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問題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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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族問題研究范文
一、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現狀
后，尤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內容方面，逐漸擺脫了前蘇聯有關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影響，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心理學的一個層次進行研究，同時構建中國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方向、原則、內容，逐漸將中國民族心理學納入心理學的范疇。具體來說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關注。建國以來，民族學界受前蘇聯民族學研究的影響，把主要目標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問題》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在這個定義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四個特征之一，受到了異乎尋常的關注，許多學者著書立學，（注：參見熊錫元：《略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吳團英：《民族心理素質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學刊》1982年第2期；顧學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識別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談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賀國安：《劉克甫談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自我意識》，《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華：《關于“共同心理素質”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內涵、外延進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錫元和吳團英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錫元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一個民族的社會經濟、歷史傳統、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環境的特點在該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為通過本民族的語言、文學藝術、社會風尚、生活風俗、以及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鄉土的眷戀，表現出自己的愛好、興趣、能力、氣質、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吳團英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點，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氣質及民族自我意識等諸種要素構成。”（注：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特點理解方面，學者們大多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具有穩定性、持久性和漸變性；但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識以及民族自我意識均成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代名詞。甚至《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在對民族性格、民族意識、民族感情等詞條的解釋中，均寫著參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興未艾。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發展，一些學者逐漸注意到對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關于民族定義四個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限制，于是開始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納入心理學分支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從不同角度對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參見周星：《民族心理論》，《寧夏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國民族心理形成的四個歷史時期》，《理論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凱：《民族心理研究概論》，《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90年第3期；熊錫元：《民族心理與民族意識理論問題補遺》，《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6期；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戴桂斌認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質（包括民族的性格與能力）和民族心態（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及民族情趣等）兩個部分組成。（注：參見戴桂斌：《略論民族心理》，《青海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心理分為民族的心理素質、價值體系、思維方式三個要素。（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認為，民族心理劃分為四個層次八個要素：(1)民族群體價值觀念及其指導下的民族群體規范，包括價值觀念和規范意識以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個因素；(2)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氣質、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練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維方式；(4)民族自我意識。（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戴慶渲認為民族心理結構應該由四個層次八個要素組成：第一層次，民族自識性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層次，民族思維方式；第三層次，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氣質三個要素；第四層次，在價值觀念指導下包括價值觀在內的民族群體規范意識，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道德觀念、民族審美情趣等。（注：參見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李尚凱認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歷史條件影響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愛好、習俗、成見、信念、心理狀態等等精神素質的總和。民族心理的內部結構是多側面、多層次的。可將民族心理分為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和民族自我意識三大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質是該民族在人類種系發展過程中所達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較為穩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認知特點、民族思維方式、民族氣質、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狀態是該民族對社會面貌、社會變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較為不穩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民族情緒和情感、民族興趣和愛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識是對本民族所處社會地位、所具身心特點的自我認識和評價以及對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維護，表現著認識自己和對待自己的統一，包括民族認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氣節、民族中心主義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和民族自我意識的統一整體，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質為基礎。（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韓忠太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在內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內涵是一個民族的成員以先天的神經系統為基礎，在后天的環境作用、教育影響、文化熏陶下，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逐步形成并發展起來的各種心理現象的總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內涵的一般屬性外，還具有“共同”和“素質”兩個根本屬性。從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個民族成員發生的各種心理現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外延只能包含一個民族全體成員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穩定的心理特征。在學科歸屬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屬于民族理論學，民族心理則歸屬于心理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學的范疇。在研究課題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學研究工作者的理論問題之一，他們的研究具有宏觀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則通常以心理現象為單位，具有微觀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沒有專門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則是運用心理學方法，如觀察法、訪談法、問卷法、測驗法、實驗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論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為了解釋斯大林有關民族定義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開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與整個心理學的研究目的聯系起來，即研究民族心理的發生、發展、變化的規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和民族心理是分屬兩個不同學科的概念。（注：參見韓忠太：《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的區別》，《云南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從以上作者對民族心理的理解來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納為民族心理的一個層面，有的作者則認為兩個概念在含義上大相徑庭。另外，作者們對民族心理包含的內容持不同意見。
第三，個體民族心理研究逐漸興起。如熊錫元對回族、傣族、漢族的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試論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思想戰線》1986年第6期；熊錫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質探微》，《思想戰線》1990年第4期；熊錫元：《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特征論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質時，他認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個民族特征并不明顯，故共同心理素質在其形成過程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并從強烈的民族意識、開拓與進取精神、心理狀態和與風俗習慣的交織、保族與衛國——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個方面來分析回族的優秀心理素質，同時也指出回族應該防止和克服民族狹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質。”（注：徐黎麗：《試論我國民族心理研究》，《蘭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榮麗貞則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為例，認為祭祀風俗屬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的關系也是民族文化與民族心理的關系。（注：參見榮麗貞：《蒙古族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淺述》，《內蒙古社會科學》1987年第6期。）蘇世同認為苗族主體心理深受以農耕為基礎的苗族文化的影響，表現出許多優良的心理素質，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質，這在文化風俗上有所反映。（注：參見蘇世同：《論苗文化與苗族主體心理結構》，《吉首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則認為敢于冒險、敢于出家門、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觀念和堅韌不拔的性格、不輕商等是維吾爾人經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這種特征的歷史根源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環境及宗教。（注：參見伊力合木·克力木：《維吾爾族的經商心理及其歷史根源》，《社會學研究》1989年第4期。）還有其他一些學者也對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質進行了研究。如周興茂論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注：參見周興茂：《論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那順呼吁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參見那順：《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2000年第1期。）閆麗娟、鐘福國論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閆麗娟、鐘福國：《裕固族心理素質透視》，《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淵則綜述了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況，（注：參見南文淵：《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評說綜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國義論述了水族傳統文化心理，（注：參見石國義：《水族傳統文化心理思辨》，《貴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錦論證了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注：參見崔英錦：《略論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黑龍江民族叢刊》1996年第4期。）馬麗華論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展的心理素質，（注：參見馬麗華：《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展的心理素質》，《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討了歐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參見云公保太：《歐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銀軍和楊順清論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銀軍：《試論侗族共同心理素質》，《貴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楊順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質初探》，《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施建業論述了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注：參見施建業：《論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戴小明則對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質進行了對策性研究。（注：參見戴小明：《關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質的思考》，《新疆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從民族發展和繁榮的角度探討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對民族本身發展的影響，旨在幫助少數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點，消除與民族發展有害的心理特點。但由于受民族學界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討論的影響，許多作者對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其實，從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內容來看，均屬于民族心理特點的范疇。
第四，與民族心理相關的問題也成為一些學者的研究課題。如鐘元俊對民族傳統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的關系進行了論證；（注：參見鐘元俊：《試論民族傳統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2期。）郭建榮、郭廣瑛探討了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對科技文化發展的影響；（注：參見郭建榮、郭廣瑛：《論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對科技文化發展影響》，《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張踐認為改造經濟心理是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重要環節；（注：參見張踐：《改造經濟心理是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重要環節》，《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論述了社會化的商品經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的關系；（注：參見郭大烈：《社會化的商品經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地區要改革開放，必須對民族心理結構方面的不良因素進行調整；（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則認為民族關系和階級關系的相互作用，經過民族和階級交織在一起的微觀環境中介，經過民族心理構成因素和階級心理構成因素疊加滲透在一起的個人心理素質和自我觀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階級心理對民族心理的決定性制約和民族心理對階級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現在既屬于民族又屬于階級的主體行為中；（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李景春討論了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的關系；（注：參見李景春：《論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沈陽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李尚武則比較了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的異同點；（注：參見李尚武：《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比較》，《中國國情國力》2000年第4期。）卜鼎煥論述了民族心理素質與現代化的關系。（注：參見卜鼎煥：《民族心理素質與現代化》，《哲學動態》1994年第12期。）另外，還有學者對“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節，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代化的需要”進行了探討。（注：參見施國光：《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節，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代化的需要》，《浙江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雖然重點不同，但討論的均是與民族心理有關的問題，其最終目標還是希望通過學術探討，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質對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
心理學界也從改革開放以來開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發展變化規律，但從20世紀80-90年表的有關論文來看，以研究個體民族心理和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為主。如漢族和裕固族兒童心理發展比較研究、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諾族德育心理調查、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調查研究、北方少數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凱將其總結為六類：各民族兒童認知發展的比較研究，各民族個性和品德形成發展的比較研究，民族社會心理行為的比較研究，民族心理衛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凱對20世紀以來的民族心理學研究已經進行了詳細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復。
二、民族心理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這并不是說我國在民族心理學研究方面無懈可擊。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學研究在定位、概念、內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著缺陷。
第一，在學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學的定位不正確，即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哪個學科沒有解決。多少年來，心理學研究者總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是以民族為研究對象，但它在心理學方面的內容便決定了它屬于心理學科范疇；民族學研究者則一直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心理學研究內容，但其研究對象又是以民族為基礎，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民族學研究范疇。其實，這兩種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從心理學方面來說，心理學是一門獨特的學科，但心理學的基礎是個體心理學或普通心理學，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許多心理學分支均屬交叉性的學科，如政治心理學、倫理心理學、管理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均涉及到政治學、倫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的內容。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對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是一門集民族學和心理學為一身的交叉性的學科。再從民族學角度來說，民族學雖然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但它研究內容涉及民族歷史、文化、政治、經濟、風俗習慣、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門綜合性、交叉性的學科。如果民族學研究民族心理，必須具備心理學和民族學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學基礎上產生的民族心理學無疑屬于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即民族心理學與民族學和心理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它同時又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的任務就是研究民族心理發展的軌跡，總結民族心理發展規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學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關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認識分歧很大。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辯論來看，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多達數十種。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說服力，但無論從外延和內涵來看，均缺乏普遍意義上的規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學者將民族心理概括為四個層次和八個要素。這樣雖然能夠全面表達作者對民族心理這一概念的理解，但內涵過于膨脹，外延勢必縮小，而且作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煉性。有的學者則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對民族心理的本質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屬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因此必須采用普通心理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普通心理學是研究心理現象的科學，它包括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即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過程是一個運動、變化和發展的過程，它包括認識過程、情感過程和意志過程等三種過程。人們通過感覺、知覺、記憶、注意、想像和思維實現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過程；并在認識客觀事物的同時，會對客觀事物表示自己的態度，如滿意、喜歡、愛慕、厭惡、憎恨、妒忌、懼怕、憤怒、悲傷等，這就是情感過程。由于人們在進行心理活動時經常會遇到環境的影響，而人不肯屈服于環境，就要立志，擬定計劃和步驟，堅持不懈地執行，這就是意志過程。個性心理特征又稱個性差異，它表現在能力、氣質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識和技能等；氣質則是高級神經活動在人的行動上的表現，是人的相當穩定的個性特點之一，如直爽、活潑、沉靜、浮躁等；性格是人對別人和事物的態度和方式上所表現出來的心理特點，如剛直不阿與弄虛作假等。也就是說，人們的心理現象就是能力、氣質、性格之間的差異性和認識、情感、意志之間統一性的結合。民族心理學作為普通心理學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現象的科學，它也包括民族心理過程和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民族心理過程則是指特定民族認識、情感和意志過程，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則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氣質和性格上的差異。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齡、性別、經歷的人結合起來的共同體，因此民族的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上存在著差異。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認識、情感、意志等心理過程和能力、氣質、性格等個性心理特征的結合體。（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將其與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則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自我意識或民族意識，還有一些作者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筆者認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中，素質特指民族心理素質，即與民族心理有關的素質，而素質這一詞匯在心理學上則指人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096頁。）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點。所謂神經系統，是由中樞神經系統、外周神經系統和自動神經系統組成。中樞神經系統包括腦和脊髓兩部分，腦有頭蓋骨保護，避免外界的損害；脊髓是腦的延長，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內。神經由中樞系統分支遍布全身，對行為具有整體統一的效能。感覺神經趨向脊髓，而運動神經則遠離脊髓，兩者構成外周神經系統。外周神經系統則包括周身、軀干、內臟等器官的神經系統。（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頁。）自動神經系統則專管營養生長過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環、肺的呼吸之類，它的機能自動進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稱自動神經系統，又稱植物性神經系統。以上所說的神經系統，則是心理產生的條件，一般來說，神經系統越簡單，則心理活動越簡單；神經系統越復雜，心理活動則越復雜。另外，除了這些神經系統以外，感覺器官也是心理產生的條件，如身體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膚，身體內部的動覺、靜覺、觸摸覺及機體覺（如消化器官的飽、餓、渴，呼吸器官的順暢、喘逆等）。（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第115頁。）有了以上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心理現象也能夠表現出來。因此可以說，民族心理素質實際上是指民族心理產生的生理條件，即民族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擁有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心理產生的物質性條件，兩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內容方面，民族學界重視民族心理的宏觀研究，心理學界則重視民族心理的微觀研究。多年來民族學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近年許多學者開始將其納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疇內，并且構建中國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論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仍是許多研究者熱衷探討的問題，即使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也要貫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關于此點，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詳細論述，這里不再重復。但由此可見，斯大林關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學界仍有巨大的影響。心理學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絕大多數成果仍屬于個體民族心理或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領域，如民族兒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衛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有關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可以說，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民族心理理論的研究，而對一些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論的指導；心理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個體民族心理現象和個體民族成員心理現象的探討。這種狀況的存在，雖然表明我國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觀和微觀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時也說明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內容方面存在著差異。如果雙方不及時溝通，差異會逐漸擴大，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得不到有機地結合，民族心理學的發展將受到極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學界和心理學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鑒。我國民族學經過一個世紀以來的發展，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論體系和具體的研究方法，這就是實地調查法，它是民族學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謂實地調查，是經過專門訓練的民族學工作者親自進入民族地區，通過直接觀察、具體訪問、居住體驗等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注：參見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頁。）它包括許多具體的調查方法，如觀察與參與觀察、個別訪問、調查會、問卷法、譜系調查法、自傳調查法、定點跟蹤調查法、文物文獻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較研究法、歷史文獻研究法、跨學科綜合研究法、數理統計方法也成為民族學研究的方法。（注：參見宋蜀華、白振聲主編：《民族學理論與方法》，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頁。）但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學進行的心理研究問題來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一直束縛著研究者們的頭腦，因此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論探討階段。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學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學的實地調查法（親自到民族地區體驗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者為本民族成員，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發展中的共同規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間去，也很難得出客觀和公正的結論，因為民族個體的心理現象千差萬別。一般的學者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依靠文字資料，因此熊錫元先生倡導的使用實地調查法進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要加強民族心理的調查與研究——〈民族心理調查與研究：基諾族〉序》，《民族理論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學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學研究方法相同，即從選題開始，經過文獻綜述，形成假設；選擇研究類型，對變量進行分類；選擇被試，制訂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資料，得出結論；最后撰寫科研報告。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一般采用非實驗法，而非實驗法又有五種具體方法，它們分別是調查法、測驗法、實地考查法、歷史研究法、地域比較法。（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心理學者使用這些比較規范的研究方法，在個體民族成員心理和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并且對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進行了對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理論方面內容很分散，很難從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總結某一民族或整個中華民族的心理發展規律。另外，民族學和心理學在具體研究方法上有許多雷同之處，但由于雙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許多重復的研究項目出現，改變這種狀況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學研究的發展前景
民族心理學是一門新興的、多學科的、交叉性的學科，盡管在定位、概念、內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隨著各民族物質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將受到普遍關注，民族心理學研究前景光明。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進行交流與合作已勢在必行。屬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疇的內容很多，我們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論和民族問題無一不與民族心理有關。例如，在處理兩個民族關系問題時，如果不了解這兩個特定民族的心理現象和心理特點，從而對他們的行為做出預測，就無法制定出解決民族關系問題的對策。筆者在甘寧青地區研究民族關系問題時經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數民族群眾的心理過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時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員之間的糾紛上升為民族關系問題。（注：參見徐黎麗：《甘寧青地區民族關系發展趨勢》，蘭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頁。）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時，如果不考慮各個民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個性心理特征，即使這些政策能夠幫助各個民族發展經濟和文化，他們也不會接受。在西北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盡管從長遠角度來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們無法在短時間內接受這一政策，因此執行難度較大。（注：參見郭正禮主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疆民族關系的對策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頁。）另外，諸如民族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均與民族的心理活動有關。因此民族學界要深入地進行民族研究，必須與心理學界建立廣泛和長期的聯系。從心理學界來說，盡管心理學在理論和方法上日趨成熟，但民族心理學作為它的一個分支，還是一個新鮮事物。民族學界長期以來積累的各種實地調查材料和理論研究成果，均可以成為心理學工作者進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學和心理學攜手研究民族心理問題勢在必行。如果合作得當，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將結出累累碩果。
第二，個體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國正在實施的西部大開發在某種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區的大開發。隨著西部大開發的深入進行，國家、地方政府、社會團體和開發商希望對西部各個民族有個全面的了解。西部各個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積淀下來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區域自治法和自治條例實施過程中以及在民族經濟和文化發展過程中產生影響，這些影響，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其中，民族心理的積極影響將促進西部大開發各項戰略決策的實行和促進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如維吾爾族和回族善于經商的心理特點則有助于這兩個民族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消極影響則會阻礙西部大開發的順利進行和民族地區發展，如一些民族閉關自守的心理特點則不利于該民族的發展和進步。許多從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學者，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區，調查西部各個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礎上，寫出了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論文，并積極倡導各個民族發揚優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拋棄與民族經濟文化發展不相適應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個民族早目走上興旺發達之路。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進一步實施，個體民族心理研究會進一步深入發展。因為西部大開發的各項政策和法規的實施需要西部各個民族的配合，各個民族要配合國家的戰略決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認識和理解西部大開發對西部各個民族帶來的好處，然后才能在行為上支持和擁護國家的決策。
第2篇：民族問題研究范文
[關鍵詞]民族認同；中華民族；民族凝聚力
[作者]羅大文，西北政法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西安，710072
[中圖分類號]C9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2)02－0036－006
從民族與國家不重合的角度看，民族包括一國之內的族類共同體和超越一國邊界分布在多個國家的跨國界民族或跨境民族。從二者重合角度看，民族指建立了自己國家的民族，這種民族實現了民族與國家的同一性，是一種國家民族，即國族。本文主要討論一國內部民族與國家的關系，即前一種情況。民族認同是指民族內之認同，而民族國家認同則指國家認同。
一、民族認同張力與民族凝聚力
民族認同是社會成員對其所屬民族或民族國家成員身份的認知以及由此引起的歸屬感、忠誠和奉獻精神，是民族凝聚力產生的基礎。它包含兩個方面的認同：族類認同和社會認同。族類認同是民族凝聚力產生的自然因素，即承認彼此為同一族類；社會認同對民族凝聚力的變化起著制約作用。民族認同與民族意識、民族主義聯系密切。民族意識是民族成員對本民族的認同以及對其民族利益的認識、關懷與維護。民族主義則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對本民族的認同、歸屬、忠誠的意識和實踐活動，體現為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強烈認同感和歸屬感，強調民族意識、民族特征和民族利益。民族認同、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是民族成員之間的精神紐帶，能夠把人們凝聚起來。民族認同體現為民族以及民族國家中人們之間的一種精神紐帶。但民族認同也會表現出消極影響，會導致民族之間的對抗與沖突。
指出：中華56個民族已結合成相互依存、統一而不能分割的整體，在這個民族實體里所有歸屬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個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即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感情和道義。即民族認同意識的多層次性。民族的多層次性決定了民族認同發展的層次性。就中國民族認同而言，可以從三個層面理解：一是各民族的內部民族認同(或族群認同)；二是國內各民族之間的整體認同，即國家認同或國民認同，是指公民對祖國歷史、國家等方面的認同，其中也包括對政黨、發展道路等方面的政治認同；三是文化認同。高層次的認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同，甚至在不同層次的認同基礎上可以各自發展原有的特點，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多民族國家中的民族認同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個體同時擁有兩種(甚至多種)不同形式的認同，而是在于在個體的認同層次結構中，把何種歸屬置于優先的級序，并以此作為自己效忠、盡義務和責任的歸屬單位。數據顯示，在所有層級的身份中，我國公民普遍優先認同中國公民身份。如以中國人與本省／直轄市進行區分，考察我國公民對哪一種身份具有更強的認同感，70.53％的公眾表示“首先把自己看作一個中國人”，只有29.47％的公眾表示“首先把自己看作本省／直轄市人”。在多民族國家中，每一個成員在保有各自民族認同的同時，都把國家作為自身最高的認同和歸屬對象，并以此作為自身情感信念、義務責任和行為規范的最高來源，這是民族國家認同關系的理想狀態。
(一)民族認同中的民族與國家
歷史上民族與國家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民族與國家是合二為一的，我國長期流傳的俗語“亡國滅種”就是民族與國家兩個概念合二為一的一個說明。但實際上民族和國家又是不完全重合的。當今世界的許多國家，都是多民族的共同體。在“nation-state”(民族國家)的時代，民族不再是單純狹隘的語言、血緣和狹小的地緣概念。現代民族常常泛指一個country(國家)疆界內的全體人民。如“中華民族”。傳統意義上的“民族”是血緣、宗教、語言的民族，民族國家則是現代化的產物，是區隔和組織人民的現代政治形式。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正是在國家中生成的，民族國家是現代社會人們生存的基本單位依托。
在傳統社會，民族和國家常常被糾結于嚴重的階級對抗或民族沖突之中，受“華夷”觀念支配的民族精神很難成為全國各民族、社會各階層人們共同踐行的道德義務。而居于統治地位的階級，總是將民族和國家的整體利益從屬于他們自己集團的特殊利益，甚至不惜以犧牲祖國的整體利益為代價來維護自己的統治。下層人民的民族認同和愛國行動，或受歷史條件的制約而難以發揮，或被統治階級利用而成為民族擴張的工具。“在民族國家內部兩大認同之間不可避免的存在的張力關系：一種是種族的、前現代政治的民族認同；另一種是公民身份所具有的公民和政治地位。”格羅斯提出了多民族國家處理民族關系的理性原則。強調在公民國家內將族屬認同與政治認同分離的思想，值得我們深思。多元主義公民國家與部族國家之間的根本區別，在于公民國家在政治上把一個人的族屬、文化、宗教和他的政治身份以及國家成員身份區別開來。公民的文化、宗教或族屬，被視為私人事務，屬于公民社會范疇。作為民主的、多元主義的、理性的現代公民國家，在政治認同與族屬認同分離的情況下，承認了雙重或多重認同的同時存在。不同族裔的公民在遵守憲法，不違背國家根本利益的情況下，自由地發展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只要族群行為不危害法律統治，族群認同便是私人事務”。今天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已成為各民族成員對國家應盡的義務和職責，現代民族必須同時既是公民的，也是民族的。
第3篇：民族問題研究范文
【關鍵詞】民族體育；交流融合；文化傳承
新疆古代稱“西域”，是一個多元文化匯聚的地方，歷史文化獨具特色。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眾多民族以開放的胸懷吸收著外來文化，并不斷地融合、創新，進而創造出絢麗多彩的地域文化，豐富著中華民族的體育文化寶庫。大量的歷史文獻和眾多的出土文物，再現了新疆包括體育在內的民族文化昔日風采，也是我們研究民族體育及其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據。本文試圖通過文獻與文物的互證研究，探討民族體育交流融合的特征軌跡，為弘揚和發展民族體育文化提供有科學價值的歷史借鑒。
1、達瓦孜
達瓦孜是維吾爾族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維吾爾族傳統體育項目之一，具有悠久的歷史。作為一種展現維吾爾族民族聰明智慧和高超技藝的體育活動，現已享譽世界。達瓦孜的起源有許多美麗的傳說，其中一種說法是：相傳古時候，有一種在空中活動的妖怪，時常興妖作怪，殘害百姓，后來，有一位青年為了消滅此妖怪，在地面上豎起一根30多米高的竹竿，并用一根60多米長的大繩連接竿頂，他赤腳沿著竿頂與妖怪展開搏斗，將妖怪殺死，為民除了害。從此以后，達瓦孜便成了英雄的象征。這個故事不一定真實，卻反映了維吾爾族人民的一種美好的愿望。關于達瓦孜運動在歷史文獻及文物遺跡中均能找到相關的線索，《突厥語大詞典》有走軟繩，耍達瓦孜。人走軟繩了，即在繩子上面嬉戲了等詞條。楊彬在《新疆游記》中有“婦人善歌舞，嫻百戲，折斤斗，踏銅索然”的記載。據《晉書?樂志》記載，東漢年間繩技隨佛教傳入中原，從西域來的佛教徒曾在宮廷表演，表演時，把長繩系在兩根大柱頭中間，繩兩頭各一名，同時向繩中央行走并在繩上舞蹈。《新唐書?回鶻傳》也有“黠戛斯……樂有笛、鼓、、篥、盤玲，戲有弄駝、獅子、馬伎、繩技。”的記載。《清朝野史大觀》記載，“回人，有能繩伎者，與內地不同。內地走索之法，兩桿于地，以索平系于桿，而人往來其上耳。回人則立一木，高數丈者，其顛斜系長綆，屬于地，回人手橫一木，取其兩頭輕重相等，不致欹側，則步綆，唱歌，良久始下。”這段文字明確了達瓦孜與內地走索的明顯區別。《清朝通典》卷六十四，二，回部伎記載，“用一根，二寸，長一丈余，或用麻一根，二寸，長三丈余，橫於架木之上。架木高二丈五尺，又下曳一，斜於地面之，一邊立桅木一根，高六丈。回人服衣，兩手木一根，赤足自地登斜上，履而走，往返游于上。既而又服其靴，足掌下加一，踏而履，亦可往返行之。或去，踏一立木，二寸許，高五寸許，游於上亦可，或履或行或跳或，或跨而騎或坐而起，如履平地然。下立回人一，亦服衣鼓而喧於下。既，左弓，右矢，抱桅而直上，至桅頂，地設帽球一枚，授弓而射之。”《清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五，二十一也有達瓦孜表演的描述。乾隆皇帝曾在北京多次觀看過維吾爾藝人的達瓦孜表演，與詞臣共賦“觀回部繩伎聯句”詩，贊嘆其技藝的驚險和神奇。
清宮舊藏《臚歡薈景圖冊?回人獻伎》圖，描繪了維吾爾人表演高空走繩即“達瓦孜”場景，記錄了1761年，葉爾羌諸部進京入覲，回部繩技至圓明園獻技史實。自治區博物館保存的建于七八世紀的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伎樂俑中，有一對手持平衡桿腳高高翹起的陶俑，其形態酷似今天的達瓦孜動作。拜城縣附近的克爾孜千佛洞第77號洞窟的壁畫中也有表演達瓦孜的繪畫。龜茲石窟因緣故事中也有“表演走繩索之技”的內容。
在近代體育史上，達瓦孜藝人曾赴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等國家表演，向世界人民介紹了達瓦孜，對促進我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文化交流起到了積極作用。現在達瓦孜已被列入了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作為具有民族特色的傳統體育項目，達瓦孜在自身發展的同時也發揮著突出的多功能作用。
2、民族式摔跤
摔跤是新疆多民族共同喜愛的傳統體育項目，由于受生存環境和生產特點的不同以及民風民俗、生活習慣的影響，各民族摔跤也形成了不同的風格和形式，各具特色。維吾爾族稱“且力西”；蒙古族稱“博克”；哈薩克族稱“庫熱斯”；回族稱“絆跤”；藏族稱“北嘎”等。新疆民族式摔跤具有悠久的歷史，據《漢書?張騫傳》記述公元前2世紀時，西域的摔跤已很盛行，那是稱摔跤為“角抵”。元朝的職業摔跤手叫“角抵者”，由“勇校署”統一管理，在西域還專設“校署”，統管各個民族部落的摔跤等競賽活動。《突厥語大詞典》收錄了“勿與姑娘摔跤，勿騎裸馬奔跑”，“他和我摔跤了，在摔跤中比試我們誰有能耐”等詞條。《白頭巾女神》中有“四方聚來靈捷的力士，摟腰抱腿相較量。較力較技較速度，如同肉搏在戰場。最喜兩強來相持，一對雄獅戰沙崗”的精彩描述。新疆圖志還記載：“嬰兒四五歲行割禮，諸戚友相率饋物致賀，為賽馬斗跤之樂。英雄史詩《江格爾》中對摔跤的服裝、比賽前的儀式，摔跤的技術動作等都有詳盡的描述。
民族式摔跤不僅在文獻中有大量的記載，考古發現的歷史文物成為民族式摔跤活動的物證。1983年巴楚縣的“瓊提木”遺址中發現的古代摔跤手陶俑，其姿態造型與現在開展的維吾爾摔跤相似。據考這個陶俑所表現的是7～10世紀時回鶻摔跤手的風采，說明早在那個時期維吾爾族摔跤已相當普遍了。在新疆各地發現的古代巖畫也有似乎在比試體力，兩人相擁做摔跤動作的畫面。從古代角抵到后來的摔跤，歷時數千年，這類競技活動相沿成習，發展成為民族傳統體育項目之一。
在山西省西安客省莊第140號墓出土了兩個雕刻精美的放行銅牌，上面鐫刻的圖案中有兩人兩馬。人物造型為身穿長及小腿部的寬腿褲，作摔跤狀，人物的面貌特征為隆鼻、披發。兩匹駿馬相向而立。考古學家研究認為，他們可能是匈奴出使漢朝的使節或其隨從人員。該圖案所表示的摔跤姿勢與哈密、吐魯番、托克遜的現代切里西跤式頗為相似。顯示出古代西域與中原體育文化交流之實情。中原地區的體育文化既深受西域體育的影響，同時對西域體育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通過這種體育文化間的密切交流，加深了中原與西域各民族間的友誼，也為我國體育文化的繁榮發展做出了積極地貢獻。
3、民族舞蹈
舞蹈出自于游牧民族，而且也傳播于游牧民族，這在考古學上也得到了證實。在新疆各地以及內蒙古等地發現的舞蹈巖畫，再現了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場景，充分顯示了先民們與大自然斗爭中所表現的堅韌活力與豪邁氣概。至今許多民族仍保持真酷愛歌舞的傳統。早在漢代，西域就有著名的龜茲樂舞，它以舞姿飛旋如風、音樂美妙迷人而廣泛流傳。著名的絲綢之路開通后，中原與西域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日趨密切，西域地區有不少各民族藝人帶著自己精湛的技藝，先后進入中原，使西域的音樂歌舞等傳入中原，并影響到中原舞蹈。在各民族長期的文化交流中，西域舞蹈和中原地區原有的舞蹈相結合，形成具有新風格的舞蹈。在山東省濟寧古亢父城漢畫像石上有一幅樂舞百戲圖，更能顯示出古代西域與中原樂舞交流之實情。其樂舞圖分上下兩組，上組為10位樂人，全部坐姿，戴冠著袍，是漢人面容和裝束。下組為舞人，表演者均為高鼻、、椎髻之胡人形象，分別演出舞輪、跳丸、擲倒與鼓舞。從樂隊（上組）與舞蹈（下組）兩部分來看，是中原樂隊與胡舞雜技的結合。由此可見，古代西域舞蹈已經交融于中原文化之中。西域民族體育在與長期與中原體育交流融合的影響下為豐富和發展中華民族體育文化事業做出了貢獻。
我國宮或民間的許多游戲活動都來自少數民族，如獅子舞是從波斯傳到龜茲，又從龜茲傳到內地，并很快流行開來，為我國各族人民所喜愛，在民間流傳至今。擊鞠，即打馬球，是唐代十分盛行的體育活動，最初從吐番傳入，歷五代、宋、遼、金、元、明而不衰。事實上西域是絲綢古道上中國與西方文化、中原與西域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舞臺，這種交融貫穿于古代歷史之全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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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民族問題研究范文
關鍵詞：金融扶貧;政策引導;創新扶貧方式
中圖分類號：F830.3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5（11）-0070-03
一、青海省互助縣扶貧工作基本情況
互助縣地處青海省東部，是全國唯一的土族自治縣，互助縣是2011年底第二個《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 年）》出臺后納入的國家六盤山貧困連片地區貧困縣。全縣轄19個鄉（鎮），294 個行政村，人口40萬，其中農村人口占比88.5%，截至2014年底，已錄入全國扶貧網絡系統貧困人口為77272人，占全縣總人口的19.3%，占農村人口的21.8%，確定118個村為貧困村。2014年共爭取落實各類扶貧資金10097.72萬元，比上年增加3712.72萬元，為開展各項扶貧工作提供了資金保障。目前全縣設縣級銀行業金融機構8家，營業網點34個，其中縣城地區17個、鄉鎮17 個，實現了鄉鎮級網點全覆蓋;金融自助設備布放方面，有ATM 機81 臺，POS 機具774臺;有中國人壽、中保財險支公司2家，平安保險、陽光保險等營業部4個;設融資性擔保公司1 家，小額貸款公司2 家。
作為國家六盤山貧困連片地區貧困縣，地方黨委、政府高度重視扶貧開發工作，專門出臺《互助縣扶貧開發工作意見》，對扶貧工作重點和目標任務進行分解、落實和考核。根據轄內貧困人口分散、點多面廣貧困家庭病號多、勞動力少、現金收入少、文化程度低及非農就業比例低，大多不具備開發式扶貧基本條件的特點，互助縣采取生態移民、縣直單位定點幫扶和農業龍頭企業、產業、項目及村級產業扶貧示范村的扶貧模式。2014 年以來對5個鄉（鎮）9個村1484戶實施了異地扶貧搬遷;投資300萬元作為銀行信貸投放質押擔保資金，支持3個貧困村開展村級產業扶貧，撬動銀行貸款890萬元，扶持獺兔規模養殖、牛羊育肥販運等示范戶300戶;財政投資扶貧項目資金4200萬元，在13個鄉（鎮）的25個貧困村實施整村推進項目，支持水果、花卉和食用菌發展，以農業產業貼息為依托繼續支持馬鈴薯、雜交油菜、八眉豬、蔥花土雞、白牦牛等特色產業發展。
二、青海省互助縣金融扶貧工作基本特點
（一）金融部門積極行動，結合整體扶貧工作規劃有針對性地開展扶貧
縣內各金融機構與貧困村結“對子”開展定點幫扶。縣人行出臺指導意見，引導轄區金融機構加大對扶貧項目的信貸投入;積極搭建政銀企合作平臺，組織召開銀企洽談會、項目對接會，加強信貸政策導向評估，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積極申請增加支農再貸款額度，為農商行支農貸款提供后續資金保障，用于支持農業、農村、農民和一些扶貧項目。在進一步改進和完善對“三農”金融服務的同時，探索中小企業項目扶貧新方式，與政府扶貧幫扶部門聯合組織實施了企業扶貧重點幫扶計劃，通過發展項目扶貧，發展“訂單農業”，實施“公司+訂單+農戶”模式等一系列扶貧工作措施，提高了企業融資能力和幫扶能力;實施“一行一策”或“一行多策”窗口指導戰略，加強銀企對接，不斷增加縣域信貸投入，推動落實《關于鼓勵縣域法人金融機構將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當地貸款的考核辦法》。至2015年5月末，全縣累計新增4.98億元信貸資金投向實體經濟，其中有2.55億元用于支持“訂單農業”“訂單畜牧業”等三農經濟，促進了貧困農戶增收。
（二）各金融機構采取多種措施改善融資環境，促進企業和貧困農戶項目融資
一是積極爭取項目融資。如農發行拓寬新農村建設融資渠道，積極向上級行申報農村流通體系建設項目貸款，向某物流公司項目授信0.4億元，有力助推了農村物流體系建設。二是開展業務創新。如農行安排1億元“三農惠民”專項信貸資金，在全縣19個鄉（鎮）294個行政村全面鋪開;農商銀行、建行在縣域農村設立“惠農金融服務點”423個，消除農村金融服務空白點，實現了農村金融服務5公里半徑范圍內無盲區。三是開展信貸產品創新。農商銀行重點推廣福農卡--個人自助循環貸，年內將對38600戶信用農戶中的80%按信用等級完成授信;并針對部分產業化扶貧企業缺乏有效抵押物品現狀，創新推出農戶聯保貸款業務，開展聯保、互保，促進產業化扶貧模式的深入推進。四是調整業務結構。各金融機構主動順應經濟結構轉型和服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重點支持三農、小微企業和重點項目，涉農貸款占比不斷提高，金融支農效果明顯。至2015 年5月末，全縣涉農貸款余額達22.13億元，占全縣貸款總量的68.05%。其中農戶貸款余額4.91億元，占涉農貸款的22.2%，貧困村農戶貸款余額1.27億元，占全部農戶貸款的25.8%，為農民增收和群眾脫困提供了有力的信貸支撐。
三、金融支持民族地區縣域扶貧存在的問題
（一）金融資源分布城鄉失衡，金融機構涉農信貸投放分化明顯
一是金融服務網點向縣城集中。全縣19 個鄉（鎮），除縣城所在地威遠鎮外，其它鄉鎮只有農商銀行營業網點;近三年縣域銀行業金融機構新增營業網點3個，都設在了縣城，縣以下新增營業網點為零。二是農村金融服務一枝獨秀的局面依舊，農商銀行仍然是“三農”信貸投放“主力軍”。2014年互助縣農商銀行占全縣涉農貸款增量的76%。2015年5月末，全縣金融機構其中農商銀行涉農貸款占全部涉農貸款余額的48%，而其它7家銀行涉農貸款“有存量，無增量”，涉農信貸投放幾乎停滯。
（二）農村金融產品創新規模有待做大做強
當前，縣轄金融機構農村金融產品創新“總量少、突破少”問題還沒有得到很好解決，農民貸款抵押擔保難問題依然突出，新型農村擔保貸款總量偏少。林權、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目前還仍處在試點階段。農戶擁有的土地、住房，以及農業企業投入大量資金購置的農業生產設備、租賃、流轉的土地經營權等抵押物折算值低，不能滿足融資需求，貸款利率普遍較高，融資成本較大。監測數據顯示，全轄涉農貸款利率較基準利率普遍上浮20%-30%，最高上浮50%。
（三）創新意識缺乏，難以滿足多元化需求
近年來，隨著縣域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村信貸資金需求發生了較大變化。一是由生產需求向生產需求與消費需求并舉方向轉變;二是由種養業需求向多元化需求轉變，傳統的農村種養業信貸市場呈萎縮趨勢;三是由分散小額借款向集中大額借款轉變;四是隨著農民消費、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新型城鎮建設、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等的迅速擴張，資金需求期限由短期向中長期轉變。同時，也對資金結算和中間業務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縣以下金融機構網點除部分保險外，基本上還只能提供存、貸、匯“老三樣”服務。
（四）貨幣信貸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在基層的契合度不高
主要表現在一些財政、產業優惠政策沒有很好地和金融結合起來配套使用，沒有利用財政、產業優惠政策撬動金融資源投向實體經濟和薄弱環節。
（五）貸款滿足率低，與需求不符
調查顯示，小額農戶貸額滿足率在55%左右，農村種養專業戶貸款滿足率在40%左右，扶貧項目和整村推進基礎設施投資資金需求滿足率只有20%左右，且扶貧貸款貼息期、貼息利率難以滿足貸戶實際需求。扶貧貼息貸款的期限以一年為主，最長不超過三年，統一執行1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給予貼息優惠利率，貸款超過貼息期和展期、逾期的不再享受貼息政策。農村申請扶貧貸款，主要是解決種植業、養殖業資金不足。由于產業附加值低，加之自然災害頻發，貸戶收益短期內難以見效，往往還沒有實現增收，貼息期限已滿，被迫承擔后期利息。
（六）風險分擔機制不健全
一方面，貸款風險補償體系缺失，信貸風險保障機制不健全。現階段在農村，類似于中小企業擔保公司、由財政注資的擔保公司，尚未完全深入農村地區，與專業擔保公司的合作也是屈指可數，再加上農業保險市場建設滯后，農業風險分擔機制缺乏，農村信貸投入風險全部集中在涉農金融機構。
四、改善金融支持民族地區縣域扶貧的建議
（一）建立以部門協同為前提、政策扶持為主導的政策引導機制
一是財政、稅務、央行等有關宏觀調控部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財政對發展小額信貸、農業保險等業務進行補貼，稅務對進入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金融機構制定稅收優惠政策，央行推行區域化貨幣信貸政策，引導金融資源向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流動;鼓勵和支持貧困地區縣域金融機構將新增可貸資金70%以上留在當地使用;擴大支農再貸款支持范圍和使用對象，賦予經濟欠發達地區縣級支行實施貨幣政策管理方面一定的自，以引導信貸資金投向。二是繼續改善農村支付環境。通過稅費減免、費用補貼和審批綠色通道等措施，鼓勵金融機構在偏遠、貧困地區設立機構網點、準網點或流動服務點。參照農機下鄉財政補貼政策，對銀行縣域電子機具投放進行財政獎補。
（二）建立以農業信貸政策創新為導向、信貸產品創新為主體的扶貧信貸管理制度
一是進一步完善農戶小額信用貸款、農戶聯保貸款和扶貧貼息貸款的信貸管理政策。二是創新擔保方式。在推廣應用農戶聯保貸款的基礎上，可將龍頭企業、中介機構、擔保機構等具有法人地位的利益主體納保貸款范疇，建立農業貸款擔保機構，彌補農戶聯保的缺陷，解決“公司+農戶”、“基地+農戶”、“業主+農戶”、“項目+協會+農戶”等聯保問題。三是創新抵押方式。積極嘗試林地承包權抵押、土地經營權抵押、流轉土地使用權抵押等貸款抵押方式。四是圍繞扶貧開發整村推進項目開展業務和產品創新。涉農金融機構要把扶貧開發整村推進項目納入信用評定范圍，對符合信貸支持條件的項目提供信貸優惠和服務便利，對不合條件的項目，在落實財政擔保的基礎上，也要投入實施幫扶。總之，要探索靈活多變、安全有效的信貸扶貧模式，不斷拓寬金融扶貧范圍。
（三）創新金融扶貧方式，完善農村金融基礎設施建設
根據互助縣農村實情，可嘗試如下幾種金融扶貧創新模式 ：一是 “公司 +農戶 +基地 +扶貧貼息”模式。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運用其產業化基地與農戶簽訂訂單，為農戶生產提供貸款擔保，政府利用扶貧資金向企業提供風險保障，產業化龍頭企業帶動農戶利用銀行貸款致富。二是“扶貧專項資金質押+信貸+村級產業”模式。將各種扶貧資金捆綁打包，用于信貸抵押，金融機構根據扶貧資金數額放大一定倍數，結合扶貧項目安排，投入扶貧信貸資金，推進整村扶貧開發。三是“擔保機構 +合作社 +銀行”模式。與融資擔保機構合作，由融資擔保機構向合作社社員提供擔保，滿足貧困戶、貧困村貸款需求。四是完善農村征信體系，建立起以農村信用戶為主體，信用社、鄉（鎮）政府、村（居）委會和農戶“四位一體”的社會信用服務體系。
（四）完善農村金融風險分擔體系，解決金融機構支農的后顧之憂
一是建立涉農擔保體系。在縣域由地方政府建立政策性擔保公司，積極構建政策性農村擔保體系。二是建立風險補償基金。鼓勵各級政府從財政支農資金中拿出一部分作為風險補償基金，對信貸資金損失給予一定比例的風險補償，鼓勵金融機構將更多的信貸資金投向“三農”。三是加快農業保險發展。進一步加大農業保險保費補貼力度，通過費用補貼等措施，進一步支持保險公司創新農業保險險種;建立和完善巨災保險制度、再保險制度，完善農業信貸風險分散和損失補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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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County-leve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 Case of Huzhu County of Qinghai Province
QIN Yongxi DA Shuqing CHEN Shengzhong
（Huzhu County Sub-branch PBC， Huzhu Qinghai 810500）
第5篇：民族問題研究范文
論文摘要：高校公共體育課程教學改革，在普通高校已廣泛展開，但在民族師專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公共體育教學改革仍是舉步維艱．如何從實際出發，全面實施教育教學改革，成為人們熱切關注的問題．本文通過分析民族師專公共體育教學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從構建和諧的公共體育課堂的前提基礎上，提出解決問題的幾點對策，以供參考．
學校體育是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高師公共體育課是一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基礎學科之一，是實施素質教育和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人才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徑．當前，隨著新一輪課程改革的不斷深入，民族師專公共體育課在“健康第一”思想指導下，從教學模式、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手段等方面進行全面改革．然而，受地域環境、氣候條件、經濟基礎、民俗習慣以及學生體質等因素的影響，全面實施公共體育課教學改革相對困難較大，提出的一些新的課程改革實施方案大多只停留在理論上，完全落實尚有一定距離．在實際教學中仍未擺脫傳統模式的影響，表面上“標新立異”，引進“新生事物”，實踐中仍是“教者發令，學者強應，身順而心違”．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說到底是公共體育課堂的不和諧所致．因此，要徹底改觀民族師專公共體育教學中存在的缺陷，而應必須從構建和諧的公共體育課堂做起．
一、構建和諧公共體育課堂的意義和作用
從宏觀上講，貫徹一種體育教育思想，無論怎樣致力于體育教材教學內容的改革，教學手段的改進，還是體育教學模式的整體變革，都要通過學校體育的主陣地——體育課堂去實施，而和諧的公共體育課堂是同教育教學方法乃至整個教學模式的改革是融為一體的．因此，公共體育課堂的和諧與否，直接影響著教學活動、教學改革的進程和效果．眾所周知，教師在體育教學目標編制，教學設計，過程優化，模式構建，內容選擇等“軟件”方面做的再好，關鍵看是否提高課堂教學質量．首先，在和諧課堂里，學生不僅可以保持良好的課堂紀律，而且精神飽滿，積極練習．教師喜教，學生樂練，從而實現高效率的教學和高效率的學習．其次，從微觀上講，和諧的課堂決定著師生相互作用的方式和效果，決定著教學活動能否按照既定程序進行，教學方法與手段能否發揮其最佳作用，以及公共體育教學改革的成效．再次，學生的健康不僅是在運動場上跑得快、跳得高、投得遠，而是身心處于和諧狀態．學生因學習、考試、就業等壓力而產生持續的焦慮狀態，和諧的公共體育課堂進一步可起到緩解作用．此外，構建和諧課堂還有利于促進學生相互交往和培養學生團結協作的精神，尤其在民族院校，各民族學生通過在公共體育課堂上的廣泛接觸，更能達到相互了解，增進友誼，從而達到促進民族團結的積極作用．
二、民族師專公共體育課不和諧現狀分析
目前而言，民族師專(以甘肅合作民族師專為例)公共體育課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觀念和教學能力、教學內容的選擇、教學方法的運用、課堂氣氛、場地器材以及學生自身的體育基礎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都還不能滿足構建和諧公共體育課堂的需要．其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教師教學觀念陳舊
長期以來，由于受傳統教學思想的影響，大多數教師如今在教學中依然重技術輕理論，重教法輕學法，教學內容的競技化，教學組織的一體化和教學目標的達標化等現象依然存在，致使我校的公共體育教學，大多嚴肅有余而活潑不足，課堂氣氛比較沉悶、壓抑，學生表現的比較緊張、呆板、被動．部分教師滿足于規范的制度、相對統一的大綱、嚴密的結構和整齊的隊伍，甚至認為這是嚴肅認真的表現，殊不知，因為規范不能和校情相結合，統一不能和靈活相結合，整齊劃一不能和發展個性相結合，導致我校公共體育教學依然“濤聲依舊”，“面”和而“心”不和．
2．教學內容不能滿足學生需求
現階段我校公共體育普修教學大綱規定的內容主要以田徑、體操為主，好多內容其實與中小學的體育教材內容重復，項目繁多，蜻蜓點水，學生感到枯燥無味，學習興趣不高，無奈教師只能用“考試”兩字“威脅”學生練習．教學形式上仍沒有跳出以運動技術為中心的舊格局，教學的基本內容仍然是運動技術的排列組合，結果導致部分學生對體育課產生厭倦心理．使本來愉悅學生身：的公共體育課堂，由于教材內容的單一和不合理，則呈現出乏味、枯燥、拘謹、呆板等．
3．教學方法單一
每位公共體育課教師在每年的教學計劃中幾乎都反復提到要不斷改進教學方法，但在實際教學中，這方面的實施效果還很不理想．主要表現在教學中仍運用舊的教學模式，長年累月就只有一個調子．上課時，教師在體育課堂中不考慮學生的想法、情感和需要，只按照自己的意愿來開展教學，學生完全成了被動接受知識的容器和再現知識的反映器．教師主要關心的是運動知識和技能的傳授，學生的運動知識掌握的如何．至于學生是否愿意學，學得是否愉快，所學知識是否與學生已有的經驗、學生的運動興趣、對學生終身體育發展有聯系，公共體育教師卻很少關心．結果造成學生“喜歡體育而不喜歡體育課”的現象較為普遍．
4．課堂氣氛沉悶
根據調查，在我校80％學生中，中小學階段的體育課幾乎都是“放羊”課和自習課，學生的體育知識、基本的技術技能以及基本的身體素質等方面存在大量“欠帳”，在公共體育課教學中有時出現教師不知如何施教，學生不知如何學習，即教師怕教、學生怕學的局面．課堂上部分教師老是板著面孔，讓學生望而生畏；動輒訓斥學生，使學生提心吊膽；教學作風專橫，學生只有服從．有的教師只喜歡“聽話”的學生，而對桀驁不馴，愛“挑刺”的學生表示反感．課堂上，學生始終是處于一種被動的學習狀態，學生的創新意識被泯滅，師生關系變得極其冷淡．師生之間只能是一種教和學、管與被管、發號施令與絕對服從的關系．體育教師在課堂教學過程中始終高高在上，盛氣凌人，很容易產生對立情緒，使課堂氣氛比較沉悶、壓抑．
5．場地器械較缺
學校體育運動場地設施和體育器械，是實施體育教育的基本物質保證．合作民族師專經過多年的努力，在體育辦學條件方面盡管有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近兩年，借“迎評”和“升本”之契機，大力改善體育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風雨操場的投人使用，極大地改善了學校體育教學條件．但是，隨著學校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場地器材仍然不能充分保證學生的活動要求．學校有一部分競技運動方面的器材，學生怕用或不敢用，而健身方面的器材又很緊缺或根本沒有，出現學生想吃米飯但有無米下鍋的尷尬局面，導致即使教學內容更新，教師教法改進，但場地器械又不能夠保證，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教改的步伐，給構建和諧的公共體育課堂帶來物質上的困難．
三、構建民族師專和諧公共體育課堂的對策
1．提高教師構建和諧公共體育課堂的能力
構建和諧公共體育課堂，既能化解課堂沖突，又能使課堂保持生機與活力．體育教師只有不斷提高自己的素質，才能有效地構建和諧課堂．
知識是教師寶貴的財富，無知必無能，要構建和諧公共體育課堂，不是簡單的改變一下教學方法，它要求教師及時了解體育教學任務、目標要求與學生現有的體育基本知識和基本能力，善于發現影響課堂不和諧因素和學生學習上的困難，并在與學生交流中及時地給予幫助和指點．教育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表明，教師能夠理解別人，心胸豁達，能夠深入學生的內心，感受學生的情感，客觀、公正地對待人和事，與學生真誠交往同時，教師能夠了解自我，有正確的自我意識，能夠自我調控情感和心境，這樣的教師就能夠成為一名受學生歡迎和愛戴的好教師，就能夠成為和諧公共體育課堂的促進者、建設者．因此，教師構建和諧課堂能力的提高與否，事關和諧課堂構建的成敗，應引起體育教師自身的高度重視．就和諧課堂的構建而言，一方面要強化教師培訓和終身學習的意識，提升教師的業務素質和教學能力．另一方面，體育教師要不斷掌握新的體育教學方法和理論，不斷學習體育運動理論和健康教育的新知識，不斷提高知識結構、能力結構和學歷水平，不斷地更新知識，拓展自己的知識面，以大量新鮮、準確、生動的知識和信息去征服學生．具體而言，在教學方法上應充分利用“寓教于樂”的原則，通過運用新穎、多樣、有效的教法來激發學生體育學習的興趣；在教學過程中要創造一種民主、平等、和諧的教學氛圍，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在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問應多邊互動，努力提高學生的積極性與參與度，最大限度的發揮學生的創造性和潛能；在學生出現技術上的錯誤時，教師應盡量運用“無錯原則”，積極創造一種相對寬松的環境，幫助學生弄清問題產生的原因，充分發揮學生自己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加強對學生學法的指導，提高學生自學、自練的能力，充分為構建和諧的公共體育課堂打下堅實的能力基礎．:
2．樹立“以人為本”理念，建立和諧師生關系
當今，國內高等教育關注的熱點是要改革“重物輕人”的問題，強化以人為本、全面育人的思想．當代教育學認為：“不斷提升人的地位，是教育發展的基本走向．它反映在四個方面：“教育即發現人的價值，教育即發掘人的潛能，教育即發揮人的力量，教育即發展人的個性”．這一觀點的內涵與“以人為本”的理念相一致，即：“以追求人的和諧發展為目標。希望人的本性、人的尊嚴、人的潛能在教育過程中得到實現和發展”．田新體育課程同樣強調以學生發展為本，要求構建融洽、和諧的學習氛圍，倡導建立人道的、和諧的、民主的、平等的師生關系．體育教學將改變教師的絕對權威，強調師生是一種平等、合作的關系，重視師生間相互交往、共同發展的互動過程．教師融人到學生的活動中，與學生相互交流、相互探討，這樣不但能拉近師生之間的距離，還能讓學生深深感受到教師的情和愛，教師要把學生作為教學的主體，要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每一個學生，并且尊重和信任每一個學生，相信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優點和長處，充分發揚教學民主，努力營造良好的教學氛圍，讓學生在輕松愉快的課堂氣氛中樂于練習、樂于獲得理論知識和技能知識，形成交往和合作的意識行為．另外，教師的情感對學生有直接的感染作用．教師樂觀的情緒，積極進取的精神有利于把學生培養成精神飽滿、上進心強的人．在教學中一定要做到熱愛學生，對學生的錯誤和缺點，不遷怒、不感情用事，不嚴詞指責，應實事求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讓學生理解老師，老師了解學生，建立起良好的師生關系，從而使學生真正做到“親其師而信其道”．
3．努力營造寬松、和諧、民主的體育課堂氛圍
教學過程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交往，在這一交往過程中，教師只有將自己置于教學氛圍內與學生融合在一起，才能使學生的積極性和學習潛能得到發揮．當然這并不是否定那些如“稍息、立正”等指令性口令．
體育課堂氛圍是體育教學心理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生對體育的興趣、愛好、動機等總是在一定的體育課堂情景和氣氛中產生的，良好的體育課堂氛圍一旦形成，往往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可以催人奮進．因此，營造寬松、和諧、民主的體育課堂氛圍對實現體育教學目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營造良好的體育課堂氛圍。一是要注重培養學生主動參與學習的態度和習慣，學生只有主動參與課堂學習，才有可能營造出積極的課堂氛圍；二是教師在體育課堂教學過程中要能夠做到“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善于把握各種稍縱即逝的積極情景，并能夠充分利用它們來調節和改善體育課堂教學氛圍，提高課堂教學的環境質量．同時也要注意及時合理地處理好教學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消極的偶發事件，以防止這些消極因素對正常教學氣氛的干擾；三是要注重課堂教學活動中的人際情感交流，使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能夠產生情感和共鳴．四是教師要轉變角色，改變過去那種“我講你聽，我說你做”的居高臨下式的角色，鼓勵學生大膽質疑、大膽求異、大膽創新，積極創設一種“不唯上，只唯真”的平等、民主的課堂學習氛圍．
4．加強場地器材建設、完善體育教材內容
第6篇：民族問題研究范文
一、基于企業理論研究范式的民營企業家族化研究進展
(一)基于社會一文化范式的民營企業家族化研究
該范式遵循韋伯傳統，主要是運用經濟社會學的視角去探究家族化問題。所謂韋伯傳統就是強調特定企業組織形態與其所處的文化制度環境(包括經濟倫理環境、價值認定環境和社會交互環境等)之間的相關關系，通過比較蘊含在不同企業組織結構背后的“文化決定因子”來解釋某種企業組織結構生成衰敗原因的一般性命題。國內關于家族企業的研究文獻集中體現傳統文化論、家庭契約論和社會資本論。
1．循著(1985)的思路，傳統文化論的主要觀點有：中國傳統的“家文化”特征和“差序格局”的信任關系(盧現祥，2000；陳立旭，2000；姚賢濤，王連娟，2002；李春來，2002)是民營企業家族化的文化動因。張之鋒(2001)認為，家族制是民營企業在“私德有余而公德不足”條件下的“不得已的選擇”。張強(2003)則從“自家人”和“外人”的角度對傳統文化與家族經營的關系作了解釋。
2．家庭契約論(賀志鋒，2003)認為如果把具體制度環境和文化環境看成是外生變量，假設它們是同質的；由于家庭的行為規范是利他主義，思想感情的一致使家庭內部能夠實現有效的勞動分工(貝克爾，1987)，從而實現“有機的團結”(迪爾凱姆，1986)。當家族成員共同控制和管理企業時，企業的委托的契約性質、團隊生產監督問題、人力資本專用性問題和信息特征都將發生改變；家族成員在長期的共同影響下，形成了一套基于感情的共同預期和非正式承諾，以家庭關系為基礎的家族企業是一種“高信任”(這種信任是一種基于感情的感情信任，而不是基于能力的認知信任)的組織形式(Jones，1983)，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契約；而且，在家族企業中，委托人對人的高度信任來源于人的行為和情感，而不是人的績效。其契約特征表現為感情關系導向，而不是遵循經濟理性，并且委托人和人之間的相互影響，強度遠高于非家族企業的董事會和CEO之間的影響。
3．社會資本論在家族制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對福山(1995)關于華人企業的研究結論給予足夠的重視，社會資本與民企融資的關系(儲小平，2003)借助行政權力和社會關系為企業獲得各種資源(李路路，1995)；周殿昆(2002)從作用范圍、信息搜尋費用、防范道德風險機制、監督費用、違約失信概率和獲取資源狀況六個方面比較當前社會信用和家族信用，來說明家族信用是鄉鎮企業向家族企業回歸的主要原因。程書強(2003)從信任與社會結構、制度變遷轉型存在高度關聯的角度分析社會信任對我國家族企業的影響。儲小平(2003)把社會資本界定為社會財務資本、社會人力資本、社會關系網絡資本和社會文化資本，指出家族企業在這四個層面的具有內在的作用機理。
(二)基于資源－能力范式的民營企業家族化研究
該范式運用企業管理理論從組織效率論、企業家能力論、企業文化(團隊精神)論等角度對民營企業家族制作出解釋。
1．組織效率論以Leibens－tein(1966)的X－效率理論為依據對民營企業家族化治理機制作運用性解釋。強調特定企業組織形態與其在管理和技術層面所能達到的經濟績效之間的相關關系，通過比較不同“企業制度類型”在組織成本、管理能力、經營績效等方面所可能存在的差異，得出某種“企業制度類型”之所以生成衰敗的一般性解釋。民營企業家的自我雇傭或家族化傾向在于它能低成本的減少X-效率從決策效率、對市場機會的捕捉和把握、企業凝聚力、減少內耗等方面說明家族企業的效率。如朱富強(2004)從顯性協調和隱性協調角度論證家族企業長期存在的理由。
2．企業家能力論延續了熊彼特傳統，即認為企業家的創新精神是企業獲取利潤的源泉。主要觀點是認為民營企業創業者的在企業的創建、成長和發展中具有特定的作用。鄔愛其等人(2003)認為，企業家主導下的組織認知的一致性才是民營企業持續發展的關鍵，民營 企業組織形式的多樣性將長期存在。石軍偉(2003)基于企業家能力的內生性提出“建立企業家機制主導模式才是民營企業制度創新的目標”。這是對阿爾欽的古典企業論的明確堅持。
3．團隊精神論(Alchian&Demsetz，1972)認為家族企業在創業的歷程中具有天然的凝聚力和奮斗精神，為家族榮耀甚至為打造百年基業而努力工作：又因為親屬關系相互熟知，信息對稱，建立心理契約比較容易。鐘朋榮認為民營企業選擇家族化經營，是因為家族企業擁有更多的關心企業資產的資源。
(三)基于制度范式的民營企業家族化研究
該范式運用交易成本理論、制度變遷理論和企業家供求論的觀點對家族企業進行制度分析。
1．交易成本理論。是從交易成本出發研究民營企業家族化的思路，故可以歸結為科斯傳統。所謂科斯傳統就是經典的企業理論分析方法，即交易成本范式。由科斯的交易成本觀點出發衍生的團隊生產理論(Alchian&Demsetz)、資產專用性理論(Williamson)、理論(Fama，Grossman&Hart)、契約理論等成為企業理論的主要組成部分。該論把這一現象歸結為成本過高，主要的觀點有非對稱信息論、內部交易成本論、外部市場論。非對稱信息論認為：市場制度環境的不完善(王連娟，2001)和“低文本文化”形成的信息非規范化和分散化(陳凌，1998)。外部市場論認為由于經理市場還是一個“檸檬市場”，所以發現優秀經理的信息搜尋成本很高；因為高昂的成本和殘缺的社會信用使家族企業排斥外部職業經理，這種“尋找人的主觀愿望和客觀環境的矛盾”構成私營資本管理方式轉換的障礙，這將使私營企業“管理青春期”躍遷要經歷的一個長期過程(劉偉，2010)；同時又由于“家族企業治理家族主義的信任結構”促使經理市場的失靈(李新春，2003)；經理市場和資本市場的不完善制約了家族企業的制度創新(周立新，李傳昭，2004；劉平青，2004)；周立新，李傳昭(2003)運用信息經濟學方法建立一個外部市場模型。
2．制度變遷理論。可歸結為諾斯傳統。即從外部制度環境和企業整體制度變遷角度研究家族企業。在家族企業的研究中關于制度演化的分析范式運用，存在兩種觀點：制度變遷論和制度效率論。制度變遷論者主要從制度創新的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討論當前家族企業走向公司制的約束條件(方曉軍，高瑛，2004)；從制度嵌入和制度耦合的角度尋求制度變遷與制度環境的兼容性，如在外部治理機制不健全條件下家族制雖非“最優”制度安排，但或許是“最不壞”的制度安排(鄭家喜，蔡根女，2004)；制度效率論從非正式規則的存在及其變化對企業制度選擇的制約來論證一定制度環境下家族制的階段合理性(何智美，2004)，認為只有能對企業核心要素提供有效激勵約束的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制度；鄭文哲(2003)建立了一個家族企業制度適用邊界模型。
3．企業家供求論。任曉(2004)以溫州為例從經理市場的供求狀況探討了企業家古典鎖定的內在機理和外部條件：導致企業家供給水平低下的原因是逆淘汰支配下的企業家市場導致過低的預期收益增加了企業家專用性資產進入市場的風險，噪音化的職業市場信號加劇資產所有者的自我雇傭；企業家需求弱化的主要因素有“家庭及泛家族組織與企業生產梯隊的整合”、“股份合作與企業家人力資源共享機制”以及“發達的專業化商品市場或專業化產銷基地弱化了企業對企業家的需求”。張佩國(2004)對民營企業換帥提出自己的看法：個人權威與制度化結合不會影響企業的競爭能力。
(四)基于演化范式的民營企業家族化研究
組織演化論源于阿爾欽(1950)的達爾文主義市場選擇論和納爾遜和溫特(1982)的“慣例性行為”論。前者認為，生存下來的是經過經濟體系甄選后的成功者，因而是有效率的；后者認為組織創新的運動機制在于對慣例的承繼和創生。在民營企業研究文獻中，組織演化論者認為民營企業之所以選擇家族化的產權形式或治理結構是適應現實經濟環境的結果，運用演化經濟學的方法和觀點來深入探究“家族企業基因”與經濟環境的關系，對民營企業的發展過程借助遺傳、變異、自然選擇等概念加以解釋。劉平青(2003)關于“家族基因”的解釋比較新穎，他認為決定家族企業“遺傳”與“變異”的關鍵在于“家族基因”的四種“堿基”：利己人性、心智模式、利他人性和文化因子。陳文科(2005)認為，“家族基因”所形成的非契約凝聚力和適應性創造力是家族企業生命力保持持續發展活力的內生性因素。企業認為溫鐵軍(2004)強調了環境的作用，認為大規模民營企業轉制是在宏觀經濟波動的產物，不單純是微觀經濟的結果。
(五)基于網絡范式的民營企業家族化研究
網絡是界于企業與市場之間的一種企業組織形態(或叫經濟組織形式)。專業化家族企業集群的生存多是依賴這種網絡分工形式，以此降低風險。因為網絡存在企業需要的關于“相似性活動”的知識，Richardson(1972)將企業間密切的合作關系稱為產業組織網絡模式，他開創的網絡范式成為企業理論研究的前沿方法。拜爾恩(Byrne，1993)把企業網絡定義為：獨立企業間的短期結合，它沒有總部和組織圖、沒有科層、沒有縱向一體化，網絡內成員企業的分工細致。浙江和珠三角一帶興起的企業集群吸引了國內學者的眼光。陳守明(2000)認為，小企業作為一種新型的企業組織形式具有穩定性強、效率高的特點，溫州家族小企業正是通過由相關性強的企業組成企業網絡組織這樣一種形式克服規模局限獲得競爭力。以溫州打火機產業為例，家族企業網絡的優勢在于一是減少機會主義，如零部件生產的標準化和適度競爭、網絡內道德信用、區域內企業集聚的低信息成本以及網絡組織的柔性化都有助于克服機會主義；二是相對于大企業的比較優勢，如對需求多樣化適應性強，內部管理成本低，激勵機制好，分工、合作、競爭導致核心能力的專注，以全價值鏈最優化來選擇合作企業并進一步促進核心能力的提高。鐘朋榮(2004)以紹興紡織業的產業集群為例揭示了作為企業網絡或產業集群中一個元素的中小民營企業，其走家族化之路仍具有很強的競爭力，他提出一個公式：產業集群+家族制=競爭力。朱秋霞(1998)和陳凌(2003)則從家庭網絡和企業網絡的角度分析了家族企業存在和發展的文化社會基礎。
二、企業理論研究范式比較及其對民營企業家族化研究的啟示
筆者根據對相關文獻的內在邏
輯和主要概念做出上述分類，這種的歸納不一定與成果所有者本人的初衷完全一致，但它并不影響我們對研究方法本身的認識。社會一文化范式、資源一能力范式、制度范式、演化范式和網絡范式是當前企業理論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甚至可以說有的是主流方法，有的是前沿方法。這些方法用來解釋家族制存在的合理性，展示了問題的不同側面，深化了對家族企業演變的理解。不過，僅就觀點而言，單一的視角不足以給出滿意的答案。只有綜合起來，才能形成對家族制的合理解釋，才有可能對民營企業的未來變遷以及家族企業合理性空間的擴展做出有說服力的推測。傳統文化論強調“家文化”特征和差序格局的信任關系對家族化的重要影響，但無法回答：使得家族化組織成為儒家文化圈中的主要和有效的治理模式。但這至多能部分解釋為什么在儒家文化圈中，家族企業成為主要的企業治理模式。但它顯然不能解釋為什么在許多西方發達國家，2/3以上的企業也是家族企業。因此，對于中國當前盛行民營企業家族化現象，社會文化范式并不具備足夠的解釋力。
對于家族企業管理效率和組織能力的高度評價并不能掩蓋其自身的缺陷。如強調創業者尤其是核心人物的領導作用的觀點，這種解釋隨著第二代的更替已成為追憶的歷史；而家族企業產權和治理的非經濟性在一定條件下會被經濟力量所穿透。
制度變遷理論強調制度環境約束和嵌入性要求，認為家族化鎖定是市場和制度不完善的結果。但是它無法解釋已經有不少的民營企業建立了現代公司制，一些家族企業逐漸地“泛家族化”。
在交易成本理論看來，企業組織形式的演進過程實際上就是企業不斷把內部交易成本(組織成本)外部化的過程(交給市場解決)，同時引入不可交易的且企業需要的部分。它犯了科斯同樣的錯誤，就是只看到企業的交易功能，沒看到企業的生產功能。因為企業的知識由契約性知識和生產性知識組成(劉剛，2002)，前者可以根據收益成本比較從市場上購買，而后者是內生的，需要自身的投資。
能力范式在于解釋那些企業內部不能交易也無法交易的現象，如企業的隱含知識、核心能力、關鍵性資源等。基于交易成本范式的資產專用性理論在一定程度靠近能力范式，但是還存在很大距離。劉偉(2001)把企業產權制度看作是要素市場制度的函數，產權結構是資產專用性程度的函數。這種觀點有助于對家族制在交易成本理論和能力理論結合性方面進行解釋，即民營企業選擇家族化的產權形式和治理形式既降低了交易成本，又維持了關鍵性資源，而這正是要素市場(經理市場、資本市場)制度和資產專用性(核心人力資本和其他關鍵資源)共同作用的結果。
經濟演化理論是研究民營企業制度的一個嶄新視角，但是僅僅局限于達爾文主義的生物進化觀點有時顯得比較牽強，而且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與生物演化畢竟不可同日而語。
現有文獻中的一個缺憾是關于網絡范式在民營企業研究中的運用與經濟現實相比遠遠不夠。網絡范式揭示了區域性產業集群或企業網絡的形成機理，以及信息化時代的網絡經濟和虛擬組織的存在理由，它以企業能力理論為基礎、輔之以經濟社會學和交易成本理論，暗含著演化理論的邏輯，形成有現實感的理論魅力。在當前家族企業研究中，少數文獻有所涉及，但缺乏理論自覺。家庭契約論和社會資本論以及產業集群論從非正式制度和規模效應的角度進行分析，顯示出網絡范式的痕跡，但似乎又有一種欲說還休、不夠明快的感覺。網絡范式以其特有的理論生命力顯示出比制度范式(交易成本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和社會文化范式(也可成為經濟社會學)對民營企業家族化有更強的解釋力。尤其是在信息技術的支撐下，虛擬網絡、社會網絡與企業網絡的交互作用，衍生出豐富多彩的企業組織形態，這些組織形式背后的邏輯到底是什么，需要我們運用新的理論去解釋。
從國外企業理論的發展現狀來看，理論、控制權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治理經濟學)對中國民營企業有較強的解釋力；在方法論上，新古典方法、制度分析和演化分析都有助于對現實問題的研究。當前企業理論出現了契約理論和能力理論合流的趨勢，這將為研究中國民營企業提供更多、更新的視角，有待我們去吸收養分，靈活運用。
三、民營企業家族化現象的經濟邏輯
企業組織形態(包括產權、治理結構、組織形式等)的變化是由經濟系統運動的內在邏輯決定，它是企業自身的因素與經濟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用williamson的話來說，企業是一個適應性組織。在一個無強制性的經濟體系中，企業之所以采取某種產權制度或治理方式是企業經濟活動自生自發演進的結果，而不是某個人或組織理性設計的產物，這種企業從而具備了“自生能力”(林毅夫，2002)。根據制度變遷理論中的影響制度供給和需求的因素，企業演化的主要原因可歸納為：提高生產率；降低交易成本；市場規模的擴展；技術進步；制度環境的改善。而判斷一種企業制度是否合理或具有效率，要看它是否適應所處的社會環境，要看它在現有的經濟環境中是否是低成本的(巴曙松，屠新曙，2002)。
民營企業作為一種本來意義上的企業，對市場具有天然的親和力，它的演變過程與市場進化過程息息相關。應煥紅(2005)把民營企業的特點概括為：具有生存特質，是一個動態伸展的過程，是一個自覺學習的系統，是一群尖銳矛盾的集合，是一個不斷演化的組織。基于這樣的描述，大部分民營企業實行家族經營一方面是根據自身發展要求作出的制度選擇，另一方面也是適應市場化發展進程的結果。中國民營企業成長在特殊的政治環境、經濟生態和文化背景中，在經濟轉型時期，由于民營企業面臨兩種不信任，即在經理市場上，企業主不信任經理人，在資本市場上銀行不信任民企(所謂金融恐私癥)，產權封閉化、治理家族化是無奈也是明智的制度選擇。簡言之，就是為克服人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將成本和風險最小化。當然，即使是家族化治理，也會出現形態各異的制度形式，這就取決與不同企業具有不同的信息結構，不同的信息結構導致不同的控制權結構，從而形成不同的契約結構，最終在學習和適應的過程中選擇不同的治理機制。而這種治理安排也并非靜止不變，民營企業天生的學習、模仿、糾錯能力使治理機制處于不斷的優化調整之中。迷信現代企業制度、片面地追求所謂的新型企業制度、簡單的否定家族制，不是科學的研究態度，更不是理性的經濟決策行為。因為，這種否定“缺乏扎實的經驗基礎和令人信服的學理根據” (韓朝華，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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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民族問題研究范文
關鍵詞: 民族醫藥；研究；重要問題
中圖分類號:R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513(2010)02-0083-03
Several Major Problems in the Ethnic Medical Research of China
[KH*2]ZHENG Jin,LUO Yanqiu,ZHOU Hongli
(Research Center of Ethnic Medieine,Yun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unming 650500，China)
Abstract: With more intens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industry faces great challenges from the Western medical industry becaus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industry is still very weak in term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paper discusses several major problems in the ethnic medical research of China and brings up some suggestions for its future healthy development.
Key words: ethnic medicine; research; major problems
我國對民族醫藥開發利用的歷史并不短暫，具有廣闊的研究前景和開發基礎［1］.世界各國也越來越重視天然動植物中蘊藏著的巨大藥物開發潛力，大量民族醫藥開發利用的報道發表在《Nature》等國內外期刊上［2-3］，許多國家競相采用現代技術開發傳統醫藥，搶占國際天然藥物市場.面對國際醫藥行業競爭越演越烈，特別是西醫藥產業對我國傳統醫藥產業的巨大沖擊，我國對民族醫藥的研究水平和開發力度卻還十分薄弱，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存在許多誤區，其發展狀況堪憂.下面就民族醫藥研究中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進行討論.
1 打破區域限制，推動民族醫藥面向全民，走向世界
民族賴以生存的文化習俗、民族精神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積淀、文化素質所形成的價值判斷、精神使然，使得各民族創造出的醫藥存在獨特性和多元性，同時也表現為趨同性，但非一體性.至今民族醫藥獨特的診療方法和治療效果仍被人民群眾廣泛使用，民族藥的臨床應用經驗常常被藥學家作為發現新的具有生物活性的先導化學成分的信息源，民族醫藥在歷代的傳承和應用過程中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可和發展.
要做到民族醫藥的全民化，首先是營造一種各種醫學多元化并存的大環境，要客觀、正確地認識各種醫學在維護人類健康方面的積極作用和發展局限［4］，讓所有醫學都能在平等的社會環境中發展和發揮作用.少數民族地區應因地制宜地開展傳統醫藥臨床驗證和推廣應用，發揮傳統醫藥在人民保健中的作用［5］.其次，要善于挖掘和總結各民族醫藥在防病治病中的優勢和特色，任何一種醫學都不可能包治百病.民族醫藥之所以歷經千百年不衰，而且至今在人類的醫療衛生活動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因為其自身的理論具有特色和優勢所決定的［6］.由于生存的自然環境、長期形成的生活習俗和特有的民族體質，決定了各民族醫藥在疾病防治中形成了各自的優勢和特色，比如，分布于滇南的傣醫藥擅長治療胃腸疾病、跌打損傷等外科疾病，分布于滇中的彝醫藥、哈尼醫藥擅長治療風濕性疾病、分布于滇西北的藏醫藥擅于治療心血管疾病.各民族醫藥在治療病種方面各有側重，在診療方法上各具特色［7］，這就是民族醫藥能走向世界、推向全民的根源所在.
2 堅持醫藥結合，遵循民族醫藥發展的自身規律
以民族醫藥為研究對象的學科，有的學者稱為“民族醫學”，有的稱為“民族藥學”，將醫學理論研究和民族藥的研究人為地割裂開來.醫學理論和藥物應用相結合，是絕大多數民族醫藥的學科特點和規律.應堅持保持和發揮民族醫藥特色優勢，遵循民族醫藥自身發展規律和特點［8］.因此，應將除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創造的醫藥理論和實踐經驗統稱為民族醫藥.大量的實地調查研究表明，一名真正的民族醫生，肯定是醫藥兼備、互通互用的，不會是只懂得醫理而不通曉識藥和用藥的醫生，也不會是只懂藥不懂醫的藥工.所以研究民族醫藥，必須充分考慮民族醫藥的這一學科特點和規律.
當前我國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總體上實行“醫藥分開”的方針，力爭把藥療與藥品銷售分成2個獨立系統.但這一做法并不適合中醫及民族醫，傳統醫學以辨證論治為根本，病癥不同，處方不同，這正是中醫及民族醫精華所在［9］.此外，民族醫藥發展的歷程也說明了這一點.如果民族醫藥的研究開發，疏離了民族醫學的理論指導和民族醫藥賴于生存的文化背景，重藥輕醫或廢醫存藥，將民族藥變為單純的植物藥或從植物藥中提取的化學藥品，使得民族藥僅僅作為一種植物藥(或動物、礦物藥)，最終變成生產西藥的原料，不僅失去民族醫藥特色，丟失其傳統經驗和用藥機理，而且丟失了其生命力和發展潛力，民族醫藥的生存立錐之地最終也消失殆盡.
3 走多學科之路，提倡民族醫藥研究手段的多樣性
少數民族醫生在治療疾病中，不僅從生物性研究人體疾病與健康之間的關系，還從心理性和社會性探討疾病的病因、病機，并將生物性、心理性和社會性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可以說，民族醫藥是具有人文和自然雙重屬性的學科.民族醫藥的形成和發展都與本民族所處環境以及社會、文化緊密關聯［10］，在這個方面，它與中醫學和世界其他傳統醫學非常相似.因此，要探索一種民族醫藥發生發展的規律以及其真實內涵，就必須借鑒人文社科的方法來研究，比如人類學、民族學等研究的很多方法.另外，民族醫藥的研究還要充分地借鑒和利用其它學科比如西醫學、中醫學等已經比較成熟的方法，通過汲取其他學科研究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避免研究的盲目性.在具備條件的民族大學、民族醫院、科研院所率先建立民族醫藥國家級重點實驗室等聯合科研平臺，集醫療、教學、科研、產業化開發為一體，引入多學科、多單位、多領域的研究合作，無疑將對整個民族醫藥產業提供巨大的推動力和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土壤［11］.
4 把握特色優勢，保持民族醫藥研究的純正性
國家對民族醫藥研究開發的投入日益加強，民族醫藥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但也要看到，由于民族醫藥研究隊伍自身的局限，很多大項課題很難資助到真正從事民族醫藥研究的工作者.很多領域的專家打著研究民族醫藥的旗號，占用民族醫藥研究的經費，從事的卻是與民族醫藥學科關系不大甚至毫無關系的研究，例如只把民族藥作為資源研究治療某種疾病的有效成分，最終提取某種單體，與化學藥物的研究異曲同工，卻與民族醫藥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背道而馳.民族醫藥的研究，必須遵循民族醫藥的特色和優勢，才能更好地發揮和推廣民族醫藥被社會公認的醫療價值，更好地評估和開發利用民間民族單方驗方的潛在價值.
民族醫藥經歷了一系列發生發展的歷史過程，具備了較完備的理論體系或傳統醫藥知識，擁有雄厚的群眾基礎，形成了一定的社會性、文化歸屬性和系統性，具備與其他學科不同的學科屬性和認知方法，因此不能用植物藥、中醫藥的研究代替民族醫藥的研究.更不能生搬硬套其他醫學的研究思路來異化民族醫藥.如果一味強調“中藥西做”，民族藥將越來越疏離其理論本源，最終失去民族藥的作用和特色［12］.
5 繼承發展并重，注意民族醫藥研究的科學性
民族醫藥的研究為促進現代醫學體系的完善提供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和翔實的文獻記載.但隨著民族醫藥形成和發展賴于生存環境的逐漸消失，如藥物資源的匱乏、社會環境的變遷，使得許多民族醫藥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可以說，民族醫藥的流失也像生物多樣性的喪失一樣，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因此，民族醫藥的研究首先亟需的是挖掘整理和搶救性保護，根據“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指導方針，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13］，把前人的寶貴財富最大限度地保留下來.
要加速民族醫藥發展，高素質的民族醫藥人才隊伍是關鍵，而民族醫藥人才的培養有依賴于民族醫藥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民族醫藥教育成為發展民族醫藥事業的重中之重［14-15］.目前，我國確立了以保持民族醫藥特色和優勢為前提，以繼承、挖掘、整理民族醫藥遺產為基礎，以民族醫藥理論為醫療、教學、科研的指導原則，充分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現代化手段，以提高民族醫藥的臨床療效與學術水平為目的的民族醫藥發展方針［16］.在此基礎上，采用科學的方法和手段，不斷提升民族醫藥研究的層次和水平.除了借鑒和吸收科學的方法和手段外，提高民族醫藥從業人員的科研素質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17］，也是保證民族醫藥研究科學性的重要基礎.此外，應積極加強同國外的優秀醫藥文化進行交流和合作，充分借鑒和吸收一切有利于民族醫藥發展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推動民族醫藥事業的發展.
6 上下結合聯動，全面提升民族醫藥研究水平
許多民族醫藥文獻資料常常被作為發現新的具有生物活性的先導化學成分的信息源，但大部分從民族民間收集到的傳統藥物因缺乏對它們潛在藥用價值的評估標準而僅僅停留在書本中，它們的醫藥價值也就無法得到充分的發揮［18］.此外，大量民族民間醫生經常使用的診療方法，如藏醫的尿診、傣醫的摸診、壯醫的甲診等，不僅拓展了現代醫學診斷疾病的思路和方法，而且其有效性和簡便性也十分顯著，但是這些診療方法也因缺乏現代科學研究而缺乏憑證和依據.可見，在挖掘整理和有效保護當地原生態的民族醫藥資源的同時，還應加強對其規范化和科學化的研究.
民族醫藥研究必須采用上下聯動、相互促進和拉動的機制.科研院所研究民族醫藥要沉下去，基層民族醫藥工作者要浮上來，雙方加強交流，互補不足，互給所需.沒有科研院所的合作，民族醫藥研究就很難上水平、出成果.應該做好3個等級的統籌工作，即教學科研單位、地區性民族醫藥研究機構以及地區性醫院、診所和少數民族社區這3個等級的統籌工作，是民族醫藥研究的必由之路和發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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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9-11-19.
第8篇：民族問題研究范文
【關鍵詞】民族地區；自然保護區；民生；廣西
【作者】李星群，廣西大學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南寧，530004。
【中圖分類號】: C915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Research on People’s Livelihood of Nature Reserve Communities in Ethnic Areas -Guangxi as an Example
Li Xingqun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correctly between nature reserv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of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Some advice is put forward on increasing the special investment in nature reserve, establishing the differentiate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nd exploring differ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model to promote the harmony of nature reserves and community.
Keywords: ethnic areas；nature reserve；people’s livelihood；Guangxi
在工業化和現代化快速發展進程中，自然生態遭到了日益嚴重破壞，不僅直接影響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而且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建立自然保護區，是保護日益惡化的自然生態環境、維持生物多樣性、維護自然生態平衡的有效手段。然而，自然保護區多處在交通不便的邊遠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在保護區內及周邊地區，分布著規模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一的村落。由于這些保護區地方偏僻，交通閉塞，工農業基礎薄弱，經濟發展滯后，少數民族生活貧困，傳統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產與生活模式相當普遍，不利于自然保護區建設。如何解決既有利于自然生態保護，又有利于保護區居民的生計問題，是一項關系到自然生態保護的和諧社會建設問題，必須引起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本文以廣西為例，通過實地調查，就解決好自然保護區與民生問題的關系進行探討，以期引起有關方面的關注。
一、廣西自然保護區及民生狀況
廣西屬石山地區，氣候炎熱，雨量豐沛，土地濕潤，植被繁茂，森林資源豐富，森林覆蓋率較高，同時又是少數民族聚居地。長期以來，各民族一直以傳統農業為主，對水的需求和依賴性較強。而充足、均衡的水源與森林又有著密切的關系。所以，人們對森林特別是風水林的保護意識相對較強。各級政府和林業部門從1961年起就開始規劃和建設自然保護區。截至2010年5月，全區共建立有各級各類自然保護區78個，面積145.24萬公頃，約占全區國土總面積的6.14%。在政府和林業部門的重視和支持下，全區自然保護區設立了專門或兼職的管理機構，大部分自然保護區制定了管理制度，其管理逐步走上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軌道，森林資源得到有效保護。這些自然保護區的建立對遏制生態惡化，維護生態平衡，保障國土安全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廣西長期堅持自然保護區建設，生態旅游資源豐富、生態環境良好，利用自然保護區這一特定場所開展生態旅游，對社會公眾進行自然與自然保護宣傳教育，有利于增加人們對自然界的了解，增強人們的保護意識。
在建立自然保護區過程中，壯、瑤、苗、侗、毛南、彝、仡佬等民族被劃入保護區范圍。處于保護區的上述少數民族世代以農業或林業生產為主，經濟成分構成復雜，水田、旱地、山林常常與保護區連為一體，人口增長較快，人均耕地面積較少，解決社區居民民生問題的的資源基礎薄弱，如廣西大明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位于南寧市武鳴、上林、馬山、賓陽四縣交界處，周邊共有54個行政村，31萬人，周邊社區的行政管理全部歸屬當地政府，其中六添、上戶社區人均耕地分別為0.033公頃，0.080公頃，即0.5畝、1.2畝，區內其它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情況也比較相似。
數據來源：調查訪談時由當地村委提供。
自然保護區建設為生態廣西建設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位于保護區內及周邊的社區少數民族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狀況不容樂觀。廣西自然保護區所在縣大部分屬貧困縣。居住在保護區內及周邊的村民，在嚴格執行自然保護區條例后，大都失去原有林地的自主經營權，失去了長期賴以生存的生產和生活資料，造成經濟收入的銳減和生活的貧困。而目前與自然保護區接壤的村寨眾多，保護區周邊社區呈現出分布廣，人口增長快，生產力水平低， 經濟結構單一，社會發育程度低，科教文化落后，基礎設施薄弱，整體處于封閉狀態。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居民生活質量與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并沒有太大差別，出現生活入不敷出，自給性消費比重大，家用設施簡陋，文化消費支出少，農業生產水平低，缺乏長效投資，醫療衛生條件差；適齡孩童輟學風險大等一系列貧困人口的典型特征。社區居民的生計方式受到自然資本、物質資本、金融資本、人力資本缺乏的綜合影響，生計暴露于風險之下，缺乏可行的措施予以補救，表現出較大的脆弱性[2]。
據調查，廣西自然保護區內及周邊的群眾仍有1/3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近年來保護區內及周邊群眾的年人均純收入1300多元，僅全區農民年人均純收入的70%，其中，社區群眾年人均純收入低于1000元人數達31.8萬人。自然保護區的社區群眾除了經濟收入低，缺糧現象也比較嚴重，人均有糧低于250公斤涉及人數約26.5萬人。建設自然自然保護區與周邊社區為一體的和諧社區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切實解決周邊社區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針對廣西自然保護區的發展和民生的現實問題，探索保障周邊社區群眾生存、生活和發展的權利，拓展經濟發展機會、獲得社會福利等，對拓展、豐富和深化以人的發展為中心的“生態―經濟―社會”三維復合系統，對促進廣西經濟社會均衡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自然保護區及周邊社區民生問題調查
民生問題既是經濟問題，也是文化問題，更是政治問題，民生問題與社會經濟的發展階段密切相關[3]，客觀地講，目前普遍認可的民生關注重點：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是保護區周邊社區關注的重點，但結合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實際情況，社區居民有更加迫切需要解決的民生問題。對廣西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民生問題的調查研究分兩階段進行。第一，對民生問題的識別，及限制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居民發展的因素，主要采用實地走訪法和參與式農村評估方法（PRA）。第二，對民生問題及限制因素的調查，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
第一階段，2007年4月至2010年8月進行，主要是全面了解社居民區民生關注的重點。調查人員對廣西區內11個自然保護區，包括十萬大山、九萬山、弄崗、木論共4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崇左白頭葉猴、底定、滑水沖、姑婆山共4個自治區級自然保護區，地州、古龍、春秀共3個縣級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進行了實地走訪，對民生問題的研究達成了比較一致的認識。第一，社區民生問題與社區社會經濟狀況、資源利用狀況密切相關，主要表現為居民在生產生活中面臨的主要問題。第二，社區民生問題關系到居民的切身利益，當地人有自己的看法，要把發言權、分析權、決策權交給了當地居民，外來調查人員的知識、信息等起輔助作用，要利用當地人的聰明才智解決發展問題。第三，與社區居民對話和信息交流，鼓勵當地人的廣泛參與，促使當地人不斷加強對自身與社區、以及環境條件的理解，有利于制定出更加切合當地實際情況的解決發展問題的對策，并付諸實施。在PRA調研時主要采用半結構訪談，選擇廣西大明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廣西龍虎山自治區級自然保護區、廣西銀殿山自治區級自然保護區周邊代表性社區進行，地點選擇村屯中比較寬敞場所，邀請留守村民代表參與，積極發表個人看法，問題圍繞社區的社會經濟狀況，如居民生計來源、家庭收支、社區公共設施；社區資源利用狀況，如田地利用、集體林利用、居民的采摘、打獵、放牧行為；社區存在的主要問題；限制社區發展主要因素等。
在第二階段，2010年8月至2011年3月進行，主要是對第一階段收集到的居民生產生活中最關注的問題，并結合自然保護區實際情況，共選擇了18項民生評價指標，民生滿意度評價指標4項，限制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居民發展的因素共11項進行問卷調查（見表2）。通過隨機抽查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成年居民對上述指標的看法，指標的量化采用李科特五點尺度，分別以1-5表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完全同意”。調查中采用一對一指導填寫并回收，其中對不識字員工的調查，是通過一問一答的形式，將問卷問題轉化為他們所理解的信息，由他們自由回答，再由調查人員記錄而成。此階段的調查共發放問卷350份，收集到有效問卷319份。
表2： 自然保護區民生評價相關指標
大類
具體指標
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民生評價指標
我家全年糧食夠吃（F1），我家用電有保障（F2），我家全年能喝上清潔飲用水（F3），我家牲畜飲水有保障（F4），我家日常生活能源有保障（F5），我們所在屯看病方便（F6），我們所在屯小孩上學方便（F7），我們所住屯環境衛生較好（F8），我們屯交通便利（F9），我們屯娛樂活動豐富多彩（F10），我家田地灌溉不缺水（F11），我家農田全年耕種（F12），我家山林以經濟林為主（F13），我家還有荒山（F14），我家以農業生產為主（F15），我掌握農業生產外其它賺錢門路（F16），我掌握了農業新技術（F17），我家莊稼受到野生動物破壞（F18）。
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民生滿意度指標
生計底線（F19），居民的基本發展機會和發展能力（F20），社會福利（F21），以及社區居民對當地生活總體滿意度（F22）
限制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發展的指標
“社區所在地比較偏遠（I1）”、“當地的自然條件較差（I2）”、“當地人文化程度不高（I3）”、“當地人缺少謀生技能（I4）”、“當地人缺少生產資金（I5）”、“當地人民主參與意識不強（I6）”、“政府對社區關注不夠（I7）”、“保護區的存在使社區生存空間縮小（I8）”、“農村貸款難（I9）”、“當地人賴以生存的資源較少（I10）”、“政府、保護區在制定政策時很少聽取社區居民的看法（I11）”
三、自然保護區與社區協調發展對策
1.正確處理好自然資源保護與社區民生問題的關系。關注民生、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內容⑶。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居民的生計問題存在一定的嚴峻性和嚴重性，滿足居民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解決居民生計的可持續性顯得十分迫切⑷。雖然導致保護區環境惡化的原因復雜多樣，保護區與社區關系緊張無疑是主要原因之一。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以農業社區為主，長期以來林業資源管理中存在著森林資源實際使用與法律制度安排不盡一致的現實，林地權屬關系相當復雜⑸，制約了社區林業資源利用效率。目前我國正在全面推行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確定了農民承包經營林地林木的主體地位，讓農民在林地經營中得到實惠⑹，這一政策的全面落實將促成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居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解決能源問題保障。在保護區與社區關系研究中，“社區共管”模式受到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社區共管工作開展具有一定的基礎，它已經不是僅僅停留在社區居民參與巡山護林等這種比較低級的社區共管形式，而是隨著GEF項目的開展，深入社區進行相關活動的開展，加強其社區共管的工作建設，管理部門制定相關政策、規章，使社區參與保護區的規劃、管理、決策等相關工作有據可依。目前大部分自治區級自然保護區的社區共管僅只是出于社區居民參與巡山護林等比較低級的形式，因此，針對自治區級保護區的這種現狀，應首先對其周邊社區開展基本情況調查，可以采取座談會、半訪談、PRA方法、社區漫步等方法了解社區生產生活現狀以及對保護區的要求、不滿及希望，并針對社區居民不滿的問題進行初步解決，以減輕保護區與社區之間的矛盾，并保持保護區與社區交流渠道的暢通。目前有少部分縣（市）級自然保護區有雇傭社區居民做巡山護林等工作，但大部分保護區與社區之間的聯系較少，屬于各自為政的形態，針對這種情況，首先應使社區居民參與到巡山護林、森林防火巡護等相關工作中，然后再為社區共管的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
2.加大保護區專項資金投入，建立差異化補償機制。長期以來，由于缺乏資金投入，廣西不少自然保護區有名無實，部分保護區一直在走“自養”的路子，由此引發了保護區與社區矛盾加劇、管理低效、“孤島化”和“環境惡化”等現象。自然保護區管理部門應該設立保護區發展專項資金，從科學研究、自然保護區管理、保護區社區建設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進一步爭取國際資金對廣西自然保護區的支持與關注。現階段社區存在交通、醫療等居民迫切需要改善的問題在全社會具有普遍性，這需要從加大資金投入、健全政府管理，大力推進農村公共事業發展，夯實農村發展基礎，從制度和資金上保障這一獨特群體的需求。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在硬件設施方面具有一定的基礎，在政府資金的支持下，完善補償機制的建設。首先是完善生態公益林的補償，充分了解保護占用社區生產生活用地的范圍，并對其補償，以緩解其因保護區建立帶來的生產生活的困難；其次是要建立合理的獎懲機制，對社區居民參與資源保護、森林防火、搶險救災以及監督盜伐等進行合理的獎勵，同時對社區居民破壞自然資源或有損自然資源的行為進行處罰；最后，要建立完善的生態補償機制，全面評價保護區周邊社區各類建設項目對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影響和破壞等帶來的生態損失，以及自然保護區的建立和活動開展給社區帶來的影響，建立自然保護區生態補償標準體系，以引導社區從根本上轉變時生產生活方式，降低社區對自然保護區的壓力，提高社區經濟水平，緩解社區與保護區之間的矛盾。對于自治區級自然保護區，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建立生態公益林補償與社區獎懲機制相結合的基本補償機制，以減輕社區居民的生產生活負擔，減少其對自然保護區的依賴，為社區與保護區協調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縣（市）級自然保護區由于經費有限，不能建立全方位的補償機制，但是沒有補償機制對自然保護區及其周邊社區協調發展極為不利。在現有資金不足的情況下，以生態公益林的補償為基礎，建立比較初級的補償機制，對保護區周邊社區居民被劃入自然保護區范圍內的耕地、林地進行一定程度的補償。
3.探索不同的社區發展模式。由于社區對自然保護區的依賴程度、自然保護區建立對社區發展的制約、社區居民對自然保護區建立意義的認識以及自然保護區的建立對社區居民生活的影響在不同級別自然保護區之間存在差異，因此從社區經濟發展方式差異化、社區生活方式差異化兩個方面來對自然保護區的社區發展方式進行創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建立時間較長、管理較為嚴格，其周邊社區經濟發展已經從完全依賴自然保護區發展轉變為現在的部分依賴自然保護區，因此，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應加大對社區的扶持力度，鼓勵其從以第一產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為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相結合的發展模式，進一步減輕社區對自然保護區的依賴，使其能在不破壞自然資源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保護區資源。自治區級自然保護區應當鼓勵其周邊社區轉變原有經濟發展模式，尋找新的進行經濟發展方式方法，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以緩解保護區建設給社區經濟帶來的影響，以保證社區經濟的持續發展，保障社區居民生產生活。縣（市）級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對保護區依賴較大，且由于保護區建立截斷了其獲取自然資源的途徑，因此其經濟發展受到了阻礙，基于這種情況，縣（市）級自然保護區首先應當幫助社區居民尋找新的生活來源，保障其基本生活所需。其次，在保障生活的前提下發展社區經濟，鼓勵社區居民進行庭院種養，發展家庭小農業，以提高其經濟收入；第三，應鼓勵社區居民到社區外遠離保護區的地方尋找新的經濟來源，以減輕自然保護區的壓力和負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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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民族問題研究范文
關鍵詞：預科教育；蒙古族；文化傳承
傳承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傳承與發展少數民族文化的問題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探索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的方式具有重要現實意義。使傳統文化傳承與學校教育相結合，使正規教育與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教育相互促進，是傳承少數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徑。在調查研究中發現，在預科教育中民族文化傳承存在一些問題，地方民族院校利用優勢資源解決這些問題，肩負起傳承民族文化的重任，顯得尤為重要。
一、關于民族預科教育
“預科教育”是為準備進入高一層次學習但尚不完全符合標準的學生進行補習的教學形式，有些國家專門借用“預利”或“預備課”教育向重點中學和名牌大學輸送人才。少數民族預科教育，習慣上被稱民族預科教育，目前在我國被認為是高等教育的一個特殊層次。
二、關于民族文化傳承及其意義
通過文獻檢索得知，文化傳承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文化傳承實質上是一種文化的再生產，是民族群體的自我完善，是社會中權利和義務的傳遞，是民族意識的深層次積累，是民族共同體縱向的‘文化基因’復制。”文化傳承的關鍵問題是文化的民族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形式的文化對傳承和創新文化知識、促進不同民族文化間的了解，發展各民族的關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正確對待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傳承就顯得尤其重要。
三、預科教育中蒙古族民族文化傳承存在的問題
民族文化的傳承表現在日常語言交流、著裝、風俗等方面。通過調查發現：預科學生使用蒙古族語言的情況較為普遍，被調查的預科班全體學生都會熟練運用民族語言，但經常穿或偶爾穿民族服裝的學生僅占全體學生的21.2%，大部分學生從來不穿民族服裝；大部分學生對蒙古族民族傳統文化習俗了解不全面；家庭教育是學生了解民族傳統文化的主要途徑；預科學生普遍熱愛和珍惜自己的民族傳統文化，愿意為傳承本民族文化貢獻自己的力量。
由此我們可知，民族預科學生希望為傳承本民族文化奉獻自己的力量。然而民族文化傳承效果不明顯，主要問題有：
1.學校教育的傳統教材與民族地區院校的實際需要脫節。從教材內容看，各高校運用的教材基本是按漢文化編寫的。預科教學所使用的語文教材是全國通編教材，在內容上沒有反映出民族文化特色。在我國各少數民族地區，由于客觀存在著經濟、生活等方面的不同，學生在知識文化的需求上存在差異。學校使用的教材無法體現這種差異，不能讓學生很好的接受教材內容。
2.學校沒有為學生設置專門的民族文化特色課程。在內蒙古地區民族高校，沒有設置民族特色課，即使是預科教學也未設置相關的民族文化的課程，民族文化沒有統一的傳播載體。
3.學生缺乏傳承民族文化的主動性。在大的文化背景下，民族預科學生忙于應付學業和適應專業教育，為了掌握普遍適應性知識、技能，民族預科學生接受以本民族母語為主的教育在逐步減少。
4.校園民族文化傳承氛圍不濃重。學校關于展現民族文化方面的活動少之又少，沒有對學生起到引導作用。
四、解決民族預科教育中文化傳承相關問題的路徑
1.積極研究開發校本課程。以傳統文化為背景，研究民族傳統文化，吸收符合民族學生自身特點的風俗文化，為開發校本課程服務，將民族文化融合于各門課程中。可以讓預科學生通過學習各門課程，全面了解和掌握本民族的文化。
2.提高教師民族文化傳承的自覺意識。教師的觀念會影響學生的行為和觀念，要增強教師民族文化傳承的自覺意識，使其在教學過程中自覺傳承民族文化。
3.開展多樣的校園民族文化活動。學校應積極開設以民族文化為背景的活動，讓學生在耳熟目染中接納傳承本民族文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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