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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 范式的本義與本質; 方法論閾限; 唯物史觀
中圖分類號: G64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9749(2012)01-0008-05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這一命題的提出,是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堅持30多年方法創新的產物,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視界正在拓展和深入,預示著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學科建設將會出現新的繁榮和進步。然而,由于范式作為一種方法論原則是“舶來品”,思想政治教育學界很多人目前對它還缺乏切實的了解,在理解和運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這一命題、特別是在此命題下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轉換”的主張時,容易產生誤解和誤用,故而考查范式的本義與本質及其方法論閾限,是必要的。
筆者通過研讀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及其它相關著述發現,討論范式之本義、本質及其方法論閾限的問題,首先需要明確兩個邏輯前提。
第一個邏輯前提:明確范式的對象本是人類(準確地說是西方人)自然科學研究史,亦即自然科學研究歷史發展的規律與軌跡,是“人們用批判的眼光對科學在社會中的功能進行審查”[1]的產物,屬于狹義科學學的對象范疇。①而在我國一些有重要影響的學者看來,科學學是把科學技術的研究作為人類社會活動來研究的“(錢學森語),其使命在于”研究當代科學技術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思想所發生的作用,研究它對世界歷史發展的意義“(于光遠語)。[2]
第二個邏輯前提:明確自然科學研究發展史有別于自然科學發展史的界限。自然科學研究史是“關于自然科學的科學”的發展史;自然科學發展史,所指則是具體門類的自然科學亦即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論說的“常規科學”或“成熟科學”的發展史。就是說,范式雖然廣泛涉獵自然科學發展史,但并不是自然科學本身。因此,若是按照語義學要求,范式的完整語形應為“自然科學研究范式”。
托馬斯·庫恩之前,自然科學家們關注的主要是其在場的門類科學即“常規科學”的發展史,一般并不關注科學研究發展史,范式被發現填補了這項空白,它是庫恩在20世紀對科學史和科學學研究作出的重大貢獻。
20世紀末,托馬斯·庫恩提出的“自然科學研究范式”隨同科學學傳進我國,很快廣泛出現在自然科學和科學學之外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成為一個使用率很高的新概念和新方法。然而,不少人對范式的學科屬性卻不予應有的關注,以至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可否和當如何“借用”范式、實行“范式轉換”這種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上,也因擱置唯物史觀方法論原理而處于“說不清,道不明”卻又振振有詞、各行其道的狀況。
由此觀之,將范式置于唯物史觀方法論視野之內進行原典性的考查和分析,進而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無疑就是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之“共同體的成員”所“共同擁有”的歷史使命和職業責任。②
一、從范式發現看范式的本義
什么是范式?回答這個“定義”性的問題,需要從范式發現說起。發現范式,緣于托馬斯·庫恩對自然科學史的精到考察與縝密思考。這可以從庫恩以“歷史的作用”為題安排《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緒論(第一章)看得很清楚。在該書第二章“通向科學之路”中,托馬斯·庫恩說他在對自然科學發展的歷史考察中,發現自然科學的進步得益于一次次的“科學革命”,“科學革命”就是科學家的“共有范式”或“一個基本單位”。他在考察光學研究發展史后指出:“物理光學范式的這些轉變,就是科學革命,而一種范式通過‘革命’向另外一種范式的過渡,便是成熟科學通常的發展模式。”[3]不難看出,庫恩在這里把范式的形成和他的范式發現歸結于他對“科學革命”之意義的歷史考察。
托馬斯·庫恩在為《科學革命的結構》作的自“序”(1962年6月)中,具體敘述了他發現范式的機緣和過程。他十五年前做理論物理學研究生的博士論文期間,“有幸參加了一實驗性的大學課程,這是為非理科學生開設的物理學,由此而使我第一次接觸到科學史。使我非常驚訝的是,接觸了過時的科學理論和實踐,竟使我從根本上破除了關于科學的本質和它所以特別成功之理由的許多基本觀念”,包括需要把一些擁有“無人知曉”的作品的年輕人“置于科學共同體”的觀念。在闡發這一觀念時,庫恩特別述及一些年輕人對他成功發現范式所給予的幫助,他稱這種幫助是年輕人的“恩惠”。[4]在此筆者順便指出:從科學史來看,托馬斯·庫恩對年輕人所持的這種謙恭態度,不僅是一種尊重后學的美德,也是一種崇尚科學的智慧,應當被視為任何(研究)范式結構“共同擁有”的一種“傳統”。
范式發現的內在邏輯和學理基礎,如庫恩所說的,是“常規科學”或“成熟科學”在科學發展史上呈現的兩面性。庫恩發現,科學史上任何“成熟”的“常規科學”的巨大成就都具有鮮明的兩面性特征。一方面,因科學的巨大成就而“空前吸引一批堅定的維護者”,維護和鞏固科學“成熟”的內在特質;另一方面,又因科學的巨大成績而“無限制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為科學“革命”和創新提供了歷史課題。庫恩告訴人們:“凡是共有這兩個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稱之為‘范式’”。由此可見,在庫恩看來,科學發展對于自身的兩面就是科學研究范式形成的內在邏輯和學理基礎,所謂范式并不神秘,不過是“一個與‘常規科學’密切有關的術語”而已。[5]只要視范式為“對研究科學發展的學者來說是一個基本單位”,那么“常規科學與范式這兩個相關概念就將會得到澄清。”[6]
通覽《科學革命的結構》,庫恩關于“什么是范式”所給出的“定義”不過如此,既似清晰又很模糊。實際上,僅從范式發現的角度來給范式本義一個定義性的界說是很困難的,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也并沒有給出“什么是范式”的嚴格定義。這并不是托馬斯·庫恩的疏漏,而是合乎科學學和科學史研究者慣用的定義研究之“范式”的。科學學奠基者之一的J·D貝爾納認為,給一概念下“什么是什么”的定義是很“刻板的”事情,可能“有使精神實質被的危險”。他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中借用中國老子著名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哲學命題,開宗明義地指出:“對于科學或科學學,我們也無需下一個嚴格的定義”。[7]貝爾納推崇的這種關于“定義”的方法見解,是適用對范式本義的界說的。
從本義看,托馬斯·庫恩發現和描述的范式不同于方式、模式和模型。庫恩說:為了避免“可能誤導讀者”,不能以為“一個范式就是一個公認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他有些無奈地說:“在一定意義上,在我找不出更好的詞匯的情況下,使用“paradigen”(范式)一詞似頗合適。”同時他又明確指出,用“paradigen”(范式)一詞也不能“完全表達”他的“范式”通常包含的意義”。[8]
庫恩作這樣的區分和申明是必要的。他的范式不是人們常說的方式,方式是具體的,多具可操作性,并且多是可以事先設定和安排的。他的范式也不同于模型或模式,模型、模式都是清晰的,確定的,一般是可以用語言描述和表達的,甚至是可以用線形(直線或曲線)圖示的,用衡器來度量和測試的。而范式卻總是模糊的、寬泛的、不確定的,一般只能“意會”它的真實存在而難以言表它的確切形態,所呈現的是一種經由人工作用促成的不確定的方式,一種經由人工作用卻又是“自然形成”的不確定的因而是開放、動態的模型或模式。正因如此,如今的科學學、科學技術哲學將范式作為形上范疇攝入自己的體系。
概言之,范式作為描述自然科學研究發展史的方法論,推崇的是“科學共同體的成員所共同擁有的研究傳統、理論框架、研究方式、話語體系”[9]之諸要素“結構”狀態的真實存在及其重要性。范式本義關注的不是其“結構”要素的固定模式和一致性,不是強調唯有經由“科學革命”實現“范式轉換”才能贏得“常規科學”的常態發展。這是范式的本義及其真諦所在。
二、范式的本質與范式“轉換”
如上所述,要給范式本義下一個嚴格的定義也許是必要的,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范式本質上反映和描述的是自然科學研究發展真實存在的“自然歷史過程”,一種由史而來并由當下而去的永不終結的“自然歷史過程”。
在唯物史觀視野里,社會歷史發展總體上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
恩格斯在給約瑟夫·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中描述社會歷史發展總體上的這種“自然歷史過程”時指出:“我們自己創造我們的歷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這個“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就是一定的經濟制度及“豎立其上”的政治等上層建筑。“第二,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總的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所以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律的。”[10]
恩格斯在這里基于唯物史觀描述的“自然歷史過程”,是我們科學認識和把握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總規律和主軌跡的最高“范式”,無疑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適用于我們科學認識和把握一切科學研究發展史的規律與軌跡。
庫恩范式所描述的自然科學研究史,既不是關于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術的文本記述史,也不是與文本記述史相關聯的科學研究活動史,而是這兩種“史”及與此相關的各種社會歷史因素交匯、整合而呈現的關于自然科學研究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這就是范式的本質。
在這種意義上理解和把握范式的本質,一要看特定的社會所能給予科學研究的“前提和條件”及社會已經提出的“社會功能”要求。二要看科學研究的范式傳統是否存在面臨“科學革命”而需要適時地給予調整、重組乃至轉型或轉向的必要,如果存在這種必要,那也不可輕率地倡導“轉換”,而應當因勢利導、憑借其“共同體的成員”形成的“合力”,順乎“自然”地去實現。不然,就可能會違反科學研究發展的規律,違背“科學共同體”的集體意志,以及范式傳統維護和遵循的共同的“理論框架”、“研究方式”、“話語體系”等。一句話,背離了庫恩發現、描述和貢獻范式的旨趣。對社會科學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學的研究范式的理解和把握,更應當作如是觀。
作為一種“自然歷史過程”,范式可以為人所認知和把握,因而可以“順其自然”地促其豐富和發展,但一般不可以“人為”地“轉換”。托馬斯·庫恩在科學學和科學史的意義上探討過范式轉換的問題,他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學術態度是積極又審慎的。在他看來,“科學共同體取得一個范式就是有了一個選擇問題的標準,當范式被視為理所當然時,這些選擇的問題被認為是有解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對這些問題,科學共同體才承認是科學的問題,才會鼓勵它的成員去研究它們。”與此同時,對“其他科學關心的問題”或本學科暫時感到“太成問題而不值得花費時間去研究的問題”,加以“拒斥”。[11]庫恩對范式“轉換”問題所持的這種科學態度,是合乎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
用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觀點來看,范式所反映的“科學革命”是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正如J·D貝爾納“在通向科學學的道路上”所指出的那樣:“某些因素的數量變化,導致不同質的產生。當我們開始認識科學發展的某種模式時,科學卻又向前邁進了。”[12]
如前所說,范式的形成得益于“科學革命”,每當這樣的“革命”發生時范式就面臨“轉換”。
但是,庫恩并不輕言“轉換”,更不刻意鼓動“轉換”,范式“轉換”不是他著述“科學革命的結構”的主要目的。
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第四章“常規科學即是解謎”中甚至強調,任何科學研究的結果都是有意義的,科學家在“擴大范式所能應用的范圍和精確性”的問題上,應當持“熱情和專注”的科學態度,不可隨意“轉換”范式。竊以為,這種主張本身就應屬于范式“結構”的一個要素。[13]
這是因為,“范式轉換”的命題容易產生誤解。從范式的本質來看,“轉換”不過是范式發展演變的“自然歷史過程”的一種表現,是其“自然歷史過程”因由“科學革命”而需要調整方向和改變軌跡,實則是“轉向”或“轉型”。而從實際情況看,“借用”范式的人們對“范式轉換”則多不這樣看,他們所言說的“轉換”是要“換藥”而不僅僅是“換湯”。
從邏輯上來分析,視社會事物的發展變化為“自然歷史過程”的轉向或轉型,是尊重社會事物發展規律的表現,而“轉換”卻是主觀給定的“思想過程”,不一定合乎社會事物發展的自身規律。“轉換”在“換”了事物外在的形狀和發展方向的同時,也就可能會“換”了事物的內在結構和本質特性。③
由此看來,在正確理解和把握范式本質的前提下,如果說范式“轉換”是必要的,那么慎言范式“轉換”就顯得更為重要了。
三、范式的功能與方法論閾限
如果說,發現和描述的“自然科學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具有普遍的功能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法論意義,那么在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在思想政治教育領域則不然。這就是范式的功能和方法論閾限問題。
自然科學研究范式基于適應“科學革命”的“轉換”,反映的是社會發展進步對科學技術提出的豐富“社會功能”和優化組織方式的要求,其學說主張顯然也不應生搬硬套到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科學領域。
范式的功能在于揭示和描述隱藏在自然科學研究發展史之中的規律,進而提出科學家共同體成員應遵循的共同理念和規則,實現規則與規律的統一。任何規律都是一般與個別的統一,因而反映規律的規則也都具有普遍的認知和實踐意義。范式所揭示的自然科學研究發展的規律,在一般性的意義上是否適應于我們揭示和描述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規律?回答應當是肯定的。
但須知,揭示與描述自然科學研究發展的和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規律的范式是不一樣的,也不可能是一樣的。這主要是因為,社會科學研究受社會有效因素的影響與力度同自然科學研究的情況不一樣,不可能一樣,也不可以一樣。如果說,自然科學研究范式的形成和“轉換”較多地受社會需求包括體現社會需求的國家意志(政策和策略)的影響和制約,那么,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關涉經濟、政治、法律乃至文化基本制度的研究,就更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國家意志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干預和指導,其范式不能成為一種“科學共同體”或“學術權威共同體”的“利益集團”,即使這樣的“共同體”是以“百家爭鳴”的方式存在的。
由此看來,我們在理解和把握社會科學研究尤其諸如思想政治教育之類學科的研究范式的問題上,不應當在一般意義上抽象地借用托馬斯·庫恩提出的范式和范式轉換的問題。
在庫恩那里,范式轉換就是科學革命,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領域是否亟待實行這樣的“科學革命”,以至于在遮蔽和擱置基本原理的情勢下實行這樣的“科學革命”,是需要持極為慎重的態度的。因為,人可以認識和把握規律,創建和運用反映規律的規則,以發展和造福自身,卻不可以創造和“轉換”規律。社會科學研究的規律與自然科學研究的規律有相通之處,但并不相同,反映兩種研究規律的范式也不應相同。這也如同自然有生態,社會有生態,但不可將社會生態與自然生態相提并論、混為一談的道理一樣。
厘清范式的功能與方法論閾限,應是廣義科學學(將所有科學作為自己對象)之研究范式的一種基本要求。但從目前的情況看,廣義科學學對此似乎還沒有給予更多的關注。
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
范式作為自然科學研究一種方法論的理論和認知原則,是否適應于社會科學特別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學的研究?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已經多次涉論這個問題,但多為發現和描述范式之“一帶而過”的過渡語。
據托馬斯·庫恩自己介紹,1958~1959年間他應邀在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做研究,“在主要是由社會科學家組成的團體中度過的”,使他感到“震驚的是,社會科學家關于正當的科學問題與方法的本質,在看法上具有明顯的差異”,這是他“未曾預料過的”。[14]在科學研究范式的問題上,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究竟存在哪些“明顯的差異”以及為什么會存在“明顯的差異”,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并沒有細說。盡管如此,我們已經從中清楚地看出,庫恩已經把兩大科學領域存在的這種“明顯的差異”問題,明白無誤地提了出來。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有助于梳理和總結其有史以來的規律和軌跡之“自然歷史過程”,進而把握其方法論規則,這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中國思想政治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已經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實踐豐富,著述紛呈,亟待今天從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共同體”進行開發和描述,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傳承和創新。
厘清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首先要看到“借用”的范式本是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論,不可照搬照用,必須經過創新。任何一種方法,都是“神”(功能)與“形”(形體)的統一體。某種科學需要“借用”其他科學的研究方法,只有在“借”得其他方法之“神”的情況下,才可能“借用”,實現研究方法的創新,發揮被借用的方法的功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唯有“借”得范式的“傳神”之處,才可能實現方法創新,不然,實際上就成了方法套用或方法移植,毀傷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應有的邏輯結構。這樣說,并不是認為不同門類科學的研究方法不可以“移植”,更不是認為方法“移植”與方法創新是對立的,而是強調所“移植”的是方法之“神”還是方法之“形”。④
其次,要區分研究范式與“文明樣式”的學理邊界。一些中國學者已經習慣于在樣式的意義上言說庫恩范式和“范式轉換”,如“哲學范式”、“人學范式”等。這其實是一種學理上的誤解。在中國人的話語系統中,文明樣式一般是指某種知識理論體系或精神文化的內在特質、價值目標和意義向度及其顯露的形態或形式,如“道德樣式”、“文學樣式”等,而范式所指則是科學研究方法論,當“范式”搭配哲學、人學時,其語義和語形實則是“哲學(研究)范式”、“人學(研究)范式”。如今一些學者倡導的“哲學范式轉換”、“人學范式轉換”,所指,實則是“哲學樣式轉換”、“人學樣式轉換”。
再次,堅持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邏輯結構。
歷史地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之結構要素中的“科學共同體”、“研究傳統”、“理論框架”、“研究方式”、“話語體系”等都是具體的,都具有鮮明的國情特質,不僅是歷史范疇,也是民族范疇。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論》中論及“第三類科學”時指出,“第三類科學”是“研究人的生活條件、社會關系、法的形式和國家形式及其哲學、宗教、藝術等等組成的觀念上層建筑”,其間存在杜林所鼓吹的“永恒真理的情況更糟糕”。[15]思想政治教育作為理論一級學科統攝下的一門二級學科,無疑屬于這樣的“第三類科學”。這種學科屬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不可將范式抽象化、一般化,而必須放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和發展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尊重中國國情、世情和黨情。
如此來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就不會遮蔽其與庫恩“自然科學研究范式”之間存在的“明顯差異”,不至于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共同體的成員”尤其是青年成員,在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問題上陷落“未曾預料”的迷途和窘境。
注釋
①關于科學學的對象,研究科學學的人目前的意見大體有兩種:一是“整體科學”或“科學的整體”,包括自然科學之外的哲學、社會科學有門類乃至所謂中介學科如自然辯證法、唯物史觀等;另一種專指自然科學。范式是庫恩在考察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史的過程中發現的,故而筆者稱其歸為狹義科學學范疇。
②當代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強調唯物史觀在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學研究方法創新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是否也是一種帶有“科學革命”性質的亟待梳理和澄明的“研究范式”呢?回答應當是肯定的。
③這個道理如同理解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自然歷史過程”,只能順乎其發展規律和方向推動“社會轉型”而不可強行“社會轉換”一樣。
④筆者曾用俗語對方法借用和創新作如是比方說:“如菜刀(工具方法),可以用來切菜、切瓜,可以用來宰雞,還可以用來裁紙,其所以如此,皆因其‘貌’在‘刀’而其‘神’卻在‘切’。在這里,‘借刀’全在借刀的‘切’之‘神’即刀之功用。世上的刀有很多種,但其功用卻都在‘切’,正是‘切’使刀具有廣闊運用領域,同時又使刀作為一種工具方法而存在方法的閾限。”(參見拙文:《略論道德悖論研究的方法問題——兼談邏輯悖論對于道德悖論研究的方法閾限》,中國人民大學書報復印中心《倫理學》,2009年第6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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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參見張耀燦.推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學轉換[J].思想教育研究,2010(7):3-6.
關鍵詞: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客觀性 意識形態
社會科學在西方哲學研究中是一個比較活躍的領域,但在中國研究則還是剛剛起步,還不像其他哲學門類那樣已有大量的現存材料和研究框架,甚至它的方法和原則還在建構之中。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的問題比較多,包括合理性原則問題、整體論、還原論等問題。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問題也一直是困擾社會科學哲學家一個主要問題。
在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方面,一般人認為社會科學不如自然科學那么客觀。歷史決定論者主張在社會科學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觀性,如果社會科學家有意圖的進行預測,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愛好和自身的利害關系來進行行動。這種價值判斷就會影響預測本身的內容,給預測內容的客觀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觀性造成各種各樣的損害。
在社會科學家那里,這其實也就是一個關于社會科學對象的特殊性問題,可以表述為:"與自然科學所界定的自然世界不同,社會科學的對象領域有其自身的特點:不僅研究對象包括了研究者本人,而且被研究的人還能夠與研究者展開各種各樣的對話或辯論。在自然科學中,辯論的問題通常無須訴諸于對象的觀點就能夠加以解決。而研究對象的可變性和與被研究者的對話必然會影響到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問題。
在科學研究中,自然領域通過偶然事件呈現給我們,科學研究則揭示出偶然性背后的規律。偶然事件及其內在必然性構成了科學研究對象的客觀性。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客觀性則要更復雜一些,在研究對象中,一部分是人的有預期目的的活動,這一活動帶有人類精神特有的各種豐富的特點,是人之外的自然界所沒有的,這就構成了社會科學的獨特性。另一方面,這種有預期目的結果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各種目的期望的互相抵消,總是超出于任何現實的預期目的之外。所以,在研究中,社會科學的研究與無意識的自然界一樣,也具有內在規律支配的客觀對象。
近代以來,由于自然科學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經驗的、實證的研究方式,也對人類理性產生巨大影響。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以孔德、斯賓塞為代表的實證主義思想家們推崇經驗科學的研究方法,主張用自然科學的模式與方法來建立社會科學.力求使社會科學也成為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他們認為社會科學家的任務應該是描述客觀事實,只研究社會現象"是怎樣"的,只對社會現象做出事實判斷,不應該對社會現象做任何價值評價,以此保證研究結果的客觀性和科學性。這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經過不斷發展和演變在西方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社會科學面臨的一大難題是怎樣才能保證研究的客觀性,使自己成為真正嚴格的科學。對此,近年來一部分研究者給出的答案是"非意識形態化",認為社會科學研究惟有拒斥意識形態才具有真正的客觀性和科學性。那種認為要保持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必須避免社會科學的意識形態化,必須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拒斥意識形態的說法,其實并不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新方法。當代中國出現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非意識形態化"主張事實上也是受其影響的產物,或者可以說它也是出現于近代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某種延續或變形。
現今持社會科學研究"非意識形態化"觀點的人實質上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缺乏準確的認識,他們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是沒有理性和思維的自然界,它沒有對象意識和自我意識;而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則離不開現實的活動著的人。正如恩格斯指出:"在社會歷史領域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這就決定了社會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價值無涉"成為一種美好的幻想。具體來說:
第一,認識本質上是主體對客體的反映,但這種反映不是被動地接受,而是一個能動的創造過程,內在地包括選擇和建構。社會科學研究中他既是研究活動的主體,同時又因為自身是研究的社會現象的參與者,因而也是研究活動的客體。因此,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不可能采取純客觀的立場、他必然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把他所固有的、與其所屬的社會集團相關的政治傾向、價值觀念、宗教情感等意識形態帶進社會科學研究之中。這樣,在從研究對象選擇、到材料收集整理、再到形成研究結論的整個研究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都會帶有一定的價值傾向。
第二,由于社會科學研究的是現實的活動著的人,因而研究者在獲取被研究者信息的同時,被研究者也在獲取關于研究者的信息。研究者在對研究對象進行考察時,難免影響研究客體,使被研究者在獲知研究者的目的意圖后,會評價這一研究對于自身的利害關系,從而改變自己的正常行為或狀態。更為重要的是,被研究者還可以反作用于研究者,使后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被研究者的思想、情感、價值觀念的影響,以致用被研究者的眼光去看問題。上述兩種情況都可能使社會科學研究從獲取、整理資料,到提出研究結論,不僅會受研究者思想觀念的影響,被研究者的意愿也會透過研究者在其中打上烙印。
第三,人類社會從宏觀上看具有內在的客觀規律,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但就具體的歷史進程而言則又充滿著歷史的偶然性。這就使得以各種社會現象和社會事件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不僅要求真,還要向善求美,不僅應該是一個知識體系,還應是一個價值體系。從求真的角度看,人是一切社會活動的主體,任何社會現象和事件都與構成這一現象和事件的人的行為有關,離開了人及其活動,也就無所謂社會現象和事件,而人的行動總是在一定的觀念、理想、價值指引和驅使下做出的。這里,意識形態不僅是以個性化了的精神的東西在支配人的行為,而且也是作為客觀化的精神形態(即作為意識形態的理想、觀念、價值等滲透于科學、文化和群體意識之中所構成的人們活動的客觀文化背景)對人的社會生活產生著作用。可以說社會現象的特點就是與價值、意識形態的高度相關性,拒斥意識形態恐怕很難最終認識社會現象和事件。從向善求美看,研究社會現象和問題必須探討人的行為所表現出的價值,為了理解這種價值又必須探討行為者是在什么觀念驅使下做出行動的,這就必須借助價值判斷,遵循一定價值觀等意識形態來理解和解釋社會現象背后隱藏的意義。
(一)資金來源渠道靈活。在籌集科學基金過程中,許多國家開拓思路,不僅依靠單一的政府撥款方式,而且利用私人捐獻、基金會投資運作等多種渠道,多方面籌集資金。例如:美國的科學基金會除接受政府撥款以外,也接受來自個人或企業的捐贈,同時基金會可以進行投資,取得的盈利成為經費的另一個來源;歐洲科學基金會的經費來源是其成員———來自30個國家的不同科研機構,根據參與科研活動的比例,由成員組織或第三方資助組織提供開展項目的經費;德國洪堡基金會經費中的5%來自私人捐贈。多元化的資金來源渠道,有助于充分吸納社會資源,有效解決基礎研究投入不足的問題。
(二)基金資助范圍廣泛。在美國社會服務性質的私人基金會活動不受政府約束,同時民間基金會可以對未列入國家基金會的項目進行補充。基金會也會接受公司委托的科研項目,再落實到具有研究能力的專家或大學。日本的科學基金會大多具有綜合性質,不僅資助包括自然、人文、社會科學在內的科學研究,也資助超出科研領域的更大范圍的綜合性事業。這種做法符合現代化科學互相滲透交叉的綜合化趨勢,比分割開來只單獨資助某一門類科學研究具有更大的優越性。
(三)基金管理制度完備。許多國家一直在進行公正性制度的調整和完善,主要集中在減少評審偏見、規避利益沖突、預防不端行為以及對專家評審(同行評議)系統的評價和監督。其中美國、德國等國家在公正性制度的制定上是典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NSF)針對評審偏見、利益沖突等可能造成不公正的影響因素制定了相應的評議政策,設立獨立機構對同行評議系統進行監督,定期向美國國會提供違規現象報告。德國研究聯合會(DFG)除設立獨立監督機構外,也積極制定預防性政策。
(四)法律保障體系健全。發達國家的科學基金制經過上百年的探索與實踐,已建立起一套較為完整的法律保障體系。最早開始科學基金活動的德國,形成了貫穿聯邦憲法和基本法律、基金和科學研究專門法、基金會章程和管理工作條例三個層面的法律體系,實現對科學基金制的保障。美國出臺了《國家科學基金會法》、澳大利亞出臺了《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法案》、匈牙利出臺了《匈牙利國家科學研究基金法》等。完善的法律體系明確了科學基金資助領域,保障經費來源,強調基金工作公正性,保證科學基金制的運行有充分的法律保障。
二、我國自然科學基金地做法及經驗
(一)高度重視基金工作,切實加大投入力度。2011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十二五發展規劃》中,確定了“戰略引導,統籌發展,完善機制,激勵創新”的總體工作思路,為基金工作的開展指明了方向。近年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投入經費年增長速度超過30%,“十一五”期間國家財政投入超過300億元,資助各類項目9.2萬余項,支持科研人員63.3萬余人次。以強有力的資金投入作保障,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格局和管理機制才得以確立和發展。
(二)不斷完善資助體系,豐富基金構成格局。國家基金委從基礎創新的不同需求出發,設立了面上、重大、重點等多個類別的項目,組建了較為完善的資助體系。此外,為專門支持或加強某一領域或某一方面的基礎研究,自然科學基金委設立了包括數學天元基金項目、科學儀器基礎研究專款項目、重點學術期刊專項基金等一系列專款資助項目。許多省份也參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模式,突出地方特色,對基礎研究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資助,科學構建基礎研究資助體系。
(三)突出人才培育的戰略地位。在加強基礎創新的過程中,注重挖掘和培育創新型人才是自然科學基金工作的重要內容。為此,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設立了一系列人才資助工具,架構了以國家基礎科學人才培養基金、青年科學基金等基金項目組成的較為完整的人才培養資助體系。2011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人才項目系列共批準資助經費52億元,其中青年科學基金31億元,批準資助青年科學基金項目13,146項。
三、對地方自然科學基金發展的啟示
(一)各級領導重視是自然科學基金工作發展的基礎。多年來,由于自然科學基金投入周期長,無法形成規模產業,產業化前景不夠明顯,致使以自然科學基金為代表的基礎研究在全民科技投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作為推動基礎科學研究進步的重要抓手,自然科學基金自誕生開始,就凝結了全體科研管理者和科技活動人員的深切期待,其在鼓勵自由探索和原始創新、提升基礎科研水平、發掘和培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國外先進國家和國內先進省市發展自然科學基金的經驗來看,科技創新能力強、基礎研究成果顯著的國家和地區以及科技進步提升明顯的地區都十分注重基礎研究的投入。政府的重視和積極的作為無疑是自然科學基金最強大的推手,將在基金的部署和科學的管理等方面提供基礎性的保障。地方自然科學基金工作要想取得進展,必須引起政府的關注和重視。
(二)切實抓好經費和項目管理這一核心內容。在經費管理方面,一是要擴大經費來源。這包括加大政府投入和拓寬基金引進渠道。加大政府基礎研究投入成為了擴大基金來源的主要途徑,甚至是唯一途徑。地方自然科學基金目前的經費投入完全依賴于政府。為此,政府合理調配科研經費投入比重,加大基礎性研究投入是推動自然科學基金工作發展的首要任務。二是合理規劃資金的撥付和使用。要與地方產業和科技發展需要緊密結合,爭取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好鋼使在刀刃上。在項目管理方面,一是科學調配基金資助格局。在國家層面,基于不同的政策導向,自然科學基金被分為面上項目、重點、重大等七個種類,而地方應適時調整資助格局,分類落實項目計劃,可以滿足不同類型基礎研究的需求,對激發科研人員申報基金項目的熱情,培育中青年科研人才將起到較好的作用。二是項目的評審、監管機制必須加以完善。在現有基金管理方式的基礎上,可以充分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進一步研究評審和監管機制,設立獨立的第三方監督機構,最大限度地保證項目評審的公正性,相關的誠信制度、黑名單制度、基金執行問責制度都可以引入其中。如果必要可以制定地方法規規范基金制的運行。
(三)高端創新型人才培養是基金工作之本。應著力加大對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充分挖掘有創新潛力的青年人才,完善“單位限項申報”制度,鼓勵青年科研人員申報項目,保障青年人才有機會參與競爭;提倡具備一定科研實力的科研人員盡可能地爭取更高層面的項目支持,出臺一定的限制申報制度,即對正在主持國家或地方一定金額和一定數量以上項目的科技人員,省自然科學基金不再給予資助。保證具有一定科研實力和發展前途的年輕科技工作者能夠獲得起步階段的項目支持,為青年科技人才的脫穎而出創造條件。
四、結語
一、社會科學客觀性與自然科學客觀性的比較
韋伯對社會科學客觀性的探索主要是在社會科學客觀性與自然科學客觀性比較的基礎上形成的。他的比較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自然規律的有限性
自然科學起源于人類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在對自然規律的發掘總結中發展
起來的。然而規律是對現實的某個或某些有限部分的理解,自然規律認識對象是有限的,人類認識自然規律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且無論是歸納的方法還是演繹推理的邏輯所得到的的結論都是有限的,歸納方法、演繹方法各有其局限性,人類認識自然規律的方法也是有限的。因而馬克斯?韋伯認為不能把規律作為科學唯一“根本的東西”。
(二)規律的價值性
對于精密的自然科學來說,規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重要,而對歷史現象的前提條件的認識來說,最普遍的規律由于內容最空洞,所以通常也是最沒有價值的。韋伯認為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并不是對社會現實的認識,而是認識社會現實的工具;關于社會科學的認識,如果不是在個別的關系中建立在個性的生活現實基礎上是沒有意義的。
(三)社會科學的易變性
韋伯把自立于認識生命現象的文化意義的那些學科稱之為文化科學,文化科學是狹義上的社會科學。他認為文化科學認識關注的現實和具有文化意義的事件,無論如何間接都是受主觀前提制約的,那些價值理念是主觀的,文化問題的范圍是經常變化的,用來觀察和考察它的理論、方法也經常變化。而自然科學往往是對客觀世界特別是自然事物的反映,盡管客觀世界處在絕對運動中,某個或者某種自然事物的特征、特性、功能等因素是相對不變的,不受主觀限制的。
因此,社會科學的客觀性與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是有差異的,自然科學追求的最高目標就是獲得規律,只有合規律的才可能是科學上本質性的東西,自然科學的普遍概念反映的是對象的共性或可重復性;而社會科學的普遍概念反映的則是個性或不可重復性。社會科學當然也可以有共性概念,但社會科學的共同概念是價值的復合體。
二、價值判斷與經驗知識
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意味著從現實世界的無限中做選擇,那么選擇的標準是什么呢?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韋伯首先對價值判斷與經驗知識做了嚴格區分,重點說明不可能從經驗知識中推論價值判斷,正是這種區別才導致了客觀性問題的出現。
(一)經驗知識的有效性不能決定社會科學的客觀性
關于經驗知識的特性,韋伯說道,“一切經驗知識的客觀有效性都是并且僅僅是按照范疇整理給定的現實;這些范疇在特殊的意義上是主觀的,即表現我們認識的前提條件的,受唯有經驗知識才能給予我們的那種真理的價值的前提條件的制約。”在社會科學領域,經驗知識歸根到底都是依據那些唯一賦予它們認識價值的價值理念安排的,但不能因此說社會科學在經驗上的有效性決定了社會科學認識的客觀性。把經驗的東西還原為規律被視為科學工作的理想目的的意義,對文化事件進行客觀研究是沒有意義的。
(二)經驗知識的變動性不能決定社會科學的任務
盡管經驗知識獲得意義所根據的具體觀點是不斷變化的,價值關系的具體形態是變動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科學的真正任務是追逐和構思新的觀點和概念,相反社會科學應服務于具體歷史聯系的文化意義,概念、概念批判都是為了這個目的,在社會科學領域,“材料專業戶”和“意義專業戶”都是片面的。
通過研究價值判斷與經驗知識的關系,韋伯得到這樣的結論: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依賴于這樣一個事實,即經驗材料總是與那些唯一使它們值得認識的價值觀相聯系,社會科學的主要目標與自然科學追求普遍適用的規律與經驗知識的目標不同,社會科學的選擇取向是文化價值或文化意義的價值。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科學的客觀性與經驗知識、價值密切相關,經驗知識是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但經驗知識受價值前提條件的制約,不能根據其有效性來決定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社會科學的獨特性就在于,它提供的既不是經驗實在,也不是經驗實在的模寫,而是以一種有效的方式對經驗實在進行分析整理的概念和判斷。
三、理想典型與價值判斷
與自然科學的“規律” 概念相對應,他提出了作為社會科學工具的概念“理想典型”,理想典型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概念。韋伯對社會科學客觀性做了簡單的論述后,關于如何做到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指出這就需要使用“理想典型”這一工具。
(一)理想典型的含義
韋伯在書中是以抽象的經濟理論為例,對理想典型進行了解釋,理想典型不是假設但要為假設的形成指明方向;它不是對現實的描述,但要為描述提供清晰的表達手段。依據對韋伯理想典型的理解,筆者認為理想典型的內涵在于它是從經驗給定的事實提取出設想的因素,綜合成為一個自身無矛盾的理想畫卷,抽象地描述和說明現象的理念,是用以系統地說明個體性、衡量和比較現實的純邏輯的輔助手段。
(二)理想典型的功能、目的
理想典型在本質上是為了衡量和系統地說明個體性,理想典型是比較和衡量現實的概念手段,其功能在于借助它,通過運用客觀可能性的范疇,來構思各種聯系,依據現實定向的、受訓練的想象力對理想判斷作出判斷。理想典型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認清楚意識到它是文化現象的特性。
要補充說明的是理想典型、類概念與集合概念三者是容易混淆的,但韋伯強調理想典型絕不是類概念或集合概念,他以統計學為例,認為類概念是對經驗現象共同特征的簡單概括,沒有一個類概念自身具有理想典型的性質,歷史聯系越是在概念上得到塑造,概念、集合概念就越帶有理想典型的特征。理想典型不是合乎類的東西,而是文化現象的特性。
(三)價值與理想典型
價值只有作為理想典型,才可能被賦予明確的意義。理想典型具有很高的體系性價值,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它與價值判斷的關系并非緊密相連的。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要先說一下作為實踐意義上的理想典型,即模范典型。“這些理念不再是純邏輯的輔助手段,不再是用來對現實進行比較性衡量的概念,而是對它作出評價性判斷由以出發的理想,它不再涉及經驗事實與價值發生關系的純理論過程,所呈現的是個人的認識,而不是一個理想典型的概念形成。”因此,理想典型與模范典型是不能混同的,理想典型是某種對評價性判斷完全不感興趣的東西,除了純邏輯的完善之外,與其他任何完善都不相干。
綜上,理想典型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概念手段具有比較和衡量現實的功能,人們可以通過理想典型的建構,對社會歷史的特殊事件或特殊現象進行理解和作出解釋。對價值判斷和理想典型的探討,可以得知對有意義的人類行為的終極要素所做的任何有思想的探索,都首先是與目的、手段密切相關的,我們所希求某種東西,要么是由于它自己的價值,要么是把它看做服務于最終希求東西的手段。
四、社會科學的價值中立
(一)韋伯的價值中立
韋伯認為社會科學客觀性與自然科學客觀性不同,因為社會科學不可避免地與價值相聯系,但不能因而否定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為了維護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他提出“價值中立”的思想,他以經濟學為例指出人們各自有其自身價值尺度或價值標準,即使是對同一社會現象的價值判斷也是因人而異的。為了消除人們主觀情感和價值偏見在社會研究中的不利作用,維護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韋伯強調要以價值中立的態度從事社會科學工作,祛除基于個人主觀好惡的價值判斷,從人類社會的價值取向做出科學判斷。
(二)韋伯價值中立的繼承與發展
韋伯所處時代社會科學仍處于意識形態的束縛下,社會科學研究充斥著政治、道德、宗教的影響。由于對這種情況的不滿,他提出了價值中立思想,不過價值中立思想并非韋伯首創,邏輯實證主義哲學和新康德主義哲學都有提出價值與科學的學說。邏輯實證主義通過對自然科學的研究,提出了可證實性原則,他們認為價值判斷是一種沒有真假意義的陳述,不可能得到理性的辯護和證明,主張將價值判斷或價值知識逐出哲學領域;而新康德主義哲學則認為社會科學本質上是一門價值科學,通過價值聯系可以揭示和闡明社會歷史領域中各種現象和事件的意義。在二者各執一詞的背景之下,韋伯采取了折中的立場,既從邏輯實證主義那里繼承了價值中立的思想,同時又從新康德主義那里采納了價值聯系的主張。
(三)價值中立與偽價值中立
與價值中立相應的是偽價值中立,偽價值中立就是在消除所有實際價值判斷的表面下,讓事實說話或讓經驗說話,以“價值中立”的名義不允許社會科學出現價值判斷或道德評判,認為絕對正確的價值判斷是可以從經驗科學理論中推導出來的。韋伯反對偽價值中立在社會科學中把價值判斷排除出去,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一個事實與價值相統一的世界,對社會現象或事件的價值作出科學的、客觀的評價,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社會科學家能夠基于人類社會的價值追求和價值標準作出價值判斷或評價,應當規避的是個人的價值追求和價值標準,而不是作為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價值問題和價值判斷。
[關鍵詞]自然辯證法;哲學;自然科學;科學哲學;理論
[作者簡介]張媛媛,吉林大學學院2010級博士研究生,講師,吉林長春130012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3)01-0001-04
自然辯證法究竟是什么?是一個學科,是一項事業?還是一個學派,是一種理論?學術界一直存在著爭議,這些爭議一方面表明了自然辯證法本身的復雜性及人們對其理解上的差異性,同時也給從事自然辯證法教學和研究的人提供了探索的必要和可能。但在筆者看來,這些爭議只是表層問題,其深層問題是:如何理解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關系?這才是爭議的關鍵之所在。若認為哲學“凌駕于”科學之上,那是近代哲學的觀點;若認為哲學“從屬于”科學之下,那是科學哲學的主張;而認為“存在于”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學科,則是自然辯證法。本文擬對這一認識和理解,從自然辯證法的創立、自然辯證法與科學哲學的關系,以及自然辯證法是存在于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理論學科三個方面加以闡釋。
一、自然辯證法的產生
自然辯證法的產生,既是自然科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哲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更是自然科學和哲學相互關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從自然科學發展的歷史來看。在古代,自然科學大都是以自然哲學的形態出現的,其特點是科學和哲學渾然一體,很難區分,習慣上我們將其稱為自然哲學。到了近代,歐洲中世紀后期的、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以及近代城市化社會的興起,為近代科學的誕生創造了必要的外部條件,同時自然科學自身也在為爭取自己的獨立性而斗爭。16世紀中葉,一場醞釀已久的科學革命開始了,近代科學就誕生于這場偉大的革命中,其標志是1543年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發表的《天體運行論》。而牛頓經典力學體系的建立則是這一時期自然科學領域中最輝煌的成就。雖然在這一時期,自然科學的其他部門如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等也有一定的發展,但基本上還是處于襁褓之中。當然,應該承認這一時期的自然科學使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已經建立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但是由于生產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限制,當時科學研究方法(實驗、解剖、分析、歸納等)養成的習慣,加上社會的、階級的原因,使得這一時期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不能不打上機械論、形而上學和經驗論的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宇宙不變”和“物種不變”,代表人物是牛頓和林耐。進入19世紀,自然科學研究的重點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以前主要是搜集經驗事實轉向對事實材料的綜合整理,并將經驗材料概括抽象為系統的理論。自然科學也相應地由搜集材料階段過渡到整理材料階段,由經驗階段發展到理論階段,這是自然科學發展的一個大的時代背景。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自然過程的辯證性質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們不得不承認它。”與此同時,19世紀自然科學發展所取得的重大理論成果,特別是天文學領域的康德一拉普拉斯星云假說,地質學領域賴爾的漸變論,物理學領域的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和電磁理論,化學領域的原子論和元素周期律,生物學領域的細胞學說和進化論,一次又一次地打開了形而上學自然觀的缺口,揭示出自然界普遍聯系和變化發展的客觀辯證法。這些都為自然辯證法的產生提供了自然科學的前提。恰如馬克思所說:“自然科學是一切知識的基礎。”恩格斯則更明確地指出:“要確立辯證的同時又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需要具備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
從哲學發展的歷史來看。古代的哲學以“知識總匯”的形式而囊括了全部科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呈現為一個簡單而龐雜的混合體,哲學研究的重心是本體論問題。近代的哲學則發生了“認識論轉向”,把認識論問題置于哲學的中心位置,把人們對于認識的理論考察推向了新的階段。認識論本身的這些問題雖然不具有本體論的意義,但卻受本體論的制約并反過來影響本體論問題的解決。19世紀初,黑格爾批判法國機械唯物主義哲學,集德國古典哲學之大成,提出了系統的辯證法思想,他“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并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系”。在《自然哲學》中,黑格爾又把自然界看作“是一種由各個階段組成的體系,其中一個階段是從另一個階段必然產生的”,整個自然界的發展過程表現為:無機界向有機界的發展和轉化,有機界向生命界的發展和轉化。這表明了“自然界自在地是一個活生生的整體”。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爾是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的人,他的著作是一個廣博的辯證法綱要;但是,黑格爾的出發點是錯誤的,因為他認為“精神、思想、觀念是本原的東西,而現實世界只是觀念的摹寫”。因而在黑格爾那里,占統治地位的自然觀仍然是:“自然界是一個在狹小的循環中運動的、永遠不變的整體,其中有牛頓所說的永恒的天體和林耐所說的不變的有機物種。”所以,恩格斯一再強調:“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并用于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唯一的人。”
從自然科學和哲學相互關系發展的歷史來看。科學和哲學是人類理論思維的兩種基本方式,它們是在超越神話和常識的過程中產生的。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科學以未分化的形態而蘊含在哲學母體之中,哲學則以“知識總匯”的形式而囊括著全部科學。人們常常在“哲學”的意義上使用“科學”這個概念,也在“科學”的意義上使用“哲學”這個概念。然而近代以來科學的迅猛發展和日趨成熟,致使各門科學紛紛從哲學的母體中獨立出來,不斷地把哲學“驅逐”出其傳統的“世襲領地”,自然、社會和思維都成為科學的研究對象。而此時的哲學仍企圖以“科學的科學”的姿態而高居于科學之上。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恩格斯指出:“對于已經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被驅逐出去的哲學來說,要是還留下什么的話,那就只留下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關于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即邏輯和辯證法。”“現代唯物主義本質上都是辯證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駕于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一旦對每門科學都提出要求,要它們弄清它們自己在事物以及關于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系中的地位,關于總聯系的任何特殊科學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仍然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于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到關于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可見,恩格斯既反對用哲學代替具體科學的“科學之科學”,也反對把哲學“從屬于”科學之下、妄圖取消哲學的實證主義。
正是19世紀自然科學、哲學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相互關系方面出現的重大進展,為創始人研究和闡述自然界和自然科學的辯證法提供了重要基礎,推動了自然辯證法的產生。
二、自然辯證法不同于科學哲學
科學哲學是以科學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哲學學科,它主要研究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科學哲學的產生是自然科學和哲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19世紀末20世紀初,科學獲得迅速發展,科學理論層出不窮,尤其是經典物理學的衰落和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創立,非歐幾何學的發展,代數、算數的公理化以及命題邏輯的符號化等。這些科學上的重大而根本性的變革自然地喚起人們對科學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另外,還有一些哲學家主張要用科學來改造傳統哲學。例如,德國著名學者賴欣巴哈在《科學哲學的興起》一書中指出:“本書認為,哲學思辨是一種過渡階段的產物,發生在哲學問題被提出,但還不具備邏輯手段來解答它們的時候。它認為,一種對哲學進行科學研究的方法,不僅現在有,而且一直就有。本書想指出,從這個基礎上已經出現了一種科學哲學,這種哲學在我們的時代的科學里已經找到了工具去解決那些在早先只是猜測對象的問題。簡言之,寫作本書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學已從思辨進展而為科學了。”一般認為,科學哲學是在20世紀20年代以維也納學派為代表的邏輯經驗主義形成后,才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
作為一門哲學學科,科學哲學是對科學的概念框架的研究,即是對科學的概念框架的批判與反思。科學概念框架是科學理解的工具,是科學家理解他所探索的世界的基本方式,所以科學哲學是一種理解科學的東西。維也納學派創始人之一、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菲利普·弗蘭克指出:“為了不僅了解科學本身,而且也了解科學在我們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它同倫理、政治和宗教的關系,我們就需要一個關于概念和定律的統一體,在這體系中,自然科學以及哲學和人文學科都有它們的地位。這樣一種體系可以叫做科學的哲學,也就該是科學和人文之間的‘缺少的環節’。”從這種意義上講,對科學的人文理解,也就是對科學的哲學理解。具體而言,科學哲學就是要探討科學的性質,科學與非科學的分界,科學發現與科學證明的邏輯,科學概念和科學理論的提出、論證、檢驗和評價,科學理論的結構、解釋和更替,科學發現的模式,科學思維的形式、要素、特點和作用。同時,在進行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研究的過程中,科學哲學也不絕對排斥考察科學的社會本質,不絕對排斥對科學的本體論研究。進而,科學哲學強調,新哲學的出路只能是使其變為像科學那樣實證,或以實證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改造哲學,把哲學從凌駕于科學之上的“科學的科學”變成從屬于科學之下的“關于科學的哲學”或“科學性的哲學”。
自然辯證法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在我國最早是從1956年開始的。這一年,國務院組織制定了中國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即“十二年規劃”(1956—1967)。在這個既嚴肅又嚴謹的規劃中,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然辯證法規劃草案把自然辯證法定位于“在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是在二者之間存在的一門科學。草案說:“在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是存在著這樣一門科學,正像在哲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存在著一門歷史唯物主義一樣。這門學科,我們暫定為‘自然辯證法’,因為它是直接繼承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曾進行過的研究。”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規劃草案既沒有簡單地把自然辯證法定位于哲學,也沒有把自然辯證法定位于自然科學的分支學科,而是定位在兩者之間。
從這個規劃草案中我們還可以看出,我國學者開展科學技術研究是比較早的。但與西方科學哲學學者不同,我們一直是在“自然辯證法”的名義下從事這項工作的,而且始終強調要以為指導,因為“自然辯證法同有著不可分離的密切聯系”。正是基于此,龔育之在1996年就已經把“自然辯證法”描述成了“的科學技術論”。
綜上,無論從自然辯證法和科學哲學的產生、發展,還是從理論框架、學科定位來看,二者都有明顯的不同,盡管它們的研究對象有交叉或重疊之處,即都要對科學技術進行研究。因此,不能把自然辯證法等同于科學哲學。
三、自然辯證法是存在于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理論學科
自然辯證法既然位于“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因而使其具有二重性:哲學性與非哲學性(如科學性)。向哲學靠近,它具有哲學性;向科學靠近,它具有科學性。從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在自然辯證法這個“大口袋”里只有大約“不到四分之一”偏重于哲學,偏重于對科學的哲學分析,在這個意義上,自然辯證法理應歸屬于哲學學科。但是,自然辯證法還確實具有科學性,因為它的研究對象是科學技術,科學技術的邏輯與理性特征在自然辯證法中得到充分的體現。那么,自然辯證法與哲學(尤其是哲學)和科學技術之間是何關系呢?我們認為自然辯證法屬于哲學與科學技術之間的中間層次,是哲學與科學技術之間聯系的橋梁與紐帶。哲學、自然辯證法和各門科學技術學科之間是普遍、一般和特殊的關系。因此,一方面,哲學通過自然辯證法為我們認識自然界和進行科研活動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和科學技術方法的革新也通過自然辯證法充實和豐富到哲學理論體系中,使之能夠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因此,自然辯證法具有交叉學科性質。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自然辯證法是以為指導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互交叉與相互融合的、廣闊的研究領域。”自然辯證法的深入發展,必將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匯流,有助于人們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統地研究自然界、人和人類社會,探索科技與自然、社會的關系,實現人與科技、自然、社會的和諧共存、共榮。我們應該正視并承認“自然辯證法”作為交叉學科的特征,發揮其交叉學科的優勢。
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正像于光遠所指出的那樣:自然辯證法作為一個學科是“具有的特色或色彩的諸科學部門的總稱”,帶有哲理性質,但“其中包括許多不屬于哲學的科學部門”。這不僅體現在馬克思、恩格斯最初創立自然辯證法時,即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來觀察自然科學,分析自然科學的各種哲學問題,而且還從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考察自然科學的性質、作用及其發展規律,并寫下了許多札記、論文和著作;同時也表現在,隨著社會實踐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也在縱橫兩個維度上不斷深化和擴展,以至其中的許多內容如科學方法論、技術創新論、工程哲學以及STS(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等都是哲學學科涵蓋不了的。譬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命題,有人強調它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哲學命題,也有人認為它是一個經濟學的命題。”將“自然辯證法”看作哲學的二級學科,勢必要用哲學的學科范式規范“自然辯證法”的研究范圍和方法,而自然辯證法工作者研究那些不屬于哲學的內容,就會被認為“失職”、“不務正業”。哲學學者時常批評從事“自然辯證法”研究和教學的人“搞得太雜”,“專業性不強”,“研究的很多東西不是哲學”,這種批評意見可以理解,但不完全正確,因為“自然辯證法”中的許多內容確實不屬于哲學。勉強地將“自然辯證法”的所有內容都說成是哲學,不僅在學術上不嚴格,學生也很難認可,同時對從事自然辯證法教學與研究的工作者來說也不是很公平。
而把自然辯證法定位于理論學科,就可以把那些不屬于哲學的內容也包括其中。這不僅尊重了我們的學術傳統,也符合我國自然辯證法學科和學術發展的實際;既凸顯了本學科的特色,又體現了本學科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正因為如此,在2004年由黃順基擔任主編的《自然辯證法概論》統編教材中對自然辯證法作了如下的表述:“自然辯證法是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對象是自然界發展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學技術在社會中的作用。”
總之,自然辯證法是存在于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具有交叉學科性質的理論學科。同時由于自然辯證法目前還是我國高校理工科碩士研究生必修的一門公共理論課。因此,我們強烈呼吁有關部門將自然辯證法納入到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中,進而使自然辯證法能夠在新世紀、在當代中國以至當代世界重振雄風(于光遠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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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策劃-實施-檢查-改進循環;青年科學基金;申報管理;應用
[中圖分類號] R197.3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7)02(c)-0132-04
Application of PDCA circulation in the youth science fund project declaration management
LI Qi1 CHEN Jin2 LIU Fu-quan1
1.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ijing Shijitan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38,China;2.Admin Office,Xiyuan Hospital CACMS,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and feasibility of the PDCA mode in the National Nature Science Youth Science fund project,propose the constructive management advice for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young talent cultivation project,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ospital technology.Methods Filter young people,who meet the requirement,the declaration rate and winning bid rate from January 2012 to December 2014 were compared.The PDCA mode was applied to reason analysis,making management plan,establishing hospital young talent foundation,hospital research performance appraisal,supervision incentive mechanism,long-term mechanism and the National Natural annual youth counseling measures.After fund winning feedback,departments implement and collaborative supervision were summarized at final.Results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PDCA,the declaration rate and winning bid rate of young people have reached the expected target.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obviously improves the rate of declaration and winning bid.It can be widely used in hospital scientific management.
[Key words]PDCA cycle;Youth science fund project;Declaration management;Application青年科研人才是支我桓鲆皆嚎沙中發展的中堅力量,青年科研人才培育成長過程對醫院的人才隊伍建設及提升醫院的科研實力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項目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為支持青年科學技術人員開展基礎研究工作,培養青年科學技術人員獨立主持科研項目,進行創新研究的能力而單獨設立的基金項目類別。該項目為我國青年人才搭建了良好的科研平臺,鼓勵醫院青年人才在智力和技能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培養和激勵青年科技人才追求真知的品質、統籌分析、整合實踐的能力和選取判斷的敏銳力[2]。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申報中,讓青年人才獲得最大的幫助,并經過努力獲得基金資助,是科技管理工作中的一項重點。美國管理學家戴明(W?Edwards Deming)博士根據客觀規律總結出來的PDCA循環,包括計劃(alan,P)、實施(do,D)、檢查(check,C)、改進(action,A)4個階段,是廣泛應用于質量管理的標準化、科學化的循環體系[3]。PDCA循環原理同樣適用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的申報管理。本研究根據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世紀壇醫院近3年可申報博士人員數、實際申報人員數、實際中標數等信息進行歸納匯總、數據比較,對將PDCA循環應用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申報管理的可行性進行了研究。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申報要求為具有從事基礎研究的經歷,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務(職稱)或者具有博士學位,或者有2名與其研究領域相同、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務(職稱)的科學技術人員推薦,申請當年1月1日男性未滿35周歲,女性未滿40周歲的科研人員。根據條件要求,對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世紀壇醫院2012年1月~2014年12月符合條件的青年博士進行篩選,進行可申報博士人數、實際申報人數及實際中標數分析(表1)。
從表1中數據可發現醫院實際申報人數不及可以申報項目的博士人數的一半,其中大量有研究基礎及相關科技能力的青年博士人員沒有進行課題研究,由于各種原因申報不積極。醫院中標率雖然每年逐步上升,但均沒有超過10%,而國家青年基金的中標率維持在20%左右,實際中標率低,也體現青年科學研究人員雖然有申報熱情,但申報書質量存在問題,前期科研水平不足,科研撰寫能力差。
究其原因主要為科研意識不強且科研基礎薄弱,醫院青年博士醫師剛到醫院,臨床工作繁忙,醫療任務重,面臨各種考試輪轉的壓力。部分科室重臨床、輕科研,近年來,雖然醫院對學科建設、學科發展工作重視度不斷加大,但因長期的文化積累,短時間內難以完全扭轉局面[4]。加之青年博士人員還普遍面臨結婚、生子、學歷深造等壓力,也影響了對科研的投入。造成醫院高學歷青年醫師雖具有科研潛力,但精力主要投放于臨床工作,獨立自主從事科研工作的能力不足,沒有培養出科研意識,主動性不夠,亦沒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開展科研工作[5]。青年博士人才往往剛從學校畢業,科研內容主要是碩士、博士學習階段的科研項目,自主發現的科研選題沒有較多的科學研究基礎,針對自己研究的方向,前期研究積累相對薄弱,對申請的項目設計實施考慮不周[5]。申報書撰寫內容有限且撰寫經驗少,標書質量低。部分青年博士人才對申報課題項目缺乏深入了解[6],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項目的設計、申報、評審、組織實施、中期評估、結題驗收等環節不熟悉,不知道如何按照指南的要求撰寫符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方向的標書。
1.2方法
科研管理制度建設對醫院科研能力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7],將PDCA循環的4個階段應用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申報管理中,是本次研究的主要方法。
1.2.1 計劃(P)
醫院計劃對青年科技人員從科研經費、科研時間、科研質量、科研平臺等方面進行政策扶持。具體通過頒布相關青年基金政策、獎勵政策,搭建青年科技平臺,使青年科研課題、青年科研成果有針對性的政策支持。
1.2.2 實施(D)
實施過程我院具體采取了5個政策支持。
1.2.2.1設立中青年學科骨干專項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評審重點之一就是申報人前期研究基礎及資質,即以往應用與申請項目有關技術方法的經歷、申請人及主要參加者所做的與項目有關的研究工作積累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績等[8]。具體表現在申報人有無前期項目研究基礎,是否獲得過相關課題資助,相關研究論文特別是SCI文章或其他高水平文章的發表情況等。
針對科研前期基礎建設方面,醫院設立中青年學科骨干專項,以加強對青年醫生的關注和培養力度,加快后備人才培養和團隊結構優化,提高廣大青年醫護人員的成才意識,建立有效的培養激勵機制。專項設立四類基金分別為:針對有潛力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項目的院國青基金;針對有科研基礎博士人才的院青博基金;針對所有優秀青年醫師的院青年基金;針對具有留學歸國經歷青年科研人才的院留學基金。從不同角度、對不同類型青年人才給予合適的基金資助,以期做好申報的前期基A研究工作。
1.2.2.2醫院科研績效考核 為加強醫院科研的全過程管理,使醫院的科研工作能良性可持續性發展[9],同時從科室平臺加大科學研究氛圍,提高科學研究意識。醫院根據學科發展需要設立重點學科、重點發展學科及特色學科,以學科發展為基礎對不同科室進行年度科研指標要求,把科研績效與職務晉升、職稱評定和年底獎金收入直接聯系[10]。針對科室青年人員,要求具有碩士以上學位的人員每年完成一定數量的課題申報、文章撰寫及參加科研培訓,適當施加科研壓力,督促青年人員提高科研意識,培養科研素養。
1.2.2.3監督獎懲機制 科技獎勵政策在促進科技事業的發展、激勵科技工作者方面可以發揮巨大的促進作用[11]。醫院出臺院科研獎勵辦法,鼓勵科研成果產出,激勵科研成果轉化,培養高素質人才。獎勵辦法中對青年科研人才具有政策上的傾斜,如科室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項目對科主任及項目負責人加大獎勵金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在研期間,青年基金項目負責人可獲得15 d左右的帶薪科研休假;青年人才發表高質量SCI文章進行高額現金獎勵等等。在進行獎勵的同時,也頒布懲罰措施,如硬性要求滿足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申報條件的博士人員撰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標書并參加輔導。以現金懲罰措施,鞭策有能力、有科研潛力的青年博士人才,關注科學研究,了解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視自身科研方向。
1.2.2.4長效機制 醫院青年科研的培養需要長效發展機制,在醫院每年績效考核及獎懲機制的基礎上,考慮青年人才長遠的發展需要,院內每年給予博士研究時間,不影響收入,要求青年晉升職稱前要有在研課題、SCI論文及相應出國經歷,同時醫院也大力支持,每年選派一定數量的青年博士到國外知名院校、醫院、研究機構進行基礎研究。人事招聘也以科研能力作為重要招聘條件,篩選儲備優秀青年科研人才。
1.2.2.5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年度青年規范化管理 每年下半年開始進行下一年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科學基金申報工作,同時啟動青年科學基金項目規范化輔導管理,針對全院有申報條件的青年博士及碩士人員,內容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啟動講座,向青年人員講解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指南內容、申報類型及申報政策,鼓勵大家積極申報;申報標書撰寫專題講座,邀請具有評審經驗的專家做專題講座,以標書為模板逐條講解撰寫技巧及注意問題,并通過經驗分享,從多角度對青年博士人才進行指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申報專家遴選輔導會,硬性要求博士青年人員撰寫申報書并請評審專家進行項目的個性化遴選輔導,遴選出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申報意義及基礎的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強化一對一輔導,對有中標希望的優秀項目進行進一步深入指點;醫院三級審查,在最后申報階段進行自查、院審、校審,即通過項目負責人、醫院科技處管理人員、學校科技處管理人員三級,對申報文書中的選題、研究類型、預算情況等進行檢查,避免不必要的形式錯誤。
1.2.3 檢查(C)
醫院臨床科室是科研管理工作的第一平臺,臨床科室的科研工作落實情況,直接影響了措施執行的有效性。經過與各科主任的聯系溝通,大部分都能認可科研監督機制的獎懲措施,部分醫技輔助科室也提出了本科室所存在的實際問題與困難,經過溝通與修訂,科技處不斷完善科研績效考核內容,避免科研任務過重,科室消極應對。
一些政策的落實需要醫務處、人事處等多部門的協同落實,比如對有在研項目的青年人員給予科研休假,讓青年人才有足夠精力全力以赴地進行科研活動。該工作不僅需要科室主任的支持,同時需要人事部門的協同,具體落實情況要在院領導的幫助下,由項目負責人提出具體休假時間,進行落實。在多部門的協同溝通下,管理處室共同監督把管理政策執行落實下去。
在整個管理過程中,也遇到了行政管理層及臨床科室由上而下的一些執行困難,科技處總結相關科室醫務人員的問題進行分析,與行政管理層進行上報溝通,采取相應個性化的政策調整,同時將存在的問題轉入下一個PDCA循環解決。將政策執行情況納入科室目標考核,并按照綜合目標考核相關規定給予獎勵和處罰,包括績效、培訓等方面的獎懲[12]。
1.2.4 行動(A)
根據檢查內容的反饋,我院修訂了新的科研管理辦法包括《中青年學科骨干培養專項管理辦法》、《關于科研獎勵辦法的規定》,制作了《科研年度質控條例》,將各種政策落實在文件上,繼續進入下一階段的PDCA循環。
2結果
院內經過以上措施頒布與實施,2015年對可申報博士人員數、實際申報人員數及實際中標數進行數據統計,得出以下數據:可申報博士人數為91人,實際申報21人,申報率為23.10%,實際中標2人,中標率為9.50%,國家青年中標率為20.00%。
3討論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申報與中標是一項遠期持續性工作,在頒布以上措施后青年基金項目與前3年作對比。可以發現申報率有所下降,經后期與參加輔導青年人員溝通了解,其原因在于大部分青年人員在培訓和基金資助情況下,認識到項目基礎不足,需進一步完善,通過基金項目補充前期基礎,待申報條件成熟后再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這變相提高了中標率,并為以后項目打下良好的基礎。中標數量雖然只有2項,但縱向從醫院自身科研基礎比較,中標率有了明顯提高,雖然離國家青年中標率有一定差距,但總體中標率已接近10.00%,實際落實情況達到了預期目標。
面對競爭日益激烈的科研工作,不僅科研人員需要不斷創新、深入的研究,管理者也必須不斷優化、變革、創新管理思路和方法,兩者共同發展相互促進醫院科研管理水平的提升,促進科學基金的發展[13]。運用PDCA循環這一科學的管理理論和方法,在領導重視、完善制度、措施得力的前提下,多環節、多部門協同管理[14],能夠有效提高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申報中青年申報人員的科研態度及申報質量,增強青年科研人員的研究基礎和研究背景,幫助青年科研人員獲得青年科學基金的資助[15],從而提高申報率及中標率。科技管理中青年基金項目的管理是一個持續而動態的過程,應不斷總結問題,實施政策,檢查效果,總結討論,將PDCA循環下去,才能適應科技發展工作的需要,更好的服務于醫院科技發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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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研究自身文化時,同樣受到研究者長期習慣的價值和文化的影響。但不同于研究異文化,研究自身文化時不存在溝通和理解上的障礙。其實,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詮釋就是自身文化的直接表達。自身文化的表達本身就是一種詮釋,此時不存在“為什么”的問題,因為這里表述本身就是終極答案。但其仍然受到自身價值的影響并且難以避免,對此我們只能以無限接近“零價值取向”的態度,做到“相對價值中立”,進而用“假想”的辦法來加以把握和操作。關于自我的理解在著名社會學家庫利的“鏡中我”思想中找到理論依據。在庫利的自我意識形成的三階段里,“將設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為方式;設想和理解他人對自己行為的評價以及根據自己對他人的評價的想象來評價自己的行為,并據此做出下一步反應。”研究自身文化時為自身價值所受影響降到最低,做到相對價值中立,可以把研究者自己“假想”成異文化的人,用外面的眼光和視角,進行比較、觀察和分析自身文化。這樣,既能夠擺脫自身文化的影響圈套而擴大研究者視野,又能夠從不同的文化視角分析,有助于研究的全面和客觀。
二、討論與結語
第一,在研究中為什么同一現象不同學者得到不同的結論,這是否歸因于社科研究中研究者能否做到價值中立的問題;社科研究中價值取向的影響難以避免,但影響過多是不可取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研究者能否價值中立的問題上,眾多的自然科學及社會實證主義者、詮釋主義者都主張價值中立。實證主義者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和自然科學的研究一樣可以完全采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同屬科學不應由研究者主觀判斷和價值傾向左右。甚至詮釋主義者雖然承認社會科學研究對象同自然科學研究有差別,但價值取向上仍主張中立。對此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的結論是很好的實例。用弗里曼的話來說,“由于其帶著很深的文化決定論的信念和個人的價值取向去研究,因而其得到的結論也是不可信的”。
另外,批判主義者則認為在研究中不主張價值中立。最近國內不少學者不主張社會科學的研究持價值中立的原則。如社會學家郭星華在《也談價值中立》中說:“誠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雖然在自然科學里,研究主體與研究客體也不是截然分離的,但在社會科學里,研究主體與研究客體之間的互動更為密切。在考察社會發展、變化規律時,在觀察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時,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體,眾多的社會科學家由于各自所處的歷史時代不同,所處的社會階層不同,世界觀、價值觀的不同,他們的思想和所建構的理論無一不打上歷史時代和價值觀念的烙印,要想排斥價值做到‘價值中立’無異于天方夜譚。”
總之,社科研究無法做到“價值中立”,這是不爭的事實。研究者價值取向對研究的影響是之所以同一現象不同的學者得出不同結論的原因。
第二,在研究異文化時對研究者價值的影響應如何把握和操控。由于社科研究難免受研究者價值影響,當研究異文化時,只能以追求相對價值中立為目標,運用理解和詮釋的方法予以解讀、分析異文化。
第三,在研究自身文化時研究者價值的影響持何態度,理解和詮釋如何加以運用。與研究異文化不同,研究自身文化不需要過多的溝通和語言媒介,其不僅受研究者價值取向的影響,甚至更多。故而,依然以相對價值中立為追求目標,運用照鏡子式的理解法,即庫利的“鏡中我”作為基本方法來研究。
1.1 中國化與自然科學發展的辯證關系
哲學科學確定了研究對象、研究內容、根本任務。其研究對象是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最一般規律;研究內容是把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高度統一、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和歷史觀高度統一;根本任務是“改變世界”“世界革命化”。
哲學創立和發展的重要前提是自然科學的積淀、自然科學研究過程中的突破性進展及諸多成就,這也是哲學的諸多成分的來源。19世紀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恩格斯一直致力于研究自然科學的新發展,并以此探索和揭示自然界發展的辯證規律。在這個過程中,他系統地闡述了的科學世界觀,特別是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唯物論、辯證法和認識論。
哲學具有方法論功能。因此,哲學對自然科學具有指導作用。物質性作為世界的統一性為自然科學認識世界明確了方向;辯證法是一種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反映了事物(自然科學)的運動、發展的辯證性質,其內涵的發展為自然科學認識世界提供了有效手段;新的認識論為自然科學的研究界定了局限性和相對性,自然科學任何領域的研究都不能窮盡該領域的真知;認識過程中相對與絕對、有限與無限的存在,使自然科學中任何領域的工作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對性。這種理性認識是一種理性原則,為自然科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1.2 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特點
現代科學是哲學發展創新的重要基礎之一,是人類認識和解釋世界的重要方式。研究認為,自然科學的發展趨勢證明,它比近代科學更需要唯物論和辯證法的指導,有以下的突出表現。
1.2.1 自然科學發展的高度綜合性
隨著自然科學的深人發展.面臨的社會問題也呈現出多元性、綜合性的特點.再試圖用單學科的知識來突破更大的課題越來越困難了,綜合性學科和橫斷性學科也應運而生。
1.2.2現代自然科學的理論性更強
較之于19世紀自然科學,現代自然科學提出了更多的理論間題,提供了更深刻、更豐富的理論思想。
1.2.3 自然科學發展的整體性、系統性
宏觀地認識主體,在應用宏觀的認識工具去認識宇觀世界和微觀世界時,必然會遇到許多新情況和復雜間題,如宇觀、宏觀、微觀3個世界的規律性有哪些共同點和不同點,宇觀和微觀世界是否需要信息轉換,如何認識和判定其信息的可靠性及有關知識的真理性等。對于這些間題的哲學回答,直接影響著有關科學的發展。
1.2.4 宏觀的自然科學發展也醞釀著更大的突破
隨著分子生物學、系統自組織理論等領域的發展,科學界對復雜性、不可逆性、模糊性、隨機性等思想日益重視,近代自然科學的簡單性、可逆性、精確性、單義決定性的綱領有可能被取代。自然科學基本信息、基本原則因此而產生變革,從而引發一場思想革命。現今,科學思想將發生深刻變化,科研工作者應該用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思想武裝頭腦,堅持正確的研究方向,研究科學的新發展。
1.3 自然科學中的農業科學在發展過程中暴露的部分問題
20世紀以來,我國農業主要是石油農業,我國農業主要依靠石化產品支撐。為片面追求糧食產量,在糧食生產過程中大量(或過量)施用化學產品(生長激素、化肥和農藥等),化肥和農藥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糧食增產速度。隨著農業科技的不斷發展,雖然糧食生產實現持續增長,但一些間題。也隨之出現,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3.1 土壤污染間題
有關研究資料表明,占我國農田土壤受污染率逐年上升,目前已經接近20%。尤其是部分經濟發達地區,其農田的污染間題突出,例如,廣東省清潔土壤只占11%的比例,輕度污染農田、重度污染農田分別占耕地總面積的77%,12%。土壤污染常導致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的發生。據統計,污染土地約2333.33萬hm2,約占耕地總面積的19.4%。。
1.3.2 農田土壤質量退化間題
當前,因各種不合理的人類生產行為所引起的土壤間題,已嚴重威脅著中國農業發展的可持續性。全國土壤普查資料顯示,我國土壤質量下降明顯,20世紀50年代我國土壤有機質含量平均約為3%,而發展到目前不足1.5%,其中有11%的耕地有機質含量低于0.6%;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我國東北黑土區耕地土壤有機質平均含量降至14.7mg/kg,華北地區主要作物耕作層平均厚度減少到17cm。
1.3.3 糧食安全間題
目前,我國的糧食生產總量已能基本滿足國內消費的需求,但是由于過分依賴施用化肥、農藥來增加產量,糧食質量安全間題比較突出。據統計,我國單位面積的化肥使用量是聯合國糧農組織規定上限的2倍,農藥使用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5-3.0倍。2011年,中國大豆生產過程中化肥、農藥生產成本高達1700美元/hm2,遠遠高于美國。由于大量使用農藥、化肥,我國的糧食和食品質量安全情況堪憂。據調查,安徽省蕪湖市鴻江區早稻谷中的Ph含量高達1.59mg/kg,超過國家衛生標準1mg/kg的限值,每年生產受污染的稻谷高達470t。
2 用科學方法解答農業中基本問題的具體途徑
隨著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哲學的基本理論不斷得到證實和發展,對自然科學的指導作用也愈發突出和完善。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特點要求每名實驗科學家也必須具備一定的辯證思維,以科學回答出現的理論及實踐間題,反映在農業生產領域同樣如此。
2.1 土地質量退化、土壤污染與糧食安全之間存在辯證統一的關系
土地質量退化、土壤污染與糧食安全三者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共同統一于農業生產這個大命題。農藥、化肥的過度使用,既造成了土壤、水和大氣等環境的污染,也是引起土壤退化的主要原因,而土壤污染正是引起糧食安全間題的罪魁禍首。
2.2 用系統論的方法解決農業中的突出問題
要積極開展調查研究,摸清污染物的來源、土壤污染的程度、發生面積,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正確處理糧食增產與土壤可持續利用之間的矛盾、糧食安全與化肥農藥合理施用之間的矛盾,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關鍵詞:認知神經科學;審美認知;《認知美學原理》
2011年3月,吉林大學李志宏教授的《認知美學原理》一書面世,該著作由教育部社科中心“高校社科文庫”資助、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在“認知神經科學與美學”之間進行學科交叉研究的美學著作。作為一本美學專著,它的出版,在某種意義上標志了當代中國美學研究中的科學化方向的凸顯和“審美認知”轉向的生成,也使得中國當代美學研究在科學化方向上與國際美學研究中的認知科學轉向得以接軌,達成對話。該書作者在復雜的美學史問題背景中,在對豐富的美學史料的理解基礎上,結合現代認知科學的先進成果,對美學中的一些根本性理論問題,做出了系統性的思考,進行了原理性的探索,最終以“審美認知”為核心,創造性地闡發為認知美學原理。
作者認為審美,就是“一種經由對事物外形加以知覺并形成非利害性愉悅的活動。”而“審美認知模式”是這部專著進行理論組織的關鍵詞,正是審美認知模式,使得我們的知覺成為審美知覺,使得我們的活動,被實現為審美活動。作者以生物進化論、神經生物學、腦神經科學、發生發展心理學等學科為依托,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審美認知模式的形成前提是形式知覺模式的建立,形式知覺模式的建立是以生存的利害性、功利性為基礎的,正是在這個功利性的生存進化、生活實踐中,形式成了“有意味的形式”,理性積淀為直覺,“感覺通過自己的實踐直接變成了理論家”;審美認知模式建立之后,則具體表現了審美活動過程中的非概念性、非欲念性等非利害性特點。審美活動、審美經驗的理論問題和現實表現,都能在以“審美認知模式”為中心的問題框架中得到相應的合理解釋。
當代中國美學的研究進程,從認識論研究方向之后,大致經歷了實踐論轉向、存在論轉向、生活論轉向。這些轉向,有力地推進、拓展、深化了當代中國的美學研究,使得一些問題在哲學層面逐漸辨明、澄清,但是,同時,這些轉向也是一種規避,是一種繞道走的研究策略。因為這種研究思路很難面對美學研究中的核心問題,即審美活動的發生問題和審美經驗的生成問題。這個核心問題一度曾是20世紀西方美學的主流研究領域。但是,擱置了。其原因,在今天看來,是自然科學還沒有能夠提供出足以解釋和解決審美經驗、審美知覺的研究成果。回顧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取得了許多新的成就,尤其是其中的三大發現,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自然科學成就有力地沖擊著形而上學的自然觀,并越來越清楚地揭示出自然界發展的辯證性質。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恩格斯寫作《自然辯證法》,在發展史上首次正確解決了哲學和自然科學的相互關系問題。并指出:“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
今天,認知科學,尤其是認知腦神經科學已經發展到足以再次對人們的認識進行一次根本性、革命性變革的程度,我們的美學研究也應該積極地、辯證地與自然科學研究相結合,從而完成美學研究的變革,這種變革,只要是基于事實,就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精神的新的歷史形式。
目前,“認知科學與美學”在國外大學和美學界的研究已形成“審美認知”主題和轉向,這一轉向是當代美學研究不能回避、不能忽視的方向、動向。捷克查理斯大學的特瑞茲?哈沃瓦(Charles University, Tereza Hadravová)在《Approaching Cognitive Aesthetics 》一文中指出的:“認知美學”這個術語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中,它表示一種融合,即美學融入認知科學,反之亦然,即認知科學融入美學。”這種“審美認知”的研究和轉向,一方面是美學史本身的問題日程。對審美認知的研究,是美學史尤其是經驗主義美學發展到今天,必然提出的一個問題日程,從審美經驗到審美知覺,再到對審美知覺過程的科學揭示,即審美認知。另一方面,也是認知科學發展所提出的日程,因為它要解決認知當中的一個復雜認知---審美認知。從目前國外“審美認知”研究的學科分布、人員構成來說,一部分是美學家,主要是經驗主義美學家,一部分是認知科學家,凡是設有認知科學研究中心的大學、科研院所,都不能回避審美認知,而必然有或應有審美認知研究課題組。
在這個背景下,當代中國的美學研究似乎更應該在經過眾多的“轉向”之后,重新開始去學會“面向”。《認知美學原理》所建構的美學理論與世界科學化美學的發展趨勢是相一致的。作為這種“面向”美學核心問題而開啟的當代中國美學研究的審美認知轉向的專著,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具有代表性:多學科交叉融匯、思辨與實證結合、理論與現實辨證,既注重美學理論史中的問題梳理、命題澄清,又注重解釋的效力,有思想資源、有理論基礎、有解釋原則、有問題框架、有研究方法、有現實指向,是融匯美學基礎理論與認知科學理論,而對美學進行的綜合性的基礎研究。它不僅僅是借用、移用認知科學成果,而是經過長期思考,所作出的整合。也體現了今天美學研究者所應有的一種多學科跨界視野和方法論尋求。為當代中國美學研究躍出瓶頸、突出重圍,開拓了一個新的空間領域,重塑了美學的理論形象。
相應地,美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也從古代以“哲學”為基礎的美學在實體論思維方式之下的“美本質”問題研究、近現代以“心理學”為基礎的美學在認識論哲學框架中的“審美經驗”研究,轉向了當代以“認知科學”為學科框架和研究基礎的美學中的“審美認知”研究。在今天的美學研究中,這樣一種研究思路,既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現實指向,也具有學科建設意義。
參考文獻:
李志宏.認知美學原理.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頁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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