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的演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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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方經濟學的演變范文
西方經濟學歷經幾百年的發展，形成了眾多的理論流派，而且這些理論流派之間在理念和觀點上存在諸多爭論和矛盾之處。一方面如果在基礎教程中只有一個流派的觀點和理論，那么學生就會形成先入為主的觀念，會極大地影響以后的思維和認知，所以簡介地介紹大多數經濟學流派是極其有必要的；另一方面對于公共管理專業學生而言，很多經濟學流派對于理解公共事務和體制改革極為必要。對于公共管理類專業而言，制度經濟學對于理解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演變具有重要意義，技術與創新經濟學對于創新型國家和創新型城市建設的理解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轉型經濟學對于加深理解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具有重要意義。這樣，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出現了一個矛盾：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多元和龐雜與課程教學內容取舍之間的矛盾。如果僅僅按照教材的內容安排教學，學生們普遍反映距離現實生活和經濟實踐非常遙遠，如果安排其他理論流派進入教學內容，就存在如何取舍理論流派的問題、以及課時不足的問題。
二、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主導的經濟學教材與中國轉型經濟形態的矛盾
兩位著名經濟學家卡爾•夏皮羅和哈兒•瓦里安曾經這樣記述到：“在與學術界之外的人接觸時，我們時常聽人抱怨說經濟學在今天的經濟中已經沒有很大的作用了。一開始，我們感到很納悶兒，因為這些抱怨經常來自向我們咨詢建議的人。然后我們恍然大悟：他們抱怨的是大多數人在學校學習的古典經濟學，它的核心是供給需求曲線和像農產品市場這樣的完全競爭市場。”以市場這個耳熟能詳的概念為例，西方經濟學的教程主要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處理方法，要么沒有解釋，要么僅僅一句話解釋，“市場是參與人交易的場所”，然后開始討論完全競爭、完全壟斷、壟斷競爭和寡頭競爭等四種市場結構。成熟完善的市場已經存在是教材上的基本假設前提，關于“什么是市場”這個問題所涉及的豐富內涵都被忽略了。至于市場是如何演變而來、市場如何才能規范、市場如何才能有效運行、市場與計劃如何協調等等這些問題在西方經濟學基礎教材中幾乎根本沒有涉及，這樣，學生們讀完教材后無法與中國的背景和歷史對應，學習這門課程之后依然無法理解中國經濟形態產生的理論邏輯。至于市場經濟這個概念在西方經濟學的基礎教程中更是沒有位置。所以現今的西方經濟學教材讓學生們學完一個學期之后“感覺好像與現實中的市場經濟并不直接掛鉤”。身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中國，大學生在大學一年級第一次接觸西方經濟學的內容，竟然沒有任何有關市場轉型的課程內容，值得深思。至于市場經濟模式的豐富性在基礎教材中也沒有提及。實際上，市場經濟模式絕不是只有英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一種，就是歐洲也還有多種模式，諸如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以及北歐模式。有學生提出如下問題：在混合經濟體系中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兩者所占比例不同時，整個市場會有什么不同？政府該如何在這種體系下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可以采取哪些措施？這樣的問題在現存的西方經濟學教程中基本上沒有涉及，如果學生們以后不再學習相應的經濟學課程，那么這樣的問題只能束之高閣了。另外，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主導的西方經濟學教材，主要處理交易和交換行為以及資源配置及其最優化問題，但是忽視了學習概念，排除了組織學習和群體知識概念，強調的不是生產、積累和增長而是治理結構的選擇和給定資源的有效配置，無法有效處理學習、生產和知識等重要議題。
三、西方經濟學個體自私的假定與公共管理天下為公的理念如何兼容
西方經濟學教材中有一些基礎假設，這里涉及兩個：方法論個人主義和自私。其中自私，就是指個體利益最大化。方法論個人主義是指一切社會現象看作是個體行為與個體之間的互動的結果，認為集體或者群體不可以被看做是一個獨立的決策者，集體只是個體的組合，是指經濟學的分析是從個人開始的，是研究個體的經濟行為或者說從經濟角度研究個人行為的，這是一種將個體作為分析單位的研究方法，與我們日常生活中指涉道德的個人主義是有差異的。相對的概念是方法論集體主義，相比較而言，在西方經濟學教材中方法論個人主義占據主流地位。實質上，兩者不能截然對立起來，正如霍奇遜所述：我們的研究對象，不是一些簡單的個體，而是一些在社會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會個體…為了了解這種個體，我們必須把它放在其群體環境中來加以研究；而為了了解這種群體，我們又必須考察那些個體，正是這些個體之間相互關聯的行為組成了社會群體。公共管理學科是研究公共事務的學問，一向標榜“天下為公”的公共精神。這樣，西方經濟學個體自私的假定與公共管理天下為公的理念之間就出現了矛盾，兩者如何兼容是必須面對的艱難問題。在使用西方現代經濟學分析公共管理問題時，是以某一級政府為分析單位，還是以政府官員為分析單位？籠統地分析某一級政府的經濟行為是否能夠在邏輯上自洽？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在教學中清晰地展示出來，以供學生思考。
四、結論
第2篇：西方經濟學的演變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 教學 質量
一、問題的提出
在當前經濟類專業的教學中，政治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金融學、財政學等理論課程，構成了大學本科院校經濟類的核心結構，這些學科的教學也一直是國內外財經類高校教學的重點與難點。對于如何提高教學質量，在國內外一直不乏研究者，目光主要集中在教學內容的改革，或者課程的設置上。
影響教學質量的因素有多種多樣，就大的方面來說可以分為：來自教師方面的因素、學生自身的因素、也有來自社會、來自教育部門、教育政策等因素。本文著重從學生和老師的角度出發，結合實際教學體會，分析了如何合理的調整學習，以便提高諸如西方經濟學之類的理論課程的教學質量問題。
二、西方經濟學的課程定位
西方經濟學專業主要研究20世紀30年代以來在西方主要國家流行的經濟理論以及根據這些理論制定的經濟政策。在西方國家，該課程是經濟類相關專業的必修課，是學習相關課程的基礎。相應的，在國內的高校中經濟類與管理類專業的教學中，西方經濟學也已經占據了專業必修課的基礎地位。
（一）西方經濟學的課程簡介
經濟學是一門隨著歷史變遷而不斷變換的學科，西方經濟學也不例外，它的主要內容基本是統一于現代主流的經濟學之下。包括全面深入的研究考察各個市場主體的決策性質和規律，以及宏觀經濟運行的狀況等問題。從目前的教學安排來看，西方經濟學包括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在本科教學中，通常分為兩個學期進行學習，作為經濟類與管理類專業的基礎專業課程之一，有一定的難度系數。
1.理論和實踐密不可分
西方經濟學源于對經濟現象的詮釋，經濟學理論從經濟實踐中抽象和分離出來，而為了研究問題的方便，加入了一些前提條件、假設和假說。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以及經濟學家認識的不斷深化，越來越多的理論與經濟實踐背離的瑕疵被發現出來，于是對條件假設和假說重新認識和重新設定，這是經濟學理論體系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可見西方經濟學從起源到后來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從沒有離開過經濟實踐活動。
2.圖形和數學模型結合
為了更為透徹的分析經濟問題或者預測經濟發展趨勢，西方經濟學經常運用數學工具建立經濟模型，運用模型中參數的變化說明經濟趨勢或者經濟原理。但是數學類的經濟模型只能從數值方面考察經濟運行的結果，難以解釋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機理，于是西方經濟學常常輔助以圖形或者單獨運用圖形來說明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機理。圖形與數學模型的結合，要求在西方經濟學的學習中既要有一定的數學基礎，又要有較好的邏輯推理能力。
（二）西方經濟學在課程體系中的定位
在我國，大多數本科高校，尤其是獨立院校，在制定經濟類應用本科人才培養方案時，通常把應用型本科人才培養目標定為“具有創新能力與實踐能力”。在此基礎上，西方經濟學最重要的功能應定位于服從培養應用本科人才的專業知識基礎，并由此來組織教學的各項工作。
三、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一）對于低年級學生來說難度較高
由于課程安排西方經濟學作為專業必修課，通常是在大學一年級或者二年級進行學習。西方經濟學是研究在市場經濟制度下，稀缺資源配置與利用的學科。建立在一系列假設基礎上的西方經濟學理論，隨著社會經濟實踐的不斷發展，理論體系日益龐大，授課內容覆蓋面廣，涉及知識多，課程難度較高。除此之外，對邏輯推理的要求也較高。由于此課程的主要內容是由幾百年來無數的西方經濟學家在經濟理論上的杰出貢獻綜合而成，理論體系宏達，并且不同的章節中理論之間存在遞進性，推演性強，因此對學生要求高，需要始終全神貫注。因此課程本身對于低年級的學生來說，難度比較高。
根據在教學過程中的觀察，真實情況并不理想。有一部分學生由于課前沒有預習，或者課后復習時間不充足，在某章節學習中產生了困難，繼而會選擇放棄或者跳過。當前面的理論沒有學習好時，后面的理論因為前后理論的依次遞進關系，就會變得更難理解和掌握。久而久之，無法理解的東西會越來越多，便在學習上失去了信心。
（二）課程的實用性相對缺乏
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西方社會的市場經濟，其教科書上講述的例子大多是西方社會的經濟現象。而我國處于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之中，許多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同于西方社會。因此，許多學生覺得西方經濟學離我們很遠，從而失去學習的興趣。
另外，作為純理論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對于剛進大學的學生來說顯得有些抽象，尤其是在微觀經濟學部分，大量的經濟模型與理論部分，相對影響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三）難以協調應用教學手段
傳統的理論性課程主要以老師講解為主，由老師幫助學生樹立規范的學習方法，在這一過程中培養學生的學習習慣，以幫助學生后期的學習，以及其他相關專業課程的學習。按照這一傳統的教學方法，課堂難免會出現沉悶的狀態，學生也會表示需要加入應用型的知識以更好的理解知識與活躍氣氛。
伴隨著現代教學手段的改革，經濟學的課堂也加入了多媒體的使用。根據前面的介紹，西方經濟學的課程除了重要的理論模型之外，還需要大規模的數學推演。如果把全部過程都通過多媒體展示，優點是可以通過圖文并茂的教學方法使學生對教學產生興趣，隨之而來也有難以避免的缺點，即沒有老師親自示范理論的分析與公式推導過程，學生通常無法很好的理解經濟理論的形成思路。因此在傳統的教學方式與現代教學方式中，需要做出協調。
四、提高目前教學應用性的幾點設想
（一）介紹經濟學的最新發展
為了提高教學質量和效果，最根本的是提高學生的興趣和活躍程度，“興趣是最大的老師”，如果學生對目前的知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才能驅使他們自覺地學習和研究自己的專業課程。經濟學又是一門理論與實際聯系相當緊密的科學，并且伴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逐步的演變，并隨之產生一些新的理論和詞匯。在講授理論知識的同時介紹經濟學的最新發展，一方面可以提高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引導學生的經濟學思維。另一方面可以保持與前沿科學的緊密性，從而擴展教師隊伍自身的素質。例如當一些經濟學的學生或者當今的年輕教師群體，在他們學習GDP這一概念的時候，還沒有提出綠色GDP這一概念。隨著社會發展，這些學生己經畢業進入社會，環保問題越來越重要，并且逐步進入了經濟研究者的視野，綠色GDP概念就自然而然的被提出來。如果在學習期間教師用了探究的教學模式，引入介紹這些新的進展，那么接受過這樣的訓練的學生將更容易理解GDP的概念，并且很快地、自然而然地學會在考慮經濟問題時加入環境保護這一因素。如果只是靠知識的灌輸，那么學生在遇到新問題目的時候，往往對如何解決這些新問題上顯得茫然不知所措。
（二）聯系實際，引進案例
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案例是不可或缺的。實際上，各類經濟學教材或專著中也不乏非常經典的案例。有些原理通過這些案例的分析，變得簡單明了，通俗易懂。例如，著名的科斯定理，可以通過一個簡單的“牛群到毗鄰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來闡述；外部性原理則可以通過米德的“蜜蜂與果園”的例子來闡述；公共物品則可以通過“燈塔”的故事來闡述。這些例子已成為經濟學中經典的例子，具有了不可替代性，給經濟學留下一個永恒的傳統，使經濟學詩意盎然。但是，僅僅分析這些經典案例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把西方經濟學與中國本土經濟相融合，適當地引進一些現實中的案例以及貼近現實生活的經濟現象進行分析解釋，例如引用“谷賤傷農”的現象來解釋市場的供求關系，以及不同彈性的商品產生的不同供求變化。這是因為學習西方經濟學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學會運用所學的原理來分析解釋實際生活中的經濟現象，并幫助解決現實中的經濟問題，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議。
在案例教學過程中，針對西方經濟學中不同的原理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有的則可以從現實情況著手，一步一步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結論，這種過程可以由老師和學生一起互動完成。有的則可以先闡述原理，然后讓學生分析現實案例，這樣通過從具體到一般或者從一般到具體的演繹與分析，可以培養學生理論思維能力以及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同時，這種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可以活躍課堂氣氛，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提高教學效果。
（三）合理調整考核方式
目前我國的教育體制仍然為應試教育，對于從中學進入大學的學生來說這種應試感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另外，大學中現有的考核方式，期末卷面考試也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現行考試方式仍然以開卷和閉卷考試為主，尤其是閉卷考試，缺乏對實踐能力和學習過程的考核，使學生的學習目標產生扭曲，為了考試而學習，而忽略了對知識真正的理解和吸收。
西方經濟學核心理論課的知識，是學生學習后續專業課的基礎，所以應該重視這些課程的學習，更應該重視教學與考核方式，關注學生的學習效果。閉卷的考試方式側重于考察學生對知識的全面掌握，尤其是重視基礎知識，讓學生熟記知識點，為以后學好專業課打下基礎。但是，教師也應重視學生的平時成績，認真記錄學生的平時的表現，并實施教考分離，合理分配平時、期中和期末分數的比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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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西方經濟學的演變范文
論文摘要：從經濟學中價值論的變遷及其原因分析入手，結合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分析的根本目的的認識，探究了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對立的根源所在，提出了對待西方經濟學以及堅持和發展經濟學的應有態度。
0引言
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經濟學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學說，與此相關的另一個簡單化的觀點則認為，以稀缺資源配置為內容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是真正的現代經濟學。那么，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到底是什么關系?
由于價值論在經濟學中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我們的討論先從價值論的變遷談起。
1經濟學中價值論的變遷
經濟學中種種不同的價值理論的分歧和對立，就其主流而言，可以歸結為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的對立。
勞動價值論不是馬克思的創造，而是西方古典經濟學的首創。古典經濟學家認為，人類財富是人們用勞動適應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他們的這種觀點，由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最早做了系統的表述，其成果是世界公認標志政治經濟學正式誕生的名著《國富論》。他在這部書中指出:“每個國家的國民每年的勞動是供給這個國家每年消費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勞動是為購買一切東西付出的初始價格，是原始的購買貨幣。最初用來購買世界全部財富的不是金或銀，而是勞動——但古典經濟學家并未嚴格區分價值和交換價值(價格)，亞當·斯密第一個明確區分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他明確指出，交換價值的大小不取決于使用價值，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勞動是一切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但是他所說的勞動有時是指購買的勞動，也即交換得到的勞動，有時是指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他認為兩者是等價的，是無區別的。更為矛盾的是斯密在進一步討論價值構成時又背離了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工資、利潤和地租三種收人決定，并把工資、利潤、地租稱為商品價值的三個源泉。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李嘉圖克服了斯密關于價值源泉的二元論局限，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雛形。李嘉圖堅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大小，甚至提出決定商品價值的勞動不是實際耗費的個別勞動，而是社會必要勞動。但由于他未能區分勞動與勞動力以及價值與生產價格，所以無法解決等價交換形式下利潤的產生與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這兩個矛盾，從而導致李嘉圖學派的最終破產。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李嘉圖的學說，一方面明確指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另一方面正確區分了勞動與勞動力，并使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從而克服了那兩個矛盾。
效用價值論是爾后西方經濟學對抗勞動價值論的主流。以1871年“邊際革命”為界，此前的效用論主要是客觀效用論，此后則演變為主觀效用論。無論是哪種效用價值論，都是主要從需求方面研究人與物之間關系的經濟理論，只能說明人們對財富的主觀評價，無法說明財富的來源和增長。客觀效用價值論強調的是商品本身的效用(使用價值)，主觀效用價值論強調商品價值的本質是人的欲望及滿足程度，并且將這種欲望滿足程度歸結為個人對物品效用的主觀評價。
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價值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便是由馬歇爾完成的主觀價值論與客觀價值論的融合。在馬歇爾的學說中，價值、交換價值、價格都是等同的，因此他的價值論就是價格論。他所說的價值或價格指的是一種均衡的狀態，其價值指的是均衡價格。這種理論不區分勞動產品和非勞動產品，把價值等同于供求決定的價格，只承認有價格存在，不承認有不同于價格的價值存在。它認為，就市場經濟中商品財富的生產來說，成本是供給后面的原動力，而效用是需求后面的原動力，二者通過供求的波動，共同決定了財富的價格即交換價值。生產成本和邊際效用是供求規律的兩個構成部分，它們的作用可以和剪刀的雙刃相比擬。研究商品財富的價格是受效用支配，還是受生產成本支配的議論等于研究剪刀以上刃裁紙或下刃裁紙的議論。
自馬歇爾實現了價值論與價格論的合流，以及主觀價值論與客觀價值論的合流以后，原先意義上的獨立于價格論的價值論便不復存在了，從此價格論的討論代替了價值論，馬歇爾的價值—價格論也就成為此后西方經濟學價值—價格論的基礎和出發點。20世紀30年代后，壟斷競爭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價值—價格理論的提出，進一步強化了馬歇爾的價值——價格論、主觀價值論與客觀價值論雙重合流的趨勢，形成了當代西方經濟學中占主流地位的價值—價格論傳統。
總之，在經濟學的發展史上，關于價值論的認識是這樣展開的:先是以勞動價值論為主流，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支持西方經濟學長達一世紀之久;而后是效用價值論成為主流，以1871年“邊際革命”為邊界，此前以客觀效用價值論為主流，此后則以主觀效用價值論為主流;再后是馬歇爾的價值—價格論為主流，即在綜合主觀、客觀效用論的基礎上，實現了價格論對價值論的替代;再后便是當代學者在馬歇爾價值—價格論基礎上的進一步補充和發展。
2價值論變遷的原因
(1)之所以在資本主義第一次產業革命前后的100多年里，以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勞動價值論能夠成為西方經濟學中的主流價值論，最為根本的歷史原因在于兩方面:
第一，在第一次產業革命前后，資本主義制度應不應當替代封建制度，還是有待證明的命題。因此，經濟學家必須證明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即必須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否公正。要說明其公正，就要說明它是平等的。為什么平等呢?因為它貫徹的是等價交換的原則，而等價交換的基礎就是價值。所以，價值論的討論便與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正義性緊密聯系在一起，成為那一時代的經濟學的熱點命題。
第二，資本主義第一次產業革命時代，是自由競爭的時代，資產階級面臨的最主要的敵對力量是封建地主階級，因而要聯合無產階級共同對抗封建地主階級，在價值論中就不能不對無產階級活動的合理性給以部分的承認，這種承認的集中表現就是承認勞動創造價值。但是他們對無產者勞動的正義性的承認仍是有保留的。這從斯密既提出勞動價值論又同時提出了三種收入決定價值論中可以看出。這一時代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之所以提出勞動價值論，根本目的在于證明資本雇傭勞動制度的正義性、合理性。
(2)為什么西方經濟學中占主流的價值論，會由勞動價值論轉向效用價值論，并進一步以價格論替代價值論呢?
第一，斯密的價值論的雙重性。斯密既提出了勞動價值論，又同時提出了三種收人決定價值論，二者的統一在于斯密認為無論是勞動，還是利潤、工資、地租三種收人，都是成本，正是這種成本決定并構成商品的價值。不同的是，在歷史的不同階段，構成商品價值的主要成本不同，原始社會的主要成本是勞動，而資本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勞動價值論就要讓位于收入決定價值論。顯然，斯密的成本(收人)價值論的提出，主要是為了論證資本和地租存在的合法性，根本目的是為資本的存在，為資本存在的合理性、正義性進行論證。
第二，李嘉圖學派的破產。李嘉圖堅持一元的勞動價值論，指出地租不過是對勞動創造的價值的剝削，這固然為反封建提供了有力的經濟學理論根據，但他的一元勞動價值論也同時意味著否定資本本身的合理性。因為如果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那么資本所獲利潤也是對勞動創造的價值的剝削。再加之他解釋不了經濟現實中價格與價值背離的實際現象，從而導致李嘉圖學派的破產。這直接導致了主流價值論從勞動價值論向客觀效用價值論的轉變。
第三，邊際革命使得客觀效用價值論的主流價值論地位被取代。原因在于19世紀后期經濟危機的反復出現，使得人們不僅懷疑客觀效用價值論所主張的生產自然創造需求，因而供求會自然均衡的主張，而且進一步懷疑資本主義制度是否是和諧的、合宜的制度。這就要求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從理論上論證。因此，他們對需求問題，對需求與供給的均衡問題便不能不給予特別的關注。相應地，在價值理論的研究上，自然便把人的欲望及欲望的滿足程度提到極為重要的位置，甚至歸結為價值的本質。目的是要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有價值的，是正義的、合宜的，因為它能在最大程度上滿足人的欲望，并使整個社會經濟生活達到和諧均衡的狀態。可見，客觀效用價值論的主流價值論地位被取代的根本動因也還是出于論證資本主義制度合理性的需要。
第四，馬歇爾的新古典綜合價值論代替邊際效用價值論。如前所述，馬歇爾的價值論是對客觀效用價值論和主觀效用價值論的綜合。這種綜合之所以可能，在于客觀效用價值論和主觀效用價值論本質上都是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正義性申辯的，其學說的階級性和使命使之有可能被加以綜合。當然，之所以能夠被綜合，還包括它們在理論的某些共同點和分析方法上的某些共同之處。馬歇爾的價值論實際上是均衡價格論，從此當代西方經濟學者關注的熱點從價值論向價格論轉變。深刻的歷史原因在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牢固地取得了統治地位，更為重要的是要論證如何運用資本主義市場機制才能使經濟資源配置更有效。因此，重要的不再是價值命題，不再是討論資本主義有沒有價值，不需要通過論證資本與價值源泉的關系去證明資本的正義和存在的必然。重要的是怎樣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從而證明其制度的有效和優越，而這種有效和諧的運行狀態，恰恰是被概括為均衡的狀態。所以，均衡價格的討論替代了價值論的討論。這種替代，實際上是從回答為什么要選擇資本主義制度轉變為回答怎樣運用資本主義制度。
可見，西方經濟思想上，從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到效用價值論，從客觀效用價值論到主觀效用價值論，從效用價值論到綜合的價值—價格論，其主流地位演變的根本邏輯線索，是遵從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正義性、有效性、和諧性論證的需要。這是西方經濟學為什么研究價值論的根本使命所在。據此，我們可以說，一切經濟學，一切經濟學家研究價值論，根本目的都在于為其所代表的階級以及所要求的生產方式的歷史必然性和正義性申辯。西方經濟學的價值論的使命如此，馬克思的價值論使命同樣如此。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價值觀上究竟要說明什么
在馬克思那里，勞動是商品之間的共性，是交換價值的實體。他從抽象勞動中發現了商品世界的普遍聯系，把個人勞動和社會勞動之間的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作為把握商品經濟基本規律的基本范式。
價值本身呈現著一種經濟關系，價值是抽象勞動的凝結，并不是物理意義上的物質運動，而是社會經濟關系的運動。所以，我們哪怕把商品搗個粉碎，也找不到價值的“原子”。所以，商品作為對象不僅是人和物的關系，更是人與人的關系的體現。
《資本論》正文的第一句話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商品的價值形式是深人把握商品世界運行規律的根本。“商品的對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對它怎么辦。同商品體的可感覺的粗糙的對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體的價值對象中連一個自然物質原子也沒有。因此，每一個商品不管你怎樣顛來倒去，它作為價值物總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們記住，商品只有作為同一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的表現才具有價值對象性，因而它們的價值對象性純粹是社會的，那么不用說，價值對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我們實際上也是從商品的交換價值或交換關系出發，才探索到隱藏在其中的商品價值。“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于: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最后，馬克思進一步寫道:“在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里，一般的社會生產關系是這樣的:生產者把它們的產品當作商品，從而當作價值來對待，而且通過這種物的形式，把他們的私人勞動當作等同的人類勞動來互相發生關系。
馬克思的這類論述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是到處可見的。這些論述力圖說明，價值本質上決不是生產活動永恒的自然特性，而是社會關系，是圍繞勞動這種活動而形成的社會關系。
可見，馬克思把價值歸結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歷史關系，通過這種歸結，馬克思在價值觀上告訴我們:一方面，價值是勞動創造的，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因此一切不勞而獲，無論是通過資本私有還是通過土地私有來占有價值都是對勞動的盤剝。另一方面，馬克思在價值觀上告訴我們，人類勞動的社會性質采取自發的人本身不能控制的、異化的形式實現，本來是人類勞動生產的，但卻表現為人不能支配卻反而受其支配的方式，人們勞動要通過間接交換來證明其價值，這本身就是人的經濟活動的某種異化，是不合理的。之所以有這種歷史的扭曲，是因為存在私有制，在社會分工條件下的私有制割斷了人們生產的直接社會聯系，人們生產的社會性表現為迂回間接的外在過程，要克服這種異化，最根本的在于消滅私有制，一切與私有制直接相聯系的商品價值、貨幣、交換關系都是一種歷史的扭曲，因而從發展趨勢上，從人類理想社會的價值取向上，私有制最終是要取消的。所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價值觀上所昭示的是對商品關系和市場交換的根本否定。
4小結和啟示
(1)從經濟學中價值論的變遷及原因的分析，以及對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分析的根本目的的總結，
使我們看到，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與西方經濟學中的價值論的歷史使命不同、分析的目的不同，因而是根本對立的。而經濟學中不同陣營的對立，重要的不在于其具體分析工具和方法上的差異，而在于其分析背后的價值觀的不同，也正因為如此，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其價值理論上形成了尖銳對立。
(2)那么我們應該怎樣對待西方經濟學呢?顯然那種認為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學意義，是無國界的、無“階段性”、無“階級性”的觀點是不可取的。對于西方經濟學我們不能持盲目崇拜、全盤接受的態度。因為，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現代化大生產和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另一方面它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體現著資本主義經濟中當事人特別是資本家階級特殊的價值觀和利益要求。因此，我們對西方經濟理論的學習和借鑒，要以為指導，更加全面、及時和深人研究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借鑒和吸收其中合理的和有用的因素，識別和批判其中錯誤的成份，提高對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分析和借鑒的水平。
第4篇：西方經濟學的演變范文
回顧整個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發展，其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以及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圍繞著亞當?斯密的“道德人”與“經濟人”的關系問題——“斯密難題”而展開的。
一、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
阿馬蒂亞?森說：“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傳統聯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eNicomacheanEthics》)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就把經濟學科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指出了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
盡管現代經濟倫理的發展是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經濟倫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臘。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德性主義認為，善和德性是至高無上的，人應當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脫物欲誘惑，追求智能與真理；而以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為代表的快樂主義，則有別于柏拉圖派的觀點，主張道德與物質利益密切相關，“快樂與不適”決定了有利與有害之間的界限。為了調和上述兩種對立的倫理思想和體系，亞里士多德提出了總結性倫理學說，他指出：“在財產問題上我們也得考慮到人生的快樂和品德這方面。自私固然應當受到譴責，但所譴責的不是自愛的本性，而是那超過限度的私意——譬如我們鄙薄愛錢的人就只因為他過度的貪財——實際上每個人總是多少喜愛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財務或金錢的。人們在施舍的時候，對朋友、賓客或伙伴有所資助后，會感到無上的欣悅。”同時他認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會導致經濟交換過程中的敗德行為，他說：“對毀約行為的，對偽證行為的判罪，對富人的阿諛奉承，等等，據說這些現象都是起因于私產。但是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說，在古希臘思想家中，亞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了倫理的經濟內涵，并進一步提出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一觀點也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中得到了說明和發展。因此，亞里士多德堪稱古代經濟倫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開始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而亞當?斯密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中是一個集大成者，他不但窮其畢生精力創作了劃時代的經濟學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而且以道德哲學教授的身份撰寫了倫理學名著《道德情操論》。
縱觀這兩部巨著，不難看出《道德情操論》是《國富論》的基礎，《國富論》是《道德情操論》道德哲學中蘊涵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案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系統地論證了自由市場經濟是唯一符合效率與幸福原則的經濟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論》則試圖對物質經濟的運行予以強有力的精神指導。由此出發，斯密界定了關于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六大原則，即自尊、自愛、同情、互利、正義和虔誠，而且斯密認為市場的運行應當以這六大原則為道德前提。這一觀點后來在將經濟學和倫理學結合得最為緊密的穆勒的功利主義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總理曾經說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論》同樣精彩。”溫總理的話是對著兩部論著的恰當評價。
可以說，斯密同時受到大衛?休謨的道德情操論和哈奇森經驗主義功利論的影響，并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也從而實現了經濟學研究與倫理道德哲學研究(或者可以稱為“經濟人”與“道德人”)的“聯姻”。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亞當?斯密是把他的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亞當?斯密的這兩部著作的歷史、學術地位是沒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對其中的“道德人”與“經濟人”闡述的不同理解所引發的激烈爭論，形成了經濟學說史上所謂的“斯密問題”或“斯密難題”，或稱“斯密悖論”。而這場爭論，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延續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對立論”與“統一論”兩種不同的觀點。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是指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馬歇爾經濟學說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如何確定市場交易條件，即如何確定價格；而他們不再關心的是市場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為在他們對經濟學前提的假設中，新古典經濟學提出：市場主體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市場機制在既定不變地運行、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完全信息。由此他們提出了“帕累托最優”的概念。在這里，人們可以看到，倫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一個隱含的既定條件，是一種完美的、理想的經濟倫理狀態。
這一階段的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完善了“經濟人”的假說，完成了“經濟人”的倫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義福利經濟學，修正了古典學派的公平觀；論證了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但是，正如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那些力量之內。”可見，在新古典經濟學派，雖然實證經濟學占據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規范分析仍然是經濟學中重要的分析方法；雖然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博弈論得到廣泛的應用，但在實證經濟學的許多理論和命題中仍然包含著明確的或含蓄的倫理觀與價值觀。
四、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是以凱恩斯的思想為代表，特別是在他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所集中表達的價值觀念：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決非是萬能的，在市場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理應發揮直接干預和調控市場經濟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轉。凱恩斯在經濟倫理上還有一個思想，就是鼓勵奢侈，反對節儉。他認為節儉對個人來說是美德，但卻不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為如果無人消費就組織不起生產。他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證明。一個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英國作家和經濟學家貝爾納德?孟德維爾的《蜜蜂寓言》。顯然，凱恩斯是用了社會的標準來評價節儉倫理的。
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別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經濟倫理思想。經濟與倫理，從古希臘、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合”，到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分”，再到阿馬蒂亞?森這里，經濟學終于向倫理學復歸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阿馬蒂亞?森的獲獎公告中所言——“阿馬蒂亞?森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而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脆稱阿馬蒂亞?森為“經濟學的良心”。
第5篇：西方經濟學的演變范文
關鍵詞：邊際分析 邊際效用 作用
一、邊際的含義
經濟學中的邊際指的是因變量隨著自變量的變化而變化的程度，即自變量變化一個單位，因變量會因此而改變的量。邊際的概念植根于高等數學的一階導數和偏導數的概念。在經濟學中根據不同的經濟函數, 我們可求不同的邊際。如邊際成本、邊際收入、邊際效用、邊際消費、邊際儲蓄等。
二、邊際分析特點及對經濟學發展的作用
邊際分析是馬歇爾二百多年前創立的, 它告訴我們人們在作決策的時候, 除了應用絕對量作決策參數外, 更應該運用增量參數進行決策。這種方法有以下幾個特點：1.邊際分析是一種數量分析，尤其是變量分析，運用這一方法是研究數量的變動及其相互關系。這一方法的引入，使經濟學從常量分析發展到變量分析。2.邊際分析是最優分析。邊際分析實質上是研究函數在邊際點上的極值，要研究因變量在某一點遞增、遞減變動的規律，這種邊際點的函數值就是極大值或極小值，邊際點的自變量是作出判斷并加以取舍的最佳點，據此可以作出最優決策，因此是研究最優化規律的方法。3.邊際分析是現狀分析。邊際值是直接根據兩個微增量的比求解的，是計算新增自變量所導致的因變量的變動量，這表明，邊際分析是對新出現的情況進行分析，即屬于現狀分析。這顯然不同于總量分析和平均分析，總量分析和平均分析實際上是過去分析，是過去所有的量或過去所有的量的比。在現實社會中，由于各種因素經常變化，用過去的量或過去的平均值概括現狀和推斷今后的情況是不可靠的，而用邊際分析則更有利于考察現狀中新出現的某一情況所產生的的作用、所帶來的后果。
邊際分析法在1870年代提出后，首先用于對效用的分析，由此建立了理論基礎——邊際效用價值論。這一分析方法的運用可以說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的革命，具體說它的意義表現為：
1.邊際分析的運用使西方經濟學研究重心發生了轉變。由原來帶有一定“社會性、歷史性”意義的政治經濟學轉為純粹研究如何抉擇把有限的稀缺資源分配給無限而又有競爭性的用途上，以有效利用。2.邊際分析開創了經濟學“數量化”的時代。邊際分析本身是一種數量分析，在這個基礎上，使各種數量工具線性代數、集合論、概率論、拓撲學、差分方程等，逐步滲入經濟學，數量化分析已經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要特征。 3.邊際分析導致了微觀經濟學的形成。邊際分析以個體經濟活動為出發點，以需求、供給為重心，強調主觀心理評價，導致了以“個量分析”為特征，以市場和價格機制為研究中心的微觀經濟學的誕生。微觀經濟學正是研究市場和價格機制如何解決三大基本經濟問題，探索消費者如何得到最大滿足，生產者如何得到最大利潤，生產資源如何得到最優分配的規律。4.邊際分析奠定了最優化理論的基礎。在邊際分析的基礎上，西方經濟學從理論上推出了所謂最優資源配置，最優收入分配，最大經濟效率及整個社會達到最優的一系列條件和標準。5.邊際分析使實證經濟學得到重大發展。研究變量變動時，整個經濟發生了什么變動，這為研究事物本來面目、回答經濟現象“是什么”問題的實證經濟學提供了方法論基礎。
從平均分析進入到邊際分析, 是經濟學分析方法的一個重大發展和轉折, 意義十分重大它表明數學對經濟學的滲透邁出了重大一步。希克斯1946年的《價值與資本》與1947年薩繆爾遜的《經濟分析基礎》全面總結和發展了邊際分析階段的研究工作, 使邊際分析達到頂點, 從而成為經濟學史上的兩部名著邊際分析階段, 形成和發展了一大完整的微觀經濟活動行為理論, 提出了一般經濟均衡問題, 建造了一般經濟均衡的理論框架, 創立了當今的消費者理論、生產者理論、壟斷竟爭理論及一般經濟均衡理論的數學基礎，因此 邊際革命的影響是深遠的。三、邊際分析在經濟分析中的兩個簡單應用
1.應用實例：最佳產量的確定
(1)不計稅收下,最佳產量的確定
結論：利潤在邊際收入等于邊際成本時的產量水平上達到極大值。此時的產量水平稱為最佳產量水平。
例1 某食用油生產廠的收人函數R()=6140-302（元），成本函數C()=102+60+1200（元）,其中為每周產量（單位：噸）, 求最佳產量和每周預期利潤。
解:由已知邊際收入R‘()＝6140-60,邊際成本C’()=20+60, 由上結論有：6140-60=20+60解得=76,即每周最優產量76為噸,預期利潤為L(76)=R(76)-c(76)=219040元。
(2)賦產量稅后, 最佳產量的確定
例2：在例1的已知條件下,若每噸產量繳納t元產量稅,求最佳產量和每周預期利潤。
解:由已知噸應繳納 元的稅。則該廠利潤為：L()=R()-C()-t
由前面結論可得最佳產量為邊際利潤為零時的產量。即由L’()=0, 解得:。
這樣產量稅將影響最佳產量水平, 當然對預期利潤也有影響, 且賦稅越高, 最佳產量水平越低。
2.應用實例——確定白酒儲存期
例3 假定有白酒100噸,現價8元公斤,多陳一年可增值2元/公斤,貯存費每年10000元, 因貯存酒積壓資金引起機會成本每年增加105p.r,（其中105為酒的貯量,p為當年白酒價格,r為利息率,且假定r=10%),那么這些酒須儲存多久效益才最大呢
分析:假設須貯年才最佳,由已知可得如下函數關系；
(1)年增加的總收人函數R()=105×2＝2×105（元）
(2)年增加的貯存總成本C()=10000+×105×10%[(105×8+2×105)/105]=90000+200002（元）
(3)年凈增利潤函數L()=R()-C()=2×105-(90000+200002)=110000-200002
此時邊際收人R’()=2×105,邊際成本C’(×)=90000+40000
因為當R’()=C’(×)時利潤最大,所以有2×105=90000+40000，即＝2.75（年）
由于駐點唯一,故只有當儲存期為2.75年時,企業才能獲得最佳經濟效益,其最大凈增利潤為151250元。
由上進一步表明邊際分析這種以微積分為工具,以經濟現象為內容的數學分析方法已深深融人到了經濟學中,并成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第6篇：西方經濟學的演變范文
《資本論》； 意義；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結構
【中圖分類號】G643.1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3-8500（2012）12-0075-02
1學習《資本論》的意義
《資本論》不僅是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經典著作，而且也是全部經濟學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它是馬克思在深入研究已有的經濟理論成果，特別是古典經濟學的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創作的。學習和研究《資本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1研究與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現實問題： 《資本論》對早期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生產方式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和研究。從商品的二重屬性入手，運用科學抽象法，逐漸深入到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本質，進而論述了勞動價值論。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進行了深入的剖析，把資本主義的剝削實質和階級對立展現在讀者面前。再通過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還原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指出平均利潤、生產價格、利息等式怎樣掩蓋資本主義的剝削實質的。
由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研究的是早期資本主義的一些經濟現象，而資本主義經過100多年的發展，與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已經很不相同，所以西方有些人認為《資本論》已經過時了。但最近幾年，特別是08年金融危機之后，很多學者和政府重新開始重視對《資本論》的研究，認識到馬克思所闡述的基本理論和原理對于研究和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現實問題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2進行深刻嚴密的經濟學思維訓練： 從事經濟學研究，分析解決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離不開深刻的經濟學觀察力。要取得這種觀察力需要經歷深刻嚴密的經濟學思維訓練。[1]學習《資本論》，我們不僅是要學習其中的理論知識，更是要訓練經濟學思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經濟理論的過程中，運用了大量的邏輯和數學推導，通過對《資本論》的學習，讀者跟隨作者的思維，會使我們逐漸養成這種嚴密的思維習慣，對于我們學習其它的經濟學知識和進行經濟學的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資本論》的研究對象
2.1馬克思的論述：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2.2學術界的不同理解： 對于《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沒有取得統一的看法。主要的爭議來自對“生產方式”的理解。通常我們講的生產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但《資本論》中用的“生產方式”的概念，與通常意義的生產方式并不一致。這里的“生產方式”，可以是生產的技術方式，也可以是生產的社會方式。基于此，學術界對生產方式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1）它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2）它是最基本的、基礎性的生產關系，是直接生產過程的生產關系，即狹義的生產關系；（3）它是屬于生產力的范疇，如胡鈞認為應把《資本論》中的生產方式理解為屬于生產方式范疇的勞動方式、生產方法……恰恰是馬克思的本意；（4）它是介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獨立經濟范疇。
對于經濟學和傳統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區別，很多者認為：著重研究了經濟的一些本質的關系，而所謂正統經濟學只研究了經濟的一些現象形態，即層次不同論。另外一種觀點認為，研究的是社會的基本經濟關系或經濟制度發展變化的規律，而正統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源配置和市場經濟的日常運行機制。對于這一問題，著名經濟學家樊綱在《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中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認為社會經濟活動存在二重性：一是物質生產問題，二是社會交往或經濟關系問題。樊綱認為經濟學和傳統西方經濟學對這兩方面都有所研究，但它們各自研究的側重點不同，西方經濟學重點研究的是經濟活動中的物質生產問題，即如何對有限的資源進行配置以滿足人們多方面的需要；經濟學重點研究經濟關系問題，即經濟活動中人們相互間歷史地發生的社會關系及其發展演變的原因和規律。
3《資本論》的研究對象
4現實意義
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時期，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源配置和財富增長，不僅對經濟現象進行分析論證，而且對經濟現象背后人們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隨著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和演變，資產階級經濟學逐漸傾向于對經濟現象的論證，對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的本質問題卻不做分析。從W.S.杰文斯開始，逐漸用“經濟學”來代替“政治經濟學”，認為這樣更符合學科的對象和主旨。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回歸，使經濟學理論重新回到研究經濟關系本質上來。《資本論》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中經濟關系的分析，看到了資本主義的本質，看到了資本主義矛盾發展的必然規律。雖然在解決一些具體的經濟問題時，應著重對經濟變量的數量關系進行論證，但是要把握經濟活動的發展規律，就必須分析經濟活動的本質。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所說：“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這也是為何馬克思要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樊綱：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3]張銜：《資本論》與社會主義經濟專題研究講義綱要.2007年
注釋：
第7篇：西方經濟學的演變范文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 二次調節 所有制改革 轉型發展 道德調節
引 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第8篇：西方經濟學的演變范文
一、對中國農業經濟學有重要影響的三種農業經濟理論
目前對中國農業經濟學影響較大的理論大致有三種:一是由前蘇聯農業經濟學教科書演變而來的中國農業經濟學，也被稱為“傳統農業經濟學”;第二種是以美國的農場管理理論和西方農業理論為代表的西方農業經濟理論;第三種是二戰以后興起的發展經濟學中的農業理論。
所謂的“傳統農業經濟學”是在中國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對中國農業經濟現象進行解釋的過程中形成的。從形成的淵源上看，它有兩個理論來源。一個是來自前蘇聯的農業經濟學，這是以政治經濟學為理論基礎，融進了前蘇聯農業政策解釋。到20世紀50年代己經演變成了一個教條體系。第二個淵源則來自中國經濟建設政策的詮釋，是在中國農業政策尋求理論解釋過程中對引進的理論的改造結果。“傳統農業經濟學”就是這個體系較常用的稱謂。
也正因為這個體系有上述兩個主要的理論淵源，所以，這個體系理論形式上一方面注重理論的邏輯演繹，注重從“經典”出發進行理論的推演，表現出極強的思維理性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偏重于對現行政策的解釋，這種解釋往往又與己有的理論嚴重脫節，顯得十分牽強而缺乏理性。這種理性與非理性的矛盾，幾乎貫穿了傳統農業經濟學體系的全部，成為它的一個主要特征。
另一個對中國有較大影響的農業經濟理論是西方的農業經濟理論。作為現代農業經濟理論，它是近二十年才引入中國并發展起來，對中國農業經濟理論的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該種理論基本上是以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為理論基礎，具有強烈的經濟理性。就其理論本身而言，它由兩方面的內容構成:一是以美國的農場管理理論為代表的農業經濟微觀理論。這種研究是以既定的宏觀農業政策為前提，立足于農業微觀行為的研究和分析，致力于農業企業(農場)的微觀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西方農業經濟學的這種微觀研究己經有越來越多的微觀管理理論滲透其中，出現了與管理學理論合流的傾向。另一方面，在西方國家農業政策的研究者更多的是理論經濟學者，也就是說，農業的宏觀經濟理論在西方己經融于一般的經濟理論之中，任何農業經濟政策的研究都是以更大的經濟系統的運行狀況為背景，而農業經濟理論只是理論經濟學的一個內容或方面。所以，在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中，沒有相對獨立的農業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是第三個對中國農業經濟理論有重大影響的經濟理論。發展經濟學是以發展中國家的開發與發展為目標，用西方的經濟理論和方法，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増長與發展，并在這個研究過程中逐漸成為一個新的經濟學領域。嚴格地說，發展經濟學是一個“理論群%它是由眾多學說集合而成的。在發展理論中，農業經濟理論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為發展中國家幾乎都是不發達的農業國，農業在這些國家的國民經濟中占有較大份額。研究這些國家的經濟増長與發展，不可能不以農業的増長與發展為其開端和立足點。發展經濟學是西方經濟理論系統中的一個內容，它的理論源于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但從另一方面看，它又直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開發與社會發展。發展經濟學的進展己經越來越多地引起發展中國家農業理論研究者的關注。
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隨著研究的深入，發展經濟學越來越多地與其他相關學科融匯在一起。西方學者在研究發展問題時更傾向于使用“發展理論’，他們主張將經濟開發與社會進步的研究融于一體從社會發展和進步的視角研究經濟開發，成為發展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特別應該提到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由于其他相鄰學科一如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對發展問題的積極介入，引致發展理論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的創新，使發展理論的研究進入了微觀領域所提出的宏觀政策主張更注意其微觀基礎和可操作性。
二、三種農業經濟理論的評價
對經濟理論的評價如果離開了特定的背景、目標和準則，評價將不可能科學地進行。對三種農業經濟理論評價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國農業經濟理論發展趨向和路徑，這個探索應該植根于中國現實的經濟運行和深遠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中，因此，對這三種農業經濟理論評價也是立足于中國經濟的現實和中國的文化價值觀。這個評價應該在三個層面上的進行:理論的目標、研究方法和經濟學的價值觀。
“傳統農業經濟學”是建立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之上的，受到政治經濟學追求社會公平的價值取向強烈影響。因此，它作為“社會主義農業經濟學”，將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新的農業經濟體系，并為此進行了大量的探索。這個探索因深受蘇聯模式的影響而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
50年代初，中國從前蘇聯引進經濟學理論以及原封不動地復制過來，并在以后的本土化過程中不斷地被強化和走向極端。相反，蘇俄時期那些有價值的農業經濟理論，如恰亞諾夫的農民經濟理論(或被稱為小農經濟理論)卻從未為中國的農業經濟理論研究者們所關注。因此，中國農業經濟理論探索從開始就進入了一個人為的誤區，這個探索除了人為的設置了許多禁區外，在研究方法論上也帶有強烈的主觀傾向，即從“經典著作”中找到既定的“最優解”，然后設法尋求達到這個最優解的路徑，而從根本上忽視了這個‘最優解”的基本前提。在這種方法論引導下的理論探索，只能越來越遠地脫離中國農業經濟運行的實際狀況，不可能對中國農業經濟運行作出準確的描述、分析和判斷，最終必然遠離中國農業經濟理論研究的目標。
中國農業經濟之所以在50年代能迅速地接受前蘇聯的農業經濟理論，中國傳統價值體系中固有的平均主義特質是一個重要原因。前蘇聯的農業經濟理論中突出的追求社會公平的價值取向，和中國傳統的平均主義價值觀有較高的一致性。前蘇聯的經濟理論在中國沒有遭到任何排斥和抵抗，價值觀的暗合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潛在功能。
“傳統農業經濟學”在中國經過幾十年的演變，到今天己經具有了更多的政策解釋傾向，這種越來越強的政策解釋和政策解釋取向，使中國農業經濟理論陷入停滯和封閉，日益脫離作為其母體的理論經濟學的發展。
西方農業理論(在中國被稱為西方農業經濟學)是以西方理論經濟學為基礎的，它甚至沒有相對獨立的理論體系。西方經濟學是在西方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中逐漸完善起來的。也就是說，西方的經濟學理論是在解決其工業化的問題中完善起來的。因此，西方的經濟理論從其開端即具有較廣闊的視野，它隨著國民經濟的一體化逐漸將其理論延伸的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在西方經濟理論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由于較早地完成了國民經濟一體化過程，很少有前蘇聯和中國這樣的條塊分割的經濟現實，所以，不可能有相對獨立的“部門經濟學”如工業經濟學、農業經濟學等，但卻不乏將一般的、抽象的經濟理論運用于部門經濟分析的理論框架。西方的農業理論就是以一般的經濟理論為基礎的農業經濟研究框架，它就是理論經濟學的一部分。
在西方的農業理論被引進中國時，人們往往愿意農業經濟理論的時候，斯大林模式的農業經濟理論被將西方的農業理論“拿來”直接解釋中國的農業經濟現實，企圖在這種解釋中完成對傳統農業經濟學的改造。這種努力多歸于失敗。在傳統的思維模式引導下，將經濟學理論體系中一個部分的農業理論割裂出來作為“西方農業經濟學”學習和應用是不可能收到預期效果的。
效率優先是西方經濟理論的一個基本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不可能不影響西方的農業經濟理論和農業微觀管理理論。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經濟學領域曾發生過的關于“公平與效率”的討論，其實質就是傳統經濟學面臨西方經濟學大舉“入侵”時的一種必然的、本能的反應，即兩種價值觀的沖突，并不是真正的經濟學意義上的“公平與效率”的討論。在研究的技術路線上，西方的農業理論更傾向于用實證的方法，以效率為目標去選擇技術途徑，而不是企圖用制度去創造技術。
發展經濟學沿襲了西方經濟理論的基本方法。在早期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中，同樣表現出強烈的經濟學理性，這種經濟理性以西方的價值觀為基礎。所以，在早期的發展經濟理論中蘊涵著根本的、甚至是致命的矛盾，即價值沖突。這種沖突在發展理論切入了發展中國家較深層次問題時就凸現出來。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早期發展理論引導下，雖然獲得了短暫的經濟増長，卻付出了沉重的社會發展代價，最終延遲了經濟増長。
早期發展經濟學是發展中國家的整體經濟結構的研究，而沒有進入微觀領域。這種研究其實是以發展中國家具有與發達國家相同或相似的微觀結構為隱含前提的，這個前提下的宏觀研究提出的政策，在發展中國家也許能暢行一時，但在進入更深層的經濟領域涉及到社會、經濟資源的重新分配等領域時，這個經濟理論就顯得力不從心了。
發展經濟學一旦進入了發展中國家微觀經濟結構，立即強烈地意識到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研究，僅僅有經濟學的理性是不夠的。經濟學的理性可以解釋發展中國家的許多結構規律，但在結構的深處，卻可能遇到諸如價值觀這樣的非理性因素的強烈抵抗，這是經濟學的理性無法逾越的，也不能要求經濟學的理性具有解釋和消融這種非理性因素的擾動的能力。所以，現展理論的外延遠遠超過了“發展經濟學”所能覆蓋的范圍。影響經濟増長與發展的諸多非理性因素進入了這個理論的視野，強調基本價值觀的融合在經濟増長與發展中的意義;注意非經濟行為對微濟増長和發展的拉動或阻礙等等，這些都引起發展經濟學者的廣泛關注和興趣。發展理論的這種變化，己經對中國農業經濟理論產生了微妙的影響。近年來，中國的農業經濟學者越來越多地開始關注農村微觀社會的非經濟因素與經濟増長和發展關系，“農業經濟學”己經悄悄地演變成為“農村經濟學”。
與此同時，發展理論的研究方法也有了許多變化。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如邊際分析在發展經濟學中的統治地位仍是不可動搖的。但是，現展理論除了一如既往地使用經濟學的經典方法外，越來越多鄰近學科的方法論被吸收成為發展理論方法論體系的內容。其中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對社會結構研究的方法大量地被經濟學研究者吸收，用以在微觀和宏觀的層面上研討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的互動關系。這樣，發展經濟學在進入微觀領域后就突破了經濟學的傳統邊界，與其他社會人文學科相融合。這種方法論上的突破己經影響了中國的農業經濟學者，從而對中國農業(農村)經濟學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帶動中國農業經濟學全面突破舊的理論和方法論框架。
三、中國農業經濟理論未來的展望
傳統的農業經濟在過去20中己經逐步地開始了對自身的理論改造。這個改造過程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①將農業經濟作為國民經濟整體的一個產業部門，農業經濟學逐漸成為產業經濟學的一個部分，農業經濟學也因此漸漸融入理論經濟學之中;②將農業經濟現象與農村社會結構結合在一起研究，農業經濟學的研究逐漸由過去的“部門經濟學”演變成為區域經濟學，農業經濟學漸漸地演變為農村經濟學;③由政策解釋功能轉變為政策研究功能。
(1)農業經濟學融入理論經濟學。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農業經濟。在舊的條塊分割體制下，特別是50年代以來形成的二元經濟格局中，農業經濟的運行相對地獨立于其它經濟部門，具有較強的封閉性。在對這種具有相對獨立性、封閉的農業經濟運行過程的解釋中形成的傳統農業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和封閉的研究方法。這種傳統的研究領域和方法對中國農業經濟理論研究產生了十分深刻的影響。雖然如此，現代經濟學在過去的十幾年中己經很深入的影響了傳統農業經濟學，并逐漸地改造了它，農業經濟學作為現代產業經濟學的一個部分正在融入現代經濟(2)由部門經濟學向區域經濟學轉變。傳統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按國民經濟部門的分工來劃分的。這種學科劃分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條塊分割的經濟運行狀態是一致的。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后，這種條塊分割的局面被沖破，農業經濟的研究對象被擴展為農村經濟。傳統農業經濟學要繼續解釋農村經濟的新情況，就必須改變舊的研究框架，適應新形勢的要求。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在對改革過程的不斷跟進和解釋中，逐漸朝具有區域經濟理論特征的方向演變。
第9篇：西方經濟學的演變范文
摘要：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實證化和專門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證偽主義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發展的邊緣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現實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補充、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等趨勢強化，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以及政府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聯系得到共同重視。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3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3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3。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