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媒的好處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大眾傳媒的好處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大眾傳媒的好處范文

新口碑傳播時代加速回歸

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最先提出“網絡社會”一詞。

他用試驗證明了：“最多通過6個人，你就能夠認識任何一個陌生人。”在米爾格倫看來，社會就是由人際關系網絡構成的一張大網。通過這張人際關系網絡，日常生活中的大量傳播發生在面對面的社會交往背景之下，傳播雙方彼此了解，并在現場交換各種信息。同時，信息接受方會對信息給予直接、持續的反饋。這也是信息傳播最原始的狀態。

在大眾傳媒居于強勢的時代，“網絡社會”這個概念并沒有受到傳媒業的廣泛關注。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對各類信息的需求日益增加。而人們所能面對面接觸到的傳播對象，畢竟是非常有限的。這個時候，大眾媒體由于其強大的人群覆蓋功能，在信息傳遞上，處于優勢地位。盡管它是單向傳播，但是人們在沒有更多選擇的情況下，只有被動接受這種單向傳遞的信息，任由其左右自己的思想。

在大多數情況下，信息傳播者是個什么樣的人，信息接受方是無從知道的。

可以說，在大眾傳媒強勢時代，口口相傳的信息傳播方式，是無力與大眾傳播方式相抗衡的，更無力去挑戰大眾傳播的地位。大眾傳媒的從業者也并不重視這種原始的信息傳播方式。

而現代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卻正在扭轉這一局面。特別是隨著互聯網尤其是社交性媒體的崛起，“網絡社會”這個術語，開始引起傳媒界越來越多的重視。

美籍傳播學者卡斯提勒斯認為，以計算機為核心的傳播科技帶來了新的社會結構。在呈網狀型相互關聯的社會中，由聯網計算機所處理和傳遞的信息，構成了社會關系網的中心點。

來自上海的博友偉雅認為：“微博最為形象地反映了互聯網的網狀通達特點，它通過無數個節點向無數個變數的方向延伸，幾乎每個節點上都有它所期待的朋友關系、發展機會、合作可能。”

打開微博，我們就可以看到彼此，就像生活在一個大院里，清晨起來，大家彼此打個招呼。有個什么事情，現場就傳遞過去了。我們自己寫微博，也會看別人的。相互會支持一下，互動一下。遇到對方好的微博，就贊揚兩句。再好一點的，順手就轉發了。非常自然，不必刻意。

古老的生意，本來就是口碑相傳。社交媒體的出現，使得口碑相傳的時代，在最新科技手段的幫助下，再次實現了回歸。當然，是以一種更高形態的面貌出現。

因為新技術推動之下，在立體社交網絡中好友關系，都是基于真實關系存在。通過關系鏈推薦，就非常有利于信息裂變式傳播。

大眾媒體遭遇的嚴峻挑戰

口口相傳時代的加速回歸，對大眾媒體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現代信息技術的發達，使得人們溝通的成本越來越低；移動通訊設備日益完善，還使得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變得異常的方便、快捷。這使得面對面的交談，能夠跨越時間、空間的限制。按照米爾格倫的“網絡社會”理論，你可以隨時跟地球上任何一個人聯系上。一個人的交往圈子，被無限擴大。

口口相傳，能夠在短暫時間內，取得令人驚訝的效果。口碑傳播，有了達到甚至超過大眾傳媒傳播效果的可能。

這樣一來，社交媒體無可比擬的優勢，被凸現出來：信息傳播既可以達到大眾媒體那樣廣泛的覆蓋面。同時，在每一個具體的信息交換過程中，還能保持口口相傳的信任特質，確保了信息傳遞的質量和效果。

因為口口相傳，主要在熟悉的人之中進行。你熟知對方，對他的情況比較了解。他說的話，你可以很快進行判斷，是否值得信任。

美國營銷大師約翰?詹斯奇說，“評價和推薦是我們一種生存方式”。他認為，人們會把自己知道的告訴別人，以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建立信用。這有點類似銀行存款，“要是你曾經幫助過我，那么我就欠你一個人情”，人們通常會用這種方式，來積累盡可能多的社交資本。

與大眾媒體比較起來，人們更信任自己熟悉朋友的口口相傳，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眾傳媒的公信力。使得大眾傳媒的傳播效果大打折扣。人們越來越不愿意接受大眾傳媒單向硬塞的信息，更愿意用朋友交談的方式獲取信息。很多情況下，他會傾向于跟對方進行溝通來進一步求證。

這種互動，正是新型社交媒體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人們一般是通過對話來了解對方，并從對話來給對方的可信度打分。通過微博等社交媒體，可以將大眾媒體冷冰冰的面孔，變成一個活生生的人出現在你面前：跟你說話的人，有思想、有情緒，有喜怒哀樂，讓你覺得真實可信。

而對于大眾媒體傳遞的信息，比如廣告，大多數情況下，你無力去求證。

正如那句經典的話：廣告吸引的是受眾的眼球，互動吸引的是受眾的心。

學者多次研究也證明，在商品選購上，人們更傾向于相信自己好友推薦的商品，而不那么信任大眾傳媒上代價昂貴的廣告。

接下來的連鎖反應是，廣告商必然會注意到這個趨勢。他們在選擇廣告投放時，也會越來越青睞于社交性媒體。

為了充分利用人際關系中的信任感，他們也會更新投放方式，靈活運用社交媒體來達到自己品牌推廣、商品信息傳遞的目的。

具體來說，以往，廠家在生產出一個新產品之后，會選擇在報紙、電視臺、電臺上做廣告，告知社會，然后再派業務員去尋找商業機會。

而現在一些聰明的企業，已經開始制定利用社交媒體來促銷的計劃。通過社交媒體，讓客戶和合作伙伴自愿地加入公司的營銷工作，向他們的親友來推介公司的產品。這種產品推薦的成功率，是大眾媒體難以望其項背的，而成本要比在大眾媒體上投放廣告低得多。

社交媒體的出現，使得對話正在成為一種新的營銷模式。

這意味著，傳統媒體在與受眾接觸點的覆蓋面上不敵新媒體之外，還將在信任度比拼上，又失去一塊陣地。

企業利用社交媒體的另一項嘗試，則是可以根據客戶的位置、性別、教育程度、興趣等關鍵概念來定向廣告，提高廣告投放的精準度，實現更多的銷售。目前，在微博平臺上，已經為企業發現客戶提供了很多十分便利的工具，包括搜索、群組、私信、關注、投票、評論、轉發、視頻、活動、收藏等。有人統計，目前方便我們玩轉微博的應用工具，總數超過3000種。

騰訊公司網絡媒體產品部助理總經理劉曜則指出，越來越多的企業正在將其廣告預算，投入到包括在微博營銷、視頻營銷、SNS廣告、APP植入中。微博、視頻、SNS、無線等已成為企業營銷的新觸點。

對于這種影響，有人甚至說：“媒體”已經成為一個過去時的詞匯，社會化媒體正在重構傳統媒體的價值鏈。這一趨勢，使得傳統報紙、雜志、電視、甚至老牌門戶網站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定義影響力。“真實身份+社交關系”將是今后社會化媒體的核心。

傳統媒體應該如何應對？

全球所有的傳統媒體，都在積極地探索應對之策，盡管還沒有找到非常可靠、有效的手段。

但是，這也并非意味著傳統媒體只能毫無作為，坐以待斃。

最好的辦法，就是將社交媒體的優勢，嫁接到傳統媒體的運作流程中來。

比如，《南方周末》的一位資深編輯就表示，《南方周末》開通了官方微博，有意識地借助社交媒體搜集選題線索，結果非常成功。目前，該報的線索，有相當大一部分，來自微博等互聯網上的爆料。

還有傳統媒體，借助新媒體，開設“民意直通車”、“征言”等欄目，了解讀者想法和愿望，協助自己完成報道任務。

比如，鳳凰衛視就針對很多自己無力操作、或者覺得時機不成熟的選題，放在官方博客上，聽取網絡讀者的意見，并在網絡讀者參與討論的留言中，選擇操作選題的機會。

結果，讀者提供的點子、線索，要遠比僅靠鳳凰衛視那幾個編輯記者的頭腦想出來的，好得多。

湖北日報傳媒集團也在主動地利用新媒體來化解社交媒體對大眾媒體影響力的沖擊。

創辦六十余載，湖北日報傳媒集團培養了一批資深的名編輯、名記者，他們在社會擁有廣泛的影響力。

多年以來，他們在傳統紙質媒體上，用深刻、有見地的文章征服了廣大讀者，為湖北日報傳媒集團贏得了極高的聲譽。

但是，在社交媒體日漸崛起的今天，這種影響力的發揮卻受到阻礙。因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再接觸傳統媒體。

在這種情況下，該集團董事長、武漢大學新聞學院博導江作蘇審時度勢，果斷決定在集團范圍內推廣知名編輯、記者開微博的活動。要讓這些思想深邃、文筆優美的名編、名記，在社交媒體平臺上，拓展自己的影響力。

但是，在推行這一戰略時，卻遇到阻礙：很多年紀稍大一點的老編輯、記者不大愿意接受新媒體。為了將活動進行下去，集團將這一戰略性任務，交給集團團委，首先從年輕編輯、記者中推廣。按照這一思路，集團團委首先從下屬10個報刊、10個雜志、3大網站中，精心挑選了30多名優秀的青年編輯、記者，組成“荊楚青年傳媒精英沿海研訪團”，前往廣州、深圳、香港，與南方報業、騰訊、深圳報業、香港大公報的同行們交流新媒體使用經驗。同時，在研訪團啟程之日，就要求每名團員開通微博，同時硬性規定，每人每天發微博不得少于10條。

這種集中、強化推廣使用新媒體的戰略成果顯著：30多名青年傳媒精英，不僅熟練掌握微博使用方式，還發現了利用微博搜集線索、提升團隊凝聚力方面的諸多好處。絕大多數人，變成了微博這一新型社交媒體的忠實擁護者。

他們在騰訊網上開通的“荊楚青年傳媒精英微博行欄目”，7天之內，點擊量超過20萬次，非常成功地擴大了湖北日報傳媒集團在年輕人中間的影響力。

目前，湖北日報傳媒集團內越來越多的人開通微博，每個人的影響力，將最終構成集團的綜合影響力。集團董事長江作蘇的微博，開通之后，短短幾天之內，粉絲就達到2萬名。

最后，即使在社交媒體口口傳播的“信任特性”方面，傳統媒體也遠非一無是處。

越來越多的新媒體公司被沒有新聞從業經驗的人所控制。當然，這些媒體公司包括社交媒體平臺。這些媒體公司都希望，通過迅速擴大用戶量來增強自己的商業價值。這意味著，跟傳統媒體一樣，他們同樣要面臨大量陌生的用戶并向他們提供真實可信的內容。

這就會遇到一個對于新聞界來說老生常談的問題：怎樣在與受眾之間建立起信任，怎樣才能獲得信譽，如何及時地為受眾提供準確的各類信息？

熟人之間對話沒問題，但是要迅速地在大量陌生人面前建立信任，則需要足夠的技巧。如果訪問者對網站的內容不信任的話，他是不會信任更不會接受網站上提供的經營內容的。同樣，可信、客觀、準確、公正這些好新聞所必須要具備的素質，仍然會得到公眾認可；何人、何時、何地、何因，這些新聞要素也不會被取代。

最終，他們不得不仰仗大眾媒體從業人員來解決這些問題。這對于傳統媒體來說，自然意味著新的商機或者就業機會。所以，那些傳統媒體中，對自己就業前景一片悲觀的人，應當振作起來，看清自己的優勢，看清自己在未來傳媒業格局中的潛在機會。

說到底，在由社交媒體催生的新口碑傳播時代，能夠生存下來的傳統媒體，必然是那些能夠隨著市場和技術的變化而變化的媒體。他們能夠主動調整自己的商業模式，以適應新的市場，他們能夠將自己多年積攢下來的優勢，嫁接在新媒體和電子商務上，找到生存的新路徑。

第2篇：大眾傳媒的好處范文

一般而言，讀者需要主要包括：一是信息需求，大眾傳媒成為滿足受眾信息需求主要手段，接受大眾傳媒成為現代人生活重要組成部分。二是實用需求，讀者通過接觸大眾傳媒，獲得生活上（衣食住行）的幫助和指導。三是社會化需求，讀者通過大眾傳媒獲得信息，知識和技能，獲得判斷是非的標準，通過大眾傳媒學習和扮演社會角色。四是調劑生活的需要。受眾使用和消費報紙產品，除了政治、經濟、法律等新聞內容外，還有文化娛樂、社會新聞和醫療保健等多方面的需要。

也有學者將受眾需求分成8類：⑴了解國內外新聞事件；⑵獲得有關個人生活的信息（如購物、旅游知識等）；⑶獲得有關學習的信息；⑷滿足娛樂或個人愛好的需要（如游戲、音樂等）；⑸表達個人意見觀點或發表個人作品；⑹與別人交流觀點或信息；⑺參與社會活動；⑻增進個人感情。

還有些學者認為，消費者對報紙內容的選擇和使用是出于社會需要，主要包括：⑴當出現各種緊張關系或發生沖突時，需要借助報紙信息來緩和；⑵出現新情況，發現新問題，需要通過報紙尋求有關情報加以解決；⑶報紙報道社會上出現了可以滿足某些需要的少有的真實的機會，消費者盼望大眾媒介進一步提供輔、補充性的信息或替代性的服務；⑷為了提高自身素養或獲得某些知識和技術，需要利用報紙中合適的材料和訊息進行學習；⑸社會要求人們熟悉和掌握某些有意義的歷史資料，消費者尋求大眾傳媒的記錄和貯藏。

報紙產品的價值大小取決于受眾判斷，取決于信息對受眾有用的程度和對受眾接受目的的投合程度，產品信息價值的大小與投合程度成正比，因此，面對不同類型的多元化、復雜化的市場需求，報業必須考慮受眾需求的多種變數，細分報紙產品市場。

1.受眾的信息性需求

報紙產品的使用價值就是向消費者提供各類信息服務，滿足他們精神生活所需要的信息型消費資料。受眾購買報紙產品是為了獲取大量新鮮、生動、有益的信息，獲得能夠指導生活并能提供消遣娛樂的豐富多彩的新聞，受眾對欲知而未知的傳播內容“欲知其新，欲知其快、欲知其廣、欲知其詳……”

受眾價值取向回歸，獲取信息重新成為讀者的第一需要，對報紙信息功能和信息量需求強烈，需要報紙提供更為符合其需求的報紙產品內容和形式，據北京市的一次對市民自費訂閱報刊情況調查，讀者要求報刊具有貼近性、實用性的占59％，而要求文章的寫作技巧、引人入勝的僅占11％，由此可見，報紙“寫什么”比“怎么寫”更重要，針對受眾要求提供高質量的新聞信息，在改版宗旨中，解放日報社提出：“新時期的新聞競爭是信息市場的競爭，看誰占有的信息多，看誰把讀者手中的精神文明的‘菜籃子’裝得滿”，強調要“以信息含量高、新聞價值大的消息作為版面的主體”。

為了滿足讀者對報紙信息量的需求，報紙專版轉型，改革創新，出現專業化專版和與新聞版融合的現象，專版推進新聞版式的改革，部分專版與新聞版日益融為一體，成為新聞版重要新聞的延伸和補充，這部分專版可稱之為新聞深度、背景報道專版。專版新聞版突破過去局限于時政新聞的狀況，社會新聞、經濟新聞、體育文化娛樂新聞比重不斷增加，新聞反應更加敏感，報道更加詳盡，手段更加多樣，使讀者對新聞事件的了解更加全面。這既是專版的一次創新轉型，也是新聞版的一次擴張。

2.受眾的求知性需求

求知是人類的本能，出于主體生存的需要，受眾需要了解當前的新知識、新科技，不斷學習進步，滿足求知渴望，針對這種需要，現代傳媒提供了迅速、便捷的通道。美國許多報紙開辟了教育版，每周一次或每周三次，版面版式活潑大方，內容生動有趣，且盡量與新聞有所結合。比如《華盛頓郵報》(Th e WashingtonPost)C14版辟有《兒童郵報》(Kid sPost)彩色學生專版。兒童專版針對小學生，每周出版5次，從周一至周五。培養青少年閱讀報紙的習慣。還成立教育公司CAPLAM，專門用來向年輕人提供教育服務。《新聞日報》(Newsday)每周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五三次在報上刊出名為《學生簡要新聞版》的彩色教育專版，向學生解讀當前重要的或有趣的新聞；該報還開辟《歷史上的長島》知識性專版，其主要讀者對象也是學生。其他如《洛杉磯時報》、《底特律自由報》(Th eDetroitNews)、《紐約郵報》(New YorkPost)、《斯塔滕島前進報》(StatenIslandAdv ance)等報紙也都辟有教育類專版。一批生機勃勃的教育專版在美國幾乎所有重要報紙上出現。

3.受眾的利益性需求

受眾的利益性需求，即需求的功利性。報業產品能否“贏得”讀者，取決于它對多少人有用，包括報紙產品所能帶來的利益、價值、效用等。優秀的報紙產品取得成功的首位因素，就是能夠提供給受眾獨特的利益與好處，人們能否從付費報紙中“經濟”地獲取“實利”，是他們選購媒體的標準之一。

利益導向類受眾是相當成熟的、有消費能力的群體，也是市場上的主流消費群，他們非常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力求使自己收益最大化，他們很少沖動，也不特別忠誠，因此，報業產品要向受眾提供什么，受眾才視之為利益，才足以為之付款?產品要具備什么樣的特征、屬性和性能表現才能轉化為受眾的利益和價值呢?比如專業財經媒體受眾就有很強的利益需求，報紙證券版面、金融類周刊服務投資者，圍繞熱門話題，及時報道上市公司動向，針對公眾“實用性”需要，解讀財務報表和法律法規問題，提供財經資訊、投資信息，對上市公司進行價值判斷，是財經類報紙保持生命力之所在。

4.受眾的服務性需求

報紙走向“大眾化”后，20世紀90年代中期始，全國各家紙質媒體陸續提出“服務性”理念，新聞界提出“實用新聞”的概念，與讀者物質生活息息相關，幫助受眾解決工作生活中實際問題的內容，被稱作實用新聞；在這種新聞理念指導下，非新聞性信息服務專版成為新寵。

大眾化報紙的受眾定位是“市民生活”，吃、穿、住、用、行具體小事，實惠、實際、實用、實在、實效，“市民需要什么我們就報道什么”，實現新聞與市民生活狀態對接。強調服務性也是中西方媒體的共同行業特性。比如美國傳媒界認為，天氣情況是受眾每天最需要獲得的基本信息之一，當好讀者參謀，氣象便民，美國報紙每天在頭版固定位置刊有天氣簡況，還在新聞板塊某固定版面用半個版至一個整版的篇幅，刊登本地、全國、全世界主要城市未來五天的天氣預報，同時附有氣象、海浪等天氣圖，并用地圖將各主要城市天氣標識出來，有的還有氣象專家的分析。

受眾實用意識的不斷加強，促使更能發揮服務特色的報紙“大副刊”出現，為報業經濟發展帶來更大空間。都市報版面設置表現出大副刊專版的服務思想，《楚天都市報》設有28個服務性專版，大大充實原有的報業結構，各地晚報專刊更為注重增加這部分內容，在報業競爭中獲得主動權。綜合性日報將新聞資訊功能細化，在專版中為讀者介紹衣、食、住、行、玩，信息一應俱全，旅游專版等同于“旅游實用指南”或“出游寶典”，極具實用價值。

5.受眾的趣味性需求

傳播學者賴特在著名傳播學家拉斯韋爾提出媒介功能三大作用之外，提出了第四個功能―――提供娛樂。“趣味是吸引讀者的良方”，娛樂性內容是報紙讀者最歡迎的版面之一。信息消費者也要求報業產品能給人以愉悅、安慰甚至生存意義的內容。

國際傳媒普遍出現向娛樂經濟方向拓展的趨勢，娛樂化內容也成為國外傳媒進入我國市場的切入點和贏利陣地。我國傳媒業的娛樂產品水平較低，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還需從受眾趣味性需求著手，調整報紙專版，做強娛樂性產品市場。

第3篇：大眾傳媒的好處范文

【關鍵詞】媒介；媒介環境；創造性人才

【中圖分類號】G420 【文獻標識碼】A 【論文編號】1009―8097（2011）05―0035―04

從傳播學的角度看，媒介的發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口語傳播階段的語言媒介、文字傳播階段的印刷媒介、電子傳播階段的廣播電視和電影以及網絡傳播階段的多媒體技術[1]。隨著媒介技術的迅猛發展，新的媒介不斷出現，正在成為影響人的發展的重要環境要素，勢必對創造性人才的成長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一 媒介環境及其影響

媒介是傳播學的基本術語之一，也是傳播學研究的基本范疇。但是，隨著媒介影響的日益擴展，有關媒介及其影響的研究也引起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的普遍關注。

所謂媒介（也稱“大眾傳媒”），即介于信息傳播過程中傳受雙方之間的“中介物”，是傳播信息符號的物質載體。傳播學家施拉姆認為：“媒介就是插入傳播過程之中，用以擴大并延伸信息傳送的工具。”[2]媒介的必備要素包括：（1）職業傳播者制作訊息；（2）采用某種機器復制訊息；（3）擁有廣大的接受者[3]。在現代社會，媒介主要是指電視、廣播、雜志、報紙、書籍、錄音帶、錄像帶、電影等。隨著科學技術尤其是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新的媒介如計算機、網絡、電子出版物等不斷出現。

所謂媒介環境，是指由大眾傳媒構成的影響人的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外部條件。傳統媒介由于其數量少、覆蓋面小、信息量有限，對人與社會發展的影響十分有限。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得到了飛速發展，數目日益繁多、覆蓋面越來越廣、信息量越來越豐富，正迅速向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延伸，成為人們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報紙、雜志、書籍等不斷沖擊著人的視覺，廣播、錄音等不斷沖擊著人的聽覺，電視、錄像、電影、計算機網絡等則全面沖擊著人的各個感官，無時不刻沉浸在媒介環境之中，無法不受其影響。

隨著大眾傳媒的飛速發展，媒介環境對人的影響愈來愈深刻，已經成為現代人的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世界著名的媒體文化研究者和批評家尼爾•波茲曼（Postman，N.）在《童年的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1982年）中，提出了兩個著名的論斷：（1）印刷媒介有效地將成人世界與兒童世界相隔離，由此發明了童年；（2）以電視為中心的媒介環境模糊了成年與童年之間的界限，由此導致童年（在北美地區）的消逝。然而，12年后再版此書（1994年）時，他沮喪地指出：“那時所發生的一切，現在仍然在發生。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4]波茲曼認為，童年的概念是文藝復興的偉大發明之一，也許是最具人性的一個發明。童年作為一種社會結構和心理條件，與科學、單一民族的獨立國家以及宗教自由一起，大約在16世紀產生，經過不斷提煉和培育，延續到我們這個時代。但是像一切社會產物一樣，它的持久存在并不是必然的。[4]童年的概念能否存在，主要取決于當時社會的媒介環境。

與波茲曼恰恰相反，加拿大傳播學巨匠馬歇爾•麥克盧漢（McLuhan，M.）則認為，媒介是人的延伸[5]。文字是視覺的延伸，無線電通訊是聽覺的延伸，數字是觸覺的延伸，交通工具是腳的延伸，電話是聲音與耳朵的延伸。總之，電子媒介是中樞神經系統的延伸，其余一切媒介（尤其是機械媒介）是個體個別器官的延伸。波茲曼則以批評媒介技術的負面影響為己任。他說：“我并不是反對媒介新技術。技術發展的確給社會帶來很多好處，但也有不好的方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專門考慮這些不好的方面。我的書都是寫技術發展的負面影響。”[3]但是，波茲曼提出的兒童的成人化和成人的兒童化足以反映出以電視為代表的現代大眾傳媒對人的影響之深。“尼爾•波茲曼的首要貢獻在于帶領人們回顧童年概念的發展歷程，提醒人們童年概念是一種社會概念，而不是生物學概念。它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產生，也可以在一定社會條件下消失。當一個社會中的兒童過著童年概念所指的童年生活的時候，人們不必提到童年概念；當這種童年生活可能被損害的時候，人們要捍衛童年；當這種童年生活尚未出現或未被社會認可的時候，則是要提出和發展童年概念。”[3]在我國，兒童節目成人化的現象也同樣嚴重。不僅表現在用成人的標準制作兒童節目，或播放適合成人的節目給兒童觀看，現在更是出現了兒童“秀”。在節目中，無論是語言、服飾，還是動作、舉止，都儼若成人。如此看來，波茲曼關于“童年的消逝”的憂慮是不無道理的。

媒介環境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兒童身上，而且已經成為現代人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從傳統的語言、文字、書籍、報紙、雜志等發展到現代的廣播、電視、計算機網絡等電子媒介，經歷了相當漫長的歷史進程。在現代社會，媒介環境已經成為繼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構成的物理空間之后的符號空間，成為現代人生存和發展不可缺少的信息環境。媒介自出現以后，就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緊密相連，對經濟發展、政治變革、文化傳承等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媒介環境對現代教育的發展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現代教育通過大眾傳媒拓展教育途徑，利用傳媒資源豐富教育內容，逐漸形成了以廣播、電視、計算機網絡等為載體的，集文字、圖像、聲音等于一體的多媒體教育和網絡教育等現代教育形式。在媒介環境的影響下，各種思潮和熱潮很快流行起來，強化了人們的從眾現象，容易導致主體對環境影響的盲目服從，缺乏自我分辨和自主選擇能力。

二 媒介環境的本質

媒介環境，就其實質而言，是一個信息豐富、變化迅速的現代信息環境。那么，媒介環境對人的發展到底有什么影響？又是如何發揮其影響力的呢？不少傳播學者認為，“媒介不僅通過它的內容影響人的認識、價值觀和行為，一種媒介的出現、使用和普及以及它所形成的媒介工具環境本身，都會在很但是程度上改變人的個性和人格。”[6]因此，我們可以從媒介內容環境和媒介工具環境這兩個方面來分析媒介環境對人的發展的影響。

媒介內容環境，即我們通常所說的“信息環境”，指的是“一個社會中由個人或群體接觸可能的信息及其傳播活動的總體構成的環境”[6]。也就是說是由媒介提供的信息構成的環境。那么信息環境是如何形成的？它又如何影響人的認知與行為呢？

我們知道，人的發展離不開環境的影響或作用。人的行為決策是建立在環境認知的基礎上的。在生產和社會交往規模有限的社會，人們的環境認知建立在對“第一手信息”的認識上。隨著信息社會的到來和交往手段的發達，人類的環境越來越復雜，人們必須借助一定的媒介系統才能去把握它。由于這個系統內部組織結構和活動規律的制約，它向人們提示的環境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客觀環境本身，而是環境的再現，也就是信息環境。早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著名新聞學者李普曼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精辟的論述。他認為，“人的行為已經不再是對客觀環境及其變化的反應，而成了對新聞機構提示的某種‘擬態環境’的反應。”[6]1968年，日本傳播學者藤竹曉在李普曼觀點的基礎上明確提出“擬態環境的環境化”問題。他指出，“大眾傳播雖然揭示的是‘擬態環境’，與現實環境之間有很大的距離，但由于人們是根據媒介提供的信息來認識環境和采取環境適應行為的，這些行為作用于現實環境，便使得現實環境越來越帶有了‘擬態環境’的特點。”[6]

由于大眾傳媒的權威性和廣泛性，某些內容經其報道很容易成為眾人注目的對象，深深扎根于人們的思想當中。例如，人們普遍認同的卓別林頭戴禮帽手持拐杖的形象，希特勒在紐倫堡大發雷霆的形象，丘吉爾作一個V字表示勝利的形象等；還有的會成為一種社會流行現象，變成隨處可見的社會現實，如一些影視劇廣泛播出后，其中的一些經典言行會成為人們，特別是青少年的模仿對象，像周星馳的“無厘頭”言行、以及F4的經典語言等等。因此，我們認為，大眾傳媒具有形成信息環境的力量，并通過人的環境認知活動來制約人的認知、思想、價值觀念和行為，這是大眾傳媒發揮社會影響力的重要機制。當然，這并不完全取決于它自身，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其他更為復雜的社會機制和條件。

作為工具和傳播手段的傳播媒介所構成的媒介環境，在社會進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麥克盧漢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媒介即是訊息”。他認為，從漫長的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來看，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訊息”不是各個時代的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它所開創的可能性以及帶來的社會變革。因此，“任何技術都逐漸創造出一種全新的人的環境，環境并非消極地包裝用品，而是積極的作用進程。”[5]麥克盧漢進一步指出，“媒介的內容是實際的思維過程，而任何媒介或技術的‘訊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間事物的尺度變化、速度變化和模式變化”，“對人的組合與行動的尺度和形態，媒介正是發揮著塑造和控制的作用。然而，媒介的內容或用途卻是五花八門的，媒介的內容對塑造人際組合的形態卻是無能為力的。”[5]例如，鐵路的作用，并不是把運動、運輸、輪子或道路引入人類社會，而是加速并擴大人們過去的功能，創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新型的閑暇。無論鐵路是在熱帶還是在北方寒冷的環境中運轉，都發生了這樣的變化。這樣的變化與鐵路媒介所運輸的貨物或內容是毫無關系的。另一方面，由機加快了運輸的速度，它又使鐵路塑造的城市、政治和社團的形態趨于瓦解，這個功能與飛機所運載的東西是毫無關系的。

“媒介即是訊息”。10年前，人們對此也許半信半疑，認為工具、武器、媒介作為形式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工具為誰服務、武器由誰使用和怎么使用、媒介承載的內容。然而，正如何道寬在為麥克盧漢的《理解媒介》所寫的中譯本第二版序中所說，“其實，四大發明作為媒介一一所謂的媒介形式本身一一就曾經改變了世界，改寫了人類歷史。這難道不是幾百年的鐵證嗎？”[5]

事實證明，歷史上每一種新媒介的誕生都給社會帶來沖擊，會造成大規模的社會變革，而且必然會深深影響人的生活。被卷入第三次浪潮的世界各國，已經在以電視為代表的新的媒介環境中生成了新的一代。這一代人從出生起就生活在以電視為主的媒介環境中，從思想方法、價值觀念到行為方式大都來源于電視。他們被美國學者稱為“電視人”。日本學者林雄二郎在《信息社會：硬件社會向軟件社會的轉變》中，明確提出了“電視人”的概念，并指出“電視人”是“在電視畫面和音響的感官刺激環境中長大，是注重感覺的‘感覺人’，表現在行為方式上是跟著感覺走”[6]。另一位日本學者中野收在《現代人的信息行為》中用“容器人”來描述現代人的行為特點一一在狹小的空間中收看電視，使得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養成了孤獨、內向、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格特點。可見媒介工具本身也深刻地影響著一代人的個性與人格。當我們面對麥克盧漢之后興起的新興媒介已經并正在繼續改變著世界，改變著人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時，我們對此還有什么質疑呢？

三 媒介環境對創造性人才成長的影響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吉爾福特在討論創造性思維時強調指出，思維的成敗部分地取決于記憶貯存中有關信息的多寡。杰出的創造性人物也都認為，大量的信息貯備對創造性人才的成長是必需的。我們產生的幾乎所有的觀念，都是通過提取我們記憶貯存中的信息而獲得的。正如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所說：“我們可以有事實而沒有思維，但我們不可能有思維而沒有事實”[7]。因此，信息對于創造力（尤其是創造性思維）的發展非常重要。開發創造力的轟擊原理，就是指信息轟擊，使人們在大量的信息傳遞場中，激發創造的靈感，發揮自己的創造性。

創造不能在真空中進行，創造力的發揮和發展也不可能離開相關的信息。創造主體往往通過搜集和整理相關的信息，來豐富自己并用于解決實際問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不斷創造。也就是說，創造主體所進行的創造活動無不是以前人已有的信息資源為前提的。前人通過創造活動所獲得的創造成果為后人進行新的創造活動提供了新的信息資源，并以此為基礎獲得新的創造成果。新的創造成果再次被傳播、應用，導致新一輪的創造活動。周而復始，永無止境。這樣，創造也就成了信息資源的源頭，信息是創造的催化劑。沒有創造活動，信息資源將最終陷入枯竭。把新的創造成果源源不斷地補充到信息資源的挖掘、吸收、利用上來，創造活動才會煥發出新的活力。換言之，創造無不是從信息資源中獲取、分析、提煉出具有“個性化”的信息產品，再加以應用后獲得新的創造成果。可見，信息的吸收和釋放與創造活動之間存在著諧動關系。

媒介環境以其信息容量大、傳播路徑寬、傳播速度快、受眾范圍廣等優勢為創造主體創造了一個信息豐富、變化迅速的現代信息環境。大容量的信息為創造主體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寬路徑和高速度的傳播為創造主體在信息獲得上基本處于平等的地位，從而影響和改變了創造主體的認知和思維方式，增強了創造主體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各類信息以超出人類接受能力的速度迅速增長，形成了“信息爆炸”的態勢。豐富的信息和誘人的信息傳播方式，提高了創造主體對信息接受的興趣，為創造主體創造力的發揮和發展準備了條件。信息是進行創造活動的重要資源，但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有利于創造力的發揮和發展。創造活動所需要的信息首先應該具有新穎性，過時或陳舊的信息不具有導致創造的可能。對于創造最重要的是新信息的數量和質量，而且這種新信息還應該是創造主體所獨占的，沒有成為公共信息。創造活動所需要的信息還應該具有適宜性，即能夠被創造主體吸收、利用的信息。在媒介環境中，信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過多的無用信息容易形成“信息污染”，削弱甚至抑制創造力的發揮。所以，新穎性和適宜性是創造活動所需要的信息的基本特征。創造活動不僅需要新穎、適宜的信息，而且需要信息的合理分布。波拉特認為：“在信息豐富的社會里，最難的課題之一，是以恰當的形式、在適當的時間與地點發揮信息的效用。”[8]創造活動所需要的信息是稀缺的，如果配置不合理，就會導致信息的閑置與浪費，另一方面則處于信息饑渴狀態。這樣，信息配置的效率直接影響創造活動的效率。

然而，當創造主體接觸媒介的時間過多甚至沉浸在媒介環境之中時，難免會出現“麻醉性逆反功能”的現象[9]，逐漸成為“電視人”、“感覺人”、“容器人”，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創造主體的創造力。英國著名社會理論家和社會學家吉登斯（Giddens，A.）在考察現代性時提出了人類經驗傳遞的兩個基本特征――“拼貼畫效應”和“遠距離事件侵入到日常的意識中”[10]，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和思考。“拼貼畫效應”（collage effect）是指一旦事件對場所處于多少是全然的主宰地位時，媒體的表現就采取把故事和新聞并置起來的形式，它們之間除了“時間性”和“后果”之外，一無所同。報紙頁和電視節目指南同樣是拼貼畫效應的顯著例證。媒介環境以直觀的圖片、影視等把人們帶到了現場或模擬現場，由此擴大了感性認知素材，并產生了現代社會人類經驗傳遞的“拼貼畫效應”。現代社會傳遞經驗的第二個主要特征就是“遠距離事件侵入到日常的意識中”，就某種實質的部分而言，這種經驗是依據對自身的知覺而被組織的。在新聞中所報道的許多事件，也許被個人視為外在的和遙遠的，但它們同等地進入日常生活之中。由傳遞的經驗所引發的熟悉性常常會導致“現實倒置”（reality inversion）的感覺。概言之，在現代性的條件下，媒體并不反映現實，反而在某些方面塑造現實。社會熱潮的制造或形成，主要是通過“遠距離事件侵入到日常的意識中”得以實現的。社會熱潮強化了創造主體的從眾心理，導致創造主體對環境影響的盲目服從，缺乏自我分辨和自主選擇能力，其結果是削弱或喪失創造力。

大量信息通過廣播、電視、書刊、雜志等媒介涌入創造主體的頭腦，給創造主體帶來不可估量的影響。豐富的社會信息可以增長創造主體的知識，開拓創造主體的思路，但社會信息往往“珍珠泥沙俱來”，對于鑒別能力較差的創造主體來說，很容易造成“信息污染”現象。為此，我們必須對進入頭腦的信息進行調節控制、凈化處理。首先要提高自身接收信息、處理信息的能力，對各類信息進行鑒別，保留有利于創造力發揮和發展的信息，排除消極信息的干擾；同時，強化分辨和選擇信息的能力，從而既能有效利用各類積極信息發展創造主體的創造力，又能避免消極信息對創造力的不利影響。

參考文獻

[1] 戴元光,金冠軍.傳播學通論[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0:300.

[2] 袁軍.新聞媒介通論[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 3.

[3] 卜衛.媒介與兒童教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83,107,103.

[4] [美]尼爾•波茲曼著, 吳燕莛譯. 童年的消逝[M]. 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4: 維塔奇書局版序言第2頁、引言第2頁.

[5] [加]馬歇爾•麥克盧漢著,何道寬譯. 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0: 25,34,中譯本第二版序.

[6] 郭慶光. 傳播學教程[M]. 北京: 中國人民人學出版社, 1999: 151,125,126,127,152.

[7] [美]吉爾福特著, 施良方, 等譯. 創造性才能――它們的性質、用途與培養[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142.

[8] [美]馬可•波拉特著, 李必祥譯. 信息經濟論[M].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148.

[9] 刁培萼.教育文化學[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0: 425.

[10] [英]安東尼•吉登斯著, 趙旭東, 等譯. 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現代晚期的自我與社會[M].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8: 28-29.

Media Environ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of Creative Talent

TIAN You-yi1 QIU Yue2

(1.College of Education,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2.Songquan School of Shenzhen, Shenzhen,Guangdong 51800, China)

Abstract: The media environment refers to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composed of mass media which affect person'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s essence is the modern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ss media, the media environment produces an extensive and profound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creative talents with its advantages such as information of great capacity, propagation paths width, spread fast and audience ran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edia environment, the subject who is engaged in the creative activities should improve the ability such as receiving information, screening information, selecting information and processing information, eliminate interference of negative information, effectively utilize all kinds of positive inform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ity.

Keywords: media; media environment; creative talent

第4篇：大眾傳媒的好處范文

關鍵詞：媒介帝國主義；　媒介主權；　媒介產品；　重構

      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全球化圖景”已然由筆端理論的描述成為了可以觸摸的現實。這不僅表現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的世界融合與聯盟，更深刻體現在世界媒介市場的一體化進程之中。尤其是以美國傳媒為首的媒介帝國主義興起并席卷全球之時，世界傳媒生態不得不加快改革與發展以面對更殘酷的未來。

1　媒介帝國主義引發媒介主權危機

 當今全球化的時代特征改變著那些固有的存在與思維模式，也正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世界媒介生態。媒體間競爭的日益激烈，使得人們“被”處于一個爆炸的信息市場，也導致了媒介帝國主義的泛濫。

 　“媒介帝國主義”理論最早在20世紀60年代被提出。費耶什(Fejes．F)在《媒介帝國主義：一次分析》中對“媒介帝國主義”作了這樣的界定：“媒介帝國論將以一種寬泛而普遍的方式得到使用，以便描述這樣一種過程：現代媒介借此來發揮作用，以在世界范圍內創造、維系并擴展各種主導性和附庸性的體系。”媒介帝國主義的這種主導與霸權特質就使得發展中國家，甚至部分相對較弱的發達國家的媒介系統成為了以美國為主導的媒介市場的附庸物，喪失了其本該掌控的媒介主權。

  媒介市場的全球化使得媒介帝國主義愈演愈烈，“全球媒體”以閃電般的速度與深不可測的觸角占領了世界媒介市場，其中的領頭羊當屬美國這一超級傳媒大國。單就美國電影而言，2010年其海外票房就高達212億美元，較09年上漲13%。其中拉美和亞太增幅較大，拉美的2010年美國電影票房達21億美元，較09年增長25%。亞太地區2010年美國電影票房達87億美元，較09年增長21%。美國電影牢牢支配著世界電影市場，其全球影響力可見一斑。誠如美國學者赫伯特·I· 席勒在《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一書中所言：“‘媒介帝國主義’引發了世界當前的這種跨國傳媒的全球化支配現象”。

2　媒介主權危機對我國傳媒發展的影響

    媒介主權是一個國家傳媒市場最根本的權利，如同國家主權一樣不容侵犯。當前由于媒介帝國主義所引發的媒介主權危機對于正處于轉型期的我國傳媒而言，影響是巨大的。

    媒介霸權主義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媒介市場從傳統意義上的“廣吃窄”模式轉化為“快吃慢”，那些技術更新快的信息市場迅速占領局部甚至全球市場，并制定一系列符合自身利益需求的規則，使得其他國家市場只能跟隨其后。“十一五規劃”時期我國傳媒技術取得了諸多突破，如“三網融合”、“電視頻道高清化、3D化、互動化”等已成為我國傳媒的發展路徑。

    另一方面，則是對于我國某些重大事件的失實報道導致國家形象的損壞。“依附論”認為，資本主義的中心地帶具有“五大壟斷”——新技術壟斷、全球金融壟斷、自然資源壟斷、媒體與傳播壟斷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壟斷，繼而全球化不僅使“中心——邊緣”的兩極化格局永久化，而且進一步導致“全球失序”。在西藏“3·14”事件中，西方媒體失實報道，在一定程度上損壞了我國的國際形象，我國傳媒卻處在“弱聲”、“失聲”的尷尬局面。

3　重構媒介產品以捍衛媒介主權

  數字技術革命促進了世界全球化發展與人類進步的進程，同時又造就了新的世界霸權，加大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數字鴻溝。面對這樣嚴峻的現狀，我國傳媒應積極重構媒介產品，在載體、資訊、受眾定位三方面予以革新，生產出符合當代大眾媒介消費習慣的高性價比的“媒介產品”，從根本上克服自身固有的缺陷，解決傳媒發展所面臨的危機，捍衛我國傳媒的主權。

3.1 更新載體，構建融合型的傳播平臺

    近幾年興起的網絡媒體、手機媒體大受熱捧，并迅速占領傳媒市場。據CNNIC的統計顯示，截至2011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已達到5.13億，手機網民規模達3.56億，同比增長17.5%。由此可見，通過網絡、手機等新媒體獲取信息已經成為我國信息市場的顯著特點。因此，我國傳媒要充分利用好新媒體這一傳播平臺，尤其是媒介移動客戶端（如新聞閱讀APP）的研發與創新，擴寬信息傳播的方式渠道。

 同時，當前大眾對于信息內容的獲取已不再完全依賴于某類媒體，某個媒體，這在關于日本地震的信息獲取中表現明顯。大部分的國內受眾，獲得此信息的路徑為：第一條相關信息來自于網絡，主要為微博、騰訊QQ等即時通信軟件；接著搜索各大新聞門戶網站載發的新聞信息；在家時，透過電視看到相關畫面信息然后再看到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智能手機普及與微博的裂變式蔓延成為了現代信息傳播的主要助力。因此，我國傳媒要加快媒體融合，擴寬信息的流通渠道，從而將“媒介產品”更高效準確地傳遞給受眾。

3.2 深化資訊，營造多角度的傳播內容

    對于傳媒而言，“內容為王”一直是其身家立命的根本，這在全球化時代也是如此，但也不盡如此。尤其是面對自媒體的迅速發展，信息以及信息的提供者都發生了巨大改變，這無疑給傳統的信息產品生產商們帶來了巨大的沖擊。

  當今的受眾除了接收資訊，還主動生產傳播信息。隨著自媒體的蓬勃發展，大眾在時效上占據優勢，當記者趕到現場，圍觀的群眾可能早已將信息透過手機播發到全世界，且圖文并茂。傳媒不能僅依靠提供基本的信息來獲得受眾的認可，而是對信息進行“深”加工。這種“深”主要體現在要把握事實的選擇標準；在信息處理之時也應當在角度與邏輯上下功夫，對公眾關心的話題信息“由表及里”，多角度、深挖掘地呈現解釋事實；在信息傳播之后還應追蹤受眾的反饋意見。總之，在當代的傳媒生態視域下，傳播媒介要從信息傳統的“提供者”轉變為出色的“解釋者”，在所傳播資訊內容的深度與廣度上奪得競爭的優勢。

3.3 細化受眾，構建聚合性的傳播力量

    全球化信息時代，傳播效果獲得的一個基本前提便是分析“碎片化”后每一個群體受眾的特征以及個性化需求，針對不同受眾制定相應的傳播策略。

  從這個層面而言，江蘇衛視的《非誠勿擾》節目是一個很好的范例。在這個“剩女時代”，節目除了具有解決單身男女的婚戀問題的社會宏觀價值外 ，把婚戀觀的變化、甚至婆媳關系等問題一一展現；把愛情、親情、友情通過一個個簡單的符號置于這個消費社會，融進電視前的觀眾內心。在這樣的一種“魔彈式”影響下，老、中、青三代被恰到好處地聚合到一起，成為了節目忠實的守候者。由此可見，在全球媒體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對于受眾我國傳媒要先將其進行“細化”，根據不同類別不同層級的受眾設置相應的議程，在此基礎之上再進行“聚合”，這便有利于大眾傳媒有針對性地生產媒介產品，進而實現以最小傳播代價獲得最大傳播效果的優化價值。

  綜上所述，在全球化越來越深入，媒介霸權主義大行其道的背景之下，我國傳媒應該從傳播的載體、資訊、受眾定位三個方面重構“媒介產品”，從根本上解決當前傳媒發展所面臨的“同質化”、“信任缺失”等問題，實現媒介產品的“高性價比”。我國傳媒只有自身力量的強大，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傳媒市場上捍衛媒介主權，才能更好地為國家發展服務。

參考文獻

[1] (英)尼克·史蒂文森.認識媒介文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5）：173.

第5篇：大眾傳媒的好處范文

[電影回放]

一場警匪之間的街頭槍戰。

兩名在街頭執勤的香港巡警突然遭遇匪徒，當歹徒的槍口指著他們腦袋的時候，其中一位跪地舉手求饒而保全了性命，另一位準備拔槍還擊則被殺害，歹徒得以逃脫。這時，正在街頭采訪交通意外事件的電視記者捕捉到這一場景，幾個小時之后，這樣的畫面就通過電視屏幕傳遍香港千家萬戶，全港市民為之嘩然。

大家似乎并不太注意以身殉職的警察，大概認為他的做法是理所應當，而把目光都投向了舉手投降的警察。公眾一般對常規報道熟視無睹，他們把注意力投射到突發的異常電視畫面之上，而且會把異常無限放大為一種普遍性。因此，媒體為吸引公眾視線也會對非常規事件青睞有加。一樁普通的警匪對峙事件變成了萬眾矚目的“大事件”。市民乃至立法會議員強烈質疑警方保護市民的能力，“香港到底還安全嗎？”他們通過媒體要求香港警務處長、保安局長、立法會回應這樣的問題。

[點評]

政府對于這樣有損公眾形象的突發危機事件如何應對，是每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必須嚴肅面對、慎重考慮的問題。

現代民主社會的特征之一就是大眾傳媒廣泛地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公眾對現實的判斷力。比如近期華南虎事件，因為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的大量參與，幾乎改變了事件的進程，并將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生態產生持久的影響。當然，大眾傳媒對政府的形象塑造是雙面的，為避免其負面影響，任何政府機構都要十分重視對傳媒的引導，從而使公眾輿論向有利于危機事件的順利解決和重塑政府正面形象的方向發展。

下面我們跟隨杜琪峰導演的攝像機鏡頭，來看看這部電影中的香港警方是如何處理這種事件的。

[電影回放]

事件被媒體曝光之后，香港警務處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應對突發狀況。

宣傳科在電視臺常規的《警訊》欄目之中安排了半小時的特別節目，通報案件情況，號召市民提供罪犯藏匿線索，與警方合力緝兇。

刑事調查科高級督察方潔霞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她認為，當下重塑警方形象最重要。這是一個傳媒時代，警方輸在媒體手上，就要在媒體上贏回來。她提出將警察追捕罪犯的過程做成一個現場秀，回擊媒體的負面報道，爭奪公眾的眼球。為了挽回警隊損失的聲譽，通過媒體告訴市民，香港警察有能力將匪徒繩之以法，現場畫面會“第一時間”向全港市民傳遞，要市民對警隊恢復信心。在現場的每個指揮官身上都裝有微型攝像機，流動指揮車一進入抓捕現場就已經開始錄像。于是在電視媒體上，一場警察與匪徒之間的貓鼠游戲開始了。

電影攝像機鏡頭轉到了一座普通的居民樓前，據警方線報，罪犯就藏身在這里。重案組警員在隊長張志恒率領下，已經先期趕到這里，隨后大批香港警察全副武裝在攝像機前把大樓團團圍住。與此同時，三家電視臺、三家電臺、十八家報紙雜志、五家外國通訊社，一共80名記者也趕到現場，全港市民在電視機前觀看香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件”。

表演開始進展的很順利，電視滾動播出現場的情況，大樓里的居民有序疏散，英勇的警察把匪徒逼進了其中的一個單元，眼看兇犯就將被緝拿歸案。

事件的發展似乎一切都按警方的計劃展開，如果不是有互聯網。

躲在大樓里一住戶家中的劫匪頭目阿元，用手機拍下了警察被匪徒擊退的場面，并通過電腦傳到網上，這些圖像與警方所報道警察英雄形象大相徑庭。很快就有人站出來說警察是在撒謊，警方又面臨信任危機，正如一位警方官員慨嘆，“資訊發達，有好有壞啊！”匪徒也懂得心理戰，他們還把與所劫持的人質一家三口一起吃飯、和睦相處的錄像發到網上，以改變公眾心目中匪徒無惡不作的形象，襯托出自身善良的一面。這些內容在媒體上報道出來以后，警方要做的就是盡快抓住歹徒，并在媒體上對其予以還擊。在警方建議下，媒體還采訪了受傷的警員以及殉職警員的家屬，在鏡頭前，他們都表現得大義凜然，犧牲警員的妻子表示很為自己的丈夫感到光榮，就連先前舉手投降的巡警在采訪時，也因為妻兒在旁灑淚作陪，博得了公眾的同情和原諒，覺得警察也是人，也得養家活口，他死了，家人就會陷入困境。

方潔霞對此評價是，“會利用媒體，他就是英雄”。當然，展現在公眾面前的新聞報道都是經過警方精心篩選和剪輯的，目的是安撫民心，使公眾輿論朝著有利于警方的方向發展。隨后，在宣傳機構安排下，警方公共關系科督察周慧兒找到幾個“說得來的”市民接受媒體采訪，從受眾的角度宣傳警方的正面形象，以提高報道的可信度，展現警民之間相互信任的良好關系。

這一類警匪片，最終大都會以警方抓獲罪犯而結束。

[點評]

一個普通的案件，因為媒體的參與，成為一個引發香港警方信任危機的公共事件。由媒體肇始，也由媒體來結束。

影片的結尾，在案件結束一小時后，警方迅速聯系各大媒體舉行了新聞會。警務處長更點名贊揚行動中的兩位警員，張志恒與方潔霞成為警察的典范、市民的英雄。香港行政長官亦就此事件發表講話，表示對香港警隊深感驕傲，保證香港絕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杜琪峰在片中還不忘安排這樣一個細節，公共關系科督察周慧兒對方潔霞說，要教張志恒如何在媒體面前發言而不要亂說話，因為張志恒是一個執著勇敢的探員，但是并不像方潔霞那樣是一個善于與媒體打交道的高手。至此，危機事件完美地得到解決，但是香港也不會因此就成為一個絕對安全的地方。新聞會之后，香港又發生了一起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的劫案，匪徒被當場擊斃。

[延伸]

成功的“媒體秀”

通過《大事件》這部電影，我們可以看到香港警方在應對公共危機事件過程中的所作所為。警務處有一套完整的應急機制，處理危機事件相當迅速，各部門緊密配合，信息非常及時，有專門的部門與媒體記者打交道，懂得如何利用大眾傳媒作秀。

這里“秀”并非是一個貶義詞，如果能抓住受眾心理，“秀”得恰到好處，可以在激發公眾的正義沖動中實現政府危機傳播的基調統一。上面說到的香港警方的諸多“媒體秀”，內地觀眾也并不陌生，可見政府通過媒體引導公眾的做法有其普遍性，關鍵在于如何引導。

電影《大事件》中，當市民看到電視節目中反復出現的警察面對匪徒舉手投降的畫面時，輿論一片嘩然，香港警方的保衛市民安全的能力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這時，警方務必在設置輿論焦點中重新塑造自身危機管理的良好形象，香港警務處公共關系科挑選了幾個象征性的傳播符號通過媒體灌輸給公眾，全副武裝的警察、順利疏散的市民、受傷的警員、殉職警員的家屬以及張志恒和方潔霞等英勇追捕逃犯的警察楷模，從而樹立起警方良好的公眾形象。這一舉措穩定了民心，對危機的解決起到了積極作用，危機表面看上去是由劫匪引發的，而實際上是媒體在其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民心安定了，危機也就解決了大半。

第6篇：大眾傳媒的好處范文

學生：強調主動思考與認知

我國媒介素養教育的理念最早來源于英美國家。在英國，媒介素養教育業已成為學校課程中的固有內容。就像教育領域中的許多問題一樣，有關媒介素養教育的目的、方法一直是長期有爭議的問題。上一代媒介素養教育工作者大多堅守于一種保護主義的教育立場，力求通過媒介素養教育，使學生免受媒介所傳播的不良文化、道德觀念或意識形態的負面影響。在美國，媒介素養教育的一種頗為強烈的動力在于對媒體傳播中的性和暴力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的擔憂，并在某種程度上亦是對媒體在刺激消費主義和功利主義方面所起作用的擔憂。在這里，媒體被認為應對傳播不良意念和誘導劣行負有責任。同時，媒體也被認為是在鼓勵孩子相信他們所面臨的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暴力或給予物質上的好處來解決。基于這種看法，人們便相信，可以通過向學生進行嚴格的媒介素養教育訓練來防止被媒體誤導的危險。

英美國家對媒介素養教育意義認識的歷史發展是基于西方學者對媒介功能的認識及對學生媒介經驗認識的基礎上的，這種認識是來源于大眾傳播學與教育學學科的相關理論。我國學者基本上是借鑒西方學者的研究，提出媒介素養教育的意義，如卜衛認為媒介素養教育的意義在于“建立對信息批判的反應模式、發展關于大眾媒介的思想、提高對負面信息的覺醒能力、培養建設性的使用大眾傳媒的能力。” 在吸取英美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對開展媒介素養教育應該有如下認識：

第一，媒介素養教育已經成為一種全球化趨勢。雖然地域文化不同，但其他國家和地區開展媒介素養教育的經驗教訓是值得我國教育工作者借鑒的。新聞教育說到底應當是一種新聞素質、素養和專業理念的教育,而決不僅僅只是一種傳播技能、方法和應用知識的教育。媒介素養教育所要傳遞的知識觀念是和一般學科有所不同的，而且它需要活潑的教學方式來吸引學生親自參與，這就要跳出傳統教學集中授課的模式，在教學方法上不斷創新。要通過游戲或者實際制作的過程促進學生的思考、自省；通過典型示范的做法、態度推動學生的自律；要通過交流、對話實現與學生內心深層次的溝通。由此可見，理想的媒介素養教育應當注意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懷精神,使他們懂得如何關注社會,關注人生,關注國家和民族事業的發展。

第二，實施媒介素養教育大眾化。實施這項教育內容的途徑與方法主要有：健全機制，提供未成年人媒體素養教育實施的制度保障；加強師資，培養有知識、經驗和責任感的媒體素養教育師資隊伍；建設和形成全面、立體而發達的媒體素養教育實施網絡；倡導媒體形成自律聯盟，給未成年人提供健康的信息產品；政府、政黨、團體開展關于傳媒知識、傳媒政策、運作技能、溝通技巧的培訓。鄭保衛則強調：“培養民眾對大眾傳媒的批評和監督意識也是媒介教育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通過普及媒介教育，要讓民眾知道在現代社會中媒介批評的重要意義，幫助民眾確立媒介批評和監督的自覺意識，知道怎樣才能更好地盡到責任，幫助媒介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減少缺點失誤，更好地為社會與公眾服務。說到底，面向社會與公眾的媒介教育，關鍵在于要讓民眾掌握識別媒介、選擇媒介、運用媒介和監督媒介的能力，使他們能夠主動駕馭媒介，真正成為媒介的主人，這應是媒介教育的神圣使命和義不容辭的任務。”

第三，媒介素養教育應當成為青少年的通識教育。在這一過程中，師資力量和教學資源是關鍵性因素。所以今后傳媒教育除了傳媒的專業教育之外，還應該擔負起對大眾的媒介素養教育。這樣傳媒教育才是完整的，能夠成為和世界傳媒教育接軌的高等教育的一個部分。媒介素養教育要尊重學生的思維特點，尊重學習者的個別經驗的理解與詮釋，師生平等相待，通過平等對話形成社會認同的價值歸屬。教師也不再是評判媒體好壞的權威，而成為青少年學生的朋友。英國教育部就曾要求“學校必須考慮媒體教育的責任，所有教師都應該檢查電視節目并與年輕人一起討論”。傳統教學模式賦予了教師高高在上的地位，學生很難與之進行深層次的溝通，而媒介素養則注意以理服人、寓理于情。要充分發揮學生主導性，教師要重點培養學生對媒體議題的敏感度，強調學生主動思考與認知。

受眾：強調參與性、互動性

作為受眾，應該了解媒介素養教育的建構理念：

1、媒介重現建構現實。受眾長期置身于媒介充斥的信息環境，潛移默化中一貫被動地接受來自媒介傳遞的海量信息，而很少主動理性地去驗證媒介事件的真偽和媒介信息的可信度，因而，常常把媒介內容當成現實生活的真實情形。然而，所有經過精心建構的媒介產品與現實情形有很大區別，并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很大程度上是第二現實，是“象征性的現實”，或“虛擬的現實世界”。在某種意義上說，媒介塑造了人們對周圍現實和整個世界的態度和看法。而媒介素養教育就是試圖幫助受眾解讀隱藏在光怪陸離的媒介信息背后的世界，從而更加接近真實地認識現實原貌。

2、媒介信息具有差異性。所有的媒介信息都有兩層信息，一是表層信息，一是深層信息。每個人對媒介信息運作規律和機理的認識程度不一。媒介受眾因其個性差異，如種族、性別、年齡、生活習俗和興趣愛好等方面所體現出的認識水平的差異而呈現出解構、思辨、加工和傳遞信息能力的差異性。媒介受眾對信息具有多元化的需求，有的為了直接獲取信息，有的是尋求指導或建議，有的是為了得到放松和愉悅。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人類運用自己的知識解構能力處理、檢測和思考相對有限的媒介信息，然而，自從人類跨入信息時代短短幾十年，信息量以幾何級數爆漲，但是人類處理信息的能力卻并沒有太大的變化和提高。這就意味著，面對蜂擁而至的媒介信息，就必須有選擇地識讀、有選擇地理解、有選擇地記憶、有選擇地傳輸，無疑對信息時代的媒介受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戰。而所有的選擇活動大部分都取決于媒介信息本身，因此，媒介從業人員的媒介素養直接關系著受眾能否成為具有健康、批判意識的媒介使用者。

3、媒介內容具有商品屬性。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當今經濟社會中，任何技術進步和發展都不能脫離經濟背景而單獨進行，媒介技術也不例外。媒介技術的特性決定了媒介信息的形態和性質。因此，所有媒介內容的建構都受經濟水平的制約，受商業利益的驅動，媒介內容的最終決定主要取決于經濟基礎。經濟的發展，決定媒介技術的革新和發展，因為媒介具有物理和社會雙重屬性，所以媒介技術的推動和發展直接影響著受眾的思想意識和文化價值觀念，即媒介受眾的媒介素養。而公眾媒介素養的提高必然反作用于整個社會的民主化進程。顯而易見，作為國民媒介素養教育的“源頭”，提高媒介從業人員的媒介素養是媒介人員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和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

有鑒于此，我國受眾媒介素養的建構和培養必須結合新時期我國的國情和媒介全球化的新趨勢。

（―）建構受眾新的媒介知識結構。媒介文化的變遷，需要受眾的素養結構做出相應的調整。媒介素養結構動態化調整是大勢所趨。全球化促成了文化的整合，也促成了學科的整合，于是，那種建立在傳統媒介文化與學科知識基礎之上的媒介素養結構顯然不能適應形勢需要，社會現實需要與受眾的媒介素養有所響應。過去人們關于媒介的知識多半是建立在對傳統媒介的認識基礎上的，當今固然需要人們對傳統媒體社會功能深入地了解，同時還需要對新媒體的性能、相關知識、社會影響做必要的了解和掌握。因為日新月異的數字技術、多媒體技術、光纜技術等已逐步縮小了真實與虛構的差距。如今媒介在吸引人們視聽感覺器官、塑造媒介真實方面著力頗多，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需要我們建構起全新的媒介知識結構，這樣對新媒介技術才會有充分地了解。

（二）建構起對媒介內容接受與批判并舉的反應模式。媒介是個復雜的組織形態，只有全面正確地解剖媒體組織，才能正確地解讀媒體傳播的信息。這是傳媒素養教育的重點和難點。因為主宰媒介內容的是媒體這個具有復雜性質的復合體，因此解析媒體對解讀媒介文化很有幫助。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消費可能帶來價值觀混亂、讀寫能力的下降、獨立思考能力的喪失、個性化創作能力的退化，這都是迫切需要人們認真對待的問題。此時，受眾批判性的文化接受觀念就顯得尤其重要了。通過培養受眾文本的分析、批判能力，最終過渡到使受眾建立起自發“解毒”負面信息的能力。社會受眾具有明辨是非良莠和自我保護的意識，這也是傳媒素養教育的意義所在。

（三）重視受眾的消費習慣，變革媒介市場定位。媒介必須重視受眾的消費習慣和個性化需求，這是媒介更好地開展素養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隨著我國政治、經濟、教育、科技的發展，受眾的知識結構、文化層次都有了較大的改善和提高。每個不同消費層次的受眾在其信念、價值觀、生活方式及接受信息的活動中都有較大的差異，這就需要我們針對客觀的受眾細分媒介市場。當前，我國市場細分的時代剛剛開始，各媒介應從服務市場的角度徹底轉變到服務受眾的立場上來，除了滿足一般公眾的需要外，還要選擇特色項目重點開發，強調受眾的參與性、互動性，以不斷提高受眾的媒介素養。

記者：強調職業精神建設

新聞職業道德是記者媒介素養的集中表現。有些記者的新聞職業道德狀態令人擔憂：

一是新聞職業理想的弱化。在大眾傳媒時代，新聞職業成了生產新聞消費品的工廠，新聞作品的生產呈流水線狀態，新聞記者就是坐在車間把一批又一批的新聞作品包裝出來的流水線工人，是生產機器。他們中有些人已經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喪失了“揚善懲惡”、“弘揚正義”的崇高理想。從事新聞工作只是為了“安身立命”，他們失去了理想只剩下目標，而“爭取讀者”是他們每天奔波勞累的目的之所在。

二是新聞職業責任感的缺失。記者的職業責任主要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法律責任，一部分是道德責任。記者是新聞事件的把關人，有責任核實新聞事實的真實性、準確性、客觀性，不能為了追求新聞的“新奇新鮮”而忽略了對新聞信息真實性的考察，更不能為了“嘩眾取寵”故意尋求新聞的新異刺激。

三是新聞道德底線的崩塌。《新聞記者》從2001年起連續幾年“評選”出國內媒體年度“十大假新聞”，在2005年的“編者按”中指出：作為新聞從業人員，我們深深地感到自責和愧疚，因為在我們的理念中，新聞和造假本是水火不相容。原本“評選”只是游戲之作，通過“評選”使假新聞從此銷聲匿跡，然而不曾料到，如同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假新聞如雨后春筍、越打越多。

媒介從業人員的新聞傳播理念要有新聞敏感，要注重新聞價值，要講求報道原則，要注重傳播效果。這就要求作為擔負整個國家和社會責任的職業傳媒人，必須具備扎實的新聞傳播理論知識、豐富的大眾傳媒業務常識、精深的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和敦厚的媒介倫理道德體系等，提高全民媒介素養，首要從新聞工作者自身做起，強調職業精神建設。

首先，職業精神是媒介素養教育的道德規范。《國際新聞記者聯合會》通過的《記者行為原則宣言》把下列事項列為記者職業行為標準：尊重真理及尊重公眾獲得真實的權利；忠實收集和發表新聞，公正評論與批評；不刪除重要新聞，不假造材料；任何已發表的消息，發現有嚴重的錯誤時，將盡最大努力予以更正。《中國報業自律公約》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嚴格遵守國家各項新聞活動管理法規，忠實履行報紙的社會責任，不以任何有損社會和國家利益的、格調低下的和未經核實的報道內容作為報紙參與市場競爭的手段。必須指出，當媒介糾紛出現時，人們總是習慣于尋求相關的法律法規作為裁定是非的標準，明確責任的依據。且不說相關的適用法律法規或者不易找到，或者暫付闕如，或者尚在建設之中，即使是相關的法律法規已經完善，如果新聞工作者的素養很差，媒介糾紛仍然會被源源不斷地制造出來。

其次，職業精神是傳媒人媒介素養的集中表現。職業精神與職業道德有聯系又有區別。傳媒人的職業道德，是傳媒工作中屬于道德范疇的行為規范，如新聞工作者要忠于事實，堅持真理，注意保護采訪對象，不以私利影響工作，尊重對手，正當競爭等等。而職業精神，則是傳媒工作中的盡職（對社會盡職，而非僅僅對媒介機構）和盡力精神，如新聞工作者追求真實、全面、客觀、公正、及時，盡力履行職業使命，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要能夠盡職盡力，就需要對自己職業的要求、使命有明確的認識，對傳媒的功能、作用、社會責任，以及新聞規律、傳播規律、傳媒運行和發展規律，都有自覺的把握；需要有很強的責任感、事業心和奉獻精神；還需要有科學化管理基礎上的競爭、激勵機制。

最后，職業精神還體現在對媒介傳播的把關上。新聞工作者要把好思想政治關，輿論導向關，還要從媒介專業要求的角度，把好業務質量關。比如新聞報道，既要政治思想、輿論導向正確，又要有新聞性。如果沒有新聞價值，就不能作為新聞，更不能放在頭條新聞的位置；如果不夠真實全面客觀公正，也必須盡可能地修改，否則或沒有社會效果，降低傳媒的吸引力，或誤導受眾，貽害社會，損毀傳媒的聲譽。這種把關很不容易。新聞媒體對各種社會組織和個人來說，都是有效的宣傳工具，都具有議題設置功能，賦予地位、樹立形象功能。這使許多組織（包括企業）和個人，通過各種方法影響、利用媒體。其中有的是合理的、有益于社會的利用，有的則僅僅有利于個人或小團體，而犧牲傳媒資源，犧牲受眾的時間、精力和經濟付出，甚至犧牲傳媒的社會責任和聲譽。傳媒人要有很大的勇氣和公心，高度為社會和公眾服務的精神，才能頂住各種壓力和誘惑，嚴格把關，防止傳媒功能貶值，或成為個人和小團體的私器。

參考文獻：

1、蔡幗芬：《媒介素養論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

2、 張開：《媒介素養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第7篇：大眾傳媒的好處范文

論文摘要：作為結構人類學創始人的列維-斯特勞斯其思想中有許多內容是可以為傳播學所借鑒的。文章試圖勾勒出列維-斯特勞斯傳播學思想的理論系統與主要觀點，并具體從文化傳播論、跨界儀式論及其與批判學派的關系三個角度加以闡述。

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Gustave Levi-Strauss）是法國文化人類學家，結構主義人類學創始人，是結構主義“巴黎五巨頭” 中唯一健在者。他的許多思想對于傳播學研究有著獨特的借鑒意義，主要表現在隱喻式的文化傳播論、跨界儀式理論、對傳播現象的批判性反思三個方面。

一、隱喻式的文化傳播論

1、親屬關系：婚配嫁娶中的“流通”

列維-斯特勞斯把在一個社會中發生的溝通（communication）與交換（exchange）歸納為女人的溝通、貨物和服務的溝通以及信息的溝通三個層次。他認為“女人在群體間的交換猶如詞語在社會生活中的個人交往一樣，只是‘信息的傳遞’，就猶如物體、服務、符號的交換一樣”，［1］P270)這一觀點對于理解人類社會傳播行為的發端狀態有著獨特的意義，而且在這段對于“溝通三層次”的表述中，女人其實是作為男人間維持交流關系的“中介”（mediation）存在的。我們還可以聯想到現代社會的諸多“中介”，如節目主持人。中介是大眾傳媒的基本效用，它其實就是一種溝通雙方間實施調停以影響彼此關系的行為，從現代的層面講即通過一種制度性公共機構（agency）向受眾傳輸社會文化價值與知識。比如在中央電視臺的《體壇快訊》2007年3月的節目中，主持人在介紹一場籃球比賽結果前先把它歸于辯證法中所謂“唯一不變的是變化本身”的論斷，將一種社會價值觀和知識體系用這樣一種簡單的方式希望能夠傳達出去。

2、神話的延伸：關于媒介的現代神話

在列維-斯特勞斯看來，神話具有其復雜性、虛假性的一面，這是理解神話性質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在《結構人類學》中坦言人類學對社會科學的最大貢獻就在于提出了社會的兩種生存樣態之間的區別，一種是傳統的，一種是現在的，前者屬于“真實社會”，而后者靠不住的或真實得不徹底的嫌疑更大，這種嫌疑就好似神話有生俱來的虛構性一樣。因此用傳統社會中的神話來理解現代社會中的許多非真實現象在列維-斯特勞斯看來不失是一種明智之選，而且在現代社會里正是大眾傳媒與其它社會機構合謀了“非真實”世界的設定。故而，大眾媒介功能與部落社會、口頭傳播社會里神話的作用十分相似，大眾媒介就是“現代的神話”。

二、媒介環境下的“跨界儀式”

列維-斯特勞斯對于儀式的研究是建立在對二元結構的肯定的基礎上的。他認為，“最完美”的二元對立中任何東西都不屬于類目A就屬于類目B。既然如此，類目之間的界線就顯得十分重要。據此列維-斯特勞斯提出了“跨界儀式”（boundary rituals）的問題。跨界儀式不僅僅出現在宗教活動、社會活動中，大眾傳播媒介里也能發現許多跨界儀式的例子。比如，在電視中，片頭和片尾的字幕或者臺名、臺標標示也是跨界儀式的現實表現，它們使觀眾隨著類目的改變而做出相應觀賞心態的調整（如在娛樂節目和新聞之間、在猜謎節目和新聞之間、在新聞和電視連續劇之間）。而媒體對待跨界儀式的態度不同，能夠反映出其價值取向的差異。比如，英國規定電視公司須采用空白畫面等技術手段將常規節目與廣告隔開，而在美國則沒有這樣的規定。［2］P159-160)

目前，我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期，電視臺也在不斷受到市場的沖擊，而越來越商業化的大眾媒介必然會傾向于消除跨界儀式，有意地模糊節目與廣告之間的界線，所以類似美國淡化甚至取消跨界儀式的現象在中國也同樣存在。這種情況除了在片頭片尾、字幕使用上出現外，還有的情況是在娛樂節目的演播室現場設置大屏幕，在節目進行過程當中就不時地播放贊助單位的廣告信息。再比如CCTV5的許多體育新聞節目中主持人服飾為胸口標志明顯的李寧系列，這同樣也是一種淡化和打破新聞與廣告間跨界儀式的實現方式。

三、列維－斯特勞斯傳播思想中的反思與批判

1、對現代傳播方式的反思

列維-斯特勞斯研究圖騰、神話，并非要將野蠻人的社會與文明社會對立起來，其意圖在于揭示人類共有的“未馴化的思維”。當然，他確實也對現代人的思維及傳播方式進行了獨立地反思。他指出，在看到文字和書寫技術發明、進步的積極意義的同時，也要注意到現代人主要依賴文獻記載而非口頭傳說的現實使我們在擴展接觸范圍的同時也降低了交往的可信度。因為口頭傳說意味著和其他人，如講故事者、教士、圣賢、熟人、長者等，可以直接接觸，而借助書本的習慣使我們想要了解作者并再現其本來面目的愿望越來越難以實現。就此看來，“文字在給人類帶來廣泛好處的同時，也剝奪了人類的某種根本性的東西”。［3］P388)

2、列維－斯特勞斯與批判理論

每個具有反思精神的學者在其理論中都難免會發現一些批判性的成分，列維-斯特勞斯與這種成分之間的關系除了對現代傳播方式的反思外，還在于他對于批判理論的影響。列維-斯特勞斯用結構主義方法闡釋人類文化現象的成功使得這些“不安分”于傳統批判理論的學者找到了一條新的管道。這是因為，結構主義與經驗學派一樣追求傳播規律和模式，擁有具有科學的分析方法和可操作的程序，但又保持著批判學派質疑既定體制的立場，因而具有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的雙重特質，可以說是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結合。

總之，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中不乏對于社會文化中一些傳播現象的探討，如同傳播學的幾位奠基人一樣，雖然術有專攻但其研究半徑仍擴展到了傳播學領域，其傳播學思想也有著它復雜的體系，有待研究者不斷深入探討。

參考文獻

［1］ 夏建中. 文化人類學理論學派——文化研究的歷史［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第8篇：大眾傳媒的好處范文

一、互動式服務理念

傳播技術的發展對于改變傳受雙方在傳播過程中的地位和互動頻率有一定的作用。“在促進傳受雙方的互動方面，新的傳媒技術被認為具有更大的潛力。”①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傳受雙方的交互性大大加強。過去，大眾傳媒一般是將信息推向（push）受眾，而現在受眾則主動地從海量的信息中拖出（pull）自己需要的信息，主動權向受眾方向轉移了。可以說，互聯網傳播者是受眾服務方式改變的先行者。基于媒介融合產生的新媒介，汲取了互聯網服務理念的精華，注重與受眾的深度互動。手機電視是一種新型的融合媒介，它是基于電視和電信產業融合產生的一種新興媒介。手機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實現通信和交互，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以手機為基礎的其他業務不是被動的單向接受，而是主動地雙向交互。傳統的電視自產生以來，長期作為一種單向線性信息傳播工具，采用均質和全覆蓋的服務手段，使觀眾在同一時間觀看同樣的內容。觀眾除了可以用遙控器選擇電視節目之外，不能對電視內容施加任何影響。當手機和電視融合之后，互動式服務成為可能。移動通信的雙向傳輸和對交互性的全面支持，使互動式服務向更深層次發展。受眾可以隨時隨地有選擇地觀看自己感興趣的內容，傳播者也可以接受受眾的直接反饋，使節目內容更加適合受眾口味。在媒介融合構筑的新的傳播世界中，傳播角色的交叉和互換幾乎可以同時進行，甚至傳者和受眾大有一體化的趨勢。“新的媒介正在改變大眾傳播的面貌，個人對個人，個人對多人，多人對多人的傳播網絡已經形成，傳者受眾一體化將成為新聞傳播的主體特征。”②傳者受眾一體化形成了互動式傳播，從而使互動式服務理念有了更多的實施空間。這種互動式服務會在一些新興媒介上得到很好的運用，并且可以適當移植到傳統媒介服務上面，使現有的服務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相比，是單向性很強的傳播方式，媒介融合催生一些雙向性和互動性很強的新興媒介，正是這些新興媒介使“新聞傳播方式從傳統媒介主導的單向式轉變為專業媒介組織與普通公民共同參與的分享式、互動式。”③

互動式服務理念可以激發受眾參與的積極性，受眾可以向傳媒提供更多的反饋信息。與此同時，受眾對傳媒信息的關注程度、批判性或者創新性反應、個人的媒介行為和媒介選擇都具有更大的主動性。這對于傳媒引導受眾、開發受眾資源有積極的作用。

二、個性化服務理念

傳統媒介的傳播模式是“點對面”式的傳播，媒介一般不能針對個體受眾傳播個性化的內容。而新興的融合媒介手機電視、手機報紙等可以采用“點對點”的傳播模式。同時，新興的手機電視、手機廣播以及手機游戲等融合媒介對于年輕的受眾群體來說，又是一種時尚文化，正好迎合了他們追求快節奏、高品位的生活理念這一目標。現在越來越多地用“受眾品位”、“生活方式”等來描述受眾的選擇模式，而不像過去，只追求報紙發行量、電視收視率等因素。個性消費成為傳媒開掘受眾資源的重要依據，在新技術的支持下，一些新興的融合媒介為不同需求的受眾開出個性迥異的“食譜”。營銷學里有學者提倡精準營銷，可以借鑒到傳媒領域，提升傳媒服務水平和受眾定位策略。精準營銷的個性化傳播溝通體系具有不可比擬的優越性，這種個性化傳播溝通體系的建立包括四個關鍵步驟，即識別受眾、區別每個受眾、和每個受眾互動以及為受眾定制服務。精準營銷體現的是一種個性化服務理念，將受眾的個性化、特色化需求視為服務的出發點。

新的媒介技術和媒介融合，使新興媒介傾向于小眾化和分眾化傳播，媒介市場和受眾資源逐漸被細分。分眾化和小眾化傳播使受眾接觸媒介的盲目性減少，受文化因素、職業因素、生活觀念、心理因素以及消費觀念、價值觀念等因素的支配，受眾對于傳媒傳播信息的選擇將更加精細與專注，他們的信息消費定位更準確，個性化更強。媒介融合與融合新聞可以根據不同受眾的個性化選擇，制作不同類型的信息產品來滿足他們的需求。手機電視可以考慮到受眾的閱讀習慣和延伸需求，實行個性化的內容定制，在有限的手機屏幕上，顯示用戶最感興趣的新聞內容。可以快速傳輸圖文并茂、生動豐富的簡潔信息，而且訂閱者還可將自己的感想意見及時發送到無線平臺，讀者編者間的隔膜逐漸變小，實現直接的互動交流和人情味十足的溝通新局面。同一新聞事件，可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簡潔的語言通過手機短信發出，滿足那些生活節奏快而只需了解事實梗概的人；也可以根據需要錄制成手機電視節目，提供給那些時間較為充裕而對事件的經過有濃厚興趣的受眾。媒介技術的發展，使個性化、特色化的個人報紙、個人電視成為可能。我們可以設想，受眾將自己的興趣愛好、工作性質、生活方式等相關信息交給傳播者，傳播者根據受眾提供的信息，從海量的節目或新聞信息中提取出可能為受眾感興趣的信息單，提交給受眾。受眾再根據自己的情況，做出獨特的信息傳播安排。這時，受眾所看到的手機報紙、手機電視從內容到播放時間都是個性化的。這種個性化的信息服務，使受眾在傳播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其自主意識得到增強。同時，也將使傳播者的傳播活動更具有創造性。

三、立體式服務理念

傳媒的立體式服務理念首先是從服務內容角度著手。媒介融合拓展了傳播者為受眾服務的范圍，使服務的內涵發生變化，服務的外延得以增加。融合媒介與傳統媒介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現在其技術性和跨行業兩個方面。融合媒介一般是在新技術或者其他產業技術的支持下形成的，技術含量比傳統媒介要高。因而受眾在使用的時候，對一些技術常識必需掌握。手機報紙、手機電視等移動終端不像傳統的報紙一樣拿來就讀，也不像一般的電視一樣打開就看。融合媒介對受眾最起碼的要求是能夠操作這些媒介，并且可以應對簡單的技術問題。所以，傳播者或者是融合媒介的經銷商對于受眾又了多了一項服務―――技術指導。傳統媒介在使用上，沒有這些新興媒介的技術性強，因而基本沒有技術服務這項內容。媒介融合一般會牽涉到不同產業，一些融合媒介既包含有傳媒產業的因子，又具有其他產業的血緣。以傳媒產業和電信產業融合之后的手機電視為例，這種跨行業的媒介，傳播者要在內容等方面為受眾提供服務，電信服務商還要提供移動終端的售后服務，包括維修、咨詢、費用繳納等。服務范圍的拓展和服務內容的增加，擺脫了較為單一的服務層面，將精神層面的服務和物質層面的服務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一種全方位、多角度的立體式服務理念。這對于傳統服務理念是一種有益的補充，有利于傳播者樹立“受眾本位”的理念。

其次，傳媒立體式服務理念還表現在服務的方式上。同樣的服務內容，不同的組合方式，會帶來不同的效應，這一點在傳媒服務上也有所表現。“一站購齊”式服務就是服務方式的變化，對同樣服務內容采用不同組合方式，使服務增值，魅力獨具。所謂的“一站購齊”式服務就是只要客戶有需求，一旦進入某個服務站點，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解決，沒有必要再找第二家。這種服務方式對于傳媒產業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傳媒可以采用“一站購齊”式服務，盡可能將多種服務項目打包，方便受眾。現代受眾在信息消費中逐漸對信息的獲取渠道、信息的傳播途徑以及信息附加值等有更高的要求。現代先進的數字化技術使各種媒介產品有了共同的平臺基礎，媒介產品的靈活組合成為現實。信息生產者可以將各個媒介的內容方便自如地相互嵌入，生產出多樣化的信息產品，滿足受眾的多種需求。傳媒產業還沒有采用這種受眾服務策略，但是，隨著傳媒產業和電信產業的融合，以及新興媒介的普及應用，電信產業的一站式信息服務策略很容易復制到媒介產業中來，傳媒同樣可以為受眾提供一站式信息服務和“一攬子”解決方案。特別是手機電視、手機報紙等新興媒介，可以首先引進這種服務方式，充當這種服務方式的試驗場，為這種方便快捷的服務方式在傳媒產業中的普及打下基礎。“一站購齊”式服務可以為受眾節約大量的時間成本，使作為信息消費者的受眾能夠體味服務帶來的方便與愉悅，滿意度會大大增加。這種服務不僅提供信息產品給受眾，還提供相關的技術服務、維修保養服務、使用培訓服務等系列服務，目的是擴大市場占有率和從服務上增值。這種服務理念對于傳媒來說有雙重好處：它不光能夠銷售信息產品，還將服務當成商品銷售，可以提升傳媒的經濟效益。另外，這種服務也很快能夠形成一種具有吸引力的理念，為傳媒贏得市場與聲譽。

最后，在服務方式上，傳媒還可以實行“點、線、面”結合的立體式服務理念。從點的角度講，傳媒可以利用發行站、移動終端服務站等在傳媒經營的市場范圍內建立服務點，實行無縫隙、零距離服務。從線的角度講，傳媒可以通過網站和免費熱線電話，為受眾提供較為全面的咨詢和其他業務服務。從面的角度講，傳媒可以通過自身的服務團隊、移動終端服務團隊、網絡服務平臺等組成服務網絡，擴大服務范圍，提升服務質量。點、線、面的多重渠道、全方位的服務，將使傳媒過去的服務方式得到很大程度的改變，對于打造全新的傳媒服務理念有重要的幫助。

媒介融合所帶來的傳媒服務理念的變化，將會產生良好的效應，為媒介自身以及廣大受眾謀得實實在在的利益，可以提高受眾對于媒介的忠誠度，有助于拓展新的受眾群體，對傳媒發展帶來許多潛在的好處。傳播者應該重視受眾的地位，以受眾的需求和興趣為導向，為受眾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因為，“受眾是新聞傳播的出發點和歸宿，從某種意義上說，新聞傳播的全部工作和一切活動都是圍繞它而展開的”④當前，媒介融合正在塑造新的傳媒服務理念，盡管這種變化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甚至在有些傳媒中是微乎其微的，但傳媒產業經營者逐漸認識到服務是軟環境，服務是競爭力，其服務意識正在逐步增強。當內容競爭、廣告競爭、發行競爭等難以奏效的時候，將先進的傳媒服務理念貫穿于信息傳播的各個環節，會大幅度提高服務水平和傳媒的競爭力。可以說，良好的服務理念是一種雙贏式的競爭策略，將使傳受雙方受益匪淺。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學新聞傳播系講師、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

注釋：

①丹尼斯•麥奎爾：《受眾分析》第32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第9篇：大眾傳媒的好處范文

以湖南衛視為代表的娛樂湘軍，在1998年推出綜藝娛樂節目《快樂大本營》、《玫瑰之約》等一炮走紅。“20世紀90年代末湖南衛視就打出了‘快樂中國、湖南衛視’的招牌，提出了一系列諸如‘鎖定青春’、‘鎖定娛樂’、‘快樂升級、娛樂升級’等震撼性口號。在2004年的廣告推薦會上，更是提出了‘打造最具活力的中國電視娛樂品牌’的口號。”在受眾心目中，湖南衛視已然成為娛樂放松的首選。

“2005年，據負責‘超級女聲’節目電信增值服務運營的公司透露，今年‘超級女聲’開唱以來，短信投票、聲訊電話投票這兩項業務，每月就帶來2000萬元的營業額，僅2004年首屆比賽，短信費即達到1400萬元。”這是主辦方所獲得的巨大好處，在社會影響方面更可以說是轟轟烈烈，你方唱罷我登場。在接下來的《快樂男聲》《加油，好男兒》等選秀浪潮的沖擊下，國內電視娛樂化以驚人的速度向前邁進，全民娛樂的時代誕生在平民明星的歌聲中。

自從重慶衛視舉辦的《第一次心動》被廣電總局叫停后，學界對于電視娛樂化的研究也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對于娛樂，到底應該如何進行，它的底線又在哪里，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娛樂精神的本質即幽默，但這只是它的一個方面，娛樂精神還暗含著另外一個含義，“即采取娛樂手段來制作和表現電視節目需要的勇氣。這種勇氣是包括綜藝節目制作人在內的電視人對于自我的一種否定”。

2007年，吉林影視頻道推出一檔幽默搞笑欄目《逗你門》，時長15分鐘，以主持人脫口秀為主要形式，穿插故事TV，制片人兼主持人英子一人盤腿坐在炕上，憑借其地道的東北方言和搞笑的語言風格贏得了廣大受眾的喜愛，由于節目反響良好，后轉到吉林衛視播出，并被黑龍江影視頻道買進，在東北受眾群中有著很好的口碑。

《逗你門》的走紅，一方面，可以說是電視娛樂化的大膽嘗試，另一方面也從一個側面預示著電視后娛樂化時代的席卷而來。觀眾早已習慣了舞臺上熱情洋溢的平民明星，厭倦了千人一面的搞笑主持，而公眾人物的隱私也時而被扯出一角以供窺探。前一段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的“艷照門”事件，讓受眾對明星的期待值直線下降。一個問題擺在我們的媒體面前，我們的受眾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當這些過去慣用的手法失去了吸引眼球惹人發笑的效用時，“娛樂盛宴”已然進入了“酒酣人醉”的階段。尼爾?波茲曼說：“在電視上，話語是通過視覺形象進行的，也就是說，電視上會話的表現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語言。”《逗你門》的策劃似乎也深諳其道，在這個圖像化時代，再能言善辯的人也難以持久吸引受眾的注意力,因此該節目一般在主持人講完一個笑話段子后，便插入一到兩個笑話TV，固定的幾個演員，在三維布景下將特定環境下的小故事演繹得生動逼真。我們都知道，現在的電視頻道節目過剩，要想吸引受眾，只能從受眾的角度出發，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自我否定。《逗你門》在娛樂方面的勇氣正體現在這一方面。

二、電視后娛樂時代的到來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漸變的過程，如果說《超級女聲》敲響了全民娛樂的鐘聲，《第一次心動》令電視娛樂化出現畸變，那么《逗你門》無疑昭示著后娛樂化時代的到來。國內最早提出后娛樂化時代這一概念的是華娛衛視臺臺長周石星先生，他把后娛樂化時代解讀成一個“俗娛樂時代”，他認為，只有俗的娛樂才是有價值的娛樂，只有俗的娛樂才是永久的娛樂，而這個俗，指的就是世俗。下面我們就以《逗你門》為例，試析后娛樂化時代的特征：

第一，凸顯娛樂定位。

“中國電視娛樂節目應當是從各種各樣的文藝晚會開始的，后來在港臺節目的影響下，席卷出綜藝節目、游戲、猜大獎、脫口秀等欄目。”早期的娛樂節目，其定位總是偏重于文藝的，娛樂只是在其中作為一種調味劑，而《逗你門》這樣的節目，首先在名稱上就給了一個明確的定位，“逗”即讓人發笑，“逗你”則體現了主辦方強烈的主體意識，觀眾從一個初期的看客變成了娛樂互動的客體，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受眾。當然，這并不抹殺觀眾的參與性，例如，主持人多次在節目中公布電子郵箱等聯系方式，目的是便于觀眾提供笑料，傳受雙方都在為節目制作提供素材，也就更好地擴充了資源，提高了觀眾參與的積極性。

另外，大膽夸張的節目內容，也體現了制作方“笑死你不償命”的良苦用心。笑話TV中，總是以一些生活瑣事逸聞趣事為題材，對故事的主人公進行嘲諷，盡管主人公由節目組的成員擔當，但在傳播過程中，為了避免不良的社會反應，引起社會偏見，主持人總是再三聲明：“我所說的全是笑話，都是樂子，大家千萬別當真。”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節目組的嚴謹與認真，避免了媚俗與低劣。

第二，徹底消解嚴肅性。

《逗你門》之前的大多數娛樂節目，主持人都只是起到一個串聯的作用，即使最會搞怪的謝娜也要在舞臺上表現得相對比較正式。而《逗你門》則一改以往脫口秀節目的主持方式，大膽地讓主持人盤腿坐在炕上，這在東北也是最為輕松的聊天方式了。這一做法，徹底消解了電視娛樂節目所剩不多的嚴肅性，讓觀眾覺得《逗你門》是在和自己拉家常，極大地拉近了與觀眾的心理距離。主持人形象設計方面，發型、服裝都極具夸張色彩，而且主持人英子極具磁性的嗓音加上她地道的東北方言，這幾方面因素結合起來，搞笑風格不言而喻。

第三，節目短小精悍。

曾有一檔人物訪談節目在采訪英子時，問及為何節目只有短短的15分鐘，這讓喜歡節目的觀眾總覺得意猶未盡。英子的答案是，節目組成員有限，從前期素材的搜集到后期制作工作量繁重，而且周一到周五每日一期，運作更新周期太短,所以無法制作出較長的節目。筆者認為，從受眾心理方面分析，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娛樂脫口秀不同于一般娛樂資訊類節目，有大量的信息傳遞，觀眾對于這類俗文化，往往是作為一種生活的調劑，過多或過長都會讓觀眾產生無聊甚至厭煩的情緒，即“審美疲勞”。因此，節目組明智的適可而止，在觀眾的笑聲中結束，既能留有回味的余地，又能讓觀眾產生“明日繼續”的欲望。

三、電視在后娛樂化時代的經營策略

2007年轟動國內媒體的“心動事件”已經為電視娛樂化敲響了警鐘。此次封殺，只是廣電總局殺一儆百的一個姿態，事實上，類似于《第一次心動》的節目并不罕見。節目制作方對于選手與嘉賓間類似于炒作的行為不加制止，低俗的節目直白傳遞了一種“毫不介意”，有傷社會風化。這樣肆虐的狂歡將電視娛樂化推向了進退兩難的境地，使我們不禁要問：“娛樂之后，還有什么?”張頤武認為：“娛樂類節目的功能是非常矛盾的，它在為社會大眾提供和樂趣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全球化和市場化進程中新的社會力量和新的文化崛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窄化了現實世界，它的想象往往是片面的，也往往迎合了某種趣味。娛樂往往忽略弱勢群體的感受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受到損害的人，這會產生偏見和簡單化。”

事實上，娛樂節目的尺度把握并不困難，只在于能否將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關系處理得當。大眾傳媒發展到今天，多數都是雙向傳播，若想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傳播者單方面的努力往往是不夠的，還需要一個寬容的社會環境和能夠積極配合的受傳者。

第一，加強媒體的自覺意識。

我們都知道新聞傳播事業是一種上層建筑，而且屬于思想上層建筑，所以，無論如何強調傳受雙方的平等，在實際中都會有一個由高到低、上傳下達的差別。因此，從傳播活動的源頭上做好把關，是十分必要的。現在學術界批判的過度娛樂化，往往是由于媒體單方面追求經濟效益，導致節目同質化、低俗化，如果媒體自己能夠自覺遵守傳播規范，通過提高自身核心競爭力的方式來吸引受眾，定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難以改變的娛樂文化大趨勢下，媒體的自律和意識形態自覺的要求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了。娛樂是本能的驅動力，一旦進入軌道，會自由行進，無須推動，因為這是本能。沒有邊界的娛樂泛濫是危險的，一是難以遮掩雙向的弱智――各種媒體在娛樂問題上大同小異的弱智表現已經明顯，而觀眾在娛樂的需求上也日漸弱智；二是脫離了媒體的基本文化職能，媒體失去存在價值的危險成為事實，被冷落和被調整必不可少。”而諸多事例也證明了這一點，正所謂防患于未然，媒體在傳播過程中一定要多加注意。

第二，分眾化傳播滿足受眾的“選擇性需求”。

所有媒體都希望自己的節目能夠老少皆宜，但實踐告訴我們，當大眾傳媒事業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無可避免地都要從大眾化轉向窄眾化或分眾化，服務目標受眾，集中資源滿足受眾的“選擇性需求”才能達到良好的傳播效果。

確立這一傳播方式后，要考慮到營銷模式的選擇，既然是分眾，就要充分考慮到受眾的差異化需求。所謂差異化營銷，指的就是傳媒決定選擇兩個以上細分市場為目標，為每個細分市場分別設計產品和營銷方案。在每個細分市場中通過不同產品和營銷戰略來提高受眾對傳媒及其產品系列的整體認同。

社會各階層對電視的需求體現在不同的層面上，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不同年齡、職業、文化程度所關注的電視節目形式總是有很大差異的，比如，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往往關注經濟、時事含量較高的硬新聞，而大多數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更多收看的是娛樂、休閑含量較高的軟新聞或者是電視劇。這就要求電視媒體針對不同人的收看特點制定不同的傳播策略，以免浪費資源又收不到良好的傳播效果。《逗你門》正是這樣的一檔節目，短小精悍的節目形式即決定了其受眾定位，不要求最大限度地吸引注意力資源，但卻能固定其現實受眾和潛在受眾。

第三，創立適合自身發展的傳媒品牌。

所謂傳媒品牌是指媒體所提供的精神產品或服務在受眾心目中的品質以及這種品質評價所具有的潛在商業價值，如電視的頻道名稱、節目標志、節目風格和特色、節目宗旨、節目聲譽、節目包裝、節目結構、觀眾認同等有形無形的總和。

現在國內的各種省級電視臺普遍走的是頻道專業化之路，甚至省級衛視也以其自身特色命名，如海南的旅游衛視、上海東方衛視、香港鳳凰衛視，都是在頻道名稱上彰顯品牌特色。但我們都知道，現在的媒體競爭仍舊遵循著內容為王的原則，僅在表層上下工夫是遠遠不夠的。

提起光線傳媒，我們往往會想到它的當家節目《娛樂現場》《音樂風云榜》，事實上，這只是該傳媒集團的幾個小分支，光線傳媒的涉獵范圍之廣，“達到廣告、發行、大型活動、電視包裝、娛樂網站、影視劇制作、演員經紀、媒體出版等多項娛樂和傳媒業務。”而在當初，光線傳媒打入市場時就是以大眾、娛樂、品牌三位一體為市場定位的。塑造品牌最便捷和有效的途徑就是打造明星品牌、節目品牌、相關商品品牌，只要實現了其中的一種，媒體自身的品牌便很容易深入人心。如何實現呢?光線傳媒的《音樂風云榜》作出了很好的典范，創立于2001年的“音樂風云榜頒獎盛典”，其強大的陣容、精良的制作在國內外都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被譽為“中國的格萊美”。

后娛樂化時代的到來有著其自身發展的必然性，電視作為當今傳媒的領軍力量，如何適應并利用這個機遇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娛樂作為傳媒內容的一個方向本身并無對錯之分，尺度的把握才是取得良好效果的關鍵。《逗你門》在節目定位于營銷方面做的各種努力應該會為電視媒體在后娛樂化時代的發展方向提供一定的參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