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意識形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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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治意識形態范文
刑法學是法學中一門傳統學科，尤其是在中國，由于法起源于刑，中國古代刑律極為發達。在法學中，最初獲得話語壟斷權的就是所謂刑名之學。可以說，刑名之學是中國古代律學的雛形。在律學中，也大多是對刑法規范的注釋，因而刑法學歷來是我國法學中的顯學。當我進入刑法學這一研究領域的時候，明顯地注意到刑法學知識具有未分化的特征。例如， 我國權感刑法教科書將刑法學界定為是以刑法為研究對象的科學，認為按研究的方法，可把刑法學分為沿革刑法學、比較刑法學和注釋刑法學。沿革刑法學主要是從歷史發展角度來研究歷代刑法制度的發生和演變；比較刑法學主要是對不同法系、不同國家的刑法進行比較研究。闡明其利弊得失和異同之點；注釋刑法學主要是對現行刑法逐條進行分析注釋，并給以適當理論概括。我國刑法學不是簡單地歸屬于這種分類中的哪一種，而是以研究我國現行刑法為主，同時也適當進行歷史的和比較的研究。60這樣一種綜合的刑法學理論不可避免地具有顯淺性，缺乏應有的專業規范。有鑒于此，我提出專業槽與理論層次這兩個觀點。在《刑法哲學》一書的后記中，我指出：刑法學是一門實用性極強的應用學科，與司法實踐與著直接的關聯。然而，學科的實用性不慶當成為理論的淺露性的遁詞。作為一門嚴謹的學科，刑法學應當具有自己的“專業槽”。非經嚴格的專業訓練，不能隨便伸進頭來吃上一嘴。當然，我們并不反對在刑法學理論層次上的區分，由此而形成從司法實踐到刑法理論和從刑法理論到司法實踐的良性反饋系統。但現在的問題是：理論與實踐難以區分，實踐是理論的，理論也是實踐的，其結果只能是既沒有科學的理論也沒有科學的實踐。61在上述論斷中，專業槽的觀點在我國刑法學界引起了較大反響，而理論層次的觀點則未能充分引起重視。其實，專業槽的建構是不能離開理論層次的區分的，而這種理論層次的區分，關鍵在于對刑法概念的多元界定。
對于刑法學理論層次上的區分，我在《刑法哲學》的結束語中，提出可以把刑法哲學分為自然法意義上的刑法哲學與實定法意義上的刑法哲學，認為刑法也有實定法意義上的刑法與自然法意義上的刑法之分；同樣，刑法哲學也有實定法意義上的刑法哲學與自然法意義上的刑法哲學之別。以實定法意義上的刑法為研究對象，揭示并闡述罪刑關系的內在規律并將其上升為一般原理的刑法哲學，就是實定法意義上的刑法哲學。而力圖回答為什么人類社會里要有刑罰或刑法、國家憑什么持有刑罰權、國家行使這一權力又得到誰的允許這樣一些處于刑法背后的、促使制定刑法的原動力，被日本刑法學家西原春夫稱之為刑法的基礎要素或者根基的問題的刑法哲學，可以稱之為自然法意義上的刑法哲學。62其實，上述自然法意義上的刑法哲學才是真正的刑法哲學，而實定法意義上的刑法哲學只不過是刑法哲學才是真正的刑法哲學，而實定法意義上的刑法哲學只不過是刑法法理學而已。這種刑法法理學也可以稱為理論刑法學，但絕不能稱之為刑法哲學。因此，當我出版了《刑法的人性基礎》（中國方正出版社1996年初版、1999年再版）和《刑法的價值構造》（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這兩本認為是真正意義上的刑法哲學著作以后，才更加明確地認識到這一點。在《刑法的價值構造》中，我對刑法的應然性與實然性進行了相關考察，認為刑法學之科學性的一個重要標志，就在于基于其實然性而對其應然性的一種描述。它表明這種刑法理論是源于實然而又高于實然，是對刑法的理論審視，是對刑法的本源思考，是對刑法的終極關懷。刑法的應然性，實質上就是一個價值問題。刑法的價值考察，是在刑法實然性的基礎上，對刑法應然性的回答。刑法的應然性，使刑法的思考成為法的思考，從而使刑法理論升華為刑法哲學，乃至于法哲學。法是相通的，這是重要是指基本精神相通。而刑法的應然性，使我們更加關注刑法的內在精神，因而能夠突破刑法的桎梏，走向法的廣闊天地。因此，我把自己的研究分為兩個領域：刑法的法理探究――刑法的法理學與法量的刑法探究――法理的刑法學。63這里刑法的法理學，其義自明。而法理的刑法學，則出于本人杜撰，其實也就是所謂刑法哲學。
在《刑法哲學》一書的前言中，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從體系到內容突破即存的刑法理論，完成從注釋刑法學到理論刑法學的轉變。現在看來，“轉變”一詞不盡妥當與貼切，而應當是“提升”。當時，我主要是有感于刑法理論局限于、拘泥于與受擎于法條，因此以注釋為主的刑法學流于膚淺，急于改變這種狀態，因而提出了從注釋形法學到理論刑法學的轉變問題。由于轉變一詞具有“取代”與“否定”之意蘊，因而這一命題就失之偏頗。64如果使用“提升”一詞，就能夠以一種公正的與科學的態度處理刑法哲學與刑法解釋學的關系；兩者不是互相取代，而是互相促進。刑法解釋學應當進一步提升為刑法哲學，刑法哲學又為刑法解釋學提供理論指導，兩種理論形態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從功能上看，刑法哲學與刑法解釋學是完全不同的，刑法哲學的功用主要表現在對刑法存在根基問題的哲學拷問上，從面進一步夯實刑法的理論地基，并從以應然性為主要內容的價值評判上對刑法進行理性審視與批判。盡管它對立法活動與司法活動沒有直接關聯，但對于刑事法治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刑法解釋學的功用主要表現在對刑法條文的詮釋上。在大陸法系國家，刑法典是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據，因而對刑法條文的理解，就成為司法活動的前提與根本。在這種情況下，刑法解釋學的研究成果對于司法活就具有了直接的指導意義，它影響到司法工作人員的刑事司法活動。如果我們能夠以一種公允的態度對待刑法哲學與刑法解釋學，使兩種理論各盡所能與各得其所。這對于刑法理論的發展來說，善莫大焉。
刑法解釋學是一種對法條的解釋，是以規范注釋為理論載體的。那么，刑法解釋學是否具有科學性呢？這里首先涉及對立法原意的理解，即立法原意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因為，法律解釋無非是對立法原意的一種闡釋。如果立法原意是主觀的，是立法者之所欲――在法條中所想要表達的意圖，那么，刑法解釋學就成為對立法意圖的一種猜測與揣摸，因而其科學性大可質疑。只有立法原意是客觀的，是立法者之所言，――體現在法條中的立法意蘊，刑法解釋才有可能立足于社會的的客觀需要，基于某種主體的法律價值觀念，揭示法條背后所蘊藏的法理。更為重要的是，某門學科的科學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學。在刑法解釋學中采用的主要是注釋的方法，當然注釋方法本身又是多種多樣的，其中采用最多的是分析的方法，即關注于法律規則的內部結構，以經驗和邏輯為出發點對法律術語和法律命題進行界定和整理，去除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成分。65由此可見，法律解釋是使法律更為便利地適用的科學方法，只要使這種解釋能夠推動法律適用，就是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刑法解釋學不僅應當，而且能夠成為一門科學。
刑法解釋學或曰注釋刑法學是否以刑法規范為研究對象的規范刑法學的全部內容。換言之，刑法法理學與刑法解釋學是否可以等同，這是我所思考的一個問題。我認為，刑法法理學與刑法解釋學應當加以區分。雖然兩者都研究刑法規范，但關注的重點有所不同：刑法法理學揭示的是刑法規范的原理，而刑法解釋學揭示的是刑法規范的內容。刑法解釋學應當堅守的是“法律不是嘲笑的對象”（Lex non debet esse ludibrio）的立場。66在刑法解釋學的語境中，法律不是被裁判的對象，而是被研究、被闡釋，甚至被信仰的對象。通過解釋，使刑法規范的內容被理解、被遵行、被適用。由此可見，刑法解釋學是與司法相關的，是站在司法者的立場上對待刑法。刑法法理學雖然也以刑法規范為研究對象，但它所揭示的是刑法法理。這種刑法法理蘊含在刑法規范背后的，對刑法規范起評價作用的基本原理。這里的法理是相對于法條而言的，法條是刑法規范的載體。而法理雖然依附于法律，但又往往具有自身的獨立品格。因此，如果說形法解釋學揭示的是刑法規范之所然；那么，刑法法理學闡述的是一種自在于法條、超然于刑法規范的法理，揭示的是刑法規范之應然。因此，刑法法理學不以法條為本位而以法理為本位。在這種以法理為本位的刑法學理論中，刑法的學科體系超越刑法的條文體系，刑法的邏輯演繹取代刑法的規范闡釋。因此，這種刑法法理不再以刑法條文為依據，獲得了理論上的自主性。這個意義上的刑法學，是一種本體刑法學。在我國刑法學界，大量的是滲雜著某些理論內容的刑法解釋學，嚴格意義上的刑法法理學著作尚付厥如。換言之，還不存在刑法法理學與刑法解釋學的理論分層。正因為如此，在一些刑法著作中，時常發生語境的轉換，由此帶來理論的混亂。例如，為證明某一理論觀點正確，常引用某一法條作為論據；為證明霜一法條正確，又常引用某一理論觀點作為論據。這種在理論與法條之間的靈活跳躍，完全是一種為我所用的態度。問題在于：在刑法解釋學的語境中，法律永遠是正確的，需要通過理論去闡釋法條。而在刑法法理學的語境中，法理是優先的，是法條存在的根據，因而可以評判法條。如果這兩種語境錯位，則只能使刑法法理學與刑法解釋學兩敗俱傷。因此，除刑法法哲學是對刑法的價值研究以外，刑法法理學與刑法解釋學雖然同屬規范刑法學，又可以區分為兩個理論層次。每一個刑法研究者，首先必須明確自己是在上述三種刑法理論形態中的哪個語境說話，遵循由該語境所決定的學術規范。
在刑法學中，除對表現為價值與規范的的刑法研究以外，還存在法社會學的研究。這種對刑法的社會學研究，可能形成刑法社會學的知識體系。67我認為，刑法社會學的知識體系主要表現為采用社會學方法對刑法的兩個基本內容――犯罪與刑罰進行研究而形成的犯罪學與刑罰學上。犯罪學位為一門獨立學科上刑事法學中占有一席之地，這是眾所周知的。刑罰學能否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以及其學科屬性如何，是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在我看來，無論是犯罪學還是刑罰學，都是對規范性事實――犯罪與刑罰的經驗性、實證性研究。以犯罪為例，作為刑法學的研究對象，犯罪是一種法律現象，是法律所規定的犯罪。而作為犯罪學的研究對象，犯罪是一種社會現象，是社會上客觀存在的犯罪。正因為存在著上述研究對象上的差別，兩者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各不相同的。刑法學，這里主要是指規范刑法學，采取的是規范分析的方法。規范分析主要是圍繞著法律規范刑法學，采取的是規范分析的方法。規范分析主要是圍繞著法律規范進行的注釋，因而規范分析的方法。規范分析主要是圍繞著法律規范進行的注釋，因而規范分析離不開注釋，并且這種注釋是以法律規范為對象而展開的。在規范刑法學中，通常建構犯罪構成要件，使刑法關于犯罪的規定實體化，從而為認定犯罪提供理論根據。而事實分析，是將犯罪作為社會現象，采取實證分析方法闡明其存在的性質、功能和原因。例如，法國著名學者迪爾凱姆指出，犯罪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雖然表現為對社會規范的違反，但它又不是單純地由社會規范所決定的，而是與一定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相關聯的，可以說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甚至有著積極的社會作用。68這種對犯罪的社會學分析所得出的結論，是不可能從犯罪的規范分析中得到的，從而使我們大大地加深了對犯罪這種社會現象的理解。意大利著名學者菲利也采用社會學方法對犯罪現象作為分析，是一種超規范的分析。當然，菲利在注重犯罪的事實分析的同時，對犯罪的規范分析大加鞭韃，這表現了其理論上的偏頗。例如菲利指責刑事古典學派把犯罪看成法律問題，集中注意犯罪的名稱、定義以及進行法律分析，把罪犯在一定背景下形成的人格拋在一邊。菲利指出，除實證派犯罪學外，迄今為止沒有科學的標準，也沒有對事實做有條理的搜集，更缺乏各種觀察和引出結論。只有實證派犯罪學才試圖解決每一犯罪的自然根源以及促使犯罪行為產生的原因和條件的問題。69在此，菲利把刑法學的規范分析與犯罪學的事實分析對立起來。實際上，這兩者在兩種學科語境中是可以并存的，并且不可互相替代。除犯罪學以外，對刑罰的社會學研究也是可能的，由此形成刑罰學。刑法學研究的是法定的刑罰及其制度，主要對法定刑罰及其制度進行規范分析。而刑罰學作為一門實證學科，主要對法定刑罰及其制度進行規范分析。而刑罰學作為一門實證學科，它不以法定刑罰為限，而是研究廣義上的刑罰，即作為犯罪的法律效果的各種刑事措施。更為重要的是，在研究方法上，刑罰學對刑罰研究采用的是社會學的分析方法，其特征在于以刑罰的經驗事實為基礎，加以實證的研究。例如，刑法解釋學對死刑的研究，一般是論述死刑的適用條件及其執行制度，這是對死刑的規范分析。即使是刑法法理學對死刑的研究，大體上也限于對死刑利弊的分析與死刑存廢的論證。而死刑的社會學分析，則是對死刑存在的社會基礎的論述，例如德國學者布魯諾 賴德爾《死刑的文化史》一書，雖然名為文化史，實際上包含了對死刑的深刻的社會學分析。通過這種分析，賴德爾得出結論：從死刑的沿革來看，要求死刑的呼聲不是來自追求正義的愿望，而來自要求發泄壓抑的沖動的深層心理。因此，死刑不是也不可能是理性的司法手段，而是充滿殘虐性的非合理性的表現。70盡管這一分析還只是觸及社會心理，尚未深入揭示死刑存在的社會機制。但這足以使其成為最全面論述有關死刑的一切問題的著作之一。正如該書日文版譯者西村克彥指出：這是一部獨特的著作，是作者熾熱的熱情和對歷史及社會心理進行深刻洞察的產物。作者努力挖掘隱藏在需求死刑的呼聲及個個現象形態背后的社會心理的沖動。因此，本書對世界上圍繞死刑的討論有著突出貢獻。71這一評價是正確的。相對于犯罪的社會學研究形成蔚為可觀的犯罪學而言，對刑罰的社會學研究是十分薄弱的，刑罰學也無法與犯罪學一爭高低，并且往往在刑事政策學的名義下存在。72我認為，對刑罰的社會學研究是極為必要的，是刑法學理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知識內容。
四、余論
我國學者梁治平指出：我們所處的是這樣一個時代，它一方面要求哲學家、政法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和其他學科的學者把法律問題納入他們的思想范圍，另一方面又要求法律學家能像知識分子那樣思考問題，要求他們破除彼此之間的隔膜，共同完成法治進程中的知識轉變。73在此，梁治平提出了一個如何打破法學家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家之間的隔膜，實際上也就是法學知識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相融合的問題。我想，首先需要打破是法學知識形態內部的隔膜，例如，法哲學、法理學與以規范研究為主的部門法學之間的隔膜，加強從事各層次的法學研究的學者之間的思想溝通，加深他們之間的互相理解。對于從事法哲學、法理學研究的學者、應當看到規范法學對于法治建設的直接作用。可以說，從事司法實務的法官、檢察官、律師基于其業務需要，主要接受的是規范法學的研究成果，鮮有直接閱讀法哲學、法理學著作的。因此，法哲學、法理學思想只有通過規范法學間接地影響司法實踐。而從事規范法學研究的學者應當知道，規范法學由于其專業性，實際上難以為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家所接受，他們主要是通過法哲學、法理學的研究成果而了解法學研究的現狀。因此，法哲學、法理學研究乃是法學知識的前沿與門面，它對于提升法學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義。當然，法學知識雖然分為各種形態與各個層次，但仍然是一個整體。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指出：隨著學術研究的發展，封閉的專業限制在被突破，知識正在從狹窄的專業框架中解放出來，形成一些公共的研究領域，通過知識交流，達到知識共有。74知識共有使各學科能夠共享作為一種文化思想資源的知識，建立各學科的共同話語。在此，存在一個由小及大、由此及彼的共同知識的形成問題。各部門法學都應當通過努力形成某種共同知識，使部門法的研究提升為一種法理學與法哲學的研究，爭取在法學研究中中話語權。其實，法只是社會生活的一個點，是人類精神狀態的一個側面，因而對其的研究必然且應當反映出社會與人性的普遍性，從而使其融入整個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系。社會科學是建立在某種普遍性的信念之上的，普遍性是這樣一種觀點，它認為存在著在所有時間和空間中都有效的科學真理。社會知識意味著社會科學家有可能發現解釋人類行為的普遍過程，而且任何他們能夠證實的假說過去都被認為是跨過空的，或者說應該以適合一切時空的方式來闡述它們。75盡管這種知識普遍性的觀念受到質疑，一種以特殊性為基礎的地方性知識的理念正在興起，尤其是文化價值的相對主義正在抗衡著以普遍性為基礎的知識體系。但我們仍然堅持一種知識共同性的理念。在此基礎上，強調法學研究應當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統屬之下進行，使法學真正成為一種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而不是一種純粹的法的邏輯演繹。對于法治國的建設來說，既需要福柯之所謂discipline （規則，指通過一定的強制使整齊劃一從而形成某種秩序），因而需要普適性的共同法律話語，同時也需要對法的人文關懷、對法的形而上學的理性思辯，從而在法學知識中內函一種人文精神。由此，需要提升法學知識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地位。法學不僅要分享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等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而且也應當讓這些人文社會科學分享法學研究成果，使之從法學知識中獲得某種思想上的靈感與方法上的啟迪。只有這樣，法學才能說對人文社會科學作出了某種貢獻，法學知識才能真正融入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系。
「注釋
1法理學向何處去這個問題的提出表明對法理學現狀的不滿，因此這種應答意味著對法理學走向的期待。當下討論的傳統與現代、本土化與國際化等，都是一種應答方式。
2關于知識形態及其學科的研究，隨著知識社會學的興起一再得以關注。古典知識社會學可以參見以下書籍：［法］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狄玉明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德］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楊富斌譯，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后現代語境中的知識社會學可以參見以下書籍：［法］福柯：《知識考古學》，謝強、馬月譯，三聯書店1998年版；［美］華勒斯坦等：《開放社會科學》，劉鋒等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美］華勒斯坦等：《學科知識權力》，劉健芝等譯，三聯書店1999年版；［美］利奧塔：《后現代知識》，三聯書店1997年版。
3休謨主張一種情感主義的倫理學，認為道德必須來自情感，情感是道德的基礎。情感之所以能夠成為道德上善惡的源泉，就在于它能借著反對或贊成任何行為，來直接阻止或引生那種行為。休謨的情感主義首先是描述性的：道德判斷是描述在某種情況下由某個行為性質所引起的道德情感。休謨的情感主義又是規范性的：通過對行為做出道德上善惡的判斷，就是在命令做它或者避免做它。參見周輔成主編：《西方著名倫理學家評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頁以下。
4參見［英］休謨：《人性論》（下冊），吳文運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09－510頁。
5休謨是經驗主義倫理學的代表人物，將道德歸結為一種情感，即所謂道德感。參見［英］休謨：《道德原理探究》，王淑芹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以下。康德是德性主義論理學的代表人物，將道德歸結為一種先驗的理性法則。參見［德］康德：《法的形面上學原理――權利的科學》，沈叔平譯，商務印書館1991版，第15頁以下。
6從康德的道德哲學中，乃至于從康德的整個哲學體系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休謨的二元范式的影響。例如，在本體論上，現象與物自體的二元區分。尤其是在道德哲學上，承襲了休謨的事實與價值的二元論。
7參見陳嘉明：《建構范導――康德哲學的方法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頁。
8參見張志偉：《康德的道德世界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頁。
9參見［英］摩爾：《倫理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1頁。
10是否存在一種不含規范的倫理學，這仍然是一個討論中的問題，我國學者趙汀陽提出一種不含規范的倫理學的命題，對于這種不含規范的道德是否可能的討論，參見趙汀陽、賀照田主編：《學術思想評論》（第一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頁以下。趙汀陽指出，倫理學問題通常被認為要么是一個“ought to be”的問題，要么是一個“to be”的問題。憑什么要局限于這兩種選擇呢？To be 和ought to be這種斷裂性的區分實際上離間了生活事實。因此，趙汀陽認為倫理學以生活的根本問題為主題，并提出了“可能生活”的命題。參見趙汀陽：《論可能生活》，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20頁以下。
11參見［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頁。
12參見［古羅馬］蓋尤斯：《法學階梯》，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頁。
13英國學者梅因認為，所謂“自然法”（Jus Naturale）只是從一個特別理論的角度來看的“萬民法”或“國際法”。在梅因看來，萬民法與自然法之間確切的接觸之點是“衡平”（Equitas）。參見［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30－31、33頁。
14參見［羅馬］查士丁尼：《法學總論――法學階梯》，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6頁。
15參見［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頁以下。
16參見［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4頁。
第2篇：法治意識形態范文
一、改革開放為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發展所帶來的機遇
1.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發展提供了實踐基礎和前進動力,豐富了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內容,推動了思想解放和觀念更新,并對發展和完善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提出了時代性的要求。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踐已證明,“改革是中國的第”[1],它引起了社會經濟體制、生產方式和人們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精神面貌多方面的深刻變化。最突出的就是推動了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關系的多樣化發展,從而帶來了社會成員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行為方式的差異性、多變性。從積極的方面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在我們國家和社會催生了一系列包括公平競爭、誠實守信、民主法制、開拓創新、以人為本、主體意識等富有時代精神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賦予了我國意識形態新的時代內容和生機活力,促使人們從傳統觀念和習慣思維中擺脫出來,開闊了思維,拓寬了視野。
2.政治體制改革為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意識形態作為觀念形態的上層建筑,是上層建筑中政治、法律制度的集中反映,政治制度特別是政治體制的改革、發展和完善對意識形態具有直接影響。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經過二十多年的艱難推進,取得了不少進展,積累了不少寶貴經驗。與改革開放前相比,我國的政治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果,為我國意識形態建設增添了新的時代內容和發展活力,為意識形態領域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與時俱進提供了現實條件,特別是“依法治國”方略的確立和實施,對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民主意識、法制意識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啟迪和推動作用。
3.社會階層結構的發展變化為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發展所帶來的機遇。當前,我國正經歷著向現代化、法治型社會的轉型期。經濟制度和經濟結構的調整、發展戰略的完善和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促生了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和民主法制意識的增強。整個社會呈現出經濟成分多樣化、利益主體多樣化、社會組織形式多樣化、生活方式多樣化、就業崗位和就業形式多樣化等一系列“多樣化”特點,民主參與意識和利益訴求愿望也日益增長。這些新變化對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經濟全球化為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發展所帶來的機遇
隨著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盛行的國際資本大循環、國際經濟大分工和生產、貿易一體化的發展,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一種不爭的事實。經濟全球化是世界范圍內各國和各地區經濟相互融合,按照市場經濟要求保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的歷史過程,它包括生產全球化、貿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投資全球化、消費全球化、勞動力流動國際化等具體內容和具體過程。因而,經濟全球化首先是一個經濟過程。但是,經濟全球化過程不僅是一個經濟過程,還是一個政治過程。“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2]。
經濟作為社會因素、決定性因素,總是要決定并需要一定的政治、法律、道德因素為之服務,這是由“政治與經統一”原則決定的。特別是2001年12月11日我國成功加入WTO后,我國的對外開放正全面深化,正自覺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給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
1.在新的空間和領域里傳播中國文化,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經濟全球化,特別是隨著世貿組織范圍的不斷擴大和成員間經濟關系的進一步加強,各國更多地注重增加經濟產品的文化附加值,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更重視對外文化傳播,通過頻繁的文化交流加深相互間的聯系與合作。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輝煌燦爛,在人類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WTO的加入使中國文化將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得到傳播。世界上將有更多的人有機會接觸到社會主義的先進理論和思想,更深入地了解比較兩種社會制度,認清社會主義終將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趨勢。這有利于擴大社會主義的影響和傳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思想陣地。
2.有利于人們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增強防范意識。經濟全球化特別是加入WTO后,意味著我們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潮,可以更好地學習西方發展市場經濟和知識經濟的成果,促進中國的思想解放和觀念更新。可以進一步破除因循守舊、閉關自守、“等靠要”等舊觀念,擺脫小富即安、自給自足等小生產意識,進一步沖破“左”的思想束縛,樹立民主、平等、自主、法治、競爭、開放等符合時代潮流的觀念,增強國人的主體意識、市場意識、科技意識、效益意識、現代管理意識等。作為體現經濟全球化的跨國公司,已經涉足我國的一些產業。如何迎接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和挑戰,如何在參與國際分工的同時保證民族經濟的發展,都是人們必須面對和思考的問題。這種挑戰將使人們的戰略防范意識和憂患意識得到增強,從而對于我們應對西方的文化滲透具有積極意義。
第3篇：法治意識形態范文
關鍵詞民族主義 法治建設 民族意識
作者簡介：李會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2009級憲法與行政法專業碩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D92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1)04-292-01
一、民族主義的涵義
在當代語境中，民族主義至少有這樣幾種基本涵義：一是作為強烈民族意識的民族主義，即對本民族歷史和文化表現出來的認同、歸屬等強烈情感和持久意識，它充分反映了本民族的社會心理；二是作為社會思潮的民族主義，即在特定歷史時期出于維護本民族利益的需要而表現出來的一種強烈的政治訴求和社會潮流，它在不同時期往往有著不同的焦點和興奮點；三是作為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即為謀求民族權益而在處理民族問題和對外關系上形成的一套行動準則和價值觀念，它往往成為一個民族對待民族問題和國際問題的重要戰略和策略思想。
二、民族主義與中國法治建設
談及民族主義與法治中國建設的關系問題，容易陷入一種誤區：將民族主義視為單一維度的術語來試圖理清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這樣就往往導致顧此失彼的境況。通過對現有的文獻檢索發現，對民族主義的研究以先入為主的“消極意義大于其積極意義，需要審慎的對待民族主義”的觀念作為其論證立場。基于這種考究，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民族主義的層次化、多維度的內涵體系，從而進一步的明晰民族主義與法治中國建設的關系。
正如上述，不同的語境下民族主義的意涵是有差異的。討論民族主義與中國法治建設的關系問題必須明確其語境，分層次的探討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只有明晰這一討論前提，才能得出盡可能科學和合理的結論。
（一）作為民族意識的民族主義與中國法治建設
作為民族意識的民族主義與中國法治建設的關系問題本身是一項中巨大的課題，但出于本文行文與結構的完整，又不得不提及此種關系。因此，關于作為民族意識的民族主義與中國法治建設的關系問題暫且作一些感性的、簡要的梳理。
民族意識的民族主義有兩個層次的內容。在以中華民族為整體的民族主義與中國法治建設的關系主要體現在：第一，中國法治建設的基點在于增進整個民族的福祉和利益。法治建設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為了塑造一種社會秩序，而在于使得所處此種社會秩序下的民眾實現自我價值和人的尊嚴。在中國的語境下，基于整體的中華民族，一方面，法治建設的開展要走出中國的特色化道路，以增進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為契機，同時也需要關涉身處此民族的個體公民利益主張的實現。另一方面，中華民族的整體民族觀的形成，為我國法治建設中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平衡提供理性的支撐和正當性基礎。
在以單個少數民族作為其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與中國法治建設的關系上：首先，明確我國各個民族在法治建設中的主體地位以及在我國法治建設過程中所做出的積極貢獻；其次，我國在立法、執法和司法的過程中要關涉各個民族的特殊性，并非全國各個民族整齊劃一就是法治。真正的法治在于人們能夠在符合人道主義的社會秩序中實現人的尊嚴。
（二）作為社會思潮的民族主義與中國法治建設
作為社會思潮的民族主義與中國法治建設的關系問題，涉及到我國法治建設背后的理性支撐和基點問題。選擇民族主義作為我國的立法的基點，將引起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首先是中國法治的政治哲學問題，是集體主義亦或是個體主義？其次，對待涉外法律問題的觀點和看法上。再次，涉及到我國法治建設中的執法和司法的理念問題。
中國法治建設的推進也必將作為社會思潮的民族主義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一是為作為社會思潮的民族主義提供中國的現實版本，二是有利于構建體系化的、科學的民族主義認識體系。
（三）作為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與中國法治建設
在作為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與中國法治建設的關系問題上，既然民族主義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它可以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張和思想傾向，因而很難抽象地肯定或否定民族主義，必須結合具體情況加以具體分析。
目前，民族主義有時被區分為極端的民族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進步的民族主義；也有時被歸結為病態的民族主義和健康的民族主義。這樣一來，對民族主義就不能作單一化的理解，應當加以辯證分析。也就是說，我們決不回避民族主義，但我們所要堅持的是健康的、進步的民族主義。
就民族精神建設而言，必須正確對待民族主義并恰當處理好與民族主義的關系。民族精神主要反映的是一個民族的精神特質，它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升華和凝結；而民族主義則是一種融民族情感、民族思想和民族運動于一體的社會思潮和行動準則。在二者關系上，一方面，民族主義滲透著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民族主義運動又是民族精神展示的舞臺。由于民族主義常常是一把雙刃劍，因而積極的、健康的民族主義可以振興一個民族，消極的、病態的民族主義則會葬送一個民族。這樣，在民族精神建設問題上，不能無原則地強調民族主義，應當堅持和發展有利于民族進步和人類進步的民族主義。
因此，我們在進行法治建設的過程中，必須強調和重視健康的民族主義，并且通過相關的立法手段、司法手段和行政手段為其形成提供條件。
參考文獻：
[英]埃里·凱杜里著．張明明譯．民族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季衛東．法治秩序的建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第4篇：法治意識形態范文
國家權力的合法性是政治學的基本問題，甚至可以說是政治學的首要問題，是指國家權力被社會大眾接受或認可的理由。眾所周知，國家權力有三種形態。一是觀念上的權力，即各種各樣的權力觀念。人的觀念，對本人來說是主觀的，但在別人看來卻是客觀的，因為不管別人承認與否，它都是一種客觀存在。二是形式上的權力，即形式淵源。國家權力存在于社會制度之中，其來源、種類、分配、程序、功能取決于有關制度的規定，在現代主要是法律的規定。三是現實中的權力，即實在力量。社會利益的調整和社會秩序的建構，最終離不開國家權力的強制和保障。因此，國家權力的合法性也主要體現在觀念、形式和現實這三個方面。
在觀念層面上。統治者要為行使權力提出正當理由，被統治者也要為服從權力找到合理依據。統治者的觀念是統治者整體的意志而非個別統治者的意志，是統治者中的領導者或政治家提出或認可的指導社會行為的理論、學說或思想體系。統治者的觀念即通常所說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在一個國家的思想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統治者經常把它宣傳成科學和真理而要求人們無條件服從。被統治者的觀念或社會輿論往往是分散的意見、觀點或看法，當然也有被理論家提升為理論、學說或思想體系的。大多數被統治者持有的相同意見就是通常所說的民意。雖然民意會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但民意總是能夠獨立反映人們的思想和社會的真實。意識形態只有符合民意才能得到人們的認同。在國家中，雖然存在多種多樣甚至相互沖突的合法性觀念，但總會有一種觀念占據社會主導地位，或者說不同的合法性觀念在關于國家權力的基本問題上有著共識。那些非共識觀念，可能是共識觀念不斷修正和發展的動力，也可能是后面某個時代共識觀念的淵源，但只有共識觀念才能成為判斷當時國家權力合法性的觀念標準。共識觀念的不復存在，最終會導致國家政權的更替或國家性質的變化。在現代社會，人民與法治思想是國家權力合法性觀念上的共識。
在制度層面上。人民思想必然會同制度關聯。沒有一定的制度，它只是一個空洞的理論而已，有了一定的制度，人民或多數人才能把握和操作它，才能治理國家和社會。任何時期、任何國家或地區的人民苦苦求索的，從來就不是人民的口號或理論，而是在于如何爭取它、尤其是爭取之后建立一套什么樣的制度，并使這些制度得到切實遵守，以便人們充分地享有和行使它。雖然歷史上存在各種形態的人民類型，但它們的主旨在基本方面是一致的，就是圍繞人民或多數人的統治如何形成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近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最大貢獻是人民的法律化和法治化。人民把自己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并用法律的形式表現出來，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沒有超越或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特權，沒有法律依據或不依法行使的國家權力都是無效的。相比中世紀，這是一種高度形式合理化的進步制度。無疑，其形式合理的背后也掩藏著深刻的矛盾與虛偽。
在利益層面上。國家權力的合法性最終要落實到公平對待社會各種利益。現代國家權力即使符合人們民主法治觀念上的共識，并有法律的明確規定，但在實際運行中由于各種社會力量的影響，也有可能變化無常。甚至在某些方面國家權力還會還出現極端異化的情形：在被統治者看來，民主法治僅僅是美妙的口號，法律制度也僅僅是一種擺設，國家權力不過是統治者侵犯被統治者利益的“合法”工具。國家權力不得侵犯公民的基本利益，國家權力必須平等促進公民的全面發展，國家權力必須公平對待人們的各種利益及其沖突。唯有如此，國家權力才會得到社會大眾的真正接受或認可。
國家權力在觀念、制度和利益上的三種形態獨立存在但又相互影響。利益是觀念和制度的社會合理性基礎，盡管基于不同利益甚至相同利益會有多種觀念和制度形態，但只有與利益相符的觀念和制度才會被大家接受或認可。觀念和制度為利益的實現提供正當性辯護和制度保障，但并非所有的利益都能得到觀念和制度的支持。理想的國家權力狀況是，共識的權力能通過立法規定下來，然后現實的權力真正依法實施。如果立法遠不及共識，現實又遠不及立法，此時的國家權力狀況是令人憂慮的。如果現實權力嚴格依照法定權力，而二者同共識權力差距較大，則說明應當修改立法，不過這種權力狀況仍是健康的。三種形態的差別反映了一個國家權力的實際狀況，差別越小則一國的權力狀況越好。只有隨著社會發展不斷調整三者關系，才能始終保持國家權力的和諧狀態。
第5篇：法治意識形態范文
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就是堅持為指導，體現最廣大人民群眾共同意志，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是協調各種社會關系、實現凝心聚力共同致力于促進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的精神標桿。自中華民族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來，中華民族各種救國思潮破滅，的人本理念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民本思想的互通互融，注定了意識形態成為我國主流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視人民群眾為實踐的主體，認為人民群眾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只有堅持人民群眾的價值取向，才能實現推動社會發展的偉大使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始終堅持人民群眾的價值取向，必須堅持為人民群眾謀利，唯此才能使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為廣大人民群眾所認同。
從我國發展現實和趨勢看，多元價值取向將在我國長期存在，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必然會受到各種沖擊。
因此，必須要探尋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在多元價值取向下的沖擊消解之道，才能維護我國民族團結、社會和諧、可持續發展的大局。
以借鑒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認同經驗消解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沖擊。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在中華民族中具有廣泛而深厚的群眾基礎，它在內涵、性質、旨趣、傳播方式等方面與意識形態具有極強的相似性和相融性。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必須借鑒中華民族優秀文化認同理念、認同經驗，以中華民族優秀文化豐富和發展我國主流意識形態，才能贏得越來越多社會成員的認同，經受起各種沖擊。
以提升人民群眾對黨的政治認同消解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沖擊。政治認同是指社會成員對其所在政治共同體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態度，是人從內心深處萌生的對所屬政治共同體的情感歸屬心理。政治認同具有凝聚社會成員組織功能的強大作用。在現代社會發展中，任何一個統治階級都無法永遠依賴暴力方式來維持其統治地位和維護其統治權威，而必須要通過構建最大普適性的意識形態促使人民大眾對其統治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從內心上加以認同。跟其他理論和學說一樣，我國主流意識形態也是一種理論和學說，需要意識形態社會化才能真正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意識形態社會化的過程是個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過程。蘇共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解釋和創新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不能解答和破解社會發展中人民群眾所關心的問題，主流意識形態失去了解答、規范、調控和引領價值。因此，我國主流意識形態要加強理論創新、不斷提升人民群眾對黨的政治認同，才能抵御各種沖擊、擔負凝心聚力和引領的使命。
第6篇：法治意識形態范文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我國意識形態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應當正確把握構建和諧社會中意識形態建設的內在規律，大力拓展意識形態的功能作用，積極探索意識形態建設的創新途徑。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目標的提出，對新時期加強和改進意識形態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適應這一要求，積極探索意識形態建設的創新途徑，使意識形態的功能作用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不斷得到加強與拓展，已成為時代提出的重要課題。
全面審視構建和諧社會對意識形態建設的新要求
社會意識形態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總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重大任務的提出，必然對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對意識形態建設的目標定位提出了新要求。意識形態作為社會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激勵和引導作用。和諧社會的構建離不開核心價值目標的確立，但這種價值目標能否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同，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共同的理想信念，并成為人們的行動指南，則取決于意識形態功能和作用發揮得如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意識形態工作應緊緊圍繞這一主題，堅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斷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增強人們的精神力量，為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提供思想保證。
對意識形態建設的內容任務提出了新要求。具體來說，一是在指導思想上，進一步加強和鞏固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始終堅持指導思想一元化不動搖。同時，不斷推動理論創新，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和思想保證。二是在價值取向上，堅持以人為本，促進和諧社會氛圍的形成。應注重激發社會主體的創造活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和誠信意識，增強民族凝聚力，維護社會安定團結。三是在輿論引導上，從建設和諧社會的高度，賦予輿論導向與輿論監督以新的時代內容。輿論引導講求喜聞樂見、入心入腦，輿論監督著力化解矛盾、推動工作，努力營造“人心順、士氣高、干勁足”的良好輿論氛圍。
對意識形態建設的方法途徑提出了新要求。好的方法可以充分有效地展現意識形態內容的科學性，增強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凝聚力。經過長期努力，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在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凝聚人心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堅強的思想保證。但也必須看到，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相比，意識形態工作的方法還有待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因此，應堅持與時俱進，在繼承以往好的經驗與做法的基礎上，認真研究新時期意識形態工作的方法和策略，使其在內容、形式和方法上增強親和力與滲透力。緊密結合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要求，努力形成有利于意識形態工作保持蓬勃生機與旺盛活力的新機制；緊密結合時展的新特點，增強意識形態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探索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文化需求的新方式；緊密結合現代傳媒的發展趨勢，根據人們接受信息途徑發生的新變化，探索運用高新技術拓展意識形態工作的新手段，從而使主流意識形態牢牢掌握思想輿論陣地。
科學把握和諧社會意識形態建設的內在規律
意識形態工作有其特定的規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應著重從三個方面來正確把握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意識形態建設的內在規律。
在為確立社會和諧理念提供理論支撐的過程中不斷完善。意識形態作為一種觀念體系，是社會意識諸形式中構成上層建筑的重要部分，表現在政治、法律、道德、哲學、藝術、宗教等形式中。意識形態具有階級性。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意識形態理論體系的確立和完善，有利于提高社會成員的凝聚力與向心力，增強人們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從而堅定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和對社會未來發展的信心。因此，必須立足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實踐，著眼于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不斷解決新問題，形成新認識，作出新概括，開辟新境界，為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為協調多元利益關系提供整合機制的過程中不斷拓展。意識形態具有強大的社會整合功能，它通過對人們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行為方式等進行輿論引導，使人們對一些問題形成共識。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成員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這就需要充分發揮意識形態的整合功能，通過多種形式的思想教育工作，引導人們妥善處理各種矛盾糾紛和利益沖突，理性合法地表達自己的利益和愿望，把人們的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央精神上來，統一到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繁榮先進文化的正確軌道上來。
在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秩序保障的過程中不斷創新。形式與方法的創新，既可以充分凸顯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內涵與目標導向，又可以有效整合和協調各種社會利益關系，激發社會創造活力，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應積極探索主流意識形態宣傳的新形式和新方法，確保意識形態工作充滿生機與活力。當前，尤其要充分利用以現代科技為基礎的各種信息傳播平臺，豐富和拓展意識形態工作的載體及領域，進一步擴大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力。應進一步提高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水平，堅持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把先進性與廣泛性統一起來，把弘揚主旋律與提倡多樣化統一起來，切實增強意識形態工作的時代感和吸引力。
適應構建和諧社會要求，使意識形態建設富于創造性
創新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根本所在。要按照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不斷加強和改進意識形態建設，使意識形態工作富于創造性。
正確把握意識形態建設的科學性。意識形態不同于其他階級意識形態的一個根本特征，就在于它能夠正確地反映和說明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因此，加強和改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必須以科學的態度努力探索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規律，繼續推進理論創新。首先，回答和諧社會建設中的時代課題是實現理論創新的首要途徑。對時代課題進行正確的解答和系統的闡述，實質上就是理論創新的過程。我們黨作為執政黨，必須深入闡述黨為完成歷史任務所提出的綱領、政策和主張，把思想認識從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以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其次，遵循認識規律是實現理論創新的重要步驟。任何新理論的形成，既要以當時社會實踐的新狀況和新趨勢為基礎，又要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汲取前人和同時代人的優秀思想成果。要在批判與繼承、理論與實踐的矛盾運動中形成創造性的理論成果。再次，指導實踐發展是實現理論創新的根本目的。理論創新并不是抽象的純粹的思辨活動，而是基于對社會實踐的概括、服務與指導。只有在指導實踐的過程中，才能不斷經受社會實踐的檢驗，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
充分體現意識形態建設的廣泛性。意識形態不同于其他階級意識形態的又一根本特征，就在于它始終反映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意識形態建設應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為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提供思想保證。必須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立足于人民群眾創造新生活的偉大實踐，傾聽人民群眾的心聲，努力運用各種宣傳教育形式，使社會主義思想觀念深入人心。理論只有掌握群眾，才有戰斗力。應關注人民群眾的實際問題，了解群眾心理變化的特點和趨勢，做到既統一思想又尊重差異，既引導群眾又服務群眾。應把邏輯的力量與事實的力量結合起來，把思想的嚴謹與表述的生動結合起來，做到盡可能用通俗的語言解開群眾思想上的困惑，用身邊熟悉的事例說明深刻的道理，使理論真正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并轉化為推動和諧社會建設的巨大力量。
第7篇：法治意識形態范文
[關鍵詞]；意識形態；理論基礎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6)05―0001―03
一、關于意識形態的理論考察
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馬克思在該文中繼續分析道：“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在這里，馬克思把社會生活、政治生活與精神生活明確區別開來，把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明確區別開來。他認為意識形態只能屬于“精神生活”和“社會意識”的范圍，是社會存在在觀念上表現并被社會存在所決定，而上層建筑，雖然說內含人們的意志，或者是依賴人才能發生作用，但它畢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無論人們是否承認，它都作為一種現實存在的力量發揮著重要作用。這樣一種物質力量組成的上層建筑，完全不應該把意識形態包括在內。馬克思隨后還要求我們在考察社會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種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
俄國早期著名的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在其名著《的基本問題》中，依據馬克思的基本觀點，明確提出并論證了他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五項公式”，即“1．生產力的狀況，2．被生產力制約的經濟關系，3．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生長起來的社會政治制度，4．一部分由經濟直接所決定，一部分由生長在經濟上的全部社會政治制度所決定的社會中人的心理，5．反映這種心理特性的各種思想體系”。他認為，五因素的前三項屬于社會存在，后兩項屬于社會意識。普列漢諾夫第一次把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作了如此明確、簡潔的劃分，在思想發展史上有著重大意義。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歷史時期由法律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它觀點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他指出，在關注經濟力量的同時，絕對不能忽視政權、法律和各種思想觀念的重要作用。并指出思想領域有它自己獨立的歷史發展道路，新的意識形態的產生不僅依賴當時的經濟發展的一定狀況，還依賴于從以往物質生活條件中產生并積淀下來的思想內容。恩格斯科學地論述了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的關系，既堅持了經濟基礎決定論，又肯定了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及它與政治上層建筑的不同特征。
斯大林在《和語言學問題》里指出：“經濟基礎是社會在其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上層建筑是社會的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和這些觀點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設施。”這種觀點顯然不同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思想。在馬克思那里，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很明顯是三個相互依存又相互獨立的范疇，是各種觀點和意識形態適應于經濟基礎。在斯大林這里，意識形態比政治法律設施還重要，因為這里要求政治法律設施去和政治、法律等思想觀點相適應。這樣一種理論不僅不合乎的基本觀點，而且還是各社會主義國家在此問題上造成混亂、發生失誤的一個重要原因。
根據以上對意識形態的經典論述，我們認為，意識形態是社會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項重要內容，它雖然被經濟基礎所決定，被上層建筑所制約，但又有著自己的相對獨立性，是社會發展的一大重要推動因素和影響因素。
二、關于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錯誤思潮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世界范圍內所遇到一定的波折，在意識形態領域內開始出現了種種錯誤的思潮，具體有以下三種表現：
1．意識形態終結論。意識形態終結論源于人們對馬克思將意識形態歸為虛假的意識和階級偏見的誤解。舊意識形態的特點是觀念決定歷史，英雄史觀，個別階級的階級思想絕對真理化。馬克思對此進行了批判，克服其虛假性，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的科學性和革命性的統一。終結論者抓住了馬克思對意識形態虛假性的刻意強調，同時批判馬克思作為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階級性的偏見[1]”
終結論在理論上是根本錯誤的，其意識形態概念純粹是否定的，實質上是一個“虛無”。實際上，意識形態是一套為人類思想和行為定向的價值體系，在其積極的意義上是一種供人類追求甚至為之獻身的理想。人類不能沒有意識形態，意識形態作為定向框架和價值理想也永遠不會“終結”，人類可以超越意識形態，但僅僅是用一種意識形態來超越另一種意識形態，而不能超越意識形態本身，這是一種沒有“終結”的超越[2](P291-294)。
我們認為：意識形態終結是個陷阱。在許多西方國家，他們對意識形態的工作從來都是強化而不是弱化，更不是“非意識形態化”。非意識形態化只能使國家解體和社會動蕩，它在實質上是要求喪失、放棄意識形態功能。所以，意識形態終結論實質是要終結，而不是西方意識形態的終結。
2．“全球化”意識形態論。有論者指出，西方國家鼓吹的全球化意識形態，即全球思維，表面上主張全球共同繁榮、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其實質是西方發達國家推行霸權主義的工具，是西方發達國家借以掩蓋其侵略擴張政策的面紗，其目的是為了弱化發展中國家的，從而使其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附庸，并實現自己獨霸全球的目的。“全球化”意識形態的實質是一種特殊的認知方式。西方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利益的觀念體現，是一種虛假的觀念體系，是西方發達國家在后殖民時代向發展中國家灌輸的一種生活和價值觀念[3]”。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意識形態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這里中間的東西是沒有的，因為人類沒有創造過任何“第三種”思想體系。而且在為階級矛盾所分裂的社會中，任何時候也不可能有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思想體系。因此，“全球化”意識形態論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
3．意識形態“多元論”。在全球化的今天，有
人提出意識形態“多元論”。什么是意識形態“多元論”?有的論者指出，其基本觀點表現為：一是把“多元論”當作觀察社會問題的一般觀點、方法。二是主張是諸多學說中的一種，不應占壟斷地位，提出廢除“國家意識形態”或“國家哲學”。三是把統一的分割為所謂科學的和意識形態的。四是主張“開放的”，即認為：“不需要重建統一的，把它樹立為一種意識形態或正統體制。”[4]意識形態“多元論”的要害是否定的指導地位。有淪者指出，在任何社會，有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就有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關系。在階級社會和有階級存在的社會，一定的物質關系表現為一定的階級關系，而階級關系又決定著階級之間的思想關系，所以才有所謂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一規律和事實。用意識形態“多元論”來取消意識形態的“一元論”指導地位是違背意識形態的發展規律的，它是一種虛假的意識：”。
三、關于加強意識形態建設的策略
加強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增強的控制力和導向力，是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重要原則，是堅持黨的領導的一個重要方面，這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不能動搖。為促進我國意識形態建設工作，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努力：
1．明確意識形態的定位。我們對待意識形態理論，既不要抬高、又不能忽視意識形態的地位，應給它以適當的位置；既不夸大它的作用，又不忽視它的功能，使其在與經濟政治正常關系的軌道上運行。要明確加強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并不是要搞“思想專制”，而是要確保意識形態領域各部門、各單位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忠于、忠于黨和人民的人手里；要明確加強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并不是否定思想的多樣性存在，而是要堅持指導思想的一元化；要明確加強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并不是要搞意識形態至上，而是要始終不渝地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方針。
2．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基本原則。新時期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對于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應堅持以為指導，確立科學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和科學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要注意和把握以下原則：一是必須堅持政治與經濟的統一，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擺到重要的位置；二是必須堅持批判與建設的統一，牢牢地用占領思想陣地；三是必須堅持繼承與創新的統一，豐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內容；四是堅持先進性和層次性的統一，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思想文化素質；五是堅持“德治”與“法治”的統一，把意識形態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者手中[5]。
3．增強輿論工作的導向性和感召力。指出，現代社會，宣傳輿論的社會影響力越來越大，能不能把宣傳輿論工作抓在手上，關系人心向背，關系事業興衰，關系黨的執政地位。為此，我們要堅持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弘揚時代主旋律，以正確的輿論去引導群眾、感召群眾。在具體工作中，要保持頭腦清醒，要將宣傳定位在先進生產力和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之上。要營造有利于發展的氛圍，積極宣傳先進的經濟思想、科學的發展理念以及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增加收人、積累財富的市場經濟觀念，著力營造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良好氛圍；具體闡釋黨委政府促進發展的政策措施，引導人們自主立業、做強企業、成就事業，著力營造一心一意抓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的良好氛圍。
4．正確處理國際關系中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國際關系中的重要因素，是國家利益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國與國之間交往要考察意識形態因素，但不應僅服從意識形態的異同。最終決定國家關系的，是國家利益。所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相同的國家，由于國家民族利益的沖突，難以和平相處而兵戎相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則由于有共同利益而和睦相處，產生類似于同盟的緊密聯系。在研究國際關系時，必須堅決反對兩種錯誤傾向：既反對夸大意識形態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把一切國家關系都等同于意識形態的矛盾和斗爭，簡單地以意識形態的異同作為劃分敵友的標準；同時也反對那種只講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否定意識形態是國際關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的錯誤觀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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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姚大志．現代意識形態理論[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
[3]亮思．論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發展及特點[J]．學術研究，2003，(5)．
第8篇：法治意識形態范文
在8·19重要講話中強調，“必須堅持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激發全社會團結奮進的強大力量”。當前，互聯網已成為文化傳播的主渠道、輿論爭奪的主戰場、意識形態工作的最前沿。面對復雜的網上思想輿論生態，我們要以敢于擔當、敢于管理、敢于創新的精神，不斷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不斷壓縮負面聲音傳播空間，努力營造清朗、文明的網上精神家園。
塑造清朗、文明的網上精神家園，需要做大做強網上正面宣傳，需要增強斗爭意識、陣地意識、責任意識。互聯網是現實社會的“鏡像”，現實中的矛盾問題會在網上相互疊加、集中呈現，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現實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在網上造謠惑眾，混淆是非，企圖同我們黨爭奪群眾、爭奪青年。一些北非、中東國家的社會亂局深刻證明，在當今信息時代，原子彈打不倒的國家可能會在互聯網滲透面前敗下陣來。我們要從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的高度出發，深入開展網上輿論斗爭，嚴密防范和遏制網上攻擊、滲透行為。在事關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的問題上，我們應毫不含糊、旗幟鮮明地表明立場、發出聲音。要堅持黨管互聯網、政治家辦新聞網站的原則要求，實行網站內容總編輯負責制，加強對網站從業人員培訓，確保黨對互聯網陣地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要動員全社會一道加強網絡社會管理，加大對有害信息處置力度，有效規范網絡傳播秩序。
北京是“中國網都”，在維護網絡意識形態安全、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承擔著非常重要的責任。今年以來，北京互聯網戰線在深入把握互聯網發展、互聯網管理、互聯網輿情演變、網絡輿情處置、主流輿論場建設、互聯網法治等六大規律基礎上，積極動員全市廣大黨員、青年團員、社科專家、媒體工作者、人民群眾共同參與輿論引導，利用政務微博推行政務公開、網絡施政，強化主流輿論場的權威信息；突出宣傳“三個自信”和中國夢，推薦點擊“身邊的感動”，打造“互聯網文化季”，推動開展各種“微公益”等活動，營造了健康向上的網絡文化氛圍。
第9篇：法治意識形態范文
關鍵詞 國有企業 思想政治工作 創新
中圖分類號：D641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674-1145（2017）06-000-01
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了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同時，又指出，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要實現理念創新、手段創新、基層工作創新。的重要講話為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進加強明確了方向目標、重點任務和基本遵循。那么，如何改進和加強國有企業職工在新形勢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調動職工的工作積極性、實現國有企業和諧健康可持續發展。怎樣適應這個新形勢、新要求，不斷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層次和水平，努力為企業生產經營服務，是擺在我們每個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是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穩定的有力保證。但是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人們的價值觀念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價值取向日趨多樣性，這些都給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帶來了新的問題和新的挑戰。如何面對新情況、適應新形勢，研究新問題，創出新路子，責無旁貸已成為每個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當務之急。因此，必須不斷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的思想政治工作，著力于教育人、溫暖人、激勵人，致力于平心態、暖心房、穩心緒，引領職工群眾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最大限度地凝聚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共識和力量。
一、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應對職工思想意識形態變化的內在需求
在過去的幾十年當中，國有企業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國企工作者們艱苦奮斗、銳意進取的精神也不斷得以繼承和發揚。但我們應該看到，職工隊伍隨時代在發生變化，受諸多因素的影響，職工的思想觀念也有了轉變。針對這些情況就要求我們必須加強職工思想政治教育，以不斷提高職工團隊凝聚力和進取精神。
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適應國有企業適應發展環境變化的需要
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建立以來，給國有企業的發展內、外部環境帶來了極大的沖擊和影響。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價值觀、生產理念、職業道德等思想意識形態的變化，對國有企業職工在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思想觀念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此，在這種內外環境巨變的新形勢下，加強國有企業職工思想政治教育，是確保職工保持正確的價值觀，提升思想認識，建立新型生產關系的重要保障。
三、國有企業的特殊性要求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相比其他行業而言，國有企業有其特殊性。尤其是煤炭企業，從工作環境來說，復雜多變的工作環境，使得職工的工作條件相對惡劣、勞動強度大、安全風險較高。因此，要培養職工對工作的吃苦和敬業精神，就離不開思想政治工作作用的發揮。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創新大有可為，提升大有作為。”那么，如何推進思想政治工作思維理念、運行模式、指導方式、方法手段創新呢？筆者認為：
（一）要有新的觀念
國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要實現創新發展，首先要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打破思維定式。一要強化網絡思維。隨著互聯網的迅猛發展，為國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開辟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值得我們積極去開發和運用。二要強化法治思維。國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須樹立法治思維，學會運用法治方式調解企業內部矛盾，努力形成依法辦事、用法解決問題、靠法化解矛盾的良好法治氛圍，推動國有企業在法治軌道上健康和諧發展。三要強化服務意識。企業的中心任務是生產經營活動，國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必須與生產經營活動有機結合，避免“兩張皮”現象的發生，從而推動改革、促進發展、確保穩定。
（二）要有新的思路
一要增強工作計劃性和條理性。對工作要講章法，但絕不拘泥于章法，注重在實際工作中進行方式方法的變通。二要增強大局意識。要學會從全局和整體出發，來思考和謀劃工作，不能夠打盆說盆、打罐說罐，頭疼治頭、腳疼醫腳。三要突出重點、抓住關鍵。在統籌思考的基礎上，要善于抓住“關鍵少數”，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四要用聯系的觀點思考工作，為職工在思想上解惑，在精神上解憂，在文化上解渴，在心理上解壓，以“供給”激活“需求”，實現“供需兩旺”。
（三）要有新的方法
一要集中精力，專注工作，“不需揚鞭自奮蹄”，要把心思用在思考工作上，把精力用在抓工作落實上，腦子里要時刻繃著工作“這根弦”。二要開動腦筋，聰明工作，凡事都要多動腦、多思考，做到心中有數。三要善于總結，靈活工作，要學習經驗、積累經驗、運用經驗，善于從個性中發現共性，善于發現規律、靈活運用規律，提高工作效率。四要虛心學習，改進工作，善于向別人學習，向群眾學習，不斷提高自身素質，不斷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五要以誠相待，熱心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要讓職工接受、讓職工認可，講職工能夠聽得懂、聽得進的真心話、貼心話、實在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