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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經濟學的興起和發展
實驗經濟學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實驗環境下對某一經濟現象,通過控制實驗條件、觀察實驗者行為和分析實驗結果,以檢驗、比較和完善經濟理論或提供決策依據的一門學科。
人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始終固守著經濟理論難以實驗的思維定式。
弗農·史密斯教授敏銳覺察到實驗經濟理論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實踐。他在亞利桑那大學十一個班級進行了長達六年的實驗,驗證了競爭均衡理論。據此實驗所撰寫的論文《競爭市場行為的實驗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經濟學雜志》發表,標志著實驗經濟學的誕生。此后,實驗經濟學開始運用于驗證市場理論和博弈理論,并取得了一定進展。例如,弗農·史密斯的“口頭雙向拍賣市場實驗”提出了市場參數完全有可能影響均衡產出收斂性的結論;赫伯特·西蒙根據博弈實驗結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Rationality)的區別。五六十年代的實驗經濟學主要局限在市場理論和博弈理論領域,原因有兩方面。
一方面是理論自身的缺陷影響可實驗性,研究過程往往是從假設前提出發,然后運用復雜數學推導出相關命題。由于假設前提的高度抽象,無法在實驗室里得到證實,因而相關命題也就無法實驗。
另一方面實驗技術的不成熟也制約了經濟理論的實驗。上個世紀70年代以后,經濟學的主導理論體系發生了變化。一般均衡理論、工業組織理論、社會選擇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將經濟研究的假設由抽象拉回到現實。行為理論的成熟和合理預期理論的出現為實驗技術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此外,計算機的廣泛運用使得復雜經濟現象的實驗成為可能。實驗方法越來越廣泛應用于公共經濟學、信息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等諸多經濟領域。
目前,實驗經濟學迅速發展,逐漸科學化和規范化,成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學分支。越來越多的西方主流經濟學雜志不斷刊登實驗經濟學論文,實驗經濟專刊、專著和論文集陸續出版。實驗經濟學已從美國傳播到法國、英國、德國、荷蘭、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亞、日本、韓國、印度等許多國家。200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弗農·史密斯,標志著實驗經濟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已步入主流經濟學的舞臺。
二、實驗經濟學的方法和運用
經濟理論的實驗與物理、化學實驗一樣包含實驗設計、選擇實驗設備和實驗步驟、分析數據以及報告結果等環節。由于實驗對象是社會中的人,需要驗證的是行為命題,經濟理論的實驗需要運用有別于物理、化學實驗的方法,主要有:
1.模擬和仿真
經濟理論的實驗不能刻意復制出現實經濟的運轉過程,而是要模擬出允許不同人類行為存在的環境,以便于實驗者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中觀察人們不確定的價值觀及其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查爾斯·普洛特認為:“實驗室建立的經濟與現實經濟相比可能特別簡單,但是卻一樣地真實。真實的人被真實的金錢所驅動,因為真實的天賦和真實的局限,作出真實的決策和真實的錯誤,并為其行為后果而真實地悲喜”。弗農·史密斯采用只有三個網絡節點的模型來模擬電力系統,其實驗結果基本上能反映現實電力系統運行中發電企業和電力交易商的行為類型和特征。
此外,實驗經濟學還通過一些仿真技巧來提高實驗結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復性。
一是采取“隨機化”方法,被實驗者的選取、角色的分配均隨機產生;
二是保密實驗意圖,十分小心地講解實驗,不出現暗示性術語,以防止被實驗者在實驗前對行為對錯已有判斷;
三是使用“價值誘導理論”(InducedValueTheory),誘導被實驗者發揮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個人先天的特性盡可能與實驗無關。
2.比較與評估
實驗經濟學高度重視比較和評估的方法。通過比較和評估,判斷實驗本身的好壞,分析實驗失敗的原因,驗證理論的真實性。
首先,將“效率”作為比較標準。查爾斯•;普洛特和弗農·史密斯將實際付給被實驗者的報酬總和與最大可能報酬的比率視作實驗的“效率”,并把“效率”作為比較分析相互競爭理論的依據,探討如何改進理論模型。甚至在沒有現成理論的情況下,根據效率來提出和驗證新的理論。
其次,方法上采取獨立變動自變量。實驗關系到兩個或兩個以上變量時,容易出現變量之間的混合作用。因此實驗中應獨立地變動每個自變量,獲得每個自變量對因變量作用的最確切的數據,為比較和評估提供非偶發事件資料。
第三,評估的結論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礎上。現實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終處于理性狀態,非理性就會使人的行為出現變異,因而經濟理論的實驗數據呈概率分布狀態。所以,評估出的結論不可能按照形式邏輯的模式,只存在真或偽兩種結果,而是用結論與其概率密度的乘積來表示。例如,弗農·史密斯在電力市場競爭實驗中得出的結論之一是高峰負荷時期電價提高的概率密度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價。
3.行為分析和心理研究
經濟理論的實驗是把社會中的人作為被實驗者,所要驗證的是人的行為命題,自然就需要借助行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運用行為理論來完善和改進實驗。例如針對行為人對重復行為有厭煩的心理,在實驗設計中運用價值誘導方法,并把實驗時間控制在3個小時內。
二是運用行為理論來解釋實驗結果。許多實驗結果與理論預測出現差異,其原因是理論假設行為人是理性的,而被實驗者的行為卻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統一。因此只有運用了諸如展望理論、后悔和認知失協理論、心理間隔理論等行為理論,來分析被實驗者的非理,才能很好地解釋實驗結果。
三、實驗經濟學的意義和局限
實驗經濟學的興起標志著經濟學方法論上的重大變革。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模仿自然科學的信念十分堅定,實證方法始終是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論假設并力圖避免和消除人類行為或經濟關系中的不確定因素,然后在理論假設上建立數學模型并推導出主要結論,最后對理論結果進行經驗實證并由此展開深入的理論分析。
不可否認,這種假說演繹方法有科學合理的方面,但同時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論前提假設和數學推導排斥了人類行為或經濟關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確定因素。又如經驗檢驗具有被動性和不可重復性的缺點。實驗經濟學繼承了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傳統,彌補了經濟學實證方法的缺陷。
首先,實驗經濟學以可犯錯誤、有學習能力的行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經濟人”假說,用數理統計的方法取代單純的數學推導,解決以往實證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簡化與現實世界不一致的問題。
其次,實驗經濟學家可以再造實驗和反復驗證,用現實數據代替歷史數據,克服以往經驗檢驗的不可重復性。
最后,在實驗室里,可以操縱實驗變量和控制實驗條件,排除了非關鍵因素對實驗的影響,從而克服了以往經驗檢驗被動性的缺陷。
實驗經濟學的興起促進了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
首先,實驗經濟學拓展了經濟理論的研究范圍,將人類決策行為當作研究對象,把經濟運行過程納入到研究領域,從而發現更符合現實的經濟規律。
其次,實驗經濟學還催生出新的經濟學科。實驗經濟學的發展把心理學和經濟學有機聯系起來形成行為經濟學。
再者,實驗經濟學構建了連接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橋梁。宏觀經濟理論的實驗建立在微觀行為的基礎上,而對微觀經濟論的實驗也常常驗證了宏觀經濟理論。例如查爾斯·普洛特模擬市場機制既驗證了市場價格收斂于一般均衡,同時也考察了貨幣供給增加對產出的真實作用。
實驗經濟學的發展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它還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現為:
信息經濟學分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宏觀信息經濟學和信息系統經濟學。微觀信息經濟學以喬治·斯蒂格勒和肯尼斯·阿羅為代表。微觀信息經濟學主要研究不確定性、信息不對稱下的選擇。由于非對稱信息的存在,任何決策都要在不確定性下進行,不確定性是經濟行為的基本特征。完全理性只是理想假設,基于完全理性假設得到帕累托最優解在現實中并不存在。喬治·斯蒂格勒、詹姆斯·米爾利斯等人通過對現實制度安排和經濟實踐研究發現,決策者的信息是不充分、不對稱的,這種情況下市場是缺乏效率的,常常出現市場失靈。囚徒困境使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選擇在總體看來是最糟的,個人理性導致集體不理性;檸檬市場使得劣質商品驅逐優質商品。這兩種現象都說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確定性下的選擇與結果也不存在一一對應關系,同一選擇可能有不同的結果,同一結果也可能得自不同選擇。微觀信息經濟學以不確定性和不對稱信息為基礎,研究如何通過契約和制度安排來規范決策者雙方的經濟行為。
從廣義上說,產權經濟學、激勵經濟學和博弈論都屬于微觀信息經濟學范疇,核心是研究信息不對稱下的敗德行為、逆向選擇和委托—問題。信息經濟學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對稱基礎上,提出通過設計合適的制度來提高市場的運行效率,避免市場失靈。微觀信息經濟學作為現代經濟學的前沿分支,通過對傳統假定的修改,不僅解釋了很多傳統理論不能解釋的問題,在實際中更有著廣泛應用。
二、實驗經濟學
實驗經濟學之父弗農·史密斯在1962年《競爭市場行為的實驗研究》,從此實驗經濟學誕生。他認為應該用會犯錯誤的有限理性人取性經濟人假設,以數理統計作為工具,通過反復實驗來驗證市場理論和博弈理論的有效性。弗農的“口頭雙向拍賣市場實驗”證明了市場參數完全可能影響均衡產出的收斂性。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復雜經濟現象實驗成為可能,20世紀70年代以后,實驗研究結果使得一般均衡理論、工業組織理論、社會選擇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開始轉向以有限理性為假設基礎,經濟學主流理論體系出現重大變化。此外,實驗方法也被大量運用于公共經濟學、信息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等研究當中,促進了這些理論的快速發展。
實驗經濟學認為,由于所分析的是人的行為,行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必不可少,現實中的人也并非一直是理性的,非理性會使得人的行為不同。因此,對經濟理論進行實驗會使得數據結果呈現概率分布狀態。實驗經濟學考察的是被實驗者選擇行為的報酬總合占最大可能報酬的比率,比率越高證明相應的理論模型更加可靠,實驗經濟學通過對比率的比較分析,探討怎樣把理論和理論模型加以改進。實驗經濟學根據對比率的比較和分析,可以對暫無現成理論的情形提出新的理論模型,并加以分析驗證。以有限理性分析為前提的實驗經濟學,對現有理論有效性地分析和不斷提出新的理論模型,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理論的發展。
西方主流經濟學一直以來都是以實證方法來做研究,實驗經濟學的興起標志著經濟學方法論發生了重大變革。
三、新制度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以科斯和諾斯為代表,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主要包括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企業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科斯在《企業的性質》《社會的成本》中指出市場和企業都是配置資源的手段,市場機制的運行是有交易成本的,企業管理也是有費用的,決策者是通過市場還是企業配置資源取決于兩者成本的比較,產權的安排會影響資源配置的效率,一種制度取代另一種制度取決于能否降低交易費用。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也建立在行為人的基本假設上,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人的行為動機既有追求財富最大化的一面,又有集體主義行為偏好非財富最大化的一面,利他主義、意識形態、自愿負擔、愛、團結等因素都對人的決策有重要影響。此外,由于環境太復雜、行業太多、分工太細、不確定性因素太多,人對環境的認知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在信息不完全下,行為人會有機會主義傾向,不會做出最優選擇,是有限理性的。
正如資本家不關心企業行為是否污染了環境,只是關心通過降低工人工資獲得更多利潤,資本具有盲目性,人的行為不一定理性。針對傳統經濟人假設,新制度經濟學對經濟人假設進行了修正,在彌補傳統經濟學缺陷的同時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法。
新制度經濟學指出,由于人的行為受制度和非理性因素影響,制度又是不斷變化演進的,經濟學理論不會一成不變永遠適用,經濟理論也要隨著制度的變化作出相應調整。新制度經濟學指出,產權等制度方面的合理安排能提高市場的運行效率。新制度經濟學與法學、管理學等其他社會學科密不可分,新制度經濟學在當今經濟理論界和社會中的影響的很巨大。
四、神經元經濟學
神經元經濟學又叫神經經濟學、腦袋經濟學,它是研究大腦及大腦怎樣思維的經濟學。行為經濟學主要研究社會科學事實及其概念強調人的有限計算能力、利他心和環境怎樣影響人的經濟選擇行為,神經元經濟學則通過對大腦活動事實的研究進一步拓展了行為經濟學,神經元經濟學也可以看作是新型的實驗經濟學。源于生物學和神經科學的神經元經濟學早期研究并沒有對經濟人假設提出懷疑,更多地是對經濟人假設提供了實證,因此得以與經濟學相結合。神經元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動物行為與人類一樣也有自主過程,同樣具有情感,正如恐懼可以躲避危險,感激、同情可以促進合作。長期的演化把這些對生存具有重要價值的情感和行為的聯系固化在神經系統當中,成為本能,在面臨相似場景的選擇時會再次喚起指導決策。行為決策并未完全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礎上,而是一個情感機制。威廉·詹姆斯認為,人之所以比動物更有智慧是人類的本能更加多,人類在演化過程中比一般的動物得以變得更加精致和復雜,具備了更強的計算能力和情感。
通過對人類行為的神經生物學基礎的分析和研究,神經元經濟學通過實驗得出人類具有“趨社會性”的結論,由于人類共同情感中的同情心、責任心、羞愧、感激、公平正義等情感因素的作用,個體的選擇并不僅僅出于自利,通常還要顧及他人或集體利益,傳統的自利的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對人類偏好和行為的解釋是有缺陷的,“趨社會性”會使人不只考慮私利,還會維護正義、道德,其對促進合作效率、維護社會穩定都有重要意義。神經元經濟學不僅對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做出重大貢獻,更是對理性范式提出了挑戰和修改。
神經元經濟學認為人的決策方式分為理性和情感兩種方式,豐富和深化了傳統經濟學理論的經濟人約束條件下最大化分析范式。神經元經濟學通過對鏡像神經元和神經系統自我激勵工作原理的分析,正在逐步揭開偏好的本質秘密,這是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對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發展意義重大,這也是社會科學通過實證研究不得不過的必由之路。
五、演化經濟學
演化經濟學以馬克思為思想前驅,廣義的演化經濟學源自凡勃倫,狹義的演化經濟學源自熊彼特和西蒙。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使得演化經濟學成為一個獨立學科,演化經濟學把西蒙的有限理性說作為自己理論框架的基礎,并借此對新古典經濟學加以批判。馬歇爾曾說,經濟學的真正科學化應該是經濟生物學,而不是經濟力學。通過分析技術創新,演化經濟學強調用動態的眼光看待經濟變遷和技術變遷,在經濟變遷和技術變遷過程中充滿了偶然性和不確定性,很多創新往往是沒有目的的。演化經濟學指出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主要有:眾多非串謀個體選擇行為的復合效應無法預測;個體決策能力與要解決的困難可能不匹配,存在能力——困難缺口等。由于不確定性的存在,演化經濟學認為行為人決策時目標要具有模糊性,能夠在結果與預期目標不一致時加以修正,遵循意外原理。演化經濟學把有限理性作為自己理論的基本假設之一,通過了解經濟組織的內部結構來了解技術進步、行業變遷及技術的創新,最終解釋經濟如何演化。演化經濟學認為經濟和制度的變遷都有路徑依賴的特征,是不可逆的。
演化經濟學關注變化,傳統經濟學關注靜態均衡分析。演化經濟學認為,在經濟演化過程中時間和歷史具有重要作用,制度變遷要求經濟理論不斷調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重大的制度變遷,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制度方面在不斷進行完善和調整,在中國研究演化經濟學不僅具有深遠的理論意義,還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六、行為經濟學卡尼曼和特維斯基共同研究了直覺信念心理學和選擇理論,通過對西蒙有限理性說的考察,在有限理性和滿意原則的理論基礎上,通過研究系統性偏差他們得到了有限理性的圖譜,他們發現,系統性的偏差會使人的選擇不同于理性經濟人的最大化行為,在此基礎上他們開創了行為經濟學。從理性經濟人模型出發,他們做了三方面的研究:(一)不確定性條件下,行為人采取的判斷偏差和啟示法;(二)前景理論,用于解釋如何進行風險選擇和在風險選擇中規避損失;(三)框架效益及其在理性經濟人模型中的運用。
卡尼曼認為人的認知分為推理和直覺。推理需要經過深思熟慮,需花費精力;直覺不需要花力氣去思考和計算,想法會自發在腦海中呈現。在經過系統地研究后卡尼曼指出,雖然心智會對人的精神及行為提供監控,但比較松散,大多數思維和行為都是直覺性的。研究發現,相比花費精力思考取得結論,人們更習慣滿足于直覺判斷的結論。
直覺的特性是能自發進入人的大腦,卡尼曼把這種自發進入大腦的心理內容稱為可感知性。通過研究,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發現有些特性確實相比其他的要更容易被感知。卡尼曼把這些無需費力思考就能自發產生的特性稱為自然評價,例如,尺寸、距離、響亮程度、相似度、因果傾向、驚異度、情感強弱、情緒及刺激評價都容易被感知,均是自然評價。
基于以上的心理學知識,卡尼曼和特維斯基通過對不確定性下的人的判斷研究發現,在不確定性下判斷的復雜任務被人們使用有限數量的啟發原則簡化為判斷活動了。這些啟示法雖然通常很有用,有的時候也會引發系統性的嚴重錯誤。
關鍵詞:本土化;經濟學范式;中國經濟學;儒家文化;女性主義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8)06―0040―08
一、引言
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社會科學,它具有強烈的主觀性、規范性和本土性,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也必須建立在本土行為機理的契合性基礎之上;而“所謂‘本土契合性’,就是指研究者的研究活動及研究成果與被研究者的心理與行為及其生態、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等方面的脈絡密切或高度符合、吻合及調和的狀態”。然而,現代經濟學產生、成長并壯大于西方社會,從而是建立在西方個人主義行為心理的基礎之上;特別是隨著20世紀30年代之后主流經濟學在美國最終形成,從而深深地打上了美利堅民族的行為和心理烙印。正是基于這個角度,現代主流經濟學也就是真正的“西方”經濟學,而且,即使已經為廣大非西方國家廣泛傳播和接受的馬克思經濟學,它也是“西方”非正統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們都是建立在西方人行為心理之上的,并體現了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自然主義思維。楊國樞(2004,自序)曾指出,“所謂美國心理學,無非是美國人的本土心理學;……但在近代史的不同階段,中國心理學卻曾先后將這些國家的本土心理學當作‘世界心理學’或‘(全)人類心理學’,甚至將之視為可以照樣適用于中國人的心理學。試問,任何單一國家的本土心理學能夠放諸天下而皆準嗎?能直截了當地成為世界心理學或全人類心理學嗎?美、英、德、法大都是屬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國家。然則,基督教文化圈之人民的本土心理學能代表人類的心理學嗎?它能適用于儒家文化圈(中國、日本及韓國)的人民嗎?”顯然,這里把心理學一詞換成“經濟學”一詞,意思同樣存在。正因為當前的經濟學根基于基督教文明下的心理及相應的行為機理之上,因此,當前的經濟學僅僅是“西方”經濟學;這里不僅從地域上是指其源于西方,更主要從文化上是指它適應于西方人的心理和行為機理。
正因如此,長期以來,能夠在經濟學領域作出較為顯著貢獻的大多是西方人或者是具備西方化的人: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基本上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而20世紀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基本上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這些著名經濟學家的國籍和工作地點之所以會有這種時間和地域上的相對集中,顯然,并不僅僅是因為如林毅夫所說的是“由于世界經濟重心的轉移”,相反,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經濟學本身就具有非常強的本土性,而當前的經濟學話語權已經被世界經濟中心的國家及其本土學者或具有相通文化背景的學者所掌握。事實上,如果僅僅從國籍和工作地點的角度,我們就很難解釋為什么如此多的華人(甚至是日本、韓國等)在美國的大學中卻一直沒有取得較為“令人刮目”的成就,而像以色列、印度乃至拉美、東歐以及來自非洲一些國家的教授卻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取得的“非同凡響”的聲譽,甚至造就了一批“世界性”的頂級大師(這些地區出生的人都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如果從文化角度,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這一點。究其原因在于,經濟學本身就是建立在微觀心理學和宏觀社會文化的基礎上,而這些國家與美國文化更為接近,更容易基于本身的行為心理發展某些經濟學理論。而華裔的學者根本沒有這一切身的文化感受為基礎,無法把理論推理和實際經驗結合起來;因此,往往只能在與經驗事實相對脫節的數理或計量方面有所發展,而對以社會經濟現象為對象的理論研究則力不從心。默頓就提出了一個“內部人原理”:“外部人”不論是多么小心或有學養,原則上都無法接近社會或文化的真理,因為存在一種結構性的限制使他沒有能力了解異己的團體、文化和社會。是以本文嘗試就女性主義經濟學對主流經濟學的反思以及對中國經濟學的本土化啟示作一分析。
二、女性主義經濟學對主流經濟學的反思
在當前西方經濟學界,女性所占的比例非常低,有成就的女性經濟學大家則更少。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主要不在于流行的說辭:女性的邏輯抽象能力較低,因為女性在經濟學領域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在數學或自然科學領域所占的比例還要小;相反,根本上在于主流經濟學本身的特質,因為它具有明顯的性別結構缺陷。事實上,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是建立在西方心理之上,但卻并不是反映了所有西方人的共同心理,而主要是建立在具有強烈擴張和征服欲望的男性的心理基礎之上,從而具有非常強的偏見,這嚴重限制了女性對經濟學的貢獻。正是這個原因,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之后女性主義經濟學的興起。
一般來說,男女雙方在心理和行為上存在很大的差異:一般地,女性更為現實,更注重人情,更富同情心,更愿意進行合作而不是爭奪,從而行為上也更少破壞性。這也可以通過圣經中的兩個故事加以說明:亞伯拉罕為了某種抽象的上帝之命令而情愿犧牲自己的兒子,而所羅門王時的那個婦女在兒子命在旦夕時寧愿放棄真理也不愿目睹兒子被殺。然而,長期以來西方社會卻逐漸形成了男性主義中心觀,以至人類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概念也按性別呈現出等級形態,其中,男子特質占上層,在主體和方法上被評價較高的東西都與男性特質聯系在一起,而被評價低的則與女子氣聯系在一起。究其原因在于,西方世界深受斯多葛主義的影響:世界是遵循數學法則和“自然”法則合理地運轉的,每個人都可以認識并掌握這些法則,因為他們都擁有上帝賦予的理性才能,都可以以同一種機械的方式進行思維,從而得出相似的推論。后來,牛頓更是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種牛頓模式:整個宇宙決定于幾條簡單的、永恒的數學規律;由此推演,人類憑借理性就可以認識支配道德領域、政治領域以及美學領域的規律。同時,盡管上帝制造了理性之鐘,但還是有一部分被遺漏了,這構成了情感和非理性王國;為此,牛頓模式又將世界分成兩個部分:被理性統治的主要部分和統攝非理性的次要部分。正是基于這一學說,所有不遵循理性、不遵循機械論的數學原理的事物都是他者,是不重要的、第二位的、不真實的,它受到理性世界的監管;顯然,由于男性往往具有更硬的“理性”,而女性也是第二位的,因而男性就有權把“理性”強加給那些缺乏理性的創造物。
盡管主流經濟學提倡的科學化路徑以期排除價值和道德因素的干擾,或者將道德問題存而不論;但
是,它并不能真正做到這一點,而是存在強烈的規范色彩。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經濟學論文往往體現了經濟學家的個人、社會以及政治位置等特質,有人甚至說,所謂的客觀知識其實不過是那些在社會上和政治上擁有更強大勢力人的知識。顯然,由于經濟學領域男性占了比在物理學或其他社會科學中更大的比例,因而主流經濟學實際上也就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處事態度。譬如,根據納爾森等人的看法,經濟人一詞“economic man”本身就是男性經濟學家群體的產物,他體現了男性“masculine”的行為方式,而無法涵蓋女性“feminine”的行事方式。因此,我們說,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先天就是有缺陷的,它并不能說明全部人類的一般行為;盡管經濟學界熱衷于使用“經濟人”一詞,但卻很少對它的真實含義以及起源進行梳理。在某種程度上,“經濟人”一詞本身就已經成為實用性和政治性的,目前許多人以此來裝扮其研究的客觀性,只不過是借此來推行他們自己的主觀觀點,其中就包括男性對女的控制。因此,女性在經濟學界之所以數量少、貢獻低,這主要與不同性別和文化下的學者對主流經濟學的自發認知有關,從而與主流經濟學本身的特質以及它與不同類別的人的親和性有關。
一方面,就男女雙方在行為特征上的差異而言。一般地,與行為相聯系的個人內在心理會影響人們對事物的認知,從而表現在學術上也會有所差異;顯然,女性與男性在行為特征上往往相差很大,從而也就會對其學術取向產生影響。譬如,女性忍耐性更高,往往會克制自己內心的沖動,在人際關系中也更為忍讓,以追求人際關系的和諧;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更愿意采取迂回溝通而不是爭奪的方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有研究表明,女性的道德推理顯示出“相互沖突的責任”意識,而不是發自“競爭的公理”,這種認知能力決定了“它是一種與周圍關聯的、敘述性的思維模式,而不是有條理的、抽象的思維模式”;為此,女性特別注重“關愛的行動”,往往圍繞著對“責任和關系的理解”,往往設法建構“聯系之網,人際之網,它們通過交流得以維系”。正因如此,女性往往不熱衷于抽象規則的研究,而更關注規則帶來的社會后果,關注人的應得權利;相應地,她們往往偏好于政治經濟學、社會經濟學、人本經濟學、心理經濟學、文化經濟學以及福利經濟學等的研究,而這些方面則屬于經濟學的邊緣分支。
另一方面,就理論本身隱含的修辭特征而言。一般地,如果理論內含的修辭與研究者的行為特征相符,那么就更有利于該研究者在該領域的發展;因為他從事此方面的研究是源于內心自發的,而其他人則需要經受刻意模仿和學習過程。顯然,當前主流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基本上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處事態度,因為它強調人的控制、征服、機會主義等。事實上,與女性的“責任道德”相反,男性明顯地表現出“權利道德”的傾向,它立足于“對分離的而非聯系的情調”,立足于“對個體而非基本的關系的思考”;并且,男性還使相互沖突的秩序保持一種機械的、量的平衡,而這種秩序又是以等級化的價值觀為基礎的。正因如此,盡管女性在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人類學等領域的研究中可以取得顯著成就,但在主流經濟學領域取得的成就卻要小得多;究其原因,男性從事主流范式的經濟學研究是源于內心自發的,而女性則需要刻意地進行模仿和學習。當然,這不是女性的錯,而是主流經濟學所內在的偏見所導致的,應該歸咎于當前經濟學的畸形化發展,因為主流經濟學包含了太多的男性主義特征。而且,女性在現代主流經濟學領域建樹不多的現狀,并不意味著女性并不適合從事經濟學研究;恰恰相反,越來越多的女性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將有助于優化經濟學的基本特質,使經濟學回到更為合理的研究軌道上來。
其實,男女之間的性格差異主要與早期工作場所(工廠)和生活場所(家庭)的分離有關,而主流經濟學源于對市場爭奪行為的刻畫,“經濟人”也是與當時參與激烈市場競爭的男特質相符的。早期社會中,男性從事市場的競爭,從而日益變得好斗;而且,由于在企業組織等工作場所的活動往往都是被規定好的,男性的性格也逐漸被異化:價值理性日益萎縮而工具理性日益偏盛,從而產生了類似經濟人的人格。相反,女性則被孤立在家庭之中從事家庭實務,盡管重復性的家務勞動不利于理性思維的發展,卻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時間以培養多樣化的性格;特別是,在婦女的主導下家庭往往成為置身于殘酷爭斗的市場之海中的無數個相對平和寧靜的棲身島嶼,從而女性的性格更為平和和寬容。而且,盛于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并沒有像興盛于美國的現代主流經濟學那樣以工具性的經濟人為理論基石,也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的:美洲早期殖民者主要是一批極具擴張沖動的新教徒,他們世俗化功利主義心理更為突出;后來盡管有大量的其他移民進入,但由于缺少了原先共同體的庇護,從而也只能遵守業已樹立起來的市場爭奪規則,從而具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和工具理性特征。
當然,隨著社會物質財富日益充足以及女性越來越從家庭走上社會,社會行為主體成分的這種變化也就會對市場上的行為機理產生影響;與不斷變化的實踐相適應,經濟學的行為假設也應該有一個相應修正過程:應該越來越多地把女機理納入進來,不能把女視為非理性的而排除在經濟學研究之外,而是要通過借鑒女性的行為來重新界定理性的內涵。然而,主流經濟學卻頑固地維持著傳統的自然主義思維及其經濟人假設,在這種傳統下,婦女基于本性的理解當然就與之不相適應;這正如費波爾和納爾森指出的,正是由于人的社會性別影響了他對社會事物的感知,影響了對問題相關性和重要性的評估,從而也就影響了認知原理的解釋。正是由于主流經濟學打上了深深的男性沙文主義,它的評價標準有利于男性而不利女性:不僅主流經濟學主要體現了男性的話語和思維,而非對女的刻畫和世界;而且,長期以來經濟學的學術規范和原則也是由男性創造或制定的,這種規則和思維也就支配了學術的發展走向和學術人員的構成。事實上,當今西方學術界已經看到了這種現象,但不幸的是,男性主導的西方社會觀念卻往往把男女之間的這種行為差異僅僅歸因于他們的生理差別,從而確立了經濟學研究對女性和女性活動排斥的合理性;只是近年來隨著女性主義的興起,人們逐漸認識到,社會性別是一種文化和社會建制,與純粹生理意義上的性別沒有必然聯系。
可見,正是由于社會心理上的差異,導致了男女雙方在經濟學上截然不同的表現;這不是因為女性本身的行為有問題,而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思維和規范本身就是片面的。費波爾和納爾森就指出,“無論如何,承認經濟學的人文因素和社會影響,就意味著對主流范式的總體否定和對客觀性追求的放棄”,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可以提高經濟學的客觀性”;事實上,“女性主義經濟學之所以出現,并不是因為經濟學太客觀了,而是因為它還不夠客觀,因為太多的假設和方法論思想在沒有經過全面的批判性審查之后就開始被主流經濟學團體視為普遍而客觀的了”。正因為如此,一些女性主義學者對數學化、客觀化的科學認識論發出了深深的質疑,他們認為,當前這種流行的科學至上主義會把整個世界無論是物
質世界還是生活世界物化為它者,女性注重協作的互動行為對社會的破壞性更小,更適應于與自然世界之間的良性互動;也正因如此,他們強調科學本身就是主觀的,應該把人的認識和情感結合起來,要強調科學的整體性、和諧及復雜性而不是簡化輪、統治和直線。推而廣之,不同的社會文化下的人們的行為機理也是不同的,因而與之相適應的理論也應該存在差異,否則必然是有局限的,這從東方人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的關系上可見一斑。
三、中國經濟學的本土化要求和思維
上面的分析表明,女性在經濟學領域貢獻之所以不足,主要不是因為抽象數理能力的欠缺,而是一種與文化相聯系的社會性別屬性差異所造成的;顯然,如果男女之間這種社會性差別推廣到不同特質的文化之間,那么,就可以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文化適用性進行反思。
其實,盡管一些海歸學者將國內經濟學水平低歸咎于經濟學人的數學功底差,但這卻不是主要原因;事實上,不少海歸經濟學者卻都曾承認,海外的中國人沒有因為數學不好而學不下去的,林毅夫更是認為,“外國的經濟學家相比,我國年輕的經濟學者通常數學較好,在這方面有比較優勢”。同樣,主要也不在于中國人缺乏邏輯思維能力,事實上,中國人在自然科學領域所作出的貢獻正越來越大:不僅近年來在自然科學領域獲諾貝爾獎的華人在逐漸增加,而且,在數學領域華人的貢獻也有目共睹。相反,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方人士在行為方式和社會氣質上的明顯差異,而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思維、理論和分析工具都以西方人的心理、認知和行為為基礎的,從而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走向和人員構成也必然受西方所支配。事實上,我們可以把男女的社會性征和東西方人的行為機理聯系加以分析:從整體上講,西方人具有明顯的男性特征,這表現為侵入性、個體性和占有性;而東方人則更多地表現出女性化的行為特征,這表現為合作性、社會性和共享性。例如,東方人更為強調抑制自己的需求,強調社會和諧與合作,也特別注重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因而中國社會相對于西方社會來說歷來也要平和得多。正因如此,當前中國人學習和研究體現西方心理的主流經濟學也面臨著與女性學習和研究那種體現男性認知觀的經濟學的相同困境。
因此,中國經濟學人對經濟學貢獻不足,不是因為中國人的數學水平不高,不善于使用計量回歸等分析工具,更不是中國人的英語水平不好;相反,這主要是因為對社會的認知思維存在很大的差異,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社會制度與主流經濟學宣揚的存在巨大差距。正因為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核心假說與儒家社會的行為機理相差很大,這種學說是外在于中國人自身的生活的;因此,中國人沒有西方人那種深入肺腑的感覺,無法把理論與具體的社會環境和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從而往往難以產生能夠燎原的思想火花。而且,即使深受儒家熏陶的學者花了很大努力去學習現代主流經濟學,但對“經濟人”的行為特征的刻畫以及由此推衍的社會現象的認識依然無法達到西方人那樣的深度,從而無法對主流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作出被主流“認可”的貢獻。實際上,儒家文化一直強調“知行合一”和“主客同體”以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試想:如果對人類行為的研究不是從自己切身的體認出發,而是可以接受外來的一套假設和學說,怎么可能深入地剖析社會行為的內在機理呢?由此可見,強調普遍適用性的現代主流經濟學面臨著如何重構其脆弱的文化基礎這一問題:正如女性主義經濟學的出現是為了揭示并消除經濟學研究中的性別偏見,使經濟學更好地反映整個人類社會的現實世界一樣;為了消除當前主流經濟學中對東方社會文化和行為的歧視,也有待于真正建立在中國人行為機理之上的中國經濟學之振興。
一般地,現代主流經濟學以經濟人假設為基礎,它根植于西方根深蒂固的自然主義一元論思維:一方面,它強調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和社會后果中的物競天擇,并通過還原論把人的心理還原為動物心理;另一方面,它把人僅僅視為一個經驗客體,是自然的一部分,終極價值判斷是給定的,因而具有強烈的先驗理性和經驗實證的色彩。但顯然,中國人的思維卻完全不同于西方人:人一直被視為思維和認知的主體,中國社會本質上也是人本主義的,它首先關心人類社會,儒家文明更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共生關系;因此,中國人的基本思維方式就是由人而物、由內而外、由社會而自然,將從對社會秩序的探究中獲得的知性逐漸反思到自然社會中,這是天人感應乃至于天人合一哲學的基礎。而且,基于先驗的理性主義思維,西方社會對事物的理性認知往往是脫離經驗的,也可以游離于實踐之外;正因如此,盡管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與現實遠不相符,但主流經濟學依舊把它視為理論研究的基本假設,并以此來建立模型探究人的行為。相反,儒家社會往往從社會實踐中獲得對人類行為的認知,從而特別強調知行合一,理論不能脫離實踐;正因如此,它要求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修正不合理的假設,使得理論日漸逼近實踐,并為實踐提供指導。事實上,在盛洪看來,經濟學與科學存在著重要區別:經濟學惟有提出對所有人都有利的方案才能為人民服務,而科學則可能會被部分人用來損害別人;顯然,由于中華文化中蘊含著“天下主義”的精神,因而如果能夠將西方經濟學與中國文化有機融合起來,那么就可以使得經濟學更像“經濟學”,并能夠抑制西方科學和工具理性膨脹所潛在的兩方面危害:一、利用科學方法通過損害別人來增進自己的利益(如改進武器),二、諸如對社會的建構等對科學的不當應用而損害所有人。
但不幸的是,當前經濟學的基本研究范式,特別是其基本微觀行為基礎都是西方的,以致當前的經濟學也只能是“西方”經濟學;顯然,在沒有搞清楚中國社會現象的內在機理,不將理論契合在中國人的行為機理基礎之上,即使出現了本土化的聲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化理論,僅僅是將研究對象本土化而已,而其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維依然是西方的。譬如,林毅夫在《本土化、規范化和國際化》一文中比較系統地論述了他對如何用規范的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具體的經濟問題的看法,但他依然認為我國經濟科學的研究成果必須國際化,而研究的對象的本土化則是研究成果國際化的一條主要通道。當然,他認為,在對本土現象進行研究時,需要“弄清楚哪些是產生我們所觀察到的重要的、錯綜復雜的社會經濟背后的主要經濟、政治、社會變量,然后才能構建一套簡單的邏輯體系,來說明這些重要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這已經意識到了社會現象背后的內在機理的不同。但是他并沒有深入到經濟學的理論前提――人性和行為機理問題,而僅僅是關注約束變量的不同。
楊國樞指出,“美國心理學因能有效探討美國人之個人主義文化內的心理與行為,所以是一種本土心理學――美國人的本土心理學。這種本土心理學是從美國自己的社會、文化及歷史脈絡中自然發展出來的,所以是一種原生性的‘自發心理學’或‘內發心理學’。與此不同,西化的中國人的心理學是一種被美國人本土心理學所扭曲的知識體系,而不是從中國人的社會、文化及歷史脈絡中自然發展出來的知識體系,因此是一種次生j生或衍生性的‘外發心理學’。外發性的中國人心理學難以有效探討中國人之
集體主義文化內的心理與行為,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只有內發性的中國人心理學,才能提供有效了解中國人心理與行為的知識,才能作為發展全人類心理學的良好基礎”。顯然,在西方的“內發心理學”基礎上產生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同樣,也只有以中國化的“內發心理學”為基礎,才能產生更適用中國的本土化經濟學。正因如此,盡管林毅夫…等人都曾預言,“最遲到下個世紀30年代,我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隨著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國經濟研究在世界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將隨之提高,而當我國的經濟成為全世界最大最強的經濟體之一時,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轉移到我國來”;但是,筆者卻認為,如果不改變當前盲目照搬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范式的風氣,不能將西方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社會文化有機契合起來,那么,即使中國經濟如目前一般再持續發展20年,中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仍將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更加不要提中國將成為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
四、簡短結語
關鍵詞:行為財務理論;傳統財務理論;有限理性
傳統財務學作為一門較為成熟的理論學科,有其自身較為完善的體系和堅實的理論基礎。它始終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有充分的決策能力來進行有利于自身的決策,經濟主體追求最優決策的價值判斷依據直接構成了傳統財務學尤其是價值管理的理論基礎。在有效市場假設條件下,資本市場的股價即使出現偏離,也是因為信息不對稱和信息接受過程中短時間的差異造成的。但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市場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不能用傳統財務理論解釋的異常現象,因此,充分吸收了現代心理學和行為學理論的一種新的研究理論即行為財務理論隨之興起。該理論不僅突破了傳統財務理論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研究范圍,而且以人類現實的經濟行為研究和分析傳統財務理論所無法解釋的諸多財務問題。
一、行為財務理論的內涵及研究對象
行為財務理論作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雖然已經有近30年的發展歷史,但至今還沒有一個為學術界所公認的嚴格定義。在對此問題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學者們通常將人的心理活動行為結合到財務理論的研究中,并從財務行為發生、變化的內在心理機制以及心理活動的特點和規律入手,探索財務行為與其他經濟現象之間存在的必然聯系,揭示財務現象的本質。
(一)行為財務理論的內涵
行為財務理論是將行為科學、心理學和認知科學上的成果運用到金融市場中產生的理論體系,是傳統經濟學、傳統財務學、心理學研究以及決策科學的綜合體。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基于心理學實驗結果,提出投資者決策時的心理特征假設,研究投資者的實際投資決策行為,以及投資者在做出判斷時是怎樣出錯的,或者說是研究投資者在決策或判斷時的系統性偏差。它試圖解釋實證研究結果與傳統財務理論不一致的異常之處。
概括起來,行為財務理論是在不斷放寬甚至放棄傳統財務理論的理性人假設和有效市場假說的基礎上,以人們決策過程中的實際心理特征為變量,研究金融市場異象、資產定價和投資組合等系列問題的一種理論體系。其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幾方面:首先,行為財務理論是將心理學、行為經濟學和財務學相結合的一種邊緣性、交叉性理論體系。它不僅是在行為經濟學理論基礎上延伸發展起來的,是行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而且在決策過程中,還考慮人們的認知、感情、態度等心理特征,兼顧了行為人的信念、偏好及與決策相關的認知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其次,行為財務理論突破了傳統財務理論關于人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的假定的影響,只注重投資決策模型對投資者實際決策行為的影響,更多的強調投資者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第三,行為財務理論以人們實際決策心理為出發點,研究金融市場與傳統財務理論相違背的異常現象和資產定價等問題。
(二)行為財務理論的研究對象
行為財務理論的研究對象是財務領域的相關現象及其本質。由于行為財務理論研究的核心是財務主體的行為觀念,而行為觀念又必然會對財務信息的處理流程及其管理產生影響,包括對人們的動機形成、生產水平、決策動機、利益分配的影響。基于此,我們將行為財務理論的研究對象界定為“人們的行為和財務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也就是說,行為財務理論不僅要研究人們的理性決策,而且也要研究與人們行為相關的人的心理感受、他人的行為和社會規范等。
二、行為財務理論的理論基礎
(一)心理學基礎
行為財務理論的發展與財務理論中引入心理學研究成果是分不開的。心理學家通過實驗證明,人們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會明顯地呈現出如下常見的心理特征:損失回避、心理賬戶、過度自信、后悔厭惡和確認偏差等。因而,傳統財務理論與心理學研究的交叉為行為財務理論產生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心理學關于個體的判斷與決策的突破性研究為行為財務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行為財務理論利用了投資者的信念、偏好以及決策相關的認知心理和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成果,突破了傳統財務理論只注重投資決策模型對投資者實際決策行為進行簡單測度的范式,以“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的投資者實際決策心理為出發點,研究投資者的投資決策行為規律及其對市場價格的影響,從而更透徹、真實地刻畫投資者行為,由此使行為財務理論以心理學對投資者實際決策過程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重新審視了整體市場的價格行為。
(二)行為經濟學基礎
實驗經濟學是在可控的條件下,針對某一現象,通過控制某些條件,觀察決策者行為并分析實驗結果,檢驗、比較和完善經濟理論,目的是通過設計和模擬實驗環境,探求經濟行為的因果機制,驗證經濟理論或幫助政府制定經濟政策。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學被普遍看作是一種必須依賴于對現實世界的觀察,而不能依靠在實驗室里做受控制的實驗來進行研究的非實驗性科學,其研究依賴于各種合理的假設,這些假設在決策中具有重要意義。然而,現在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開始嘗試用實驗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學,修改和驗證各種基本的經濟學假設,使經濟學的研究越來越多地依賴于實驗和各種數據的收集,從而所得出的結論越來越貼近于現實。
行為經濟學是伴隨著實驗經濟學、經濟心理學而產生的,是運用心理學、社會學、決策科學等理論和方法研究個人或群體的經濟行為規律的科學。行為經濟學研究的成果以實際經驗為根據,修正了傳統經濟學中有效市場和理性人的基本假設,認為現實中的人類的行為不只是自私的,他還會受到社會價值觀的制約,從而影響利益最大化要求的實現。
行為財務理論利用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的理論成果,修正了傳統財務理論的基本假設,指出由于人們認知過程中的偏差和情緒等心理方面的原因會使其無法以理性人方式做出無偏估計,由此確定市場并非是完全有效的。[
(三)傳統財務學基礎
行為財務理論并沒有否定傳統財務學理論,而是在接受人類行為具有效用最大化傾向的前提下,以人類行為有限理性為基礎,對其進行修正和補充,豐富其分析問題的視角。
盡管行為財務理論是在對傳統財務理論的質疑中提出來的,但行為財務理論實際上是對傳統財務理論的深化和拓展,我們不能將兩者簡單地對立起來。同時還應該看到,由于有限理性假設的復雜性和心理因素的不可度量性,行為財務理論尚不能完全對金融市場中的各種現象做出普遍的解釋,兩者實際上是緊密聯系的,所以在研究和應用行為財務理論時,還應以科學的態度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在分析、研究和實際應用中應當予以全面考慮,不能將兩者割裂開來。
三、行為財務理論與傳統財務理論的比較
盡管行為財務理論是在傳統財務理論的基礎上,對傳統財務理論未能解釋的金融市場出現的一系列問題的修繕,但從行為財務理論的內涵、研究對象及其理論基礎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它和傳統財務理論存在顯著的差異。
(一)假設基礎不同
傳統財務理論是建立在理性人和有效市場假設基礎之上的。然而,大量的實踐觀察和實證研究表明,心理因素會干擾這兩個基礎。基于此,行為財務理論對傳統財務理論提出了質疑。首先,傳統財務理論認為人都是理性人,有充分決策能力,能夠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決策,追求經濟價值的最大化。
但行為財務理論通過大量的心理學和行為學研究,認為市場上投資者并非都是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的,在面臨不確定的市場時,通常是以正常行為取,用現實中投資者真實的行為模式替假設。其次,傳統財務理論把市場預設為一個完全有效的市場,這樣,無論在何種情景下,投資者都可以運用有效市場,根據成本和收益進行比較,從而做出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決策。行為財務學恰恰就是在這最基礎的假設上,對傳統財務理論進行了反思。行為財務理論認為,市場并不是完全有效的,這樣的假設更貼近實際,也打破了傳統財務理論的認知。第三,傳統預期效用理論是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之一,它認為人們都是理性的,當人們面臨不確定性時,決策主體可以對各種可能出現的結果加權估價,從而選擇預期效用最大化的方案。期望理論在預期效用理論重建過程中成為行為財務理論的重要理論基礎。期望理論成功地替代了傳統預期效用理論,并且解釋了不少預期效用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理論嚴格規定的理性。
(二)解決的問題不同
傳統財務理論旨在解決兩個問題:其一,通過最優決策模型解釋什么是最優決策;其二,通過描述性決策模型探討投資者的實際決策過程。傳統財務理論已很好地解決了第一個問題,但是,由于該理論未充分考慮實際情況,投資者的實際決策并不一定是最優決策,因此,在解決第二個問題時遇到了困難。
在行為財務理論早期研究者Kaheman和Tver2sky的研究成果中把心理學與經濟學融合到了一起,對不確定狀態下人們如何做出判斷和決策進行了研究,描述了不確定情況下人們進行決策判斷的實際過程,解決了傳統財務理論未能解決的第二個問題。
(三)對投資過程的認識不同
傳統財務理論把投資過程看成是一個動態均衡過程,根據均衡原理,在理性人假設和有效市場假說前提下推導出金融市場的均衡模型。行為財務理論基于心理學原理,把投資過程看成是一個心理過程,包括對市場的認知過程、情緒過程和意志過程。投資者在這一過程中可能產生系統性的或非系統性的認知偏差或選擇偏好。這些個體偏差加上金融市場上可能出現的群體偏差或羊群效應,可能導致投資中的決策偏差,使資產價格偏離其內在價值,從而導致資產定價的偏差。
(四)學科特征不同
傳統財務理論是較為純粹的、單一的財務理論學科,它是建立在經濟學、管理學的基礎上,并利用大量數學模型解決現實財務問題,具有數理財務學的特點。而行為財務理論則以心理學和其他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為依據,是傳統經濟學、傳統財務理論、心理學研究以及決策科學的綜合體,是一種交叉性、邊緣性學科。行為財務理論突破了傳統財務理論只注重最優決策模型,認為理性投資決策模型就是決定金融資產價格變化的實際投資決策模型的假設,開創了投資者實際上是如何進行決策的研究領域,從而把人的行為模式建立在更加現實的基礎之上。
(五)研究方法不同
傳統財務理論主要研究以財務預測、財務計劃、財務控制和財務分析等財務方法,進行籌集資金、投資管理、成本管理、資本回收、資本分配等,其主要運用財務數學模型來分析財務問題和財務管理工作的質量和效率,依然堅持用理性人決策模型和預期效用理論來分析投資者行為和金融市場。它的研究方法較為單一,且排斥實驗的方法。
行為財務理論的研究通常是圍繞一系列社會科學理論展開的,它建立在經濟學、社會學、行為科學、心理學等相關學科基礎上,有獨特的研究程序。該理論堅持經濟學分析框架,突破了傳統財務理論理性人假設,借鑒了實驗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注重通過模擬實驗來分析投資者的行為及其心理特征。
行為財務理論從20世紀80年展至今,越來越受到學者的注目。其創新之處不僅在于為財務領域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更在于它能夠很好地指導客觀實踐,解釋財務活動中的異常現象。行為財務理論在國外的研究己經進行了相當長的時間,而國內的研究起步較晚,真正適合我國國情的研究還需要進一步進行。我們必須充分了解中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把心理學、行為學理論充分結合,并運用到財務理論與實踐領域中去,構建有中國特色的行為財務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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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西蒙(Simon)最早將有限理性概念引入經濟學,并建立了有關過程理性假設的各種模型。他認為,人們只能在決策過程中尋求滿意解而難以尋求最優解,“行為主體打算做到理性,但現實中卻只能有限度地實現理性”。西蒙的學說涉及了有限理性的程度問題。因為,認為目標函數只能實現“滿意”而難以達到“最優”,意味著人在有限理性思考下的抉擇結果難以取得最大值,這實際上是在質疑傳統經濟學的同時折射出了有限理性的程度問題。在主流經濟學研究賴以成立的經濟理性假設受到質疑的背景下,以西蒙的研究為代表的有限理性理論逐漸得到研究者的重視。
一、有限理性的心理機制
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論首先探討了有限理性的心理機制,他認為人類理性在一定的限度之內起作用,但理性的適用范圍是有限的。實際上,這是對經濟理性極大化原則隱含假設之一的“特定決策主體具備在所有可能性中比較擇優的完全認知能力”提出了質疑。
二、實質理性和過程理性
所謂實質理性是“行為在給定條件和約束所施加的限制內適于達成給定目標”。所謂過程理性是“行為是適當的深思熟慮的結果”。現實中的“過程理性”卻在理論表達時被大多數經濟學家默認為更偏向于結果的“實質理性”。有限理性是對理想的“實質理性”的否定,是對現實的“過程理性”的回歸。
三、滿意化原則
西蒙通過有限理性的理論分析,完成了對經濟理性含義中極大化原則的修正。具備經濟理性的經濟行為人必須具備一系列“理性”特征,具體而言:他們具備所處環境的完備知識;他們具備有序穩定的偏好體系;他們具備能計算出備選方案中哪個可以達到最優的計算能力。但是,現實中經濟行為人由于心理資源的稀缺,無法滿足完全信息、穩定偏好和全面精確比較擇優的理性要求,只能選擇滿意原則以替代極大化原則。
那么有限理性在經濟學中又有怎樣的表現呢?行為經濟學就是這么一門試圖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融入標準經濟學理論的科學,它認為大多數人既非完全理性,也不是凡事皆從自私自利的角度出發。20世紀90年代,戴維?萊布森(David Laibson,2000)從心理學和行為角度探討了人類的意志和金錢,把經濟運作規律和心理分析有機組合起來,研究市場上人類行為的復雜性,認為人也有生性活潑的另一面,即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觀念引導的成分。
目前西方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基于對精神心理因素的研究。二是行為經濟學拓寬了正統經濟學的領域。三是行為經濟學認為,人類社會化的行為受復雜的社會關系制約,從而導致人的行為選擇并非都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礎上,因此從純理性研究人的行為是行不通的。
行為經濟學核心觀點如下:對經濟行為的研究必須建立在現實的心理特征基礎上,而不能建立在抽象的行為假設基礎上;從心理特征看,當事人是有限理性的,依靠心智賬戶、啟發式代表性程序進行決策,關心相對損益,并常常有框架效應等;當事人在決策時的偏好不是外生給定的,而是內生于當事人的決策過程中,不僅可能出現偏好逆轉,而且會出現時間不一致等;當事人的這些決策模式和行為特征通過經濟變量反映出來,結果市場有效性不再成立,各種經濟政策需要重新考慮。
關鍵詞:交易費用;有限理性;機會主義;演化博弈
一、交易費用理論起源
1.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陷。一般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擁有三個重要的硬核:穩定性偏好、理性選擇和均衡結構。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狀態下:價格是資源配置的信號,它反映了資源的稀缺程度,因此,資源的利用和使用決策都是通過價格信號為指導。新古典經濟學的嚴密邏輯向我們證明:當各種資源的替代或轉換率等于各自市場價格的比率時,財富的配置就達到了帕累托最優。由于整個市場的運作能夠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自動地保證各種資源優化配置,所以價格機制的運作是在無須成本、沒有摩擦的狀態下運行的,即交易成本為零。
2.新制度經濟學的出現。在新古典經濟學里,企業制度被簡化為一種生產函數,各種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的契約關系被產量與資本、勞動和技術等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所掩蓋。科斯不滿足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有關假說,①尤其是市場上價格機制運行交易費用為零的假說,提出了企業最顯著的特征是價格機制的替代物,企業的存在正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當交易費用為正時,那么選擇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就越發顯得特別的重要。
新制度經濟學家仍然將利潤最大化和均衡作為其理論體系的兩個基本支柱,并認為,制度特別是一套有利于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制度,如同稀缺的資源一樣,制度選擇的根本目的就是為節約交易費用。新制度經濟學家仍然遵循新古典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將該方法運用到“交易費用—制度選擇—制度變遷—經濟績效”的分析范式中,在保持傳統價格理論硬核的基礎上,通過引入信息和交易費用以及產權的約束,修正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保護帶,使其成為理解世界更強有力的工具。
二、交易費用理論主要代表人物觀點
1.國外主要學者觀點。科斯(1937)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思想,認為“企業的顯著特征就是作為價格機制的替代物”。科斯(1960)補充說:“為了進行市場交易,有必要發現誰希望進行交易,有必要告訴人們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過討價還價的談判締結契約,督促契約條款的嚴格履行,等等”。威廉姆森(1982,1985)繼承了科斯的思想,以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行為為假設前提,引入資產專用性、交易頻率和不確定性三個維度,對交易費用作了大量深入地研究,最終使交易費用理論形成了比較完善的體系。德姆塞茨(1999)將交易費用定義為“所有權權利交換的成本”,他在研究紐約證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費用時,將之定義為利用紐約股票交易所以便迅速將股票變現所花的費用,廣義的交易費用還可以包括給自己的經紀人打電話或閱讀金融報刊所花的費用;此外,他還以團隊生產中監督勞動的困難來分析交易費用,由于交易費用的存在使得偷懶成為一種現實可能,影響了團隊效率。張五常(1989)將交易費用定義為在魯賓遜經濟中不可能存在的所有的各種各樣的費用,是一種“制度成本”,他所認定的交易費用主要包括律師、警察、經紀人、企業家、經理、文職人員,傭人等的收入,也就是說,除了那些與物質生產和運輸過程直接有關的費用以外,所有可想到的費用都是交易費用。巴澤爾(1997)從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角度來考察交易費用,他認為權利的獲得、保護和轉讓所需要的費用叫“交易費用”,而產生交易費用的原因在于商品有多種屬性,每一種屬性都有可變性,這就使人們測量每種屬性的費用難以估計,正因如此,他把交易費用定義為界定和保護產權的費用。
Aric Rindfleisch 和Jan B.Heide(2001)兩人在綜合1982—1996年間涉及交易費用45篇論文后的感言:“交易費用理論超出了經濟學的范圍,在其他學科也得到了廣泛運用,主要包括社會學、政治科學、組織理論、合同法、公司戰略、合作金融、市場等。”他們同時又指出:“交易費用理論聲稱人的行為不確定性水平越高,則將會帶來更多的交易費用,然而,讓人們感到遺憾的是,至今還沒有涉及到因測定人行為的不確定性所引起的交易費用大小。”
2.交易費用理論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實施的漸進式改革為交易費用經濟學的引進、消化、深化及運用提供了難得的時機,雖然這一理論還不是十分完善,但絲毫也不影響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研究熱情,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然而,目前國內學者對交易費用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觀經濟領域,對交易費用概念的界定,也只是將西方學者的定義挪用過來,創新性的理論較少,以金玉國、張偉、陳志昂、繆炳仁等年輕學者就宏觀經濟增長與交易費用之間的關系作了大量實證研究,但他們只是遵循沃利斯和諾斯等人的研究方法,也不過將其方法對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相關數據作了一下查驗而已,也難怪劉春元(2001)等學者發出了“交易費用”是一個無用的概念的呼聲。但近年來,趙(2005)和高帆(2006)兩位博士卻借鑒Eigen-Zucchi(2001)和鐘富國(2003)的研究思路,從考察影響交易成本的交易效率出發,結合楊小凱的新興古典經濟學超邊際分析原理,通過設計一系列指標體系,運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最終測算出交易效率數值大小,并以此推算出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交易費用的高低,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3.簡要評價。新古典經濟學假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只限于合作的關系與和諧的競爭關系,人與人的關系被放置在一個成熟的、規范的、甚至是理想的框架,分工被認為是已經完成的事情,因而是完全理性和完全競爭。而交易費用經濟學目前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關鍵概念:技術方面(資產專用性)、人員方面(有限理性)和行為特性方面(機會主義),而交易費用經濟學中的關鍵概念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行為屬性。從這些概念出發進行推導,使威廉姆森背離了被廣泛接受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范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該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推廣。
科斯揭示了交易費用普遍存在的事實,卻并沒有專門深入研究交易費用產生或存在的原因。雖然威廉姆森也從“交易因素”和“人的因素”兩個方面對交易費用作了翔實地闡述,其中“交易因素”主要指交易的技術特性,包括資產專用性程度、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三個層面;而“人的因素”主要包括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傾向。但威廉姆森卻沒有回答“市場交易費用為什么會產生”與“市場交易費用為什么會上升”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機會主義”、“有限理性”、“不確定性”和“資產專用性”雖然可以說明或決定交易費用上升,卻不能說明交易費用的產生或存在。事實上,我們也無法證明:在不存在“機會主義”、“有限理性”、“不確定性”等因素時,市場交易費用是否就為零。由鑒于此,仍需要我們作出不懈地努力。
三、交易費用經濟學發展展望
1.交易費用經濟學(TCE)與產權理論。如果能夠將TCE與產權理論優勢互補,以TCE意義上的有限理性為基礎,借助產權理論相對成熟的模型技術,重新構建一個統一的不完全契約理論,那當然是一個最優選擇(聶輝華,2004)。但是這種前景誘人的融合仍然需要面臨一些挑戰,首先要解決好在模型建立過程中對“有限理性”的精確定義;其次,在對待“機會主義”去留問題上作出明確的選擇,這樣模型的解釋力才會更強。
2.交易費用經濟學與行為經濟學。現代行為經濟學沿著兩條線索發展:一是以實驗方法和微觀計量方法構建行為人的心理決策模型,如前景理論;二是以有限理性為基本假設,構建模型來解釋各種宏觀和微觀經濟現象,形成了諸如行為宏觀經濟學和行為金融學等領域。因此,建立演化心理學決策模型,需要假設行為人的主觀意識和策略行為是一個演化的過程,從而形成制度—博弈規則—演化結果。至于有限理性下的數學建模,需要構建一種涵蓋了機會主義行為的效用函數,這對博弈論框架的TCE來說同樣是一項嚴峻的挑戰。
3.交易費用經濟學與演化博弈論。以科斯、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將制度定義為一種博弈規則,但是卻難以解釋博弈規則的內生問題,只能窮究于政治過程乃至意識形態、文化等外生因素,實際上不能在終極意義上回答制度的起源問題。而演化博弈學派將制度定義為一種博弈均衡,認為博弈規則是參與人的主觀意識和行為一致時自發演化的結果,這就將博弈規則完全內生化了,有效地解釋了制度的起源問題。借助演化博弈論,青木(1996)等創建了一種“比較制度分析”范式,分析了日本經濟制度的起源、多重均衡性、互補性和路徑依賴現象。因而,借鑒和吸引演化博弈學派相關理論及其假設前提,從而為自己的行為假設找到更加堅實的微觀基礎,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來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總之,對交易費用經濟學的諸多挑戰依然存在:如何為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行為假設找到心理學基礎或微觀決策模型?如何解決機會主義與事后調適的矛盾?如何解釋組織的起源、互補和多樣性問題?如何將資產專用性內生化?對于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要求新制度經濟學家付出更加艱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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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人類社會進行物質資料生產的經濟活動,大約已有200萬年的歷史。在經濟活動中對資源有效利用問題的探索,也經歷了2000多年的時間,最終成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科,則是近幾百年的事情。有關文獻資料表明,經濟學出現于奴隸社會產生以后,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約公元前430—前354)的《經濟論》一書問世,表明了西方開始出現了早期經濟學。《經濟學》是一部研究奴隸主家庭經濟管理問題的著作。色諾芬認為,經濟學研究的是善良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財產。經濟學雖然出現于奴隸社會,但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并未能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并取得政治經濟學這一科學名稱,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與發展而形成的。17世紀初,法國重商主義代表安•德•蒙克萊田(1575-1622)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其用意在于表明他所論述的經濟問題已超出家庭或莊園經濟的范圍,而且涉及國家或社會的經濟問題。但重商主義經濟學還不能算做真正的現代經濟學,因為其研究范圍僅局限于流通過程。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的,完成這一轉變的是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
本方經濟學從產生到現在,已有200多年的歷史。200多年來,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古典經濟學階段、傳統經濟學階段、現代經濟學階段。
第一階段:古典經濟學階段古典經濟學產生于17世紀中葉,是由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開始發展起來的。但它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則是由另一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創建的。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了《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一書,標志著古典經濟學的正式創立。在這本著作里,亞當•斯密提出了著名的被后人稱之為“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亞當•斯密寫到:每個人都在力圖應用他的資本,來使其生產品能得到最大的價值。一般地說,他并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進的公共福利為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安樂,僅僅是他個人的利益。在這樣做時,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促進一種目標,而這種目標絕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利益時所得到的效果要大。古典經濟學批判和否定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研究和提倡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但是,隨著資產階級確立政治統治地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趨于激化,使古典經濟發生了危機。
第二階段:傳統經濟學階段18世紀末,古典經濟學宣告解體,形成了以法國的薩伊、英國的馬歇爾等為代表人物的傳統經濟學派。其標志是馬歇爾在1890年所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傳統經濟學主張自由競爭和自由放任的經濟原則,反對政府干預經濟,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能夠自行調節而實現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保證經濟增長。但是,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的嚴重經濟危機,使傳統經濟學走入困境。
第三階段:現代經濟學階段現代經濟學產生的標志,是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在書中,凱恩斯表示,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并不能自行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資本主義經濟也不總是實現充分就業,相反,資本主義經濟常常沒有達到充分就業。他主張,要實現充分就業,資本主義國家就必須對經濟進行干預,有效刺激總需求。凱恩斯的國家干預政策,幫助危機中的資本主義國家走出了困境,困此受到了普遍的重視。
但是,20世紀70年代初,西方國家普遍發生了經濟“滯漲”,即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凱恩斯主義對此無法解釋,也沒有有效的應對方法,從而使西方經濟學又一次陷入困境。面對這種局面,西方經濟學的眾多流派紛紛出現,主要包括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貨幣學學派、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新制度學派等。新自由主義者強調市場機制自動調節作用,反對國家對經濟生活的過度干預;貨幣主義者強調貨幣政策的重要性;供給學派主張削減稅率;理性預期學派則試圖用信息的不完全來解釋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波動。經濟學產生和發展的歷史研究表明,對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研究形成經濟理論,研究人類社會活動和經濟關系的各種經濟理論形成經濟學。經濟學(economics)研究社會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資源,即研究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充分利用。
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內容
現代西方經濟學根據其研究的對象、內容和研究方法,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
(一)微觀經濟學
1、微觀經濟學的定義
“微觀”的英文為“Micro”,意思是“小”。微觀經濟學以單個經濟單位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以及相應的經濟變量的單項數值的決定,來說明價格機制如何解決經濟資源的配置問題。微觀經濟學的定義包括三個方面的要點:第一,研究對象是單個經濟單位。單個經濟單位是指組成經濟的最基本的單位,即家庭與企業。家庭是經濟中產品的需求者(消費者)和生產要素的供給者;企業是經濟中的產品的供給者(生產者)和生產要素的需求者。家庭面臨的問題是,在既定收入的約束下如何使自己的滿足程度(效用)最大化。企業面臨的問題是,在投入一定生產要素條件下,如何使利潤最大化。既然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單個經濟單位,那么其研究方法就只能是個量分析。個量分析是研究經濟變量的單項數值如何決定。單個經濟變量包括單個生產者的產量、成本、利潤,單個消費者的效用,單個商品的需求量、供給量、價格等。第二,中心理論是價格理論。在市場經濟中,家庭和企業的行為都要受到價格的影響,生產什么、如何生產以及為誰生產都由價格決定。價格像一只看不見的手,調節著整個經濟活動,實現了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因此,微觀經濟學的中心理論是價格理論,其他內容都圍繞這一中心問題進行的。所以,微觀經濟學又稱為價格經濟學或價格理論。價格理論實際上就是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第三,解決的問題是資源配置。資源配置就是經濟資源的不同用途的選擇。解決資源配置就是需要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化,即使社會福利達到最大化。微觀經濟學從研究單個經濟單位的最大化行為入手,來解決經濟資源的配置問題。其原理如下:如果每個經濟單位都實現了最大化,那么,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也就實現了最優化。
2、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微觀經濟學主要的研究內容包括:第一,均衡價格理論。研究某種具體商品需求、供給以及價格的決定。在此基礎上,分析價格如何調節整個經濟活動。這一部分是微觀經濟學的中心內容,其他內容都是圍繞這一中心而進行的。第二,消費者行為理論。研究消費者(家庭或個人)如何在有限收入條件下購買各種商品組合,以實現效用最大化。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從需求方面決定了價格。第三,生產者行為理論。研究生產者如何在有限投入條件下使用各種生產要素組合,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生產者的生產行為從供給方面決定價格。第四,市場結構理論。研究廠商在不同結構市場上的行為特征與市場均衡。前述的均衡價格理論研究的對象是完全競爭市場,這一部分研究其他市場結構中均衡價格的決定的理論。第五,分配理論。研究社會產品按照何種原則在集團或個人之間進行分配,即研究工資、利息、地租和利潤如何決定。在一部分是運用價格理論解決為誰生產的問題。第六,一般均衡理論與福利經濟學。研究經濟資源配置最優化的實現以及社會福利的實現等具有一般性的問題。第七,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傳統微觀經濟學理論有比較嚴格的假定條件:完全競爭、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現實生活中,這些假定條件很難同時滿足,這是因為存在著公共物品、外部性、壟斷與信息不完全。在這種情況下,價格調節經濟會受到影響,并不總能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被稱為市場失靈。解決市場失靈可能需要政府對經濟進行適當干預。但是,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調節經濟過程中,也會出現一系列問題,從而導致資源配置的無效率,即政府失靈。除此之外,現代微觀經濟學研究的內容還非常廣泛,如產權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家庭經濟學、人力資本理論等。例如,像國企、私企、外企等根據市場要求組織生產配置人力、物力、財力。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怎么生產,按什么價格出售等等每一環節,都是微觀經濟學研究的內容。
(二)宏觀經濟學
1、宏觀經濟學定義
“宏觀”的英文為“Macro”,意思是“大”。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研究對象,研究社會總體經濟問題以及相應的經濟總量如何決定及其變化,最終說明經濟資源如何充分利用的問題。宏觀經濟學的定義包括三個方面的要點:第一,研究對象是整個國民經濟。宏觀經濟學所研究的是各個經濟單位所組成的國民經濟整體。如果把各個經濟單位比喻為一棵棵樹木,那么由它們所組成的國民經濟整體就好像森林。宏觀經濟學就要研究整個經濟運行規律,從總體上分析經濟問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決定了其研究的方法,只能采取總量分析。總量是指能反映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狀況的經濟變量,主要包括國內生產總值、總投資、總消費、一般價格水平、經濟增長率、國際收支、匯率、貨幣供給量、貨幣需求量等。宏觀經濟學通過分析這些經濟總量的決定、變化及其相互關系,進一步說明整體經濟運行狀況,以及經濟政策的運用。第二,中心理論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宏觀經濟學把國民收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最基本的經濟總量,以國民收入的決定為中心來分析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規律。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是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其他經濟理論則是運用這一理論來解釋整個經濟中心出現的各種問題。第三,解決的問題是資源利用。宏觀經濟學把資源配置作為既定的前提,解決經濟資源的充分利用問題。宏觀經濟學主要研究已經配置到各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資源的利用情況、充分利用經濟資源的途徑以及對一國經濟總量的決定問題。
2、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第一,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國民收入(國民生產總值)是宏觀經濟學最基本的經濟總量,是衡量一國(或地區)國民經濟整體狀況的基本指標。宏觀經濟學主要通過研究國民收入的決定,進一步研究宏觀經濟中的其他問題,如物價水平、就業狀況、經濟周期問題等。第二,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失業反映一國資源的閑置狀況。通貨膨脹是指一國一般物價水平的持續上升過程。失業與能貨膨脹是任何國家都非常關注的問題。宏觀經濟學將失業與通貨膨脹聯系起來,分析其產生的原因,尋找克服的途徑。第三,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地區)國民收入的持續增加。經濟周期是指國民收入在短期內由衰退與繁榮交織而成的波動狀況。這一理論主要研究國民收入短期波動的原因、長期經濟增長的源泉等問題,以求實現較小波動的長期經濟增長。第四,開放經濟理論。現實中的經濟都是開放的。在開放經濟下,商品與要素跨越國界,在世界范圍內流動,從而將各個國家的經濟緊密聯系在一起。開放經濟理論分析國家間經濟過程的相互影響,進一步提出調節經濟的措施。第五,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學在分析整體經濟運行狀況的基礎上,提出國家調節經濟的理論和方法。宏觀經濟政策就是在宏觀經濟理論指導下,由政府出面對經濟進行有效的干預。宏觀經濟政策主要包括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理論主要研究政策內容、政策目標、政策工具以政策的傳導機制。例如,國民收入、財政、稅收、失業通脹治理、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拉動內需等等都屬于國家宏觀調控,屬于宏觀經濟學研究的范疇。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馬克思經濟學 企業理論 微觀經濟主體
20世紀80年代起,一些學者逐漸將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介紹并引入中國(如張五常)。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中的一些范式,如“產權”“交易費用”“委托—關系”等,對于我國傳統的企業運行機制的弊端具有較為充分的解釋力,因而引起了國內經濟學界較為廣泛的研究興趣。與此同時,作為我們指導思想的在企業改革中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卻被忽視了。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國有企業在計劃經濟年代曾被淪為某些自我標榜為“”的極“左”思想的實現載體。因此,對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進行比較研究,提煉出其中的精華部分,應用于我國企業運營的實踐中,對推動我國國企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大型國際型企業集團的健康成長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新制度經濟學是在對傳統經濟學理論困境反思的基礎上興起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和代表人科斯從研究個人的成本與收益和社會成本及收益間的差別出發,提出減少交易費用是企業產生的原因;自此以后,張五常、威廉姆森、哈特等一些新制度經濟學家沿著他的思路,繼續探討企業的本質、企業能夠實現交易費用節約的規模邊界范圍以及合理的企業內部權力安排和剩余分配結構等。馬克思經濟學具有深厚的古典經濟學淵源,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同樣也是其核心問題。雖然馬克思經濟學并未形成系統的企業理論,但在馬克思經濟學中所反映出來的許多關于企業性質、規模及其內部權力結構等方面的理論也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是對傳統“市場機制和諧論”的反思,都是在探討個人與社會相分離情況下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特點,這使二者具有了可比性的基礎。但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在人的基本行為假定、經濟績效準則、企業理論的具體層面上存在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對二者進行比較分析研究,從而使企業理論體系更趨于完善。
綜觀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當中的企業理論,可將其大致分為三個部分:企業的性質、企業的規模或邊界、企業內部的權利結構安排。因此,筆者擬從這三個方面對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進行比較。
關于人的本質和行為特點的比較
由于一切經濟活動都是以人為載體進行的,企業組織的運行也是以人的活動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業理論的具體層面之前,有必要對二者對人的本質和行為特點的論述作一比較。將“個人”的本質和行為方式作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這是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共同特點。但在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視野里,對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解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帶有濃重的唯心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背景,認為人的行動受主觀意識領域中的“理性”支配。盡管新制度經濟學相對于傳統經濟學而言已進了一步,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也考慮到了約束著人們行動的現實因素,并對“理性”的作用與功能范圍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沒有超越用主觀認知結構說明人們的行為選擇這一基本立場;而馬克思經濟學則以唯物辯證的社會歷史觀作為理論基礎,認為限制著人們的行動、規定人們行為的具體方式與特點的,是每個人現實擁有的、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關系的總和”。他并不否認人要滿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認理性的作用,但馬克思經濟學在說明理性對人們行動的意義的同時,更強調理性作用的現實約束條件。因此,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真正決定人們的行動及其特點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為選擇據以進行的各種約束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行為人的財富占有、交往關系以及觀念意識結構等。所有這些約束條件構成行為人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可以進行理性選擇的廣度范圍,也決定著由選擇而采取相應行動的具體特點。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中人的行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馬克思經濟學中人的行為特點因各自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不同,具有現實性和差異性。
第三,新制度經濟學對人性的單調定義必然導致對抗型的人際交往論,而馬克思經濟學對人本質的理解卻是多元的、與一定歷史條件相結合的,是協作型人際交往論的基礎。
企業的性質
企業性質研究就是要討論企
業這樣一種特定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交往方式空間意味著什么?它為什么會存在?或者說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這兩大體系中,企業都是作為人與人之間的某種一體化經濟聯系方式而存在的,企業所面對的也都是市場交易。但在它們各自的理論范式中企業產生的依據是根本不同的。
馬克思經濟學是從生產的角度說明企業性質的。他所關注的問題是:如果一切市場交易都是依照價值規律實行等價交換,那么資本家在生產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貨幣額是一樣的,這根本無法解釋資本家組織生產的目的。因此,只有離開交換領域進入生產領域,才能真正揭示資本,以及作為資本現實存在形式的企業的本質規定性。他認為,企業是提高私人勞動社會性的經濟組織形式。一方面,在實質層面看,企業提高私人勞動的社會性有利于創造更多價值;另一方面,從形式層面看,私人勞動在企業中由于分工協作的存在提高了社會性,但在直接形式上卻走向片面化,勞動者在企業生產中逐漸失去了獨立完成整個產品的能力。因此,私人勞動是作為資本的形式存在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企業成了資本實現自我增值的工具。
新制度經濟學從流通領域來解釋企業存在的原因,認為企業是一種能夠減少交易費用的人與人之間交易關系的組織形式。從科斯的“不同的要素所有人與中心締約人之間訂立契約可以節省他們之間分別訂立契約的數量,從而節約了交易費用”這一說法,到威廉姆森將資產專用性程度作為說明選擇企業或者其他市場經濟組織形式的依據,再到詹森和麥克林將知識作為一種要素引入企業組織結構,新制度經濟學在企業性質觀上始終徘徊于用交易組織成本說明人與人之間組織關系存在的必然性,這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陷入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企業作為人們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其存在理由應當從人們組織經濟活動的生產性目的中尋找,而不應將流通領域內的某些特點作為企業的根本規定性。企業一體化的維系力量不是交易費用的節約,而是生產技術上的有機性。
企業的規模或邊界
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企業理論都是依照某種經濟績效準則,通過技術、市場、資本屬性等變量來說明企業在不同狀態下的最優規模的。但是,這兩大學說的企業規模理論在具體層面上存在著差異。
第一,在引導企業進行規模調整的績效準則上,馬克思關于企業規模分析的績效標準主要是以價值規律為主的,其基本特點是客觀性和變動性,體現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邏輯;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的經濟績效準則是建立在主觀效用價值論基礎之上的,盡管引入交易費用使其經濟學研究逼近現實,但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所依據的經濟績效準則依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準則。其中缺乏支配企業發展的動態性因素,僅局限于對發達資本主義階段的分析,在解釋企業長期規模調整狀況時陷入困境。
第二,在企業進行規模調整依據的經濟指標上,馬克思經濟學給出了技術、市場和價值三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卻用“交易費用”、“專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響企業規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顯的調和特征。
第三,在研究企業規模的方法論特點上,馬克思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應用了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只是停留于企業規模邊界的規范分析。
企業內部的權利結構安排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企業內部權利結構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論包括科斯的“企業契約理論”、以格羅茨曼和哈特為代表的“新產權理論”、以詹森和麥克林為代表的“委托-理論”和以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為代表的“團隊生產理論”,由于各自的關注點不同,以上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研究各有側重,他們的觀點并未合成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而馬克思經濟學對企業內部基本結構與關系的研究以唯物史觀為理論背景,用統一的邏輯脈絡說明資本主義企業形態的發展及資本與勞動關系變遷的歷史必然性。具體說來,這兩大學說體系關于企業內部權利關系結構的觀點區別,大體表現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的“剩余權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約的“剩余”,是用以說明企業內各利益相關者關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馬克思經濟學中也存在類似的“剩余權利”,用以說明資本與勞動間的控制與反控制關系,但這種“剩余權利”并非不完全契約而產生的剩余,而是體現了特定技術發展過程中資本與勞動雙方的力量對比關系。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認為通過某種符合“理性”的制度調整,就可以實現交易費用的減少和企業內部基本經濟關系的改變;但馬克思經濟學認為良好的經濟績效狀態不是通過生產關系意義上的靜態制度調整就可以獲得的,經濟關系的變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經濟關系中各利益相關者力量的對比狀況,而這又取決于他們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產技術應用中的地位。
第三,新制度經濟學家們針對現代企業關系,力
求在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間尋求合適的剩余權利分配關系;而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現代企業中的一系列問題的根本癥結在于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分離,經濟發展的趨向應當是由各種形式高級的、全面發展的勞動者聯合占有非人力資本,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激發生產效率。
總之,無論是新制度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都是對傳統經濟學的“市場機制和諧論”的一次挑戰和反思,是更符合現代社會經濟運行規律的。這兩大學說體系相比較而言,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建立在唯物辯證的歷史觀這一基礎之上,更適應于現代企業的動態發展過程;但新制度經濟學的許多新的理論觀點,比如對知識資源在企業中的重要性的論述等可以成為馬克思經濟學有力的補充。在今后的理論研究中,應力求吸取這兩大學說企業理論中的精髓,并將其辯證地應用于企業改革的實踐中,從而指導我國新一輪國企改革的縱深發展,并加快完善我國的現代企業制度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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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供應鏈管理;行為經濟學實驗;設計與應用
供應鏈管理是通過對供應鏈上下游企業的信息流、資金流和物流的管理,降低供應鏈供需不匹配的成本,提高供應鏈收益的理論和方法。供應鏈管理理論中存在著大量的數學模型,以描述某個管理決策尋求最優化的過程,如進行庫存、定價、生產或協調決策,以實現成本最低或利潤最大化的目標。這些模型是對實際供應鏈管理問題的抽象和概括,具體的企業運營環境往往被忽略,這些模型預測的最優結果在管理實踐中通常并沒有出現[1]。要轉變這種因離企業管理實踐較遠,導致的理論模型的實際應用問題,行為經濟學實驗是一個比較好的辦法。行為經濟學實驗是在一定的控制條件下,考察相關經濟理論或被試在實驗條件下的行為過程,對理論模型在真實世界中的表現進行驗證或者修正的實驗方法[2-3]。將行為經濟學實驗引入到供應鏈管理中,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解決供應鏈理論模型離管理實踐較遠的問題。通過合理設計的行為經濟學實驗,讓被試以決策者的身份參與到實驗中,對供應鏈管理的理論模型進行重復運用,在不斷地模擬決策中,體會決策結果帶來的利益或虧損,能夠很好地加深被試對供應鏈管理理論模型的理解,知道這些模型的優點和不足,并對這些模型進行適當的修正和補充,為將來解決企業的實際供應鏈管理類問題奠定基礎。
1供應鏈管理中的行為經濟學實驗目標及功能
學者和學生都可利用行為經濟學實驗對供應鏈管理進行研究和實踐,對參加實驗的被試,特別是沒有接觸過企業運營實踐的本科生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作用。在供應鏈管理中引入行為經濟學實驗,主要有以下兩個目標:1)可以檢驗和完善已有的供應鏈管理理論模型。供應鏈管理的理論模型通常都包含有較強的假設,追求數學處理上的方便,用作一般的指導思想比較有效,但是應用于具體的供應鏈管理活動中,模型給出的最優化結果可能并不能實現。引入行為經濟學實驗后,可以對報童模型、牛鞭效應、供應鏈合同等供應鏈理論模型進行驗證,并研究在不確定的環境下,人們的決策行為是否與模型相符[4-5]。2)發展新的供應鏈管理理論模型。如果通過行為經濟學實驗發現,決策結果與理論模型存在顯著的差距,那么可以通過對數據的分析,探討被理論模型忽略的人的行為因素,將決策者的心理因素如公平、信任、損失規避等加入到研究假設中,建立新的更加符合管理實踐的理論模型[6-7]。行為經濟學實驗可以在理論分析模型和經濟實踐活動之間架起橋梁,這是它在供應鏈管理中最大的功能。雖然通過實證研究也可以檢驗這些模型,但是實證研究中的數據來源通常會遇到有效性的問題。比如,問卷調查都是二手數據,即使接近管理實踐,但是很難通過這些數據建立不同變量之間的因果聯系,因為這些數據不能為研究人員進行控制,只能被動地接受[6-7]。但是,在實驗中,可以對價格、成本和需求等比較感興趣的變量水平進行控制,通過實驗數據對決策結果進行分析,找到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檢驗理論的正確性并進行修正。
2供應鏈管理中的行為經濟學實驗設計
2.1實驗的分類設計
為研究供應鏈管理的相關理論模型與管理決策活動的區別,可以通過考察模型中的相關變量來進行。供應鏈管理模型的目標函數通常是最大化利潤或最小化成本,決策變量包括訂購或生產數量、零售價格或采購價格以及相關的合同參數等,行為經濟學的實驗設計要考察在決策過程中,決策者對這些變量的選擇是否符合模型的預測,那么,良好的實驗設計有以下兩種方式。1)演示性實驗。這種實驗只需要一個實驗組別就可以進行,主要作用是演示供應鏈管理中的某種特殊的現象。例如,牛鞭效應是指供應鏈需求的波動從供給端向需求端逐級擴大的現象,為了演示這種現象,可以設計從生產商、批發商、零售商到顧客的4級供應鏈實驗,讓每個被試扮演其中的一個角色,在零售價格、批發價格和需求等其他給定的情形下,為每一次自己下游客戶的需求給出采購數量決策以最小化采購和庫存成本,這種被稱為“啤酒游戲”的供應鏈管理實驗在研究和教學中已經被反復證明和采用。2)研究性實驗。研究性實驗至少需要兩個實驗組別,一個組別為基本組,另一個組別為對照組,對照組的某些實驗條件與基本組有所不同。研究性實驗的主要作用是在某個模型參數處于兩個或多于兩個水平以上時,考察兩個組別被試選擇的決策變量和供應鏈的效益是否符合理論模型,也就是驗證理論模型的正確性,如表1所示。除此之外,研究性實驗還可以通過對兩個組別實驗數據的分析,找出理論模型與實驗結果之間偏差的原因。例如,在批發價合同下,供應鏈管理模型顯示供應鏈上下游在各自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情況下,它們的價格和采購等決策會導致供應鏈的總體利潤低于雙方一體化決策的情形,即所謂的“雙重邊際效應”。但是,在文獻[6]的行為經濟學實驗中,相識和不相識的兩組被試在雙重邊際效應上的表現卻有顯著性的差異,這里不相識的人組成了基本組,相識的人組成了對照組,不同的商品成本、價格或需求成了模型參數的不同水平。文獻[7]建立了一個以公平因素為基礎的供應鏈模型,解釋了在批發價合同下,供應鏈成員之間考慮公平交易的傾向可以協調供應鏈。為了保證模型參數在實驗中保持不變,需要將被試隨機地分配給各個組別和角色。例如,如果一個組全部由大學生或女性組成,那么這種具有特別性質的決策者可能會導致實驗結果的系統性差異,為了避免出現這種錯誤,將每一個參加實驗的被試進行隨機地分配,是一種比較好的解決辦法。
2.2實驗路線設計
供應鏈管理中的行為經濟學實驗的路線設計如圖1所示。整個實驗分為實驗準備、進行實驗和實驗后期3個步驟來進行。在實驗準備階段,理論假設通常來自已有的供應鏈管理理論模型,為使得實驗過程中方便操作,可以對理論模型中的各個參數進行賦值,通過實驗來檢驗模型的決策變量是否符合模型的預測,這些模型預測的結果則可以作為待實驗驗證的理論假設。實驗指導的編寫主要是為了向被試介紹供應鏈管理的背景、實驗的具體內容和流程。現在計算機成為行為經濟學中常用的工具,特別方便于進行實驗控制和數據的收集以及傳輸,所以編寫適合供應鏈管理實驗的計算機程序也很重要。在進行實驗的過程中,首先是要盡量隨機性地分配實驗角色給被試,其次要讓被試熟悉實驗指導書中的相關內容,并在正式開始實驗之前,試做實驗以加強熟練程度,防止實驗過程中出現誤操作。在實驗完畢后,則需要通過對實驗數據進行統計,并驗證理論假設是否成立,在實驗結果與理論模型存在顯著性差異時,對理論模型進行修正。
3有效的供應鏈管理行為經濟學實驗
在設計供應鏈管理行為經濟學實驗時,為了使得實驗的結果真實有效,必須對一些實驗過程中的環節進行精心地設計,避免出現系統性的誤差。
3.1實驗語境
在供應鏈管理的行為學實驗中,通常需要向被試描述實驗的一些基本內容,比如實驗條件、扮演角色和決策順序等,這些文字表達的語境框架應該簡短而中立,盡量不要出現帶有暗示性的話語。比如,在供應鏈管理中經常出現的“供應商”和“零售商”等詞語,可以用“行動者1”和“行動者2”進行替代;做出“定價”“庫存”和“采購”等商業決策,可以用讓被試在一個行動集合中進行選擇來替代。營造簡短而中立的實驗語境,有兩個目的。一是防止被試出現無意識地決策偏差。例如,在考察公平因素對供應鏈上下游決策的影響時,應盡量避免在實驗中使用公平類的詞語,因為這可能會讓實驗參與者在進行決策時會無意識的出現不同的決策行為。另外,不同的研究人員對語義的理解可能不同,所以在實驗中使用簡短而中立的語言對供應鏈管理理論模型的驗證和演示是很適用的。二是簡短而中立的實驗語境更具一般性,可以推廣到其他的實驗中去。
3.2被試
被試將成為在供應鏈管理實驗中進行反復決策的參與者,他們的個人特征將會影響到實驗的結果。最常見的情況是研究者喜歡邀請大學生作為實驗的參與者,與全為企業管理者為參與者的實驗相比,這兩種情況下是否會導致實驗結果的顯著性差異則顯得比較重要。在供應鏈管理的行為經濟學實驗中,大學生被試非常普遍,因為他們都集中于大學校園中,很容易進行招募,給他們支付的報酬也相對較低。研究顯示,大學生和企業管理者分別組成的被試,在實驗結果上并沒有表現出統計學上的差異性,企業管理者在實驗中做出的決策并不比大學生好或差,因此,為實驗方便,可以將大學生作為實驗被試的主要招募對象。
3.3激勵
為了激勵實驗參與者更加認真地對待供應鏈管理實驗,對他們進行酬金獎勵是一個比較好的辦法,而且發給他們的酬金數量應該基于他們在實驗中的績效表現,如實驗完成后的平均成本或平均利潤等。如果被試在實驗中掙到的錢對他們來說有一定的吸引力,那么實驗參與者特有的內在特征就會變得無關緊要,研究者可以基本上確認實驗是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在進行。如果沒有適當的激勵措施,就很難讓實驗參與者將精力集中到實驗中來,實驗的數據和因此得到的結論都得不到保證。
4供應鏈管理的行為經濟學實驗案例
銷售回扣合同是供應鏈管理中的一種協調機制,可以利用行為經濟學實驗來進行證明和修正。它是指零售商售出商品的數量超過給定界限,每超過一單位,上游的供應商就向零售商返還一定的金額。理論模型研究表明,銷售回扣合同可以很好地協調供應鏈。為了證明理論模型的正確性,可以通過下面的行為經濟學實驗來進行。
4.1提出理論假設
在由一個零售商和一個供應商組成的供應鏈中,文獻[8]研究表明,在銷售回扣合同下,零售商的利潤函數為:R(Q|T)=-wQ+pEmin(Q,ζ)+sE(Q-ζ)++uE(min(Q,ζ)-T)+(1)式中,w為批發價格,p為零售價格,Q為零售商的采購數量,s為處理賣不出去的單位商品得到的殘值,u為單位返還金額大小,ζ為隨機市場需求,其概率分布函數為Φ(ζ),T為銷量的給定界限[8]。存在唯一的合同參數組合{w*,T*,u*}協調供應鏈,其中,u*=(w*-c)(p-s)c-s,w*為下式的解:(p-c)∫Qw0ζΦ(ζ)dζ=k-ε(2)T*為下式的解:(p+u*-s)L(Q0)-u*(L(T*)+T*(1-Φ(T*)))=k(3)式中,L(x)=∫0xζφ(ζ)dζ,Qw=Φ-1[(p-w)/(p-s)],Q0=Φ-1[(p-c)/(p-s)],k∈(0,π(Q0)),π(Q0)=-cQ0+pEmin(Q0,ζ)+sE(Q0-ζ)+,ε∈(0,k),且ε足夠小。行為學實驗實驗需要將上述理論模型結果化為一個算例。假定市場需求在[0,100]上均勻分布,c為12元/單位,w為18元/單位,目標數量T與回扣u為決策值,零售商每一期訂購數量Q。未銷售完的貨物當期即作廢處理,殘值s為1元/單位。那么可以得到理論假設為:假設1(理論基準):在銷售回扣合同下,供應鏈的最優訂購數量為59,供應商設定的單位商品返還金額為14.72,銷量給定的界線為43。假設2:與批發價合同相比,銷售回扣合同協調了供應鏈,零售商、供應商和供應鏈的利潤都會增加。
4.2實驗
1)被試的招募。在進行實驗前,可以在大學校園中招募大學生作為被試,或者讓參加供應鏈管理課程學習的學生作為被試。隨機地將兩個人組成一組,一人扮演零售商,一人扮演供應商。2)進行實驗。讓他們先進行批發價合同的實驗,然后再進行銷售回扣合同的實驗。在每個實驗中,應先進行5輪實驗,讓學生熟悉決策規則,然后正式開始實驗。在批發價合同中,供應商對批發價格進行決策,零售商對采購數量進行決策,然后隨機的市場需求也開始實現,這時可以計算零售商、供應商和供應鏈的整體利潤;在銷售回扣合同中,零售商決定采購數量,供應商決定返還的單位商品金額,然后隨機的市場需求也開始實現,參與各方的利潤也馬上得到計算。在兩個實驗中,商品的市場需求分布、生產成本、零售價格、殘值等實驗參數都是相同的,與4.1節中的數值保持一致,每個實驗都將進行40輪。在實驗前,應將撰寫好的實驗指南發給學生,詳細說明銷售回扣合同的運作機理,以及上述實驗規則。3)激勵。根據每個零售商和供應商的實驗結果,按照他們在每個實驗中40輪的平均利潤水平與理論最優結果的比例,對他們進行獎勵,發放給每位參與者一定數額的人民幣。
4.3驗證假設與模型修正
收集得到的實驗數據,對4.1節中的理論假設進行驗證。可以利用SPSS等軟件和統計推斷的方法,驗證在銷售回購合同中,供應鏈訂購數量的均值是否等于59,供應商設定的單位商品返還金額是否為14.72,銷量給定的界線是否為43;還可以驗證第二個假設,即銷售回扣合同下的供應鏈利潤水平是否比批發價合同高。如果假設都得到驗證,那么表明銷售回扣合同的理論模型與管理實踐一致;如果假設沒有得到驗證,則表明銷售回扣合同的理論模型和管理實踐之間存在差距。為找出這種差距存在的原因,需要對銷售回扣合同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并再次設計合理的行為經濟學實驗,證明分析中找到的影響因素,并將影響因素加入到模型中完成對模型的修正。
5結束語
供應鏈管理中引入行為經濟學實驗,不僅對供應鏈管理理論模型進行驗證并修正,還可以讓學生在學習中熟悉供應鏈管理的實踐情況,逐漸在供應鏈管理的教學和研究中得到廣泛的應用。為使得供應鏈管理的行為經濟學實驗結論真實可信,需要對實驗進行有效的設計,規劃合理的實驗路線,在實驗語境的選擇和設定上要盡量地簡短而中立,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招募大學生作為實驗參與者,并在實驗過程中對實驗參與者進行合理的酬金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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