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非遺文化的傳承方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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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關于非遺文化的傳承方法范文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文獻化：辯證關系

1　前言

國務院辦公廳2004年《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2004]18號)中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如民俗活動、表演藝術、傳統知識和技能以及與之相關的器具、實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間。非遺文獻化就是對非遺開展田野調查，運用文字、口述訪談、錄音、錄像、數字技術等手段手集，通過學術分類，加以整理、分析、存儲，保存文獻、圖片、聲音、影像及歷史資料。

非遺文獻化給學術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如：非文字、非實體的活態文化知識的采集與收藏。文獻化過程中對傳承人的保護，非遺原生態空間和模擬生態空間的轉換、數字化的技術開發與研究，文獻化后的知識產權問題，用戶使用層面的管理及服務模式，等等。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需要應用哲學方法對非遺概念中“非物質”與“物質”、非遺的生存時空、載體及文獻化實踐活動的目的進行分析，認識和把握文獻化的本質和規律。理清這幾組關系對開展實踐工作具有普遍指導的意義。

2　非遺文獻化的幾組辯證關系

2.1　非遺概念的哲學理解：“非物質”“物質”之辯

首先，非遺屬于物質觀的“物質”范疇。物質觀認為：“物質是標志客觀存在的哲學范疇，這種客觀存在是人通過感覺感知的，它不依賴于我們的感覺而存在，為我們感覺所復寫、攝影、反映。”據此，客觀存在性是物質的根本特性，在哲學里人類實踐也是一種客觀存在，被列人物質的范疇。非遺的“非物質”概念是針對載體形態而言，非遺作為人類創造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是人類實踐的結果，屬于物質觀的“物質”范疇，同其他一切物質一樣處在運動之中，時間和空間是其存在形式。

其次，非遺概念中的“非物質”依托“物質”來表達和呈現。“物質形態”是促使非物質文化得以流傳、使之成為遺產的不可缺少的因素，離開了物質的成分，非物質也就無從展示。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單一的超物質的非遺，非遺依附于物質遺產上，它與物質文化遺產相依相存，相靠相生。甚至可以說，沒有物質文化的層面就沒有非遺，脫離物質層面來談非遺的保護顯然不科學，不合乎實際。

2.2　非遺傳承的時序：“古”“今”之辯

對非遺，它的存在形式、生存空間以及發生過程都是需要保護和傳承的內容。在非遺文獻化過程中，不能單方面強調其某一階段的價值內涵而否定或忽視其整體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進步。不同歷史階段、不同區域和族群的人對非遺的理解和認知不同。隨著人類歷史的縱向推進，受到不同主流文化思潮和政治的影響，一些非遺發生蛻變、甚至消亡，時間成了傳承非遺要經受的最大考驗。以昆曲為例。昆曲始于元代末年的江蘇昆山一帶，它興盛和稱霸劇壇的時間長達約二百三十年之久(1570—1800)，即從明代隆慶、萬歷之交開始，到清代嘉慶初年。從晚明開始，昆曲經常在封建貴族及宮廷中演出，日益脫離群眾、脫離現實，形式主義的傾向日趨嚴重，到清代中葉便轉入衰落時期。由于后人大多不能理解它的唱腔，只偏重于曲詞的欣賞，導致其題材范圍日益狹小，限制了它的發展和改進。到了十八世紀后期，劇壇上出現了“花部”與“雅部”之爭，直接導致了昆劇消衰。為了經受時間的考驗，人們嘗試將三維虛擬世界應用于昆曲表演與保護，演員們在一個三維影像捕捉和投影的環境中演出，屏幕是一個隨著演員的動作、演唱以及伴奏樂器的變化而不斷改變的虛擬場景。昆曲與交互式三維立體影像技術相結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昆曲的“古”貌，經受住了時間對非遺的考驗，讓“時間”停留，對“古”“今”之辯作了解答。昆曲的這一嘗試也為解決其他非遺的“古”“今”之疑提供了借鑒與參考。

2.3　非遺的生存環境：“自在世界”“人為世界”之辯

如果將非遺原始生存環境看作是“自在世界”，將信息交流頻繁、對其原始生存環境產生影響的外界看作是“人為世界”，不難發現，“自在世界”和“人為世界”在當前人類交流頻繁的社會大環境下正在相互影響，“自在世界”不斷轉化為“人為世界”，“人為世界”不斷影響和改變著“自在世界”。非遺產生于特殊的區域和族群中，通過口傳身授得以延續傳承，相對封閉的地形保證了它的原汁原味，在這種環境中，非遺的原生形態與人和自然和諧相處。但同時也局限了它的發展，使之不得不面對諸如傳承中斷等問題。隨著社會進步，信息交流頻繁、經濟社會開放、商業化開發等新形勢促使非遺的生存環境發生變化，非遺在新環境中與“人為世界”產生沖突。通過環境構建，將“人為世界”轉化成適于非遺生存的“自在世界”，形成擬原生環境，使其與人和自然重歸于和諧。反之，如果不重新構建新環境，非遺在全新的環境下不再良性生存，假以時日，就面臨著損壞、甚至消亡。認真思考非遺在新社會環境下的生存問題和價值問題，提高人們的遺產價值觀和保護意識，是解決“自在世界”和“人為世界”矛盾的首要條件。“人為世界”提供的文獻化手段更有利于保護與傳承非遺，力爭使其在保留原始屬性的同時實現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

2.4　非遺的傳統栽體與文獻化后的載體：“言”“意”之辯

莊子對文藝創作客體的審美風格這樣論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莊子·知北游》)，“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莊子·天道》)。指出文藝創作應該順合、恪守自然本性，尋求自然的最高境界之美；文藝創作的手段是為了取得素樸的效果，素樸的美超過天下任何一種美的類型。非遺出自民間，是最為素樸的天地之大美，在悠遠的歲月之河中固執地保留著它的“順物自然”之美。將非遺文獻化，即是將這種自然之美“既雕既琢”，能否“復歸于樸”，也是對非遺文獻化工作的一個挑戰。更何況，將非遺由活態性轉化成靜態性，由活態的人轉化成文字、影像，或是錄音等等，又會遇到另一個問題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周易·系辭上》)。固化的文獻載體無法將非遺活態的“意”盡善盡美地表現出來，只有通過活態的人才能完美地演繹它的自然之美。

非遺的存在和傳承最顯著的特征是以人的智能及其表現形式為主體來實現的，其文化內涵必須要由技藝擁有者個性化的表演或操作才能展現出來，如果作為傳承和載體的人不復存在，那么，這種以人的活動(不管是腦力活動還是體力活動)為主要體現形式的非遺就不可能存在。要解決“言”“意”之間的矛盾，在非遺原生環境發生改變和信息載體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可以通過數字化技術手段重構非遺的信息特征，使其適應現代信息環境，促進非遺的信息化生存與發展。

2.5　非遺文獻化的目的：“藏”“用”之辯

藏與用歷來是文獻資料保存中相互矛盾的兩方。如果僅為了“藏”，不體現出“用”，那文獻資料就失去了實用價值，反之，如果只“用”而不注意典藏，文獻資料就失去了延續性和可持續性。這是一對矛盾的主體，這兩個對立面既統一，又斗爭，推動著事物運動和變化。非遺作為一種特殊形態的精神財富，被人為固化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和利用這一人類的共同財產，在達到收藏目的的同時，要辯證地對待“藏”與“用”的矛盾，不能為了片面追逐經濟價值，就任由非遺在商業利益下消失殆盡，也就是說，要考慮如何“用”才不會損耗非遺的原貌與神韻，在怎樣的保護制度和保護措施下“用”才會真正實現非遺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要解決這對矛盾，必須解決非遺文獻化的法律問題、技術標準、用戶層面的管理問題及服務等。對于非遺保護與使用中的知識產權問題，人們已經做出了深入探討，這使得文獻化工作能夠有法可依；三維影像等高科技已經應用于非遺保護，在技術手段上提供了可行之法；在使用層面對用戶的管理及服務模式還需要借助于相關技術手段作深入探討。

第2篇：關于非遺文化的傳承方法范文

關鍵詞：非遺;傳播;策略;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520（2014）-11-00-02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在文化進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對其宣傳報道正是對民族文化傳播的有力補充和豐富。非物質文化遺產承載著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中國人文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是一種動態的、活態的傳播，主要以人為載體，以口傳心授的方式進行代際傳承。現代的社會變革致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環境，使其難以適應時代的需求。傳承人老齡化、后繼乏人、經濟壓力大、文化心理自卑等導致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巨大傳承危機。我國非物質文化的搶救，到了十分緊迫的關頭，原因有三：

第一，受現代科技的沖擊，一些富有特色的民俗禮儀不斷簡化蛻變，以至萎縮或消失，民間民俗文化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

第二，政府文化主管部門的經費得不到有力保障，更沒有形成科學的搶救保護體系，導致保護和搶救工作處于一種無序狀態;

第三，由于缺乏科學有效的文化產業運作機制，長期以來民間民俗老藝人收入低，生活難以維持，有的轉行，以至民間民俗藝人出現斷層、斷代的嚴峻局勢。在此背景下，“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即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應運而生。要使非物質文化得到更好搶救和保護，必須以非遺文化為依托，把民間民俗文化資源轉化成發展文化產業的文化競爭力，才能使民間民俗文化保護與發展形成“源頭活水”的良性循環。任何文化資源，必須通過整合、加工、提煉，使其成為人們精神文化生活所需要的文化產品。所以，民間民俗文化搶救保護下來后，想要繼續發揮作用，必須經歷現代文化產業的轉換，即便有陣痛也決不能有絲毫猶豫。只有通過產業化形式再創造，才能使搶救和保護的民間民俗文化生存下來，并不斷地發展和壯大。

一、大眾傳媒策略

2006年國家設立了“文化遺產日”，此后非物質文化遺產才被更多的民眾了解，關注度日益提高，整個社會形成了一種對于非遺認知和宣傳的熱潮。著名學者拉斯韋爾提出了傳播的“文化享受，豐富精神世界，社會遺產傳承”的三功能說，他認為“傳播是保證社會遺產代代相傳的重要機制”。 大眾媒介傳播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延續了留存時間，并擴展了其分布空間。文化與傳播兩者是互動一體的，所有的傳播在本質上都是一種特定文化的傳播。文化不進行交流與傳播，便失去了生機和活力。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需要代代傳承的民族文化，其傳承本身就具有傳播的特性。而文化的傳播能夠促進人們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并在這個過程中達成一種普遍的認同，因而特別需要大眾媒介的廣泛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民族古老的生命記憶和活態文化基因，體現著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是一筆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在現代社會中，隨著人們交際范圍無限擴大和交流方式多樣化，非遺也需要有更具宣傳力和影響力的傳播渠道，而通過大眾媒介的傳播就是對其傳承的一種重要方式。隨著信息量的不斷上升和增加，一個屬于非遺自身的“媒介語境”已經形成并逐漸完善。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植入媒介語境之中，并借助現代傳媒的各種優勢，能使其獲得更好的傳承和延續。大眾傳媒作為一種現代文化設施和傳播載體，在傳承文化等方面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作為一種綜合性文化載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當今社會中的傳承與變遷深受大眾傳媒的影響.

二、網絡平臺數字化傳播策略

信息時代的到來，以數字化的方式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提供了技術支撐。充分利用互聯網的對話優勢，從傳播學的現實意義出發，可以使傳承和保護非物質文化從理論上的可能變為現實中的實踐。我們應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整體的人類文化行為來研究，深入探索網絡時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模式，充分利用多媒體和數字化手段探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絡傳播的手段和方法，構建非物質文化遺產信息網絡傳播平臺，有效地保存非物質文化遺產自身的傳播規律和大眾傳播規律。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數字化“牽手非物質文化遺產，試圖探討虛擬旅游產品開發的可行性。

三、非遺旅游開發策略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特殊的旅游資源，既要通過旅游開發，提升旅游產品的文化內涵和游客體驗的層次性，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使用價值，更要通過旅游開發，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在價值的傳播拓寬途徑，要實現這一目標，對旅游和文化兩方面因素都必須認真審查，之后才能確定如何對其進行開發和管理。對“非遺”進行適當的旅游開發，一是增加民眾對“非遺”認知的機會。由于“非遺”自身特性，所知者、所深知者很少。如果只在大眾媒體上呼吁對它的保護，而大眾卻又對其“不甚了解”，那么這種宣傳效果會大打折扣。二是有益于“非遺”傳承。如向云駒所說，當文化遺產的價值經過專門學科和專門家的研究，得到充分揭示的時候;當文化遺產在大自然的霜刀雪劍、日曬雨淋、風吹霧蝕下面目全非的時候;當文化遺產在人類新生活、社會新發展中不相適應、淡出歷史舞臺之際，保護保存這些文化遺產的課題就擺在了人們的面前。而旅游，就有益于保護和傳承。各地以民間文化特色形式開發開放旅游市場也一地熱過一地。如民間工藝、民間藝術品就極具市場潛力。三是豐富文化旅游資源。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出：“積極發展文化旅游，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與旅游相結合，發揮旅游對文化消費的促進作用。“旅游資源的種類很多，而高品位的文化旅游資源尤其值得高度關注。“非遺”的眾多項目，無疑豐富了各地文化類的旅游資源。四是對于以保護為前提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來說，進行旅游開發既需要分析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的文化內涵、存在形態，也需要考慮遺產地的物質與非物質資源組合狀況、遺產地的地理區位、可進入性、遺產的市場吸引力等開發條件，更需要在保護的前提下分析遺產-資源-產品的適宜性轉化，分析旅游開發對遺產造成負面影響的程度和遺產的承載力，慎對“產業化”。 近年來，隨著文化旅游的發展使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商品化和市場化。

參考文獻：

[1]楊艷麗;旅游業與非遺文化產業融合研究;《安徽農業科學》;2011年第33期

[2]拉斯韋爾;《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1948

第3篇：關于非遺文化的傳承方法范文

【關鍵詞】劉愛云大師 湘繡資料 英譯研究

一、引言

湘繡作為中國著名的四大刺繡之一，2006年被列入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它集詩、書、畫、繡、金石為一體，是具有極強藝術特色與鮮明湖湘文化特色的刺繡。湘繡不僅是湖湘文化的特色與瑰寶，更是我國甚至世界藝術史上的一顆璀璨的明珠。經過2000多年漫長的歷史傳承與洗禮，汲取了特有的湖湘文化和區域民族的特色，以及現代的先進工藝。在緊密結合國家文化“走出去”的發展戰略、中華文化對外傳播、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的三大前提下，湘繡文化也迫切需要走向世界。

二、劉愛云大師的湘繡資料研究

劉愛云大師是湖南長沙人，1938年出生，是高級工藝美術師、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以及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湘繡代表傳承人。她的個人簡歷中各種獎項榮譽堆積，技藝特點包括湘繡的各N針法以及特殊針法傳承，專業詞匯頻現，藝術成就、社會效益中出現大量的湘繡作品名，具有中國文化喜用溢美之詞、四字格用詞的特點。如何準確地翻譯這些資料，詮釋湘繡文化，對譯者來說具有一定難度。本文認為可以從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入手。宏觀上對原文進行結構調整、刪減等。微觀上準確把握專業特色詞匯的翻譯，并把溢美詞、四字格詞匯意譯樸實化等。通過這些翻譯方法與策略，譯文可以更好地實現湘繡資源文化傳播，帶動湘繡文化在海外的發展與傳播。

1.獎項榮譽詞匯翻譯。劉愛云大師的個人簡歷中頻頻出現各種獎項榮譽詞匯，比如：……1992年，被評為湖南省二輕工業系統‘巾幗建功’先進職工三八紅旗手；1993年榮獲全國輕工業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稱號；1995年，被評為‘高級工藝美術師’；1996年，被國家授予‘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稱號；……2014年，榮獲第三屆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薪傳獎’…… 這些獎項中有些是國內外辨識度較高或者是比較簡單通過直譯后，外國人比較能夠理解的，如“工藝美術師”可譯為“Master of Arts and Crafts”；“先進工作者”可譯為“advanced worker”。但是“巾幗建功先進職工三八紅旗手”、“薪傳獎”這些就不太好直譯了。“巾幗”原指古代婦女的高貴裝飾，人們便稱女中豪杰為“巾幗英雄”，后人又把“巾幗”作為婦女的尊稱。巾幗建功這個名詞是在1991年，全國婦聯在全國城鎮發起“巾幗建功”活動，號召廣大城鎮婦女在各自的崗位建功立業，因此是稱揚婦女建功立業的意思。“三八紅旗手”是指我國在三月八號婦女節頒給優秀勞動婦女的榮譽稱號。主要是表彰在中國各條戰線上為社會主義建設做出顯著成績的婦女先進人物和集體。其中的“三八”也是指代的“婦女”，“紅旗手”則是指“先進人物”。因此 “巾幗建功先進職工三八紅旗手”這個獎項的意思實則表揚各行各業婦女中的先進人物，中文喜用重復詞，三個詞組意思差不多，英文只需譯為“Woman Pace-setter”。“薪傳獎”意為“柴雖燒盡，火種仍可留傳。比喻道術學術相傳不絕。”因此，“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薪傳獎”可譯為“‘Xin Chuan’Prize for Inheritor of Chinese Intangible Heritage Culture”。

2.專業術語翻譯。湘繡作為一個具有中國民族區域特色的本土文化行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行業詞匯，文化的差異導致在譯入語文化中相應詞匯的空缺，這些專業術語由于在譯入語的語言環境中處于缺省狀態，譯者往往采取比較靈活的各種翻譯方法來進行翻譯，以達到交際的目的。比如：劉愛云大師是湘繡毛針技藝第一代傳承人，擁有極豐富的“毛針法”單面繡、雙面繡、雙面全異繡經驗，具有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和技藝特點。其中“毛針”、“單面繡”、“雙面繡”、“雙面全異繡”都是屬于湘繡有的專業詞匯。“”是繁體字，為“蓬松”的意思，“毛針”意為一種能繡出蓬松毛發感覺的針法，是一種當代湘繡新創造出來的一種針法，對于字面上的文化特點可以予以保留，因此可直譯為“Fluffy Hair Stitch”，體現出它的特色。“單面繡”、“雙面繡”、“雙面全異繡”可以分別意譯為“single-sided embroidery which done only on one side of a piece of fabric”，“double-sided embroidery where both sides embroidered the same design in same color”，“disparate double-faced embroidery where different design，color and stitches on either side of a piece of fabric”。再如：1973年，她以毛針、花游針相結合的繡法繡制了二幅雙面繡獅子，突破了傳統用伴游針及簡單摻針方法繡獅子的呆板形象。其中“花游針”、“伴游針”在其它刺繡針法里面沒有出現過，屬于湘繡的特殊專業針法，因此也沒有相對應的術語翻譯，可以用音譯加上釋意的方法來分別說明：“Huayou stitch（a kind of irregular and overlapping stitch embroidered along with the object shape）”，“Banyou stitch（a kind of regular stitch embroidered along with the object shape）”。

3.四字格等特色詞翻譯。溢美之詞以及四字格的詞匯經常會出現在湘繡資料的翻譯中，常見于湘繡作品名稱、湘繡技藝特點等之類的說明中。比如：“以針”、“以線暈色”，享有“繡花花生香，繡鳥能聽聲，繡虎能奔跑，繡人能傳神”的美譽，其獨創的“毛針法”技藝高超，享譽天下。這句話中的 “以針”、“以線暈色”、“技藝高超”、“享譽天下”這種連續的四字格，在視覺上給讀者造成沖擊，增強語義效果，形式工整，結構靈活，符合漢語的用詞特點。在翻譯時，四字格需要分析其語法結構，偏正結構翻譯時盡量采用中心語結合修飾語，并列結構翻譯時可以對重復的語義進行刪減，符合英語簡明扼要的特點。再如一些著名的湘繡作品名稱有《百鳥朝鳳?洞庭春色》、《錦繡瀟湘》等，也多用四字格的溢美之詞形式，可根據此法，分別譯為“Hundreds Birds Worshipping The Phoenix?Spring in Dongting Lake”，“Splendid Hunan”。

三、結語

通過對國家湘繡非遺傳承人劉愛云大師的資料進行翻譯實踐和研究，并從宏觀和微觀的層面探討了具體的典型的翻譯策略與方法，將有利于湘繡文化對外傳播的有效性，并對其它相關湘繡資源的英譯研究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參考文獻：

[1]穆鳳良，許建平.源語意圖的識別與翻譯―關于翻譯的文化因素思考[J].中國翻譯，2001（04）.

第4篇：關于非遺文化的傳承方法范文

【關鍵詞】歙硯非物質文化遺產開發傳承

硯一一中國的文房用具，從來都與筆、墨、紙齊名。唐以來，四大名硯發端，其中，歙硯以獨特的品質贏得皇室貴胄及各界文士的青睞。如今，硯臺不再是我們書寫的必需品，甚至只充當案頭擺設，但它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載體，蘊含著無數匠人的巧思與寄意，對傳續中國文房文化，以及中國人文精神具有非同小可的意義。

一、歙硯的發展歷程

好硯源于好石。歙石以婺源與歙縣交界處的龍尾山下溪澗為最優，因此，人們常把歙硯稱為龍尾硯。而硯的起源，可追溯到上古時代，當時的研磨器被認為是硯臺的雛形。及至漢代，硯臺有了紋飾雕刻，硯面也出現了墨堂、墨池的功能分區。隨著制硯技術的不斷成熟，唐代采取專用硯石制硯，四大名硯（歙硯、端硯、洮河硯、澄泥硯）也在這一時期形成雛形。自此，歙硯以獨特的石質、石紋、石色，被奉為御賜品，廣受追捧與好評。唐代文學家李山甫不惜贊嘆道：“追逐他山石，方圓一勺深，抱才唯守墨，求用每虛心。波浪因紋起，塵埃為廢侵，憑君更研究，何帚值千金。”

如果說唐代是歙硯發展史上的第一個高峰，那么宋代便是歙硯興盛的又一個“春天”。在這個崇文抑武、文人至上的朝代，歙硯藝術達到頂峰狀態，出現了線雕、浮雕、陽雕，運用歙石星暈紋路的技巧，雕刻手法日趨完善。

然而受戰亂影響，元代歙硯技術有所退步。加上采石時疏忽保護，歙硯石坑洞不斷崩塌，歙硯生產每況愈下。直至明清時期，歙硯才慢慢恢復生產。但好景不長，民國時期再次停產，解放后恢復正常。

幾經波折，如今的歙硯工藝集成了唐宋制硯技藝的精華，成為書畫愛好者與收藏家眼中的珍品。2006年5月20日，歙硯制作技藝經國務院批準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它作為人類文化遺產，正以生產性保護的方式履行著文化傳承的使命。

二、歙硯的當代價值

歙硯被如此“厚愛”，當然與其自身品質和內在價值有關。南唐后主李煜視歙硯為“天下冠”，專門在歙州設置“硯務”及“硯務官”，為皇室制作佳硯；宋代文學大家蘇軾對硯石情有獨鐘，親自設計抄手硯，在《龍尾硯歌并序》一文中稱道“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金聲寓于石。與天作石來幾時，與人作硯初不辭”；黃庭堅更是賦詩稱贊：“不輕不燥稟凜然，重視溫潤如君子。日輝燦燦飛金星，碧云色奪端州紫。”

為一睹歙硯的風采，以下將選取兩種經典硯式聊供賞析。

唐代箕形歙硯，長19.4厘米，上寬11.4厘米，下寬13.5厘米，高2.5厘米。1958年出土于安徽省合肥市，現收藏于安徽博物院。硯作箕形狀，底部前端有二方足，呈現出前高后低的形狀。硯石呈淡青色，質地細膩，形制古樸，無多余的線條紋飾，為早期歙硯的典型（見圖1）

。

宋代棗心眉紋歙硯，長21.3厘米，寬13.5厘米，高2.5厘米。1953年出土于安徽省歙縣小北門宋代窖藏。硯心由橢圓形眉紋石片嵌入硯體而成，可取出（見圖2）。這種巧妙的設計，為古硯形制之最奇特者。

盡管各個時代的歙硯技藝與風格不盡相同，但歙硯魅力不減，便在于它的“秀外慧中”一一集實用性、藝術性、收藏性為一體。

（一）實用價值

歙硯的石料產于黃山山脈與天目山、白際山之間，其石質溫潤瑩潔，宛如“孩兒面”，具有不吸水、不拒墨、不損筆、貯水不涸、易清洗的特質。徐毅在《歙硯輯考》中便提到：“凡石質堅者必不嫩，潤者必多滑，惟歙硯則嫩而堅，潤而不滑，叩之有聲，撫之若膚，磨之如鋒，兼以紋理爛漫，色擬碧天，雖用久之，滌之略無墨漬，此其所以遠過于端溪也。”

歙石從紋色上可分為羅紋、眉子、金星、銀星等幾類，其中以羅紋、眉子奇特者為上品，而犀羅紋、暗細羅紋又為最名貴的。歙石中的金星、金暈雖屬硫化鐵一類的頑雜之物，但其特有的明麗色澤恰巧又成為一大特色。有經驗的制硯家會巧妙地運用歙石的瑕疵，造出意料外的視覺效果。

（二）藝術價值

歙硯的雕刻技藝繼承了宋硯古樸雅潔的風格，也吸收了徽雕技術的精華。一方好硯需要經歷整形、立圖、破刻的復雜程序。雕刻過程中又要“因材施刻”，靈活運用“敲、靠、扎、沖、破、剔、磨、過、渡、帶”等手法，所以，每一方硯都是匠心獨運的成果。觸感細膩的石材，形象生動的造型，自然雅致的風格，一枚歙硯置于案頭，自然平添了一份儒雅的藝術氣息。

（三）收藏價值

當然，硯臺不僅僅是案頭的一方文房器物，它所蘊含的文化底蘊更值得人們珍視、傳續。硯雕與繪畫、文學有所關聯，它的構圖、風格通常帶有一個時代特有的審美情趣與精神風貌。硯臺上的題銘及古人傳續的痕跡，更是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物證。如此看來，收藏家競相爭求好硯便不足為奇了。

三、歙硯的傳承狀況與困境

時至今日，歙硯這門技藝正以師徒傳承的方式保留著。作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這種傳承使命顯得意義重大。

（一）傳承現狀

1.歙硯生產性保護現狀

為宣傳歙硯文化，滿足顧客的購買需求，歙硯憑借“非遺熱”的大勢，知名度不斷提升，尤以歙縣、婺源等為主要的供應地。在黃山市屯溪區和歙縣還分別建有專業的傳習基地――歙硯世家暨黃山市王祖偉硯雕藝術中心和安徽省行知中學。入選第一批歙硯傳承人的曹階銘，師從硯雕世家汪律森、方見塵，曾任安徽省歙縣工藝廠（安徽歙硯廠）副廠長、歙硯研究所副所長。他在企業內親自帶出數十名硯雕新秀，并與安徽省行知中學合作開辦硯雕美術班，親自教授歙硯制作技藝。目前，歙硯傳習基地繼續帶徒傳藝的機制，以生產性保護的方式進行開發、傳承活動。市面上以曹階銘、吳錦華、朱岱、王祖偉、胡中泰等歙雕家的作品最具歙硯技藝的代表性，深受消費者喜愛（見圖3、圖4）。

就在國內市場這個主陣地上，歙硯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身份重新獲得了大眾的認知，成為文房界、工藝行當的寵兒。然而，其保護現狀并非樂觀。在“非遺”這一熱頻詞的背后，隱現出市場的躁動與傳承的危機。譬如，旅游景區的歙硯商品，大多就粗制濫造，甚至名不副實，為歙硯技藝的傳承埋下了隱患。

2.歙硯傳承人現狀

歙硯的傳承，亟待后繼之才。目前，安徽省國家級歙硯技藝代表性傳承人有曹階銘（第一批）、鄭寒（第三批）、王祖偉（第四批）；省級歙硯代表性傳承人除了以上提到的鄭寒（第一批）、王祖偉（第二批），還有方見塵、程蘇祿、蔡永江（第三批）。不過，出師是個漫長的過程。一個完整的傳藝程序要經歷選徒、收徒、授徒、出徒，這不僅要求學徒要掌握基本的硯雕知識與技法，還需要一定的悟性，去領會琢磨歙硯的藝術內涵。如今，歙硯的傳承人在數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傳承人技術水平還屬于參差不齊的狀態，沒有形成層次分明的傳承梯隊。

（二）傳承困境

盡管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日益受到關注與重視，但我國的非遺保護起步晚、層次低，許多傳承問題不可規避。

1.傳承意識的淡薄

非遺的概念在我國宣傳的時間不長，很多人聞其名而不知其深意。加之，外來文化的沖擊，使得非遺的保護與傳承任務落在了少數人的肩上。以歙硯技藝為例，一門技藝的傳承實際上是“民間智慧”的傳承，這種傳承與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關。但現在人們弘揚非遺文化的自覺意識還比較薄弱，大多因為政府的鼓勵、申報項目的好處才又重新重視起來，而利益鏈外的人主要采取“觀望”態度。傳承的積極性與參與性不高，導致非遺的保護落不到實處。

另外，由于缺少大眾的參與與監督，傳承思維容易形成固式。幾個制硯師的力量是微小的，他們可能精于歙硯的雕刻技術，卻不一定對非遺項目的保護、傳承駕輕就熟。這就需要非遺傳承人與非遺工作者、政府乃至社會各界的關注與支持。

2.傳承梯隊的缺失

不同類型的非遺項目對應不同的保護方式。針對歙硯制作這類手工技藝，首要的就是結合歙硯自身生產性、效益性的規律，以生產性保護的方式傳承下去。但缺乏后繼人才是當前及將來都要面臨的難題。一方面，歙硯技藝的許多鬼斧神工易學難精，難以照搬照舊，出師須花大把時間；另一方面，盡管延續了師徒制，但還未建成層次分明的傳承梯隊。沒有明確的傳承梯隊，后繼者的創新力與實踐力便不能充分發揮出來，造成傳承斷代的危機。

3.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失衡

在“非遺熱”勢頭下，如何保持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平衡，是歙硯傳承中的又一大難題。為了保障傳承人及各個利益鏈的經濟效益，制硯商以消費者的需求為準則，生產大批擁有繁復雕花的硯臺。在贏取經濟利益的時候，漸漸喪失了歙硯技藝的精髓以及傳承的本意。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失衡，使歙硯技藝的傳承有可能淪陷在商品經濟之中。

四、歙硯的開發策略與傳承反思

（一）關于歙硯開發的建議

為使保護具有意義，培養人才、建立品牌、加強合作乃當務之急。

1.加快傳承梯隊的構建

烏丙安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理論與方法》一書就介紹到：“帶徒傳藝活動，作為一種千百年來沿襲下來的民間藝術傳承機制，并不是一種簡單的技能技巧的傳習方式和民間知識的傳授方法，而是悠久的農耕文明時代民間文化特有的傳承法則。手工業生產方式決定了手工藝的口傳心授習慣，甚至在一些民族地區還沿襲著古老的口傳心授的規矩或依靠學徒自身的靈性、悟性‘偷藝’的習俗。”傳承過程實際上就是創造的過程。傳習者在反復模仿、練習中，漸漸將實踐力內化于身體之中，再經由實踐消化、融合，形成帶有自己風格的創造。

事實上，“非遺熱”造就了一批機會主義者。他們將傳承置于高度規訓的政治與商業空間，使傳承失去存在的情境土壤。為糾正這種錯誤導向，歙硯傳承應加快建設傳承梯隊，將傳承群體分為核心傳承者、重要傳承者、一般傳承者等層次，使傳承覆蓋到整個群體。這樣一個金字塔式的傳承梯隊，將不同年齡、能力、經驗的人集中到一起，有利于良性傳承體的形成，且讓傳承者更快地獲得身份認同、價值認同。

2.加強歙硯品牌的建立

歙硯的生產還應加強品牌的建立與管理。歙硯品牌的建立與維護，可以讓歙硯技藝與文化得到更充分地傳播，同時可以更好地保護傳承人的知識產權，維護傳承人的權益。

3.提高歙硯保護的參與度

除了傳承者的努力，歙硯技藝的保護還離不開各行各業的參與。提高歙硯保護參與度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尋求企業或其他相關行業的合作與支持，既能緩解資金短缺問題，還能開拓保護思維，得到更多技術、想法上的支持；另外，可以加強與學校的交流合作。一方面將歙硯技藝帶到校園，培養青少年了解歙硯文化的興趣，激發他們弘揚傳統文化的歷史使命感；另一方面，將歙硯技藝帶到高校，為歙硯技藝發掘技術人才與研究人才，保障歙硯傳承后繼有人。

第5篇：關于非遺文化的傳承方法范文

關鍵詞：文化館；美術書法；對策

鳳山縣文化館簡介

鳳山縣文化館始建于1953年9月，是縣人民政府設立的副科級建制文化事業單位，編制9人，系縣文化廣電新聞出版體育局二層機構。文化館業務辦公基礎設施建筑面積為3039.32平方米，內設館務辦公室、非遺文化研究室、文學創作室、音樂舞蹈室、美術、書畫、攝影、戲曲山歌創作研究室、綜合輔導室、展覽廳、多功能廳等。文化館主要職能是積極開展各種群眾文化活動，為群眾提供文化服務公共場所并免費對外開放，輔導和培訓當地音樂、舞蹈、書畫攝影等文化骨干；扶持鄉村業余文藝隊開展活動；挖掘收集、整理研究、保護民族民間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建設先進文化，豐富城鄉群眾文化生活。積極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提升公民文化修養和社會公德素質，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提供服務。

一、文化館在開展美術書法活動中面臨的難題

（一）管理人員缺乏對美術書法教育培養意識。群眾對美術書法活動已經不滿足于以前的觀摩和參觀，需要的的是親身體驗，而管理人員則缺乏美術書法培養意識，導致美術書法水平停留在以前的欣賞水平。

（二）美術書法教育活動缺乏資金支持。財政撥款是文化館唯一的經濟來源，鳳山縣是一個貧困縣，經濟發展本身落后，所以在文化活動方面投資的就少。加之，開展美術書法活動需要的原材料成本相對比較高以及需要更多地工作人員參與，這都需要資金支撐才能解決。

（三）缺乏專業的管理人員。文化館屬于事業單位，要開展美術書法教育活動，必須具備專業的輔導人才，然而文化館的工作人員均為群眾文化工作人員，對美術書法也是一知半解，像鳳山縣文化館，編制共有9人，除去領導，專門從事文化的工作人員最多三四個，而且都忙于文化館日常各項工作，所以幾乎無具備像美術書法這樣的專業人才。同時文化館的工作重心在于組織群眾開展一些大眾化的文化工作，并非這種專業技術性很強的美術書法輔導，所以文化館的美術書法輔導活動難以開展。

（四）缺乏完善的配套設施，開展美術書法活動，一是需要場地，像鳳山縣文化館，共計只有3039.32O，除去辦公區域和公共生化場所設施，就無多余空間開展美術書法活動；二是需要優質的材質，比如筆墨紙硯，書法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如果一味采購便宜的材質，對活動開展和文化傳播都極為不利，何況文化館本身資金匱乏。這都成為這門文化順利開展的攔路虎。

二、多措并舉，確保文化館美術書法活動順利開展

（一）進一步加強思想教育宣傳，提高群眾對美術書法興趣。像鳳山縣文化館可以充分利用文化館的上級部門，鳳山縣縣文化廣電新聞出版體育局做依靠，在全縣范圍內進行美術書法文化宣傳，美術書法的傳承和發揚需要廣大愛好者對民族優秀文化的認同感。美術書法藝術要在文化館取得發展，必須得到群眾的認同，必須堅持我國書法藝術傳統特點，必選樹立起對民族優秀文化的推崇和贊賞，作為文化館，要加強美術藝術文化的宣傳，完全可以通過網絡媒體進行美術書法在文化領域的重要性進行宣傳，讓更多地民眾喜歡書法文化，并接受它，然后積極參加有關美術書法活動。

（二）通過各種渠道，拓展資金來源。一是文化館所屬地方政府，要進一步提高認識，加大文化產業資金投入傾斜，增加對文化領域財政預算，把文化作為一種重要的產業來發展，只有在資金支持下，文化館才能施展拳腳開展活動；二是文化館作為事業單位，雖然屬于全額財政撥劃款供養，但是也可以通過組織文化演出掙演出費，號召社會知名人士募捐等方式為籌資，只有通過各種合法手段，多渠道籌資，才能確保文化在充沛的財力支持下開展活動，尤其像美術書法活動，需要的的材質價格高，更需要強大的財力支持。

（三）積極開展關于美術書法活動交流會，營造美術書法交流平臺

為了使美術書法活動在文化館順利開展，首先，要善于發現和培養美術書法人才，文化館管理者必須要從實踐中大力挖掘藝術人才。最快捷有效的方法就是開展一次書法大賽，其能夠有效地吸引廣大的美術書法藝術愛好者聚集在一起，通過大賽的方式調動美術書法愛好者創作和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其次，文化館可以積極地成立美術書法愛好者協會，并且開辦美術書法報刊雜志，從而將更多的美術書法交流和學習來提供給美術書法愛好者。再次，美術書法學習者和愛好者的另一個學習和交流的重要平臺就是互聯網，因此文化館要積極地鼓勵廣大的美術書法學習者和愛好者通過全國美術書法大賽交流論壇、中國美術書法學習網站、貼吧等與其他地區的美術書法學習者和愛好者進行交流，這樣對于當地美術書法學習者和愛好者的美術書法藝術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最后文化館可以積極聯系爭取當地在書法協會或者在書法書有知名度的書法家，在縣城文化館開展書法專題講座，書法現場指導，或者春節時候免費送春聯的方式，吸引更多的書法愛好者，通過觀摩學習等方式產生書法愛好興趣，參加到文化館美術書法活動中來。

三、結語

總之，縣級文化館作為一個活動平臺，為廣大美術書法愛好者提供一個培養興趣的舞臺，美術書法作為一種國粹，需要的是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的不斷繼承和發揚才能廣大，尤其像鳳山縣文化館，要不斷地文化其文化傳播功能，不斷地創新發展模式，在當地政府的正確領導下，通過各種渠道，積極爭取各方支持，解決當下遇到的困難，在文化館順利開展美術書法活動，為美術書法的發揚光大做貢獻，也為當地文化產業發展奉獻自己的力量。

參考文獻：

[1]呂松影.加強文化館建設促進精神文明發展[J].戲劇之家（上半月），2014（05）.

第6篇：關于非遺文化的傳承方法范文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RMP分析；商業模式；隆回縣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674-9448 (2012) 02-0056-07

Research on Industri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culture card showi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the combined effect and cultural brand it implied determine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a region,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regional soft power, it can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linkage between industrial clusters. The paper, taking Longhui for example, analyzes countr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dustry using RMP, and then investigates the path of reconstructing business model in order to prote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etter and form country cultural industrial economies of scale,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MP, business mode, Longhui

一、引言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涵與特征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著人類文化遺產的精神高度，被譽為民間文化歷史的“活化石”、“民族記憶的背影” [1]，它接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力和創造力，表征著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氣質和民族凝聚力。按照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被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它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口頭傳說和表述，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表演藝術；社會風俗、禮儀、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的手工藝技能[2]。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性主要表現為地域性、活態性、傳承性和變異性[3]。所謂地域性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性是由其產生地域的獨特自然環境、文化傳統、社會發展水平等共同決定的。活態性指非物質文化遺產借助于人們的行為活動來表現，存在形式是活態的，在與自然、社會的互動中不斷變異和創新。傳承性指非物質文化遺產依靠代代相傳而保留下來，其傳承方式大體有群體自發的傳衍和父子、師徒口耳相授兩種。變異性指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過程中，人們不僅根據自己的知識積累、偏好等主觀因素重新解釋、評估文化價值而且會繁衍出許多新的文化和意義。傳承使非物質文化遺產按照自己的軌跡持續穩定演化，變異賦予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強大的生命力，它們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生不息之源[4]。

非物質文化遺產承載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淵源，然而在現代文明的進程中，它卻是脆弱的文化鏈條，淡出了現代人的記憶，漸行漸遠。而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我們正進入一個文化比任何時候更重要的時期[5]，文化的力量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當中，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大工程。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化的可行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準公共產品，介于私人產品與純公共產品之間，供給方式是多元的，從產業化角度可以將其分為公益性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經營性非物質文化遺產[6]。公益性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收集、整理、研究等，不可以進行產業化運作，對這一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由政府注入資金，以文物保存的方式保護，這種施與式保護方式見效快，作用顯著。經營性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包括民間文學、民間音樂、民間美術、傳統手工藝、傳統戲劇等，可以進行產業化運作，對這一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應當實行開發式保護，把過去私相授受、零散學習民間技藝的形式，變成一個完全按照市場規律運作的經濟形式，以達到規模得當、規格統一、資源整合、利潤可觀的水平[7]。本文所探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是指經營性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產業化勢在必行，因為盡管保護非遺的工作已經全面上升為國家意志，但是被動的保護卻難以阻擋強勢文化沖擊之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式微；此外，施與式保護入不敷出，為數眾多的非遺保護全靠政府將難以為繼。因此，經營性非物質文化遺產理應走自我圖強的產業化發展道路，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雙贏。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歷史的吉光片羽，中華民族在五千年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種類繁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之豐富令世人艷羨。截至目前，中國擁有聯合國級非物質文化遺產1處；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812處；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1570處；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892處；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19處，豐富的資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產業化運作奠定了基石。此外，隨著縣域經濟的發展，人們收入不斷增加，消費結構也向著精神層次轉變，使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市場需求遞增。區域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稟賦為縣域經濟發展創造了比較優勢，增強了縣域經濟競爭優勢，文化經濟的一體化已經成為改善區域經濟結構、提高經濟社會整體競爭力的現實需要。

二、縣域非物質文化遺產RMP分析――以隆回縣為例

昂普（RMP）是著名學者吳必虎針對區域旅游產業出現的產品結構性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產品開發由“R―P共生型”轉向“R―P提升型”等現象提出的，從資源（Resource）、市場（Market）、產品（Product）進行論證的分析模式[8]，2001年，吳必虎首次運用于洛陽市旅游開發研究中，此后，有眾多學者將昂普分析模式應用于旅游產品的評價、開發研究[9-11]，均取得了良好的評價效果。本文運用昂普分析模式對湖南省隆回縣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發展現狀進行分析，以期對該縣產業培育實施路徑的選擇，提供參考意見。

（一）資源（R性）分析――資源評價與產品轉化

湖南省隆回縣地處湘中偏西南、位于梅山文化中心圈，總面積2866平方公里、轄26個鄉鎮1005個村（居委會）、總人口近130萬。隆回縣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豐富，擁有3項國家級、2項省級、11項市級、12項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湖南擁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最多的縣域之一，占邵陽市的一半。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價值高、歷史悠久，起源于漢代的花瑤挑花，被譽為“世界第一流的挑花”，花瑤挑花服飾被中國美術館、民族博物館列為珍品收藏。灘頭年畫歷經三百多年風采依舊，已經遠涉重洋，成為英、美、日等多國大型博物館的珍藏，在首屆文物仿制品暨民間工藝品大展中，獲中國傳統工藝品金獎。同時，這些資源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沿襲至今已有上千年歷史的花瑤討僚皈是花瑤人最盛大、最隆重的節日，每年此時瑤漢同胞都要進行大型民俗風情表演。節日三天，每天都有四五萬人來到這里，除了本地人外，鄰縣的溆浦、洞口、新化等地的商販、游客，以及省內外一些游客也慕名而來。2011年6月在湖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宣傳評選中，隆回縣躋身“湖南省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十強縣”。

產品與資源存在著很大的差別，資源終究只是制造產品的生產要素[9]。將資源轉化為產品需要高額投入，對于隆回縣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言，將資源轉化產品的任務更為艱巨，雖然在產品開發方面有一些積極的嘗試，例如對灘頭年畫和花瑤民俗的開發，但是還存在諸多問題。隆回縣財政收入有限，一年的財政收入不足東部沿海一個鎮或村，政府無力投資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隆回處大湘西、環洞庭－長株潭、湘南－桂林旅游圈的包圍之中，與張家界、鳳凰、德夯、湄江、山、云山相比，優勢不明顯，而且沒有將縣域內的優勢資源進行科學合理的移植與整合[12]。也就是說隆回縣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固然豐富，卻“養在深閨人未知”，旅游產品無法給游客帶來非凡的體驗價值。此外，長期以來，隆回縣處于比較封閉的狀態，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通過師徒間口傳相授方式來傳承的，束縛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及和發展。花瑤挑花的技藝大多藏于民間，而一批有著深厚造詣的藝人先后辭世，健在的大多也是耋耄老人，年輕人不愿學習，豐富的藝術精華瀕臨失傳。

（二）市場（M性）分析――產品彈性與消費者偏好

非遺產品的消費屬于高層次消費，需要以居民手中擁有較多的可支配收入為前提。相比較于中短途的觀光旅游、周末短途假旅游和遠途旅游，文化旅游的需求彈性是最大的。消費者稍有不滿意或因有其他因素的影響就會放棄選擇，例如消費者自身的相關知識儲備。眾所周知，隆回縣周邊的居民素質在短期內很難達到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全面感興趣的程度，而且相關因素的變化都將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產品的需求造成很大的影響。

當前，個性化旅游趨勢越來越明顯，消費者注重參與和體驗，不斷求新、求奇、求特。選擇非物質文化遺產產品的消費者不僅希望得到身心的享受，還期望在體驗異域風情的過程中豐富自己的歷史文化知識，拓寬視野。隆回縣花瑤民俗探險區注重展示整個湘西南花瑤民族的風情特色與探險休閑，每年都舉行盛大的民俗風情表演，游客可以參與其中，學習花瑤挑花，體驗價值較高。

（三）產品（P性）分析――產品創新與空間布局

非遺產品創新是多種因素的綜合，不能獨立完成，它與非遺資源本身的開發、建設有關，也與縣域經濟結構、城市規劃等密切相關。隆回縣在營造非物質文化遺產產品創新的外部環境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建立“政府為主”的保護機制，出臺了加強非遺保護的一系列規范性文件，2010年還成立了獨立建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負責全縣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搶救、挖掘、整理、申報、傳承、保護和管理等工作。同時，也非常重視保護隊伍建設，遴選并確定了11名非遺傳承人，鼓勵他們帶徒傳藝。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近些年來，隆回縣雖然不斷加強招商引資力度，但一直將重點放在工業上，對于非遺產業，多半采取“守株待兔式”的被動招商，主動上門招商較少，有目的性、針對性“上門懇談式”招商少之又少，在招商過程中缺乏度量，往往將目標鎖定在一些老鄉企業家，而不是真正有實力、有意向的企業家身上。

旅游產品是一種組合，必須遵循組合的規律才能有效整合各種要素。隆回縣非物質文化遺產產品大多采用的是地域組合方式布局，將分布在各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其他景點相結合。例如，把花瑤民俗移植到魏源文化生態區，讓游客在這里領略到花瑤的民族風情；在魏源故居一帶建土特產品一條街，消費者在這里品嘗和購買具有隆回地方特色的食品、隆回手工藝品等旅游產品，提高了旅游的體驗性和參與性。

三、產業培育實施路徑――商業模式創新

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轉化為文化產業，增強文化軟實力刻不容緩，這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發展、在創新點上尋求新突破的客觀要求，也是隆回縣縣域經濟發展應當努力的方向。商業模式是決定產業發展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它以客戶為導向，在充分把握客戶需求的基礎上運用各種信息技術、管理工具和手段，對產業內各個創新要素和創新內容進行選擇、集成和優化，形成優勢互補的有機體[13]。結合隆回縣非遺產業的特點與發展現狀，商業模式應當包括五個模塊――價值主張模式、價值創造模式、價值傳遞模式、價值網絡模式、價值實現模式。致力于商業模式五個模塊的變革和創新是培育隆回縣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的有效路徑。

（一）價值主張模式創新

價值主張是建立在以客戶價值為中心，為客戶創造持久的價值基礎之上，通過產品和服務為客戶帶來的一系列既得利益。從具體內容上來看，價值主張模式創新包括界定目標客戶和挖掘價值需求兩個因素。界定目標客戶需要對客戶市場進行細分，按照消費者的需求和特征分成若干個次級市場，并且針對不同的市場設計個性化的服務，本文從地理、人口特征、心理和行為對隆回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客戶市場進行細分。根據中國城市居民出游客源市場在距離上的分配研究（吳必虎等，1997），隆回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客戶市場范圍在隆回縣周邊250km半徑范圍內。游客以中青年為主，尤以青年學生為甚，同時由于花瑤挑花，灘頭年畫等技藝古老，中老年市場也是不容忽視的。游客受教育程度比一般的旅游者高，從職業角度考慮，文教科技、公務員、學生及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要消費者，它們擁有較高收入水平和較多的閑暇時間。就目前隆回縣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的發展現狀而言，將目標客戶定位在以湖南省為主，周邊省區為輔是最為現實的選擇。其中，一級市場包括隆回周邊縣市，邵陽、婁底、懷化、永州、衡陽、長沙、株洲、湘潭八市市區；二級市場包括湖南省內其他地區、重慶、黔東南、桂林的部分地區；三級市場包括國內其他市場及海外市場。顧客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消費行為是由價值驅動的，價值需求可以分為功能價值需求、體驗價值需求、信息價值需求和文化價值需求。在滿足顧客功能價值需求方面，隆回縣應該加強商品設計，例如灘頭竹器、花瑤刺繡等手工藝品及服飾，花瑤土菜等旅游食品，以及花瑤明信片等宣傳資料，讓顧客獲得一種標準化的有形產品。當前個性化旅游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民俗風情、探險體驗等項目受到普遍歡迎，隆回旅游在湘西南旅游板塊乃至整個湖南省內向來以人文觀光、休閑度假、游憩探險為特色，因此，在滿足顧客體驗價值需求方面，可以在虎形山花瑤景區做體驗旅游，在峽谷增設防護設施，配套旅游設施，如小亭子、石凳子、保護性扶手，把隆回打造成湘西南民俗休閑探險勝地，讓顧客通過親身體驗和感受來認知隆回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滿足顧客信息價值需求方面，應該建立花瑤民俗文化館，向顧客集中展示花瑤挑花、花瑤嗚哇山歌、灘頭年畫，讓顧客更具體的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相關信息。文化價值需求方面，因為隆回是產生“睜眼看世界”、“與時俱變”的地方，隆回可以宣揚自己獨特的地域文化精神，讓顧客產生文化認同感。

（二）價值創造模式創新

價值創造是在投入產出過程中，產出價值大于投入價值而實現的增值活動，其本質是對資源的占有、使用和獲取回報，這是產業存在的基礎。從具體內容上來看，價值創造模式創新包括業務活動創新和成本管理創新兩個因素。在業務活動創新方面，隆回縣非遺產業應當探索“政府主導、市場運作、企業經營、社會參與”的經營模式，做到權責清晰，分工明確。政府擁有所有權，對產業進行管理，為非遺產業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企業擁有經營權，負責對產業進行投資建設及宣傳運作；當地居民與組織享有參與權，對非遺產業進行開發[14]。企業在商業生態系統中扮演著骨干型角色，發現匯總顧客需求，聚焦于更具報酬遞增的價值模塊，為自身創造價值的同時也為整個系統創造價值。而政府與社會是縫隙型供應者，占據系統的大部分空間，并且構成了主體。

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的成本包括諸多因素，例如餐飲營業成本、旅行社營業成本、商品銷售成本、服務人員工資和福利、展覽、租賃、保險、廣告費用等等。成本管理創新要把握成本布局創新和成本控制創新兩個方面。隆回縣非遺產業的投資目前以政府為主，鑒于縣財政收入不足的情況，在成本布局創新方面，應逐步加大民間資本和資本市場的力量，試圖建立旅游營銷基金，一部分來源于政府的財政收入，一部分來源于旅游企業的上繳費用，一部分為其他來源的經費（如各級職能部門的撥款、饋贈等）。產業投資應當逐步向以民間資本和資本市場為主導過渡，才能保證經費充足、滾動增值。此外，成本控制應該突破局限于生產環節這一狹小領域，把重心轉向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整體轉讓經營和委托投資經營的所有活動中，從管理費用、宣傳費用和投入建設費用三方面著手進行全方位、全過程控制，以保證專款專用。

（三）價值傳遞模式創新

價值傳遞模式是將產品和服務傳遞給目標客戶的分銷和傳播活動。隆回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之所以“鎖在深閨人未知”就是因為價值傳遞模式沒能為顧客和企業創造價值。傳統的價值傳遞模式僅限于根據市場調查尋找需求，投資回報率低，根不上市場的變化。隆回縣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傳遞模式創新應該把握顧客并不是非遺產品和服務的最終消費者，而是直接面對的分銷商或經營商這一原則。要利用電視、報紙、雜志、電視劇、MTV、書籍、網絡、DM單、畫冊、戶外廣告、車體廣告等進行大眾傳播，重點在《中國旅游報》、旅游衛視、中國旅游營銷網、《風景名勝》、《旅行》、《中國旅游》等媒體上進行宣傳。通過隆回同鄉會、邵陽同鄉會、各種媒體的工作人員、縣域外的隆回籍政商界進行人際傳播[12]。通過隆回非物質文化遺產形象代言人組織和開展各種活動，多角度、全方位、高效率地傳播隆回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多層次的媒體廣告能幫助顧客甄別選擇，并向其身邊的潛在客戶宣傳推介。另外，將廣告與銷售模式配套，每個廣告設置特定的熱線電話和網絡聯系方式以便為客戶提供跟多更快捷的服務。此外，還要充分利用互聯網云服務，發揮眾包模式的作用，讓用戶創造內容，建立主頁，客戶在主頁界面上可以查詢相關的住宿、交通、旅游社等信息；開通BBS，讓游客充分發表隆回縣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見聞和心得，彼此之間進行交流互動；開展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的征文比賽；完善客戶信息庫，建立客戶跟蹤統計系統，邀請顧客參加采風活動。

（四）價值網絡模式創新

價值網絡模式是供應商、生產者和顧客等各相關利益方，在價值網所有資產的基礎上通過生產、交易和消費聯合投資的行為。隆回縣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的發展需要政府，加工服務業、高效農業、交通運輸、餐飲住宿等企業、旅游協會多個市場主體合力完成，必須打破傳統價值鏈的線性思維，注重價值網絡上各節點的聯系，按照整體價值最優原則重構價值鏈，使不同市場主體創造的價值大于各個主體單獨運營所創造的價值之和。價值網絡模式創新包括伙伴關系創新和網絡形態創新。目前隆回縣非遺產業發展過程中過多依賴政府，大多數企業都是政府的下屬機構，許多網絡公司、傳媒公司、報業集團都從屬于文化局、宣傳部，很少有自，無論是非遺產品的設計、文化博物館建設還是產業投資幾乎由政府一手包辦。真正從事非遺產業的主體不是市場化的民營文化企業，而是國有企業或者國有控股企業，它們卻基本上是事業性質的文化機構，民營文化企業在享受企業貸款、項目審批、科研支持、土地及固定資產支持、政府投資補貼等方面遠不及國有文化企業的待遇，更不用談及兩者間核心能力互補、共擔風險和成本，共享市場和收益的平等關系。主體間這種伙伴關系亟需發展為基于高度信任、共享競爭優勢和利益的長期性、戰略性協同發展關系，以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利潤在價值網不同環節的合理分配，創新收益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通過清產核資、資產評估、資源整合、職工安置、產權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步驟，推進國有文化事業單位轉企改制，同時鼓勵民營企業進入非遺文化市場，重塑非遺市場微觀主體。營造寬松的發展環境，降低準入門檻，支持、鼓勵投資者用股權、債權和商標、專利等知識產權作為出資方式，鼓勵文化企業做大做強，政府的專項資金應著重投在產業規劃、人才培養和先進產業觀念傳播方面。此外，要創新公共文化服務平臺，厘清社會服務與社會公益之間的關系，改各種由政府壟斷的旅游協會、學會、基金會組織為非政府組織，因為它們不是社會福利機構、不是社會公益機構，而是按照市場規律運行的社會服務機構，它們生產文化產品、提供有償的文化服務[15]。只有讓隆回縣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價值網中的每一個成員共同創造產品和服務，形成動態有機的價值創造體系，才能實現雙贏，優化產業環境，形成良性循環。

（五）價值實現模式創新

價值實現即如何贏利，追逐利潤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經營的主要目標，企業如何贏利以及采取什么樣的贏利模式是市場競爭中關注的焦點，是商業模式能否有效運行的關鍵。隆回縣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之所以發展尚不成熟，就是因為沒有設計出完整、有效的新型商業模式，或者說忽視了商業模式創新中價值實現方面的因素。從RMP分析結果來看，隆回縣非遺產業要實現價值實現模式創新，可以從集聚協作開始，在產業集聚中實現互惠共生、資源互補、競爭協同，從而降低交易成本，實現規模經濟[16]。要充分發揮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優勢，提升產業競爭優勢，產生產業關聯效應，帶動旅游、餐飲等周邊相關產業的發展，實現非遺產業價值鏈的增值。基于集聚協作的贏利模式，是隆回縣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最重要的贏利模式。以灘頭年畫為例，通過集聚協作，能讓聚集在隆回的眾多中小企業分工協作，形成從年畫設計到畫框制作的產供銷一體化產業鏈，降低顧客搜索成本，通過資源共享開發出更富生命力和吸引力的灘頭年畫，同時，處于集聚協作關系中的企業不僅可以從最終消費者那里獲得收益，還可以從協作的其他企業中獲取收益。

四、結束語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區域經濟優勢的來源。本文以隆回縣為例，對縣域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了昂普（RMP）分析，并且指出進行商業模式創新是培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的實施路徑，非物質文化遺產逐漸成為文化旅游的主要構成部分，成為一種新興文化產業。值得注意的是，產業化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是解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有效途徑，但作為一種經濟行為，它有著自身無法規避的缺點和弊病。產業發展以市場為核心，以利潤為目的，容易忽略生態文化發展規律，忽視非遺資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特征，導致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難于持續發展。因此在開發過程中，一方面，要積極推動產業化運作，尋求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當前環境下傳承和發展的市場機遇，借勢擴大規模與集聚資金，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另一方面，在產業化的同時，建立起非物質文化遺產市場化后的評估、監測、規范等管理機制與收入分配體系，堅持整體性保護原則，積極尋求新時代背景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與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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