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的經濟效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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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旅游的經濟效益范文

一、河南地域文化背景與河南旅游紀念品設計現狀

1.河南地域文化概述

河南,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和華夏民族的早期聚居地,擁有者悠久的文化歷史。河南山河壯闊,古跡繁多,嵩山、云臺山、白云山、伏牛山、黃帝故里、白馬寺、龍門石窟、少林寺、清明上河園等景區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河南民間美術資源更是豐富多彩,如朱仙鎮木版年畫、南陽玉雕、仰韶彩陶、青銅器等。

2.河南旅游紀念品設計現狀

通過實地考察,以河南省知名景區所銷售的旅游紀念品種類做出匯總表,發現河南多個主要景區的旅游紀念品樣式相差很小,且重復率極高,定價相差不大,銷售額很低。經訪問,多個景區旅游紀念品銷售點的進貨渠道都是各個小商品批發市場,根據所匯總表得出結論:河南重點景區內所銷售的旅游紀念品,其題材具有中國特色,但是這類商品在國內各地都可以買得到,尤其是由文化衫、中國結、香囊等。這些旅游紡織紀念品從材料、工藝、造型、包裝、功能性和藝術性上都沒有創新,缺乏當地景區獨特的地域性和文化性,以至于不能滿足當今游客對旅游紀念品趣味性和個性化的需求,也不能使旅游紀念品發揮其傳播地域文化,打造和樹立區域旅游形象和品牌文化的作用。致使旅游紀念品行業遠遠落后于旅游業發展迅速的步伐,導致旅游產業鏈結構發展不完善,經濟效益沒有得到相對的提高。

二、河南旅游紡織紀念品的創新設計原則

1.旅游紡織紀念品設計的地域性原則

地域性原則是旅游紡織紀念品設計的核心,地域性是根據各個景區獨有的自然風貌或人文景觀應運而生的,購買賦予地域性原則的旅游紡織紀念品,可以使游客獲得一種可以永久的紀念和美好的回憶,更能使產品發揮其本身負載傳播和宣傳景區的功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前來游玩。

開封清明上河園是還原了宋代文化的一座大型實景主題公園,把其設計在以包袋為載體的旅游紡織紀念品中,再保留原有建筑造型的基礎上進行色彩的新構成,將被遺忘的古建筑重新喚醒,并賦予絢麗的色彩與裝飾。地域性原則的遵循,是此設計的重中之重,使之區別于其他景區售賣的旅游紡織紀念品,解決同質化嚴重的現象,給游客帶來感官刺激。

2.旅游紡織紀念品設計的實用性原則

實用性原則是旅游紀念品設計原則的基本,其造型、色彩、材質的選擇都要根據實用性原則來做依據,而旅游紡織紀念品要體現實用性原則需要以服飾類等為載體,進行圖案的再設計。

例如以開封著名人物包公的形象為設計靈感,一改傳統的包公嫉惡如仇、大公無私的鐵板形象,將他的樣子刻畫成可愛的卡通人物,并加入靈活跳躍的色彩,使之更加的生動形象,具有親和力,繽紛亮麗的色彩和具有特色的圖案運用到包袋、衣物等旅游紡織紀念品上,不僅擁有實用性的原則,還更加提高游客的購買欲。

3.旅游紡織紀念品設計的情趣化原則

情趣化原則是旅游紡織紀念品設計中精神層次的體現,在地域、文化、材質色彩搭配等調和下,抒發一種詼諧、童真、愉悅的精神表達,而不僅僅只停留在設計外觀的表層,更能滿足當今人們對設計深層次的需求。

三、河南旅游紡織紀念品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分析

給河南旅游市場帶來經濟效益無疑是是旅游紡織紀念品開發的重要目的之一,合理的定價是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先決條件。價格的高低會影響游客的消費需求。價格上漲,需求下降,反之則上升。由于旅游紡織品開發尚屬于導入期和快速增長期,市場開發狀況并不成熟,且旅游經濟自身兼具文化推廣傳播的功能,所以更應該關注市場占有率即銷售額,而非單純考慮利潤最大化,因此如何定價才能使銷售額最大是研究的重點,本文采用了多商品回歸模型來確定最大銷售額。

設n有種商品A1,A2,A3...An,它們的需求情況因價格變動而互相影響,不妨設第j個時間單位Ai商品的價格為Pij,銷量為,。

1.多商品的線性回歸模型

為獲得商品i的需求函數,選取線性函數:

注意到,即qi是的函數 記

解方程組(1)則可得出參數.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最小二乘法求解時必須要有至少n+1個時間單位的數據,否則無法求解。

綜上所得:

解方程組(2)即可得多商品最優價格.

2.多商品的“交叉價格彈性”需求曲線

與雙商品情況類似,根據往年銷售記錄即可使用數理統計方法求出商品i相對于商品j的交叉價格彈性(當i=j時為自價格彈性):Eij及價格、銷量的數學期望:pi與qi。

則可得需求曲線為:

至此,最大銷售額Qmax,通過解方程組(2)即可。

第2篇：旅游的經濟效益范文

論文摘要:從歷史過程看，是政府推動了經濟體制改革，釋放了市場的力量，使得中國經濟能夠迅速發展，顯現了政府干預行為的效率。作為新興產業，旅游產業的發展過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同時，中國旅游產業經濟管理中的“政府失靈”現象非常突出。通過對旅游產業的分析可以看出，產業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行積極而有限的政府職能，提高政府行為的有效性。

現代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政府力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任何經濟問題都無法擺脫政府行為的影響。因此，對政府行為效率的研究成為經濟研究的重要課題。政府行為的效率是指其產生的績效或者說是其后果，通常表現為政府行為的有效率和“政府失靈”兩個方面。在產業經濟層面，由于涉及到產業地位、產業結構、產業發展戰略等產業發展的決策和調控問題，政府行為就更加具體且引人矚目。政府對經濟產業的干預行為要根據不同產業的情況采取適宜的措施和形式，與此相適應，對具體經濟產業發展過程中政府行為的研究也有利于正確評價政府行為的效率。本文認為，作為新興的綜合性經濟產業，旅游產業的發展能較為典型地顯示政府干預行為的特點。

政府的廣泛干預是中國旅游產業發展的一大特征，也是中國旅游產業能夠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客觀地看，政府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政府行為在某些方面是有效率的。不過，在中國旅游產業的發展過程中，“政府失靈”即政府行為無效率的現象比較明顯，產生了相當嚴重的負面影響。如何正確認識和評價“政府失靈”，進而采取相應措施提高政府行為效率，是未來中國旅游產業發展無法回避的問題，也是所有經濟產業發展必須解決的問題。

一、旅游產業發展中政府干預行為的由來及其有效性

政府具有壟斷性和強制性的政治權力和公共權力，與市場行為相比較，政府行為有壟斷性和強制性的特點，也更有權威性。當市場機制失效時，政府的干預行為便成為方便的選擇。即使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失靈”和政府干預也是普遍現象。按照最初的認識，政府的干預范圍是市場失效范圍，主要是公共物品的供應、外部性現象、自然壟斷行業、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等。隨著社會發展進程，政府的職能向社會公平職能、經濟穩定職能甚至經濟發展職能擴張。[1](P50-54)由此說來，政府干預經濟的范圍有擴張的傾向，且對社會經濟穩定和產業經濟健康增長意義重大。

中國的旅游產業是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大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市場機制在產業發展的初期尚難以帶動產業迅速形成規模經濟。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市場體制無法自發地生長，必須要有政府的干預。經濟體制轉軌時期，政府在旅游產業起步中不是扮演市場的替代者，而是扮演了市場制度的導入者和市場體系的完善者的角色。[2](P66-68)應該說，政府的全面干預是中國旅游產業難以避免的歷史過程。

首先，解決旅游產業的外部性問題。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旅游資源產權的不完備，旅游資源的自然屬性決定了其有效產權難以界定。雖然從理論上講中國的旅游資源產權是明確的，但實際經濟活動中卻存在著產權虛化和模糊，政府必須出面協調旅游資源的使用，協調各種利益關系。二是旅游產品的公共物品屬性，對其消費具有不可分性和非排他性，濫用公共物品導致了擁擠、污染等外部不經濟性的產生。[3](P14-17)在旅游基礎設施建設、旅游產品各環節的協調、旅游促銷、環境保護等方面，顯然要由政府來推動。三是旅游產業市場信息的分散性。由于旅游產業是一個綜合性、系統性、依托性很強的產業，旅游信息的傳遞過程較為復雜，僅靠市場機制難以保證旅游信息傳遞的有效性。完善其信息傳遞機制，改善旅游市場信息集散系統狀態，需要政府進行干預。

其次，促進旅游經濟增長。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任務相當繁重。到20世紀末，旅游產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拉動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日益顯現出來。但中國的旅游產業缺乏資金積累，企業規模小、旅游產品的質量及國際競爭力較低，單純依靠市場體制下的自發生長需要較長的時間，無論是政府還是旅游產業本身，都希望縮短這一歷史過程。吸取日本等東亞國家的經驗，政府應在旅游產業發展過程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第三，旅游產業相關領域的社會公平與穩定。這一方面的內容非常廣泛，如促進旅游社會化進程，滿足人們休閑、度假的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質量，提高人的基本素質;擴大對外開放，增進中外交流;協調旅游產業發展中的利益分配，保證社會公平與社會穩定;開展地區間旅游產業交流，促進區域間經濟與社會平衡發展;21世紀初期，中國西部旅游開發是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通過旅游開發帶動西部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等。

二、“政府失靈”及其原因分析

關于“政府失靈”，經濟學文獻中已有大量的討論。按照薩繆爾森的說法，“當政府政策或集體行動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經濟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時，政府失靈就產生了”。[14](P1189)薩繆爾森的論述主要從政府行為的結果沒有達到目的來說明政府失靈。結合其他研究者的意見，“政府失靈”大體有幾種情況:一是政府行為未達到預期目標;二是政府行為的低效率、高成本;三是政府行為損害了市場效率。中國旅游產業發展過程中，“政府失靈”是常見的現象，政府干預很多情況下都沒有更好地保證社會公平與旅游經濟發展的效率，而是走向了其反面，成為發展的阻力。

第一，旅游行業的過度投資。政府有關部門為了取得政績，就有可能違背市場經濟規律，利用所掌握的資源進行過度投入。由于決策失誤造成的“面子工程”、“賠錢工程”勞民傷財，[5](P21-22)造成行業迅速發展與企業經濟效益不高的矛盾現象。以飯店業為例，80年代初旅游產業起步時，飯店數量與效益是同步增長的。而到了90年代，旅游產業漸受各級政府重視，投入增加，但飯店的利潤率卻一直不高。當然，政府主管部門也會根據市場情況要求企業在投資及經營方面進行適當調整。但政府畢竟沒有利潤壓力，一旦環境適宜，政府直接投資企業經營的現象屢見不鮮。

第二，政府的不恰當干預造成旅游市場的不正當競爭。旅游促進發展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因此，政府自然會采取各種方式大力發展旅游產業。政府本應是公平競爭的保障者，但有時因過分強調發展的任務，政府的政策便會導致旅游產業各構成部分之間的不公平競爭。要促進本部門、本地區旅游企業的發展，就會有一些差別性的政策，就產生了地方保護與行業保護。中國的旅游企業從所有制方面看主要可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如果政府參與企業經營，則必然會在不同所有制企業間形成不平等競爭，壓抑非國有企業的發展。“政府失靈”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國旅游市場某些領域的混亂現象。如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旅游發展適度超前戰略”，使國內旅行社之間的不正當競爭更加激烈。“在事實上旅游發展適度超前戰略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帶動社會其他經濟的發展，可惜的是這個目的并不顯著，而不正當競爭帶來的嚴重后果卻是十分明顯的。”[6](P19-21)政府促進旅游產業發展的措施成為導致不正當競爭的誘因，讓人始料不及。

第三，政府干預企業經營，嚴重抑制和削弱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與消費者是市場的主體。只有旅游企業生產的高效率，才能更好地滿足旅游者的消費需求，使旅游產業得到健康穩定的發展。即使是國有企業，政府的參與也會使企業喪失應有的經營自主權，在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無所適從。政府過度干預旅游產業的發展，出發點可能是好的，但實際效果卻難如人意，會壓抑企業生產經營的積極性與創造性。

第四，旅游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社會公平之間的不平衡。一般情況下，旅游企業的經營目標與保護環境、消費者利益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在幾方面的關系中，政府應該引導旅游企業合理利用旅游資源，注意保護自然及社會環境，保護消費者利益。不過，旅游企業的發展對經濟的拉動作用相當明顯，對于政府有關部門來說，促進企業發展的沖動比較強烈，而約束企業保護環境和保障消費者權益的動力則相對較弱。因此，政府的干預未必就能有效地保障消費者利益，防止資源過度利用及環境破壞。在地區旅游產業發展過程中，政府部門多傾向于保護優勢企業，而對于一般公眾的參與及利益共享缺乏積極性，不利于社會公平的實現。

“政府失靈”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旅游相關信息的分散性，使得政府并不能掌握完全信息;政府本身的能力不一定完全符合旅游發展的需要;還有政府本身利益的影響等，都在或多或少地影響著政府職能的行使過程。其中，利益沖突的影響尤為重要。有人認為中國旅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混亂局面其根源是旅游管理體制的問題，主要矛盾來源于“中央和地方各類利益主體之間的沖突”。[7](P77-78)由此看來，對市場失靈的領域，政府職能并不必然起作用，因為政府也要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將政府完全理想化是不現實的。而且，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政府失靈”是與政府有效率相伴而生的，是政府行為的自然結果。因此，只要政府干預行為存在，“政府失靈”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對旅游產業的干預通常是全局性的，如旅游規劃與旅游產業政策的制定等，一旦出現失誤，其影響是廣泛的，政府失靈通常是對旅游發展全局的危害。而且，政府對旅游市場的干預通常是強有力的，缺乏相應的制約，出現問題糾正比較困難。因此，政府干預旅游市場應采取謹慎的態度。

三、政府行為效率與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

政府行為的效率體現在促進旅游發展和校正“市場失靈”，同時，“政府失靈”帶來的消極影響也是一種客觀存在。幾年來，由于對政府行為效率的評價不同，學術界發生了要不要實行“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的爭論。

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就是按照旅游產業自身的特點，在以市場為主配置資源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爭取旅游產業更大的發展”。[8](P284)中國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的實質是對于政府職能的定位，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中，政府處于主動地位，由政府來主導旅游產業的發展。有人認為，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在發展旅游產業的過程中大都實行政府主導型戰略，政府主導無時無地不在，只是有作用領域的不同、推行力度的差異而已。實踐已充分證明，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符合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和我國旅游產業發展的實際。因此，這一戰略已成為行業認同、部門認同、地方認同的深入人心的選擇。[9](P151-153)倡導“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者其基本的理由是用政府職能校正市場失靈，當然這與中國正處于體制轉型期有關，因為“在新制度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之前，適度地保留一部分舊制度或許是一個不得已的‘好’辦法，對那些幾乎完全沒有市場經濟經驗的計劃經濟而言，情況尤其如此”。[10](P4-17)

持反對意見者主要是認為中國正處于建立健全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與國家經濟體制轉變的大方向背道而馳。從大的方面看，市場導向是必然趨勢，政府只能按市場規律“推動”，而非“主導”旅游產業發展，中國已加入世貿組織，市場自主調節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大，政府推動作用必然隨之弱化，“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已無提倡必要。[11](P4-7)這樣的觀點充分注意了市場的作用，也注意到了政府職能的有限性。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市場經濟國家，政府職能總體是一種擴張的趨勢，不加區分地弱化政府作用可能同樣不利于旅游產業的發展。

是否贊成這一戰略涉及到一個基本的價值判斷，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旅游產業的發展動因是什么，是政府的主導，還是放松管制，即什么樣的政府行為才是有效的。應該說，中國旅游產業的大發展，不是政府直接主導的結果，而是政府放松管制的結果。政府主導了旅游管理體制的改革，體制改革釋放了市場的力量，成就了旅游產業的大發展。更為重要的是，要正確實施政府主導型旅游經濟發展戰略，就必須正確發揮政府對旅游市場干預的作用，大前提是政府官員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實施這種干預的范圍和力度，而時刻警惕自己的干預行為，切實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切實做到適可而止。[12](P47-50)這當然只是良好的愿望而已，因為出于自身特殊利益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政府有一種干預市場的沖動，不能指望政府自身主動地“適可而止”，這樣的“大前提”是不可靠的。而且，旅游產業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足以引來質疑的聲音，如“政府主導管理旅游產業的概念似乎很為合理，卻被詮釋為不太合時宜的強化執法和大力投資”。[13](P14-17)進而有入主張現階段就應停止提倡與實施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11](P4-7) 轉貼于

從市場經濟理論的角度看，政府來主導旅游產業的發展是不合時宜的，尤其在“政府失靈”現象充分顯現之后。認為“政府主導型戰略相對于西方自由資本主義而言，創造了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新范式;而相對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來說，又是對自由市場經濟的成功引進”[12](P47-50)的觀點，是過于樂觀的結論。對于客觀經濟規律，政府只能順應而無法主導，政府主導與市場規律存在內在矛盾，提倡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將不利于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而所謂純粹的市場經濟同樣行不通，市場規律不能超出自身發揮作用的范圍，社會經濟作為復雜的系統，需要各種機制的共同作用。現代的社會經濟制度，沒有一個是其中的一種純粹形式。相反，現代社會經濟是帶有市場、命令和傳統成份的混合經濟，從來沒有一種100%的市場經濟。[4](P40)市場與政府都是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可或缺的組成內容，市場機制與政府職能是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關系，離開了對方，無論是市場機制或者是政府職能都難以發揮作用。不能因為存在政府失靈就否定政府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的作用，更不能因為存在市場失靈就簡單地用政府替代市場。

四、政府職能的有限性與有效性

簡單地贊成或反對“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并不能有效地解決問題，關鍵應該是科學確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及提高政府行為的有效性。根據中國旅游產業的現實情況，恰當的選擇是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基礎上，實行積極而有限的政府職能。

首先，積極而有限的政府是指在處理市場與政府之間關系時，必須遵守市場優先的原則，市場優先于政府，作為擴展秩序的市場擴展到哪里，政府的職能范圍就應該收縮到哪里。[14](P101)也就是說，政府的職能即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范圍是有限的，有限的政府行為才是有效的。政府部門應當切實尊重市場在旅游產業資源配置中的基礎地位，轉變觀念、放松管制，從競爭性領域退出，不與民爭利。企業的創新能力得以充分發揮，市場促進發展的能量才能充分釋放。

其次是指政府行使職能的主動性。積極的政府，促成了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經濟發展，這已經成了共識。雖然東亞金融危機之后，人們開始了對東亞經濟體制的反思，但現實經濟的這次動蕩與反復，不足以否定這種模式幾十年的成功。[15](P32-37)政府對經濟生活的適度干預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合理調節各個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保持社會的穩定與發展。[16](P178-179)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旅游產業發展過程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和更大的權力，這也是比較普遍的現象。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要追求旅游行政管理部門“有位”、“有為”和“有威”，[17](P35-40)而是說政府對旅游產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要有積極的態度。主要是在市場機制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如保護環境及促進社會公平方面，積極的政府行為可以避免政府缺位造成的混亂。有人認為，旅游促進社會、文化、環境發展的功能，只有政府才有可能發揮作用。[18](P10-15)事實雖不一定全然如此，但政府在這些方面采取積極行動卻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是指職能行使方式的協調與完善。在旅游基礎設施建設、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等領域，傳統的政府職能行使方式容易出現權力尋租、效率低下等問題。為改善這種狀況，可使用“市場機能擴張性”政策，在進行政策干預的領域引入市場機制。[19](P83、86)由于技術進步及管理理論的發展，公益物品的提供及許多天然壟斷行業已經越來越多地引入競爭機制，制約政府權力，防止腐敗，提高效率。政府也可以擺脫過多的旅游基礎設施建設及資源開發利用的具體任務，在宏觀的旅游管理層面更好地發揮作用。

第四，發揮中介組織的作用。旅游產業發展是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社會機制的各方面的協調努力。有人反對將經濟體制的規定限定在“市場”或“國家”上，提倡在一定的條件下，面臨“公用地兩難處境”的人們，可以確定他們自己的體制安排，來改變他們所處情況的結構。[20](P89、99)公益物品的提供、資源開發與保護等除了政府與市場，人們還可以有第三種選擇，即發揮民間中介組織的作用。旅游產業各種各樣的行業組織，都可以在政府與市場之間進行協調，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旅游產業整體水平的提高。

從旅游產業的情況看，實現有效的政府行為是有一定條件的，最主要的是政府干預行為的范圍和方式。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明確地界定政府在產業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每一項職能也許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政府擔負著領導國家實現現代化的繁重的歷史任務，其職能相對于傳統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應有一定的特殊性，不過這種特殊性也不能超出應有的限度，即不能違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基本原則。政府在行使職能過程中，必須遵守市場優先的原則，切實尊重市場在旅游產業發展中的基礎作用和主導作用，要認識到其職能和作用是有限的。同時，由于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特殊性，在市場機制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政府還要積極主動地行使有關職能，防止政府缺位，并注意引入市場機制和發揮民間組織的作用，促進職能行使方式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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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旅游的經濟效益范文

【關鍵詞】旅游危機管理旅游目的地旅游目的地競爭力

一、引言

關于旅游危機管理，大多數旅游目的地管理層僅僅看成是目的地在非常態下的一種反應。其主要表現為：危機管理是非常態的管理活動，是一種權宜之計，是事后補救措施，危機管理只會對旅游目的地發展增加成本負擔等等。其實，這是對危機管理的一種偏見。事實上，危機管理固然會造成短期目的地管理成本增加，但就長期而言，它不僅能規避危機和減少危機發生的概率、減輕危機造成的損失、加快目的地危機后的恢復時間，而且更為重要的一點，危機管理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旅游目的地競爭力的提升。

二、旅游危機管理影響旅游目的地競爭力的提升

危機管理主要通過三個途徑，即危機預防、危機應對、目的地重建或恢復（危機救治），來影響旅游目的地競爭力的提升。

（一）旅游危機預防

危機預防是旅游游危機管理中的開端，主要是構建預警機制，盡可能做到危機規避，減少危機發生的概率。在此過程中，旅游目的地往往形成許多競爭優勢。

1.預警機制有助于提升旅游目的地產品的競爭力。預警機制的建立健全有利于激發工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甚至創造性，從而提高工作效率。這不管是對目的地的生產產品（有形和無形產品）數量還是質量都是大有裨益。預警機制除用來防范危機，還可以將其用做保障環境質量和保障產品質量等用途。

2.危機預防是目的地附加利益競爭優勢的保證。所謂附加利益就是指對度假的滿足超出了基本利益以外的利益。則附加利益競爭優勢就是指通過附加的和持續的情感利益所獲得的競爭優勢，它很難被模仿。在旅游目的地競爭激烈的今天，許多目的地在基本利益方面一般都是可以替代得，這使得附加利益競爭優勢成為目的地競爭取勝的一個法寶。

3.危機預防有利于增加目的地的知名度。旅游經濟是體驗經濟，顧客在目的地旅游就是為了體驗和享受生活。因此，游客對目的地的滿意度就體現在該地的“體驗”和“享受”兩方面上。危機管理在預防階段的功能主要是清除可預見且可控制的潛在的危機毒瘤，降低危機發生的概率，使目的地擁有較高的安全感。再加上擁有居安思危的領導和職工─他們的真誠和熱情─使目的地的服務水平不斷提高，讓顧客體驗和享受等價滿質的服務，購買貨真價實的商品。科扎克(MetinKozak,2001)在研究旅游者滿意度、之前的訪問經歷以及重游意愿之間關系的過程中發現，游客之前的旅游經歷與滿意度也是影響旅游目的地競爭力的重要因素。這不難理解，因為游客對某目的地有較高的滿意度，他就會產生重游或重溫該目的地，并且向親朋好友，甚至陌生人推薦該目的地。結果是，該目的地不僅與游客建立了長期關系，而且還能增加該地的知名度，增加新顧客。

（二）旅游危機應對

危機事件的突發性、不確定性和破壞性等特點，導致許多危機事件發生不可避免。這就有必要做好危機管理，做好這項工作不僅能減輕危機事件的危害度，還能在其中尋找機會。

1.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前任CEO奧古斯丁說過：“每次危機的本身既包含著導致失敗的根源，也孕育著成功的種子，發現、培育以便收獲這個潛在的成功機會就是企業危機管理的精髓”。Faulkner指出：“依據混沌理論，危機管理實質上被看作是一個創造過程”。有效的危機管理可以減輕危機負面后果，并帶來新的發展契機。對旅游目的地而言，無論來自外部還是內部的危機沖擊，都可視為“創造性破壞”。

2.危機事件促進旅游目的地管理更完善。危機事件的爆發往往能暴露目的地管理中的很多問題，如，SARS的爆發，就暴露了中國在應對大規模公共危機方面，缺乏足夠的應對措施和經驗，更重要的，是缺乏一個專業的危機預警和處理機制。這可以使目的地地管理者更真實全面地了解自己，清楚地看到管理中存在的不足。這一過程可以使目的地戰略分析更全面，戰略制定與選擇更加準確，戰略實施與控制更加到位，從而從整體上提高目的地的戰略管理水平，為培育與保護目的地競爭力起到積極的作用。同時，這一過程可以為目的地管理者提供創新的勇氣和思路，在目的地內部達成創新共識，為目的地找到創新的突破點，切實提高旅游目的地競爭力。

（三）旅游目的地恢復

旅游目的地恢復是旅游危機管理的最后階段。危機管理的建立健全能加快旅游目的地恢復。著名旅游經濟學家科恩曾言：“一個為危機做準備的組織，從危機中恢復過來的速度比沒有做準備的組織要快兩到三倍，且花費的財力和人力成本也明顯的減少。”

當今，旅游目的地競爭激烈異常，誰在危機中先恢復起來，少受危機事件的影響，誰就取得先入為主的優勢。對旅游目的地而言，時間就是優勢，是一種營銷成本。目的地恢復時間越短，它消耗的時間成本就越少。旅游危機管理除了在旅游目的地恢復過程中產生時間成本優勢外，它還能正如科恩所言的那樣，減少在目的地恢復過程中花費的財力和人力成本。所以，危機管理創造了恢復后的旅游目的地成本優勢，增加了它的競爭力。

三、結論

危機管理是旅游目的地常規管理的延伸，是目的地管理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危機管理不僅是目的地規避危機，減少危機發生的概率，進行危機處理救治的主要途徑，而且更重要的一點，危機管理還是旅游目的地競爭力提升的有效措施。做好危機管理首先就得意識到這一點。因為，只有意識到這一點，目的地管理者才會對危機管理開懷接受，才會投入精力和財力去建立和完善危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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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旅游的經濟效益范文

焦慮是指一種缺乏明顯客觀原因的內心不安或無根據的恐懼，預期即將面臨不良處境的一種緊張情緒，表現為持續性精神緊張（緊張、擔憂、不安全感）或發作性驚恐狀態（運動性不安、小動作增多、坐臥不寧、或激動哭泣），常伴有自主神經功能失調表現（口干、胸悶、心悸、出冷汗、雙手震顫、厭食、便秘等）。焦慮癥作為一種常見病，對患者的工作、學習還有生活等都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據統計，焦慮患者的終身發病率為10～15%左右。隨著現代社會工作、人際關系、經濟壓力等諸多因素作用的加劇，發病率還在上升。雖然一些心理學治療手段被證明為有效，藥物治療仍然是目前應用最廣泛、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對于重癥患者而言[1]。

臨床應用的抗焦慮藥如安定、丁螺環酮、氟西汀等由于有肌肉松弛、模糊記憶、產生認知障礙等不同程度的副作用及不良反應，迫切需要研發療效高、毒副作用少的抗焦慮新藥。傳統中藥往往具有作用溫和、副作用小的特點，在中藥中尋找有效的抗焦慮藥，將成為抗焦慮藥研究的重要分支。隨著全球范圍內“回歸自然”浪潮的逐漸涌起，中藥的優勢和特色也越來越被世人所重視，國際醫藥市場對中藥的需求將會不斷地增長，這為中藥進入國際市場創造了廣闊的空間。目前在全世界藥品市場上,由天然物質制成的藥品已占約30 %，國際植物藥市場份額已達270億美元，因此中藥成分的抗抑郁與抗焦慮藥物的開發，日益成為醫療、制藥、科研等方面關注的熱點。近幾年的研究結果表明，許多中藥成分具有良好的抗焦慮活性[2]，且不良反應少，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

當歸又名秦歸，西歸，云歸，為傘形科植物當歸Angelica Sinensis(Oliv.) Diels的干燥根。主產于我國甘肅岷縣和宕昌，云南、四川、陜西、湖北等地亦有種植。當歸性甘、辛、溫，入肝、心、脾臟。具補血，活血、調經、潤腸之功效3。當歸的主要成分分為揮發油和水溶性成分兩大類，其中揮發油的主要成分為蒿本內酯和3－丁叉苯酞4，當歸揮發油的藥理學作用主要包括收縮離體子宮平滑肌、平喘、鎮靜、鎮痛等5。陶靜儀等發現當歸油中的蒿本內酯有較強的鎮靜作用，強于阿魏酸或琥珀酸，動物實驗觀察蒿本內酯能緩解氯胺酮興奮中樞的作用，使躁動不安減輕，但不會出現麻醉及睡眠狀態，能阻止實驗動物激怒，產生安靜的中樞抑制狀態6, 7。Matsumoto等也報道說蒿本內酯對心理緊張導致的中樞神經系統的病理變化起到有益的影響8。考慮到當歸精油對中樞神經系統的功能產生影響，以及其主要成分蒿本內酯的鎮靜作用，我們對當歸精油（AEO）進行了抗焦慮活性的研究。

1資料與方法

1.1小鼠明暗箱實驗 (the mouse dark-light emergence test)[9]

昆明種小鼠，雄性，體重 23 ± 2克，隨機分為 6組，每組13只。給藥組分別為(A) 溶媒對照組；(B) CLOMIPRAMINE 2 mg/kg 組；（C）AEO 5mg/kg組；（D）AEO 10mg/kg組；（E）AEO 20mg/kg組；（F）AEO 40mg/kg組。

1.2實驗方法

實驗時明箱以白熾燈(100 W)照明，光強度為400 lux。將小鼠置于小盒中5分鐘，關閉通道，使小鼠適應此環境。5分鐘后打開出口，使小鼠能自由出入，通過攝像機和錄像機拍攝5 min 內小鼠的活動情況。進行下一輪實驗前徹底清洗箱底并擦干，以排除氣味及排泄物的干擾。實驗完成后，觀察并記錄各項指標：進入明箱潛伏期、明箱停留時間、穿箱次數。

1.3療效判定

觀察并記錄各項指標：進入明箱潛伏期、明箱停留時間、穿箱次數。

1.4 統計學方法: 計量資料用 ±s表示，兩組間比較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x2檢驗。

2結果

小鼠明暗箱實驗，由表1可見，接受未預知的長期溫和應激刺激的小鼠，在明箱中的停留時間和穿過次數會顯著減少。AEO (10mg/kg) 灌胃給藥對小鼠進入明箱的潛伏期無明顯影響，但延長小鼠在明箱的停留時間同時增加小鼠穿箱次數。AEO (20mg/kg) 灌胃給藥也對小鼠進入明箱的潛伏期無明顯影響，但增加小鼠穿箱次數，與空白對照組比較也有顯著性差異。Clomipramine 50mg/kg灌胃給藥可以顯著增加小鼠在明箱中的停留時間和穿過次數。

Table.1.Effects of AEO and clomipramine on the behavior of mice in the light/dark emergence test. (n=13).

Drug Dose(mg/kg) Time in light Area(s) Latency Time(s) Tunnel Crossing

3討論

本文主要采用實驗性抑郁焦慮癥動物模型來評價當歸精油的抗焦慮藥效及其對動物活動性的副反應進行研究。

動物模型可以將臨床治療學與基礎研究聯系起來，通過動物模型的研究為精神病理學研究提供了有利手段，對于揭示抑郁癥和焦慮癥的發病機制和臨床表現具有重要意義。目前所用的動物焦慮模型主要分為兩類：一、以動物非條件反射為行為基礎的模型，包括探究行為模型和社會行為模型。探究行為模型主要包括：高架十字迷路實驗、明暗箱實驗、爬梯實驗、孔板實驗、開場實驗。二、條件反射焦慮模型。理想的動物模型，應該對臨床的有效藥物及方法有較高的特異性，沒有假陽性（動物實驗呈抗焦慮作用，但臨床上無效），也沒有假陰性（抗焦慮藥漏檢），不受其他中樞作用藥物（如阿托品和苯丙胺在多種動物模型中呈假陽性反應）影響，藥物作用時程（兩個星期左右）接近臨床，并且有助于尋找和篩選治療焦慮癥和抑郁癥的藥物[10]。

動物應激本身可引起焦慮行為，如實驗中對動物的抓取、稱量、給藥等可使動物進入一種應激狀態，當應激刺激強度超過了藥物的效應時，藥物作用即被掩蓋。所以在所有的藥效實驗前一周每天抓、摸每只動物1～2分鐘，使實驗動物適應環境，以減少無關刺激引起的應激性影響。

本文采用了明暗箱實驗評價當歸精油的抗焦慮作用。

未預知的長期溫和應激刺激模型是Willner 等受Kate等描述的未預知長期應激刺激模型的啟發而在1987年提出的。Willner將其中的應激刺激程度減輕，利用長期的溫和應激刺激，使之更現實的模擬了人們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困難”。 由于長期應激刺激是模擬抑郁的環境誘因，因此這個模型常用作評價藥物的抗抑郁作用。然而，近年來的研究發現，焦慮和抑郁常常在同一個體共存，稱為焦慮和抑郁障礙共病（comorbid anxiety and depression）[11]。與單純焦慮或抑郁障礙相比，焦慮和抑郁障礙共病患者具有癥狀重、病程慢性化、社會功能損害重、自殺率高和預后差等特征。也有報道，接受長期溫和刺激的小鼠，表現出焦慮癥狀，因此本實驗采用未預知的長期溫和應激刺激模型狀態下的小鼠進行明暗箱動物實驗，進一步考察當歸精油的抗焦慮作用。本實驗結果也顯示長期的溫和刺激下，小鼠在明暗箱實驗中，在明箱中的停留時間和穿過次數會顯著減少。

在明暗穿箱實驗中，小鼠的探究行為可被光照所抑制，因為光照是嚙齒類動物所厭惡的事件。所以明暗穿箱實驗是建立在鼠類對強光的先天性厭惡和對新環境的自發性探究行為的基礎上的[12]。臨床上可用于治療人類焦慮癥的藥物和它們在此模型上可以促進小鼠的自發探究行為增加的作用具有很好的相關性。本實驗所選用的陽性藥氯米帕明還可以增加動物的穿梭次數，但相比較動物的穿梭次數來說，明箱停留時間是這一模型中最一致、最有效的用于評價抗焦慮藥的指標。因此，本論文以動物的穿梭次數和明箱停留時間作為抗焦慮指標來評價藥物的抗焦慮作用。本實驗結果發現AEO (10、20mg/kg) 可以顯著增加小鼠在明箱的停留時間并有增加穿梭次數的趨勢，表現為明顯的抗焦慮作用。

綜上所述，通過對AEO初步的抗焦慮作用及其相關藥效學的研究，結果表明AEO具有明顯的抗焦慮作用和抗抑郁作用，同時副作用較少，具有一定的應用開發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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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旅游的經濟效益范文

[關鍵詞] 環境負責行為； 計劃行為理論； 感知行為效能； 地方依戀； 旅游者； 景區

一、 問題的提出

旅游產業發展一方面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收益，拉動了就業，另一方面也給景區所在地的生態環境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長期以來，面對產業發展中的資源與環境困境，業界主要通過管理規制性措施實現旅游地的可持續發展，即通過發展規模監控、游客行為限制及旅游收入反哺生態保護的方式來應對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矛盾。然而這一主流策略受到不少學者的質疑，如Moeller等[1]、Dolnicar和Leisch[2]認為，傳統的管理規制路徑實際上是以“犧牲”旅游收入和旅游者體驗來實現環境保護，這種方法一方面難以給旅游供給方提供保護生態環境的市場激勵，另一方面也很難從根本上矯正旅游者行為。Krider等學者則指出，旅游收入反哺生態環保是將環境破壞的成本“售賣”給旅游者，進而通過獲取更高的收入來彌補這一損失，在實踐中，景區往往為迎合能帶來更高收益的旅游需求而開發大量違背生態原則的項目，導致旅游地生態環境遭受不可逆轉的破壞[3]。

傳統管理規制策略的潛在假設認為旅游者天生是旅游地環境保護的“負債”，他們在旅游過程中必然會造成景區生態環境的破壞[4]，因此，只有通過監控、管制的方式才能應對環境保護與旅游發展的“矛盾”。然而近年來，環境心理學、休閑行為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對這一假設提出了質疑。研究者發現，不少旅游者存在自發的“親環境”（proenvironmental）行為傾向，他們在旅游中自發地表現出珍愛自然、促進環保的行為，甚至愿意通過捐助、志愿者服務、環保公益活動等途徑主動參與旅游地生態環境的保護[1，5]。這些發現促使學者們開始重新審視旅游者及其行為在旅游地可持續發展中的角色，引發了對旅游者自發的環境負責行為（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ERB）的大量研究。

旅游者環境負責行為是指旅游者主動減少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或促進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的行為[6]。研究者們指出，具有自發環保行為的旅游者是旅游地生態環境保護的“資產”[4]，相對于“負債”假設下的管理規制策略，識別、吸引、培育具有自發環境負責行為的旅游者能夠大大降低景區生態環境保護的交易成本，因而可以更好地應對旅游發展中的生態環境困境[1]。該領域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親環境”旅游者的人口統計特征[78]、“可持續旅游者”的市場甄別[9]、解說系統及服務設施等景區要素與旅游者環境行為的關系等方面[1011]。近年來，研究者們逐漸轉向對驅動旅游者環境負責行為的關鍵因素和內在機制的探索[1213]。然而總體上看，已有研究很少能夠立足于旅游情境，從行為科學的一般性理論出發檢視旅游者環境負責行為的內在機理，因而研究結論往往具有片段性、片面性的局限。

本研究試圖從整體觀的視角進一步探討旅游者環境負責行為的驅動機理，并回答以下兩個問題：哪些關鍵因素影響了旅游者的環境負責行為？旅游管理方如何激發旅游者主動保護旅游地環境的行為？具體而言，本文以Ajzen提出的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為基礎框架[14]，通過納入旅游者所感知的個人行為在緩解景區環境退化問題中有效性的“行為效能因素”，以及旅游者在與旅游地互動中形成的“人地情感因素”，對一般性的TPB模型進行了基于旅游情境的修正，構建了解釋旅游者環境負責行為的整合模型。以來自杭州西溪國家濕地公園的251份游客問卷作為樣本，本文使用結構方程技術（SEM）對提出的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設進行了實證檢驗。最后，根據研究結論，對我國旅游景區突破傳統管理規制路徑，通過引導、培育旅游者自發環保行為來促進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的管理創新進行了探討。

二、 理論視角與模型設定

（一） 理理論與計劃行為理論

計劃行為理論（TPB）是社會心理學領域解釋個人行為決策過程的重要理論。它是美國心理學家Ajzen在理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14]。理理論認為，決定個人實際行為的是行為意愿，而行為意愿是由行為態度（個人對執行某項行為積極的或消極的評價）和主觀規范（個人在決策是否執行某項特定行為時感知的社會壓力）這兩個因素所決定的。理理論的基本假設是，個人的行為決策是一個理性評估的過程，是行為人在綜合各種信息、考量個人行為的意義和后果的基礎上所做出的選擇。Ajzen進一步研究發現，個人行為并不完全受自我主觀意志的控制，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能力、機會、資源等客觀因素的制約[14]。在很多情況下，即使個人具有強烈的實施某項行為的主觀意志，但由于缺乏必需的時間、資金、技術等要素，主觀意志也很難轉化為實際行為。因此，他在TRA模型的基礎上增加了一個新的預測變量――感知行為控制（個人基于自己所掌握的資源、機會、能力等要素而感知的實施某項行為的難易程度），從而構建了計劃行為理論。

根據新的TPB模型，行為意愿由行為態度、主觀規范、感知行為控制三個因素決定。具體而言，個人對某項行為的態度愈積極時，其行為意愿愈強；對某項行為的主觀規范愈正向（即社會壓力愈大）時，行為意愿愈強；而個人感知行為控制愈強時，其行為意愿也會愈強。Ajzen進一步指出，由于感知行為控制反映了實際控制條件的狀況，因而既能預測行為意愿，也能直接預測實際行為發生的可能性[14]。

在特定旅游地或景區：

H1：旅游者ERB態度正向影響其ERB意愿。

H2：旅游者感知的主觀規范正向影響其ERB意愿。

H3：旅游者感知的主觀規范正向影響其ERB態度。

H4：旅游者感知行為效能正向影響其ERB態度。

H5：旅游者感知行為效能正向影響其ERB意愿。

H6：旅游者對旅游地（景區）的地方依戀正向影響旅游者ERB態度。

H7：旅游者對旅游地（景區）的地方依戀正向影響旅游者ERB意愿。

三、 研究設計

（一） 抽樣地點與數據收集

本研究選取杭州西溪國家濕地公園作為研究地點。西溪濕地位于杭州市西北近郊，總面積約11平方公里，被譽為杭州的“城市綠腎”，是國內第一個集城市濕地、農耕濕地、文化濕地于一體的濕地生態公園。經過近十年的發展，西溪濕地已經成為十分成熟的生態旅游景區，2012年接待游客達到425萬人次，旅游年收入近1.2億元。兼顧濕地生態保護與旅游產業發展一直是西溪濕地的戰略原則，但隨著游客接待量和旅游休閑產業規模的不斷提升，景區的生態環境也遭遇了愈發嚴峻的挑戰。作為我國東部發達地區的成熟生態旅游地，西溪濕地在采取創新策略促進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具有一定的緊迫性和代表性，這是本研究選取該景區作為實證研究地點的重要原因。

研究采取便利抽樣的方法（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進行數據收集。問卷發放和收集過程由浙江大學管理學院三名研究生于2013年6月至7月間完成。具體選取西溪濕地周家村停車場、“深潭口”景區出口、“茭蘆田莊”出口三個位置邀請游客填寫問卷。以上三個地點是西溪濕地游客完成游覽后的主要出口或集結地，基本可以保證受訪者至少有一次完整的游覽經歷。三個地點總計發放問卷300份，通過剔除回答不全和明顯隨意回答的問卷49份，最終獲得有效問卷251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3.7%。

（二） 問卷設計與變量測量

調查問卷由問卷簡介、人口統計變量（性別、年齡、學歷、收入水平、游覽次數）以及研究構念量表三部分組成。相關構念的量表均來自于已有研究，并通過反向翻譯的方法轉譯為中文，在此過程中，作者根據本研究的具體情境對部分題項的措辭進行了微調。

本文采用Williams和Vaske[33]、Kyle等人[31]研究中測量地方認同和地方情感的6個題項對地方依戀進行測量。對于主觀規范，采用Ajzen[14]、Fielding等人[34]建議的3個語義差別題項進行測量。對于感知行為效能，采用4個題項進行測量，題項來源于其他學者對親社會和親環境行為的研究[2122]。對于ERB態度，用Han等人[18]、Fielding等人[34]研究中使用的5個語義差別題項進行測量。對于ERB意愿，則根據中國情境，選取Halpenny[32]、Ramkissoon等人[35]研究量表中的10個題項進行測量。以上5個研究構念的量表均采用Likert 5點量表法（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

在正式抽樣前，本研究通過小規模訪談和30份試測問卷對量表的內容效度和基本結構進行了考察。訪談和試測過程刪除了重復的和不適合中國情境的5個題項，形成了最終問卷。

（三） 數據分析方法與程序

本研究使用結構方程技術（SEM）對概念模型和構念間的假設關系進行檢驗。首先對數據分布的正態性以及量表的內部一致性進行檢驗，結果顯示，量表題項偏度和峰度絕對值分別位于003―135和001―220之間，所有變量的偏度系數絕對值均小于3，峰度系數絕對值小于8，數據基本符合正態分布，適合使用最大似然法進行參數估計。量表一致性α系數均大于07，說明測量工具擁有良好的穩定性。在此基礎上，使用AMOS 19.0對數據做進一步分析，首先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CFA）檢定測量模型的信度與效度，再對結構模型的整體擬合情況和研究假設進行檢驗。

四、 數據分析結果

（一） 樣本描述

樣本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下：男性占48.2%，女性占51.8%；19―30歲的年輕人居多，占554%，其次是31―45歲，占32.2%，18歲及以下、46―60歲、61歲以上的分別占1.6%、8.4%、2.4%；6.0%的受訪者擁有初中及以下學歷，13.5%擁有高中學歷，28.3%有大專學歷，52.2%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月收入2 000元以下的占11.5%，2 000―3 999元的占32.7%，4 000―5 999元的占25.9%，6 000―7 999元的占16.3%，8 000元以上的占13.6%；55.8%的受訪者是第一次游覽西溪濕地，24.7%游覽過2次，12.7%游覽過3―4次，游覽過5次以上的受訪者占比6.8%。西溪濕地游客來源地主要為長三角地區（浙江62.3%，江蘇21.1%，上海9.5%），其他省市的游客占比7.1%。

（二） 信度與效度檢驗

驗證性因子分析（CFA）的結果如表1所示，所有構念的組合信度（CR）均大于0.6，平均方差萃取（AVE）除ERB意愿外均大于0.5，說明測量模型具有良好的信度。

測量題項的標準化因子負荷大多高于0.6，且p值均小于0.001，顯示了良好的聚合效度。本文采用Fornell和Larcker建議的方法[36]，通過潛變量平均方差萃取值（AVE）的平方根與潛變量之間相關系數的比較來檢定潛變量的區分效度。如表2所示，所有構念AVE平方根均大于與其他構念的相關系數，顯示了良好的區分效度。

（三） 模型擬合與假設檢驗

模型的整體擬合指標χ2=311.627（p

本文提出的假設大部分得到數據的支持（表3）。數據分析結果驗證了ERB態度、主觀規范、地方依戀對旅游者ERB意愿的正向影響，以及主觀規范、感知行為效能、地方依戀對旅游者ERB態度的正向影響。因變量ERB意愿的回歸判定系數（R2）為0.6，說明本研究的自變量解釋了旅游者ERB意愿60%的方差，顯示了模型良好的效力。

五、 研究結論與管理建議

本文以計劃行為理論為基礎框架，通過將感知行為效能和地方依戀納入一般性的TPB模型，對計劃行為理論進行了基于旅游情境的修正，從“意志效能情感”多維度、整體觀的視角進一步探討了旅游者環境負責行為的驅動機制。以杭州西溪國家濕地公園游客為樣本的實證研究基本論證了本文提出的假設模型，證實了ERB態度、主觀規范、地方依戀對旅游者環境負責行為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感知行為效能雖然對ERB意愿的直接影響不明顯，但顯著地影響旅游者的ERB態度。

與以往研究的結論一致，態度作為影響個體行為意愿的關鍵性因素得到證實（β1=0.47，p

此外，研究結論顯示，旅游者環保行為意愿的形成不僅是基于自身得失評估的理性決策，還受到行為效能因素和情感因素的顯著影響。尤其是旅游者與景區之間的情感依附和心理認同對其環保行為態度和意愿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管理者可以制定相關策略，維持、經營景區與旅游者之間的情感紐帶，構建忠誠的“可持續旅游者”群體，依靠情感維系激發旅游者自發的環保行為。感知行為效能與旅游者ERB態度之間的顯著關系（β4=0.28，p

本研究的結論對推動我國旅游景區可持續發展的管理創新提供了一定的啟示。相對于我國長期以來以“管理規制”為主導的可持續策略[3738]，以引導和培育旅游者自發環保行為的可持續發展策略在理論上能更好地應對旅游產業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因此，我國的旅游地和景區應在傳統的管理規制措施之外，探索通過感情維系、效能培養、規范樹立等措施，引導和培育旅游者對環保行為的積極態度，使旅游者自發地采取行動保護景區的生態環境，這對于推動旅游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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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旅游的經濟效益范文

自早期國外學者做出城市旅游業發展對酒店經濟效益影響之開創性的研究以來，旅游業發展對酒店經濟效益影響的研究便成了旅游經濟學領域的一個突出的論題，大量不同時期的研究從理論與實證角度對這一論題的不同方面進行了論述。研究城市旅游業發展對酒店經濟效益影響的切入角度可以多種多樣，例如，旅游收入可以在不同經濟部門之間分配，從而形成城市旅游業發展對酒店經濟效益影響的不同模式，這實際上是指出了酒店經濟效益是城市旅游業發展施加影響的對象。

城市旅游業發展對酒店經濟效益影響的研究是從研究旅游乘數開始的。從乘數原理發展而來的旅游對酒店經濟效益影響的研究，在研究的全面性和適用性上經歷了三次飛躍:第一次飛躍是以利用“乘數原理”為主要分析工具的簡單數學模型時期;第二次飛躍是以利用復雜數學和統計工具為特征的時期;第三次飛躍是復合概念模型時期。從簡單數學模型(乘數)到復雜數學模型，再到更為實用并在繼續完善的復合概念模型，城市旅游業發展對酒店經濟效益影響評價研究逐漸成熟，并體現出對經濟發展戰略決策的積極指導意義。

但是，盡管幾乎所有的理論都一致認為城市旅游業發展對酒店經濟效益的作用是顯著的，然而，在一個長期動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城市旅游業發展與酒店經濟效益的因果關系如何，以及究竟是城市旅游業發展先于酒店經濟效益還是酒店經濟效益先于城市旅游業發展，其實仍然是十分模糊的。因此，有必要了解城市旅游業發展與酒店經濟效益的因果關系以及區分此因果關系基礎上的兩種模式—“供給引致”和“需求導向”。其中，供給引致是指旅游機構的創建、旅游資產及其相應服務的供給要先于經濟對其的需求;需求導向指的是旅游機構的創建、旅游中介及其相關服務的提供是由于響應實際經濟中投資者和儲蓄者的要求而發展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旅游業與總體經濟水平是雙向增長的，這更加促使筆者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國城市旅游業發展與酒店經濟效益的因果關系是如何的。筆者循著這樣的思考去探討，以便于為我國城市旅游業發展和酒店經濟效益的理論決策提供經驗支持。

2.國內外研究現狀述評

綜觀國內外的相關文獻，城市旅游業發展對酒店經濟效益影響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收入在區域內的形成與流轉的過程，如果按影響的正負方面來劃分，則“乘數”和“漏損”分別是兩個重要的研究主題。“乘數效應”即指旅游收入在區域內的形成與流轉能夠給區域經濟帶來的實際增長，而“漏損”也就是指旅游收入在流轉過程中移出旅游地經濟系統的現象。城市旅游業發展與酒店經濟效益之關系的理論主要有第一次飛躍的旅游乘數理論，第二次飛躍的旅游投入產出理論、旅游經濟評價和旅游經濟影響理論、旅游衛星賬戶理論以及第三次飛躍的旅游政策與預測理論、旅游收入流轉分析理論。下面分別對這些理論進行評述。

2.1旅游乘數理論

馬西森和沃爾在1982年提出了旅游乘數的概念，即最初的旅游消費和它相乘后能在一定時期內產生總收入效應。著名學者阿切爾認為:旅游乘數是指旅游花費在經濟系統中(國家、區域或城市)導致的直接、間接和誘導性變化和最初的直接變化的比值。也就是說，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誘導性效應三者之和構成了乘數效應的整體。直接效應是旅游者在旅游時，購買與整個旅游活動相關的服務與商品所發生的原生消費對于經濟系統中旅游企業在產出、收入、就業等方面造成的影響;間接效應是旅游者的原生消費轉化為旅游企業的營業毛收入后，將在旅游企業、旅游產品的供應商(如批發商、制造商)、旅游企業的內部員工和旅游地政府之間進行再分配，并由此產生分配的不斷循環與擴散，促使經濟系統的產出水平、就業機會、個人收入等隨之增加的影響;而誘導性效應是由于外來旅游花費導致旅游地工資總額的增加，意味著人們的消費總額隨之增加，所產生的對旅游地經濟推動的影響。這兩個定義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旅游乘數的本質，但將旅游乘數僅僅理解為旅游收入乘數，具有較大的片面性。根據我國學者張帆等的定義，旅游乘數是用以測定單位旅游消費對旅游接待地區各種經濟現象的影響程度的系數。這個定義比較全面地刻畫了旅游乘數的內涵，同時，也表明了旅游乘數種類的非單一性以及各種旅游乘數指標之間的差異。綜上所述，旅游乘數研究著重于測算旅游產出、旅游收入、旅游就業和旅游投資等方面對經濟的影響。在實際應用當中，旅游乘數研究是側重于國家這一層次的，因為旅游乘數的大小隨研究區域的大小變化而變化。在一般情況下，研究區域越小，所獲得的旅游乘數效應也就會越小，只有在國家這一層次上，旅游乘數才能體現出其參考價值。因此，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旅游乘數始終是一個宏觀經濟的概念，它沒有深入旅游經濟活動的細節，缺乏對實際情況的了解，所以并不能最終決定經濟影響的大小，它只反映出一種不對等和不完整的經濟影響。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了證明旅游發展對國家和地方的酒店經濟效益的帶動作用，并不排斥利用在數字上讓人興奮的旅游乘數分析。這種濫用行徑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注意這些學者指出，為了表明旅游發展對地方經濟有很大的貢獻程度，一些人將原本適用于國家層次的旅游收入乘數硬生生地拿來分析地方層次的旅游收入問題，并且得到了一些不切實際的夸大結論。簡言之，一個籠統的旅游乘數會掩蓋許多旅游細節方面存在的問題。從數字上來分析，不同變量的變化可能導致同樣的旅游乘數效果，如果只看到了旅游乘數效果的相同，而忽視了旅游乘數背后不同的形成機制，則可能對與旅游相關的區域經濟狀況做出錯誤的判斷。

2.2旅游投入產出理論

投入產出理論是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Loentief在20世紀30年代所提出的一種經濟數量分析方法。它以棋盤式平衡表的方式反映、研究經濟系統各個部分之間表現為投入與產出的相互依存關系，并以其深刻復雜的經濟內涵與簡潔數學表達形式上的有機結合，成為經濟系統分析不可替代的工具。把投入產出分析技術應用于城市旅游業發展對酒店經濟效益影響的研究當中是投入產出分析應用的一個新發展。它可以清楚地顯示旅游經濟各部門之間相互聯系的復雜性，解決了旅游乘數研究無法回答的過程問題。不少學者在此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相當的成就。

2.3旅游經濟評價和旅游經濟影響理論

第7篇：旅游的經濟效益范文

關鍵詞 濱州市 旅游經濟 效益

一、旅游經濟效益的內涵

明確旅游經濟效益的內涵，首先應把握“效益”的內涵。效益，即效果與利益，是一個中性的概念，指的是某項目的投入與產出的比較。經濟效益，則側重于“經濟”二字，一是強調與經濟活動相關的效益比較，二是強調效益的積極方面，即以更小的投入帶來更大的產出。[1]旅游經濟效益，則把經濟效益的評價限定在旅游業范圍內，包括微觀和宏觀兩大范疇。微觀經濟效益，即旅游經濟活動對各類旅游企業和相關企業發展產生的積極影響；宏觀經濟效益，即旅游經濟活動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產生的積極影響，[2]其中包括對市場規模、國民經濟、就業等方面的影響。

二、濱州市旅游經濟效益分析

（一）濱州市旅游市場規模分析

在接待國外游客方面，如表1所示，濱州市近十年來接待國外游客人數增長趨勢明顯，由2005年的3519人迅速增長至2012年的45774人，年均增長率44.26%，后有微量回落，并穩定在43000人左右，單從接待國外游客人數來說，濱州市近年來旅游業發展是十分迅速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濱州市促進旅游業對外發展的一系列措施。

如表2所示，濱州市接待國外游客主要來源于亞洲、歐洲和美洲。近年來，歐洲游客數量增長迅速，但亞洲游客人數下降明顯，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導致了濱州市接待國外游客人數的整體下滑。

在接待國內游客方面，如表1所示，濱州市近十年來接待國內外游客數量持續增長，由2005年的241.07萬人增長至2014年的1255.58萬人，年均增長率20.13%，增長趨勢向好，證明了濱州市近年來積極拓展國內旅游市場的行動和效果，因此應注重總結經驗教訓，為今后的旅游業跨越式發展指明道路。

（二）濱州市旅游就業效益分析

旅游業就業可分為直接就業和間接就業兩部分，直接就業即在旅游業直接相關的旅行社、旅游景區就業；間接就業即在旅游業間接相關的餐飲、住宿、零售、交通等行業就業。[3]鑒于與旅游業間接相關的行業受多重因素的共同影響，難以從中剝離出僅受旅游業影響的部分，故選取與旅游業直接相關的旅行社就業為研究對象，做深入分析。

如表1所示，近十年來，濱州市旅行社總數整體呈上升趨勢，由2005年的35家增長至2014年的56家，年均增長2家。與此同時，濱州市旅行社職工總數由2005年的318人減少至2014年的268人，峰值為2008年的484人，總體呈下降趨勢。不難發現，旅行社職工總數并不與旅行社總數呈正相關關系，究其緣由，主要歸結于濱州市不斷優化旅游業從業人員結構，提高旅游行業進入門檻，完善旅游業淘汰機制，既增強了旅游業發展實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濱州市各行業人員結構調整，對于改善就業環境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濱州市旅游業對就業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亟待提高。

（三）濱州市旅游收入效益分析

如表1所示，最近十年，濱州市地區生產總值與旅游總收入均持續增長，旅游總收入由2005年的14.31億元增長至2014年的93.4億元，年均增長率23.18%。地區生產總值由2005年的667.27億元增長至2014年的2276.71億元，年均增長率14.61%，比旅游總收入年均增長率低8.6個百分點，可見濱州市旅游產業發展迅速，總體發展趨勢向好。

為進一步探求旅游業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還應結合濱州市旅游總收入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進行分析，由表1中數據可知，2005年，旅游總收入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14%，后兩年連續下滑，2007年占比為2.02%，之后7年均呈現穩步上升態勢，至2014年占比達4.10%，較2005年翻了近1倍。由此我們可以得出，濱州市旅游業總收入占全市經濟生產總值的比重相對較小，但旅游業對經濟收入的促進作用日益顯著，體現了濱州市旅游業發展的經濟效益。

（四）濱州市旅游創匯效益分析

在旅游創匯方面，如表1所示，濱州市國際旅游（外匯）收入總體走勢與濱州市接待國外游客人數總體走勢基本一致，可見接待游客人數是決定旅游收入的重要因素。2005年國際旅游（外匯）收入為85.22萬美元，2012年達到峰值1344.99萬美元，之后穩定在1270萬美元左右，增長了近15倍，可見濱州市國際旅游發展速度空前，潛力巨大。但從國際旅游（外匯）收入占全市外匯收入比重來看，2005年占比為0.07%，2014年占比為0.34%，占比峰值為2012年的0.48%，雖然占比整體呈上升趨勢，但增長幅度不大。

再進一步結合表1中數據進行分析，不難看出，濱州市國際旅游收入與國內旅游收入差距巨大，國際旅游收入占旅游總收入的比重不足1%。綜上可以得出結論，雖然濱州市國際旅游發展速度較快，但創匯效益并不明顯，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三、濱州市旅游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旅游業缺乏對外吸引力

對外吸引力，即對國外游客的吸引能力，通過上文對濱州市旅游市場的規模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國際旅游板塊是濱州市旅游業發展的短板，國外游客規模遠小于國內游客規模。從近兩年情況看，亞洲游客的流失是導致國際旅游業整體效益下滑的重要原因。如何挽回亞洲游客對濱州旅游的熱情，如何拓展歐洲、美洲、大洋洲旅游市場，如何深挖自身國際旅游潛力，都是濱州市應該思考的問題。

（二）旅游業對就業的促進作用有待加強

不可否認，旅游業對就業的影響是廣泛的、深入的、細致的，是無法憑借單一指標來衡量的，濱州市旅行社職工數量的變化也只是反映旅游就業效益的一個指標，但透過這一指標，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濱州市旅游業對就業的促進作用并不理想，旅行社總數的增加反而帶來了旅行社職工總數的減少，即使我們把旅行社職工減少看做是旅游業從業人員結構優化的必要成本，但仍舊改變不了旅游業對就業的促進作用有待加強的事實。如何以更低的成本創造更大的就業效益，如何帶動更多的人進入旅游相關行業實現自身價值，如何將旅游業的經濟效益輻射到更多行業，理應成為濱州市深入探討的話題。

（三）旅游業對經濟的貢獻率較低

從濱州市旅游收入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來看，近十年來，這一比重雖然呈增長態勢，但始終沒有超過5%，在2014年也僅僅為4.10%，可見旅游收入對經濟總量的貢獻并不突出，工業發展依舊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中堅力量。如何在現有的發展態勢的基礎上提高旅游產品的附加值，如何提高旅游業在第三產業中的比重進而提高旅游業對整個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如何優化旅游產業結構提高旅游經濟效益，都應是下階段濱州市旅游發展的主攻方向。

（四）旅游業創匯能力不佳

國際旅游收入是外匯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根據近年濱州市國際旅游收入來看，這一來源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國際旅游收入占濱州市外匯收入的比重始終沒有突破0.5%，在2014年這一比重僅為0.34%，而同期濟南市這一比重為2.81%，青島市這一比重為1.80%，可見濱州市旅游創匯能力與發達旅游城市還有較大的差距。如何吸引更多的游客進入濱州旅游，如何提高國際旅游產品的單品值，如何提高國際旅游收入在整個旅游收入中的比重，都是當前濱州市旅游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

四、濱州市旅游經濟發展的改進措施

（一）政府要加強宏觀規劃和引導

立足濱州實際，加強宏觀規劃。濱州市政府應在充分把握濱州市經濟發展水平、旅游資源水平、旅游發展現狀的基礎上，以周邊旅游發達地市為榜樣，取長補短，制訂適合濱州市情的旅游發展規劃，以長遠戰略眼光描繪濱州市旅游發展的藍圖，充分挖掘濱州市旅游市場潛力，同時輔之以切實可行的行動規劃，做到權責明確，任務搭配合理，調動各區縣發展旅游產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及時查缺補漏，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為更好地配合旅游規劃的實施，濱州市還應重視基礎設施建設，當前制約旅游發展的基礎設施問題主要表現在旅游景區基礎設施布局不合理，需求旺盛與供給不足的矛盾突出。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游客在景區游覽過程中因勞累需要休息時，景區沒有足夠的座椅且數量極少；游客拿在手中的垃圾需要丟棄時，步行幾里找不到垃圾桶。這已不僅僅是景區基礎設施建設問題，更體現了景區建設缺乏人性化，沒有充分考慮游客的感受。因此，應站在游客的角度，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游客的游覽滿意度。

堅持依法管理，加強法制建設。正所謂“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旅游產業發展是關系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體現城市發展水平的重要方面。為了更好地推動濱州旅游產業健康發展，政府應注重旅游相關法律、法規、制度的建設，剔除當前法律制度體系中有礙濱州旅游產業發展的條文款項，拓寬法律制度體系對旅游產業的覆蓋范圍，細化有利于旅游產業發展的實施方案，完善旅游相關監督獎懲制度，力爭在旅游產業的各個領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二）旅游企業要加強自身建設

明確自身定位，發揮橋梁作用。旅游企業是處于政府職能部門和旅游從業人員的中間部門，是建立政府與旅游從業人員關系的橋梁。因此，旅游企業應始終明確自身定位，發揮好橋梁作用，及時將政府的相關制度、文件、精神傳達到旅游從業人員中，同時要及時將旅游從業人員的意見、現狀、處境反饋至政府部門，為政府的未來規劃作好鋪墊，切實起到上傳下達的作用。

立足企業現實，加強人才培養。人才是企業發展的源動力，是企業的核心資源。企業發展的目標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旅游企業應認真審視自身發展的優勢和局限性，把握好人才這一內在驅動力，不斷優化自身人才結構，建立“比學趕幫超”的企業氛圍，充分挖掘員工價值，同時為員工建立科學合理的晉升體系，提供全方位的福利待遇，促進旅游企業健康高效發展。

加強自省自律，提高制度自覺性。企業作為政府部門的直接領導對象，應該保持較高的制度自覺性，全面貫徹落實政府下達的各項制度文件要求，對于制度履行中存在的問題及時向政府部門反饋，堅持效益第一的原則。同時，企業應在政府文件精神的指導下，建立適合自身發展特點的自律公約及監督機制，確保覆蓋企業日常業務的各個領域，明確獎懲，以制度建設推動企業提質增效。

（三）旅游從業人員要提高自身專業素質

堅定發展方向，提高制度執行力。旅游從業人員是直接面向廣大游客的第一面孔，再好的上層制度建設，倘若沒有基層從業人員的執行都形同虛設。因此，旅游從業人員應心懷大局意識，明確政府、企業既定的旅游發展方向，在這一方向的指引下，嚴格遵守政府制定的各項法律制度及企業制度的各項內部約束，提高制度執行力，確保上層制度建設落到實處，以實際行動為濱州市旅游業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樹立競爭意識，提高行動自覺性。旅游從業人員身處旅游行業一線，面對形形的游客、同事，如若想在一線求得職業發展，創造自身價值，必須樹立堅定的競爭意識，明確自身職責所在，爭相為游客提供周到的服務，爭相在企業中創造競爭動力，以高度的行動自覺性激發企業發展活力，在創造企業效益的基礎上，實現自我挑戰、自我發展、自我完善。

明確自身定位，增強服務意識。旅游業是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提供高質量的服務理應成為旅游業的核心準則。旅游從業人員作為旅游業的一線員工，應該把服務放在自身日常工作的首位，嚴格要求自己，不斷加強旅游專業知識的學習溫故，細細揣摩游客旅游的常規心理，始終圍繞游客開展各項工作。對于服務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亦或自己在實際工作中總結出的意見建議，要積極通過各種途徑反饋至上級部門，加快服務質量優化升級，提高游客滿意度，為濱州市旅游業跨越式發展提供服務保障。

（作者單位為山東農業大學）

參考文獻

[1]崔青竹.山東省旅游業經濟效應分析[D].山東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第8篇：旅游的經濟效益范文

[關鍵詞] 生態足跡 飯店 浙江

生態足跡理論是由加拿大生態學家William Rees和他的學生Wackernagel提出并完善的用來定量研究區域可持續發展狀況的分析方法，該理論把人類的各種消費及吸收其產生的各種廢棄物所必須的生物生產面積，通過建立簡明的指標體系和計算方法轉換為全球通用的可用來比較的生態足跡，把它與生態承載力相比，就能為區域的可持續發展狀況提供定量診斷。該理論提出后，許多學者將它應用到眾多領域，其中，在旅游方面的應用首推英國學者亨特(Colin Hunter)，他最早提出旅游生態足跡的定義并探討了旅游生態足跡的應用，隨后維多利亞(Cole Victoria)、格斯林(Gossling)等運用旅游生態足跡分析方法進行了實證研究，在國內，一些學者如席建超、章錦河、楊桂華等就旅游生態足跡展開了相關研究。在目前有關旅游生態足跡的研究中，一般都是研究旅游地的旅游生態足跡，著眼于旅游的六大要素“吃、住、行、游、購、娛”的綜合分析比較，而針對某個具體要素進行深入探討，把旅游生態足跡的生態資源占用與旅游經濟效益核算相結合，尋求旅游要素的生態經濟效益最大化，這樣的研究目前還是空白。本文通過對浙江省旅游星級飯店近5年數據的分析，應用旅游生態足跡理論，把各層級星級飯店的旅游生態足跡與經濟效益核算相結合，探討其生態經濟綜合效益，為星級飯店的建設布局提供新的思路。

一、旅游住宿生態足跡計算方法簡介

旅游生態足跡是指在一定時空范圍內，與旅游活動有關的各種資源消耗,以及吸收其產生的廢棄物所必需的生物生產性土地，即把旅游過程中旅游者消耗的各種資源和產生的各種廢棄物吸收用被人容易感知的面積進行表述。這種面積是全球統一的，沒有區域特性，而具有直接的可比性。

旅游住宿生態足跡測算包括為游客提供住宿床位的高、中、低等各檔次酒店、度假村、招待所、旅館等的建成地面積,以及為游客提供供熱、制冷、照明、電視等服務的能源消耗。各類型旅游住宿設施的建成地面積和能源消耗量有差異,一般而言，每床位的建成地，一、二星級酒店為100平方米，三、四星級酒店300平方米，五星級酒店2000平方米，公共旅館100平方米，私人旅館50平方米;每床位的能源消耗量，一、二星級酒店為40MJ，三、四星級酒店70MJ，五星級酒店110MJ，公共旅館40MJ，私人旅館30MJ。計算模型為：

TEF=a1∑(Ni×Si)+a2∑(365×Ni×Ki×Ci／r)（1）

式中：a1、a2分別為住宿設施建成地的均衡因子、化石能源地的均衡因子，N為第i種住宿設施擁有的床位數，Si為第j種住宿設施每個床位的建成地面積，Ki為第i種住宿設施在所研究的時間段內的平均客房出租率，Ci為第i種住宿設施每個床位的能源消耗量，r為世界上單位化石燃料生產土地面積的平均發熱量。

該生態足跡模型還可進一步與旅游住宿設施的經濟效益結合，用來表征單位生態資源所產出的經濟價值：

ITEF=Ii/TEF（2）

Ii為第i種住宿設施的年客房收入，也即一年內客房數、平均房價和客房出租率三者的乘積，ITEF為旅游生態足跡收入，數值的高低反映飯店客房的生態經濟效益高低，數值越高，表明其單位生物生產面積產出的收入越高，也即生態經濟綜合效益越高。

二、浙江省旅游星級飯店旅游生態足跡計算

由公式（1），可計算出浙江省旅游星級飯店的生態足跡，見表1：

表1 浙江省旅游星級飯店生態足跡（2002年～2006年）（單位：hm2）

注：本文的浙江旅游星級飯店的資料均來自浙江省旅游局官方網站的統計數據

從表中可知，近五年來，浙江省旅游星級飯店總體生態足跡呈現較快增長，五年內翻了近一倍，在各個層級的星級飯店中，五星級、四星級和二星級飯店的生態足跡增長很快，尤其是五星級飯店，其2006年的生態足跡是2002的三倍多，四星級和二星級飯店的生態足跡五年內也增長了一倍多。三星級飯店總體而言處于平穩增長狀態，而一星級飯店生態足跡則總體趨于下降。由此也可看出，隨著浙江經濟的快速發展，全省旅游星級飯店整體層次不斷提高，對高星級飯店（四五星級）的需求增長迅速。而面向中等消費層次顧客群的三星級飯店，一直以來數量最多，是全省旅游星級飯店的主體，近幾年來發展較為平穩，增長幅度不大。低星級飯店由于價格較低，市場群體較大，而二星級飯店相對于一星級飯店的性價比更高，更能吸引顧客的青睞，故二星級飯店的優勢更為明顯，發展速度極快，同時也導致一星級飯店的衰落。

三、浙江省旅游星級飯店生態足跡收入分析

由前述公式（2）可計算出浙江省旅游星級飯店的生態足跡收入，見表2：

表2 浙江省旅游星級飯店生態足跡收入（2002-2006）（單位：萬元/hm2）

由表2可知，近五年來，從總體上看，浙江省旅游星級飯店年平均生態足跡收入以2004年為最高，也即該年度的生態經濟綜合效益最好。從各層級的星級飯店來看，每年度的生態足跡收入以四星級飯店最高，二星級飯店次之，三星級飯店和一星級飯店相若，五星級飯店最低。其中，四星級飯店和二星級飯店的足跡收入明顯高于其他星級飯店，也就是說，浙江省旅游星級飯店中以四星級飯店和二星級飯店的生態經濟綜合效益最好，單位生態資源耗用產出的經濟效益最高。四星級飯店主要面向高端客源市場，與五星級飯店相比，在價格方面有較大的優勢，客房入住率一直高于五星級，而五星級飯店提供的硬件設施、服務內容和服務要求更高，成本更大，也即耗用的資源大大高于四星級，導致兩者的生態經濟效益相差十分懸殊。目前，在浙江省旅游星級飯店中，四星級飯店是高端客源市場的主體，但從近五年的增長速度看，五星級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四星級。這主要是由于許多地方為自身形象考慮，建造豪華飯店，促使五星級飯店數量激增。從生態經濟綜合效益考量，四星級飯店更具有優勢，在布局高星級飯店時應該予以優先考慮。二星級飯店在吸引中低端客源市場方面競爭力很強，客房價位比一星級飯店只高五十元左右，但提供的服務設施和服務質量明顯優于一星級飯店，客房入住率也更高，所以生態足跡收入比一星級飯店高出不少。在星級飯店布局中，二星級應該予以大力支持發展。而三星級飯店的生態足跡收入大致處于中端水平，發展較為平穩。總之，通過對各星級飯店生態足跡收入的比較，從生態經濟綜合效益的角度，應該大力發展四星級飯店和二星級飯店，穩定發展三星級飯店，而對于五星級飯店和一星級飯店，發展速度應有所控制。

星級飯店的旅游生態足跡收入可以通過兩方面的措施來加以提高：一方面，提高飯店的經濟效益，通過加強管理、改進服務、加大促銷力度以及提供多樣化產品等方式，提升飯店的競爭能力，更好地滿足顧客的需求，提高客房入住率；另一方面，要降低生態足跡，對飯店運行中涉及的服務流程進行優化，通過深入調查，在不影響服務質量的前提下，減少不必要的服務環節，提高設施的利用效率，降低物耗和能耗。

四、結語

生態足跡理論由于其簡明性及其可定量性，使之在旅游研究方面的應用有其獨特的優勢。用旅游生態足跡收入來衡量星級飯店生態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促使飯店在提高其經濟收入的同時，關注生態效用，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益，這符合當前提倡的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經濟方式，貫徹了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做到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兼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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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楊桂華，．旅游生態足跡：測度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新方法[J].生態學報，2005，25(6)：147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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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旅游的經濟效益范文

[關鍵詞]自然保護區 生態旅游 法律

    我國人口眾多,自然植被少。保護區不能像有些國家采用原封不動、任其自然發展的純保護方式,而應采取保護、科研教育、生產相結合的方式,而且在不影響保護區的自然環境和保護對象的前提下,還可以和旅游業相結合。

一、我國目前旅游的狀況

盡管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帶來了全球總需求的疲軟,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旅游業發展的動力依然強勁。《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旅游業的意見》2009年12月1日正式,首次提出了“把旅游業培育成國民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提出的5大措施指明了旅游產業升級方向。這將為我國旅游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根據此前世界旅游組織作出的預測,到202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國家。獨特的自然資源是自然保護區所要保護的對象,但同時也是保護區在開發過程中最具競爭力的資本。目前大多數的自然保護區都已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旅游項目,沒有開展的也在積極籌備。

二、“生態旅游”在開展中存在的問題

在生態旅游發展過程中,許多開展生態旅游的地區只注重經濟效益,忽視環境保護,使當地生態環境受到了嚴重破壞。在開展生態旅游過程中造成環境污染與破壞的主要原因:

1.粗放開發,盲目利用生態旅游資源。許多保護區的有關部門在開發生態旅游資源時,缺乏深入的調查和全面科學的論證、評估與規劃,個別保護區甚至在資源本底調查尚未完成,對保護對象的特點和規律還不完全掌握的情況下就開展生態旅游。因此多數保護區借“生態旅游”之名,行“大眾旅游”之實,真正達到生態旅游要求的自然保護區很少。

2.缺乏科學的管理。保護區的多頭管理現象嚴重影響了保護區生態旅游的科學管理,如風景區歸建設部管,森林公園歸林業部管,自然保護區歸環保局綜合管理,存在政出多門、推誘扯皮、利益沖突等問題,自然環境成為其中的犧牲品。生態旅游區、當地社區和政府、保護區主管部門、經營部門之間的相互排斥與沖突多于合作與協調。

3.管理監督機制不健全。許多開展生態旅游的地區,其實際做法離生態旅游的要求相差甚遠,普遍缺乏對生態旅游真正內涵的理解,實際上仍是以獲取最大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已經開展旅游的自然保護區還沒有建立自己的旅游管理規章,對保護區無法形成真正有效的管理。

4.保護區旅游投入水平低。開展生態旅游對保護區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保護、科研、宣傳、教育、監測等各項功能全面發揮。然而,大多數保護區科研基礎薄弱,缺乏依賴科學信息的管理和措施;保護區基礎設施落后,環境教育和科普教育滯后;大多數保護區資金不足,導致基礎設施及服務設施建設不適應生態旅游發展的需要。

5.當地社區參與少。生態旅游是生態、社會、經濟的統一體,保護區與當地社區是人與自然復合生態經濟系統,因此正如在其指導方針強調的一樣,生態旅游的開展需要當地社區參與經營管理和決策。而在目前,當地社區參與較少,社區受益也比較低。據統計,開展旅游使當地社區50%以上家庭受益的保護區占11.2%,20%-50%家庭受益的占8.1%,20%以下家庭受益的占51.3%,完全不受益的占19%。因此我國保護區生態旅游的開發在協調保護區與當地社區關系方面仍然欠缺。

三、自然保護區開展生態旅游的策略

1.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的一切經營活動都要堅持以環境資源保護為前提

自然保護區發展生態旅游是建立生態環境資源保護的基礎上的,沒有完整的生態資源,生態旅游就無法達到可持續發展。自然保護區發展生態旅游在取得一定經濟效益的同時,要把對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程度,這是保護區自身發展的需要。自然保護區管理機構的一切旅游經營活動要體現在對自然生態環境和人文景觀的科學組織管理和保護上,以使自然保護區的資源環境得到改善、美化。在發展生態旅游相關項目的過程中,必須堅持以資源保護為中心的導向機制,保護是開發利用的前提,資源保護要貫穿在開發的整個過程中。

2.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的核心是堅持生態和經濟效益最優原則

在保護和發展的矛盾關系中,保護區應該堅持生態和經濟效益最優的原則。保護區發展生態旅游業效益最優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通過生態旅游保護區獲得經費補充;自然環境資源得到有效保護,生態系統比較完整;社區獲得一定的經濟收入;自然環境質量有所提高;達到科普和生態教育的目的。這就要求保護區在發展生態旅游業的過程中要建立生態旅游評估制度,對自然資源狀況進行評估和臨測,確定生態環境質量和承載量,以生態學原理為指導,合理安排旅游項目和旅游開發強度,根據環境條件和游客承載量制定生態旅游發展規劃,做到定點、定線、定量、定時旅游,使之不超過自然破壞的臨界點,杜絕有損生態系統完整的過量旅游活動,堅持經濟效益服從生態效益的原則。

3.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開發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思想

可持續發展強調的是環境與經濟的協調,追求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其核心思想就是健康的經濟發展應建立在生態可持續能力、社會公正和人民積極參與自身發展決策的基礎上。它所追求的目標既要使人類的各種需要得到滿足,個人得到充分的發展,又要保護資源和生態,不對后代人生存和發展構成威脅。鑒于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資源是一種不同于一般旅游資源的特殊資源,其價值具有它的原始性和整體性,旅游景區的經濟效益也直接受到影響。顯然,發展與保護是可持續旅游發展的一對核心。只有從戰略高度上充分認識保護區的生態問題,用生態學的思想和可持續發展的理論來開發和規劃生態旅游,做到保護區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結合,才能使保護區的旅游業成為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旅游產業。

參考文獻:

[1]尹婕.人民日報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