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管理理論主要思想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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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科學管理理論主要思想范文

    【論文摘要】首先闡述了管理科學的發展經歷以及在管理活動中管理思想的形成，最后論釋了管理科學發展的基本脈絡和今后的發展趨勢。

    管理作為一門獨立的、可以稱其為“科學”的學科，歷經一百多年的理論行探索和實證性研究，漸次地形成了屬于自己的、獨立的科學門類。這主要從兩個層次上去理解:一方面是說管理作為一門科學建立了屬于自己的理論研究基礎，即在獨具特色的學科門類上逐步完善了本學科的理論研究方法和技術路線，完善了支撐本學科發展的理論研究基礎;另一方面是說管理作為一門科學建立了獨立的實證研究方法，即實證研究的技術、方法和工具逐步完善和成熟。此時，管理可以稱其為“科學”，即管理科學。

    無論是管理諸學說的多維思辨和發展，還是理論工具、研究范式、技術方法的形成過程，無一例外都基于管理實踐者腳踏實地的“實務性研究，，和基于數理思維的理論研究者的“科學性探索”的整合。管理科學經歷了長期不斷的傳承和創新，才開創了屬于自己的學科體系和理論基礎。

    一、在管理活動中積淀了科學管理的思想

    1.早期的管理活動產生了科學管理的訴求

    在漫長的長達幾千年的管理活動中，人類一直在探索行之有效的管人之術，當人們難以解釋其根本之時總是加以神化或虛幻化，這也就帶動了神學、哲學和巫術的發展。當人類漸次地接受科學價值觀以來的近100多年來，人們更相信管理是一門科學，更崇尚科學管理的手段，這也是管理科學理論建立的思想基礎。

    科學管理思想的建立，起源于企業管理者“實務性研究”的重大發現，他是美國費城的米德維爾鋼鐵工廠的總工程師，后來被譽為科學管理之父的泰勒(frederick w. taylor 1856~1915)，長期的作業和作業管理實踐，終身探索科學管理方法力圖解決如何提升單個工人的生產率問題。1881年，泰勒通過對工人操作動作的研究和分析，消除不必要的動作，改正錯誤的動作，確定合理的操作方法，選定合適的工具等，這些讓泰勒總結出來一套合理的操作方法和工具培訓工人，使大多數人都能達到或者超過定額。這也是早期科學管理的實務性研究成果。1911年，泰勒將實務性研究上升到理論研究層次，其標志就是發表了《科學管理原理》一書，這是世界上第一本科學管理著作，它標志著人類在長期管理實踐中科學管理思想的形成。

    2.科學管理研究的深入和思想的成熟

    泰勒的懈學管理原理》鑄就了科學管理學說的建立，這僅僅是開辟了一個研究領域或研究方向，還不能斷言此時此刻進入了管理科學的研究時代。

    隨后的十幾年里，吉爾布雷斯夫婦(frank b .gilbreth,1868-1924;lillian m.gilbreth, 1878~1972)的動作研究和工作簡化方面為科學管理的方法做出了重要貢獻，與泰勒相比吉爾布雷斯夫婦的動作研究更加細致和更為廣泛。在制造業比較發達的美國，致力于以科學手段實現生產效率的提高的研究者與日激增。科學管理學說僅僅是利用科學的方法，提高勞動生產率來實現雇主的低成本訴求與作業工人不斷要求提升工資訴求之間謀求平衡點，其重點是從工業工程和經濟學的角度來觀察和分析各種要素間的均衡點。

    二、從科學管理到管理科學研究體系的形成

    1.從科學管理到管理科學的技術路線分析

    科學管理可以被看作一個研究方向或一家之學說而已，管理科學的研究就較為寬泛，科學管理一旦升華到管理科學說明在此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有著重大差異。所有稱得上是‘科學”的，諸如“管理科學”、“經濟科學’和“社會科學’瞥，都必須建立自己獨立的、特有的學科體系;都必須建立獨立的屬于自己的基礎性理論平臺。從科學管理到管理科學體系的形成必須經歷三個階段:

    首先，科學管理學說得到發展形成了不同的科學管理學說體系。各家之言的枝繁葉茂帶動了支撐這些學說的理論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其次，科學管理的不同學說漸次的找到支撐各個研究方向的理論分支，形成理論研究分支，即“管理學”的形成。管理學的建立為探索管理科學的原理、機理和本質勾畫出白己獨特的理論支撐。

    再次，就是管理學方法或者研究范式的成熟，管理學發展到一定程度，借用和移植了其他科學研究的工具和研究方法形成了本學科的研究范式。如科學學、系統科學、工程學、運籌學和數學工具的廣泛應用，使管理科學的發展構筑了強有力的論證工具和研究方法。

    最后，形成了本學科研究的獨特方法和基礎理論研究范式，找到了隸屬于本研究范疇的科學研究的邏輯體系和理論根源。管理學這門學科就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管理科學”了。

    2.管理科學發展過程中的“管理叢林”時代

    管理的實務性研究和理論性研究在上個世紀中葉得到了廣泛的發展，為管理科學體系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哈羅德?孔茨(harold koontz,1908 ~ 1984),1961年12月，在美國((管理學雜志》上發表了《管理理論的叢林》一文，認為由于當時各類科學家對管理理論的興趣有了極大的增長，由于他們研究條件、掌握材料、觀察角度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必然產生并形成不同的管理思路，他當時劃分了六個主要學派。1980年，孔茨又在惜理學會評論》上發表倆論管理理論的叢糊一文，指出經過近二十年的時間之后，管理理論的叢林不但存在，且更加茂密，至少產生了11個學派。孔茨把管理學派發展枝繁葉茂的現象稱之為“管理理論的叢林”，簡要地概括了當時管理理論研究學派的“從林狀態”。

    也就是基于管理的理論性研究和實證性研究進入“枝繁葉茂”的管理理論叢林階段，為管理科學體系的形成開辟了了一個新的時代。但是，如果這一“森林景象”，沒有探究隸屬于自己的、獨立的理論支撐使學科發展變成一棵有根有干的參天大樹，就永遠沒有本學科發展成為一門科學的可能。管理進入了下一個階段為理論基礎的建立‘尋根”階段。

    3.管理科學發展的“尋根”時代

    管理科學的發展進入了各自學說和門類尋找屬于自己的理論支撐的時代，在這一時期，理論研究者大都借鑒和移植其他成熟的科學工具、科學研究方法和科學理論支撐著本學說的論點。

    (1)系統論的引入和借鑒。引入系統論，主要是因為管理理論叢林時代的各家之說既不能舉證其他學說錯誤的科學證據，也不能科學地論證自身學說打處處可以行之”。人們發現了管理系統的存在，即管理是一個系統，不能簡單地考量其局部而得出結論，于是管理理論研究借鑒“系統論’，為其研究基礎和技術支撐就顯得非常及時和必要了。系統思想作為一門科學的系統論，是美籍奧地利人、理論生物學家l. v貝塔朗菲((l. von.bertalanffy)創立的。他在1952年發表“抗體系統論”，提出了系統論的思想。1973年提出了一般系統論原理，奠定了這門科學的理論基礎。1968年貝塔朗菲發表的專著:《一般系統理論基礎、發展和應用》該書被公認為是這門學科的代表作。

    系統論是研究系統的一般模式，結構和規律的學問，它研究各種系統的共同特征，用數學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尋求并確立適用于一切系統的原理、原則和數學模型，是具有邏輯和數學性質的一門新興的科學。系統論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處理的對象，當作一個系統，分析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研究系統、要素、環境三者的相互關系和變動的規律性，并優化系統觀點看問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個系統，系統是普遍存在的。這一觀點支撐著管理首先是一個系統的觀點，要求管理者不可孤立的單要素分析某一特定事件。

    (2)控制論的引入和借鑒。引入控制論主要是強調了管理的核心職能，“控制和監督”，在管理的實證性研究和理論性研究上都需要相應成熟的理論性研究成果的支撐。成熟的控制論理論研究標志性成果應該是1948年諾伯特?維納發表了著名的《控制論》一書，維納把控制論看作是一門研究機器、生命社會中控制和通訊的一般規律的科學，更具體他說，是研究動態系統在變的環境條件下如何保持平衡狀態或穩定狀態的科學。控制論認為管理系統是一種典型的控制系統。管理系統中的控制過程在本質上與程的、生物的系統是一樣的，都是通過信息反饋來揭示成效與標準之間的差，并采取糾正措施，使系統穩定在預定的目標狀態上的。從理論說，適合于工程的、生物的控制論的理論與方法，也適合于分析和說明管控制問題，管理是控制論應用的一個重要領域。人們對控制論原理最早的認識和最初的運用是在管理面，從這個意義上說，控制論之于管理恰似青出于藍，用控制論的概念和法分析管理控制過程，更便于揭示和描述其內在機理。

    (3)協同論的引入和借鑒。引入協同論主要是強調了管理的協調職能，這也是確保系統效率的關鍵所在。“組織和協調”，在管理的實證性研究和理論性研究上都需要相應成熟的理論性研究成果的支撐。協同論(synergetics)是研究不同事物共同特征及其協同機理的新興學科，它著重探討各種系統從無序變為有序時的相似性。協同論的創始人聯邦德國斯圖加特大學教授、著名物理學家哈肯把這個學科稱為“協同學”，一方面是由于我們所研究的對象是許多子系統的聯合作用，以產生宏觀尺度上結構和功能;另一方面，它又是由許多不同的學科進行合作，來發現自組織系統的一般原理。

   協同論應用于生物群體關系，可將物種間的關系分成三種情況:競爭關系;捕食關系;共生關系。每種關系都必須使各種生物因子保持協調消長和動態平衡，才能適應環境而生存。協同論的領域與許多學科有關，一些理論是建立在多學科聯系的基礎上的，協同論的發展與許多學科的發展緊密相關，且正在形成自己的跨學科框架。協同論的出現是現代系統思想的發展，為處理復雜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

    (4)其他理論引入和借鑒。近些年來，管理科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快速尋根階段，各個理論分支逐漸成熟，并各自通過移植和借鑒尋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獨立的理論支撐和技術工具及方法。

    我國管理科學理論研究的基礎是借鑒了數學、經濟科學、心理學、信息科學等學科的成熟理論和方法，其中數學主要指運籌學、統計學、微分方程、隨機過程、模糊數學、離散數學等。如運籌學、博弈論的引入為管理決策方法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依據;信息科學、通信科學和網絡數據庫技術為管理控制和預警提供了外部支持:而線性回歸分析、時間序列分析、隨機序列分析為管理預測提供了科學工具和技術手段;某些理論研究方法諸如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價法和數據包絡分析法也在管理科學的發展過程中為管理的評價提供了科學技術方法。

    4.管理科學發展的“思辨”時代

    管理科學發展經歷了尋根階段之后，其發展方向變得漸次的清晰和有序，每一門類的子學科發展還必須經歷“思辨”過程。所謂“思辨”過程，就是理論性研究的科學理論探索和實務性實證研究的辨析，經過這一辨析過程。管理科學將移植和借鑒的其它科學門類的技術工具、科學方法和原理在管理的實務性應用中探究其特殊性和獨立特質，以尋求自身在學科門類上的獨特性和完整性，借以形成獨特的“管理科學”的理論與學科門類發展體系。

    三、管理科學研究體系的形成脈絡和展望

    1.管理科學發展的脈絡綜述

    （1）管理科學的發展是與管理的實踐者和研究者的科學價值觀念的形成相聯系。

    (2)管理科學的啟蒙應來源于“實務性研究’，不斷探究和經驗總結。(所謂管理科學中的“實務性研究”是指管理行為的實證研究、管理方法研究和管理技術研究。)

    （3)管理科學的發展應依托于“理論性研究”的長期探索和發展。(所謂管理科學中的“理論性研究”是指對管理行為探尋其本源、確立管理理論發展根基、構架嫁接、移植和創新管理理論的基礎。)

    (4)在實務性研究和理論性研究的相互辯證中得到發展。

    2.管理科學發展的展望

    現代計算機技術、網路技術和通信技術的發展使全球政治、經濟一體化趨勢日趨明顯。為了適應現代競爭的需求，管理科學理論研究也必然呈現出一些新的觀點或學說、呈現新的思維和學科門類。

    (1)借鑒創新學及其學科體系的研究成果。在管理科學的研究中有關創新學的理論、方法和工具的借鑒將成為管理科學發展的主要趨勢。“創新”是現代企業管理實務性研究的核心和重中之重。管理創新及其相關子學科門類必然得到發展，它是企業生存與發展，提升核心能力的基礎。為滿足企業管理的制度創新、組織創新、方法創新的需求，創新學相關理論及其技術工具的廣泛應用勢必成為管理科學研究發展的未來。

第2篇：科學管理理論主要思想范文

關鍵詞:商業銀行 現代企業管理制度 管理方法 工業企業

銀行也屬于企業,成功的銀行經營同樣需要科學的管理方法、理論和模式。然而,由于我國的銀行長期處于國家的嚴格計劃控制之下,銀行內部缺少科學的管理系統,更缺少與時俱進的管理變革。與之相比,我國的工業企業較早地獲得了開放,因而接受了更多西方管理理念,而且還出現了一些如海爾、華為、方太等由于卓越的管理而獲得了巨大成功的明星企業。目前,我國銀行業面臨著管理科學的國外銀行業的競爭,同時,當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正在爭相進行股份制改造,爭取盡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因此,我國的商業銀行也迫切需要向工業企業學習,吸收科學的管理理念,同時注意與我國傳統的管理文化相融合,以期盡快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

西方的管理研究方法論經歷了古典管理理論、行為科學管理理論、現代管理理論三個階段,筆者認為,對于各種管理研究方法和理論,不存在什么“過時”之說,關鍵在于,對于我國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在各種管理方法的借鑒上應該各有側重。

一、古典管理理論

古典管理理論以泰羅的“科學管理理論”、法約爾的“一般管理理論”和韋伯的“行政管理論”為代表,泰羅主張以科學的管理方法來取代經驗管理,法約爾從一般角度研究如何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并提出了著名的“十四條原則”,而韋伯主張建立企業的行政組織體系。總體來說,古典管理理論的研究均以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為主要目的,其特點是從實踐中總結經驗,提倡管理的科學性、精密性和紀律性。我國許多成功的工業企業在發展初期階段的基礎管理改革都充分體現了古典管理理論的思想。

以中國廚房領域最成功的廠家之一方太公司為例,方太公司在創業階段,實行車間承包責任制,如改革工資制度,原來的固定工資,實行工人三聯計件工資、車間主任動態結構工資和上層績效工資三種工資制度;同時,實行計劃、質量、成本、文明、安全月月考核,并與工資掛鉤。通過與工作成績掛鉤的工資制度的改革,全員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該公司的起飛階段,方太于2001年通過了2000版的質量體系認證。6S管理的實施和落實,使方太的規章制度、信息與情報工作、標準與定額、安全管理、計量等基礎管理工作更加細致,更加扎實[1]。

目前我國多數商業銀行還需要充分借鑒工業企業的做法,做好基礎管理工作。

首先,在我國多數銀行內,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中,人力資源激勵機制還不健全,雖然銀行內看起來似乎是崗位職責清晰,但職責嚴重虛化,任務目標不清楚,這樣不但不利于發揮員工的積極性,而且也不利于銀行內的業績考核,更無法根據員工的業績來確定工資的升降。如果能以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為基礎,借鑒一些工業企業的相關經驗,確定銀行職員清晰的崗位職責和明確的任務,并且賦予其相應的權利,使其明確完成每件任務以后究竟能獲得多少獎勵,那么不需多做思想工作,銀行職員的工作效率自然會有很大的提高[2]。

其次,目前,多數的銀行的內部管理如貸款發放,制度制定,及人事安排等還停留在傳統的依靠經驗來進行安排的階段,健全銀行的內控制度,在銀行業內推行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可以規范銀行的各項管理制度,同時為全面管理的改進打下基礎。近年來,我國的招商銀行、中國工商銀行部分分行/處、新華人壽保險公司客戶服務部、華安財產公司上海分公司等公司也先后通過了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今后,國內的商業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也需要通過這項國際公認的質量管理體系來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從而提高顧客的滿意度。

二、行為科學管理理論

行為科學管理理論是以人為中心的管理理論,它重視從心理學角度來研究人的行為規律,從而通過這種規律性來預測和控制人的行為,并提倡通過滿足職工的各種正當需要來起到激勵的作用,從而實現有效的管理。

行為科學管理理論包括早期梅奧的人際關系學說和后期的行為科學理論。梅奧通過試驗指出,領導者要鼓舞職工的士氣,不能僅僅著眼于物質滿足,同時還要注意滿足職工的社會需要和心理需要;后期的行為科學理論主要包括:需要理論,雙因素理論,公平理論,人性假設理論等。

對于基礎管理工作已經打好的企業來說,下一步的管理重點便是通過對職工心理和社會需要的滿足來提高其忠誠度,從而進一步提高企業的生產率。

海爾集團的快速發展與其擁有的眾多優秀人才有莫大的關系,然而,為什么海爾能發現并且留住這么多優秀的人才呢?關鍵在于其為每個人都提供了展示才華的機會,滿足了職工自我實現的需要:海爾在公司內部實行“三工轉換制度”,該制度是將企業員工分為試用員工-合格員工-優秀員工,三種員工實行動態轉化。通過嚴格的工作考核,使所有員工在動態的競爭中提升、降級、取勝以至淘汰。如冰箱三廠的合格員工鄢翔主動請纓,承擔起了鋁管節耗的重任,一個月內降耗就達216萬元,很快就被轉為優秀員工[3]。

銀行與工業企業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工業企業的產品是在加工制造完成以后經過各種程序交到顧客的手中,而銀行的產品則是銀行的員工在顧客的面前,通過為顧客服務而提供出來的無形產品。因此,通過對行為科學管理理論的借鑒,充分滿足員工的各種正當需要,提高員工的忠誠度,發揮員工的積極性,對于商業銀行來說尤其重要。

一方面,銀行要為員工提供一個和諧、友好的工作環境。首先,正確協調職工內部的關系,使得每個員工都能夠心情愉悅地工作;其次,尊重每個員工的人格和價值,從而提高員工對企業和領導的向心力。

另一方面,發掘員工的潛能,為每一位員工提供發展的機會。首先,根據員工的個人特點,安排合適的崗位,充分發揮其才能;其次,為每一位員工設計職業生涯規劃,為其提供參加培訓的機會,提高其業務能力,實現其自我發展的需要。

三、企業文化

二戰后,管理理論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形成了孔茨所稱的“管理理論叢林”。這一時期的管理理論學派主要有管理過程理論學派、社會系統學派、決策理論學派、系統管理理論、經驗主義學派以及權變理論。

20世紀80年代后期,借鑒日本企業的成功經驗,美國將管理學的研究重點轉向了企業文化。所謂企業文化,西方學者認為是指在一個企業內,在長期生產經營中形成的特定文化觀念、價值體系、道德規范、傳統、風俗習慣和與此相聯系的生產觀念以及企業環境[4]。

無論是科學管理方法,還是行為科學理論,均側重于運用特定的方法來達到具體的管理目的,即運用管理的“術”,既包括提高生產率的“術”,也包括馭人的“術”,而企業文化的構建則需要充分吸收我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精華,形成個人和企業良性發展的“道”,而筆者認為,無論是工業企業,還是銀行,企業文化的關鍵在于兩點:“以人為本”和“以身作則”。

張瑞敏對海爾的企業文化有一個深入的總結:海爾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是體現在對兩部分人的尊重:對員工的尊重,對顧客的尊重。海爾把為員工排憂解難當作一項措施貫穿于實際工作中,并持之以恒,不走形式,從而解除了員工的后顧之憂,使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海爾的產品開發和各種服務堅持以顧客的需要為向導,全力滿足顧客的各種合理需要,“能洗土豆的洗衣機”、“小小神通”洗衣機就是海爾以顧客為導向的成功證明。

銀行管理首先要“以人為本”,銀行屬于服務業,在銀行內部,管理層首先要服務好員工,處理好員工的各種問題,才可能使員工面帶微笑地為顧客服務,因此,銀行的“以人為本”首先是要求管理層的各種管理措施能夠有效地培養優秀的員工;其次,有了優秀的忠誠的員工,銀行還要處理好與顧客的關系,提供真正能夠滿足顧客需要的產品,以及能夠使顧客滿意而歸的服務。

對員工的“以人為本”,要求銀行管理層能夠通過各種措施,充分尊重和保護員工參與管理的積極性,激發其主人翁意識,同時在員工服務顧客之前,管理層要先做好對員工的服務,全力幫助自己的員工解除后顧之憂,激發員工為銀行工作的熱情;對顧客的“以人為本”,要求銀行不僅要有先進的設施,更重要的是真正想顧客所想,以顧客為導向開發產品,同時認真、耐心處理好服務過程中的問題,努力解決顧客所遇到的難題。

張瑞敏說過:“部下的素質低不是你的責任,但不能夠提高部下的素質,是你的責任。”海爾洗衣機總廠檢驗員漏檢,被罰款50元,主管檢驗工作的干部自覺地罰款300元。這件事震動了海爾所有的干部,極大地增強了干部的責任心[5]。

管理者在日常工作中的“以身作則”,比任何規章制度和口號都要更加有效。銀行業由于長期處于國家控制之下,領導者也形成了“官本位”的心理,缺少平等的觀念。在銀行的日常工作中,職員一旦出現什么差錯,如顧客投訴,沒有按照規程操作,或者是貸款出現質量問題,領導者往往會雷厲風行地處罰犯錯員工,卻很少反思自身的責任:比如,是否為員工提供了一個愉悅的工作環境,是否對員工進行了足夠的培訓和指導,或者是自己在貸款發放中是否存在僥幸心理。今后銀行業的股份制改造中,領導者要從自身做起,要求員工做到的事情,自己首先能夠達到標準;員工的工作失誤,主管領導首先要反思自己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增強員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時,增加員工做好工作的壓力。

四、結語

銀行屬于企業,而我國的商業銀行在管理上不但落后于發達國家銀行,同時在管理理念上也落在了我國工業企業的后面,在今后銀行的股份制改造中,我國銀行業應該以西方管理研究方法和我國傳統管理文化為基礎,借鑒工業企業的成功經驗,盡早建立現代銀行業管理制度。

參考文獻:

[1] 賈生華,鄭海東. 方太管理創新的階梯[J]. 企業管理, 2005(8):28-30.

[2] 趙作元. 香港銀行管理經驗值得借鑒[J]. 農業發展與金融,2005(S1):52-53.

[3] 林澤炎. 擁有人才 用好人才是企業騰飛的關鍵[J]. 中國勞動, 1999, (04):24-26.

[4] 孔晶晶,賈超群. 建設現代商業銀行文化[J]. 金融觀察, 2006, (11):119-120.

第3篇：科學管理理論主要思想范文

關鍵詞: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歸類與公共管理理論的歷史沿革

(一)公共管理原則導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學導論》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學原則》使公共行政學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著指導行政現象的科學原則;Max Weber(1978)的《論官僚制度》探討了現代組織原則與規范,發明了層級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學論文集》,深入探討了法約爾管理過程與管理原則。

首先為古典管理學派,該學派主要關注行政效率,尋求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與技術,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層面上進行科學研究及組織工作。該學派為公共行政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Taylor將科學引入管理領域,提高管理理論的科學性。Taylor(1911)在《科學管理原則》中提出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科學管理原則,并指出:“科學管理原則普遍適用于各種人類活動”。科學管理理論強化了人們對消除浪費和提高效率的關注,從而成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追求。

其次為行政管理學派,該學派從管理實務出發,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論和規則,作為管理者的行為準則。Henri Fayol的主要貢獻是開創了組織研究領域,拓寬了科學管理的研究領域。Gulick對行政功能和組織的規范與實證研究,并提出了一體化組織原則與行政七職能理論。James D. Mooney提出了組織四大原則,即協調原則、層級鏈原則、職能原則和職員原則,結合組織與原則分析。

最后為官僚制度學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論的產生與其歷史時代有著直接的聯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著高度結構化、標準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態等特征的行政組織體系,是強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夠達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對人類行使權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質疑的流派

20世紀30年代,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派理論受到了挑戰。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把組織視為機械形式,把人當機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組織結構和法律、法規的遵守。這是傳統公共行政學不可推脫的缺點。理性的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對;二是認為行政原則本身存在邏輯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論述了當時的情形:“現時的公共行政學理論也就是政治學理論”。這把原本認為政治與行政分離的傳統理論又糾纏在一起。

社會系統學派從系統、整體性等社會學觀點來研究管理,擺脫了傳統行政管理理論的缺陷,并試圖改造傳統的權威概念、創造出一種協調合作精神。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統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過程中人的問題,他通過對群體的心理因素的考察來分析作為民主群體基礎的“協商一致”機制的性質。

理性決策理論學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為分為“決策制定過程”和“決策執行過程”,并把管理研究重點集中在“決策制定過程”的分析。既豐富了管理學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質特點。理性決策模式提供了分析決策問題基本思路,同時也強調“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擴散流派

20世紀60年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原子能技術、空間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的利用和發展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觀上造就了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理論的應用和發展,拓寬了管理思維,也促進了管理現代化,更是給行政科學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學的管理科學成為了一門融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理論、方法于一體的綜合性學科。公共行政學的研究也就從純理論轉型到結合應用的研究。

系統論認為任何組織都同其周圍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發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圍。公共管理對于公共性的理解也從官僚制度和政府機構發展轉變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與社會其他組織之間的政治關系,以及注重組織工作環境對公共組織的影響力,政府被置身于社會外部大系統中,公共管理從制度定義發展為規范定義和組織定義。

系統管理學派是以系統為研究對象,研究自然、社會和思維領域中各種系統的運動規律并據此來認識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觀點是不同變量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一個變量的細微變化可能引起其他變量的重大變化。這種非線性關系增加了人們對組織認識的復雜性。受系統理論的影響,任何組織都被視為相互關系之中,任何變量都可能對其他變量產生影響。行政組織也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必須持續地與環境產生互動,并在適應環境變化的過程中處于動態均衡狀態。

行政生態學派,借用生態學研究生命體與其環境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行政系統與各種環境變量間的相互關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態的學者是哈佛大學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隨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態類型的發展連續體。行政生態學借用“結構-功能”方法來分析行政行為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為公共管理學開辟了新的領域,使其擺脫了那種抽象地討論行政原則的純理論作風,用生態觀點來考察行政是正確的認識路徑。

(四)公 共管理價值重塑流派

歷史與科學的局限性導致了傳統的公共管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術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義、價值、自由等內涵,也導致了公共管理學的價值危機。20世紀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為首的新公共行政學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動,還大力提倡社會正義、自由、民主等價值,這也就突破了科學實證主義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與價值的復興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學:明諾布魯克觀點》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學產生于‘事態嚴峻、情勢緊急’時代”,它的產生本身就是為了解決問題。新公共行政學派的主要觀點在于:第一,由單純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成果和研究方法轉變;第二,拋棄“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與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連續或交融過程,開始重視政府管理中的政策問題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學由以效率研究為核心轉向更關注公平、責任和倫理等行政民主性價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發表,奠定了黑堡學派的政府再造的獨特觀點。其強調,行政價值的重塑與社會變遷的推動都需要由“集體持有的價值、認知、態度以及行為等”改變,行政人員與官僚體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績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創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發生,除了尋找之身的歷史、傳統等淵源之外,時代的風云際會也可能成為其產生發展的土壤。公共選擇學派、新公共管理學、新公共服務、治理學派等學派的出現與不斷探索,極大豐富了公共行政學的內容和方法論。

公共選擇學派將經濟學的理論用于非市場的決策之中,它認為國家機關亦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參與利益的競逐。公共選擇學派以個人自由主義為基礎,關注個人利益,將人類社會分割為兩個市場:經濟市場與政治市場,它們都有著共同的特點,都受自生自發秩序的制約。該學派對于公共行政的啟示主要體現在:擴大公眾參與;最大化行政職能分權化;簡化行政程序與層級節制;徹底將公共行政經濟化,并進行可行性評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會公正為衡量基礎;對于公共部門的擴張、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組織的目的進行嚴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門的領導角色,將其界定為專家或技術人員。

20世紀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論在受到公共政策學科范式和企業管理學科范式的影響而在新公共行政學的基礎上形成。它更重視從經濟學角度來研究公共管理問題,在重視定性分析的同時更強調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門管理問題的解決為核心,采用經濟學理論和私人部門管理方法,創立一個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識框架。如:更加關注績效-激勵的行政模式,建立績效導向型的制度、結構與管理等行政原則;建立了關于政府設計和行政改革的國際對話和比較機制;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以及其他先進概念框架的綜合與啟發性使用。

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和現實求解,主要是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來的一種理論。該理論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場化與競爭化將導致公共利益與公民尊嚴的喪失,并試圖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和實踐工具來彌補這種趨勢所造成的惡果。它提出通過由公民與政府雙方的共同治理來提高治理的質量,并帶給社會更高的收益,這些都體現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思想進步。

意義及啟示

公共管理流派紛爭,其主線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與行政

公共機構的任務,即政策的制定必須由政治家來完成;而行政者則貫徹執行這些政策措施,即所謂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盡管有學者對于政治與行政是否能分離表示懷疑,但二分法使得人們可以撇開政治條件與政治因素來把握行政的實質與意義,促成了對政治與行政邊界的認知。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部門改革發展使得政治與行政的邊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為公共部門采用了眾多的組織形式,政治勢力日益滲入行政領域。政治與行政界限的模糊導致責任處于游離狀態,使得傳統的政治價值難以追尋,并產生了許多問題。

(二)公共與私人

在公共部門管理研究中,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所謂的“劃界問題”,如何選擇屬于公共、私人領域抑或公私混合領域,以及如何執行等問題的思考。在現實生活中,純粹的組織形式是不存在的。既沒有純粹的公共組織,也沒有純粹的私人組織,構成了所謂的“模糊狀態”。公共與私人邊界移位使我們必須對傳統公共部門原則進行重新思考,如公共權力與個人自由,資源配置問題、分配問題、所有制問題、官僚制問題等。公共部門管理創新,運用私人部門管理來提高效率、提高更優質的服務,這樣可以減少成本,但也存在公共信任減少的問題。

(三)效率與公平

效率與公平是一對矛盾體,效率在生產力落后的時代其重要性被提高到了歷史高點,而當社會矛盾漸露的時候,公平理念就會出現。效率注重規則、缺乏人性;公平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犧牲效率。公共管理理論引入了行政效率、經濟人假設、私人部門管理等效率優先理論,也提出了政治價值、人性與公共服務等公平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公民與政府的共同治理,加強對話,消減矛盾,以克服公共管理理論一味強調的競爭化、市場化可能帶來的惡果。其實,效率實際上是生產力的尺度,強調發展;而公平更多是價值觀念,是社會穩定的心理需求,注重穩定。在穩定中求發展,以發展來謀穩定。效率與公平最終將在社會的天平中尋達到平衡。

參考文獻:

1.[法]H.法約爾著.周安華等譯.工業管理與一般管理[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2.Luther Gulick and L.Urwick(eds.). 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937

3.[德]馬克斯?韋伯著.林榮遠譯.經濟與社會(上、下卷)[M].商務印書館, 1997

4.譚功榮著.西方公共行政學思想與流派[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5.[美]赫伯特?西蒙著.管理行為-管理組織決策過程的研究[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

6.[美]塔爾科特?帕森斯著.社會行動的結構[M].張明德等譯.譯林出版社, 2003

7.[美]徐中奇.行政生態學研究述評及其對我國行政改革的啟發[J].江西行政學院學報,1999(4)

8.[美]F.W.里格斯著.行政生態學[M]. 金耀基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第4篇：科學管理理論主要思想范文

關鍵詞　管理學　管理理論　企業理論　管理學家　任務

中圖分類號：C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2(2012)01－0013－09

斯圖爾特?克雷納(2003)在《管理百年》一書中寫到：“工業化屬于19世紀，而管理屬于20世紀。在1900年，管理尚未為人所識；現在，它已然成為人類文明的中心活動。”他稱這一百年是“有趣、創新和進步的100年”，并且以“管理只有恒久的問題，沒有終結的答案”來預言管理學的美好未來。對管理學的發展進行評論是一件麻煩事，我們是管理學者，難免會“王婆賣瓜、自賣自夸”自己的專業，但是因為我們了解我們的專業，我們也可以更客觀地對其進行評論。“無知者無畏”，這是一種心理；“有知者無畏”，這才是做學問的正道。

筆者主要從比較管理學與經濟學的角度進行評論。因為這是兩個最親近的學科，要截然分開它們是不可能的。但是相對于經濟學的風光無限，管理學可謂是忍辱負重，這在后面會詳細地論述。

一、管理理論的主要內容

這一部分論述管理理論的主要脈絡，由于這方面屬于常識性的東西，基本上沒有異議，所以論述從簡。

1、管理理論的主要脈絡

一個共識是，按照時間順序劃分，西方管理理論各學派的形成基本上分為三個階段：(1)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古典管理理論”階段。代表人物有泰羅、法約爾、韋伯等；(2)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新古典管理理論”階段，也就是人際關系一行為科學理論。代表人物有梅奧、馬斯洛、赫茨伯格、斯金納等；(3)二戰以后的當代管理理論，主要以巴納德的系統學派、卡斯特的權變學派和德魯克。的經驗學派為代表，并且出現了學派林立的現象，如孔茨在《再論管理理論的叢林》中就總結出了十一個學派。這種現象既代表了管理學的繁榮，也代表了管理學的混亂。

總的來說，古典管理理論側重于宏觀分析，新古典管理理論則多從事微觀分析，而當代管理理論則是對宏觀、微觀再宏觀的組織分析方法的嘗試。

圖1是筆者對管理理論主要脈絡的總結。

2、企業理論的主要脈絡

按照西蒙(2007)的觀點，管理學分為管理社會學與實踐管理學兩種形式，經濟學分為經濟理論和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兩種形式。盡管屬于經濟學范疇，但是企業理論與管理學關系極大，所以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按照錢穎一(1994)的觀點，企業理論主要分為企業的本質和界限、企業內部的等級制、企業的資本結構、企業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四個部分，各個部分又分為許多不同的觀點。

圖2是筆者對企業理論主要脈絡的總結。

3、管理的作用

(1)形成了“經理式資本主義”

錢德勒(1987)在《看得見的手》一書中寫到：“它(即本書)描述了一種新的經濟功能――即經管理而進行流量的協調和資源的分配――的出現，以及執行這一經濟功能的、經濟人的一個新亞種――支薪經理――的誕生”，“在那些現代多單位企業已經取得支配地位的部門中，經理式的資本主義已經壓倒了家族式的資本主義和金融的資本主義”。“如果一個社會要生存，如果它還是一個社會的話，就一定得有企業家。只有企業家能興國，因為有了企業家，就有了制度創新的組織者，而有了比較進步的制度，知識才可能轉化為生產力，科教才可能興國”(汪丁丁，2001)。也就是說，作為社會生產部門的企業已經逐漸被對于提升生產力具有極大作用的企業家所控制，無論是政治家還是金融家都不是控制企業的對象。這將從整體上大大促進社會的進步和整體福利的改善。

(2)成為“生產的第四要素”

愛德華?布魯齊(Edward Brech)如此高度評價管理的作用：“管理是組織設定和實現目標的方式，沒有它，現代文明和創造財富的程都將不存在。”錢德勒(1987)指出：“管理的協調也有助于說明一個被經濟學家解釋為‘殘差’的重要問題，那就是產出的增長額往往大于投入的增長額。”丹尼爾?雷恩(1997)則直接認為“管理成了生產的第四要素。它把土地、勞動力、資本這三個要素結合起來”。郭重慶院士(2008，2011)也指出“生產力要素(知識、勞力、資本)都只是一種資源，只有通企業家與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轉化為財富和社會進步”。這些都說明了管理的重要性。

4、管理的二重性

管理既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作為一門科學，它有普遍適用的基本原理，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我們學習國外的管理學主要就是學習它的科學性一面。同時，管理又是一門藝術，是具體的，“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環境的一個程，也是文化環境的產物”(丹尼爾‘雷恩，1997)。所以在應用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到具體情境，教條主義地搬來運用是會出大錯的。

5、管理學的關鍵詞與經濟學的關鍵詞

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的關鍵術語，也就是“關鍵詞”。汪丁丁(1995)認為經濟學的關鍵詞是“欲望、手段、要素、稀缺、信息、交換、分工、規模經濟、分配、帕累托改善、知識、權利、正義、道德和宗教”以及“成本、財富、效率”，說了這么多，有點混亂。我們也應該反思一下：我們管理學的關鍵詞有哪些?組織、決策、計劃、戰略、信息、創新、領導、激勵、控制、績效、人性……應該差不多了，這些詞語反映了管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可以看出，管理學和經濟學既有共同點，但主要還是差別。清楚地認識管理學的研究對象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有助于我們明確自己的使命。

二、尷尬的管理學風光的管理學家

作為一門學科，管理學是尷尬的，經濟學是風光的。這主要是因為管理學理論流派于繁雜，又于大眾化、通俗化，這導致眾多學者質疑管理學的科學性，甚至一些管理學者也提出要把管理學數學化，提高管理學的進入門檻。相比之下，經濟學卻要風光的多，不僅理論流派劃分明確，而且很多經濟學理論只有象牙塔頂端的大師們才能理解個大概，這使得經濟學看起來更象一門標準科學，而人們的一個普遍心理就是崇拜那些不甚明白的事物。

諾貝爾經濟學獎已經成立半個世紀了，獲獎的經濟學家也有半百，但是獲得這個獎項的管理學家只有赫伯特?西蒙一個，這也說明了管理學的尷尬。不我們也可以通一些對比來使得管理學、管理學家不必那么尷尬。

1、管理學與經濟學

管理學與經濟學的區別還是很大的。我們一般認為：管理學尋求滿意解，經濟學尋求最優解。“有利弊權衡的地方就有經濟，經濟學主要是解釋問題；有困難要解決的地方就有管理，管理學

主要是解決問題”(王建國語)。管理學研究只需要找到解決問題的一個比較滿意的手段就可以了，而經濟學研究卻往往在苦苦尋找最優解，而在信息不充分的現實情況下，最優解往往很難找到，即使找到也很難具體實施，這也是經濟學家痛苦的一個根源。有句廣告詞說得好：“不求最好，只求更好”。經濟學要是能領會這句話的真諦就好了。

話說回來，經濟學畢竟只是用來解釋現實世界的，只要能解釋清楚問題就行了，具體的問題解決還要靠管理學，我們不應該對其求全責備。

2、管理學家與經濟學家

管理學家認為市場上到處存在機會，而經濟學家認為完善的市場沒有機會。所以管理學家可以到處做咨詢掙大錢，而經濟學家卻只能呆在家里演算公式(“書齋里的革命”)掙不了多少錢。舉目觀看，經濟學家的書籍很難成為暢銷書，但是管理學家的書籍卻能賣得很火爆。這說明管理學家的理論對于指導大眾的實踐還是很有用的。盡管“存在即合理，有用即真理”是一句不符合哲學原理的話，但是這個世界的大部分成員都是不懂得哲學的。

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警告自己的同伴“經濟學是科學，不應成為顯學……經濟學不是經邦濟世之學”、“經濟學家不能治國”，還有“經濟學家出了課堂就不要再說一句話”之類的話語，這多少都可以讓我們有一些安慰。

總的來說，經濟學總給人一種高高在上、脫離實際的感覺，而管理學卻要現實得多。如果經濟學能夠具有更多的現實指導意義，而管理學也多一些理論內涵、不至于出現太短的“理論生命周期”(即管理時尚)，情況就好多了。

三、管理學的未來

中國人經常用“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來表示對天才少年的偏見。如果以公元前355年色諾芬的《經濟論》作為經濟學的開始時間的話，經濟學已經發展了兩千三百多年；以1911年泰羅的《科學管理原理》作為管理學的開始時間的話，管理學僅僅發展了一百年，連經濟學發展時間的零頭都沒有。經濟學可謂是一位年長的睿者，而管理學只能說是一位天才少年。隨著時間的消逝，這位少年會不會成為一個平庸的“方中永”呢?我們的回答是樂觀的，他會繼續天才下去!

總的來看，西方管理理論是處于發展提高和綜合滲透的程之中的。“這是一個追求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東西的時代，是探求某一管理‘學派’或‘幾個學派’，結合掌握了的可靠的管理知識的時代”(丹尼爾?雷恩語)。我們的目標是探求“管理科學的條理性、度量和可預見性”。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管理學流派紛爭、繁雜的情況一定會得以改變，某種理論為主導、其它多種理論繁榮發展的情形一定會出現!例如，程學派現在已經獲得公認，所有管理理論和技巧都可以歸納為管理的某一程。

科特勒說“營銷學的父親是經濟學，母親是管理學，其祖父是數學，外祖母是哲學”，這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信心：原來我們管理學的最初根源就是哲學呀!這就好比我們擁有了貴族血統，奪取社會科學的王位是遲早的事。

亞里士多德說：“沒有意象，靈魂就不會思考。”讓我們以大膽樂觀的思想、小心謹慎的行動來實現繁榮管理學的使命!

四、中國管理學者的主要任務

早在1982年，蔣一葦就撰文鼓吹創建中國的管理學，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1983年，袁寶華也提出了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管理學的十六字方針，即“以我為主、博采眾長、融合提煉、自成一家”，被管理界普遍接受。進入20世紀90年代，一些學者還提出了關于中國式MBA教育的建議。90年代中期以來，創建中國管理學、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模式成為管理界的熱門話題。但嚴格來講，我國目前尚且沒有自成一體的管理理論或管理學派，也沒有相對固定的、比較有效的微觀管理模式(許康，勞漢生，2001)。因此，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以人為本的管理模式，創建中國管理學，是21世紀我國管理界的頭等大事。中國管理學的戰略目標為：建立中國現代管理學，將管理學中國化；提高水平，走向世界。提高水平是中國管理學走向世界必須的發展程，而走向世界則是中國管理學發展戰略的長期目標(成思危，2004；郭重慶，2008，2011)。

總體來看，綜合眾多學者的觀點，要實現“建立中國現代管理學，將管理學中國化；提高水平，走向世界”的戰略目標，未來我國管理學者的主要任務有：

第一，對我國管理學的發展歷程進行系統的概括和總結，探索“中國式的管理理論”。一方面，我們要抽象出我國管理學發展歷程中廣大管理學家、企業管理人員眾多的智能；另一方面，我們還要從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化積淀和民族特性中，尋找中國式的、獨特的管理思想(黃速建，黃群慧，2005)。畢竟，中國管理學界的歷史傳承較少，近20年幾乎埋頭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學的理論、方法和工具，略顯稚嫩(郭重慶，2008，2011)。

第二，作為經濟體制轉軌國家，我國的管理問題具有復雜化和多樣性的特點，需要我們在理論上加以研究。不同環境下管理理論研究的條件顯然是不同的，進行我國的管理理論研究，在借鑒西方的研究成果和經驗的同時，應當以我國特殊的環境為基礎，實事求是地研究和解決我國的問題。“應該直面中國管理實踐，突破管理學研究的承襲思維，多做些中國管理實踐的實證研究”(郭重慶，2008，2011)。

第三，加強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管理人才培養與企業管理研究。加入WTO后，我國企業普遍缺乏懂得國際工商管理、熟悉海外直接投資操作、能夠駕馭跨國生產經營管理和了解東道國法律制度、文化商業習俗、國際慣例的外向型管理人才，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企業管理機制的研究也仍然不足。

第5篇：科學管理理論主要思想范文

關鍵詞：

一、 傳統公共管理的發展及弊端

新公共管理師一套理論群的聚合，是相對于傳統公共管理而言的，因此說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傳統公共管理的形成及其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

在傳統公共管理中也有許多不同的理論流派，大體可分為早起以威爾遜為代表的政治與行政二分、韋伯為奠基人的官僚管理理論以及科學管理理論。在這些傳統的公共管理理論與實踐中，官僚體制行政模式從它產生之日起就在組織領域擴大其范圍，以至于成為傳統公共管理的核心機制。官僚行政模式中有明確的層級劃分，一切以職位為導向，強調體系中的法理權威，

但完美的理論畢竟只是理論，而且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基礎上形成的，更何況諸多理論本身也不是完美的，官僚體制在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化中開始問題重重。工業時代逐漸成為過去，代之的是后工業社會或者說知識經濟時代，人們對公共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

這種弊端最根本的是體現在其“X—無效率”上，所謂“X—無效率”，簡單來說就是由于行政組織規模的龐大和壟斷地位，使得其對成本的控制和產出的期望變弱，表現的沒有想象中的那么有效率，這種無效率主要是由于缺乏競爭引起的。由于無聊率的存在，公共服務成本高昂，質量低劣。

二、 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理論基礎和內容

新公共管理并沒有一個統一規范的定義，而且在各國的實踐中也表現出一些差異，因為它是建立在多個相互支撐和聯系的理論上的。這些理論一方面成為新公共管理的來源，又是新公共管理的主要理論觀點。概況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要是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交易成本理論和委托理論。交易成本是指事前簽訂契約、事后監督和實施它的各項費用之和。

    交易成本普遍存在于人們的各種交易行為中。這種成本的控制和減少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創新。從交易成本觀點來看，官僚機構壟斷公共服務生產的傳統模式無疑以巨大的成本為代價的，無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委托理論主要用于描述在所有權、控制權兩權分離和利益分割的情況下，委托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模式以及行為動機與股則等問題。該理論的基本思想包括以下幾點：（1）委托人和人之間存在信息的不對稱。（2）人是從自身利益出發的，因為信息的不對稱，可能采取機會主義行為。（3）委托人預期效果的實現依賴于人的行為和委托人的制度供給。因此新公共管理理論提倡短期合同和激勵機制的建立。

（2） 公共選擇理論，公共選擇是指非市場的集體選擇，也即政府選擇。把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在可曾體制方面的具體應用就是所謂的“公共選擇理論”。該理論認為要改善官僚制的運轉效率、消除政府失靈的根本途徑就在于取消任何形式的“公共壟斷”。在公共部門中恢復競爭，引入市場、準市場機制。

（3） 工商企業管理學。私人管理與公共管理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新公共管理充分利用了工商企業管理學中的諸如激勵、組織、控制等理論和方法。將其應用在公共部門管理之中。

三、 新公共管理理論評價

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評價不能僅僅從學理角度分析，因為它的產生初衷就是努力改善傳統公共行政的低效率，這使得它具有濃烈的實踐色彩。具體說來，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評價有以下幾點：（1）從西方一些國家如新西蘭、英國、美國等國家的改革實踐來看，新公共管理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改善政府效率，控制成本方面起到了不錯的效果。（2）在實踐中雖然成就斐然，但暴露出的問題也深刻折射出新公共管理在理論上的一些缺陷與不足，其經濟學理性經濟人假設過于片面，以至于新公共管理的激勵機制和競爭機制都以此為前提和標準。

四、 新公共管理理論在我國高等教育的實驗——萬里模式

當代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建立完善合理的現代大學制度。在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進程中,如何構建既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要求又遵循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的現代大學制度,一直是高等教育理論工作者和實踐工作者共同關心的熱點問題。浙江萬里學院的辦學改革與創新就是吸收了新公共管理理論和一些相關理論，在我國高等教育體制創新中取得實踐性成果。

浙江萬里學院的前身是浙江農村技術師范專科學校。但隨著社會發展和學校辦學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到20世紀末期,學校面臨著諸多難以回避的生存和發展問題:生源不足、規模偏小、經費短缺、設備陳舊、師資外流等,辦學舉步維艱。也正是在危機時刻，萬里學院開始了改革之路，在短短八年發展迅速，得到了社會的高度好評。那么萬里模式的核心和成功的關鍵是什么呢？這就必須尋找其理論基礎的支撐。在對萬里模式的考察中，發現很多機制都是和新公共管理理論相一致的。體現在以下2個方面：（1）以市場理念形成的利益統一機制是“萬里模式”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動力。在學校層面和學院內部引入競爭機制，提高了學校的行政效率和教學質量。（2）以科學的管理制度形成的權力制衡和效率機制是“萬里模式”的根本保障。政府推出辦學者的身份，僅僅作為委托人，不參與實際的校內管理，同時成立萬里集團負責學校的資金籌措的問題。從而實現各方的專長。

（3） 以學生為中心，強調學生對學校的滿意度，這也和新公共管理中以公民作為顧客的觀點相一致的。

總之，高等教育作為公共部門是整個公共部門改革的重要環節之一，而且當今對高等教育的改革呼聲不斷，如何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實現高等教育的制度創新，新公共管理理論可以提供重要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白非.對“萬里模式”的再認識[J].浙江萬里學院學報,2007(01).

第6篇：科學管理理論主要思想范文

運營管理，又稱運行管理、營運管理或作業管理，是西方工業革命后大規模生產作業的產物。企業通過實施運營管理，能有效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控制操作風險。因此在工業化時代，學者與企業管理者開始對運營管理日益重視，后來逐漸發展成為一種重要的管理理論。上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服務業在經濟運行中的地位不斷提升，運營管理在電信、電力、銀行、保險等服務行業的應用日益廣泛。服務業通過實施工廠式的集中作業模式，逐漸改變了傳統的點多面廣、分散式運作模式，同樣獲得了巨大成功。

一、運營管理理論的產生和發展

早期的運營管理理論主要研究對象是生產企業，目的是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降低勞動成本。工業革命后，學者和企業管理者均對生產領域進行了許多研究和探索，早期代表性的運營管理理論主要有科學管理理論、流水線生產理論和及時制生產理論等。

（一）科學管理理論――運營管理理論的誕生

1776年亞當?斯密在出版的《國富論》中首次提出了勞動分工理論， 闡述了勞動分工對于提高生產效率和增進國民財富的巨大作用， 標志著運營管理理論的萌芽。但《國富論》主要研究的還是經濟學理論，重點闡述了通過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如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對管理理論還缺乏系統研究。

運營管理真正成為一門科學， 是源自泰勒等人對生產活動的研究總結而形成的《科學管理原理》。上世紀初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 W?Taylor）創建的科學管理理論給生產運營管理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他通過對工作方法的觀測、分析和改進以及運用經濟手段相結合的方法來提高生產率，取得明顯成效。泰勒還率先提出工作標準化思想，是標準化或規范化管理的創始人。

（二）流水線生產理論――運營管理理論的重大革新

泰勒之后， 大量學者和管理人員投入到生產運營管理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中來，其中最重要的是亨利?福特1913年提出的流水線生產理論，是運營管理理論的首次重大革新。 福特公司在汽車制造中應用流水裝配線進行生產， 流水線生產以標準化、簡單化、專業化為目標，力求實現勞動機械化，促進更細的勞動分工和生產專業化，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和降低了成本，成為大批量生產的一種有效方式，直接促成了美國汽車工業在全球的崛起， 更使的福特公司一舉成為當時全世界最大的汽車制造公司。

（三）人際關系說――運營管理理論的內涵擴充

美國管理學家梅奧（Mayo）在1933年將自己從1924～1932年主持進行的“霍桑實驗”結果以《工業文明中的人的問題》為書名發表，標志著人際關系學說的建立。 人際關系學說作為泰勒管理思想的重要補充，其基本觀點是工人是“社會人”，而不是泰勒所認為的只關心經濟利益的“經濟人”，經濟利益只是次要因素，真正決定工人工作積極性的是社會交往、他人認可以及歸屬某一社會群體等社會心理因素。因此員工的態度和行為取決于個人和社會作用的發揮， 尊重工人比只靠增加工資更能發揮工人的積極性，組織和社會對員工的關心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條件。人際關系學說大大推動了行為科學理論的發展，使管理重心開始由物轉向人，開始重視人的激勵問題。激勵理論廣泛用于企業生產活動之中，成為發揮員工創造性、主動性和提高生產率的源泉。

（四）運籌、及時制等相關理論――運營管理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二戰后，運籌學的優化方法廣泛應用于生產領域，為運營管理提供了許多定量分析的工具，其中代表性的有愛德華?柏曼（Edward Bowman），羅伯特?法特（Robert Fetter）出版的《生產與作業管理分析》（1957年），伯法（Belffa）出版的《現代生產管理》（1961年）。他們都注意到生產運營作為一個系統的重要性，同時強調了排隊論、仿真、線性規劃在運營管理中的應用。上世紀70年代，計算機技術在運營管理中得到廣泛應用，物料需求計劃（MRP）開始應用于生產計劃與控制，生產計劃人員可根據需求變化及時調整生產計劃和庫存水平。隨著計算機技術的高速發展，MRP進一步擴展為制造資源計劃即MRPⅡ，其應用范圍擴大到銷售部門和財務管理，統一了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 目前在MRPⅡ基礎上，把辦公自動化、后勤、設備維護、過程控制、數據采集和電子通信等結合起來，實現了更廣泛的管理信息集成，向更高層次的企業需求計劃（ERP）方向發展。

進入上世紀80年代，自動化技術和及時制生產（JIT） 引領了運營管理的革命。JIT是一種徹底追求生產的合理性、高效性，能夠靈活多樣的適合各種需求的高質量產品的生產方式，用最少庫存生產最適當數量的產品，實現零缺陷生產。一些工廠自動化技術迅速發展，如計算機輔助設計（CAD）、計算機輔助工藝設計（CAPP）、計算機輔助制造（CAM）、集散系統（DCS）、現場總線控制系統（FCS）等，促進了運營管理向系統集成與高效敏捷方向發展。上世紀90年代，全面質量管理（TQM）開始得到普及。國際標準化組織頒布的ISO-9000質量管理和質量保證的系列標準在建立質量體系、 開展質量認證方面發揮出重大作用，對全球化經濟發展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目前全面質量管理已經風靡全球， 成為運營管理最重要的領域之一，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二、運營管理理論在銀行業的應用

隨著以銀行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不斷興起，運營管理理論不再只局限于生產領域運用， 而是廣泛應用在服務領域，運營工業化、流程化成為銀行業的發展方向，主要代表理論有流程再造理論、精益運營理論、共享服務理論等。

（一）流程再造理論――打造流程銀行

業務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理論最早由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邁克爾?哈默于1990年在《再造：不是自動化，而是徹底放棄》一書中提出，并很快引入西方工業企業管理領域。此后哈默和美國企業管理咨詢專家詹姆斯?錢皮在1993年合著的《企業再造》一書中正式提出了業務流程再造的經典定義： 對業務流程進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徹底性的再設計， 以取得企業在成本、質量、 服務和速度等衡量績效的關鍵指標上的顯著性改善。業務流程再造理論從聚焦任務轉向聚焦流程，是管理理論的一大飛躍， 在整個管理學界引起了巨大震動。

美國學者保羅?艾倫將流程再造理念引入銀行業，提出了流程銀行再造的概念：銀行為了取得在成本、質量、反應速度等績效方面顯著性的改變，以流程為核心進行的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徹底性的再設計。 上世紀80年代美國銀行業為應對利率市場化、金融脫媒化的挑戰以及適應競爭環境的巨大變化，開始對自身業務流程和組織結構展開深入研究和改造，從根本上提升服務效率和改善服務質量，主要業績指標都得到明顯提升。

（二）精益運營理論――改進服務質量

精益運營（Lean Operation）理論起源于上世紀80年代日本豐田公司發明的精益生產方式。這種方式以及時制生產、全面質量管理、并行作業、充分協作的團隊工作方式和集成的供應鏈關系管理為特征。上世紀90年代，在制造業廣泛應用精益生產方法之后，美國將精益方式擴大到其他領域，金融服務業更是廣泛應用精益運營的思想。 通過實施精益運營，以最少的投入創造出盡可能多的價值，并且能適應客戶需求而不斷變化。 其核心是消除一切無效勞動和浪費， 通過不斷地降低成本、增強靈活性、提高服務質量、 實現零缺陷等手段來確保市場競爭中的優勢地位。

1998年， 麥肯錫咨詢師安東尼?R?葛蘭德等人發表《第一國民豐田》的研究報告，指出銀行業在很多領域中確實與制造業有共同特征，如銀行信用審批中心、呼叫中心應用精益生產理念可以提高生產效率，運維計劃的標準化可實現基于機器的作業如支票整理上的很大改進等。

（三）共享服務理論――實現規模運營

共享服務是“內部外包”的一種形式，能使組織通過在公司創建執行特定服務的內部獨立實體來實現規模經濟。典型的共享服務行動利用企業級應用和其他技術發展，使公司能夠進一步取得在諸如財務、 會計、 采購、IT和人力資源等流程上的質量改進。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影像技術、工作流技術和OCR識別技術在銀行得到廣泛應用，為銀行實施集約化運營和共享服務提供了有力技術支撐。

匯豐銀行自1996年開始先后在海德拉巴、班加羅爾、廣州、上海和吉隆坡成立5個環球服務中心，負責全球清算、會計處理、外匯單證處理、數據資料處理、賬務處理等，并延伸到按揭、信用卡、付款、投資產品及零售銀行等業務。花旗銀行建立多家全球交易服務中心（Global Transaction Service簡稱GTS），其目標是構建功能及規模靈活可變的業務數據集成中心，為全球各地客戶提供優質、高效服務。

（四）六西格瑪管理理論――減少運營缺陷

六西格瑪（6σ）的概念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起源于美國摩托羅拉公司，于上世紀90年代在通用電氣和其他領先企業中得到發展。西格瑪即希臘字母σ的譯音，是一個統計學的單位，表示與平均值的標準偏差，企業也可以用西格瑪的級別來衡量流程管理方面的表現。6σ即要求產品合格率達到99.99966%，次品率不超過百萬分之3.4，稱之為六西格瑪。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里，六西格瑪作為實現業務流程改進的有效方法，在制造業以及金融服務業中應用日益廣泛。六西格瑪管理是由組織發起的對制造、服務和管理過程進行新的創造，由此在減少缺陷和縮短產品周期方面得到持續的、大幅度的提高。它是一種能夠嚴格、集中和高效地改善企業流程管理質量的實施原則和技術。

銀行業通過嘗試引入六西格瑪管理，以改進運營和服務質量，取得了較好效果。1997年，花旗銀行在業務運營中引入六西格瑪方法， 以實現缺陷率降低和周期縮短， 每月回撥次數從8000次降低到1000次，外部回撥率降低了85%，信貸處理時間縮短了50%，信貸決策周期縮短了67%。2001年，美國銀行啟動了六西格瑪管理， 運營服務質量開始逐步提升，2002年底客戶滿意度提高了25%， 賬務維護需求響應周期從3天降低到10分鐘以內，抵押貸款從申請到結束的周期減少了15天。

三、 運營管理理論在我國銀行業的應用實踐及未來發展方向

歐美銀行一般都設有專門的運營管理部門，采用事業部的形式， 獨立于各個業務條線和各級機構之外，集中提供全行性的運營服務。而我國傳統的銀行體制中部門銀行色彩濃厚，機構層級眾多，一般不設立運營管理部門， 運營服務職能主要由基層機構承擔。進入21世紀，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監管要求和客戶服務訴求的提升以及運營風險管控難度的加大，傳統的分散式運營模式弊端不斷顯現，建立現代化的運營模式成為我國眾多商業銀行的選擇。

（一）我國商業銀行運營管理的探索與實踐

股份制銀行一般采取總行――分行――支行的三級管理體制，管理層級少，管轄范圍小，因此運營模式改革啟動較早，如民生銀行早在2004年就建立了3個區域后臺處理中心，進行票據、單證處理和清算集中運營，實現了一定規模的集中化、工作流程重新指派和IT平臺升級，有力地支持了后來開始的事業部制改革。 光大銀行也通過技術手段實施前后臺有效分離，實現了全行后臺業務的集中運營與管理。

而國有大型銀行一般采取總行――一級分行――二級分行――支行――網點的五級管理體制，管理層級多，管轄范圍廣，改革難度更大。但后來也陸續開展運營改革，在總、分行成立專門的運營管理部門， 集中負責業務運營管理。 如工商銀行于2006年在二級分行及以上機構成立專門的運行管理部，負責設計和管理全行業務運行流程，構建全行專業化、集約化運行管理體系和業務運營平臺，并率先啟動運營改革，形成“網點全面受理、后臺集中處理、風險集中控制”的全新運營格局。建設銀行也于2006年開始會計運營體制改革， 成立營運管理部，2008年啟動前后臺分離項目改革，并分別在武漢和成都成立全國性的后臺業務處理中心。農業銀行運營改革起步稍晚，2008年成立運營管理部， 統一管理全行營業性、交易性業務及相應的后臺業務，2010年將“集中作業、集中授權、集中監控”為重點的運營改革列為該行“一號工程”，力求建立符合現代商業銀行要求、具有農業銀行特色的現代運營管理體系。見表1。

（二）商業銀行運營管理的未來發展方向

從國內商業銀行的運營管理實踐來看，一般是為實現“部門銀行”向“流程銀行”的轉變，將傳統會計結算部門及分散在各產品部門負責的運營職能剝離，成立專門的運營管理部門，對全行公共性操作系統、制度和流程實施改造，負責后臺業務集中處理、風險集中控制等工作。與國際銀行負責各類業務的生產運營以及風險管理相比，我國商業銀行主要還是從事狹義上的運營管理。

可以預見，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深化與變革，以及信息技術和大數據技術的加速發展，我國商業銀行運營模式和運營體制還將繼續變革， 逐步打破過去部門銀行體制的界限， 建立適應新形勢的商業銀行競爭與管理需要的運營模式。

一是由狹義運營轉變為廣義運營。 運營職能逐步拓展， 由目前負責全行公共性業務處理拓展至包括單證業務、票據業務、銀行卡業務、托管業務、信貸業務、金融市場業務、投資銀行業務在內的全行各類業務的集中處理， 以及客戶呼叫服務、 技術設備維護、網點業務管理等職能，統一負責全行各類產品、業務的風險監控，并設立首席運營官、運營總監等高級運營管理人員， 統一負責全行的運營管理，與營銷、財務一并成為銀行的三大主要職能。

二是運營集約化程度更高。借助網絡傳輸技術、工作流和影像技術， 在更高層面組織生產和提供服務。 由目前一級分行、 二級分行層面設立的運營中心，轉變為在全國甚至全球性的運營中心，形成獨立的工廠式、流程化作業和監控模式，按照比較優勢最有效率地組織生產和提供服務，集約化程度更高，運營規模優勢更為明顯，服務能力更強，從“被動式服務”發展為“主動式管理”。

第7篇：科學管理理論主要思想范文

古典管理理論是研究管理行為從經驗管理走向科學管理的開始，形成于20世紀初，其本質特征是科學和效率。主要由泰羅的科學管理理論、法約爾的一般管理理論以及韋伯的科層制理論所構成。

(一)科學管理理論及其教育影響

泰羅的科學管理思想是其長期工作實踐研究的結果，其基本觀點包括，“第一，管理者應負責收集知識并把知識簡化為規則和應用，從而能按照科學方法來處理。第二，管理者應該運用科學方法來挑選和培養工人。第三，管理者應使工人學到知識，從而使工人之間‘精誠合作，完成任務’。第四，管理者要和工人一樣有明確的分工和職責。”［1］(P29)科學管理原理告訴我們，重要的是要雇用合適的人員，對他們進行良好的機器操作培訓，工作要求要在工人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內，勞動報酬要與工作的難度、所實現的生產效率密切聯系起來。所以，科學管理所關注的焦點在于如何提高每個崗位工人的行為可靠性、可預見性，減少疲勞等問題，以便于極大地提升工作效率，關注的是人—機關系。泰羅的組織和管理理論原本是為提高工業組織的理性和效率而創立的，但結果卻同時也被美國的教育界所采納。比如，麥克柯諾夫在1918年寫道:“這是一個講效率的年代。在公眾眼里，最為嚴重的指摘莫過于說學校效率低下了。”［2］(P30)所以，博比特就告誡教育家們應當采用工業界的做法，并為教師提供“如何進行工作、如何達到標準、如何采用各種方法及如何使用器具的詳細指導。”［2］(P30)因此，在“效率崇拜”的影響下，學校里到處留下了科學管理的痕跡，正如迪戈蕾所言:“20世紀初，教育家們開始像辦工廠那樣去辦學校，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學校教育的許多方面都是從工廠車間直接移植到學校教室里來的。現在，保存記錄、制訂課程表、布置教室、劃分學期、安排上課時間和課間休息、管理制度、教學和年級劃分等都實現了標準化。每一所學校，每一個地區都有詳細、準確地寫明如何行事的手冊。質量控制和可以互換的觀念從工廠引入到了學校。”［3］(P14)丘伯利也指出:“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學校就是工廠。原始產品(兒童)被造成成品以滿足各種需要。20世紀的文明對產品制造的規格提出了要求，根據規格的規定來塑造學生是學校的職責。這就要求有良好的工具、專門的機器、對產品進行不斷的度量，以便看看是否按照規格行事，是否消除了制造中的浪費以及是否帶來了產品的多樣化。”［4］(P325)無疑，科學管理已給教育管理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逐漸使教育管理走向標準化、程序化及效率化。其實，這種轉變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化行動之上的，在每個個體及由個體組成的群體朝著他們的效率目標前進的過程中而逐漸犧牲個性和人的精神。

(二)一般管理理論及其教育影響

法約爾更多地是從整個組織的角度自上而下地來看管理問題的。其在《工業管理和一般管理》書中系統地提出了比較完整的管理理論，也被稱為一般管理理論。在書中法約爾第一次將經營和管理區別開來，認為這是兩種不同的概念，管理包括在經營之中。他通過對企業全部活動的分析，將管理活動從經營職能(包括技術、商業、業務、安全和會計等)中提煉出來，成為經營的第六項職能。法約爾認為管理就是計劃、組織、指揮、協調與控制。為了更有效的進行管理，實現管理的職能，法約爾提出了勞動分工、權力與責任、紀律等14項一般管理原則。他還認為管理不只是管理人員的事情，而是每一個人的事情，所以要加強管理教育，讓所有的人都理解和遵循管理的基本原理和原則。法約爾管理理論的重心是通過科學或理性的管理過程和管理原則的運用以達到提高組織效率的目的。其理論也適應于教育管理。“法約爾等提出的管理原則作為學校經營管理的有效文獻范例，今天在不同程度上都依然在使用著。”［5］(P117)當然，一般管理理論自身也存在著一些局限與不足，比如，一般管理理論對人性的研究也僅屬于表層的東西，只是停留在“經濟人”假設的范疇之內。“在‘管人’的問題上他基本上和泰羅一樣，主張以紀律(懲罰)進行經常性的監督，雖然他也提到了激發首創精神，并且將組織比作生物有機體，但遺憾的是他并沒有做更為深入的分析。”［6］(P73)

(三)科層制理論及其教育影響

如果說泰羅關注的是管理方法的科學化，法約爾側重的是管理原理和原則理性化的話，那么韋伯的重心則是組織制度的科學化和體系化。韋伯提出的科層制理論(Bureaucracy，亦譯作官僚體制)要求在組織中排除人為因素的影響，建立系統的組織制度，運用制度來管理。他認為科層制的特征是效率與合理化、分工與專門化、權威的層級節制及非個人取向等的綜合。且這種理想的行政組織體系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確性、穩定性、紀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也優于其他組織體系。所以，“發展完善的官僚機制同其他組織機制比較起來猶如生產的機械化和非機械化的差別……精確、清晰、謹慎、統一性……在嚴格的官僚制管理中這些標準提高到最高程度……個體官員在這種機制的管理下是不能任意妄為的……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只是被固定在整個運行及其定地方的一顆不可缺少的螺絲。”［5］(P118～119)較早運用科層制理論研究學校管理問題的是美國學者阿博特。在他看來，學校組織符合韋伯所提出的理想的科層組織的特征，比如，學校組織具有專業化分工的特點，學校內部具有明確的、嚴格的規章制度等。因此，他認為學校管理效率的提高，有賴于學校組織管理的程序化與規范化。總體而言，科層制組織效率的提升具有技術理性和非人格化的取向，正如馬克•漢森所言:“科層制度的主要功績是它的技術性效率(technicaleffi-ciency)，這種效率是通過重視精確、快傳、專家控制、連續性、處理權限和對輸入的最適宜的回報來體現的。科層組織的結構完全排除了各種人格化的關系和非理性的需要(敵意、焦慮和情感的卷入等)。”［2］(P23)上述分析表明，古典管理理論的倡導者都把高效率地完成組織任務視為管理工作的最高目標，并毫無例外地認為“效率原則是衡量任何組織的基礎”;都提倡分工和專業化，把分工和專業化作為管理活動的一個經典信條;強調要有明確的指揮系統，即組織中要有一條自上而下的明確的權力等級體系，組織中的每個成員都要服從來自上級的指揮;提倡權利和義務的一致性，同時把嚴密的規章制度看作是實現組織目標的必要保證。但古典管理理論一開始就遭到了人們的批評，這些批評主要表現為:一是忽視了對人和人性的研究;二是僅僅把管理的對象看作是一個客觀存在;三是忽視了組織的多樣性和開放性等。所以，教育組織在吸收其合理內核的同時，也要警惕其存在的不足，尤其要從教育組織自身的特性出發，要關注教育組織中人的因素，要以實現人的發展為本而不是僅僅關注所謂效率的提升與理性的培養。

二、行為科學管理理論

行為科學管理理論的產生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梅奧的人際關系學說。當時古典管理理論雖然在提高勞動生產率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由于它只強調科學性、精密性，忽視了人的因素，把勞動者當作機器的附屬品，當作“經濟人”，從而引起了工人的強烈不滿。因此，梅奧等人開展了人際關系理論的研究，強調對工人的尊重與溝通，滿足工人的社會需要。但梅奧的人際關系學說提出以后遭到了企業界和工會組織的強烈反對，直到50年代人際關系學說發展成為行為科學以后，才得到社會廣泛的重視和應用。行為科學管理理論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人際關系理論及其應用

第一個較為全面闡述企業中管理者和工人關系的學者是福利特，她在《新的國家》等著作中討論了行政中“人”的因素。她認為，各種組織的基本問題，在于發展并維持組織成員中動態的和諧關系，建立起能夠協調人的資源的合理機制，生活和工作在同一組織中的人們，都有權力重新建造他們的權力關系。她甚至認為，決定由誰來指導某一具體活動的因素不應是等級地位，而應當是情境的法則;一個人不應該向另一個人發號施令，兩個人都應該同意聽從情境給他們發出的命令。［7］(P287～288)但使人際關系理論系統化并從實驗中得到證實的則是梅奧等人所領導的霍桑試驗。梅奧等根據霍桑試驗的結果提出了“社會人”的假設，認為工人應該是“社會人”，是復雜社會系統中的一員。所以，工人不僅僅是單純地追求金錢收入，他們還有社會、心理等方面的需求，必須從社會心理方面來鼓勵工人提高勞動生產率。人際關系理論在教育管理中的采用主要是受到了杜威所倡導的民主管理哲學思想的影響。杜威認為:“民主主義不僅是一種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種聯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種共同交流經驗的方式。人們參與一種有共同利益的事，每個人必須使自己的行動參照別人的行動，必須考慮別人的行動，使自己的行動有意義和有方向，這樣的人在空間上大量地擴大范圍，就等于打破階級、種族和國家之間的屏障，這些屏障過去使人們看不到他們活動的全部意義。”［8］(P97)從這一觀點出發，他認為科學管理運動是一種狹隘的觀點，會對工人產生消極的影響。所以，學校無論如何不應成為一種使現存社會的工業秩序延伸的領地，而應作為改造這種秩序的場所;學校領導應通過與別人交換意見進行領導，而不是孤立地依靠理性、行政命令的方式將教育觀念與內容強加給別人。由此看來，人際關系理論為教育管理所接受也就理所當然了。但人際關系理論由于過分強調個人的社會需要，忽略對工作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并且把完成工作任務和滿足個人的社會需要割裂開來，特別是強調把人作為一種工具來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也因此一直受到人們的批評。

(二)人性假設理論及其應用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麥格雷戈提出了“X理論”和“Y理論”。在他看來X理論代表著“傳統的指揮和控制觀點”，其假設是:人具有一種不喜歡工作的本性，只要可能就會逃避工作;采取強迫、控制、懲罰的手段促使他們工作;人有一種逃避責任的傾向，寧愿受指揮，對安全的需要高于一切。Y理論則相反，其假設有:工作是人類的天性;人們能對所從事的工作進行自我控制和自我指揮，故控制和懲罰并非唯一的管理方法;在人的工作報酬中，最重要的是滿足自我實現的需要;一般人在恰當的條件下不但能接受而且能追求責任;不是少數人，而是許多人都具有解決組織問題的能力。顯然，X理論和Y理論是關于人性的兩種假設，對更好地認識、理解人性尤其在教育管理中更好地用人都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兩種理論的假定也存在著片面化的傾向，忽略了人的可塑性與多樣化的問題，很難適用于復雜的社會情境。

(三)激勵理論及其應用

如何激發行為動機，調動員工的生產積極性，則是行為科學家非常關注的問題，對這類問題的研究也就成為激勵理論。主要包括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及亞當斯的公平理論等。馬斯洛把人的需要從低到高歸為五類: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他認為，人的低級需要滿足后，就不再有激勵作用，就有了高級需要，所以，管理人員的工作就是為組織成員提供條件滿足其需要，而需要的滿足也有助于組織目標的實現。赫茨伯格則把工作中的兩種激勵因素進行了區分:一是激勵因素，包括工作成績、獎勵、職務的責任、未來的發展等;二是保健因素，包括行政管理、監督系統、工資制度、人際關系、工作環境等。前者是積極因素，后者是消極因素。管理者就是要把這兩種因素有效地結合起來，引導組織成員在工作中獲得滿足。亞當斯提出了“公平理論”。他認為一個人對自己所做的工作和所得到的報酬是否滿意，不僅僅看報酬數量的多少，他還要同社會上其他的人進行比較。如果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與報酬之比和其他人的貢獻與報酬之比是相同的，就認為是公平的，否則就是不公平的。無疑，激勵理論在一定意義上會在管理過程中對激勵行為的促進產生積極的意義，但也都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需要層次論未能了解人的主觀能動性，似乎只要解決需要，人的積極性就來了，同時，需要層次論更多地是強調以個人為中心，而忽視了人的需要滿足程度與其它社會因素的相關性。“雙因素”理論所對應的應用對象不具有廣泛性，而且劃分也過于武斷和絕對化。而公平理論則存在著客觀問題主觀化的傾向，至于是否公平則主要與個人主觀判斷的標準有關，這在現實的管理中會帶來很多問題。可見，行為科學理論重視從人的心理需要出發，從激勵人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入手進行管理。因此，在行為科學理論的影響下，教育管理學家更加重視管理過程中人的主體地位，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增強自我激勵、自我調控、自我完善的能力。教育管理者也開始關注激勵下屬的工作熱情、事業心、責任感及成就欲等。這對教育管理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西方許多學者還圍繞教育領導、人際溝通、組織發展與變革、角色沖突、組織文化及參與決策等專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從而大大豐富了教育管理的理論內容。但由于行為科學理論過分重視組織中的個人而忽視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對學校組織和個人的影響而受到人們的批評。

三、教育管理科學理論

教育管理科學理論興盛并流行于20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它是一種力圖將教育管理構建在實證主義與邏輯實證主義基礎之上的“管理科學”運動。從某種程度說，“管理科學”是泰羅開創的“科學管理”的延續與發展，所不同的是20世紀50年代以后人們更加重視應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與手段，以更為規范化和理性化的方式來探索教育管理過程中的“科學規律”。“管理科學”運動頌揚科學，認為一個基于客觀的和實證主義鑄模的教育管理科學能夠把教育管理從哲學家、道德家和其他主觀主義者手中拯救出來。根據邏輯實證主義和行為科學的基本理論及社會發展的要求，教育管理科學或理論運動的核心是把教育管理理論建設成為像工程學或醫學那樣的科學理論。就這一運動的目的而言，是為了將教育管理的研究與實踐改造為一個價值無涉的、客觀的、科學的過程，其基本觀點包括［9］(P16～17):第一，科學的教育管理理論應該如實地對待現象本身，而不能規定現象。如哈爾品所言，研究的即刻目標不在于提出人的行為如何為好的規范，而在于使我們能夠對事件做出更為精確的預見。這就意味著，教育管理理論的研究是為了獲得具有類似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的一系列假設，而不是實踐操作規范。第二，強調教育管理中事實與價值分離，研究中要摒棄價值觀成分，要盡可能用實證手段描述教育管理問題。管理科學是價值中立的，在研究時應該“去價值”，只研究事實，而不關注情感、價值，教育管理科學應該關注和研究純粹的教育管理事實。第三，假設演繹體系是比較好的理論泛型。第四，社會科學的理論框架的應用將能照亮教育管理實踐之路。因為社會科學理論能夠也應該在管理實踐中發展，以便于增進人們對組織和社會的了解與理解。顯然，以邏輯實證主義為基礎的教育管理理論要回答的是關于“實際是什么”的問題，而不是“應該是什么”的問題，它把教育管理看作是一種事實存在進行研究，解釋、說明和預測這些教育管理事實，但不規定這些現象應該如何。因此，深受社會科學影響的教育管理理論運動為未來的教育管理找到了研究與發展的方向。正如格里菲斯所指出的，理論運動主要產生了三大影響［10］(P31):一是管理的詞匯、語言較之于1954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教育管理的研究者和研究內容等都發生了變化。那些談論教育管理并從事著述的人，大多來自于其他專業而不是教育專業。很多教育管理的博士論文選題也出現了很大變化，論題性質大多歸屬在理論運動的核心思想之下，外加對操作主義的廣泛運用。二是教育管理的研究和理論性文章增長極快。20世紀后半葉，一個有目共睹的變化是，教育管理領域的研究以及理論文章增長極快，盡管與商業管理相比還存在著很大差距。三是理論運動使教育管理學由實際技藝的地位逐漸變成有學術地位的科學。使教育管理學科與商業管理、工業管理、公共管理、政府管理等管理學科同樣快速發展。卡伯特森也指出:“在諸多轉換中，對科學概念從松散到嚴謹的界定、從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從事實到理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明確拒絕對‘價值自由’探究的倡導和傾向是知識探索的標志性轉折。”［11］(P17)但教育管理科學或理論運動也是有局限性的，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12］(P28～29):第一，教育管理科學忽視了教育管理中實質存在的權力關系，將管理“技術化”，對實質性的教育問題視而不見，盡討論一些無關痛癢的“管理問題”，造成管理問題與教育問題脫離，使教育管理名不副實。這種技術化的管理活動，極端化的推論結果是教育管理活動最后可以由設定相關程序的電腦來完成，人最終被機器所奴役。第二，教育管理科學將它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組織上，而不是集中在人行使權力與作決定的經驗上，不是集中在教育管理的現象學上;這種教育管理觀只見組織不見人，看不到人在組織的形成和運作中的作用。第三，教育管理科學舍棄了人類選擇和理性研究當中的價值。這種教育管理觀只注重人的理性方面而忽視人的非理性方面，在人的理性中只注重認知理性而不看重價值、倫理。這種把價值排除于教育管理過程之外的行為無疑使教育管理問題走向簡單化了。

四、后現代教育管理理論

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潮，它要求對現實重新進行解釋。其主要是拒絕傳統的歷史分析法和理性主義，采用綜合整體批判，質疑科學的有效性和知識或真理的客觀性等。后現代主義也非常關注重建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人與世界的關系上，后現代主義主張消除現代性所設置的人與世界之間的對立，因為如果我們把世界看作是與我們相分離的，是由一些計算操縱的，由互不相關的部分組成的，那么我們就會成為孤立的人，我們待人接物的動機也將是操縱與計算。但如果我們換一種思維方式，用一種新的眼光看社會，認為它具有一種我們也具有的秩序，我們就會感覺到自己與世界融為一體了。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后現代主義則摒棄現代激進的個人主義，主張通過倡導主體間性來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對立。所以，后現代主義不是把人看作是一種實體的存在，而是關系的存在，每個人都不可能單獨存在，而是關系網中的一個交匯點。因此，“主體間性”內在地成為“主體”、“自我”的一個重要方面。將后現代主義思想運用到教育管理領域的學者眾多，著名的有格林菲德、霍金森、福斯特等。格林菲德是較早將后現代主義引入到教育管理領域中去的西方學者。他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論運動”時指出，“理論運動”所持有的是一種狹隘的科學觀，它勢必要把教育管理研究帶入到一個狹窄的羊腸小道上去。他認為:“在理論運動倡導者所信奉的科學中，只有可定量和可計算的東西，因為這種東西是與帶有局限性的理性(limitedrationali-ty)唯一相吻合的東西。這種研究模式丟棄了人類的意圖、價值和承諾———人類的熱情與潛力，丟失了人類的意愿與選擇，丟失了人類追求目的的完整力量，丟失了人類對某些人可能稱之為善、另一些人可能稱之為惡的追求。”［13］(P23)他批評哈爾品時曾指出:“作為一位區分了目的與手段、價值與事實的真正實證主義者，哈爾品唯一感興趣的只是管理者的行為及其‘有效性’。至于該行為有助于實現什么目的，那對科學家的哈爾品來說毫無意義。”［14］(P209)為此，他提出用一種廣義的科學概念來取而代之，這種廣義管理科學概念將把管理科學看成是具有價值并從屬于價值的科學。因此，它不僅要研究事實問題，更要注重對價值問題的研究。他認為:“一個人越是仔細看社會現實，越會認為它更少有物質性。組織是人們在行動中創造的，是非物質性的。它們建立在觀念、價值和個體的行動上。”［14］(P99)霍金森持與格林菲德有類似的觀點。他批判了邏輯實證主義將事實與價值分離且僅研究事實的錯誤主張，認為教育管理研究應該特別關注“價值”及其在管理哲學中的地位，管理理論的中心議題不是科學問題，而是與價值和道德相關的哲學問題。管理不應只涉及實然層面，更應關注應然層面。既然管理實踐無法避免地關涉應然的價值層面，那么教育管理和領導則主要是價值的而非事實的。

福斯特是把批判理論引入教育管理領域并試圖建立批判教育管理理論的學者，他指出批判理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挑戰和質疑，并認為20世紀的組織管理理論家對實證主義和科學向度表現出近乎病態的傾向，而且這種理論傾向極其殘酷地把“大量的人類事物從真理王國中排除了出去。價值、倫理和道德成為了一個簡單的斷言和偏愛……它不容許對人類價值問題作任何詳盡的探究，宣稱關注這些問題從科學上看是毫無意義的，也是不合邏輯的。按照這種思維方式，價值陳述是無法科學地證明的，因而它們在科學體系中就無任何意義。只有科學才是能夠提供真實的、可檢驗的知識的惟一體系。”［15］(P35)這種觀點無疑表明組織理論把與管理實踐工作中的價值、倫理向度完全割裂開來。所以，“當代教育管理理論的一個嚴重失誤，就是它不愿關涉那些真正的教育問題。絕大部分管理理論都是借自于商業管理和公司理論。”［15］(P93)福斯特同時也批判了實證主義組織理論不關注人的發展及不重視社會公平與人的自由的現象，認為“批判理論并不是要為管理者提供行為準則，以便更好地控制學生、控制下屬。批判理論的根本目的是，通過批判和反思，使我們那個被習慣束縛得太深的心靈真正放飛，使我們從那些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制度的正統思想中徹底解放出來。”［15］(P90)概括而言，后現代教育管理思想核心性的觀點主要包括:“教育組織不是自然的而是人造的;教育組織的主要目標不是效率而是保證教育的正義和平等，促進人的自由和解放;教育管理知識不是實證的而是情景和價值的;教育管理方法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不是對抗的而是對話的。這說明，教育管理理論、教育管理模式、教育管理方法可能不止一種而是有多種，也就是說，教育管理理論從單一走向多元;同時多元的教育管理理論又是整合的:具有共同的精神，如強調組織、權力、知識的發展性和多樣化，強調對話、理解、交流、解釋等在管理中的作用，強調管理民主化、分權、公正，追求人的自由、解放、價值和創造等。”［16］(P26)所以，“后現代教育管理理論強調人的主體性的發揮，主張‘主體間性’的確立，追求主體的自由和解放，崇尚正義與平等。”［17］(P1)后現代教育管理思想能夠使人們以更為寬容、開放與多元的視野來重新認識和審視教育管理實踐，以對話、理解與交流等方式實現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創新。但由于后現代主義的無中心意識和多元價值取向，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的后果就是評判價值的標準不甚清楚或全然模糊，社會理想、人生意義、傳統道德等等，在后現代主義的影響下變得相當模糊、淡化，可能導致教育管理的相對主義、懷疑主義甚至虛無主義的出現，無疑會影響到教育管理價值目標的真正實現。

通過對上述教育管理理論的梳理與分析，可以看出，古典管理理論有了人和人性的浮現，行為科學理論有了人際關系及人的主動性的研究，教育管理科學理論有了技術理性人的探討，而后現代教育管理理論則對人的研究更進了一步，出現了主體的人及人與人之間的主體間性。這些無疑都對教育管理實踐產生著一定的影響，使得教育管理實踐中關于人及人性的探索也有了較為堅實的理論基礎，并使教育管理實踐中管理者的管理行為逐漸走向多樣化。但就整體而言，古典管理理論中的科學管理及科層管理思想帶給教育管理實踐的影響則更加深刻，正如希爾茲等人所言:“它的影響力太普遍、太強大了。我們還是受官僚式和機械性思維的影響，還是忍不住贊美理性。”“這種影響自然也反映在教育領域中，在學校領導的理論與實踐中導致非人性化的結果。因此我們應當認識到理性哲學、機械論世界觀以及的局限性所在，對他們在由人所組成的機構或團體中的應用加以認真審視。”［1］(P23)歐文斯也指出:“毫無爭議，學校過去一直按科層式的方式進行組織管理，或像現代貶義詞所述，以工廠為楷模進行組織管理，現在大體上仍然如此。大部分教育行政人員把自己的工作概念化為對操作程序的管理。很明顯，此概念在強調管理的同時，阻礙了學校領導的發展。”［18］(P329)也許行為科學理論中關于人際關系的研究對教育管理實踐更具有啟發性，但由于其仍沒有擺脫工具人假設的局限，所以影響也并沒有那么突出，陳孝彬指出:“盡管人際關系學說在50年代以前的20余年中已受到管理專家和學者的注意，但無論從理論和實踐上，占主導地位的還是科學管理的效率主義思想。”［7］(P291)所以，“一些理論家雖然提出了人際關系理論，開始關注人的因素，但其著眼點仍是把人當成工具，旨在通過滿足人的需求而提高組織運行的效率、效益和生產力。”［1］(P44)相對于教育管理科學理論，霍金森認為“理論運動”之所以失敗，在于“組織論一開始就將自己界定于價值領域之外。它使自己研究的領域非人格化和客觀化，從而有助于獲得對這一領域的控制。而它所得以控制的是一種幻象(或者說是一幅抽去了所有生命的組織圖畫)，這種幻象表面上看是完美的，但里面沒有任何實質內容。”［19］(P71)后現代主義教育管理理論的人性觀更加全面、深刻，但因其實踐基礎的薄弱甚至是缺乏，似乎也沒有給教育管理實踐帶來更大的影響與沖擊，威羅爾和福西斯對格林菲德及后現代主義的批評即是例證。他們指出，盡管格林菲德的立場指向了主觀主義的意義或唯心主義(idealist)的價值概念，也指向了對定性研究方式勝過定量研究方式的期待，但是他自己并沒有作過解決倫理問題的實質性的現場研究。他們還對其他的理論進一步評論道，批判理論建基于對社會的激進批評，它常常被看作是烏托邦且對實踐者過度的批評。而后現代主義表現得比其他各種思想觀點更為晦澀，并且充滿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這兩者看來都不會給教育實踐者應對學校日常工作提供動力(Wil-lowerandForsyth，1999)。［13］(P28～29)

第8篇：科學管理理論主要思想范文

一、工業革命時期零星散布在各著作中的早期企業戰略管理思想

戰略一詞來源于希臘語 “strategos”，本用于軍事上，是指“軍官對軍隊的指揮思想”。在我國和西方有很多關于戰爭戰略方面的論述，如《孫子兵法》、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克勞塞維茨的戰略巨著《戰爭論》。隨著人類思想的發展和資本主義工業大革命的興起，戰略思想逐步應用到企業經營發展中，并且隨著企業這種社會經濟組織形態的發展才逐步發展起來，從而推動了企業戰略管理科學的發展。

伴隨著18世紀的產業革命，歐洲產生了以亞當?斯密、瓦特、斯圖亞特等為代表的歐洲企業管理思想，到20世紀初，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大企業不斷出現，美國出現了以泰羅為代表的科學管理學派，一些企業管理工作者從其管理經驗出發，提出了具有簡單戰略意識的科學管理思想。管理先驅者泰羅提出了將計劃職能和作業職能分開，在組織機構中單獨設立計劃部的思想，并將制定計劃作為管理工作者的重要職能。法國工程師亨利?法約爾在《工業管理與一般管理》中指出，管理就是實行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他將計劃職能放在管理五大職能之首，并提出將預測作為一切計劃行動的開始，然后才是行動計劃以及計劃的執行。由于受當時經濟、技術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企業基本上是一個比較封閉的系統，與外界沒有太多的物質和信息交流。因此，法約爾和泰羅對“計劃”的認識是狹隘的，計劃只不過是企業內部的規劃，不具有現代戰略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直到20世紀四十年代末，西方企業管理思想和管理技術都相對簡單，主要是財務控制、資金預算、短期預算和目標管理。

二、經濟快速增長下的兩大企業戰略管理學派

西方國家經濟進入了一個快速增長時代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企業經營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基本消費品的需求已經飽和，消費需求結構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化，需求出現多樣化，同時，市場也從賣方市場轉變成買方市場。其次，科技水平不斷提高，經濟國際化不斷發展，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最后，消費者對企業的要求提高，政府加強了對企業的規制，從而導致對企業要求的提高以及對企業限制的不斷增加。因此，為了生存和發展，企業管理需要新思路和手段，戰略管理應運而生。1959年彭羅斯在《企業成長論》中提出企業是生產性資源集合體，并根據企業自身能力狀況確立其發展。1962年錢德勒發表的《戰略與組織：工業企業史的考證》，首開企業戰略問題研究之先河，他將企業戰略和組織概念聯系起來，指出企業戰略必須與環境相適應，而企業的組織結構必須與戰略相適應，雖然他沒有對企業戰略本身進行具體深入的分析，但是，錢德勒與他的著作對六十年代企業戰略理論的形成和發展起到重要的啟示作用，他的“環境―戰略―結構”戰略理論分析方法在隨后企業戰略的研究中形成了計劃學派和設計學派兩個最主要的學派。

計劃學派體現的是作為正式過程的戰略構成、正式的程序、正式分析、正式培訓、采用數字化，戰略在可控制的、有意識的正式計劃過程中產生、制定計劃并給以實施，通過分析與大量數據信息的整理對整個企業的戰略進行有效地控制。該學派以安索夫為主要代表，安索夫在1965年出版的《公司戰略》一書中闡述了其關于公司戰略的基本思想。安索夫1972年發表的《戰略管理思想》一文正式提出戰略管理的概念，并于1979年出版的《戰略管理》中系統地提出了戰略管理的模式。設計學派的主要代表是哈佛商學院的安德魯斯教授及其同事倫德、克里斯蒂森以及古斯等。他們認為，企業戰略行為是使企業自身的條件與所處環境的機會相適應的過程。他們將企業的戰略構造分成制定與實施兩大部分。設計學派關于戰略制定的主要觀點是：戰略制定是一個有意識控制的思想過程。企業的總經理是企業戰略的唯一制定者，其戰略制定過程是簡單而又非正式的一次成型過程，成型之后即付諸實施。

這一時期學者們研究企業戰略的方法各異，具體主張不盡相同，但其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他們都認為企業戰略的基點是適應環境，企業制定戰略必須充分考慮環境的變化，只有適應環境變化，企業才能求得生存與發展；其次，企業戰略適應環境變化旨在滿足市場需求，因此，企業戰略的目標在于提高市場占有率；最后，戰略的實施要求企業的組織結構與戰略變化相適應。但是，以環境為基礎的經典戰略管理理論也存在諸多缺陷：第一，該理論主要是從現存的產業市場出發，要求企業適應實質上已是結構化的產業市場環境，而關于企業如何對即將投入競爭的一個或多個產業進行分析和選擇則沒有提及，如果企業完全以該理論為指導制定和實施戰略，必然會導致以下兩個結果：一是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將十分有限；二是企業將永遠被動地適應環境，處于被動地追隨領先者的困境之中。第二，該理論只是從企業現存的、已經結構化的外部市場環境來分析企業戰略問題，缺乏對企業內在環境的考察。

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學派林立、百花齊放

20世紀八十年代，經濟全球化加速推進，企業經營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各戰略管理學說紛呈、學派林立，他們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論述企業戰略及戰略管理，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

哈佛商學院的邁克爾?波特教授將產業組織理論中的“結構―行為―績效”的分析模式引入企業戰略研究，提出了以市場結構分析為基礎的競爭戰略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經典戰略理論的缺陷。因此，波特的《競爭戰略》理論成為八十年代最具影響力的戰略管理理論。

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是整個管理領域出現巨大變化的時代，戰略管理理論也出現了許多新的變化和發展，以企業的資源、知識為基礎的戰略管理理論得到了迅速發展。以資源、知識為基礎的戰略管理思想出現在20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德姆賽茨1988年提出的“企業知識基礎論”、提斯?匹斯奧和薩恩1990年提出的“企業動力能力論”均屬此類。但是，以資源、知識為基礎的戰略管理理論的大發展則始于1990年C.K.帕漢拉德和G.哈默的《企業的核心能力》一文。此后，許多學者圍繞帕漢拉德和哈默提出的核心能力思想進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核心能力理論。

核心能力理論假定：不同的企業具有不同的資源（資源中包括知識和技術等），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企業獨特的能力；資源不能在企業間自由流動，一個企業也無法得到或復制其他企業的特有資源；企業利用這些資源的獨特方式是形成企業競爭優勢和實現戰略管理的基礎。根據該理論，企業核心能力的形成過程就是企業內部資源、知識、技術等的積累和整合過程。企業通過有效的積累和整合形成的持續的競爭優勢，是企業獲取超額利潤的保證。但是，只有符合以下四個基本條件的資源、能力和知識才能形成持續的競爭優勢：第一，能增加企業在外部市場的機會或能減少威脅；第二，沒有被現有的和潛在的競爭對手所掌握；第三，其他企業難以獲得和模仿；第四，難以替代，即沒有戰略性等價物。該理論進一步認為，企業要培養和發展自己的核心能力，必須首先對企業的資源、知識和能力進行分析，并根據以上四個條件進行審慎選擇，充分發揮符合條件的資源、知識和能力的優勢，促進企業核心能力的發展。

隨著21世紀的到來，全球眾多企業面臨的競爭環境更加易于變化和難以預測。面對競爭環境的快速變化和產業全球化競爭的加劇，傳統戰略管理的理論方法無法滿足現實商業生活中企業戰略管理決策的需要。于是，近年來一些管理學者提出了新的戰略理論，即“動態能力論”和“競爭動力學方法”。

1、動態能力論。該理論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的認識：過去的戰略理論是由從企業戰略的層次上對企業如何保持競爭優勢的分析構成的，而對企業怎樣和為什么要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建立競爭優勢卻論述不多。動態能力論則主要是針對基于創新的競爭、價格、行為競爭、增加回報以及打破現有競爭格局等領域的競爭進行的。它強調了在過去的戰略理論中未能受到重視的兩個方面：第一，“動態”的概念是指企業重塑競爭力以使其與變化的經營環境保持一致的能力，當市場的時間效應和速度成為關鍵、技術變化的速度加快、未來競爭和市場的實質難以確定時，就需要企業有特定的、對創新的反應。第二，“能力”這一概念強調的是戰略管理適當地使用、整合和再造企業內外部的資源和能力以滿足環境變化需要。

第9篇：科學管理理論主要思想范文

關鍵詞：戰略管理發展趨勢現代中國企業管理

戰略管理理論研究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層層深化的過程,存在奠基、鼎盛、反思、重振等幾個清晰的、已經得到普遍認可的研究階段,這些階段共同構成了戰略管理理論豐富多彩的研究領域(姚小濤,2003)。20世紀90年代以后,不少通過多元化經營形成的大產業開始出現問題,多元化的熱潮也開始消退。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企業經營環境的不確定性日益增大,產業邊界日益模糊,產業結構的穩定性日益下降,企業的競爭優勢越來越難以持續。在急劇變化的環境中,企業如何贏得長久的競爭優勢,許多戰略管理學家在思考,從而促使了戰略管理理論的新發展。

一、企業戰略管理理論的研究現狀

當今社會,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企業經營環境的變化日益明顯。戰略管理研究轉向于重視在動蕩環境中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問題以及企業中人的因素、文化因素、知識因素以及研究方法的方向性和有效性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企業戰略管理理論,大多建立在對抗競爭的基礎上,都比較側重于討論競爭和競爭優勢。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新的環境下,企業逐漸認識到,競爭是為了生存和健康發展,必須超越這種以競爭對手為中心的戰略邏輯。在此背景下,通過創新和創造來超越競爭(SurPPetition,德-博諾,1996)開始成為企業戰略管理研究的一個新焦點。圍繞這個新焦點,出現了一些新理論。

1.顧客價值中心理論。菲利普•科特勒(1999)把顧客價值(CV)稱為顧客讓渡價值(CustomerDemisableValue)。彼得•杜拉克在40年前就觀察到,公司的首要任務就是“創造顧客”。博諾(E.de-Bono,1996)認為傳統的競爭戰略邏輯是一場零和博弈(Sum-zero),這樣的競爭“是一個危險的概念”。以顧客價值為中心的戰略邏輯擴展和超越了傳統戰略理論的內容,這時的顧客價值就成了企業間的競爭規則,制定規則者比遵守規則者知道的信息和擁有的相關資源要多得多,戰略邏輯起點決定了勝負。企業可從培育產業先見、轉移戰略的核心(顧客)、超越資產和能力進行戰略決策、為顧客打破慣例等方面圍繞顧客價值重組自己的戰略邏輯框架(石軍偉,2002)。

但這種顧客導向的戰略理論主要適用于已結構化的產業市場之中,要準確、全面了解顧客需求并非易事,顧客導向戰略實質上是一種追趕、防御策略,所以要想取得未來產業的領先地位,企業就必須超越顧客導向,而非僅把目光聚焦于顧客需求,變被動、追隨為主動、創造(孫曉嶺,2004)。

2.商業生態系統理論。美國學者穆爾(JamesF.Moore)1996年出版的《競爭的衰亡》標志著戰略理論的指導思想發生了重大突破。作者以生物學中的生態系統這一獨特視角來描述當今市場中的企業活動,但又不同于將生物學的原理運用于商業研究的狹隘觀念,后者認為,在市場經濟中,達爾文的自然選擇似乎僅僅表現為最合適的公司或產品才能生存,經濟運行的過程就是驅逐弱者。

穆爾提出的“商業生態系統”這一全新的概念,打破了傳統的以行業劃分為前提的戰略理論的限制,力求“共同進化”。穆爾站在企業生態系統均衡演化的層面上,把商業活動分為開拓、擴展、領導和更新四個階段。商業生態系統在作者理論中的組成部分是非常豐富的,他建議高層經理人員經常從顧客、市場、產品、過程、組織、風險承擔者、政府與社會等七個方面來考慮商業生態系統和自身所處的位置;系統內的公司通過競爭可以將毫不相關的貢獻者聯系起來,創造一種嶄新的商業模式。在這種全新的模式下,作者認為制定戰略應著眼于創造新的微觀經濟和財富,即以發展新的循環以代替狹隘的以行業為基礎的戰略設計(汪濤,萬健堅,2002)。

3.應用組織生態學、社會網絡分析等方法研究企業戰略的理論。當生物進化論的觀點與思路被引入到組織演進與進化的研究中時,組織生態學(OrganizationalEconogy)便產生了,其代表人物是Hannan和Freeman,主要研究組織進化過程、組織種群的變化與環境選擇的結果。Nelson和Winter主要是從經濟學研究的范疇對組織的演進進行分析。隨著近年來理論界對組織成長的特別關注,在戰略管理領域應用組織生態學展開研究將成為一個日益成長的方向。

與社會學相交融的研究思路帶動了社會網絡(SocialNetwork)分析方法的興起。這派研究認為組織鑲嵌于一個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企業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社會網絡關系,企業的內部結構也可以認為是一種社會關系網絡,企業集團以及其他一些被現代企業理論認為是市場與企業之間的組織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網絡形式。社會關系(SocialRelationship)是網絡分析的的基本概念,目前有兩種研究思路,分別是以Coleman為代表的社會資本(socialcapital)理論和以Burt為代表的社會空洞(staucturalhole)理論。社會資本可以被看作是企業的社會關系數,而結構空洞則代表了網絡內社會關系密集與稀疏地帶之間的需要開發的區域。簡單說,社會資本理論認為企業發展需要不斷地拓展與積累其社會資本,而結構空洞理論則認為企業發展倚賴于對其所處網絡中的社會關系空白地帶的開發(姚小濤,2003)。

二、西方企業戰略管理理論的發展趨勢

從西方戰略管理理論的發展歷程來看,企業戰略理論的演變遵循著如下的規律:從戰略理論的關注點來看,存在如此的發展軌跡,即關注企業內部(強調戰略是一個計劃、分析的過程)———關注企業外部(強調產業結構的分析)———關注企業內部(強調核心能力的構建、維護與產業環境的分析相結合)———關注企業外部(強調企業間的合作,創建優勢互補的企業有機群體);從競爭的性質來看,競爭的程度遵循著由弱到強,直至對抗,然后到合作乃至共生的發展脈絡;從競爭的持續性來看,從追求有形(產品)、外在、短期的競爭優勢逐漸朝著對無形(未來)、內在、持久的競爭優勢的追求;從戰略管理的范式來看,戰略管理的均衡與可預測范式開始被非均衡與不確定性所取代。

由此,我們可以大致把握在企業面臨新的經營環境的條件下,戰略管理理論將會呈現如下特點和發展趨勢:

1.制定企業戰略的競爭空間在擴展。企業必須從全球的角度、從跨行業的角度、從無邊界的范圍內來考慮配置自身的資源,以獲得最佳的管理整合效果。

2.企業戰略具有高度的彈性。戰略彈性是基于企業自身的知識系統對不斷變化的不確定情況的應變能力,員工的知識結構及其組合的方式和機制是戰略彈性的核心部分。因其具有難以模仿性,戰略彈性一旦建立,就確立了企業的戰略優勢。

3.不過多考慮戰略目標是否與企業所擁有的資源相匹配。企業不能簡單地平均分配資源,而是要創造性地通過各種途徑來整合資源,通過與知識的組合來克服資源的限制,從而為顧客多創造價值。

4.由企業或企業聯盟組成的商業生態系統成為參與競爭的主要形式。未來的競爭是不同商業群落之間的競爭。對于一個單獨的企業個體來講,競爭更體現在加入或營造有影響力的、能為自己帶來實際價值的企業生態系統,在競爭與合作的和諧環境中,尋求一個更為有利的地位。

5.制定戰略的主體趨于多元化。信息傳播方式的網絡化決定了每一個個體在整個網絡系統中都是信息傳播的一個節點,高層主管不再居于信息傳播的中心,普通員工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參與企業的戰略制定,他們具有既是決策參與者又是決策執行者雙重身份的特征。

6.戰略的制定從基于產品或服務的競爭,演變為在此基礎上的標準與規則的競爭。企業會有意識地制造變革、與行業中具有重要影響的對手或企業聯盟共同合作,創造和制定指導行業的技術標準或者是競爭規則。以此來獲取高額利潤,確定優勢地位。

7.戰略理論研究的視角趨于多元化。由于戰略管理中的復雜性,使得人們從不同學科、不同視角去研究戰略管理理論。但從研究方法的角度來看,尋找一種普遍適用的戰略管理理論幾乎是不可能的,系統思考是應對復雜性和變化的最有效的手段(Iackson,2002)。

三、國內企業戰略管理理論研究的現狀與展望

我國是從20世紀80年代引入戰略管理的。國內目前在戰略管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相當的進展。從理論與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企業多元化、以資源為基礎的理論、核心競爭力理論、知識理論、高度重視環境因素、戰略柔性、基于人本導向的企業發展戰略理論、以復雜性科學為基礎的系統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商業生態系統理論、社會關系網絡系統理論、和諧管理理論等開始受到高度的重視。

朱江(1999)、尹義省(1998)等人對我國企業的多元化問題進行了較為具體的實證研究;(2002)、陳勁、許慶瑞(1999)、劉冀生(2002)等人對于目前企業戰略發展所強調的歸核化(Refocusing)問題展開了一定研究,例如將核心能力具體化,設計了相應的測量指標,并進行了較為規范的實證分析,雖然這種研究指標以及樣品的選取還有待于進一步精確,但已開辟了國內相關領域一個新的研究方法;由于數據易獲取、資料較齊全,上市公司目前已成為國內戰略管理實證研究的重要對象;徐二明、許可(2002)、王開明、萬君康(2001)、陳勁(1999)等研究了以資源為基礎的理論;顧乃康(1997)等對戰略理論中的知識理論進行了研究;邊燕杰、丘海雄(2002)、姚小濤、席酉民(2003)等人從社會網絡這一新視角對社會網絡與企業發展、企業績效關系進行了研究;沈藝峰(2003)、賈生華(2003)、王凌云(2003)等人研究了利益相關者對企業戰略成功的影響;簡汗權、李恒(1998)、單汨源(2000)、徐飛、徐立敏(2003)等對戰略聯盟理論進行了研究;史占中(2001)、董川遠(2003)、王光慶(2003)等對虛擬企業戰略進行了研究;黃江圳,譚力文(2002)等對企業動態能力進行了研究;席酉民1989年提出了復雜多變環境下的和諧管理理論,在其后的十余年的研究與實踐中,他及其帶領的研究群體形成了和諧管理的基本思想和理論,該理論下的戰略分析框架即和諧機制的要義是:“和則”用于在不確定環境下的人的不確定性的削減,“諧則”用于確定性環境下物化要素的優化;趙國杰、于海洋、馮石崗(2000～2002)等提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基于人本導向的企業發展戰略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發展戰略是由企業的整體進步和企業中人的全面發展體系構成;姜振寰、劉艷梅(2002)、徐全軍(2003)、劉洪(2003)、藍海林(2001)、宋學鋒(2000)等以復雜性科學為基礎,從系統論角度研究企業戰略管理。

總體上看,目前國內在理論上基本朝著跟蹤國際研究前沿問題、與國際研究接軌的方向發展,在研究方法上已開始注重一定的規范性,從理論推導、命題建立、方法選擇、數據分析以及命題驗證等方面都形成了較為規范的技術路線。

戰略管理是一個應用性較強的領域,其主流理論基本上發端于西方尤其是美國,而中國企業所處的環境與背景還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因此使得問題的選擇與研究結果的解釋方面不完全類同于西方。不存在所謂的普適通用理論,因此在戰略實踐中必須注意理論的適用性問題(鐘映弘、楊建梅,2003)。展望國內戰略管理研究未來的趨勢,應是在借鑒國際上規范的研究方法基礎上,突出戰略管理的環境依賴與問題導向性,在測量變量尤其是控制變量選擇上應充分考慮到中國特定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背景,即戰略研究在中國環境背景(ChineseContext)下如何較好地實現本土化。可以強調背景與問題的中國特色,但不能強調研究方法的中國特色。

在重視戰略理論在實踐中的適用性問題的同時,還要突出強調戰略主體在理論運用和發展過程中的主動性與創造性(民,劉鴻渭,2003)。只有這樣,才可以使研究更加有效地聚焦于國內具體的企業戰略問題,并最終獲得較理想的研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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