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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結構;歷史唯物主義;結構功能主義;結構化
社會結構乃是社會學及其相關學科中一個使用極為頻繁,也極為混亂的概念。這不僅表現在人們可以用不同的術語來稱謂社會結構,而且表現在同樣是對社會結構一詞進行詮釋時,不同的學者也會有不同的側重點。本文無意考察社會結構理論發展的整個歷史脈絡,而是僅僅比較富有代表性的社會學家的社會結構觀的基本內容及其異同,以期深化對社會結構的認識。
一、馬克思的社會結構觀
馬克思的社會結構觀集中體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一段經典表述中。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馬克思的上述這段話比較完整地勾勒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結構觀的基本內容,既包含了靜態的社會結構類型與構成要素,又包含了動態的社會結構關系與發展變遷過程。
(一)社會結構的含義與構成
在馬克思看來,各種社會結構可被視為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經濟結構是生產關系的總和,政治結構是政治關系的總和,社會意識形態結構是文化關系的總和,社會整體結構則是人們的物質生活關系和精神生活關系的總和。
在整個社會系統中最基本的、支配著社會其他組成部分的結構是經濟結構,它包括生產力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生產關系。第二種結構是政治結構,它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原則。第三種結構則是社會意識形態結構,它包括一個時代的意識、價值、倫理、美學、宗教和藝術標準等。顯然,在馬克思的社會結構觀中,結構不僅可以指客觀實體之間的關系,也可以指人為實體(如制度、意識形態、生產方式等) 之間的邏輯關系。
(二)社會結構的層次和相互關系
濟結構、政治結構和社會意識形態結構構成一種塔式等級階梯,即經濟結構處于底層、政治結構居中和社會意識形態結構為上的等級制。這三個結構層次是相互關聯的,不過不同等級結構之間的關系都是由低一級的關系決定的:經濟結構產生出一整套社會組織、政治制度、觀念、價值、法律、文化、藝術形式等等。底層的經濟結構對整個社會形態產生基本的決定性影響。當然這并不否認上層的政治結構和社會意識形態結構對經濟結構的反作用,甚至肯定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在一定歷史時期起著主要的決定的作用。
(三)社會結構存在的必要條件
社會結構能夠存在必須滿足某些基本的需要。馬克思沒有用現代系統方法列出功能需要的一覽表,但他已注意到社會的基本的功能需要。他說:“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可見,社會結構的基本功能需要就是物質生產。依照馬克思的觀點,這是所有社會形態得以存在的基本條件,但在特殊的社會形態中又有它特殊的歷史需要。
(四)社會結構的有序定向變遷
社會結構具備動態的自我調節機制,社會結構變化的動力來源于社會結構內部的矛盾運動。在政治結構和社會意識形態結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經濟基礎,而在經濟結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生產力。生產力是最為活躍的因素,促使經濟結構發生最初的變化,依次帶來政治、法律制度和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制度的變更,并產生了新的社會結構。這一系列變動被定義為歷史進程。這一歷史進程呈現出社會形態由低級向高級發展。
馬克思的結構分析進路強調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層次,亦即人們在自給的生活和社會生產關系中發生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生產關系。其模型將社會結構各層次之間(特別是經濟與非經濟結構層次之間)的關系作為分析重點。這種動態歷史性的研究指出了社會結構變遷的最終原因:經濟結構中生產力因素的變化。
二、吉登斯的社會結構觀
吉登斯希望社會結構的概念能夠走出宏觀與微觀、主體與客體、個人與社會、行動與結構的二元對立,最終走向綜合。
(一)社會結構的含義與構成
吉登斯認為“結構是潛在于社會系統不斷再造過程中的規則和資源”;“結構可以在實踐中表現出來,但不是具體實踐的外顯模式,而是一些記憶中的原則。結構本身也不是具體的存在,它沒有時間和空間的邊界,它必須以知識的延續(記憶) 或實踐的延續才能存在。結構對于實踐,如同語言規則(語法) 對于說話行為的差異。結構恰似某種抽象的規則,它是能使某種構造成為可能的虛幻的存在”。
(二)社會結構的類型與關系
在吉登斯看來,結構化特征就是規則與資源的轉換與“束集”。社會結構性特征正是通過這些模式體現出各種形式的支配與權力。規則與資源在社會實踐活動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聯系的。人類社會的構成就是人依據一定的規則與資源在跨越時空上的組合,而產生了不同的社會制度類型。吉登斯主要區分了四種類型的社會結構特性,即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號秩序。吉登斯認為這四種制度不是獨立的實體性存在,而是相互統一于社會實踐活動中,它們之間的互動以及組合方式側重點不同,也就是構成了社會變遷與發展的內在依據。
(三)社會結構存在的必要條件
社會結構的存在離不開實踐。因為在吉登斯看來,離開實踐,構成社會結構的規則和資源都成了不能自我運作、不能騰空出世的抽象體。結構在實踐中才有動力,才有靈活性。正是在實踐中結構獲得了某種靈活性或能動性,吉登斯才依此導引出他頗為自豪的“結構二重性”觀點:社會結構既是由人類的行動建構起來的,同時又是人類行動得以建構的條件和中介。他認為,社會理論所要解決的,不像決定論(如前述的馬克思和帕森斯的結構觀) 認為的那樣,社會結構如何決定人們的行動;也不像解釋社會學和現象社會學所宣稱的那樣,人的行動如何構成社會;而是行動是怎樣在日常的生存條件下被結構化的,與此同時行動的這種結構化特征又是怎樣由行動者本身的作用被再生產出來的。社會結構就是這樣一個世界,即人具有其能動性的同時也受著客觀存在場景的制約。
(四)社會結構的變遷
吉登斯認為,行動及其行動者都是能動性的,行動過程是“充滿技能的行動過程,而不是一系列機械過程”,行動者具有反思性的監控能力。在吉登斯看來, 行動者“具有知識”,這種知識是反思性的。自我反思和相互反思會構成“相互知識”――成為行動的內在因素。行動者在知識上的不完滿,將導致行動的意外后果。正是“意外后果”的發生,引起了社會結構的變遷。
吉登斯試圖在社會性(客體性) 和個人性(主體性) 之間尋求一個合適的雙線交匯――二重性。他在處理這種“二重性”的時候表現出了很大的創造性。他把時空關系引入到社會學領域,從時空的角度來考察分析社會結構,并從動態與靜態兩方面對社會結構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揭示了社會結構之間的內在聯系與發展變化規律,這無疑是吉登斯結構化理論的亮點所在。但吉登斯的綜合由于包羅萬象而使結構概念復雜化,淡化了結構概念原來的明確指向――秩序分析,使其針對性和解釋力明顯下降。
此外,吉登斯對“記憶痕跡”、對“結構底層符碼”的強調遠遠大于他對“經驗事實”、對“表層結構”的強調。因此,他的“綜合”是有倚重的,他明顯偏重雖屬宏觀的但卻是主觀的一方。比如,他提出的時空延伸的概念,像是在宏觀層面上操作,但其來源卻是主體的“記憶痕跡”和“結構符碼”。可見,吉登斯強調的是結構的內在于行動者,強調結構的可利用性,而非約束性,強調的是行動者的能動性。
三、結論
通過對馬克思和吉登斯的社會結構理論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在社會結構的含義上,二者均表現出了對“關系”的理論興趣。在馬克思看來,特定的社會結構是特定的社會關系的體現;根據吉登斯的觀點,社會結構乃是規則和資源在跨越時空的實踐中的組合關系。但是,馬克思眼中的作為“社會關系或社會現象的某種模式化”的社會結構,是一種體現為人的行動的“外在之物”的實體性存在,并從根本上制約著行動主體的自由創造和能動性。而吉登斯眼中的社會結構并非獨立的實體性存在,而是相互統一于社會實踐活動之中,是“使社會系統中的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結構化特性”。吉登斯強調的是結構的內在于行動者,強調結構的可利用性,而非約束性。
在馬克思的結構理論中,社會結構存在層次的高低,并因此體現出不同的重要性。馬克思把社會結構分成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社會意識形態結構三個不同的層次。這些層次構成一種塔式等級階梯。這三個結構層次是相互關聯的,但不同等級結構之間的關系都是由低一級的關系決定的。在馬克思看來,最重要的社會結構是經濟結構。吉登斯把社會結構區分為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號秩序,并認為這四種結構不是獨立的實體性存在,而是相互統一于社會實踐活動中,它們之間的差異僅在于規則與資源的互動以及組合方式側重點不同。從吉登斯的理論目標而言,這四種結構是不存在高低之別的。但從他后來對“生活政治”的強調可以發現,他實際上更加重視政治結構。
在社會結構的存在條件上,馬克思表現出了對“功能”的偏愛。結構被看作是社會關系的網絡模式,功能則表明了這些內在網絡模式的實際運行。結構在這里基本上只是一種描述性概念,其主要的描述職責通過功能去完成。但是,馬克思對社會結構的功能分析傾向動態歷史性的研究,貫注了因果分析。吉登斯卻認為,這樣犯了割裂共時與歷時、靜態與動態的功能主義錯誤。在吉登斯看來,社會結構只能存在于跨越時空邊界的“知識的延續(記憶) 或實踐的延續”中――即組合規則與資源的社會實踐中。
在社會結構的變遷動力上,馬克思強調社會結構(尤其是經濟結構)的內部矛盾;吉登斯則關注行動者的反思性行動的“意外后果”。在社會結構的變遷方向上,馬克思被視為進化論者。在馬克思看來,社會形態(社會整體結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隱藏著吉登斯所謂的進化論觀的“調試”的基礎性概念。而吉登斯則強調社會結構變遷的偶然性――社會結構的變遷既有可能沿著進步的方向,也有可能走向倒退。
毋庸置疑,馬克思與吉登斯均為社會學中社會結構理論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的社會結構觀不乏共同之處,但更多地體現為差異和分歧。在他們的理論中,我們似乎依稀可以看見社會結構概念的演變趨勢:從可見到不可見;從實體性結構到關系性結構,再到規范性結構,或者說,從現實性結構轉向邏輯性的抽象結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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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iddens,A.,1984,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 t ructuration,Oxford :Policy Press,p377.
關鍵詞經濟結構香港經濟經濟增長
在不同的經濟體系之中,經濟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會有什么樣的作用,這些問題在近些年已經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的關注。香港屬具有較高對外依存度的都會經濟體系,因其經濟結構與一般社會不同,影響其經濟結構變化的因素有異于其它社會,因而其經濟增長對經濟結構變化的反應亦同其它類型的經濟體系不盡相同。
一、經濟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一般分析
經濟結構是一個內涵非常廣泛的概念,它一方面反映的是各種經濟成份、要素互相聯結、互相作用的方式及其運動變化規律,另一方面也是各類經濟行為體在各個不同的經濟領域按照一定的方式活動、構造具不同效能的經濟側面,進而介入經濟生活的直接體現。任何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都是在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就經濟結構的組成而言,它會涉及到產業結構、分配結構、就業結構、供給結構、需求結構等等。
無論社會生產力處何等發展水平,也不論社會在何種制度下存在,只要是社會性的經濟行為,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經濟結構之中活動的,并同經濟結構形成互動的關系。經濟發展或增長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經濟結構不斷演化的過程,也是經濟活動內容不斷增添的過程。
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是反映社會經濟活動的具有較強關聯性的兩方不同的側面。如果把經濟增長視為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的過程,而一定時期的經濟總量實際上又等于所有結構的總量的話,那么,經濟增長也就等于結構總量的增長。而從動態的角度看,分析經濟增長總是不能離開經濟結構這一前提的,任何增長都是在一定經濟結構條件下的增長,經濟結構會從多方面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比如,能否形成與市場要求相吻合的社會經濟結構會對經濟增長速度產生影響。經濟結構的狀態如何取決于各類要素在各個經濟領域的聚集起向及聚集程度,而現代經濟意義上的增長應是指可滿足社會需求、能順利實現自身價值的包括商品和服務內容在內的社會總產品在量上的增長,因此,各類要素在不同經濟空間的集聚如果是符合社會經濟發展方向的,是符合外部各項需求的,那么,這種經濟結構就會對經濟增長帶來有利的影響,經濟增長速度自然就會快一些,各類資源就會高效得到利用;反之,經濟結構就會對經濟增長造成阻礙,經濟增長就會放慢或者停頓,最終導致社會資源的損失和浪費。
另外,經濟結構會影響到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方式是指生產要素的組合使用的方式方法,它決定著生產力系統的整體效能和發展狀況。在不同的經濟結構形態之下,對要素的占有要求是各有不同的,各種要素間的相互替代水平亦不同,經濟增長的源泉構成也勢必會有所不同。美國學者彼特就按經濟增長主動力的屬性,把經濟增長分為了“要素(勞動力、土地及其它初級資源)推動”的增長、“投資推動”的增長、“創新推動”的增長和“財富推動”的增長。不言而喻,這四種不同的增長形式都是要在一定的經濟結構條件才會出現的。比如,當經濟結構處初級形態之時,社會的經濟增長只能主要依賴于勞動力、土地和其它初始資源的大量投入,經濟成份間的聚合要求較弱,社會生產力處于一種比較低下的水平。而當經濟增長進入“創新階段”之時,創新技術成份將在經濟結構中占主導地位,傳統的要素將大量地被技術創新所替代,創新將成為增長的主導部門。
再則,經濟結構變化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質量。經濟增長的質量也就是經濟增長的效率,即效率與微觀的各投入和產出相關的經濟變量。說的直接一些,也就是投入產出的化率。而投入產出既同經濟結構的需求結構有關,又同經濟結構中的供給結構有關,如投入會影響需求的水平,產出會影響供給的水平,需求和供給又與社會的收入水準和分配結構緊密相聯。因此,如果經濟結構中的各個組成部分能夠相互協調,各要素能量可得到充分釋放,那么,“經濟增長價格”便會相對減低,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了。
此外,經濟結構變化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周期。經濟周期的波動是滲透于經濟各部門的,如制造業、貿易、金融業等。所以說經濟結構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周期是因為經濟結構變化始終是以資本投入、技術創新等因素增減為條件的,社會產業生產力構成(包括中間要素投入結構、產業固定資產的結構和技術結構)當然地會對經濟增長周期產生影響。從資本投入的角度看,無論是企業增大存貸投資,還是機器設備投資,或是房屋建設投資,乃至大型基礎設施投資,如道路、碼頭、隧道等,都必然會引起總需求變動,引至生產和就業的增加,使經濟增長增添新的上升動力,改變經濟增長的曲線,或者是延長增長的上升時間。而經常在經濟長波下降階段出現的重大技術創新,可為社會創造出新的增長快的產業,藉此則可克服下滑趨降波段的低速增長,把社會經濟帶入另一個具有較高增長速度的時期。
最后,經濟結構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受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影響,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了世界性的特征,各種社會經濟體系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多,相互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在這樣的條件下,一社會的經濟結構的開放度、該社會在世界產業分工中所處的位置及經濟專業化程度、產業轉換的彈性大小等方面,都會對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帶來影響。如一社會的出口商品在需求方面有高度收入彈性的話,經過一段時間后,其出口增長會表現為快過國民收入的增長;若一社會經濟增長依賴的是易于受外部景氣影響的產業,那么,這一社會的經濟增長穩定性就會較弱。
二、香港經濟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影響的一般分析
同其它的經濟體系一樣,戰后的香港經濟增長一直是同香港的經濟結構變化密切相聯的。因此,戰后香港的經濟增長可以說是“起也結構、落也結構,興也結構,衰也結構”。香港經濟結構及其變化速率對香港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體現在多方面的。
首先,經濟結構的缺項性決定了香港經濟增長點分布的偏集性。受自然資源條件所限制及地理位置所影響,香港經濟結構呈現著缺項性的特征,或者說一直是“發育不全”的經濟結構。這里沒有生產資本品的重工業,沒有農牧業,微乎其微的采礦業初期在經濟結構中只是處于可忽略不計的地位,后來亦因資源的枯竭而成為消亡的產業。因此,香港永遠不可能建立形成產業門類齊全的經濟體系,社會經濟增長支柱也不可能像一些國家經濟那樣全面、均衡地分布,戰后香港經濟結構雖不時變換,但基本上體現為數量有限的幾個主導性產業相互間在結構上的比例增減,植根于海港經濟土壤之上的對外貿易及配套形成的其他相關產業始終在經濟增長中占據重要的地位,香港靠在全球經濟活動中長時間扮演“貿易中心’的角色而推進本身的經濟增長。若能俯瞰戰后50余年香港經濟增長變化圖像,很容易就會看出,其增長點并不是多方位分布的,相反,卻表現出了高度的偏集性,即經濟增長點偏于集中,歸根結底,這是由經濟結構的缺項性所決定的。
其次,經濟結構快速轉換性影響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日本著名發展經濟學家渡邊利夫在分析東亞經濟之所以能在世界經濟低迷時期,始終保持旺盛的活力現象時,提出了結構轉換連鎖理論,認為東亞經濟所以能長時期地得到發展,關鍵在于其有很高的“轉換能力”,即東亞各國和地區在根據條件變化進行自我調整,向更加高度化的產業結構轉換的應變能力方面,“顯示出比其他地區更加超前的力量”;而且在該區,由于各國都具有很高的結構轉換能力,一國的結構調整和轉換會立即誘發他國的結構轉換,從而產生一種結構轉換連鎖效應,使整個區域經濟保持一種生生不息的發展活力。作為區內的重要經濟成員,香港在戰后50余年的發展中也表現出了較強的結構轉換能力,從而也推動了自身經濟的長時期快速增長。回顧香港戰后50余年的經濟結構轉化,可以發現這樣一些特點:一是結構轉化速率決,如從經濟成長階段上看,香港在50年時間內數度轉換經濟結構,這在其他的經濟體系中是難得一見的;二是可快速催生某一產業的產生和崛起,如現代制造業可在香港迅速發展壯大,并使香港較快實現社會工業化;三是完全依條件的變化而調整,如香港工業可因50年代貿易的受阻而異軍突起,亦可因80年代內外部條件的變化而外移;四是支柱產業的高級化進程快,如香港的第三產業由初期的批發零售、出口貿易、餐廳和酒店等傳統行業占主導地位發展到由金融、保險業、地產業以及商用服務業等新興行業占主導地位僅僅用了二、三十年的時間。這樣一種從多方面表現出來的結構轉化速率無疑會對因條件變化所帶來的種種增長阻力產生化解或減弱作用,因而使社會經濟獲得長時期增長的前進動力。
第三,經濟結構演化的階段性也決定了經濟增長的階段性。經濟結構的升級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它始終要被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物質技術狀況的階段性所左右,并最終使經濟增長呈現出階段性的增長特征。比如,戰后初期,香港本身生產能力低弱,社會經濟活動主要圍繞轉口貿易展開,經濟增長則表現出了靠貿易發展帶動增長的階段性特征。而自50年代起,當香港的外部資本流入迅速增多,社會經濟活動中的技術成份出口增大后,香港的經濟結構則提升至另一層次,香港經濟增長也進入到靠對外貿易和制造業共同帶動的階段。當社會的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社會財富達到較高豐裕程度時,香港經濟結構則顯出了第三產業迅速壯大的階段特征,香港的經濟增長也因此表現為主要靠第三產業發展所推動。
第四,經濟結構的開放性會影響到經濟增長波幅的變化性。對一社會的經濟結構,可依其與域外經濟聯系的緊密程度大小而對其開放性作出劃分判斷。顯而易見,與域外經濟聯系程度高的經濟結構即應為開放性大的經濟結構,反之,即為開放性小的經濟結構。而不同經濟體系的經濟聯系一般是以相互間的要素交流為聯結紐帶的,主要體現為資本和商品在相互間的流入或流出。因此對一經濟結構而言,如果對外貿易和國際間的資本交流活動在其中占較大比例的話,這一結構即應屬開放程度較高的經濟結構,反之亦相反。而經濟結構的開放性大小或程度高低實質上反映的是一經濟體系對外依賴程度的高低,因此經濟結構開放性如何勢必會對經濟增長的波幅產生影響:經濟結構開放性大,其對外的依賴程度也大,這種結構之下的經濟增長受外部條件變化的影響也大;相反,經濟結構開放性小,其對外的依賴性也小,這種結構之下的經濟增長受外部變化的影響也就小。香港無疑屬經濟結構開放性較大的社會;無論是按人們通常所用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衡量,還是按對外投資依存度判斷都可證明這一點。從中也就不難找出香港經濟增長波幅易變的答案。
第五,經濟結構吸納資源的偏好性也決定了經濟增長的導向性。因經濟結構形態的不同,其所吸納的資源構成也是不盡相同的,比如同是吸納資本,有的經濟結構中實物資本多一些,有的則虛擬資本多一些;有的經濟結構中技術成份多一些,有的則傳統要素成份多一些,這種實際存在著的經濟結構吸納資源的構成偏差勢必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導向,比如是向實物經濟領域偏移,還是向虛擬經濟領域偏移,是推動諸類產業的齊頭并進、全面增長,還是盡力推動某一產業的發展。因經濟結構的基礎條件影響,在吸納各類資源方面,各個時期的香港經濟結構一直是表現出有所取、有所舍的特點,由此也使各個不同階段的經濟增長呈現出了不同的導向性。如在經濟結構主要處于吸納貿易及相關資源狀態時,香港經濟則呈現出了主力發展對外貿易業的增長導向;如經濟結構形成了多方吸納資源的動力機制時,社會經濟會出現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便會成為不容懷疑的理所應當之事。總結香港經濟增長過程可以讓人得出結論,香港經濟增長導向性的不斷改變,正是以經濟結構吸納資源的偏好性不斷調整為條件的。
第六,經濟結構的趨軟性會影響經濟增長的收斂性。經濟結構會因其中生產性活動所占比重的逐漸降低而呈現出日益軟性化的趨勢,而這種趨勢的發展快慢亦會對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產生影響。近。十年來,香港因內外部需求條件的改變,第三產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服務業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80年的69.5%增加到1997年85.2%,而工業制造業卻從1980年占本地生產總值的31.7%下降到1999年的14.7%。這樣的經濟結構輕型化程度在其它經濟體系中是相當罕見的,由此也給服務業造成了所依托的基礎日益削弱的隱憂,這樣的經濟結構一旦受到沖擊和干擾,社會的經濟增長就很難回復到原來的增長路徑,如果沒有新的增長因素的出現,或者新的增長動力的形成,增長就會很難達到原來的穩定狀態,或者說經濟活動不能自動向其穩定狀態、穩定增長路徑收斂。“九七”金融風暴實際上也就是對這種經濟結構的一種驗證,從中也發現了這種經濟結構的缺陷,認清香港所以須經
歷一場較長時間的痛苦結構調整的原因所在。
三、影響香港經濟結構變化的諸項因素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經濟結構對經濟增長是在多方面發揮作用的,那么,經濟結構本身又要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呢?概括而言,下面的一些因素在香港戰后的經濟結構變化過程中發揮了作用:
1.社會的稟賦資源會對香港的經濟結構產生影響。稟賦資源是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的重要基礎條件,一社會的經濟結構如何,基本上取決于自然資源和其它要素的結合形式。比如,有的地區礦產資源豐富,這一地區常會形成以礦產生產加工為主干的產業結構;有的地區牧業資源豐富,這一地區大多會致力發展以牧業為依托的各類產業。香港是自然資源非常稀薄的地區,土地有限,缺乏礦藏,由此也就決定了香港的第一產業只能處于極其微弱并逐漸消亡的狀態,因自然資源條件的限制,香港的經濟結構只能永遠定型為“發育不全”類型。但香港又擁有天然良港,這就為各類貿易的發展提供了前提性的條件,從而使貿易活動始終成為了香港經濟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香港又是中西方文化交匯的地方,中英文通用,各種不同風格的經營方式在這里易于生存發展,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本易于在這里交匯融合,社會具備了容易吸納勞動力、資本的良好條件,因此亦使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在這里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比如,“二戰”后到70年代,香港的勞動力資源充足,特別是制造業方面的勞動力資源比較充裕,所以在這一階段的香港經濟結構中,貿易業、制造業占據了較大比重。后來當社會資本資源變得充足時,香港的金融服務業自然得到了長足發展,在經濟結構中所占據的成份必然日趨增多。
2.地理位置優勢影響到香港的經濟結構。評價一地區在地理位置上是否占據一定的優勢,既可以從時區方面考慮,又可以從地點上考慮,還可從交通運輸條件上考慮,該地區在這些方面是否占據優勢,自然也會對其經濟結構產生影響。從時區條件方面看,香港地處紐約和倫敦時差的中轉站,是全球各類資本市場24小時全天候運作的重要一環,因此使香港擁有了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天時條件。而從地點條件上看,如果以香港為圓心,以飛行時間為半徑,5小時航程之內的香港周圍集中著全球半數以上的人口,與那些實行工業化的國家相當靠近,這無疑有助于香港成為國際間商品、資本、技術、信息、勞動力流動的重要集散地。同時香港具有著在全球貿易交往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航運位置,背后是占據全球人口1/5比例、且世界政治地位、經濟地位日益提升的中國,香港是這一東方潛在最大市場聯系外部經濟世界的重要窗口和橋梁,這些當然地為香港在促成和推動各類要素流動方面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地利條件,使香港在國際經濟活動中形成了清楚的角色定位,從而衍生出現在的經濟結構組成。而香港的交通運輸條件是相當優良和完善的,無論是港口、還是機場,或是通訊,都可以說是堪稱一流的,這無疑也會對香港經濟結構產生影響。
3.需求因素影響到香港的經濟結構變化。需求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現代社會的任何經濟活動都是圍繞著社會需求進行的,社會需求的變化導向是社會資源配置的最基本動因,社會經濟結構逐步高級化是由社會需求層次不斷提高所決定的。對于具有較高對外開放度的香港經濟體系來說,其經濟結構的形成和變化是內部需求和外部需求兩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從香港內部需求方面看,伴隨著社會收入水平的日漸提高,人的生活方式的逐步改變,人們的消費支出結構也相應地在發生變化。在60年代占用消費支出較大比例的是食品、飲品、煙草、家庭管理開銷,而經過30余年的發展,人們的個人護理、醫療保健、交通及通訊、娛樂及消費需求有了快速增長,因此勢必會帶來經濟結構的變化。又比如,伴隨著都市經濟模式的形成和發展,要求香港與世界建立起密切的聯系,因此也就帶動了香港通訊業的發展,香港通訊工具不斷更新換代,香港成為人均打出國際電話時間最長的地區,近一半的人口擁有手提電話,電訊業因此在經濟結構的比重亦與日俱增。而從外部需求看,過去數十年,亞太區經濟蓬勃向上,需求強勁,故帶動了香港對外貿易和服務貿易的發展,如1997年香港對外貿易額已達30754億港元,比本地生產總值高出1.29倍;而包括國際運輸、跨國銀行、國際融資及其它金融服務、國際保險與再保險、國際信息處理、國際咨詢、國際電訊服務、廣告、設計、會計管理服務內容在內的服務貿易方面,在1987~1996年的十年時間里,其出口年增幅達到了16%,1996年出口額達3929億港元,在世界排名第九位,超過新加坡、瑞士、加拿大和韓國。不言而喻,這種外部需求的增加自然會影響到香港經濟結構變化。
4.供給因素也對香港經濟結構產生影響。實際上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所牽涉的無非就是供給和需來兩個方面,因此,供給對經濟結構產生影響也是理所當然之事。比如,因投入成本較高或無法形成規模,或因資源的消耗殆盡,香港的農業從50年代占香港生產總值的3-4%的比重減為80年代以后的占百分之零點兒的比重,采礦業60年代占本地生產總值尚有微弱的0.2%的比重,到90年代則因資源枯竭而完全消亡。又比如,香港地少人多,可供商業利用的已開發土地資源相對不足,因此使房地產業在香港經濟結構中一直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幾乎成了香港興衰的標志。再比如勞動力供給在不同時期會有總量和結構上的不同,如果某一時期的經濟增長主要為勞動力供給所推動,那么這一時期的經濟結構應由勞動密集型成份占主導地位。如果在某一時期勞動力供給在結構上不能滿足社會需求,那么必然會使某些產業出現發展不足的問題。同樣,資本供給的流向變化也勢必會導致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變化。
5.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影響香港的經濟結構。社會的經濟發展始終是以社會生產力發展為前提的,而一社會經濟結構如何也是被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所左右的,社會的產業結構狀態、產品結構狀態、技術結構狀態、企業組織形式、社會分工等歸根結底都要被社會生產力的結構狀態所影響,社會生產力是推動一社會經濟結構升級的根本力量。戰后以來,香港經濟結構的數度轉換,實際上也是一直由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所帶動的,香港新興產業的不斷問世,社會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社會分工的日趨細致,經濟成分的日漸增多,產業結構的日益高級化無一不是同香港社會的技術進步、人們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緊密相關的。
6.政府政策對香港的經濟結構產生影響。政府政策會影響到經濟發展,這是不容質疑的,即使是在政府奉行“積極不干預主義”的香港,政府的政策對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也是有所影響的。在香港,政府通過自由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土地政策、某些行業的約束政策等對香港經濟活動加以影響。從基本的經濟政策方面看,香港政府以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為其政策制訂的哲學基礎,對經濟活動奉行的是最大支持、最少干預的主導政策,使社會經濟活動的效能可得到較高程度的釋放。而在財政政策方面,其收入政策堅持的是:(1)維持低稅率、簡單而明確的稅制;(2)使政府有足夠的收入來履行已知的開支承擔;(3)維持嚴格的“用者自付”制度,以厘定各項收費。以期把稅率保持在低水平;(4)維持充足的財政儲備,以應付日后不可預見的情況;(5)打擊偷稅及逃稅;(6)在最有需求的范疇提供寬減。在財政開支政策方面,香港政府則堅持了以下一些原則:(1)量人為出;(2)控制公共開支規模及增長率;(3)提供良好的環境,維持規模小而效率高的公營部門;(4)公營部門開支的形式,必須反映政府在施政方面所訂的緩急次序。很顯然,這在保持社會公營部門、私營部門平衡及提高這兩大部門效率方面都是有積極作用的,從而也會對經濟結構的轉換帶來積極的影響。當然,香港政府還通過對一些公用事業的建設、資助、管理和經營來對經濟活動加以影響,比如民生所需的郵政、自來水供應、鐵路、地下鐵路、隧道和社會基本服務,如教育和房屋等,并通過政策、法例確保這些部門保持一定的效率,如公司化、私有化等。此外,香港政府還利用自身在土地資源供給上的控制地位。根據市場變化調整土地的供應方式和數量,有目的地對香港經濟生活施加影響。同時,香港政府在培育和保護一些核心產業和新興產業的興起發展過程中,也比較注意制訂并實施積極務實的產業政策,適當地加以產業約束,使這些產業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如銀行業等。這一切當然會對經濟結構產生影響。
關鍵詞:資源型城市 可持續經濟 戰略模式
資源型城市發展的理論基礎
(一)可持續發展的內涵、基本內容及核心思想
1980年,聯合國大會首次使用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但真正比較明確和系統地提出可持續發展概念的是1987年挪威首相布蘭倫特夫人提交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其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威脅和危害的發展”。
1.基本內容:改變單純的、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傳統發展模式;由資源型經濟過渡到技術型經濟,綜合考慮社會、經濟、資源與環境效益各因素;通過合理布局和產業結構調整,開發應用高新技術,實行清潔生產和文明消費,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減少廢物排放等措施,協調發展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使社會經濟的發展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的需求構成危害,最終達到社會、經濟、資源與環境的持續穩定發展。
2.核心內容之間的關系:第一,當前與未來的關系。當代人不能提前使用未來人的資源,不能以犧牲后代人的需要為代價來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即當代人與后代人應具有平等的權利。第二,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可持續發展”概念的提出,使人們明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要在生態系統允許承載的范圍之內,保證可再生資源的持續利用,使不可再生資源消耗最小化。或者說,要保證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同步發展。可見,良好的環境能夠促進經濟發展,而如果人們只是一味的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忽視對環境的保護,就會對環境造成極大的破壞,致使空氣質量下降,資源過早枯竭,此時環境就會制約經濟發展。
(二)區域經濟理論
1.區域經濟的概念。區域經濟是指在一定區域內經濟發展的內部因素與外部條件相互作用而產生的生產綜合體。它是以一定地域為范圍,并與經濟要素及其分布密切結合的區域發展實體。區域經濟反映不同地區內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內涵和外延的相互關系。
經濟學可以按照不同的方法對經濟運行的層次做不同的劃分。以空間作為劃分標準,可分為國民經濟、區域經濟和地區經濟。區域經濟是指由國內空間資源組成的地區經濟集合體,是國民經濟的組成部分,起著連接地區經濟與國民經濟的橋梁作用;地區經濟是指以行政區劃作為空間資源的限制經濟,有著強烈的行政特征,所有的地區經濟之和構成國民經濟,部分地區經濟之和又構成區域經濟。
2.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產業是從事國民經濟中同一性質生產部門或其他社會、經濟活動的企事業單位和機關團體的總和。產業結構是指國民經濟各產業之間及產業內部各行業之間的數量比例關系,即在社會分工條件下國民經濟各部門在社會經濟中的不同比例。
經濟結構的實質是“人們在自己的社會生產中發生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之和構成經濟結構”(馬克思語)。而一般意義上的經濟結構是指經濟的質態組合形態,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技術結構、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制度結構等的組合。
產業結構是經濟結構的核心,是經濟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產業結構可以反映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方向。
3.區域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所謂區域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即在資源性產業尚未進入衰退期時,結合區域特點和科技進步的要求,優先培育和發展若干個技術含量和現代化程度較高的產業或項目,在資源性產業逐步走向衰退時,替代產業能接續資源性產業,保障區域社會經濟系統的健康、快速、持續發展,進而避免由于資源性產業的衰退而造成區域社會經濟系統發展的波折、減緩,甚至于倒退,這既是保證產業正常接續的需要,也是調整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和勞動力結構的需要;既是適應市場經濟、維持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也是維護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重新振興區域經濟的需要。
(三)區域經濟增長要素
研究區域經濟增長必須以分析區域經濟增長要素為起點。一是自然資源和自然條件;二是資金,增加資金量(包括區內積累資金和引進資金),成為加快經濟快速增長的關鍵之一。三是企業,企業是區域經濟的基本活動單位,特別是區域內骨干企業成為區域經濟的組織核心。四是政府,政府的經濟管理能力直接影響著區域資源的配置效率。廉潔、高效、負責任的政府對現代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四)經濟增長理論
20世紀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了新古典增長理論,包含了重要的經濟內涵,但其理論框架卻較簡單而又極其精致,正如其本人所稱,這種理論就像一種寓言,即通過人為加工的特定“故事”來說明一些道理。索洛等人的理論模型的核心是總量生產函數性質的假設:首先,規模收益是不變的;其次,生產要素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最后,生產要素之間是可替代的。
經濟增長過程表現為資本積累過程,而決定資本積累的因素是投資的收益率。一方面,在規模收益不變的條件下,人均收入就唯一地取決于資本-勞動比率,只有這一比率不斷上升,人均收入才能保持持續增長。另一方面,投資的收益率等于資本的邊際收益。與人均收入一樣,資本的邊際收益也唯一地取決于資本-勞動比率,由于要素邊際收益是遞減的,資本的邊際收益率將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增加而不斷下降。當資本的邊際收益趨近于零或低于某一貼現值時,資本-勞動比率趨于穩定,資本積累的速度將不會超過勞動力投入的增加速度,這意味著人均收入趨于一個固定水平(這時總產出的增長率等于自然增長率,即人口增長率),或者說,從長期看,人均收入的增長不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因此,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雖然摒棄了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的規模收益遞減規律的假設,并假設生產要素之間可替代的,但這些并不能保證長期經濟增長是持續的。
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模式
(一)多元化發展戰略
資源型城市要實行多元化發展戰略。首先,要加強地質勘察工作,挖掘資源潛力,增加資源儲備,延長礦山服務年限,以便更好地促進資源型企業的持續發展。其次,要延長資源型城市產品深加工,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附加值,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最后,鼓勵其他非資源型產業的發展,特別是鼓勵第三產業的發展,以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資源型城市要考慮自身的特點,從各自的實際出發,揚長避短,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發展高新技術、化工、食品、紡織、醫藥等其他新的支柱產業。
實行多元化發展還有另一層含義,就是根據國家調整所有制結構的方針、大力發展非國有企業,尤其要注意大力發展民營企業,這對于發展接替產業、促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產業創新與開發戰略
產業創新與開發戰略就是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突破既定的已結構化的產業約束,以產業先見或產業洞察力構想未來產業輪廓以及通過培養核心競爭力來使構想的產業成為現實的過程。產業創新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要保持長盛不衰的競爭力,就要不斷突破原有的產業構架,開辟新的增長空間。深圳經濟之所以能持續20多年高速增長,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斷從產業創新中獲得新的推動力量。從早期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業,到后來發展技術、知識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深圳實現了跨越式的產業升級,形成了潛力巨大的產業體系,從根本上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對資源型城市而言,產業創新是其經濟轉型的核心和最高目標。資源型城市產業創新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就是指技術密集或以現代技術為基礎的產業,具有產品附加值高、更新速度快的特點。對資源型城市來說,發展高新產業技術產業是提升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其產業競爭力、實現經濟轉型的重要措施。資源型城市經濟發展得益于資源,也受制于資源,資源產業對高新技術的引進應用發展相對緩慢。因此資源型城市在經濟轉型中必須把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擺在突出位置,用高新技術來改造傳統產業,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2.發展特色產業。特色是事物所表現出來的獨特的色彩、風格等。經濟特色是一個城市資源特征、發展模式、文化底蘊和人文內涵的綜合體現,是城市經濟的靈魂,是核心競爭力、持久影響力、強大支撐力和全面帶動的源泉。每個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發展某種產業的多種有利條件和要素,即凸顯的或者潛在的優勢,這些優勢概括起來有三種基本情況:自然資源優勢、社會資源優勢和綜合優勢。其中,自然資源優勢是發展特色產業可以利用的最便捷、成本最低、啟動較易的主要和首選途徑。
3.發展循環經濟。近年來,循環經濟在國外日益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根據這一理念,自然界沒有“廢棄物”。科學家認為,“廢棄物”只是放錯了位置的資源。發展循環經濟在資源型城市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發展循環經濟除了可以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之外,還可以使城市的環境污染得到有效治理,從源頭上解決污染問題。
4.發展新興第三產業。第三產業是城市經濟的重要增長點,其發達程度也是衡量城市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志。當前,我國許多資源型城市第三產業的發展相對滯后,產業層次低。多數城市在金融保險、商貿流通、中介咨詢、社會服務等方面沒有真正形成產業規模優勢,新興第三產業還沒有發展起來,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數量少、規模小,城市還不夠繁榮。因此,資源型城市在經濟可持續發展中要把發展第三產業作為產業創新運行的朝陽產業。
(三)集約經營戰略
我國資源型城市的一個顯著特征是資源型企業過小、過多。之所以造成這種情況,一是與中國小礦多、大礦少這個資源特點有關;二是與集約化經營程度有關。小而多必然造成資源管理難、資源浪費大、經濟效益低、安全隱患多。為了合理開發與保護優先的資源,為了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國際競爭更加激烈的新形勢,需要通過改革,改組和改造,組建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集團參與國際競爭、分享全球資源成果。資源型城市政府要從政策上鼓勵集約化經營開發,下決心關閉那些浪費資源、破壞環境和缺乏安全生產保障的小礦,這是資源型城市能否長治久安的關鍵所在。
(四)資源優化與整合戰略
資源型城市的資源優化與整合戰略就是在原有的資源產業結構基礎上,根據資源型城市的經濟、社會環境基礎、對原有產業結構進行優化和整合,以提高整體城市的競爭力。
調整優化經濟結構,是資源型城市轉型的重要途徑和首要任務。資源型城市應當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優化資源配置為重點,以資源型企業為主體,依靠科技進步、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作用,正確發揮政策的引導作用,堅持資源條件的可行性、產銷雙方的一致性、經濟效益的擇優性、產品開發的科學性原則、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同時要鞏固強化第一產業,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調整農業結構,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逐步提高農業經濟效益和農民收入;優化提升第二產業,改造和提高傳統產業,有選擇地發展一批高新技術產業,提高工業經濟的整體競爭力;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改組改造第三產業,加快發展新興第三產業,實現經濟結構的多元化。此外,還要大力推進資源型企業的組織結構和技術結構的優化升級,提高綜合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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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輝.我國城市可持續發展對策研究[J].經濟縱橫,2005(12)
面對當前農業和農村發展新階段的要求,對于進一步優化農村經濟結構、加大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促進農民增收,財政投入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財政支持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的評價
1.財政支持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財政是農村產業結構的主要塑造者之一,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是引導、推動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力量。在過渡期,財政對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的支持,主要是發揮積累、分配、調節、監督等財政職能,一方面積累資金,搞好分配,改進投入方式,加大投入力度,增加投入效果;一方面運用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糾正市場調節的偏差,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促進農村和農村產業的全面發展.
2.財政支持農村產業結構優化的原則和標準。 調整農村產業結構是一項長期的綜合工程,目的在于滿足社會最大需求的前提下,實現資源的合理利用。調整農村產業結構應遵循以下原則:
(1)堅持依靠科技。農村產業結構的優化,不能僅靠政策引導,應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注重產品質量和效益,大力推廣和應用新技術、新工藝,從整體上提高農村經濟的綜合效益和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2)堅持合理利用資源。應根據客觀實際,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做到因地制宜,揚長避短,趨利避害,展示特色,使整個資源得到科學合理利用。
(3)堅持轉變增長方式。應努力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和使用效率,提高綜合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提高結構優化效益、規模效益和區域分工效益,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附加值和市場占有率,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二、當前農村產業結構調整中存在的問題
1.結構狀況同土地占用和勞動力就業狀況不相適應。種植業占用的土地資源明顯偏小,而林、牧、漁專業所占的大量土地資源沒有得到較充分的治理、開發和運用,形成了土地資源的浪費;農村勞動力投人第一產業比重過大,存在為數不少的閑余勞動力,形成勞動力資源的浪費,極大地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加.
2.農產品及其加工產品科技含量低,品質結構差,既削弱了市場部分能力,又不利于農民收入的增長。科技含量低的主要表現是科技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低,由此帶來了農產品和某些加工產品品質不佳,造成大路貨積壓,優質和暢銷農產品和加工產品長期緊缺。
3.農產品加工工業發展不足,農產品增值偏少。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且存在重生活服務、輕生產服務的現象,削弱了農業科技應用的力度,造成產前、產后服務的不足,形成了市場信息交流滯阻,不利于農戶同市場的聯系,降低了農村生產的市場應變能力。
三、財政支持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的對策
財政是對經濟進行宏觀調節的重要手段,對經濟結構的調整采取積極的舉措,自然是進行宏觀調節的必然要求。加快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作為財政必須采取全力支持的積極態度。
1.更新支農概念,從農村對財政的總體要求出發真正落實到“財政支農”。要求財政突破原有的農口部門的實踐,把涉及農村社會經濟的教育、衛生、民政等有關部門,都納入支農工作的范圍,明確有關支農工作的事權,由農口統一協調,改由財政統一協調。即把用于農村的各項資金納入統一協調的范圍,在管理權限不變的前提下,由主管財政支農資金的職能機構統一協調,為確保統一協調工作的順利開展,可以先進行試點,再逐步推開。
2.堅定落實科教興農戰略,完善社會服務組織,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一步調整。農村第一產業的調整,應依靠科技進步,重點抓好品種更新換代,加快發展優質品種,以適應加工增值,滿足市場的需要。第二產業的調整應把農副產品加工作為重點,并通過關、停、轉,并與集鎮建設相結合等途徑,改變生產過于分散的現狀,形成更高的集約化生產。應以產前、產中、產后包括信息在內的各種社會服務為主,廣泛發動并組建各種民營組織,把現在農村中的各種專業協會、專業人員普遍發動和組織起來,完善社會服務體系,改變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的現狀。
關鍵詞:現代服務業;發展模式;經濟結構;影響;對策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15-0-02
一、煙臺地區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模式
現代服務業的概念和傳統服務業相對應,指的是滿足現代城市發展、適應現代生活,具有較高文化含量和技術含量的服務行業,主要分為以下內容:一是基礎服務,包括通信服務、信息服務等;二是生產和市場服務,包括金融、物流、電子商務等;三是個人消費服務,包括醫療、教育、餐飲、娛樂等;四是公共服務,包括公共衛生、基礎教育、公共管理等。以煙臺市芝罘區為例,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模式主要有四種,具體如下:
1.市場主導型
市場主導型模式依托于資源和區位優勢,企業通過自發集中布局而形成,充分發揮出市場作用,服務業項目具有自發性、長期性、漸進性的特點,受外界因素的影響較小,而且抵抗風險的能力強。該類服務業集聚區的發展時間長,會從小范圍逐漸向外擴散,然后增加經營活動類型,提高規模和檔次,擴大影響力,最終吸引更多的企業,實現持續發展的目標。濱海廣場金融商務區、海港路中心商貿區,就是市場主導型服務業集聚區的典型代表。
2.政府主導型
政府主導型模式單純依靠政府力量,在優勢政策的引導下,歷經土地規劃、載體搭建,人為性的推動企業和項目建成,最終形成服務業集聚區。該類服務業項目會受到政府意志的影響,因此具有人為性、可復制性,它的發展直接受限于政策環境,對外界風險的抵抗能力較差[1]。一般情況下,集聚區會在短時間內形成,能避免自發形成帶來的負面問題。但與此同時,發展情況會受到社會環境、政府政策的影響,政府招商引資水平的高低,決定了集聚區的經濟效益。煙臺文化創意產業園、電子商務產業園,就屬于政府主導型服務業集聚區的典型代表。
3.資源依托型
資源依托型模式要求區域內具有某種特色資源,能夠對相關產業產生巨大的吸引力,從而發展形成集聚區。該模式的應用,前提條件是特色資源,企業會從資源優勢、資源潛力的分析入手,^而逐漸形成集聚區,因此體現出關聯性、內生性的特點。針對區域內的服務業項目而言,應該提高資源使用效率,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避免出現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的現象。在煙臺市芝罘區,文化旅游區屬于資源依托型服務業集聚區的典型代表。
4.綜合推動型
綜合推動型模式是對市場主導型、政府主導型的綜合,因此包含了以上兩種模式的發展特點。具體來說,指的是區域內已經具有一定的產業基礎,或者一定的資源優勢,然后關聯企業在區域內自發性集聚,并在政府的引導下最終形成產業集聚區,也就是自發集聚在前、引導形成在后[2]。該類服務業項目在發展期間,政府的引導作用體現在對龍頭企業的引領上,能夠充分發揮出資源優勢,增強產業基礎,在完善產業鏈條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集聚效益,因此發展模式更加科學,滿足可持續發展的需求。新型專業市場、現代物流集聚區,是綜合推動型服務業集聚區的典型代表。
二、現代服務業項目對經濟結構的影響
1.經濟結構的評價指標
現代服務業項目對于經濟結構的影響,可以從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消費結構、投資結構四個方面進行分析[3]。第一,產業結構(Y1)指的是國民經濟中的各個產業,在資源、勞動力、產出上的所占比例。就目前而言,第三產業的發展,是現代經濟發展的縮影,而現代服務業隸屬于第三產業,它的發展水平,直接影響到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第二,就業結構(Y2)是勞動力在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和領域的分布,也是勞動力在經濟產業中的劃分,因此就業情況直接影響到經濟的發展。第三,消費結構(Y3)是指在社會經濟條件下,人們消費中不同消費資料的比例關系,它反映的是地區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程度。以服務型消費支出為例,反映出消費結構的合理性。第四,投資結構(Y4)是投資總量中各種要素的構成,以及數量比例關系,作為經濟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推動經濟結構轉變的重要因素。
采用多元回歸分析模型,現代服務業項目對經濟結構的影響,可以采用半對數方程,即:
X=α+β1InY+β2(InY)2+r1InN+r2(InY)2+μ (公式1)
有學者針對某個地區時間序列上的產業比重進行研究時,在公式1的基礎上增加了自變量參數,因此模型變為:
Yn=α+β1ln(X1)+β2X2+β3X3+…+βnXn+μ (公式2)
本次研究中,綜合以上兩種模型,最終確定多元回歸模型為:
Yn=α+β1X1+β2X2+β3ln(X3)+β4X4+β5X5+β6ln(X6)+β7X7+β8X8+μn =1,2,3,4 (公式3)
2.對經濟結構的影響結果
第一,在產業結構上,回歸方程為Y1=27.309+0.555X1+ 0.308X4,其中X1為服務業總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X4為金融行業產值比重。分析可知,現代服務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每上升 1%,那么第三產業產值占 GDP的比重就會上升0.555%;金融業產值比重每上升1%,那么第三產業產值占 GDP 的比重就會上升0.308%。
第二,在就業結構上,回歸方程為Y2=-19.713+0.99X2+ 3.255lnX6,其中X2為現代服務業從業人數比重,X6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分析可知,現代服務業從業人數比重每上升1%,那么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將會上升0.99%;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每增加100 元,那么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將會上升3.255%。
第三,在消費結構上,回歸方程為Y3=54.851-0.618X4-2.459lnX6,其中X4為金融業產值比重,X6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分析可知,金融業產值比重每上升1%,那么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將會下降0.618%;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每增加100 元,那么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將會下降2.4591%。
第四,在投資結構上,回歸方程為Y4=23.881+0.38lnX3+ 0.034X8,其中X3為現代服務業勞動生產率,X8為現代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分析可知,現代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每增加 100元/人,那么固定資產投資占 GDP 比重將會上升0.38%;現代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比重每上升1%,那么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將會上0.034%。
三、煙臺地區現代服務業項目的發展對策
第一,加大服務業發展力度。在第三產業中,現代服務業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為了優化煙臺地區的經濟結構,從現代服務業項目的角度來看,應該優化內部結構,將生產業作為重點,采用現代技術手段改造傳統服務業,并積極培育文化旅游服務業項目[4]。
第二,加強人力資源開發。從本質上看,現代服務業屬于知識密集型產業,其中人才和技術分別是基礎和支撐。要想實現結構優化目標,首先應該培養并引進專業人才,可以設置專項培育基金,為創新人才提供資助;同時完善人才培訓體系,針對高校畢業生進行崗前技能培訓。
第三,擴大服務性消費支出。擴大居民的服務型消費支出,是改善消費結構的必要措施。具體來說,其一應該將擴大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拉動點,為了刺激消費需求,可以構建相應的長效機制,例如增加農民或低收入城鎮居民的補貼力度。其二要保證住房等大宗消費的穩定性,與此同時積極拓展文化、旅游等服務消費項目,并將農村作為重要的消費市場。
第四,改善服務業投資環境。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和其他產業的關聯度較高,因此必須做好配套措施,創設良好的投資環境。例如完善基礎服務設施建設,提高煙臺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數額;發揮出政府的導向作用,實現金融機構和重大項目之間的對接,提高投資主體的多元化 [5]。
四、結語
綜上所述,現代服務業項目對經濟結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消費結構、投資結構四個方面。以煙臺地區為例,現代服務業項目的集聚模式,主要有市場主導、政府主導、資源依托、綜合推動等類型,在未來的發展上,應該加大發展力度,加強人力資源開發,擴大服務性消費支出,并改善服務業投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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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個重大任務來說,尤其是這樣。
十七大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個長期以來的要求修改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是引人注目的。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告訴我們,增長不等于發展,在發展中國家爭取現代化的過程中,很容易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現象。增長與發展的主要區別在于,增長一般是數量、規模上的擴張,而發展則突出表現為在增長中不斷實現的結構變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強調從主要依靠增加投入的粗放方式轉向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勞動者素質提升和企業家創新活動的集約方式,這便是著眼于發展的,因為由此將帶來成本結構、生產結構的變化,這些變化與同樣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收入結構、消費結構的變化相互作用,便帶來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促成整個經濟結構的變革。這個過程,就是經濟作為一個有機體而成長、發展的過程。
從轉變增長方式到轉變發展方式,包含這樣的內容,但不止于這個意義。它立足于基本國情和發展新階段的特征,并著眼于經濟全球化趨勢,來謀劃又好又快的發展,是以更高的立意和更開闊的視野,更加突出地強調從方式上解決增長與發展乃至全面發展相統一的問題。如上所述,發展的概念是關于結構變革的概念,而所謂全面,也正是就整體的結構狀況而言的。這樣來看,轉變發展方式所要解決的問題,在需求結構上,要通過擴大內需來調整出口、投資與消費需求的結構,這個問題的實質在于收入結構(居民、企業、政府的收入份額)的調整,其中一個重點是財稅收支結構的調整;在成本結構上,通過粗放增長向集約增長的轉變,通過外部成本的內部化,降低資源、環境、生態方面的代價;在產業結構上,以比較優勢與技術進步為基礎,實現三次產業的結構合理化,推進工業化與信息化的融合,改造傳統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在地區經濟結構上,也要以比較優勢為基礎,遵循市場經濟規律,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既要注重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更要著眼于國家整體經濟結構的戰略調整來達成區域經濟的合理布局;在城鄉結構上,遵循工業化發展規律,與城市化進程相適應地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按照有利于在規模經濟意義上充分發揮城市功能的要求推進城市化或城鎮化。
一、經濟轉型
(一)經濟轉型的概念
在探討經濟轉型之前,應分析“轉型”一詞的詞義。“轉型”作為一個基本概念,最初應用在數學、醫學和語言學領域,后來才延伸到社會學和經濟學領域。
布哈林在研究市場經濟向計劃經濟的轉型過程中,曾首先使用了“經濟轉型”的概念。
在研究文獻中,對經濟轉型的表述及研究的側重點均有不同,中文文獻往往以“改革、轉型、漸進和轉化”來描述。
就經濟轉型的概念而言,經濟轉型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在一定時期內發生的根本變化。具體地講,經濟轉型是經濟體制的更新,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經濟結構的提升,是支柱產業的替換,是國民經濟體制和結構發生的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經濟轉型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特有的現象,任何一個國家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都會面臨經濟轉型的問題。即使是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經濟非常發達的西方國家,其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也并非盡善盡美,也存在著現存經濟制度向更合理、更完善經濟制度轉型的過程,也存在著從某種經濟結構向另一種經濟結構過渡的過程。
(二)經濟轉型的分類
經濟轉型有多種分類方法,常見的有以下兩種劃分方法:
1、按轉型的狀態劃分:分為體制轉型和結構轉型。
體制轉型。指從高度集中的計劃再分配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體制轉型的目的是在一段時間內完成制度創新。
結構轉型。是指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傳統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社會轉型。結構轉型的目的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而在轉型過程中改變一個國家和地區在世界和區域經濟體系中的地位。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市場結構、供求結構、企業組織結構和區域布局結構等等。因此,結構轉型又包括產業結構調整、技術結構調整、產品結構調整和區域布局結構調整等。
另外,有的學者把經濟轉型的狀態分為四類:經濟體制轉型、發展戰略轉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經濟結構轉型等。我們認為,無論怎么劃分,經濟轉型都不外乎體制轉型和結構轉型兩種類型。
2、按轉型的速度劃分:分為激進式轉型和漸進式轉型。
激進式轉型。指實施激進而全面的改革計劃,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進行盡可能多的改革。大多數學者把俄羅斯和東歐“休克療法”的經濟改革稱為激進式轉型。激進式轉型注重的是改革的終極目標。
漸進式轉型。指通過部分的和分階段的改革,在盡可能不引起社會震蕩的前提下循序漸進地實現改革的目標。多數學者把中國“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改革稱為漸進式轉型。漸進式轉型注重的是改革過程。
(三)經濟轉型的特點
階段性和長期性的統一。在談到經濟轉型時,我們往往把某個時期經濟在體制和結構的變化稱為經濟轉型。因此在制定轉型計劃時往往會以時間多長、經濟發生什么樣的變化來衡量是否完成經濟轉型。其實,這只是階段性的經濟轉型。但是從長期經濟發展實踐來看,經濟本身時時刻刻都在追逐著質和量的提高,這種質和量的緩慢變化本身就是經濟轉型。習慣上我們把某個時期經濟發生的較大變化稱之為經濟轉型,即段性經濟轉型。
漸進性和激進性的交叉。經濟轉型往往表現為時而激進,時而漸進,在某些領域激進,在別的領域漸進。
結構轉型和體制轉型的同步。經濟體制的變化必然帶來經濟結構的調整,而經濟結構的調整也需要經濟體制的創新。
政府行為和企業行為的互動。在經濟轉型中,政府和企業是推進經濟轉型的兩種不同的力量。企業是推進經濟轉型的基本動力,而實現經濟轉型又離不開政府作用的發揮。兩者一個是內因,一個是變化的條件。只有兩種力量結合,雙方互動,才能更加有效地實現經濟轉型。
區域性和國際化的結合。經濟轉型通常是區域性經濟發展措施,而區域性的經濟發展又不得不考慮國際經濟發展潮流。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經濟轉型必須緊跟當前科技發展步伐,把握世界經濟發展動向。
(四)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經濟轉型
1、轉型的四個階段
在某種程度上,全國新一輪經濟轉型浪潮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轉型的延續和發展。因此,要研究當前中國的經濟轉型,必須先研究改革開放后的經濟轉型。改革開放后,中國從計劃經濟邁向了市場經濟,階段性過渡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轉型的主要特征。有專家認為,中國的經濟轉型一開始并不是朝著市場經濟發展,通常采用“先試驗后推廣”和“不斷調整目標”等做法。總體上講經濟轉型是漸進的,但在某個階段也有激進的性質。
中國從計劃
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即經濟的自由化、市場化、民營化和國際化。其一,在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中國經歷了一個從農村到城市的漸進式改革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以為核心的農村改革,使農民獲得了土地使用權,以放開國有企業自主經營權為核心的改革,使國有企業初步擺脫了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同時也使非國有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其二,經濟市場化的改革將國營企業推向了市場,與其他所有制企業展開競爭。其三,經濟民營化改革強調了產權的重要性,允許了經濟更大程度上的經濟自由,各種所有制的競爭,使非國有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力量;其四,經濟國際化的改革,使中國經濟在加速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同時能夠面對世界新經濟的挑戰,逐步向國際經濟一體化過渡,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世界經濟一體化中來。
2、當前全國經濟轉型概況
加入WTO后,中國經濟正飛速地邁向國際化。在國際化競爭和較量的進程中,中國經濟將出現一種新觀念、新技術和新體制相結合的經濟轉型模式。這種經濟轉型模式不僅是中國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且還將改變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當前,全國許多地區提出了經濟轉型的構想,并且許多地區還制訂了經濟轉型規劃。其它地區雖然沒有提出經濟轉型的問題,但是實質上也在做著經濟轉型的工作。整體上看,全國經濟轉型可分為北方的經濟轉型和南方的經濟轉型,并且南北雙方的經濟轉型有著明顯區別。北方的經濟轉型以東北三省為代表,南方的經濟轉型以粵、浙、閩等省為代表。北方是我國的能源基地,改革開放近二十多年來的能源開采利用,許多地區能源開采業進入了萎縮期,由于資源的逐漸枯竭,導致了一些社會矛盾的出現。東北以阜新市、遼源市、伊春市、大慶市為代表的四個國務院資源型經濟轉型試點城市,轉型的主要任務是減少能源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另外,北方是我國重型制造業基地,但是制造業整體水平落后。面對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態勢,北方工業需要有新的提升。因此,北方經濟轉型的核心是發展替代產業、接續產業,其次是產業技術升級和經濟制度創新。也就是說北方經濟轉型是以產業結構調整為主、技術進步為輔的經濟轉型。南方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是中國經濟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核心地帶”,盡管如此,南方經濟與世界發達經濟還存在著生產技術、管理上的差距。因此,南方經濟轉型的核心是推進產業技術進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質上是與世界經濟接軌,參與世界競爭。
3、當前中國經濟轉型的實質
縱觀當前全國的經濟轉型,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都把科技放在了突出位置。因此,中國當前經濟轉型的實質就是用現代科技改造傳統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經濟發展中的高科技含量。
4、當前全國經濟轉型的重點、任務和方向
目前全國許多地區的傳統產業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強,受到國家產業政策、資源和環境的制約,不能更好地參與到國際競爭中來。因此,全國經濟轉型的重點是用現代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使之具有可持續發展能力。
轉型的主要任務是開發和應用先進技術、工藝和裝備,在提高產品質量、擴大出口和控制污染等方面取得明顯進展。
轉型的方向是發展高科技,用科技化帶動產業化。當前的世界經濟是高科技主導下全球一體化經濟,高科技是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因此,大力發展高科技企業,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產品,提高高科技產品的市場份額和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使高科技產業化是經濟轉型的必然方向。
5、加入WTO后我國的產業發展態勢與經濟轉型
加入了WTO后,中國的一些優勢行業如紡織、服裝、鞋類、玩具、機電等由于不再受到最惠國、反傾銷之類的威脅,因而得到迅猛發展。這些優勢行業在迅速占領世界市場的同時,也在發展壯大中占領了世界生產技術的制高點。以服裝為例,2005年中國服裝在歐盟、美國等國家和地區設限的情況下,許多產品的外貿出口量和2004年相比仍實現了翻番。中國服裝業在向世界市場的邁進中,生產技術和組織管理水平得到了鍛煉和提升,達到和超越了世界一流水平,令歐盟和美國的服裝生產界感到震驚。因此,在部分地區的經濟轉型中,有的地區(如阜新市新邱區)把服裝行業作為了產業的發展方向,并且完成了一定數量的外貿出口。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在未來的全國經濟轉型中,我國的優勢行業將是一些地區的最佳選擇。
(五)當今世界經濟轉型的潮流
當今世界經濟的兩個主要特征就是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信息化的突起,經濟全球化是對全球資源和市場追逐的結果,經濟信息化則是信息技術突飛猛進的使然,在這場競爭中世界經濟將轉向以商務電子化為代表的新經濟。新經濟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的帶動下,將發展成為以生命科學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空間技術、海洋技術、環境技術和管理技術等七大高科技產業為支撐的龍頭經濟。有的學者甚至把這種新經濟稱為第三次產業革命。
(六)經濟轉型與傳統經濟發展
世界經濟轉型的歷史是一部傳統產業改造提升的歷史,又是一部新興產業崛起的歷史。世界各地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盡管有許多新興產業的崛起和發展,但是除了一些資源型產業因資源枯竭而退出歷史舞臺外,傳統產業并不會因經濟轉型而成為終結者,相反傳統產業會在經濟轉型中得到更大程度地改造和提升。新興產業在發展過程中,由于缺乏強有力的技術、市場和管理支撐,會遇到許多問題。只有在經過漫長而痛苦的孕育發展期后新興產業才可能成為某個區域的支柱產業。因而,新經濟與傳統經濟的融合,才是經濟轉型的最快和最佳選擇。在經濟轉型中,讓高新技術和商務電子技術與傳統產業相結合,來帶動人才流、技術流、資金流的流動,從而推進市場資源進行整合,最終促成傳統產業升級換代是推進經濟轉型的有效方法。
二、可持續發展
(一)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可持續發展是八十年代提出的一個新概念。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第一次闡述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
持續性指的是可以長久維持的過程和狀態。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現代人的需求又不以危及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換句話說,就是指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它們是一個密不可分的系統,既要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又要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大氣、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資源和環境,使子孫后代能夠永續發展和安居樂業。
經濟可持續發展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是經濟本身應具有持續發展的能力。即經濟有較強的發展后勁,具有“勻加速”或“加加速”前進的能力,將來不會出現因“加速度”急劇下降而產生經濟衰退現象。其二是經濟具有與社會、環境和諧發展的能力。即經濟發展雖以自然資源為基礎,但要同環境承載力相適應,雖以提高生活質量為目標,但要同社會進步相協調,不能以損害社會、環境和浪費資源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
(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實質
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實質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經濟。所謂的和諧經濟就是經濟結構要合理,具有較強的增長潛力,經濟發展要與國家政策和諧、與社會發展協調、與環境承載能力適應等。
(三)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為了趕超發達國家,大量使用了本國的自然資源,使自然資源急劇減少,環境嚴重惡化,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制約越來越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具有重大意義。
首先是我國老舊工業企業改造的重要方向。由于歷史原因和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我國有相當一部分工業企業在以往相當長的時期里,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這些工業企業設備老化,技術落后,高消耗,低效益,污染嚴重。隨著經濟的發展,這種短期“效益”基本消失,其后果是將大量的發展資金用于環境保護,使環境失去持久的經濟支持能力,并使區域經濟發展受阻。因此,老工業企業的出路就是通過加強技術改造,實行經濟轉型,進而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其次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途徑。經濟發展是全面小康社會的首要目標,但并不是唯一目標。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工程中,經濟穩定、持續、快速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但是環境生態目標是全面小康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環境和各類自然資源是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物質基礎,如果破壞了這個基礎,當前和未來的發展都要受到制約。要達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目標,就必須走經濟持續增長,經濟與能源、環境持續協調發展的道路。
其三是改革開放事業成功的重要條件。改革開放的首要任務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使我國進入世界經濟強國之林。達到這個目的,沒有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不行。同時,由于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經濟發展對能源和各種資源的依賴程度愈來愈高。為了充分發揮環境與資源這個生產力要素在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須使經濟與資源、環境實現和諧發展。
三、經濟轉型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
經濟轉型與可持續發展是經濟領域內的兩個不同概念。兩者是緊密聯系的,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轉型是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是內在需求,是必要條件,可持續發展是經濟轉型的目標。
1.2競爭力與海洋經濟競爭力的概念
競爭力是指與此同類對象比較相互競爭的能力。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與競爭力相關的包括城市競爭力、國家競爭力、產業競爭力、核心競爭力、區域經濟競爭力等。目前研究競爭力的文章大多以美國經濟學家邁克•波特提出的鉆石模型為依據。國家競爭力理論也被稱為波特的鉆石理論。波特的鉆石理論分析一個國家某種產業為什么會在國際上有較強的競爭力。波特認為,決定一個國家的某種產業競爭力有4個因素,分別為:①生產要素,包括天然資源、資本資源、人力資源、知識資源和基礎設施;②需求條件,主要是本國市場的需求;③相關產業和輔助產業,主要指這些產業和相關上游產業是否有國際競爭力;④企業的戰略、企業結構和競爭對手。關于競爭力,直觀的理解可定義為競爭主體之間在爭奪一個或多個競爭對象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力量。海洋經濟競爭力是指不同研究對象包括區域層面、省份或者國家層面對比中突出的海洋經濟方面的競爭能力。在不同階段海洋經濟競爭力有不同的表現。在海洋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以海洋經濟產品成本作為競爭優勢的決定因素,海洋經濟競爭力強弱主要取決于因資源稟賦或其他生產要素而構成的成本優勢。在海洋經濟的發展階段,海洋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大,海洋技術的應用與創新作為競爭優勢的決定因素。到現今,資源稟賦的優勢、技術的優勢、經濟資源和要素分工協作所構成的體系,以及制度所營造促進技術進步和經濟潛能發揮環境的共同協同,成為海洋經濟競爭力的決定因素。
2海洋經濟競爭力影響因素
影響海洋經濟競爭力的因素是多樣的,包括海洋資源稟賦、技術進步、海洋科技人才、區域經濟、政府制度文化、政策環境等。根據波特鉆石模型的理論,結合海洋經濟的自身特點和實際,將海洋經濟競爭力的影響因素分為技術影響力、資源影響力、市場影響力、經濟實力影響力和政策制度影響力。不同影響力的共同作用能夠對海洋經濟競爭力產生根本性和結構性的變化。技術影響力主要從技術進步的角度來分析現有科學技術水平、海洋科技人才以及培育科技人才和進行技術創新的組織制度。政策制度影響力主要從海洋產業組織、政策環境、制度文化等方面展現。
2.1技術影響力
在世界沿海國家大力支持發展海洋經濟、建設海洋經濟強國的今天,海洋競爭的本質已從海洋資源的競爭,轉變為海洋技術的競爭。據有關專家統計,發達國家科學技術進步因素在海洋經濟發展中的貢獻率已達到80%左右。正是隨著海洋高新技術的迅速發展及應用,推動了新興海洋產業的形成和壯大,促使海洋產業從傳統海洋經濟階段向知識海洋經濟階段的轉變。例如浙江省的海洋礦業、海洋電力業、海洋工程業均是在21世紀才起步發展起來的。同時,高科技的應用使海洋產業中的傳統產業得到了不斷改造,由于海洋生物、機電一體化、新材料開發、環境工程和資源管理等技術在苗種培育、生產和管理過程中的開發應用,海洋生物資源開發方式發生戰略性改變,形成了海水增養殖和海洋生物醫藥產業;在高新技術支撐下發展的海洋服務業必將迅速成為新的海洋經濟支柱產業。沿海國家或地區海洋科學技術的競爭,歸結到底還是海洋高科技人才的競爭。海洋科技人才的年齡構成、身體素質、思想觀念、科學和技術素養等,直接影響著海洋經濟競爭力的形成。海洋科學技術發明及技術創新應用都必須以人才為載體,而能夠真正培育海洋科技人才進行技術發明和技術創新,就要有完善的、協同的組織制度作為培育科技人才的搖籃。技術影響力是提升海洋經濟競爭力的核心因素,而這種影響需要在現有科學技術水平下,通過海洋科技人才以及培育科技人才的組織制度共同協同才能實現。
2.2資源影響力
海洋擁有豐富海洋生物資源、海洋礦產資源、海水資源、海洋化學資源、海洋能源、海洋空間資源和海洋景觀資源。正是基于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產生了海洋漁業、海洋鹽業、海洋交通運輸業等傳統海洋產業。而隨著海洋科學技術水平和生產力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保護就需更深層次,由此產生了海洋油氣業、海洋旅游業、海洋生物醫藥業等新興海洋產業以及海洋科研教育服務業。隨著經濟全球化,沿海地區對海洋資源的直接依賴程度不斷減弱,但是海洋資源仍然是海洋經濟競爭力形成與提升的根本。一個地區或國家海洋資源的豐裕程度是決定著海洋經濟競爭力提升的空間容量和基礎的關鍵。
2.3市場影響力
在經濟層面上,海洋經濟競爭力的強弱直接反應在市場需求上。競爭力所反映出的是比較優勢。若某一海洋產業在區域之間或國家直接的比較中地位最高,則社會對該區域的海洋資源及其產品和服務需求就最大,其所在的市場份額就高,市場占有率有就大,則表示該區域的海洋經濟產業具有相對競爭優勢。而一個沿海國家或地區在海洋經濟體系中所處的海洋地理位置、周邊國家和地區格局等也影響區域市場的容量。隨著交通信息業的迅猛發展,區位的影響逐漸弱化,但優越的區位可以提高海洋資源流向的影響力。市場影響力最終反映出海洋資源及其產業和服務的市場占有率,反映出該海洋產業可持續的競爭力,是海洋經濟競爭力提升的動力和源泉。
2.4經濟實力影響力
一個沿海國家或地區自身的經濟實力對該國家或地區在海洋經濟競爭力的影響非常重要。沿海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實力決定著該區域在海洋經濟領域的投融資能力,這種能力主要通過資本的投入來體現[4]。無論是海洋人才的培養、海洋產業的技術研發與創新、海洋產業固定資產的投資都需要大量資本的投入。沒有資本的投入,海洋科技人才的培養與引進、海洋科學技術研發都無從談起。因此,一個沿海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實力是該區域海洋經濟競爭力提升的基礎和準備。
2.5政策制度影響力
一個沿海國家的海洋戰略和政策能夠對海洋經濟發展的基本格局產生最直接的影響。一個地區能夠在國家的海洋戰略和政策的指導下,充分利用本地區的海洋資源,制定適宜的財政、貨幣和產業政策,把資本投入海洋科技研發、海洋科技人才培養引進等項目上,促進主導海洋產業群的形成,從而提高海洋經濟競爭力。海洋企業在國家和地區海洋發展戰略政策的引導下,制定企業發展方向,結合不同地區的市場需求,提供有競爭力的海洋產品與服務。適宜的政策制度最終會優化海洋資源配置,建立鼓勵海洋科技人才進行技術研發創新的制度,最終影響海洋經濟競爭力的提升。因此,一個沿海國家或地區的政策制度是該區域海洋經濟競爭力可持續提升的根本。技術、資源、市場、資本都需要政策制度的引導,才能實現優化配置,并發揮出最大的效用。
3海洋經濟競爭力評價指標
隨著海洋經濟的迅速發展,對海洋經濟理論的研究也更加深入,海洋經濟競爭力的評價研究是對海洋經濟理論研究的進一步探討。要構建海洋經濟競爭力評價體系,首先要確定海洋經濟競爭力評價指標。反映經濟競爭力的指標通常由經濟總量及增長、經濟結構優化、經濟效益提高3個方面來體現。經濟總量及增長主要從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和財政收入來衡量,既要選取總量指標,又要選取人均指標,總量指標與區域大小有關,但可反映一個區域的總體實力;人均指標與區域大小無關,可消除因為區域大小不同而帶來的影響,反映該區域人均的經濟水平。而經濟結構的研究重點應當是第三產業。海洋經濟競爭力就是利用一系列指標,通過使用一定的數學方法進行科學整理,得出的能全面反映海洋經濟基礎、海洋經濟能力和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海洋經濟發展潛力的綜合性指標。海洋經濟競爭力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廣義的海洋經濟競爭力包括海洋經濟、海洋資源、海洋環境、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海洋科技等諸多子系統競爭力之總和。狹義的海洋經濟競爭力則僅僅指除去海洋科技、海洋環境、社會發展、區域經濟等因子之后的海洋經濟實力與海洋經濟的資源推動力,它主要體現在所有海洋產業和海洋相關產業的經濟競爭力之總和上。本文所研究的海洋經濟競爭力主要指狹義的海洋經濟競爭力。根據海洋經濟競爭力的影響因素以及指標數據的可獲取性,設定海洋經濟競爭力評價指標,包括4個方面,分別為海洋經濟總量、主要海洋產業發展水平、海洋經濟結構和海洋經濟推動力4個要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海洋經濟競爭力是由這4個要素綜合分析評價。每個要素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反映一國或一個地區的海洋經濟狀況。
(1)海洋經濟總量是反映海洋經濟水平和動態的宏觀數量指標,評價海洋經濟總量的指標主要包括海洋經濟總產值、海洋經濟增加值、海洋經濟總產值占社會總產值的比重。海洋經濟總量是從宏觀層面定量反映一國或一個地區海洋經濟綜合實力的強弱。這些指標有共同的特性,即數值越大越能體現海洋經濟競爭力的高低。當然海洋經濟總量不是孤立的,其受到海洋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也是各個海洋產業發展水平的匯總。而海洋經濟推動力則直接決定著潛在的海洋經濟總量水平。另外,單一的海洋經濟總量在體現海洋經濟競爭力上存在一定的弊端,因為經濟總量指標一般是絕對數,盡管一個小國或地區的海洋經濟總量水平比不上一個大國或地區,但其海洋經濟競爭力的相對指標并不一定比大國或地區弱。所以在應用海洋經濟總量分析海洋經濟競爭力時要充分考慮其相對水平。
(2)主要海洋產業發展水平是從各個產業的圍觀角度對海洋經濟競爭力的定量描述。主要海洋產業指海洋漁業、海洋交通運輸業、海洋旅游業、海洋電力、海洋船舶業、海水利用業等。這些海洋產業基本包括了海洋經濟的各個主導產業,一國或一個地區的海洋經濟競爭力主要看其主導產業的發展水平。海洋貨物運輸量、海洋產業生產總值、海洋漁業收入、旅游總收入、旅游外匯收入等指標可以較好反映主要海洋產業發展狀況。各個海洋產業的具體發展水平指標能很好地體現一國或一個地區海洋經濟內部具體實力狀況[6],能反映其海洋經濟的優勢產業和劣勢產業,對海洋經濟競爭力是一個具體的微觀描述。
(3)經濟結構指國民經濟的組成和構造。海洋經濟結構是海洋部門的經濟結構,海洋經濟結構和海洋經濟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海洋經濟結構也是海洋經濟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體現。海洋經濟結構是從質的角度對海洋經濟的一個描述。標志著海洋產業由傳統的海洋產業向現代海洋產業的轉變。海洋產業結構水平、海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海洋產業增加總值的比重、海洋第三產業從業人數占海洋產業從業總人數的比重等指標較好地反映海洋經濟結構的狀況。海洋經濟結構與海洋經濟總量是緊密相連的,產業結構的演進會促進經濟總量的增長,經濟總量的增長也會促進產業結構的加速演變。
(4)海洋經濟推動力是海洋經濟發展的潛力因素與重要推動力。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海洋資源要素,鹽田生產面積、海水養殖面積等能夠較好地反映海洋資源要素的狀況;另一個是各種經濟要素對海洋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主要有科技、固定資產投資、人力資本以及外商直接投資等,其中海洋產業固定資產投資額增長率、海洋產業人均總產值等指標能夠較好地反映經濟要素對海洋經濟發展的推動力。海洋經濟推動力一方面決定著未來的海洋產業經濟產出和海洋經濟結構的調整,也代表著一國或一個地區海洋經濟潛在的實力。綜上所述,海洋經濟總量、主要海洋產業發展水平、海洋經濟結構和海洋經濟推動力4類要素都是海洋經濟綜合實力的體現,四者相互聯系,共同形成了海洋經濟競爭力的評價指標體系。
4海洋經濟競爭力評價模型的構建
關鍵詞:流通 現代化 理性標準
進入21世紀,世界流通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跨國境流通所具有的強大滲透力和輻射力,使得任何一個國家的市場都無法避免相對先進的流通方式所帶來的劇烈沖擊。入世兩年來,中國流通產業正成為受外資沖擊與損害最為嚴重的產業之一。據中國連鎖經營協會于2003年3月的調查統計,截至2002年底,22家外資零售企業的年銷售規模共1010億元,幾乎是同期中國百強銷售額2465億元的近一半,其中占據家居建材市場前五名的分別是百安居、好美家、東方家園、歐倍德和宜家。那么,依據什么標準對流通現代化推進成效進行判斷?依據什么對流通發展狀況與流通現代化目標之間的相對距離進行測度呢?要回答這兩個問題中的任何一個,都無法回避流通現代化的理性標準問題。選擇什么樣的標準對流通現代化進行研究,實際上這是現代化研究中十分重要而又無法回避的問題。
流通現代化研究需要理性標準
理性標準問題是在流通現代化研究中準確運用現代化這一概念的合理前提 對于什么是現代化,國內外尚無統一定義,這一詞因此已成為世界上學者們廣泛爭論的重要概念之一。盡管學者們普遍認為現代化的含義十分含混和龐雜,甚至有學者試圖用發展研究代替現代化研究,但現代化概念的廣泛包容性,以及該概念使用的高頻率,已經使它成為一個不可替代的概念。對于這樣一個爭議頗多的概念,如果沒有明確的含義界定,就無法把握和分析現代化的性質、進程和基本狀況,無法理解現代化所具有的,與不同民族的特殊文化模式密切相聯的多樣性特征,也就無法進一步去探討現代化的目標及其實現問題。
將現代化理論應用于流通現代化的研究,也會遇到類似的問題。事實上,我國對流通現代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94年。有學者把以往對流通現代化的研究歸納為狀態說、動態說和綜合說,并認為這三種觀點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流通現代化的內涵,但仍不完善、不系統。其共同的缺陷在于主要是從流通的角度而非現代化的角度來探討流通現代化問題,因而導致了對流通現代化內容的描述雖然較為具體,卻忽視了流通現代化的“現代化特點”。也就是說,我們對于流通現代化中的“現代化”,不能僅從流通本身發展規律去認識,而應通過對社會現代化過程、本質去認識,即通過現代化的內涵去模擬流通現代化的內涵。因此,在研究流通現代化的過程中,想要把握和分析一個國家和地區流通現代化的性質、進程和基本狀況,就必須有一個相對明確、穩定和可靠的標準或尺度,即以一些什么標準去衡量現代化。沒有標準,就失去了使用流通現代化這一概念的全部合理性。
理性標準是對流通現代化發展程度進行評價的基本依據 帶著現代化基本的和共同的屬性,流通現代化過程因而具有系統性、復雜性、漸進性、相對性、革命性和趨同性等特征。對流通現代化這樣一個復雜的系統進行測度的難度不言而喻,因為“將一種社會狀態、一種經濟體制或經濟環境,用數量化的方法以至用某種‘指數’加以度量和表現,是對理論和理論應用的一種挑戰”。借鑒國內外已經有對社會狀態、經濟體制或經濟環境用數量化研究的多個先例,比如洛桑國際學院進行的國際競爭力研究,臺灣經濟研究院進行的產業國際發展監視指標、制造業升級指標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進行的中國地區市場化進程研究,中科院等進行的中國現代化進程研究以及有關城市化進程的研究,我們發現,這些研究無一不是在定性研究的基礎上,通過確立一定的理性評價標準,逐步分解和量化各項具體評價指標,再借助定量分析的方法將研究對象的發展狀況以直觀的形式表達出來。而且,直觀的表達形式并沒有損害對研究對象的本質反映,恰恰相反,這些研究內容與形式的結合方式,使我們逐步對模糊的、不準確的定性分析有了較清晰的、相對明確的認識。
這給了我們一定的啟示: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確定流通現代化理性標準的研究就好比在流通現代化漫長的道路上設立了一個可以明確識別的、方向性的標志。或許這標識不那么盡善盡美,甚至可能是粗糙不堪的,但它畢竟提供了可衡量的、基本的相對參照物。依據它,我們就可以大致劃分出流通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階段性。而這有助于讓我們了解到:在流通現代化發展的同一道路上,我們與競爭者(或者是合作者)到底相距多遠,我們自己正處于流通現代化的哪一個階段。
確定流通現代化的理性標準就是為流通現代化的建設確定奮斗目標 流通現代化的奮斗目標是我國發展流通產業的最終努力方向。流通現代化沒有終極目標,它是我國(或我國某一地區的)流通產業追趕和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過程,或者具有現代世界先進水平和滿足現代經濟需要的產業狀態。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其發展目標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它需要我們在限定的時間,明確地提出參照系和定性目標,并將各項具體指標進行分解和量化。而提出戰略目標的依據正是流通現代化的理性標準。如果沒有這樣一個理性標準,流通現代化建設就會失去合理、明確、具體的方向,同時也缺少了對流通現代化的目標是否實現進行檢驗的一個必要工具。
流通現代化的六個理性標準
通過分析已有的現代化理性標準,結合自己對流通現代化的研究,筆者認為流通現代化的理性標準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判別準則一:流通水平指數是否實現了上凸型曲線從左側向右側的轉移是衡量流通現代化進程的第一宏觀判據
假如我們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流通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代表其流通水平指數,可以發現隨著人均GDP的增長,流通水平指數不斷提高,當達到最高臨界點后,再隨著人均GDP的增加,流通水平指數呈現相對穩定的趨勢。庫茲涅茨、錢納里等人通過大量的實證性研究分析,發現當國民平均收入增加時,從三次產業國內生產總值(GDP)結構的變動看,以商業、服務業為基礎的第三產業的比重逐步升高,超過一、二產業,達到其上凸型曲線的頂點后,然后保持相對穩定。研究表明,當今世界上流通比較發達的國家,其流通指數已經超過這條曲線的頂點,而發展中國家仍處于曲線的上升階段。
判別準則二:社會就業是否實現了流通業中勞動力就業指數在勞動力結構中超過一、二產業,成為吸納勞動力最多的部門,是衡量流通現代化進程的第二宏觀判據
可以用流通產業勞動力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來表示流通業勞動力就業指數。庫茲涅茨研究發現,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的增加,并在人均達到588美元(1958年美元)時,以商業、服務業為基礎的第三產業逐漸在勞動力結構中占據首位。歷史上,美國1977年零售企業數占全國企業總數的18%,零售商業成為美國第三個容納就業人數最多的行業。由此可見,流通產業所具有的吸納勞動力的功能是否能夠發揮,可以通過這個標準來判別。
判別準則三:流通產業產權結構比例是否實現角色由政府為主轉向私營企業為主的轉換,是流通現代化的又一宏觀判據
流通系統本身的復雜性和綜合性,應該包括所有制結構的內容。對于流通產業這個競爭性產業,只有在民營經濟興起并在產權結構中的比例由降到升,才能說是基本實現了經濟制度層面的流通現代化。流通主體在具有多樣性的產權形式之間所作的最終取舍,取決于哪一種形式能夠得到最大的效益,能夠節約交易費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從產權上來看,整個流通的構造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到2000年,個體私營商業企業的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已經超過國有商業企業達39.47%。據統計,目前發達國家非國有經濟所占比重均占80%以上,流通領域的比重則更高,中國目前非國有經濟也正在發展,但整體比重還需要進一步提高。如今,民營經濟在全球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極大適應性,進一步證明了他們將在流通領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按照目前的速度,在全國消費品零售總額中,預計到2005年,國有經濟所占的比重將在20%左右,到2010年,將不足10%。
判別準則四:邊際消費傾向由遞增向遞減轉化過程中,流通產業是否呈現出產業素質逐步提高的變化趨勢,是判斷流通現代化發展水平的另一個宏觀判據
邊際消費傾向是指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一元,可增加的物質性消費額。隨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隨著居民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會出現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規律。與此同時,流通產業發展水平與居民生活質量之間的高度相關性,會表現為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者對流通服務業提出更高的要求,這進而會推動流通業提高產業素質,提供更多更好的產品與服務。因此,在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流通產業所表現出的相應素質變化應該可以成為流通現代化發展水平的一個標志性的判據。
判別準則五:二元經濟結構中流通產業的城鄉結構
二元經濟結構是指城市以工業為主的現代部門與農村的傳統農業部門并存的經濟結構,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對這種相對落后的國民經濟進行改造,使異質的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為同質的現代化一元經濟結構。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大國,二元經濟結構長期是國民經濟結構的基本特征。工業化的過程伴隨著城市化的發展,這使得城鄉市場結構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盡管全國消費品市場在農村市場的絕對數量目前要超過城市市場的絕對數量,但農村商品流通量份額逐步萎縮,城市的商品流通量則不斷上升,城市市場比重也不斷提高。2001年,社會零售商品總額中城市的比重已經達到62.6%。可以預測的結果是,隨著城市流通業的進一步發展,流通的城鄉結構將愈加表現出典型的城強鄉弱的特點。這在流通現代化進程中應該是城市流通業不斷發展的一個佐證。
判別準則六:流通產業組織的集中度與企業規模
從商品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不同國家和歷史時期的流通企業規模和規模結構都表現出從小到大、大規模企業的地位日漸主要的趨勢。美國在1950年-1969年出現了企業的聯合和集中趨勢,共發生了17000多起企業兼并,其中商業界的西爾斯-羅巴克公司銷售額高達100億美元(同期,銷售額在10億美元以上的工業大公司也不過129家)。在1993年,美國50家最大零售企業的銷售總額集中度占全美當年零售總額的比重(即CR50)為21.34%。我國流通產業集中度總體上仍處于較低的水平,1999年,以商業百貨零售業計算的流通業產業集中度CR4為0.57,CR8為0.81,CR100為2.81,顯然極為分散。我國流通企業規模普遍較小,即使是位居中國零售百強之首的聯華超市,其銷售額2000年才超過100億人民幣大關,其中的差距顯而易見。隨著流通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流通產業組織的集中度應該會不斷提高,企業規模也將會逐步擴大,這些變化,既是流通現代化發展的要求,又是流通現代化發展水平的標志。
參考資料:
1.馬崇明,中國現代化進程[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2.晏維龍, 交換、流通及其制度 [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