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的弱點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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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農經濟的弱點范文

［關鍵詞］農村金融 邊緣化 新農村建設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1）06－0101－02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在金融創新和體制變革的有力推動下，我國的金融行業迅猛發展。但從金融業發展的區域布局看，城市和農村發展很不協調且呈加劇之勢，農村金融處于嚴重邊緣化的境地，已嚴重阻礙了新農村建設的開展，并且造成了城鄉發展的極度不和諧局面。因此解決農村金融邊緣化問題已經刻不容緩。

一、農村金融邊緣化的主要表現

（一）農村金融機構萎縮，嚴重阻礙城鄉金融發展

1998年以來，四家國有商業銀行業務重點逐步向大中城市轉移，相應撤并了幾萬個縣級及縣級以下的分支機構。農村金融機構萎縮，城市金融業務擴張，加大了城鄉金融發展的差別，使農村金融越來越不能與城市金融協調發展。

（二）農村資金大量外流，造成“三農”建設資金嚴重短缺

目前，國有商業銀行縣支行已經演變成單純的存款機構。郵政儲蓄機構在農村只存不貸。上述兩只“漏斗”造成了農村資金大量外流，同時加上金融機構信貸資金投放不足，造成農村金融生態失衡，最終導致當前新農村建設資金的嚴重不足。

（三）農村金融服務功能嚴重弱化，無法適應新農村建設需要

由于基層金融機構數量縮減，且缺乏競爭，從而使農村金融組織呈現單一化、業務商業化和壟斷化的現狀，金融服務嚴重缺位。農村的金融產品缺乏，金融服務類型單一，農業貸款比率逐年下降，農業貸款結構不合理，農業貸款效率不高。農民的金融福利處于低水平，很難分享到金融改革發展的成果。[1]

（四）農村保險事業發展滯后，難以抵御農村“雙重風險”

農業作為弱質產業，面臨著自然和市場的雙重風險，發展中存在很多弱點，迫切需要國家特別是包括農業保險在內的方式予以保護。但我國的農業保險雖然曾經過20世紀90年代初的短暫發展，但之后則長期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嚴重滯后于“三農”對風險控制的需求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需求。

（五）資本市場未進入涉農領域，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

目前，我國資本市場未延伸到農村地區，多數證券公司的營業網點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廣大農民根本無法享受資本市場發展給人們帶來的財富增值益處?？h級企業很難通過直接融資籌措到生產所需資金。

二、農村金融邊緣化的成因分析

（一）小農經濟形態是形成農村金融邊緣化的重要原因

只要是小農經濟，只要農民處于高度分散這樣一種狀況，就必然和商業銀行趨利化產生沖突。小農經濟形態形成了農村金融市場特有的矛盾和問題，阻礙農村金融的發展，使其逐步被邊緣化。其特有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有：

1.信息資源匱乏。由于缺乏有效準確的財務報表和統計數據，農村放款人需要花費較長時間才能從農戶處獲得充分和準確的資料，信息采集時間較長，嚴重影響了貸款的高效開展。另外，由于貸款規模較小，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很難獲得相關農戶特點及活動的私人信息，同時也無法有效控制獲取信息的時間和成本。

2.抵押擔保困難。這一問題是造成農民貸款難的重要原因之一。農戶在貸款時往往找不到符合金融機構要求的貸款擔保，而農戶最大的資源――土地不能流通，以土地為依托的附屬物也不能作為抵押物，這些制度缺失使農戶無法提供合格的抵押物或質押物，影響了低風險的抵質押貸款發展。另外銀行也不愿接受農產品、農業生產資料等作為抵押物，因為這些物品不易估值，也難以處理。

3.信貸付出成本過高。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在面對農村生產活動中的各類自然風險、社會風險和市場風險時，很難了解與應對，他們付出的信貸成本太高。受到監管機構規定的利率上限的限制，當金融機構的信貸成本難以用利率提高后的風險溢價去彌補時，對于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業銀行來說，必然對農業信貸敬而遠之了。

4.用于非生產的借貸居多。農村借貸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滿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嚴重相悖于正規金融機構貸款的生產性用途。

（二）政策制度欠缺是形成農村金融邊緣化的根本原因

1.農村金融體系設計存在制度缺陷。當前的民間金融是被排斥在現行的金融體制之外的，它根本無法解決農村金融市場的現有問題，同時還間接助長了農村地下“灰色金融”的發展，掩藏著巨大的金融風險，民間金融與地下經濟和不恰當的行政干預一旦緊密結合，產生的后果將極其嚴重[2]。正式金融體系將龐大的民間資金排斥在外，形成了險象環生的潛在金融風險，不僅損害了國家稅收，干擾了國家宏觀調控的政策效果，還威脅著整個國家的金融安全和經濟安全。

2.農村現有金融機構功能定位不清。一是農業發展銀行的政策性支農作用僅限于糧棉油收購，國家開發銀行對于急需資金支持的農業基礎設施和農業綜合開發、農業扶貧開發、農業技術改造貸款等缺乏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影響了政策性金融作用的發揮。二是國有商業銀行撤并機構網點，上收貸款權限，縣域的分支機構主要以吸收存款為主，農業生產性金融需求也因為有了十分苛刻的貸款條件而缺乏來自大銀行的資金保證。三是農村信用社一直沒有一個清晰的功能定位，其經營在合作性、商業性、政策性之中多角色變化與沖突，再加上歷史包袱沉重，資本金不足、產權不明晰、法人治理不完善，幾乎沒有形成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機制，難以發揮支農“主力軍”作用。

三、應對農村金融邊緣化的對策

農村金融日益邊緣化，其對“三農”的支持力度不足，已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同時嚴重制約了新農村建設的開展。因此，解決農村金融邊緣化的問題，繁榮振興農村金融，就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要一環。

（一）構建多元化的農村金融組織體系，以適應新農村建設的需要

為了滿足農村日益增長的金融需要，目前迫切需要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努力構建政策性金融、商業金融、合作金融和小額貸款組織互為補充的健全的農村金融體系。

一是堅持農村信用社“支農”定位，突出其農村金融主力軍作用。二是積極拓展國家政策性銀行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扶持領域。各級財政可列出一部分預算用于政策性貸款的風險補償基金。三是繼續發揮國有商業銀行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四是鼓勵發展社區金融組織，規范民間借貸。[3]

（二）建立農村金融風險保障機制，防范農村“雙重風險”

由于農業的特殊性，農村金融資金存在著運行成本高、風險大的問題，因此風險防范和應對機制的建立非常重要。一是建立信貸投入激勵機制，促進資金回流農村。二是積極發展農業保險，抵御自然風險。三是積極探索建立形式多樣的擔保機制，引導銀行等金融機構增加對“三農”發展的貸款規模。四是加強農村金融機構監管，健全內控體系。要加強外部審計監督，增加透明度，定期公布財務報表和審計報告。

（三）改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著力打造農村良好信用環境

各級黨政組織要花大力氣改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要把農村信用建設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全面納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戰略規劃之中，著力打造新農村建設的良好信用環境。一是要培育市場主體，完善要素市場，完善相應的市場中介。二是完善農村金融發展的征信環境，把征信體系延伸到農村，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三是完善農村法制，建立欠債賴賬法律追究機制，使有錢不還者難逃脫法律的懲罰。

【參考文獻】

[1]孟凡杰.淺析政策性金融在解決農村金融邊緣化問題中的作用[J].內蒙古科技與經濟,2007(1):61-63.

第2篇：小農經濟的弱點范文

然而，就象夏日的“陣頭雨”，這一切來得突然，，去得也迅速。半年以后，“水頭兔毛市場”一片蕭條景象，原先眾多的收購點如今大門緊閉，水頭人引為自豪的“新村”有的只蓋了一半，即因資金不足被迫停工。兔年即將來臨的除夕之夜，許多水頭人仍然遠在他鄉。粗略合計，整個水頭區大約有2000萬元兔毛款被拖欠在廣東。事實上，11萬人口的水頭區，已經處于破產境地。

水頭市場的大起大落，不由引起各方人士的關注。許多人都從不同角度作了各種解釋。我僅從兩位在兔毛經營中浮沉的年輕人的經歷，向人們披露一二。

盧立堯的祖祖輩輩都同土地緊緊捆在一起。在他童年的記憶里，到了秋天，溪灘上曬的，房梁上掛的，都是番薯絲。饑腸轆轆的時候，還有比番薯絲更誘人的嗎？那時候莊戶人家做買賣，不過是上集市賣幾個雞蛋換點油鹽錢。以后，農村政策越放越寬。購銷兔毛的人也一年年多起來。1984年5月，盧立堯等人串聯了60多戶合股，在鄉里設了5個兔毛收購點，同廣州、廈門、福州的對外口岸做起了大筆兔毛生意。兩個月成交200多萬，純收入30多萬元。

有資料說，目前全世界年產兔毛10000噸左右，其中95％出自中國。兔毛的主要市場在西歐和美國。近年來，講究穿著的歐美婦女開始厭倦老花樣的羊毛貨，而質地松軟，外觀華貴的兔毛制品日受青睞。加上兔毛在建筑和醫學上的廣泛用途，使得國際市場對兔毛的需求量逐年增多。

“做兔毛生意賺大錢呀！”

“兔毛好比白銀元，一兩兔毛一大洋！”

盧立堯發財的消息傳開，附近的農戶、工廠、商店、學校、以及各類公司、聯合體和個體戶，象遇到強大的磁場，全被兔毛吸住了。這就是水頭兔毛狂潮的起端。

水頭農民率先掙脫土地的束縛，直接跨入流通領域，向現代社會蹣跚走來。但是，由于歷史的重負，現代的商品交換同樣打上小農經濟的烙印。在許多農民眼里，經銷兔毛就象從前賣雞蛋一樣，只要脫手就算成功。他們不問市場需要什么樣的等級質量，不懂得傾銷造成積壓會帶來什么后果，也不明白弄虛攙假信譽垮掉，最終倒霉的還是自己。在交易市場，他們似乎表現得很精明，骨子里卻毫無商品觀念，只顧眼前利益，好壞一錘子買賣。分析起來，這也和他們賺錢的目的有關。大多數農民并沒有擴大再生產的觀念，他們的目標僅僅是一幢三層樓房和滿足子孫享用的存款。落后的觀念依然束縛著他們，而他們卻沒有意識到。

盧立堯自我描述了一樁普通的兔毛交易。

廣州三元里，一個不大的停車場，幾十輛滿載兔毛的卡車首尾相接。昔日的戰場如今成了“兔毛戰”的戰場。香煙味和汗臭味混雜，報價的手指和飛濺的唾沫相交。帶廣東音和帶溫州音的半普通話，時而激烈，時而和緩。來到這里，就象來到騾馬大市。

“15萬一噸我吃進，不能再高了。”廣東商人道。

“陳老板，你看這樣品，頂呱呱的好毛。20萬，怎么樣？好處費另算，保險不讓你吃虧?！睖刂葚溩优闹馗?/p>

“18萬，撐死18萬！”

“好，一言為定，馬上簽合同！”

兔毛價格見風就長，扶搖直上。按國際市場平均價格，優級毛每500克折合人民幣60元左右，而水頭的收購價格高達100元。出口口岸已經大量積壓了，這邊依然競相抬價，全然不知危機即將到來。

再看這張揉皺的合同書。雙方明知上面兔毛的種類、等級均未寫清楚，但還是簽了字蓋了章。原來各有各的算盤。廣東商人想：反正不付現錢，轉得了手算我賺進，轉不了我就咬你質量不合格；溫州的兔毛販子想：沒人發現攙假算我運氣，萬一被人發現，合同上早已簽過字了，不怕你賴帳。

于是，嚴重后果馬上出現。廣東某縣公司購進一批總重為29噸的水頭兔毛，加工后只剩下了9.1噸，合格率不到三分之一。這個公司指責對方以假充真，拒不付帳。賣方則按合同法向當地法院。這個案子難倒了法院。

有人曾目擊攙假的現場：給兔毛打包的時候，用噴霧器往兔毛上噴水，旁邊還有一堆白色的石英粉，貨主邊往里攙邊口口聲聲說：“現在大家都這么干?！焙笥腥苏{查發現，攙假的成分還有泥沙、棉花、藕粉等，天津一個單位居然還從兔毛里發現了磚塊。可這些都被農民視為理所當然。甚至連區、鎮某些領導都認為，假貨有人要，攙假即合法，這也是經商之道。

惡果終于顯露出來了：外商怨聲載道，中國兔毛在國際市場的信譽急劇下降。而水頭的農民又撈到什么好處了呢？用盧立堯的話說：鄉里做兔毛生意的農民，大多是賺四五萬，六七萬。 他們以小農經濟的眼光和短期經營的手段去做現代商業的大買賣，最終受到了商品規律的懲罰。

在浙南的老根據地水塘鄉，我見到了這位供銷員鄭友君，他恨不能把一肚子苦水都倒出來。

眼下的水塘鄉，愁云籠罩，危機四伏。大約有60萬元相互借貸的資金被嗆在水里。別說指望發財，多數人家連日子都難過了。溫州農村的民間借貸歷來盛行，無論開店、辦廠或做買賣，用的都是通過私人借來的資金。利息一般在三分左右。這種民間信貸本來是利用閑散資金的好形式，尤其在國家信貸有限的情況下，更顯示了它的作用。然而，它又象連環套，把整村、整鄉甚至整個地區農民的命運串在一起，牽一動百，一損俱損。為了上述的那筆錢，水塘鄉三天兩頭聽見吵罵聲。有的夫妻反目，有的兄弟鬩墻。有的為了討債，甚至揚言上門“砸破廟”（抄家）。一位70高齡的老赤衛隊員，整天茶飯不進，面壁流淚。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鄭友君面容慘淡，向我敘述了這個故事。

水塘鄉農民做兔毛生意起步最晚，當整個水頭市場瀕臨關閉的時候，他們才剛剛開始籌辦資金，尋找銷售出路。好在政府對貧困鄉優先照顧，當別處都在清理各類公司的時候，破格為他們審批了營業執照。

1986年7月，鄭友君風塵仆仆，日夜兼程，押運著兩卡車計4.5噸優質兔毛，輾轉顛、簸到達目的地—深圳保安縣新安鎮。這批兔毛是一家一戶精心篩選，匯集攏來的。懷里帶著體溫的那張清單上寫著：鄭經遠30斤，鄭友民25斤……鄉里的百姓，甚至連鄉干部，都把脫貧致富的希望寄托在這批兔毛上。

這筆業務完全是通過私人聯系，由中間人代簽的合同。合同的甲方和乙方過去既無業務往來，又未作過信用調查。只是聽乙方戴經理自稱銀行里存款100萬元，甲方就貿然發貨。

下面是我與鄭友君的一段對話：

“為什么你們不作市場調查和信用調查，然后再作決定？”

“信……用？什么叫信用調查？中間人我們都熟悉的，原來想總還靠得住。”

“對方開口要20噸兔毛，他們有出口許可證嗎？”

“出口許可證？沒聽說過?！?/p>

是輕信，還是沒有經驗？最根本的還是缺乏起碼的商品知識。畢竟他們是剛放下鋤把的農民，為了這，他們竟付出如此昂貴的學費。

那位所謂的戴經理其實身無分文，負債累累。當鄭友君發現對方無力付款而要求退還原貨時，戴經理拒不交還。一場馬拉松官司開始了。電文往來，訴狀上下，雙方辯論得唇焦舌燥。情況越來越復雜，新要鎮某鄉四個單位同時聲稱他們是破產乙方的債權人，有權查收這些貨物。一天深夜，神不知鬼不覺，這批兔毛失蹤了。從此再無人知道下落。

聽說這類案子還有許多，法院管不過來……

勤勞善良的水塘鄉農民，我為你們的命運而嘆息。

第3篇：小農經濟的弱點范文

本文就當地生豬生產發展現狀，分析存在的問題，提出了養豬業發展思路、生產發展措施、今后發展方向提出自己的見解。

關鍵詞：養豬　發展　見解

西盟縣養豬業不斷發展中壯大，科技含量逐年增加，生產水平不斷提高。全縣農民對優質雜交仔都繁育技術的應用進一步提高，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帶動作用，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在生豬生產體系建設、品種改良、飼養管理、疾病防治、市場供求、環境保護等方面。

一、生豬生產的現狀及實際存在的問題

1.所飼喂的飼料營養配比不符合豬的營養需要，大部分是直接飼喂單一的玉米、糠、巴焦、紅薯等飼料糧

長期以來由于受封閉傳統及自然經濟的影響，許多農民頭腦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養豬為過年，養牛為耕田，養雞為鹽巴錢”；“養豬不賺錢，零錢湊整錢，回頭看看田”的小農經濟思想意識。他們習慣于傳統落后的有啥喂啥，有什么品種，養什么品種的養殖方式。經過幾年的發展，有些飼養戶開始用濃縮料、預混料，有的過年豬就只喂單一的玉米和青飼料。

2.飼喂時間、數量不當

首先是飼喂時間不固定，農村分散養豬沒有專人飼養，餓一頓，飽一頓現象比較普遍。其次飼喂量偏大，如育肥豬在育肥中后期多實行超量飼喂，不僅浪費了飼料，加重豬消化負擔，而且造成胴體脂肪含量偏高。因此生豬的飼喂應堅持定時、定量、定質，育肥豬的后期應實行限量飼喂（九成飽）。

3.圈舍環境衛生差，廄舍設置不合理

大多數農民認為有圈舍就能養豬，不考慮周圍環境問題。圈舍內由于積肥而潮濕、臟臭、悶熱、通風條件差，導致大量細菌繁殖，加之生豬的抵抗力下降，容易感染疾病造成傳染病的流行。許多圈舍冬不御寒夏不防署，母豬產仔保溫防護差。如果冬天圈舍潮濕寒冷，就能使豬產生冷的應激反應。造成幼豬在高溫時分散，低溫時扎堆。農村里還有母豬產仔不滿月不清掃圈內糞便的不良習慣，這樣最容易感染仔豬黃白痢。有的農戶還保留連茅圈，絳蟲是人畜共患的寄生蟲病，當豬吃了帶蟲卵的人糞的經孵化成幼蟲，寄生在豬的肌肉里，就是豬囊蟲病。我縣兩個生豬定點屠宰場時不時還有“米心豬”現象出現就是這個原因。應加強豬舍的衛生管理，糞尿日產日清，勤換勢料，建造圈舍力求做到冬暖夏涼；向陽透氣避開西北風的直吹。對新建的豬舍及原養過豬出現過傳染病的豬舍進行消毒。可用3％的火堿水噴灑和火焰消毒。

4.種公、母豬管理不當

種母豬選留缺乏科學性，山區還有亂配現象。種母豬選擇往往見母就留，缺乏科學性、受胎率、產仔率低；有的農戶自留雜交后代不合種用條件的低劣公豬作種公豬使用，并且初配年齡過早，營養水平偏低，抑制了發育，導致受胎率低，產仔少、初生重小、成活率低等現象，嚴重影響了生豬生產發展。一般種公豬的初配9月齡。母豬在8月齡，地方品種可稍早些。目前我縣各鄉鎮供精站引進父本的生產性能都相近，然而見母就留現象仍較普遍，使商品育肥豬的日增重，飼料報酬等仍較低。因此在選留母豬時應該上看父母、左右看同胞，并且從產仔多、母性強、仔豬斷奶體重大的窩中選留，農戶不能養低劣種公豬，大力推廣人工授精技術，達到品種改良的目的。

5.盲目用料，不加選擇

有的養豬戶，政府組織有關技術人員去培訓、傳授新技術時，他們不參加或不注意聽。碰到實際問題無法解決，看到別人用什么料或聽說什么料好，就不加選擇盲目照搬照套。如用生長肥育豬料喂仔豬；有的用一種配合料既喂豬又喂雞或魚。這樣盲目用料，造成新浪費，應該根據不同生長階段豬的營養需要和不同品種選擇不同的配合飼料科學喂養。

6.養豬的科技推廣經費投入不足，生產經費嚴重不足

這樣使養豬業的基礎性工作，如品種改良，合格衛生圈舍改建等工作受到一定的影響，一些好的養豬實用技術由于推廣經費不足很難及時應用于生產實踐中。

7.生豬對市場的認識不足

應加強對市場的認識，隨著畜產品買方市場的形成，產品在市場的占有問題已成為養豬生產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開拓市場、提高綜合效益是養豬生產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要盡力提高豬肉產品質量，適應消費結構變化和消費層次的要求，并始終堅持以市場為導向。

8.生產方式方面

西盟縣養豬是以千家萬戶散養為主體，盡管具有靈活性，但抗市場風險能力弱，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突出，生產上勢必呈現規模小，水平低，競爭力不強等弱點。因此必須加快由分散型向集約型、傳統型向科技型的轉變，促進專業化生產和產業化發展進程。

9.獸醫體系不健全

對畜禽的一些疫病控制能力尚低，在疫病監測、診斷、預防、撲滅等環節還存在體系不健全、設施簡陋、技術手段落后等問題。目前畜禽傳染病增多，混合感染增多，有的病情復雜，畜禽因病死亡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嚴重，有的病雖治愈，但造成生產性能下降，飼料、藥物、人力、財力間接經濟損失更為嚴重。

二、發展我縣生豬生產的對策

生豬生產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其發展與當地的資源、環境、人口、技術等因素相協調，尋求可行途徑，采取種、料、管、防、訓綜合配套措施。要使生豬生產持續穩定發展，我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1.穩定、完善發展養豬業的各項政策

進一步穩定近幾年來取得的成就，促進養豬技術發展的各項政策，重視對生豬生產的領導與發展戰略研究。要出臺有利于發展養豬及飼料科技開發的優惠政策。如：出臺一個不準飼養劣質種公豬《豬公豬管理辦法》，這樣有利于豬品種改良技術的推廣，有利于推廣人工授精技術。

2.完善種、料、管、防、訓等畜牧獸醫配套養豬實用技術推廣的服務體系建設，加強社會化服務。

2.1　種

供精站要完善種公豬的管理，解決好推廣人工授精過程（如：采精、貯芷、保管、運輸、輸精等過程）中，存在的影響質量的問題。同時還要注意選留好種母豬，才能提高受胎率、產仔率、仔豬成活率等；才能擴大良種推廣面，充分利用雜交優勢。

2.2料

料是發展畜牧業的物質基礎。我們必須大力推廣配（混）合飼料，青飼料堅持生喂，絕不喂單一飼料，才能提高飼料利用率，提高飼料報酬。

2.3管

加強管理，包括飼養管理，圈舍衛生管理和對推廣畜牧獸醫技術人員的行政管理。

2.4防

堅持重大動物疫病的免疫程序推廣，搞好動物重大疾病的防控，同時搞好其他疫病的防治工作，生豬死亡率控制在2.5％以下。

2.5 訓

就是要加大養豬實用技術的培訓力度，做到有計劃的分期、分批培訓，使每個飼養員能掌握1~2項實用養殖技術。

3.要增加科技投入

過來主要由農民自我投入，這種投入是有限的、盲目的。如果政府不增加牧業科技單位的投入，要產生科技興牧的效果，是十分困難的，好多實用技術難以推廣應用。我們畜牧科技推廣人員想多辦科學養豬示范戶，苦于經費不足。

4.合理規劃布局

發展養豬生產要加強規劃，實行區域化布局，優化產業結構，既要充分發揮千家萬戶分散養豬的作用，又要組織專業化生產，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和生產要素的緊密結合。

5.養豬生產一定要面向人類健康、面向市場

養豬生產一定要依靠現代科學技術，依靠現代經營管理，依靠法律法規，從實際出發，探索與創建科學的發展模式。生態養豬業，農牧結合型養豬業可提高資源的利用率，減少環境污染。向科技和管理要效益，用法律法規保護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

6.必須堅持市場為導向

即，市場需要什么，我們就組織生產什么，把我們的養豬業置于國內市場競爭之中。

7.要使用安全飼料，生產安全豬肉

飼料的安全性是生產“安全豬肉”的重要基礎，豬肉品質受飼料的影響很大，外界因素污染了飼料，導致豬肉產品有毒，有害物質殘留超標，通過食物鏈危害人體，造成器官損傷，內分泌失調，免疫力下降，耐藥性增強，嚴重時致殘、致突變、致畸形、致癌。因此，必須保證飼料使用的安全性。

第4篇：小農經濟的弱點范文

[關鍵詞]明清；江南；城鄉關系

江南地區自唐宋時代開始逐漸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明中葉以后，當地傳統市鎮的軍事及行政機能漸趨退化，商業機能日漸凸現，其規模和數量遠超過宋代。至盛清時代，市鎮經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市鎮和農村之間逐漸形成一種生產與貿易的連鎖體，構成市鎮網絡，“不僅僅只是在廣大的鄉村腹地中存在著的兩個或三個主要城市，而可以認為這一地區已經是一個城市化很廣泛的地區”。[1](P12)這背后有著水陸交通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也同當地經濟結構或經濟水平密切相關。長期以來，對明清江南市鎮的探討是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個熱點，其研究成果令人矚目，尤其是自20世紀80年代始，有關江南市鎮的中外學術成果層出不窮，以涉及范圍之廣泛，論題之深入，幾乎可以說已經形成了一個專門的學術分支。不過，總的來說，以往的研究趨向，更關注的是市鎮的“中央性”機能。①或者強調市鎮在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無比強大的“向心力”②；或者從特定區域以外尋找研究空間，熱衷跨區域的比較及與國內國際市場的經濟聯系。③較少注意市鎮與農村之間的關系，乃至將農村在城鄉關系中的位置懸置起來。城市與農村的關系問題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問題。學界常以城鄉二分法或者城鄉連續體來概括傳統社會的城鄉關系，前者從人口的規模與密度、居住形態和社會異質性的角度，將城鄉分類進行論述，后者則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認為城市和農村各有其存在價值和功能，兩者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體。隨著城市化理論的流行，連續體說逐漸占了上風。在城市化理論的影響下，從農村這一極向城市這一極的連續變化被設想成一個理所應當的過程，各種聚落形態都可以被確認為這一軸線上的某個位置。由于種種原因，過去有關江南市鎮研究，一向把市鎮本身④的討論當作優先任務，對于市鎮周邊的農村或者市鎮與農村關系的關注則嫌不足，即便有，也往往只具有作為市鎮研究附屬品的意味。雖則如此，本文仍擬在市鎮史研究的脈絡下，回顧一下國內外以往有關明清江南市鎮與農村關系史的各類探討⑤。并在此基礎上對未來研究中可能出現的某些趨向作一簡要前

一、國內(含臺灣)學者的相關研究

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鎮研究的國內學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發表《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一文，在“資本主義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鎮的成長，把市鎮經濟視作傳統地主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⑥他的開創性研究，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鎮研究奠定了基礎。1970年代，臺灣學者劉石吉首次對江南市鎮作了系統而全面的研究，他當時在《食貨月刊》和《思與言》上發表的三篇論文，后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為書名在大陸出版。劉石吉的著作盡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問題的趨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將江南市鎮劃分為棉織業市鎮、蠶桑絲織業市鎮、米糧業市鎮，以及對運動后的江南市鎮的發展、市鎮數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為中外學者所超越。不僅如此，劉石吉的主要貢獻還在于，對大陸1980年代以來的江南市鎮研究具有啟發和推動作用。他的臺灣同行李國祁在1981年發表了《清代杭嘉湖寧紹五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初稿》一文，將傳統市場分成省城、府城、縣城、鎮市、定期集市五個等級，強調了交通線路對市鎮分布外在結構的影響，并對施堅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⑦劉錚云則從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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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71頁。

②吳金成：{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一一以城市的發展為中心}，(中國江南社會與中韓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③李伯重：(明清江南與外地經濟聯系的加強及其對江南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李伯重：<明清江南工農業生產發展的外部市場環境)。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四卷，商務印書館，200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張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與市場體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④按：本文中的市鎮指明清時代文獻中被稱作“市”或者“鎮”居民點，原則上不包括府城，但包括那些被稱作“鎮”的縣城，惟不涉及19世紀后半葉逐漸高度城市化而在晚清仍屬縣級的上?？h。有關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動態可參錢曾璦：<上海的歷史與歷史中的上海)(<中國學術)2001年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1年)。

⑤按：由于獲取渠道的阻隔，此處對以往研究的介紹肯定還有不少的遺漏。即使對文中提及的成果，由于作者學力有限，評介不當之處，亦在所難免。望方家不吝糾正!

⑥傅衣凌：(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歷史教學)1964年第5期。

⑦李國祁：<清代杭嘉湖寧紹五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初稿)，(中山文化學術論文集刊)第27集，1981年。

一個角度，通過考察清代蘇州地區的義莊分布，揭示出義莊有集中于城市與市鎮的趨勢。①近年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范毅軍先后發表數篇長文，綜合利用歷史學和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對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以及市鎮發展和地域開發的關系作了專門討論，預示出市鎮史研究中的跨學科趨向。范毅軍重視各種空間訊息，如市鎮所在的地形、地貌、總體分布以及與水路交通路線的位置關系等，對于探討明清市鎮的作用和城鎮化的意義；并且以為明清江南市鎮的廣泛成長，本質上只是在量上做一種擴充而已，并未能在質上有所突破。①

自1980年代初，有關明清江南市鎮研究的論文，開始頻繁出現在國內各類史學刊物上。以樊樹志、陳學文為主要代表人物，他們注重江南市鎮的實態研究，為深入了解明清市鎮的作用與意義奠定了扎實的基礎。③同時期，王家范④平⑤、范金民⑥等學者作的研究亦頗引入注目。盡管樊樹志宣稱：“僅僅從經濟史角度研究江南市鎮顯然是不能令人滿足的，市鎮作為一個地理實體，兼具經濟、文化等多種功能，因而需要多角度、多側面地進行全方位的探討”，L2J(n1，但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學者們更熱衷的是對江南市鎮的數量、類別、層級和歷史作用等問題的探討，于市鎮和農村的關系方面竟然沒有任何專文。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明清江南市鎮史的幾大家其實并沒有忽略市鎮與鄉村之間的連帶關系。例如，陳學文曾經強調市鎮對鄉村的輻射力，認為市鎮的發展逐漸將城市關系滲入鄉村，推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業經濟結構的演化，在此基礎上，市鎮對鄉村產生強大的向心力，是技術、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緩解農村過剩人口的消融劑⑦。樊樹志和王家范沒有過份渲染市鎮的“中心地”作用，而將市鎮與農村置于相對平等的位置。前者認為，研究市鎮結構不能僅僅局限在街市以內，更重要的是弄清市鎮與周圍四鄉(或稱鄉腳)的關系；四鄉的范圍大體顯示了市鎮作為一個基層商業中心的延伸面，是市鎮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四鄉向外輸出手工業品或農產品先在市鎮里集中，再經牙行和客商散往各地市場。⑧后者則指出，江南市鎮與農村之間，無論從形成途徑上，還是空間格局上，均存在著縱深聯系；江南許多市鎮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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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劉錚云：<義莊與城鎮一一清代蘇州府義莊之設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三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7年．第651頁。

②范毅軍：(市鎮分布與地域的開發一一明中葉以來蘇南地區的一個鳥瞰)．<大陸雜志)第100卷第4期．2001年；范毅軍：(明中葉以來江南市鎮的成長趨勢與擴張性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盲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年；范毅軍：<明中葉太湖以東地區的市鎮發展與地區開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年第一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年。

③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陳學文：<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商品經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其歷史價值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⑤、平：(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市場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2期；<宋元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社會組織述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明清江南市鎮人口考查)．(南京師范大學學報)19s8年第2期

⑥范金民：(明清時期蘇州市鎮發展特點)．(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1990年第4期。

⑦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6頁。韓國學者吳金成的看法，與陳學文類似：在市鎮中發生的各種現象滲透到鄉村，使農村生產力得以迅速發展。進而為農業經濟結構和農村經營方式的變化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由于市鎮能夠給人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謀生途徑，紳士和商賈以及從農村中分化出的游手無賴等過剩人口涌人了新興市鎮內，江南市鎮就是在吸收鄉村勞動力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參吳金成：<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一一以城市的發展為中心)，{中國江南社會與中韓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12頁。

以在明中葉之后呈勃興之勢，完全是由于其四鄉農村經濟結構變革的推動。①惜乎眾多學者或把市鎮視為聯絡縣城和農村的中介②，以及鄉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環③；或以傳統城鄉界線模糊不清為由，把市鎮與農村實為一體作為“理解策略”，從而回避了市鎮與農村的關系問題，更遑論對此作專門的討論了。

1990年代末以來，相關研究層出不窮，接連有小田、包偉民、范金民、王衛平、單強、陳國燦、吳仁安、張海英、龍登高④等人的專著面世。這些著作對鄉土生活、社會諸相、社會風習、會館公所、商路及其格局等方面的探討頗有新意，并逐漸突破經濟史研究的窠臼，轉從社會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明清以來的江南市鎮。惟一遺憾的是這些成果仍然沒有涉及城鄉關系。雖然有學者以為，“市鎮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存在于農村經濟上面’，是農村專業經濟發展的結果”，但還是有將市鎮作為農村社會變遷和社會諸問題的“指示器”的意味，⑤并進而把農村視作市鎮的附屬品。另有學者用“鄉鎮”一詞替代“市鎮”，除了突顯市鎮社會的鄉土本色以外，沒有給市鎮史的研究增添新鮮的內容，反而有混淆市鎮和農村的模糊界線的嫌疑。⑥從鄉村史或社會經濟史角度研究明清江南區域社會的成果，往往也會涉及到一些市鎮發展方面的內容，可是，大多只將市鎮經濟等同于農業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進行考察，同樣沒有把市鎮和鄉村的關系作為研究的對象。⑦就總體而言，在1990年代，除了吳建華曾對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鎮密度和城鄉人口結構的變動撰寫過專文外，⑧國內學術界涉足城鄉關系研究的論著可謂屈指可數。進入21世紀以后，就管見所及，王瑞成的《在鄉村和城市之間：人的城市文化史》是惟一的一部著作。該書下篇以徽商為例，討論了近世鄉族觀念下的城鄉關系。從全書的問題意識看，盡管未能給徽商研究帶來重大突破，但專以活動在城鎮里的徽商與鄉土社會之間的聯系作為考察對象本身，已足見其前沿性。⑨另外，余子明立足全國范圍，極其粗略地探討了晚清紳士群體從鄉村流向城市這一現象，多少觸及到知識精英在近代城鄉二元對立格局下，單向涌人城市對鄉村社會產生的不良影響。⑩李伯重從經濟史視角重新定位了江南郊區市鎮工業的性質，他認為在明清當地經濟中不可或缺的郊區市鎮工業盡管與農村工業有密切的聯系，但是仍然應該歸屬于城市工業；他還以市鎮人口數量、居民職業、空間距離等因素作為指標，把市鎮定位為“間接城市化”地區，從而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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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其歷史價值初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

②例如范毅軍認為．明清市鎮應介于城市與鄉村之間，自聚落的一個環節，但由于傳統經濟發展程度，城鄉之間非可判然兩別。某些大鎮近于都市。而許多小鎮則與一般鄉村聚落區別不大，只不過幾戶的村店而已。參范毅軍：(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九卷三期，1998年。

③樊樹志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傳統農業社會的歷史也就是鄉村不斷城市化的過程。參樊樹志：(市鎮與鄉村的城市化)，<學術月刊)1987年第1期。

④小田：(江南鄉鎮社會的近代轉型)，中國商業出版社．1997年．包偉民：<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1998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王衛平：<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蘇州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單強：(江南區域市場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陳國燦：(浙江古代城鎮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吳仁安：(明清江南望族與社會經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張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與市場體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龍登高：(江南市場史一一十一至十九世紀的變遷)，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⑤包偉民主編：(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5、6頁。

⑥小田：(江南鄉鎮社會的近代轉型)．中國商業出版社．1997年。

⑦洪煥椿、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羅侖主編，范金民、夏維中著：(蘇州地區社會經濟史(明清卷))，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段本洛、單強：(近代江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蔣兆成：(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⑧吳建華：(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鎮密度和城鄉人口結構變動)．載(城市史研究)(第n。12輯)，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

⑨王瑞成：(在鄉村和城市之間：人的城市文化史)，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

⑩余子明：(從鄉村到都市：晚清紳士群體的城市化)．<史學月刊)2002年第8期

示出城鄉之間界線的模糊性盡管自1980年代末以來，已有不少學者把研究的興趣放在市鎮管理相對于鄉村管理的特殊性上，②但這些成果多屬通論性質，沒有把長時段的市鎮管理實態落實到具體市鎮。最近，趙世瑜和孫冰以湖州的雙林鎮為例，回溯了自明以來該鎮各種權力資源的組合和實際運作，并通過發生在晚清的東岳廟風波，揭示出地方宗族、士紳、民間祭祀組織、外來人口和官府在處理矛盾沖突過程中的不同表現，從中透視了雙林鎮權力資源和權力關系的歷時性變化，以及市鎮與鄉村權力運作的差異。

從民間信仰透視城鄉關系，是研究明清以來的江南市鎮與農村關系的另一個主要關注點，相關成果或多或少受到了日本學者濱島敦俊的啟示。早在1990年代末，趙世瑜就注意到“城隍下鄉”和城市廟會的鄉村化現象背后所凸顯的城市對鄉村的支配作用，并揭示出鄉村的主動參與意識及對城市統治關系的挑戰，表現了鄉村對城市生活的參與，從而將城鄉放在平等的地位，沒有過份強調城市的“向心力”。③吳滔最近對清代蘇州地區鎮廟與村廟的關系作了多層次的探討，透過鎮城隍廟和“解錢糧”習俗的出現，審視了民間信仰在農村與市鎮交往中某些圖象。他認為，民間信仰中呈現的上下級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與城鄉的等級差別基本吻合，但也不是一概而論，很多位于大鎮之間的市集甚至村落有時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④近年來，一些學者還對生活在市鎮與農村里的不同人群特別是士紳地主的生活實態產生了濃厚興趣。洪璞在日本學者稻田清一的基礎上，對清末至民國江南地主日常活動的空間范圍作了后續研究，對比了鄉居、鎮居和城居地主在日常生活中截然迥異的社會交往圈和空間活動范圍，從中歸納出地主由鄉居到鎮居再到城居的“單線”離鄉過程。⑤吳滔選取清代吳江震澤二縣作為研究個案，從“發生學”角度，關注了比特定社會集團范圍更廣的空間內的個人活動(如選擇城居還是鄉居)及其主觀動機，通過士紳住所的變動、士紳在耕讀與服賈之間的職業選擇及鄉村公益活動組織者身份的變化等幾方面的論述，揭示出清代江南士紳的生活空間及對鄉村社會的影響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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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伯重：《工業發展與城市變化：明中葉至清中葉的蘇州(上)、(中)》，《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期。

②林紹明：(明清年間江南市鎮的行政管理)，<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2期；平：《宋元明清江南市鎮社會組織述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1期；張研：《清代市鎮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趙世瑜：《廟會與明清以來的城鄉關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④吳滔：《清代蘇州地區的村廟和鎮廟：從民間信仰透視城鄉關系》．《中國農史》2004年第2期。

⑤洪璞：《鄉居．鎮居．城居一一清末民國江南地主日?；顒由鐣涂臻g范圍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第4期。

⑥吳滔：《在城與在鄉：清代江南士紳的生活空間及對鄉村的影響》，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二輯，商務印書館．2003年。

二、日本學者的研究趨向

日本學者對明清江南市鎮的研究起步較晚，對江南的關注更多以農村社會為主，晚近才開始注重城市問題。⑦有關明清市鎮的早期研究，除了藤井宏曾在論述徽商活動時偶爾觸及江南市鎮的論題以外，⑧更多關注的是華北、四川等地的定期市。⑨再加上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多數有關江南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受“發展階段論”的制約，沒有突出“江南”的獨特性，甚至把“江南”作為討論的附屬品。⑩在這一階段，即使是作為專門性的江南地域史的研究，也主要關注鄉紳地主等支配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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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吳金成：《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一一以城市的發展為中心》，《中國江南社會與中韓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載《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日]加藤繁：《清代村鎮的定期市》，《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三卷，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73年。

⑩巫仁?。骸栋侗久谰w，〈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一一十七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新史學》十一卷三期,2000年。

及與這一群體相對密切的制度，譬如村松祐次對租棧的研究和鈴木智夫對《租核》的研究即是代表。①直到1979年，川勝守發表《中國近世都市的社會構造一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研究》一文，才標志著日本學界明清江南市鎮研究之發軔。川勝守在該文中指出，市鎮作為縣城與鄉村的中介，在明末清初顯著增加，與此過程呈鮮明對照的是，明初設置的課稅局和巡檢司規?？s小并日漸廢弛。鄉紳階層通過結交官府和利用自己的優免權掠奪土地，致使大量農村人口流人城市，或從事工商業，或充當吏胥衙役和游手無賴，成為城鎮里的寄生階層。②之后幾年，他與林和生分別探討了水路交通和江南市鎮發展的關系。川勝守考察了江南市鎮的發展及其中的交通要素，特別是與水運交通方面的關聯，從而揭示出宋明時代江南市鎮發展的條件，具體地說，就是運河及大小支流沿岸如何形成市鎮；林和生則強調了水上交通對太湖平原市鎮經濟的決定性影響③。在1980年代，日本學者明顯受“施堅雅模式”的影響，例如，斯波義信在探討宋元明清都市與農村史時，力倡以施堅雅的理論方法作為研究導向。④不過，由于日本學者向有研究村落共同體的學術傳統，他們傾向于把江南市鎮的研究具體落實到基層社會中，以市鎮或城鄉間的空間范圍為參照，觀察地方社會的構成及其運作過程。這使他們更注重討論城鎮與農村之間的關系，涌現出許多有份量的研究論文。例如，小島淑男透過城居地主、商人與在鄉農民階層之間的矛盾沖突，闡述了清末江南地區市鎮與周圍農村的關系。他認為，城鎮是農民肥料的供給地、農產品的販賣市場和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地，反過來，農村為城鎮提供了勞動力。⑤在小島淑男之前，佐伯富也曾有專文論述近世中國的都市與農村，惟主要的著眼點放在有宋一代，鮮少涉足明清的情況。⑥

199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的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森正夫等學者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利用歷史學和地理學的方法重新檢討江南市鎮史，在他們出版的論文集中，所論詳于當代而略于古代。梅津正倫對江南地形、水文環境與市鎮網絡形成的討論，森正夫對朱家角鎮略史的勾畫，稻田清一對清末鎮董的身份、角色、職責和管轄區域的探討，以及石原潤、林和生、林上等對上海、蘇州周邊集落空間構造的調查研究，均體現了與以往江南市鎮研究不同的旨趣，成為跨學科研究的一個典范。⑦高橋孝助通過研究上海都市化的擴大與周邊農村，弄清了法華鄉通過水路、橋梁、村道將農村與市鎮相接，人、物、錢、情報因此往來不息；⑧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一鄉居地主的生活空間的范圍與結構》一文則揭示了清末吳江縣的一個鄉居地主柳兆薰在市鎮與鄉村之間頻繁游走的事實。⑨此二文為日本史學界的明清江南城鄉關系史研究傳統增添了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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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村松祐次：《代江南の租棧一一中國地主制度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0年；[日]鈴木智夫：(近代中國の地主制一租棧研究譯注一)。汲古書院1977年。

②[日]川勝守：《中國近世都市①社會構造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こついこ—》，《史潮》新6號．1979年，第65--91頁

③[日]JI[勝守：(長江尹，卜夕c：掃c寸鎮市①發達七水利)，中國水利史研究會編：<佐藤博士還歷紀念中國水利史論集]，國會刊行會1981年；[日]林和生：《國近世の地方都市の一面一太湖平原の》鎮市と交通路しこつぃて一]，京都大學文學部地理學教室：(空間景觀·イメヅ)，地人書房1983年；[日]林和生：《中國近世しこわしする地方都市の發展一一太湖平原烏青鎮の場合》；梅原郁編：《中國近世の都市七文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4年。

④[日]斯波義信：《中國、中近世の都市七農村一都市史研究の新しぃ視角一》．載《近世都市の比較史の研究》，大阪大學文學部《共同研究論集》第1輯。1982年。

⑤[日]小島淑男：《清朝末期の都市七農村一江南地方む中心に一》．《史潮》新8號，1980年。

⑥[日]佐伯富：《近代中國の都市七農村》．《歷史教育》第14卷12號，1966年。

⑦[日]森正夫：《江南ヲルタ市鎮研究一歷史學七地理學かうの接近一》．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2年。

⑧[日]高橋孝助：《上海都市化的擴大與周邊農村一一1920年前的上海縣法華》，《上海研究論叢》第8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

⑨[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鄉居地主的生活空間的范圍與結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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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川勝守將他20年來的論文結集出版了《明清江南市鎮社會史研究》一書。①同時，他用市鎮社會史涵蓋傳統的市鎮經濟史，使研究的領域大大拓寬了。兩年后，由森時彥主編的《中國近代的都市與農村》，是將一些學者有關近代中國的都市、市鎮和農村的研究論文以論文集的形式編輯出版，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城鄉關系史研究著作。②同年出版的夏井春喜的著作，通過研究近代江南的地主制，對村松祐次的某些認識加以深化。③基于多年研究明清江南社會的心得，濱島敦俊從民間信仰的視角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明清江南社會城鄉關系轉變的故事：明初，江南農村處在承擔漕糧北運的糧長階層和鄉居地主的支配之下，他們為米谷運送役務所困擾。一些巫師為迎合鄉村社會統治層的愿望，制造出適合漕運及商運需要的保護神，庇佑水運平安無事。明后期，由于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村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支配江南的鄉居地主沒落，城居地主的數量越來越多，總管信仰的存在基礎隨之解體，原來支撐這種共同信仰的顯靈傳說失去了意義。在農村社會中小農占壓倒性優勢，饑饉和米谷價格成為農民日常最為切實的問題。鄉居的巫師們不得不創造出適應于小農愿望的“施米”的傳說，“總管神”搖身一變，成為在漕運饑饉之際與民同甘共苦、向貧民周濟食米而迎來悲劇性死亡的神靈。犧牲自我而把米谷發放給農民，成為新的總管信仰的核心內容。濱島敦俊在此基礎上重申了曾經概括的“鄉腳”世界在城鄉結構中的重要性：]6世紀中葉以降，江南三角洲在經濟上所起的變動，小農民的生活空間也隨之變化，即其范圍已不再限于聚落或社，而是擴大到了以市鎮為核心之市場圈。④由此意味著日本學界對明清江南城鄉關系史的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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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川勝守：《明清江南市鎮社會史研究一空間と社會形成の歷史學》，汲古書院，1999年。

②[日]森時彥：《中國近代の都市と農村》，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報告,2001年。

③[日]夏井春喜：《中國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汲古書院．2001年。

④[日]濱島敦?。骸掇r村社會一一覺書》，森正夫等編：《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汲古書院，1997年；[日]濱島敦俊：《總管信仰一一近世江南農村社會七民間信仰》，研文出版,2001年。三、歐美學者城鄉關系研究的學術脈絡

歐美中國城鄉關系史的研究，以馬克斯．韋伯(Maxweber)的理論為起點。韋伯用西方的標準進行衡量，將中國城市與農村截然分開，忽略丁城鄉間的密切聯系，更沒注意到中國城市行政上的等級愈低，鄉土氣息愈濃厚的特點。⑤有鑒于此，牟復禮(F．w．Mote)重新審視了馬克斯．韋伯在西方經驗下作出的城鄉之間存在著鮮明對立的論斷，中世紀的歐洲城市大多是由農村組成的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島，將傳統中國的歷史情境運用異域理論資源進行理解需要相當地慎重。在研究明代南京和蘇州的著名論文中，牟復禮得出結論，中國社會不象西方社會那樣城鄉之間存在尖銳的對立而是表現出連續性。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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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史明正：《西方學者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近代中國研究通訊》第十三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85--97頁。

⑥[美]牟復禮：《元末明初時期南京的變遷》，[美]施堅雅主編：《晚期的城市》，中譯本，中華書局，2000年；Mote,Freder．iCkw．Amillenniumofchineseurbanhistory：form,timeandspaceconceptsinsoochow,RiceUniversityStudies．1973．voi．59，No．4pp35—65．

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城鎮發展史的初期，往往熱衷于建構理論框架，而忽視了區域間的差異性，喜歡把一些解釋力有限的結論強加在全國范圍內。饒濟凡(GilbertRozman)在中日城市化的比較研究中，創立了城市空間網絡學說。他認為，近世中國的城市人口分布呈“上小下大”的金字塔結構，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寥寥無幾，人口絕大多數居住在成千上萬的村鎮里。如果說他所揭示的這一現象尚與中國當時的實情相差不大的話，在探索造成城市化指數偏低的原因時，饒濟凡的解釋就不太能夠站得住腳。他將之歸為城市間的交通不便，由此難以形成信息和商品交流的網絡，中央政府因而不能充分調動和利用人力物力，從而削弱了其征收捐稅和調劑物資的機能。①在中國的大片地區，特別是西南地區和西北地區，這樣的情況的確存在，而在江南地區，水運資源非常豐富，城市化指數較其他地區高，市鎮網絡發達且組織性強，和他的假設完全兩樣。饒濟凡的另一部著作，重點分析了清代直隸、山東的市場聚落和人口結構，同樣沒能在解釋近世中國城鎮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方面有所突破。②

伊懋可(MarkElvin)是較早關注江南市鎮的西方學者，他在1970年寫作了《市鎮與水道：1480--1910年的上海縣》一文，注意到明中葉以后地主從農村遷進城鎮的事實，他還考察了明代晚期至19世紀上?？h的水路管理制度所折射出的城鄉關系的轉變③。居密(MiChuWiens)察覺到16至18世紀城居地主和鄉居佃農之間關系的改變：頻繁的奴變使盛行于晚明的奴仆制度于17世紀末漸趨消亡，18世紀以后，城居地主已不再使用奴仆制，江南的商業化和城鎮化顯著地改變了地主和佃農之間的關系。在“一田兩主”制下，城居地主與佃農的關系日漸疏遠、非個人化；盡管農民在城居地主手下比鄉居地主更缺少同情，但由于不用直接繳納賦稅并有機會拖欠地租，佃農從地主那里獲得了更多的獨立。④蘭金(MaryBackusRankin)通過對清末浙江省青鎮的沈氏和南潯鎮的龐氏、蔣氏、周氏、張氏和劉氏等士紳家族進行個案分析，發覺這些家族的部分成員在遷入上海以后，非但沒有割斷反而加強了與鄉土社會的聯系，由此她反思了城市與鄉村以及傳統與現代兩對在當時流行一時的“二分法”對中國傳統社會研究的有限解釋力。除此而外，她的研究還多少涉及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江南市鎮如何進行管理的問題。⑤

施堅雅(C．WilliamSkinner)以經濟活動為主要劃分標準，將全中國劃分成九大區域，多少改變了西方人心目中對中國歷史簡單而直觀的理解，令他們不得不對中國城市的地區性多樣化和專業化重新加以認識。盡管施堅雅的學說本身沒有涉及中國社會的城鄉經濟觀和文化觀，但他所提出的融會貫通的市場網絡概念暗示著城鄉關系的緊密性和連續性，使人們注意到每一區域都擁有本身內在的等級空間體系，城鄉之間的交流頻繁，相互調劑和融合，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乃至農村存在著有機的聯系。施堅雅還仿效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提的中心地學說，根據市場規模和功能，把傳統中國的市場體系分成八個等級，其中較低的三級基層市場、中間市場、中心市場屬于市鎮的范疇。他認為，農民的實際社會區域的邊界(即關系網)不是由他所住村莊的狹窄的范圍決定，而是由他的基層市場區域的邊界所決定。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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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ilbertRozman,UrbanNetworksitch''''ingchinaandtokugawajanpan,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

②GilbertRozman,PopulationandMarketingsettlementsin,ch''''ingch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③〔美〕施堅雅主編：《晚期的國家》，中譯本，中華書局，2000年。

⑥[美]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美]施堅雅主編：《晚期的城市》．中譯本，中華書局．2000年。

為人類學家出身的施堅雅，強調基層市場對于農民實際生活的功用，不過是想糾正人類學家只著眼于村落小團體的傾向，并沒有刻意否認村落共同體的意思。但是，在他以后，過去對于中國城市和農村的較為流行的認識，無論認為二者間是自發的對立，還是相反認為二者彼此間不存在明顯的差異，都逐漸讓位于對城市中心地及其區域腹地發展的相互聯系程度的研究。①羅威廉(WilliamRowe)在其有關漢口的兩本著作中，關注的是以漢口為代表的商業市鎮而非作為治所的府州縣城，突出了縣級以下市場中心的重要性。②他和其他美國史學家一樣，都以為中國的村莊，在經濟上和社會上高度結合于大的貿易體系，越來越忽視村莊這一級單位。③直到20世紀80年代，黃宗智重申了村莊研究的重要性，以他對華北和長江三角洲鄉村社會變遷的研究為標識，④使上述局面得以相當改觀，并引起了美國中國學界對農村社會史和農民學的興趣。黃宗智沒有忘記用他的過密化理論透視中國歷史上的城鄉關系：“過密化下的耕作者所生產的剩余雖然一定遞減，但他們卻能支持龐大而復雜的城市，并供養高度發展的社會上層和城市文化。……大城市的產生伴隨著農村的人均低收入，都市的‘發展’伴隨著農村的過密化，正是中國歷史上上層社會文化和農民文化之間顯著差別的導因?！盵4](P331—332)

在黃宗智兩部著作出版之后，有多部有關江南城鎮與鄉村關系研究的英文專著問世。白凱(Bernhardt，Kathryn)從國家、地主士紳和農民三方的關系人手，探討晚清至民國長江三角洲因商業化和城市化所導致的地主和佃農之間關系的改變；⑤石錦()ames,C．Shih)運用計量方法，勾畫了太湖地區明代至清代社會精華分子的逐漸選擇城居的傾向；⑥夏明德(LyndaS．Bell)從晚清到民國無錫小農家庭廣泛從事蠶絲生產這一事實為案例，透視了近代江南城鄉關系的新格局。⑦雖然如此，西方城市史研究的兩種傾向一一第一種傾向是對于大城市的研究遠遠超過對中等城市、小城市甚至更低的市鎮的研究；第二種傾向是過去十年中國城市的研究過多集中在20世紀的工業化時代，至多上溯到19世紀⑧——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變，研究的旨趣主要集中于城鎮本身，對城鄉關系問題只是附帶地加以討論。張琳德(LindaCokeJohnson)利用地方志作為主要材料，追溯了上海從一個市鎮發展成為貿易港口近800年的歷程；⑨由她主編的論文集《晚期的江南城市》，收錄了邁克爾．馬默(MichaelMarael)、保羅·圣安杰洛(PaoloSantangelo)、夫馬進、安東尼婭·芬安妮(AntoniaFinnane)和張琳德(LindaCookeJohnson)對蘇州、杭州、揚州、上海等城市的研究；⑩許亦農(YinongXu)在蘇州城市建筑史的脈絡下，探討了中國傳統城市的空間與時間變化多顯示出西方學者對城市史的偏愛。趙岡在前人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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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第23頁。

④[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3年。

對明清江南的新型市鎮作了重新審視。他有一個與眾不同的見解，認為江南的市鎮是超層級的，從一開始便依賴全國性的市場，沒有明顯的層級關系。層級式的關系只適用于內地的傳統市鎮，每個市鎮都是內向性的以滿足小范圍內的農村消費者為其主要功能，按其商品流通的范圍來看則是逐層擴大。江南所產的絲綢、棉花等紡織品，在本區域的居民間沒有太多的市場與銷路，而必須由各市鎮直接與全國性市場發生運銷關系，并不透過層級來聚散。①袁清則對市鎮類型的劃分進行了反思。他以為，對不同的市鎮，僅依靠其單一特產來分類，雖能提供一個概括性，但未免過于簡單化了。②

2002年，科大衛(DavidFaure)和劉陶陶(taotaoLiu)主編的論文集《中國的城鎮和鄉村：認同與感覺》的問世，標志著西方學者突破了以往研究或過于注意城鎮或只關心農村聚落的“偏科”現象，在城市史和鄉村史研究之間架起了一座理論橋梁。無論從選題還是作者的研究背景上看，整部書都體現出多學科多視角的豐富介入；研究者不再僅僅以城市為中心，已開始注重以鄉村世界為出發點探討城鄉關系。其中，科大衛選取烏青、濮院和南潯三個江南市鎮為案例，將家族在江南市鎮確立支配地位(rise0fthelineage)的時間追溯到元明之際。16世紀，隨著新遷入市鎮人口的增加，土著家族和新興家族之間的矛盾加深，這集中體現在鎮廟控制權的爭奪上。由此多姓共同支配市鎮的格局開始確立，士紳階層逐漸取代家族介入市鎮管理。③科大衛與前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給我們講述了三個江南市鎮幾百年的管理運作過程，而對于具體市鎮權力格局形成的“發生學”探討，在科大衛之前，幾乎沒人關注過。當然，僅僅憑一本論文集，就想涵蓋明清以來城鄉關系的所有問題，顯然是不切實的。全書大多數作者仍沒有擺脫“城市中心觀”的窠臼，以城市特別是上海這樣的“特殊城市”為主要研究內容，來討論近世城鄉的二元格局，多少有隔靴搔癢之嫌。實際上，城鄉一體還是城鄉分割，都是相對而言的。用兩分法來剖析近世的城市與農村是過于簡單的和不適宜的，正如編者在《導言》中所說：“城鄉區分的觀念一直外在于中國傳統思想，即便今日也僅是部分融人中國社會而已”。[5](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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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第176,181頁。②[美]袁清：《盛清時期江南地區的城市化和商業化》，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編輯組：《第二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DavidFaureandTaoTaoLiu,TownandCountrinchina:IdentityandPerception,Houndd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andnewYork:Palgrave,2002.

四、幾點認識

綜上所述，以往對明清江南市鎮的研究，多數偏重“傳記式”的歷史沿革發展①，以傳統城鄉界限模糊不清，城鄉的延續性遠大于市鎮的獨特性為出發點，把市鎮置于都市的范疇或者廣闊的鄉村社會中進行考察，極少注意城市一市鎮一農村的連續體的意義。從城鄉關系的視角，探討市鎮與周邊農村的互動作用，幾乎可以說剛剛起步。

具體說來，在已有的市鎮與農村關系史研究中，對于市鎮和農村聚落兩者之間是否有“有形的邊界”，往往存在重大的分歧。部分學者把以某一固定市鎮為中心且不具有自上而下指定的行政統屬性質的市場圈，作為四鄉農村的“中心地”來理解，認為市鎮和四鄉之間存在著以水柵、河道、民居和橋梁等為標識的含混邊界。另一些學者則根據所謂“市鎮居民”兼營農、工、商多種職業的實際情況，強調工農之間界線模糊以及農村居民和市鎮居民在職業與居所兩方面的不一致，進而質疑市鎮與農村之間存在有形邊界的可能性。如果我們明白，在市鎮與農村之間即使具有地理意義上的有形邊界，亦不妨礙不同人群之間通過經濟、祭祀、婚姻等層面的交流來打破這個邊界，由此形成一套以人群為標準而不是以地點為標準的關于市鎮和農村區分的“新理念”。舉例來說，如今在市鎮研究中經常被學者們借用的“鄉腳”一詞，已漸成為市鎮商業輻射區的專有名詞，它包括市鎮本身以及市鎮的周邊地區，即包裹市鎮的農村。而據筆者在“鄉腳”一詞來源地的吳江縣的田野經驗，當地人不僅將民間信仰活動的地域廣度稱之為“鄉腳”，甚至把交往或者活動所及的最遠地點和家鄉之間的距離也叫作“鄉腳”。探尋諸如“鄉腳”這樣的鄉土詞語所包含的豐富含義，進而從市鎮與農村的各個角落選擇個別的人群行動作為參照系，通過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接觸和互動，揭示出明清江南城鄉界線的模糊性和生活在當中人群的多層化關系，無疑有助于我們重新理解傳統社會中的城鄉關系。在傳統時代沒有對人群進行專門的“市鎮籍”和“村籍”劃分的前提下，界定市鎮的空間范圍顯得相當困難，而市鎮的規模、人口又是處在不斷變動中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有關市鎮和農村間是否存有有形邊界的課題，尚有很多扎實的工作要做。

以往學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鎮與農村的關系，還有把地方秩序成立的框架放到國家或者特定集團中去的傾向，將士紳與平民、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關系，僅僅理解為單向的支配與被支配關系。而實際上，城鄉交往中所呈現出的不確定和流動性，比起被我們凝固起來的“社會經濟結構”要生動復雜得多?！敖Y構決定論”的根本弱點就在于給許多本來是“因人異事”的動態依賴現象納入了“虛假必然性”的框框，使其失去了在歷史現實中屢見不鮮的互動性和多樣性的色彩。就明清江南市鎮研究本身而言，正如范毅軍所總結的，相當一部分學者有過份強調市鎮在明清兩代的獨特發展而幾乎忽略了它在唐宋以來歷史序列的延續性的趨向，②較為缺乏像科大衛、趙世瑜所做的對某些江南具體市鎮長時段運行過程的個案分析。如果我們不了解江南基層行政組織的運行模式，只以“舉例子”的方式空談市鎮與農村的關系，或者反過來說，沒有從城鄉關系的角度考察市鎮和農村的運行實態本身，都無法給我們的研究帶來更多的裨益。總之，我們只有將經濟、社會、文化等靜止的要素還原到流動、鮮活的歷史過程中去，通過揭示這種過程中的種種復雜關系，才能超越把研究單位簡單地劃分成二元對立的格局，避免“城鄉一體”或“城鄉二元”的簡單理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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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劉石吉：(小城鎮大問題：江南市鎮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杭州：“中國東南區域史國際研討會”論文，1998年9月．

②范毅軍：《明清江南市場聚落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1998年第九卷第三期。

[參考文獻]

[1]WilliamT．Rowe．CityandRegionInthelowerYangzi[A]．LindaCookeJohnson，ed．CitiesofJiangnaninLateImpetialChi．na[C]．StateUniversity0fNewYorkPress，1992．

[2]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

[3]趙世瑜、孫冰．市鎮權力關系與江南社會變遷一一以近世浙江湖州雙林鎮為例[J]．近代史研究，2003(2)

第5篇：小農經濟的弱點范文

關鍵詞：慣用語 特點 結構類型 語義分析

慣用語是現代漢語中一種獨特的結構，在現代漢語中的使用頻率極高，它同成語、歇后語、諺語等一樣都屬于熟語，是現代漢語中一種重要的語言單位。作為熟語的一部分，慣用語大多來源于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活躍在人們的口語中。o論是結構長度還是使用的頻率、靈活度，慣用語都是和詞最接近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一、慣用語在漢語詞匯中的位置

現代漢語慣用語用詞少而含義豐富收效大。它不但能使語言變得生動、活潑、形象，而且能使表達含蓄豐富、語義幽默。它結構簡短精煉，運用靈活，是人們喜愛的一種表達方式。慣用語不但在日?？谡Z中被頻繁使用，而且在小說、戲劇、曲藝里，甚至在官方政論、新聞報道中也都被普遍地應用著。

在日常生活交際中，一些慣用語日益地固定化。于是人們就把這些慣用語當做現成的語言材料加以運用，不必臨時組織語言就能脫口而出。它多以比喻的方式獲得修辭上的意義轉移，具有形象生動的特有表現力。慣用語不論在結構上還是意義上都具有很強的穩定性和凝固性，在穩定性和凝固性的基礎上同時具有靈活性的特點，精煉簡短的形式中包含著豐富多彩的內容。漢語慣用語廣泛存在并運用于中國文化語言中。在其他普通語言中，為了追求語言的形象生動性都要借助慣用語來表達，這種現象同樣廣泛存在于其他常用語言中。

慣用語是漢語詞匯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中國人民日常生活中豐富多彩的文化現象，是極為重要的文化信息載體。慣用語是中國民族文化的多棱鏡，它可以從多角度折射出中國人民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心理。對現代漢語慣用語進行探討，有助于我們了解中國人民的價值取向。

二、慣用語的定義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聽到“二百五”“白眼狼”“墻頭草”等之類的詞語。這些詞語的格式大都較固定，具有意義特定、形式短小、口語性強等特點，這就是現代漢語中的“慣用語”。慣用語是一種固定的詞組，既有以三音節為主的固定格式，又有靈活多樣的結構特點和強烈的修辭色彩。慣用語生動活潑，常用來比喻一種事物或行為，相當于一個詞或詞組，其意義往往不能簡單地從字面上去推斷，如“狗腿子”不能單從字面理解為“狗的腿”，它實際上是指壞人的幫兇。

三、慣用語的特點

從慣用語的定義上我們可以看出其特點，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語義特點

1.慣用語的語義具有雙層性，除字面意義外，必須具有深層次的比喻義或引申義。通常是由一定的修辭手段形成慣用語的實際意義，常用來比喻一種事物或行為，表義精煉準確，如“吹鼓手”并不是指吹鼓的人，而是比喻鼓吹某事或吹捧別人的人。

2.慣用語絕大多數都是貶義的，使用時必須注意其褒貶色彩，如“小爬蟲”比喻愛投機鉆營品質很壞的人。

3.部分慣用語時代色彩很濃，生命力比成語較短，有些慣用語會逐漸被時代淘汰，如“黑五類”“”“洋插隊”等富有時代特征的慣用語，在今天已基本淘汰而被新的慣用語所代替。

（二）結構特點

1.慣用語是一種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組成的固定短語，結構相對固定，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在形式上為三個或三個以上音節，以動賓結構的三音節為主，如“變色龍”“軟骨頭”等，三字以上的如“打抱不平”“桃李滿天下”等。

2.慣用語與成語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慣用語口語色彩濃，成語書面色彩濃；慣用語含義單純，成語含義豐富。動賓結構的慣用語，其間可以依據表達的需要插入定語和補語。

有的慣用語既不能改變它的構成成分，也不能加進別的成分，這種慣用語更像一個詞，如“巴不得”。

（三）語體特征

1.慣用語比較短小，自然簡明。三音節慣用語只需要三個字就能組合出各種生動有趣的意思，如“糊涂蟲”比喻不明事理的人。

2.在語體上，慣用語具有濃厚的口語色彩和感彩，感彩以貶義居多，如“妻管嚴”“夾生飯”等。

總而言之，含義簡明、形象生動、通俗有趣，是慣用語的主要特點。

四、慣用語的結構類型

慣用語和熟語中的成語、歇后語、諺語等語言單位一樣，都是按照一定的結構規律用詞組織起來的，只是它的用詞較少，語法結構比較簡單。慣用語大都是三字的動賓短語，也有其它格式的，其構成成分和內部關系都相對較固定。結構類型主要有七類：聯合結構、主謂結構、述賓結構、述補結構、偏正結構、連謂結構。偏正結構分為“定中式”和“狀中式”。

（一）聯合式

聯合式慣用語基本由形容詞構成，組成“形容詞+形容詞+形容詞”的三字結構，三個形容詞獨立開來聯系并不大，組合起來卻意義獨特。例如：

老大難 馬大哈 大老粗 短平快

（二）主謂式

主謂式慣用語分為前后兩個部分。前部分是被陳述的對象，后部分是用來陳述前部分的，前后兩部分之間是陳述和被陳述的關系。主謂式結構有三種：

1.“主語+謂語+賓語”格式，第二個動詞后面必須帶賓語。例如：

鬼打墻 狗吃屎 驢打滾 火上房

2.“主語+謂語”形式，這類慣用語的謂語大部分是由形容詞充當的。例如：

耳朵軟 眼窩淺 臉皮厚 嘴巴硬

3.“主語+謂語”形式，動詞單獨充當謂語成分，這類慣用語較少。例如：

龍虎斗 胡彌散

（三）述賓式

漢語慣用語的結構多為述賓式。述賓式慣用語也分前后兩部分。前部分表示動作、行為，后部分表示動作、行為所支配和關聯的對象。前后兩部分之間是支配和被支配的關系。這類慣用語的謂語大多由動詞充當，賓語由名詞或名詞性短語充當，主要有三種：

1.“謂語+賓語”形式，大多表現為“A+BC”式。例如：

抬轎子 打埋伏 穿小鞋 出洋相

2.“述補+賓語”形式，這類比較少見。例如：

撕破臉 抓破臉

3.“狀語+謂語+賓語”形式，謂語前面有修飾或限制的成分。例如：

亂彈琴 活見鬼 白磨牙

另外，慣用語的固定性是相對的，其結構形式在使用上具有一定自由度和`活度。這種特點主要表現在組合方式為動賓關系的慣用語上，其結構可以擴展，如：

碰釘子――碰了個釘子 抓辮子――抓了你的辮子

開倒車――開歷史的倒車 打交道――打了幾次交道

（四）述補式

述補式慣用語也分兩部分，前部分表示事物性質、狀態或動作，后部分是補充說明前部分的，前后兩部分之間是補充說明和被補充說明的關系。述補類慣用語的結構主要有兩種：

1.前部分中心詞為動詞，后部分補充說明前部分的動作。例如：

吃不飽 笑掉牙 拉下水 掛起來

2.前部分中心詞為形容詞，后部分補充說明前部分的性質狀態。例如：

矮半截 冷半截

（五）定中式

定中式屬于偏正類慣用語。偏正類慣用語的數量僅次于述賓式慣用語。定中式慣用語分前后兩部分，前部分修飾后部分，后部分被修飾。前后兩部分之間是修飾和被修飾的關系。定中式慣用語的結構是“定語+中心語”，主要有兩種類型：

1.后兩個為雙音節詞（A+BC），是慣用語的中心詞，前一音節修飾后兩個音節。例如：

母老虎 老狐貍 丑小鴨

2.前兩個為雙音節詞（AB+C），后一個音節為中心詞，受前兩音節的修飾。例如：

定心丸 半邊天 墻頭草

（六）狀中式

狀中式同樣屬于偏正類。和定中式慣用語一樣，狀中式也分兩部分，前部分限制后部分，后部分被限制。前后兩部分之間是限制和被限制的關系。定中式慣用語的結構是“狀語+中心語”，主要有兩種類型：

1.中心詞為動詞，受前面狀語的限制。例如：

連鍋端 對著干 靠邊站

2.中心語為形容詞，受前面狀語的修飾。例如：

滿堂紅 一場空 兩面光

（七）連謂式

連謂式是由兩個謂詞性成分組合在一起形成的，前后兩個謂語圍繞同一個名詞。連謂式慣用語的數量寥寥無幾。例如：

沒咒念 沒牙啃 有戲看

綜上可以看出，七種慣用語的結構分類很不均勻。

五、表示人的慣用語的語義分析

現代漢語慣用語中有很多以人為表達和影射的對象，這些慣用語形式多樣，有的以動物喻人，有的以植物喻人；有的貶義，有的褒義。用語生動有趣，十分傳神。

（一）感彩

慣用語來自民間，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的勞動生活中口頭創造出來的，表意準確精煉，感彩濃厚。慣用語的生活氣息濃厚，表達了廣大人民群眾普通生活中的喜怒哀樂怨，其中包含著人們對事情的看法和情感。情感具有主觀性，是抽象的。而慣用語的運用使人們很好地表達出了自己的情感態度。我們在使用慣用語時，首先應該注意辨析它的意義，弄清它所表達的感彩。

1.褒義色彩

因慣用語多是表現現實生活中的不滿情緒，所以現代漢語中表示褒義的慣用語并不多，但是生活中那些美好的、受人們推崇和贊美的事物在其中還是有所體現。例如：

（1）孺子牛――比喻鞠躬盡瘁、為人民造福的人。

（2）智多星――比喻足智多謀的人。

（3）活菩薩――比喻救苦救難的善人。

（4）半邊天――比喻新社會婦女的巨大力量能頂半邊天，也用來指新社會的婦女。

（5）千里眼――比喻眼光敏銳的人。

（6）活字典――比喻字詞等知識豐富的人。

（7）頂梁柱――比喻起主要作用的骨干力量。

（8）主心骨――指可依靠的人或事物。

（9）千里馬――比喻德才兼備大有作為的人。

（10）急先鋒――比喻在行動上積極帶頭的人。

2.貶義色彩

慣用語中對現實的譏諷和批判要遠遠多于謳歌和贊美，其中反映的多是帶有負面色彩的內容，特別是對社會生活中存在的負面現象和人性的弱點或惡習進行了描述和諷刺。慣用詞帶有貶義的比較多，諷刺意味比較濃。例如：

（11）絆腳石――比喻阻礙前進的人。

（12）耍貧嘴――比喻不顧對方態度嘮叨不休的人。

（13）裝洋蔥――比喻對事情故作不知的人。

（14）長舌婦――比喻喜好搬弄是非的人。

（15）睜眼瞎――比喻沒有一點兒學識的人。

（16）偽君子――比喻表面上正經，實際上卑鄙的人。

（17）小皇帝――比喻被嬌慣壞了的獨生子。

（18）馬蜂窩――比喻難于對付的人或能引起麻煩或糾紛的事。

（19）和事佬――比喻無原則進行調解的人。

（20）半吊子――比喻不明事理、言行冒失或辦事有始無終的人。

（二）含有動物名稱的慣用語語義分析

慣用詞形象生動，其中有許多添加動物名稱為詞，或贊揚，或諷喻，妙趣橫生。慣用語中的動物有家禽、家畜和野生動物?，F代漢語慣用語中出現的動物，家禽以“雞”為主，家畜以“牛”“狗”“驢”為主，這些動物是傳統的農耕社會中家庭飼養的動物。這些動物在動物慣用語中的高頻出現，反映出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畫面，體現了農業社會小農經濟的特點。另外，虎、狼、狐貍等動物也曾經常出現在農耕社會中，所以在慣用語中也較為常見。在人們長期與這些動物交往的過程中，便形成了對各種動物的不同態度，使動物本身也具有了象征意義。例如：

（21）狗腿子――比喻壞人的幫兇。

（22）中山狼――比喻恩將仇報的人。

（23）笑面虎――比喻外表和善而內心兇狠的人。

（24）黑心狼――比喻心狠手辣六親不認的人。

（25）地頭蛇――比喻在某一地方仗勢欺人的人。

（26）鐵公雞――比喻吝嗇錢財一毛不拔的人。

（27）老黃牛――比喻默不作聲、踏實工作的人。

（28）老狐貍――比喻非常狡猾的人。

（29）井底蛙――比喻孤陋寡聞、見識不廣的人。

（30）哈巴狗――比喻趨炎附勢、媚態十足的人。

（三）含有數詞的慣用語語義分析

慣用語中含有數詞的詞語并不多，所表達的對象大多數以人為主，描摹出各種各樣的人物形象，幽默生動。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二”作為文化符號是始終和陰陽聯系在一起的，體現了中華民族崇尚對偶、對稱的審美趣味，所以包括“二”的慣用語數量不少。此外，中國的文化習慣里不愛單數，再加上“三”的諧音是“散”，在中國的文化內涵中并不吉利，故包含“三”的慣用語數量較之其他數字較多并且多為貶義。例如：

（31）二流子――比喻游手好閑、不務正業的人。

（32）萬金油――比喻什么都做，但什么都不擅長的人。

（33）二桿子――比喻不務正業、好吹噓的人。

（34）三只手――比喻好偷竊的人。

（35）丑八怪――比喻相貌丑陋的人。

（36）二把刀――比喻對某項工作知識不足、技術不高的人。

（37）二百五――比喻傻頭傻腦，不很懂事而又倔強莽撞的人。

（38）三寸舌――比喻能言善辯的人，

（39）三腳貓――比喻徒有其表實不中用的人。

（40）百靈鳥――比喻歌喉甜潤、清脆的歌手。

慣用語是一類重要的熟語，是現代漢語語匯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慣用語取材于民間及其口語性強的特點，決定了它與其它詞匯的不同。慣用語的出現與流行通常是與一定的社會現象密切相關的。慣用語中出現的事物，都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的東西，是人們極為熟悉的。慣用語中與物質形態有關的動植物和衣食器具等，伴隨著人類度過了漫長的歷史，在長期的使用和接觸中，被賦予了獨特的文化意義。人們每天都在創造著新的慣用語，同時淘汰舊的慣用語。慣用語折射出來的世態生活，有助于我們對社會的分析和對人性的感悟。慣用語所體現的中國人民一些傳統的觀念和心理，也正是精神文化的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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