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資的功能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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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直接融資的功能范文
關鍵詞：社會融資結構 社會融資規模 綜合金融服務
一、引言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也是實體經濟良性運行不可或缺的支撐力量。關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許多經濟學家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探索和實證研究，比較一致的觀點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著相互促進的關系。1969年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一書中通過對35個國家金融結構和經濟狀況數據進行分析，首次以實證方式證實了金融與經濟發展具有同時且正相關性，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往往是金融高速發展的時期。1973年，Mickinnon，Shaw提出“金融抑制論、金融深化論”，同時建立了M2/GDP-金融深化指標。在早期的研究中，多數學者從金融發展的總量入手，并沒有考慮到金融結構的問題。近年來，隨著我國金融總量快速擴張，融資結構日趨多元化，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已經不能完整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總量。2010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社會融資規模”的概念，更加注重從社會融資總量的角度來衡量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力度。一些學者結合區域情況，運用數據模型對社會融資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進行了量化分析，張林杰（2012）基于2002-2010 年年度數據，選取代表金融發展的社會融資總量和代表經濟增長的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變量，對社會融資總量和國內生產總值的相關關系和長短期影響進行了分析，認為社會融資總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且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蔣鵬飛（2013）以東莞為例對信貸投放、社會融資總量與地區經濟增長關系進行研究，認為非銀行信貸融資特別是境外資本對東莞經濟起到了強力支撐作用，信貸投放、社會融資總量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分別為0.0421、0.2429，社會融資總量對東莞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顯著強于信貸投放，社會融資總量每增長1個百分點，GDP將增長0.2429個百分點。
近年來，我國社會融資總量持續快速擴張，但經濟卻沒有保持同步，主要在于非銀行貸款融資的發展導致社會融資結構發生顯著變化，一部分資金停留在融資體系內部并沒有投向實體經濟。人民銀行公布金融數據顯示，傳統銀行貸款在社會融資總量中的占比從2006年的73.8%降至2012年的52.1%，而同期信托貸款和委托貸款的占比則分別從1.9%和6.3%，增至8.2%和8.1%。因此，要實現金融對實體經濟發展的有效促進，既要關注社會融資總量的增長，也要關注社會融資結構的變化。
二、我國社會融資結構的變遷
社會融資結構是指間接融資及直接融資的構成和比例，社會融資結構與金融體制有很大的相關性，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國金融體制開始市場化改革以來，我國金融市場得到了較快發展，尤其是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為企業直接融資開辟了更多的渠道。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直接融資在社會融資結構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從2002年至2012年數據看，直接融資籌資額（股票籌資額與企業債發行額之和）與同期新增貸款之比逐步提升，截止2012年末，非金融企業境內債券和股票融資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15.9%，比2002年高11個百分點。2004-2007年隨著股票市場的發展和繁榮，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額持續提升，到2007年達到頂峰，2008年受股票市場大幅回調影響，股票融資額占比呈下降趨勢。2010年以來，在經濟快速復蘇刺激下，股權融資明顯回升，債券市場發行規模快速增長，直接融資規模大幅增加。隨著短期融資券的持續快速發行、企業債券發行額度的提高和股票市場融資功能的重啟，資本市場各項功能逐步健全，我國直接融資比重正在大大提高，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結構失衡正在逐步改善。
（二）間接融資在我國融資結構中仍占據主導地位。從下表可以看出，盡管近些年來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間接融資比例不斷降低，2012年人民幣貸款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52%，為年度歷史最低水平，比2002年低39.9個百分點。但從占比上看，仍高于英美國家30%左右的比例。而且如果從廣義上看，銀行體系提供的融資（包括人民幣貸款、外幣貸款、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銀行承兌匯票）占比更高。另一方面，從資產結構來看，我國金融機構雖然資產規模龐大，但是結構極其不平衡，根據中國銀監會有關統計，2011年末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為111.5萬億，占全部金融機構資產的92%，保險業、證券業資產占比僅為8%。無論從社會融資總量占比還是金融資產占比來看，銀行業都在我國的金融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這表明盡管近年來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迅速，市場規模逐步擴大，但直接融資比重仍然偏低，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的融資格局仍未改變。
中國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情況
（三）金融機構表外業務迅速擴大。在人民幣新增貸款占比下降的同時，表外業務、“影子銀行”在社會融資規模中的占比卻在快速上升。數據顯示，2012年，實體經濟通過銀行承兌匯票、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從金融體系得到的融資達到3.6萬億元，而在2002年，商業銀行表外業務每年僅有幾百億元。
總體上我國仍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這種融資結構導致企業融資對銀行信貸的過度依賴，造成宏觀經濟波動風險在銀行體系高度集中，金融體系缺少足夠的彈性，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強烈影響。《金融業“十二五”規劃》指出，到“十二五”期末，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未來隨著資本市場的持續穩定發展，直接融資比重偏低的局面將逐步改善，直接融資規模和比重持續加大已成為必然趨勢，提高金融對實體經濟支持效率，必須著眼于優化社會融資結構。
三、優化社會融資結構的路徑選擇
（一）對監管機構而言：完善多層次、多產品的資本市場體系，積極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提高金融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對監管結構而言，應積極建立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共同發揮作用的有效機制。一是對直接融資市場與間接融資市場進行差異化定位。對于規模較大、經營穩定、風險較低的企業，應該通過資本市場，以發行債券和股票等方式進行直接融資；對于規模較小，處于成長期，未來不確定性較大的企業，采取以銀行信貸為主的間接融資。二是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市場。大力發展債券市場，積極推進統一監管的場外市場，規范發展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穩步發展期貨及衍生品市場，形成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通過發揮資本市場功能，從體制上增加長期資金市場的競爭者，增加資本供給，相對減少市場對銀行債務性資金的有效需求。三是鼓勵金融機構創新。創新是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和手段。作為監管機構，要正視我國金融創新滯后的現實，盡快形成市場共識、有效破除體制障礙，積極推動產品創新、機制創新和制度創新，顯著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同時，要以市場導向和服務實體經濟需求為根本，合理把握創新的界限和力度。四是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金融監管模式。積極探索監管頂層設計，對金融業發展進行統一監管，同時發揮好市場化機制的作用，以適度監管競爭確保金融運行活力。
（二）對各級政府而言：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推動多種形式的社會融資
按照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精神，積極爭取金融創新先行先試政策，鼓勵金融改革和創新，提高金融機構經營活力。一是多渠道擴大直接融資規模。加強企業上市后備資源培育，推動更多國有企業、優質民營企業通過資本市場和債券市場進行融資，積極推動債務型融資工具，通過調整融資結構，促使銀行資金更多投向三農和小企業等急需資金的領域，進而做大金融總量。二是創新發展融資服務模式。探索建立并引進產業風險投資引導基金、創業投資基金、種子基金等各類風險投資機構，形成較為完備的風險投資體系，為成長型創新企業開拓融資渠道。引導民間借貸合法化，有效利用社會資源，推動實體經濟健康發展。三是積極運用保險資金。目前，我國可用于投資的保險資金總額接近兩萬億元，地方政府應加強與保險公司總部合作，爭取更多保險資金投資。四是積極培育各類地方金融機構。大力發展中小銀行、村鎮銀行和地方性金融機構，形成各具特色的經營模式，增強金融服務中小企業、民營經濟和“三農”的能力，實現大型銀行和村鎮銀行的優勢互補。五是完善金融生態環境，強力推進誠信體系建設，探索建立資產管理公司，提高各類不良資產處置效率，以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吸引金融資源注入。
（三）對企業而言：積極轉變融資理念，實現融資方式的多元化
近年來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一直是金融業討論的焦點，融資難既有金融體系不發達、企業自身經營管理不規范以及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等方面的問題，也有企業自身融資理念、融資方式選擇的問題。伴隨著金融市場尤其是直接融資市場的不斷發展完善，企業應積極轉變融資觀念，選擇合適的融資方式。一方面，科學選擇融資方式。規模較大、經營穩定、風險較低的企業，可以通過發行債券和股票，直接面對金融市場公開披露信息，以較低成本進行融資；規模較小，處于成長期，未來不確定性較大的企業，更適合一對一、個性化的融資方式，可以選擇貸款融資。另一方面，改變現有融資理念，建立創新型融資理念。既要立足于間接融資，利用擴大股權，廠房、設備等固定資產按揭貸款，應收帳款、存貨、商品、無形資產、林權、土地承包經營權預收收益等抵押多種方式進行融資；也要著眼于直接融資。具體而言，主要包括借助于債券市場，發行集合票據、企業債券；采取融資租賃等新型融資手段；根據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積極探索從代辦系統股份掛牌轉讓系統或新三板進行股權融資；積極引進風險投資、私募股權基金以及產業投資基金投資。
（四）對銀行類金融機構而言：加快推進戰略轉型，提升綜合金融服務能力
銀行業是我國金融業的核心支柱，在優化社會融資結構中要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對銀行類金融機構而言，隨著利率市場化、金融脫媒趨勢愈加明顯以及資本管制的日益嚴格，以貸款為主的盈利模式受到嚴重挑戰，單一金融功能主體已無法合理、高效地配置金融資源，要服務好實體經濟發展，發揮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必須順應我國經濟轉型和金融改革的要求，積極推動業務轉型，由傳統的服務方式向綜合經營服務方式轉變，由簡單的信貸營銷向綜合融資轉變，努力在新一輪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成為“綜合金融服務服務商”。一是牢固樹立綜合融資理念。積極適應客戶融資模式的有效轉變，摒棄將資產簡單等同于貸款的思想，在客戶經營過程中，統籌考慮客戶融資需求，堅持資產業務多元化發展方向，堅持為客戶提供綜合融資服務方案，促進債券承銷、理財產品等業務的協同發展，提升發展內涵。二是積極推進綜合化經營戰略。目前，包括四大行在內的許多銀行都已經或者正在積極介入基金、保險、證券、信托、租賃等領域，初步建立了綜合化經營的框架。未來要通過推進跨市場和跨領域經營，實現業務組合和盈利來源多元化，充分發揮各業務領域的協同效應，進一步提升綜合競爭實力。三是積極把握直接融資市場快速發展帶來的市場機遇，大力發展債務融資工具承銷、股權融資、財務顧問、并購重組服務等投資銀行類業務，提高短融、中票以及理財等直接融資產品在優質客戶融資中的占比，新增融資向債券化、理財化、租賃化、基金化和貸款并重的綜合融資模式進行轉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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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毅夫，孫希芳，姜燁.經濟發展中的最優金融結構理論初探[J].經濟研究，2009（8）.
[3]蔣鵬飛.信貸投放、社會融資總量與地區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以東莞為例[J]. 上海金融，2012（11）.
第2篇：直接融資的功能范文
一、引言
伴隨我國投資率的不斷攀升，近年來我國宏觀投資效率呈現下降趨勢，已經對我國長期的經濟增長形成制約。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呈現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方式”，投資率從1978年的38.22%攀升至2014年的46.04%，36年間提高了7.82個百分點。特別是在2000年以來，我國的投資率增長更快，15年間攀升了10.76個百分點。但從我國的宏觀投資效率看，近年來卻有明顯下降。邊際資本產出比(ICOR1，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從1994的0.65開始下降，最低點為1999年的0.14，次低點為2014年的0.18，其間雖有上升，但總體呈現下行趨勢。隨著宏觀投資效率進入波動下行期，我國投資增速顯著放緩，特別是2011年后進入持續的下降通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2011年的27.9%降至2014年的15.7%。隨著投資增速的放緩，經濟增速也隨之持續放緩，GDP增速從2010年的9.6%放緩至2014年的7.4%。可見，資本產出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固定資產投資的下滑，并拉低經濟增速。金融作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密切，而宏觀投資效率又是目前制約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研究金融發展與宏觀投資效率之間的關系，探尋金融發展促進投資效率提升的路徑，從而為金融引導我國投資效率的提升和促進投資穩步增長提供參考。
二、金融發展與宏觀投資效率的理論框架
(一)金融發展與宏觀投資效率的經典理論
金融發展是指金融規模的擴大、金融結構的優化、金融效率的提高及金融制度的完善。隨著金融的發展，以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為依托，金融系統將充分發揮其信息收集、風險分擔、金融創新等功能，并通過利率、匯率等杠桿使儲蓄以更高的比例轉化為投資，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和資本的配置效率，促進金融資源向實體經濟轉化，從而以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來推動經濟增長。從投資轉化的角度看，金融發展對其產生的影響主要有：一是通過改變居民的儲蓄水平影響一國的潛在資本供給。二是通過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改善資本投資的質量和效率。由此，在金融發展視角下，宏觀投資效率的內涵囊括了儲蓄率、儲蓄轉化投資比率、資本配置效率、資本利用率及產出效率等方面內容，這些也是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渠道。從理論研究方面看，主要包括哈羅德-多馬模型、內生增長模型以及新古典增長理論。
(二)金融發展與宏觀投資效率關系的相關論述
西方學者對金融發展與投資效率及經濟增長的關系持不同看法。古典經濟學家大多認為金融發展能促進經濟增長(趙振全、薛豐慧，2004)。如熊彼特認為，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務對于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有著重要作用(Schumpeter，1911)。又如，希克斯發現技術革命本身不足以推動18世紀英國的長期持續增長，金融創新對工業革命的作用與技術進步同等重要(Hicks，1969)。自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麥金農(Mckinnon，1973)和肖(Shaws，1973)創立了金融發展理論，比較一致的觀點是金融發展是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原因之一，同時它也受經濟增長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信息經濟研究取得的重大突破為金融發展理論提供了新的視角。以赫爾曼、穆爾多可和斯蒂格利茨為代表的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從不完全信息市場出發，提出“金融約束理論”。他們認為，金融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需要政府的適當干預，主張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實行“溫和的金融抑制”，但也沒有否定金融自由化的發展趨勢。在投資效率方面，斯蒂格利茨和韋斯以信息不完全為基礎提出了信貸配給理論(Stigliz和Weiss，1987)。他們認為，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的存在使信貸資金只能被低效率地分配，進而主張應大力發展股票市場，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信貸市場的不足，并與信貸市場共同成為企業重要的融資渠道。金和萊文從金融功能的角度入手，研究了金融發展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得出金融中介的規模和功能的發展不僅促進了資本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King和Levine，1993)。
(三)本文的研究框架
研究金融發展與宏觀投資效率的關系，歸根到底是為了通過發展金融來提升宏觀投資效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本文通過對我國金融發展與宏觀投資效率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并在此基礎上進行金融發展與投資效率關系的國際比較。最后綜合以上兩個方面的結論，并給出以金融市場化推動投資效率提升的政策建議。
三、金融發展與宏觀投資效率關系的實證分析
金融發展在我國突出地表現為金融市場化的不斷推進，并由此帶來融資結構的變化。因此，我國金融發展與宏觀投資效率的關系，可以轉化為研究金融市場化發展與宏觀投資效率之間的關系。在接下來的研究中，本文在構建金融市場化指數和宏觀投資效率指標的基礎上，分析金融市場化與投資效率之間的關系。
(一)金融市場化指數構建
金融市場化指數，是反映金融市場化的綜合性指數，能夠全面、準確反映金融市場化的內部結構與發展狀況。隨著金融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金融市場化指數的構建需要全面、準確反映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和發展的歷程。在構建金融市場化指數時，需要重點做好兩個方面，一是要構建全面反映我國金融市場化發展的指標體系。二是要科學選擇金融市場化指數合成的權重。在借鑒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將金融市場化分解為金融機構市場化、融資市場化、金融對外開放和政府行為市場化四個方面，并參照馮梅等(2014)的做法，圍繞這四個方面建立金融市場化指標體系。在對各個指標進行測度的基礎上，對指標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選擇熵權法確定各個指標的權重，并分別計算相應的市場化指數。
(二)宏觀投資效率和衡量
在構建了金融市場化指數后，還需要對宏觀投資效率進行量化，進而研究金融市場化與宏觀投資效率之間的關系。衡量宏觀投資效益的指標，通常有邊際資本產出比(ICOR2，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和資本回報率(ROC3，Return On Capita1)兩種。由于邊際資本產出比計算方便，而且在宏觀投資效率研究中也得到廣泛使用，因此本文以邊際資本產出比指標來衡量我國宏觀投資效率的變化情況。從ICOR的變化情況看，1978年以來，我國的增量投資產出比大致呈現“兩升兩降”四個階段。第一個上升階段(1980-1994)，這一時期的投資效率呈現波動上升，ICOR指數從1980年的0.31升至1994年的0.65，在此期間1989年和1990年兩個年份有顯著下降。第一個下降階段(1995-1999)，受經濟體制轉型和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這一時期的投資效率呈現快速直線下降，ICOR指數從1995年0.51降至1999年的0.14。第二個上升階段(2000-2007)，我國處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的發展期，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投資效率逐步回升，ICOR指數從2000年的0.22升至2007年的0.40。第二個下降階段(2008-2014)，受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結構轉型影響，投資效率呈現波動下降，ICOR指數從2008年的0.36降至2014年的0.18。
(三)實證分析
進一步比較發現，在金融市場化的各類指數中，融資市場化指數與宏觀投資效率的關系更為密切，因此在接下來的實證分析中主要研究融資市場化指數與宏觀投資效率的關系。
1、融資市場化與宏觀投資效率的相關性分析
從不同階段來看，兩者的關系又不盡相同。本文將1978年至2014年劃分為四個階段，并分別計算各個階段融資市場化指數與宏觀投資效率指標的相關系數，結果如下：
分階段的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在多數年份中，我國融資市場化與宏觀投資效率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性。在四個階段中，在1997年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兩者呈現絕對負相關;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兩者呈現弱負相關;其他時間較長的兩個階段中，兩者均呈現正相關。
2、融資市場化與宏觀投資效率的關系
對于融資市場化與宏觀投資效率的關系的研究，本文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研究融資市場化與宏觀投資效率之間在不同時期的數量關系。二是研究融資市場化與宏觀投資效率之間在不同時期的因果關系。
協整模型結果顯示，剔除1997年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之前融資市場化發展對于投資效率的提升發揮了積極作用。其中，1978年至1996年，融資市場化對投資效率的提升作用最為顯著，這一時期融資市場化指數每提高1個單位，推動投資效率提升2.360個百分點;1999年至2008年，融資市場化對投資效率的提升作用有所減弱，這一時期融資市場化指數每提高1個單位，推動投資效率提升0.343個百分點。2009年之后，融資市場化對投資效率存在負效應，但這種數量關系并不顯著。
為進一步研究融資市場化與宏觀投資效率之間的因果關系，本文對不同階段的融資市場化指數與宏觀投資效率指標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顯示，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1978年至1996年以及2009年至2014年，融資市場化是宏觀投資效率變動的格蘭杰原因，而在1999年至2008年，融資市場化和宏觀投資效率之間并不存在因果關系。
四、融資市場化與投資效率關系的國際比較
直接融資占比反映了一個國家(地區)的融資市場化發展程度。目前，國內外的研究機構對于融資市場化的定量描述，主要是通過增量法和存量法計算的直接融資占比來反映。增量法主要是從融資增量角度出發，計算一定時期內新增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股票和債券)占新增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存量法選取股市市值、債券余額和銀行貸款余額等幾個數據進行計算，得到直接融資比重或資本市場規模在金融體系中的比重，是目前國際上研究金融結構普遍采用的一種方法。通過比較兩種方法的優缺點，并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認為存量法更適合進行國際間的比較。
(一)從國際范圍看，我國的融資市場化發展緩慢
在過去的20多年里，高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融資的市場化程度上升，直接融資占比均呈現上升趨勢。我國的融資市場化發展較快，但長期處于較低水平，并一直低于中等收入國家直接融資占比。另外，從直接融資占比的穩定性看，高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逐漸穩定在60%附近，而我國的直接融資占比波動性較大，與上述國家的差距呈擴大趨勢。
一是高收入國家的直接融資占比逐漸趨于穩定。按照存量法計算，在20世紀90年代，發達國家的直接融資占比就達到了60%的水平，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發展進入相對成熟階段，金融體系結構趨于穩定。此后，發達國家的直接融資占比呈現緩慢上升趨勢，最高達到64%的水平。二是中等收入國家融資市場化發展加快，相比高收入國家波動性較大。中等收入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按照存量法計算，直接融資比重處于40-50%之間，這既與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也與其中一些國家資本市場發展歷史較短有關。但此后穩步攀升，近年也達到了60-70%的水平，一度超過高收入國家水平。三是中國融資呈現快速發展，但2008年金融危機后出現持續下降，與中等收入國家融資市場化發展過程類似。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融資市場化高速發展。按照存量法計算，直接融資占比從不足10%攀升至2000年的30%附近。此后，受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融資市場化發展停滯不前。2005年，經歷一系列改革后，我國直接融資占比快速攀升至2007年的58.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直接融資占比持續下降至2012年的36.9%。
(二)通過國別比較，各國宏觀投資效率普遍下降
一是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宏觀投資效率都呈現回落趨勢，我國宏觀投資效率的均值也在下移。美國和日本的宏觀投資效率從20世紀70年代呈現下降趨勢，美國的宏觀投資效率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穩定在20%附近，而日本的宏觀投資效率則出現大幅度的下降，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低于10%，而且一度還出現負值。二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宏觀投資效率仍處于較高水平，而且與美國投資效率的關聯性增強。
(三)從融資市場化與宏觀投資效率的關系看，融資市場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宏觀投資效率逐步趨于穩定
從美國和日本兩者之間的關聯性看，在直接融資占比超過60%后，宏觀投資逐漸趨于穩定。1990年至2012年，美國的直接融資占比超過76%，相應的宏觀投資效率表現較為穩定，剔除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這一時期的宏觀投資效率穩定在20%-25%之間的水平上。同期，日本的宏觀投資效率則表現為先下降，而后逐漸趨于平穩。數據顯示，2001年之前，日本的直接融資占比均在60%以下，宏觀投資效率呈現持續下降，2002年之后日本的直接融資占比超過60%，剔除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宏觀投資效率穩定在1%的水平上。同期，我國的直接融資占比均沒有超過60%。按照存量法計算的直接融資占比總體呈現上升趨勢，但2000年之后的波動性明顯增大。圖像顯示，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國直接融資占比提高，宏觀投資效率也出現大幅提升，但20世紀90年代末期兩者出現了明顯背離。2000年之后，我國的直接融資占比超過20%，直接融資占比與宏觀投資效率的走勢更為接近，這一時期的直接融資占比和宏觀投資效率的峰值均出現在2007年，從2008年開始兩者均呈現下降趨勢。
五、我國金融發展促進投資效率提升的建議
目前，我國正處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迫切需要通過金融結構的優化促進投資效率的提升，增強金融發展對經濟的推動力。鑒于此，本文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提升金融發展對投資效率的促進作用。
擴大直接融資規模，改善融資結構，協同發展場內和場外、公募和私募、股票、債券和期貨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一是進一步發展股票市場，加大對于創新型和中小型企業的投融資支持，充分發揮股票市場的價值發現功能。二是加快發展債券市場，大力發展企業債券融資，強化債券市場的市場化約束機制，促進債券市場互聯互通。三是發展信貸和企業資產證券化，從而實現增加直接融資、有效盤活存量、改善金融結構和分散金融風險。
積極推進金融體制市場化改革，發揮多方力量共同促進直接融資發展。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表明，伴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很多國家的直接融資比重普遍提高，金融結構得以改善，宏觀投資效率也出現一定程度的提升。建議我國緊抓全面深化改革的契機，協同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放松資本管制、資本市場審批簡化等一系列金融改革，實現市場化機制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鼓勵各類金融機構發展直接融資業務，提高收入來源的多樣性并實現風險的分散。
積極探索更為有效的新興金融模式，形成更加多元化的投資資金來源。一方面，探索互聯網金融等新興金融模式對直接融資的積極作用，有效地拓展小微企業直接融資渠道，切實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暢通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另一方面，不斷創新投資資金來源渠道，加快形成可以在全國推廣的PPP項目融資標準模式，為銀行投放貸款提供承貸主體，也為民間資本的介入暢通渠道。
第3篇：直接融資的功能范文
直接融資影響下的銀行業市場環境變化
貨幣政策由“控信貸”轉向“調總量”。由于直接融資比重日益上升及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用明顯增強，新增人民幣貸款已不能客觀反映整個社會資金的松緊狀況。自2010年下半年央行實施流動性收縮政策以來，銀行體系出現資金緊張局面，但社會整體流動性依然寬裕，通脹壓力有增無減。2011年，央行提出社會融資總量是全面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的總量指標，是更為合適的金融宏觀調控中間目標，年初啟動的差別存款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便是以社會融資總量為調節基礎，將單個銀行的系統重要性、資本充足率和穩健經營性等評價結果與貸款增速掛鉤，進而將信貸個體調節和總量控制結合起來，標志著貨幣政策真正由“控信貸”轉向“調總量”階段。
客戶融資渠道由“單一”走向“多元”。直接融資市場通過多樣化的投融資渠道、相對較低的融資成本以及高收益預期等多種優勢影響客戶的投融資需求，在直接融資較為活躍的地區形成有效信貸需求不足局面。
業務范圍由“表內”拓展至“表外”。直接融資市場拓寬了銀行的業務范圍，融資顧問、代客理財、債券和基金銷售等與直接融資相關的中間業務，形成商業銀行新的盈利增長點。
經營模式由“分業”邁向“混業”。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帶動銀行、證券、基金競相開展融資和理財服務。一方面，銀行與證券類機構在部分領域差異性減少，服務趨同；另一方面，銀行業的綜合化經營變得更為迫切，也更為現實。2005年以來，國務院先后批準多家商業銀行開展投資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租賃公司、信托公司以及保險公司試點工作。同時，產業資本紛紛涌入金融領域，產融結合型集團日益增多。
直接融資的發展對商業銀行形成挑戰
傳統業務面臨“去中介化”的挑戰
企業貸款方面，客戶“脫媒”現象明顯。有調查顯示，直接融資的貸款替代效應明顯，企業直接融資需求旺盛，有效需求不足成為制約我國銀行業未來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時，諸如北京、上海、深圳等發達地區信貸資金對經濟拉動作用趨于較弱。越來越多的企業期望通過上市或發債募集資金，信貸需求明顯下降。隨著企業直接融資需求的持續高漲，此種趨勢仍將持續。
存款業務方面，直接融資帶來存款分流及穩定性下降。近年來，企業、居民多渠道投資理財快速增長，在帶動商業銀行存款增速明顯放緩的同時，存款波動性也加大。第一，存款需求下降趨勢明顯。以深圳為例，2008年以來，銀行業個人理財產品募集量達到約2600億元，年均增速80％以上，而各項存款的年均增速僅為24％左右。第二，負債穩定性降低，主要表現為投資活動加速儲蓄存款活期化，銀行資產負債期限不匹配問題更為突出。此外，存款增速與資本和貨幣市場高度相關，受新股申購、債券發行以及市場行情等因素影響，資金在銀行體系與資本市場之間頻繁轉移，導致銀行存款波動性加大，同時帶來的市場利率波動進一步加大銀行的流動性管理難度。
盈利增長面臨利差收窄的挑戰
直接融資發展降低銀行的貸款議價能力。在我國，企業通過發行股票或債券方式進行融資的成本遠低于貸款。首先，股權融資沒有還本付息壓力，且能提升公司的市場形象和影響力。其次，債券融資工具種類較多，成本比同期限貸款利率低。因此，具備直接融資能力的企業客戶在與銀行談判時處于絕對買方地位，表現出較強的議價能力。
直接融資影響銀行盈利的穩定性。目前，我國發達地區銀行業與直接融資相關的中間業務凈收入約占所有中間業務凈收入的三成。但是，這部分收入受資本市場影響波動較大，“靠天吃飯”特征明顯。債券、融資顧問、托管等中間業務收入也同樣波動巨大。目前，凈息差仍然是商業銀行最主要的利潤來源，占凈利潤的比重達到80%以上。“十二五”期間，隨著利率市場化有規劃、有步驟地推進，替代性金融產品價格逐步放開，存貸利差縮小將成為必然趨勢。據測算，凈息差每下降10個基點，上市銀行盈利水平就會平均下降8.6%，影響遠超過此次金融危機造成的直接資產損失。在失去利差保護的情況下，直接融資將對商業銀行盈利穩定性產生巨大影響。
直接融資發展提升銀行經營成本。在直接融資的“擠出效應”和貸款規模約束下，商業銀行優質客戶資源減少，競爭更趨激烈。一方面維護存量優質客戶的成本不斷攀升，另一方面拓展新客戶的投入資源也要不斷增加，經營費用上升趨勢明顯。特別是中小商業銀行，在資金成本、客戶資源、營銷渠道、產品支持以及可用貸款額度上均弱于大型銀行，隨著更多的銀行將營銷重點轉向中小企業，中小商業銀行面臨更大的成本壓力。
營銷方式面臨金融需求急劇變化的挑戰
“雙大”驅動的傳統營銷模式難以持續。一直以來，我國銀行業資產規模增長主要依靠信貸投放，信貸投放又主要向大企業、大項目集中。直接融資的快速發展，使大中型企業對銀行體系的資金依賴迅速下降，同時帶來企業和個人對各類投融資工具的財富管理需求迅速上升。面對這些變化，長期以來“壘大戶”的營銷方式和依靠營銷競賽、分指標、發通報、發獎金的運動式業務推動方式，將難以適應社會的金融需求，也必然難以維系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創新能力不足難以應對營銷轉型的需要。準確把握和跟進社會金融需求變化，對管理體制、產品、服務做出調整和創新，是轉變營銷方式的重要前提。目前，國內銀行管理的水平與素質雖然有了很大提高，但總體仍較為粗放，產品創新能力較弱，對新興業務的拓展較為困難；管理創新能力不足，導致金融服務趨同，低水平重復競爭現象突出。
組織體系面臨市場深化的挑戰
現行組織管理體系難以有效整合和共享資源。資產管理、并購重組、結構化融資、財務顧問等以直接融資為平臺的新興業務，淡化了銀行分支機構和部門之間清晰的職能劃分，要求不同條線、不同部門甚至不同區域分支機構的共同推動。目前，我國銀行業實質上還停留在以產品為中心的經營階段，組織體系的設置多為層級職能模式，部門之間很難跨越小團體的利益鴻溝，配合度低、溝通成本大、聯動積極性不高，分散、多頭、低效突出。
現行組織管理體系的市場應變能力較弱。目前，各類金融機構對直接融資類業務的競爭手段多為產品組合、政策靈活性以及對客戶需求的響應速度。相比證券、基金等機構，商業銀行管理層級多、決策鏈條冗長，市場敏感性不強，從客戶信息共享到產品研發，再到營銷協同，業務流程繁雜重復，難以滿足客戶的個性化要求。近年來，除企業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外，非銀行金融機構發行的專項資產管理計劃、集合信托計劃也對貸款的替代明顯。
風險管理面臨客戶結構變化和風險疊加的挑戰
直接融資對銀行信用風險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客戶融資模式的改變必然導致商業銀行客戶結構的改變。為應對大中型企業加速脫媒問題，很多銀行均已將中小企業業務上升至戰略高度。目前，小企業在資本市場（包括中小板、創業板、新三板）的年融資總量不足1000億元，通過間接融資渠道的小企業銀行貸款每年約為2.5萬億元，銀行貸款占小企業融資總量的95％以上。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違約率相對較高，資本消耗相對更大，風險調整后的資本回報率（RAROC）也相對更低，如何在銀行資本和規模的雙約束下，建立中小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業務模式和流程，對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管理全面提升提出挑戰。
直接融資市場發展要求商業銀行加快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建設。近五年來，基于降低融資成本、分散資金來源、增加投資收益以及風險管理、調整資產負債組合等目的，越來越多的企業參與金融市場并利用其提供的多種工具及其衍生品進行保值或投資。由于部分企業對新型金融工具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必要的專業知識，對高收益的追求使其脫離了最初“套期保值”的避險本意，企業的市場風險極易轉變為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此外，為適應直接融資發展帶來的社會需求變化，各家銀行都在探索不受牌照限制的投資銀行業務、研發自己的直接融資產品，如債券發行、債券承銷、資產管理、融資顧問等等，利率、匯率、股票、商品等價格敏感型業務的比重顯著提高，信用風險、市場風險、聲譽風險相互交織，而國內商業銀行長期以來習慣于具體風險的管理，條線之間協調不順暢，隊伍素質和能力也與專業化管理要求存在差距，難以應對直接融資業務風險管理的需要。
推進商業銀行直接融資的有關政策建議
“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建設，顯著提高直接融資比例”是“十二五”期間我國社會融資結構調整的總體思路。抓住直接融資帶來的市場“溢出紅利”，有效抵補“脫媒”負面效應，不僅需要商業銀行自身努力，更需要監管部門的引領和指導。
堅定不移地推動商業銀行加快發展方式的轉變。應督促商業銀行牢牢把握經濟轉型、社會轉軌、市場格局演變等重大變化，加快轉變依靠信貸、融資、成本、利差、雙大（大企業、大項目）驅動的發展模式，通過前瞻性的政策引領和持續的形勢宣導，培育商業銀行董事會、高管層科學發展的意識，強化轉變發展方式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推動商業銀行盡快從單純的融資中介向全面的服務中介轉型。
進一步明確地推動商業銀行加快管理變革。發展方式轉變實質上是管理的變革。2011年，宏觀政策進一步回歸常態化，國內經濟將由政策刺激下的較快增長轉為結構調整中的穩定增長，商業銀行管理與發展的矛盾更加突出。監管部門要持續密切跟蹤直接融資發展帶來的市場環境變化及其對商業銀行的影響，鼓勵并引導商業銀行通過重構組織構架，再造業務流程，優化經營結構，完善資本配置體系，主動適應市場的發展和客戶需求的變化。
以服務實體經濟和提高銀行業競爭能力為導向推進金融創新。直接融資的發展推動商業銀行從單純融資中介向全面服務中介的轉變，這一市場定位的變化需要管理創新和產品創新的支持。監管部門要以服務實體經濟真實需求和提高銀行業競爭能力為基本導向，著力從以下五個方面推進銀行業創新：一是提高創新領域法規建設的及時性和有效性；二是審慎推進商業銀行綜合化經營，提高綜合化經營準入門檻，建立退出機制，完善并表監管；三是引導商業銀行理順創新管理組織體系，實行專業化創新管理；四是要求商業銀行建立以客戶和市場需求為出發點的產品研發和推廣流程，實行產品服務創意、功能設計、流程設計、推廣銷售、維護及售后的全流程管理；五是推動商業銀行制定科學、合理的產品服務創新激勵約束機制。
第4篇：直接融資的功能范文
一、明確目標任務
到2020年末，全市直接融資水平顯著提高，社會融資結構明顯優化，全市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不低于35%，在全省的排名超過地區生產總值（GDP）排名，國民資產證券化率達到30%，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推動企業在多層次資本市場上市或掛牌交易，力爭到2020年底，全市50%以上規上企業完成規范化公司制改制，新增主板或中小板、創業板上市企業1戶，新增“新三板”掛牌企業3戶，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掛牌企業數累計達到80戶。
二、突出工作重點
（一）全力推動股權融資。
1.推動規上企業規范化公司制改制。大力實施規上企業規范化公司制改制“四年行動計劃”，自2017年起，每年改制比例不低于10%，努力做到應改盡改。各區市縣人民政府、園區管委會要切實擔負主體責任，切實加強對規上企業規范化公司制改制工作的組織領導，對改制企業“一戶一策”給予指導，通過購買服務方式為改制企業提供財務、投資及法律顧問等方面的服務，或根據地方財力給予完成改制的企業適當費用補助，積極推動企業加快改制步伐。
2.做大做實上市企業后備資源庫。依托省上“五千四百計劃”和“創業板行動計劃”，健全充實上市企業后備資源庫，篩選推薦一批主營業務突出、發展前景好、成長性強、龍頭引領作用明顯、運行機制健全、財務管理規范的重點企業，予以重點培育和支持。同時，根據產業發展情況，每年對重點培育企業進行補充、調整和更新，實行一年一報、動態篩選、重點跟蹤、動態管理，確保全市重點培育企業數量長期保持在150家以上。
3.鼓勵重點培育企業多渠道上市掛牌融資。支持重點培育企業選擇合適上市途徑，引導其自主選擇中介服務機構，對具備條件的重點企業實行“一戶一策”精準幫助，力爭更多企業納入全省“五千四百”計劃。鼓勵和支持資產規模大、盈利水平高的企業在主板市場上市；具有發展潛力的特色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在中小板上市；符合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方向的企業在創業板上市；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聯合股權交易中心掛牌。支持上市掛牌企業公開轉讓股份，開展股權融資、債權融資和并購重組，促進股權與資本對接；支持有意拓展海外市場、吸引國際資本的企業境外上市。
4.支持上市企業做優做強。鼓勵上市企業充分依托資本市場，通過公司債、可轉債、定向增發、配股和優先股等多種方式實現再融資，擴大企業融資規模、投資規模和生產規模，提高上市企業核心競爭力，推動企業做大做強。支持上市公司借助資本市場融資工具，并購重組海外產業鏈核心資產以及研發、品牌與技術資源。
5.著力提升資產證券化率。支持市屬國有企業借助資本市場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優化市屬國有企業股權結構，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積極推進有條件市屬國有企業開展并購重組，全力推進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整體上市，利用資產證券化盤活存量資產。
（二）大力推動債券融資。實施債券優先戰略，擴大債券直接融資規模和比重，改善我市直接融資結構，力爭到2020年末，50%以上市縣兩級國有企業、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信用評級在AA+以上的上市企業及其大股東實施債券發行計劃，發行規模累計達150億元以上。鼓勵企業綜合運用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中小企業集合票據、超短期融資券等債務融資工具融資，推動優質企業發行公司債、可轉債、集合債、私募債等。各區市縣、園區要加強與銀行間債券市場和交易所市場主管部門的溝通聯系，采取多種措施促進債券承銷機構與發債企業無縫對接，為企業發債創造有利條件。鼓勵駐市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在各自法定經營范圍內開展債券發行、承銷和結算業務，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機構申請債務融資工具承銷商資格。
（三）加快推動基金組建。鼓勵和支持小平故里發展基金采取“1+N”模式做大做強，積極引進戰略投資者做實做大小平故里發展基金，借鑒先進地區經驗推動我市基金工作取得實質性進展，力爭2017年底基金授信總規模達50億元、提款達12億元，2018年底基金授信總規模達100億元。加大與央企、省屬國企合作力度，積極對接系列基金等省級基金，合作設立基礎設施、戰略性新興產業、創業投資等基金。加強與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對接，積極引入保險、銀行理財等資金投入到全市經濟發展建設。市本級設立3億元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有條件的縣（市、區）可參照設立。鼓勵重點產業園區設立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產業并購基金、股權投資基金，重點支持創業型和創新型企業的主導產業和重點企業發展。著力優化我市創業投資、股權投資環境，鼓勵有實力的金融機構和企業到我市設立產業投資、創業投資、私募股權投資等各類基金，開展各類投資合作，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
三、強化工作保障
（一）切實加強組織領導。依托上市公司與產業引導基金發展工作組，建立由市政府分管領導牽頭的直接融資協調機制，幫助企業解決改制上市、并購重組、發行債券等直接融資過程中的實際問題。各區市縣政府、園區管委會以及市級相關部門要主動與重點培育企業溝通對接，優化行政服務，特別是在重點培育企業實施改制、資產重組、上市掛牌、發債等過程中，要建立“綠色通道”和“一站式服務”制度，提高辦事質量和效率。市發展改革委、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市政府金融辦要加強對重點企業培育和提升直接融資水平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情況開展督促檢查，實行定期通報制度，推動企業改制、上市掛牌、直接融資等工作落到實處。
第5篇：直接融資的功能范文
關鍵字：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發展方式轉型
一、我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分析
經濟發展中經濟結構不合理突出表現在總需求結構失衡。影響經濟結構的因素有很多，但當前最為突出的結構性問題是總需求結構的失衡。在需求結構上，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有利于社會經濟良性發展的國內消費需求不振；在產業結構上，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第二產業的帶動，經濟社會效益較高的第三產業發展緩慢，而且同第二產業相比，第三產業投資效率低，可見下圖一、圖二：
從上圖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第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在總投資中的比重為56%，大于由第三產業引起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49%，說明我國第三產業的投入產出比不一致，生產效率還不高，還沒有達到規模經濟。
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一）轉變經濟發展的總體方向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思路是要實現三個“結構性轉變”：一是需求結構轉變，即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二是產業結構轉變，即由主要依靠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協調帶動轉變；三是要素結構轉變，即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二）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壯大中小企業是必要條件
民營經濟的典型部分是中小企業和私營企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小企業不斷發展壯大，已成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面臨困境：一是制度環境提供的激勵不足；二是缺乏自主創新；三是中小企業融資難且融資成本高。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發展受到限制，企業就無法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設備，致使生產效率低下、環境污染嚴重、創新能力不足等一系列問題。這是我國目前面臨“經濟政策兩難”的一個重要原因，通過解決企業融資問題，有利于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而解決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
三、推進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渠道建設，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推進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渠道建設有利于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矛盾。首先推進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建設，有利于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擴寬企業融資渠道；其次推進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渠道建設，有利于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然后推進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渠道建設，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
四、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渠道
（一）完善中小企業股權質押融資。目前我國股權質押融資業務的行業，已從最初的典當行迅速擴展到自然人、擔保公司、農村信用合作社、商業銀行和企業，股權質押融資模式越來越受各類資金供給主體的高度關注和重視。但是據對銀行、典當、擔保等行業質權人的調查，股權質押主要是對其他融資業務質押擔保不足的補充，在捆綁組合式打包質押擔保物中處于從屬、輔助地位，基本上沒有開展單一股權質押或以股權質押為主導的融資業務。
（二）提高創業板對中小企業的融資功能，規范創業板的運行，逐步增加在創業板對中小企業的融資支持功能，規范創業板的運行，逐步增加在創業板上中小企業的數量。
（三）積極發展中小企業產權交易平臺，建立知識產權交易中小，對中小企業所擁有的知識產權進行評估、交易，為其利用只有知識產權申請質押融資提供便利。
（四）發展民間金融，支持中小企業融資。基于中小企業經營靈活的特點所表現出的對資產快速周轉的要求，中小企業的融資有額度小、頻率高和時間性強的特點。在融資渠道狹窄、銀行貸款條件較高的情況下，中小企業更傾向于民間貸款來補充流動資金。
五、結束語
面對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受到嚴重挑戰，政府提出了以“低碳、高效、創新”為重點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小企業的蓬勃發展是經濟轉變可否成功的關鍵，是決定轉變成效的重要一環。但是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受到一系列（如人力、物力、財力）因素的制約，其中融資難是最主要的因素。可見，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前提條件，而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渠道的建設是解決其融資難的最有效、最直接、最便捷的方法。因此，我們應該加快完善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渠道，保證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順利進行。
參考文獻：
［1］馬雪彬,李靜.中小企業融資平臺建設的路徑選擇[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2010，（4）.
第6篇：直接融資的功能范文
關鍵詞：企業債券,中小企業,融資,商業銀行轉型
近年來，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金融法律法規日趨完善，金融資產規模逐年擴大，金融機構更為豐富多樣，整個金融市場實現了平穩、規范發展。但在發展過程中，金融市場的一些結構性問題也逐步顯現，尤其是直接金融發展的落后和中小企業資金需求難以充分滿足的現象相對突出，引起了社會和監管部門的廣泛關注。如何穩步拓展企業直接融資渠道、優化金融資產結構、推進包括中小企業在內的各類金融市場主體共同發展，成為當前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一、發展企業債券市場所帶來的“擠出”效應將迫使商業銀行直接面對中小企業客戶
我國直接金融發展的落后阻礙了多層次金融市場的構建，加大了中小企業融資的難度。隨著2005年人民銀行推出短期融資券和2006股市恢復融資功能，直接融資發展失衡的局面有所緩解，但間接融資的比重仍然明顯偏高。2005年國內非金融機構部門通過股票、國債、企業債券等直接融資的新增規模為6890億元，占融資總量的19.8％，其中企業債發展較快，全年融資量為2010億元，占比從2004年的1.1%上升至6.6%。2006年國內非金融機構部門通過股票、國債、企業債券等直接融資的新增規模為7187億元，占融資總量的18％。在這種以商業銀行為主導、間接金融占絕對比重的金融市場體系中，企業缺乏適應市場變化的自我調整能力，容易導致經濟結構調整的成本很大程度上由銀行承擔，從而帶來銀行不良信貸資產大量增加。在這種背景下，商業銀行出于規避風險和收益最大化的需要，必然將業務發展的重點放在風險相對較小、素質相對較高的大型優質企業上，從而形成了在優質客戶群上業務過度競爭，而忽視中小企業融資需求的局面。直接金融發展落后，成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重要原因之一。發展直接融資所帶來的“擠出”效應將迫使商業銀行必須直接面對中小企業客戶，發展中小企業貸款業務將成為商業銀行自身發展的迫切要求。
傳統的企業融資理論認為，企業補充資金需求的渠道一般遵循內源融資－債務融資－股權融資的先后順序。從美國的經驗來看，從1965－1982年間，美國非金融企業的融資總量中內部積累平均占到61%，債權融資占到23%，而新發行的股票平均每年只占到2.7%。這一數據表明，要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僅僅依靠股權融資是不夠的，必須大力發展企業債券市場，才能有效降低銀行系統的金融風險。從20世紀90年代起，日本和韓國都經歷了企業債券市場蓬勃發展、銀行信貸存量明顯下降的過程。日本企業在1994年－2004年的十年間通過債券市場直接融資的規模從45萬億日元增加到80萬億日元，增長近一倍，而同期銀行系統信貸余額從430萬億日元下降到260萬億日元。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對銀行系統的信貸規模產生了明顯的擠出效應。而在韓國，企業債券市場和銀行信貸規模也存在此消彼長的“擠出”現象。在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韓國政府加大了銀行系統的重組力度，企業債券市場得到迅猛發展。企業債券的市場規模從1997年的90.1萬億韓元增長到2004年的153.3萬億韓元，私有企業通過債券市場的籌資額在其總債務中的比重也從1997年的16.7%上升到2001年的21.7%。企業債券市場發展對銀行信貸業務的擠出效應，一方面有效拓寬了企業直接融資渠道，減輕了金融風險向銀行系統的積聚程度;但另一方面信貸規模的壓縮也使得商業銀行的盈利空間日益狹小，商業銀行風險管理和市場競爭意識不斷增強。
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還將通過改變商業銀行的主要客戶群來從根本上改變商業銀行的經營行為。由于企業債券市場一般具有較為完備的企業債券評級和信息披露制度，進入門檻較高，絕大多數國家的企業債券市場都主要為大型優質企業獲取直接融資服務的。以韓國企業債券市場為例，1997-2004年韓國的企業債市場規模從90.1萬億韓元發展到153.3萬億韓元，增長了70%，而同期韓國中小企業在債券市場上的融資規模從未超過5%。由于企業債券市場融資方式和期限相對靈活、融資成本相對較低，大型優質企業往往采用發行債券的方式彌補對商業銀行的短期資金需求。一方面債券融資在企業融資總額中的占比不斷上升，1997－2001年韓國私營企業的債券融資規模就從121.3萬億元增加到179.9萬億元，增長48%，債券融資在企業總融資額中的占比從16.7%提高到21.7％。另一方面，通過債券融資來滿足企業流動資金需求的趨勢日益明顯。從韓國企業的融資結構上看，銀行貸款的總額和占比仍在不斷上升，但上升幅度低于債券融資增長速度。票據融資的規模和占比明顯下滑，表明韓國企業部分短期融資需求明顯已由債券融資替代。這一點從韓國企業債券發行用途可以得到印證。1997－2004年韓國企業債券中66.7%用于補充營運資金需求，而只有31.2%是用于固定資產投資。韓國經驗表明，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將大量減少企業對銀行流動資金的需求，并對銀行中長期貸款業務帶來一定沖擊。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當大型優質企業開始更多地利用債券市場進行融資時，對銀行信貸資金的依賴程度將逐步下降，商業銀行傳統的、以大型企業為主要服務對象的信貸市場將面臨著漸趨收窄的局面，普遍的流動性過剩、存貸比偏低以及由此導致的資產和資本權益收益率不高等問題逐漸顯現。同時，WTO后保護期即將結束以及利率市場化加速向前推進也將帶來銀行業競爭加劇、對大型企業客戶的爭奪更加激烈，商業銀行未來面臨大型客戶凈利差收窄、利息收益下降的壓力。新的形勢要求商業銀行必須走出傳統業務、傳統市場的圈子，必須進一步面向中小企業，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目前隨著我國企業短期融資券市場的發展，直接融資帶來的擠出效應已經逐步顯現。截至2006年年底，共有210家企業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短期融資券321只，累計發行規模4343.8億元。這部分資金絕大部分都用于歸還銀行短期借款。可以預計，隨著企業債券市場中長期產品的推出，企業直接融資將對商業銀行傳統業務帶來更大沖擊，擠出效應帶來的金融市場結構的變化將更為顯著。
二、大力發展企業債券市場是改善中小企業融資環境的重要途徑之一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發展企業直接融資，特別是大力促進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充分發揮直接融資的擠出效應，將有助于改善目前中小企業融資需求難以充分滿足的現狀。擠出效應的充分發揮依賴于兩個先決條件：一是進一步完善企業債券市場，促使大型優質企業在更大范圍內廣泛運用直接融資工具；二是商業銀行體系將外在的市場壓力轉化為內在的發展動力，通過加強機制和體制創新，切實提高風險管理水平，改進和完善中小企業金融服務。
（一）進一步完善企業債券市場，推動直接融資的進一步發展
就債券市場建設而言，一是應鼓勵金融創新，豐富債券品種，適時在銀行間市場推出包括資產支持票據在內的中長期產品，滿足企業的中長期融資需求。二是應構建完善的債券收益率曲線，使企業能夠根據自身需求選擇有利的融資策略以降低融資成本。目前短期利率期限已基本完備，各期限銀行間回購品種、央票和短期融資券利率已經能夠為短期券種的定價提供有效參考，并能綜合反映市場對1年內不同期限利率趨勢和不同風險溢價的預期，充分實現價格發現功能。但是就中長期而言，企業債、金融債和國債的期限品種十分有限，在二級市場交易不太活躍，難以形成完整的收益率曲線，從而使得企業和金融機構無法對創新產品實現準確定價。三是適當擴大投資人范圍。從目前來看，盡管投資者主體的規模和種類正在不斷擴大，但是由于投資者主體的結構較為單一，對投資品種的偏好較為接近，不同投資者之間的風險收益特征并不明顯，致使市場整體的波動性未能得到有效降低。因此應適當擴大投資人范圍，一方面可以引入具有一定的資本實力和金融專業知識的自然人群體參與到銀行間市場上來，另一方面擴大各類理財產品投資銀行間市場的品種范圍。四是建立銀行間市場的產品創新機制。銀行間產品的創新機制主要體現在市場化的監管方式和手段、符合企業需要的創新產品、充分完備的信息披露機制、有效的風險分擔和補償機制以及有利于市場主體創新的激勵機制等等。
（二）商業銀行應從機制創新入手，改進和完善中小企業金融服務
除了強化外部約束和市場力量外，商業銀行自身的戰略轉型和體制機制創新是從根本上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關鍵所在。面對中小企業普遍存在內部治理結構不完善、經營管理水平不高、會計統計信息不透明等弱點，商業銀行必須在原有經營管理模式的基礎上，根據中小企業的特點，對經營組織架構、信貸流程、產品及服務手段等進行全面改革和創新。具體而言，商業銀行改革的重點主要在以下方面：
1、商業銀行應加大貸款營銷的力度和效率，關鍵是發現和培訓潛在客戶。針對中小企業在不同成長階段的融資需求，采取“量身定做”的方法提供相應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幫助中小企業盡快完成從創業型、成長型向成熟型轉變。
2、商業銀行應學會合理利用資金定價手段覆蓋中小企業貸款風險。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核心是定價，以高收益覆蓋高風險。正在加速進行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已經將中小企業貸款的利率上浮空間基本放開。商業銀行在與中小企業業務談判中較之大企業更處于有利地位，可以通過風險定價，抵補風險，實現收益。按照風險收益最優化原則和差別化原則，綜合考慮客戶評級、貸款擔保情況、客戶信譽、綜合貢獻等因素，實行差別化定價策略。
3、商業銀行應加強中小企業信貸管理制度改革，包括商業銀行的信貸管理、風險控制、資產處置和后臺監督機制等方面的改革。現有的信貸管理制度主要面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商業銀行實行統一法人制度，決策鏈較長，很難適應中小企業貸款期限短、頻率高、用款急的需求。我們認為，商業銀行法人集權管理有利于集中控制風險，是國際銀行業發展的大趨勢，但同時商業銀行應發揮好立足當地、貼近社區、貼近借款人的優勢，盡量減少信貸決策環節，縮短決策鏈條，更好地為中小企業服務；二是中小企業信用評級方法與大企業有較大差異，商業銀行目前“大而全”的信用風險評價體系不能體現中小企業的經營管理情況、會計統計信息披露等特點。商業銀行應加快建立適合中小企業經營管理特點的信貸管理信息系統和風險評價機制，加強在貸款審查、信用評級、抵押擔保程序、資金定價機制、貸后管理等各方面的創新。
隨著直接融資市場不斷發展，大型企業融資渠道不斷增多，商業銀行在外部市場約束力量日益強化的條件下將被迫轉換經營思路、改變競爭戰略，并最終將市場競爭的重點轉移到發展中小企業客戶上來，從而為較好地解決目前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開辟出新思路。我國中小企業不僅數量眾多，且其中不乏經營業績好、誠信度高、成長性良好的優秀企業。這一群體有著巨大的增長潛力，對銀行信貸也有著更大的現實和潛在需求。我們相信，通過大力發展中小企業融資業務，商業銀行信貸資金可以在中小企業領域找到廣闊的市場，中小企業也可以為商業銀行戰略轉型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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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國人民銀行:《2005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第7篇：直接融資的功能范文
關鍵詞：債券市場；分析；服務實體經濟；建議
中圖分類號：F830.9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6.42 文章編號：1672-3309（2012）06-102-03
一、我國債券市場現狀
一個成熟和規范的債券市場，能夠為投資者提供低風險投融資工具，也能夠為中小企業在實體經濟的發展過程開辟融資新渠道以滿足其潛在的巨大資金需求。我國資本市場歷經了 20 年的發展，建立起一個余額位居世界前五、亞洲第二的債券市場，成績斐然。2011年，債券市場累計發行人民幣債券7.8萬億元，其中政策性金融債2.0萬億元、公司信用債券2.2萬億元。債券托管總額22.1萬億元，當中的銀行間債券市場20.2萬億元的債券托管量占了我國存量債券的97.1%。毋容置疑，我國債市進入了一個規模快速發展時期。但我們還應該看到，目前債市直融進程中的實業型主力軍，仍是國資背景的企業，大多數中小及民營企業還未能充分利用債券融資工具，資本市場“重股輕債”的迷離頑疾依然存在；根深蒂固的“重股輕債”思維，導致直接融資結構不均衡，融資層次單一的行情，使之成為制約直接融資比重進一步提高的關鍵因素，反過來，債券市場又成了資本市場發展的羈絆之一，跟不上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債券市場流動性不足，債券結構欠合理，產品缺乏創新，債市過多地圍繞金融機構融資。
我國的信用債券品種發展歷程各具特質，主要包括公司債券、企業債券、金融債券以及短期融資債券等，但在很長時期內發展緩慢則有共同性，主要在于制度性因素的制約。一是嚴格的審批制和募集資金用途管制束縛了市場的發展，用審批的辦法來管理市場，使公司信用債與企業自身的經營需求背離財務調整和信用債券主題，僅僅服務于固定投資項目，降低了市場效率。我國的債券市場一直被視為國民經濟金融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始終處于政府的嚴控之下，政府對信用債券的發行實行嚴格的審批制。以發改委審批發行并監管的企業債為例，企業債發行利率由中國人民銀行會同發改委共同審批；企業債如果要上市交易則需經過交易所核準等。企業債發行額度和時間限制使企業不能按照自身的經營和融資需要自主、靈活地確定發債規模及時機，而對發行利率的審批有悖于市場化定價機制，不能充分體現不同發行人資質差異以及市場對信用風險的真實評估。此外，繁瑣的審批程序往往錯過企業發債時機，加大新債對發行人和投資人的雙向不確定性，形成企業實際發債時的市場條件和企業自身經營狀況距離申請時情況已發生變化的困局。二是債務融資信用基礎薄弱，法律法規不健全，市場監管效率低和目標模糊，相關法律與實施細則和規章制度之間不配套。按照我國現有債券制度，對信用的內在要求與發達國家標準相比仍然有差距，信用形式和依法監管未能隨市跟進。再是市場過度依賴國企背后各種顯性和隱性的政府信用，使企業信用、民間信用欠缺培植，企業和政府間的信用沖突仍然借助資源的重新調整和配置來解決，信用債券自然難以步入良性的發展軌道。
由于我國債券市場是以政府及金融機構債券為主體的市場，公司信用相關債券品種不豐富，與股票市場不能相提并論。債券一級市場發展緩慢，必然其二級市場一路蹣跚，表現為投資者結構單一、信用類債券流動性不足、變現能力弱，交易所掛牌交易數量不多，場外交易欠發達，由此加大債券投資者對公司信用類債券的風險預期，同時影響和限制了投資者對公司信用類債券的購買，使債券投資變相成了債券投資人的定期存款，對投資者缺乏吸引力，市場發行難免舉步維艱。
二、美國債券市場情況
美國債券市場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債券市場之一，債券早就成為美國政府和企業最重要的融資工具之一，債券市場可流通規模總量大，債券種類豐富，尤其是公司信用類債券產品，品種繁多，舉足輕重，成就了美國的金融霸主地位。2011年美國債券市場累計發行58918億美元，其中國債21032億美元、聯邦機構債券7036億美元、公司債券10055億美元、抵押支持債券 16602億美元、資產支持債券1248億美元、市政債券2946億美元，公司直接債務融資占債券市場整體規模50%以上。截止2011年底，美國債券市場可流通余額達36.756萬億美元，相當于同期我國債券市場可流通余額的10.50倍。
美國發達的債券市場經驗表明，債券市場在推動國家經濟轉型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剖析美國直接融資結構，債券市場舉足輕重，日均債券交易量龐大，其他任何市場都無法比擬，基本形成了債券融資主導的直接融資模式，債券融資在規模和重要性方面超過股票融資。從證券化比率來看，美國債券市值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股票市值占GDP的比例。體會美國經驗，債券市場順應市場演進發展大于股票市場，一是可以避免融資風險積聚在銀行體系，分散整個社會的經濟波動風險以及信用風險；二是降低融資結構失衡導致的宏觀經濟脆弱性；三是促進信貸以外的其他金融產品和衍生品的創新，進一步提高金融產品多樣化。在融資渠道多樣化防范風險上，美國次貸危機倒是很好的證例。次債風波，是美國房地產市場震蕩波及美國金融市場，繼而引爆全球經濟危機。匪夷所思的是，處于風暴中心的華爾街金融帝國大廈至今屹立不倒，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剝繭抽絲，得益于美國笑傲巔峰的國際化債券市場，打造出的全球金融產品多樣化，替美國分散了房地產市場泡沫風險，殊不知歐洲金融機構在資產投資的損失遠遠大于美國本土金融機構。從全球來看，其他國家的投資者也被殃及，通通為美國次貸危機買單。
在美國的債務融資中，其市政債券值得一提，該項已成為地方政府市場化融資的一種重要方式。19世紀20年代美國在大規模城市建設過程中，開始興起發行市政債券，由于聯邦政府無法滿足各州建設所需的大量資金，只得向債券市場融資。截至2011年末，美國市政債券存量37434億美元，占美國債券總存量的10.18%，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融資能量不可低估。美國政府還于2009年推出的"建設美國債券（Build America Bonds）"，作為當時國家經濟刺激計劃之一，該項債券票息享有政府35%的永久補貼，當年發行量達642億美元，占同期市政債券發行量的15.66%；2010年發行1173億元，占同期市政債券發行量的27.09%。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提交給國會的2011財政年度預算案中，把“建設美國債券”列為一項永久性項目，將該債券用途擴大至一些債務的再融資，以彌補短期政府運轉資金不足，市場反應非常積極。
美國債券二級市場，主要是以場外交易為主，其自由的交易模式給市場帶來了良好的流動性和活躍氛圍。2011年，美國債券市場的日均交易量約9087億美元，是同期紐約股票市場和納斯達克交易所股票日均交易成交量之和的9倍。從各類型債券發行規模以及日均交易量來看，美國國債是當局貨幣政策貫徹的主要工具，也是美聯儲公開市場業務的主要操作平臺，其日均交易量達5678億美元。其次的是以房地美等政府支持機構發行為主的抵押支持證券，日均交易量在2500億美元左右，公司類信用債日均交易量在206億美元左右。
在信用評級方面，則倚重三家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評級機構根據實體經營情況以及長期還款能力來評定其信用等級，幫助投資人自主決定風險定價。除了必要的監管，主要還是靠市場力量約束規范債券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另外，在可流通的債券品種中，包含國債、市政債券、公司債券、企業債券、聯邦機構債券、抵押支持債券和資產支持債券等，信用產品風險大于國債，這一點與我國相同。但投資往往玩的是心跳，風險較高的債券對應的市場化收益更為豐厚，不同信用層次債券收益率，可滿足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人個性化投資需求。
三、完善我國債券市場的幾點建議
追尋美國債券市場的發展歷程及其一、二級市場的特點，對照我國債券市場的現實和發展，實事求是，兼容并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斷言，大力推進債券市場發展既是滿足我國實體經濟需求，也是進一步健全資本市場功能的必由之路。對作為資本市場有機組成部分的債券市場建設和債權式融資與投資，則首當其沖，迫在眉睫。發展債券市場，實乃實體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因此，針對現實債券市場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建議：
1、建立和完善債券市場外部監管體制
債券市場健康有序發展，離不開建立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一方面規范各個參與主體的行為，另一方面政府依法對各個主體行為監管。政府對債券市場的監管，是一門科學和藝術綜合學科，如何對那些不遵守法律法規的行為予以制止；對那些違法違規行為予以糾正；對那些故意或惡意違法違規予以打擊，有效發揮中介機構的作用，健全債券信用責任機制，擴大市場自主功能，是擺在我們跟前的復雜課題。
2、進一步減少行政控制，釋放市場自
市場的發展首先應減少行政過度的控制與干預，賦予市場主體更多自主。回歸市場化是市場信用得以滋生發展的前提條件，市場信用也只能借助于市場主體在交易過程中形成積累。只有消除政府對債券市場在各個環節的計劃審批和過度控制，才能使市場主體在自由交易的基礎上真正建立起互信，起到推動債券市場信用發展的作用。賦予市場自并不意味著弱化政府監管，相反，是要求監管找準切入點，通過外部監管嚴控市場化進程，而非對市場主體行政干預，維護金融市場健康穩定發展，提高債券市場透明度，防范各種投機行為，鼓勵市場創新，實現既合理監管又科學培育市場良性發展。
3、健全和發揮資本市場債市功能
債券市場作為一個金融市場中非常重要的子市場，有著深化金融結構改革、完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和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重要作用。一個發達的債券市場，不僅能優化市場資源配置，改善融資結構，還起到自我降低金融風險的作用。要發展債券市場，就必須堅持以機構投資者為基礎，加快培養具備風險甄別能力的個人投資者，積極引入外國投資者，多元化投資者類型，堅持發展場內和場外市場，通過不斷創新實現債券市場的規模、產品和模式的跨越式提升。債券一級發行市場是否建立和健全、相對市場化的制度是否完善，二級流通市場功能是否配套，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債權式融資與債券市場的作用的有效發揮。
4、擴大公司信用債券融資比例
擴大直接融資，能夠使大規模儲蓄轉換為金融資產，優化資本市場資源配置，改變傳統的金融運作方式。2011年末，對銀行來說，一個巨大的壓力，恰恰來自于貸款余額的54.79萬億元，加大直接融資比重的重要這就不言而喻。由于我國長期以間接融資為主，導致企業融資對銀行信貸的過度依賴，就更加需要善于利用股票、債券、產業基金等直接融資渠道。但不能把增加直接融資比重僅僅理解為股票市場的擴容，需要加快發展債券市場，深入開拓債券市場深度和廣度。縱觀全球資本市場，擴大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的空間，無一例外主要是通過債權融資方式，債券市場的發展反過來也能為信用風險市場化定價提供堅實基礎。
5、對外開放，實現債券市場與國際接軌
無論是中國市場還是國際市場，固定收益產品地位顯著，是投資的基石，為投資者的投資組合提供多樣化。但，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債券市場并與國際接軌，也要堅持實事求是，立足我國的現實，學習和借鑒國際資本市場的先進經驗和成功做法。在有效防范風險的基礎上，推動境外機構和個人投資境內債券市場，擴大境內發債的境外主體范圍，直接給予境外人民幣存款工具的提供方直接進入以本地貨幣結算的政府債券市場的機會，允許更多境內機構赴境外發行債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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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直接融資的功能范文
關鍵詞： 山東半島 產業結構 金融支持
山東半島的地理邊界涵蓋濱州、東營、濰坊、煙臺、威海、青島和日照7個沿海地市，面積68551平方公里，占全省總面積的44%，人口3561萬人，占全省總人口的40%，截至2009年，gdp占全省總量的52%。改革開放以來，山東社會經濟發展經歷了由“陸上山東”、“海上山東”到“藍色經濟區”的歷史性跨越。從陸上山東到海上山東，是山東省發展空間的延伸和拓展；從海上山東到藍色經濟區建設，則是山東省社會經濟發展理念的轉變和提升，是山東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重大轉變和經濟增長方式的戰略性轉型。山東半島經濟區是涵蓋社會經濟和科技文化諸要素的復合功能區。因此，本文主要分析的是山東半島7地市的產業結構及金融結構。
一、山東半島產業結構現狀及其與長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較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長江三角洲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經濟和社會都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成為全國最具活力的地區。若不考慮地區城市個數，從綜合經濟實力看，長江三角洲地區16個城市2008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53956億元，占全國比重達到17.9%；從增長速度上看，長三角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增速為14.7%。珠江三角洲地區9個城市2008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9746億元，占全國生產總值比重達到9.9%，增速是16.5%。山東半島7地市2008年實現生產總值16205億元，占全國的比重為5.4%，平均增長速度是16.2%。
從表1中可以看到，無論是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還是山東半島以及全國，第一產業比重穩步下降，第二產業穩中有降，第三產業穩步上升。
橫向上看，山東半島與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差距還是很明顯的。第一產業方面，三個地區第一產業比重都低于或是優于全國數據。但是，從2004、2006和2008三年的數據來看，山東半島第一產業的比重甚至比長三角和珠三角第一產業比重之和還要大，相比來說更接近全國平均比重，這對于山東半島來說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第二產業方面，從1992年開始，山東省包括山東半島工業總產值中，重工業比例第一次超過輕工業達到50.68：49.32。此后，重工業迅速增長，輕工業比例逐漸降低，第三產業逐步發展。從表1中可以看出，山東半島第二產業所占比重明顯要高于長三角和珠三角，更是高出全國10個百分點以上。第三產業方面，三地區以及全國第三產業比重都呈上升趨勢，但是山東半島第三產業比重相比于長三角或珠三角來說低10%還要多，甚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線7個百分點。
二、山東半島金融發展狀況分析
1、山東半島金融規模分析
由圖1可以看出，1988—1991年，山東半島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還沒達到千萬，貸款余額占gdp的比重由70%逐年增加到將近90%。在1991—1995年，當時經濟發展迅速并有過熱跡象，這時貸款有所收縮，貸款余額占gdp的比重又從近90%下降到不到60%，之后直到2008年也是在50%～70%之間波動。反觀全國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占全國gdp的比重達到107.5%，這說明，山東半島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的增長要落后于gdp的增長速度，從金融規模這一角度來說，山東半島的金融發展還是處于很低的水平。
2、山東半島融資結構分析
（1）直接融資分析。直接融資主要是指以股票和債券為主要金融工具的融資方式。在我國，直接融資主要是靠證券市場即股票為載體進行融資，債券發行量很少，因此本文主要考量證券市場的融資。那么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證券市場發育程度的指標通常選擇證券化率。
截至2008年，山東半島有上市公司39家，流通股總市值2368億元，占全省gdp的14.62%。從上市公司的產業分布來看，第一產業有4家，第二產業有30家，第三產業有5家，其中，第二產業上市公司大多數是制造業，其次是化工行業。而信息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上市公司幾乎沒有，這也妨礙了產業結構的升級。
圖2可以看到，山東半島1993年開始在證券市場上融資，證券化率是5%，經過近十年的發展，到2000年的時候達到最高的25%，隨后進入低谷，尤其是在2005年，證券化率達到6.5%，這一情況在2007年時得到改善，但是隨著金融危
機的到來，2008年又隨之下降。之所以形成這么大的波動，是因為證券化率與股票市值有關，而股票市值又與經濟形勢和股票價格相關。發達國家成熟的資本市場證券化率大都大于100%，我國在2007年證券化率也已達到132%。從這一方面說，山東半島的證券市場發育還很不完善，與成熟市場還有很大的距離。
（2）間接融資及其與直接融資的比例分析。間接融資主要是指以銀行信貸為主要手段的融資方式。由表2可以看到，在20世紀90年代，直接融資占間接融資的比例平均值在9%左右，最高也就達到16%。在2000年的時候，股票融資很大，貸款增加值明顯比前后幾年要小，這一年的直接融資占到間接融資的70%，但之后幾年又大幅下降到2008年的8%，直接融資規模仍然很小。
表2是2009年山東省非金融機構融資結構表，由這個表可以看出，山東省間接融資比例基本上始終保持在90%以上，除了2007年股票市場融資漲幅很大外，直接融資比例上升較快。山東金融業有些畸形發展，即直接融資滯后，企業融資渠道嚴重依賴銀行體系，使得金融機構風險加大，間接融資比例過高也使得企業經營成本加大。
綜上所述，山東半島第一產業相對于地區發展來說所占比重過高，第二產業內部不合理，高耗能的重工業結構亟需調整，第三產業比重過低，代表第三產業發展方向的高技術、生物工程等新興產業發展緩慢。另一方面，本文從該地區金融結構、金融規模等角度分析了山東半島金融發展現狀，從中可以看出，山東半島金融規模的增長跟不上gdp增長的步伐，且差距很大；融資結構不合理，間接融資比重很大，直接融資比重過小，導致金融市場效率低下，嚴重制約著產業發展和結構優化。
三、山東半島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金融支持措施
1、壯大地方性金融機構，加快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
地方性金融機構無論在政策方面還是信譽方面，往往比外來機構在支持本區域產業和經濟發展上更有優勢。因此，要把發展和壯大地方金融機構作為山東半島金融業發展的一個側重點，大力培植地方金融龍頭企業，全面增強本地區的金融實力。
應該說，山東半島經濟主體分散化、經濟結構多元化明顯，而本地區金融發展則是受體制的影響，存在諸多的限制因素，主要表現為金融開放的“內緊外松”現象，即外資銀行早已登陸山東半島，但是金融業對民間資本開放還是舉步維艱。金融所有權結構上的缺陷不但有損于多元化的經濟成分的融資需求，不利于新興產業的發展，也對構建高效的金融運行機制不利。所以，要大力推進地方金融資源整合，使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為山東半島產業結構升級提供充足的資本支持和高效的金融服務。
2、嘗試創新，豐富各類金融工具
（1）中小企業的信貸金融工具。山東半島高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大多是規模較小的企業，隨著經濟結構調整，這些企業占據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大，但是他們的融資渠道相對單一，由于擔心他們的信譽，銀行等金融機構往往是惜貸的。針對這一狀況，開發一套適合中小企業成長特點的信貸金融工具是非常必要的。
（2）股權類金融工具和組合投資金融工具。山東半島上市公司多達40多家，占山東省上市公司近一半的數量，且大都集中在優勢制造業上。因此，開發股權類金融工具適合投融資雙方低風險和高收益的偏好。同時，產業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也可以作為山東半島投資金融工具開發的方向，這些可以提高金融支持產業的力度。
（3）產業基金。產業基金以其獨到的資金匯集和高效的投資能力，可以為山東半島在成為工業強省、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發展等過程中所遇到的資金問題提供新的解決途徑。當前山東半島資本市場投資渠道單一，產業結構調整資金壓力大，一些基礎產業生產能力嚴重不足，工業發展主體性能不強，新興產業帶動能力較弱，企業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步履維艱。產業基金因為規模大，投資專業性強，其投資行為還可以有帶動社會資金匯集的作用。因此發展產業基金，將會極大促進半島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
3、發展資本市場，扭轉證券市場“邊緣化”局面，豐富金融市場層次
山東半島應充分利用資本市場在優化產業結構、提升企業資產運營質量方面的功能。這里所說的“邊緣化”是相對于直接融資來說的，證券市場籌資額很低。因此，要實現山東半島優質企業上市梯次化發展，多渠道多形式推進企業在主板上市和中小企業板上市，多渠道籌集資金。推動一批能夠代表山東半島經濟發展優勢的機械制造、海洋化工、醫藥等領域的大型企業集團以及發展前景好的高新技術企業在主板市場或中小企業板市場上市，促進山東半島經濟結構調整優化和產業升級。
4、地方政府要加強政策協調，構建區域合作發展的產業及金融機制
隨著
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各省及以下各市之間相互依賴的程度加深，經濟政策外部性日益突出，區域經濟整合發展的重點就在于政策協調，從而打破各種壁壘，從政策上給予經濟發展的自由空間。在這一方面，長江三角洲的做法可以借鑒，即建立區域統籌管理機構——長江三角洲市長聯席會議，就整個地區的重大事項進行討論協商。長三角的學術會議每年必開，珠三角也有了類似的機構存在。因此，山東半島要建立相關的協調機構，圍繞各市在區域中的定位，規劃自己的經濟布局和產業發展重點，從整體上確定發展戰略和產業金融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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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直接融資的功能范文
社會融資規模
與M2是什么?
通常說的M2是指廣義貨幣供應量，其計算公式是：流通中現金(M0)+活期存款=M1，M1+定期存款=M2。也可以換個角度，將M2簡單地看成由現金、央行投放的基礎貨幣和派生存款共同構成。如果假設流通中的現金數量相對穩定，M2的增長取決于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的數量、速度和金融系統派生存款的能力。從金融統計的角度看，它是個存量概念。比如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我國的貨幣供應量是72.58萬億元，這個量是自發行人民幣以來累計產生的貨幣供應量。
社會融資規模目前尚沒有明確的定義，根據其名稱，它至少應該包括：每年新增的貸款，信托融資、各類直接融資(股票、債券、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等)、PE、境外投資、民間融資等，其更多地是流量的概念。
社會融資規模
能被準確統計嗎?
通過對上述兩個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以M2作為代表的貨幣供應量是可以準確統計的。因為無論是現金投放，還是存款統計，國內現有的制度體系都可以提供較為準確的數據。由于人民幣是唯一的法定貨幣，在國內的任何一個經濟主體，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其持有貨幣的形式要么是現金，要么是銀行存款。現金的發行是由人民銀行負責的，每年的現金發行量，全社會累計的現金流通量都是有統計的。而全部的存款都會體現在各商業銀行的統計報表中。全社會的貨幣供應量可以通過人民銀行組織的金融統計得到準確的數據。
而社會融資規模則是一個不可能被準確統計的數據。以PE為例，PE是“private equity”的縮寫，一般的中文翻譯是私募股權投資。因為是“私募”，所以無論是募資者，還是投資者，都沒有向社會公開、或披露的義務。也同樣因為是“私募”，具體的投資活動是極其分散的，其形式也是非常多樣化的。目前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建立起權威的、全面的統計制度，在我國也是如此。PE雖然已經是一個耳熟能詳的詞匯，但它到底對應什么樣的投資活動，哪些投資行為屬于PE的范圍并沒有明確的概念。毫無疑問，像凱雷、DIG，紅杉資本這些著名機構的投資活動屬于PE，但為數更眾的民間投資其實也符合PE的特征。再加上民間的投資活動中，債權投資和股權投資常常并不清晰，很多投資活動同時具有雙重特征，也使PE的界定更為困難。正是由于沒有明確的PE概念及其界定，所以也就沒有PE的統計口徑和統計制度，就更沒有被普遍認可的PE統計數據。雖然目前有很多機構、學者都在研究此問題，但彼此間的估計值存在以千億計的誤差。
作為監測貨幣政策執行情況的中間目標，必須具備可測性、相關性、可控性等特征。如果不能有效解決社會融資規模的統計問題，它就只是一個既不可測，更不可控的目標，讓其承擔監測貨幣政策執行情況的功能，又怎么可能呢?
控制通脹的關鍵是什么?
我國目前經濟運行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通貨膨脹。從抑制通貨膨脹的角度看，由于貨幣超額發行是引起通脹的根本原因，所以抑制通脹就須控制貨幣發行。
現代銀行制度的一大功能就是可以通過派生存款增加貨幣供應：當中央銀行發行的基礎貨幣進入銀行體系后，銀行就獲得了發放貸款的能力。銀行放貸后，借款人又會在銀行中形成新的存款，銀行進一步獲得了放貸的資金，如此反復，央行極少量的基礎貨幣發行，在商業銀行貸款，存款一再貸款一再存款的反復中，就會形成巨額貨幣供應。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金融工具的多元化，銀行創造新的貨幣供應的方式還包括銀行直接購買國債、購買企業債券、參與企業發行股票等行為。由此可見，由于銀行體系功能日益強大和金融創新高度發達，在影響貨幣發行的各種因素中，除了央行發行基礎貨幣外，銀行能派生存款的各類資金運用方式已經成為創造貨幣的關鍵因素。
當然，目前我國商業銀行在開展業務時，由于監管要求和銀行盈利沖動，銀行最愿意開展的業務仍然是發放貸款，控制貸款仍是控制貨幣供應增長的根本手段。而至于其它的融資方式，像普通投資者用自己的存款購買股票或債券，只是把個人的存款變成了企業的存款或政府的存款，并不會像銀行那樣能派生出新的存款，也不會增加貨幣供應。所以在直接融資非常發達，手段非常多的情況下，社會融資總量與貨幣供應量并無必然、直接的聯系。
從控制通脹的角度看，在長期內，貨幣供應量是決定通脹的唯一因素，對其的長期觀測是不可能被放棄的。而對貨幣供應量變化有重要影響的信貸投放速度和投放規模仍將被密切關注。尤其是在我國，直接融資尚不發達，銀行體系過于強大，貸款投放仍是控制貨幣發行的核心指標。
不過在短期經濟運行中，關注社會總融資量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雖然社會融資總量的增長并不意味著貨幣投放的增長，也不可能取代貨幣供應量，但總融資的增長將意味著總需求的增長。如果中央銀行為了控制貨幣投放而僅僅控制貸款投放，多種方式的社會融資將彌補貸款投放減少產生的融資缺口，使總需求仍然保持在較高水平上或仍然快速增長，這在短期里將使物價水平上升繼續獲得動力。尤其是在貨幣已經超發的情況下，由于融資方式的變化，有可能改變貨幣運行的結構，使過去集中于某一領域(比如房地產)的貨幣游離出來。這時，一部分過去沉淀、隱藏的貨幣就可能被激活，進而形成新的總需求，從而引起價格波動，此時關注社會融資規模就有宏觀意義了。
像目前，雖然外部經濟環境仍然不景氣，但2010年中國經濟仍然實現了10.3％的增長。這就使國內外的研究者認為，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和控制總需求增長都是中國抑制通貨膨脹的重要手段。
社會融資規模可以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