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經濟的標志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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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經濟的標志范文

魏晉南北朝自然經濟的強化是不爭的事實，但對其演變的軌跡則有不同的看法。魏晉封建論者認為戰國秦漢是商品生產和流通十分繁榮的商品貨幣經濟時代，或交換經濟時代，并強調這種商品經濟是與奴隸制生產相聯系的。漢魏之際的變化是從商品貨幣經濟到自然經濟的變化，它成為封建制形成的一個重要標志。[1] 我們認為，戰國秦漢商品經濟盡管相當發達，但仍然沒有脫離自然經濟的范疇，它的基礎是封建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漢魏之際的變化是自然經濟范疇內和封建制范疇內的變化。為了把這個問題搞清楚，我們的眼光不應停留在人口增長還是耗損，城市繁榮還是蕭條，錢幣通行還是廢棄等現象上，還應該深入考察當時基本經濟單位的經濟構成及其變化。

一、 戰國秦漢農民和地主的經濟構成

戰國秦漢社會的基本經濟單位有農民，有地主，他們經營的內容和規模有很大的區別，但其經濟構成基本上都是自然經濟（主要指自給性生產）與商品經濟（主要指商品性生產和商業活動）的結合。

戰國秦漢主要生產者是個體小農，這是史學界公認的。戰國秦漢小農比之戰國以前的小農，與市場發生較多的聯系，按孟子的說法，他們“紛紛然與百工交易”（《孟子滕文公上》）E┟裥枰謔諧∩瞎郝蛞恍┧竊偕匭氳納柿蝦蛻鈄柿希饕褪恰豆蘢印匪檔摹榜珩曛逐Α焙禿捍芳諧3L岬降摹盃瑯V質場薄N耍┟癖匭胂蚴諧√峁┫嚶Φ納唐罰謁塹募彝ゾ彌校丫艘徊糠治私換歡械納煌保筆迸┮道投室煙岣叩健懊袷呈參逯取鋇乃劍┟褚燦鋅贍芟蟶緇崽峁┫嗟筆康氖S嗖貳T謖庵智榭魷攏喲呵镎焦士跡魷至肆街智八從械耐懷魷窒螅閡皇橋寮小！豆蘢?#8226;乘馬》說“聚必有市”，東漢王符《潛夫論浮侈》說：“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都是指的農村集市。二是商人插足小農再生產過程。他們利用小農經濟力量薄弱、農業生產周期長、自然災害各地交替頻繁發生等特點所導致的地區間、年度間、季節間的豐歉不均、余缺不均，從事賤買貴賣活動。又因此有政府平糴政策的出臺。小農經濟的這種變化，為戰國秦漢商品經濟的繁榮提供了最廣闊的基礎。不過，戰國秦漢的小農經濟仍然是以自給性生產為基礎的，在總體上仍然屬于自然經濟的范疇。其主要表現形式就是耕織結合，春秋戰國之際以來它一再為人們所稱引和強調。《尉繚子治本》說：“夫在蕓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春夏夫出于南畝，秋冬女練［于］布帛，則民不困。”就是這種耕織結合的典型描述。商鞅變法規定“戳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第一次明確把耕織作為農民的本業。漢代皇帝的詔書多“農桑”并提，地方官吏也把耕織結合作為勸農的基本模式。不從事家庭紡織而買衣穿的農家是存在的，但不能夸大其數量[2] 。戰國秦漢農民也有從事專業化商品生產的，不過并不多見。

戰國秦漢的地主經濟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不過按不同情況各有側重，從而可以區分為不同類型。記載比較具體的有大家熟知的西漢末年樊重的田莊。史稱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是一個擁有“田土三百余頃”、“貲至巨萬”的大地主，他的經營以“陂渠灌注”的大田農業為主，包括畜牧業、漁業、桑麻、果樹、經濟林木、手工業、商業等項目，還放高利貸。他雖然也從事貨殖活動，但經營活動的立足點是自我滿足各種需要，如“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以致能夠做到“閉門成市”。[3] 這種類型，我們姑稱之為“田莊型”。崔寔《四民月令》描述的地主田莊，也屬于這種類型，但時代已經比較晚。這些記載反映的都是較大地主的情況，中小地主生產規模不會有這么大，經營項目也不會有這么多，但恐怕多數以自給性生產為主，可以劃歸這一類型。另一些地主從事大規模商品生產。如《西京雜記》卷四載陳廣漢資業：有米二囷，分別為七百四十九石和六百九十七石；有諸蔗二十五區，可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可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雛；另有羊豕鵝鴨、果蓏肴蔌無算。這些產品應該主要是為出賣贏利而生產的，但從產品種類的繁多并以糧食為大宗看，其中必然包含了自給性生產，或者竟是以自給性生產為基礎的。這種類型，我們姑稱之為“貨殖型”。《史記貨殖列傳》列舉了不少以“千畝”、“千石”、“千足”計算單位的大規模商品性農牧林漁生產項目，其經營者應該就是“貨殖型”的地主。不過這是為了計算“富比王侯” 收入可“與千戶侯等”的假設數字，并不能認為它是普遍存在的形態，也不能認為都是純粹專業化的商品經營。其實，即使是《史記》《漢書》的《貨殖列傳》中所記載的大商人和工商業家，也不是經營單一的項目，而是同時經營多種項目，并往往多兼營農業。如春秋戰國之際著名商人范蠡，在輔越滅吳后至齊，“耕于海隅，苦身戮力，父子治產”，“致產數十萬”。后至陶，“要約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訾累巨萬”（《史記越世家》）。故《鹽鐵論水旱》云：“陶朱為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又如入漢以后“以鐵冶為業”的宛孔氏，“大鼓鑄（冶鐵業），規陂池（灌溉農業），連車騎，游諸侯，通商賈之利（長途運銷的商業）”（《史記貨殖列傳》）。經營酒業、剪刀業等工商業的“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等，也同時是“兼并役使”的豪強地主（《漢書王尊傳》）。對這類貨殖家，司馬遷以“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即以經營工商業發財致富，又以兼營農業作為其支撐和保障）來總括之，說明他們也是以某種自給性生產為依托的。[4] 由此可見，所謂“貨殖型”和“田莊型”的區分只有相對的意義。

魏晉封建論者認為戰國秦漢的商品性農業和手工業，都是與奴隸制生產相聯系的，是很可商榷的。漢代的確存在使用奴隸從事農業的事例，但如前所述，王莽、荀悅等人關于漢代豪強地主普遍采取租佃制的描述，不是舉幾個例子所能否定的。而且魏晉封建論者所舉的例子中并沒有使用奴隸從事專業化商品性農業生產的具體證據。漢代“豪人”常兼有地主和商人的雙重身分，而“豪人”以“役使”依附性人口為主，當然也應該包括主要從事商品性經營的地主在內。這并不是單純的推測，而是有據可查的。東漢末年的李衡曾“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這就是大史公所說“江陵千樹橘”、“收入與千戶侯等”的一例，應屬“貨殖型”商品經營，而他所使用的勞動力是依附農——“客”。[5] 李衡的行為并非自出心裁，在他同時和以前應該存在類似的經營模式。如東漢末年東海郡的糜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后來他還送給劉備“奴客二千”[6] 。“僮客”即“奴客”，可以理解為僮奴和客兩種身份的人，也可以理解為身份類似僮奴的客。無論如何，糜竺家族是使用依附性的“客”從事“貨殖”活動的，這正可與李衡遣客植橘相印證。如果說，這些例子時代太晚，不能算數，那么，好吧，讓我們回頭再來看看寧成的例子吧。寧成經營土地是當作買賣來做的，所以他說：“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他是地主、商人一身而二任焉，屬于從事商品生產和流通的”貨殖型”地主，他“致產數千金”的家當亦足以與漢代最著名的貨殖家媲美。如前所述，他這種貨殖型經濟是建立在租佃制的基礎之上的，其出售的商品相當一部分當是來自租谷，或是從租谷轉化而來的。[7] 至于商品性手工業中的生產者，使用奴隸可能較多，也未必都是奴隸，甚至主要不是奴隸。例如，在深山窮澤從事鹽鐵生產的“豪民”，主要依靠“役利細民”，而不是使用奴隸[8] 。這些事實說明，那種認為漢代從事商品生產和流通的貨殖家都是利用奴隸勞動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從上述材料我們還可以看出，漢魏的依附性佃農，主人是可以直接遣使他們從事某種勞動的，并不等同于后世經濟上完全獨立的佃農，但由于書闕有間，已難考其詳了。

總之，戰國秦漢時代，無論農民還是地主，其經濟構成都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從總體上看，主要從事自給生產的農民數量最多，是社會的基本的生產者；在地主中，也以從事自給性生產為主的“田莊型”地主為多；即使是“貨殖型”地主，也往往要在一定程度依托于自給性生產。因此，這個社會盡管商品經濟有長足的發展，仍然屬于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存在著許多與近代市場經濟相悖的經濟觀念和經濟行為，價值規律雖然在經濟生活中起著一定的作用，以至在一定范圍內出現某種類似平均利潤率的傾向，但是，廣大農民和很多地主，都不是根據價值規律來行事的，價值規律并沒有成為社會資源配置的基礎。這個問題牽涉廣泛的方面，限于篇幅，不可能在這里展開。

對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濟的研究，人們注意到在長期戰亂中人口的的耗減，耕地的荒蕪，城市的蕭條，錢幣的廢棄等等事實，作了不少很好的論述，但是，對于作為基本經濟單位的農民和地主的經濟構成的探討仍然不夠。我們打算對此作一些粗略的考察。這一時期自然經濟的強化已是公認的事實，需要討論的，主要是農民和地主經濟中商品經濟成分是否已經消失？ 注釋

[1]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何茲全：《自然經濟和依附關系——使中國中古社會和前后社會區別的兩大特征》，天津會議論文。

[2] 參閱拙著：《從〈管子〉看小農經濟與市場》，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3期；《對戰國秦漢小農耕織結合程度的估計》，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4期。

[3] 《后漢書樊宏傳》，《水經注》卷29《比水注》。

[4] 參閱耕播：《戰國秦漢工商業家兼營農業小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2期。

[5] 《三國志》卷48《吳書孫休傳》注引《襄陽記》。

[6] 《三國志》卷38《蜀書糜竺傳》。

第2篇：自然經濟的標志范文

以文明史觀審視古代東西方文明，可以分別梳理古代東西方文明的基本內涵及其內在聯系。

一、梳理基本內涵

文明史觀認為，人類文明由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個部分組成。

1.古代物質文明。高中歷史必修課程中主要概述了古代中國長期居于世界先進水平的農耕文明的發展歷程及其成果，涉及一個專題，包含自然經濟、小農經濟兩個重要概念，以及農業、手工業、商業等領域。自然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經濟，生產目的不是為市場交換需要，只是為了滿足生產者本身或經濟單位需要的一種經濟形式。小農經濟強調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農業經濟，在鐵犁牛耕技術出現和普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確立之后產生。古代中國以農立國，精耕細作是我國傳統農業經濟的基本特征，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我國古代農業社會生產的基本模式。古代中國的手工業享譽世界，官營手工業的發達和私營手工業的發展是當時手工業的主要特征。農業的發展，促進了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

2.古代政治文明。這部分內容主要涉及兩個專題，包含貴族政治、官僚政治和民主政治三個重要概念。貴族政治就是奴隸制國家和封建制國家由世襲貴族的代表人物掌握政權的政治制度；官僚政治就是政府權力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政權以國家或者民族利益為理由，隨意掠奪普通公民自由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即奉行多數人統治的一種政治制度。

隨著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的建立，我國開始出現早期國家政治制度。王位世襲制、等級森嚴的分封制和血緣關系維系的宗法制是古代中國早期政治制度的主要特點。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爭霸，到秦朝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以皇權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制度建立起來。歷經漢魏、隋唐至宋元，皇帝與宰相之間的權勢此消彼長，中央與地方爭權斗爭接連不斷，最終皇權不斷強化，中央集權逐漸得到鞏固，明清時期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發展到頂峰。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制度和選官制度的演變，是政治制度發展過程中的三條重要線索。中央官制主要包括秦朝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明朝內閣制，清朝軍機處等；地方制度主要涉及秦朝的郡縣制、漢初郡國并行制、元朝行省制度；選官制度主要涉及漢朝察舉制、魏晉九品中正制、隋唐科舉制。

雅典的奴隸制民主政治、體系宏大而縝密的羅馬法，是被奉為西方文明之源的古希臘羅馬文明的代表。梭倫改革動搖了舊氏族貴族世襲特權，保障了公民的民利，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礎；克利斯提尼改革基本鏟除了舊氏族貴族的政治特權，公民參政權空前擴大，確立了雅典民主政治；伯利克里統治時期，雅典民主政治發展到頂峰。公元前5世紀中期，《十二銅表法》發表，標志著羅馬成文法的誕生；在羅馬帝國對外擴張過程中，公民法逐漸演變為普遍適用于羅馬統治范圍內一切自由民的法律，即“萬民法”；6世紀，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組織編纂羅馬法，匯成《民法大全》，羅馬法是歐洲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完備、影響廣泛的法律體系。

3.古代精神文明。這部分主要涉及三個專題。以儒學為主流的古代中國的思想文化源遠流長、蓄積深厚，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影響深遠，還極大地影響了東亞和東南亞思想文化的發展，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是世界文明史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以四大發明為代表的中國古明和發現，領先于同時期西方國家，對周邊國家乃至世界文明進程，都產生過巨大影響。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如詩詞、小說、書法、繪畫、戲曲等，異彩紛呈、絢麗多姿，具有多元一體、多民族融合、吸收外來文明成果、雅俗共賞等特征，從不同方面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風尚和時代風貌。

古代希臘的智者學派和蘇格拉底等人關于人的價值的闡述，把對神的關注轉向人間，試圖從實際出發探究宇宙萬物的本來面目，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蘊涵著西方人文主義的萌芽。

二、把握內在聯系

古代人類文明演進過程中，物質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礎；政治文明反作用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是一定經濟、政治環境的產物并在自身傳承中得以發展，又反作用于物質文明與政治文明。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演進，例如秦朝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是耒耜農業發展到鐵犁牛耕農業階段，適應小農經濟、精耕細作為特征的農耕文明的發展而形成的。此后，中央集權制度的不斷完善，成為了中國農耕文明發展的保證，成就了中國古代思想、科技、文學、藝術等燦爛的文明成果。明清時期，中央集權制度下君權的強化，是傳統農耕文明高度發達與外來文明因素摩擦的結果。

建立在傳統農業基礎上的中央集權制度，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以明清時期為例，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并且在封建專制層層重壓下緩慢地發展，舊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會因素產生，首先在思想界里反映出來。當時的思想界出現了一批反對傳統儒家思想和封建專制主義腐朽統治的思想家，他們批判繼承了傳統的儒學體系，使我國傳統文化重新煥發了生機。但是，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專制制度下統治者繼續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極力提倡程朱理學，清朝實行閉關鎖國，致使近代科技與工業文明沒有誕生在當時科技與經濟發達繁榮的中國。

古希臘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有利于發展海外貿易和工商業，是民主政治產生的經濟基礎；海外貿易、殖民活動及其他經濟、文化交往活動使古希臘形成寬松自由的社會環境，并較早地接受平等互利的觀念，是民主政治產生的社會條件；小國寡民、獨立自主的城邦制度是孕育古希臘民主政治的搖籃。奴隸制民主政治發展到頂峰，雅典成為希臘政治和文化中心，人們越來越多地參與政治生活，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于是，在智者學派代表人物、蘇格拉底、柏拉圖等思想家的思想中，蘊涵著西方人文主義的萌芽。

第3篇：自然經濟的標志范文

1.農田水利工程是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基礎

隨著農業經濟的迅速發展，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已無法滿足現代農業生產的發展特點。各地不斷利用現有的技術手段來滿足農業生產的需求，但近年來各地高發的災害性天氣，如干旱、洪水、澇災等現象，嚴重威脅著農作物的收成，影響著農民的經濟收入。通過農田水利工程，可以及時緩解并解決這些問題，做到旱能澆、澇能排，實現農作物的增產增收。大量實踐證明，重視并發展農田水利工程，必能獲得林茂糧豐、人富民安的同時，還能降低災害性天氣對農業生產、農民生活、人類安全的危害，促進社會的繁榮和諧。

2.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發展是社會進步的必然要求

加強農田水利工程建設，是社會進步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具體體現，是實現現代農業的基礎。加強農田水利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防洪排澇工程、飲水安全工程等，不斷提高農村用水安全。借助農田水利工程，充分利用有限的淡水資源，節約減排，循環利用，提高水能效。加大對水資源的整治力度，保護和營造綠色環境，發揮農田水利工程的潛能，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生產設施，改變農民生活環境，提高農民生活質量，促進農村社會的和諧與繁榮。

3.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發展是維護生態平衡的前提

加強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發展，是社會文明的標志，是維護生態文明、保護農村生態環境的迫切需要。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發展，不僅僅是農業生產的需要，也是人類文明的體現，更是保持人類與生態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人類利用農田水利工程，來改造自然條件，提高抗災減災能力，保持生態平衡，使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加強農田水利工程建設，實現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的最大化，促進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

4.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重要措施

歷史原因造成了我國二元制的社會結構，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城鄉差別逐漸加大，矛盾日益凸顯，農民收入低，生活質量不高，生活環境較差等，已成為社會發展中存在的重大問題，如不及時加以解決，將嚴重影響經濟建設及和諧社會的穩定發展。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發展，不僅可以逐步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提高農民生產條件和生活環境，同時還能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生產效益，增加農民收入，逐漸縮小城鄉差距，使城鄉居民共享社會進步發展的成果，促進社會和諧、繁榮穩定、國泰民安。

5.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發展是確保增產收入的重要途徑

改革開放以來，廣大農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都有了顯著提高，但距離小康社會水平仍有較大差距，因此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保護生態環境平衡發展，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是實現農村社會小康水平的前提、關鍵。農業生產離不開水，農民生活離不開水，水是農業生產、農作物良好生長、人類生存的命脈。因此，今后要把傳統水利優勢與現代水利技術有效的結合，不斷建設并完善各地農田水利工程設施，以滿足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經濟發展的新要求，充分發揮農田水利工程的作用與優勢，確保社會經濟、人類社會、生態環境的良好發展。

6.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發展是發展現代農業的重要舉措

長期以來，我國農業生產特點是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即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人們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鐵器等為主要的手工勞動方式，依靠世代積累下來的傳統經驗發展，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居主導地位的農業。是采用歷史沿襲下來的耕作方法和農業技術的農業生產方式。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相比雖然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等優勢，但卻產量低、效率低。當前，我國正處在發展現代農業的關鍵時期，完善的農田水利工程設施是農業標準化、現代化、生態化、集約化的標志，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發展是促進農業生產高效高質的保證。因此，要充分利用農田水利工程為農業生產服務、為農民生活服務、為經濟發展服務、為和諧社會服務。

二、農田水利工程建設的意義

水是世界上最寶貴的一種資源，全世界的淡水資源僅占其總水量的2.5％，而且有近70％以上被凍結在南極和北極的冰蓋中，加上難以利用的高山冰川和永凍積雪，有87％的淡水資源難以被人類利用。目前，我們能夠利用的淡水資源僅僅是江河湖泊、降雨及地下水中的一部分，約占地球總水量的0.26％。目前，世界各地都缺少淡水資源，而我國又是一個嚴重干旱缺少淡水資源的國家，中國水資源總量排在世界第6位，但因人口眾多，人均占有量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世界銀行統計的153個國家中排在第88位，雖然淡水資源總量為28000億立方米，但人均只有2200立方米，是全球13個人均水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而且還有一個令人擔憂的現實問題，就是我國的水資源分布極不平衡，東南部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土地占國土面積的36.5%，但其水資源分配量卻占全國水資源分配量的81%；而其以北的大部分地區，國土面積占全國的63.5%，但其水資源分布量僅占全國的19%。我國又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每年各地均有災害性的自然現象的發生，如洪水、風暴、冰雹、干旱、地震、山洪、泥石流等，每一種自然災害我們都無法改變。因此，加強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發展，充分利用現有現有的技術手段與措施，加以科學預防和防范，減少因干旱、暴雨、洪水等災害給農業生產造成的影響，規避各類災害對人類安全造成的威脅。

第4篇：自然經濟的標志范文

任何學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及其特殊矛盾，關于財務管理學的研究對象已有所研究，但有關學科對象的特殊矛盾問題似乎是一個尚未開墾的領地。科學地認識財務管理學的研究對象及其特殊矛盾，無論是對財務管理理論的開拓，還是對財務管理實踐的開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關于財務管理學研究對象的思考

關于財務管理學的研究對象，我國財務學界一般將其歸結為企業再生產過程中的資金運動，其具體內容就是企業的籌資、投資、用資和收益分配活動。按照同樣的思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財務管理學的研究對象，則是企業再生產過程中的資本運動。采用歸納法可將商品經濟社會企業財務管理學的研究對象歸結為企業再生產過程中的價值運動。限定在商品經濟社會，這種認識無疑是正確的。由這一認識又可以得出另一個結論：財務管理是商品經濟、貨幣經濟的產物，企業再生產過程中的價值運動也就是財務管理學的一般對象。進而可以認為：在商品經濟社會產生之前，是不存在財務與財務管理活動的。對財務管理活動及其財務管理對象的這種認識，可以說是我國財務學界的主流觀點。

那么，這種認識是否正確、人類的財務活動是否是商品經濟的產物？筆者認為這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歷史事實表明，在自然經濟、實物經濟的社會中，經濟組織之間就存在著借貸活動。對這種債權債務的管理顯然是不能納入物資管理或實物管理范圍的，它同現代財務管理中債權債務的管理相比，只有形式上的不同，而無本質上的區別。如果認為自然經濟社會不存在財務活動，那么，自然經濟社會中的借貸活動、稅賦交納活動等又應稱為什么經濟活動呢？

筆者認為，為與歷史事實相吻合，應將財務管理對象歸結為經濟組織（生產流通組織）的社會財富運動。

就一般意義而言，人類的生產過程是使用價值或物質財富的生產過程。而人類的生產活動又總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進行的，必須取得特定的社會屬性和社會形式。也就是說，人類的生產不僅具有物質屬性和社會屬性，還形成生產的物質方式與社會方式。生產既是物質屬性與社會屬性、物質內容與社會形式的統一，又是物質財富生產與社會財富生產的統一。

生產的物質方式是指物質生產過程中生產的主客觀要素的技術結合方式，它是由生產的技術基礎決定，并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生產技術基礎的變革而變化的。科學技術的發展階段不同，生產的物質方式的表現形態也就不同。馬克思曾對人類物質生產過程的變革做過詳細的考察，他以勞動資料的發展為標志，把這個過程劃分為三個大的歷史發展階段：手工工具階段、大機器階段和自動化控制系統階段。總之，物質生產方式作為一個動態系統，會隨著人類認識與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而不斷向前發展。盡管生產的物質方式決定著生產的社會方式，但它并不直接構成財務管理的內容，構成財務管理內容的是生產的社會方式，確切地說是特定的社會財富的生產過程。

生產的物質方式是現實生產力的運動方式，生產的社會方式則是與生產力相適應的特定生產關系的運動方式。生產的物質方式的變革必然會引起生產的社會方式的變化，已存在過的生產的社會方式有氏族公有制生產方式、小生產者私有制生產方式、資本生產方式和社會公有制生產方式等。在自然經濟社會，財富同樣具有其特定的社會屬性和社會形式。債權、債務的發生和債權的收回以及債務的清償等都是財富的社會運動形式。這類經濟活動同現代同類財務活動相比，顯然是無本質區別的。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成為社會的特定財富，生產過程表現為資本的運動過程，資本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實現資本的增值。在這一生產方式下，財務管理就是對企業資本的運動過程即資本的增值過程進行的管理。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料同樣轉化為商品，具有價值，企業生產的目的同樣是為了價值增值。但為了同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生產目的相區別，我國學術界把公有制條件下的生產資料稱為資金而不稱為資本。這樣在我國，財務管理便是指對企業的資金運動進行的管理。資金運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資金的形態、結構、數量的變化；二是指資金運動中產權結構和收益分配等經濟關系的形成與變化，即財務關系的形成與變化。這些構成了企業財務管理的基本內容。企業的資金運動是有規律的，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由市場機制調節的。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就是作為一種自覺的力量融合到企業資金運動之中管理與調節資金運動過程，使之按比例、協調、順暢、高效率地運行，實現企業價值增值目的的。

一般來說，財務管理就是經濟組織（生產、流通組織）對其所擁有或控制的財富及其財富運動過程進行的管理。在商品經濟社會，財務管理則是企業對其資金或資本運動過程進行的管理。經濟組織的社會財富的運動過程構成財務管理學的一般研究對象，企業的價值運動過程則成為商品經濟社會財務管理學的特殊研究對象。

二、關于財務管理學研究的特殊矛盾的思考

曾經指出：“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對于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財務管理學研究的是什么特殊矛盾呢？按照我國經濟學界對財務管理學的認識，財務管理學是研究企業如何進行資金管理的一門學科。在商品經濟社會，人們若要進行生產經營活動，不僅要投入人力、物力，還必須投入一定的財力，即資金或資本。沒有財力的投入，也就不會形成人力、物力的投入。資金或資本是企業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經濟資源。人們投入資金或資本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或剩余價值，是為了資金或資本的增值。馬克思指出，資本就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資金或資本作為體現著特定生產關系的社會財富，是一種稀缺的經濟資源，而人們對利潤或剩余價值的追求卻是無限的，這樣便產生了資金或資本投入與資金或資本產出之間的矛盾。

企業資金的投入與產出的矛盾，實際上就是資金使用的效率問題，即資金的投放、占用、耗用的效率問題。只有解決了資金的效率問題，做到低投放、低占用、低消耗，實現高產出與適度積累，企業才能做到順利經營和持續發展，否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就可能萎縮，甚至破產。財務管理學中有關投資決策、籌資決策和流動資產管理等內容均屬于或涉及企業資金的效率問題。

企業的資金或資本是特定的生產關系的物質載體，資金或資本運動必然體現著現實的經濟關系。如資金的投入體現著產權或債務關系，稅金、股利、工資的處理體現著分配關系等等。這些經濟關系在財務管理學中被稱為財務關系，具體包括企業同投資人的財務關系、企業同國家稅收人的財務關系、企業同債權人的財務關系、企業同債務人的財務關系、企業同員工的財務關系以及企業投資人之間的財務關系等等。這些經濟利益關系，既有相互統一、相互協調的一面，又有相互對立、相互矛盾的一面。這些關系處理得好，則有利于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否則，便不利于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或有害于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企業財務管理學中的有關資本結構與財務風險的管理、債權的管理、債務的管理、利潤分配的管理等內容基本屬于企業財務關系的處理問題。

總之，在商品經濟社會，財務管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企業資金或資本運動中的基本矛盾，即資金的投入與產出的矛盾、相關利益主體的利益矛盾。前者主要是如何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的問題，后者主要是如何維護各利益主體的經濟權益的問題。這就是財務管理學所要研究的特殊矛盾，財務管理學所研究的全部內容都是圍繞著這兩個基本矛盾展開的。

第5篇：自然經濟的標志范文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諧社會

［中圖分類號］G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09）01-0060-02

1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條件和可能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國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基本上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框架,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物質基礎和價值保障。

1.1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具有高效率的運行機制

在歷史上,資本主義讓市場經濟初試鋒芒,就顯示了巨大的威力。資本主義在不到一百年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因此不論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像馬克思所說的勞動與資本的交換是多么地不公平,但整個社會的財富畢竟增加了,盡管個人分配相對不公平,但對整個人類來說畢竟是進步了。30年前短缺經濟的狀況至今令人記憶猶新,計劃經濟把我們帶入了普遍貧窮的死胡同。而我們引入市場機制后,社會財富就像噴泉一樣涌現出來,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各項事業蓬勃發展,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1.2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人們提供了平等競爭的機會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之間經濟上的收入差距的確拉大了,但無法否認的是機會均等卻大大加強了。一個基本事實是,計劃經濟造成了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即農民與城鎮職工這兩個社會階層的身份不平等及與之相伴的全面的機會不均等。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平等主要是機會均等,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職業、自由參與競爭、自由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機會均等意味著尊重人們的自由選擇,這也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倡導的。

1.3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實現社會共同富裕的可能性

在自然經濟條件下,財富是大自然的恩賜,人們更多注意的只是財富的分配而不是財富的創造,這意味著一部分人“富”了,另外的人就一定“窮”。因此,自然經濟條件下社會不和諧是不可調和的。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富主要不是來自于大自然的恩賜,而是人的創造,創造財富是人類對來自制度的鼓勵和刺激的一種反應,某種制度越是能提供對人類創造力的刺激,這個社會創造的成果、財富也就越多。在這一制度下,人類創造的財富會不斷增長,社會分配就是對不斷增長的財富的分配。

1.4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成了人們之間的契約關系

市場經濟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是商品生產關系,這是一種建立在雙方平等、互利、自愿基礎上的契約關系。誠信是這種契約關系的基石,法律則是維持這種關系的保障。市場經濟條件下,誠信是為取得某種權利而必須付出的一種義務,它是參與商品生產、經營者的必要品格。市場經濟作為法制經濟,遵守法律是每個人的義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經濟規范了人們的行為,每個人都必須遵守一定的“游戲規則”,而這正是和諧社會的保障。

2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缺陷需要通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來完善

從理論上看,市場經濟并不是萬能的,它有明顯的弱點和消極作用。市場經濟導致社會財富分配不公、造成兩極分化,這是價值規律作用下的必然反映,有其客觀規律性,也是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國家為實現經濟發展和政治統治,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措施解決這樣的問題,緩和經濟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但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如何也不能克服由基本矛盾造成的單個或局部生產的有組織性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無論如何也不能擺脫追逐超額利潤的破壞性后果和根本局限。所以說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是為了避免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為探索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開辟新途徑、積累新經驗。

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國正處于傳統的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型時期,雙重體制并存,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被打破,而新的市場經濟體制雖然已經建立起來,但仍是框架式的,存在不少的漏洞；我國的體制改革雖然減少了資源行政性的配置,但仍存在“雙軌”,行政性壟斷權力直接介入市場,資源行政性配置產生了嚴重的腐敗現象,使少數政府部門或官員利用權力謀取私利,侵占社會財富,削弱了社會調節貧富差距的能力；社會保障體系還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嚴重滯后于經濟的發展,保障的覆蓋面窄,農村社會保障普遍缺失,導致大量的社會成員甚至作為社會主體的工人、農民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被邊緣化,成為弱勢群體。

可見,僅靠市場本身不僅無法實現社會公平以及社會和諧的一系列重要價值,也難以解決關于社會發展的一系列問題。我們只有通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既發揮市場經濟的優勢,又有效克服其帶來的缺陷。

3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在統一

3.1 民主法治的社會

市場經濟是法治的經濟,任何一種經濟體制都具有一種特定的有關經濟活動的游戲規則,而現代市場經濟作為一種體制的根本游戲規則就是基于法治的規則。因此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完善法治,法治和民主政治也是很有關聯的,法治本身就包含著平等、正義和公平的價值判斷,民主是完善法治的重要保證,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可以說民主法治既是和諧社會的目標要素,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要求。

3.2 公平正義的社會

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公平標準是最多被用來問責市場經濟的,而市場經濟實際上蘊涵并強調公平,這種公平是一種過程的公平,是機會的公平,民法和經濟法的首要原則就是平等自愿、等價有償原則。公平和正義是社會文明和進步的重要標志,是保持社會穩定的深層次基礎,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石。

3.3 誠信友愛的社會

誠信友愛就是全社會互幫互助、誠實守信、全體人民平等友愛、融洽相處,是市場制度中市場文化內涵的基本觀念、思維方式和道德規范,它有著非常豐富的內涵,同時又作為社會契約的基本表現形式和市場制度的構建而存在著,它是市場規則的組成部分。在市場經濟中,遵守誠信原則可以獲得更大收益,信用可以作為企業的生產力,品牌的力量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因此,完善的市場規則包含誠信友愛原則,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增強了社會的誠信友愛。

3.4 充滿活力的社會

充滿活力就是使一切有利于社會進步的創造愿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支持、創造才能得到發揮、創造成果得到肯定。市場機制是最具活力的機制,單個人、單個組織分散決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理性的人會在約束條件下,充分發揮自身主動性和創造性達到預期目標。因而增進社會活力的改革應該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

3.5 安定有序的社會

安定有序就是社會組織機制健全、社會管理完善、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社會保持安定團結。但安定有序的社會并不排斥競爭,競爭是市場經濟最大的特點,市場經濟也是競爭的經濟。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市場交換實質上是一個動態均衡的過程,價格形成是均衡的結果,均衡本身就是一種和諧。理想的市場體制最終能夠達到穩定有序的狀況,這種狀況就是經濟學所稱作的經濟的核。雖然這是一種理想的狀態,但可以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參照、努力的目標和方向。因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想目標也是社會穩定有序,符合和諧社會的價值標準。

3.6 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過程的長期任務,是在發展的基礎上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歷史過程和社會結果。”顯然,在今后一段時間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構建和諧社會貫穿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整個過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深化和拓展的重要方面,也即完善市場經濟的過程就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條件和可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善需要通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來實現,兩者相輔相成,是目標同一的過程。

參考文獻：

［1］曲迎波.強化新農村建設中金融支持的六大對策［J］.中州學刊,2006（5）：67.

［2］張素瑜.完善農村金融體系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J］.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06(5):42.

第6篇：自然經濟的標志范文

一、對外交往路線經歷了由陸路為主到海路為主的變化

我國的對外交通在兩漢時期初步形成。在張騫“鑿空”的基礎上，絲綢之路逐步形成規模，成為我國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這時雖有海上絲綢之路，但由于我國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都在黃河中上游地區，同時造船技術不發達等因素，所以不占主要地位。到唐朝時期，隨著南方經濟的發展和造船技術的進步，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一樣成為主要通道，形成了“水陸并舉”的局面。到了宋代以后，因為經濟中心南移，北方處于少數民族政權統治，西北的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而造成交通不便，造船技術和指南針應用于航海等航海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所以海上絲綢之路成為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尤其是到明清時期，不管是鄭和下西洋還是荷蘭侵占臺灣都是通過海路。

二、交往的商品由絲綢為主到瓷器為主

在我國古代的對外交流的商品中，絲綢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為我們贏得了“絲國”的美譽。尤其在古羅馬，來自東方的絲綢一度成為奢侈品的代名詞，備受貴族的推崇，以至于羅馬皇帝被迫下令禁止穿著絲綢。但就整體而言，古代交往的主要商品還是發生了變化。唐代之后，瓷器在對外交往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瓷器的英文china也與中國的英文名稱china緊密相連。發生變化的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一些：一是養蠶繅絲技術的外傳。在漢代時期，通過絲綢之路，我國的鐵器、絲綢和養蠶繅絲技術，以及鑄鐵技術、井渠法就先后西傳。二是陶瓷業的發展。唐代“南青北白”局面的形成，宋代景德鎮瓷都的出現，元代青花瓷的創造，標志著我國陶瓷技術的發展。正是瓷器制作越來越精美，所以大量的瓷器外傳。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畫作《群神圖》中，畫家就把來自中國的青花瓷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反映出當時歐洲人對中國瓷器的格外珍視。三是交通的變化。我國對外交通經歷了由陸路為主到海路為主的變化。在陸路，絲綢因為輕且不怕顛簸運輸更加便利，而在海路，瓷器不怕雨水的侵蝕而更適合運輸。

三、科技文化的交流歷經了東學西漸到西學東漸的過程

中國古代科技文化交流的變化主要源自于古代科技地位的變化。由于國家統一穩定，經濟發達，教育完善，古代科技在宋元之前一直領先于世界。在此基礎上，對外傳播科技一直是古代對外交往的一項重要內容。從漢代至宋元，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鑄鐵技術、養蠶繅絲技術、數學、醫學等就不斷向外傳播，從周邊國家到西亞再到歐洲、非洲。尤其是四大發明的傳播，對歐洲歷史的發展進步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為歐洲新航路的開辟、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及資產階級革命創造了條件。但是到了明清時期，由于專制制度的空前強化和文化專制政策，導致中國古代科技沒有能夠轉化為近代自然科學，在近代自然科學方面我們開始落后于西方。一些西方傳教士紛紛來華，把西方的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知識傳入中國，如利瑪竇、南懷仁。中國的士大夫知識分子也積極引進西學，為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注入新的生機。在徐光啟的《農政全書》中就專門介紹了《泰西水法》，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中也收錄了西洋紅夷大炮鑄造法。這表明海外技術的傳入已經成為人們不可缺少的知識。

四、對外政策由開放到閉關鎖國

第7篇：自然經濟的標志范文

現代教育觀念指導下進行的類似與科學“探究式”學校德育，尊重和發揮人的主體性和主動性。在這過程中，個體不是被動接受各種道德灌輸，盲目的模仿和崇拜，而是主動的對現有的價值體系、行為規范進行獨立思考，并在分析理解的基礎上做出選擇，把保存和積累著人類道德經驗的道德認識和道德要求變成自己內在的觀念和情感，把社會要求變成自己的需要，是由傳統的“授受”走向民主的、尊重主體的、重視自我內化過程和合作分享的過程。“探究式”德育的實質就是“教會學生選擇”，是讓學生在多元化的社會環境中，經過道德沖突的困惑、思索、求助和解決來培養道德判斷能力，把自己的道德沖突內化為穩定的道德品質，是個體自我體驗、自我選擇的過程，也是一種積極主動地吸收、辨別、內化的過程。學生探究的過程就是，就是一個能動的、自我教育、自我建構的、自律的過程。面對實踐中道德判斷中的困境和沖突，學生在探索和求證中提高適應、鑒別和應變能力，逐步建構自己的道德價值世界。

從心理學上來看，談到德育，我們就會不可避免地透徹理解品德的心理結構。一般人認為道德品質包括著道德認識（人們對行為規范的理解，對是非好壞、善惡等的認識）、道德情感（人的道德需要是否得到滿足而產生的內心體驗）和道德行為（是在道德動機的具體表現與外部標志，他也是實現道德動機的手段）方式三種心理基本成分，由于品德的基本成分的復雜性，因而品德形成與一般知識的學習相比有其特殊性。學習的一般規律，既適用于知識學習也使用于品德學習，但是由品德學習所引起的行為變化應該相對于知識學習所引起的行為變化更突出其認識、情感、行為三者的統一。作為道德的幾個品質的幾個組成部分，三者是缺一不可的，而且，這三者本身又各自有其不同的等級水平，在培養道德中都要兼顧到。對其中任何一項的過分重視和對其他部分的忽略，都不能培養出完善的道德品質，比如傳統的“授受式”的德育屬唯智論者，其過分強調道德的認識部分，過分突出道德認識，而缺乏對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為的培養，將道德學習視為一般的知識的學習，割裂了品德心理結構，是違背心理學規律，是造成學校德育“多耗低效”的根本原因。從認知心理學角度，我們發現傳統強迫服從和授受式的德育是道德主體缺失的教育，是完全違背人的認知發展規律的。建構主義的先導皮亞杰確信“學習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發現”。根據他的觀點，他認為知識既非來自主體，也非來自客體，而是在主體和客體間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建構起來的。一方面，新知識要獲得意義需要以原來的知識為基礎；另一方面，新經驗的進入又會使原有的經驗發生一定的改變，使他得到豐富、調整或改造，這就是雙向建構的過程。所以學習不是知識由教師向學生的傳遞，而是學生建構自己知識的過程，學習者不是被動的信息吸收者，相反，他要主動建構信息的意義，這種建構不可由其他人代替。受教育者是德育過程的主體，德育過程應該尊重和發揮人的主體作用。

從教育學上來看，傳統的德育方式是一種封閉的、保守的教育范式。傳統的學校德育，由于自身的依賴性決定了他不可避免的封閉性。市場經濟帶來了大眾傳媒的迅速發展，成為超過家庭、學校的“第三學校”，社會形態的轉變正面和負面的影響通過家庭和大眾傳媒，影響到學生價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有調查表明：當前學生的趕消費、追求名牌、享樂主義的盛行越來越多的把學習和將來的前途聯系在一起，集體注意精神淡漠，以自我為中心，但他們的主體意識增強，有自己的獨立判斷，具有經濟頭腦，法制觀念，自我保護意識，對社會腐敗現象的批評，以及對平等權利的追求。學生的行為是社會變化的縮影，因此學校德育僅靠學校是不行的，必須借助社會和家庭的力量。但是，傳統教育仍然一意孤行，不顧社會開放和價值多元的事實，仍用封閉的教育模式，將學生置于理想環境中，脫離現實世界。同時，他無視多元社會給社會道德體系帶來的沖擊，回避由此引起的道德困惑，不能很好解決價值觀的沖突問題，從而使得學校德育表面化、膚淺化、空泛化。學校只是要求學生應該“做什么”、或者“必須做什么”，而忽視了“為什么這樣做”。其結果，必然導致學生出現“迷茫”、“困惑”，對我們的道德教育，對老師、家長的循循善誘產生懷疑。這也將社會的道德教育引向死“胡同”。同時，傳統的德育更是一種脫離生活的教育，他缺乏民主性。杜威曾指出“教育即生活”。學校教育是生活的一部分，其本身就是教育，學校教育與生活是融而一體，密不可分的。生活實踐是學生道德發展的源泉，他可以提供豐富而生動的道德教育素材。脫離了現實生活，道德教育便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學生無法把空洞的說教和現實生活與現實道德困境聯系起來，無法與教師、家長產生共鳴，這種教育當然是徒勞的、低效的。傳統的道德教育方式無視現實生活和學生道德認知發展水平，一味地進行原則性的、非功利的理想的、脫離實際的教育，使學生產生許多無法解決的道德困境，很難把“教條式”的道德認識轉換為道德實踐，最后造成知行脫節，更使學生主體性的失落。

從社會學的視角看，傳統的道德教育實踐忽視了這兩種我國現存的社會形態。即，情感型社會和契約型社會。這也就是我國德育缺乏針對性和實效性的重要原因。傳統的德育是和封閉、落后的自然經濟相適宜的，是自然經濟的產物，盡管以前在培養傳統美德方面起過重大作用，但是，它現在已經不能適應我們商品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已經落后于我們時代前進的步伐。對于契約社會是在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產生的，表現為大都市及各種組織，如市場、貿易公司等。在這種形態里，人的主體意識增強，敢于追求自由、平等、公正，尊重能力本位和競爭取向的價值。在這種形態里，人與人之間是各種契約的關系。這往往導致人與人之間關系是陌生的，相互疏遠和冷漠，相互信任度較低，人們容易感到空虛與無助。這種形態下的德育就排除灌輸，重視學生的德育理性（如價值的判斷和選者的能力）的培養。所以，綜合我們國家特殊的社會形態，即：我國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形態的變遷，即從情感社會向契約社會形態的轉變和共存，就要求當前德育一方面以傳統情感社會形態的目標、內容為基礎，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尤其是要培養學生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將重點放在契約社會精神的培養，同時注重培養學生合作、關心、同情、友善、寬容等人類美德。

第8篇：自然經濟的標志范文

機械工程這門學科主要是用來研究和解決在開發設計、制造、安裝、運用和維修中遇到的各種機械理論與實際問題的應用學科。它主要以自動科學（數學、力學等）和技術科學（設計學、材料學、制造學）為理論基礎的。機械工程學科的兩個重要內容就是機械學與機械制造工程學，機械學對應于機械系統從構思到實現的設計階段，機械制造工程學對應于制造階段。

2機械工程的發展與社會進步的互動

2.1社會生產和社會進步需要機械工程技術的發展

自18世紀60年代，產業革命在英國發起以后，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技術革命便開始了：蒸汽技術革命。紡織機械行業是最先應用蒸汽技術革命的行業，第一次技術革命的主要標志便是蒸汽機的廣泛使用，蒸汽機的大量使用使工業生產實現了從手工工具向機械化方向的轉變。蒸汽技術革命是資本主要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在蒸汽機被廣泛應用的推動下社會生產力開始大幅度的提高，蒸汽機的發明促進了整個工業生產機械化的進程。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以及資本主義大生產之所以能夠順利的進行，一個很重要的技術因素就是機械工程技術的發展。

2.2機械工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機械工程技術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英國是發生工業革命最早的國家，由于在實際的工業生產中引進了機械化，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在英國提高較大，據相關資料顯示，從1770年到1840年，這短短的70年，平均勞動生產率在英國提高了近20倍，其工業生產值占到了世界工業產值的50%左右，成為了“世界工場”。在近一個世紀內，很多國家都是用機械工業來支撐整個國民經濟的，在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中機械工業占有重要的地位，很多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靠機械工業的發展帶動的。

2.3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產業結構是指國民經濟各個產業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和相互聯系。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是不斷變化的，它的變化主要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進行的。需求因素、供給因素、技術因素、社會因素等等，都是優化產業結構的因素。而在這些因素中技術因素是最根本、最主要推動產業結構優化的因素。產業結構的優化過程實際上是通過各生產要素在各產業之間流動從而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過程。就目前的產業結構狀況而言，機械工程的發展是推動現代社會產業結構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目前我國的工業比重正在一步一步的增長，農業比重正在不斷的下降，并且農業的發展正在由傳統農業向著機械化，現代化的方向轉變。

2.4對生產方式的影響

生產方式的變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生產方式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生產方式依次更替的過程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縱觀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機械工業推動了封建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被機械大工業的發展徹底的瓦解了，機械工業開始逐漸的控制了整個社會的經濟命脈。

2.5對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

是中國社會近代人們意識形態開始變遷的第一個。中國機械工程的發展受到了的大力推動，同時我國機械工程的發展，也為的蓬勃發展創造了條件。雖然中國的最終失敗了，但在這期間好多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開始在中國滲透，為我國后來社會意識形態的突變創造了基礎。機械工程技術的發展不但影響著社會生產力的變革，使社會物質基礎不斷的得到積累，同時對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也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3機械工程的發展趨勢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計算機、傳感器、通信技術等一些高新技術正在不斷的發展，市場的需要也開始出現了個性化和多樣化的趨勢，未來的機械工程的發展將以提高機械加工的勞動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為目的，來研制和發展一些新的機械產品。根據本人多年的學習經驗預測未來的機械工程的發展將朝著以下幾個方向發展：1）機械工程的信息化；2）機械工程在設計技術上的現代化；3）機械制造技術將向精密制造、綠色制造和成形制造的方向發展；4）機械制造工業的虛擬現實技術將不斷完善；5）先進的機械制造生產模式將不斷的出現。

4總結

第9篇：自然經濟的標志范文

如今，很多企業已經意識到“品牌農業”的重要性，看好農產品品牌化的未來發展，但是，做農產品品牌難，難在它有一些特殊性，重視并且認清這些特殊性，才可能把品牌的事情做對。

特殊性之：規模

長期以來，許多優質農產品一直做不大，總是徘徊在自然經濟的狀態中，問題出在沒有上規模，高度分散，做出來的所謂的品牌體量太小，銷售太少，影響力也就太小。因此規模與集中，是做農產品品牌的前提。

先說規模。沒有規模，就無法進行大規模統一化生產、加工和營銷。

比如上一條深加工生產線，不到三個月原料就用完了，這樣的話，產品由于要攤銷設備成本，想不貴都難，產品沒有競爭力，市場影響力也無從談起；沒有規模，就無法生產統一質量標準、統一標志標識的產品，一批產品一個樣，今天與明天不一樣，是做不了品牌的；沒有規模，信息平臺、交易平臺、流通渠道要么沒有必要建立，要么建立成本太高，得不償失。

所以，做有價值的農產品品牌，上規模是前提之一。種養上規模，加工上規模，營銷與流通上規模。

以茶產業為例。茶產業鏈上下游企業號稱有七萬家，這里國字號、老字號、資本新軍、個體戶等一個都不少。從2011年茶行業前20強來看，最大茶企年營業額僅15億元，這20強多是大宗原料茶流通企業，真正的品牌茶銷量所占份額極少。

相反，不產茶的英國品牌立頓，不為中國茶自然產區所形成的品類所困，他們多地采購原茶，然后調配成味道統一的立頓紅茶。有數據顯示，中國每年茶產業產值為300億元人民幣，而立頓茶葉年產值約230億元人民幣，相當于中國茶產值的三分之二。

許多頗具特色的農產品，像茶產業一樣地散、雜、小，想做品牌而做不成，是一種普遍現象。

那么，做品牌與上規模誰先誰后？生產規模、市場銷量的形成與品牌聲譽的形成可以是一塊起步、相輔相成，也可以在資金的支持下，先做規模后做品牌。

Tips：

中國最大的酸性水果出口加工商熙可集團CEO朱演銘，曾經因自己的規模太小受到過兩次刺激。

一次是接到一個有關柑橘生產的超級訂單，可惜的是國內找不到產量可以匹配的柑橘生產基地；另一次是2010年他到巴西考察，乘坐巴西農業巨頭公司老板的私人飛機，在這位老板的播種園上空足足航行了2個小時，因為該公司有4000多萬畝的田地，他不禁感慨“這才是現代農業！”。

特殊性之：低值、易損、難包裝

“低值、易損、難包裝”是農產品做品牌的第一個難點，最為典型的是非深加工的蔬菜、水果、鮮肉、水產品等。

對于低值、易損的非深加工產品，消費者在生活水平不高的時候，不會對這種產品產生品牌需求；同時，這類產品不好保鮮、難以包裝，運輸、展示和標識難以實現。因此，只要這些客觀因素存在，做品牌就無從談起。

現在消費升級，消費者開始對這類產品有更高的要求；同時技術升級也已經能夠滿足消費者的要求，企業已經有所嘗試。

牛奶通過巴氏滅菌、包裝升級很容易實現了保鮮；雞蛋在包裝箱里，每枚雞蛋都有自己獨立的安全位置，破損率降低……這些技術的實現并沒有增加太多的成本，所以容易做出品牌標識。因此，牛奶、雞蛋這些品類，現在已經進入深度品牌化階段。

低值、易損、難包裝的農產品要想做品牌，辦法有二：

一是用技術性方案解決問題，使產品能夠包裝、保鮮和做出醒目的標識，這是做品牌的物質條件，是硬件前提。現在雞蛋上可以噴碼，毫發無損地即可消毒；“嬌貴”的進口佳沛奇異果，從來不大堆散賣，要么是禮盒裝，要么是4～6個一組，被整齊地封裝在保鮮盒里出售――給產品穿上了“衣裳”，產品也就有了品味、有了形象，也就有了品牌識別的標志。

另一個辦法就是對產品深加工，改變產品的形態，使包裝、保鮮和標識等工作不成為問題。需要說明的是，深加工只是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之一，不是唯一辦法，不要因為生鮮產品難做品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全把它深加工，這叫矯枉過正。

特殊性之：高度均質難差異

眾所周知，差異化是品牌營銷永恒的法寶，是營銷者的終極追求，可是一些農產品偏偏天生差異就很小，可以稱為“高度均質”，是做品牌的一大難點。

高度均質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指，同類產品之間在內在品質上差異不大，在營養成分、性狀口感等方面高度平均，更讓營銷者頭痛的是，它們的外在感觀也沒有什么差異，分不出彼此。比方說，同一品種的紅富士，陜西出產的與煙臺出產的有什么差異？恐怕絕大多數人是說不出來的。

另一種情況是，雖然一些產品在內在品質上有差異，可是在外觀上非常不明顯，如果不借助儀器，普通消費者很難憑借直觀分辨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