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職業教育的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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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關于職業教育的政策范文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財政廳（局）、地方稅務局，財政部駐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
經研究，現對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以下簡稱“三稅”）實行先征后返、先征后退、即征即退辦法有關的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政策問題明確如下：
對“三稅”實行先征后返、先征后退、即征即退辦法的，除另有規定外，對隨“三稅”附征的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一律不予退（返）還。
第2篇：關于職業教育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高等職業教育發展 政策 回顧與前瞻
【中圖分類號】G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3）01-0012-02
一、政策與高職教育發展的關系
中國高職教育20多年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高職教育的發展狀態與高職教育政策的演替密切相關。不同時期的高職教育政策都是根據當時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需求以及高職教育發展的形勢和需求提出的，高職教育的發展對政策有著高度的依賴性。
二、不同發展階段政策的文本及特征
廣東高職教育經歷20多年的發展歷程，在中央政策的指導下，為廣東高職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健康、積極的政策環境。筆者梳理了國家和廣東省政府在不同階段制定的政策文本，發現不同發展階段政策文本有著不同的核心內容，體現了不同的價值導向。
（一）起步階段的政策文本及特征（20世紀80年代-1990年）
為了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1983年頒布的《國務院轉批教育部、國家計委關于加速發展高等教育的報告》提出地方、企業等多方面辦專科教育的實施意見，在國家宏觀政策的引導下，廣東省政府于1983年頒布了《關于努力開創我省教育事業新局面的決定》，提出“必須加快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大力發展廣播電視大學等，不斷提高教育質量，培養各種專門人才”；1985年頒布的《貫徹的意見》指出“要調整高等教育結構和層次比例，加快專科教育的發展，擴大招生規模，逐步改變大學本科生和專科生比例不合理的狀況。
（二）低速發展階段的政策文本及特征（1991年-1998年）
1991年頒布的《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決定》和《關于加強普通高等專科教育工作的意見》是首次以職業技術教育為主題頒發的政策文件，標志著國家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心。在中央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精神指導下， 1997年，廣東省政府頒布了《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粵府[1997]87號），提出積極發展高等職業學校教育。
這一階段中央政策涉及的內容逐步廣泛，對辦學途徑、辦學方向、辦學特色、辦學效益都有了明確的目標要求，增加了“內涵發展”、“產教結合”、“企業、行業積極參與”等符合高職教育規律的核心文字。
（三）快速發展階段的政策文本及特征（1999年-2004年）
1999年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明確提出“高等職業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2000年教育部制訂的《關于加強高職高專教育人才培養工作的意見》，開啟了教育部注重高職教育人才培養質量、強調高職教育的內涵建設的新建設階段。
在中央政府積極推進高職教育的規范發展和規模發展的政策指導下， 2004年廣東省教育廳為進一步明確高職高專教育人才培養目標，以就業為導向，根據市場和社會需求，深化高職高專教育教學領域改革，推動我省高職高專教育改革與發展，頒布了《關于以就業為導向深化我省高職高專教育改革的意見》、《廣東省高職高專教育改革和實踐工程》，開展高職高院校人才培養水平評估工作，推動我省高職高專教育教學改革向縱深發展，提高辦學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
這一時期中央及廣東省頒布的高職教育政策逐漸增多，時間間隔越來越短，文本內容更多強調將高職教育作為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主要力量，摸索中國的高職教育發展規律，有步驟地進行符合中國國情的高職教育改革，重點關注高職教育的制度建設方面，探索高職教育新的管理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培養知識經濟時代需要的高技能人才。政策文本出現 “雙證書”、“雙師型教師” 、“內涵發展”、“示范建設”等突出高職教育職業性特色的字樣，此階段政策文本特點是內容進一步詳實，可操作性強，對高職教育的發展和高職院校的建設發展有著清晰的指導意義，并將高職教育的發展主題逐漸轉移到質量和效益上。
（四）穩健發展階段的政策文本及特征（2004年以后）
自2004年《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全面開展高職高專院校人才培養工作水平評估的通知》下發后，標志著我國高職教育發展加強內涵建設、提高教育質量的新階段正式到來。隨后頒布的《教育部關于進一步推進高職高專院校人才培養工作水平評估的若干意見》、、《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教育部財政部關于實施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加快高等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意見》、《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若干意見的通知》、《教育部關于印發的通知》（新方案）、《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等政策文件明確高職教育實以就業為導向培養適應崗位需求的高技能人才，要求全國高職院校積極改革人才培養模式，強調技能訓練指導高職教育，大力推進示范性高職院校建設，以期帶動高職教育整體教育質量的提升。
2006年廣東省政府為加快廣東省職業技術教育發展，推進經濟強省、教育強省、人才強省建設，頒布了《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決定》，提出了“完善政府主導、依靠企業、充分發揮行業作用、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公辦與民辦共同發展的多元化辦學格局。到2010年全省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在校學生達65萬人以上，招生規模占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50%以上，積極探索發展高層次技術應用型人才教育。”2007年頒布的《關于進一步提高廣東省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意見》提出“深化高職高專院校教育教學改革，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提高人才培養質量，通過實施《廣東省職業技術教育綜合改革推進計劃》，建立具有鮮明特色的職業技術教育人才培養新體系，探索適應現代企業崗位實際需要的人才培養新模式，制定和完善職業院校人事制度及師資培養培訓、校企合作辦學、招生就業、管理體制與模式等相關政策和制度，為我省職業技術教育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保障。實施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項目，打造高等職業教育品牌，選擇20所左右辦學理念新、辦學條件好、特色鮮明、改革成效大、教育質量高、社會認可程度高、畢業生就業率高的職業技術學院作為省級示范性建設職業技術學院，帶動全省高職高專院校加強建設，推動我省高等職業教育適應地方經濟發展需要，培育高職教育優質資源。”2009年廣東省教育廳和財政廳頒布了《關于實施廣東省高等學校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的意見》，提出了“特色專業建設與人才培養方案調整優化計劃、精品課程建設與教學內容改革計劃、教學名師和教學團隊高水平隊伍建設計劃、實踐教學改革與創新計劃、應用型人才培養改革計劃、質量保障與服務支撐體系建設計劃”，希望全方位提升高等教育質量，滿足知識經濟時代人才需求。
這一時期的高職教育政策文本不僅提出明確的發展目標、人才培養目標以及培養規格的要求，更注重實現目標的配套措施的制定。
三、新形勢下廣東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政策前瞻
（一）拓展高職院校辦學自
隨著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推進，高校辦學自已成為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擴大高職院校辦學自就是讓學校本身發揮主體作用，利用內部和外部條件，充分調動教師和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形成一個自由、寬松、嚴謹的學術研究和內部管理環境，以便更好地提高高職院校的教育質量、管理水平和學術水平。廣東省作為經濟改革的前沿陣地，充分認識高職教育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積極探索高職院校在招生、專業設置與調整方面的辦學自。2007年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作為全國首批28所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開始實行單獨招生試點工作，2012年有單獨招生資格的高職院校增加到18所；2010年選取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順德職業技術學院等15所高職院校開展中高職銜接對口自主招生試點工作，受到社會、家長和學生的一致好評。
（二）深化校企合作，引導企業投資辦學
推動服務業大發展是“十二五”期間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重點，現代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為我國實現產業升級、調整產業結構提供了新機遇。技能型人才供應不足且結構不合理，仍是制約我國服務業發展的突出問題。職業教育要為服務貿易人才培養作出新貢獻，必須堅持走“產教結合、校企合作”的路子。廣東省經濟要實現轉型，必須充分發揮教育引領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在政策法規上制定行業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法律責任和激勵機制，充分調動行業、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責任感和積極性，以“消費者導向”為辦學指導方針，實現學校和企業雙贏的局面。
（三）進一步完善職業教育體系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大力發展的方針，轉變職業教育自身發展方式，把提高質量和促進公平作為改革發展的重點；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推進教育教學改革；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實行工學結合、頂崗實習的人才培養新機制”，并明確要到2020年形成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升級要求，體現終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協調發展的職業教育體系。
參考文獻：
[1]陳亞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政策文本分析[J].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6
[2]王應密.我國高職教育政策時間的進程分析與反思[J].當代教育科學.2008
第3篇：關于職業教育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民族地區；民族職業教育；民族政策
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55個少數民族達到1億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8%，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地區占國土總面積的64%，漢族地區僅僅占國土面積的36%。①發展民族職業教育，以此促進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推動各民族優秀文化的傳承，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戰略選擇。深化教育改革是我國現階段改革基本思路之一。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表示，發展職業教育是實現國家發展的一項重要戰略選擇。“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我國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奮斗歷程是中華民族強大凝聚力和非凡創造力的重要源泉。我國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希望學校繼承光榮傳統，傳承各民族優秀文化，承擔好立德樹人、教書育人的神圣職責，著力培養造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合格建設者和接班人。”②
通過大力發展民族職業教育，首先，能夠提高少數民族公民的素質，使少數民族人力資源得到長足發展，從而促進民族經濟的發展。其次，近年來雖然國家出臺了少數民族優惠政策，并取得了顯著成績，卻未能真正滿足民族地區民眾的教育需求，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教育結構與民族地區的特色經濟結構脫節，民族地區急需的專業人才嚴重缺乏。所以，因地制宜的發展民族職業教育，能更好的解決民族地區的這一問題。第三，職業教育將對民族的現代化產生重大的影響。③
一、民族職業教育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現階段，我國民族職業教育發展仍然困難重重。民族職業教育政策的立法和執法缺失，民族職業教育的發展缺乏法律保障。我國現階段的民族職業院校主要以中等職業院校為主，培養層次低，嚴重限制了民族職業教育的發展。民族職業教育仍是低效教育。在目前我國的民族職業教育領域，嚴重缺乏高學歷并且專業技術過關的師資力量。
（一）民族職業教育政策的立法和執法缺失，民族職業教育的發展缺乏法律保障。
近幾年來，鮮有關于民族職業教育的政策的出臺。就已經出臺的法規來看，也多是原則性和宏觀性的政策指導，缺乏可操作性。落實到各個省份也出現配套政策太過籠統，不利于實際操作的情況。而且，由于對宏觀政策的理解不同，各省、市相關部門也出臺了不同的配套政策，導致執行困難。
（二）我國現階段的民族職業院校主要以中等職業院校為主，培養層次低，嚴重限制了民族職業教育的發展。
在我國現有的民族職業院校中，主要以中等職業院校為主，培養層次低。中等民族職業教育沒有相應的高等民族職業院校（專科層次或者本科層次）做銜接，導致很多民族職業院校成了“斷頭教育”。不僅沒有相應數量的專科層次民族職業教育做銜接，更是鮮有本科層次或者更高層次的教育做銜接。這樣的辦學模式不利于民族職業教育的長足發展。
（三）民族職業教育仍是低效教育。
由于民族職業教育教育層次、教學體系、教學內容等自身因素，導致民族職業教育和當地的普通高校教育形成鮮明的差距。教學方式傳統，還是以學校教育為主，和民族企業缺乏長期有效的合作與交流。
（四）在目前我國的民族職業教育領域，嚴重缺乏高學歷并且專業技術過關的師資力量。
從我國現有的民族職業教育師資力量來看，老師隊伍存在學歷不高、專業技術不過關，知識和技術與社會脫節的情況。師資隊伍的建設時搞好民族職業教育的關鍵，但是現實情況是在該領域，鮮有學歷層次高或者學位高又有精湛技術的老師，這給民族職業教育的發展造成嚴重的瓶頸。
二、結合上述分析，針對新形勢下我國民族職業教育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建議。
（一）按照我國《憲法》第十九條：“國家舉辦各種學校，發展職業教育。”的要求，進一步將已有政策制度化，更好的貫徹國務院有關民族職業教育的有關政策。
各級政府可以通過多種形式，將已有的各項國務院決定、意見等政策具體化，明確對民族職業教育的特殊政策，以及具體實施意見，明確哪些職業教育政策、民族教育政策可以在民族職業教育領域適用。各級政府也應汲取民族職業教育多年來積累的成熟做法，將之上升為法律解釋。貫徹各項政策，在嚴格遵守國務院及各部位規章制度規定的情況下，依據《憲法》的精神和基本規定，從實際出發，妥善制定好各項配套制度，并且加強各級監督，以確保現有法律和政策的實施。
（二）大力發展和改革民族職業教育，實現民族職業教育的多層次化。
依據國務院和各部位的相關規定，我們應該在進一步完善現有民族中等職業教育的基礎上，大力大戰更高層次的民族職業教育。現在我們的做法是鼓勵創辦“全國職業院校民族文化傳承與創新示范專業”，加強民族中等職業院校的教育。但是這還遠遠不夠。第一，要對現有的民族職業院校的教學方式、教學理念進行認真梳理，逐步和現代辦學理念接軌。第二，也要解決民族職業教育經費投入不足，落實不到位的現狀。第三，要加快高層次民族職業院校的建設，讓民族職業教育能得到高層次、長時期的有效發展。
（三）實現民族職業教育從“低效教育”到“高效教育”的轉變。
第一，從教育本身來看，要加大向學生傳授能夠切實有效地應用于現實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知識和技能的教育。特別是對于條件艱苦、經濟不發達的民族地區來說，現在的民族職業教育不被關注，主要是因為接受民族職業教育后，不能達到有效就業的目的。但是，重新審視這個問題，應當說，大多數家長不是反對民族職業教育，而是反對脫離生活實際需要的低效教育。
（四）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形成一支高素質的集專業理論與實踐技能于一身的教師隊伍。從長遠來看，為了民族職業教育的發展，我們還要努力培養一批民族職業教育教師隊伍，這也是一項長遠而艱巨的任務。我們應該堅持職業學校教師的定期崗位培訓制度，促進已有的民族職業院校老師提高自身學歷，同時進修本專業、本行業的新知識、新理論、新技能、新工藝，擴大視野，開拓思維；應該分期分批地安排專業課教師參加本行業的技師或高級工程師等級鑒定并獲得相應的證書，從而改變目前職業學校教師隊伍學歷層次低，動手能力差，結構不甚合理的狀況，是保證民族職業教育今后高質量發展的重大對策。（作者單位：1. 西北民族大學；2. 蘭州市公安局）
注解
①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5年2月28日發表的《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白皮書中提到。
②在于2013年10月1日給中央民族大學附屬中學全校學生的回信中提到。
③常永才.民族職業教育的重大價值[J].民族教育研究，1997（3）
參考文獻
[1]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國發[2002]16號）.
[2]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國發[2005]35號）
[3]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06]16號）
[4]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5年2月28日發表的《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白皮書
[5]姜大源.中國職業教育發展與改革：經驗與規律[J].職業技術教育，2011（19）
第4篇：關于職業教育的政策范文
摘要：河南省中等職業教育“十五—十一五”期間發展調研。河南省中等職業教育的規模發展迅速；中等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不斷創新與完善；中等職業教育的辦學條件與內涵建設得到優化；中等職業教育的教學改革與提高質量任務艱巨。本文是承擔河南《中等職業學校教學改革與研究》科研課題的基礎篇，課題編號（082400451680）。
中等職業教育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和教育工作發展戰略的重點之一；是推動經濟發展，促進就業，改善民生，服務三農，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途徑；是緩解勞動力供求結構矛盾的關鍵環節。河南是農業大省，人口大省，教育大省，要推進中原經濟區發展，大力發展中等職業教育尤為重要。現就河南省2001年至2010年中職教育十年發展情況調研如下。
2001年至2010年十年之間，國家及河南省政府對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得到了各級政府的重視，促進了河南省中等職業教育的快速發展。
一、國家關于發展職業教育的政策密集出臺
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等職業學校與高等院校執行招生并軌政策和薄弱普通高中換牌改制職業學校，政府投資不到位，職業學校辦學條件差等因素，導致全國的中等職業教育出現了低潮，中職學校招生困難，就業不暢，規模下降。
2002年，國務院召開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印發了《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明確了“十五”期間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目標任務，強調要從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高度，大力推進職業教育的改革與發展。2004年，經國務院批準，教育部等七部門召開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印發了《教育部等七部門關于進一步加強職業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見》；2005年11月國務院再次召開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印發了《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之后，河南省人民政府制定了《貫徹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的實施意見》(豫政[2003]18號)。政府提出了調整高中階段教育結構比例宏觀調控的措施，規定各地在加快發展高中階段教育的過程中，要確保中等職業教育招生數不低于50%，即普高與中職在校生比例為1:1。
“十五”——“十一五”期間，國家、省市政府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投入，先后實施“縣級職教中心建設項目”、“職業教育實訓基地建設項目”、“高水平示范性中等職業學校建設計劃”等項目。教育部和財政部印發了《教育部、財政部關于完善中等職業教育貧困家庭學生資助體系的若干意見》和《中等職業教育貧困家庭學生國家助學金管理辦法》兩個文件，對城鄉低收入家庭的中職學生實施學費減免政策。2010年出臺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
一系列發展職業教育的舉措，使我國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進入了新的發展戰略機遇期。河南省教育廳開展中等專業學校教學質量評估，推進了中等專業學校的結構優化和內涵發展。一批示范性公辦、民辦中等專業學校、示范性縣級職業教育中心成為中等職業教育的骨干，拉動中等職業學校教育規模迅速擴大、教師隊伍建設成績顯著、教育質量和辦學水平整體提升、教學改革強力推進、縣級職教中心形成規模，民辦中職學校異軍突起。
二、中等職業教育的規模發展迅速
1．中等職業學校的校口數多于普通高中教育。2001年河南省的普通高中有819所，2004年達到909所，2006年達到頂峰955所，到2008年的908所，2010年降為825所，2011年為792所。
中等職業教育學校：2001年921所，2006年上升為1023所，2007年-2010年依次為1116、1173、1180、1130所，2011年961所。僅從校口數分析，普通高中的高峰期在2005-2007年，中等職業學校的高峰期為2008-2009年。
2．中等職業學校招生增幅高于普通高中。2001年河南省普通高中招生37.63萬人，中等職業學校招生29.98萬人；2005年普通高中招生69.99萬人，中等職業學校招生50.71萬人；2007年普通高中招生70.57萬人，中等職業學校招生65.51萬人；2009年普通高中招生64.5萬人，中等職業學校招生73.11萬人，首次超過普通高中招生量；2010年普通高中招生62.85萬人，中等職業學校招生72.47萬人；2011年普通高中為64.63萬人，中等職業學校為68.02萬人。普通高中年招生的增長期為2004-2007年，中等職業學校招生從2002到2009年之間以近6萬人／年的速度增加。河南省人民政府貫徹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的實施意見豫政〔2006〕20號中指出：“到2010年，中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達到60萬人，與普通高中招生規模大體相當”。實際招生數比這個目標高出20.8%。
從下圖中可以看出，中等職業學校的招生保持強勁的增長態勢，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數在2007年以后處于明顯的下降態勢。盡管初中生升學率增長較快，以2010年數據比較，升學率也只接近80%，還有20%的學生沒有升學，一是走入社會，二是回初中復讀。
3．中等職業教育在整個教育事業中發展較快
河南省各類學校在校生人數從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中呈現出不同的變化態勢，揭示出諸方面的問題。
第5篇：關于職業教育的政策范文
應該說，近年來，特別是“十一五”以來，我國通過實施職業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建立教師企業實踐制度、加強培養培訓體系建設、廣泛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等一系列舉措，使職業教育師資隊伍建設取得了長足進展。
2011年末，教育部專門召開職業教育師資工作會議。這一年，《教育部、財政部關于實施職業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的意見》《教育部關于“十二五”期間加強中等職業學校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完善職業教育教師培養培訓制度的意見》等多份專門針對職業教育師資工作的文件出臺。2012年，《國務院關于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強調加強職業教育教師隊伍建設。今年，教育部辦公廳、財政部辦公廳又聯合下發職業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3個項目管理辦法。離“十二五”期末只有兩年時間，如何讓這些文件精神真正“落地”，如何順利完成“十二五”目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任務。這其中，尤為要關注三點。
一是數量。按照《教育規劃綱要》提出的目標，2020年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在校生將分別達到2350萬人、1480萬人。滿足職業教育辦學規模擴大的需要，必須要加快補充教師數量。而目前職業院校生師比都在20∶1以上，在各級各類教育中最高，顯然偏離了人才培養的規律和要求。
第6篇：關于職業教育的政策范文
一、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的價值分析
借鑒劉復興教授提出的教育政策價值分析的三維模式[4]，筆者從價值選擇、合法性、有效性等三個價值向度的視角對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進行了價值分析，以便我們進一步了解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要表達的價值訴求。
(一)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的價值選擇
價值選擇表達著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時追求的目的與價值。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本身代表著政府對于職業教育信息化發展的一種價值選擇。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價值選擇主要體現在促進信息技術與職業教育的深度融合和提高技能人才培養質量兩大方面：
1.職業教育數字校園建設有助于促進信息技術和職業教育的深度融合
如何促進信息技術和職業教育的深度融合，是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職業教育數字校園建設和應用有助于促進信息技術和職業教育的深度融合，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1)促進職業教育資源與信息技術的融合。數字校園建設使得職業教育資源內容非常豐富，不僅包括課堂基礎理論知識的教學資源，也包括實訓的教學資源。同時，職業教育數字資源來源也十分廣泛，既可以引入國外優秀數字教學資源，也可以共享國內優質數字教育資源。(2)促進職業院校管理服務和信息技術的融合。職業院校管理服務的信息化解決了過去傳統的管理方式和教學科研模式中不能滿足學校用戶個性化需求以及管理中人力成本和時間成本浪費的問題，有助于學校管理實現各部門信息共享和及時了解各方需求，從而使學校各個環節有序且高效地運行。(3)促進教學與科研服務和信息技術的融合。教學和科研是學校最主要的任務，是學校教育質量的重要指標。職業教育數字校園建設有助于教學和科研與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促進教學和科研一體化協同發展。(4)促進社會服務與信息技術的融合。職業院校不僅要完成學歷教育教學任務，也要承擔校外技能培訓。職業院校實現信息化管理也能為職業教育人才預警，職業教育就業狀況以及專業調整提供準確的數據統計。
2.職業教育數字校園建設有助于提高技能人才培養質量
提高教育質量一直是我國教育改革的重點任務。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有助于促進信息技術同職業教育的深度融合，推動職業院校管理、教學科研不斷地創新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使職業院校培養的技能人才在學習能力、實訓以及信息化能力方面得到了實質性的提高，使得學生從職業院校教學和實訓質量改革中成為真正的受益者。具體來說，通過職業教育數字校園建設與應用，有利于技能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有利于提高教學質量。職業教育數字校園建設使得教師可以通過信息化管理服務更好的安排教學、科研計劃和完成教學、科研任務；學生則不僅可以在學習中根據自身需求選擇學習內容和學習方式，而且平時校園生活更加方便和豐富多彩。(2)有利于提高學生實訓質量。一些崗位因為自身的特殊性，在職業院校進行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和不可操作性。通過數字校園建設提供的實訓數字平臺不僅可以更好地指導和監控學生實訓的過程和效果，也可以通過實訓模擬軟件實現高危險性崗位的模擬訓練。(3)有利于提高學生的信息化能力。數字化校園建設使得職業院校學生不僅能夠掌握一定的信息化基礎知識，而且可以使用信息化設備和同自身職業發展相關的軟件，運用信息技術解決問題和提高能力。
(二)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指政策的價值選擇要符合某些在社會范圍內被廣泛承認、接受和遵守的普遍性規則、規范。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的合法性體現在其實質內容和決策實施過程都符合當前我國教育改革和社會發展普遍追求的教育公平原則和“以人為本”的理念。
1.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則
促進教育公平一直是我國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則。我國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一直致力于實現職業教育均衡發展和堅持公平性原則，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加強了職業教育資源的配置均衡。如何對待教育弱勢群體，實質上反映了教育政策和教育過程中對教育平等理念的深層解讀和價值取向[5]。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有助于各區域之間、學校之間、群體之間優質職業教育資源配置達到基本均衡。職業教育發展落后地區師生可以接受更優質教學資源，提升教學質量，培養高技能人才，從而帶動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提升經濟落后地區的經濟競爭力。政府出臺相關文件一方面積極建設職業數字資源庫，另一方面扶持落后地區職業教育數字校園信息化基礎設施完善，從而幫助落后地區發展職業教育，提高職業教育質量。總體來說就是要統籌城鄉職業教育數字化校園發展和區域職業教育數字化校園發展。2014年，中央財政投入18.49億元，支持西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基礎能力建設項目153個[6]。同時，鼓勵更多的企業和教育基金參與到中西部落后地區信息化基礎建設，例如香港華夏基金會職教項目，從1982年以來一直致力于扶持中西部地區職業學校基礎建設發展。(2)擴大了職業教育的受眾人群。職業教育公平也體現在保證職業教育受教育者教育權利公平、接受職業教育機會均等方面。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注重遠程教育發展和優質數字資源庫建設，并強調國家可以購買職業院校優質教育資源，免費向公眾開放，這不僅擴寬了職業教育的覆蓋面，而且也擴寬了職業技能人才的培養渠道，特別是對于很多愿意繼續接受教育的青年，使他們有機會接受優質的職業教育資源，使他們都能在公平的教育環境下進行職業發展。(3)促進公平和效率協同發展。在教學和科研方面，數字校園方便教師和學生及時獲得優質職業教育資源，提高了科研和教學的效率。在職業院校管理方面，數字校園信息化管理提高了教務管理、學生管理、后勤管理以及決策管理的工作效率。一方面，保證了信息的及時性，有利于各部門及時傳遞相關有用信息，從而方便管理者掌握最新的院校信息；另一方面信息技術方便各種信息整合和科學分析，為職業院校決策者更有效的管理提供強有力的支撐。職業教育數字校園在促進提高效率的同時，也保證了教育的公平性。數字資源擴大了職業教育的受眾人群和地區，信息化管理也使職業院校的各項管理更加公開化和透明化。
2.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
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一直致力于為每一名學習者提供個性化學習、終身學習的信息化環境和服務。可以看出，這項工作方針正是體現了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通過職業院校數字校園建設和應用去創造更有利的條件去激發人的價值和潛能。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的實質內容體現出“以人為本”的理念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重視每一個受教育者。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不僅關注接受職業教育的學歷教育的學生，也體現出十分關注非學歷受教育者的接受教育的權利。截至2013年底，各級各類非學歷教育畢業學生達到6000余萬學生，注冊學生接近5600萬[7]。可以看出，非學歷教育學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習群體。職業教育通過數字校園建設和應用，開放職業院校的優秀職業教育資源供非學歷學習者學習，也可以通過數字校園建立的學習平臺，讓更多的非學歷學習者參與到職業教育中。(2)尊重接受職業教育者的個性化發展。通過職業教育數字校園學生可以選擇靈活自主的學習方式學習，選擇適合自己職業發展的個性化學習方式。鼓勵在校學生通過自主學習，完備自身職業技能素養，利用業余時間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知識和技能，增加自身的知識和技能儲備。數字校園也為在職人員提供了自主學習的平臺，通過遠程教育培訓，根據自身職業需求，補充職業所需知識和技能，從而更好地完成本職工作，提高自身職業發展競爭力。(3)促進職業教育教師的專業發展。“以人為本”的理念不僅體現在對受教育者關注，也體現對于職業教育全體教師的關注。職業教育數字化校園政策對于職業教育教師的專業發展的內涵、過程和途徑都有了進一步的擴展。隨著數字校園的建設和應用的不斷完善，數字校園為教師專業發展提供了更寬廣的平臺，通過信息技術對教師教學和科研模式的變革與發展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方法，同時有利于滿足不同層次專業水平教師對于專業發展的需求。
(三)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的有效性
教育政策有效性取決于政策過程中是否有效地實現了政策目標到政策結果的轉化[8]，即應然價值與實然價值之間的高度一致性。教育政策的應然價值即教育政策“應該實現怎樣的價值”，教育政策的實然價值即教育政策“事實上實現了怎樣的價值”，它是對教育政策的價值評價和價值選擇的結果，是評價和選擇結果的體現[9]。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有效性體現在政策應然價值與實然價值的高度一致性。雖然我國職業教育數字校園建設開展較晚，但是通過政府和職業院校的不斷努力，已經為職業教育數字校園發展做出了有效的實際行動。我國政府對于職業教育數字校園建設與應用非常重視，通過加大政府財政投入和完善相關政策文件，在數字校園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數字資源庫建設以及教師信息化能力建設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我國實施數字校園政策以來，國家對于職業院校的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大投入力度。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底，全國中等職業技術學校配備各種用途計算機2990717臺，其中用于教學的計算機2497229臺。相比2005年全國中等職業技術學校用于教學的計算機1660494臺，有了顯著提高[10]。同時，政府部門將職業院校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列入對學校綜合考核的重要指標之一，積極建設職業教育數字校園示范校，從而帶動職業教育數字校園建設和應用水平的整體提高。我國職業教育專業數字資源庫建設自2010年啟動實施以來，中央財政已累計投入3.1億元，支持建設了56個國家級專業教學資源庫，已經建成各類多媒體資源30.2萬余條，資源總量4.70T，注冊學員38萬余人，累計訪問量超過7000萬人次，已有27個項目通過國家驗收[11]。國家職業教學資源庫的不斷發展不僅幫助我國職業院校間共享優質職業教育資源，也有利于在職員工更好地跟進行業技術發展趨勢，滿足學生個性化學習和終身化學習的需要。職業教師信息化能力應用水平及應用信息技術促進教學模式的改變，已成為教師考核的重要依據。隨著信息技術和職業教育的深度融合，職業教育教師需要不斷的學習和掌握新的教育信息化知識和技能，利用信息技術創新教學和科研模式。自2010年開始舉行的全國職業院校信息化教學大賽，通過信息化教學設計、課堂教學、實訓教學，網絡課程等方面的比賽，對促進職業教育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的提高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價值實現中政府、市場和學校關系的重構
我國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體現了促進信息技術和職業教育的深度融合和提高職業教育質量的價值選擇，并且該政策具有較高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作為開放系統的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的價值實現，需要處理好與外界環境的溝通與交流，政策價值的實現也會受到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環境改變的影響，價值實施主體應該適時地調整發展規劃，處理好職業教育數字校園價值系統內政府、市場和學校的關系，從而更好地實現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價值。借鑒伯頓•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統》一書中提出的關于“國家、市場和學術權威”的三角協調圖，我們構建了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價值實現中政府、市場和學校的關系模式。模型中的實線部分表示主體之間的資源聯系機制，虛線部分表示非資源聯系機制。市場機制作為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主要標志，處于政府機構、數字校園研發企業和產品供應商和職業院校的中間。圖中I部分，是由政府機構、市場和數字校園研發企業和產品供應商構成的三角形。其中實線部分是政府調節市場，市場引導數字校園研發企業和產品供應商的運行機制。虛線部分是政府同數字校園研發企業和產品供應商兩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例如，2015年1月，教育部制定和了《職業院校數字校園建設規范》來指導數字研發企業和產品供應商建設數字校園。圖中的II部分表示政府與職業院校之間的相互關系。其中實線部分表示政府與學校之間的資源聯系機制，主要指政府向學校投資的方式和管理方式。政府與學校之間的虛線表示兩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政府對學校的管理還要運用法律和政策導向等市場手段管理學校。例如政府對職業院校數字校園建設進行監管和評估。圖中的III部分表示職業院校與數字校園研發企業和產品供應商之間的相互關系。其中實線部分主要反映職業院校與校園研發企業和產品供應商之間的資源配置方式，要通過市場來實現資源的雙向配置。學校與校園研發企業和產品供應商之間的虛線部分，表示他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模型表示的是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價值實現中政府、市場與學校之間的關系的理想狀態。作為開放性系統，不能將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價值實現的邊界當作一個靜態的“硬殼”，而應將其視為一張動態的“篩網”，根據環境的變化過濾對該生態系統有害的要素，納入維持該生態系統平衡的良性要素。在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價值實現過程中，政府應該格外需要把握好實現原則，通過監督和評價機制對職業院校數字校園建設和應用進行管理。對于企業的管理，政府通過市場調節，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活職業教育數字校園研發和投入市場主體的活力，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從而更好地實現數字校園政策的價值以及維持政策價值實現的生態系統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三、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價值實現的策略
基于上述對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價值實現中政府、市場和學校三者關系的重構，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價值的有效實現，還需要政府進一步完善以下政策實施策略。
(一)政府應建立職業教育數字校園實驗校，引領數字校園的建設與發展
政府通過建立一批在職業教育數字校園政策指導下的實驗學校，可以更好地推廣和落實數字校園政策，并起到對數字校園建設的輻射示范作用。在數字校園實驗校的建設過程中要考慮到職業教育數字校園實驗校遴選不是追求數字校園建設各個方面都優秀的，而是選出有特色的、具有代表性的數字校園實驗校，從而帶動更多的職業院校數字校園發展。實驗校的建設不僅僅是選出有特色的學校，而且要進一步指導和評估學校數字校園的發展，從而帶動更多的職業院校數字校園發展和提高。職業教育數字校園實驗校可以借鑒基礎教育數字校園示范校評選的成功經驗，但是要意識到職業教育和基礎教育的不同，從而更好地建設職業教育實驗校。
(二)政府要發揮企業在促進職業教育數字校園發展中的作用
職業教育數字校園建設不僅僅是政府相關部門和職業院校的努力，也需要社會多方面協助政府和職業院校共同建設好數字校園，其中尤其要發揮數字校園研發企業和產品供應商在職業教育數字校園建設中的作用。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的重要形式和有效途徑，所以職業教育數字校園的發展離不開同職業院校校企合作辦學企業的密切合作。企業可以通過參與數字校園建設投資、職業教育數字資源建設、院校信息化管理建設以及提升教師信息化能力等方面的合作，從而提升數字校園建設的效率，擴展數字校園的業務功能，最終為實現建設具備高水平管理和高效率特征的數字校園而努力。
(三)政府應進一步轉變投入方式，有效發揮市場作用
在職業教育數字校園建設過程中，政府要積極改變以往主導建設投入的模式，而是更多地發揮市場在數字校園建設中的作用。政府可以出臺相關政策鼓勵數字校園建設過程中引入公私合作伙伴關系機制。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簡稱PPP模式)是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中一種優化項目融資與實施模式，是一種參與雙方“雙贏”或“多贏”為合作理念的現代融資方式[13]。政府在數字校園建設過程中，應該更多地發揮過程中管理、監督以及后續評價的職責。在我國職業院校數字校園建設中采用PPP模式有利于轉變政府部門的職能和減輕財政關于數字校園建設的負擔，進一步促進了職業教育數字校園建設的投資主體多元化，同時也有利于參與職業院校數字校園建設的各方利益團體達成共同目標。
四、結束語
第7篇：關于職業教育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雙主體”；辦學模式
中圖分類號：G719.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0845（2013）04-0057-02
改革開放后我國職業教育在黨和政府的重視、地方政府的配合和經費投入不斷加大的情況下目前已取得了很大的發展，目前職業教育已經成為支持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但是，盡管職業教育近40年已經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但從總體上看，目前我國職業教育在辦學條件上仍比較差，專業設置不合理、校企合作不到位、師資力量薄弱等仍是我國職業教育在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走“雙主體”辦學之路是一條有效途徑，所以本文擬就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雙主體”辦學模式進行探討。
一、何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雙主體”辦學
校企合作“雙主體”辦學模式最初來源于德國的“雙元制、美國的“合作教育”和英國的“三明治制度”模式，其目的是為了使職業教育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對高素質技能型人才培養的需求。但是，嚴格說，國外并沒有校企合作“雙主體”這個概念，校企合作“雙主體”這個概念是國內學者對我國職業教育中“校企合作”的方式進行研究以后提出的一種說法，它指在校企合作辦學中，企業和學校分別是合作中的兩個主體。形象一點說，校企合作中的“雙主體”像是太極圖中的陰陽兩部分一樣，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這也就是說，在校企合作辦學的過程中，學校和企業雙方都是主人，都參與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全過程，包括對人才市場需求狀況的分析、人才培養方案的制訂、課程內容的確定、教學資源的開發、“雙師型”教學團隊的建設、培訓與實訓基地的建設、教學質量的評估、學生技能（設計、作品）競賽的評比和對學生就業的指導等。當然，在上述各合作領域，校企雙方的作用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樣的，校企雙方都要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
校企合作“雙主體”辦學要求學校和企業必須通力合作。在校企合作辦學過程中，學校和企業兩者之間必然會形成一種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的關系。校企合作“雙主體”辦學過程是學校和企業根據勞動力市場需求狀況靈活調整其專業設置、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從而為市場培養合格技能型人才的過程，其中不僅有學校和企業間的在教學與生產實習或實踐上的合作，更有人才培養方式的制定和培養全過程中的合作。校企合作能使職業教育的教育教學資源得以合理配置，有利于為企業培養他們所需要的人才，所以它不僅能促進職業教育的發展，也能促進企業的發展。
二、目前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中存在的問題
職業教育在《大百科全書》中被解釋為是指對受教育者實施的一種從事某種職業或某類生產勞動所必須有的職業知識、職業技能和職業道德的教育。職業教育要培養的是有一定文化水平、一定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的勞動者，這些人是直接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目前還處于多頭領導、多元體制和在多層次上運行的狀況，這導致企業的參與度不高，“工學兩層皮”的現象嚴重。具體說，目前主要存在下面兩個主要問題：
1 學校和企業的合作機制不完善
目前，我國職業教育中的校企合作大多仍只停留在企業對學校的教學設備捐助、實習基地提供和員工培訓等方面。毫無疑問，這種合作還談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合作。這對學校和企業來說，均沒有較大的價值和意義。之所以會如此，首先是國家在這方面的法律法規還不完善，即政府相關部門雖然也在積極地推進校企之間的合作，但目前還沒有制定出相應的政策、法律和法規，所以就使合作中無相應的法律法規作依據。二是職業教育的辦學體制的改革尚待推進。在目前的職業教育中，校方是辦學的主體，學校的人才培養方案的制訂、教學計劃的確定、教材的選擇、對學生學習成績及技能的評定等一概由學校負責，只在涉及學生專業實訓和實習等時才會找到企業，這當然就嚴重地影響到校企合作的深度。三是各管理層的觀念滯后。企業管理層認為，職業教育與企業自身的發展沒有關系，因而不愿積極與校方合作；校方管理層由于對社會和企業的需求了解不夠，由于自身認識上的局限，所以在制訂人才培養方案時往往就缺乏遠見，培養出的人才因而就難以適應企業的需要。
2 學校和企業雙方的利益訴求不一致
企業作為社會經濟活動的實體，它的目標是創造利潤；而職業院校作為一個辦學的實體，它的目標則是人才培養。兩者的目標不一致，是校企合作中必須跨越的一大障礙。
現實情況是，目前，職業院校只想著把自己的學生送到企業里去學習、去鍛煉，卻從不考慮企業的真正需求。這樣的“合作”是不可能實現的。要實現學校與企業間的合作，就要使企業的利益――經濟效益和人才儲備與學校的利益――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兩者達到平衡和統一，實現以學校發展來促進企業的發展，同時用企業的發展來帶動學校的發展，即達到學校和企業間的優勢互補、互利互惠。很顯然，要做到這一點，政府相關部門從中協調很重要，但單靠一般的協調還不夠，還要靠一系列政策措施做保障。
三、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雙主體”辦學模式探討
如何跨越目前校企合作中存在的前述障礙？筆者認為，采行校企合作“雙主體”辦學模式是可行的辦法之一。而要采行校企合作“雙主體”辦學模式，我們又必須設法解決下列幾個問題：
1 完善校企合作的政策和法律法規，健全校企合作“雙主體”辦學體制
要采行校企合作“雙主體”辦學模式，首先政府應出臺相應的政策，應建立健全“雙主體”辦學所涉及的法律法規，以使參與職業院校人才培養的企業權益能有相應的政策和法律方面的保障。如此，才能提高企業參與“雙主體”辦學的積極性。
我國職業教育經過近幾十年的發展，目前已經有了一批優質的職業教育的機構。這些機構，它們擁有系統的教學體系，建設起了一支經驗較豐富的教師隊伍。這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雙主體”辦學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基礎。在這個基礎上，企業進入職業教育體系，利用企業特有的資源，發揮企業的優勢，根據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和學校合作，就能培養出符合職業化和專業化要求的人才來。
縱觀全球，職業教育搞得成功的國家，他們都有較完備的關于職業教育的法律法規保障體系。比如，德國的“雙元制”的實施就有近10項法律法規給予支持，他們的各行業、各部門還有相應的條例或實施辦法來保證“雙元制”的順利實施。目前我國的《職業教育法》對相關行業和企業雖然也有要求，但這種要求在許多方面卻沒有約束力，這就需要對之作進一步的完善，需要明確合作過程中校企雙方各自的責、權、利，從而為實現校企合作“雙主體”辦學創造條件。
2 創新職業教育辦學理念，使之能體現出企業的主體地位
職業學校需要更新自己的辦學理念，需要突破自己目前的封閉狀態，需要變目前的以自己獨家為主體為學校與企業的“雙主體”。要設法讓行業協會或企業進入職教體系，從而發揮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企業進入高職院校，可以幫助高職院校掌握更多的市場信息，幫助高職院校進一步調整好自己的專業結構、改進自己的教學方法和教育教學的評價方法。如此做，高職院校從專業設置、教學內容、組織架構和運行機制等方面都要進行變革，要設法使企業在辦學的方方面面都能發揮自己的作用。
在校企合作“雙主體”辦學中最大程度地發揮企業的作用，有利于學校緊跟產業結構調整的趨勢，有利于學校培養出更多更好的適用型和技能型的人才。這當中，關鍵的一點就是要真正把學校辦成是“雙主體”，就是要與企業進行深層次的合作。不然，“雙主體”只會是形式，學校仍會走不出目前的困境。
第8篇：關于職業教育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中等職業教育；經濟發展；中國
[中圖分類號]G521[文獻標識碼]A
1引言
國內外關于教育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由來已久。其興盛于20世紀60年代的人力資本理論，通過進行國際比較研究表明，在很多指標中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最大的是中等技術人員的數量，由此得出了為了實現經濟的發展必須擴大中等職業教育的結論（HarbisonandMyer，1964）。此后丹尼森（Denison）又參考了新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再次核算，最后得出美國人均勞動收入的增長中教育貢獻率達23%。BeltonFleisher（2008）建立擴展的生產函數模型對人力資本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得出結論是受過教育的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和生產率的提高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國內學者關于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傅志明等（2005）通過研究認為我國職業教育在整個教育層級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占51.69%。李濤等（2007）研究重慶1992—2005年職業教育投資與永川市GDP值，分析得出職業教育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約為69.98%。王建華等（2008）利用1985—2005年樣本數據，發現陜西省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對經濟的增長有重要作用。楊一等（2008）通過對北川羌族自治縣中等職業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各方面關系的研究發現，在經濟相對貧困的少數民族地區，發展職業教育對促進縣域經濟總量發展有重要作用。李長惠等（2008）通過對重慶市中等職業教育的研究，測算出重慶市中等職業教育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為2.14%。米紅等（2009）通過對中等職業教育和廈門經濟發展關系的實證研究發現，中等職業教育與第三產業的相關性最高，因此，中等職業教育應重點預測第三產業的發展趨勢，主動參與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李汝等（2009）通過建立江蘇省南通市中等職業教育資源配置的外溢效應模型，得出南通市中等職業教育資源配置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不平衡，嚴重影響了南通市經濟社會發展的結論。郭新華等（2010）利用1985—2007年時間序列數據，測算出我國中等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8.7%，并證明中等職業教育規模的擴大是我國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對經濟增長有明顯推動作用。王兆剛等（2010）通過灰色系統理論討論了中等以上各類教育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最終發現與中等職業教育相關性最大的是第三產業GDP增長率，說明中等職業教育對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作用最大。周宏等（2012）利用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2003—2008年省際面板數據分析了中等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發現中等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的產出彈性為18.92%，東、中、西部地區的產出彈性分別為17.62%、11.82%、14.86%。雖然我國中等職業教育起步較晚，但我國政府已經認識到發展中等職業教育的重要性，紛紛制定政策，促進其發展壯大。
2中等職業教育與經濟發展關系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綜合上述已有的研究來看，中等職業教育與經濟發展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定關系，而且這種關系是顯著的。雖然中等職業教育也在不斷發展變化，但它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一直都存在，并在動態中尋求著“平衡”。目前，國際國內學者都從不同方面、不同角度論述了中等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所產生的影響，甚至測算出這種影響的彈性系數有多大，這具有一定的創新性和參考價值，但從中我們也可以分析出目前研究存在著一些不足和問題，只有解決這些問題，才能使中等職業教育與經濟發展關系研究這個命題更加完善化、系統化、全面化。
首先，我認為在中等職業教育對經濟發展影響研究問題中，指標的選取不統一，存在著一些不規范、不合理的因素。由于中等職業教育與經濟增長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一個系統，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對信息處理的高要求，導致中等職業教育與經濟發展兩者之間存在多到多的“灰映射”，常規的統計方法很難體現二者之間的關系。此外，在用什么指標衡量中等職業教育上，學者們也存在著一些分歧，另有數據的選取，統計方法的運用，樣本的選擇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導致這個命題的研究顯得有些分散和不規范，降低了其說服力和科學性。比如王兆剛等在研究中等職業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關系時，以“各類教育的國家財政性經費增長率的灰色關聯度與GDP增長率”作為變量進行研究；李長惠等在研究重慶市中等職業教育對經濟發展貢獻時，同樣運用到了“平均關聯度”，但他還選取了“中等職業教育經費占GDP比重”、“中等職業教育經費占公共財政開支百分率”、“中等職業教育經費年增長率”等15個指標體系來描述重慶市中等職業教育發展狀況；郭新華等在研究1985—2007年中國中等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時，用中等職業教育的“在校生數”作為教育規模的指標，用“去除CPI影響的GDP”作為經濟增長指標研究二者的關系；楊一在研究北川羌族自治縣中等職業教育促進縣域經濟發展問題時，選取“人均GDP”和“職業教育在校生人數”作為變量進行研究；周宏、李汝進行此類研究時，選取的變量則是“教育資源（資金）投入”與“GDP”。從上述可以看出，在選取指標時，至少存在幾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認為中等職業教育的影響無法衡量，所以用“灰色關聯度”來代替；另一種傾向于用“在校生人數”作為中等職業教育的衡量變量；最后一種用“教育資源投入”來衡量中等職業教育。指標選取的復雜性，令讀者把不住中等職業教育的“脈搏”。也許，又有人會想，中等職業教育有些投入是可以計量的，但有些影響是無法計量的，這也會給指標的選取帶來一定阻礙。
其次，中等職業教育的區域發展和專業結構對經濟發展的不同影響的研究比較少，研究角度尚不全面。從不同角度，可以對中等職業教育進行不同方面的研究，從而從不同方面說明中等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比如從不同區域、不同專業間、不同教育投入的角度對中等職業教育進行不同研究，但是就目前來說，這方面研究不多，還有待擴展。周宏等在研究中國中等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分別測算出了我國東、中、西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對其經濟增長的彈性為17.62%、11.82%和14.86%，這說明我國不同地域之間中等職業教育發展是不平衡的，對當地的影響也是有區別的。這樣的研究是符合實際的、也是有意義的，但是我們既然從這個結果中知道了東、中、西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具有差異性，我們為何不在此基礎上繼續延伸下去，做更深層次的研究呢？比如在此基礎上研究東、中、西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差異原因，在政策上我們應該如何做才能減小這種差距，逐漸消除區域間的不平衡等等。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一種見解或者思路，僅供參考。這也間接說明，目前對中等職業教育的研究角度尚不全面、不系統，還可以從更加廣泛的角度進行深入研究。目前我國在中等職業教育的專業結構方面的研究文獻也比較缺乏。王賢在對中等職業教育專業結構與產業就業結構的適應性問題探討時發現有三個特點：第一，我國農業（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所占比例較發達國家而言還是太高，應該適當減少。作者指出，中等職業教育農產專業人才的培養應該得到充分的重視，政府應該采取措施，擴大中等職業教育農業相關專業的招生規模，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文化技能，使農產專業的畢業生“人盡其才”。第二，中等職業教育服務類專業人才仍然是主體，應該控制招生規模。2006年我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例為39.4%，雖然比例較發達國家來說較低，但隨著我國服務業對外開發程度擴大，中等職業教育服務類專門人才仍會有較大的需求和增長空間。因此，在嚴格控制規模過快增長時，應防止專業設置上的“一邊倒”現象，防止人才供需不匹配。第三，應穩步擴大第二產業相關專業招生規模，著力培養緊缺技術型人才。作者指出，我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呈現負相關關系，比例不協調，而隨著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工業就業人數會不斷增多，因此需要穩步擴大第二產業相關專業的招生規模，根據形勢變化大力培養適應新技術發展的緊缺技術型人才。該論文從專業結構和產業結構匹配的角度對中等職業教育及經濟的關系進行研究，把中等職業教育的研究分解的更加細致具體，這為我們進一步研究提出了一個新思路。總而言之，目前我國這方面的研究相對來說比較少，研究角度有待細化和擴展。
最后，我認為目前中等職業教育體制創新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方面的研究也是相對不健全的。體制創新對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而言，也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每一次體制的改進和創新都應該會促進中等職業教育更好更快地發展，從而推動經濟提升，形成一個良性循環。中國的中等職業教育雖然起步較晚，但是國家和政府給予了高度重視，相關政策和體制的創新很豐富，可是，關于中等職業教育因體制創新而推動其在促進經濟更好地發展中的作用卻沒能很好地呈現出來，這也是我認為關于這個命題研究做得不充分的地方。在中等職業教育發展過程中，我們強調和推進校企合作、工學結合、半工半讀的理念和制度，不斷深化招生、學籍、教學等管理制度的改革，加快建立彈性學習制度，加強職業教育專業課程和教材建設，全面實施職業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大力加強職業學校教師培養培訓工作，加強“雙師型”教師培養，完善職業學校到企業實踐制度，加大對對職業教育的資金扶持力度，推進產教結合等等，這些工作都在體制和管理上扮演者“創新者”的角色，這些措施是可以從不同層面上促進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的。目前，我國對于體制方面創新所發揮的作用的研究陳述相對比較少，這就會導致在這樣一個信息不對稱的環境中，政策的制定者和體制的創新者就會缺少反饋，不了解這個體制的實施情況和學生的反應，這對政策的變更和體制的創新是不利的，會起到阻礙作用。而相反，如果中等職業教育在體制創新方面的成果得以陳述出來，那這個政策或者體制的優劣就會得到理性評價，好的政策會得到更好的實施推廣，不好的政策也會得到相應的改進，變得好起來。比如說“校企合作制”深受廣大師生和企業的歡迎，它促進了學生經驗的增長和技能的提高，提高了企業經濟效益，使兩者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那這個體制就會得到肯定、延續和更好發展。當然，我們只是舉這個例子來說明，目前我國關于這個命題的研究是有待完善的，這也給我們提供了廣大的研究空間去補充和完善這方面的研究，這也只是一些個人的看法和思考，不能以偏概全。
作者：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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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關于職業教育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中等職業教育；教育財政制度；現狀；問題
我國中等職業教育財政和財政制度的現狀
（一）我國中等職業教育財政的現狀
1.職業教育經費短缺。
目前，我國的職業教育一直低靡不振，辦學條件差、生源萎縮、鞏固率下降、骨干教師奇缺，這些現象歸根結底是因為職業教育辦學經費緊張所至，職業教育經費不足是制約職業教育發展的一大主要因素。據統計，職業教育生均教育成本約是普通高中的3倍。然而，政府對于職業教育的財政撥款無論是從總量上還是生均教育經費數量上都低于普通高中。表1顯示，2003年我國京、津、滬三地區的職業教育生均預算內撥款均低于普通高中，而生均學費卻大大高于普通高中。職業教育經費的相對短缺已成為阻礙職業教育發展的“絆腳石”。
2.職業教育經費資源配置的不合理。[1]
（1）財政教育撥付低于財政收入增長。根據《中國統計摘要2001》和《中國教育統計年鑒》1997年至2000年的數據，1996至1999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分別為2.50%、2.55%、2.64%、2.84%，一直處于2.5%與3%之間。Www.133229.cOM其中河北、遼寧、吉林等城市長期占2%以下，全國有2/3的省、市、自治區沒有做到各級教育生均預算內事業費、生均公用經費支出逐年增長。職業教育財政撥款增長同樣低于財政收入增長。
（2）職教經費在教育撥款中比例偏小。根據2004年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數據，2003年，全國財政預算內教育撥款3275.45億元，其中職業教育僅占6.86%。
（3）職教經費支出在各類教育支出中比例偏低。根據上述統計年鑒，2003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支出5733.58億元，各類教育支出比例：普通高等教育占29.86%；義務教育占55.16%，職業教育僅占7.40%。
（4）職教生均事業費低于普通高中。1999年，職業中學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為1204.10元，普通高中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支出為1269.31元,職業中學比普通高中生均事業費低出65.21元。隨著我國政府對職業教育越來越重視,對職業教育的投入也有所增加。《2004年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顯示，2003年，職業教育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為1684.79元，普通高中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支出為1606.58元。雖然職業中學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高出普通高中近80元，但職業中學生均教育成本卻約是普通高中生均教育成本的3倍。職業教育成本個人分擔的比例遠遠高于普通高中，顯然多出的數額滿足不了職教經費實際的相對短缺。
3.職業教育經費的長效保障機制尚未建立。
一直以來，在國家政策層面上對技術應用型人才的重視還不夠，是造成現在技術人才緊缺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而輿論誤導更使政策偏離了重視技術人才的軌道，很多時候是百姓的認識和輿論左右了政府政策的制定。[2]
4.職業教育經費得不到有效的使用和管理。
由于缺乏宏觀上的有機協調，職業教育的宏觀管理與指導未能形成合力，政出多門、缺少監督的現象十分普遍。職業教育經費在短缺的情況下，經常得不到有效的利用，甚至被挪為他用，直接影響了職業教育資源的整合以及整體優勢的發揮。
（二）我國中等職業教育財政制度的變遷和現狀
下面從多渠道籌資、撥款模式、學費和學生資助四方面對我國職業教育財政制度的歷史變遷和現狀概述如下：[3]
（1）多渠道籌資方面。1986年6月23日頒布的《關于職業中學經費問題的補充規定》：職業中學（農業中學）經費渠道問題仍執行原規定；多渠道籌措經費問題除有關文件規定的渠道解決外，可在自愿基礎上，鼓勵社會力量、單位、集體和個人捐資助學，實行委托培養或向用人單位酌收一定數量的培養費的辦法以扶持職業中學的發展；合理使用中央和地方財政撥給的職教補助金；職業中學要大力提倡勤工助學、半工（農）半讀。
1991年10月17日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決定》中相關內容為：在國家政策規定的范圍內，各地各部門應采取多種措施，擴大職業技術教育的經費來源。
1995年5月17日頒布的《國家教委關于普通中等專業教育（不含中師）改革和發展的意見》中有：中等專業學校要改變單純依靠國家財政撥款辦學的狀況，在堅持國家財政撥款為主渠道的同時，實行多渠道籌措辦學經費，中專要大力興辦校辦產業，產教結合，促進學校自我發展；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有關部委應積極籌措專項經費，促進中等教育事業的發展，并通過收取學費、培養費、培訓費，發展校辦產業的收益和接受社會贊助等多種渠道籌措資金。
1996年5月15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國家鼓勵通過多種渠道依法籌集發展職業教育的資金。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應當制定本地區職業學校學生人數平均經費標準；國務院有關部門應當會同國務院財政部門制定本部門職業學校學生人數平均經費標準；國家鼓勵金融機構運用信貸手段，扶持發展職業教育。國家鼓勵企業、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其他社會組織及公民個人對職業教育捐資助學，鼓勵境外的組織和個人對職業教育提供資助和捐贈。提供的資助和捐贈，必須用于職業教育。
2002年8月24日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有“可以利用金融、稅收以及社會捐助等手段支持職業教育的發展”。
2004年9月14日頒布的《教育部等七部門關于進一步加強職業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見》，相關內容為：逐步建立政府、受教育者、用人單位和社會共同分擔、多種所有制并存和多渠道增加職業教育經費投入新機制；要積極探索吸收國(境)外資金和民間資本發展職業教育和培訓的途徑和機制。
綜上所述，職業教育經費的多方面來源渠道主要包括國家財政撥款，校辦企業和社會服務收入，各種社會力量和個人的捐資，利用金融、稅收等手段獲得的經費收入，對受教育者收取的學費、培訓費以及國（境）外資金和民間資本等。
從表2可以看出，2003年我國中等職業學校的經費總計不足普通高中的十分之一，且事業收入所占比重的差異相當大，中等職業學校的事業收入占總計34%，而普通高中的事業收入僅占總計的2.7%左右。另外，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雖然都是經費來源的主體，但是兩者之間的數額還是存在相當大的差異。這種差異與職業教育的高成本也是不相匹配的。
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中的校辦企業、勤工儉學以及社會服務收入用于教育的經費，占我國職業教育總經費的比重2000年為1.76%，2001年為1.50%,2002年為0.97%,2003年為0.91%,基本保持穩定。但是校辦產業的發展與學校自身的科技水平、所處的地區與機遇、經營管理水平有很大關系，因而發展是不平衡的。這部分教育經費在某些地區的職業學校微乎其微。
教育經費中的學費收入通常是在像職業教育這樣的非義務教育階段籌措的。學雜費收入占職業教育總經費的比重2000年為23.87%，2001年為23.99%，2002年為26.02%，2003年為27.43%，這些數據顯示，學費收入是我國職業教育的一項重要經費來源。
社會捐集資辦學經費占我國職業教育總經費的比重2000年為2.01%，2001年為1.06%，2002年為1.02%，2003年為0.84%。這部分經費所占比重在逐年遞減。有研究表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每增加1%，人均捐集資相應增加0.28%。[4]這部分經費雖然不是學校經費的穩定來源，可是某些學校一旦得到,就能夠成為基本建設或某專項費用的重要補充。但是，從長遠來看，捐集資畢竟不是教育經費來源的穩定渠道，因此，不可過分依賴。
綜上所述，職業教育多渠道籌資的各渠道之間的經費比例應當根據各職業院校的自身特點適當調整，加大國家撥款投入是必要的，畢竟自己的籌資力量是薄弱的。
（2）撥款模式方面：1952年7月12日教育部頒布的《中等技術學校暫行實施辦法》規定，中等技術學校的經費，按財政制度由各主管業務部門分別編入各該部門的預算內開支報銷；私立中等技術學校中辦學成績好而經費確實有困難者，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所屬業務主管部門應予以適當的補助，此項補助費應按財政制度一并編入預算內。
1963年9月20日,《教育部、勞動部、財政部關于職業學校經費、編制的暫行規定》頒布，該文件規定了中央和地方部門舉辦的職業學校（包括委托廠礦企業舉辦的職業學校）所需經費，和中等技術學校一樣，列入各部門的教育事業費預算。1980年10月17日，國務院轉批教育部、國家勞動總局《關于中等教育結構改革的報告》，該報告規定:職業教育應有專項經費開支。
1986年6月23日頒布的《關于職業中學經費問題的補充規定》：職業教育經費應列入地方教育事業費預算和各級人民政府的地方支出指標中。
1991年10月17日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決定》：各級各類職業技術學校的業務主管部門要根據財力可能和事業發展的需要，商定同級財政部門制定本地區、本部門（行業）職業技術學校的生均經費標準。
1992年7月14日頒布的《勞動部、財政部關于調整技工學校經費標準的通知》：技工學校生均經費標準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勞動部門和財政部門，根據目前技工學校的實際需要和國家財力可能負責制定，在本省（自治區、直轄市）范圍內統一執行。
2002年8月24日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省級人民政府要制定本地區職業學校生均經費標準，并依法督促各類職業學校舉辦者足額撥付職業教育經費。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用于舉辦職業學校和職業培訓機構的財政性經費應當逐步增長，確保公辦職業學校教師工資按時足額發放，并監督民辦職業教育機構按時足額發放教師工資。城市教育費附加安排用于職業教育的比例不低于15%，已經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地區不低于20%，主要用于職業學校實驗實習設備的更新和辦學條件的改善。中央財政增加職業教育專項經費，重點用于補助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加強職業教育師資培訓、課程教材開發和多媒體教育資源建設以及骨干和示范職業學校建設。地方人民政府也要增加職業教育專項經費。
2004年8月19日頒布的《教育部等七部委關于進一步加強職業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見》：從2004年開始，中央財政設立專項資金，對符合條件的各級各類職業院校實訓基地進行扶持。省級人民政府要制定本地區職業學校生均經費標準，并依法督促各類職業學校舉辦者足額撥付職業教育經費。
2005年10月28日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各級財政安排的職業教育專項經費，重點支持技能型緊缺人才專業建設，職業教育師資培養培訓，農業和地礦等艱苦行業、中西部農村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職業教育及成人教育發展。從2006年起，城市教育費附加安排用于職業教育的比例，一般地區不低于20%，已經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地區不低于30%。
綜上所述，我國職業教育經費的撥款模式主要為：（1）綜合定額標準。確定額度的標準是將包括職工工資、補助工資、學生獎學金、公務費、修繕費、其他費用等加總再分攤在每一個學生頭上，形成的綜合生均經費；（2）專項補助。包括對符合條件的各級各類職業院校實訓基地的扶持，對技能型緊缺人才專業的建設，對農業和地礦等艱苦行業、中西部農村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職業教育發展的推動等；（3）國家根據每年的財力安排一定數量的一次性補助。
我國職業教育現行教育經費撥款制度是一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它雖在一定程度上充分調動了國家現有財力，避免了有限資金的分散和浪費，但仍帶有這種管理模式不可克服的弊端。在這種體制下，教育事業發展計劃由教育部門做出，教育經費分配權分別由財政和計劃部門掌握，財權、事權的分離，造成教育事業發展和經費供給相脫節。
職業教育經費由地方政府負擔，雖可以保證經費來源，但由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收入、支出水平與結構不同，勢必造成職業教育經費在地區之間的較大差別。因此，教育經費來源和比例需用法律予以保證。
另外，職業教育經費核撥中綜合定額加專項補助方法是一種相對科學的管理方法，這種補助的性質是純粹調劑性的、機動的。但定額的測算仍需不斷完善，并須逐步引進自我約束的機制。[5]
（3）學費收取方面：1991年7月20日，國家教委、物價局、財政部、勞動部《中等職業技術學校收取學費的暫行規定》，該文件規定中等職業教育屬非義務教育，自1991學年起，對中等專業學校（不含中師，下同）、技工學校和職業高中新入學的學生適當收取學費，收取的學費由學校財務部門統一管理，全部用于補充學校辦學經費不足，不得擠占和挪作他用；學校主管部門不能因收取學費而減少撥付學校的經費；各地教育、物價、財政、審計、勞動等部門應對學費收入加強監督與審計。
綜上所述，我國職業教育學費的收取依據主要為：根據職業教育的產品屬性將其界定為非義務教育，從而財政制度規定職業教育應當適當收取一定學費。學費標準則根據學校所在地經濟發展水平、群眾支付能力、專業特點來規定。采取屬地化原則，由學校所在地政府有關部門規定。
世界銀行統計表明，學費占社會直接成本的合理比重很難看出，但總的趨勢是，隨著教育規模的擴大和公共教育經費的短缺，學費及其占成本比重呈上升趨勢。作為非義務教育的職業教育，因為可以獲得預期經濟收益，又非同齡人都能接受到的教育，所以受教育者有必要分擔一部分教育成本。對于學費標準的制定應當遵循兩個原則：首先它是教育成本的一部分，其次它必須為多數居民所接受。[5]
從表1的例子可以看出，我國職業教育預算內生均學費遠遠高于普通高中，但是國家預算內事業性撥款卻不足普通高中的數額。這種收支的不協調同樣可能抑制職業教育的發展。職業學校的成本顯著高于普通教育，因為職業學校需要實訓基地、實驗設施設備以及大量的材耗，而且專業技術是動態的，教學設備設施需要根據技術和市場變化不斷更新，但是從預算內事業性經費撥款的角度來確定職業教育的學生分擔成本比例應當更加合理。
（4）學生資助方面：1991年10月17日頒布《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決定》，其內容為：除國家投資外，要提倡利用貸款，有關部門要為職業技術學校使用貸款創造條件，并鼓勵集體、個人和其他社會力量對職業技術教育捐資助學。
1996年5月15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規定：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可以對接受中等、高等職業學校教育和職業培訓的學生適當收取學費，對經濟困難的學生和殘疾學生應當酌情減免。收費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國家支持企業、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其他社會組織及公民個人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設立職業教育獎學金、貸學金，獎勵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或者資助經濟困難的學生。
2002年8月24日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規定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應支持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其他社會組織及公民個人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設立職業教育獎學金，獎勵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資助經濟困難的學生。金融機構要為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接受職業教育提供助學貸款，優先為符合貸款條件的農村職業學校畢業生開展生產經營提供小額貸款。
2004年9月14日印發的《教育部等七部委關于進一步加強職業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到：各級政府要通過獎學金、助學金、貸學金和培訓費補貼等多種形式，對家庭經濟困難群體及其子女接受職業教育和培訓提供幫助，鼓勵行業企業、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捐資助學。職業教育的專項經費投入，主要采取獎勵、直接補助和資助學生等方式。
2005年2月28日頒發的《教育部關于加快發展中等職業教育的意見》，對家庭貧困學生提供助學幫助。國家和地方扶貧資金要安排一部分用于資助農村貧困學生接受中等職業教育。中等職業學校要采取半工半讀、勤工儉學等多種形式為家庭貧困學生學習提供方便。鼓勵行業企業、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捐資助學。
2005年11月召開的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上，在人事部副部長王小初的發言《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大力推進職業教育發展》中提到：“建立職業院校貧困家庭學生助學制度。目前，高職院校貧困學生資助已經納入國家助學貸款政策范圍。明年，要研究建立中等職業學校貧困學生的資助制度。各級財政部門要安排經費，資助接受中等職業教育的農村貧困家庭和城鎮低收入家庭學生順利完成學業。中等職業學校要從學校收入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獎、助學金和學費減免，并積極組織勤工儉學和半工半讀。對高職院校學生的資助，要嚴格按照國家高校學生資助政策執行，與普通高校貧困學生一視同仁。各級財政部門要從以人為本和講政治的高度，切實做好職業教育助學工作。今后，中央財政將對職業教育貧困學生資助工作開展得好的省份，給予獎勵。”
綜上所述，我國職業教育財政體制規定的資助形式主要是：對貧困生學費減免；設立職業教育獎學金、貸學金；金融機構為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接受職業教育提供助學貸款；對家庭經濟困難群體及其子女接受職業教育和培訓提供幫助；鼓勵行業企業、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捐資助學；為貧困生提供半工半讀、勤工儉學的機會。
為了體現教育機會的平等，對支付不起學費的學生建立學生資助制度，是較為普遍的一種助學模式。在北京，一個中職學生三年學習直接成本需要1.6萬至1.7萬元，許多貧困家庭難以接受。而與此相關，職業學校學生就業后，待遇又很低，技師工人(制造業人員)在北京市的收入比北京市職工的平均收入低五分之一。這種狀況直接影響職業學校的生源質量和數量以及職業學校畢業生的就業擇業。[2]
就目前來說，學生資助和學生貸款是最為普遍的助學方式。由于各種資助方式都有其實施的難度，所以可以借鑒國外采用的混合模式，使各種方式發揮其不同的職能。
我國中等職業教育財政和財政制度所面臨的問題
總的來說，我國職業教育財政和財政制度面臨的問題主要有：
（一）職業教育經費的撥款制度方面
政府對職業教育的投入依舊不足。職業技術教育面向包括大量弱勢群體在內的大多數人群，需要實訓基地、實驗設施設備以及大量的材耗，而且專業技術是動態的，教學設備設施需要根據技術和市場變化不斷更新，它的成本顯著高于普通教育。2003年，和普通高中教育、普通高等教育相比，政府財政給職教事業的投入低于他們的十分之一，多數情況下職業學校要靠自收自支。職業教育是一種技能教育，投入不足必定會給學校進一步發展帶來很大的困難，也將影響到培養技能型人才的實際培養效果。
據統計，2002年預算內職教經費只占預算內教育總經費的6.35%，比1996年還下降了約5.18個百分點。此外，2003年，全國教育經費支出總計5733.58億元，其中中等職業教育經費支出424.46億元，僅占總支出的7.40%，中央教育經費支出、地方教育經費支出中，中等職業教育的支出比重也僅分別為0.84%、8.29%，遠低于同期高等學校、中學、小學等類學校的教育經費支出，而且全國、中央及地方財政預算內經費支出中，中等職業教育所占的比重更低，分別為6.64%、0.79%和7.31%。可見，中等職業教育經費水平與教育部門提出的2007年中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規模大體相當的發展目標還很不相稱。[6]從表1可以看出，職業中學的生均預算內撥款也遠遠低于普通高中生均預算內撥款，這與職業教育當前所承擔的教育任務是明顯不相符的。而當職業教育的成本與其科技含量同步增高的時候，則更加重了職業教育的財政危機。
因此，職業教育的經費短缺是制約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有關職業教育經費的來源結構，職業教育經費總量在我國教育經費當中所占的比重是否合理以及應當以什么標準和原則來分配等問題，都是值得我們去研究的內容。這個問題的合理解決勢必會大大促進我國職業教育經費的有效配置。
（二）職業教育的學費制度方面
受教育者個人承擔職業教育成本，是因為個人接受了職業教育可以獲得經濟的、非經濟的收益。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經濟發展的差異，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都存在著一定比例的經濟困難居民。他們對職業教育成本的個人分擔，仍有一定實際困難。此外，從表1可以看出,京、津、滬三地的職業教育生均學費基本上都遠遠高于普通高中生均學費，從而職業教育成本個人分擔的比例遠遠高于普通高中成本個人分擔的比例，造成事實上的不公平。如前所述，由于教育規模的擴大和公共教育經費的短缺，學費及其所占成本的比重還呈上升趨勢，解決的途徑主要是調整兩類教育的個人分擔比例，同時也要調整兩類教育政府分擔比例，即降低職業教育個人成本分擔比例，提高職業教育政府分擔比例，使其科學合理。[7]
（三）職業教育的貧困學生資助制度方面
包括資助的種類和對象、資助的項目和額度、貧困生的界定、貸款的償還和違約處罰等問題。
現階段，我國的職業教育貧困學生救助體系還不夠完善。職業學校的學生普遍存在“雙低”的特點，即入學分數低、家庭收入低(普遍來自城市中低收人家庭或者來自農村)，但國家對職業學校的投入十分有限，使得職業學校為維持正常運轉不得不收取較高學費（家長對中職生一年的投入相當于兩年高中），貧困生救助問題也沒有相應的機制保證。
在現有的貧困生資助體系中，許多政策實施起來都有其難度及自身的不合理性。例如勤工儉學實施的前提是校內外有適當的讓學生業余工作的機會，這在不發達地區和學校受到一定限制；實施學費減免，就必須首先界定貧困生，因為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就有可能讓真正貧困的學生無法享有此項優惠政策；獎學金的發放只有作為專業獎學金時才可以保證對貧困生的資助，如果是優秀獎學金，則只能解決一部分貧困生的資助問題，因為優秀獎學金的享受者未必都是貧困生；在助學貸款體系中，實施的困難在于還款，多數國家還款率較低，據世界銀行統計，發展中國家貸款還貸率不到30%。還貸須對學生就業后進行追蹤，為此還貸成本較高，因為借貸人缺少個人信用制度，作為發放貸款的主體——商業銀行的目標還是利潤最大化，這種風險較大的貸款，很多金融機構不愿意無息或者低息提供[6]，使得貧困生未必真正能夠從中獲得解決生活、學習上經費短缺問題的辦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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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繆明賢.中國教育捐集資研究[d].北京：北京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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