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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多方面原因的影響,在農村經濟形態的發展和形成過程當中,鄉村振興會在很大程度上受金融發展限制。所以,分析農村地區的金融領域發展現狀,結合其存在的不足和困境對應的提升措施,為后續鄉村振興道路的完善起到一定的參考作用,也可以為提升我國農村經濟環境起到推動作用。
1農村金融支持鄉村振興的必要性
對鄉村地區經濟振興所起到的推動作用,是農村金融發展的關鍵,也是農村地區經濟產業發展及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途徑。首先,農村金融支持鄉村振興是農業產業發展的必然要求,想要實現我國從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的變化,就要實現農業產業體系的現代化發展,提高實現產業創新和整體競爭力。目前雖然我國農業產業發展有了較大進步,但整體生產技術相對落后,資源的利用率相對較低,種植投入和回報不成正比。與城鎮相比,農村的整體經濟水平相對滯后,收入較低,不管是在農業科研設備補充還是產業融合等方面都缺少外來資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村的經濟發展[1]。其次,農村金融支持也是實現鄉村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堅實基礎,和諧健康的農村生態環境是實現農村地區長遠發展的關鍵保障。在農業發展環境下,農業種植過程當中使用化肥、農藥以及其他污染環境的原材料會影響土壤質量,降低作物產量,嚴重時會導致水土和耕地面積流失,阻礙農業可持續發展。肆意排放農村生活垃圾、焚燒秸稈等產生的污染,都需要大量資金支持來科學處理污染源[2]。再次,農村金融支持鄉村振興是地區文化建設的重要基礎,淳樸的鄉風是實現農村地區發展的重中之重。但現在農村地區依然有盲目攀比、大肆操辦紅白喜事的現象,同時文化建設水平落后于城市地區,有限的文娛設施難以滿足群眾的基本需求。留守老人的贍養問題、兒童的教育問題都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另外保護傳統文化、修復歷史遺產以及宣傳和引導道德風貌都需要引入資金,保證工作順利實施[3]。
2農村金融支持鄉村振興戰略的內涵
農村金融發展對鄉村振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展現。首先,農村金融是支持產業興旺、助力農業發展的基礎。金融對于鄉村振興的促進作用要以重視培育新型農業主體為基礎,以引入社會資本先進技術和完善管理經驗為目標,以此來調整現有的農產品結構,創新農村地區的產業布局,實現糧食、農林、牧業的統籌結合以及種植養殖和銷售的一體化發展[4]。其次,要強化涉農金融機構通過信貸手段來培育創新型農業主體的作用,實現農村產業的多角度融合以及農村地區全產業鏈的一體化發展,確保多個產業結構可以實現互動補充,以此來促進農業產業的興旺發展。再次,農村金融要以扶持綠色農業來促進農村經濟發展。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產業從傳統的追求高產轉變為追求綠色可持續發展,對應的金融導向也呈現出新的變化。涉農金融機構要在支持鄉村振興發展的進程當中引入綠色導向,以綠色信貸業務來支持農業綠色循環的低碳生產,實現農業產業的可持續發展。農村經濟發展的重點是要改變傳統的種植養殖產業,使依靠自然資源消耗為主導的粗放型經營模式轉變成現代化的可持續綠色發展模式,重視在農業生產技術發展過程中引入節本增效的創新技術,強調推廣畜禽養殖新型農業發展模式。農村金融支持可以依托農村地區現有的綠色資源,發展并扶持休閑、旅游以及健康產業,推動農林牧漁等產業和教育、文化、養老等實現有效融合[5]。最后,農村金融支持要重視發展普惠金融,提高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國農村地區金融市場發展較為失衡,地區金融配比難以滿足實際需求,想要實現鄉村地區的可持續振興發展就要解決農村金融服務的缺陷。將有限的金融資源投入到鄉村振興的重點產業當中,通過拓展和延伸農村地區的服務鏈,形成一體化的普惠金融服務體系。以強化鄉村地區發展的前提開展豐富多樣的金融普惠活動,幫助農村居民提高金融服務的運用能力,實現農村地區共同富裕[6]。
3農村金融支持鄉村振興面臨的困境
農村地區金融發展是以推動農村地區經營主體多元化發展以及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為基礎。資金融通可以確保各項基礎工作順利進行,但受外界環境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缺乏資金對農村各項事業的融通支持以及對不同經營主體的政策性支持,同時具體的對象和外部環境的差別會導致相關工作受阻。
3.1農村金融市場不完善
首先,農村金融市場的供給環境相對較弱,難以與城市地區相匹配。大部分農村金融行業的發展相對較慢,金融供給的主體相對單一,市場發展空間較小,商業和國有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運營工作會過度關注個體利益,不能根據農村市場的實際情況完善工作細節。一些農村地區的金融機構數量少,有的地區只有農村信用合作社,會因為結構單一而影響融資功能,直接限制鄉村振興的整體發展。其次,現有的農村金融市場結構不合理。受市場主體的供給和需求不對應問題的影響,金融監管體系對市場的約束性和管理性相對較低,直接影響農村金融體系的細化和完善,失去對地區經營結構的約束。
3.2農村金融服務不到位,金融產品單一
農村地區的金融產品能充分展現出農村金融體系的發展情況。通過對農村金融市場的運行情況展開分析可知,豐富的金融產品能從多個角度滿足農村地區金融主體的不同資金需求,以此來為農村經濟主體的項目建設提供基本支撐。分析目前的建設成果可知,農村金融產品的類別和形式還不夠全面,難以滿足鄉村振興的整體要求,也不能實現外界環境和內部政策對經營的促進作用,直接影響農村地區的金融供給,導致資金的運營和使用受到較大的約束。
3.3貸款額度有限,貸款困難
目前農村金融機構所發展的業務當中,大部分為小額貸款,款項相對分散,存在一定的回收風險,會影響農村金融機構對地方經濟水平的促進作用,甚至會阻礙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在農村地區,農民對小額貸款的需求量較大,一般會以相應的擔保抵押為條件申請貸款,但因為農村地區的抵押物資較少,且大部分農民的個體條件不能滿足貸款要求,所以農村金融發展會受到一定約束,制約了農村經營主體的經濟發展水平[7]。
3.4農村金融保險不完善
農村金融保險對于鄉村振興產業的穩定和發展以及后續的風險防控都有積極的促進作用,農村金融保險在地區經濟發展進程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但農村金融保險存在發展滯后以及缺乏擔保的情況,在當前社會環境當中,商業保險不斷發展,而農村金融保險相對落后,影響了農民的經濟收入,限制了對保險的可承擔風險。另外農村金融機構的現有網點數量較少,在開展涉農業務時需投入大量資金,降低了貸款的收益率,導致資金流入到非農產業中。假如農村金融保險不能降低農業融資風險,就會影響鄉村振興戰略實施[8]。
4農村金融支持鄉村振興的建議
4.1構建合理的金融服務政策和體系
首先,分析目前農村金融環境的發展情況可知,其在鄉村振興工作中存在較大不足,要從農村金融的不同發展階段來制定并落實對應的金融服務政策,實現農村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實現多元化農村經營主體的現代化發展,進而實現鄉村振興。其次,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需要結合現狀科學規劃銀行和非銀行機構,以多樣化的途徑引導多種類型的農村金融機構,確保該類金融機構促進農村區域實現經濟和文化水平雙重發展,滿足農村地區在各個領域建設工作的資金需求,另外政府要充分發揮自身的調節效應,合理布局農村金融的業務網點,為完善和發展后續經濟體系打下基礎。再次,要細化現有的監管機制,規避各類風險,構建完整、科學、優良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確保相應的金融服務制度滿足鄉村振興發展的需求[9]。
4.2創新服務模式和產品
首先,要引入新型技術手段完善金融服務。在過去銀行業的發展進程當中,信息不對稱對農業金融發展的阻礙較大,引入大數據技術可以有效解決這一問題,促進銀行服務業在農村地區的發展。涉農金融機構要根據新型農業主體的個體需求,結合現代化的智能手段創新并整合業務模式,提高服務的技術和數據處理能力,完善業務審批過程,簡化辦事環節,提高農村金融的服務質量。其次,涉農信貸增信途徑和方法有待豐富,農村金融機構應結合國家的政策方針來提高涉農信貸期限的時間和額度。例如,在黨的報告中提出了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繼續延長30年,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新型農業主體出現。農業金融應以此為契機發放農村土地經營和農房抵押貸款,在農業設施設備抵押和生產訂單等方面加強融資,以此來提高貸款的額度并延長相應期限,針對農戶、地方產業、農村合作社以及電商產業鏈等渠道增加貸款,并豐富融資模式,以此來滿足在土地流轉和服務過程當中涌現出的新經營模式。再次,要結合農村地區現有的產業鏈,加大資金支持力度。隨著社會經濟水平和農村地區現代化農業規模的共同發展,農村產業鏈經營主體的基本資金需求從小額化向規模化轉變,從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農業金融機構要以解決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出現的各類問題及后續流通和營銷渠道當中的融資需求為切入點,打造出符合農業金融產業差別的新金融服務體系,根據不同的客戶需求完善定價細則,確定合理的利率水平,根據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點滿足不同農戶的基本需求。
4.3保證農村金融服務質量全面提高
站在整體的角度分析,想要實現農村金融對“三農”工作的良好服務,就要完善和優化金融服務體系,明確其在鄉村振興工作當中的具體職能。要改變現有的工作思維,強化金融服務模式,依照農村地區特有的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和農民的實際需求,通過面對面、點對點的服務模式實現金融服務和農業種植生產等活動的有效融合。結合這些方面的具體情況來確定對應的金融服務方案,進一步細化以多元化農村經濟為主體的金融服務,確保現代農業生產活動得到更科學有效的提升,從根本上解決鄉村振興工作當中的資金難題[10]。
4.4大力發展農村綠色金融服務
首先,要重視農村金融對綠色產業的引導、約束和杠桿作用。農業金融機構要依照農業發展基礎強調其實現綠色低碳化的轉型方向,結合有效的金融服務促進農業產業呈現更高效、高質量的生產模式,從傳統的粗放型生產經營轉變為重視生態節約環保的綠色經營,在此過程中要加大綠色信貸的投放力度,重視對農業種植養殖以及深加工產業的金融支持。其次,要細化綠色農業信貸投放制度,通過制定差異化信貸策略,創新現有的綠色金融產品結構。結合農村地區的實際生產和經營特點,探索農產品商標質押貸款的新型貸款模式,結合分類化的客戶管理渠道,對現有的信貸項目庫當中所涉及的農業循環經濟項目分級授信,提高其授信額度。構建以現代化農業科學技術為支撐的農業示范基地,開拓綠色貸款通道,實現農村綠色金融服務的可持續性發展[11]。再次,要強化綠色金融發展的政策性支持,結合現有的政策標準和金融發展制度,落實農村綠色金融的相關要求和政策體系,構建并完善能和其相對應的、以服務于農村地區金融需求為主體的中介服務機構,投入充足的資金,調動涉農機構發展綠色金融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重視以綠色金融服務為基礎的綠色小微企業和項目的信貸投放。
4.5加大對農村農業貸款的管理力度
想要實現農村地區金融結構的穩定發展,就要完善利率定價機制,高利率會增加農民的貸款負擔,阻礙地方經濟發展。政府要以規范市場運營模式為主,合理調控農村金融市場,確保各項業務有序進行。農村信用合作社要結合科學的利率機制優化現有利率,確保農民主體得到金融優惠,積極參與地區經濟建設。要以小額信貸為主導,結合農村地區的實際信貸需求構建與實際利率相符合的金融制度,在強化融資效率的同時實現對金融機構運營工作的科學引導,確保金融服務能滿足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要求。
4.6拓寬信貸渠道,提高農村農業貸款額度
發展農村信貸領域要拓寬農村信貸渠道,提高農村信貸的利用效率,強化監管水平。通過機構擔保以及補貼政策,推進農村金融的創新和發展,拓展信貸渠道,發展不同的資金渠道,實現多個渠道資金抵押,保證農村地區經營主體拓展融資渠道。另外要加大農村金融對金融貸款的投入力度,從地方經濟的發展角度入手確定金融活動的發展方向,依照民間借貸的實際情況規范并引導市場環境有序發展。
4.7防范農村金融支持鄉村振興風險
首先,要由財政部門設立專門的農業風險補償基金來補貼農村金融,支持鄉村振興信貸投入,并適當補償不良貸款造成的損失,完善并推廣農業保險制度。要豐富并完善農村信貸的擔保體系,優化現有的金融環境,確保各類金融機構能夠更多地參與到農村金融服務當中,有序推動城鄉文化和經濟建設工作,進一步完善金融保險制度,構建農業金融信貸的對應風險。其次,要擴大政策性保險費用的補貼范圍,吸引更多創新型農業主體,結合政策性保險對策預防風險。可以通過政府補貼、稅收減免等方式引導并鼓勵商業性保險機構開展農業保險相關業務,確保對應的保險服務能滿足農業市場的實際需求,為新型的農業主體提供更可靠有效的保險基礎。再次,可以推出盈利涉農保險產品,確保農業經營主體在遭遇自然災害時能得到啟動資金補償。最后,通過引入風險共擔及補償制度來構建政府機構、農戶和經濟組織等多位一體的聯保模式,充分落實集中擔保、分散使用的靈活模式,采用綜合化的保險措施來防范農村金融支持鄉村振興過程當中可能出現的各類金融風險,確保農業生產過程中所需要的資金可以完全應用到農村地區建設當中,促進農村地區各個領域的整體發展[12]。
5結束語
農村金融工作的發展和完善直接推動解決了“三農”問題,目前在鄉村振興工作過程中支持農村金融發展起到重要作用。農村金融發展受環境及制度的影響存在諸多困難,對應的保障制度也不能確保金融體系穩定發展,從而影響了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影響了鄉村的發展。因此要以推進鄉村振興發展為基礎,完善農村金融服務制度,進一步促進中國農村經濟向高質量方向發展,并實現了農村金融對鄉村振興戰略發展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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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普惠金融;鄉村振興;可持續發展
一、普惠金融的內涵與作用
“普惠金融”一詞由聯合國在2005年提出,旨在通過金融服務手段為農民和小微企業等有需要的群體提供幫扶性的儲蓄、貸款等金融幫助。而我國受自然經濟發展和鼓勵創新創業政策的影響,普惠金融多年來在我國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并結合我國本土的實際發展情況,其具體形式也變得更加豐富。長期以來,我國城鄉發展差距較大,農村地區的經濟來源渠道單一、整體發展水平較低,一直是我國普惠金融的重點關注對象。雖然普惠金融的具體金融形式豐富多樣,但由于其幫扶性的特點,在實踐中通常是以降低金融服務的門檻,使得我國農村地區的群眾能夠更容易地參與農村金融服務。普惠金融在農村地區,歷經多年的實踐與完善,在各個方面已經取得了較大的進展,金融機構的數量得到了顯著的提高,并且仍然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金融服務的質量卻并未跟上數量增長的步伐,并且由于農村經濟的特殊性和政府政策的不斷調整,在具體實踐中仍然存在很多值得改進的地方,普惠金融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在農村地區的發展狀況仍然值得探索和研究。
二、普惠金融在鄉村振興的實踐情況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整體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都登上了新的臺階,但是城鄉差距的擴大仍然是我國當前面對的最突出的發展問題,農村地區的發展問題仍是國家政府和全社會人民關注的頭等大事。在自普惠金融進入農村以來,已歷經十余年的發展,其中最明顯的表現是我國農村地區金融機構的數量大大增加,同時開始出現了一批以農村商業銀行為首的新型的農村金融機構。首先,農村地區金融機構網點的數量得到了顯著增加,覆蓋率大大提升。普惠金融顧名思義,其核心關注點一個是金融服務的普及性,一個是金融服務的優惠性,服務于所有有金融服務需求的人群,才是普惠金融的核心理念。其次,農業貸款余額不斷提升,呈現逐年增長的態勢。這表明農民手里可以支配利用的資金不斷增多,農業經濟的發展得到了極大的促進。再次,普惠金融的商業模式在實踐中得到了廣泛而持續的創新。在過去的幾年中,受惠于政府政策的專業性引導和金融科技的大力支持,我國普惠金融的發展邁入了新征程。與傳統的普惠金融商業模式不同,新興商業模式是基于互聯網為發展背景的情況下,結合金融科技,實現了普惠金融發展與數字化信息的有效融合。與傳統的商業模式相比,數字普惠金融不僅在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和服務性方面有廣泛的提升,利用互聯網技術,在降低時間與空間成本的方面也有長足的進步,能夠讓客戶更加方便簡捷地得到所需要的金融服務。由此可見,數字普惠金融超越了地理上的限制,使得身處不同地區的人民在任何時間都能享受到相同質量的金融服務,進一步在形式上增強了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對于鄉村振興的發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近年來普惠金融發展的主流地位就是數字普惠金融。最后,在普惠金融的應用發展中多方機構合作倒推了整個金融業乃至國家經濟的發展。推動普惠金融更加全面地發展不僅僅是銀行機構單方面的努力,更是國家與多方機構共同建設了責任分擔體系。國家通過各項財政支持和幫扶政策在宏觀上推動普惠金融體系的完善建設,為其有序健康地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條件,并積極引導金融機構向縣、鄉等金融服務薄弱地區拓展網點和業務,平衡了鄉村地區的供應與需求。同時政府與多方機構通過建立了風險擔保體系,有效地控制了在服務過程中的各類風險。
三、當前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一)基礎建設不完善
我國國土面積廣闊,各個地區之間差異巨大,加上現代化工業的發展,導致城鄉發展差距較大。部分落后的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尚未完善,尤其是一些較為偏遠的地區,由于地勢特殊和當地人民生產生活的特點差異,各個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存在不同程度的滯后。雖然隨著科技的進步發展以及互聯網的普及,我國的通信技術發展水平較為先進,在一些發展較好的農村和地區已經出現線上支付等現代化手段,但是在一些較為偏遠和更加貧困落后的地區,由于設備建設和維護的難度和成本較高,尚未建立完整而健全的互聯網終端,移動支付手段也沒有得到全面的推廣。這就造成了這部分地區的金融服務領域難以得到滿足和發展。同時,由于經濟發展落后導致農村的基礎設施資金來源渠道單一,通常是各級政府撥款,但經常受到資金不足的制約,各級政府所能夠提供的基礎設施數量較少,阻礙了農業經濟的發展。而在信用機制的建立和完善方面,部分地區的農民并沒有建立完整的信息檔案,因此當其出現違約行為時,很大程度上并不能采取較為有效的措施。同時農村地區金融服務的開展還面臨著很大的信息障礙,農民所能夠獲取到信息的渠道是十分有限甚至是單一的,而這對于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來說,農民獲取信息的對稱性和時效性都大大被削弱。
(二)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供需相應存在誤差
目前農村大多數農民仍以務農為主要收入來源,而受到自然氣候條件的影響,農作物的生產周期一般比較長,并且其產量和品質受到各種人為和自然災害因素影響較大,極容易造成產量的減少和品質的降低,從而導致農戶當期收益減少,這也極大地提高了涉農貸款回收的風險。近些年,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導致農村里大部分的青壯年都離開農村進城務工,導致真正從事務農的農民的老齡化十分嚴重,盡管新的經營方式、商業模式在不斷涌現,但傳統務農人員仍然面臨著農產品滯銷等問題。而在一些發展較好的地區,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人們的收入日益增高,農民不再僅僅以追求傳統的農業經濟發展為唯一的需求,對于鄉村旅游、生態環保、教育醫療等多方面也需要金融資金支持,但現有的配套機制仍是匱乏狀態。這就造成了鄉村金融服務需求的多樣化與信貸投入的不統一。人們日常需求的產品及服務越來越多,但農村普惠金融機構創新能力不足,配套的創新機制不完善,無法滿足農村用戶對金融服務的進一步需求。與此同時,農村金融市場也面臨人才短缺這一難題,基層人員多數是單一工作的員工,未接受過金融創新方面的學習與培訓,難以推動農村普惠金融服務的發展和創新。
(三)金融生態環境薄弱
我國的征信體系是以中國人民銀行為主導的,同時接入了多方機構的征信信息。但在農村地區,難以做到完全覆蓋和信息共享,部分村鎮的普惠金融機構還不能做到共享資源,導致客戶信息不透明,大大提高了用戶還貸不及時的風險。目前,我國農村的貸款對象仍然以農業生產者和經營者為主,關于個人的有象征信信息仍十分缺乏,相關體制仍未建立,難以對個人借貸的風險進行實時監控。由于我國城鄉發展的差異,農村地區部分農民的教育層次和文化水平較低,涉及金融方面的相關知識更是十分匱乏,金融詐騙等問題也屢見不鮮,這給農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的同時也提高了金融機構的風險,給農村金融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危機。在農村金融市場上,由于農民知識匱乏及部分道德水平不高的現象,可能出現故意騙取貸款和逃債等行為的出現;而農民對個人信息的保護意識和金融意識還較為缺乏,容易出現將個人信息借予他人等多種問題,這對于農村金融市場的征信體制建立造成了極大的阻礙。與此同時,對于金融機構來說,貸款給農民本身就是一件具有風險的舉措,大多數農民從事的是農產品的生產相關的行業,本身受到各種自然條件的制約,應對市場變化的抗風險能力也較差,經濟收入不穩定,有大很可能會出現無法還貸的情況,這就造成在農村的市場上,普惠金融具體的產品和種類比較匱乏。
(四)相關的規章制度不完善
目前對普惠金融的應用和發展,相關的政策僅僅停留在針對群體的層面,并沒有落實到農村現實環境下。一些大型的金融機構,只是設立了面向農民這一群體的普惠金融服務,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仍然缺乏相應的規章制度,針對農村市場的普惠金融的發展,尚未形成完整健全的體系。政府相關法規的制定也較為宏觀,對于具體落實未形成指導意見。以常見的抵押擔保為例,在農村地區的實施過程中對資產的評估擔保方面都存在著很多問題亟待解決。經過以往簡單化的數量增長階段,農村地區的普惠金融發展已經初步向更加深入更加具體的方向發展,相關的產品和服務的更新速度也越來越快,一些輔助機構開始出現并發揮作用。在此背景下,相關法規和制度的完善顯得十分重要。市場的健康發展需要健全有力的法制引導和保障,在鄉村振興實施過程中尤其如此,只有在制度和法律層面進行不斷完善,才能更好地引導農村市場地的普惠金融實現更好的發展和創新。
四、普惠金融在鄉村振興實施過程中的改進建議
(一)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普惠金融服務網點覆蓋率
隨著城鄉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越來越多的農民的生產生活需求也得到提高,而與之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速度卻沒有跟上。在政府層面,可以通過財政補貼進行扶持,幫助部分落后的鄉村地區完善基礎設施,做好物質條件基礎;并通過補貼政策,推動一些傳統的大型企業牽頭,幫助農村地區建立移動設備網絡,為今后發展數字普惠金融,引導農村地區盡快發展數字化產品做好鋪墊工作。同時應該引導不同的地區借助自身的地理優勢、產業優勢等形成新的增長點,并通過出臺相關的扶持性策略,形成發展合力,并根據實際情況出臺相應的具備可操作性指導意見,從而推動農村地區經濟的高速發展,實現鄉村振興。在金融機構層面,主動進行機構網點向鄉鎮級別的地區進行擴張,根據不同地區金融需求的實際情況進行動態調整,進行針對性的產品設計和服務提供。進行金融機構網點的選擇和設計過程中,應當結合當地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深入分析當地普惠金融服務的具體需求,進行綜合考慮。
(二)降低農業生產風險,鼓勵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
為了應對農作物生產環境的不確定性,除了加強水利建設以外,政府還應當完善財政補償手段,尤其是對受災群眾的需求進行動態分析,提供針對性的幫助。同時政府要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吸引在外務工人員回鄉創業,以緩解務農人員老齡化的問題。普惠金融對鄉村振興發揮著重要的支撐作用,金融機構應引導金融資源向農村下沉,將基礎金融資源配置的重點轉移到農村,堅持立足于農民群眾的需求,針對鄉村振興的痛點,加強對基層工作人員的創新性培訓,創造出多樣化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滿足農村用戶日益增長的需要。與此同時,金融創新還需要堅持因地制宜、風險可控的原則,從實際出發,根據當地的農業經濟發展趨勢變化和“三農”金融需求,有效地防控風險,引導更多的金融資源投入鄉村振興中。
(三)健全農村征信體系和監管體系,創造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
金融市場的良好發展離不開健康的社會征信體系,逐步完善農村征信信息,建立一套專門針對農村用戶的征信體系是很有必要的。金融機構也要主動積極引導農村用戶培養誠信意識,利用經濟手段讓客戶切實體驗到守誠信的好處。同時國家也應該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在全社會形成誠信為本的良好風氣,強化監管部門的監管職能,引導金融市場進行合法的交易。針對農村地區農民金融知識匱乏的現狀,應當建立完善的金融知識普及體系,可以考慮通過設立專門的學習機構進行教學普及。同時為了保證具體落實過程中的有效性,可以采用以村為單位,設立學習小組的方式,并定期開展金融機構下鄉的活動,通過一些鼓勵性的活動激發農民的學習熱情,并根據不同的農民基礎水平進行差異化的普及工作。在普及過程中應當注意要時刻結合當地發展現狀,進行針對性教學,要以農民的切實需求為基礎,確保農民能學到真正有用的知識。
(四)完善相關的法規建設,加強政府監管
普惠金融的應用和發展,與我國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都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而在此過程中,相關法規的建設和完善是指導和總領性的任務。政府部門通過宏觀調控實現資源的有效合理配置,具體而言可以通過出臺相應的政策條款,一定程度上對金融機構進行政策性補助,從而引導其更多地向農村地區發展擴張,更好的服務農村地區;并通過一些鼓勵性政策,降低農民創新創業的成本和門檻,拓展農民獲得收入的渠道。除此之外,政府監督部門也應加強在執行過程中的監管力度,對于違法違規行為進行及時的懲處,營造健康良好的普惠金融發展環境。我國經濟增長模式已從高速增長完成向高質量增長的轉變,然而農村地區的發展必然是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在實現普惠金融全面推廣的過程中,農村市場的發展潛力是不容忽視的;相應的,在實現鄉村振興的過程中,普惠金融因其普惠性的特點也成為實現鄉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因此,對當前普惠金融在農村市場上的實踐現狀進行深度剖析,對實現鄉村振興和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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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既是首批國家風景名勝區,又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還是省級自然保護區,2015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列入世界遺產預備名錄。2018年8月,省委書記彭清華在考察調研劍門蜀道保護開發及鄉村振興工作時要求,要將劍門蜀道核心區延伸到昭化。2019年4月,省委、省政府出臺《關于大力發展文化旅游經濟加快建設文化強省旅游強省的意見》,要求堅持高水平規劃、多功能配套,建設“大九寨、大峨眉、大熊貓、大香格里拉、大貢嘎、大竹海、大灌區、大蜀道、大遺址、茶馬古道”等“十大”文化旅游品牌。2020年9月,省文旅廳牽頭,由我區發起成立了大蜀道文化旅游發展聯盟,并當選第一屆理事長輪值單位。2021年省政府辦公廳印發了《四川省“十大”文化旅游品牌建設方案(2021—2025)》。四川“十大”文旅品牌,是四川文化旅游最具核心競爭力的優勢資源,最具巴蜀文化影響力、市場吸引力和綜合帶動力,更是我區貫徹落實省委省政府重大決策部署,實現大文化融入大景區、大景區推動大旅游、大旅游帶動大發展,建成劍門蜀道國際旅游目的地核心中的核心、重點中的重點。
一、大蜀道(昭化段)基本情況
大蜀道(昭化段)東起桔柏渡,經昭化古城、天雄關、牛滾凼、大朝驛、松寧橋、高廟鋪,西至與劍閣縣交界處界牌梁,全長27公里,保留有最原始的古石板路、古驛鋪、古關隘、古柏樹群、古村落等古代文化遺存,共普查登記旅游資源153處,其中五級資源2處、四級資源7處,是蜀道“關、山、驛、路”核心資源體系現存最為完整的集中展現區。蜀道遺產31個遺產區中,我區的昭化古城遺產區是廣元市四個遺產區之一,共有6段23.85公里驛道和12處遺產點,也全部位于該區域。
為加強蜀道遺址遺跡保護,傳承蜀道歷史文化體系,豐富蜀道歷史文化內涵,推動蜀道文旅產業深度融合,助推蜀道沿線鄉村振興,更好地推動“大蜀道”品牌建設。我區已先后建設昭化古城、牛頭山等景區,白龍灣景區、天雄關、中軍帳、大寨水庫等重要節點正在加快建設中。
二、主要做法與成效
(一)堅持科學規劃。結合中央、省、市文旅產業發展思路,以豐富蜀道文化內涵、推動大蜀道文旅產業深度融合為目的,根據劍門蜀道(昭化段)文旅資源分布特點,先后編制了《昭化區全域旅游發展規劃》、《昭化古城保護總體規劃》、《昭化古城旅游度假區總體規劃》、《廣元市昭化區牛頭村鄉村旅游總體規劃》等,將文物保護、土地利用、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城鄉建設等全面科學融入規劃,形成了“一核、一城、兩帶、三區”的文旅產業發展格局。
(二)完善基礎配套。建成廣元市區至昭化古城快速通道,提升寶輪至昭化古城旅游公路等級,建成劍昭旅游風景廊道,開通廣元至昭化古城、大朝旅游專線2條和寶輪至昭化古城公交線路1條,新建改造大蜀道沿線生態停車場5個。全面提升昭化古城游客中心功能,在昭化鎮高速出口、劍昭沿線設立旅游咨詢服務點5個。新建了昭化區文物保護消防中心,完成了改造昭化西市、天雄關生態環保示范旅游廁所2座,更新完善大昭化古城景區導視系統。在昭化古城安裝智能終端查詢機,實現景區免費WIFI、通信信號、視頻監控全覆蓋。
(三)豐富特色業態。昭化古城成功創建為國家4A級景區、省級旅游度假區,昭化鎮創建為國家歷史文化名鎮、天府旅游名鎮。昭化古城被世界研學旅游組織認證為首批合作基地、全國中小學生研學實踐教育營地,榮獲全省“夜景觀”人氣前十強。建成昭化西市特色文化商業街區、《葭萌春秋》沉浸式演藝、馬戰、樂樓演藝等旅游新業態7個,開通嘉陵江“水上高速”客輪旅游航線,環湖旅游公路“一橋一景”模式成為嘉陵江山水人文廊道建設的樣板。成功爭取大蜀道(昭化段)文旅融合債券項目資金2.4億元,完成天雄關段古蜀道修復,目前正在加快推進昭化古城國家5A級旅游景區創建和怡心園、益合堂古院落修復項目。
(四)創新宣傳營銷。建立政府、行業、媒體和社會多方參與的營銷機制,先后主辦和承辦了第十屆大蜀道文化旅游節、大蜀道國際山地馬拉松賽等國家、省級大型賽事、活動;推出蜀道自駕二日游精品旅游線路,常態化開展縣衙審案、走蜀道活動、牛頭登高、大朝年豬節、牛頭村柿子節等活動。邀請新聞媒體、網絡大V、旅游達人等83人次走進大蜀道,充分利用微信、微博、抖音等平臺宣傳昭化旅游,全年累計推送圖文、視頻700余條,網絡點擊量突破3000萬人次。昭化古城先后被央視、人民網、四川日報等主流媒體報道30余次,拍攝影視劇近20部、省級以上專題片近30部。大蜀道的知名度、美譽度顯著提高。
三、存在的問題和困難
一是啟動中止的劍門蜀道風景名勝區昭化古城至高廟鋪段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修訂和報批,為大蜀道昭化段開發建設提供上位規劃保障。
二是請相關領導和專家團隊對昭化古城進行考察,確定創建范圍,明確創建思路和方向,啟動昭化古城創國家5A景區規劃編制;
三是啟動創建區域的地形圖設計。需要邀請專業地形測繪公司設計制作大蜀道(昭化段)地形圖。
四是組建大蜀道工作專班。制定工作方案,明確責任分工,壓實工作責任,有序推進大蜀道改造提升工作。
我們召開全市質量工作會議,主要是貫徹落實全省質量工作會議及省質量發展領導小組會議精神,回顧總結2013年的質量工作,并對今年及今后一個時期的重點任務進行安排部署。剛才,我們對獲得2013年度市政府質量獎和甘肅名牌產品生產企業進行了表彰獎勵。希望全市廣大企業以他們為標桿,更加重視產品質量,大力實施品牌戰略,努力走出一條以質取勝的新路子。下面,就貫徹落實好省政府質量工作會議和省質量發展領導小組會議精神,深入推進全市質量振興戰略,我講三點意見。
去年,全市上下深入實施質量振興戰略,全面加強質量監管,努力夯實工作基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較好成績。一是工作機制更趨完善。市、縣區政府和各相關部門都設立了專門工作機構,實行目標責任管理,推行年初安排部署、季度聯席研討、半年督導檢查、年末考核驗收的“四段式”工作法,形成了政府主導、部門主抓、分口實施、整體推動的工作格局。市推進質量振興工作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也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強化協作配合,建立健全了考核激勵、宣傳通報等制度,初步形成了常態化的工作機制。二是品牌效應逐步顯現。各級質量鑒定部門選擇具有影響力、帶動力和核心競爭力的優勢企業進行重點培育,形成了以高新技術產業為龍頭,以支柱產業、傳統優勢產業為主體的名牌培育體系,企業自主創新和競爭力明顯增強。全市有4戶企業榮獲市政府質量獎,23 家企業26 個產品獲得“甘肅名牌”稱號。“__馬鈴薯”、甘肅扶正制藥科技有限公司“FUZHENG”商標獲得中國馳名商標,岷縣當歸、隴西黃芪、渭源白條黨參等已成為區域標志性品牌,正在積極申報中國馳名商標,甘肅省著名商標達到66件,地理標志證明商標8件,在全省位居首位。三是工作水平不斷提升。全市新增質量誠信A級企業11戶、AA級企業4戶、AAA級企業1戶,共有36家企業通過甘肅省企業信用A級等級評價。企業累計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的產品43項,制定地方標準65項,標準備案608個。共檢驗各類產品1650批次,合格率達85.9%。農、畜、水產品綜合平均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在建的1151項工程項目驗收合格率和節能標準執行率均達100%。全年沒有發生重大以上質量安全事故。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與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期盼相比,全市質量工作還存在許多問題:一是質量意識不強,一些地方對質量發展關注不多,經濟工作中重速度、輕質量的現象依然存在;一些企業質量意識不強,管理基礎薄弱,質量投入不足,影響了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二是質量總體水平較低,知名品牌數量偏少、比重偏低;個別企業缺乏誠信意識,制假售假屢禁不止,服務質量投訴時有發生,部分建設工程質量問題較多。三是質量基礎工作薄弱,人、財、物投入不足,檢驗檢測基礎設施和技術裝備水平低,標準化創新能力較弱,多數中小企業產品執行標準水平較低,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普及推廣任重道遠。四是部門合作機制有待加強,市場準入和退出、責任追究等制度有待完善,風險檢測和應急處理機制尚未完全形成。
質量工作事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事關企業生存發展,事關全市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各級各部門要進一步統一思想,認清形勢,深刻認識做好質量工作的重大意義,著力解決存在的各種問題,全力推動我市質量工作取得新成效。
黨的十明確指出,要“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也提出了新要求。省第十二次黨代會和全省《質量發展綱要》也明確提出,要“著力把做大經濟總量同提高發展質量結合起來”,實現“經濟發展質量明顯提升”。結合中央和省上的要求,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們要把思想和行動進一步統一到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決策部署上來,深入推進質量工作重點領域、重點環節的改革創新,以產品質量、工程質量、服務質量、環境質量整體水平提升,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努力為建設幸福美好新__奠定堅實的質量基礎。
(一)建立健全大質量工作機制,完善宏觀質量管理體系。一要加強企業質量誠信機制建設,將質量誠信建設納入全市社會信用體系進行整體規劃,以企業組織機構代碼為平臺,整合質量信用相關信息,建立健全企業質量誠信檔案,完善質量誠信評價制度,切實加大守信激勵、失信懲戒力度。二要加強質量風險預警機制建設,健全完善質量狀況分析制度,建立統一、權威、高效的質量安全信息制度,完善應急處置預案,有效防范重特大質量安全事件發生。三要建立健全質監部門統一管理、相關部門分工負責、全社會廣泛參與的標準化推進機制,盡快出臺全市標準化戰略綱要,加快建成與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協調配套,符合我市產業發展實際的地方標準體系,促進標準與產業有效結合。
(二)實施品牌戰略,打造產業集群。一要努力推動全國知名品牌示范區創建工作。各縣區、各有關部門要加強與國家有關部委和省直廳局的匯報銜接,爭取國家馬鈴薯及其制品、中藥材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和隴西中藥材全國知名品牌示范區早日通過國家質檢總局批籌,岷縣當歸、渭源黨參、隴西黃芪等獲得中國馳名商標,安定區馬鈴薯產業全國知名品牌示范區早日建成并發揮效益。二要通過充分發揮獲獎企業在各自行業、領域中的標桿引領作用,有效帶動全市各行業、領域的企業更加重視質量發展。各有關部門要在政策、金融、項目扶持等方面,給予獲獎企業必要的傾斜和支持。同時,質監、文廣等部門要加大對獲獎企業的宣傳力度,進一步推廣先進管理理念,切實發揮好質量獎標桿的示范帶動作用。三要以中藥材、馬鈴薯精深加工、特色冶金、現代制藥、裝備制造等為重點,加快培育發展一批知名企業、產品和品牌,實現品牌數量和質量的
整體升位。(三)堅持標準引領,夯實產業升級基礎。一要大力加強農業標準化。農業標準化是發展現代農業的重要標志。我市是農業大市,推進農業標準化意義重大。要加大中藥材、馬鈴薯等地方標準制修訂力度,抓好岷縣當歸種植、渭源種薯繁育、安定馬鈴薯等一批國家級農業標準化示范區建設,爭取年內__馬鈴薯獲得國家地理標志產品保護。二要積極推進新型工業標準化。要圍繞現代制藥、有色金屬冶煉等領域,選擇一批具有自主核心技術和較大潛力的優勢企業和重點產品列入高新技術標準化工作重點,開展高新技術領域標準的研究制訂工作,推動自主創新技術與技術標準研究制訂的密切結合,帶動我市新型工業核心技術標準的形成和發展。三要強力推行服務業標準化。要加快推進服務業標準化體系建設,積極引進現代經營方式和先進質量管理方法,促進現代服務業信息化、規模化和品牌化。要鼓勵龍頭服務企業、行業協會制定服務標準,采用國際、國內先進標準。要推動金融、通訊、運輸、旅游、商貿、餐飲、家政等服務行業及社區、村鎮服務等領域實現服務標準化,提升全市服務質量水平。
(四)圍繞服務中心,抓好重點行業領域質量工作。質量涉及經濟社會發展所有領域和所有環節,要把提升質量工作與全市中心、重點工作緊密結合起來,統籌推進。一要把提升質量與加快轉型升級相結合。加快轉型升級,關鍵要突出提高發展質量和核心競爭力。要堅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著力引進培育一批重大高端產業項目,不斷拓展和完善產業鏈,提高產業發展層次和能級,提升產業競爭力。二要把提升質量與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相結合。質量提升和進步,歸根結底要依靠企業技術進步和自主創新能力提高。各縣區、各部門特別是發改、科技、工信、農業等部門要積極引導企業加快技術創新,加大創新投入,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建立國家、省、市技術中心、工程中心、工程實驗室、重點實驗室和產業化基地,支持企業技術改造和技術攻關,不斷推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更高附加值的創新性產品和服務。要圍繞提升馬鈴薯、中醫藥等特色優勢產業核心競爭力,按照前天令平書記在與西北師大領導座談時提出的要求,今年力爭在國家級工程技術中心和國家實驗室的建設方面實現大的突破。三要把提升質量與保障改善民生相結合。各縣區、各部門要采取有效措施,[文秘站:]全力解決好社會普遍關注的產品質量、工程質量、服務質量和環境質量等突出問題。要進一步提升公共服務質量,提高教育、醫療衛生、就業、公共交通、銀行、通信等公眾窗口行業滿意度,讓廣大人民群眾吃的放心、住的安心、過的舒心。四要把提升質量與建設服務型政府相結合。全市政府系統要帶頭抓變作風,優化政府工作流程,提高行政審批效率,提升服務水平和質量,爭做打造“__質量”的表率。
一要建立長效機制,形成工作規范。要建立健全質量監管長效機制,完善市場準入、質量監督抽查、產品召回、市場退出等制度,全面構建預防事故、風險評估、監測預警、信息通報和快速處置機制。質監、工商、衛生、食品藥品、商務、環保等部門要各負其責、通力協作,充分運用行政許可、注冊備案等有效手段,堅決把好市場準入關。要對重點產品、重點區域、重點行業的質量問題進行專項整治,加強對食品藥品生產、經營企業實施監督檢查,努力消除食品藥品質量安全隱患。要完善特種設備安全監察體系建設,堅決杜絕各種重大質量事故發生。要大力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營造安全可靠的生產經營環境和消費環境。
二要加強隊伍建設,提高綜合素質。質監、發改、住建、環保等部門要不斷提高履職能力和監管水平,牢固樹立全局意識和服務意識,大力支持相關技術機構建設。要加快推進隊伍建設,大力引進技術人才,開展多種形式的教育培訓活動,切實提高執法人員業務水平和綜合素質。要強化項目運作,把各項工作謀劃成為能夠實施和考核的具體項目,特別是要加強重大基礎性項目的評估論證、建設監督和竣工驗收,確保建好、管好、用好。
三要加大投入力度,提升發展能力。要創新質量發展投入機制,加快形成政府、企業、社會多方面投入、多層次發展的資金保障機制。各級政府要將質量工作經費列入各級財政預算,進一步加大在質量管理、質量獎勵、監督抽查、檢驗檢測公共平臺建設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不斷強化質量基礎建設,提升質量監管部門的履職能力。各縣區、各部門要在科研、信貸、技改、政府采購等方面加大對名優企業、名牌產品的重點扶持力度,全力促進優勢企業和知名品牌發展壯大。廣大企業也要主動加大對質量創新、質量提升、新品研發、質量體系改進的資金投入,堅持自主創新,持續提升發展能力。
ィㄒ唬┕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相關理論研究
1.劉易斯(W.A.Lewis)的勞動力流動與兩部門結構發展模型。在劉易斯模型中,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決策被認為是唯一地取決于城鄉收入差異。只要城市工業部門的一般工資水平高于鄉村農業部門且一般工資水平達到一定比例,農民就愿意離開土地轉移到城市謀求新職業。這就隱含了一個假定:即城市部門不存在失業,任何一個愿意轉移的農民都可以在城市現代工業部門找到工作。
2.費景漢(J.Fei)和拉尼斯(G.Ranis)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模型。他們提出了以分析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為核心、重視技術變化的“費-拉尼斯模型”。在該模型中,他們把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和工農業的發展聯系起來,劃分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傳統的農業部門存在大量的顯性失業,農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為零。第二階段,由于農業勞動力持續不斷地減少,農業部門的勞動邊際生產率升高,變為大于零但仍低于不變制度工資。第三階段,農業部門的富余勞動力即隱蔽失業者已經吸收殆盡,農業勞動的工資已不再由習慣和道德力量決定,而是由市場力量來形成。
3.托達羅(M.P.Todaro)關于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理論。美國經濟學家托達羅的模型出發點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移民的決策是根據“預期”收入最大化目標作出的。這種決策依據包括兩方面:一是城鄉實際工資差距,這種差距是十分普遍的,而且在發展中國家懸殊很大,這是農村向城市非農產業移民的重要動力;二是農村勞動力在城市能夠找到就業崗位的概率,引進這一概率變量,是托達羅模型一個重要的貢獻,從而可以解釋農民為什么在城市存在高失業率的情況以下還會作出移民的選擇。
4.哈里斯(J.R.Arris)對托達羅模型的修正。從HT模型中得出的一種假說是:較高的城市工資會導致較多的城市失業。如果農村收入水平不能提高到一定程度,城市部門中充分就業的努力就注定要失敗,因為創造額外的就業機會將導致更多的移民流入城市部門。基本的哈里斯-托達羅模型假定,城市工資率在某種程度上是外生決定的。根據這一假定,內生決定的市場結算工資將會導致流向城市部門的移民人數減少,由此產生較多的就業機會和較低的失業率。最低工資的上升和其他現象可以導致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并導致就業增長比產出增長低。修改后的哈里斯-托達羅模型意味著城市就業機會創造比率的提高會提高失業水平。若已知創造城市就業的不同手段(如部門工資補貼、創造或擴大市場需求等),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則可以根據HT模型以產量收益或損失來衡量。
5.斯塔克關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相對貧困假說。斯塔克等人用相對貧困這個概念來解釋轉移問題,他們假設人們轉移不僅受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動,還受到農村戶與戶之間收入相對差距的影響,那些按照當地基本要求來看收入水平太低,因而許多感受到經濟地位下降的農戶會有轉移動機。主要思路是:有些農戶在村里感受到經濟地位相對下降,便愿意轉移出去。但他們遇到一個改變參照系的問題,即他們一旦轉移到城市,他們用以對比的收入水平就不再是其村里的鄉親,而是城市的生活標準。然而,如果選擇一個在文化、地理上都十分生疏的地區轉移的話,他們可以把自己和當地社區隔絕開來,而不改變參照系。因此,選擇國際轉移是一種避免改變參照系的農戶策略。
6.喬根森(D.Jorgenson)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論述。他的論點可以概括為:(1)農業人口(包括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部門轉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費結構的變化,是消費需求拉動的結果。(2)農業人口向工業部門轉移的基礎是農業剩余而非邊際生產率為零或雖然大于零但小于實際收入水平的勞動力的存在,相反,喬根森否認農業部門存在邊際生產率等于零和低于實際工資的剩余勞動。(3)在農業人口向城鎮工業部門轉移的過程中,工資水平并非固定,而是不斷上升的。不但工業部門為了吸引農業勞動力要提供高于農業部門的工資水平,而且農業部門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業工人的工資也是不斷上升的。
ィǘ)國內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相關理論研究
1.關于經濟因素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決策影響的理論。高國力在托達羅預期收入模型的基礎上,把預期收入具體化為區域經濟收入差距。他認為,經濟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因素之一,區域經濟發展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分為經濟發展水平因素和經濟結構因素。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勞動力轉移越活躍,其轉移水平也越高。因為從微觀個體轉移的經濟原因分析,每個人轉移的經濟動機總表現為從經濟條件差的地區向經濟條件好的地區轉移。因此,研究區域間勞動力轉移必須考慮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的相對差距因素他還認為,就業機會除了與經濟增長速度有關外,主要依靠當地的就業結構。而就業結構與當地的經濟結構是緊密相關的。因此,區域經濟結構的差異也是研究區域間勞動力轉移的一個重要變量。“外來農民工”課題組的研究結果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蔡P從另一個角度,即具有較低的務農收入的農民最有可能作出轉移決策這一角度出發,得出相對收入差距是農村勞動力轉移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的結論。
2.關于性別、年齡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學特征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決策影響的理論。中國學者對教育在勞動力轉移決策中的作用研究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趙耀輝得出的結論是,正規教育對勞動力轉移決策的影響很小,但對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非農產業有顯著的影響,大多數受過教育的農村勞動力偏愛于當地的非農勞動,而不是轉移。在一個農戶水平上的模型中,趙耀輝得出結論,勞動力的教育水平對轉移決策有較為顯著的負的影響。朱農發現教育僅僅對于男性的轉移決策有正的影響,對女性則沒有。性別是對轉移決策有重要影響的變量之一。女人較男人不喜歡轉移。趙耀輝發現女性的轉移概率比男性低7%,另外,趙耀輝又發現有55.3%的女性不愿意轉移。這個結果也許反映了城鎮地區的勞動力需求狀況即主要需要男性。婚姻狀況是轉移決策中的另一重要因素。已婚使轉移概率降低2.8%到10%。趙耀輝認為已婚的農村勞動力和平均水平相比較有37.6%的人不愿意轉移。朱農發現婚姻狀況有顯著的負影響。對這種結果的首要解釋是已婚的勞動者具有較高的轉移成本(注3)(包括現金成本和心理成本)。趙耀輝發現,年齡對轉移決策有正的影響。她的結論是基于年輕人的轉移選擇受到嚴格的限制,并推測年輕人很少有機會轉移,盡管他們非常愿意轉移。然而,趙耀輝又發現轉移的概率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降低。她認為這是因為年齡較大的轉移者的生理成本較高,在這篇文獻中,趙耀輝認為年齡之所以對轉移有負的影響在于年齡較大的轉移者收益期較短。但是,中國的大多數農村轉移者是臨時轉移者,因而很難看到這種解釋和中國實際情況的相關性。
3.關于制度變化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決策影響的理論。蔡P把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農村勞動力遷出農村的過程,第二個階段就是轉移者在城市定居的過程。并分別考察了我國的傳統發展戰略以及戶籍制度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兩個過程的影響。他的研究結論是:傳統的發展戰略以及戶籍制度安排限制了潛在的轉移行為,正在進行的改革放松了對勞動力轉移的控制,因為中國的改革遠沒有完成,制度障礙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障礙依然存在。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預期收入還是人力資本稟賦對轉移動力的解釋都是不充分的。舉例來說,城鄉之間的預期收入很大,以至于貧窮的農戶有強烈的轉移愿望,即使他們的社會網絡和工作合同幫助他們在城市找到工作,也是不可能做出轉移決策的。而且,由于城市歧視政策的存在,轉移者無論受教育水平如何,只能在臟、累、差的工作崗位就業,這肯定會降低具有較高受教育水平的年輕人的轉移意愿。受教育水平高的人對未來就業的考慮比受教育水平低的人要多。在某種意義上講,制度改革在促進勞動力轉移方面將更為重要。
二、國內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相關模式
ィㄒ唬┕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相關模式
1.英國模式。英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始于15世紀末,止于19世紀中葉,經歷了長達4個世紀的時間。英國選擇的是圈地運動式的強制性轉移模式。農村勞動力在圈地運動的暴力方式下除了被迫向本國城鎮非農產業轉移外,還向殖民地國家特別是美國轉移。英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式的選擇與當時英國的國情息息相關。
2.美國模式。美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進程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到20世紀70年代結束,大約用了一個半世紀的時間。19世紀末期,隨著工業化浪潮的涌起,美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大規模轉移。美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屬于自由遷移模式。從轉移方向看,吸收農村勞動力的部門基本為大城市的工業部門和包括商業和服務業在內的第三產業部門。美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具有地域轉換先于職業轉換的特點。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由美國特有的經濟社會背景所決定的。
3.日本模式。日本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式是發達國家勞動力轉移成功模式的又一典范。日本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用了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從20世紀初開始到20世紀末基本完成。戰前幾十年,日本經濟增長緩慢,農村一直存在剩余勞動力。而戰后,日本政府針對本國人多地少、資源短缺的特點,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進行了有效干預,走出了一條“跳躍式轉移”和“農村非農化轉移”相結合的道路,真正實現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轉移。
4.韓國模式和臺灣模式。韓國和我國的臺灣地區是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最快的。目前,它們的農業勞動力份額都已下降至20%以下,比二戰初期下降了50%多。韓國和我國的臺灣地區都基本完成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任務。從具體的轉移模式看,韓國選擇了集中型轉移方式,其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涌向大城市;而臺灣則選擇了分散化轉移方式,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方向是多元的,既有向大城市流動的,也有向中小城市轉移的,同時還有被農村非農產業所吸收的。
5.以巴西等國為代表的拉美模式。以巴西為例,其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以下特點:首先,城鄉人口流動性高、流動規模大,城市化速率高。其次,農村勞動力轉移中的土地高度集中等問題比較突出。第三,從產業結構來看,巴西存在著就業結構與產值結構相脫節的現象。目前,伴隨著巴西經濟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非正規經濟特別是服務業(高科技含量的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有進一步提高的趨勢。
ィǘ)國內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相關模式
1.內外部、就地轉移模式。內外部轉移模式主要是指通過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實行農業內部轉移和大力發展與農業有關的鄉鎮企業,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模式。就地轉移模式是指通過大力發展小城鎮和鄉鎮企業,就地消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模式,即“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
2.勞務輸出、農田集中經營、城市化模式。勞務輸出模式認為,以“立足本地,面向全國,走向世界”為總目標的勞務輸出,對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大有可為。農田集中經營模式認為,土地逐漸地集中到農田經營者手中,既有助于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大幅度提高農業邊際生產力,又會形成外推機制,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徹底脫離土地,向非農產業轉移。城市化模式認為,在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的基礎上,應積極發展小城鎮、小城市,促進城市化,以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
3.深分工、區域經濟持續發展模式。深分工模式認為,從我國實際出發,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建立健全深分工的市場機制,圍繞深分工的需要及時搞好配套體系建設,使個農村剩余勞動力充分地發揮個性,以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區域經濟持續發展模式認為,伴隨經濟全球化、經濟區域化趨勢不斷加強,區域經濟的持續發展,既是推動中國經濟振興發展的根本對策,也是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根本途徑。
4.復合轉移、私營經濟轉移模式。復合轉移認為,絕對強調某一轉移模式都是片面的,必須通過發展多種經營、大辦鄉鎮企業、組織勞務輸出、向大中城市及小城鎮轉移等綜合措施,全方位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私營經濟模式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現,為私營經濟大力發展創造了條件,而私營經濟的日益發展,反過來為積極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了更多的機會。因此,可以通過大力發展私營經濟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三、幾點啟示
ィㄒ唬┰謖確把握經濟發展階段的基礎上選擇科學的轉移模式是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前提
シ⒋錒家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的歷史進程表明,在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工業化的速度有多快,規模有多大,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就有多快,規模就有多大,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主要通過大力發展工業來解決,而在經濟發展的后期階段,第三產業成為吸收和容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產業,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主要是通過加快發展第三產業來實現。目前,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增加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和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的比重都在50%以上,有的高達60%~70%,第三產業中有相當多的就業人口來自農村剩余勞動力。
ィǘ)制定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關鍵
ナ且苑⒄估投密集型產業為主,還是以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是以發展內向型經濟為主,還是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主,這些都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有重要影響。日本在工業化早期重視節約資本的創新,英國在工業化后期發展農工綜合體,都是在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適應吸收更多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需要。同樣,韓國和臺灣在20世紀60~70年代大力發展出口導向型勞動密集型產業。而美國則針對本國勞動力短缺的特點,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可見,要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能否制定出切合本國國情的經濟發展戰略至關重要。
ィㄈ)做好勞動力素質的優化工作是保證農村剩余勞動力順利轉移的重要條件
ト氈敬用髦問貝開始,就非常重視教育事業的發展。日本的教育事業由此獲得了政府的大量撥款而得到了迅速發展。這意味著人力資本投資的加大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使日本農村勞動力對于非農就業機會具有良好的適應性,也為日本戰后農村剩余勞動力得以迅速轉移提供了內在條件。同樣,美、英等發達國家也非常重視勞動力素質在勞動力轉移中的重要作用。美國從19世紀末到1945年就完成了由使用畜力到使用機械力轉變的農業機械革命,1970年,農業勞動力的比重下降到10.8%,到90年代則減少到3%以下,但是,美國的農業產值并未因此而減少。原因在于美國農業應用了大量的新工具、新品種、新方法、新技術,科技含量得到提高。在此過程中,高質量的教育水平和勞動力素質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ィㄋ模鞘謝和非農化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關系密切
シ⒋錒家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實踐表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僅促進了城市化,也促進了農村非農化。20世紀50年代以前,由于工業化的推進,發達國家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主要體現為人口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城市化水平顯著提高。但50年代后,這種情況有所改變,即農村勞動力更多地趨向于在農村內部轉移,而并非涌向城市。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農村內部轉移,主要表現為農村非農化或農村城市化,城鄉之間的差別進一步縮小,許多發達國家基本上不存在城鄉差別。這種階段性的新變化說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伴隨城市化的演變具有時序上的規律性,其本質是高度工業化推進了農業現代化,“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這種階段性的變化對于限制大量流動人口涌向城市和解決“城市病”具有積極作用。
ィㄎ澹┡迨S嗬投力順利轉移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土地政策
Abstract: In the urban renewal process of western countries, the largest change lies in the alteration from bulldozer movement to cultural regeneration concept, especially the cultural regeneration revolution reflected from the Washington Charter, which becomes the urban renewal and urban cultural image remodeling guide of various countries. With Germany Ruhr Region as the key examp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urban renewal under the guide of cultural regeneration concept. Urban renewal in China is transferring from simple material reform to deep cultural building, and the valu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regeneration is gradually acknowledged. In the urban cultural building and practice, we should proper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crisis, popular cultural and cultural regeneration, “model copy”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關鍵詞:城市更新;文化傳承;文化再生;文化保護
Key words: urban renewal, cultural inheritance, cultural regeneration, cultural protection
中圖分類號:G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09)01-27(7)
作者簡介:徐琴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儲存文化、流傳文化和創造文化”,被學者們看做是城市的三個基本使命。 ① 然而,在城市化浪潮的裹挾下,今天的中國城市幾乎都把經濟化、現代化、國際化作為首要的目標。這種目標在驅動著城市新區急劇擴張,老城區大規模改造,城市景觀日新月異,物質環境迅速改善的同時,對許多城市,特別是那些歷史文化名城,也意味城市的歷史文脈被切割、文化資源流失、文化特色消亡等,城市的文化容器有被掏空的危險。因此,在快速的城市更新過程中,有效地保護、傳承城市文化,并且使之再生,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已經成為當前實現有機的、和諧的和可持續的城市更新的重要議題。
一、歐美城市更新和保護歷程
由于結構性衰退、功能性衰退和物質性老化,持續不斷的更新是任何城市得以存在并獲得發展動力的重要途徑。近代以來,最早的城市更新可以追溯到奧斯曼男爵于1853年到1870年間實施的巴黎改造工程。奧斯曼的改造計劃,使19世紀瀕于癱瘓的巴黎脫胎換骨,直接塑造了今日巴黎內城的基本格局和城市景觀,并且幾乎一度成為現代城市規劃的標準模板。
西方各主要國家實施的現代“城市更新”運動則開始于二戰結束以后。西方城市更新的歷程主要有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以“清理―重建”為主的“推土機”運動階段。二戰結束初期和50年代間,城市更新以“清理―重建”為主題,大規模拆除城市中心地區的貧民窟,紐約、巴黎、倫敦、慕尼黑等大城市都在城市中心拆除大量老建筑,代之以各種標榜為“國際式”的高樓。然而,簡單的清除―重建并未消除城市的貧民窟,而是貧民窟搬遷,并且由于老城中成熟的鄰里關系、社會網絡和生計模式被摧毀,城市貧民的生活狀況惡化,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一過程被人們冠之以“推土機運動”并遭到猛烈的抨擊。
第二階段是城市中心過度商業化階段,50年代末和60年代期間,西方城市更新的主要內容是強化中心城區的土地開發,試圖通過吸引高盈利能力的機構,如金融保險業、大型百貨業、高檔寫字樓使土地增值。這種CBD打造模式,使中心城區僅僅獲得了曇花一現般的繁榮,很快,由于地價飛漲、功能單一,城市的多樣性被抹殺,CBD在夜晚和節假日成為“死城”。
第三階段則是社區綜合發展和城市復興階段。70年代以后,西方城市為此前城市更新的弊端和社會問題深深困擾,舊的城市更新理念和方式遭到激烈批判。在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和政治民主化等社會思潮的作用下,城市更新的目標超越了單純的物質更新,轉向以追求社區綜合發展為目標的城市復興。1973年美國國會宣布終止城市更新計劃,廣泛采用“自下而上”的公共參與機制,以小規模的、漸進式的自愿更新取代以前的大規模、激進式的、政府主導的城市更新,以提高居民生活質量、提升城市活力。
歐美國家對城市更新運動反思的重點領域之一是城市更新對于城市文化的沖擊和破壞。奧斯曼的巴黎改造計劃曾經獲得一片贊譽,但近年來該計劃不斷被人們作為猛烈批判的對象,原因就在于該計劃對于巴黎城市歷史文化資源的破壞。據統計,巴黎三分之一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筑、百分之十的私人宅邸,在奧斯曼的推土機下化成了瓦礫。奧斯曼最大的敗筆、也是最令人扼腕的是對西堤島的大拆大建。這是一座被視為法蘭西文化搖籃的中世紀島嶼,是巴黎的市中心,也是巴黎圣母院所在的地方。在奧斯曼之前,西堤島堪稱是一座活的、完整的中世紀建筑藝術的博物館。但奧斯曼摧毀了這座文化搖籃,取而代之的是式樣呆板的石頭大房子,西堤島被改造成一個死氣沉沉的行政中心,巴黎圣母院則成了一件被保留在櫥窗中的藝術品。
二戰以后的西方城市更新運動,對于城市物質形態的文化價值已經有所覺悟,對歷史建筑進行奧斯曼式的鏟除基本不再重演。然而,對于城市日常生活、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中長期積累起來的習俗、禮儀、節慶、工具、工藝、技能等各類非物質形態的文化資源則缺乏基本的保護意識,任其在城市更新和物質現代化的浪潮中流失和消亡。
面對城市文化在快速的城市更新中所出的不利境地,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社會在加強文化保護、文化傳承和文化再生方面始終在進行著積極的探索。
1933年8月,國際現代建筑協會頒布的《雅典》首先提出了歷史文化資源保護的問題。《雅典》提出對“有歷史價值的建筑和地區”應當進行保護。1964年5月在歷史古跡建筑師及技師國際會議上通過了《威尼斯》,它在肯定《雅典》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寬和擴大了城市文物古跡保護的基本概念和范圍,它指出文物古跡的概念為“不僅包括單個建筑物,而且包括能夠從中找出一種獨特的文明、一種有意義的發展或一個歷史事件見證的城市或鄉村環境。這不僅包括偉大的藝術作品,而且亦適用于隨時光流逝而獲得文化意義的過去一些較為樸實的藝術品”。并且強調古跡的保護“包含著對一定規模環境的保護”,“不能與其所見證的歷史和其產生的環境分離”。20世紀60年代以后國際上興起歷史文化保護新的潮流,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范圍進一步擴大,逐步從個體的文物建筑、文物建筑構成的歷史地段及其歷史環境擴展至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歷史街區。此后歷次相關的國際會議通過了一系列以歷史文化保護為主題的國際性文件,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巴黎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明確定義了三類文化遺產:文物、建筑群和遺址,并且將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提升到全人類精神財富的高度,認為保護文化遺產是整個國際社會的責任。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進一步擴大了文化遺產保護的范疇,引入“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即那些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這類文化遺產的主要特征是非物質形態的、但對于某一群體或個人而言是有文化價值的。口頭傳說和表述、表演藝術、社會風俗、禮儀、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的手工藝技能等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內容。這一公約極大地激發了各個國家、地區和民族積極關注并重新認識各自文化獨特性及其價值的熱情。
1976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內羅畢通過了《關于歷史地區的保護及其作用的建議》,簡稱《內羅畢建議》。這一文件對歷史街區價值的認識突破了單純的文化范疇,肯定了歷史街區在社會方面、歷史方面和實用方面所具有的普遍價值,并且強調把街區的保護修復工作與街區振興活動結合起來,從而實現既能滿足居民的社會文化和經濟需要,又不損壞其歷史特征和價值的目標。1977年12月在秘魯通過的《馬丘比丘》,不僅繼續擴展了歷史文化資源保護的范疇,而且從城市發展的角度出發,進一步突破了單純的消極的靜態保護觀,更加強調對歷史文化資源進行積極的動態保護,同時還重視對有價值的當代建筑的保護。該指出,“城市的個性和特性取決于城市的體型結構和社會特征。因此不僅要保存和維護好城市的歷史遺址和古跡,而且還要繼承一般的文化傳統。一切有價值的說明社會和民族特性的文物必須保護起來。 保護、恢復和重新使用現有歷史遺址和古建筑必須同城市建設過程結合起來,以保證這些文物具有經濟意義并繼續具有生命力。在考慮再生和更新歷史地區的過程中,應把優秀設計質量的當代建筑物包括在內。”1987年10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通過的《保護歷史城鎮與城區》,簡稱《華盛頓》,再次闡述了城市保護的意義和作用,它指出“所有城市社區,不論是長期逐漸發展起來的,還是有意創建的,都是歷史上各種各樣的社會的表現”,在此基礎上擴展了城市保護對象,主要為歷史城區,包括城市、城鎮、歷史中心區或居住區及其自然與人工環境,以及這些地區的傳統的城市文化價值。“‘保護歷史城鎮與地區’,意味著對這種地區的保護、保存、修復、發展,以及和諧地適應現代生活所需采取的各種步驟”;“新的功能和作用應該與歷史地區的特征相適應”。
由此可見,西方國家在城市更新的歷程中,最大的變革在于從推土機運動到文化再生的理念變革。對于城市文化資源及其價值的認識和界定,經歷了一個從狹義到廣義的逐步擴展的過程;對于文化保護的目標,則經歷了一個從點到面、從靜態到動態、從物質到非物質的逐步升華的過程。從《華盛頓》開始,更走出了博物館式的文物保護模式,重視普通城市社區的文化價值;強調將城市文化的保護、保存,修復和發展作為系統目標,使其和諧地適應現代城市生活和社會需求,使文化得以在現代社會中獲得再生;并且將普通市民作為城市文化保護和文化再生的重要力量予以考慮,而不再局限于政府和專家系統;強調在延續并改善原住民生活的基礎上,實現城市文化的再生和永續發展。《華盛頓》所彰顯的深刻理念變革,既是國際社會在現代城市更新和城市文化保護和發展方面探索工作的結晶,也成為其后各國城市更新和城市文化意象塑造的行動指南。
二、文化再生理念主導下的各國城市更新實踐
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以文化再生和城市復興為目標的城市更新,在西方一些國家逐步成為城市更新的主流。其背景有二:一是國際社會倡導城市文化保護和發展的努力日益深入人心,并形成高度共識;二是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使許多西方國家面臨著經濟的結構性衰退,在城市重新尋求發展動力時,文化所具有的獨特的資源價值及其對經濟發展突出的促進功能日益凸現。因此,以文化發展政策主導城市更新的實踐在西方國家日漸深入。
一般而言,城市更新主要集中于城市的四類功能區:城市中心區、歷史街區、工礦區、居住區。
歷史街區的更新與文化保護與發展,在西方各國一直受到政府和民間的特別關注和高度重視,已經逐步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法規和政策體系,具體的做法也有較為清晰的規范,歐美各國在歷史街區的保護更新以及文化再生等方面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一般而言,歷史街區內主要的文化資源是具有文物價值的歷史建筑、普通歷史建筑和街區整體環境,各自對于文化傳承和文化再生的意義不同,更新的要求也不同。分類保護和更新是較為常見的做法。對于歷史街區的普通建筑和街區整體環境,則特別強調保護與合理的使用相結合。近年來隨著文化再生和城市復興的理念主導下,更加突破單純文物保護和古城保護的局限,擴展到社會文化的保護,特別注重保持傳統的空間格局及其內在的精神歸屬感,維持當地居民的生活樣態,注重對歷史街區整體環境和文化氛圍的保護,尋求可持續發展意義上的文化傳承,德國紐倫堡的護城河內,安排為居民休閑的綠色下沉空間,與地鐵、地下過街道相連,一年一度的啤酒節也在這里舉行。對于具有文化里程碑的標志性歷史建筑,一般更加注重保護,過去在使用方面較為局限,主要以開辟博物館、紀念館為主。近來,古建筑的合理利用范圍得到極大拓展,成為文化再生的重要載體。意大利維羅那始建于羅馬帝國時代的古斗獸場,1913年開始用作露天歌劇院;巴拉比埃宮殿于1980年開始改建為會議中心;奧地利維也納的老皇宮被用作國家圖書館,晚上舉行小規模的音樂會 。②
新加坡河沿岸地帶的整治和更新,可以說是城市中心區更新與文化再生的經典案例。盡管新加坡是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與亞洲和歐洲的許多國家相比,其開埠歷史可以說是短暫的,城市的文化積淀并不深厚。但今天的新加坡,不僅以其良好的生態環境贏得“花園城市”的美譽,同時也以各具特色的歷史街區、古建筑、風俗民情等展示著多元文化的風采。新加坡河沿岸地帶,緊鄰現在的CBD,歷史上曾經是碼頭、貨棧、商行云集的區域,保留著典型的南洋風格建筑群。1990年代初期,市區重建局對新加坡河沿岸濱水地帶,主要是駁船碼頭和克拉碼頭,進行了全面的整治。市區重建局對這一歷史地段的整治目標不僅是靜態的維修和保護,而是動態的保護和開發,將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整治、古建筑群的維修更新與為商業發展提供空間有機結合起來。一方面治理新加坡河的水質,使其達到觀賞水的標準;同時建設既可以觀光又可以通行的濱水人行道,布置綠地廣場;系統地布置了環境燈光和綠色景觀;將沿河的歷史建筑依照原貌進行修復,按可以作為商業服務的功能要求全面更新內部設施。更新以后的新加坡河沿岸,歷經風雨的歷史建筑煥然一新,但傳統風貌十分濃郁,CBD的摩天大樓建筑群作為背景,現代與傳統形成對照與呼應;新加坡河中游船蕩漾,駁船碼頭和克拉碼頭被打造成一個世界水準的、魅力無限的戶外游覽和休閑場所,世界各地的觀光者紛至沓來。③
然而,在城市文化建設和發展的實踐中,還需要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首先,重建文化自覺,理性面對全球化沖擊下的文化融合和文化認同危機。在當今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關系的全球化過程中,借助于以高科技為支持的互聯網等信息傳播工具,西方文化的滲透無所不在,任何國家既無必要也無可能超脫于西方強勢文化的沖擊。顯然,全球化在增強各國各民族對話和交流能力、促進文化融合的同時,也在不斷侵蝕著民族文化的領地,文化的多樣性也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脅,民族國家和地區的文化認同危機令人惴惴不安。恰如亨廷頓指出的那樣:“90年代爆發了全球的認同危機,人們看到,幾乎在每一個地方,人們都在問‘我是誰?’,‘我們屬于哪兒?’以及‘誰跟我們不是一伙?’等”⑦。旨在促進城市營銷的文化建設,其主要動力來自于文化產業的誘人前景,文化建設的出發點在很大程度上是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因此,更是在自覺和不自覺中迎合西方主流文化的喜好,對于具有“國際化”水準的、符號意義顯著的樣板工程和示范項目更為熱衷,對于能夠表達外來文化的載體建設和活動舉辦更為青睞,此類項目及其提供的文化產品是否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傳承和再造則被忽視。由此看來,城市文化能否獲得再生的重要前提是重建文化自覺,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⑧。文化自覺本質上是一種能力,一種對傳統文化、本土文化、外來文化的辨識能力,建立在文化自覺基礎之上的城市文化建設,將能夠從容應對文化變遷和融合的沖擊,在文化載體的建設、活動和產品的提供方面,理性吸收外來文化和本土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元素,重塑具有鮮明特色的當代城市文化。
其次,應充分重視大眾文化對文化再生的積極作用。從文化再生的內在機理看,大眾文化是文化傳承和發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文化建設必須滿足城市居民多樣化、多層次的文化需求。然而由于對于城市文化建設的片面理解,在對大眾文化的財政支持方面,各地城市一般并不積極。而城市中投入巨資興建的樣板類文化設施和文化產品,既因為與當地的文化傳統和居民的文化消費需求難以對接,也因為其高昂的費用難以為普通居民所承受,因而難以獲得當地居民的響應。但如果缺乏城市居民的普遍參與、響應和支持,城市的文化建設往往依然只能停留在博物館層次,難以實現文化再生。因此,在未來的城市更新、建設和發展中,為社區和民間的大眾文化建設提供充分的空間、載體和財力支持應當成為城市文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蘊含于當地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元素也應當獲得應有的尊重和保護。
再次,處理好“模式復制”和自主創新之間的關系。目前,國內城市無論是物質更新還是文化發展,基本的思路都獲益于歐美經驗和案例的啟發,這有利于我們吸收人類發展的最新成果,避免很多曲折,國際經驗和模式確實具有很高的樣本價值。然而,中國當前的城市更新所處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是一個急劇變化的時期,城市文化的發展也有獨特的歷史背景和地域特征,單純的“模式復制”并非城市文化再生的唯一路徑。以城市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而言,目前各地特別熱衷于創意產業園的建設,城市的老舊工礦區因此身價倍增。但從城市文化發展的角度看,能夠作為工業遺產、具有文化傳承價值和文化再生能力的工礦企業,必須是在城市產業發展的歷史上具有獨特地位,其生產技術、制造設備代表著某一時期的工業文明,其產品能夠承載著城市的集體記憶并激發出歸屬感和認同感。并非所有的城市老舊工礦區都具有工業遺產價值,創意產業園能夠提供的也僅僅是一種物理空間而已。而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更需要依靠的是良好的創新氛圍、鼓勵創新的人才培養和評價制度、促進創業的體制、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制環境等種種制度建設;我們還需要加快建立一個公正的和規則明晰的市場環境,使市場和文化創意相互激活,讓創意在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的各個領域蓬勃地生發。
總之,文化再生是基于文化保護和傳承基礎之上的發展與再造,一切現行的經驗和案例都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但卻沒有任何現成的模板可供復制。對于在全球化和城市化浪潮裹挾下的中國城市而言,在城市更新中最大限度地保留獨特的文化元素、保存文化載體并提供文化發展的物理空間,是非常必要的,但僅此是不夠的。文化再生所依仗的內在支持是城市文化意識和文化精神的普遍覺醒,是高度的文化自覺,是旺盛的文化創新和創造能力,因此,營造推動創新、激發創造、激勵嘗試、寬容失敗的文化“氣場”,是文化發展的內在要義。
① 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M].宋俊嶺等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33.
②張廣漢.歐洲歷史文化古城保護[J].國外城市規劃,2002.
③黃科宏.新加坡的城市保護[J].國外城市規劃,2001.
④ 盧永毅,楊燕.化腐朽為神奇――德國魯爾區產業遺產的保護和利用[J].時代建筑,2006.
⑤ 下塔吉爾.國際工業遺產保護委員會(TICCIH),2003.
⑥ 北京城市文化宣言,2007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