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并購的原因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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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司并購的原因范文
一、并購融資
（一）并購融資的主要方式
并購融資是指某一企業為了合并或是收購另外的一家企業而進行的融通資金的活動。也就是并購企業為了促進并購活動的良好發展，重新設計并購雙方資本構架，在借助財務杠桿的資本市場幫助下合理合法融通資金的行為。就目前常見的融資方式主要分為內部融資和外部融資，我國企業的并購融資方式見圖1。
（二）影響并購融資的主要因素
在并購融資中，有很多因素不受企業主觀控制。首先是并購環境，規范的市場環境能夠有效促進企業開展并購融資，另外就是并購的原因，企業每進行一項并購活動都有其不同的原因，企業并購原因的不同則會使選擇并購的選擇方式有所不同，企業并購的主要方式可以大體劃分為現金、資產和股票等。企業選擇的支付方式不同就會使其融資工具產生差異，最終會對融資產生的效果大相徑庭。
二、國內外并購融資的發展現狀
（一）我國并購融資的現狀分析
我國的上市公司融資渠道還比較匱乏，相對應并購融資可選擇的工具也就比較少，我國越來越多的并購活動可以通過證券市場和產權交易市場進行，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資本市場規模太小，融資機制還不夠完善。
（二）國外融資并購的發展概況
1956年，美國經濟學家莫迪利亞尼（Modilgliani）和米勒（Miller）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資本成本、公司融資和投資理論》一文，提出了MM定理。這一定理的提出就創立了現代融資結構理論開創了融資結構的研究，使其成為一種嚴格而又科學的理論，并且認為存在企業所得稅的情況下，企業負債率100%才是最佳的融資結構。其中美國的并購融資案例是在全世界比較成功的，美國并購融資活動中的主要幾種方式如圖2。
三、上市公司并購融資對其并購績效的實證研究
（一）吉利并購沃爾沃案例的介紹
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憑借18億美元另加票據的方式并購福特旗下沃爾沃汽車企業全部的股權和相關資產，于2010年8月2日完成交割，這是一次典型的企業實力相差懸殊的并購案。在吉利并購沃爾沃的這次非常成功的案例中，吉利公司付出的18億美金中只有少部分的自有資金，而大部分來源都是外部融資，可以看出如果企業能夠合理運用多種融資方式對這次并購的順利完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并購前后財務指標比較
1. 償債能力分析
償債能力是指在一定期間內企業能否及時歸還到期債務的能力，其中包括償還短期債務和長期債務的能力。具體分析了償債能力的基本概念后，得知償債能力有助于對于未來收益的正確預測，明確企業將會遇到的風險以及可否持續經營。為了更為準確的表示并購前后各項財報指標的綜合變化，以2007年至2013年并購前三年和并購后三年的年報為依據做出了吉利公司的償債能力分析。
可以看出，在2008年這一點上流動比率和速動比率出現極值，原因就是在發生并購前吉利公司為并購活動的順利開展積累了一定的利潤，從而使流動資產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的原因，吉利的流動比率，速動比率和資產負債率具有相同的變化趨勢，以2010年為并購點，2008年至2011年的流動比率和速動比率都呈現持續下降趨勢，但從2011年年報數據可以看出，這種情況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甚至開始上升的趨勢。2013年的流動比率為1.29，表明短期償債能力稍有不足，可能導致存貨的積壓。吉利公司的資產負債率一直低于1，這說明吉利公司很好地利用了財務杠桿。
2. 盈利能力分析
盈利能力就是以獲利為企業經營的直接目的，這是企業財務分析的核心。企業的股東、債權人或是經營管理者都對企業的盈利能力非常關心。如圖4，采取吉利公司2007至2013年度的凈資產收益率和總資產收益率作為對其盈利能力的評估。
從兩個財務指標看出，總資產收益率在2008年達到極值，其獲利能力最強，下降至2011年后緩步上升，說明企業的整體獲利能力（包括凈資產和負債在內）在經歷2010年并購活動后緩慢增強，原因在于2010年吉利公司成功并購活動后負債融資的比例有所增強，吉利的資本構成發生了改變，資產負債率為0.627，公司資產的盈利比率就相對較高。
3.營運能力分析
營運能力比率是用資產周轉速度衡量企業組織和營運特定資產能力的指標，企業的周轉速度越快反映其償債能力越強，所以采用吉利公司并購前三年和并購后三年的存貨周轉率和總資產周轉率來分析其營運能力。
分析財務報表可知，存貨周轉率從2007年到2008年是上升的狀態，在2008年增長了10.90，表明存貨的周轉速度快，變現能力強，進而則說明吉利企業具有較強的存貨營運能力和較高的存貨管理效率。2007年到2013年的總資產周轉率盡管有所波動，但整體趨勢也還是逐步上升的，其中2009年的漲幅較大，盡管2011年總資產周轉率下降了，存在這一問題的原因可能是吉利并購沃爾沃這一年正處于整合階段，所以該企業的綜合運營能力較弱。但是其數值還是高于并購前2009年以前的總資產周轉率，但存貨周轉率在2009年到2011年這段期間表現的下降趨勢十分明顯，在其企業年報中得出，吉利公司的銷售成本呈逐年遞增的趨勢，同時造成了存貨的增加，從而導致存貨周轉率下降，流動性變差。
（三）吉利并購沃爾沃后面臨的風險
伴隨著吉利并購沃爾沃事件成功的同時也存在著許多風險，第一是維持品牌的風險，眾所周知沃爾沃早已納入世界高端品牌，但吉利公司作為一個低端品牌，在經歷并購后就會有消費者考慮到兩者的合并會不會影響到沃爾沃這個高端品牌的質量。第二是關鍵技術使用權問題，倘若沃爾沃公司的核心技術未能被吉利公司獲得，并購后的經濟效益將大受影響。第三是公司文化融合而產生的問題，關于跨國并購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兩者在分級決策風格方面會有很大的差異。第四是高端人才的流失風險，如果并購后企業的骨干由于企業未來的不確定性離開將會使沃爾沃徒有一個品牌而未得其精髓。第五是經濟上的風險，吉利公司在付出18億并購價后，后續的重組也很可能超出預算，從而導致其未來投資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沃爾沃公司的原先的高薪員工和自有的退休員工也成為了一項不小的支出，還有就是沃爾沃原來的債務糾紛還可能會出現或多或少的問題，中外財務系統不匹配，匯率風險等問題造成了高昂的品牌運營成本和后續資金的投入，是吉利并購后進行國際經營的關鍵問題。
四、針對上市公司并購融資存在問題提出的可行性建議
一是根據融資工具相對單一，融資渠道狹窄的問題，需要提出將融資環境改善，尋找出更多并購融資渠道的出路。我國企業并購融資的主要方式基本都具備，但由于我國經濟市場的不完善和相關國家政策法規的限制，一旦具體到并購融資方式和工具中，開展并購活動的上市公司可選擇的融資工具就會受到限制。因此，要想改變我國上市公司融資及支付方式的現狀，就需要政府適當降低企業上市門檻、放松貸款限制、完善我國資本流通市場，同時允許上市公司進行多類型的融資活動。
二是根據我國上市公司并購融資中的不規范的操作現象，需要加強制度創新，嚴格管理并購融資活動的整個過程。因我國或多或少的會限制一些并購融資工具的使用，就有企業想要謀求發展而使用了一些并不合理的融資方法，這個問題會對付出資金的一方來說存在一定風險。針對公司并購存在的盲目性我們應該加強并購風險管理意識，還要積極的探索擔保運行機制，促進并購企業體系的健康發展。
三是根據我國上市公司中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需要提高金融中介機構的實力。在并購融資中，信息不對稱問題十分嚴重，例如為了使吉利和沃爾沃兩個品牌之間的干擾降低，獨立運營不失為一個正確的選擇。并購交易完成后沃爾沃公司的總部依舊設立在瑞典，吉利公司借助于兩套領導系統服務于不同的消費者，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僅減少了高端人才的流失風險，還能保證沃爾沃的品牌質量。另外，財務方面的整合也非常重要，所以，不僅應該對并購企業和目標企業的資產和負債加以整合，還應該關注其內部的績效評價，在完成公司并購后，在財務方面必須實施一體化管理，目標企業必須按照并購企業的財務管理模式進行計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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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公司并購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并購；宏觀經濟環境；VAR模型
中圖分類號：F83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4）06-0087-08
一、引言
關于并購活動的動因，西方學者通常是根據新古典經濟理論和行為理論進行解釋的。新古典經濟理論認為并購浪潮一般由經濟、管制和科技等因素的沖擊所導致（Mitchell and Mulherin，1996；Brealey and Myers，2003；Harford，2005；Martynova and Renneboog，2008）[1-4]；而行為理論則認為并購浪潮是由管理者的問題、自負及羊群行為所引起（Shleifer and Vishny， 1991； Bikhchandani， Hirshleifer and Welch，1992；Milbourn，Boot and Thakor，1999）[5-7]。此外，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并購浪潮是資本市場的發展、公司管理者利用資本市場的過高估價而擇時并購的結果（Shleifer and Vishny，2003；Rhodes-Kropf and Vishwanatan，2004；Rhodes-Kropf，Robinson and Vishwanathan，2005）[8-10]。盡管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環境不同，但并購活動總體上也呈浪潮式發展，并且具有周期性（唐紹祥，2006；劉淑蓮，2010；張秋生，2010）[11-13]。對這一現象的研究，國內學術界主要運用歸納性假設分析方法來研究并購浪潮的驅動因素（劉淑蓮，2010；張秋生，2010）[12-13]，在采用實證方法研究中，唐紹祥（2007）運用協整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檢驗了1998―2006年我國總體性并購活動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聯性，發現經濟周期、利率及股價與總體性并購活動存在長期均衡關系[14]。
總體而言，采用實證方法檢驗并購與宏觀經濟的關系，特別是運用中國公司并購的時間序列數據檢驗宏觀經濟沖擊的影響還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間。本文以我國上市公司于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發起的并購事件為研究樣本，運用協整檢驗、VAR模型、脈沖響應函數、方差分解及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研究發現：經濟發展水平及股價與總體性并購活動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而利率與總體性并購活動并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經濟發展水平與股價是總體性并購活動的Granger原因，而利率并不是總體性并購活動的Granger原因；短期內，經濟發展水平波動與股票價格波動對總體性并購活動波動存在正向影響，利率波動對總體性并購活動波動存在負向影響。與其他研究中國并購活動的實證論文不同，本文的研究樣本時間跨度長，采用協整檢驗、平穩時間序列數據的向量自回歸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檢驗并購動因，一方面可以克服多元線性回歸在刻畫經濟變量之間的長期關系時可能存在的偽回歸問題，另一方面也可以與非平穩時間序列數據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相比較。本文研究結果與唐紹祥（2007）的結論有所不同，得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結論。本文的研究不僅有助于檢驗我國已取得的各種歸納性假設，而且還有助于理解我國上市公司總體性并購活動的發展趨勢，明確影響并購活動的宏觀驅動因素，為公司預測與選擇并購時機、提高并購協同效應提供有價值的參考依據。
二、文獻回顧
關于并購活動的驅動因素，西方學者大多是側重于微觀經濟個體研究并購的形成動因，至今尚未得出一致的結論。盡管對并購動因的理論研究尚存較大分歧，但一些學者研究發現大部分并購活動幾乎在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公司同時發生，這表明并購活動可能存在共同的驅動因素（Harford，2005）[3]，即不同于微觀經濟個體的宏觀經濟動因，這些因素可能是經濟發展水平、資本市場、產業沖擊、科技進步等，本文主要從前兩個方面作一個簡要的回顧。
Reid（1968）提出了并購活動-經濟繁榮理論[15]，為更好地理解并購活動與宏觀經濟的關系作出了開創性的工作。在此基礎上，一些學者研究發現并購活動與經濟周期存在著相關性，即并購活動存在順周期特征（Melicher，Ledolter and D’Antonio，1983；Becketti，1986；Makaew，2011）[16-18]；并購活動的強度與經濟增長及資本市場狀況的變化正相關（Nelson，1966；Liu and Wen，2010；Palmquist and Sandberg，2012）[19-21]。Maksimovic and Philips（2001）研究發現并購活動通常在經濟繁榮時期升溫，而在經濟衰退時期放緩[22]。Lambrecht（2004）采用實物期權方法研究表明并購活動與產品市場需求正相關，當產出價格處于高位時觸發并購[23]。因此，并購活動與產品市場周期相關。從宏觀經濟指標與并購活動的關系分析，Steiner（1975）研究發現并購交易數量與GNP正相關，且并購活動的增加與經濟環境的改善相關[24]。Golbe and White（1988）也證實并購交易數量與GNP正相關，但與實際利率負相關[25]。
Harford（2005）不僅認為并購活動是應對經濟環境變化的結果，而且還認為資本市場的繁榮所帶來的足夠的資本流動性是驅動并購的必要因素[3]。Shleifer and Vishny（1992）認為并購活動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聯性由資產流動性價值與債務融資能力的關聯性所驅動[26]。Eisfeldt and Rampini（2006）也認為公司之間資產重新配置的順周期緣于資本重新配置成本的反周期[27]。Melicher、Ledolter and D'Antonio（1983）將并購作為股票價格和債券利率的函數來解釋并購活動，他們的研究發現：（1）股票價格上漲（下跌）后一個季度內出現并購活動的增加（減少），由于并購談判往往在并購完成兩個季度前才開始，所以并購談判可能比股票價格的變化領先一個季度；（2）并購活動與先前的債券利率負相關，但其相關程度弱于并購活動與股票價格的相關程度[16]。這些結論表明融資可獲得性是主并公司進行并購活動的重要驅動因素，當資金較容易獲得時（股票價格上升、利率下跌），并購活動增加。這與資本市場狀況或其背后的原因可以解釋并購活動的觀點是一致的。李瑞海、陳宏民和鄒禮瑞（2006）認為中國的兼并活動與GDP增長率和市場化程度正相關，而與股票指數存在較弱的相關性[28]。唐紹祥（2006）研究發現中國總體并購活動呈浪潮式發展，并購活動具有周期性，而非遵循隨機游走過程[11]。唐紹祥（2007）認為經濟周期和利率是中國并購浪潮形成的主要原因[14]。潘勇輝（2007）通過對中美兩國1991―2005年跨國并購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驗證兩者之間存在著長期協整關系和短期修正關系[29]。
行為金融學的發展使股票市場與并購活動的關系得到了新的注釋。Brealey and Myers（2003）認為引發并購的原因是部分股票的價值被錯估，特別是當股票市場處于繁榮期時，股票價值被高估公司的管理層更傾向進行并購交易活動[2]。從行為學的角度分析，股票市場錯誤定價與管理者的過度樂觀與自信的交互作用共同推動了并購活動。Shleifer and Vishny（2003）明確將這種觀點概括為“股票市場驅動并購”[8]。Rhodes-Kropf and Viswanathan（2004）（R-KV）認為繁榮的股票市場使得主并公司可以通過被市場高估的股票去收購被市場低估的目標公司[9]。雖然R-KV給出了收購者行為的解釋，但仍然存在一個問題，即既然主并公司的股票被高估，為何目標公司會接受股票對價并購交易呢？R-KV認為主并公司與目標公司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目標公司不足以正確估計并購行為本身的價值。他們對股票價格的總估價錯誤導致了對并購協同效應的估價錯誤。因而接受了主并公司被市場過高估價的股票。Rhodes-Kropf、Robinson and Viswanathan（2005）將公司的市場賬面價值比率拆分成公司成分與市場成分，認為市場層面的錯誤定價是并購浪潮發生的顯著影響因素[10]。Rosen（2006）檢驗了并購對主并公司股票價格的影響，研究發現相比于其他時期的并購活動，并購市場繁榮時期的并購活動給主并公司帶來的收益較高，但是從長期來看，并購收益較低[30]。這表明過度樂觀的投資者誤判了并購所能帶來的協同效應。股票市場雖然是并購活動的一個顯著驅動力，但不能完全解釋并購活動的出現。由于受到其他經濟因素的影響，股票市場的繁榮可以刺激更多并購活動的發生，但并不是并購浪潮唯一顯著的驅動力。
除上述經濟發展水平、資本市場等宏觀經濟因素外，Mitchell and Mulherin（1996）、Harford（2003）的研究不僅證明并購活動和經濟環境中的股票市場有關，同時他們發現經濟、制度、產業沖擊等因素都會引發集聚的并購活動[1，31]。也有的學者分析技術進步對并購的影響，他們認為技術沖擊對產業環境、經濟環境的影響，改變了市場上要素的平衡關系，通過并購手段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新的平衡（Jovanovic and Rousseau，2002）[32]。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并不存在唯一的并購活動驅動因素，并購浪潮的出現是各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正如Ali-Yrkk？（2002）所認為的那樣，宏觀層面的因素諸如經濟繁榮、技術發展、全球化與規制等引起行業沖擊，為了有效應對這種沖擊，微觀層面的管理者出于經濟動機、管理動機與自負動機而作出并購決策[33]。因此，我們認為雖然并購更像是公司層面的事件，然而這種微觀層面的并購交易活動的發生往往具有聚類的趨勢，形成一種浪潮，這種現象表明從宏觀上來看，可能存在著一種普遍的長期均衡環境驅動著并購活動。本文主要從宏觀經濟環境層面來研究我國總體性并購活動的驅動因素，檢驗宏觀經濟環境與總體性并購活動是否存在著長短期關系。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經濟發展水平與并購活動
根據“并購―經濟繁榮理論”，經濟增長和資本市場繁榮與并購活動呈同方向變化，如果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代表總體經濟增長水平，那么，GDP越大，并購活動的交易量與交易額就越大。這是因為GDP絕對規模越大或者GDP增長率水平越高，意味著總體經濟需求越大，因而可能導致經濟資源的重新配置以達到最佳使用。而這種經濟資源重新配置的需要又觸發了并購活動。在美國、英國和歐盟其他地區，并購浪潮總是發生在經濟強勁增長、股票市場高漲時期，并購浪潮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緊密，全球并購的興起與衰退伴隨著世界經濟發展水平高峰與低谷的輪回而交替。同時，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動，宏觀經濟因素的變化對公司并購活動也產生周期性變動。GDP對并購活動的正向影響也得到了Resende（2008）的支持，他們認為國內總體并購活動與GDP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34]。另一方面，Healy and Palepu（1993）認為GDP規模越大，公司現金持有水平越高，而公司則會利用這些超額現金去并購當地的其他公司以增加公司規模及獲得市場支配力[35]。基于上述分析，我們提出如下待檢驗的假設。
假設1：經濟發展水平（GDP）對并購活動存在正向影響。
（二）市場利率水平與并購活動
并購作為一種投資行為，需要大量的資金作保證。由于并購公司的內部資金有限，完成并購交易所需要的資金一般是通過債務融資支付對價，因此，并購活動可能會受到現行實際利率水平的影響。較高的利率水平將意味著較高的資本成本以及緊縮的貨幣政策，將不利于并購活動的發生。結果，并購活動與現行實際利率水平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Golbe and White，1988；Weston，Mitchell and Mulherin，2004）[25，36]。融資約束可能會阻礙公司的并購交易活動，而較低的利率放松了公司的融資約束，當公司持有更多的現金或更容易進入外部資本市場融資時，就會更容易發起并購活動（Harford，2005）[3]。已有的研究表明并購水平與經濟環境及資本市場狀況的變化相關，并購活動為主并公司的融資可獲得性所驅動，較低的利率降低了融資成本，當資金較容易獲得時，并購活動增加（Melicher，Ledolter and D'Antonio，1983）[16]。Yagil（1996）研究發現利率與并購活動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37]。基于上述分析，我們提出如下待檢驗的假設。
假設2：市場利率水平對并購活動存在負向影響。
（三）股票市場狀況與并購活動
根據預期理論，股票市場狀況直接影響人們對未來經濟增長前景的預期。股票市場越繁榮，股票價格越高，越容易引發公司的并購活動。Geroski （1984）、Guerard（1989）考察了股票價格與并購活動之間的關系，認為股票價格對并購活動具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是高股票價格降低了公司的資本成本，提高了并購活動所能帶來的未來回報的凈現值；二是現行的股票價格在預測未來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方面在統計上顯著[38-39]。Gort（1969）提出了用以解釋并購活動與股票價格之間關系的“經濟突變理論”（Economic Disturbance Theory）[40]。他認為外部經濟因素的變化（如股價的上升）會引起持股股東和非持股股東對公司價值的不同預期，從而引起并購活動水平的增加，變動的股市比靜止的股市能產生更多價值被低估的公司，促使公司去收購價值被低估公司的股票，從而解釋在股市上升或下降過程中產生并購活動的出現。當一國股票市場進入蕭條期時，股票價格往往被嚴重低估，就會出現較多的跨國并購現象。Shlerfer and Vishny（2003）、Rhodes-Kropf and Viswanathan（2004）認為股票市場估值驅動并購浪潮。他們認為繁榮的股票市場導致主并公司用過高估價的股票去并購被市場低估的目標公司的資產[8-9]。基于上述分析，我們提出如下待檢驗的假設。
假設3：股票價格指數對并購活動存在正向影響。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由于中國較為頻繁的上市公司并購起始于1997年，所以，本文采用的數據起止日期為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為了保持數據統計口徑的一致性，將各變量數據調整為季度數據，并對明顯具有季節性的變量數據利用X12方法進行了季節調整。并購數據來源于CSMAR中國上市公司并購重組研究數據庫，GDP、利率與股票價格指數數據來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及Wind資訊。
（二）變量定義與模型設定
1. 變量定義。（1）并購交易數量。衡量并購交易活動的方法有兩種：一是根據并購交易的數量，二是根據并購交易的總金額。單獨考慮并購交易的數量，可以做到對所有并購交易活動一視同仁，是對發生在中國的并購活動廣度的一個明顯度量。相對地，單獨關注并購交易的總金額，是對大規模交易的深度或重要性的度量。但由于不少中國上市公司的并購交易金額并未披露，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問題，本文決定采用并購交易數量的季度數據來衡量中國上市公司的總體性并購活動。根據CSMAR中國上市公司并購重組研究數據庫的重組類型標準，將并購限定為資產收購、股權轉讓、吸收合并以及資產置換，而不包括資產剝離、債務重組與股份回購等形式的廣義并購活動。在實證研究之前，利用X12方法進行了季節調整。變量用M&A表示。
（2）GDP。為了研究經濟發展水平對中國上市公司總體并購活動的影響，本文采用實際GDP的季度數據進行度量。變量用GDP表示。
（3）利率。本文利率指標采用六個月期貸款實際利率的季度數據。變量用R表示。
（4）股票價格指數。由于綜合反映股票市場狀況的滬深300指數只能獲得2005年及以后的數據，且國內沒有其他反映滬深股價綜合水平的指數，同時考慮到深圳綜合指數與上證綜合指數的波動幾乎保持同步，因此，采用深圳綜合指數的季度數據來反映股票市場狀況。數據在使用之前采用X12進行了季節調整。變量用StockPrice表示。
2. 模型設定。為了研究宏觀經濟環境對中國上市公司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影響，本文建立（1）式的基本模型，以分別考察經濟發展水平、股票市場狀況以及市場利率水平與并購活動之間的關聯性。考慮到各宏觀經濟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相關性，我們將對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變量數據進行時間序列分析。采用的研究方法具體包括協整分析以及建立VAR模型，通過運用脈沖響應函數與方差分解，檢驗各宏觀經濟變量對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動態影響關系及其影響程度，最后對各宏觀經濟變量與總體性并購活動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M&At=？琢+？茁1GDPt+？茁2Rt+？茁3StockPricet+？著t（1）
（1）式中，M&At為并購交易數量，GDPt為國內生產總值，Rt為利率，StockPricet為上證綜合指數，εt為隨機擾動項。
五、假設檢驗與結果
（一）宏觀經濟變量與并購活動的長期關系檢驗
1. 單位根檢驗。Chowdhury（1993）認為大多數宏觀經濟變量與并購活動的替代變量為非平穩變量[41]。因此，在模型的構建過程中，為避免時間序列出現偽回歸的現象，本文利用Augment Dickey Fuller（ADF）檢驗以及Phillps-Perron檢驗，以檢驗時間序列的平穩性。
從表1可以看出，這些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I（1），即它們本身都是非平穩時間序列，而其一階差分序列都為平穩時間序列，滿足協整檢驗的前提。
2. 協整檢驗。Johansen檢驗和用于單方程的基于回歸殘差檢驗的ADF檢驗不同，它是基于回歸系數的協整檢驗，用于檢驗變量之間的長期穩定關系。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M&A、GDP、R與StockPrice這四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均為I（1）過程，從而采用Johansen檢驗法分別檢驗M&A與GDP、R及StockPrice之間的協整關系。表2至表4的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檢驗方法的結果同時表明，M&A與GDP及StockPrice之間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至少存在一個協整關系，而M&A與R之間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不存在協整關系。表明并購活動與經濟發展水平及股票價格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而并購活動與利率之間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二）宏觀經濟變量隨機波動影響并購活動的動態過程分析
由協整檢驗確定了M&A、GDP、R與StockPrice四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之后，我們利用VAR模型考察變量間的短期動態關系。在VAR模型中，它直接把系統中的每一個內生變量作為系統中所有內生變量的滯后值的函數來構造模型，分析隨機擾動對變量系統的動態沖擊，從而解釋各種經濟沖擊對經濟變量造成的影響。為了考察并購活動、經濟發展水平、利率及股票市場狀況之間的短期動態關系，我們建立了包括并購交易數量、實際GDP、六個月期貸款利率以及深圳綜合指數的VAR模型，見方程（2）。由于平穩時間序列在建立VAR模型時效果較好及各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因此在下文中將使用各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進行分析。
AiM&AtGDPtRtStockPricet=？椎i+？著it（2）
其中，Ai為i維矩陣，i為滯后階數，？椎i為常數項向量，εit為白噪聲擾動向量。
1. VAR模型滯后階數的確定。建立VAR模型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最佳滯后階數的確定，滯后期的選擇可能會影響VAR模型估計的結果。因為模型的解釋變量多了，解釋力就要大一些，而解釋變量的增多會帶來自由度的損失。因此，在選擇滯后階數時，既要有足夠數目的滯后項，又要保證足夠數目的自由度。而各種信息準則考慮了自由度的損失，可以作為判斷模型階數的依據。本文采用常用的LR檢驗、AIC信息準則以及SC信息準則等來判斷恰當滯后期（見表5），由結果我們可以看到，滯后1期的VAR模型最為合適，因此，建立VAR（1）模型。
2. VAR模型的平穩性檢驗。VAR模型具有穩定性是模型適用的前提，模型穩定的充分必要條件是所有特征值的模都在單位圓以內（小于1），本文通過VAR單位根表對模型進行平穩性檢驗，得出模型中不存在大于1的單位根（見表6），所以建立的VAR（1）模型是非常平穩的。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進行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檢驗宏觀經濟變量波動對并購活動的影響。
3. 脈沖響應函數。VAR模型的系數通常難以解釋，而脈沖響應函數描述了在隨機誤差項上施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沖擊或新息（Innovation）對內生變量的當期和未來值所帶來的影響。因此，研究者通常運用脈沖響應來推斷VAR的內涵。在VAR模型基礎上，本文采用Cholesky分解技術，通過脈沖響應函數來進一步分析并購活動對GDP、R與StockPrice的一個標準差新息的脈沖響應。
從圖1來看，對GDP的一個沖擊，M&A在初始階段呈正向影響，之后這種擾動沖擊對并購的影響緩慢減小，在第三期后，并購的波動趨于零。說明中國并購活動的波動與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的GDP的波動正相關，處于擴張或繁榮階段的宏觀經濟環境有利于并購活動的開展。然而GDP沖擊對M&A的影響較為微弱。原因在于，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如西方國家那么成熟，并購重組活動大多在行政主導下完成，帶有政策性色彩，真正通過市場化運作完成并購交易的較少。
從圖2來看，對R的一個沖擊，M&A在短期內有較小幅度的下降，在三期之后趨于穩定。可見，并購活動的波動與利率的波動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說明在短期內融資成本的高低直接影響并購交易活動的發生。
從圖3來看，對StockPrice的一個沖擊，M&A在短期內有較小幅度的上升，在三期之后趨于穩定。說明并購活動的波動與反映股票市場狀況的股票價格指數的波動正相關。但StockPrice沖擊對M&A的影響較為微弱。原因在于中國政策性的股票市場不能完全有效地反映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股市不能真正成為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另一方面由于中國上市公司長期以來股權分置，存在股權高度集中，“一股獨大”現象，不利于股票在并購交易中充當支付工具的角色，同時，由于政策制度等方面的限制，也不利于主并公司利用股票市場的錯誤定價而擇時并購。最后，從并購交易支付方式的角度，我們也可以看出股票市場狀況對并購交易的影響較為微弱。劉淑蓮（2010）根據CSMAR數據庫對并購支付方式的分類標準，統計了1998―2008年共20 647起并購案，發現采用內部資金支付方式的并購案為90%以上，股票支付等方式占的比例非常小。這說明中國主并公司較少利用股權融資來完成并購交易活動。
4. 方差分解。分析了并購活動波動對經濟發展水平、利率及股票市場狀況擾動沖擊變化的響應之后，我們將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析經濟發展水平、利率及股票市場狀況的波動對并購活動波動的貢獻度，從而了解各新息對并購活動變化的相對重要性。
從表7可以看出，在對并購活動波動的影響中，如果不考慮并購活動自身的貢獻率，利率波動對并購活動波動的貢獻率雖然最大并且長期保持穩定，但也只達到0.8%左右；而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的GDP的波動對并購活動波動的貢獻率較小，一直在3%左右；股票價格指數的波動對并購活動波動的貢獻率也同樣較小，一直在0.2%左右。總之，在短期內，GDP、利率及股票價格的波動對并購活動波動的影響均較為微弱。
5. 基于VAR（1）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由單位根檢驗的結果可知所有變量均為I（1）序列，即原序列是非平穩時間序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要求變量序列是平穩的，且滯后期的選擇很重要。而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卻可以運用于具有協整關系的非平穩時間序列，滯后期的選擇也是確定的。基于VAR（1）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的檢驗結果如表8所示。
檢驗結果表明，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的GDP與反映股票市場狀況的股票價格指數是并購活動的Granger原因，而貸款利率并不是并購活動的Granger原因。說明繁榮的經濟發展與股票市場狀況確實有助于并購活動的發起，而貸款利率對并購活動發起的影響不甚明顯。
六、研究結論與展望
本文運用時間序列數據深入地研究了經濟發展水平、利率與股價指數對我國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1）總體性并購活動與經濟發展水平及股票市場狀況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而總體性并購活動與貸款利率并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從因果關系看，存在著經濟發展水平與股票價格指數到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單向因果關系，而利率與總體性并購活動不存在因果關系。說明經濟發展水平與股票價格指數是我國并購浪潮形成的重要原因。（2）在短期動態調整過程中，各宏觀經濟變量波動的沖擊對并購活動波動的影響程度存在差異。GDP波動在短期內對并購活動波動有著正向影響，但這種影響幅度較小。影響程度雖然沒有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宏觀經濟的繁榮與否確實影響著公司的投資行為。雖然利率與總體性并購活動并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但利率波動在短期內對并購活動波動有著一定幅度的負向影響。說明融資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并購活動的發生。股票價格指數波動在短期內對并購活動波動也存在正向影響，影響幅度同樣較小。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我國證券市場還不是很成熟，為典型的政策市場，而且股改前后，我國股票市場均存在大量的國有股與法人股，這使得股票價格指數的波動很難對總體性并購活動波動產生顯著的短期動態影響。通過以上分析發現，經濟發展水平與股票價格指數的波動是形成并購浪潮的重要原因，而利率波動雖然短期內對總體性并購活動有影響，但并不存在長期穩定的影響。
本文僅研究了反映宏觀經濟環境的幾個主要因素對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影響，而進一步地研究需要在此基礎上，結合微觀層面與行業層面的因素來分析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影響因素，及其分析驅動總體性并購活動的各層面影響因素的相對重要性。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逐漸深入，對不同國家的總體性并購活動的主要驅動因素進行比較分析，將進一步加深對全球性并購活動驅動因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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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on M&A Activity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ime-series Data
Li Jinglin1，2
（1. School of Accounting，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Wuhan 430205， China；
2. Hubei Accounting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430205， China）
第3篇：公司并購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 異質預期；非理；并購；事件研究
一、引 言
西方的公司并購理論(如協同效應、理論、自大假說、現金流量假說等)認為并購能為雙方股東帶來財富的增長，支持“并購創造財富”的觀點。但現實的研究卻有很大出入，目前基本達成一致的看法是：目標公司的股東獲得了顯著的正的超額收益，但收購公司在并購后的表現卻差強人意，無論從收購后短期(3―5天)還是長期(3―5年)看，收購公司股東財富都受到顯著損失。國內學者對我國并購市場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傳統研究主要從并購特征(如付款方式、公司規模、股票換手率、賬面一市值比率)出發，解釋公司并購后績效下滑的原因。近年來的研究從異質預期(Homogeneous Expectations)角度對并購績效進行了解釋。對于異質預期下的股價行為，Miller(1977)提出一種代表性的觀點，他認為，在禁止賣空的條件下，投資者存在異質預期時，證券價格主要由其中的樂觀投資者決定，樂觀投資者會傾向于推高證券價格，而使證券預期收益下降，當期收益上升。Alexandridis等(2005)運用英國的并購數據，發現了異質預期與上市公司并購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賴步連等(2006)，陳國進等(2007)找到了相應的證據，而Lee，Shleffer和Thaler(1991)，Jiang Wang等(2006)則持有相反的觀點。
因此問題是：異質預期是否能夠解釋并購后公司股價的下滑?賣空約束條件下的異質預期是否一定能夠導致股價的上升?
異質預期意味著市場上存在知情交易者和非知情交易者，二者對信息的占有和處理存在較大差異。在有效市場下，股價在信息公告后應立即反應到合理水平，并不會出現長期持續下跌。另外，從Jiang Wang等(2006)的研究結論可以推論出，如果賣空約束下的異質預期導致股價的單一走高，按照股利定價模型，對并購后公司業績的樂觀預期成為股價走高的主要因素，則意味著異質預期并不會影響股票的系統風險，也就是說，異質預期應該只造成公司特有風險的變化，當樣本數量足夠大時，公司的特有影響會相互抵消，既然如此，股票在并購前后就不應該出現明顯的異常收益(Abnormal Remm)。因此，本文認為，僅是投資者異質預期難以解釋并購公告前股價上升、公告后股價下跌的普遍現象。要完整地解釋這個現象，應該將投資者的非理納入分析，可能的原因是，異質預期下的信息不對稱加劇了投資者的非理，股價出現過度反應(overreaction)，導致事后股價持續走低。
隨著行為金融學的發展，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討論投資者非理對股票定價的影響。在資產定價理論中，理性投資者被定義為那些能夠依據經濟狀態的客觀概率行事的投資者(Lucas，1978)，他們運用客觀概率尋求效用的最大化。相對應的，非理性投資者被定義為不按經濟狀態的客觀概率行事的投資者，在市場上可能更多受到其他投資者行為影響或投資者情感影響而表現出羊群效應或追漲殺跌等現象。非理性投資行為對證券定價的影響一直存在爭論，Friedman(1953)認為在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上，非理性投資者不能幸存，理性投資者行為決定著資產的定價。而De Long等(1991)認為非理性投資者的交易行為可能使理性投資者面臨噪聲交易風險，非理性投資者反而可在非理中獲利從而戰勝理性投資者。Jiang Wang等(2006)通過構建理論模型進一步證明，非理性投資者的幸存和對股價的影響是獨立的，即使非理性投資者在市場上擁有較少的財富，仍然對股價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在實證研究方面，Neal and Wheatly(1998)，Brown and Cliff(2005)，Baker and Wurgler(2006)都發現了非理在證券市場上存在的證據。
二、研究設計
我們采用CSMAR兼并與重組數據庫中的樣本，時間為2002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我們選取的標準如下：(1)只選擇上市公司作為收購公司的情況，剔除上市公司作為被收購方的情形；(2)對于一年中涉及多次并購行為的上市公司，由于兩次并購期間收益可能失真，我們只選擇每個公司最后一次并購事件進行研究，并且兩次并購事件至少相差半年；(3)作為檢驗的需要，選擇的樣本在公告前至少有90個交易日的運行時間；(4)剔除不成功的交易；(5)由于金融行業的特殊性，剔除金融行業樣本。滿足上述條件后，我們得到了895家樣本上市公司。
(一)主要變量
1 投資者異質預期。異質預期本質上反映了投資者持有的不同看法，主要根源于證券市場的信息不對稱。Steve(1988)用證券分析師的意見分歧來反映投資者異質預期，Houge等(2001)用買賣價差(bid―ask spread)作為衡量信息非對稱的指標，本文采用Dierkens(1991)Moeller，Schlingemann and Stulz(2004)的特異波動性作為信息非對稱的替代指標。特異波動率(volatility)定義為經市場收益調整后的證券收益的標準差。對并購事件的認定以公司首次公告為準。以首次公告前30個交易日的股票特異波動性來衡量投資者的異質預期程度。特異波動率越大，投資者的異質預期越高。
2 非理。對投資者非理從兩個方面進行刻畫，一個是市場層面的非理，這通常被稱為投資者情感(Investment Sentiment)；另一個層面是投資者在某只股票上的非理。
(1)國外文獻衡量股票市場投資者情感的代表性指標有封閉式基金折價、開放式基金凈贖回、股票市場流動性、股票IPO首日的收益、權益證券發行占比、風險態度指數、投資者買賣意愿調查指標等。本文結合我國實際，選用封閉式基金折價(CEFD)和股票市場換手率(Turnover)兩個指標來衡量投資者情感的大小。進一步，采用Baker and Wurgler(2006)的方法，將市場的走勢從投資者情感變量中分離出來：
Is1=a1+β1Indext+Σ1
其中，Is1是投資者情感指數，Indext是采用滬深300指數。分別用CEFD'it和
Turnover't。來表示去趨勢后的封閉式基金折價指數和股票市場流動性。
(2)本文用個股超額換手率來衡量投資者對某只股票交易的非理。為了消除整個股票市場的共同影響，我們采用超額換手率指標DTit,假定市場t日換手率為MktTt，股票i在t日的換手率為Tit，則：
DTit=Tit―MktTt
3 并購后股票超額收益。計算長期收益率主要有兩種方法，一種是Fama(1969)首先提出的累計超額收益率(CAR)方法，另一種是買人并持有收益率計算方法(BHAR)。一般來說，CAR的估計結果可能過小，而BHAR的估計可能偏大。因此，本文分別用兩種方法對并購后股票的超額收益進行分析。
4 公司特征變量。本文選用交易規模(RZ)、關聯交易(RT)和買方盈利能力(ROA)作為控制變量。交易規模表示為并購交易余額與收購公司總市值比值。關聯交易變量為啞變量，關聯交易并購記為1，否則為0。
(二)檢驗方法與模型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來研究投資者異質預期、投資者情感和并購績效的關系。選定并購的首次公告日為事件的0點，事件的估計窗口為(-90，-31)，事件的考察窗口為(-30，30)。
本文實證檢驗的模型為：
ARi=a+b1HEi+Σi(1)
ARi=a+b2IBi+Σi(2)
ARi=a+b1HEi+b2IBi+b3CVi+Σi(3)
式中，AR代表股票的超額收益，分別采用CAR和BHAR進行檢驗。HE是異質預期指標，用特異波動率(VT)進行檢驗。IB為投資者非理指標，采用股票市場換手率(Turnover)、封閉式基金折價指數(CEFI))和個股超額換手率(DT)進行檢驗。CV代表公司特征向量，bi為估計系數。
三、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在進行截面回歸時，解釋變量采用并購公告前30個交易日的平均值，被解釋變量采用并購公告后30個交易日的數值。本文研究所涉及的所有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下：
首先，公司在并購公告后30個交易日的超額收益呈現為負數，所有樣本的平均CAR為-0.6％，BHAR為-1.2％，這與文章的假設一致。樣本股票的平均異質波動率為1.39％。其次，從投資者情感看，市場在并購前30天的平均換手率為0.87％，經指數調整后的平均換手率為0.13％，顯示出樣本期間的市場換手率高于平均水平。樣本期間封閉式基金平均折價為2.49％，反映出該時期投資者的非理程度較高；個股超額換手率DT為0.12％，顯示樣本公司在該時期的交易頻率高于市場平均水平。另外，從公司特征變量看，并購的交易金額與收購公司規模之比平均為44％，但波動很大，最高的達到收購公司的10倍。公司在并購前三年的平均資產收益率為3.98％，但也有不少公司收益為負。并購樣本中涉及關聯交易的占57.3％，未涉及或未披露的(未披露的按不涉及關聯交易處理)占42.7％。
計算出并購前后30個交易日的BHAR值和CAR值(圖略)，無論是BHAR還是CAR都體現出相同的走勢，在并購前30天的超額收益并不顯著，但在并購公告時超額收益有一明顯跳躍，達到最大值，在公告后即迅速出現下滑，變為負數。相比起來，BHAR下降的趨勢更為明顯。并購公告30天后BHAR下降了1.4個百分點，遠大于CAR的0.1個百分點。
分別計算出證券在并購公告前30天、并購公告后30天、并購公告前(一60，-31)天的特異波動率，從Mann―Whimey的平均值t檢驗結果看，并購公告前30天特異波動率最大[0.0139]、并購公告后30天次之[0.0053]、并購公告前(-60，-31)最小[0.0012]，這符合我們的猜測。
描述出并購前30個交易日和并購后10個交易日的平均股票市場換手率和個股超額換手率，以及并購前6周和并購后2周封閉式基金折價指數的走勢(走勢圖略)，三個指標并購前都呈現略微走高的趨勢，在并購后出現下降。這符合我們的預期，并購前非理性因素可能是推動股價上升的重要原因。三個指標中，個股超額換手率效果很明顯，而經指數調整后的Turnover’和CEFD’也較為明顯。
(二)實證結果
表2和表3給出了方程最終檢驗結果略去(變量的相關性檢驗)。
從表中可以看出，對于被解釋變量CAR和BHAR，方程1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雖然股票的特異波動性與公司并購后超額收益呈負相關關系，意味著股票特異波動越大，超額收益越小，但變量系數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與賴步連等(2006)的研究結果不符，可能是因為賴步連等只是對超額收益進行了分組檢驗，并沒有進行回歸檢驗，結果并不準確。
在方程2中，本文對投資者非理進行了檢驗，反映投資者非理的變量市場換手率(Turnover＆Turnover’)、封閉式基金折價指數(CEFD&CEFD’)及個股超額換手率(DT)大多數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對公司并購后的超額收益有顯著負向影響。市場換手率增加1個百分點，CAR下降大約1.5個百分點，BHAR下降大約3個百分點；封閉式基金折價指數增加1個百分點，CAR下降0.2或0.3個百分點，BHAR下降0.2或0.6個百分點。反映市場投資者情感變化的指標中，市場換手率的解釋力度要優于封閉式基金折價指數，而Turnover的解釋力度相應較強。另外，無論是CAR還是BHAR為被解釋變量的檢驗結果中，個股的超額換手率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個股超額換手率增加1個百分點，CAR下降大約1.5個百分點，BHAR下降大約2.5個百分點。對方程2的檢驗印證了本文的假設，在解釋并購前后股票超額收益為什么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現象時，投資者的異質預期并不是重要的原因，而投資者非理是導致這一無效現象出現的重要原因。市場上投機氛圍的變化使投資者產生程度不同的非理，并購前投機行為的加劇使股票超額收益增加，而并購后投機行為的減弱使股票超額收益下降。在投資者的非理中，反映市場共同趨勢的投資者情感相對次要，而投資者在某只特定股票上的非理是導致股票價格出現過度反應的重要原因。當某只股票產生并購傳聞或預期時，由于信息不對稱會激發投資者大量非理，賣空約束下的樂觀投資行為可能成為非理性投資者的“交易信號”，誘導非理性投資者推高股價。這一結論說明，MiUer(1977)認為在賣空約束下投資者的異質預期會推高股票價格的觀點并不完全正確，股票價格更加受到投資者的非理影響。
對方程3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綜合考慮所有因素后，方程的解釋力度均有所提高。股票特異波動性變量的顯著程度有所提高，可能是變量之間的少量相關性所致。在公司特征變量中，交易規模(Rz)和是否關聯交易(RT)的檢驗結果并不顯著，但并購前三年的平均資產收益率(ROA)指標卻呈現出顯著性。即并購前公司的業績越好，投資者對并購的預期越高，股價高估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并購后股價向“均值”的回歸帶來了收益更大幅度的下調。
(三)穩健性檢驗
我們采用了兩種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一是將樣本按年度分組，用Turnover和CEFD分別作為投資者情感指數，對方程3進行檢驗。
另外，本文構造了時間序列檢驗模型進一步非理因素對股票超額收益的影響。檢驗結果(因篇幅原因，省略了檢驗結果)顯示，除了2002年的檢驗效果較差外，其年度的檢驗均與前述檢驗結果基本吻合，而非理對超額收益的滯后影響大約在30日左右。
第4篇：公司并購的原因范文
一、引言
19世紀末興起的并購行為現今已成為許多經濟組織的主要發展戰略。并購有風險并且耗費時間和精力，然而從全世界范圍持續且頻繁的并購活動卻看不出CEO對這項挑戰的絲毫畏懼，即使當金融市場對并購的反應為消極時。我們不禁產生疑惑：CEO為什么成為并購的擁躉？是哪些因素在驅動著CEO的并購決策？
二、世界并購浪潮的特征
并購浪潮是經濟、技術和監管三者相互沖擊后結合的成果。根據每次并購浪潮的不同特征，我們將并購事件劃分為六次并購浪潮：
表1 六次并購浪潮的不同特征
本文將2004年劃定為第六次并購浪潮的開始（表1），在此年度不僅并購交易完成的數量和價值空前同時已成為全球共同參與的現象。亞太地區成為并購的重要參與者，該區域的并購在2007年達到高峰。在中國2007年的并購可以用“井噴”形容，除了受到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主要是國內股權分置改革使并購市場發展迅速。
第六次并購浪潮（表1）的重要特點是新興市場買家的出現。中國企業的海外交易額從50億躍至310億美元。2008 年中國鋁業收購英國力拓礦業12%股權創下單筆金額過百億記錄。2012 年中海油收購加拿大尼克森公司再次創出新高。世界并購浪潮為經濟發展帶來資金、技術、市場及先進的管理方法，同時也帶來負面影響。我們不禁質疑：是哪些因素驅動著CEO的并購決策？
三、并購動機的理論解析
關于公司并購主要動因不妨從以下幾個角度進行剖析：
1.經濟效率，如規模與范圍經濟、壟斷優勢、財務和經營協同效應、財政優勢、潛力股票獲利及對商業環境的應對。CEO選擇并購的動機是使股東財富最大化，而學者們認識到追求經濟效率并非CEO進行并購的主要動因。并購活動對公司經營績效及股東財富的影響是消極的，從長遠看產生巨大的負收益。
2.第二種解釋是CEO為一己之私犧牲股東利益。公司規模越大，CEO薪酬越高，厭惡風險的CEO會盡量保持公司規模的穩定性以減少薪酬的變動。將CEO薪酬與公司績效緊密捆綁從而鼓勵其為股東利益最大化選擇并購。然而該假設并非奏效，雖可采取CEO持股比例和長期激勵計劃（LTIPs），但持有相當比例股權的CEO關注如何降低自己的職業風險。
3.理論給予CEO的激勵對問題的補救并非總是奏效，那么第三種解釋是從政治環境、權利的角度考量。隨著公司在行業內影響力增大，CEO對董事會施加更大影響力，從而獲得包括自己薪酬制定的更多重大事項控制權。這是CEO防御，它包括公司組織結構、所有權、專家以及威望和權力等因素，該解釋幫助理解為什么CEO的薪酬組合激勵是低效率的。在我國，CEO與董事長兩職完全分離的公司非常少，大多數公司的CEO兼任公司副董事長或董事，一些公司甚至是兩職完全合一，這使CEO與董事會之間的關系十分微妙。
4.CEO熱衷并購活動的第四種解釋是以往公司獲得的成功與良好的經營績效可能歸功于具有過度自信特質的CEO。因為以往公司的經營績效出色會使得CEO居功自傲，高估自己的能力，因此導致其在進行并購時過分依賴自己的主觀直覺與判斷進行損害公司價值的并購交易，即CEO過度自信假說。CEO帝國構建動機與過度自信假說雖然在并購結果和市場的消極預期上具有相似性，但CEO選擇并購的目的和行動上二者還是存在差異。與帝國構建者不同，過度自信CEO相信自己是為股東的利益而為之，但由于對所產生的潛在協同效應過度樂觀導致錯誤定價，導致并購公司的“贏者詛咒”，其對目標公司估價過高而支付更多的并購溢價從而侵害了股東利益。
四、結論與建議
根據對六次世界并購浪潮特征分析及公司CEO對并購活動熱衷原因解析逐漸使困惑的問題清晰：（1）CEO選擇并購可能由于過度自信的CEO使股東財富最大化，亦可為自利的CEO為攥取個人利益；（2）CEO薪酬組合一定程度上可解決CEO與股東間的問題，但當存在CEO防御時卻破壞薪酬治理機制的有效性。鑒于上述分析提出建議：（1）對并購公司的CEO建立合理的監管機制；（2）完善公司董事會獨立性；（3）CEO薪酬激勵機制的設計應更具有效性，特別是發生并購等重大交易事項后應適當給予股權激勵使CEO個人利益與公司的長期經營績效相結合，從而降低CEO并購行為對股東價值所造成的不利影響。
參考文獻：
[1]李占雷.行為公司金融理論與實證[M].第1版.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11）
第5篇：公司并購的原因范文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009-4202（2013）08-000-02
摘 要 近十年來，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更多的中國企業參與到全球跨國并購當中。在我國企業進行跨國并購過程中有不少成功的企業，但同時也出現了很多失敗的案例。本文對近些年來，我國企業跨國并購成功和失敗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并通過一些典型案例進行佐證，總結出造成跨國并購失敗和成功的因素，并給出一些如果規避風險的建議，以期我國企業在未來跨國并購過程中更加成功。
關鍵詞 跨國并購 失敗成功要素 國際化
進入新世紀我國加入WTO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生產急速擴張，中國企業規模逐漸壯大，實力也日益增強，在多個領域都具備了世界級的產能，同時也積累了足夠的資金，因此，中國企業到海外發展的需求愈加強烈，步伐也越來越快。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世界經濟低迷，許多國外企業進行業務調整，欲出售相關業務或資產，這也給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提供了機遇。于是，近幾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逆全球經濟之勢而上，掀起了一股熱潮。2002年，我國跨國并購金額只有2億美元，到2006年這一數字是47.4億美元，但到2007年則迅速增長到260億美元，雖然受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并購金額回落到205億美元[1]，但從此我國企業跨國并購持續火熱。據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今年1月30日的報告，2012年我國大陸企業跨國并購交易總金額達歷史新高――從2011年的424億美元增至2012年的652億美元，上升幅度達54%。十年時間，我國企業跨國并購金額可謂飛速增長，但在增長的數字背后，我國企業跨國并購60%-70%的案例是失敗的[2]，或費盡努力收購不成，或收購后經營虧損、舉步維艱，不得不令人深思，我國企業如何才能完成對海外企業的成功并購，以及如何能實現并購后的成功運營，失敗與成功到底由何決定？
一、政治風險是阻礙我國企業跨國并購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國企業在進行跨國并購時面對的國際關系、東道國政局穩定程度等政治因素都會影響
并購的成敗。很多大的跨國并購都受東道國政府的監管，需要東道國政府的批準，而東道國政府出于產業利益或者國家安全的考慮，時常會加以阻撓，利用政治手段阻止并購的進行。另外一些政局不穩定的國家，可能面臨著國內動亂、政權更替等風險，新舊政權的更替或者長時間的政局不穩都可能阻礙并購的實施甚至導致我國企業財產的損失。近年來我國一大批企業在走出去跨國并購的過程中遇到了政治風險而遭遇失敗。2005年，中海油競購優尼科失敗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政府考慮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而加以阻止。而華為公司在美國的并購之路則是屢屢受挫，多次遭遇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而否決的失敗。
因此，我國企業今后在進行跨國并購時要充分考慮政治風險，對東道國政治風險進行充分評估，以更好的規避政治風險；亦或以做好完備的策略方案、增加公司透明度等方式降低政治風險，為并購成功贏得更好的政治環境。
二、我國企業跨國并購時應學會更好的規避法律和制度風險
我國的國家制度和法律體系都與世界很多國家存在較大的差異，不同國家的法律制度也
都有所不同，因此，我國企業在進行跨國并購時，首先要對東道國相關法律、法規、制度進行研究了解，以更好的遵守相關法律法規，規避法律和制度上的風險，尤其要加強對東道國關于反壟斷規定、市場準入、監管、稅收、投資經營等相關法律以及用工制度、勞工保護等法律法規的學習和研究。
三、因信息不對稱、調研分析不深入盲目并購導致失敗給我國企業帶來重大損失
近年來，發展壯大的中國企業有了一定的規模和資金實力，急于走出國門，實現國際化
道路，因此在面對機會時，往往過于樂觀，欠缺理性詳細的調研分析，就對國外企業采取并購，因此而導致失敗造成損失的例子屢有出現。2003-2005年，TCL急于走上國際化的道路，盲目追求規模，對市場缺乏準確的預判，在對電視和手機行業前景預測不清，對所收購企業技術、資產盲目樂觀的情況下，對湯姆遜和阿爾卡特進行并購，成立合資公司，結果電視和手機行業技術更新、市場發生變化，所收購的技術很快被淘汰，導致企業損失慘重。另外，中海油并購優尼科的失敗也存在這方面的原因，與被并購企業信息不對稱，對跨國并購公關、技巧了解不足，導致自己處于被動地位，遇到阻礙疲于應付，最終導致失敗。但去年中海油收購尼克森正是因為吸取了以前的教訓，并購前做了充分的準備，才能對不同的情況做出應對，在并購過程中處于有利地位，最終經過重重艱難取得并購的成功。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企業也越來越成熟。今后，我國企業在走出去進行跨國并購的過程中，應該更加理性，對國內外市場、被并購企業狀況以及未來行業發展趨勢做好充分調查研究及可行性分析，制定詳細的并購方案，再進行跨國并購，摒棄為了走上國際化道路，為了盲目擴大公司規模和聲譽而進行并購的做法，使國際化的道路更符合公司長遠發展的利益。
四、要充分重視并購后的公司整合和管理
并購交易完成并不意味著整個并購已經取得成功，后期如何整合，公司能否重新走上正
軌持續經營才是衡量并購是否成功的標準，并購后的整合和管理是關系并購成敗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國企業近些年來才慢慢走上國際舞臺，自身國際化的管理經驗不是特別豐富，又沒有太多的跨國并購經驗，因此跨國并購后的整合和管理對我國企業來說，是一個艱難龐大的任務。TCL并購湯姆遜公司、阿爾卡特手機業務，除上述失敗原因外，并購后沒有進行有效的整合而急于實現盈利的目標也是導致失敗的重要原因。
面對這個問題，企業在進行并購前就要對被并購企業的文化、管理、經營等各方面做好全面研究和分析，并根據自身企業管理文化和特點，制定詳細的整合方案和管理制度，包括人員整合、機構整合、業務整合、文化整合、市場整合等各方面，以規避并購后的整合風險。如果由于整合不好或者管理不善導致并購失敗、公司虧損，則會給企業帶來更大的損失，因此我國企業進行跨國并購要充分重視整合和管理風險。
五、要充分考慮文化差異對并購的影響
東西文化差異、跨國跨地區差異、不同民族的文化差異以及公司文化差異等都影響著跨
國并購的成敗。文化差異不僅影響我國企業的跨國并購能夠獲得對方公司的通過認可，也影響并購后的整合和管理，以致公司能否重新走上正軌持續經營。吉利并購沃爾沃就曾遭到對方工會因為文化差異的反對，雖然最后并購成功，但過程可謂曲折艱難。另外，如果并購后，不重視文化差異，不能在文化方面很好地融合，就不能實現對公司的有效整合，甚至影響公司以后的經營。著名的“七七定律”就曾指出，70%的并購沒有實現期望的商業價值，而其中70%失敗于并購后的文化整合[3]，并購后的公司整合，很重要一部分是文化的整合。針對文化差異，企業必須與當地員工加強溝通，制定出詳細的文化融合方案，以使公司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
六、我國企業缺乏跨國并購和管理的專業人才
由于我國經濟發展起步晚，一方面，我國在專業人才的培養教育方面還比較落后，知識
體系、培養教育方式都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另一方面，即使有相關方面的人才也缺乏經驗。盡管在進行跨國并購時，可以聘請國際顧問和專業的咨詢投資公司，但要規避以上種種風險，企業本身也需要有自己的專業人才，如果我國企業本身沒有相關專業人才，就會造成與國外公司的信息不對稱、能力不對稱、甚至地位不對等后果，以至于我們在并購中處于不利地位。只有具備專業人才，才能使跨國并購更專業、更成功。今后，我國企業應更注重專業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培養一批有國際背景的，具有國際金融、國際營銷、跨國投資、國際企業管理、國際公關等知識，通曉國際法律，了解不同文化的高素質人才。
以上只是決定我國企業跨國并購成敗的一些主要因素。除此之外，我國企業要提高跨國并購的成功率，還應當做好各方面的準備，諸如，根據情況聘請外部顧問；改變自己的思維模式，建立互信；增加透明度，準備好完善的價值創造方案；做好合同、知識產權保護及稅務等各方面籌劃等工作。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將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進行跨國并購，并且將跨國并購提升到戰略高度，期望通過并購來實現自身的戰略目標[4]，這必是大勢所趨，我國企業也將在跨國并購過程中積累越來越多的經驗，走向更加成功的道路。
參考文獻：
[1]姜秀飛.金融危機下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對策分析.浙江金融.2010.07：45、46、52.
[2]顏曉輝.聶名華.企業境外投資的政治風險及應該政策.國際經濟合作.2007.7：14-15.
第6篇：公司并購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中國民航；跨國并購；競爭力；市場主導
[中圖分類號]F5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024（2013）09—0101—06
一、我國民航業跨國并購現狀及分析
隨著全球航空運輸業自由化進程的推進，越來越多的大型航空公司參與到跨國并購的活動中，我國目前對航空公司間的跨國并購活動還處在探索階段。國內的航空公司對跨國并購嘗試比較多的當屬海航。
我國最早發生的民航業跨國并購案例為海航計劃收購匈牙利航空公司（簡稱“匈航”）。雖然該并購計劃最終沒有實施，但無疑為我國航空公司跨國并購提供了一定的借鑒意義。2004年8月，海航正式開通至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首條洲際航線，也是中國首條連接東歐的航線。而此時的匈牙利航空公司已經連年虧損瀕臨破產倒閉，于是匈牙利政府邀請海航參與重組匈牙利航空公司。對于首次將并購重組延伸至國外的海航來說，這無疑既是機遇又是挑戰。重組匈航，可以為海航進軍歐洲市場做準備，同時也可以擴充自身國際航線，擴大其在東歐的市場。然而權衡利弊，海航最終主動放棄了這次并購，主要原因在于：（1）雖然海航已開通至匈牙利的國際航線，但其在歐洲尚不具備完善的航線網絡，即便并購成功也無法發揮在布達佩斯的中轉優勢；（2）當時海航的資產負債率高于行業平均水平，而收購一家已經連年虧損的航空公司無疑會使該種情況雪上加霜。由于無法帶來利好的形勢，我國民航業首次跨國并購的嘗試以失敗告終。
其后，海航集團又嘗試收購立陶宛集團公司（下屬Starl航空公司和Star假日酒店），最終也以失敗告終。終于，2012年10月23日，海航集團宣布以4000萬美元收購法國藍鷹航空公司48%的股權，成為該公司的第二大股東，集團以海航為主體完成整個收購過程，收購完成后，海航占據最高管理機構——5名執行委員會的2個席位，此外，海航有權指派一名執行委員兼任藍鷹航空副總裁和一名副財務總裁。該起跨國并購案也成為我國航空公司首次成功并購國外航空公司的案例。藍鷹航空公司是法國第三大航空公司，主營法國國內及意大利、葡萄牙等國的定期國際航線，航線網絡涉及30多個航點，且以區域性的中短途航線為主。此次跨國并購的成功實施無疑使其獲得了更好的資源。首先，兩者具有良好的航線互補性。海航目前開通了布魯塞爾、柏林、莫斯科等多條歐洲直達航線，藍鷹航空主要運營北非、法國國內航線，通過并購兩者可以構建連接亞、歐、非的航線網絡。其次，通過并購可以使海航獲得期待已久的國際黃金航線航權，并購完成后，海航可以藍鷹航空名義向法國交通部申請“巴黎一北京”航線的經營權，實現以法國為輻射點，繼而以點到面的“曲線國際化”戰略，同時提高海航在歐洲尤其是在西歐航線的競爭力。在世界航空運輸市場一體化的今天，我國航空公司的首例海外并購終于打開了我國民航業跨國并購的大門，本次并購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
二、民航業跨國并購背景
（一）政府取消多種政策限制，逐漸開放天空市場
隨著全球一體化的不斷深入，各國壟斷政策都有所放松。航空運輸業發展初期各國民航業施行管制政策，20世紀90年代起各國政府逐步施行天空開放政策，此時一系列航空公司跨國并購案頻頻活躍在世界航空運輸業的舞臺上。以航空公司跨國并購案最活躍的歐洲為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歐洲國家和美國基本以雙邊協議的方式界定航空航線，協議中有諸多限制，歐盟航空公司的飛機只能從本國機場飛往美國而不能從歐盟其他成員國機場起飛。20世紀90年代前后歐盟分三次頒布實施了一攬子自由化規定，分階段逐步完成了歐盟航空運輸市場的一體化和自由化改革。該規定賦予了共同體航空承運人完全的自主定價權，促進了歐盟一體化和歐盟民航業從管制走向自由化。1997年歐盟放松管制徹底實現，歐洲航空公司在歐盟國家范圍內取得了完全的航線準入權。在此背景下，法航和荷航的跨國合并掀開了世界民航業跨國并購的序幕。
（二）航空運輸自由化已經成為世界民航業發展趨勢，各航空公司不斷爭搶世界航空運輸市場爭取成為超級航空網絡承運人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天空開放政策的不斷深入，航空運輸自由化已經成為世界航空運輸業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各國航空公司除面對本土航空公司競爭外，還面臨來自國外航空公司以及低成本航空公司的激烈競爭。在航空公司業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以及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下，航空公司都在努力爭搶世界航空運輸市場以成為超級航空網絡承運人。民航業是以壟斷為主要特征的行業，在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的背景下，迅速擴大規模以取得規模經濟是航空公司能夠繼續生存的必由之道。無疑并購重組能夠使航空公司短時間內迅速擴大規模，因此，世界民航運輸業的發展歷程其實就是民航并購重組發展的過程。近年來，世界上的航空公司在經歷一系列的并購重組后，已經形成了數家超級網絡承運人。而歐美的天空開放協議更加劇了跨洲型大型網絡承運人的進程，未來全球可能會被幾家大型網絡型航空公司所掌控。
三、民航業跨國并購特點
（一）跨國并購集中在歐盟等發達國家
《世界投資報告》指出10億美元以上的大宗跨國并購案幾乎均發生在發達國家，且是以歐盟各國和北美國家為主，如荷蘭、法國、德國、英國、加拿大、瑞士等國家。民航業中的跨國并購同樣主要活躍在歐盟和北美等國家（表1），如法荷航合并（法國、荷蘭）、漢莎先后并購瑞士國際航空、英倫航、奧地利航等、英航與伊比利亞航合并（英國、伊比利亞）、加勒比航并購牙買加航（北美）等。20世紀90年代后，歐盟實施了一攬子自由化規定，逐步放開了天空市場，該規定在促進了歐盟一體化的同時實現了歐盟民航業從管制走向自由化，由此為歐盟民航業跨國并購奠定了基礎。歐盟作為一個共同體系有其特殊性，天空市場可作為一個共同的開放的市場，歐盟各國為應對全球一體化和世界化帶來的民航業的激烈競爭，爭奪世界超級承運人地位，跨國并購作為迅速擴大規模實現規模經濟的捷徑成為其必選途徑。國外民航業中跨國并購案例歐盟國家占到了將近70%。
（二）以謀求雙贏或多贏的戰略性并購為動機
民航業中跨國并購并非完全是因為經營不善或效益不好，也不全是單純地利用國際資本市場投機以牟取短期利益，更不是簡單地完全吃掉競爭對手。其并購目的主要在于在共同的發展前景和市場利益下迅速獲得各自所需要的資源、市場、航線以及機隊規模、人員等，以形成更為強大的核心能力以及著眼于全球市場化和共同發展的共同需求下的企業競爭能力。以法荷航的合并為例，合并之前，法航規模是歐洲第二大的航空公司，雖然其已經保持了連續6年盈利的業績，但面臨著全球化和天空開放帶來的民航業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以及歐洲高速列車等其他交通運輸方式不斷搶占本土和跨英吉利海峽等運輸市場；荷航是歐洲第四大航空公司，由于近年來油價上漲、成本上揚、客源不足等情況，其運營狀況不盡如人意。而法荷航的成功合并使其成為歐洲第一大和全球營業額最大的航空公司，市場份額迅速上升，兩家公司在節省成本、提高效益、提高載運量的同時，可以更好地迎接來自全球化和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強大競爭。民航業中航空公司的強強聯合、跨國并購行為反映了全球競爭時代航空公司經營戰略的變化，已經從主要是國內并購逐漸演化為以謀求雙贏或多贏的戰略性并購為主的跨國并購。
（三）聯盟內跨國并購
隨著全球一體化和國際化越來越深入以及各國對天空開放政策的支持，世界民航業發展迅速，逐漸進入了一個聯合做強的時代，各國航空公司在積極尋求合作伙伴的同時逐步結束了單打獨斗的時代，航空聯盟由此應運而生。航空聯盟是兩家或以上的航空公司為謀求共同發展，應對其他航空公司競爭所達成的合作協議，目前全球最大的航空聯盟分別是星空聯盟、天合聯盟和寰宇一家。航空聯盟提供了全球航空網絡，加強了國際聯系，并使跨國旅客在轉機時更方便。漢莎航空與其先后并購的奧地利航空、瑞士國家航空、布魯塞爾航空公司等同屬于星空聯盟；法國航空公司和其合并的荷蘭皇家航空公司同屬于天合聯盟；英國航空和其收購的西班牙伊比利亞航空公司同屬于寰宇一家。
四、法荷航并購案例分析
隨著世界民航業的發展，航空公司間跨國并購案例也在不斷增加。但是，無論是規模還是并購后的協同效應都無法與法荷航合并相比較，可以說，法荷航的成功合并是民航界跨國并購案例中最值得研究和借鑒的案例，加之整個民航界跨國并購案例較少，因此，本文以法荷航為例研究其并購前后的績效和并購效果。
（一）法國航空公司
法國航空公司（Air France）簡稱法航，天合聯盟創始成員國之一，成立于1933年10月7日，是法國政府控股的歐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全球第三大客運航空公司和全球第四大貨運航空公司（圖1）。雖然法航運營良好，但是，其同時也面臨著內外的困境：首先，高速列車和歐洲之星列車的迅速投入使用使得法航在本土和跨英吉利海峽的運輸市場幾乎全部淪陷。來自其他交通運輸方式的競爭使得法航不得不轉戰國際航空市場，于是法航將“飛得更高更遠”作為自己擺脫困境的現實選擇。其次，除了本土其他交通運輸方式的競爭外，法航與歐洲其他航空公司的競爭也不是一帆風順。雖然是歐洲最大的航空公司，但是法航同時也面臨著來自歐洲第二大航空公司漢莎和第三大航空公司英航的競爭，特別是在美國航空市場上，其營運收入僅占法航營運收入15.8%，根本無法與英航相抗衡。最后，隨著航空自由化浪潮的出現，低成本航空公司也迅速發展。來自低成本航空公司的競爭壓力也迫使法航不得不擴大規模以獲取協同效應，降低成本。
（二）荷蘭皇家航空公司
荷蘭皇家航空公司（KLM Royal Dutch Airlines）簡稱“荷航”，創立于1919年10月7日，是歐洲第四大航空公司。其以有“歐洲第一港”之稱的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機場為樞紐，運營通向歐洲各地、非洲、亞洲、美洲等131個目的地的航線網絡。合并之前，荷航一直飽受運營狀況不佳的困擾（圖3）。加之受其時“9·11”事件、伊拉克戰爭以及亞洲非典影響，油價上漲、成本上揚、客源不足，導致荷航的財務危機日甚一日，連續2年虧損（圖4）。面對財務危機和運營困境，荷航希望通過行業整合來解決自己運營能力過剩、利潤萎靡的情況，其后一直致力于尋求通過合并來解決窘境。2000年，荷航嘗試與英國航空公司合并，但未能達成一致，此后與意大利航空公司合并談判再度觸礁，先后2次的合并談判失敗使荷航的經營狀況更加雪上加霜。2002年，荷航被迫宣布裁員4500人，2003年初起便有近3000人離職。此時若與法航聯姻成功，除了能迅速擺脫財政危機和經營窘境，還能使自己賣個好價錢，合并對于荷航來說無疑是件求之不得之事。
（三）合并結果
法航和荷航的強強聯合催生了一家巨無霸航空集團——法荷航集團，這是歐洲大航空公司間的首次跨境合作，合并后新集團成為歐洲規模最大的航空公司，服務范圍覆蓋歐洲、美洲、亞洲、非洲等全球200多個航空點。從法荷航成立后的運營數據（圖5）和財務數據（圖6、7）可以看出其在世界航空公司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不管是從旅客運輸量和運輸總周轉量等指標來看，還是從營業利潤、凈利潤等指標來看，都顯示法荷航已經成長為世界航空公司的一方霸主，其在歐洲的地位更是無可替代。
法荷航的運營數據如下圖：
（四）合并案例績效研究
本文基于民航業資金、人員、技術密集型的行業特點出發，首次從財務和非財務角度全面衡量法荷航并購前后的績效狀況。從財務層次出發，主要分析法荷航并購前后的經營業績和效率。從非財務層次出發，主要分析法荷航的核心競爭能力是否提高。
（五）基于非財務數據的績效分析
航空公司競爭力的強弱與其運營規模、運營管理、生產效益等方面都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本文從以上幾個指標來逐步分析法荷航并購前后其競爭力是否得到提高。
以法荷航2003年至2010年的非財務數據為分析對象，分別從運營規模、運營管理和生產效率三個方面選出可以綜合體現該方面實力的5個指標：運輸總周轉量、勞動生產率、飛機生產率、單位噸公里成本、單位噸公里收入等。以該五個指標做因子分析，并以合并前一年的得分為基數，求出合并后每年的綜合得分如表3：
從上表可以看出，法荷航并購之后的各年綜合得分均高于并購之前的得分，說明并購提高了新集團的競爭能力，從該層面講法荷航的合并是有效的且成功的。
（六）基于財務數據的績效分析
基于財務數據的實證分析主要是研究法荷航并購前后公司的經營業績與效率是否提高。公司的經營業績可以通過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成長能力來體現，公司的效率可以通過公司對資產負債的管理能力來體現。因此本文選取盈利能力、成長能力、資產管理能力、償債能力4個指標來分析法荷航并購前后的績效。
1.本文選取財務數據的7個指標即凈資產收益率、營業利潤率、總資產凈利潤率、速動比率、現金流動負債比率、資產現金回收率、資本累積率，建立評價指標體系，表4為法荷航并購前一年即2003年至2010年的7個財務指標。
2.采用因子分析法對數據進行分析，分析結果如下。根據各個因子得分函數可以計算各個樣本的因子得分。由于因子在非常大程度上反映了原有變量的絕大部分信息，其累積貢獻率達到90%以上，因此，可以各個因子的方差貢獻率為權重，計算樣本的綜合得分，并以合并前一年的得分為基數，求出合并后每年的綜合得分如表5。
從2003年—2010年綜合得分可以看出，法荷航在合并后4年的績效提高明顯，2008年起績效下降，2010年狀況逐漸好轉。對應其當年營業情況可以看出，法荷航在2008年和2009年現虧損狀態，是其績效下降的直接表現，分析其原因應是國際大環境下民航業不景氣等主要原因造成的。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波及全球、影響力巨大，是造成民航業不景氣的主要原因。但是，從2010年的得分可以看出，這種情況正在逐漸好轉。因此，從財務數據可以看出，法荷航的并購效果非常明顯。
五、法荷航成功合并對我國民航業跨國并購的啟示
（一）航空公司間整合很重要
航空公司并購之后面臨的一個長期問題就是公司的企業文化和政策不同給整合帶來的效率低下，因此，公司應立足于未來可持續發展帶來的效益，更好地整合企業文化和政策。法荷航的整合可以說是非常成功的，這得益于法航和荷航的共同努力。法航最初的收購經驗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收購荷航的態度和方法。法航認為自己的收購是一個可見的握手式的收購過程，而不是一種掠奪式的接管。法航認為直接吸收合并荷航將造成不必要的沖突，因此著手創建兩種截然不同的具有共同基礎和核心價值觀的航空公司。
（二）規模經濟產生的協同效應是航空公司的生存基礎
目前，全球航空格局還不足以使航空公司擁有定價權，以歐洲市場為例，前8家航空公司的市場份額占到60%左右，并且隨著越來越多的航空公司以及低成本航空公司加入競爭，其市場份額會越來越少，而如果航空公司不能控制一定區域的市場份額，就將引發行業價格戰即惡性競爭。因此，唯一提高盈利的方法就是不斷做大，以產生規模經濟，降低航空公司成本。大型航空公司間的聯合重組就是其改善經營、提高盈利的方式，通過并購提高其控制航空運輸市場的能力，實現規模經濟和協同效應，降低公司成本，同時也可以更好地迎接來自低成本航空公司的競爭。
（三）并購雙方應以航線互補為出發點
法荷航成功合并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兩者的航線具有很好的互補性。在兩者106條長途航線上，只有36條是兩者共有的，因此合并之后，集團的協同效應得以更好的發揮。航空公司在航線的布點上也應有一定的互補性，如法航在南歐有較強的控制力，而荷航在北歐與北大西洋航線上有較強控制力。因此，選擇并購的雙方航空公司航線重合度也不能過高，應以互補為主。
六、我國民航業跨國并購的對策及建議
（一）積極推進走出去戰略，做強我國民航業，提高航空公司國際競爭力
提高我國民航業的國際地位和競爭力，應審慎推進“走出去”戰略，循序推進民航企業跨國兼并和收購，提高我國民航的國際地位和競爭力。除了合理引導企業聯合重組、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提高服務能力和效率外，還要審慎推進“走出去”戰略。要充分考慮民航企業跨國投資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進一步規范國內航空運輸市場，以國內經營業務績效為參考起點，突出我國民航企業的比較優勢、核心競爭力、國際化管理水平和人才，循序推進民航企業跨國兼并和收購，培養2—3家國際知名的跨國航空企業。
（二）發揮市場與政府的相互作用
為了應對航空自由化帶來的挑戰以及國外大型航空公司不斷爭搶國際市場的壓力，我國應首先提高航空公司國際競爭能力，通過國內航空公司間并購重組以及跨國并購迅速擴大規模產生規模效應。在此過程中，要有效發揮市場和政府的相互作用。政府部門首先應當繼續支持航空運輸業的進一步并購重組，鼓勵航空公司根據自身實力和戰略規劃，通過并購重組以及跨國并購提高市場集中度，獲取規模經濟等效益，避免過度競爭，最終形成一定的國際競爭力。為了形成規范、有序、高效的民航并購重組以及跨國并購秩序，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和系統的配套政策措施作保證。但是，由于目前我國有關民航跨國并購的案例發生較少，關于跨國并購的法律法規也并不健全。因此，政府部門應致力于提供一個良好的競爭環境，促進民航業跨國并購，完善航空運輸與跨國并購相關的制度和法規，實現我國通過“走出去”戰略轉變為民航強國的戰略構想。
第7篇：公司并購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企業；并購；目標對象；上市公司
一、并購概念闡述
1.企業并購概述
傳統意義上的企業并購即是指合并，即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企業結合在一起，企業資源的經營“支配權”隨之發生轉移的經濟行為。以美國為代表的歐美法系一般對企業并購做以下兩種解釋。第一種，兼并（Merger）是物權之間或者權利之間的融合或相互吸引。通常，融合或相互吸引的一方在價值或重要性上要弱于另一方。在這種情況下，融合或相互吸引之后，較不重要的一方將不再獨立存在。其次，獲取特定財產所有權的行為。通過該項行為，一方取得某項財產，尤指通過任何方式獲得實質上的所有權。這便是常常稱作的收購（Acquisition）。并購可為股東創造價值，并購通常也被稱為M&A。
2.并購的分類
通過企業之間的市場關系劃分，可分為橫向并購，縱向并購，同源類型的合并其他混合型的四種類型。另一方面，通過參與并購交易的類型劃分，可分為善意并購，敵意收購，剝離交易，領導層集體收購的四種類型。而按照財務支付方式可劃分為股權收購和融資并購兩種。其中，股權收購指直接或間接購買目標企業部份或全部的股票。股權收購方式一般可區分為流通股并購、優先股并購、公司債券、可轉換債券、現金支付、無償劃撥等五種而融資并購是指收購企業本身或目標公司的資產作為抵押，向金融機構或其他貸款機構的融資收購目標公司股份。
二、現階段上市企業并購的問題和出現原因
1.上市企業并購中存在的問題
在很多企業的實際并購過程中，大部分企業往往把目標公司的選擇及目標公司的評估價值分別考慮，選擇目標企業價值評估，在選定目標對象之后才開始。而且，企業并購作為企業擴張的一種手段，并購公司最常見的錯誤是“圖快錢”或“盲從”。因為并購可以帶來看得見的利益誘惑，而使企業忽略了其本身存在的風險，使企業在采取并購行為時被利益蒙蔽雙眼，缺失長遠發展的眼光。
現階段，大部分企業并購分析過程中采用的都是簡單化的定性分析，而準確的量化的分析方法則是企業很少運用到的。與此同時，不同的企業在目標企業的選擇步驟上，并沒有統一的意見或理論體系，而是一套“自己”的做法，很多公司都只是考慮一些基本的因素缺乏理論指導。
2.上市企業并購中出現問題的原因分析
究其本質而言，上市企業在并購中出現上述問題主要還是大部分企業力求達到短期效應而忽略了企業的中長期戰略發展。具體來說，出現問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1）只看短期效應的結果就是丟掉長遠目光和企業戰略方向。（2）并購形式單一卻缺乏準確的定量決策來輔助企業的并購行動。（3）政府的不正確作用發揮，使企業在并購中角色錯位導致走向紊亂的方向。（4）并購程序和方法不規范。（5）盲目并購，缺乏理論指導。
三、如何選擇并購對象1.選擇并購對象的步驟
通常，上市企業在并購對象的選擇過程中首先應當構建企業并購的戰略，包括并購需要達到的結構、使用的方法、基本原則和大致進行方向等。其次，制定指定收購標準。諸如財務指標表示的收購規模上限；由于管理上的不足不應考慮的產業等。以確定一個廣泛的能夠在生產、技術上產生協同作用的基礎。而這一步不應引入對目標企業贏利能力的衡量指標。與此同時，剔除不符合企業的產業部門。最后，針對有未來前景的候選目標對象進行細選。選擇依據是企業在營銷、制造等各個經營環節中的生產、技術和工藝狀況，或者并購的預期財務績效。
2.上市企業并購對象選擇的詳細過程
（1）并購企業知道自身的藍圖坐標。幫助企業建立和維護持久的競爭優勢是戰略的實質，即保持企業一種靈活和成長的形態。企業發展戰略是企業謀求達到的藍圖，要求企業要以未來為導向，做出的統籌兼顧的重大的決定和謀略。企業并購禁止與“盲目”的并購掛鉤，要以理性的思維，思考是否與企業自身需求和發展相互配合和同步。同時，要明確并購只是企業發展的一種方式，謀求長遠的結果來選擇方式，就可以很大程度上的避免失敗的結果。
（2）企業自身的現狀分析是提前。企業的人力物力財力是否可以承受并購行動，這就要求決策者從公司現狀出發、實事求是、得出結論。目標企業不再是企業并購首先要考慮因素，首要因素被轉移到企業自身的發展現狀。同時，企業要對自己所處整個行業競爭地位有個準確的判斷，然后確定目標對象的行業范圍是否是自己能夠加入的行業或者是否可以通過并購方式繼續提高競爭地位。接下來，企業要思考自身經營的這個行業現在是什么狀況、競爭力度如何、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如何等。
（3）目標對象選擇標準。現階段，企業并購的對象相對選擇較多。所以，目標企業是并購企業需要的，目標企業具備以并購企業發展的所需要的條件，這是對目標對象的選擇原則。同時，并購目標還應當在上市企業自身并購能力范圍內，結合起自身長遠發展進行選擇。
四、結束語
并購是企業達到規模經濟、降低成本、實現多元化經營的重要手段，同時是企業重要獲得生產要素和資產重組的一種方式，隸屬于企業的一種投資活動。與其他投資行為對比，并購更具復雜性和危險行。在合并的實施，目標公司的選擇是企業并購的投資目標，不僅要求“科學、合理”的決策，還要求企業時時記著長遠藍圖的方向。以確保不至于在短期利益中，迷失方向。當并購完成后，企業還要對并購所獲得的資產進行良好的經營管理，才可達到長遠的效應，是并購取得真正意義上的成功！
第8篇：公司并購的原因范文
并購的內涵非常廣泛，一般是指兼并（Merger）和收購（Acquisition）。兼并（Merger）又稱吸收合并，指兩家或更多的獨立企業、公司合并組成一家企業，通常由一家占優勢的公司吸收一家或更多的公司。收購（Acquisition）指一家企業用現金或有價證券購買另一家企業的股票或資產，以獲得對該企業的全部資產或某項資產的所有權，或獲得對該企業的控制權。與并購意義相關的另一個概念是合并（Consolidation）。合并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企業合成一個新的企業，合并完成后，多個法人變成一個法人。
并購的實質是在企業控制權運動過程中，各權利主體依據企業產權所作出的制度安排而進行的一種權利讓渡行為。并購活動是在一定的財產權利制度和企業制度條件下進行的，在并購過程中，某一或某一部分權利主體通過出讓所擁有的對企業的控制權而獲得相應的收益，另一或另一部分權利主體則通過付出一定代價而獲取這部分控制權。企業并購的過程實質上是企業權利主體不斷變換的過程。
并購的類型
按照不同的劃分標準，并購有如下不同的類型：
1．按照被并購對象所在行業來分，并購分為橫向并購、縱向并購和混合并購。
橫向并購又稱水平并購，是指為了提高規模效益和市場占有率，生產或經營同類或相似產品的企業之間發生的并購行為。
縱向并購又稱垂直并購，是指為了業務的前向或后向的擴展而在生產或經營的各個相互銜接和密切聯系的公司之間發生的并購行為。
混合并購是指在生產技術和工藝上沒有直接的關聯關系，產品也不完全相同的企業間的并購行為。
2． 按照并購的動因分，并購可分為：
（1）規模型并購，通過擴大規模，減少生產成本和銷售費用。
（2）功能型并購，通過并購提高市場占有率，擴大市場份額。
（3）組合型并購，通過并購實現多元化經營，減少風險。
（4）產業型并購，通過并購實現生產經營一體化，構筑相對完整的產業鏈，以提高行業利潤率。
3．按照并購后被并購企業法律狀態來分，并購有三種類型：
（1）新設法人型，即并購雙方都解散后成立一個新的法人。
（2）吸收型，即其中一個法人解散，另一個法人繼續存在。
（3）控股型，即并購雙方都不解散，但一方為另一方所控股。
4．按照并購方法來分、可分為現金支付型、品牌特許型、換股并購型、以股換資型、托管型、租賃型、承包型、安置職工型、合作型、合資型、劃撥型、債權債務承擔型、杠桿收購型、管理者收購型、聯合收購型等等。
并購的動因及其理論闡釋
并購的動因是指促使并購產生的動力和原因。并購的動因雖然多種多樣，涉及的因素方方面面，歸納起來主要有如下幾類：
1．擴大生產經營規模，降低成本費用；
2．提高市場份額，提升行業戰略地位；
3．取得充足廉價的生產原料和勞動力，降低成本，增強企業的競爭力；
4．實施品牌經營戰略，提高企業的知名度，以獲取超額利潤；
5．為實現公司發展的戰略，通過并購取得先進的生產技術、管理經驗、經營網絡、專業人才等各類資源；
6．通過收購跨入新的行業，實施多元化發展戰略，分散投資風險；
7．股東因各種原因不愿意繼續經營企業而轉讓所有權，或企業陷入困境，希望通過并購引進具有實力的機構謀求新的發展。
8．其他類，如投機性的轉手倒賣，企業因價值被低估而產生的收購行為，合理避稅，建立更大規模的企業集團等等。
對企業并購產生的動因，學術界也提出了許多種理論進行解釋，因企業并購紛繁復雜導致并購動因理論多種多樣，在此簡單介紹幾種最基本的并購理論：
1．交易成本理論
交易費用理論認為，并購的發生是并購當事方權衡考慮交易費用帶來的效率和成本問題的直接結果。具體地說，并購是企業內的組織協調對市場協調的替代，其目的是通過擴張能帶來成本的減少和效率的提高。同時，交易費用理論認為：交易所涉及的資產專用性越高，不確定性越強，交易頻率越大，市場交易的潛在成本就越高，縱向并購的可能性就越大；當市場交易成本大于企業內部的協調成本時，縱向并購就會發生。
2．競爭優勢理論
競爭優勢理論認為并購產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第一，并購的動機根源于競爭的壓力，并購方在競爭中通過消除或控制對方來提高自身的競爭實力。第二，企業競爭優勢的存在是企業并購產生的基礎，企業通過并購從外部獲得競爭優勢。第三，并購動機的實現過程是競爭優勢的雙向選擇過程，并產生新的競爭優勢。并購方在選擇目標企業時正是針對自己所需的目標企業的特定優勢。
3． 規模經濟理論
古典經濟學和產業組織理論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規模經濟的追求給予解釋。古典經濟學主要從成本的角度論證企業經濟規模的確定取決于多大的規模能使包括各工廠成本在內的企業總成本最小。產業組織理論主要從市場結構效應的理論方面論證行業規模經濟，同一行業內的眾多生產者應考慮競爭費用和效用的比較。企業并購可以獲得企業所需要的產權及資產，實行一體化經營，獲得規模效益。
4．價值低估理論
企業并購的發生主要是因為目標公司的價值被低估。低估的主要原因有三個方面：經濟管理能力并未發揮應有的潛力；并購方有外部市場所沒有的有關目標公司真實價值的內部信息，認為并購會得到收益；由于通貨膨脹等原因造成目標企業資產的市場價值與重置成本之間存在的差異，如果當時目標企業的股票市場價格小于該企業全部重置成本，并購的可能性大。價值低估理論預言，在技術變化快，市場銷售條件及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企業的并購活動頻繁。
并購的效應分析
1．橫向并購可以縮短投入產出時間，降低投資成本，減少重新投資帶來的不確定性因素；提高行業集中程度和企業的市場地位，增強對外的市場主導能力；產生規模經濟和企業協同效應，這是橫向并購最主要的效應體現。
2．縱向并購將行業的上下游企業置于同一組織內可以穩定供需渠道和關系，確保生產經營的有序性和一定的可控性；降低交易費用；獲得相對信息優勢和價格優勢，增強產品的差異化能力，提高企業的綜合競爭能力和抵御風險的能力。
3．混合并購可以使企業從戰略上充分利用和共享資源，通過合理配置和科學重組經營要素，以盡可能地降低成本，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潤；通過多元化發展，分散企業的經營風險等等。
并購的基本程序
企業并購種類繁多，動機錯綜復雜，其過程也變幻莫測。但是，按照并購所經歷的過程來劃分，并購一般要經歷以下幾個階段：
1．并購決策
鑒于企業并購的復雜性以及可能面對的失敗風險，企業在實施并購策略前，須根據企業行業狀況、發展階段、資產負債情況、經營狀況和發展戰略等諸多方面進行并購需求分析、確定并購目標的框架特征、選擇并購方向和方式、安排收購資金以及對并購后企業的政冶、社會、經濟、文化和生產經營作出客觀的分析與評估。
2．并購目標的確定
根據資產質量、規模和產品品牌、經營管理、技術水平、人力資源狀況、經濟區位等考核指標，結合本企業的綜合狀況對目標公司群進行定性和定量的綜合比較分析，按照投入最小、收益最大的原則確定最適合自身發展的并購目標。
3．并購準備
確定并購目標后，須在聘請的財務顧問、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的協助下，與目標公司、目標公司的主要股東、上級主管部門、當地政府等各個層面就交易轉讓的條件、價格、方式、程序、目的等進行溝通和談判，并在達成初步共識的基礎上，簽署轉讓意向性的文件。
4．并購實施
在結束商業談判并支付一定的保證金后，并購須聘請資產評估機構、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協助對目標公司進行全面的盡職調查，以審查前期所獲信息的真實程度，并盡可能尋找發現可能存在的潛在問題。隨后，如無重大變化，即與目標企業或其相關主體簽署正式的轉讓合同，在履行應負義務后，視需要派人進駐目標企業，并著手辦理股權的過戶事宜。
第9篇：公司并購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 后并購整合失敗 知識共享 知識儲藏 知識拒絕
[分類號] F270.7
1、問題的引出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跨國并購為主要特征的第五次并購浪潮迅速波及全球，成為全球產業組織領域的一個重要現象。但是，并購后失敗的大量案例也常常困擾著參與并購的企業、各國政府乃至學術界，如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年，大約有75％的跨國并購案例都沒有產生預期的結果。按照傳統的并購理論，并購的首要困難和重點是并購前，即并購如何才能“合理的”發生，包括是否具備并購的條件、應該選擇什么樣的模式和怎么樣才能保證最大福利的發生。但是，并購后的現實情況卻說明，并購最終目的的實現，重點可能不僅僅是并購前，而是并購后，即所謂的并購后的整合障礙問題。
從現有的文獻來看，關于并購后的整合障礙，研究的角度主要有文化沖突、溝通困難、雇員較弱的領悟力和反應以及沖突的不當解決方法。Larsson和Finkelstein提供了一個關于并購的更廣闊的過程導向的模式，這個模式綜合了經濟、金融、策略、組織理論及人力資源管理等方面的理論觀點。
但是，以上諸多角度(包括Larsson和Finkelstein所謂的綜合的角度)都忽視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即個體知識的傳遞和共享問題。因為如果說兩個企業在并購前時期主要完成的是法權上的、行政上的和物質上的統一，并購后整合完成的則是價值觀念、工作規則、協同機制的統一(或日文化上的統一)。而價值觀念、工作規則和協同機制的統一，就是兩個不同的知識體系的交融和共享的問題。因此，不同知識體系是否能夠很好地融合、處于不同知識體系中的個體是否能夠實現知識的共享，將成為克服后并購時期整合障礙的關鍵。
本文將詳細分析知識共享對于順利實現后并購整合的地位和意義，更重要的是，還要分析那些使知識共享不能實現的關鍵因素，這些關鍵因素可以看作是后并購整合失敗的重要原因。應該說，這些分析為關于后并購整合障礙的理論提供了一個新的并且是較為深刻的角度。同時，由于知識共享的過程在后并購時期較為隱秘，所以本文的分析也為現實的并購實踐提供了一個化解整合失敗風險的途徑。
2、并購后整合中的協同優勢
獲取協同優勢經常被認為是并購后整合的核心目標。所謂協同優勢是指：與并購公司和被并購公司仍保持獨立時的績效的總和相比，資源的共享可以為新形成的公司帶來更好的績效。大體上，有兩種方法可以展現協同優勢。一種是利用兩個公司間的效率差異，通過管理者、管理體系、知識和資本等形式進行的資源轉移來改善較“弱”公司的效率。這樣做的目的是對目標公司的行為進行改革，但它需要更換管理人員，并從根本上改變這些公司的運作機制。20世紀90年代東歐企業在被西歐和美國的企業收購的時候，就大量出現了這種情況。其次，上述的資源合并的機會為兩個公司提供了進入他們的組織和文化背景外的知識區域的機會，兩個公司的知識基礎通過兩個公司之間的知識流入和流出得到進一步的擴展。也就是說，合作者之間無形資產的共享，如對目標公司特別的、有價值的資源的使用權被強調為并購的關鍵動機，這也進一步對適當的整合和知識共享策略提出了要求。
因此，并購后的協同優勢效果只有通過兩個公司的成功整合才能獲得，這種整合不僅僅表現在操作和程序的層次，還表現在理念和文化層次。在這里，協同優勢是知識整合而不是知識本身的成果。因而可以說，一個并購公司僅僅“購買”一項技術或一種能力并把它放置在停滯狀態中是不夠的，想創造價值，它必須在目標實現后借助于并購的執行過程才能被逐步培養和整合起來。既然接管為兩個公司提供了進入位于他們正常組織和文化背景外的知識區域的機會，那么協同優勢就要通過共享來創造。因此，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樣，在并購后的整合階段，兩個公司之間知識的大量流出和流入，將會有效的擴展他們的知識基礎。cisco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它從因特網服務器領域并購了具有特殊研究開發能力的公司，并且以一種“尊重”的態度去學習這個公司的“文化基礎”，最終的結果是，Cisco公司不但有效地將對方的技術高效率地融入了本公司的核心技術中，而且也把對方的文化整合到自己的主流文化中，兩個公司員工之間的敵對情緒在萌芽狀態就被消滅了。
3、個體知識共享行為：較少被探究的后并購失敗的原因
當組織成員分享他們所擁有的相關個人知識時，這些知識可以被某個急需解決特定問題的雙方馬上抓住，無論這些知識來源于何處，或者在組織中被存儲在何處。這樣一來，組織的合并帶來的結果就是知識的共享，并且是一種可以創造出高于分離狀態下簡單加總的共享。從根本上來說，這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它涉及內隱知識的傳遞及共同敘述的構建。換言之，知識是由個體創造的，但也是按照組織成員在社會團體內合作所遵循的規則來表達的。這些問題在跨國公司中更加關鍵，因為跨國公司存在的原因是他們有能力在公司內而不是通過市場來進行知識的開發和轉移。
但是，盡管看起來很簡單，組織內和組織間的知識共享遠不是一個平坦的、自動推進的過程。知識共享也會因無效性而有瑕疵，而且很多時候純粹依賴偶然的機會。知識共享是昂貴的，因此應只限于“有需要”的人共享相關知識。同時，什么特殊知識的具體內容被什么人共享才能為組織創造利益呢?這是一個不確定的問題。潛在的接收者和使用者經常并未意識到他們所需知識的存在，而潛在的知識提供者經常并未意識到組織的其他地方可能需要他們的知識，換句話說，傳遞者和接收者兩方面的無意識是知識共享的一個主要障礙。可以說，由于兩個組織實體在并購前通常是相互獨立因而是彼此不了解的，這些障礙在并購的背景下就永久地存在。
確認了研究知識共享過程中的諸多障礙，我們將注意力轉向個體知識共享行為。系統化的知識共享依賴于個體的自主努力，并且只能在這個層面上才能被真正共享。另外，共享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他們想擁有這些知識的意愿，還依賴于當一種特殊知識被要求時他們決定拒絕或儲藏知識的意愿。從組織的角度來看，有效的知識共享也意味著共享的知識實際上是被組織中的某個人“重新”使用的。再者，重新使用知識大多數時候也是一種個人決定。他必須決定他的知識基礎是否足夠解決一個特殊問題，決定是否相信從其他人那里得來的知識，是否將這種知識應用于自己的知識的也是個體。很多關于知識共享的著作都明確地假定，只要被給予正確的動機，個體本質上對知識共享的態度是積極的。與此相反，我
們認為人們不僅對共享他們擁有的知識，也對重新使用他人的知識都有著根深蒂固的抵抗情緒。而正是這一點構成了個體知識共享的主要障礙。具體來說，在知識共享敵對模式中，有兩個方面值得注意：①知識傳遞者(即擁有組織中其他成員需要的知識的人)的行為；②知識接收者(即需要從組織中其他人那里獲取知識的人)的行為。這個模式表明，傳遞者一方的敵對情緒與儲藏知識的行為相關，而知識接收者一方的敵對情緒與拒絕知識的行為相關。
4、知識儲藏行為
概括地說，是否具有儲藏知識的傾向取決于被共享知識的性質、員工的民族文化、員工間的關系以及工作地點的文化。更重要的是，知識的儲藏傾向源于心理安全的需要――并且這種心理安全實際上是一種理性決策。如果一個人將并購與工作力下降等同，那么他的趨勢是儲藏知識以保護他在公司中的位置。同時，高級管理者的教育和經歷、公司發展的階段和公司生意的類型也是分析知識儲藏行為時必須要考慮的因素。在討論知識共享的不同渠道和形式的使用時，產業特性和職能區域也不容忽視。
根據第三部分的分析，我們知道共享或儲藏知識的決定很大程度上是個體行為。知識儲藏的決定從組織的角度來考慮可能是破壞性的，但是，從個體角度來考慮它又經常是合理和極為正當的。組織的理念、規范和價值是根據人們個人的所知和所為來評價其能力的標準，這些也自然引發了知識儲藏行為并使人們不露聲色的行為永遠存在下去。有時知識儲藏主要是支持個體經濟關系的儀器；而在其他的情況下，除了經濟關系的重要性，對權力競賽的參與就具有決定性并在證明知識儲藏的個體行為的正當性時起支配作用。
作為知識擁有者的個體同樣是一個經濟個體，他也力圖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由此，有三種基本的考慮會促使個體儲藏知識：①如果他們擔心共享他們的知識可能會使他們失去原有的地位，他們就會抵抗公司對他們的知識建立財產權的意圖。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儲藏是保護個體競爭優勢的自然機制。這經常與組織文化相關，相當多的組織接受這種作法，理由是個體主義原則；②知識共享是一個昂貴的過程，它要求投入大量的時間和資源來表達知識，而這些時間和資源完全可以用于別的地方。③是對“知識竊取”的顧慮。一個人的知識之所以有吸引力，源于他花費了大量別人沒有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于是，別人所提出的共享要求的背后，可能隱藏著這個人“不勞而獲”的動機。
此外，由并購所造成的地位的不平等更加劇了知識的儲藏傾向。一般來說，對并購公司優勢文化的從屬自動降低了被并購公司雇員的組織地位，因此，與權利喪失相關的知識儲藏在并購后會加劇，這是保護個人地位的自然結果。不僅如此，由于需要遵循新的秩序同時開展自己的任務，被并購公司的人員在并購后很自然地進入超負荷工作狀態。出于經濟方面的考慮，這種超負荷工作更加劇了他們儲藏知識的傾向。
在對知識共享十分敵對的組織中，知識儲藏是被個人擴大影響和控制力的強烈欲望所驅使的。在這種背景下應該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與接收者如何使用共享的知識，何種目的使用以及共享的知識是否會損害分享者的自身利益。通過儲藏知識，個體可以保護自己不受外界對其知識質量評估的影響。在權力本位意識相當強的組織里，對等級的高度“畏懼”也可能潛在地導向知識儲藏行為，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上司不會喜歡看起來比自己更博學的下屬。各級的管理者可能故意儲藏他們的知識以便保持權力，對他們來說，知識是獲取更大權力的源泉，盡管不是做出最佳管理決定的基礎。
5、知識拒絕行為
知識拒絕行為是在“非我發明，則不信任”癥狀中被發現的。很多學者發現，結構穩定的企業相信其自身擁有該領域內的壟斷知識，從而拒絕外界的新觀點以避免對其績效造成損害。所以，一個潛在的知識接收者可以選擇各種行為策略(包括拖延、消極、虛假接受、怠工或在新知識的執行和使用中直接拒絕)來拒絕外來的知識。
對外界知識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懷疑以及對發展內部解決方案的偏好通常與組織成員的“自大”情緒有關。在這種情況下，外界知識通常被拒絕，因為創造新知識更有威望。另外一個原因是知識接收者通常懷疑外界知識的質量。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會寧愿自己發展特殊的知識也不愿在將外來知識融入自己的知識庫。同時，知識接收者并不總是擁有簽訂外來知識質量的能力。在這些情況下，他們會更傾向于發展自己的知識。這就造成了所謂的集團中心主義，即他們認為合作者的知識過分單純化和簡單，并且是不實在和不真實的。結果，高效的知識共享就沒有發生。
在“拒絕混亂”的想法指引下，保持地位的做法對知識共享來說是一個更大的障礙。這個問題可以以顯著的形式發生，但更多地是在一些微小的、不重要的變化背后發生的。強烈的組織從屬關系也會促成知識拒絕，抑制知識共享。因為在人員更替數量較小、資格較老的公司，組織成員之間通常有長期存在的關系。一組人在一起的時間越長，集團中心主義的傾向就越高。結果，組織成員就傾向于抵抗新的外界知識，因為這種知識不僅可能破壞該組織的穩定性和彼此的熟悉，也可能破壞整個組織發展的連續性。
在并購的背景下，被并購公司的人員通常把他們的舊有文化看得很有價值，他們會尋求保護他們職位和身份的方法。不同子文化之間缺乏聯盟導致了沖突(通常是碰撞)的發生。因此，對并購中另一方文化的接受程度取決于被并購公司雇員保護他們自己文化的愿望和他們對并購公司文化的吸引力的看法。
知識拒絕行為也可能在一個穩定的團體中以團體思考的形式發生，這個穩定的團體，例如一個工程團隊或一個管理團隊，認為其自身擁有該領域內的壟斷知識因而拒絕外界的知識。在“為什么更換取勝者”的思想引導下，這個團體不會傾向于根據外界的新知識來改變做事的方式，而是傾向于保持既有的地位，因為前者被看作不必要甚至是破壞性的。尤其在并購中，這種趨勢就進一步強化。由于并購公司通常是勝者，他們自然持如下態度：他們的方法或知識是更高級的；如果不是，日標公司就應該并購他們的公司了。
6、結論與現實意義
傳統上，人們一直忽視后并購整合過程中知識的交互作用和內化過程的研究，從而忽視了個體知識不能充分共享可能是后并購整合失敗的重要原因。本文首先分析了知識共享行為對后并購整合的作用，發現知識的共享程度決定著并購企業之間的協同優勢的發揮，從而決定著后并購整合的成敗。本文接著分析了造成個體知識不能充分共享的原因，發現知識傳遞者的知識儲藏行為和知識接收者的知識拒絕行為是造成知識共享受阻的兩個重要因素。由于這種分析是嚴格基于個體的最優決策的，所以可以認為：無論是知識的儲藏還是拒絕都是一種根植于多種原因中的理，盡管從共享的角度來看，它們的作用是負面的。
這些分析可以促使參與并購的企業充分意識到后并購時期的一個重要風險，從而可以為參與并購的企業自覺地去規避和化解這個風險提供參考。按照知識傳遞的方向和知識共享的可能方式，可以把現實中的并購分為三種模式：①并購企業的知識居于主導地位，知識傾向于從并購企業要被并購企業流動。在這種情況下，盡管并購企業傾向于用自己的知識同化并并購企業的知識，但是并購企業的員工卻出于前文所分析到的種種原因而拒絕接收對方的知識，從而出現了“知識拒絕”行為。②被并購企業的知識居于主導地位，并購企業進行并購的一個主要動機就是“知識獲取”。這種情況下，知識的流動方向是相反的，即從被并購企業流向并購企業。此時，被并購企業員工出于保護交涉權利和職業機會等因素的考慮，會出現“知識儲藏”行為。③并購行為基于其他動機而發生，因而知識并沒有一個主導性的流向，而是雙向的交流。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并購企業還是被并購企業，都會同時出現知識儲藏和知識拒絕的行為，以鞏固自己的地位、規避被替代和被邊緣化的風險、獲取心理上的自我平衡。
可以看出，無論哪種模式，均存在知識未充分共享從而導致后并購整合失敗的危險。所以，任何一個并購參與企業都應該首先分析企業進入后并購時期(即整合階段)知識的傳導方向，確認可能會造成知識共享障礙的因素――知識儲藏行為或知識拒絕行為。然后，不是通過各種行政命令或強制力量硬性改變這些行為，而是仔細分析這些障礙因素出現的微觀基礎即微觀主體的最優決策因素，然后通過調整這些因素來引導微觀主體的行為，最終導向協同優勢的充分發揮和并購的最終成功。
5.3豐富信息權力客體，為農民行使信息權利提供更多條件
作為信息權利客體的信息之有無或多少會影響到農民信息權利的行使，因此，要保護農民的信息權力，當然就要創造出更多的信息客體。也就是說，政府及相關單位要為農民提供更多優質的信息，特別是一些與農民生產經營緊密相關的有用信息，這才是保證農民信息權力的關鍵。然而，在西部農村，由于信息傳播渠道有限，農民接受到的信息很少，信息貧困現象嚴重。同時，由于缺乏信息查詢工具，農民對獲得的信息無法得到及時查證，信息失真現象也很嚴重，往往是“有用的信息沒有，無用的、甚至是騙人的信息卻有一大堆。因此，如何為農民提供優質、有用的信息，是我們在考慮保護農民信息權力時所應優先解決的一個問題。筆者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關鍵在于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暢通信息傳播渠道。為此，地方政府應加大財政投入，設立專項資金，建立一些先進的信息服務機構和傳播渠道，如農業技術服務站、農業信息工作站、農業信息網和農業科技報等。 只有這樣，才能暢通信息渠道，解決信息貧困和信息失真問題，才能不讓農民 “被市場玩弄”。也只有這樣，才能為農民提供優質、有用的信息，信息權力客體才可能得到豐富和完善，才能為農民行使信息權利提供更多的條件，最終有效地保護農民的信息權力。
綜上所述，信息貧困是西部農村的一個突出問題，妨礙了農民信息權力的行使，加劇了農村貧富分化。維護農民信息權利是消除信息貧困，發展西部農村經濟的關鍵。作為我國信息貧困最典型的地區，西部農村信息貧困的消除方法也將會對全國農村信息貧困問題的解決起重要的借鑒意義，值得社會各界繼續共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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