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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政治學30年的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楊海蛟研究員認為,中國政治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以下四個發展階段:第一,恢復和重建階段(1978—1985年);第二,飛速發展階段(1986—1989年);第三,全面深刻反思階段(1989—1991年);第四,深入發展階段(1992年—至今)。
與會專家學者認為,中國政治學的30年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堅持和發展了政治學理論體系;二是開展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理論的全面研究,明確了中國政治發展的目標和路徑,探索了中國民主模式,比較了民主形式,對精英民主論、協商民主論、草根民主論、混合民主論等理論進行了深入比較研究;三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形成了多元化的政治學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四是中國政治學界在理論創新、思想啟蒙、政策設計和人才培養等方面都對推動社會主義政治發展作出了具體貢獻。
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徐勇教授和鄧大才教授對實證方法進入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歷程進行了全面深入的闡述和總結。他們認為,要將實證方法的研究推進到更高階段,需要完成以下工作:從權力政治向日常生活政治延伸;從文本政治向田野政治延伸;從空間政治向時間政治延伸;從質性研究向量化研究延伸;研究工具和方法向其他學科延伸。
楊海蛟研究員認為,30年來中國政治學的基本經驗有:首先,始終堅持正確的思想方向;其次,始終堅持理論聯系實踐;再次,始終堅持在汲取人類政治學的優秀成果的同時,堅持從本國國情出發,立足于中國政治現實。他認為,目前我國政治學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現在:第一,中國政治學的基本理論基礎仍然不夠雄厚;第二,中國政治學的研究缺乏共鳴,重大基本問題的研究深度不夠;第三,中國政治學的學科建設、專業設置仍有待系統化。
本次年會也指出了中國政治學努力的方向:一是繼續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等一系列政治學的研究方法;二是繼續拓展研究領域;三是在創新思想、理論、觀點的同時,要注意研究成果的應用性,使其能更多地為各級決策者所重視和采納;四是要努力構建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既要爭得在國際政治學界的話語權,也要在和國內其他學科的并行發展中不斷提升自己的地位;五是繼續推進政治學科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的科學化與人文化。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張桂琳教授提出兩個繼續保持:一是繼續保持政治學學者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對國家與人民的火熱情懷;二是繼續保持政治學界一貫的團結、和諧、學術包容之風。
二、中國政治30年的發展
二戰后,新制度主義逐漸成為政治學比較推崇的研究方法,它認為即使制度對政治行為和政治抉擇有一定的約束作用,但并不是起決定性作用。新制度主義認為需要深層次地考察和分析制度對個體行為的影響,并將個體行為放在歷史條件中進行考慮,通過運用歸納法形成較成熟的理論,然后再對國際政治展開研究。新制度主義拓寬了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和領域,特別是對國際政治學學科研究領域具有重大啟示。
一、新制度主義范式的興起與演進
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科學從對制度的普通研究轉向對制度主義的研究。彼得斯認為,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屬于舊制度主義研究,經過行為主義流行的30年后,新制度主義在政治學中開始興起。新制度主義學者反對把行為界定為政治分析的基礎,用行為去解釋政治現象是不具備說服力的,所有的行為都是發生在某種特定的制度環境之內的,這種行為才能充分地被理解。因此,有學者大聲疾呼“重新發現制度”“回歸國家”與“回歸制度”,但“回歸國家”似乎并無特別新穎之處,人們不應該簡單地接受制度的一般定義,而應該使其發展成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途徑。
二戰結束后,西方社會科學逐漸以美國為重心,歐洲失去了傳統的學術中心地位,在歐洲盛行的歷史分析范式、制度—法律分析范式及哲學思辨傳統也逐漸被重視實證、數量分析方法的科學主義所取代,定性研究和價值判斷在研究中被最小化。經濟學隨著日益強大的經濟領域力量凸顯了其顯學地位,并逐步得到確立,它對其他學科的影響推動了崇尚個人主義和以市場原則的自由文化擴張,并使這種文化發展為新理論范式的基本框架。理性選擇范式就是在這種學術背景下產生的,并發展成為社會科學的主流范式。20世紀中期,行為主義興起并迅速主導了整個社會科學領域,其研究方法形式客觀、中立,論據實證并能近乎精確地解釋政治活動,這是傳統的研究方法無可比擬的,行為主義因其獨特的優勢取得了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話語權。行為主義是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重大革新,但其用科學標準來衡量社會政治現象似乎脫離了實際,暴露出了對社會價值觀的忽視,研究的形式主義和數理語言難以表述的困難,導致其會容易遺忘對歷史與現實問題的研究。20世紀70年代,各種研究范式開始盡顯其能,取長補短,交叉與融合,逐漸打破了行為主義在各學科尤其是社會科學領域的絕對優勢地位。新制度主義是在新制度經濟學在經濟領域巨大成功的影響下,為了矯正行為主義方法中過于關注政治個體及其行為,忽視宏觀和中觀層面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環境因素對結果的影響而產生的。實際上,新制度主義并沒有完全放棄舊制度學派的一些合理“內核”,和舊制度主義學派用靜態眼光看制度不同,新制度主義用動態的眼光綜合分析經濟運行理論、政治行為和制度的作用。因此,新制度主義的興起不是制度分析范式的簡單回歸,而是其向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發展。
二、新制度主義的解析
新制度主義最早從經濟學中興起,由于有學者不滿意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主義對于“政治”“國家”“制度”的輕視,將政治的分析片面地建基于個人主義之上,才被引入政治學研究。新制度主義是對行為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反思,其主要內容有:
首先,在解釋社會現象時,在制度因素中結構與人哪個更重要?行為主義強調“人”的重要性,而新制度主義認為對人的獨立影響作用的研究應該放在對社會結構分析的基礎上,這樣才能獲取有力的解釋論證。新制度主義著重分析制度對人的行為、對政策結果的影響,并認為制度約束人類的行為可以促進行為的規律和規范,增強解釋和預測的可靠性。新制度主義認為人類接受制度的約束,同時制度又是人類行為的結果,所以新制度主義必須解釋作為個體的人接受制度約束的原因,不同的解釋促成了新制度主義不同流派的產生。新制度主義各流派認為政治的核心要素包含制度,制度是政治管理和解釋政治現象的有效工具;個體及其行為雖然很重要,但必須把個體放進一定的制度背景中進行分析。
相比舊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在強調制度重要性的同時,更注重分析個體偏好行為,這增強了新制度主義的解釋力。新制度主義豐富了“制度”內涵,制度還包括非正式的結構、慣例和觀念。舊制度主義在方法論上普遍以整體主義為主,而規范制度主義類似整體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是典型的個體主義,歷史制度主義則居中。與舊制度主義相比,盡管新制度主義在發展研究的可傳遞性、可重復性、量化等方面還不完善,但新制度主義更加重視理論的發展和方法論。
按影響力不同,可將新制度主義分為以下三大類范式。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發端于以羅納德·科斯和奧利佛·威廉姆森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扑拐J為在制度選擇中交易成本權衡很重要,引起了經濟學中的新制度主義革命,威廉姆森則提出了將交易成本推理操作化,他認為制度環境是政治制度存在的表現形式。政治學中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源自于對政治制度本身進行交易成本分析。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認為每個政治個體都有固定的偏好,實現偏好最大化是政治行動者的最大目標。理性制度主義視行為為導致政治結果的關鍵因素,建立了理論來解釋制度的產生:相關行動者能從中獲得比其他制度更多的利益。理性選擇范式認為理性個人的選擇和行為動機是自我利益最大化,也是社會運行的基本動力。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最大特征體現在理性策略算計的行動者行為上,強調政治人的理性和穩定的偏好,認為政治的過程是集體行動陷入困境的過程,行動者通過制度安排達到共同獲利的目的。
歷史制度主義是在比較政治學中發展起來的,它保留了舊制度主義對正式制度的重視,接受了關于集團理論的觀點。豪爾和泰勒認為歷史制度主義有四個特征:歷史制度主義廣泛地界定了制度與個體行為之間的關系;強調了與制度的運作和演進相聯系的非對稱的權力分配;在分析制度演進時強調“路徑依賴”和“意外結果”;注重將制度分析和能夠產生某種政治結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來。歷史制度主義將現場制度融入歷史環境,強調既有制度中的權力對比關系對新制度的產生所帶來的不公平的壓力,它認為政治結構和制度安排可能導致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不平等。歷史制度主義重視將制度分析和觀念等因素結合起來分析問題,在分析微觀現象時缺乏有效性,它不能解釋制度與行為間是否存在因果聯系,不及它在分析宏觀現象時的效用性。
社會學制度主義是從社會學中發展起來的。不少社會學家認為西方的世界文化強調韋伯的理性觀念,即將理性看作實現正義和進步的手段。這種世界文化規則構成了包括國家、組織和個人的行為體,并為其確定了合法的追求目標。世界文化規范也使全球范圍內的組織和行為變得越來越相似。由于他們將這些文化規范和規則稱為“制度”,他們的研究路徑被命名為“社會學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的制度概念打破了把基于組織結構的“制度分析”與基于共同價值的“文化分析”分裂的做法,促使兩者交融,強化了宏觀解釋力。社會學制度主義者有效地解釋了無效率制度長期存在的現象,這是前兩者所不及之處。制度不是簡單地規定人們做什么,而是指出在特定背景下人們覺得該做什么。制度不是直接影響個人的策略性計算和行為選擇,而是為行為提供了必備的認知版本、類別判斷和行為選擇模式,影響人們偏好、認同和自我形象的形成,從而間接指導人們的行為。
三、新制度主義對國際政治學的啟示
正是在新制度經濟學的學理支援下,基歐漢在《霸權之后》中發展出了國際機制的功能理論,這部著作“提供一種以制度經濟學為基礎的新的理論視角”?;鶜W漢的功能理論有力地論證了“制度是重要的”,但仍有其缺憾性。有學者批評說,國際機制的功能理論并沒有解釋為什么一些機制發展為正式的組織,而另一些機制卻沒有?;鶜W漢的不足被后來的學者們彌補,他們認為,國家在國際關系中所面臨的集體行動問題不止“囚徒困境”,必須創設不同類型的國際機制以滿足不同的集體行動所提出的功能性要求。由于采用了與微觀經濟學相同的行為假定,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能夠從微觀經濟學中輸入理論和方法,如博弈論、公共選擇理論、集體行動理論、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委托—理論等。盡管理性假定受到了認知心理學、期望理論和社會建構主義等多個流派的質疑和批判,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裹挾“經濟學帝國主義”之威,迄今仍是國際制度理論與經驗研究的主流,有助于開拓國際政治學理論研究的新視角,有助于國際政治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發展。
社會學制度主義和國際政治學中的建構主義有某些共同點。社會學家認為社會結構并不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社會所構成的,而是由正在擴張和深化的世界文化所構成的?,F代國際體系被以韋伯的理性觀念為核心的文化規則所主導。這些西方的、理性化的規則通過兩種方式將國家塑造為國際體系下的單位,一種是為國家確定“理性的”目標,如追求“現代性”和“進步”,另一種則是確定“理性的”制度以實現這些目標,如市場和官僚制。社會學制度主義是在美國社會科學傳統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理論假設明確,方法是實證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者通過強調社會規范在國際生活中的力量,為國際制度的獨立價值提供了更具剛性的論證,國際制度會增強,不僅是因為它便于達到帕累托最優,有助于國家以最小成本實現目標,而且認為參與日益增多的國際組織網絡在文化上是必要的和適當的。
國際制度研究在早期階段打上了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義烙印,在研究方法上屬于舊制度主義范疇。行為主義革命的發生和“國際機制”概念的提出為新制度主義取代舊制度主義創造了必要條件,同時又在國際政治學領域形成了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和歷史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就解釋國家、國際組織及國際體系運行的基本邏輯而言,理性選擇屬于“預期結果邏輯”,社會學屬于“適當性邏輯”,但就歷史觀而言,理性選擇和社會學都認為歷史總是有效率的,歷史制度主義則將無效率的歷史帶入研究議程。
自2001年教育部頒布并實施《關于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提高教學質量若干意見》以來,各高校陸續開設了雙語課程并把雙語教學作為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的重中之重。因此,只有搞好雙語教材建設,雙語教學的困境問題才能從根本上突破。本文在對現行國際政治雙語教材模式分析的基礎上,著重探討《國際政治學》雙語教材自主編寫而形成的特色創新模式,以期對我國高校雙語教學的發展提供借鑒價值。
一、高?!秶H政治學》現行雙語教材的基本模式
(一)英文原版教材
可以肯定地說,國際政治原版相關教材在雙語教學中的優勢非常明顯。一是內容具有較強的新穎性、實用性和參與性。二是理論研究具有明顯的前瞻性、創新性、動態性和實踐性。三是專業知識學習與英語語言訓練具有自然的融合性。因此,在國內高校教學雙方具有較高英語水平的情況下,原版國際政治教材的這些優勢就會成為高校國際政治學雙語教學教材的首要選擇。但國際政治相關原版教材在教學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一是原版教材缺乏針對性,不適合課程教學大綱知識體系,不能有效反映國內實際,更不能與其他專業課程進行合理銜接。二是原版教材內容繁多,在中國目前現行的雙語教學方法、教學習慣、規定的課時以及學生英語閱讀速度和理解能力的限制下,原版教材的使用價值就會大打折扣。三是原版教材受中西文化背景和教育體制的限制,一些重要知識點的理解上也會產生中西偏差,即使教師花費很長時間進行闡釋,也未必達到滿意的效果。因此,原版教材的內容并不能被充分利用。四是原版教材版權和價格過高也阻礙了其大規模普及,尤其是原版教材較高的價格超出了貧困家庭學生的經濟承受能力,是教師在選擇原版教材時不得不重點考慮的一個問題。
(二)原版影印教材
原版影印教材是國外出版社授權并由國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影印教材。它包括無翻譯的和有翻譯的原版影印教材。這類教材基本是把原版教材和國內專業課程標準要求有機結合起來,不僅保證了雙語教材的語言規范、純正,內容簡練、適度,而且也基本反映了我國高校學生的認知能力。同時,教材定價也比原版教材價格低幾倍,能被學生所接受。但這類教材的缺點也很明顯,主要是策劃和出版周期較短,其條理性和系統性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三)自編英文教材
自編英語講義是指雙語教師根據教學大綱,把原版教材與國內成熟的國際政治權威教材結合起來,用英文編寫的自編英文教材。這類教材的靈活性和實用性強,既能體現國際政治領域的前沿動態,又能體現國內課程的特點。但這類教材對編寫者的要求較高,一是教師要具備極高的英語水平,二是編寫者必須是國際政治領域的高水平專家,愿意把充足的熱情、時間和精力投入到雙語教材的編寫之中。否則,所編寫的教材不僅語言不地道,無法保證知識的先進性,而且自編教材摘選原版英文教材的部分還可能產生著作侵權的問題,這些問題會給雙語教學帶來事倍功半的效果。
(四)活頁教材
活頁教材是教師沒有選擇到一本真正合適的國外原版或影印版的雙語教材,通過復印與雙語教學比較接近的原版或影印版教材的部分篇章,或根據教學需要由教師自己編寫英文版教材沒有的內容。這種活頁教材經濟實用,針對性和靈活性較強,能發揮教師教學的個性。但它自身固有的缺陷也使其不能成為雙語教學的首選教材。這種作為“活頁”性質臨時發給學生的教材除了具有上述自編教材的種種弊端外,而且“沒有教材的雙語課程學習,知識掌握散亂,既無系統性又缺乏深入性,不但無法改善和提高外語水平,也不便對課程內容理解?!盵1]
由此可見,國內高校目前采用的《國際政治學》雙語教材并不完全符合雙語教學的實際需要,成為影響雙語教學質量與效果的主要瓶頸。雙語教材的選擇是國內高校雙語教學面臨的重要課題,因此,探索并建設適合本國高校教學實際的《國際政治學》雙語教材已成為國內國際政治學界當下最緊迫的任務之一。
二、高校《國際政治學》雙語教材的特色創新模式
筆者在《國際政治學》省級雙語示范課程多年教學與實踐經驗積累的基礎上,自主探索并編寫了一本適合我國高校國際政治雙語教學目標且擁有自有著作權的國際政治雙語教材《國際政治基本理論分析》(英文版),該教材2011年2月由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教材的出版填補了我國高校沒有國際政治理論教學正式英語出版物的空白。在某種程度上說,這本教材的特色創新模式也為突破國內雙語教材困境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經驗。具體說,《國際政治基本理論分析》雙語教材特有的創新模式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編寫目標與思路明確
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把教材的作用看成是“在一個有目的的情境發展過程中所觀察的、回憶的、閱讀的和討論的種種事實以及所提出的種種觀念。”[2]《國際政治基本理論分析》教材在編寫前就把知識目標、語言目標和思維目標確定為該書的首要編寫目標。也就是說,這本雙語教材不僅要通過完整的知識體系培養學生的國際政治思維能力,而且還要通過簡明和地道的英語表達來提高學生專業外語的交際能力以及運用外語思考國際問題的能力。
在編寫目的的指引下,還要進一步明確編寫思路?!秶H政治基本理論分析》教材內容嚴格按照課程教學大綱和課程標準的要求進行編寫。編寫體例借鑒中外相關教材的優點,每一章節都包含引言、正文、經典案例、學者學術背景介紹、課后分析理解題、進一步閱讀書目和國外相關課程網址七個部分。編寫內容力求覆蓋課程教學大綱全部內容,同時突出重點。
(二)原版教材和英語網站內容合理取舍
一本規范的雙語教材除了包含本學科常規的基本理論外,還應當體現這一學科國內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主編者的科研創新與教學體會。《國際政治基本理論分析》就是對國際政治中英文權威教材內容和英語網站材料進行了合理取舍和修改,從中獲取了中英文材料的精華就是該教材的重要素材。例如,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主要直接引用英美國際政治權威辭典、原版教材和英語專業網站中的原文論述。經典案例盡量選擇原版教材的素材以及自己在科研中所積累的材料。對于原版教材或網站上的內容取舍不是簡單地照搬照抄,對于直接引用的要給予注釋,而對于其中描述不當的地方要采取慎重抉擇的態度,多參考國內外權威大家的見解并結合自己的認識加以取舍。因此,“一本好的雙語教材絕不是幾本原版教材的選編或摘錄,而是參考了上百種資料并加入自己認識的教學成果?!盵3]教材的內容需要不斷地完善與更新,尤其《國際政治學》課程更是如此,應體現最新的理論研究成果。為此,筆者在教材的每一章之后都開列了方便學生進一步查閱相關文獻資料和獲取最新案例信息的鏈接網站,從而充分發揮了靜態教材和動態案例的結合。
(三)中國國政理論不可或缺
英文原版國政教材很少包含中國方面的國際政治理論,但作為中國學者編寫的教材,應把世界性、先進性和民族性結合起來?!秶H政治基本理論分析》知識體系的一大創新之處就是增加了中國國家安全思想的內容,這也是該教材在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思想上融合的充分體現。中國國家安全思想具有獨特的思想內涵,其思想精髓已成為當代國際政治理論知識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安全思想體現在英文教材里,不僅能夠幫助學生深刻領悟中國追求和平發展的緣由,還能夠讓其感受中國正在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所做的貢獻,無形中增加了學生的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情愫。
(四)立體化教材傾力開發
立體化教材就是以主教材為中心,綜合運用各種媒體對教學資源的整合而建立的課程整體教學方案。按照省級雙語示范課程的要求,《國際政治學》立體化教材應充分體現在課程雙語網站之中。為此,我們借鑒了國外相關課程網站的建設模式,在課程雙語網站上搭建了立體化教材建設平臺。我們建成并使用的立體化教材包括電子教案、電子圖書、多媒體演示文稿、課程錄像、專業術語庫、試題庫、經典案例庫、雙語時事資料庫以及學生論壇、教師答疑等板塊?!秶H政治學》課程立體化教材的建成促進了教與學的良性互動及其雙方各自地位的充分發揮。
《國際政治學》雙語教材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教材編寫始終遵循以課程改革需要為核心,注重語言的地道性、知識的先進性、內容的規范性和體系的創新性。希望對這門課程雙語教材的大膽探索與實踐,能推動《國際政治學》雙語課程的進一步發展,也能為高校其他相似課程雙語教材的編寫提供可借鑒的價值。
基金項目:紅河學院本科質量工程項目“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帶頭人”建設成果之一。
新建的本科院校是指1999年以來新設本科學校,共有647所,約占全國普通本科高等學校數量的55.3%。新建本科院校為地方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培養輸送了大量的人才,但與此同時,來自地方社會的就業信息反饋表明,一方面是新建的地方本科院校畢業生的初次就業率較底,另一方面是技術應用型人才難以滿足地方用人單位的需求。作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也面臨一個如何轉型的發展問題,筆者結合該專業的建設實際,就轉型背景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建設提出一些思考。
一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應用型人才的內涵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應用型人才的內涵可以界定為,學生在掌握政治學與行政學基本理論的基礎上,適應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能實際處理地方黨政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基層社區等工作崗位中的政務、行政管理、行政執法、社區服務等工作的應用型人才。有學者認為,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應用型人才具備以下六個特征:其一,具備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理論基礎;其二,相對于學術型人才而言,更突出“應用”;其三,有較強的溝通與合作能力;其四,具備調研能力;其五,具有創新與應急能力;其六,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質和意志品質。筆者認為,在界定了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應用型人才內涵基礎上,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應用型人才應具備專業知識能力、行政職業能力、綜合能力三種基本能力。三種能力的培養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的主要任務。
二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基本理念
人才培養的基本理念是貫穿于整個本科人才培養過程的對人才培養模式、培養路徑和培養目標選擇、本科教學方式方法的選擇等方面的基本認識和基本態度。人才培養的基本理念指導、制約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可以說有什么樣的人才培養基本理念就會培養什么樣的人才,因此,在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過程中務必高度重視人才培養基本理念的指導作用。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基本理念應凸顯其“應用性”,“應用性”的體現是“專業知識能力、行政職業能力、綜合素質能力”的培養。因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的整個過程都需要注重和加強對學生“三種能力”的培養和鍛煉。
三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的探索與實踐
(一)構建以專業理論知識為基礎,行政職業能力與綜合素質能力為導向的“三位一體”課程體系
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必須通過專業設置的課程體系予以實現。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其專業的課程體系構建時,更多的是參照了國內重點大學關于該專業的課程體系設置,而忽視了自己的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和人才培養的規格要求,因而,出現“水土不服”是很自然的現象,學生的反饋是專業理論教學內容過多,培養實踐能力的教學課時偏少。另外,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由于大都由從前的師范專科學校升格為本科院校,師資力量相對不足,“師資的缺乏,課程設置往往以老師研究的方向和興趣而定,由此產生了隨意性”,“不少高校在政治學與行政學教學體系中直接加入大量熱門課程,課程體系缺乏內在聯系,內容交叉重疊太多”筆者認為,在轉型發展的背景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課程體系構建應遵循以專業理論知識為基礎,行政職業能力與綜合素質能力為導向的“三位一體”課程體系(下述建議課程根據需要,可設為專業必修課和專業選修課),具體分析如下:
1 專業理論知識課程群
掌握扎實的政治學與行政學基本理論知識是對該專業畢業生的一個基本要求,也是應用型人才培養“應用性”的一個基礎,專業理論知識課程群是培養學生的專業能力的一個重要平臺。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專業理論知識課程群根據本地方的實際情況,側重于基本理論知識課程設置,一般包括政治學原理、行政管理學、憲法學、地方政府學、公務員制度、中國政治制度史、西方政治思想史、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公共政策概論、市政學等。
2 行政職業能力培養課程群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高等教育的大眾化,社會對人才的要求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強調人才的專業知識性特征的同時更加注重本科畢業生的職業技能特征。因此,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必須回應社會的需求,設置相關課程群,突出該專業學生的行政職業能力培養。可以說,專業能力是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應用型本科人才的內在基礎,行政職業能力是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應用型本科人才的外部體現。行政職業能力培養課程群的設置一般包括社會實踐與調查、行政文書與秘書、公共關系實務、管理溝通實訓、畢業實習、畢業論文、電子政務、辦公自動化、演講與口才、政務禮儀、情緒管理等課程。
3 綜合素質能力培養課程群
綜合能力是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畢業生組織協調能力、溝通應變能力、人際交往能力、業務創新能力的綜合體現。該能力培養一般通過學校開設的通識課程來予以完成。
(二)推行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教學模式的改革,實現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
長期以來,在高校專業課程的教學活動過程中,傳統的授課方式是“滿堂灌”的教學模式,整個課堂教學環節中教師總是作為主體來組織教學,學生則是被動接受教師的教學內容,很少直接和主動地參與課堂教學活動,而且很少表達他們對于所學內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如何,學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學生的能力培養受到很大限制。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必須對陳舊的課堂教學模式進行改革,推行“以學生為中心”的堂課教學模式改革,真正意義上實現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教師在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課程的教學過程中,必須清醒認識到學生是課堂學習的主體,將“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滲透到整個教學過程中,教師在整個教學活動過程中是一個引導者與相關疑難知識的闡釋者,師生處在一個平等的、開放的交流與探討的教學環境氛圍中,從而真正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達到應用型人才培養的教學目標。在實際推行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教學模式的過程中,授課教師可根據所授專業課程的教學內容,靈活采用“小老師”課堂教學法、專題討論教學法、案例式研討教學法、開放式教學法等多種具體教學方法。
(三)高度重視實踐教學是政治學與行政學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基礎與關鍵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古人的這一教誨道出了實踐對于理論的重要性。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學生在獲取基本的系統的理論知識基礎上,必須高度重視專業實踐教學,通過嚴格系統的實踐教學,方能培養鍛煉學生的學習能力、行政職業能力和綜合素質能力。一般而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實踐教學存在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如下:其一,專業培養實踐學分偏少。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實踐教學主要由畢業見習、實習以及畢業論文、社會調查等組成,實踐學分大約占專業總學分的15%左右,在轉型背景下,離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目標相距甚遠;其二,專業實踐教學基地建沒舉步維艱。實踐教學基地是進行實踐教學的一個重要平臺和依托,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由于辦學歷史較短,和地方企事業單位、社區、行政機關、街道居委會等合作溝通較少,加之實踐教學經費的缺乏等多方面的原因,專業實踐教學基地建設不盡如人意,甚至有的高校沒有該專業的實踐教學基地;其三,缺乏專業全程實踐教學計劃,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脫節。在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中,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人才培養方案中,實踐教學往往只注重畢業見習、實習以及畢業論文、社會調查等純實踐性課程,而缺乏一種專業全程實踐教學的基本理念和培養計劃,導致的結果是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的脫節,甚至出現為理論而理論,為實踐而實踐這種最壞的結果。
針對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人才培養實踐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應高度重視實踐教學在應用型人才培養中的作用,加大對實踐教學的投入。
1 專業全程實踐教學
專業全程實踐教學計劃一般包括專業實踐教學的目的、專業實踐教學的保障措施、學期專業實踐教學內容及基本要求、專業課程實踐教學大綱、專業實踐教學的考核及評價等內容。
2 重視實踐教學基地建設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應充分利用地方資源,增加和地方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街道辦等單位的合作和交流,依托上述單位的資源,開展“共贏”合作,建立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實踐教學基地,為教師的實踐教學和學生的學習實踐提供一個良好的平臺。
3 培養“雙師型”教學團隊
為滿足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全程實踐教學的需要,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必須采取多種有效保障措施以提高專業任課教師自身實踐能力。首先,根據專業任課教師的學科背景,鼓勵教師從事應用型的、實證型的科學研究;其次,鼓勵教師考取相關行業資格證并開展相關執業實踐,培養“雙師型”教學團隊;最后,根據專業實踐教學的需要,學校可聘請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區等有實際行政管理經驗和行政執法經驗的工作人員作為兼職講師或不定期做專題講座。
參考文獻
一、對政治人類學的界定
人類學關注政治問題,始于19世紀末期。人類學家基于他們對“異域”社會的特殊了解,試圖運用文化進化論,建構國家制度的演化模式。當時,政治人類學還只是作為“整體人類學”的一部分。20世紀40年代,福蒂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等英國功能派人類學家在非洲考察政治組織時發現,傳統的政治學對政治制度的分類僅適用于結構業已高度復雜化的社會,而對于他們在非洲所發現的從群隊到原始國家等形態極不相同的政治制度,根本無法適用。于是,他們在《非洲政治制度》一書中提出了一種新的政治制度的分類法。這種新的政治制度的分類方法,簡單地說,就是把非洲的政治制度分為兩種:一種擁有中央集權的權威和司法體制(原始國家),另一種則沒有這樣的權威和體制(無國家社會)。盡管這種分類過于簡單化,但它奠定了政治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基礎,標志著這門學科的正式誕生。
政治人類研究是從對政治制度的分類入手的。但是,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受到其他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學的影響,60年代以后,政治人類學已不再局限于靜態地討論政治制度的類型,而是轉向對政治過程和政治行為的動態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過程論、行為論等諸多理論流派,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與傳統政治學研究相比較,政治人類學研究有兩個主要特征:首先,它試圖超越特定的政治經驗和理論,而建立一種帶有普遍性的政治行為科學,以尋求人類的各種政治行為在不同歷史和地理環境下的共同性;其次,它是文化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學科,主要致力于描述和分析與原始社會有關的政治制度。(注:參見CeorgesBalandier,PoliticalAnthropology,NewYork:RandomHouse.1970,p.1。)
這兩個特征的概括,只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政治人類學的一個粗泛界說。當今的政治人類學研究已不能不考慮這些邊遠的原始社會與我們的現代社會之間日益緊密的相互依存關系,不能不考慮影響傳統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的轉型問題。和人類學的其他分支學科一樣,政治人類學也被吸引去探索當代世界的種種政治難題和現代國家框架內權力體制的運作,以及可能引起這種權力體制破裂的危機。(注:參見〔法〕馬克·阿伯勒著、黃語生譯:《政治人類學:新的挑戰、新的目標》,《國際社會科學雜志》1998年第3期。)美國政治人類學家朗納德·科恩(RonaldCohen)提出,政治人類學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對政治的定義——其中包括對政治過程和政治行為的定義以及對不同情況下政治行為性質的討論;(2)對政治制度的定義——解釋政治制度的特征;(3)對人類歷史上各種政治制度的產生和發展的研究;(4)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的制約性的研究;(5)探討政治制度對個人和文化的影響;(6)對現代化之前和之后的政治制度的比較及相互影響的研究。
科恩基本上概括了政治人類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從中可見,所謂政治人類學就是對政治現象和本質的文化人類學探討。不過,政治人類學所研究的“政治”與政治學家所說的“政治”在含義上并不完全相同。在政治學中,所謂“政治”就是指以政府和國家為模式的政治體制。在這些社會中,有著復雜的文職部門、層疊的官僚機構和森嚴的等級制度。而在政治人類學所側重關注的邊遠社會或“異域”社會中,大多數還沒有形成這樣的政治體系。在這些社會中,內部秩序的維持、領土權的保障、權力的分配、有關團體行動的決策等政治因素無一例外地都存在,但找不到政府,也沒有國家;權力體制的運作是在氏族、部落或酋邦范圍內,通過家族、親屬關系和宗教禮儀等來實現的。換言之,政治人類學家所使用的“政治”概念其含義要比在政治學中的含義廣泛得多。
在政治學研究的現代社會中,政治有其明確的范圍,政治與非政治之間界限分明。而在政治人類學研究的傳統社會中,政治與親屬關系、婚姻策略等交織在一起,人們很難將政治現象與其他社會現實區分開來。所以,人類學家在對“政治”下定義時,所面臨的困難要比政治學家大得多。根據巴朗迪埃(GeorgeBalandier)的歸納,人類學者主要從四個方面給“政治”下定義:(1)從空間方面,把政治與一定的領土結合起來,認為在界限分明和自成一體的空間內的組織系統就是政治的范圍。例如,馬克斯·韋伯。(2)從功能方面,認為政治活動的功能就在于保證社會內部的合作、防止外部侵略和維持社會的穩定。例如,拉德克里夫—布朗。(3)從政治行為方面,主張如果一定的社會行為試圖控制或影響公共事務的決策,那么這個社會就存在政治行為。政治行為體現了團體和個人之間的競爭關系。例如,斯沃茲(Swartz)、特納(Turner)和圖登(Tuden)。(4)從政治制度的特征方面,即根據一定社會中各個不同結構之間的關系來確定政治,提出所謂政治就是在一個統一的社會中,一種結構支配其他結構的權力關系。例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在諸多定義中,由斯沃茲、特納和圖登所提出的定義——政治是一個團體的成員為實現公共目的而使用權力的行為過程——最為著名,其原因不僅是因為它清楚地說明了政治所包含的三個要素:權力、決策和公共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將政治視為一種動態現象,視為一種“過程”,從而把政治從以系統概念為核心的靜態分類方法中擺脫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現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沖擊下,世界各個不同地區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由于技術和經濟間相互依存的日益增強,全球化已成為20世紀后半期最突出的一個趨勢,處在邊遠地區的原始社會發生了急劇變化,現代國家在這些原始社會的文化和結構變遷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這種新的變化不僅拓寬了經驗性的研究領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答的問題,從而促使政治人類學開始對傳統政治的變革過程做深入的經驗研究,并引發政治人類學對以往的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重新進行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受現代政治、經濟、文化的沖擊,早期人類學家所研究的傳統政治制度正在逐步走向衰亡。在這種形勢下,政治人類學也涉足對現代社會的政治制度的研究。與政治學不同的是,政治人類學比較關注小范圍的政治活動,以及在政治活動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社會文化因素方面。具體地說,主要包括兩個方面:首先,在正式的政治組織中起作用的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團體,這些團體建立在社會階級、經濟利益等基礎之上;其次,政治組織、個人和周圍環境三者之間的關系。(注:參見TedC.Lewellen,PoliticalAnthropology:AnIntroduction,GreenwoodPubishingGroup,Inc.1992,p.189。)由于政治人類學以文化人類學為理論基礎,把政治現象放到社會和文化錯綜交織的復雜環境中進行考察,探討社會文化制度對政治活動的影響,其視野比政治學更為廣闊,同時又有深入細致的參與觀察法保證其研究的相對準確性和客觀性,所以比政治學更適合于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人類學對政治問題的研究,打破了政治學壟斷這一研究領域的局面。雖然人類學研究政治更多關注的是邊緣而非中心,更偏愛的是鄉村社區或城市社會中小規模的政治團體,但是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對政治學研究范圍局限性的彌補,看作是研究貫穿于人類社會所有各個發展階段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所作的努力。政治人類學的這種研究,有助于我們探尋政治行為的根源及其在各種社會中的表現,進而在此基礎上總結出政治的本質和政治發展的一般規律。鑒于此,可以將政治人類學界定為: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各種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進行研究,從而總結出政治的本質和政治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概括地說,政治人類學就是關于政治的人類學。
二、政治人類學方法論
在政治人類學誕生以前,政治學就已形成了具有顯著特色的研究方法。傳統的政治學主要集中于對政府的正式機構及與此相關的法律和憲法文件的研究,所使用的是國家、政府、、聯邦制和立體等基本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各種文件——憲法、條約、法令、官方備忘錄以及少量的投票統計數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受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影響,政治學廣泛借鑒和采納了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不斷拓展其研究范圍,從而形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行為主義革命”。但無論政治學的研究方法發生什么樣的改變,政治學者始終都只關注政治權力的研究,包括權力的分配、組織、操作及其斗爭等,而忽略了更廣泛的社會文化系統對政治的影響,在政治與非政治之間預先設定了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
政治人類學則不同,它反對主要依賴各種文獻材料,而是把根扎在田野調查之中,運用人類學傳統的參與觀察法,揭示各種政治制度之間的本質差異以及政治過程在不同的社會中是如何展開的。另一方面,它反對把政治作為一個孤立的領域來看待,而把它視為以文化為模式的各種社會活動的結晶,放在作為整體的社會文化體系中加以考察。
政治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歸根結底就是人類學的參與觀察法,這是政治人類學的立足之本。在其理論分析的過程中,政治人類學除了采用既有的一些人類學研究方法之外,又隨著不同發展階段研究重點的變化,形成了一些獨特的研究方法。綜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1.起源分析法。這種方法側重于研究原始社會中各種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的起源、原始國家的形成過程、血緣社會向政治社會轉變的動因、不平等的起源、約束力的起源、規范的形成等等。早期的人類學者一般都采用這種政治分析方法,但由于缺乏足夠的資料和證據,他們的觀點難免落入臆想和猜測。后來的人類學者如莫頓·弗雷德和馬文·哈里斯等人立足考古學的證據,探討國家社會的演化過程,取得了相當的成果。例如弗雷德關于原生國家和次生國家的區分,就引起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
2.功能分析法。功能分析法來源于英國的功能學派,創始人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馬林諾夫斯基。這種方法不關心政治的起源和性質,而把社會視作一個有機的整體,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在社會整體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社會文化因素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在政治人類學研究中,功能分析法很少單獨運用,而是被作為進行類型分析的基礎,因為它雖然有助于界定各種政治關系和政治制度,但卻無法說明政治現象的本質。
3.結構分析法。這種方法主要受拉德克里夫—布朗社會結構論的影響,致力于探討原始社會中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的結構模型。使用這種分析方法的政治人類學者認為,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是表現個人與團體之間權力關系的形式,政治結構和其他一切社會結構一樣是一種抽象體系。這種方法所要作的就是梳理政治體系中各個不同要素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然后建構這個政治體系的結構模式,藉以對這個政治體系作出說明。結構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都是政治人類學創立初期通常采用的方法。
4.類型分析法。這種方法建立在功能分析和結構分析的基礎之上,把具有相同的功能或結構的體系歸為一類。政治人類學研究首先就是從類型分析入手的,首倡者是埃文斯—普里查德。該方法側重于確定原始社會制度的類別,并對各種政治形式、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進行分類。例如,將各種原始社會分為有政治體系的和無政治體系的兩類,或者將政治體系分為中央集權和非中央集權兩類,或者分為政治充分分化和政治不分化兩類。各種分類的標準不同,有的屬于描述性分類,有的屬于演繹性分類。他們想通過分類來確定各種不同原始社會之間的關系,以及原始社會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關系。
5.術語分析法。這種方法是政治人類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形成的一種方法,它側重于對政治人類所使用的一些專門概念進行界定。政治人類學在研究中遇到許多現代國家社會所沒有的特殊范疇,因而必須確立一些專門的術語來表述這些范疇,以說明原始社會中政治活動和政治關系的性質,同時為政治人類學研究提供一套概念工具。政治人類學所界定的術語包括武力、權力、權威、競爭、合法、支持、行政等等。此外,這項研究還包括怎樣用合適的語言來翻譯和表述異域社會所特有的政治概念。
6.過程分析法。這種方法是由斯沃茲、特納和圖登首先提出來的。該方法反對對政治體系作靜態的結構—功能分析,主張對政治活動的過程包括對政治變遷、政治黨派和政治策略等作動態的歷時性分析,認為只有在動態的過程中才能真正揭示和說明原始社會的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過程分析方法的引入,導致政治人類學研究發生一個極為重要的變化,即從對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的結構—功能分析,轉向對政治過程和政治行為的動態分析。
7.行為分析法。這種方法是過程分析法的深化,它側重研究原始社會中的個人或小團體是如何操作文化特別是象征體系來獲得權力、保持權力和作出決策的。最早運用行為分析法的是特納,他在《一個非洲社會分裂和延續》(1957)一書中,通過對一個特定的個案的分析,揭示出政治競技場中的個人是如何通過操作社會的規范和價值體系來競爭政治權力的。與過程分析法相比較,行為分析法更為深入、具體,所關注的政治活動范圍更為狹小。
此外,當代政治學采用的一些新方法也被政治人類學所借鑒,系統論、博弈論在政治人類學領域中也得到廣泛的運用。熵、信息、正反饋、負反饋、系統的自我發展和自我維持等概念在一些政治人類學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喬利(Jolly)和普洛克(Plog)在對墨西哥的原始民族社會所作的系統論研究中提出,在特定的情況下,人口增長可以成為原始的刺激,向均衡的系統施加壓力,從而引起系統的變化。面對來自人口增長的壓力,系統可以有多種選擇:通過殺嬰或其他文化手段來減少人口,一部分人向新的地區移民,或者提高生產力等等。在這些選擇中,只有最后一種選擇會導致國家的形成。系統要作出這一選擇,還需要多方面的外部條件,如耕地、氣候、心理、文化等因素。作出選擇之后,其結果就會向系統作出反饋,導致系統的分層、分化和中央集權化,等等。(注:參見CliffordJ.JollyandFredPlog,PhysicalAnthropologyandArcheology,2ded.NewYork:Knopf.1976。)
三、開展中國政治人類學研究的構想
盡管政治人類學的研究領域接近政治學,但它的發展超出了政治學的范圍而形成一個特殊的研究領域。它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原始社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發展出一種比政治學更為廣泛的比較研究。可以說,政治人類學的研究范圍涵蓋了人類社會所有各個階段的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在我國,政治人類學研究尚屬空白,這就要求我們積極開展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的人類學研究。一方面,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研究政治現象,可以在政治學研究的基礎上,豐富我們對政治的理解,幫助我們深入了解政治現象的復雜性、政治制度的差異以及政治的本質特征;另一方面,政治人類學研究可以加深我們對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舉措的理解,從而進一步促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建設。
筆者認為,我國在開展政治人類學研究的過程中,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要正確對待西方政治人類學的各種流派和理論。對于西方的這些流派,我們既不能全盤接受,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結合我國國情,認真地加以研究、分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體系服務。事實上,西方的政治人類學理論流派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極富啟發性的思想方法,如功能分析法、結構分析法、過程分析法和行為分析法等等。只要我們將其置于的總體指導下,就可以充分吸收其合理因素,正確地加以運用,從而豐富我國的人類學研究。
第二,要立足本國文化傳統的研究。西方政治人類學的發展,同樣經歷了一個從他國、他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的研究轉向本國、本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研究的過程。我國由于受多方面條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地開展對他國、他民族政治的研究,這就要求我們把目光集中在國內,開展對本國各民族傳統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的研究。在我國,地方政治是一項極有價值的研究內容。在地方政治尤其是村落政治中,基于血緣關系的權力構成至今仍然在我國很多農村地區的權力結構中居于主導地位。家族性構成了傳統村落政治的最顯著特點。宗族作為一種世系群組織,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中起著獨特的作用,而我國從政治角度對以宗族為核心的地方政治的研究只是在十多年前才開始,而且還十分薄弱。研究中國的地方政治特別是村落政治,可以充分發揮政治人類學的長處,彌補政治學研究的某些不足。
第三,要把田野調查和文獻資料的研究結合起來。西方文化人類學自誕生以來,所研究的主要是沒有文字的歷史或僅有很少文獻資料的亞、非、大洋洲與拉丁美洲的原始社會,所以由此發展出來的一些理論和研究方法,很多都缺乏歷史深度。而在我國,自古就有歷史記載的傳統,各種史籍汗牛充棟。如果我們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忽視文獻資料的利用,不顧及歷史的研究,中國的政治人類學研究就會步入歧途。我們應該在深入細致的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掌握第一手材料,并結合文獻,開展自己的研究,真正建構有中國特色的政治人類學體系。
第四,應該和政治學者攜起手來,合作進行研究。我國的政治學者在開展對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另外,政治人類學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政治人類學與政治學這兩門學科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許多政治學者同時又是政治人類學者,他們對政治學涉及的但又不屬于自己研究范圍的方面諸如禮儀、象征等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興趣。政治人類學者和政治學者攜手合作,相互借鑒對方的研究成果,取長補短,必將大大促進這兩門學科的發展。
雖然政治人類學研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許多政治學者仍然認為政治人類學不能算是一門真正的學科,指責它還沒有形成自己的一套完整體系,研究方法也欠完備,對一些概念的使用還不夠明確。例如,伊斯頓(DavidEaston)曾經嚴厲批評說,政治人類學尚未真正存在,因為政治人類學者們未能把原始社會中的政治體系同其他體系區分開來,也沒有清楚地確定自己的研究對象,無法清楚地確定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各種結構和行為,沒有了解各種現象的本質和特性,簡言之,政治人類學尚未形成自成一體的理論原則。伊斯頓認為,政治人類學最迫切需要的是確立一種較廣泛的理論認識。
這一抽象命題在全球化、市場化和分權化背景下的展開,則是作為國際社會科學前沿話語的治理理論與實踐問題。前沿孕育著未來。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學知識體系的變革,說明這樣一個觀點:作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論,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學研究綱領,是現代政治學本來就應該是的樣子。
一
從上述事實性知識或判斷性知識來審理治理理論,這一理論興起的直接原因來自于公共權力結構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現危機,反映在治理話語中,則集中體現在三個論點上。其一是面對越來越復雜的社會,國家已經喪失應有的行為能力,也難于預測自己的行為后果,甚至難于避免產生有害的決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縛,不時頒布不適宜的或無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種群體接受。其二是社會結構急劇變化,地位危機、社會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眾對公共權力的效能和未來越來越不抱幻想,公眾的心靈世界碎片化,行為邊緣化日趨嚴重。其三是作為社會一致性中樞的公共行政體系能力衰減,并進一步成為公眾的負擔,中央集權、分等論級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層系統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無力承受大量社會需求,無法對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問題做出裁決,超優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國際市場。對于這一總體性的危機,治理話語走向了積極的知識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臘之本,在政治上重開自由主義之源,在實踐出路上擇定新制度經濟學,在技術上親和于管理主義,從而推出具有建設意義的政治學理論和分析方法。
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治理理論是人類在尋求解決社會一致和有效性問題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認識轉折與制度突破,在一定意義上,包括近代以來在內的一切政治學知識都在這一框架下實現了新的整合,無論是在事實上還是在判斷上,政治學知識體系都在悄悄地脫離統治這一核心而轉向個人對公共事物的關心這一主題,由此導致現代政治類型在三個維度上發生重大轉向:
第一,從高級政治向低級政治變遷。一般而言,高級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國際關系中意義重大、影響非凡的決策活動,如討論一國是戰爭還是結盟等等。其次高級政治是指在共同體層次上、有關民族國家問題的重大決定和政策制定,如號召種族或集團一體化,或是與產權制度有關的政治關系的變革,如私人產業國有化,或者對政府的體制和形式進行根本性變革等等。所謂低級政治也是一種政治類型,這類決策不涉及對國家或國際社會中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變革,它涉及次要性的決策,如將大型社會系統保持在某種均衡狀態。低級政治通常由官員和管理者們在公共行政領域中實行,一般屬于官僚政治行為,功能是在不干擾社會政治經濟現狀的條件下為貫徹高級政治決策所進行的活動。在國內層次上,低級政治包括通過有關防止環境污染的法規;決定提高最低工資和社會福利標準;對外貿易、旅游和投資往來的促進等等。現在應當已經到了把上述思維方式顛倒過來的時候了。
第二,從暴力政治向規勸政治變遷。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革命及各種規模的國內騷亂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個體或國家之所以發動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其目的總是在于改變或控制對手的行為。雖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脅仍被人們用于實現政治目的,那么人們就不能否認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這種地位應當是有限的。相反,規勸政治應該是公共政治活動中的基本形式。規勸政治一般是指倫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談判、協商、立法、集體討價還價,經濟、社會、文化和科學合作或激烈的競爭。當然,前提是這種競爭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預先規定其法則的基礎上進行。
第三,從等級政治向復合政治變遷。等級政治是權力和權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結構為前提的,由等級政治所決定的政治關系表現為下級單位從屬于上級單位,每個等級社會當中的頂峰都是最高權威,但這一權威并不一定總是合法的,權威的下屬是各級權力層次,每一下屬權力層次又控制著更多的下級次層次,這一系統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為塔基部分決大多數的人民無所抗辯地承認。與之相反,復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為者們之間的政治關系,在這種關系當中,社會由信息暢通的、積極的和自治的政治單位組成,這些政治單位對維護自身的獨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備的態度,然而它們也承認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對自身利益有利,同時也是整個社會的利益所在。復合政治只有在具備充分的商品和服務以滿足其成員需求的社會中才能付諸實踐。進一步推斷,復合政治應有一套自由的和競爭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統,該系統無需依賴于對大眾傳媒介實行壟斷性控制,而等級政治的目的是通過發動具有強烈傾向性的宣傳運動來造成一種虛假的社會一致感。
政治學知識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須客觀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質與規律,但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開,真正成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異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學知識的發展與人類思維的進步是聯系在一起的,只有當人類的思維已經進展到能夠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時,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會消失。低級政治、規勸政治和復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學知識發生重大轉變,并為治理型政治學代替統治型政治學提供了基本概念。興起于現實公共政治生活危機中的治理理論,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學知識的轉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維回應了當代人類生活的變革。從近代從統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變遷,體現了公共權力運動發展的內在規律,當公民權利真正成為公共權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時,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場秩序,政府制度才會內生于市場秩序。應該說這才是民主政治本來應該有的樣子,換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學長期以來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論更體現了現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從治理型政治學的應用或其實踐戰略來看,新公共管理的實踐是其必然的邏輯展開,是治理型政治學在現實中的具體表現形態。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學看成是一種新的政治科學研究綱領,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有關硬核和保護帶的理論,治理和新 公共管理之間的關系恰恰體現了科學研究綱領中硬核和保護帶的關系。因此,割裂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不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學科的性質,減弱治理理論在回應現實問題時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論在學術論戰中失去有效的保護帶。國外有些學者認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論有關,是因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詞,簡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則框架,將有助于我們認識這一點。
作為新公共管理內容的主體,它有兩個基本學術支持:管理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管理主義在這里的應用是把私人部門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門,強調直接的職業管理、明確的績效標準和評估標準、根據結果進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時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費者——公民的觀念。新制度經濟學則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勵結構引入公共服務中,通過新的激勵制度安排削減官僚機構,通過承包和準市場的運作方式實現更有效的競爭以及消費者選擇。而關鍵也最具有質感的口號是用企業家精神的政府來代替受統治結構羈旁的官僚政府,以企業家精神的政府推動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其基本的理論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權從官僚手中轉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場機制而不是官僚機制;(3)驅動政府管理者前進的是自己的目標——部門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規則和規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眾定義為消費者,并且為它們提供選擇的機會;(5)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而不是簡單地提供事后服務;(6)把精力放在贏利而不是簡單地支付財政撥款上;(7)實行分權制度,主張參與式管理;(8);公民評估自己的者的績效時,關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結果(9)關注的目標不僅僅是公共服務的提供,還包括激勵所有的部門和公? 瘢餼鏊巧縟褐寫嬖詰奈侍獠扇⌒卸O勻?,新公寡a芾淼惱廡┕勰詈偷圖墩?、箣芰T渭案春險味脊匭木赫?、手C ⑾顏咭約敖峁膊棵盼普廡魈獾淖渚褪峭牙臚持握蔚摹⒏〉惱?,而另噎h矯嬖蚴歉嗟鬧衛懟?/P>
三
在一個全球化和不確定性日益增加的大變革時代,各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在尋找一種更好地適應環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經濟的競爭中贏得優勢并讓社會獲得有質量的增長,治理理論正成為回應這一變革的強勢政治理論話語,支持這一話語體系的價值觀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識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學的統治理論,并在全球范圍引起政治家、學者以及官員、實業家的共識。立于中國公共管理實踐理解治理理論時,我們深感這對重構中國民主政治知識體系,尋求善治的制度平臺和有質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擺脫市場化進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敗,在新的合法性基礎上重建社會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論資源。從社會或區域之間競爭的可持續性來看,治理理論資源合法充足的利用,應當是十分重要的社會資本的一種提升途徑。中國正在發展公共管理制度,開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識,以便為有效地治理中國提供基礎性條件,這一努力要趨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點達成共識:
首先要對政治學的知識類型的實行轉換,尤其在人為秩序與自然秩序、辯證理性與有限理性、意識形態與實證主義方法、形式主義運作和效率至上原則之間作出整合性選擇,從而使得政治科學知識在現代社會中的擔負真正來自于公民社會而不是意識形態。因為治理模式的選擇和善治目標的達成有一定的路徑依賴,而一個社會知識的狀況或稱之為存量結構總是形成發展與變革路徑的根本,知識狀況已成為制度學派分析社會問題時的一個重要變量。而不能掌握社會變革所需要的知識,其結果就會形成社會的創傷。因此當代社會發展的競爭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知識存量的長期性競爭。
關鍵詞:《組織行為學》;行政管理專業;困境;對策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2851(2012)-10-0184-02
一、《組織行為學》課程介紹及行政管理專業學生的特殊訴求
在西南科技大學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培養方案中,《組織行為學》課程被列為一門專業必修課程,分配了4個學分的分值,可見《組織行為學》課程對于行政管理專業學生的培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行政管理專業的學生有不同于經濟管理類學生的特殊性,他們對于該課程,有不同于經濟管理類學生的特殊訴求。就西南科技大學行政管理專業學生目前的需求來看,絕大部分學生將來會選擇考研,繼續學業深造,或是考公務員,走上各級各類機關或是事業單位的行政管理工作崗位,因此,在面向行政管理專業的學生講授《組織行為學》課程的時候,應該考慮到該類學生的特殊訴求,要在教學的過程中,多多采用一些政府以及社會組織的管理案例,將帶有濃厚工商管理特色的《組織行為學》行政管理化,要創造機會加強專業實踐實習的內容和時間,以便于學生接觸社會了解自己專業的實踐特性,從而形成合理的知識、能力和素質結構,以滿足學生的就業需求。
二、面向行政管理專業的《組織行為學》教學困境
1.困境之一:缺乏直接面向行政管理專業的專門教材
目前,《組織行為學》教材呈現兩個趨勢:一是主要為面向經管類專業,比如經濟、國際經濟與貿易、市場營銷、工商管理、會計、國際商務、審計等專業的學生的教材,而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有不同于這些專業的特殊的培養目標,因此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教學要求就存在不同,那么在面向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學生的教學中,就需要根據不同的專業情況,選擇與本專業相適應的教材,但遺憾的是,專門面向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組織行為學》教材目前還沒有。二是現有教材多為從國外直接引進的,本土化不夠或是基本沒有本土化。《組織行為學》是西方語境下產生的科學理論。雖然科學不分國界,但是每一個學科理論都有其適用的環境和條件。中西方歷史文化、思維習慣和社會環境差異,導致教學中學生對《組織行為學》理論的理解和掌握有些困難。
2.困境之二:現行的教學方法陳舊落后,未充分體現該課程的實踐性特點
首先,在現行的《組織行為學》教學活動中,“灌輸式”仍是主要的課堂教學模式。課堂教學中多數教師全程都是自己語言講解,學生被動地聽和記,實際上這一過程只保證了信息輸送環節的質量,而信息接受及運用環節的質量卻無從驗證。再次,教學過程“依賴性”特征突出。一方面,教師為了實現內容講授的全面性,過份依賴于教材,因而很容易形成照本宣科的局面;另一方面,受多年傳統教育模式的影響,大多數學生養成了全程依賴老師講解、而很少自主思考的習慣。
困境之三:現行的課時安排不足以覆蓋其教學內容
目前,西南科技大學的政治學與行政管理專業的《組織行為學》為48學時,與《組織行為學》包含的豐富的教學內容相比,學時偏少?!督M織行為學》在經濟管理學院院都是在高年級才開的課程,一般學習之前都學習了管理學、心理學等課程之后。而在政治學與行政管理專業,二年級就開了該課程,學生在接觸該課程之前并沒有接觸到相應的課程,再加上行政管理類專業的學生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到專業核心課程上去,因此使教師的教學遇到很多困難。一方面,教師需要花更多的時間給學生講解基本的概念和理論知識,另一方面還要還要通過案例教學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種現實讓教師完成教學計劃的壓力很大,學生學習起來也很吃力。
3.困境之四:現行的教學評價體系不全面,不科學
《組織行為學》作為政治學與行政管理專業的專業核心課程,在授課時的側重點不同于經管類專業,在進行教學評價時也應根據其授課的具體內容、不同專業的教學目標要求進行教學評價。但是目前的教學評價,是采用統一的考試模式,即統一考試時間和統一考試標準、統一考試內容,通過考取的分數作為衡量教師和學生水平的尺度。表面上看起來很公平,實際上無法測試出不同專業學生的真實水平。
三、提升行政管理專業《組織行為學》教學質量的對策
1.在專業教材缺乏的現實條件下,根據本專業需求調整相關教學內容
在授課中,授課教師應當依據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培養目標與專業實際,對《組織行為學》的內容進行取舍,形成適合本專業要求的“自己”的《組織行為學》授課內容。如除了把《組織行為學》中的基礎理論部分作為教學重點外,還要結本專業特點調整教學內容。比如在對學生講解組織層面的結構對組織內人的行為的影響是,就要重點給學生講解行政組織之不同于商業組織的結構特征,這樣不僅能夠緩解課時與教學內容的矛盾,也有針對性地滿足了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對行政組織知識的需求。與此同時,還要針對新出現的熱點問題,及時地將這些內容融入教學之中,不斷更新教學內容,時刻關注和思考社會熱點問題。
2.挖掘傳統政府管理和社會管理案例以增強《組織行為學》教學的本土化和專業化
本土化案例資源的利用,有助于提高教學效果。首先,本土化案例符合學生的思維習慣,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主動性;其次,本土化案例有助于營造具體、生動的管理情境,引發學生的積極思考,有利于師生產生思想上的共鳴,從而促進相關理論的理解和掌握;另外,本土化案例或眾所周知、耳熟能詳,或一點即明,能夠節省教學時間和資源,提高教學效率。
雖然中國在管理學和《組織行為學》方面沒有形成系統的管理理論,但是五千年的歷史實踐蘊藏了豐富的、孕含著偉大管理思想的本土化案例資源。這類案例有涉及帝王將相的管理案例,比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就霸業的經典史實;有百家學說中的管理案例,比如《論語》、《莊子》、《孫子兵法》等諸子百家的經典著述中的案例和思想;有文學作品記述的案例,比如古典四大名著塑造的優秀管理人才和經典管理案例;還有現代企業管理案例,比如巨人、東星、三鹿、海爾、吉利、聯想等現代企業集團的興衰成??;還有當前社會焦點及身邊新聞,大到國際政局的變動,小到柴米油鹽等民生問題。
3.創新教學手段、營造良好的教學氛圍
在《組織行為學》的教學過程中,應該做到手段多樣化,營造良好的課堂氣氛。例如案例講解時,可以結合案例的案情,選擇適當的語言風格,調整語速快慢,控制語調高低,吸引學生注意力,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梢岳谜n件展示相關圖片,利用多媒體播放相關視頻資料。比如,在講授《組織行為學》中的情商和意志與個體行為關系時,利用《史記》記載的匈奴單于冒頓的案例收到較好的授課效果。通過教師的講述,輔以相關圖片和簡短視頻,介紹冒頓從幼時遭棄、奇跡生還、鳴鏑練兵、弒父自立到滅東胡、吞月氏、建立強大的匈奴帝國。這樣借助驚心動魄的案例情節和蕩氣回腸的歷史文化,營造一個學生能夠投入其中的課堂氛圍。在這中氛圍中理解和掌握情商和意志的重要性。
4.建立一套公平、科學的教學評價體系
首先應當打破完全統一的考試模式,采取多種多樣的方式進行考評。如結合各章節的內容,在平時的教學過程中可通過課堂測試、單元測試或期中考試,隨時檢測教學重點和教學效果,對學生的實際案例分析處理能力進行綜合測評,如以學生發言的次數計算學生的平時成績,對于積極發言和發言質量高的學生實行加分等。另外教師可根據該專業的需求對所講內容有所側重選擇,進行評價時也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評價。比如對一些重要的需要識記的知識,可以通過統一出題考試,如試題量可占70%,另外30%的題量結合不同的專業分別出題,打破“一張考卷定終身”的教學評價模式,最終應以書面考試成績和學生平時實際案例分析處理能力及平時專業知識運用能力等成績來綜合評定學生的最終成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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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德.《組織行為學》(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北京青年政治學院英語系,北京100102)
[摘要]本文以北京青年政治學院為例,提出高職學院的發展主要取決于兩點:一是教師的培養,二是學生的培養。圍繞著這兩點,文章探討了教師及學生培養的策略。
[
關鍵詞 ]高職院校;發展策略;北京青年政治學院
[DOI]10.13939/j.cnki.zgsc.2015.04.113
高等職業教育是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近十年來重點發展的教育方向。職業教育不同于學歷教育,除了常規的專業課程教學以外,高職教育更加側重專業技能和專業素養的培養。我國職業教育起步較晚,與學歷教育相比,辦學經驗明顯不足。職業教育的發展與革新是高職教育者不斷探索和追求的目標。
像普通院校一樣,高職院校發展的好壞也主要取決于兩點:一是教師,表現在教師的教學能力和科研能力,以及名師、專家、乃至大師的數量和影響力;二是學生,體現在畢業生的發展力和影響力。本文擬從這兩點出發,以北京青年政治學院為例來探討高職院校的發展策略。
1教師的培養策略
1.1完善科研評價體系,營造“獨立、自由”的學術氛圍
“科研特色”是北京青年政治學院的一大特色。在高職院校的辦學層面上,還鮮有高校將科研作為一項具體的要求提出作為學院的辦學特色。但是,目前的科研評價體制過于指標化和單一化,以申報成功的國家級、省部級科研項目數量,科研經費數額,核心期刊的數量,以及被國內外同行引用的次數作為科研評價的指標。“sci之父”加菲爾德博士在中國大連談起學術評價標準時,曾經提到“由于科學管理者的懶惰,希望用一個數字來解決所有的評價問題,就好比是用一把尺子來衡量很多人,這是不對的,我們需要有綜合的評估指標。”
目前的科研評價體系不利于教師在科研上的個人發展。為了完成學術GDP的硬性指標,為了爭取到科研項目和科研經費,許多教師不斷地“削足適履”,被迫放棄本來適合自己的研究計劃,而去迎合自己本不熟悉但可以拿到項目和經費的研究方向,失去了本有的堅守和執著,而這份堅守和執著正是教師學術成功的基本保障。為了在核心期刊發表文章,教師更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學術是自由的,科研是獨立的,學術和科研都有自己遵循的規律,科研工作者和教師在做科研時,要聽從內心的聲音,不可盲目跟進,唯有提倡“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學術和科研才能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
1.2聯手海外名校,培養真正的學科帶頭人
“國際特色”是北京青年政治學院的另外一大特色,主要表現在院領導到國外考察職業教育,與加拿大高校合辦國際商務學院,派遣本院教師到國外高校做訪問學者,選送優秀畢業生到國外繼續本科教育,暑期派遣學生到國外短期學習勞務等。這些舉措促進了學院和國外高校的合作與交流,開拓了教師和學生的視野,增加了教師和學生學習深造的機會。
建議學院加大國際合作的力度,選派十名中青年教師赴海外名校攻讀博士學位或者從事博士后研究,學院負責聯絡海外名校,簽訂定向委培合同,預支全部學費和生活費,若選派教師畢業時拿到學位,則不必支付任何留學費用,若拿不到學位,則需支付一半的費用。選派教師畢業返校后,學院聘為學科帶頭人。為了防止選派教師畢業之后滯外不歸或者回國后另謀高就,學院可以制定相應的制約措施。
1.3聯合國內外知名企事業機構,培養自己的行業專家
職業教育的特點是職業性和應用性,職業教育的目標是培養適合某一行業領域的實用型專業人才。職業教育的特點和目標決定了教師不能將自己封閉在書齋里,不了解行業的最新情況,不在行業實踐中鍛煉,僅僅閉門造車是行不通的。
建議學院每年選派二十名教師到國內乃至世界知名的企業、事業、社會機構中掛職鍛煉,期限一年。教師掛職鍛煉期間,學院不再安排其他任何工作,教師不用參加學院的任何活動,學院全額支付工資。目前,掛職鍛煉雖然已經在實施之中,但是存在兩大問題:一是掛職時間太短,純粹是“蜻蜓點水”;二是掛職崗位不重要,學無所長,可謂“人在河邊走,鞋兒卻未濕?!苯ㄗh學院可以向企事業機構支付培養費,為掛職教師爭取到最好的掛職崗位,從而學到最有用的東西。
1.4加大、拓寬科研贊助的力度和廣度,提升科研的整體水平
北京青年政治學院科研處對教工的科研一直非常重視,采取各種有效措施來鼓勵幫助教工做科研,譬如對在核心期刊上予以贊助和獎勵,加大院級科研項目的投入等。在學院科研處和教職工的共同努力下,北京青年政治學院的科研水平有了顯著的提升,每年發表各類論文幾百篇。但是,出版的學術著作不多,有影響力的更少。
建議學院每年全額贊助出版20本學術專著。20本學術書稿的篩選采取“公開、公正、透明”的原則,由院學術委員會不記名投票表決,書稿著者若是學術委員會委員不能參與投票。投票表決結果向全院公示。專著出版后,在院圖書館展示,供全院教師評閱。
2學生的培養策略
2.1改進生源結構,提高生源素質
作為北京市教委的下屬院校,北京青年政治學院的生源主要來自北京地區。自2000年春季招生開始,學院開始相繼在一些外地省份招生,外地學生的總人數一直控制在全院學生總人數的四分之一以內。隨著近二十年來高校擴招,學院的生源素質逐漸下降,學生的高考入學成績也呈下降的趨勢。
建議學院進一步增加外地生源的招生人數。外地學生的高考成績明顯高于本地學生,其學習能力、自控力以及紀律性也強于本地學生,每年獲取獎學金、專升本、自考的學生基本上以外地學生為主。建議將外地生源和本地生源的比例確定為4∶6,4保證了生源的高素質,6確保了學院的地方性。
2.2取消“獎學金制”,推行“助教制”
獎學金制是我國高校普遍使用的激勵學生的制度。但是,“獎學金制”存在三大問題:一是激勵作用的時效太短,激勵作用僅局限于學年初評議獎學金時;二是激勵對象有限,每年獲取獎學金的學生比例少;三是評選標準不夠科學,標準解釋也不夠統一。
建議以“助教制”來代替“獎學金制”,具體實施方法是在學生中招聘品學兼優者充任助教,助教不是服務于教師,而是服務于學生。助教的職責包括負責考勤記錄,組織早、晚自習,批閱同學作業,解答同學疑問,設計、組織月考,檢查敦促同學的學習進度。助教不同于勤工儉學,實行月薪制,每月1000元。與“獎學金制”相比,“助教制”有三大好處,一是“助教制”的作用體現在每一個教學日,而不像“獎學金制”那樣僅僅體現在學年末;二是“助教制”能夠促進所有學生的學業,而不像“獎學金制”那樣僅能激勵部分學生;三是獎學金的獲得者只是得到了一筆收入,而沒有得到能力的培養和鍛煉,而助教在幫助同學的過程中在不斷提升自己。
2.3聯合國內本科院校,實施“3+2”專升本模式
高職學生的學歷相對較低,續本是大多數高職學生進入高職學院的第一天就制定好的求學計劃。目前,北京青年政治學院畢業生續本的途徑主要有自考、聯大續本、出國續本三種形式。自考靈活度高,但難度大。聯大續本有嚴格的人數要求,僅有15%的學生有資格參加續本考試,考試合格者方能去聯大續本。出國續本費用較高,家境貧困的學生無力承擔高昂的費用。
建議學院聯合國內本科院校,實施“3+2”專升本模式。所謂“3+2”,指學生在學院讀三年高職,畢業后繼續留在學院學習兩年,攻讀其他本科院校的課程。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培養要求由本科院校制定,學院負責具體實施。專升本實行學分制,學生修完所有學分后,參加本科院校組織的畢業考試和論文答辯,全部通過者可以獲得本科院校的畢業文憑和學位證書。
2.4設立“大學生創業中心”,幫助學生自主創業
據有關機構調查研究的結果顯示,相對本科畢業生和研究生,高職畢業生更容易受到用人單位的青睞,但是高職畢業生的薪酬明顯低于本科生和研究生,職業的發展空間也遠遜于本科生或研究生。為了應對畢業后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也為了賺取更多的收入和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許多高職學生在校期間已經開始創業,但是苦于缺少指導和幫助。
建議設立“大學生創業中心”,幫助學生自主創業。“大學生創業中心”隸屬于學院學生處,由學生處處長兼任中心主任,中心聘用專任指導教師。學院每年向“大學生創業中心”劃撥???設立專項資金,幫助學生開展創業調研和規劃。
3總結
高等職業教育在我國存在的時間不長,是高等教育領域內的一項新課題。辦好高職教育就是要做好人的培養,人的培養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教師的培養,二是學生的培養。唯有做好這兩方面的工作,高等職業教育才能在當下日益激烈的高等教育領域內生存與發展。
【中圖分類號】G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2)09B-0011-02
一、調查背景
當前,廣西已實施高中新課改。新課改理念倡導有效教學,而實施有效教學的困難之一在于不了解學情,具體來說是不了解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習方法、知識的難易程度、學生對教師的期盼等。只有充分了解學情,才能使課堂教學有的放矢。筆者試圖通過調查,了解高中生的政治學習現狀(包括:政治課在高中全部課程中的地位;高中生從高一到高三對政治課的喜歡程度變化;學生對政治課的感受以及與學習成績之間的關系等),并在此基礎上從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角度探討應對措施。
二、資料與方法
本次研究的調查對象為柳州市鐵一中學高中一至三年級的學生。本次研究采用問卷調查、個案研究和小組訪談相結合的方式。
在個案調查中,筆者選取有代表性的調查對象進行了深度訪問,包括政治成績非常優秀的學生、對時事非常關注的學生、非常討厭學習政治的學生。在小組訪談中,筆者確立了“政治課學習中的問題”的訪談主題,選取了合適的訪談對象,組織其對訪談主題展開討論。在問卷調查中,筆者選取本校的高一至高三年級的學生進行調查。根據研究目的,筆者篩選出影響高中生政治學習的幾個變量:(1)年級;(2)性別;(3)文理科;(4)家庭影響;(5)興趣愛好;(6)學科地位;(7)教師影響;(8)教材影響。
定性資料的統計和分析是采用人工統計,對定性資料進行了分類和匯總。定量資料用EXCEL在計算機上對自變量和因變量進行了交互統計,然后對本校高中生的政治學習現狀進行描述和解釋。
三、調查結果
(一)學科現狀
1.高一到高三年級的學生對政治課的喜歡程度的變化
2.男女學生對政治課的喜歡程度的變化
3.文理科學生對政治課的喜歡程度的變化
(二)學生政治學習興趣及歸因分析
1.學生興趣狀況
此部分旨在調查目前高中生對政治課的學習興趣,分析其變化趨勢和原因,并探索解決方法。通過對問卷進行統計分析,我們發現,與剛接觸政治學科時相比,目前對政治學科很有興趣的學生人數下降了4.8%;興趣一般的學生人數上升了11.3%;對政治課無興趣的學生人數從13.5%下降到7%。
2.結果分析
我們嘗試對這些變化進行歸因分析,我們給出了五個變量:家庭環境影響、教材方面的原因、教師方面的原因、自己的原因、高考不考。其中,家庭和教材方面的原因占50.5%,教師方面的原因占4.4%,自己的原因占39.8%,高考不考占5%。
從調查結果看,在最初對政治課很感興趣和一直對政治課感興趣的學生中,男女比例差別不大。高一年級學生受教師的影響較大。在高二、高三年級中,對政治課感興趣的學生多為文科生。家庭環境極大地影響了學生對政治課的學習興趣。在對政治課感興趣的學生中,其父母至少有一人工作層次較高(公務員或中高層管理人員等),文化水平在大專、本科或研究生以上,父母對國內外時事要聞、社會熱點問題比較關注,個別家庭非常關注。受家庭影響,這些學生經??磿r政新聞類節目,興趣愛好廣泛,部分學生常結合現實生活中的有關事實思考和分析問題。學習興趣也會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成績,在對政治課感興趣的學生中,有一半以上的學生的政治成績比較好(80分以上)或很好(90分以上)。
在對政治課興趣一般和很感興趣之間徘徊的學生中,文科學生仍占多數,其父母工作層次和文化水平較高,但對他們影響不大。他們的政治成績普遍較好,但仍然以被動學習為主。
極少數學生一直討厭政治課,覺得政治課很枯燥。從調查數據看,在討厭政治課的學生中理科學生占多數,其父母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也極少關注社會時政,這些學生的成績較差,平時基本不學習政治。他們認為主要是教材方面的原因導致其討厭政治課,他們認為教材雖內容豐富,但缺乏新穎性,知識要點的表現形式單一;其次是自己的原因,他們未掌握政治學習的方法,渴望得到教師指引;教師教法和高考不考的因素對他們影響很小。
(三)政治學習成績情況及歸因分析
在受調查學生中,政治課成績一般在80分以上的有62人,占被調查對象的24.23%;政治課成績一般在60至80分之間的有164人,占63.8%。學生普遍認為家庭環境對政治學習興趣影響較大,認為家庭環境對政治學習沒有影響的學生僅占22.22%。學生認為時事關注程度對政治學習影響較大,完全不關注時事的學生僅占7.94%。他們得高分的原因有:對政治課有興趣;理解性記憶;關注時事,并結合時事分析問題;認真聽課,及時復習;注意答題方法;適應教師的教法。
(四)教師素質及教學技術
1.多媒體的使用
在政治課中,教師采用多媒體的情況:廣泛采用的占9.7%,偶爾采用的占42.4%,根本沒采用的占47.8%。學生認為政治課很有必要采用多媒體的占24.3%,有一定必要的占50.9%,無所謂的占21.5%,完全沒必要的占3.1%??傮w來說,學生比較認同教師在政治課上采用多媒體教學。我們發現,在教學實踐中,多媒體的采用不是很廣泛,主要集中在公開課中。
2.具體教育方式
3.教師素質方面
學生認為,政治教師應具備的特征中最重要的三項是:語言表達、人格魅力、講課熱情。學生認為,當前教師比較欠缺的是人格魅力和教學儀態。很多學生認為,理想教師的特征是:具備合理的知識結構,講課幽默,富有激情,教學態度好,教學熱情高,善于語言表達,善于理論聯系實際,深入淺出地授課,注重教學儀表,富有人格魅力。
四、解決措施探討
對高中政治教學來說,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是道,其他均為術。如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呢?
1.教師要不斷提高自身素質
教師的素質包括道德素質和業務素質。學為人師,行為世范。身教最為貴,知行不可分。教師首先應是一個有理想、有追求、有高尚人格的人。其次,教師要術業有專攻。教師應學會在知識的海洋里進行選擇和取舍,既有扎實的專業知識和專業素養,又有先進的教育理念和高超的教學技術,既要熟知傳統文化和國內要聞,又要了解新興知識和國際動態。
2.教師要能展現政治教育之美
愛美是人的天性,用“美”來引領課堂,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會對學生的興趣愛好、人生追求等有長遠而深刻的影響。具體就政治學科而言,它具有思想之美。例如,“價值規律”、“破窗理論”、“通貨膨脹”、“貨幣流通規律”、“恩格爾系數”、“基尼系數”、“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與發展”等既揭示了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又體現了人類的智慧,體現了人們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此外,教師還應具備深厚的語言功底,授課既嚴謹深刻又不失幽默風趣,以展現政治課的形式之美。
3.構建師生、生生多維互動的課堂
要建立師生、生生多維互動的課堂,關鍵是要營造“寬松、民主、和諧”的課堂氛圍。教師只有把學生當做一個有自尊、與教師平等的人,才能建立起和諧的師生關系,教師與學生才能變成平等的教學活動參與者。教師設計教學要從學生實際出發,注重學生個體的有效參與和學生的個性發展,真正確立學生的主體地位,促使學生積極地參與教學活動。要把傳統的知識與技能的單向傳授過程變成一個師生相互探討、質疑、體驗與不斷完善的過程。
4.適當提高難度,刺激學生的求知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