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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詞:體育管理;全民健身;國家戰略
中圖分類號:G80-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6-7116(2017)02-0039-06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value of uplifting national fitness to a national strategy
ZHOU Xue-rong1,WU Ming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ng 210046,China;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value of uplifting national fitness to a national strategy, and concluded that uplifting national fitness to a national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decision made based on the need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on the basis of profoundly seeing though the trend, correctly judging the reality, and scientifically predicting the future. The New Strategies for Global Health put forward that the 21st century is a century for mankind to pursue health; the putting forward of the concepts of “Chinese dream” and powerful country of sport, and national fitness, are policies making nationals strong and China powerful; uplifting national fitness to a national strategy 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ctive response to the coming of the human health era, also the realistic need to realize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National fitn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policy, society,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national fitness can promote political stability, consolidate the governing party’s status, boost social development,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boost economic development, reduce national burdens and increase national benefits, boost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 national soft power, having important strategic value.
Key words: sports management;national fitness;national strategy
“國家戰略是綜合一國之力而行之方略,是建設和運用國家各方面的實力和人力,為實現國家總目標而制定的總體性戰略”[1]。2014年10月,國務院在正式印發《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文件中,明確“將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2]。這是建國以來在國家文件中首次明確將全民健身定性為國家戰略,將全民健身戰略從體育系統戰略提升為國家戰略。這是全民健身戰略層次的一次躍升,其蘊含之意一定是重大且值得研究的。為此,劉永國[3]在2014年全民健身報告會上提出:“要重視全民健身基礎理論研究,要把全民健身這一國家戰略分析清楚、研究透徹。”劉鵬[1]在2015年全國群體育工作會議上也特別強調:“全面理解和具體落實全民健身國家戰略,是全國體育工作者特別是群眾體育戰線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需要深入思考和全力推進的重大任務。”顯然,實施全民健身國家戰略需要重視全民健身基礎理論研究,需要把全民健身何以上升為國家戰略這一問題分析清、研究透。
1 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的時代背景
1.1 21世紀是人類追求健康的世紀
20世紀末,80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云集紐約,他們一致認為21世紀人類最需要健康[4]。如今,這一認識已成為人類社會共識。1995年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制定了一項《全球健康發展政策――21世紀人人健康全球戰略》。該戰略的重要貢獻不僅在于它全面闡述21世紀健康戰略的奮斗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政策措施,成為指導國際、區域、國家健康行動的戰略性文件,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使健康成為人類發展的核心”這一指導人類健康發展的重要思想[5]。2005年,世界衛生組織又提出了一項《全球健康新戰略――飲食、身體活動與健康全球戰略》[6]。這項《全球健康新戰略》提出的背景源于《2002年世界衛生報告》,該報告指出威脅當今人類健康的主要疾病是非傳染病以及非傳染病引起的死亡、發病和殘疾,目前約占所有死亡的60%和全球疾病負擔的47%,預計到2020年這些數字將分別上升至73%和60%,可見數字之大令人觸目驚心,而缺乏運動則是引起非傳染性疾病發生的主要原因。對此,《全球健康新戰略》強調:“身體活動是改善個人身體和精神健康的一個基本手段,健康飲食和身體活動相結合,將成為遏制非傳染病增長威脅的有效戰略。”因此,它“鼓勵各國制定國家政策、戰略和行動計劃以改善飲食和鼓勵身體活動以保護健康”,并建議“國家戰略應包括與全球戰略所包含的那些相類似的特定目的、目標和行動。最為重要的是實施行動計劃所必需的要素,即國家身體活動準則”[6]。顯然,21世紀健康是人類最普遍、最迫切、最重要的需求。
中國作為一個擁有世界人口1/5的發展中國家,將全民健身確立為國家戰略,著力發展全民健身事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這本身也是對世界發展、人類發展的貢獻。因此,將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是時展的需要,是中國政府對世界發展潮流、人類發展趨勢準確判斷所做出的積極應答,也是為展示國家形象、提升國家望、增強國家影響力而做出的正確決策。
1.2 全民健身是強民之策和強國之基
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實現偉大的中國夢,既需要國家強有力的領導,做好頂層設計、戰略謀劃,也需要提高國民素質。體育是強民的重要手段,體育可強健體魄、振奮精神,促進人身心全面、和諧發展。體育所產生的效益可為實現中國夢提供有力支撐。首先,強健體魄可有效開發人的智力與人的潛能,提高人的工作效率與耐久力,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提供體力、智力支持;其二,體育培育的愛國主義、遵紀守法、公平公正、科學求實、團結協作、頑強拼搏、積極進取、無私奉獻、志愿服務等精神與品質可為實現中國夢提供思想基礎與精神動力。可見體育與中國夢實現高度相關,中國政府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將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恰如總書記所闡述:中國政府是“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重視發展體育事業。”[7]有高度才有遠度,中國政府是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來審視體育,將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需要。
回顧歷史,古今中外世界強國崛起,其興盛都與體育結下不解之緣。古希臘因有古奧林匹克運動會發源地而聞名于世;大英帝國則以獲得“現代體育和體育產業出生地”美譽而載入史冊;超級大國美國則是后來居上,躍居成為世界體育強國。相反,國力衰敗與體育衰敗卻是孿生兄弟,舊中國“東亞病夫”的恥辱給國人留下痛苦的記憶就是一個典型例證。歷史啟示:“沒有體育甚至輕視體育,其民族不是衰老,就是喪失生命力。中國欲強,中華民族必須在體質上屹立于世”[8]。體育強是一個國家富強興盛的標志,也是國家軟實力的體現;體育強是社會文明的標志,也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助推器。國興體育興,國敗體育敗。因此,將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大力發展全民健身事業,更是強民之策、強國之基。
1.3 全民健身是體育強國建設的重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體育事業獲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特別是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之后,中國體育發展又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國家迅即做出新的戰略部署,提出新時期“要進一步推動我國由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邁進”的奮斗目標,為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體育強國建設的內涵十分豐富,幾乎包括體育事業的方方面面,但全民健身無疑是體育強國建設中最核心、最關鍵部分。2015年《體育總局關于加強和改進群眾體育工作的意見》提出“加強和改進群眾體育工作是建設體育強國的必然選擇,是推動群眾體育工作提檔升級的迫切需要。”[9]劉鵬[10]針對新周期體育強國的命題,特別做了闡釋,指出“重中之重仍是大力發展群眾體育,群眾體育是體育大國向強國邁進的重要抓手”,明確提出“走向強國以群體為本”的重要思想。無疑,將全民健身定位為體育強國建設的重點及抓手的意義重大。首先,這是體育強國建設的內在需要。任何國家要實現體育強國建設目標都需要以發展全民體育為基石,一個全民體育薄弱國家是沒有資格稱之為體育強國的,體育強國須全民體育強,這是體育強國建設與發展必須遵循的基本條件。其二,是新時期貫徹落實國家體育方針的最重要體現。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是我國既定的體育發展方針,為人民健康服務、提高人民身心健康水平是我國發展體育的宗旨和任務,也是體育的本質追求。因此,體育發展堅持以群體為本是體育強國建設的必由之路,是貫徹落實我國體育方針的必然需要。
全民健身是體育強國建設的重點,也是我國當前“建設體育強國過程中的基礎性薄弱環節”[11]。如供需矛盾突出,全民健身公共服務投入總量不足,我國幅員遼闊,經濟發展不均衡,政府能夠提供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與群眾日益增長的體育健身需求有較大差距;體育部門對群體工作的重視程度不均衡,重競體輕群體的現象主要表現在體制機制不新、措施不實、人員不足、經費不夠等方面;群眾體育工作缺乏有效的跨部門工作機制,使一些地方和部門的政府主導缺位或不到位,大群體的格局還沒有真正落地。社會力量參與群眾體育和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作用的環境尚未在大范圍內形成,新機制有待建立[12]。全民健身發展的滯后直接影響體育強國建設目標的實現,國家將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其重要目的就是要著力加強體育強國的薄弱環節,改變全民健身落后的現狀,給全民健身提檔升級,加快全民健身突破性、跨越式發展,實現體育強國建設目標。因此,將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是實現體育強國戰略的必然需要。
近10年我國體育產業獲得較快的發展,年增速一直保持著兩位數以上,遠遠超過同期國民經濟增長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明顯落后、差距很大。我國體育產業對GDP貢獻率僅為0.56%,國家財政支出遠遠大于體育稅收。2012年我國體育產業的稅收貢獻為90億元左右,但2012年全國公共財政體育支出為272.49億元,體育稅收不足財政支出的1/3。2008年至2013年,國家財政對體育財政支出逐年增長,2013年國家對體育財政的支出較2008年增加了50%,國家財政負擔進一步加重[15]。究其原因,主要與全民健身直接相關,全民健身發展滯后導致我國體育產業發展基礎不牢、動力不足。體育產業發展的實踐證明:凡是全民健身發展得好的國家,體育產業發展水平一定比較高,而全民健身發展落后,體育產業一定是落后的。當今體育產業發展名列世界前茅的國家是美國、法國、日本、英國、德國,體育產業分別占本國GDP的3%、2.85%、2.54%、2.00%、1.99%,與此相對應體育人口比例也大大高于一般國家,分別達到49%、43%、46%、48%[15]。而我國體育產業為GDP的0.56%,經常參與體育的人口比例僅為28%(全國第3次群眾體育調查數據)。顯然,體育產業發展必須依托全民健身發展,沒有全民健身就沒有體育產業發展。體育產業發展的根基與動力在于全民健身的發展,全民健身發展水平決定體育產業發展水平,只有人們積極參與體育,愿意花錢買健康、愿意參與體育消費,體育產業發展才能欣欣向榮,充滿生機與活力。
全民健身間接、隱性的效益體現在兩方面:一是降低醫療費用,二是提高生產力水平。首先,體育運動增進了健康,就可減少疾病,降低疾病費用,減輕國家負擔。目前世界各國都面臨醫療費用普遍上漲的狀況,醫療費用的增長超出經濟增長和國民收入增長,給各國增加了巨大的經濟負擔。我國也面臨同樣問題,每年衛生資源消耗高達6 100億元,因疾病、傷病造成的損失約7 800億元,合計14 000億。而體育是疾病防治與干預的重要方式,在《全球健康新戰略》中體育被認為是非傳染病(慢性病)的克星,在《加拿大體育》報告中,體育被認為是“最有效的、成本最低的增進健康,降低醫療費用的手段”。報告還指出,經常參與體育活動的人口每增加1個百分點,每年將減少心血管疾病治療費用10.3億美元,減少結腸癌治療M用40.7萬美元,體育產生的隱性經濟效益是巨大的[16]。其二,運動強健了體魄,就可提高勞動力水平、增強社會生產力。人是生產力發展中最積極、最活躍、最重要的因素,健康可使人保持最佳的工作狀態,使人的智力與體力得以充分發揮,進而提高工作效率與工作質量。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證明:“體育參與者明顯提高了人們的精力、耐力與決策能力。體育參與者的生產力高于非參與者平均水平的12.5%”[16]。顯然,健康就是生產力,健康就是GDP,但健康不是與生俱來,它需要呵護培植,而體育是獲取健康最經濟、最便捷、最有效手段。
從未來人類經濟發展趨勢來看,全民健身與經濟發展關系也會日趨緊密。有未來學家預測,未來財富的五大趨勢是――生命經濟、永生經濟、娛樂經濟、人本經濟、宇宙經濟[17]。前4種經濟都與人的生命健康、與全民健身高度關聯。顯然,無論是立足當下,還是著眼未來,要發展經濟就需要大力發展全民健身事業。這既是發展體育產業根本之策,也是減低醫療費用,提高勞動力水平、促進經濟發展、實現為國減負增利目標的需要,同時全民健身蘊含著巨大的經濟價值,也值得開發與利用。因此,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對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
2.4 促進文化發展,提升國家軟實力
“一個國家硬實力不行,可能一打就敗;一個國家軟實力不行,可能不打自敗”[18]。文化軟實力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的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的重要作用日益突顯,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正因如此,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文化建設,把文化發展擺在國家戰略高度,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四位一體”總體布局中,要求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提出要興起文化建設新,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習見平也強調其重要性,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系‘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19]中國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就必定要繁榮、興盛中華文化,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這不僅是我國文化建設的一個戰略重點,也是我國建設和諧世界戰略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前提。
全民健身是一項惠及全民身體健康的體育活動,也是一項惠及全民精神世界的文化活動。首先,全民健身高揚的是人文精神。“我運動、我健康、我快樂、我幸福”;“每天鍛煉一小時,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輩子”是全民健身的經典口號,也是全民健身以人為本、健康為本,彰顯關注生命、熱愛生命、生命至上的人文精神,是全民健身對人類生存意義及價值終極關懷的重要體現。其二,全民健身倡導的是科學精神。全民健身引導人們崇尚科學,摒棄落后與愚昧,幫助人們建立科學、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提升人的生命質量與生活品質,延長人的生命。其三,全民健身弘揚體育精神。體育精神內涵豐富,包括公平正義、遵紀守法、誠信友愛、團結協作、志愿奉獻、頑強拼搏、樂觀進取、人與自然和諧等。因此,體育被認為是“一個國家增強國民身體素質、錘煉國民精神品質、豐富群眾文化生活的投入少、見效快、綜合效益高的重要手段”[20]。體育精神更是獲得了我國著名學者的贊賞與高度評價,稱其“是人類社會賴以健全與發展的基本精神”[8]。顯然,全民健身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升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內容。
過去由于受傳統體育觀影響,人們對全民健身價值認識膚淺,僅滯留在“健身”工具的層面,而缺乏從文化視角對其價值進行全方位、深層次的認識和把握。但隨著社會進步和體育發展,人類社會對體育認識發生了深刻變化,體育豐富的精神文化得到了深度挖掘與充分肯定,成為當今世界體育發展的重要價值追求。如2007年歐盟首次發表《體育白皮書》,就全面闡述歐洲政府的體育觀點,認定體育具有“培養積極向上的公民”“促進社會包容、整合與平等”“分享歐洲的價值觀”和“支持可持續發展”等價值功能。英國認為“體育是突破社會壁壘的一個最佳方式,須充分發揮其潛力”;澳大利亞強調“體育有助于傳播重要的澳大利亞價值:志愿服務、合作、領導力、團隊合作、迎接挑戰、戰勝逆境、追求卓越。體育在構建健康社區中具有基礎性作用”;日本在2010年提出《體育立國戰略》,其總體目標就是“確立新的體育文化”。將體育文化軟實力闡釋的最為到位的,是已故南非總統曼德拉,他說“體育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21]我國2011 年實施的《全民健身計劃》也給予全民健身價值定位,“全民健身關系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活幸福,是綜合國力和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國家體育事業十二五規劃更是對加強體育文化建設進行專題闡述,“深入挖掘體育的文化內涵,夯實體育發展的社會基礎和文化根基,提升中國體育軟實力。通過體育促進并建立健康、科學、文明的生活方式,塑造積極、健康的社會價值觀和大眾人生觀,充分發揮體育在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的作用和功能,讓體育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傳播者和創造者,成為時代精神的倡導者和先行者”[22]。全民健身文化倡導的人文價值、科學精神、體育精神具有先進性、科學性、普適性、永恒性,是人類共享的精神財富。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可充分發揮全民健身文化價值功能,繁榮中華文化,優化國民精神品質,這對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價值。
21世紀是人類追求健康的世紀,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及實現體育強國戰略目標的偉大世紀。全民健身事業關乎到人類發展、國家發展、體育發展,是推動人類社會健康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及體育強國目標的必然需要。國家將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舉全國之力來發展全民健身事業,有力推動全民健身事業的提檔升級,促進全民健身事業繁榮發展,使全民健身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功能得以充分釋放,在國家政治建設、社會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中發揮更積極、更重要作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及體育強國目標的達成做出更大獻。全民健身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國家將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意義重大而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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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美國環保署:戰略計劃;述評
中圖分類號X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04(2010)06-0147-04
美國是當今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之一,然而在其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過程中,也曾付出過沉重的環境代價。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的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和多諾拉事件曾震驚世界,被列入世界環境公害事件。1970年4月22日,美國2000多萬人走上街頭,強烈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護環境,將反污染活動推向,后來這一天被定為“世界地球日”。在此后的幾十年里,美國政府通過采取嚴厲的環境保護措施、建設完善的環境基礎設施、加快調整產業結構等途徑,有效地控制了環境污染,實現了環境質量的持續改善。
2006年9月,美國國家環保署了“環保署戰略計劃(2006~2011)”(2006~2011 EPA Strategic Plan),結合美國環境現狀和前期工作基礎,提出了未來五年發展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途徑,用于指導美國環保署未來五年的工作。我國正處在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目前很多地區的環境已經受到嚴重污染,今后較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環境保護工作將面臨巨大挑戰。雖然我國與美國面臨的環境問題和挑戰有較大差異,但研究分析美國環保署戰略計劃,吸收其環境管理方面的成功經驗,對我國環境管理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本文將對美國環保署職能及其戰略計劃進行簡要介紹和初步分析,希望能對相關研究和管理者起到一定的參考作用。
1 美國環保署的基本職能
1970年7月,基于美國公眾對清潔的水、空氣和土地日益高漲的需求,美國白宮和國會聯合成立了美國環保署,賦予其修復環境損害和建立環境保護新標準的任務。其職能簡單的說,是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目前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建立和強化環境法規。對于國會編寫的環境相關法律(Law),環保署負責編寫法律細則(Regulation)推動其實施。環保署通常負責制定環境的國家標準,各州和部落再據此形成其各自的環境標準,對達不到國家標準的州或部落環保署將提供幫助。環保署還會不斷強化已有的法規,并幫助企業理解法規的要求。
(2)提供經費資助。環保署近一半的經費用于資助有關州的環境計劃、非盈利機構、教育機構等,推動其實施從支持決策的科學研究到內容廣泛的大量環保項目;其余經費也是用來實現其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的任務。
(3)研究環境問題。通過全國各地實驗室的工作,環保署識別和努力解決環境問題。為了掌握更多內容,環保署還與其他國家、私營團體、科研機構等分享有關信息。
(4)組織合作伙伴。環保署不是單獨開展環境保護工作,而是通過建立數十種合作關系,與企業、非營利機構、州和地方政府一起開展工作,包括節水節能、減少溫室氣體、固體廢物資源化、處置農藥風險等。環保署利用獎勵的方式來回報自愿合作伙伴,例如一些重要的公眾表揚項目以及能夠獲取最新的資料等。
(5)公眾環境教育。保護環境人人有責,而理解環境問題是自覺保護環境行動的開始。美國環保署將公眾環境教育作為其重要工作內容,包括在其網站上設置測定環保智商(EnviroQ)試題、推出節能減排計算器等。
(6)出版信息。通過紙質資料和網站,環保署向公眾及時公開有關活動。
有些工作與環保雖然有密切的關系,但不是環保署的主要職責,如瀕危物種保護主要是美國漁業和野生生物保護部門負責,核廢料主要由能源部負責。
2 美國環保署戰略計劃的由來
199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政府績效和結果法》,對政府撥款項目的預算審核、運行監督和事后評估程序進行了詳細規定。根據該法案要求,各行政部門均要編制其至少涵蓋未來5年的戰略計劃,但至多在3年后必須更新。
美國環保署作為美國政府的行政部門之一,也需要根據該法案編寫其戰略計劃。美國環保署的戰略計劃提出其未來五年的工作目標,并描述其如何使得美國的環境更清潔和健康。這個計劃既是就其職責向公眾的說明,也是如何實現既定環境目標的路線圖。
美國環保署已制定的戰略計劃包括1997~2002、2000~2005、2003~2008三份,目前正在實施的是2006年9月的“2006~2011戰略計劃”。
3 美國環保署戰略計劃(2006~2011)
美國環保署戰略計劃(2006~2011)描述了美國環保署在2006~2011年間計劃開展的工作和希望達到的指標,分析了可能遇到的新的重要挑戰和機遇。這一戰略計劃繼續圍繞上一個戰略計劃提出的5項目標進行部署(見表1),它們是清潔空氣和全球氣候變化、清潔和安全的水、土地保護和恢復、健康的社會和生態系統、依從和環境管理。
3.1 清潔空氣和全球環境變化
其總體目標是,保護和改善大氣環境,使呼吸更為健康,降低大氣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風險;同時通過與企業和其他方面的合作,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在室外空氣方面,重點提出了臭氧與PM2.5、氣態有毒物質和酸沉降三項控制目標,要求相關污染物濃度要有較大承擔的降低,如到2015年,所有監測地區的人均室外臭氧、PM2.5濃度分別要比2003年降低14%和6%。在臭氧與PM2.5控制目標之下,還提出了與這兩項污染物濃度關系密切的移動源NOx排放、移動源VOCs排放和能見度的控制目標。在酸沉降控制目標下,則提出了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硫沉降及氮沉降的控制目標。
在室內空氣方面,重點提出了減少氡暴露、減少室內環境哮喘致病源暴露以及學校室內空氣質量管理3項目標,如提出到2012年采取必要措施減少室內環境哮喘致病源暴露的人數將由2003年的300萬人增加到650萬人。
在保護臭氧層方面,提出到2015年,美國消耗的Ⅱ類破壞臭氧層物質由2003年的9900t/年降低到1520t/年。在防輻射方面,提出到2011年,室外空氣輻射網監測系統國土覆蓋率由2001年的35%提高到77%。
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從建筑、工業和交通三個方面設定了目標,到2012年三方面的碳排放與2002年相比,要分別減少4 600千t、9900千t和15千t碳當量。
3.2 清潔和安全的水
其總體目標是:確保飲用水安全;恢復和維護海洋、流域水體及其水生生態系統,以保護人體健康、支持經濟和休閑活動,為魚類、植物和野生生物提供健康的棲息地。
在通過改善水質保護人類健康方面,提出了安全飲用水、安全水產食品和安全游泳3項具體目標。如在安全飲用水方面,到2011年集中供水系統要為其所服務人口的91%提供滿足全部可用的基于健康的水質標準的飲用水(2005年這個比例是89%);在安全水產食品方面,到2011年要將育齡期婦女血鉛含量超過關注水平的人口比例減少到4.6%(2002年這個比例是5.7%);在安全游泳方面,提出了到2011年因在水體游泳或其他休閑活動而導致水傳播疾病發生率控制指標。實際上,后兩項指標是以疾病控制指標間接地表征水質保護目標。
在保護水體質量方面,提出了流域、海濱與海洋水體保護目標。如在流域水體保護方面,通過污染控制和修復措施,到2012年要使2250條未達標河流(2002年確認)實現全部污染物和損失滿足水體質量標準;在海濱與海洋水體保護方面,通過污染控制和保護措施,使得沿海水體生態系統健康度提高0.2個點(基于國家沿海狀況報告劃定的“好/一般/差”的尺度)。
3.3 土地保護和恢復
其總體目標是:通過最有效的廢物管理實踐和可行的清除方法,來保護和恢復土地,以降低有害物質釋放所帶來的風險。美國環保署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策略,包括從源頭減少廢物、循環利用、防止泄漏與釋放以及清除污染因子,尤其關注其對兒童、老人、慢性病患者等敏感人群的威脅。由此可見,其土地保護和恢復的核心內容是固體廢物的管理,實際上為“土地保護和恢復”這一節寫序言的正是環保署固體廢物和應急響應辦公室的官員。
在保護土地方面,重點關注減少廢物產生與增加循環利用,以及正確管理有害廢物與石油產品。如,對于建筑和拆遷廢物的再利用和循環率,到2011年要在2003年基礎上(59%)再增加6%;到2011年對500個《美國資源保護和回收法》(RCRA,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Act)批準的有害廢物管理點,實施原有或更新的控制措施,以防止其泄漏。
在恢復土地方面,重點關注意外和人為排放廢物的準備與響應、污染土地的清潔和再利用、超級基金場地各相關方的最大參與等。如,到2011年要再完成975個超級基金所選污染場地的恢復工作;超級基金選定了1 381個地下水污染點,到2011年要對其中74%的點采取工程修復、自然過程或其他措施,防止污染地下水的遷移;2011年前的各年中,超級基金所選污染場地中95%的場地要找到除了聯邦政府之外的有活力、有責任心的伙伴。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環保署將繼續實施執行優先(Enforcement first)和成本補償(C0st Recovery)兩大策略,以保護超級基金。
3.4 健康的社會和生態
美國環保署認為,甄別、評價和削減社會和經濟發展所依賴的成千上萬的化學品帶來的風險,是保護人類、社會和生態系統健康的關鍵所在。因此,需確保進入市場的化學品和農藥滿足健康和安全標準,并對其使用進行登記,對其商業過程的風險進行評價。從類型上說,關注的化學品既包括大宗化學品(HPV,High Production Volume),也包括新型化學品,還包括鉛、農藥等有毒化學品。如報告提出,對美國環保署已確認存在不合理風險的大宗化學品,到2011年要100%進行風險削減或有效管理;在2011年之前,要確保進入市場的新型化學品不會對工人、消費者或環境帶來不合理的風險;到2011年,要將在普通人群檢出的殺蟲劑濃度降低50%。
在社會可持續發展和恢復方面,美國環保署強調通過有效策略提高水環境、土壤環境等的質量,以推動地區環境和人類健康的不斷改善。如報告提出,到2011年,通過采用有效的策略,要在30個地區削減增長和發展對大氣、水體和土壤帶來的不利影響,實現環境和(或)人類健康顯著而可測量的改善。
在恢復和保護瀕危生態方面,提出了增加濕地、促進國家重要河口生態系統恢復、改善五大湖區的健康等9項具體目標,全部與水體(包括濕地、河口、湖泊、海岸等)生態系統有關。如報告提出,通過與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使納入濕地狀況評價和生物與功能測量特別關注的濕地面積,到2011年每年凈增加10萬英畝。
3.5 依從和環境管理
確保政府、企業和公眾遵守保護環境與人類健康的法律法規,是美國環保署的重要工作。通過與合作伙伴的配合,美國環保署利用幫助理解環境法規,激勵主動承認和規定違法行為,通過審計、評估和調查監控法規執行,追究違法者的民事和刑事責任阻止將來違法等4項工具,來提高環保相關法規的依從度。報告還提出了一些總量控制目標,如到2011年要累計削減有害物質204萬t(2000年時的削減基數為2萬t),累計減少用水7 190萬m3(2000年時的減少用水量基數為83萬m3)。
4 分析與結論
4.1 戰略計劃十分重視科學研究
在戰略計劃的五項目標中,均將強化科學和研究作為其重要的分目標之一,分別從強化科學研究的方法和策略、人力資本、績效測量、評估反饋、新問題分析等方面進行具體部署。實際上,美國環保署將基于科學、忠于法律和力求透明作為其工作的三項原則,這其中基于科學是排在第一位的。科學研究內容廣泛,基準研究、數據庫建設、模型開發、預測預警等都是其中的重要工作。在我國,近年來對環境科技也給予高度重視,在973計劃、863計劃、科技支撐計劃等國家主體計劃中都將環境科技作為重要支持內容,《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更是將環境列為重要領域。
4.2 戰略計劃十分重視標準研究
頒布環境標準是美國環保署的重要職能和工具。每一項環境標準的出臺都有其扎實的科學研究,并經過了系統的技術可行性和經濟可行性分析。因此,美國的很多環境標準成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很多國家制定環境標準的重要參考。
4.3 戰略計劃十分重視系統管理和全方位控制
以水環境管理為例,將最大日負荷總量(TotaIMaximum Daily Loads,TMDLs)計劃作為保護流域水質的重要措施,從流域水質和生態系統保護目標出發,基于科學系統的分析,確定排污控制要求,而不是對所有河流都簡單的實施同一污染控制標準。自2000年開始,美國各州和環保署已經在美國全國完成了2萬多項TMDL項目。再如在大氣污染控制方面,不僅對燃煤煙氣和機動車進行嚴格控制,對非路基柴油燃燒機(包括建筑、農用和工業柴油發電等)也進行嚴格控制。
4.4 戰略計劃十分重視新型污染物控制
這里所說的新型污染物是相對于傳統污染物而言。如,在水環境保護方面,將消毒副產物、醫藥、納米材料等均納入控制或研究范圍;在大氣環境保護方面,除了二氧化硫等傳統污染物外,將O3、PM2.5、NOx、VOCs等污染物也納入控制范圍,努力削減由此帶來的環境和健康風險。
社會責任報告自誕生以來,經過忠實地記錄、透過企業獨特視角的聚焦與放大,不僅幫助他人了解到企業存在的價值和社會意義,幫助員工挖掘到本職工作所帶來責任價值,更幫助到企業的合作伙伴,讓利益相關方了解到企業工作的價值和意義,同時,也為顧客提供了一個多角度、近距離觀察企業的真實樣本。
《無限極2013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對無限極的企業社會責任觀念是否得到提升以及認知的改變是否會影響責任的實踐等諸多關于社會責任的疑問給予解釋和見解。
無限極認為,企業要想基業長青,永續經營,就必須跳出企業自身的框架,站在整個生態圈的視角來思考。一家企業,如果能夠發揮自身獨特的資源和優勢來解決社會的熱點問題,不僅有利于社會的進步,也有益于社會進步成本的降低,更有利于企業價值的體現。
如今,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大力發展健康服務產業已成為社會發展的新需求。在新的責任視角下,無限極從企業文化與健康理念為企業獨特優勢的視角提出,將以“健康責任”作為與社會關聯的突破點,通過健康+五大責任內容(品質、員工、伙伴、環境與社區),將企業社會責任引入到企業的戰略層面,構建一個具有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生態圈和價值鏈。
北京大學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國際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于志宏表示:“7年間,無限極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猶如其所倡導的‘直升機思維’,從發動引擎到不斷躍升。透過報告,無限極企業社會責任之路實現了從零散到系統、從自發到自覺的轉變。今天,無限極企業社會責任已經開始了向責任生態發展的探索,這將進一步促進企業和社會共同可持續發展。”
“面對零售業的重大變革,蘇寧更加堅信,和諧的利益相關方關系是蘇寧轉型發展的源泉。在一次次的溝通中,蘇寧的互聯網零售戰略及其價值,得到了越來越多的理解與支持。”
――蘇寧云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近東在《陽光使命――蘇寧云商2013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致辭中表示,轉型互聯網零售的蘇寧,將進一步把企業資源最大限度地市場化和社會化,打造一個共贏的平臺,為消費者提供最豐富的產品和最優質的體驗。
“今年是李錦記成立126周年,李錦記將繼續運用自身的專業優勢和百年經驗,竭力改善并解決社會、環境和員工等方面的問題,更好地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同時,我們將一如既往地堅持‘思利及人’的核心價值觀,將李錦記自身價值理念和所有利益相關方共享的同時,爭取為各利益相關方創造更多的價值。”
――李錦記醬料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李惠中在《2013年度李錦記醬料集團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會上如此表示。此次是李錦記連續第四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通過每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李錦記定期審閱自身的企業社會責任履責行為。
“隨著本行規模的不斷擴大,我們深切感受到伴隨而至的責任與機遇。我們和客戶、股東、商業伙伴、員工、社區與時俱進,協同發展,并將此核心價值融入我們的業務運營中,這是東亞中國全體員工共同努力的目標,也是促進本行審慎經營業務的原動力,更是驅動我們向社會做貢獻的源泉。”
――東亞中國執行董事兼行長關達昌在《2013東亞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會上如此表示。本次報告是東亞中國連續第六年的年度社會責任報告。
關鍵詞:貧困;國際社會;減貧
中圖分類號:F1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0)03-0113-08
在世界發展進程中,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貧困都是困擾世界發展的“3 P”問題之一。所謂“3 P”是指Poverty(貧困)、Population(人口)和Pollution(污染)。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經濟現象,貧困仍然是全球面臨的共同難題。人類自從進入文明社會以后,貧困就一直是各種社會形態下的一種特定社會經濟現象,而反貧困即減少或消除貧困,也就成為全球共同關注和研究的重大課題。
戰后至今的各個時期,國際社會都圍繞貧困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以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為首的國際組織始終將貧困理論以及減少貧困的戰略作為研究的重點。雖然國際社會以及世界各國為減少貧困進行了不懈的努力,然而聯合國的統計數字顯示,當今全球的貧困狀況不但沒有根本改變,反而在一些國家及地區呈現出惡化的趨勢,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仍有1/3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1年的美國“9?11”恐怖事件以來,國際機構指出,“貧困是孕育恐怖事件的溫床,減少貧困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之一”。2009年4月以來的索馬里海盜事件使貧困問題又再次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索馬里是全世界人道主義援助危機最嚴重的國家,而消除貧困是解決索馬里海盜問題的關鍵所在。在這樣復雜而變化多端的國際背景下,伴隨著上述一系列新問題及新矛盾的產生,貧困理論以及新形勢下的減貧戰略就成為了國際社會及學者們關注和研究的焦點。
一、國際社會與貧困問題
二戰結束后,科學技術革命帶來高新技術崛起使人類社會的生產領域得以迅速發展,日新月異的生產方式使全球的社會財富積累呈現出不斷增加的態勢。與此同時,世界各國財富分配的不平均導致貧困問題日益嚴重,并逐漸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國際社會對貧困問題的認識是一個由淺入深、由表到里、循序漸進的過程。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相繼成立,在這兩個國際機構的帶動下,全世界開始朝著經濟復興、社會發展的目標邁進。進入到50年代,逐步獲得獨立和自由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圍繞著貧困問題展開了大討論。1959年,時任英國羅易茨銀行行長的弗蘭克斯在出席美國經濟發展委員會理事會時,發表了題為《新國際均衡――對西歐世界的挑戰》的演講,首次提出了“南北問題”的概念,并把“南北問題”推到了國際舞臺的核心位置。同時期,國際開發協會(也被稱為第二世界銀行)以及開發援助委員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下屬機構)也相繼成立,消除和減少貧困就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個重大研究課題。進入20世紀70年代,為解決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及消除貧困,重視滿足“人類基本需要”的貧困理論登上國際社會的舞臺。之后,在被稱為“失去的10年”的20世紀80年代,經歷了兩次石油危機后,伴隨著初級產品價格低迷及國際利率的上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斷惡化,貧困狀況日益加劇。世界銀行為了幫助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渡過難關和減少貧困,開始提供名目為“結構調整”的非項目性貸款。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貧困問題又再次作為重大課題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圍繞著減少貧困問題,以世界銀行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為首連續召開了多次國際會議,并制訂了如《千年發展目標》這樣的全面減貧目標。綜上所述,追溯國際社會發展史可知,貧困問題是一個全球始終普遍關注的重要研究課題。
二、貧困理論與減貧戰略
貧困是一個內容極為廣泛的概念,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經濟背景下,貧困的特征大相徑庭。并且,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價值觀念和不同社會身份的人,對于貧困的理解和評價也是大不相同的。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指出:“貧困是一個非常難以捉摸的概念;不同的人對貧困一詞持有不同的理解”。
對于什么是貧困這一問題,看似簡單,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學術界圍繞貧困的概念展開著各種各樣的討論,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學者們也未能對貧困下一個統一的、準確的定義。
(一)有關貧困的基本理論
對“貧困”這一概念的基本理論可追溯到斯密的“交換價值貧乏論”、李嘉圖的“使用價值貧乏論”、朗特里的“收入貧困論”以及森的“潛在能力貧困論”等。
斯密對“貧”與“富”的闡述,是從財物或財富多寡的角度來解釋的,他從勞動價值論出發來論述財富的價值或商品交換價值,從而將“貧”與“富”定義為擁有支配或購買勞動的多與寡。他還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中說:“一個人是貧還是富,就看他在什么程度上享有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
李嘉圖提出了“使用價值貧乏論”。他贊同斯密關于貧與富取決于其所能支配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多寡的觀點,但不贊成斯密把財富與價值等同的觀點,認為貧與富取決于所能購買的勞動量多寡是不恰當的。李嘉圖認為:“價值與財富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因為價值不取決于數量多寡,而取決于生產的困難或便利。制造業中一百萬人的勞動永遠生產出相同的價值,但卻不會永遠生產出相同的財富。由于機器的發明,由于技術的熟練,由于更好的分工,由于使我們能夠進行更有利的交換的新市場的發現,一百萬人在一種社會情況下所能生產的‘必需品、享用品和娛樂品’等財富可以比另一種社會情況下大二至三倍,但他們卻不能因此而使價值有任何增加”。簡言之,李嘉圖認為,財富是指生產出的商品或物品,評價財富的多寡或窮與富的尺度,是商品或物品數量即使用價值的多寡,而不是勞動價值的多寡。
朗特里于1901年對英國約克市工人家庭的收入與生活支出狀況進行了調查。在對調查收集的資料數據進行處理分析后,他發現約克市10%的人口生活在生存難以為繼的貧困境地。據此,他將貧困定義為:“家庭總收入不足以支付僅僅維持家庭成員生理正常功能所需的最低量生活必需品開支”。朗特里所說的最低量生活必需品,包括食品、衣物、住房和取暖等項,但不包括報紙、郵票、煙酒、消遣等“享受品”、“娛樂品”或“奢侈品”。根據最低量生活必需品的數量及其價格,從而得出了劃分貧困家庭的收入標準,即貧困線。朗特里首次提出了貧困線的概念,而用收入區分貧富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森于1999年出版了《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他在書中闡述了一個新的發展觀:即自由是發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也是促進發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他認為,財富、收入、技術進步等固然可以
是人們追求的目標,但它們最終只屬于工具性的范疇,是為人的發展、人的福利服務的;而以人為中心的最高價值標準就是自由,自由才是發展的主題,自由才是發展的最高目標。森所說的“自由”是指,“人類所具備的‘潛在能力’,即沿著自我價值觀所采取的生活方式的實質上的自由。”更具體地說,“實質自由包括免受困苦,如饑餓、營養不良、可避免的疾病、過早死亡之類的基本的潛在能力,以及能夠識字算數、享受政治參與等等的自由”。基于以上觀點,森對“貧困”的概念作出了新的定義:“有很好的理由把貧困看作是對基本的潛在能力的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的低下”。森的潛在能力貧困論比朗特里的收入貧困論具有更寬泛的內涵和更深刻的社會意義。
(二)國際機構的貧困理論及減貧戰略
1.國際勞工組織關于貧困的定義
1919年成立的國際勞工組織是從全世界角度,以促進充分就業和提高生活水平,促進勞資雙方合作,擴大社會保障措施,保護工人生活與健康的國際機構。國際勞工組織最早提出了人類基本需要這一概念,并成為了20世紀70年代包括減少貧困在內的經濟開發戰略的主流。人類基本需要主要由以下要素構成:第一,每個家庭所需要的最低消費(例如:適當的糧食、住房、被褥以及一定程度的家庭財產、家具)。第二,由社會提供的不可缺少的公共服務(例如:安全的飲用水、下水道、公共交通、醫療、教育及文化基礎設施)。第三,人權、雇傭機會、參與社會決策過程等非物質要素。
20世紀70年代在人類基本需要概念被導入基礎上,學者賴因的關于貧困的研究成果中,對貧困作出了如下定義:“廣義的貧困應該從如下三方面來定義,即生活、不平等和外部性。生活是指維持健康和勞動的所需的最低供給量,也就是維持生存人的肉體所需的最小能量;不平等的概念是指在整個收入群體中所處的相對位置;外部性的概念是相對于貧困者的需要而論的,指社會的其他部分的貧困對社會所帶來的影響”。
實際上,賴因是在總結了國際勞工組織提出的人類基本需要概念的基礎上從理論上對貧困的概念作出了定義,同時他還指出,在考察貧困現象時,不僅要從經濟上的不充裕、不平等等方面出發,而且還應擴大到威信、權力以及社會公共服務等非經濟變量的影響。
2.世界銀行關于貧困的定義及減貧戰略
人類基本需要概念的問世引起了世界銀行的關注,在麥克納馬拉擔任行長的時代,世界銀行更加重視人類基本需要的概念,這一時期在國際社會上被譽為“理想主義”時期。具體是指,在羅伯特行長的倡導下,世界銀行的開發援助戰略從傳統的重視基礎設施開始轉向重視各國/地區包括農村及城市在內的扶貧,即圍繞人類每天所必需的基本生活需要(人類基本需要、教育、健康、安全飲用水、營養、居住等),開始面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大量的扶貧開發援助。
世界銀行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每年都分別出版發行《世界發展報告》和《人類發展報告》。這兩個報告書是研究兩大機構的重要文獻資料,它囊括了兩大機構當年的政策理論、戰略重點及主要數據。整理《世界發展報告》發現,世界銀行在1990、2000/2001、2004年版的《世界發展報告》中都對貧困理論進行了深刻地闡述。
(1)1990年版《世界發展報告》
世界銀行在1990年版的《世界發展報告》中對“貧困”的概念下了定義,即貧困在認識上應該與不平等加以區別,貧困指的是未能達到最低生活保障的狀態,為明確這一概念,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考察即:測算生活水平、貧困線、貧困人口的數量。首先是生活水平的測算,測算貧困階層的生活水平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用的尺度是測算家庭的人均收入及人均支出。但是,這兩個指標均有不足之處,即無法判斷貧困階層的衛生保健狀況、受教育程度以及獲取社會保障的途徑。因此,為彌補這些欠缺,在此基礎上還應該測算出生時的預期壽命、文盲率等。其次是貧困線的設定。以消費水平為基礎計算的貧困線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保障最低營養水平及購買基本生活用品所需要的支出;第二部分是各國/地區居民于本國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支出。第一部分判斷起來比較容易,例如可通過測算貧困階層必需攝取的最低熱量或購買食品的最小支出來衡量。第二部分的測算就顯得比較復雜,例如,在某一國家,室內自來水管設施被認定為日常基本生活的必需品,而在另一國家卻被視為奢侈品。最后是以一定的貧困測量指標為基礎計算得出貧困人口的數量。
(2)2000/2001年版《世界發展報告》
世界銀行在2000/2001年版的《世界發展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廣義的貧困概念,并將其定義為:“貧困是指福利的被剝奪狀態”。那么,福利被剝奪的含義又是什么呢?報告指出:貧困不僅指物質的匱乏,而且還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除此之外,貧困還包括風險和面臨風險時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達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參與機會。可以看出,世界銀行報告所說的福利是一種廣義福利的概念,它不僅包括物質福利,而且還包括文化福利和政治福利。貧困實際上是指廣義福利被剝奪的狀態。這種廣義貧困的概念,可以使人們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貧困產生的原因,從而制定更加系統全面的反貧困戰略和政策。針對貧困群體福利被剝奪狀況,世界銀行還提出了新世紀參與性綜合減貧戰略框架,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第一,擴大機會。通過市場和非市場行動的結合,使窮人積聚資產并且提高其資產的回報,以擴大窮人的經濟機會,增加他們的收入。第二,賦予參與權。使國家的制度對窮人更負責、對其需要作出及時反應,加強窮人在政治進程、地方決策和社區管理中的參與,取消來自性別、民族、種族和社會地位差距的社會障礙。第三,加強安全保障。建立社會保障機制,減少因疾病危害、經濟災難、自然災害和暴力對窮人造成的傷害,幫助窮人化解風險。
(3)2004年版的《世界發展報告》
世界銀行在2004年版的《世界發展報告》中指出,面對不同的貧困階層,應該提供有針對性地服務,而提高全社會的服務功能又是解決貧困問題的主要手段之一。
3.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關于貧困的定義及減貧戰略
與賴因處于同一時代被譽為“社會政策大師”的湯森也從廣義角度定義了貧困。他指出,“貧困是資源分配的不平等所導致的相對窘迫狀態”。進入20世紀90年代,他還從社會的側面再次定義了貧困:社會成員參與社會活動,發揮其一定的作用時所需要的生活條件(例如,飲食、環境的舒適性、生活水平、其他方面的服務等)不能得到完全保障時的狀況即被視為貧困。可以看出,賴因和湯森在考察貧困概念時,不僅從物質生活的不足出發,而且也考慮到了社會資本的欠缺等因素。在這些學者的影響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也開始從更廣泛的角度考察貧困。
(1)人類發展指數(HDI)
縱觀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近20年出版的《人類發展報告書》發現,在《人類發展報告書》中數次提到貧困問題。其中,圍繞貧困理論,人類發展指數(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提出是一個重大的突破。1990年在巴基斯坦經濟學家哈克的領導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表了第一個《人類
發展報告》,以可行能力視角為指導評價世界各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此后,沿襲這一重要理論思想的年度《人類發展報告》成為最受重視的全球性報告之一。隨后哈克又首先提出來了“人類發展指數”這一概念,從1993年開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人類發展報告書》中公布每年最新計算的世界各國的HDI數據。
HDI是一個衡量各國公民對生活滿意度的幸福指數,它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人類發展三個方面的平均成就。這三個方面指的是健康狀況、教育普及程度及經濟發展水平。下面對HDI所包含的這三項指標進行分析。第一,HDI的健康狀況指標,它指的是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居民的健康長壽狀況,用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指標來衡量。為了達到長壽,除了先天已經具備的一些條件之外,在實際生活當中還必須以攝取適當的營養和有良好的醫療衛生基礎設施條件作保證。這一指標對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健康、營養和醫療衛生保健的總體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評價。第二,HDI的教育普及程度指標,它指的是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居民獲得教育的總體情況,用成人(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2/3權重)及小學、中學、大學的綜合入學率(1/3權重)指標來衡量。眾所周知,教育是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衡量HDI水平的重要參數。第三,HDI的經濟發展水平指標,它指的是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居民的總體生活水平,用人均GDP指標(PPP美元)來衡量。通過分析HDI的三個方面指標可以看出,HDI是一個綜合評價世界各國居民總體生活水平的指標,同時它也客觀地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由于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別,因此,世界各國之間的HDI數值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計算HDI時,需要生成上述三個方面指標所對應的指數。首先,需要設定每個指標的度量指數以及其最小值和最大值(見表1所示)。然后,對每項指數運用如下公式進行計算:分項指數=(實際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HDI則等于這些指數的算術值,其值在0-1之間。HDI越接近1,人類發展水平越高,反之則越低。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每年在世界范圍內使用同一口徑收集和整理各國的統計數據,然后利用上述公式計算獲得各國的HDI值,并公布于當年的《人類發展報告》中。每年度《人類發展報告書》公布的HDI數據,是對本年度各國居民生活水平的總體度量,也是對各國包括貧困在內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相對評價。
(2)人類安全保障
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際社會又開始從人類安全保障的角度來探討貧困的概念。UNDP在1994年版的《人類發展報告》中首先提出了“人類安全保障”這一概念。人類的安全保障由“從恐怖到自由”、“從缺乏到自由”兩個概念組成。具體包括:經濟安全保障、糧食安全保障、健康安全保障、環境安全保障,個人安全保障、地區社會安全保障、政治安全保障七個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世界銀行還從“脆弱性”的角度來補充說明人類安全保障,“經濟上的打擊、自然災害、疾病、暴力”是導致脆弱性產生的根本原因。目前,以世界銀行為首的國際機構對以人類安全保障出發減貧的課題開展著深入地研究。從最近的研究成果看,威脅人類的安全的因素可被歸納為:金錢危機、因暴力引發的戰爭、慢性赤貧狀態、恐怖襲擊、艾滋病毒感染、對健康的低投入、飲用水缺乏、來自遠距離的污染等。
(3)人類貧困指數(HPI)
1997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人類發展報告》中提出了一個全新概念:“人類貧困指數(HPI:Human Poverty Index)”,對人類貧困的解釋是,貧困不僅僅是缺乏收入的問題,它是一種對人類發展的權利、長壽、知識、尊嚴和體面生活標準等多方面的剝奪。可見,人類貧困比收入貧困具有更寬泛的內涵,它是從人的全面發展、生活質量和基本權利等方面來考察、分析和測量貧困問題。收入貧困偏重金錢和物資,是人們對貧困的傳統理解,屬狹義貧困概念;而人類貧困則體現了一種以人為中心、重視人的體面生活和基本權利的新的扶貧理念,屬廣義貧困概念。用HPI來衡量某個國家或某一地區的人類貧困程度,該指數愈大,貧困程度愈深。HPI由以下三組指標綜合計算而成:第一是對長壽的剝奪,以不能活到40歲的人口占總人口百分比來表示。第二是對知識的剝奪,以盲率來表示。第三是對體面生活的剝奪,用以下兩個指標的不加權平均數來表示:無法獲得安全飲用水的百分比以及5歲以下兒童中等或嚴重體重不足的百分比。人類發展指數和人類貧困指數這兩個概念,已經得到了當今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和采用。
(4)千年發展目標(MDGs)
2000年,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世界各國就消除貧窮、饑餓、疾病、文盲、環境惡化和對婦女的歧視,商定了一套有時限的目標和指標:千年發展目標(MDGs: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千年發展目標是一幅由全世界所有國家和主要開發援助機構共同設計的藍圖,具體分為領域、十八項主要目標(見表2所示)。
2003年的《人類發展報告》為實現千年目標提出了具體的要求。而2005年的《人類發展報告》論證了極端不均衡是向千年發展目標和更宏大的人類發展目標行進的障礙,報告指出了國際社會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平等:占世界人口40%的最窮的人群(約25億)靠每天不到2美元為生的人口僅擁有全球總收入5%。
4.開發援助委員會關于貧困的定義
開發援助委員會(DAC)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下屬機構,主要擔負著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政府開發援助的職能。在世界銀行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推動、影響下,DAC也開始從更廣泛的領域考察貧困問題,2001年提出了從多方面要素及人類的潛在能力的欠缺來測量貧困的方法,2001年開發援助委員會發表的《DAC減少貧困指針》(見表3所示),以政治、社會、經濟、人類、保護五個方面能力的大小來綜合地測量貧困。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基本結論
根據國際社會如國際勞工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開發援助委員會等機構關于貧困理論及減貧戰略的基本框架,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第一,貧困是一個內涵極其豐富的概念。目前,國際社會中最廣泛使用的貧困概念是世界銀行提出的“每天的生活水準以1美元為標準,在此之下即為貧困”。我們認為度量貧困時,單一地從經濟收入的角度、如上述世界銀行的方法來定義貧困已不能滿足當今社會的需要,還應從經濟收入、獲取的各種社會公共服務(如:食品安全(主副食品消費量及營養水平)、醫療保健及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家庭水、電、燃氣普及率)等指標多因素、多側面地綜合定義貧困。這對全面認識和理解貧困,特別是對經濟政策、減貧戰略的制訂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二,貧困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概念,而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貧困的概念也要對應性地改變。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及國際形勢的劇變導致了如人類安全保障等新問題的產生。因此,考察貧困或定義貧困時,不應僅僅局限于某一時點的某一個固定的理論,而應全面、深刻、動態地剖析和
認識貧困。
第三,衡量一國綜合發展水平時,建議用HDI指標代替GDP指標。HDI以及HPI指標是對人類發展的健康狀況、教育普及程度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等平均成就的綜合度量,可以用于全面衡量一個國家居民的總體生活水平和貧富狀況。建議可用HDI指標代替GDP指標來更準確地考察國際社會或一國的包括貧困在內的綜合發展水平。
(二)政策建議
國際社會提出了如千年發展目標這樣重大的減貧戰略方針,千年發展目標對減貧確實卓有成效,但實施過程中的問題和困難也不斷出現。2009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調查報告指出,人類發展狀況雖然正在改善,但進展較慢,以至于無法預期實現千年發展目標。另外,全球經濟衰退導致陷入極度貧困的人口劇增,千年發展目標中的大部分目標也因受到金融危機和糧食危機的沖擊進展變得緩慢。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高級官員霍金斯指出:“千年發展目標是可達到的,但如果我們繼續墨守成規,千年宣言的允諾將成一紙空文”。因此,為應對新的國際形勢,國際社會應該提出新的或修正現有的減貧戰略。
第一,制訂減貧戰略要重視經濟全球化給減貧帶來的影響。經濟全球化進一步拉大了窮國和富國的發展差距,而目前的信息網絡技術、超導技術、基因工程技術、納米技術、宇宙空間技術、海洋開發等高新技術及產業的出現,使許多發展中國家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在正確評價經濟全球化及高新技術產業帶來的促進作用的同時,對全球化中處于弱勢的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研究也不可忽視。發達國家在援助發展中國家減貧方面應該制訂切實、明確的時間表和實施方案,以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
根據中科院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小組與世界銀行的共同研究,中國要基本達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未來的幾十年內將要共同獲得五大“目標集合”,才能既體現出經濟增長的全面提升,又體現出社會發展的全面進步,成為中國整體進入和諧社會的基本標識。
牛文元指出,這五大指標分別是恩格爾系數平均在0.20以下(表征社會財富);基尼系數保持在0.35±0.03(表征社會公平);人文發展指數(HDI)保持在0.90以上(表征經濟與社會的協調);二元結構系數保持在1.5左右(表征統籌城鄉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生產集約化彈性系數保持在“零增長”的水平(表征資源和能源的消耗速率實現零增長和負增長)。他指出,從宏觀層面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首先必須有成體系的國家制度的支柱性保障,因此設計和運行這一套國家制度對于實現和諧社會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和價值,將會成為奠定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型骨架,也是從根本上維持社會穩定的長效機制。
牛文元曾在中科院主持綱領性文件《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這位被許多媒體評價為“綠色GDP先鋒”的科學家強調,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具有戰略性、歷史性和基礎性的意義。中國和世界的發展經驗表明,只有當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社會公平得到全面合理的體現,這個國家或地區才會是健康的、有序的和合乎理性的和諧社會,它整體地表征著“人與自然”關系和“人與人”關系在科學規律指導下的全面協調。
在牛文元看來,單純地追求“均衡發展戰略”或者主張單純地追求“非均衡發展戰略”,都不可能完成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諧社會不等于絕對公平。而應是以通過國家制度的“調制與解調”,獲取社會分配事實上的相對均衡。
世界發展的經驗表明,區域之間合理梯度的存在,是促進經濟依序增長,形成產業互補,達到平穩傳遞,提升國家整體實力的基本形態。也是達到效率與公平合理匹配的最佳追求。據世界銀行在專項研究報告(2002年度)中的計算,獨立的地區經濟體之間人均GDP的差異保持在1.2~1.4倍,每平方公里土地承載GDP總量(土地產出率)的差異保持在1.4~1.8倍,被認為是一種合理的梯度,過大或過小都不利于整體經濟社會的健康與協調發展。
【關鍵詞】 生物與健康產業 概念 內涵
1 產業概念
以現代生物技術生產的產品及所形成的產業是國際上新興的產業,涉及現代生物技術本身所形成的產品、利用現代生物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培育的新產品,涉及傳統生物產業與現代生物產業的內涵差別、產業規模等諸多因素,至今國際上有關生物產業的定義尚無明確界定[1]。國家發改委在《生物產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的研究編制過程中,將生物產業定義為“將現代生物技術和生命科學應用于生產以及應用于經濟社會各相關領域,為社會提供商品和服務的統稱,主要包括生物醫藥、生物農業、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生物環保等新興產業領域”[2]。
生物與健康產業密切相關且互為交融。健康產業主要包括醫療保健服務業和醫療保健相關產業。醫療保健服務業由向公眾和個人提供預防、治療、護理、康復等醫療保健服務的衛生機構和醫療保障組織組成。醫療保健相關產業包括老年護理、健康管理、醫療旅游、美容養生等延伸性保健服務,以及為醫療保健服務提品和支持的產業。
我國廣州、寧波等市根據區域產業特點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將生物與健康確立戰略性新興產業加以培育,為此,有必要探討生物與健康產業的概念與內涵,依此調查產業的發展規模、水平、結構等基本情況,及時為各部門制定政策、開展宏觀調控提供依據。
2 產業構成
目前,國內外關于生物與健康產業內涵的理論研究成果不多[3],我國相關的產業分類指導和統計管理等制度出臺相對滯后,導致國家的生物產業產值通過參考國內外材料估算的方法獲得[4],數據準確性差,甚至不能反映其中的核心產業生物醫藥產業的情況,國家亟須建立一套相關的政策體系。
2.1 國家產業政策
在產業構成上,2011年11月,國家科技部《“十二五”生物技術發展規劃》,明確指出我國現階段重點發展的生物技術產業包括生物醫藥、生物農業、生物制造、生物能源和生物環保五大領域[5]。2012年12月,國務院《生物產業發展規劃》,提出大力發展生物醫藥、生物醫學工程、生物農業、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生物環保、生物服務七個重點領域[6]。然而上述文件對各領域的概念與內涵并無明確闡述。2012年9月,國家發改委《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產品和服務指導目錄(公開征求意見稿)》,其中生物產業包括生物醫藥、醫療器械、生物農業、生物制造、生物服務、海洋生物六個小類和23個條目,初步勾畫了生物產業作為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基本組成。
2.2 產業內涵探索
全面準確的產業統計需要對產業內各領域進行細分與測算。2008年,國家發改委著手建立生物產業運行監測系統。2008年7月,該委召開“建立我國生物產業統計體系研究課題”討論會,總結生物產業統計試點工作,提出生物產業統計體系主要包括生物醫藥、生物農業、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生物環保和生物服務六大塊內容,討論完善我國生物產業統計體系。2012年初,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等部門召開聯席會議,提交了《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產品和服務統計目錄》與《戰略性新興產業行業分類統計目錄》,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統計調查方法研究進行論證,提出認真做好生物產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形勢的監測和分析,加強信息引導,采取多種形式利用數據資源,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健康發展。然而,由于生物與健康產業涉及的技術領域非常廣泛,同時貫穿產業活動中研發、生產、流通和服務等多個環節,隨著技術創新、產業分化和產業融合的不斷發展,該產業的子產業關聯性強、產業邊界模糊等特征日益凸顯,對產業的分類和統計標準設計要求較高,相關的指導和管理政策一直未能出臺。
3 國內部分省市相關政策
在國家尚未出臺統一的生物與健康產業相關分類和統計辦法的情況下,國內各省市紛紛結合區域情況開展相關嘗試性工作,在為區域產業發展提供決策依據的同時,也為國家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參考。2011年12月,黑龍江開展全省生物產業統計工作,將生物產業分為生物醫藥、生物農業、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生物環保五大領域,然而關于各領域的定義與具體范疇未見,由科技管理部門負責推進。2010年,南寧市發改委委托南寧市統計局和廣西社科院開展生物產業統計體系與產業指標課題研究并于2011年3月通過了成果評審,界定了生物產業的統計范疇,提出了生物產業指標體系及具體統計方法,但具體內容未見。至2012年初,已有云南、四川等十多個省市初步設立了新興產業統計指標監測體系,對生物產業等新興產業進行統計,其中以云南省、江蘇省無錫市、浙江省寧波市對生物與健康產業的界定較為詳盡。
3.1 云南省跨越一、二、三產業統計生物產業
云南省實施“生物經濟強省”戰略,2007年4月,省發改委《云南省生物產業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提出“生物產業(煙草產業除外)指的是從事生物產品研究開發、生產和生物技術服務的產業,包括:生物醫藥、生物農業、生物制造(輕工、化工)、生物能源、生物服務業等。”2010年10月,云南省政府發展生物產業辦公室《云南省生物產業統計報表制度(試行)》,將生物產業界定為“指以生命科學理論和生物技術為基礎,結合信息學、系統科學、工程控制等理論和技術手段,通過對生物體開展研究并制造產品,或改造動物、植物、微生物并使其具有所期望的品質特性,為社會提供商品和服務的行業的統稱,包括生物農業、生物林業、生物醫藥、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生物環保、生物服務等領域。”該制度以《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02)》為依據設置云南省生物產業統計指標及口徑范圍,對生物產業的農業生產、工業生產、產品銷售和利稅等情況進行統計,指標體系涵蓋一、二、三產業。該制度將煙草產業納入生物農業統計范疇,因為云南省是我國最重要、規模最大的烤煙和卷煙生產基地,煙草種植業、卷煙工業是該省農業和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煙草產業是該省最具比較優勢、最有特色的產業之一,是省財政的主要支柱,所創稅收自1988年起一直位居全省各產業之首,最高年份占全省70%。此外,煙草產業還促進了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是該省的重要產業。2011年,云南省生物產業總產值達4100億元,成為全省重要的支柱產業。但是,關于產值的具體構成未見報道。
3.2 江蘇省無錫市分十大領域統計生物產業
2012年1月,無錫市統計局、發改委《無錫市新興產業統計監測制度(試行)》,對該市物聯網、節能環保、生物產業等十大新興產業開展統計監測,該制度將生物產業界定為“包括生物技術產業和新醫藥產業。生物技術產業:主要是生物能源、生物工業、生物農業、生物環保等新興產業領域。新醫藥產業:是指以新技術、新工藝、新劑型、新裝備等的開發應用為特征,是蘊含巨大經濟社會效益、最具廣闊發展前景的新興產業,主要包括生物技術藥、中藥、小分子藥物和醫療器械、生物試劑、醫用材料等。”在該制度的統計分類目錄中,將生物產業分為生物醫藥制造、生物藥品制造、中藥制造、醫療器械和醫用材料制造、生物工業產品制造、生物農業產品制造、生物環保產品制造、生物能源產品制造、藥用包裝材料、其他十大領域,統計生物產業的總產值、新產品產值、主營業務收入和從業人員數。但是,對于各領域的具體統計范疇及其與《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的關聯未見,由市科技局與市農業委員會負責核定相關企業名錄并組織統計工作。無錫市發改委公布的新興產業發展數據顯示,2012年1~10月該市生物技術和新醫藥產業總產值(營業收入)為252.75億元,同比增長9.1%。
3.3 浙江省寧波市采用匯總系數統計生命健康產業
2013年3月26日,寧波市統計局、市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寧波市戰略性新興產業統計分類目錄(試行)》,以《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11)》為依據,根據具體類別與相關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關聯度確定不同的統計匯總系數,對該市節能環保、生命健康、新能源、海洋高技術等八個戰略性新興產業進行統計。其中,生命健康產業包括生物制品制造產業、生物工程設備制造產業、生物技術應用產業三個子產業,下分十個領域。
4 生物與健康產業概念與內涵
在我國現行的生物與健康產業統計體系下,本文以國家產業政策為基礎,參考國內各省市產業界定方法,將生物與健康產業界定如下:
4.1 產業概念
生物與健康產業是指以生命科學理論和生物技術為基礎向社會提供商品和服務的行業的統稱,包括生物醫藥、生物農業、生物能源、生物環保、生物制造、生物醫學工程、生物技術服務、健康服務產業領域。
4.2 產業構成
(1)生物醫藥產業:是指以現代生命科學理論為基礎,與醫藥產業結合,利用生物體及其細胞、亞細胞和分子的組成部分或以其作為作用對象,結合工程學、信息學等手段開展研究及制造產品或改造動物、植物、微生物等,并使其具有所期望的品質、特性,進而為社會提供商品和服務手段的綜合性技術體系,其內涵包括生物醫藥產品研制、規模化生產和流通、服務等。該產業主要包括化學藥品原料制造、化學藥品制劑制造、中藥飲片加工、中成藥制造、生物及生化制品的制造、衛生材料及醫藥用品制造、醫療儀器設備及器械制造以及制藥專用設備制造[2]。
(2)生物農業產業:是指運用基因工程、發酵工程、酶工程以及分子育種等生物技術培育動植物新品種,以及生產農業投入品如生物農藥、獸藥與疫苗、生物肥料以及生物農用材料所形成的產業。該產業包括農業生物種業、生物飼料、生物農藥、生物肥料、生物疫苗等重點領域[7]。
(3)生物能源產業:生物能源是指由生物質轉變而成的能源,是從能源作物、林業廢棄物和有機廢料等生物質中產生的能源,包括來自樹木的木材能源和來自非木材的農業作物的農業能源,其中儲存著可用于產生電能、熱能、液體燃料及氣體燃料的化學能源。我國生物能源主要指利用淀粉、糖、動植物油脂以及木質纖維素為原料生產燃料乙醇、生物柴油、沼氣以及生物質發電等[2]。
(4)生物環保產業:目前國際上尚無統一的界定,一般認為凡是與生物技術結合,充分利用生物的特殊功能進行生物凈化、生物修復、生物轉化和生物催化,從污染治理、清潔生產、能源開發到可再生資源利用,多層面、全方位地為解決工業和生活污染、農業和農村面源污染、荒漠化和海水污染等提供相關產品和服務的行業,均屬于生物環保產業研究和應用的范疇,也是其發展的趨勢和方向[2]。
(5)生物制造產業:包括采用微生物細胞、生物酶,以及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學和細胞融合為代表的現代生物技術及以發酵和酶轉化為代表的近代生物技術成果形成的生物制造業,是以現代生物技術為基礎大規模生產人類所需基礎化學品與原料等的一種工業方式,廣泛應用于化工、食品、制藥、造紙、紡織、采礦、能源以及環境保護等許多重要領域[2]。
(6)生物醫學工程產業:是指運用綜合工程學、生物學和醫學的理論和方法,提供生物醫學材料制品、(生物)人工器官、醫學影像和診斷設備、醫學電子儀器和監護裝置、現代醫學治療設備、醫學信息技術、康復工程技術和裝置、組織工程等產品研制、規模化生產和流通、服務的產業。
(7)生物技術服務業:是指以現代生物技術與其他要素為支撐,通過生物技術的研究、創新、應用、轉化、轉移、擴散,形成完整的生物技術產業鏈的服務活動的總和,是一種創造和傳播生物技術知識,提供、應用生物技術知識服務的產業體系[2]。
(8)健康服務業:是指以現代或傳統醫學技術為主要支撐,以醫療服務、健康理療、康復調理、生殖護理、健康管理為主體的,為人類健康服務的綜合性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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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生物產業發展報告編輯委員會.啟航2009北京生物產業發展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3]伍業鋒,劉建平.生物產業的界定及統計制度方法初探[J].統計與決策,2011,(20):35.
[4]龍九尊.專家呼吁建立戰略性新興產業統計體系[N].科學時報,2010-9-13(B1).
[5]科學技術部.“十二五”生物技術發展規劃(國科發社〔2011〕 588號)[Z].北京:2011.
王國強在報告中指出,要充分認識和把握中醫藥事業發展面臨的“大勢”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中醫藥改革發展提出的新要求,著力完善中醫藥事業發展政策和機制。
宏觀上,要深化戰略研究,著力推動中醫藥發展列為國家戰略,著力改變中醫藥發展受制于職能分布多部門化等困局,建立健全中醫藥事業發展組織領導和統籌協調機制,完善中醫藥工作跨部門協調機制。
中觀上,著力建立健全中醫藥服務的管理政策,完善中醫醫療機構分類和評價政策,完善中醫藥人才評價制度,提高中醫藥人才隊伍素質;著力建立健全中醫藥服務提供與利用的鼓勵政策著力建立健全中醫藥事業發展的籌資政策,其中包括建立穩定的財政投入政策,完善社會資本辦中醫的優惠政策等;著力建立健全中醫藥產業發展的優惠政策,如建立中醫藥健康服務業發展政策,完善中藥資源保護與開發利用政策等,今年上半年的首要任務是抓緊研究制定中醫藥健康服務發展規劃和措施。
王國強指出,為使中醫藥行業深度參與醫改并發揮更大作用,今年要著力推進公立中醫醫院改革,進一步探索建立中醫藥服務補償機制、符合中醫醫院特點的績效評價機制和人事薪酬制度;推進縣鄉中醫藥服務一體化管理和中醫醫療聯合體試點,促進優質中醫醫療資源縱向流動;推動醫保支付方式改革,研究制定鼓勵提供和利用中醫藥的政策;著力推動社會力量舉辦中醫醫療預防保健機構,落實鼓勵和規范社會辦中醫的政策;改進中醫類別醫師的執業注冊,允許多點執業。
冠城大通從事的主要業務為房地產開發、漆包線生產銷售,為實施戰略轉型初步布局新能源、金融、股權投資、醫療健康業務領域。
公司董事會成員9人,其中獨立董事3人,以董事會楹誦模下設戰略、審計、提名、薪酬四個專業委員會,董事會依托專業委員會更深入地進行戰略、審計等各方面的工作。董事會是一個“智力決策型機構”,在這樣的團隊中,針對復雜性的工作,提高績效的方法是分工和專業化。基于這種理念,非專業委員會成員的董事,結合自身優勢,分工合作,幾人建立一個專題小組,重點關注一項對公司經營有重大影響的業務環節(比如物流管理、生產技術更新、項目投資、市場營銷等),并在這一領域內不斷積累專業知識,加強與公司職能部門的交流,這樣的結果不僅使董事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信息,而且在全體董事會成員討論時能夠作出更好的貢獻。
在推進董事會建設工作中,公司不斷加強董事職業能力建設。一是通過開展內部培訓,提高公司董事會成員和公司高管對企業法人治理和企業發展思路的認知。二是通過積極參加市證監局、交易所等監管部門的學習培訓,提高公司董事會成員和公司高管的理論素養。三是通過不斷加強學習與房地產相關的政策和知識,提高公司董事會成員和公司高管工作部署的前瞻性和工作決策的專業性能力。通過努力,目前公司董事會對重大事項決策的科學性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對公司發展的方向取得了進一步統一,對公司發展的路徑達成了進一步的共識。
公司董事會在明確戰略目標和發展計劃的前提下,積極制定公司資本市場發展戰略,關注資本有效運營籌劃。此外,公司管理層積極創建股東價值最大化的管理體制,公司管理層經營活動均以長遠發展規劃和股東權益、企業價值的最大化目標為核心,完善資源配置,提高效率,盡可能確保公司資本的保值增值。
公司董事會和管理層高度重視內部控制體系的建設,充分認識到內部控制規范體系建設對公司治理結構公司繼續落實深化內部控制規范實施工作,完成后續實施、監督運營及審計。報告期內,公司繼續通過ERP系統程序對公司內控程序進行固化、延伸,使內控建設具有科學、合理、固化的控制功能。公司內部審計部門在實施內部例行審計同時對各下屬公司進行內控實施內部審計,并對審計結果進行匯總分析。公司聘用年報審計會計師事務所按照內控規范相關應用指引的規定,對公司母公司及重要子公司財務報告內部控制的有效性進行審計,并出具內部控制審計報告。
ISO45001的最新進展
ISO PC 283的第一次會議于2013年10月在英國倫敦召開,會議作出了一些重要決定,例如該標準應當包含一些要求,并將解釋性導則作為附件。隨后,成立了工作組(WG),并將其分成多個任務組(TGs),以將工作任務分成易管理的多個部分,因此,每一個任務組可以集中精力關注該標準草案的1項或多項條款。
2015年1月在特立尼達舉行的第三次會議上,推進ISO45001進入“委員會草案二(CD2)”階段,這一版本目前正在等待表決結果,以決定其是否可以進入“國際標準草案(DIS)”階段。若表決通過,預計2016年春將會進入“國際標準最終草案(FDIS)”階段,并于2016年10月完成起草工作和公布實施。
ISO45001和OHSAS18001相比,具有:采用“計劃、實施、檢查、整改(PDCA)”模式,設定了政策和目標,實施內部審計和檢查等共同點。
到目前為止,ISO45001和OHSAS18001也存在許多不同之處:ISO45001由10個部分組成,然而,OHSAS18001由4個部分組成;ISO45001更加注重持續改進和組織控制;更加注重風險管理和風險過程評估;更加注重展示和了解任一時候的合規狀態;更加關注小單位,如承包商等;更加注重使用績效指標;更加關注組織背景,如供應鏈、當地社區與文化、社會、政治、經濟和治理環境;更加關注領導層需要肩負其積極的職責,如戰略規劃、管理組織文化等;更加關注文件信息化,包括電子信息和過程信息,如使用智能手機或筆記本電腦等。
該標準的草案內容有:范疇;標準化的參考文獻;術語和解釋;組織背景;領導;計劃;支持;運營;績效評估;改進。此外,還有關于其如何使用的指導。
新標準的目標與意義
職業安全健康風險管理失敗的后果是非常慘重的。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全世界每年大約發生3.13億起工作事故,每年1.6億人患職業病,與工作相關事故和職業病每年造成230萬人死亡。工作場所事故和職業病造成的損失約為全球GDP的4%。
在英國、歐洲乃至全球,需要應對不斷變化的勞動狀態所帶來的挑戰,也應抓住改進的機遇。除了處理一些熟知的健康與安全危害,還要求具備一些額外的能力來處理新技術(如“納米”“生物技術”“綠色能源”等)、不斷變化的組織形式(如移民工人、工作強度增加、偏遠地區工作等)、不同的就業類型(外包、臨時工、非正規經濟部門從業)、人口統計資料(人口老齡化、生活方式疾病等)、全球緊急事件(流行病等)等相關的新危害。
ISO45001草案中指出,該標準的目的在于“使組織能夠為預防傷害和職業病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條件,并預防性地改善其職業安全健康績效。”引入這一新的職業安全健康管理體系方面的國際標準,將有助于確保安全和健康獲得全球性的戰略性關注和資源;有助于減少健康與安全所帶來的損失,支持職業安全健康在整個組織內及其全球供應鏈取得良好績效;有助于改善領導水平,分享企業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要素所發揮的作用;加快改進審計和績效報告標準。利益相關者要求提高報告的透明度,這就意味著報告需要更加具有可比性,并將“主要的”和“落后的”指標都包括進去。
國際勞工組織認為,“風險管理的全面性方法只能通過實施國家級、企業級的職業安全健康管理體系獲得。”目前,國際勞工組織《職業安全健康管理體系導則》和OHSAS18001在世界范圍的供應鏈得到了廣泛應用,它們需要對風險進行管理,這就意味著各類組織正在進一步地要求其供應商實施職業安全健康管理體系。引入ISO45001,將會增強這種管理體系的推廣力度。
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的興趣與關注度越來越高,工作中的安全與健康也涵蓋在了這一國際標準在社會責任方面的核心目標中。ISO45001和ISO26000(社會責任國際標準)將會是實現這一重要目標的補充性要素,并不斷獲得政府、非政府組織和投資者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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