西方沒有認識到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危機只是一種從屬的、派生的危機，它與經濟危機性質迥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論，更不能用生態危機來取代經濟危機。

【參考文獻】

姜華.西方-消費異化論的理論內涵和現實意義[J].中國科技信息,2005年第14期.

駱沙舟.西方-消費異化論評析[J].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4期.

第4篇：社會制度的變革范文

1、科學技術的認識功能。憑借著迅速發展的科學技術，人們不僅能認識自然狀態下顯露的事實，也能認識超出感官功能的微生物、基本粒子、紅外線等；不僅能捕捉、搜尋到現象，也能揭示出現象背后的本質和規律；不僅認識當下的現有事物，也能追溯過去和預測未來。

2、科學技術的生產力功能。科學技術一方面滲透到生產力的實體要素中，通過物化為新的勞動資料，特別是其中的生產工具；通過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生產技能，通過擴大勞動對象；開辟新的產業部門來實現其生產力功能。另一方面，科學技術還滲透到生產力的非實體要素(如生產管理、決策、教育等)當中，通過加強這些要素的功能，間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3、科學技術推動社會變革的功能。科學技術應用于生產，能夠改變整個生產的物質技術基礎及勞動者的生產能力，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新水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引起生產關系，以至整個社會制度的變革。科學技術推動社會革命或社會改革的作用，不僅體現在物質生產力上，也體現在它的革命的精神力量上。

（來源：文章屋網 ）

第5篇：社會制度的變革范文

關鍵詞：批判；終結；德國哲學

一 . 把“批判”寫在旗幟上

法蘭克福學派是由眾多理論家組成的一個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論觀點之間存在著差異，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們在社會批判理論的旗幟下聚攏在一起。

社會批判理論對現存社會進行的激烈批判涵蓋了現代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們都難以望其項背。具體地說，社會批判理論是一種致力于現代資本主義批判的理論。這種理論要求在總體上認識和理解社會生活、全面把握社會發展的泉源。在數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從一開始運用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現成結論去度量現代資本主義，到把與弗洛伊德主義等現代西方社會思潮結合在一起，再到最終形成一套獨立的社會批判規范和方法為止，法蘭克福學派在的名義下實現了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盡管遠非徹底但卻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蘭克福學派奠基時期，霍克海姆在題為《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這篇社會批判理論的綱領性宣言中，就提出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作以堅決的批判，努力使它成為一個更加正義、人道的社會。霍克海姆認為，我們的時代是一個批判的時代，而批判的時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論，法蘭克福學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論就是適應批判的時代要求的批判理論。

在霍克海姆看來，傳統理論是產生于現存社會制度并把現存社會制度作為自然的、永恒的東西接受下來的理論，它以維護現存社會制度為宗旨。它在對歷史事件加以解釋時，以為與操縱物理自然過程相似，都要求積累一大批知識，甚至是一套經過整理的假說提供的知識。由于積累知識的需要，理論的概念總會被絕對化，變成了具體化的意識形態范疇，而理論的批判功能卻因此與它絕緣了。傳統理論的理論活動特點“不管是象在歷史學和其他具體的描述性學科里那樣，問題在于綜合大量資料并獲得普遍規律，學者特有的主動性 ( 即理論活動 ) 都是接受、改造實際知識，使它合理化。” [1] 因而傳統理論對于現存的社會制度有著修補功能， 善于發現現存社會枝葉上的不和諧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現存社會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卻被作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為檢驗和排斥任何新產生的不諧和因素的標準。

霍克海姆認為，與傳統理論不同，批判理論獨立于現存社會制度之外，把現存社會制度理解為一個系統的過程。在對現存社會秩序的批判中破壞一切既定的、事實的東西，證實它們的不真實性，從而加以否定。他說：“批判理論關注的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 [2] ，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會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 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現存社會結構的組織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絕承認現存社會結構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適宜的和富有價值的因素。批判理論從具體的、現實的、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的個人出發，去認識他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所遭受的異化，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危機、經濟危機和文化意識形態危機，尋找個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論拒斥對社會歷史作抽象的、邏輯的探討，要求具體地分析社會歷史的現實狀況和發展進程，它認為社會歷史是一個主體 - 客體統一的和運動著的總體。

因此，批判理論超越一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是一種現實的、具體的人的立場和政治實踐，它除了對廢除社會不公正感興趣之外，再無其它要求。也就是說，批判理論是從屬于反對現存資本主義社會的斗爭的，是這個斗爭的產物和一部分，它自從誕生那一刻起就是獨立于資本主義社會而對這個社會展開批判的。

二 . 社會批判理論的特征

霍克海姆認為社會批判理論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首先，批判理論懷疑既定的社會存在是現實的人的先決條件。

霍克海姆說，盡管批判理論“產生于社會結構，但它的目的卻不是幫助這個社會結構的任一要素更好地運行；不管從它的主觀意圖還是從其客觀意義來說，都是如此。相反，當較好的、有用的、恰當的、生產性的和有價值的范疇被人們在現存社會秩序中加以理解時，它懷疑它們，并拒絕承認它們是我們對之無能為力的非科學的先決條件。” [3] 因為，“在采取了批判態度的人看來， 現存社會整體的兩面性是一個有意識的對立。他們認為現存經濟形式及由此產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類勞動的產物，又是人類目前能夠并且已經給自己提供的組織的產物。因此，他們認同于這個整體，并認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這個整體是他們自己的世界。同時，他們也感受到，社會可以與非人的自然過程、可以與純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擬，因為由戰爭和壓迫支撐著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個統一的自覺的意志的創造物。這個世界不是他們自己的世界，而是資本的世界。” [4]

批判理論之所以認同現存世界的整體，其目的正在于否定這個整體。因為這個整體無非是由勞動分工和階級劃分構成的社會結構，無非是由個人活動之間的盲目作用決定的，一旦批判理論使個人活動從盲目性之中擺脫出來，納入有計劃的范疇，就能夠實現對這個社會結構整體的否定。

其次，批判理論與傳統理論的思維主體不同。

傳統理論的思維主體在一種“確定的框架”中活動，他與既有社會是統一的。批判理論則不同，它是一種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論的主體“‘作為’科學家，學術專家把社會現實及其產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東西”，但他的目的則在于“試圖消除個人目的性、主動性、合理性與那些社會建立于其上的勞動過程關系之間的對立”，“期待一種新型的勞動組織”，把知覺給予的客觀實在“認作是原則上應該由人類控制的產物、或至少在將來會實際上由人類控制的產物”。 [5] 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個人的功能，也不是個人的總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體是處在與其他個人和群體的真實關系之中的、與某個階級相沖突的、因而是處在與社會整體和與自然的關系，網絡中的特定個人。這種主體與資產階級哲學中的自我不一樣，他不是一個數學點；他的活動構成了當前社會。” [6]

再次

，批判理論的唯一功能就是變革社會。

霍克海姆認為，批判理論超越于階級利益而不受這種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態度的人“對社會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對具體歷史狀態的表達，而且還是促進變革的力量。” [7] 批判理論不準備系統闡述某個階級的感情和觀念， 它是與那些要求替無產階級代言的理論不同的。同樣，批判理論與一切資產階級學說也是不可調和的，因為，它“不會為既存的現實服務，而只能吐露那個現實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環節上可能發現的荒謬和錯誤有多么不可辯駁，不管那種可能表明是復仇行為的錯誤有多么多，批判理論事業的總趨向是不接受所謂人類健全理智的制裁。” [8] 批判理論并不寄希望于財產關系的變革和新的社會合作方式所帶來的生產率的增長，而是謀求社會性質的變革和新的生產關系的建立。對于持批判態度的人，“他的職業就是斗爭”，通過他的斗爭實現社會的根本變革。由于批判理論具有超越于階級利益和超越于現實社會的性質，所以，它徹底變革社會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

第四，批判理論的目標是徹底消除現存社會的非正義和追求未來社會的合理狀態。

霍克海姆說：“批判理論追求的目標─ - 社會的合理狀態， 是由現存的苦難強加給它的。” [9] 現存的苦難是批判理論的動力和源泉， 因為現存的苦難能夠促使人們要求建立起一個合理社會的趨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為偶然地認識到自己的東西。同樣，正是現存的苦難把追求未來合理狀態的努力放置在對現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論看來，對現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當代社會轉化為一種正義社會的活動。對于批判理論來說，至關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遠與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動態統一，它對社會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對具體的歷史狀況的表達，而且旨在促進社會變革。所以，批判理論是一種超越現在的現實，它關于消除社會分裂和非理性狀態的見解，它關于未來社會的構想，在其批判中不斷地得到更新。

第五，批判理論以自我再生的總體為根據。

霍克海姆認為，在傳統理論那里，主體與客體是分離開來的，客觀事件是不依賴于理論的，客觀事件的必然性所意味著的是對觀察者的獨立性。因而傳統理論深深地陷入了主體與客體的二元論，它永遠不可能成為偉大歷史變革主體的自我意識，無法成為作為一種真正現實力量的理論觀念。批判理論作為最先進的理論，是與社會形式向未來社會形式轉變的過程一致的。它的概念和理論結構處在與歷史發展相平行的發展中，批判理論自身的內容也不斷受到“根本懷疑”，批判理論家不斷地重新開始。它在構造社會發展圖景時，在構造具有歷史性的存在判斷時，讓整個理論結構不斷適應全新情況。批判理論家在對消除社會不公正的關心中也不斷否定著自己的理論。因此，批判理論的行動原則就是：思想活動的內在本性使它面向歷史的變化，面向人們之間公正關系的建立。

在法蘭克福學派以后的成長過程中，霍克海姆對批判理論作出的上述規定得到了證實。馬爾庫塞、弗洛姆，甚至哈貝馬斯都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方面表現非凡的人物。他們對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批判，對發達工業社會的“單面性”的指責，對晚期資本主義國家合法性的懷疑都體現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這種批判遠非是積極的，因為它把現實的社會存在與現實的人割裂開來，把批判的主體限制在獨立于現實社會之外的少數科學家、學術專家之列，試圖超越一切階級，用所謂“正義”與“非正義”來取代革命階級的價值評判，所以，它走上了絕對懷疑論的道路。它不僅懷疑現實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對自身的存在也產生懷疑。在這種絕對懷疑的前提下，關于未來社會的構想，也必然會在“不斷超越”的要求中化為烏有。

三 . 社會批判理論的哲學基礎

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是以“否定的辯證法”作為其哲學基礎的。

早在 1941 年，馬爾庫塞在其《理性與革命》這部專門探討黑格爾主義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論敏覺嗅到了否定的辯證法的思想，試圖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提供“否定的”哲學基礎。 1947 年，霍克海姆與阿多爾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一書出版，標志著他們親手建立起來的社會批判理論的哲學基礎─ - 否定的辯證法已初具體系的雛型。 1966 年，阿多爾諾發表了《否定的辯證法》這部專門著作，從而使否定的辯證法理論得到了系統而全面的闡述。

在《理性與革命》中，馬爾庫塞極力去發現“批判的黑格爾”，他不僅在早期黑格爾那里發現了作為政治學范疇的國家整體和作為倫理范疇的文化整體的否定內涵，而且，通過對黑格爾邏輯體系的考察，把握客體、主體、實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疇所標示的否定統一體；通過對黑格爾精神哲學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換關系整體、法律制度整體對個體的否定，并進一步超越這種否定，從未來的意義上理解被黑格爾規定為普魯士現實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統一起來的自由個體的聯合”。馬爾庫塞甚至干脆把黑格爾哲學稱作“否定的哲學”。

在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邏輯學”、“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的分篇考察中，馬爾庫塞繼續探求可供社會批判理論汲取的質料。馬爾庫塞認為，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中“自我意識必然證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對立的兩個領域，本文來自范文中國網fw789.com。一個領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勞動，以至于勞動限定了他的整個存在；另一個領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擁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由于這種擁有和占有而使其成為主人。” [10] 由于這兩個領域的存在，自我意識就只能從其“對立”的意識中獲得自由。因為，作為客體的整體束縛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維的領域，進入自我意識完全實現了自己的世界。要實現這一點，就需要對現實持積極的“否定態度”。在馬爾庫塞看來，這種積極的“否定態度”正是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所正在身體力行的。

“否定的辯證法”這個詞是由阿多爾諾在《否定的辯證法》一書中提出來的，它是社會批判理論徹底反傳統的標志。就如阿多爾諾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話中所指出的：“否定辯證法是一個蔑視傳統的詞組。”

辯證法這個概念已經蘊含著否定的含義，即通過否定達到肯定，馬爾庫塞在《理性與革命》中也已極力證明“否定性”是辯證法的基本特征。阿多爾諾認為僅僅去發掘辯證法的否定內涵還不夠，必須在“辯證法”之前冠以“否定的”這一定語，才能更徹底地突出辯證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會批判理論的絕對否定性

。因為，在社會批判理論這里，否定就意味著批判、革命。既然他們從不準備在現實社會中發現物質革命的主體，去完成物質的行動，而僅僅期望通過自己的理論批判去實現社會變革，那么在他們理論的旗幟上寫上“否定的”一詞，也許能起到驚世駭俗的作用。

阿多爾諾認為，辯證法是一種尊重客觀事實的思維方式，是關于社會和自然的對抗的普遍解釋原則。當然，作為普遍解釋原則的辯證法決不停留在對表層的解釋上，而是要求對現實的內在聯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辯證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爾諾認為，否定的辯證法正是從這一點開始了它的思維進程的。否定的辯證法的任務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稱性，在事物之中體驗這種不相稱性。”否定的“辯證法不必害怕被指責為不管事物的對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堅持客觀的、對抗的固定觀念。在未平息的總體中，任何個別的事物都是不平靜的。”因為，“辯證法傾向于不同一的東西。” [11]

“否定的辯證法”是“社會批判”的哲學表述。在《否定的辯證法》一書中，阿多爾諾表明了一種思想傾向，即對一切現實的和有可能成為現實的東西的作出絕對的否定。當然，對于社會批判理論來說，一切現實的存在無非是傳統的凝結，對現實的批判也就意味著與傳統的徹底決裂。因為，在他們眼中，現實存在著一切，無論是觀念形態還是物質形態的東西，都已經成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桎梏，人類的未來必須以現實的一切徹底毀滅的前提下。這無疑是一種激烈的，是對社會革命一詞的誤解。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歷史的延續，不僅人的現實存在必須不斷地從傳統的存在中汲取其精華，而且，關于人類社會未來的設計也需要以傳統的存在為前提。所以，面對傳統必須作出理性的抉擇。

第6篇：社會制度的變革范文

一、理論體系比較

(一)邏輯起點和起始范疇

任何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有其邏輯起點和相應的起始范疇或概念。

1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商品理論，其起始范疇既不是資本，也不是產權，而是“商品”。當然，這個“商品”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過的商品。馬克思認為，“商品”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一般的范疇，在其中包含了能夠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矛盾的各種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這一邏輯起點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演變順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馬克思資本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也是資本關系發展、演變的現實起點。資本并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本，它經過勞動力的購買并實現了貨幣的增殖，才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權規律演變而來的。所以，商品關系是資本關系的歷史演變的現實起點。

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決定商品二重性的勞動二重性，揭示了蘊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從而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而資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這些矛盾正是資本內在矛盾的胚芽，是資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是對企業性質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業”是其起始范疇。

“企業”是一種組織，是市場經濟中的主要的微觀主體或經濟細胞。正統微觀經濟學對企業的研究構成了其廠商理論，但它把企業視為一個既定的主體，一個既定的存在，一個與其他個體一樣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來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業如何運行以達到利潤最大化。至于企業的本質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如何?正統經濟學沒有回答。科斯的理論構建，則從探討企業的本質及產生原因開始。

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是其對經濟活動分析的基本單元，又是現實經濟活動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動。科斯從企業分析開始切入，對企業本質、產生及規模變動原因的邏輯追問，直接引出了“交易費用”的存在，從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統經濟學的“零交易費用假設”，也開始了交易費用理論的構建。“交易費用”理論是整個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后面的分析都是圍繞著各種各樣的交易及其成本展開的。科斯認為，市場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優的或最有效的。因為市場交易本身是有代價的，即存在交易費用。然而，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納入企業內部呢?因為企業內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間就有選擇的必要，企業規模與市場交易就有一個邊際均衡點。這樣就進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規則的選擇問題，也就是制度選擇問題了。

科斯在分析“企業本質”、“企業存在及規模變動原因”等問題時，已經將“交易費用理論”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來了，后繼的其他產權經濟學家無非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要么補充和完善交易費用理論，要么是將這一理論作為分析工具，運用到其他具體領域。

(二)核心范疇

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資本”與“剩余價值”。它們本質上是一個范疇。因為“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剩余價值體現的關系就是資本關系。而對“資本”和“剩余價值”的分析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即對資本產權制度的分析。

產權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交易”與“交易費用”。不過，與“資本”和“剩余價值”的關系不一樣，“交易費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質，“交易”是人們從事的活動，“交易費用”是人們在活動中消耗的資源或代價。“交易費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這一事實而已。

(三)理論主線

所謂理論主線是指貫穿一個理論體系的邏輯主線，它將各個理論構件或組成部分串成一個整體。

《資本論》的邏輯主線是對剩余價值或資本增殖的分析，剩余價值理論是貫穿整個體系的主線。整個《資本論》，從頭到尾，都以剩余價值的分析為核心。從總體框架看，《資本論》第一卷研究資本如何增殖或剩余價值如何產生；第二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通過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實現；第三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在不同的資本家階層之間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價值理論的發展史。其不同卷、篇、章、節中的具體理論，也都貫穿這一主線。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主線是產權的交易費用分析，交易費用理論貫穿在其理論體系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

兩條主線各自在其理論體系中發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論構件聯系起來的方式是有差異的。

剩余價值理論是作為馬克思經濟學一切理論構件的內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個理論組成部分的實質。例如，勞動價值論是為剩余價值理論奠基的，揭示商品價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價值的源泉；對資本生產過程的考察，實際上是研究剩余價值生產的理論；對資本循環、周轉，對資本再生產的分析，是為了研究剩余價值實現的規律；對利息、利潤、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價值在資本家階層分享的轉化形式。

“交易費用”并非每個理論構件的實際內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構建企業產權理論；分析制度變遷，構建制度變遷理論，等等。

(四)主要理論組成部分

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組成有兩種劃分意見：一是按《資本論》四卷的邏輯順序，分成剩余價值生產理論、剩余價值流通或實現理論、剩余價值分配或分割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史；另一種則超越四卷的先后順序，將其劃分為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資本積累理論、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理論、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理論等。兩種劃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構件是松散的。“交易費用理論”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費用理論作為工具分析的理論，包括：(1)企業性質理論；(2)企業產權結構理論；(3)制度變遷理論；(4)法律經濟學等。

二、方法論比較

從整體上看，兩種理論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上，有著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論邏輯。

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含義和內容一般概括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變化都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終的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人類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生產力發展狀況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分配、交換關系的規律也不同。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和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哲學基礎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三者合一，本質是自由地追求個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義的個體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認為，一切社會現象都應追索到它們的個人行為基礎，都必須從個人的角度來分析闡發；個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經濟學分析的出發點和基石，必須把個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為，個人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動，個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會行為的起因。 轉貼于 三、產權理論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的產權與新制度經濟學定義的產權有許多共同之處。(1)它們都認為產權是財產權，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一系列權利的組合體；(2)它們都認為產權可以分解；(3)它們都認為產權是一種法權。盡管如此，通過比較，我們還會發現二者有許多不同之處。

(一)產權的本質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的歸屬是所有制的本質規定，財產權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經濟上的所有制關系決定法律上的財產權利。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是一種私有權。產權是其制度理論的核心范疇，并認為法權(產權)關系決定經濟關系。

(二)產權的形成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所有制及所有權(產權)的形成與發展同社會生產力水平及變化相聯系。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出現是國家統治者的欲望與交換當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的企圖彼此合作的結果”。

(三)產權的功能

馬克思經濟學強調所有制對社會制度的性質以及社會公平的影響。而新制度經濟學則強調產權的激勵功能與效率功能。

四、制度變遷理論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仍然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1)經濟人是制度變遷理論的基點，只有個人才進行選擇和行動，集體是無法選擇和行動的；(2)與經濟人相聯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標準經濟學方法”，也是制度變遷理論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變遷取決于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過程，是經濟人在成本約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趨利過程；(4)國家擁有利用暴力“規定和強制實施所有權的地位”，它以提供“保護”和“公正”的服務換取統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創新會使統治者私人收益超過私人成本，制度調整就勢必發生；(5)意識形態是個人與其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車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資源的非市場配置及降低社會經濟運轉的費用。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1)人類的生產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因此，人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遷，主要應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遷來解釋；(2)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與激化，從而引起社會經濟制度乃至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革與革命；(3)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在社會經濟關系中，主要體現在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或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決定了不同社會制度變革的性質、方式和程度；(4)制度變遷的主體是代表生產力的社會集團或階級，階級斗爭在制度變遷中起著杠桿作用；(5)制度變遷的動力源泉在于現有的各種法權關系或社會制度不能適應潛在生產力的實現和發展，致使掌握新的生產力的社會集團為獲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潛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動制度的變革；(6)由于社會基本矛盾和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矛盾的性質不同，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式是不同的；(7)盡管國家、社會意識形態對制度變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異會影響到制度變遷的模式與方式，但起決定性作用的仍是社會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差異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別與制度變遷模式差別的客觀根據與決定因素。

五、幾點結論

1　馬克思經濟學從人類社會歷史變遷的寬廣角度，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發展與滅亡的規律，著重分析資本與雇傭勞動、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對立，指明社會制度變遷的方向，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是在肯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研究如何修補、完善私有產權制度，以減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經濟績效。前者是宏觀的、整體的、深刻的，對人類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后者是微觀的、個體的、精細的，對調整企業、個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提高經濟效益，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　馬克思經濟學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引入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范疇，分析了人們在歷史形成的生產方式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分析了由這種關系所決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團或階級，揭示這些集團和階級在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相互關系的變化，從而較好地解釋了人類歷史上重大社會制度的變動。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矛盾、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上，而對資本家之間、資本家的企業與企業之間以及像個人的心理活動、行為選擇等微觀個體的行動特征的揭示，沒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內，或者沒有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因而，它對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條件下的、日常的、微觀的企業制度變遷缺少針對性較強的分析。

3　新制度經濟學以個體主義的分析方法來解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解釋制度變遷的原因與機制，強調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把制度變遷歸結為個人之間相互博弈與相互交易的結果；但它沒有分析決定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的社會經濟條件，以為個人可以隨意地進行選擇，這就難免陷入唯心主義泥坑，無法解釋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因與實現條件。

第7篇：社會制度的變革范文

我國的牛耕技術從產生到現在，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它是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一個標志，也是我國古代農業技術史上農用動力的一次革命，對中國農村的生產和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牛耕技術的使用與鐵制農具的出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原始社會時期，人們使用的農具材料往往是就地取材，采用最多的是石頭、木頭，因此后人根據古人對石器農具加工程度的不同（如早期是打制石器，后來發展為磨制石器），將原始社會劃分為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商代時，我國的農具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青銅農具，這意味著農具發展到了一個用金屬制造的新的歷史時期，然而由于青銅來之不易，因此并未得到大面積的推廣。春秋時代，在青銅冶鑄技術的基礎上，人們進一步創造出了煉鐵技術，鐵器逐漸應用于農業生產，鐵制農具在廣大地區得到推廣和應用，特別是鐵犁的出現，在我國農具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而鐵犁的出現對于牽引動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力難以適應需要，于是畜力被應用到耕作中。

下面就來說說牛耕技術中的另一位主角――牛。根據考古發現，河姆渡遺址中出土了我國迄今為止最早的水牛遺骨，這說明早在七千年前牛就已經被馴化，到夏商周時期，牛被用于負重、乘騎、拉車等，至于牛耕究竟源于何時，目前尚無統一說法。一般認為是始于春秋，《國語?晉語》中記載有“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也就是說將用于祭祀品的牛，用于了田間耕作，而且穿牛鼻技術也是產生于此時。《莊子?秋水篇》記載“落（絡）馬首，穿牛鼻。”可見，最遲在春秋末年已經出現了牛耕。

牛耕的方式早期為二牛三人式，后來逐漸發展為一牛一人式。二牛三人式的操作方法通常有兩種，一種是兩人在前，各牽一牛，一人在后，扶犁耕作;一種是一人在前牽兩牛，一人在單長轅的一側控制犁轅，調節耕深，一人在后扶犁。到西漢晚期的時候，隨著耕作技術的進步，取消了牽牛的人，同時由于出現了可供調節深淺的犁箭，又取消了中間控制轅的人，于是發展為二牛一人式，這是牛耕方式的一大進步。魏晉時期，在二牛一人式耕作的基礎上出現了更為簡便的一牛一人式耕作，但由于地形和土質的關系，這兩種方式在后來的農耕中同時存在。

牛耕技術的出現，在中國古代社會極大地節省了社會勞動力，提高了耕作效率，擴大了生產規模，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進而推動了當時社會制度的變革，促使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制度轉變。如今雖然牛耕技術已經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各樣的農業機械，然而它對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所做出的貢獻，以及在漫長的農業社會中發揮的巨大作用，都將在農耕技術史上留下了濃重的筆墨。

第8篇：社會制度的變革范文

物價上漲是稀缺資源在需求強勁時的自然結果，也是一個長期以來的歷史現象。各種經濟學派從需求拉動、成本推動、經濟結構和貨幣數量等角度提出了形形的解釋，制定了各種政策來應對物價上漲給社會帶來的壓力。通貨膨脹一詞也不容置疑地將社會和政治的關注集中在貨幣現象上，從而物價上漲始終被歸結于上層統治者的權謀和手段。

近年來，經濟全球化越來越強勁，人們開始注意到通貨膨脹的全球相關性，特別指責主要國家的中央銀行不負責任地發行紙幣。

事實上，最早的通貨膨脹始于羅馬帝國。愷撒執政期間（公元前100—前44），羅馬建立起金銀貨幣體系，物價穩定、稅收適中、貿易經濟繁榮，商業貸款利率處于4%～6%的穩定區間。54年，尼祿皇帝上臺，羅馬城市建設和貴族消費都在他的統治下達到頂峰。64年，羅馬發生大火，之后尼祿開始大規模重建，為籌集工程資金，他采用了降低金銀幣成色的做法。

這僅僅只是一個開始。在無法繼續提高稅賦水平，同時不得不承擔龐大政府成本的情形下，尼祿開始在銀幣中加鑄廉價金屬，發行不足值貨幣（貨幣貶值）。很快，老的銀幣陸續退出流通被回收熔化，再制造更多的廉價銀幣。這就是金融界所稱的“格雷欣法則”，即劣幣驅逐良幣。

貨幣貶值導致交易率低下、經濟衰落，又需要政府繼續投入更多的貶值貨幣，這種惡性循環導致政府信用和執政能力逐漸下降。

從尼祿時代開始的貨幣漸進貶值周期持續了150多年，之后歷代羅馬皇蕭規曹隨，如法炮制。羅馬銀幣的含銀量從90%下滑到0.02%，此時的羅馬銀幣如同今天的紙幣一樣，只有信用承諾和財富象征意義。

260—268年，羅馬帝國已經陷入了嚴重經濟困境，由于貨幣面值很高但含銀量極低，導致物價飛漲，稅收加重，士兵開始嘩變。面對市場上怨聲載道，政府采用了強制的管理手段來控制物價。戴里克先皇帝在301年頒布凍結物價法令，公布了700～800種物品和服務的最高價格。市場立即陷入蕭條，利息率也不斷被抬高，法律進而又將利息限制在6%～12%之間。自然，正常商業活動全部轉為地下經濟，游離出監管體系之外。

關于羅馬帝國衰落的原因有數不勝數的論文，但貨幣貶值導致的物價上漲一直是一個重要因素。當然，羅馬帝國的這次通貨膨脹，與1000年后出現的紙幣無關。紙幣本位下，貨幣價值更依賴于政府的權力和信譽。

幾乎所有發行紙幣的國家都有通貨膨脹的歷史，在特殊情形下，還產生過惡性通貨膨脹。

其中，德國從1919年1月到1923年12月，物價指數上升了4815億倍，被稱為“最經典的通貨膨脹”。究其原因，當時的德國政府無法從稅收中籌集足夠的資金支付戰敗國賠款，只能將財政預算平衡的壓力轉移給印鈔機，這一行為極不負責任，但看起來卻是當時唯一能緩解內憂外患的政治壓力的權變策略。

即便是美國這樣的超級經濟強國，仍然需要時刻與通脹作斗爭。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為了應對通脹，決定將黃金價格提高，讓美元大幅貶值。二戰后的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初期，由于美國的通脹政策和外國央行越來越擔心他們不斷增長的龐大美元儲備，美國政府開始對一些領域實行控制和政府干預，保留了黃金可兌換性、美國國債市場、利息均衡稅，甚至對薪資和物價進行了干預。1971年，美國政府宣布脫離金本位，將美元與黃金繼而與白銀徹底脫鉤，美元價值的唯一維系是美國政府的信譽。今天，黃金兌美元的價格已經超過脫鉤時的幾十倍，美元大幅貶值。

無論使用金屬貨幣、金屬匯兌紙幣還是今天完全依賴政府信譽的紙幣、電子幣，確定交易需求、儲備需求和更加復雜的需求（如貨幣收藏者）并為之提供合理的供給量都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有市場解決方案，有政府解決方案，也會有同業或國際協調解決方案。在不同發展階段，市場、政府和同業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解決方案的實施也伴隨著不同的結果，如經濟發展、市場崩潰、政府破產等，這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過程。各種學術觀點、各種政策依據、各種效果判斷等構成了一幅波瀾壯闊的金融發展歷史圖解。人類并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歷史還是會成為現實的，這就是我們始終關注歷史上通貨膨脹的原因。

貨幣的價值依賴政府的權力和信譽，一旦政府違背貨幣規律、急功近利，那么惡性通脹爆發之日，就預兆了政府的。

推薦語 金融不只是貨幣

推薦人：任志強

北京市華遠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國有幾千年的文字歷史，大都是記錄皇權斗爭和交替的歷史。在皇權可以任意掠奪的狀態下，幾乎沒有金融發揮作用的余地。

皇權的壟斷和計劃經濟都從根本上否定了市場經濟的作用，因此除了抑制科幻世界的胡思亂想外，還在資本市場中扼殺了金融的支持，讓那些本來弱小的技術創新無法借助金融的力量更新與成熟，反而常常被扼殺在搖籃之中。

曾經在世界上稱王稱霸的許多西方帝國，無論是國土面積還是人口總量都遠遠不如中國，但他們的足跡能遍布大半個世界，不僅是憑借社會制度的變革，更是依靠了金融的杠桿力量。從蒸汽機到電報，以及后來的電話，除了技術創新，背后都依賴于金融力量的推動。

歷史背后無法看到的是權力之外的影響因素，如果將這些促進社會發展的因素展現在人們面前，就如同撥開了漫天烏云。于是書本中的記錄變得蒼白無力，在幾乎所有的教科書中被稱為無惡不作、流淌著鮮血的資本，原來恰恰是推動世界進步的力量。

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同樣借助了世界金融的力量，這除了讓美國贏得戰爭、獲得獨立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個民主的社會制度，給予市場自由發揮金融作用的權利，從而讓這個只有200多年歷史的國家成為世界第一號強國。

第9篇：社會制度的變革范文

當西方世界將自家“工具箱”翻個底朝天都無計可施時，有聲音似乎不經意地提起了“”。在冷戰東西對峙時期，是一種充滿意識形態的字眼，更是抵在西方腰椎上一柄“匕首”，因此，在西方一度局限于非主流學術圈和左翼團體內討論。

但經濟危機顯然引起了改變。在德國、美國以及韓國，馬克思的著作開始變得熱銷，大學里關于理論的課程變得受歡迎。

民眾打出“讀讀馬克思吧！”標語

發生在馬克思家鄉德國的情況，或許更具意義。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德國憑借開放的市場、穩步發展的經濟、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一度很少有人提及馬克思。在不少德國人看來，馬克思僅是一名偉大的政治經濟學家和哲學家。

但是，繼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后，不少德國民眾也紛紛走上街頭，打出“占領法蘭克福”等旗號，公開反對資本主義制度。“我們是那99%的大眾”、“讀讀馬克思吧！”等標語甚是惹眼。

去年10月，52歲的示威者梅希特希爾德?扎克斯勒在法蘭克福告訴記者，隨著醫院等公共機構的私有化，越來越多的人提出對資本主義的不滿。32歲的電腦工程師馬蒂亞斯更是直呼“政府不應被金融市場所綁架”。

德國“馬克思夜校”是由者組織的學習班，定期邀請一些社會學家等相關人士向聽課者傳授理念。埃森“馬克思夜校”2006年成立，組織者貝亞特?蘭德費爾德說，由于很多德國人在學校中沒有學過，她希望開辦夜校讓更多的人了解馬克思。

蘭德費爾德坦言，在德國，像她一樣的“者”并不多，“或許只有幾萬人”，但“人們對的興趣正逐漸增長，馬克思夜校的開課地點也在不斷增多”。

“充斥剝削和壓迫的資本主義絕不是一個好的體系，”蘭德費爾德說。

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馬克思的手稿就已受到越來越多的追捧。近年來，位于德國特里爾的馬克思故居博物館也頗受人們關注，吸引全球游客前來了解馬克思的生平、著作及影響。

馬克思故居博物館工作人員介紹，在該館留言簿上，兩個月內就有來自超過50個國家和地區的訪客留言。盡管博物館去年因維修閉館5周，但2011年的展覽及相關活動仍吸引近3.8萬人參加。

據悉，馬克思博物館還將于今年5月初舉辦“資本主義危機，馬克思對了！”等研討活動，使人們更加清晰地認識。

帶來新的現實意義

德國知名漢學家赫爾穆特?彼得斯告訴記者，在原民主德國，通過宣傳教育，那里的人們會或多或少產生一種與聯邦德國民眾不同的生活和思維方式。但兩德統一后，這種影響在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逐漸減弱了。不過，當資本主義面臨危機時，德國社會出現了對的再思考。統治階層中善于思考的人也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求助于。

德國國際政治分析師米夏埃爾?道德爾施代特認為，在德國的知識分子中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復蘇”的跡象。按照他的說法，“金融資本體制引發的危機給帶來了新的現實意義，”也正因如此，一些馬克思相關書籍和研討會愈發受到人們關注。

德國的“馬克思熱”不是孤立現象。

據韓國《朝鮮日報》網站報道，在看不到盡頭的經濟蕭條和國際金融危機中，馬克思再次在韓國受到關注。面向一般大眾的專題講座中出現馬克思的《資本論》講座，書店也陸續推出重新解讀馬克思的入門書，比如，從《猴子也能讀懂的資本論》、《馬克思使用說明書》到近期的《青年們，讀馬克思吧》等書籍，深受20多歲年輕人的歡迎。其中的《青年們，讀馬克思吧》是由兩位日本教授以互通信件的形式撰寫，在日本十分暢銷，目前已經銷售3 0萬本。

而最近一期的《經濟學家》雜志將列寧做為封面，今年1月31日的美國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計劃網站刊發文章的標題則極具沖擊力――“下一個馬克思”，文章引述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觀點說，“我們在等待一位現代馬克思，他可以拿出對現有經濟正統觀念的尖銳批評意見和變革計劃，從而使左派和同樣大吃一驚。”

福山筆下的這個馬克思“不會發表代表中產階級利益的宣言。相反，新方案將把經濟學和環保主義融合在一起，從根本上改變這兩個學科的方向。馬克思開創了政治經濟學；現代版的馬克思將開創行星經濟學。”

美國知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因《歷史的終結》一書而聲名大噪，該書宣稱意識形態終結于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理念，西方政治制度取得永久性勝利。但如今，越來越多的西方民眾開始將目光投向資本主義之外的社會制度，這一事實證明：歷史并未就此終結。

有德國媒體評論說，正如當年西方社會幾乎沒人相信一樣，現在也不會有人相信資本主義才是歷史的終結。而西方的一些知識分子的確在期待，“如果下一位馬克思正在某個地方奮筆疾書，未來可能會出現迥然不同的經濟體制。”

西方還是想“改良”資本主義

然而，盡管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清資本主義的弊端，并借助尋找答案，但這并不意味著西方社會已經出現了徹底變革社會制度的決心或條件。一些分析人士認為，資本主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仍將是德國等西方國家青睞的社會制度。

達沃斯論壇上，雖然“資本主義大辯論”吸引諸多輿論目光，但在辯論中，政界、經濟界人士并沒有提出一個資本主義替代方案，而是商討如何“改良”當下的資本主義制度。

德國國際政治分析師道德爾施代特告訴記者，政客以及社會受控于資本市場的現狀激發了人們反對資本主義的熱情，但資本主義今后還會在全球經濟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德國知名歷史學家漢斯-烏爾里希?韋勒也曾指出，為化解當前的危機，人們需要尋找一條務實的道路，采取相對的自由資本主義與社會國家、社會保障相結合的方式，“改良”資本主義，進而走出危機。

中國社科院研究院研究員胡樂明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后，經濟學在西方出現過興旺發展的局面，并產生了很多流派。例如分析學派，資本生態等。但在20世紀90年代后，劇變讓西方研究走入低谷。進入21世紀，西方研究又重新活躍起來，一些理論、流派受到西方主流社會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