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作用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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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紅利作用范文
一、引言
人口因素是影響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我國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出生率迅速降低。僅用30多年的時間完成了發達國家需要100多年完成的人口結構轉變。安徽省的人口結構變化同樣經歷這樣一個過程，進入了勞動力供給充足，人口撫養比負擔較輕的時期，即人口紅利期。因此以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相結合對人口紅利與安徽省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分析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國內外研究綜述
Bloom和Williamson(1998)在研究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及地區創造“東亞奇跡”時，發現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導致人口撫養比的下降,對經濟的增長起了很大的貢獻，從而首次提出了人口紅利這一概念。人口紅利的一個具體的定義便是人口結構變化過程中，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增加所帶來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從而給經濟的發展帶來一個促進作用。Mason和Birdall(2001)認為生育率的下降會帶動整個社會儲蓄率的上升，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大，將有利于人口紅利的形成從而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Mason和Lee（2004）進一步把人口紅利分為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并指出第一人口紅利是通過勞動力供給和降低人口撫養比來帶動經濟的增長，第二人口紅利則是通過提高社會儲蓄率和增加資本積累來推動經濟增長。
國內學者也對人口紅利進行了相關的研究。著名人口經濟學家田雪原早在1983年就預見性的提出應當充分利用我國人口撫養比下降的機會，帶動社會經濟發展。王德文等（2004）指出我們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人口紅利，并將人口撫養比作為一個變量加入到經濟增長因素分解模型當中，通過計算發現人口紅利的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比例超過25%。陳友華（2005）選擇瑞典1957年的生命表為標準人口，計算發現中國從1990年開始進入人口紅利期，這一時期將持續到2035年結束這和原新等（2006）的研究結果較相似。蔡昉（2008）認為人口紅利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中起著重要作用，人口紅利的實現必須通過一系列政策條件相配合。蔡昉（2010）解釋了人口轉變與二元經濟的關系，并指出增加國民收入、保持經濟增長是解決我國未富先老問題的關鍵。王金營，楊磊（2010）認為在過去的30多年里人口年齡結果變化所帶來的勞動力負擔下降對經濟的增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為了更好的利用人口紅利我們應當制定適當的勞動力就業政策來促使經濟更好的發展。
然而國內外學者研究的范圍大都在一個國家的范圍，默認該地區的人口不對外流動，從而忽略了人口流動對人口紅利的影響。因此對安徽省這樣一個勞動力輸入大省的人口紅利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將有助于彌補這一塊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三、人口紅利對安徽省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
（一）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動分析
人口紅利是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出現的，而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是人口轉變的基礎，因此對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變動的分析將有助于我們認識人口紅利的形成。
1970年以來安徽省人口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人口結構實習了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轉變。
數據來源：1995-2010年《安徽統計年鑒》
表1列出了1994-2009年的安徽省人口變動情況。一般認為出生率在15‰以下屬于低水平；在15‰-30‰之間屬于中等水平；在30‰以上屬于高水平。死亡率在10‰以下屬于低水平；在10‰-20‰之間屬于中等水平；在20‰以上屬于高水平。如表1所示大概可以判斷安徽省人口進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類型。這種人口轉變為安徽省人口紅利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二）安徽省人口撫養比變動分析
人口撫養比指總體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是衡量一個地區人口撫養負擔的重要指標。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安徽省人口撫養比也隨之發生變化。撫養比的高低影響社會勞動力的供給和總儲蓄率水平對人口紅利有重大的影響。
從表2可以看出，近年來安徽省撫養比總體上呈現出“一升兩降”的狀態，即老年撫養比上升，少兒撫養比和社會總撫養比下降。目前安徽省處于人口撫養比較低的時期，十分有利于人口紅利的形成。
（三） 勞動力投入對安徽省經濟增長作用分析
有關研究表明人口紅利主要通過勞動力供應對經濟的增長產生影響。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來考察勞動力投入對安徽省經濟增長的作用。
Y=A（t）LαKβμ
其中Y代表工業總產值，用安徽省生產總值表示；L為勞動投入，用從業人員數表示，K為資本投入，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表示；α是勞動力產出的彈性系數,β是資本產出的彈性系數，μ表示隨機干擾的影響，μ≤1。從這個模型看出，決定工業系統發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勞動力數、固定資產和綜合技術水平（包括經營管理水平、勞動力素質、引進先進技術等）。
令μ=1對上述式子兩邊取自然對數則有：
lnY=lnA+αlnL+βlnK
根據1986-2009年《安徽省統計年鑒》24年的數據，用Eviews5.0的普通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估算，經檢驗模型不存在自相關性，得到回歸模型如下：
LnY=-18.876+4.376Lnl+0.234Lnk
(-5.78) (5.43) (6.31)
其中R2=0.968 F=2898.891 D-W=2.541
由此可知模型的擬合優度和顯著性都比較高。D-W值為2.541則說明方程不存在序列相關。進一步檢驗得知方程也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和異方差。則表明此模型有較好的說服力。有上述檢驗可知，勞動力產出的彈性系數為4.376，即在1986-2009年勞動力投入每增加1%，GDP增加4.376%。可見勞動力投入對安徽省經濟增長具有重大的影響。
四、結論與建議
（一）加強養老保險市場建設，完善社會養老體系。
安徽省的人口轉變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人口紅利，但隨著老年人口數量的不斷增加，老年人口撫養比不斷加重，將會削弱人口紅利。因此必須加快完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加大地方性財政投入，建立起較為完善的養老保險體系。政府要進一步增加老年人的醫療保障投入，擴大醫療保障的范圍，優先滿足老年群體的醫療服務。同時要強化政府主導的作用，把社會養老工作擺在重要位置，完善相應的政策支持體系，有效地支持養老保障體系的運行。
（二）加強促進就業的力度。
勞動力的供給程度決定人口紅利的實現程度。因此大力發展勞動力市場建設，促進就業對安徽省人口紅利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加大就業資金的投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制定相關的政策為社會創造良好的就業環境。同時要根據實際情況，加大待業人員和就業人員的培訓。也要考慮不同就業人員的情況，采取不同的就業政策。鼓勵大學生適當降低就業要求，積極參與社會經濟活動。
（三）加強人力資源建設。
對人口紅利的利用不能只考慮勞動年齡的絕對數量，更要注意提高勞動力的質量，這樣才能充分利用當下的人口紅利。因此首先要加強人力資源建設，提高勞動力的人口素質將有助于延長人口紅利期，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率進而推動安徽省經濟的發展。同時要優先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推進素質教育。最后要率先建立老年人才的開發和利用機制。根據經濟發展和社會的需要加大老年人才開發力度，支持退休的專家參與經濟建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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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人口紅利作用范文
關鍵詞：人口紅利；經濟發展；政策制度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1-0245-03
一、導言
中國自1978年以來，經濟“飛躍式”發展，被世人稱為“中國奇跡”。同時，中國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基本完成了多數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轉變過程，可稱為“人口奇跡”（車士義，2011）。人口結構轉變與經濟發展之間是否存在關聯吸引了國內外諸多學者（Bloom，安德魯·梅森，蔡昉等）進行研究，兩者關系關乎中國未來國家人口政策的走向以及經濟持久增長的維持。因此研究人口轉變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對于國家維持經濟發展，保障公民利益以及建設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中國人口轉變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在學術界已產生爭論，許多學者研究得出結論，本文針對這些結論，聚焦具體爭論點，進行對比分析，并給出本文觀點。
人口轉變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定位爭論包括：（1）中國是否明顯存在人口紅利？（即中國人口轉變是否促進經濟發展）（2）若存在人口紅利，人口紅利多大。（3）中國人口紅利出現時期。分析之前，需要界定人口紅利概念。“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概念由 Bloom 和Williamson（1998）首次提出，是指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時期，人口增長率下降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人口中的少兒比重大幅下降、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顯著上升）所帶來的利益。1998年，聯合國人口基金委員會在《世界人口現狀（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紅利”一詞，使人口紅利這一概念逐漸為學界認同和使用。一般來講，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換過程中，少兒和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下降，勞動力人口占比擴大，引來勞動力供給增多，從而有利于經濟發展。本文將對三大爭議進行逐一分析。
二、主要爭論點
1.中國是否明顯存在人口紅利？人口紅利概念引入中國后，國內外很多學者對中國是否明顯存在人口紅利存在爭論。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存在明顯人口紅利，且中國正受益于人口轉變帶來的經濟增長。蔡昉（1999，2005），王德文（1999）認為，人口轉變使中國從1960年開始享受人口紅利，而改革開放后，人口紅利成為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王豐和Mason（2005）分析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認為1970年左右生育率快速下降帶來了潛在的人口紅利。勞動力供給充裕，同時伴隨著較輕并日益降低的少兒和老年負擔，促使人均產出快速增長，人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David Bloom（1998），都陽（2004），汪小勤（2007）等也得出了類似結論。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人口紅利并不明顯，甚至不存在人口紅利。穆光宗（2006）認為，人口機會窗口只是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助力，人口紅利期不等于經濟高速增長期，穆光宗（2008）還認為中國有窗口之美而無機會之實。賀菊煌（2006）認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會引起經濟增長率下降，但它同時也會引起人均消費永久性提高。蔣正華（2011）甚至認為中國不存在人口紅利，他認為人口多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是更多壓力，而不是紅利。
針對上述學者不同觀點，本文認為中國存在明顯人口紅利。一段時間內合理的人口結構將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要素供給，進而刺激經濟增長。中國人口轉變在一定時期內形成了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基礎，會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
2.中國若存在人口紅利，它有多大？中國的人口紅利到底有多大，國內外眾多學者利用數據及相關模型得出了結論。王豐和Mason（2005） 在研究中國勞動力比重上升帶來人口紅利對于中國人均 GDP 增長率時發現在1960—2000年之間勞動力比重上升帶來的貢獻為8.3%，而改革開放后的1982—2000年間這一數字為15%。武劍（1999）研究發現，由勞動力投入增加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在6%左右。蔡昉和王德文（2005）利用1982—2000年中國分省面板數據研究發現，總撫養負擔對人均GDP增長的邊際效應為-0.115，即總撫養負擔每下降一個單位，經濟增長速度將加快0.115個百分點。在考察期間，中國總撫養負擔下降了20.1%，帶來經濟增長速度2.3%，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26.8%。改革開放以來，總撫養負擔下降對儲蓄率的貢獻率大約在5%左右，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在1/4強。陳友華（2008）構建了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簡化數學模型，測量了人口紅利對1978—2006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發現人口紅利對GDP的貢獻量與貢獻率均呈持續增長的趨勢；尤其在進入21世紀后，人口紅利對中國每年GDP貢獻份額超過10%。鐘水映和李魁（2010）利用1990—2007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算出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顯著作用。Choudhry（2010） 基于70個國家1961—2003年的數據，分析研究得出人口轉變解釋了中國經濟增長中的46%。王金營和楊磊（2010）利用1978—2008年中國數據，分析得出中國勞動負擔比與經濟增長呈現出明顯的負相關，勞動負擔比每下降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將提高1.06個百分點，在過去的三十年里勞動負擔降低累計帶來的經濟增長占總增長的27.23%。車士義和郭琳（2011）用1978—2008年的中國數據進行誤差修正分析，得出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短期內不顯著，但和經濟增長保持長期均衡的關系，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每提升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會提升0.028個百分點。車士義，陳衛和郭琳（2011）運用1978—2008年中國的數據，運用全要素生產函數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份額進行了分解和測算，得出人口紅利每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為3%。
3.中國人口紅利出現時期。對于中國人口紅利能夠持續多久，主要有兩種觀點，分別是：一種觀點以陳友華等人的研究為代表。陳友華（2005）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在 20 世紀 80年代后期才開始出現，一直要持續到 21 世紀30 年代初，前后歷時四十多年，2010 年前后人口紅利最為豐厚，他同時指出中國的情況與日本較為相近，但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很大不同。于學軍（ 2003） 也得出了類似結果。另一個觀點以王德文等人的研究為代表。王德文等（2004）認為，人口轉變使得中國從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開始享受人口紅利，并將一直持續到 2015 年前后。王豐等（2006）和馬灜通（2007）的研究結論也支持此觀點。
眾學者觀點截然不同，最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紅利定義的界定沒有選擇統一標準。根據文中人口紅利定義，結合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見圖1），數據來自世界銀行（2010），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進入“人口機會窗口”期，若中國能充分發揮人口轉變優勢，該時期將在2015—2020年之間結束。這一結論同Choudhry（2010）的研究結論相似。
三、結論
中國人口紅利問題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很多學者（Bloom，蔡昉，Mason）都進行了長期研究，其中不乏爭議，主要集中于中國人口紅利是否明顯存在，中國人口紅利多大和能持續多久。很多學者從自身視角給出結論。本文闡述了一些學者的觀點，并結合研究給出觀點。
本文肯定人口紅利的存在及作用，同時認為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期在20世紀80年代初打開，一直持續到2017年左右結束。為了能夠實現人口紅利的最大化，中國需要大力促進就業，擴大人力資本投資，改革中國的戶籍制度，推動中國產業結構轉變。通過執行這些政策和完善制度設計，中國必將實現人口紅利最大化，進而避免穆光宗（2008）所得出的“中國有窗口之美而無機會之實”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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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人口紅利作用范文
“人口紅利”成為一個熱門詞匯，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研究認為人口紅利和經濟高速增長密切相關，人口紅利消失有可能意味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代會終結，這樣，對人口紅利的關注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擔心。
人口紅利消失在即
中國目前仍處在人口紅利期，但人口呈現加速老齡化之勢，人口紅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紅利”是人口轉變過程中所出現的被撫養人口比例不斷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不斷升高，從而使得勞動力供給相對豐富的一段時期。理論上說，任何完成了人口轉變的國家，都會出現某種程度的人口紅利。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都完成了人口轉變，都出現過人口紅利，而且人口紅利也都在其發展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日本是亞洲最早實現人口轉變和經濟騰飛的國家，“人口紅利”也出現得最早，大約開始于1930-1935 年，結束于1990-1995 年，持續了60 年左右的時間。日本經濟的發展歷程展現了和人口紅利之間的高度相關性。1913-1950年，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率僅為2.21%；1950-1973 年，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機后，日本經濟增長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滯。
與此相對應，反映人口紅利的指標人口撫養比變化（人口扶養比越低，人口紅利越明顯）則呈現了與日本經濟發展相反的趨勢。上世紀60 年代是日本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也是日本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和扶養比下降的階段。
日本人口撫養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較低水平，經濟也持續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長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隨著人口紅利的式微，人口撫養比逐步上升，經濟增長開始陷入停滯。很多研究認為，人口紅利的消失以及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是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國的人口紅利始于上世紀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響，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自那時起快于總人口增長速度，其結果，勞動年齡占總人口的比例不斷增加，撫養比不斷下降。
1964 年，15-64 歲勞動年齡占總人口比例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增加和扶養比下降，中國經濟增長獲得了良好的要素稟賦條件，具備了實現高速增長的潛力。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使得人口紅利不斷轉化為勞動力成本優勢，中國因成為“世界工廠”而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1978 年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長速度，人均GDP 翻了數番，目前已經超過5000美元，中國也快速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轉變為中等收入國家。
中國目前仍然處在人口紅利時期，勞動年齡占總人口比例正在接近歷史上的最高點。但是，由于婦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現加速老齡化之勢，勞動年齡人口預計會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長，人口紅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嚴峻挑戰
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對中國的挑戰尤其嚴峻中國人口轉變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時間，所以，人口紅利與其他國家相比也是來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國大陸2010 年總人口達到13.39 億，其中0-14 歲人口為2.22 億， 占總人口的16.60% ；15-64 歲人口為9.98 億，占總人口的74.53% ；65 歲及以上人口為1.19 億，占總人口的8.87%。
中國目前已經是人口老齡化國家，而且老齡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勢。65 歲以 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從7% 上升到14%，法國用了115 年，美國用了65 年，英國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從現有的實際生育水平來看，中國老齡人口占比從7% 上升到14% 所用的時間有可能少于日本，從而取代日本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快的國家。
人口紅利消失和老齡化的日益加重，將會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重而深刻的影響。首先，人口紅利消失將會帶來勞動供給減少和潛在勞動生產率下降。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還可能降低整個社會吸收新知識和新觀念的速度，導致技術創新能力下降，削弱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其次，人口紅利消失還會帶來市場需求減弱。15-64 歲人口既是生產年齡人口，也是消費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齡人口增加帶來的需求增加難以彌補由于生產年齡人口下降導致的消費需求減少，總消費需求會因此趨于減弱。
第三，養老的社會負擔將會越來越重。隨著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多，財政負擔會增大，政府將不得不增加稅收和社會保險繳費，造成國民負擔增加，而這將進一步抑制家庭和個人消費需求，導致經濟增長減緩。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由于人口負增長導致消費市場縮小、教育機構倒閉、社會保障費用增大和勞動人口負擔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醫療和健康照料的費用會急劇上升。隨著家庭規模縮小，家庭對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維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來社會和家庭都將面臨沉重的健康照料負擔。
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嚴峻的挑戰，但對中國的挑戰尤其嚴峻，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轉變時間更短、老齡化速度更快。
應對人口紅利消失后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從國際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經濟的活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就要求一方面必須加快人力資本投資，實現勞動力質量對數量的替代，另一方面還必須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健全收入保障和養老服務體系。然而，僅僅這樣做是不夠的，政策調整還必須著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協調發展，采取適當的人口政策，這實際上也是世界各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國之鑒
大多數發達國家在人口紅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勵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預期效果鼓勵生育是很多歐洲國家在人口紅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國是歐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國家，也是較早試圖扭轉生育率下降趨勢并取得成效的國家。1939 年法國認識到生育水平下降對未來人口的影響，出臺了家庭方面的鼓勵生育政策，并把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議事日程，其結果是法國長期以來生育率都維持在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國的總和生育率估計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勵生育政策的國家都能取得預期效果。
與法國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還是歐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國家，但伴隨著佛朗哥（Franco）鼓勵生育政策向被動的家庭民主自由選擇的轉變，1998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雖然受移民因素的影響，2001 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上升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
從1970 年到2006 年，德國的總和生育率從2.0 下降到1.3，意大利從2.4下降到1.4，俄羅斯從2.0 下降到1.3，這些國家現在都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現在都處于世界上最低國家行列。
面對人口紅利的消失，很多亞洲國家則經歷了人口政策徹底轉向，從限制生育的政策轉變為鼓勵生育的政策。比較典型的國家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等。
日本二戰后開始推廣計劃生育政策， 成效頗為顯著， 總和生育率從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穩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總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試圖采用一些鼓勵生育的措施，如通過“父母休假法”、“天使計劃”、“新天使計劃”等提高國家的生育水平，但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3，屬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
韓國在1964 年之后開展了大范圍的計劃生育活動，生育率不斷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韓國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隨后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韓國婦女總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開始推行“兩個就夠了”的計劃生育政策。隨著經濟的發展，生育率急劇下降，從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這個政策，并采取鼓勵國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卻沒有帶來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維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調整
人口政策的調整雖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動，但并不會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彈觀察人口紅利消失后世界各國的人口政策及其調整，可以得到這樣幾點啟示：
一是鼓勵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難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難歸于某一項政策的作用。到目前為止，鼓勵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國家也僅限于法國。法國的成功主要在于營造了適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環境。
二是很多國家都經歷了從限制生育向鼓勵生育的政策轉變，轉變的時機一般都發生在婦女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響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政策等各個方面，當一個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有利于維持低生育水平時，即使采取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難回升。
四是人口變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政策調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幾代人后才能得到體現。因此，人口政策的調整需要站在戰略的高度，并從長遠的觀點來審視政策調整的綜合影響。
中國是世界上實施較為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增長政策的國家，這一政策促進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開始下降宏觀?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進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數據，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個沒有確定答案的問題。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總和生育率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這些數字是真實的，那么，中國早已經成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國家。當然，由于存在漏報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婦女總和生育率可能存在著對實際生育水平的低估，但無論如何，中國生育水平已經降到較低水平則是所有人都承認的事實。
綜合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中國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會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結果那樣低，但也不會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會在1.4-1.6 左右的水平。
無論與任何國家相比，中國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說高。
如果從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算起，中國在2005 年時實際上已經經歷了大約10-15 年的低生育水平時期，這意味著在“十一五”時期調整人口政策的條件就已經成熟。現在已經進入了“十二五”時期，改變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的條件應該說更加成熟。我國人口政策的調整雖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動，但并不會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彈。
第4篇：人口紅利作用范文
關于人口紅利的定義，其研究內容涉及人口紅利因素、人口紅利期限、人口年齡結構、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生命周期理論等多個方面。例如，鐘水映、李魁（2009）認為，國內目前關于人口紅利的定義總結起來有“因素論”、“期限論”、“結構論”三種。“因素論”者認為，人口紅利的產生是源于在勞動年齡階段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高的情況下，社會儲蓄和人口生產性都比較高而促進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期限論”者認為，人口紅利就是一段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時期，此時期內人力資本投資和就業機會增加、勞動力增加、投資與儲蓄也會增加。“結構論”者認為，人口轉型過程會形成人口年齡結構優勢，而人口紅利就是由人口年齡結構優勢所形成的高勞動參與率對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應。張學輝認為，第二人口紅利源于理性經濟主體在人口年齡結構的預期發生變化時，對生命周期內的全部收入和消費進行平滑，以獲得最大效用。當處于壯年時期時，生產效率比較高，儲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將顯著高于其他時期。因此，在人口轉變的某個特定時期，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優勢將有效促進資本供給的增加和國民儲蓄率的提高以推動經濟增長。
二、湖北省人口結構轉變狀況與人口紅利分析
（一）出生率與死亡率
根據《湖北省統計年鑒》相關數據，在1949～1958這10年里的人口出生率平均高達31.87‰，死亡率平均為13.43‰，平均自然增長率高達18.43‰；1959～1961年是一段特殊時期，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1960年甚至出現了人口的負增長；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湖北開展計劃生育工作以來，婦女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人口的增長趨勢得到極大的遏制。1973～1991年，這一時期的平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分別為 20.52‰、7.5‰、13.01‰。由此湖北省實現了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人口轉變。
（二）年齡結構的轉變
根據最近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湖北省1990年0～14歲人口比重為28.45%，15～64歲人口比重為66.05%，65歲以上人口比重為5.5%。到了2000年這三項數據為22.87%、70.82%和6.31%。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又變成了13.91%、77%和9.09%。二十多年來湖北省少兒人口比重不斷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斷上升，處于勞動年齡的人口比重也是不斷增加的。按照國際上劃分人口類型的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人口所占比例達到或超過總人口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人口達到或超過總人口數的7%時，其人口即稱為“老年型”人口，這樣的社會即稱之為“老齡社會”。根據歷年《湖北省統計年鑒》的抽樣數據，自2003年起，湖北省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就達到了7.13%。雖然在2004年和2005年老年比又降到7%以下，不過2002年之后這一比例又一直大于8%。因此，湖北省在10年前就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最近3次人口普查數據中根據第三章所給出的衡量人口紅利的標準還有撫養比計算公式可得出結論，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湖北省的人口總撫養比分別為51.41%、41.19%和29.87%，說明了湖北省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就進入了人口紅利時期。隨著總撫養比逐年下降，湖北省在2000年以后總撫養比小于44%，進入了人口暴利時期。
三、建立模型及相關分析
（一）建立模型
本文要研究的是湖北省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此采用了社會就業總人數這個指標反映了人口紅利的影響途徑，用GDP衡量經濟增長的情況，為了更清晰地了解勞動適齡人口變動所產生的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建立如下的雙對數函數的回歸模型：
其中：Y代表經濟總產出，用生產總值（GDP）表示，L為勞動力投入，用社會從業人員數量表示，K為資本投入，用資本存量表示，在這里用固定資產的總投入表示，A為全要素生產率參數，α為勞動力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β為資本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μ0為模型的隨機誤差項。數據來源于1995～2012年的湖北統計年鑒，如表2。
（二）相關分析
我們首先可以運用SPSS軟件對地區生產總值、社會從業人員總數和固定資產投資額這三個變量行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3。
由表3可知，社會從業人員總數和固定資產投資額與GDP之間相關性很強。
（三）回歸分析
通過Eviews6.0軟件用lnL、lnK對lnY進行OLS回歸，可得如表4：
那么我們可以得到回歸方程為：
（9.017250） （28.20471）
=0.998994
=0.998860
=7445.928
=2.123168
從模型的各項檢驗指標來看，=0.998994，可以看出方程擬合優度非常好；從t統計量來看，變量的顯著性較高；同時該模型的F值為7445.928，說明方程的總體對數線性顯著；而且DW=2.123168屬于1.5～2.5之間，說明自變量之間不具有自相關性，綜上，該模型通過了方程總體的顯著性檢驗。
從模型中可以看出，湖北省勞動投入的產出彈性為4.346208.說明在其他條件都不變的情況下，每增加一單位勞動，可帶來4.346208單位產出的增加，可見湖北省的勞動投入彈性較高。
（四）結論
為了更直觀地反映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新設一個指標為勞動力投入對經濟的貢獻率，計算出自1996年開始的湖北省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水平：
勞動力投入對經濟的貢獻率=勞動力產出彈性×（勞動力增長率/GDP增長率）。
由表5可知，勞動力投入對湖北省經濟增長貢獻率最大的時間段為1996～2006年，說明這段時間內人口紅利帶來的勞動力人口的增加給經濟增長帶來了促進作用。
四、基于人口紅利視角的政策建議
（一）湖北經濟發展的機遇
“人口紅利”雖不必然意味著經濟的增長，但是經濟增長一旦步入快車道則“人口紅利”勢必會成為經濟增長的有力助推劑。從上個章節的實證分析可以看出湖北省勞動適齡人口的不斷增加以及其總人口撫養比的持續下降勢必為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作用。而且從撫養比的數值可以看出，湖北省在2000年進入了人口紅利的暴利期，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及國家統計局對人口數據的預測，到2030年前后中國的人口紅利即將消失，同理，對于湖北省來說，未來的20年里也是湖北經濟發展的良好時機，因為勞動適齡人口及就業的增加，人口紅利能給經濟帶來巨大的效應，雖然老年的撫養比在上升，但是就像有些學者研究提到的，出于對未來養老的考慮可能出現第二次人口紅利，在這里就不做闡述。
（二）政策建議
通過以上實證分析及其國內學者對全國人口數據的研究預測，未來的10～20年是湖北省人口紅利最為豐富的時期。因此，我們必須牢牢把握這短暫而又潛在的機遇，最大限度地擴大就業，保障大群流動勞動力最大化地發揮人口紅利的巨大效應，提高勞動力資源利用效率，從而實現經濟的快速持續增長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措施：
（1）擴大就業。選擇以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就業崗位增加的可信度降低了。由于湖北省一直以來都是第一產業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屬于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而未來的市場，服務型人才的需求很大，所以我們要積極的發展第三產業，開放服務業市場，達到降低失業率，增加就業崗位的目標。而且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我們還應當鼓勵和促進中小企業和私人經濟的發展，如給予稅收上的優惠等。為目前這樣一個相對年輕和豐富的勞動力大軍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
（2）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在轉移，這一大群人為城市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湖北省的總人口中有50%以上是農村人口，所以其勞動力的來源也大部分來自農村。但是戶籍制度的存在以及這一制度產生的各種弊端凸顯出來，嚴重阻礙了勞動力的轉移。現在各省都在實現限購令，湖北省也不例外。但真正被限制的這一大群的流動人口，原本就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依然買著房子。
在鄂中部地帶人口相當的密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仍滯留在農村，應該把這些富余的勞動力參與到城市化當中來，政府部門可以出臺相關的政策，解決外來人口住房的問題，讓他們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才能為經濟做出更大的貢獻。
第5篇：人口紅利作用范文
關鍵詞：人口紅利；經濟發展；影響
中圖分類號：C92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35-0004-02
一、人口紅利的概述和對經濟的影響
（一）人口紅利的概述
“人口紅利”，傳統意義上是指提高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所帶來的收益，“人口紅利”階段，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社會儲蓄和投資不斷增長，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從而對社會經濟發展十分有利。
（二）人口紅利對經濟的影響
實行計劃生育30多年，家庭孩子數量減少，使得家庭負擔較低，同時促進婦女走出家庭積極參與經濟活動，大量年輕的勞動力人口引起GDP的高速增長，因此，人口紅利能夠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但另一方面，30多年的計劃生育也導致生育率逐年下降，勞動年齡人口增幅減少，老年人口逐漸增多，人口撫養比出現上升，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在逐漸消退，在爭奪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時，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結構比中國年輕，已逐漸對中國構成競爭壓力，沖擊中國的勞動力市場。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表明，中國大陸2010年總人口13.39億，其中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1.19億，占總人口的8.87%。這表明中國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到2015年左右，人口撫養比將停止下降并轉而提高，這一現象將直接影響著中國經濟的增長。雖然2014年3月28日中央啟動實施了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但根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的調研，能夠享受“單獨二孩”政策的人大約只有1 500萬―2 000萬人，且人們的生育意愿會受到各方面因數的影響，這兩千萬人也不可能全都選擇生“二孩”，所以，這個群體對于人口結構的影響也不是特別大。
但是，“人口紅利”的消失也不一定是壞事。對比中國和美國的經濟發展情況，美國3.2億人口，能生產十五六萬億美元GDP（國內生產總值），中國13.5億人，卻只生產8萬多億元GDP，只有美國的一半，這正是中國多年的“人口紅利”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中國雖然有強大的制造，但背后卻是低端的設計、虛弱的品牌、巨大的污染排放和微薄的利潤。這都是過分依賴廉價勞動力，不注重技術提高和創新的結果。中國要發展，要在國際上有競爭力，只有轉靠“勞動力素質”來升上生產鏈的中高端，也就是“人才紅利”。 “人才紅利”比“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更為有利。“人才紅利”被充分利用所產生的收益往往超過同樣數量簡單勞動力投入所獲得的經濟收益。它會促進中國經濟由“中國制造”轉變為“中國創造”，從“量”的優勢轉變成“質量并存”的優勢。
二、人才紅利的概述和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一）人才紅利的概述
人才紅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規模增長及其充分利用所產生的超過同樣數量簡單勞動力投入所獲得的經濟收益。
（二）人才紅利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依賴低成本開拓市場、增加資本積累的優勢必然會消退，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將會提升勞動者素質，促進企業轉型升級。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認為，決定價值的是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價值量同消耗的勞動量成正比。他區別了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指出在相同的時間里復雜勞動者比簡單勞動者能創造更多的價值。所以，高質量的勞動力在數量上可以折算為成倍的普通勞動力，從而緩解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的影響。
三、“人口紅利”如何向“人才紅利”轉變
（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1.轉變消費結構，促進社會公平發展
中國有廣闊且潛力巨大的國內消費市場，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已經日益凸顯了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地位，未來的經濟發展可以充分依賴于城鄉消費和民間投資。這就對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縮小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從而拉動不了經濟的增長。調節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縮小收入差距，才能轉變消費結構，促進社會公平發展；同時，縮小收入差距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沖突，從而更有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轉變產業結構，促進企業轉型升級
中國目前有上百萬家代工企業，它們助力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但代工有代工的好處，代工也有代工的缺點。代工能迅速獲得競爭力強的產品，但代工沒有定價權，利潤低、依賴性強、抗風險能力差。代工企業與授權企業之間永遠處于不對等的地位。授權企業找代工的目的就是幫他們降低成本、減少風險，他們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因此增產不增收已經成為中國代工企業痛苦的生存方式。中國為此還付出了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代價。歐美日韓品牌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在不同的產業領域，做品牌始終是一個終極方向。“中國制造贏粒糖，跨國公司賺間廠。”中國代工企業已經到了非轉型不可的關鍵時刻。目前，中國企業有很多，如“三星” 、“格蘭仕” 、“安踏”、“特步”、“匹克”等，都已經轉型成功。這些企業都是緊緊抓住了中國的消費市場，在國內形成了自己的品牌陣地，并將自己的品牌又成功輸出到了國際市場。所以說，企業必須要加快產業結構的轉變，大力發展一些技術含量高的新型產業、高新技術行業，把發展的軌道真正轉到質量和效益上來。
（二）注重人才的培養
現在有很多跨國公司準備將低端的生產線遷出中國，卻準備將研發機構遷往中國。目前，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研發中心甚至全球研發總部至少有1 600余家。他們正是看中了中國的人才優勢。因為中國的工人技術水平遠高于一些后起的發展中國家，但相對于發達國家，中國的技工工資又比較低，因此相對價廉的高素質人才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形成了新的優勢。
1.加大科教投入是培養人才的主要力量
根據相關調查顯示，目前社會上緊缺的是大量實用型技能人才，他們既要懂理論，又要能動手。現在的一些大學高等教育忽視了對學生基本技能的培養。很多大學生拿到了較高文憑，但動手能力不行；掌握了一定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有限。高校對創新創業教育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投入力度不夠，培養模式滯后，缺乏自己的特色。大學生創新創業實踐還停留在比賽、競賽等層面上，與產業發展的實際需求脫節。
（1）改變人才培養方式
高校要從改變人才培養方式入手，看社會需要什么樣的人才，就培養什么樣的人才，培養“適銷對路”的人才。要立足于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和創業意識的灌輸，重點培養大學生創新、創業的能力和素質。要引導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
（2）以改革的思路辦好職業教育
要促進社會形成“崇尚一技之長、不唯學歷憑能力”的良好氛圍，激發年輕人學習職業技能的積極性。要創新職業教育模式，擴大職業院校在專業設置、人事管理、教師評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辦學自。大力推動專業設置與產業需求、課程內容與職業標準、教學過程與生產過程“三對接”，做到學以致用。開展校企聯合招生、聯合培養的現代學徒制試點，鼓勵中外合作。完善企業工程技術人員、高技能人才到職業院校擔任專兼職教師的政策，引導支持社會力量興辦職業教育。允許以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辦學并享有相應權利，探索公辦和社會力量舉辦的職業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購買服務的機制。加大對農村和貧困地區職業教育的支持力度，完善資助政策，健全就業和用人政策。讓職業教育為國家和社會源源不斷地創造“人才紅利”。
2.引進海外人才是實現“人才紅利”的重要力量
中國擁有許多優秀的海外人才，可以有計劃、有重點地引進一批能夠突破關鍵技術、發展高新產業、帶動新興學科的戰略科學家和領軍人才來華創業。同時，各省（區、市）也可以結合本地區經濟發展目標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有針對性地引進一批海外高層次人才，參與地方建設。但在引進人才的同時，中國還必須建立一套國際化的人才選拔、激勵、評估制度，這樣，當海外人才入籍中國后才能夠更好地發揮才能，中國也才真正能從人才戰略中得到較為豐厚的回報。
結語
在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的情況下，要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最好的方式就是變“人口紅利”為“人才紅利”，這樣，才會改變“人口紅利”期的縮短對經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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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人口紅利作用范文
摘 要：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口紅利問題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本文基于計量經濟學的生產函數，運用Eviews軟件和回歸分析的方法對我國歷年來的儲蓄水平相關的指標數據進行分析和檢驗。結果顯示關于人口紅利的三個指標中，儲蓄水平、勞動力配置和勞動參與率均對我國經濟增長有一定的影響。
關鍵詞：經濟發展；人口紅利；儲蓄水平
人口紅利是聯合國人口基金提出的一個概念，它的主要內涵就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比較大且撫養率比重比較小，這樣就為該國家的經濟增長創造了有力的人口條件。作為經濟發展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口紅利問題也逐漸成為了我國的經濟面臨的重要課題。本文將以2012年我國的統計年鑒為基本數據，對該課題進行研究。
1.理論基礎。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AKαLβ，其中有A代表勞動的有效性，K代表是資本，L是勞動，α、β分別代表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Y是產出。從函數的角度來看，人口紅利是從三個方面來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即儲蓄水平、勞動力配置率和勞動參與率。
2.儲蓄變動對經濟的影響。作為資本積累的重要來源，儲蓄在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因此，作為人口紅利的重要指標之一，研究儲蓄對于經濟增長的意義十分重要。表1 歷年中國儲蓄水平相關指標數據
2.1設定模型。作為判斷人均GDP和負擔水平對儲蓄水平所帶來影響的標準，本文選取了如下模型。LnY=b1+b2X1+b3X2+b4X3+μ2 模型中的代表意義如下：X1為人均GDP；X4為總負擔比；X3為老年負擔比；X2為少兒負擔比；μ2是模型的隨機誤差項，Y為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
2.2二階差分回歸。從模型中的t統計量和f統計量的結果來看，相關結論存在誤差性，因此可以對此進行二階差分回歸，結果如下。
3.高勞動力參與率
4.政策建議
1.提高勞動力素質。
在提高勞動力成本為基礎的情況下，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力度。在邊遠的地區推行九年義務教育的開展工作，另一方面還應發展職業技術的教育和再教育工作。促進我國勞動力資源的必要職業技術訓練。提升相關教育機構的規模，加強農民工在內的勞動力的素質的培養，從而進一步為我國人口紅利效益的擴大化做出貢獻。
2.繼續積極地推動城市化建設
在對于全面改革社會保障醫療保險體系方面，給予全民的統一國民待遇，并取消城鄉居民的差別待遇，實現全國范圍內的勞動力資源有效配置。加快形成一體化的經濟城市化和小城鎮的發展進程，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發揮“人口紅利”的巨大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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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人口紅利作用范文
關鍵詞：教育；經濟發展；可持續發展；人均受教育年限
人力資本學說認為，人力資源是一切資源中最主要的資源，經濟的快速增長并非完全是由于物質資本的投入，人力資本的投入也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教育是形成人力資本的最主要途徑，教育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教育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已經越來越明顯。
1. 人口紅利優勢的發揮取決于教育的發展
一國人口生育率迅速降低，少兒撫養比例迅速下降，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人口經濟學家稱之為“人口紅利”。人口紅利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社會上存在著大量的勞動力資源，且整個社會所需承受的撫養負擔較輕，整個國家的經濟成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形勢。我國正處于勞動年齡人口最豐富的時期，如果能充分利用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巨大的推動作用，我國的經濟發展將會有一個質的飛躍。但是，我們應當看到，我國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制約著人口紅利的實現程度。中國人口紅利優勢發揮程度的多少取決于對農村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與否，農村地區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中國收獲人口紅利的程度應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轉化為現實勞動生產力的實現程度。但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勞動力資源轉化為現實勞動生產力的實現程度不高。中國擁有全世界最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大量農村人口閑置，只要合理利用，就能解決“人口紅利”后所帶來的勞動力不足和老齡化問題。因此，只有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勞動力素質， 中國才能更好地兌現人口紅利。
2. 教育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人口紅利是一國人口結構發展變化中所經歷的一個階段，并不會一直存在。當一個國家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上升，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下降，將導致勞動力資源的瓶頸，產生人口負債的效應。因此，僅僅依靠人口紅利帶動經濟的增長并不是可持續性的，而是要通過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人口素質，把人口數量的優勢轉化為人口質量上的優勢，才能真正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教育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如下：
（1）教育促進人力資本的優化。經濟的發展依靠科技的進步和創新，對人的素質要求也越來越高，必須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教育的發展既能提高人力資本水平，又能增加全社會人力資本存量。教育使勞動者的技能和知識水平都得到了相應的提高，從而能夠提高工作的效率，單位時間內能夠創造更多的價值，個人的收入也會增加；進而導致消費需求的增加和消費市場的擴大，從而刺激投資和生產，促進經濟的增長。
（2）教育可以改善勞動者的精神素質，提高勞動者生產效率和生產技能，開拓視野、提高創新意識、增強責任心。勞動者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掌握和吸收新技術，適應新的生產方式，能夠加速推進產業結構由人口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最終向技術密集型演變。
（3）中國人口眾多，但人均受教育年限較低，義務教育年限較短，高等教育普及率不高，高學歷層次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匱乏，這就造成了人口綜合文化素質偏低，嚴重影響了中國人口數量的優勢向人口質量優勢的轉變。因此，應該加大教育產業投入力度，普及到高中的義務教育，實施靈活多樣化的教育方式，鼓勵多種方式形成全民終生教育，擴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圍，努力提高國民素質，只有這樣才能把中國的人口由數量型轉變成為質量型的發展，從而更加有力地為經濟的發展提供動力。
（4）隨著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產業結構的升級，第二、三產業的迅速發展（尤其是第三產業的高速發展）能夠吸納大量勞動力，使得農村大量閑置的勞動力資源得到了很好的利用，避免了勞動力資源的浪費，能夠創造出更大的價值。這對勞動者的綜合素質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此來適應現代化生產的需要。同時，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使得預期收益超過了跨區域流動的機會成本，能夠加速勞動力資源跨區域合理流動，使資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和高效的配置，從而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因此，教育在某種程度上使得勞動力資源在產業和區域間流動變得合理。
（5）教育能夠提高人們的健康意識，促進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從而增加人的預期壽命，延長勞動年齡，能夠創造出更多的價值。
（6）通過教育，可以改變傳統的生育觀念，降低出生率，從而能夠減輕少兒撫養負擔，提高人均收入和儲蓄，增加投資，最終帶動經濟的快速發展。
對教育的投資是有效克服貧困的一種長期戰略。如果一個國家的文盲過多，或者大眾受教育的程度較低，那么國家的發展必然會受影響。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均收入也越高，提高教育程度會改善貧困狀況，從而縮小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使經濟發展的結構和分布趨于合理。
第8篇：人口紅利作用范文
1．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自改革開放以來，由于醫療條件的不斷改善和人們身體素質的不斷提高，死亡率日趨降低，福建省總體人口實現了較快的增長，由于死亡率總體上趨于平穩，因此福建省各年份總人口變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福建省人口出生率的波動引起的［5］。由圖1可以看出，1978年以來，人口出生率處于較高的水平，1982年人口出生率為27．91‰，由于死亡率趨于平穩，所以自然增長率達到最高值。1990年以后，三者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至2012年，人口出生率達到12．74‰，全省已形成“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人口類型。2．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根據福建省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數據顯示，福建省人口年齡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表1）。表1的數據表明，福建省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呈逐步上升趨勢，從1964年的54．5％上升到2010年的76．7％，在計劃生育政策和人們生育觀念轉變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自2000年以來，0～14歲少兒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從1964年的42．3％下降至2010年的15．5％，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呈遞增趨勢，至2010年，老年人口比例達到7．9％，根據國際通用的人口年齡結構類型指標（0～14歲人口比重小于30％，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大于7％），福建省人口進入成年型的同時，開始向老年型過渡，出現老齡化加快的趨勢［6］。3．人口負擔系數的變化按照國際標準，人口負擔系數是指0～14歲少兒人口和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總和。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之和和勞動年齡的百分比成為總撫養比，即人口負擔系數［7］。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使福建省人口負擔系數也發生了重要變化。福建省主要年份的人口負擔系數如表2所示，從表2可以看出，總撫養比呈下降趨勢，由1982年的69．2％下降至2012年的31．6％，根據“總撫養比低于50％，社會進入人口紅利期”這一界定，福建省目前還是處于人口紅利期，但是由表2也可以看出，福建省少兒撫養比總體上呈下降趨勢，2012年，少兒撫養比系數下降至20．7％，而老年撫養比卻呈上升趨勢，2011年和2012年老年撫養比均達到10．8％。這一數據說明福建省老齡化的趨勢正呈遞增的態勢，將面臨著較重的養老負擔，到時將會出現人口紅利的降低，直至消失。以上三點分析表明，福建省的老年人口比和老年撫養比都在不斷地上升，老齡化的趨勢正呈遞增的態勢，老齡化程度的逐漸加深使得人口紅利的優勢將逐漸降低甚至枯竭。因此，如何提高人口紅利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兌現人口紅利以加速福建省經濟增長顯得尤為重要。
二、福建省經濟增長中的人口紅利效應檢驗（1978—2012）
人口紅利不意味著經濟必然增長，但經濟增長一旦步入快車道，則人口紅利勢必會成為經濟增長的有力助推劑。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已經使福建省經濟取得了快速發展。為了更進一步地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紅利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福建省經濟增長，本文運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來檢驗人口紅利的貢獻度，假設經濟總產出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ALαKβ（1）其中，Y是經濟總產出，以地區生產總值來表示，L為勞動力投入，用從業人員表示，K為資本投入，采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表示，A為全要素生產率參數，α表示勞動力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β表示資本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對式（1）兩邊取自然對數得：lnY＝lnA＋αlnL＋βlnK本文數據來自《福建統計年鑒1978—2013》，選取如下指標對各變量進行度量：產出Y以福建各相應年度的GDP表示，并按1978年的不變價進行平減。物質資本K以福建各年固定資產存量衡量，采用永續盤存法計算，其基本公式是KTt＝KTt－1（1－δ）＋It。其中KTt為第t年的資本存量，It為第t年的固定資產投資，以1978年為基期計算，δ為原有資本存量的折舊率。KTt－1為基準年固定資本存量的凈值，本文參照張軍等在《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2004）中所做的估計。1978年福建物質資本存量為68億元（1978年價），固定資產折舊率δ采用王小魯和樊綱（2000）的方法，按5％的折舊率進行計算［10］。當年就業人數L采用福建省就業人員年末數表示。由于大多數的時間序列數據是非平穩的，如果在回歸分析中直接采用非平穩時間，就有可能產生“偽回歸”的現象，因此，需要對三組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和協整分析，以得到三者之間長期穩定的關系，本文計量分析采用Eview3．1。1．變量時間序列單位根檢驗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要先對三者進行ADF單位根檢驗，來考察它們的平穩性，結果如表3。對數化后，原序列非平穩，進過二階差分后序列平穩，因此，三者都是（2）階單整序列。2．協整分析由于lnY、lnL、lnK都是I（2）階單整序列，滿足協整檢驗的條件，因此采用AEG檢驗法。第一步：進行協整回歸用lnL、lnK對lnY進行OLS回歸，得方程：其中括號里的數字是t值，e是回歸殘差。第二步：對殘差序列e進行平穩性檢驗。如果序列e是平穩的，則說明三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方程中的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間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反之，變量之間不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回歸方程是一個“偽回歸”。在檢驗殘差序列e是否平穩時，同樣采用ADF檢驗法。表4數據表明，ADF值小于5％臨界值，由此可得序列e為平穩序列，故lnY、lnL、lnK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且lnY＝－24．86＋4．15lnL＋0．14lnK＋e。從模型的各項檢驗指標來看，R2＝0．97，可以看出方程擬合優度。由于該模型的F值為728．9，因此可以說明方程的總體對數線性顯著，該模型通過方程總體的顯著性檢驗。從模型中可以看出，福建省勞動投入的產出彈性為4．15。說明勞動每增加一單位，產出增加4．15單位。根據公式：勞動力投入對經濟的貢獻率＝勞動力產出彈性×（勞動力增長率／GDP增長率），可計算出近10年來福建省勞動力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如表5所示。從表5可以看出，勞動力投入對福建省經濟增長貢獻率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約為21％，到了90年代后期達到約78％，呈上升趨勢，但進入21世紀后勞動力投入對福建省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開始下降，從68％下降到約32％。由此可見，自21世紀以來勞動力投入對福建省經濟增長的貢獻正在逐漸下降，福建省經濟增長仍保持較高速度的主要原因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技術進步以及政治制度建設等。但隨著出生率、死亡率下降，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正在悄悄影響著福建省經濟發展的步伐。
三、應對福建省人口紅利轉變的對策
1．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提高勞動生產率當前，福建省勞動力的數量增長對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在不斷降低，而人力資本將逐步成為福建省經濟實現持續增長越來越重要的因素。從短期來看，低成本的勞動力可以促進經濟的短暫發展，但是從長期來看，勞動力的低成本將會反映出勞動力素質和生產率水平的低下，因此，它將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福建省14～64周歲的人口中農業人口占大多數。不少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業，但都得不到應有的教育與培訓。由于低成本勞動力具有相對較低的創造力，因此，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是降低勞動力成本的重要途徑。除此之外，還應當積極發展職業技術教育，使福建省農業勞動力在進入非農產業就業之前，獲取必要的職業技術技能。通過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水平，充分挖掘福建省人口紅利效應。
2．加快產業結構升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減少，勞動力的成本將會逐步提高，福建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將會逐漸失去，產業梯度將會發生轉變，福建依靠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促進經濟增長的方式將逐步失效，需要探尋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因此，就必須舍棄比較優勢較弱的低技術產品和產業，研發自主創新產品，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首先，通過優化升級產業結構，推進二、三產業共同發展，通過第三產業最大限度地吸收富余的人力資源。同時，政府在財政、稅收等政策上要研究和出臺鼓勵自主創業和彈性就業的措施，促進產業的優化升級和人力資源的同步調整。其次，在專業化分工不斷深化的趨勢下，設計策劃、技術研發等商務服務業成為制造業競爭力越來越重要的元素，因此必須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使之與第二產業一起成為福建經濟增長的兩個重要支撐，促進福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本文來自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雜志。《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雜志簡介詳見）
3．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隨著城市化的推進，未來城市勞動力的供給，必須依賴于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福建省的總人口中有60％左右是農村戶口，其大部分勞動力來源也是農村，但是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嚴重阻礙了勞動力的轉移。因此，為了確保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順利轉移，就必須取消這種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政策措施，以降低農村中剩余勞動力的沉淀。具體應當做好以下幾項工作：首先，消除制度，及時疏導農村剩余勞動力，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夠暢通無阻的轉移；其次，在就業機會上，消除戶籍對就業范圍的限制，根據崗位的需要，提供公平的就業機會，在待遇上，規范目前非正規的勞動力市場，降低農民的進城成本，保護農民勞動力的合法權益，以提高農民的積極性。只有這樣，農村剩余勞動力才能得到有效轉移，人口紅利的潛在效應才能被釋放出來。
第9篇：人口紅利作用范文
吳敬璉稱，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是在供給側，供給的增加是由供給的三個主要動力推動的，即勞動力的投入、資本的投入（投資）和效率的提高。現在的問題是動力削減了。比如，人口紅利減少、投資效率降低等。也即是潛在增加率下降，而潛在增長率下降只有提高效率才能解決，所以要尋找和提升新動能。
吳敬璉強調，發揮新動能的作用，就是要發揮市場的原力。只有建立起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它才能發揮原力。而要建立這個市場體系，就需要將各種各樣的改革措施真正落實到位。
此外，對于收入問題，吳敬璉表示，增加勞動者的收入，根本還是要提高效率。若只是硬性規定提高工資，那么企業就難以承受，一者會導致企業自動歇業，二者會導致資本外逃或投資移民。只有推進體制的完善，提高整體經濟的效率，進而才能維持有效率的增長，才能談得上企業的繁榮、勞動者收入的提高。
厲以寧：中國正在悄悄進行一場人力資本的革命
12月10日，在第十八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尋找紅利新源泉”的主題演講中稱，中國正在悄悄進行一場人力資本的革命，廣大農村正在掀起學習知識技術的創新創業浪潮。
針對當前風行的“中國人口紅利已經枯竭”的觀點，厲以寧表示，中國的人口紅利并未枯竭，而是正在發生變化。過去只聽說過“海歸”，現在中國出現了“城歸”，也就是農村外出打工的人在外面工作了幾年，學會了技術，積累了經驗和資金，更懂得了市場怎么運作，然后回鄉創業。如今，一股新的創意、創業、創新的浪潮正在中國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