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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園林植物;植物生物學;景觀生態學;園林設計
1.引言
伴著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生態學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并不斷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這要求風景園林設計必須加強對生態學理論的探索和應用。植物生態學是研究植物之間、植物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包括植物個體對不同環境的適應性,及環境對植物個體的影響;植物種群和群落在不同環境中的形成及發展過程;以及在生態系統的能量流動、物質循環中植物的作用。園林植物生態學特性是指植物種類對外界環境要求的特性,是植物各類生物學特性的一個方面。
2.生態學原理在植物配置中的應用
2.1遵循生態適宜性原理,保護性地利用景觀場地
現有的自然資源生態適宜性是指經過長期的與環境的協同進化,生物對當地的光、熱、溫、水、土等生態環境產生了生態上的依賴性。生物長期生長在某種特定的環境中,其本身的生物學和生態學特性也因為環境的影響而產生變異,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生存下來的這些植物對于環境有更高的適應性。因此,在生態園林建設時,首先要調查恢復地區的自然生態條件,如土壤性狀、光照特征、溫濕度等,根據生態環境因子來選擇適當的生物種類,使得生物種類與環境生態條件相適宜。在生態園林設計中,應用生態學適宜性原理進行設計,保護自然環境不受或盡量少受人類的干擾,現有場地往往經過很長時間,已經形成了新的動植物生態系統。
2.1.1尊重場所自然演進過程
現代人的需要可能與歷史上該場所中的人的需要不盡相同。因此,為場所而設計常常不會模仿和拘泥于傳統的形式。但是從生態學理論來看,新的設計形式仍然應以場所的自然過程為依據,依據場所中的陽光、地形、水、風、土壤、植被及能量等條件。設計的過程就是將這些帶有場所特征的自然因素結合在設計之中,從而維護場所固有的生態環境健康[。作為風景園林設計者應盡量保留原場所的自然特征,如泉水、溪流、造型樹、已有地被及名樹、古木、地形等,這是對自然的內在價值的認識和尊重,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資成本,又能避免為了過分追求形式的美感而對原有生態系統造成無法彌補的破壞。
2.1.2利用當地的鄉土資源,做到適地適樹
鄉土植物是指經過長期的自然選擇及物種演替后,對某一特定地區有高度生態適應性的自然植物區系成分的總稱,是最能適應當地生態環境的植物群體。利用鄉土植物造景,植物成活率高,管理和維護成本少,能促使場地環境自生更新、自我養護,而且能夠形成具有地域性特色的景觀。所以,植物造景中鄉土植物是最佳選擇。另外,因為物種的消失已成為當代最主要的環境問題,所以保護和利用地帶性物種也是時代對風景園林師的倫理要求。
2.1.3土壤的設計
在園林設計中,植物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土壤是植物生活的介質,因而在設計中選擇適合植物生長的土壤就顯得特別重要。分析植物的生態習性,選擇適宜植物生長的土壤類型、質地。特別是在園林的生態恢復設計中,土壤因子更為重要。一般都需要對當地的土壤情況進行分析測試,選擇相應的對策。常規做法是將不適合或污染的土壤換走,或在上面直接覆蓋好土以利于植被生長,或對已經受到污染的土壤進行全面技術處理。采用生物療法,處理污染土壤,增加土壤的腐殖質,增加微生物的活動,種植能吸收有毒物質的植被,使土壤情況逐步改善。
2.1.4以循環為主的水的設計
在風景園林設計中,從生態因素方面對水的處理一般集中在水質的清潔、地表水循環、雨水收集、人工濕地系統處理污水、水的動態流動以及水資源的節約利用等方面。在生態園林設計中充分利用濕地中大型植物及其基質的自然凈化能力凈化污水,并在此過程中促進大型動植物生長,增加綠化面積和野生動物棲息地,有利于良性生態環境的建設。
2.2根據生態位選擇植物材料
植物群落并不是植物個體簡單的拼湊,而是一個有規律的組合。生長在一起的植物之間存在著極其復雜的相互關系,這種相互關系既包括生存空間的競爭與相互依存,也包括各種植物對光能、土壤水分和礦物質等外部環境的利用和植物分泌物的相互影響等。生態位就是種群在群落中與其他種群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相對位置及關系。每種植物在群落中都占有一定的生態位,如果2個種在同一個穩定的生物群落中占據相同的生態位,終究有一個要退出該群落。因此,在構建生態園林植物群落時必須按照生態位原理來確定群落中優勢樹種、伴生樹種的種類。優勢樹種多為喬木,對群落的結構和功能起著決定性作用,因而它在群落中的數量是占多數的。根據生態位理論,在進行植物配置時,應充分考慮物種的生態位特征,合理選擇配置植物種類,避免各個物種對空間和營養的爭奪,種間互相補充,既充分利用環境資源,形成結構合理、功能健全、種群穩定的復層群落結構,又能形成具有良好視覺效果的園林景觀。根據各種植地不同的實際情況(如干旱、貧瘠、土壤密實、污染嚴重、病蟲害嚴重等),有針對性、有側重點地選擇植物種類,尤其是高大喬木優勢種的選配,直接決定了園林生態效益的發揮程度。生態園林設計中要求利用不同物種在空間和營養生態位上的分異來配置植物,充分利用空間、營養,各個種才能協調共生。因此,在植物材料選擇時,應該因地制宜,發揮不同植物的各自優勢,最大限度地滿足植物生長所需要的生態條件,根據實際情況的不同,進行相應的選擇。
3、生物多樣性理論對生態園林設計的指導
生物多樣性包括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和景觀多樣性四個層次。在城市綠地這一特定環境中,與植物配置關系最為密切的是物種多樣性和景觀多樣性。
3.1物種多樣性
遵從生物多樣性原理,模擬自然群落的植物配置。生物多樣性不僅反映了群落或環境中物種的豐富度、均勻度等,也反映了群落的動態結構與穩定性,以及不同的環境條件與群落的相互關系。物種多樣性主要反映了群落和環境中物種的豐富度、均勻度、群落的動態與穩定性,以及不同的自然環境條件與群落的相互關系。生態學家認為,群落結構愈復雜,系統也就愈穩定。
3.2景觀多樣性
景觀生態學把景觀要素劃分為3個基本類型:一是斑塊,指外貌與周圍地區有所不同的非線性區域。二是廊道,即與基質有所區別的一道帶狀區域,如道路、河流等。三是基質,基質的結構、功能及變化直接影響著整個景觀。斑塊的尺度、樹木、性狀及位置對生物多樣性有直接的影響。斑塊尺度越大,物種多樣性越豐富,而尺度小的斑塊則是某些物種的避難所,因此,生態園林中必須有大面積的森林以發揮森林的生態功能,滿足城市發展的需要和維護城市生物多樣性;還必須有小的植物群落來保護和發展一些特有或稀有物種。斑塊的數量越多,物種受保護的程度越大,因此,在生態園林設計中,必須設計2個以上的大型斑塊,以達到保護某種物種的目的。斑塊形狀理論表明,邊緣不規則的斑塊比規則的斑塊生態功能性要好,因此,在設計生態園林邊緣時,要進行適度的不規則處理。當一個斑塊中的物種滅絕之后更有可能被來自相鄰斑塊同種個體所替代,從而使物種整體上得以延續。因此,對整個生態園林起決定性作用或具有重要意義的植物群落必須設計在園林最關鍵的位置。
3.生物學理論在生態園林設計中的應用
植物的生物學特性是指植物生長發育、繁殖的特點和有關性狀,如種子發芽,根、莖、葉的生長,花果種子發育、生育期、分蘗或分枝特性、開花習性、受精特點、各生育時期對環境條件的要求等。必須了解植物的生物學特性,以便掌握植物的生長規律,進而進行植物配置。例如,根冠比是指植物地下部分與地上部分的鮮重或干重的比值,它的大小反映了植物地下部分與地上部分的相關性。這需要在植物苗期創造良好生長條件,促進根系生長,增大根冠比。植物的生物學特性是生態學特性的個性體現,充分了解植物的生物生理學特性,可以對生態學做出補充,如樹木周圍的地面鋪裝材料必須是透氣的,這樣可以保證植物的根系呼吸,才能使現有的植物景觀維系和發展下去。
4.結語
生態學是一個動態的連鎖反應,人類是其中的一環,人類活動是環境變化的起點,同時也是變化的接受者和被影響者,人類的活動對環境的影響是不可小覷的,人類活動引起的環境中各種因素如水、空氣、溫度的不斷發展變化造成環境的變化,環境的變化導致環境中生態群落的變化,從而決定了這個群落的發展方向,最終決定這個環境的發展方向和人類在其中是否適宜生存。風景園林對環境的美化和綠化最終目的是使環境適宜人類居住,因此,風景園林設計、施工中只有充分利用生態學和生物學的原理,對其中的環境進行生態學設計,這樣的園林才能真正達到宜居的目的。
參考文獻
[1]蘇雪痕.植物造景[M].中國林業出版社,1994
【關鍵詞】亞高山針葉林;土壤生態;川西高原
一、川西亞高山針葉林土壤生態研究內容與進展
19世紀70年代,全球范圍內人口膨脹、能源短缺、氣候變暖、環境惡化等問題一一顯現,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生態學家和土壤學家逐漸認識到全球生態問題并非單一學科能夠解決的,多學科的交叉與整合才有出路,于是土壤生態學開始受到重視。在我國國內,土壤生態學起步較晚,雖然早已認識到川西亞高山針葉林的重要性,很多方面的研究也開展已久,但是其土壤生態的研究直到2000年左右才開始逐漸顯現。盡管起步較晚,基礎較差,但是在短短的10年時間里,我國的科研工作者們已進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多開創性的成績。
二、成土因素與土壤發生性質相關性剖析
在對川西亞高山針葉林的土壤生態研究中,使用了近年來流行的分形理論,并且發現了一些規律。阿壩州、甘孜州、木里縣等地的川西亞高山針葉林的土壤類型包括山地棕壤、山地灰化棕壤、山地暗棕壤、山地棕色針葉林土、山地灰化土幾種類型,其成土母巖則有砂板巖、鈣泥板巖、板巖、砂巖、千枚巖、砂頁巖、片巖等幾種,質地類型多為輕壤土和中壤土。川西亞高山針葉林土壤的成土作用以母巖的機械破碎風化為主,表層土壤顆粒的分形維數為2.5209~2.7978,表明土壤質地粗糙,粗粉粒所占比重大,粘粉粒比重小;土壤結構相對松散,通透性較好;持水性相對較差。川西亞高山針葉林表層土壤顆粒分形維數主要由
森林凋落物(litter)是指系統中由生物組分產生,然后墜落歸還到林地表面的所有物質的總稱。它在森林生態系統中起著聯系群落和土壤的橋梁作用,具有水源涵養和養分歸還功能,對于川西亞高山針葉林的土壤生態系統具有重要意義。在原始林、次生林和不同林齡的人工林群落中,凋落量、貯量、養分歸還量,以及凋落物分解速率和對林下土壤肥力狀況的影響都不盡相同。研究表明,天然林的凋落物分解速率和對土壤肥力的維持和改善能力(考慮了包括自然含水量、容重、毛管含水量、pH及營養素含量等數據的差別)優于人工林,在其他方面則無明顯優勢。但是以上兩點對土壤養分循環有著更重要的意義,也是造成人工林土壤理化性質恢復滯后,以及生態功能不完整的主要原因,是森林人恢復中需要改善的。
三、土壤與生物關系的研究
生物在土壤生態系統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它們的活動對于土壤的影響往往是最為快速而顯著的。因此,土壤和生物之間的關系研究從土壤生態學出現起,就一直是該領域的研究重點和熱點。早期的研究僅局限于土壤生物的經典生物學研究,如土壤中微生物的形態、數量、分類和分布等,目的也較為簡單:揭示土壤生物活動對土壤發生和土壤肥力的影響。近年來,研究逐漸從微觀和宏觀兩個角度不斷發展。微觀方面,深入到比如根際、孔隙、團聚體等微區內的微生物、微動物的研究,探索它們的形態、數量、分類、分布和對土壤性質的影響,以及它們在土壤中物質轉移和轉化(如C、N、S等元素的轉化和污染物的降解)起到的作用。宏觀方面,一定時空尺度內,植物群落演替過程怎樣引起土壤理化性質的改變,從而導致土壤演變的發生,以及土壤演變的反饋如何反過來對植物群落演替產生影響的研究逐漸增加。此外,人類活動的影響也越來越受到關注。生物和土壤關系的宏觀研究成為了近幾年川西亞高山針葉林土壤生態研究的重要內容。
對川西亞高山針葉林土壤動物群落的研究發現,土壤動物群落以線蟲綱、蜱螨目、彈尾目為優勢類群,常見輪蟲綱、倍足綱、線蚓科、猛水蚤目、雙翅目幼蟲等類群。相比于低山丘陵區闊葉林,川西亞高山針葉林的土壤動物群落倍足綱比例大大增加,線蟲綱比例上升,而彈尾目和蜱螨目優勢下降。同時,土壤動物群落以凋落物層密度最大,剖面分布具有表聚性。人工天然混交林土壤動物群落數量和多樣性均略高于人工云杉純林。林下植物的喪失,即灌木層和草本層的去除,會導致土壤動物密度、多樣性指數降低,優勢類群格局和功能團構發生變化,對于土壤動物群落產生消極影響。由于灌木層的多年生落葉闊葉樹種的凋落物在數量、種類和質量上明顯優于草本層,所以灌木層的喪失會給土壤動物群落帶來更大的影響。
四、發展趨勢
作為一門發展歷史僅有幾十年的新興學科,土壤生態學在很多方面固然有待發展和完善,但這也表明它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嶄新的角度和綜合的方法極有可能為許多研究難點和環境問題提供新的答案。顯然,隨著全球危機的日益嚴重,全人類對于生態問題的關注度將繼續上升,土壤生態學的地位必將越來越高,推動其飛速發展。川西亞高山針葉林的土壤生態研究在短短十年的時間里,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在表明其重要價值的同時,也預示了未來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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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y of the Land Crabs
2009, 479pp.
Paperback
ISBN: 9780521112925
Warren W. Bruggren等著
隨著生物學家對陸生生物的關注越來越多,人們對于陸蟹類的研究興趣也迅速發展。本書在1988年第一版出版以前,還沒有一本專門研究陸蟹類的專業性書籍供那些對陸生十足類甲殼動物的各個方面感興趣的生物學家們參考。本書是一本關于陸蟹類的綜合性專著,它包含了甲殼綱動物中異尾類和短尾類動物近期和長期以來所進行的研究結果。
全書共有11章,1.引言部分,編者從整體上定義了什么是陸蟹類,強調了陸蟹類的重要作用,并指明了本書的研究范圍;2.Richard Hartnoll對陸蟹類系統學做出的十分重要的評論,盡管作者將討論范圍限定在了陸蟹類,但是,書中所提供的有關陸蟹的進化、系統學以及地理分布等內容對于不同研究方向的甲殼動物學者們都是十分有用的;3.Thomas Wolcott討論了生態學家和生物學家都十分感興趣的陸蟹類生態學,本章涉及陸蟹生存的環境條件、與其他動物及人類的相互關系以及繁殖生態學等內容;4.關于陸蟹類行為學的內容,包括取食、梳理、打斗行為以及聽覺和運動行為等;5.研究了繁殖和發育,本章重點討論了生理學的內容,而對于陸蟹類幼體的發育和特征卻討論的較少,特別是考慮到這方面的工作已經開展了很多,作者對這方面的介紹就略顯單薄;6.討論了陸蟹的生長與蛻皮,特別是自割與再生現象;7.很好地論述了陸蟹的滲透調節,作者對于陸蟹類動物的鹽和水分調節機理進行了詳細的研究與討論;8.是由本書的兩位編者撰寫的關于陸地呼吸問題的論述,綜述了有關供氧生理學及其機制方面的知識及其在陸蟹類呼吸系統中的應用;9.10.討論了陸蟹的循環系統以及與動物取食、消化、生理代謝和運動有關的能量學的內容;11.總結了陸蟹類研究的現狀及本書對于后續研究的啟示作用和目的。
本書的一點小小的瑕疵就是在術語的應用方面還存在一些不統一,這將對本類群研究不是很專業的同行造成一定的迷惑。
本書的兩位編者,Warren W.Burggren和Brian McMahon都是非常有名的甲殼動物生理學家,Warren W. Bruggren現為北德克薩斯州大學生物系教授,他主要致力于組織和器官水平的生理學研究。
本書不僅適用于甲殼動物學家,而且對于一般陸生動物生態學研究者們也同樣十分有用。
朱立峰,博士后
(中國科學院動物學研究所)
本文基于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型方法中綜合多種生態學因子在不同鼠疫自然疫源地類型間的分類比較結果,包括:中國鼠疫生態地理景觀型分型法[5]、中國鼠疫菌DFR/MLVA基因組型分型法[7]、中國鼠疫菌生物型分型法[8]、中國鼠疫主要宿主的分類[9]、中國鼠疫主要媒介的分類[7]、中國鼠疫疫源地分型方法研究[10]。探索鼠疫自然疫源地的演化動態,分析鼠疫菌的地理譜系分化、生態環境與動物宿主、媒介分布等特點,得出結果。
2結果
2.1形成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生態地理環境要素的生物學特征
根據中國地質——古地理時間,即喜馬拉雅造山運動、冰河期變化、冰川消失、氣候變暖,導致形成了3個自然區帶——東部季風區溫度帶、西部干旱區溫度帶和青藏高原區垂直溫度濕度帶,奠定了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生態地理環境生物學的基礎。從而決定了中國鼠疫主要宿主、鼠疫主要媒介以及鼠疫菌生物型的分布和鼠疫生態地理景觀型生物學特征。根據中國自然地勢,由西向東、由高到低分成3個臺階和2條棱線。第一臺階地域:發源于天山山脈、帕米爾高原、青藏高原至橫斷山閉合的廣闊地域。第二臺階地域:發源于第一臺階地域以東和第三臺階以西蒙古高原和云貴高原廣闊地域。第三臺階地域:發源于第二臺階以東,東起黑龍江省,南至廣西壯族自治區,東至渤海、黃海的廣闊地域,從而奠定了形成中國生態地理景觀型的基礎。生態地理景觀明顯的氣候區域性影響了動物地理的分布和人口密度的差異,這些都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條件。中國生態地理景觀型生物學特征的形成還要受中國鼠疫宿主、鼠疫媒介、鼠疫菌基因組型、生物型的影響。
2.2中國鼠疫菌DFR/MLVA主要基因組型生物學特征及其分布
鼠疫菌基因組型與鼠疫生態地理景觀型及其主要宿主、媒介密切相關,自然組合形成鼠疫生物群落,互相依賴,互相制約,相互適應,同步進化,維持鼠疫自然疫源性和生物群落的延續[6]。中國鼠疫菌DFR/MLVA主要基因組型生物學特征及其分布、主要基因組型的分布見圖1.
2.3中國鼠疫菌、生物型生物學特征及其生物型分布
鼠疫菌生物型是鼠疫菌起源進化遺傳性狀最穩定的生物學標準,是鼠疫起源進化譜系的“活化石”,也是該菌起源進化最具代表性的模式[8]。中國鼠疫菌、生物型生物學特征及其生物型分布見圖2。
2.4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主要宿主
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布的哺乳類、鳥類動物至少1000余種,但是鼠疫宿主卻只有86種。而這些鼠疫宿主在鼠疫自然疫源地的生態作用并非完全相同,可區分為鼠疫主要宿主、次要宿主和偶然宿主[9]。中國大陸內鼠疫自然疫源地主要宿主的分布見圖3。
2.5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主要媒介
鼠疫主要媒介具有傳播鼠疫菌的特異性結構與功能。攜帶鼠疫菌在其宿主之間,維持鼠疫自然疫源性和生物群落的延續。鼠疫媒介是鼠疫生物群落不可或缺的成員。如失去媒介的聯系及其生物群落中的生態作用,鼠疫生物群落自然環節將中斷和解體。鼠疫自然疫源地將不復存在[7]。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主要媒介詳見表1。
2.6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起源、演化動態與環境生態位生物學規律
自然界千姿百態,自然地理環境變化萬千,直接反映到鼠疫自然疫源地,進而影響到物種生存起源進化和遺傳演化的發展,近年來提出的鼠疫生物地理群落指征、兩級分型法、三項指征命名法較好的劃分了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10]。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生物型、亞型、生物學特征見圖4.2.7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演化動態綜合上述分析,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最早起源于天山森林草原灰旱獺、長尾黃鼠鼠疫自然疫源地型。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型均起源于該疫源地型(圖5)。
3討論
[摘要]本文著重考察媒介生態學的起源和發展,對媒介生態系統等概念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界定,提出了媒介生態系統結構的“六界”說。并對媒介生態學的建構和發展提出提出來一些具有啟發性和前瞻性的觀點。 [關鍵詞]媒介生態,媒介生態系統,媒介環境,媒介生態學 Abstract: This paper emphasizes on the orig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dia ecology, and deeply studies and defines the concepts of media ecosystem, and then advances the “six-boundary” theory on media ecosystem structure.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everal enlightening and forecasting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dia ecology. Key words: Media Ecology; Media Ecosystem; Media Environment; Media Ecology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云氣,負青天,然后圖南,且適南冥也。 一、為什么“媒介是條魚” 媒介是什么?是報紙、廣播、電視、電影、書籍、雜志;是通訊、網絡、計算機;是手機、是信紙、是工具、是機器、是CCTV、是新聞集團、是時代-華納……是信息傳播的中介。不!媒介是條魚。 當我們把媒介放在社會大環境下觀察的時候,媒介更像是條魚。這條魚可大可小,大可以大到莊子《逍遙游》中所描述的鯤鵬:“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小可以小得置于掌上,甚至讓你肉眼看不見。我在給學生講解傳播學時,常常把媒介比作魚,信息資源比作水。信息的傳播就好比魚把水和養分從嘴里吸入,經過傳播者的選擇加工成為信息內容產品,再經過不同的傳輸渠道傳給受眾,最終形成的反饋和影響還又回到水里。 按照孔德劃分社會學的方法,我們也可以把信息傳播的研究劃分為傳播靜學和傳播動學。傳播靜學是指對傳播現象的結構性分析,一個傳播現象的靜態分析就象剖析一條魚的解剖圖;傳播動學則是把傳播現象放到社會大背景中去動態地觀察,就象一條靜態的魚又突然動起來,活蹦亂跳地游弋在江河湖海中。社會中有無數的媒介,象無數條魚,每天在吸進呼出,循環往復地做著信息處理與信息傳播的工作,在維持社會信息系統的大環境里面有各種各樣的魚,有大魚,有小魚,有大魚吃小魚,也有小魚吃大魚。 媒介和自然環境一樣成為一個龐大的環境系統,由媒介系統每天提供的信息,對于人類來說已經成為像水和空氣一樣必不可少的東西。媒介這條魚也與其生存發展的生態環境生死相關。生態環境是萬物賴以生存的基礎和條件。如同大自然相互制約和依存的生態環境一樣,媒體的生態環境也存在相互制約和依存的生態系統。媒介生態學是借助于生態學和環境生物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傳播學理論研究的延伸和發展。 以往的傳播學理論說到底還是對傳播現象的一個靜態分析,至于對傳播的動態研究,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我們國內都是一塊尚待開掘的研究領域。正如邵培仁教授所指出的“當代大眾傳播學關注的是微觀的傳播過程及其各傳播要素之間的工作關系﹐而不太注重大眾傳播中微觀﹑中觀﹑宏觀系統之間和它們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生態關系﹐更沒有積極探索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的生態規律 [1]。”媒介生態學這個概念的提出,給了我們研究當代傳播現象和動態傳播的規律一個很好的研究方法和視角。這似乎給面對瞬息萬變的媒介陷入困惑的大眾傳播研究投來一道曙光。 為什么我們把媒介看作是條魚,這里面有幾層意義: 首先,我們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東西。生命有許多為無生命物質所不具備的特性。能以極高的效率儲存信息和傳遞信息;具有自我調節功能和自我復制能力;以不可逆的方式進行著個體發育和物種的演化等等。 其次,媒介是始終處在一種運動狀態的事物。媒介傳播現象就是在復雜的社會現象,是社會信息系統中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綜合運動與傳遞。 最重要的是,我們既然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東西,那么,就要以生態的觀念來看媒介,就要把媒介放在一個大生態系統中去考察和研究,要保護媒介生態。媒介生態環境的惡化會導致媒介的大量死亡,就像漂在水面的死魚。實際上,很多媒介已經死掉了,只不過是在某些外力的作用下死而不僵而已。 那么,既然我們把媒介放在一個大的生態環境下進行考察,媒介生態的研究就變得至關重要。在我們展開媒介生態研究的時候,對媒介生態研究的淵源和一些基本理論問題,應該進行深入的探討和確認。比如:最早開展研究的學者有哪些?有什么觀點?用什么研究方法?媒介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是什么?是以人類為中心展開的媒介生態研究,還是以媒介為中心展開的媒介生態研究;生態與環境這兩個概念之間是什么關系?媒介生態系統是怎樣的構造?什么是媒介生態平衡?什么是媒介生態危機?……媒介生態研究有一個復雜龐大的體系,下面我們著重就以上問題進行探討。 二、媒介生態學的起源與發展 1、媒介生態學研究在我國 應該說,媒介生態學研究在我國的展開,來自于我國傳播學者的自覺,不同于傳播學研究那樣是從海外引進。盡管美國學者開展媒介生態研究和日本學者開展媒介環境研究要比我們早很多年,但似乎國內的媒介生態研究最初的展開與他們并沒有什么淵源。中國學者的媒介生態研究意識是原發的,而不是引進的,從一開始學者的關心就側重在媒介的發展生存環境研究方面。國內傳播學界的有識之士似乎有不謀而合的共識,邵培仁教授最早發表了媒介生態研究的論文“傳播生態規律與媒介生存策略”、“論媒介生態的五大觀念”等論文開了國內媒介生態研究的先河;張國良教授也開展了媒介生態方面的課題研究;童兵教授在論及中國傳媒市場格局的文章中也使用了媒介生態的概念 [2],張立偉等的“入世一年的四川傳媒生存環境變化” [3],表現出媒介實物研究方面的專家也對媒介生態問題顯示出濃厚的興趣。這些文章從不同角度發表了對媒介生態頗有見地的觀點和研究。這種研究意向和研究意識,與大洋彼岸的美國學者似乎有一種默契。但媒介生態學作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研究思路和學科框架還很模糊,需要深入探討。 2、媒介生態學研究的起源 從全球來看,媒介生態學研究的起源應該是在北美。在北美的媒介生態學研究中,又分為加拿大的多倫多學派和美國的紐約學派。提起媒介生態學,人們通常會聯想到多倫多學派和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當然,不可否認由一群多倫多大學的媒介學者們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多倫多學派在媒介生態學理論的早期發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哈羅德.英尼斯(Harold Innis)和著名的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是這個學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也應該被認為是媒介生態學的奠基人物,當然其代表人物還包括Eric Havelock 以及Edmund Carpenter 等人。但是,美國的媒介生態學者卻把芒福德看作是比英尼斯等更早的先驅者。美國學者認為到目前為止有關“媒介生態”理論的第一部著述是美國學者尼斯卓姆(Nystrom)的《面對媒介生態理論:人類傳播系統研究理論范式集錦》 [4]。在這本書中,尼斯卓姆將劉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技術與文明”的論述作為媒介生態理論的基礎。同樣地,另一位美國學者昆斯(Kuhns)也將芒福德(Mumford)作為他編篡的“主要媒介生態學者名錄”的第一位。因此,他們傾向于將芒福德看作是整個媒介生態學的奠基人。芒福德也被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和哈羅德.英尼斯(Harold Innis)這兩位學者提到,被稱為是最早介紹媒介生態的概念和研究傳播技術對人類影響的人。 劉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被看作是紐約學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紐約學派并不象多倫多學派那樣所指的是一所單獨的學校,而指的是紐約這個城市中的媒介生態學者的群體。紐約學派早期的成員包括紐約大學的奈爾.波斯特曼(Neil Postman)和尼斯卓姆(C. Nystrom)、哥倫比亞大學的Louis Forsdale、福德哈姆大學社會研究學院的約翰. 庫克(John Culkin)、皇后學院的Gary Gumpert 和 Charles Weingartner、曼哈頓的Tony Schwartz等等。紐約大學的奈爾 波斯特曼(Neil Postman)是最早正式提出“媒介生態”概念并將其建設成紐約大學一門課程的學者 [5]。雖然芒福德的確將媒介與傳播學、文化、科技和城市放在一起研究,但實際上,他無論是在媒介研究領域還是在傳播學領域都沒有被視為一個偉大的先驅者。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大眾傳播和城市化是大眾社會研究的兩個主要組成部分。談到技術,芒福德的技術理論對多倫多學派的媒介技術理論是有影響和關系的。 生態學(ecology)是研究生物與生物之間以及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的學科。研究范圍包括個體、種群、群落、生態系統以及生物圈等層次。“生態學”一詞是德國媒介學家E.海克爾1869年提出的;eco-源自希臘文,意思是“家”或“生活場所”,-logy意思是“學問”。海克爾在其動物學著作中定義生態學是:研究動物與其有機及無機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特別是動物與其他生物之間的有益和有害關系。后來,在生態學定義中又增加了生態系統的觀點,把生物與環境的關系歸納為物質流動及能量交換;20世紀70年代以來則進一步概括為物質流、能量流及信息流。20世紀30年代,已有不少生態學著作和教科書闡述了一些生態學的基本概念和論點,如食物鏈、生態位、生物量、生態系統等 [6]。至此,生態學已基本成為具有特定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的獨立學科。 芒福德將媒介與生態聯系在一起,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很多其他的媒介生態學家僅僅只是將生態學作為了一種隱喻,但芒福德卻將人類生物學和科技學上的一些習慣轉化為了研究過程中具體的、可行的方式。而在芒福德之前把生態與人類文化研究聯系在一起的學者是戈德斯(Geddes)。戈德斯的思想對于芒福德和英尼斯都產生過重要影響。戈德斯(Geddes)是一位蘇格蘭的生物學家,他的理論涉及到了植物學、生態學以及古生物學、社會學、人口統計學、經濟學、人類學、宗教研究、城市學等等諸多領域。戈德斯的“人類生態”的觀念在芒福德歷史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的興趣范圍的確定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7]。“人類生態學”是戈德斯(Geddes)思想中被人們常常提及的一個。 多倫多學派的英尼斯和麥克盧漢同樣也受到了戈德斯的影響,戈德斯對那些芝加哥學派的著名人物同樣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戈德斯(Geddes)也通常被看作是紐約學派和多倫多學派之間聯系的橋梁。戈德斯的“人類生態學”理論的論題在芒福德早期的作品中反復出現 [8],并且成為麥克盧漢的《理解媒介》一書的中心主題 [9]。甚至有學者認為媒介生態學的奠基人是戈德斯而不是芒福德或英尼斯 [10]。但是,不管怎么說,在英尼斯和芒福德的思想里,媒介環境的概念都已經產生并且明確了。 不少學者往往對媒介生態學的一些論點有所誤解,草率地以科技決定論一詞來作否定。例如,傳媒生態學創始人之一的麥克盧漢的理論,從六十年代起,就一直受到西方馬克斯主義學派學者的抨擊,不斷的攻擊其理論沒有考慮到傳媒的政治經濟背景,缺乏在政治和經濟層面上的認識媒介。當然,這些對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之批評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我們必須認清,這些批評者提出的問題,是政治學或政治經濟學的問題,而不是傳播的問題。 3、國際媒介生態學研究的進展 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的媒介生態學的研究重點,集中在研究各種媒介的符號和信息本質以及傳送特性,從人類傳播的結構和過程來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和變遷。媒介生態學者所研究的問題大都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例如﹕在人類還沒有文字之前,他們是如何處理信息的?對當時的人來說,什么是重要的信息?基于什么理由他們會如此定義?當時的人是如何去建立其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和文化認同?什么是他們的歷史觀和知識論?文字的產生、新媒介的產生對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和文化認同有什么樣的沖擊? 蘭斯.斯瑞特(Lance Strate)與凱薩.曼孔盧姆(Casey Man Kong Lum中文名:林文剛)是現在美國媒介生態學研究的代表人物。蘭斯(Lance)的研究著重在媒介生態思想的研究;凱薩(Casey)的研究著重從人類傳播的結構和過程來解析文化的形成和變遷,并且他的研究以中華傳媒與文化研究為中心,以各種傳媒的發展和其符號、信息特性為依據,來分析歷史、政治、社群、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他們在2002年4月在《新澤西傳播學雜志》上主編了一本有關「媒介生態學的學術淵源的專輯,該專輯中的七位學者主要圍繞媒介生態學研究展開了深入的探討 [11]。 媒介生態學的研究在日本也很早就受到關注,六十年代,最早提出“信息產業”的梅倬忠夫就是從生態學的角度展開對信息社會的研究的。不過,日本學者倒是一直沒有準確地使用“媒介生態”這個概念,而更多地用的是“媒介環境”,由于信息科學和社會信息學在日本比較盛行,使得日本的媒介研究也多少帶有信息科學的色彩。在媒介環境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東京大學的社會情報研究所和在九十年代末成立的新領域創成科學研究科的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其中,2001年出版的由月尾嘉男和濱野保樹、武邑光裕合編的《媒介環境原典1851-2000》 [12]一書是比較有價值和份量的媒介環境研究著作。 三、 媒介生態系統的“六界” 媒介生態系統是媒介生態學研究的基本單位,也是媒介生態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1、媒介生態系統(media ecosystem) 媒介生態學研究的最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態系統。生態系統(ecosystem)是指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環境共同組成的動態平衡系統。生態系統一詞是由英國植物生態學家坦斯利(A.G.Tansley)提出的 [13]。生物群落由存在于自然界一定范圍或區域內并互相依存的一定種類的動物、植物、微生物組成。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環境之間以及生物群落內不同種群生物之間不斷進行著物質交換和能量流動,并處于互相作用和互相影響的動態平衡之中。這樣構成的動態平衡系統就是生態系統 [14]。 媒介生態系統的基本構成要素是媒介系統、社會系統和人群,以及這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媒介與個人之間的互動構成了受眾生態環境;媒介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的互動關系構成了媒介制度與政策環境;媒介與媒介之間的相互競爭構成了媒介的行業生態環境;媒介與經濟界之間的互動關系則構成了媒介的廣告資源環境。媒介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在現實生活中,城市和區域也在變化,變得移動化和虛擬化。媒介變了,環境變了,媒介與社會、個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也將發生變化。媒介生態系統的變化會影響到媒介的工作方式和受眾的接受方式。媒介生態系統變化也會導致社會生態系統的一系列變化。 媒介生態系統是媒介生態學研究的基本對象,也是媒介生態學研究的核心問題。自然界的生態系統大小不一,多種多樣。小如一滴湖水、培養著細菌的瓶皿、小溝、小池、花叢、草地,大至湖泊、海洋、森林、草原以至包羅地球上一切生態系統的生物圈。媒介生態系統具有多種層次,多種結構,可以作各種不同的劃分。按照人類活動范圍可分為村落、城市、區域、全球、宇宙等媒介生態系統。媒介生態系統的基本單位一般以城市或區域來劃分。應該是基于某個區域或城市范圍內的媒介個體、媒介種群以及媒介與個人、媒介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的研究。 我們經常把“媒介生態”和“媒介環境”的概念混淆在一起,難以分辨。那么,這兩個概念是什么關系呢?筆者認為,媒介生態是一個宏觀的概念,媒介環境則是一個相對中觀的概念,有時這兩個概念又是交叉的,我們采用“媒介生態環境”這個概念也許更恰當。環境是相對于中心事物而言的。與某一中心事物有關的周圍事物,就是這個事物的環境。環境科學研究的環境,是以人類為主體的外部世界,即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條件的綜合體,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 媒介環境對于人類來說是一種生活環境和傳播環境。對于媒介自身的生存發展來說則是媒介的生態環境。它在宏觀上研究人類同媒介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對立統一關系,揭示社會經濟發展和媒介環境協調發展的基本規律;在微觀上研究媒介環境中的媒介變遷、轉化和傳播規律,探索它們對人與社會的影響和作用等。媒介環境和媒介生態兩個概念的區別是:前者著眼于媒介環境的整體,而后者側重于媒介彼此之間以及媒介與社會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媒介環境和媒介生態兩個概念很相近,但前者突出人類在媒介環境中的主體地位,強調人類同媒介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 2、媒介生態系統的構成 媒介是多樣化的和大量的,媒介生態系統的劃分方法也是多樣的。地球上的媒介有各種各樣的形態:報紙、雜志、廣播、電視、電影、書籍、通訊、網絡、計算機等;每天運行在郵電系統中的郵件有數以千億計;每天發行的報紙也數以億計;人類擁有的電話有數十億部;更有數十億臺電視供人們收拾節目;數億臺電腦連著因特網在不停地進行著信息處理和信息交換。媒介的種類則更多,它們具有多種多樣的形態結構,它們的傳播方式也變化多端。 由于媒介變化太快,媒介概念的內涵也在不斷擴大。我們可以按照媒介的發展分為早期的“新聞媒介”到“大眾媒介”,到“傳播媒介”,再到“信息媒介”的概念,還可以按內容分為新聞媒介、娛樂媒介、通訊媒介和網絡媒介;也可以簡單地分為紙質媒介、電子媒介和網絡媒介。報社是媒介,報紙也是媒介;電視臺是媒介,電視機也是媒介;到底哪個是媒介呢?看來,每種媒介的分類方法都有不周全之處。 在媒介生態學中,我們可以參照生物學家的辦法來劃分媒介系統。生物學家根據生物的發展歷史、形態結構特征、營養方式以及它們在生態系統中的作用等,將生物分為若干界。當前比較通行的是美國R.H.惠特克于1969年提出的5界系統。中國生物學家陳世驤于1979年提出6界系統 [15]。 在這里,我們提出一種新的媒介系統劃分法是:我們可以按照媒介在社會信息系統的傳播活動中所處的地位和所發揮的作用,把媒介生態系統劃分為六界:媒介符號系統、媒介資源系統、信息處理媒介系統、信息儲存媒介系統、信息傳播媒介系統和信息接收媒介系統等,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有時會使這六界媒介系統之間相互轉變和融合。 媒介生態系統的“六界” 一界 二界 三界 四界 五界 六界 媒介系統 媒介符號系統 媒介資源系統 媒介管理與規范系統 信息處理媒介系統 信息傳輸媒介系統 信息接收和儲存媒介系統 科技 數字化 網絡化 宣傳部 硬件、軟件 光纖、衛星 芯片、納米 文字、圖片 廣告、讀者 新聞出版署 報社 發行網 新聞紙 語音 廣告、聽者 廣電局 廣播電臺 電波 收音機、磁帶 圖、聲、文 廣告、收視 廣電局 電視臺 微波 電視機 圖、聲、文 廣告、收視 廣電局 有線電視臺 光纖電纜 電視機 圖、聲 廣告、觀眾 廣電局 制片機構 發行網 錄像機、VCD 圖、聲、文、數字 廣告、使用者、消費者 電訊局 計算機 因特網 計算機、芯片 圖、聲、文 廣告、收視 廣電局、電訊局 衛星電視臺 衛星折射器 電視機、芯片 圖、聲、文 廣告、觀眾 文化部 制片廠 電影院 膠片、VCD 圖、文 購者、讀者 新聞出版署 出版社 書店 書
3、媒介生態學的主要任務 第一,探索全球范圍內媒介生態變化的規律。媒介生態環境總是不斷演化的,媒介形態變異也隨時隨地發生。為使媒介生態環境向有利于人類的方向發展,避免向不利于人類的方向發展,就必須了解媒介生態環境變化的過程、基本特性、結構形式和演化規律等。 第二,揭示人類信息傳播活動同媒介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人類的信息傳播活動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社會信息系統,媒介系統為這個巨大的信息系統的運轉提供了支持和保障的子系統,其中包括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內容資源的生產等。人類通過生產和消費信息的活動,不斷影響社會環境也不斷影響媒介系統。環境既是媒介的產品的消費者,又是媒介的資源。正如美國傳播學家德弗勒和鮑爾.洛基奇(L.DeFleur and Ball─Rokeach)指出的:媒介生態關系的形成“一方面在于目標﹐另一方面在于資源。生活在一個社會的部分意義就在于個人﹑群體和大型組織為了達到個人和集體目標,必須依賴其它的人﹑群體或系統控制的資源,反之亦然。”[16] 人類生產和消費信息資源的過程是異常復雜的,但必須使社會的信息資源足夠豐富和信息傳輸渠道保證暢通,整體的社會環境才能保持相對平衡。因此,社會經濟發展規劃中必須列入媒介環境發展的內容,有關社會經濟發展的決策必須考慮傳播規律和媒介生態環境的要求,以求得人類和環境的協調發展。 第三,探索媒介生態環境變化對人類生存的影響。媒介生態環境變化是由媒介技術因素和社會因素以及它們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因此,必須研究信息媒介技術的發展變化以及進媒介形態的各種變化。同時,還必須研究媒介生態環境變化同社會信息系統之間的關系。這些研究可為人類提供一個健康的媒介生態環境、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生態危機。 第四,研究媒介生態危機和危機信息管理系統。發達國家對應信息危機和媒介生態問題的研究包括幾個方面:60-70年代主要是信息爆炸和信息污染的治理;80年代側重研究信息安全和信息犯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媒介產業的數字化和全球化所引發的一系列媒介生態環境問題。引起媒介生態環境問題的因素很多,需要綜合運用多種措施和管理手段,從區域媒介生態環境的整體出發,利用信息系統分析和媒介生態的規律尋找解決媒介生態問題的最優方案。 任何媒介的生存發展都不是孤立的,同類媒介之間有互助有競爭,不同媒介之間也存在復雜的競爭關系。媒介的生存與發展需要一定的空間、資源與社會環境。媒介在發展過程中,形成對周圍環境和條件的各種需要,如受眾資源、傳播技術、廣告資源和傳播制度等。各種媒介所需要的條件是不同的,這種特性表現為媒介的特性。因此媒介生態學研究的范圍,除媒介系統與媒介種類外,已擴大到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多種類型的社會信息系統。人類面臨的人口、資源、環境等幾大問題都成為媒介生態學的研究內容。 四、關于媒介生態學發展的思考 2002年11月,筆者去美國參加全美傳播學大會,并應美國媒介生態學研究會的邀請參加了他們的學術活動,與幾位美國媒介生態學研究的代表學者蘭斯(Lance Strate)和凱薩(Casey Man Kong Lum)等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我發現我們與美國學者之間對媒介生態研究的理解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他們的立足點是從人出發,研究方法上以文化研究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為主,但豐富多彩且多元化,研究的面也很廣很雜;而我們國家的媒介生態學研究目前的切入點,主要立足于媒介,方法上接近政治經濟學和媒介經營管理學。以下是筆者關于媒介生態學研究地發展和趨勢的一些思考。 1、 媒介生態學理論體系的建構 如果我們需要對媒介生態學的研究范圍進行確認的話,是否我們可以這樣定義:媒介生態學(media ecology studies)是吸收了傳播學、生物學和生態學的成就和研究方法逐漸發展起來的,是研究媒介與其生存發展環境以及人與媒介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媒介生態學研究媒介的種類、系統結構、功能、行為以及媒介與人、媒介與社會的關系等問題。 媒介生態學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部類:一個部類是以媒介為中心展開的,研究媒介與其生存發展環境問題的媒介生態學;另一個部類是以人類為中心展開的,研究人與媒介環境問題的媒介生態學,可能把這類研究稱為媒介環境學更恰當。這兩方面的內容構成一個完整的媒介生態學體系。人與媒介環境的研究是把媒介環境作為社會信息系統的一個子系統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它的運作規律以及人與它的相互關系;媒介與其生存環境的研究則是把對媒介的生存發展影響巨大的社會政治經濟和人文環境、市場競爭環境等作為一個生態系統研究,研究媒介與此之間的互動問題。美國的媒介生態學研究接近于前一種研究,日本的媒介環境學研究也側重于這種研究;而我國學者對媒介生態學關注和研究則更傾向于后一種研究。 媒介生態學理論體系的建構和分支學科的展開有多種架構。比如,按所研究的媒介類別分,有報業生態學、電視生態學、網絡生態學等。也可以按媒介所處的環境類別分,有國內媒介生態學和國際媒介生態學,美國媒介生態學、歐洲媒介生態學、亞洲媒介生態等。還可以按媒介生態發展的歷史分,有古代媒介生態研究和當代媒介生態研究等。還有一些應用性分支學科:如媒介經營生態、媒介生態危機、媒介生態環境管理、農村媒介生態、城市媒介生態等。 2、媒介生態學的研究方法 媒介生態學吸收了傳播學、生物學、數學、信息技術科學的研究成果,向精確定量方向前進。媒介研究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觀察描述的方法、比較研究方法和實驗方法等是在媒介研究發展進程中逐步形成的。在媒介研究的發展史上,這些方法成為一定時期的主要研究手段。 現在,這些研究方法與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綜合而成現代媒介生態學的研究方法體系。呈現出由定性研究趨向定量研究,由靜態描述趨向動態分析。統計調查和計算機的應用,使媒介生態學者有可能更廣泛、深入地探索媒介與生態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關系,對復雜的傳播現象進行定量分析,從中找出規律。 3、媒介生態學的創新與拓展 媒介生態學研究逐漸向多層次的綜合研究發展,一方面媒介生態學的研究在進入微觀領域,涉及個體媒介的傳播、經營、管理等各個層次;另一方面,媒介生態系統又越來越全球化,研究也在走向宏觀;微觀和宏觀各層次之間又都有密切聯系。因此媒介生態學的研究具有綜合性。 研究深度在不斷加深。我們對西方媒介生態學理論的了解也不斷深入。麥克盧漢的“媒介是人體的延伸”觀點對我們來說已經是很熟悉的了,而芒福德的“技術就是容器(container)”的觀點對于我們則比較陌生 [17]。容器技術是經常被忽視的一種技術形式,與工具和武器是人體的延伸的觀點不同,技術即容器的觀點與媒介環境和技術系統這些觀點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工具、武器和機器是男性文化的符號,“容器”則顯示出女性文化符號的特征,有機體和生物學意義上的繁殖是女性文化的特征,同時也是“容器”的特征,從而擴展為建筑和城市的特征。這種理論在芒福德對女性器官延伸的論述中得到體現。芒福德將城市看作是“母性的擁抱”、“容器的容器” [18]。 4、關于學科的交叉 媒介生態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交叉日益顯著。例如,由媒介與環境的相互關系看,媒介生態學是傳播學和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的交匯點;從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來看,媒介生態學又是心理學與統計學的交匯點;在方法論方面,研究環境因素的作用機制離不開社會調查和統計分析,更離不開數學的方法和信息技術;在理論方面,生態系統的概念基本是借鑒生物學,而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研究角度則可說是社會學、經濟學等共同交叉的研究。 在《藝術與技術》 [19]這本書中,芒福德提到了科技和生物之間的緊密聯系:“人類的技術發明與其他生物的有組織活動之間存在著很多的類似之處:蜜蜂按照工程學的原理來筑巢,電鰻能夠產生電壓很高的電擊,蝙蝠早在人類之前就懂得使用它們的雷達在夜間飛行”。在《技術和人類發展》這本書中,他表達了一種更深層的觀點,認為科技是生物器官的一個部分。芒福德認為科技和生物學的融合在后現代文化中既是作為一個科學問題也是作為一個美學問題提出來的,科技和生物之間的分離是人為的,是機械化和工業化的結果。使人類區別于其他物種的不是工具、工業或勞動,而是語言、藝術和游戲 [20]。 5、媒介生態系統的保護 世界上的媒介生態系統都受人類活動的影響,社會經濟生產系統與媒介生態系統相互交織,實際形成了龐大的復合系統。媒介作為“社會公器”,它在大眾傳播中的任何生態失控或失衡都會對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對已經形成的生態平衡關系造成破壞。因此﹐我們必須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保護媒介生態,否則我們將會受到懲罰。 媒介生態學的任務就是要找到保持媒介生態平衡的方法和規律。綜合運用系統論、控制論和整體概念,就像系統論所提到的那樣: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現象是部分之間相互作用而產生的結果。控制論卻是將其研究的重點放在如何通過傳播和反饋來達到控制的目的。加強對社會信息系統的認識,搞清媒介生態系統結構以及媒介與社會環境的關系。從生態整體出發,對媒介生態系統“人為地施加有益的影響,調節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達到系統最優結構和最高功能,以實現最大的社會經濟效益和最大的生態效益。[21]” 6、確立我們的媒介生態觀那么,我們怎樣對待媒介生態呢?確立怎樣的媒介生態觀呢。媒介生態的基本觀念有一些是人類共通的,比如生態系統的理念,互動的理念,生態平衡的理念等。確立正確的媒介生態觀念,對于化解媒介生態危機,正確而科學地管理媒介系統,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媒介經濟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邵培仁教授曾提倡要樹立媒介生態的五大觀念:媒介生態的整體觀、互動觀﹑平衡觀﹑循環觀、資源觀。他認為,不這樣就會破壞媒介的生態資源,進而危害人類的精神家園和社會的文明進步,最終也使媒介失去了自身的奮斗目標和用來與社會進行交換的資源。[22] 芒福德在他的頗有爭議的“龐大機器”理論也提到媒介生態的觀念問題。“現代的權力國家實際上僅僅只是古代“龐大機器”政權——軍隊系統的升級和放大而已,只是一部完全由人組成的勞動機器而已,只是組織人力去修筑金字塔的埃及法老而已”。芒福德指出古代與現代龐大機器最為重要共同特征是“隱藏在古代和現代龐大機器之下的意識形態是為了加強權力的規模與擴大控制范圍,而毫不顧及生命的需要與意義”[23] 。芒福德在他的一生中時時刻刻都在反抗著這種意識形態。 在我國,媒介生態學作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目前研究思路和學科框架還很模糊。北美的媒介生態學研究已經積累了一批成果,對我們來說是很好的借鑒和啟發。但是,我們未必一定要走北美媒介生態學研究的路子,北美的研究思路與理念和我們之間有不小的差距,也存在著不少的問題。媒介生態學研究正在探索中逐漸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并呈現出一些新的發展趨勢。 我國的媒介市場正企盼著文明的媒介生態。童兵教授對我國媒介生態狀況的改變充滿了樂觀:“隨著入世后保護期的縮短,政府角色的逐步轉換,中國新聞法制同國際法的接軌,受眾對傳媒需求的變化,一個文明的媒介生態和更為開放的傳媒市場的新格局必將在人們的期盼中呈現。目前這種前景已端倪初現” [24]。 最后,我要再次強調的是我們要有保護媒介生態的意識。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東西,要以生態的觀念把媒介放在一個大生態系統中去考察和研究。總之,媒介是條魚,是有生命的東西,很神奇,也很脆弱。不是木頭,不是石頭,不是機器,不是工具,你記住了:媒介是條魚! 注釋: [1] 邵培仁:“傳播生態規律與媒介生存策略”,《新聞界》2001年第5期。 [2] 童兵:“入世一年的中國傳媒市場新格局”,a.com.cn/ 2003-1-6 [3] 張立偉 李之俠 楊飚 鄧斌:“入世一年的四川傳媒生存環境變化”,chinese.mediachina.net/index [4] Nystrom, C. (1973). Towards a science of media ecology: The formulation of integrated conceptu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ystem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viersity. [5] Lance Strate and Casey Man Kong Lum, Lewis Mumford and Ecology of Technics,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8, Number 1, Spring 2000. [6] R.達若著,張紳等譯:《生態學概論》,甘肅人民出版社,蘭州,1981。 [7] Novak, F. G., Jr. (Ed) (1995). Lewis Mumford and Patrick Geddes: The correspondence. London, EnglandL Routledge. [8] Mumford, L. (1934).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9]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NY: Mcgraw-Hill. [10] Kierk, G. S. (1983). The nature of Greek myths.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11] Lance Strate and Casey Man Kong Lum, Lewis Mumford and Ecology of Technics,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8, Number 1, Spring 2000. [12] 月尾嘉男和濱野保樹、武邑光裕 編:《媒介環境原典1851-2000》,東京大學出版會2001年4月。 [13] 蔡曉明、尚玉昌 編著:《普通生態學》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14] 涂長晟:“生態系統”,《中國大百科全書》2002年版。 [15] 陳閱增 葛明德:“生物學”,《中國大百科全書》2002年版。 [16] [美]德弗勒﹑鮑爾-洛基奇﹕《大眾傳播學諸論》﹐北京﹕新華出版社﹐1990年﹐第339-340頁。 [17] Mumford, L. (1967).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18] Mumford, L. (1961).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19] Mumford, L. (1952). Art and technics. p.17,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 Mumford, L. (1967).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21] 孫彥泉﹑蔣洪華:《生態文明的生態科學基礎》,《山東農業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 [22] 邵培仁:“論媒介生態的五大觀念”,《新聞大學》2001年第4期。 [23] Mumford, L. (1970).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I: The pentagon of power.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24] 童兵:“入世一年的中國傳媒市場新格局”,a.com.cn/ 2003-1-6
關鍵詞:長株潭;濕地;濕地保護;濕地公園
中圖分類號: X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5-569X(2009)08-0062-03
1 引 言
濕地生態系統不僅具有各種極為重要的生態服務功能和經濟效益,而且具有重要的觀光與旅游、教育與科研等方面的社會價值和人文美學價值。國際社會從20世紀50年代起才逐漸意識到濕地的重要生態功能和對人類生存的意義,并開始關注濕地生態系統的研究與保護工作,我國的濕地研究與保護特別是濕地公園的建設起步較晚,可借鑒的經驗和模式較少。本文對濕地概念、長株潭濕地的基本情況和濕地的重要作用做簡要介紹,以長沙的沿江風光帶為引子,簡單談一下湘江風光帶濕地公園的規劃和建設,為湘江風光帶濕地公園的真正的規劃和建設提供借鑒。
2濕地的定義
濕地是自然界生物多樣性最豐富和生態功能最高的生態系統,為人類的生產、生活與休閑提供多種資源,是人類最重要的生存環境。被喻為“地球之腎”。
由于濕地有許多特征,不同的人對濕地有不同的理解,目前濕地(wetland)有50種以上的定義,在我國被廣泛接受的濕地定義有2個:《國際生物學計劃》中的定義和《濕地公約》中的定義。
《國際生物學計劃》中認為濕地是:陸地和水域之間的過渡區域或生態交錯帶(ecotone),由于土地浸泡在水中,所以濕地特征植物得以生長。該濕地定義是一個狹義的概念。
《濕地公約》中定義濕地是:不問其人工或天然,長久或暫時性的沼澤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帶,靜止或流動的淡水、半咸水、咸水水體,包括低潮時水深不超過6m的水域。同時還包括鄰接濕地的河湖沿岸、沿海區域以及位于濕地范圍內的島嶼或低潮時水深不超過6m的海水水體。按照這一定義,濕地包括湖泊、河流、沼澤(森林沼澤和草本沼澤)、灘地(河灘、湖灘和沿海灘涂)、鹽湖、鹽沼以及海岸帶區域的珊瑚灘、海草區、紅樹林和河口等類型。
本文采用《濕地公約》中的定義。
3 長株潭濕地資源情況
2007年12月14日,長株潭城市群獲批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借助這一春風,可將湘江風光帶建設這一標志性工程提上議事日程,加快三市生態一體化建設,建設長株潭城市群“兩型社會”。
長株潭三市沿江分布,生產、生活水源90%依賴湘江。湘江風光帶建設的好壞,不僅直接關系到長株潭城市群的生態景觀建設水平和整體形象,還對三市防洪安全、飲水質量、居民健康和經濟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長株潭城市群(核心區)生態建設規劃(2006~2020)》中提到,經統計,2008年~2020年規劃建設江河風光帶總長度978.3km(單邊長度)、適宜綠化總面積2783hm2(含16個洲島防護林)。其中,核心區湘江風光帶全長156.3km,長沙片78.7km、株洲片42.7km、湘潭片34.9km。目前,長沙啟動的一期工程已建成10多公里湘江風光帶和瀟湘風光帶。
按照規劃的目標,湘江風光帶將被建設成堤防安全穩固、具有明顯的生態良性循環特征、景觀環境優美、適宜休閑居住、城鄉一體化的生態綠谷、景觀項鏈、經濟走廊。長株潭的城市建設應從整體進行考慮,而濕地的保護在城市建設中是很重要的部分,也是最易被忽略的部分。長沙市去年完成了首次濕地資源普查,全市濕地面積(除稻田外)達38226hm2,內五區目前一般濕潤地面積1763hm2,比10年前減少了22.8%。長株潭三市濕地資源總量面積約有500km2,主要類型包括湖泊濕地、河流濕地、河口濕地、海岸灘涂、淺海水域、水庫、池塘、稻田等自然濕地和人工濕地。
4湘江風光帶濕地公園的功能分區
以桔子洲大橋為中心,劃分為湘江游賞休閑區、濕地生態培育區、濕地漁業體驗區、濕地生態休息地(濕地生態恢復與重建)、濕地展示區、原生濕地保護區、濕地生物多樣性科普區(濕地生態科教基地)、蘆葦蕩生態游覽區,形成特色突出、分工明確的功能區。
4.1 湘江游賞休閑區
游賞休閑區融入人文元素,結合杜甫江閣、碧湘宮等故址感受古韻遺風,也可漫步湘江大道看橘洲兩岸夜景閃爍,還可在各大主題廣場感悟不同人生主題。但是這個最好突出所處的文化底蘊和自然氣息,而不是一味搞現代都市。同時結合公益宣傳牌向群眾宣傳環保理念。
4.2濕地生態培育區
濕地生態培育區主要是用于進行湘江流域原生態動植物的恢復與重建性研究的區域。特別是湘江流域特有的珍稀瀕危植物的培育和繁殖。
珍稀瀕危植物的培育和繁殖是對國家重點保護的物種進行有效保護的重要措施。實施湘江風光帶濕地恢復與保護生物工程技術研究,其目的是為了保護并提高珍稀瀕危植物種群數量,恢復被破壞的湘江濕地植被。根據湘江流域現狀,擬建立珍稀瀕危植物保護研究區和珍稀植物繁殖試驗區、濕地植被恢復試驗區。
4.2.1珍稀瀕危植物保護研究區建設
根據濕地內珍稀瀕危植物自然分布情況,分門別類對各種珍稀瀕危植物的生物學和生態學特性進行研究,對保存較完整的小片原生群落,設置圍欄、柵欄,實行隔離保護和觀察研究。
4.2.2珍稀瀕危植物繁殖試驗區建設
由于自然界或自身條件的限制,珍稀瀕危植物要么開花少,結果更稀少,要么繁殖技術要求高,難以采用常規方法進行育苗繁殖。建立珍稀植物繁殖試驗區,對湘江流域濕地現有珍稀植物繁殖技術進行研究,促進珍稀植物種群數量的增加。
4.2.3湘江濕地植被恢復技術研究
湘江流域濕地,由于人類開發,嚴重影響濕地景觀與功能。為恢復原先面貌,采用人工促進天然更新方式,進行濕地植被恢復技術的研究。
4.3濕地漁業體驗區
濕地生態體驗區則結合湘江流域的農業魚塘進行景觀營造,設置自助糧園、蔬菜瓜果園等,開展農家樂活動。同時進行生態教育,讓人們體驗到回歸大自然的美好,從內心感受到保護濕地、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4.4濕地生態休息地
濕地生態休息區實質就是要建立一個濕地生態恢復與重建區。所謂生態恢復是指根據生態學原理,通過一定的生物和生態以及工程的技術與方法,人為地改變和切斷生態系統的退化的主導因子或過程,調整配置和優化系統內部及外界物質、能量和信息流動過程和空間次序,使生態系統的結構、功能和生態學潛力盡快成功地恢復到一定的或原有的甚至更高的水平。根據濕地構成和生態系統特征,濕地的生態恢復可概括為:濕地生境恢復、濕地生物恢復和濕地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恢復3個部分。這是對濕地公園建設的挑戰,也是公園建設最大難點。
由于防洪堤及桔子洲大橋等一系列建設,此區濕地環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規劃將按湘江流域濕地特征,人工模擬自然群落,重塑此區濕地環境,豐富生物物種,與生物學家密切配合重現此區典型濕地,對長株潭乃至全省濕地的保護具有重大意義。此區建設需要一定時間來完成,前期同時承擔科學實踐基地的功能。
4.5濕地生物多樣性科普區
科普是濕地公園建設的重要目的,湘江長株潭段水域及沿岸洲灘主要為天然濕地,它既是我國候鳥南北遷徙的重要中轉站,也是候鳥由湘江口向湘江流域腹地滲透的必經途徑。濕地環境多樣,動植物資源豐富,通過各類生物觀察平臺,以群眾參與方式,讓游人在此觀魚、觀鳥,觀察生物多樣性。同時,通過科普介紹了解濕地的重要性,是一處集游覽、教育、科普為一體的重要景區,也成為青少年科普基地。
4.6原生濕地保護區
濕地公園建設重在保護,應切實維護好生態系統的生態特征、基本功能和生態平衡,保持和最大限度地發揮生態系統的各種功能和效益,保護濕地功能和濕地生物多樣性,保證濕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為保證湘江生態廊道及各種鳥類生存的不受干擾,在江中劃出大片濕地保護區,進行嚴格保護,成為鳥島,游人可遠觀,不能登臨。
4.7蘆葦蕩生態游覽區
在湘江風光帶濕地公園中,蘆葦蕩生態游覽區可以成為最大的一個功能區(需要論證,如果可實行應該加入濕地公園的建設規劃中),湘江風光帶的現狀景觀資源豐富,可以充分利用 。規劃本著尊重自然,盡量減少人為干擾的原則,利用木棧道組織主要游覽路線。同時結合塊石小徑,引導游人。全區設有親水平臺、生態休閑居、望江觀鳥臺、野渡橫舟及蘆葦蕩原生態區等。
4.8濕地公園的科研基地建設
湘江風光帶濕地公園的建設可以充分利用湖南省的科研院所實施科研項目,結合專項調查,開展湘江風光帶濕地公園有關自然資源、生態、科研和科普教育功能、生態恢復和保護、生態監測和預警等多方面的研究,提出適合湖南省濕地公園的建設體系、生態保護和監測體系、功能體系和評價指標體系等,探討湘江風光帶濕地公園與區域生態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關系,取得體現湘江風光帶濕地公園的獨特性、示范性、指導性、理論性和綜合性的科研成果,為湖南省制定濕地公園標準提供參考指標。
建設環境、野生動植物疫源疫病和氣候監測站,兼有環境、區域內野生動植物的動態變化和氣象監測功能,為湖南省的環境變化、疫源和植物病蟲害和氣象災害預報提供更有利的觀測及預防資料。
5結 語
如果長沙沿江風光帶濕地公園建成并對外開放,那么它將對長株潭濕地保護、市民濕地保護意識、建設生態大省起到積極的作用。至于濕地公園中是否設置蘆葦蕩生態游覽區,還需要論證。本人建議建設蘆葦蕩生態游覽區,其他各分區均的落實要根據各處的實際情況酌情增減,而且要特別注意沿流大橋的建設及內側城市建設造地采沙, 而導致濕地公園面積縮小的現象。筆者相信濕地公園的建設將為長株潭乃至湖南省城市近郊濕地的保護和開發探索了一條新途徑。
致 謝:本文的修改過程中曾得到中南林業科技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康文星老師和張志強老師的指導,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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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PCR;環境監測;大氣監測
中圖分類號:X83 文獻標識碼:A
引言
經濟飛速發展催生的環境污染,已成為全球問題。其嚴重威脅人類與其他生物的生存,致使某些物種的地域分布發生轉變,相關遺傳特征發生變異。為了有效控制環境變化,分子監測技術應運而生了,其作用于生態學的污染機理展開監測,近年來獲得了一定的成績。由此,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技術,因其迅速、靈敏、便捷特點,成為環境監測關注的焦點。
1 PCR技術概念
聚合酶鏈式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簡稱PCR。PCR又稱作特異性DNA序列體外引物定向酶或是無細胞分子克隆擴增技術,幾乎成為現代分子生物學實驗工作的整個基礎,其為分子生物學里的重要技術。PCR技術令微量核酸序列的操作變得便捷省時,并且能夠讓核酸的研究方面脫離活體生物。它的發明為分子生物學的歷史性革命,對分子生物學與生物技術產業皆發揮巨大的推動作用。
2 PCR技術在環境監測中的應用
2.1大氣監測
氣體環境里病原體測檢與防治因氣體流動性特點變得極其困難。Tbomson將人體腦垂體置放于含有固體顆粒物及過量O3的空氣內4h,然后以PCR對暴露的腦垂體基因水平展開檢測,通過空氣質量的間接檢測,來說明單一及混合污染物對健康的危害。Eefke W ee sen do rp等對有豬瘟的豬進行氣體采樣,以RT - PCR技術驗明空氣傳播為豬瘟傳染的關鍵途徑,為預防豬瘟給予參考。據相關資料顯示,導致腦血管疾病的致病因素中空氣污染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陳維田等對空氣軍團菌與空調冷卻塔水采取PCR技術展開測定,經實地的空氣測定與人工氣溶膠化的實驗顯示,以PCR對空氣的檢測只需6h~1d。楊慶宇等以PCR -DGGE法對生物塔里微生物的多樣性進行檢測的結果,能對環境狀況進行真實反映。
2.2土壤監測
微生物分子生態學初期,采取DGGE/TGGE法,一般DGGE/TGGE結合PCR對環境土壤展開監測,掌握微生物群的結構與變化。對土壤內的微生物樣品的總DNA進行提取,經PCR法擴增產物展開DGGE /TGGE的凝膠電泳研究,對DGGE /TGGE的圖譜帶型變化進行觀察。隨之對土壤內微生物分子生態學持續的深入研究,采取PCR與DGGE/TGGE和種系分析及克隆測序法結合聯用,對土壤的樣品展開分析,從而促進土壤微生物的分子生態學深入發展。
Ahn C等以LH - PCR法對濕地里菌群結構、對P元素遷移及存儲的作用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含磷量的增加能對土壤菌群的結構產生影響,改變土壤菌群結構,降低土壤里的微生物的多樣化。Michihiko Sakurai等將PCR-DGGE法用在土壤里分解蛋白酶細菌群落分析上,以判決定無機與有機肥對植物根系周邊土壤里蛋白酶的活性作用。結果有機肥土壤里蛋白酶活性顯著>無機肥土壤,根系附近>周邊。此研究結果表明,蛋白酶細菌群落因構成的差異,對土壤整體的蛋白酶活性起關鍵作用。Vaini等將由516種孤立的菌群落里采集的16SrDNA,經PCR擴增而展開測序,對活性污泥里微生物的群落的結構檢測。AhnC等正埋頭對菌群構成和含磷率間的關系展開研究,希望為處理濕地提供最佳含磷率的科學合理的數據。張晶等應用PCR-DGGE的指紋圖譜法,對土壤表層與亞表層的固氮細菌種群在長期進行有機污水灌溉中對其數量與多樣化的作用進行了比較。最終研究結果顯示,土壤表層的固氮細菌數量將伴隨土壤污染的提高而相對降低,而土壤亞表層的自生固氮菌的數量則未見顯著變化,顯而易見,令土壤生態和結構功能轉變的關鍵因素為污水灌溉。
經上述研究,PCR法在土壤微生物的檢測前景應用廣泛。與DGGE/TGGE法相結合的PCR,是利用分子系統發育研究和現代分子微生物學作基礎的生態學的研究手段,已然成為了當下微生物群落結構省時迅捷的分析技術。
2.3水的監測
大量研究資料顯示,PCR在水環境的微生物檢測中,技術種類更全面、檢測范圍最廣。近年,化學性引起的內分泌干擾物對人類危害受到了廣泛關注,V lam ing等人采取實時定量的RT-PCT技術對表層水樣內雌激素含量進行監測,113個樣品里含有雌性內分泌干擾物為5%。檢測水體內的病原微生物,Sinon Toze發現PCR技術較普遍應用的細菌指標法要省時,緣于90%以上的水中病原體皆能擴增核酸,即便于濃度非常低的環境里仍可測出。Shu - chen Hsu等以E. coli特異性的蘋果酸脫氫酶基因設計引物,對水中的E. coli進行檢測,經富集檢測可發現100毫升中含1個E. coli細胞,檢測時間縮短為12 h。Florent Morlo等以PCR對水體中嗜肺軍團桿菌進行實時監測,檢測結果和傳統方法相同,檢測靈敏性及重現性獲得提高,為流行病污染源檢測及水體污染評價提供新的手段。Fricher等應用PCR的新手段能在1d內獲得病毒檢測結果,其PCR的E. co li檢測法能于1d內測完不同環境的99種水樣,結果和標準方法一致。吳卿等以PCR - DGGE技術進行飲用水內微生物多樣性的研究,結果顯示,盡管不同取樣點的飲用水樣品內存有特異菌,可水樣里優勢菌是相同的。謝數濤等以套式PCR技術對水庫里微囊藻濃度進行測量,和EL ISA檢測的結果一樣,且靈敏度更高。對247份水樣展開產毒微囊藻測定,結果82份陽性水樣,比率33. 2%。
又以PCR擴增進行輪狀病毒及各種腸病毒的檢測。多重PCR可同時測定多種病毒,對于由飲水進行疾病傳播的腸病毒來說,把PCR水質檢驗手段標準化具可行性。
結論
PCR于上述方面的應用能夠發現,其在環境監測中所發揮的作用日益提高。技術亦愈加復雜,體現于和其他技術結合,能夠對環境的各個層面展開監測。PCR能夠獲得廣泛應用,主要緣于PCR自身具備其他監測方法所沒有的優勢。例如:快速、省時、便捷、靈敏,準確性高、特異性強等特點。隨著此技術的不斷發展,將在環境監測里獲得廣泛應用,經與其他分子生物學方法結合由生物層面進行環境的監測與改善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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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景觀生態學;課堂教學;教學改革
一、景觀生態學課程教學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學科知識內容不合理
筆者通過前期調研和文獻查閱發現,不同院校風景園林專業開設的景觀生態學課程側重點不同,一些院校強調種群生態學、群落生態學、生態因子與園林植物、城市生態系統特征等傳統生態學的內容,內容過多偏向于基礎生態學。出現這種問題的原因之一是大多數教師的專業背景是傳統生態學,兼具生態學專業和風景園林專業知識體系的教師數量相當有限,以景觀生態學為教學和科研主要方向的教師嚴重匱乏。
(二)學生生態學基礎認知薄弱
應用型本科院校風景園林專業只開設了景觀生態學課程,沒有開設生態學基礎課程,導致學生對生態學中的基本概念不明確,知識儲備大多停留在初高中時期積累的大生物學內容,學生在理解一些生態學原理、生態過程時比較困難,產生厭學情緒。此外,景觀生態學涉及眾多的模型驗算,簡單的比如斑塊特征指標的計算,較難的比如景觀空間格局的數量研究方法,這對進入大學后沒有學習過高等數學的風景園林專業學生來說增加了學習負擔,學生學習興趣不高。
(三)實踐教學項目設置不合理
應用型本科院校的辦學思路是培養技能應用型人才,而目前,景觀生態學課程的理論知識在景觀規劃中的應用嚴重不足。主要原因在于實踐教學體系不夠完善,實踐教學任務安排以傳統生態學為基礎開展調查,有關景觀生態規劃、景觀地形、地貌分析等實驗內容被忽視。
二、景觀生態學課程教學改革探索
(一)重構知識內容體系
基于傳統生態學和景觀生態學學科特點重構風景園林專業景觀生態學課程內容體系,以景觀生態學核心理論為基礎,重點關注景觀構成要素、景觀空間格局、景觀異質性、景觀生態過程以及景觀的尺度效應。一方面,根據學生學情,適當增加傳統生態學的基本知識點;另一方面,適當增加地理學相關知識內容。關鍵在于將這兩部分內容與造園方法充分融合,結合景觀結構組成要素、景觀空間格局、景觀異質性、景觀生態過程和功能等重構知識體系,充分考慮課程內容知識點在不同類型景觀設計中的實際運用,內容體系做到精練、簡潔、實用。
(二)課堂教學改革
1.結合“互聯網+教育”理念,利用“云班課”打造線上教學平臺。將景觀生態學相關教學資料、視頻、問答題目等上傳至手機App,學生通過線上自學、在線提問等方式進行課前預習,課堂上利用“云班課”提供的實時投屏等技術功能,打造現代化信息教學課堂,活躍課堂氣氛。2.應用翻轉課堂轉變學生角色,提升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景觀生態學涉及的概念和數學模型眾多,這對沒有生態學基礎的風景園林專業學生來說,只靠課堂時間是很難全面掌握的。教師可以課前將重要知識點逐一制作成微課視頻,學生反復觀看視頻后,在課堂上師生互動進行探究學習,教師解答學生在視頻學習中的疑問,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3.利用虛擬現實(VR)技術開展教學。以教學大綱中“景觀構成要素”一節為例,教師可以利用虛擬現實(VR)的穿戴設備在虛擬校園場景中向學生講解景觀構成要素(斑塊、廊道和基質),并讓學生在虛擬現實場景中自學不同景觀要素的特征,最后教師進行總結,回答學生的疑問,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關鍵詞 高職教育;教育生態平衡;生態位;優化策略;重疊
中圖分類號 G718.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2)07-0027-06
一、引言
生態位是生態學中一個重要的理論概念。1910年,美國學者約翰遜首次提出生態位的概念[1],而英國生物學家格林尼爾則對生態位的概念進行了更為詳細的定義,認為生態位是生物在群落中位置和作用的具體體現,并由此認為生態位是一種“行政單位”[2]。此后的哈欽森從數學語言和抽象空間兩方面對生態位進行了界定[3],而惠特克等人則從空間生態位、營養生態位和超體積生態位等角度闡述了生態位的意義[4]。
綜合生態學界對生態位的研究,生態位的特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空間屬性,即生態位是一個生態系統中被一個物種所占據的有效分布單位[5];第二,功能屬性,即生態位反映了物種在整個生態群落中的現實地位及作用[6];第三,多元屬性,即生態位是在生物個體、種群或物種生存條件的集合[7];第四,過程屬性,即生態位是生物個體、種群或物種在與生態環境的積極轉化中形成的,這種轉化包括物質轉化、能量轉化和信息轉化,而且這種轉化需要一定的過程和時間積累[8]。從上述特征可以看出,生態位主要體現了物種在生存和進化過程中的生存和競爭能力。生存能力是生物物種的“態”,是生物單元在進化過程中自身生長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競爭能力是生物物種的“式”,體現了生物物種或生物個體對環境的支配力、作用力與影響力。
20世紀50年代,美國教育學家克雷鳴提出“教育生態學”的概念,其后的英國教育學家阿什比進一步提出“高等教育生態學”的概念和理論,他在《英國、印度和非洲的大學:高等教育生態學研究》中認為,“大學的構造必須繼續使它們自身適應變化的大學環境”[9],進而得出“任何類型的大學都是遺傳與環境的產物”[10] 的結論。此后的數十年間,高等教育生態理論的研究不斷細化,其中高等教育生態位理論研究與應用尤為具體。高等教育生態位理論認為,生態位合理是高等教育生態質量良好的一個重要條件。合理的高等教育生態位是生態平衡的結果,而任何高等教育的生態平衡,都是由食物鏈條的合理串聯形成的,具體到一個相對穩定的高等教育食物鏈條中,可以分化為處于食物鏈上游、中游、下游三種生態位形態,一些食物鏈中的高等教育個體處于鏈條底端,但由于教育資源本身的相互匹配性,下游的高等教育個體反而能夠在相對恒定的狀態下生存,同樣,中游和上游的高等教育個體均能在相對匹配的生態環境和生態資源中生存、進化,從而保證在高等教育生態種群中的高等教育個體能依據各自不同的生態位同外界進行能量置換,產生符合生存需求的共融性協作與分化,保證生態系統各個生存因子的相對穩定,也在客觀上提高了生態系統的存活質量。
二、以重疊為特征的高職教育生態位現狀
根據生態學理論,處于同一生態鏈條中的種群,其生態位表現為三種形式,即生態位嚴重重疊、生態位部分重疊和生態位完全分離[11]。在這三種狀態中,最有利于種群進化的生態位關系是“生態位部分重疊”,在這種狀態下的生態位關系,符合生態平衡的本性需求,也符合生物進化過程中對生態多樣性、豐富性的要求,有利于種群間的生態個體形成合理、適度的競爭,并通過這種競爭激活生態位整體平衡又不斷發展的屬性。而另外兩種生態位關聯曲線,則不利于生態平衡,當生態位高度重疊時,種群間會形成激烈的競爭,在競爭過程中形成大量的生態資源浪費和生態個體間的非理性排擠;當生態位完全分離時,處于生態位曲線中間的大量生態資源被閑置,從而限制了生態效益。
高等學校的生態位是一所學校在高等學校生態系統中的地位,每一所高校生態位的確立,都與高校生態系統共同進化的內外部環境有關。在當前的高職教育體制和內外部環境作用下,我國高職院校生態位重疊現象較為嚴重。
(一)投資渠道單一性形成的生態位重疊
按投資主體性質劃分,目前我國高職院校辦學類型以公辦和民辦兩種為主,據《2009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公布的數據,我國目前公辦高職院校和民辦高職院校的數量比例見圖1。
圖1 2009年全國公辦、民辦高職院校(含成教)規模比較
從圖1可以看出,在高職院校的投資主體以地方財政為主的環境下,民辦高職院校的發展受到許多政策生態因子的制約,在政策支持力度、社會環境支持率以及生態能量轉換、教育資源配置等方面與前者有較大差距。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國內大面積并校,使國內一般普通高校的數量銳減,同時一部分具有一定學科優勢、專業優勢的高校躋身于普通高校生態體系的上游,生態位上移而變身為綜合性大學。此外,以民間資本為投資主渠道的獨立學院,同樣也因為高等教育體制對生態位的影響,而逐漸高度效仿國辦大學的辦學模式,喪失了自己的“獨立”屬性。普通高校的這種類型歧視在高職教育領域也有明顯體現。在教育資源配套的主導性因素支配下,民辦高職院校在生源、師資、專業建設、學生就業、社會合作與服務等各環節都不具備生態競爭能力,雖然職能部門在宏觀層面上鼓勵民間資本介入高職教育,但由于缺乏配套政策支持而未能獲得市場終端的認可,從而形成了高職教育的類型歧視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打壓了民間資本投資高職教育的積極性。隨著高職教育市場的擴張,高職教育投資渠道的單一性、專業建設和辦學模式的趨同性更加明顯,導致高職教育類型生態位高度重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