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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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范文
一、轉型的歷史和現實依據
從1788年英國發生第一次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到2008年的200多年中，資本主義世界發生過28次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回顧這些危機，盡管每次都各有特色，各有其不同于其他危機的表現形式，但本質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這就是：經濟危機的基礎都是生產過剩；金融危機往往是產業危機的先導；都伴隨著經濟活動的極度投機；多數危機在自然狀態下總是首先發生于那些對世界經濟具有支配地位國家中的那些對國民經濟具有絕對影響力的行業或部門；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經濟危機的形態也在發生轉化。
19世紀之前，由于英國主導著世界經濟，所以絕大多數危機首先發生于英國。20世紀美國主導了世界經濟，危機發生的重心也就自然轉到了美國。19世紀20年代之前，英國的主導產業是毛紡織業，生產過剩也往往突出地表現在這個行業，經濟危機發生后，這個行業往往是重災區。20年代之后，棉紡織業取代毛紡織業上升為主導產業。整個19世紀上半葉，紡織工業（包括與它有直接聯系的部門）較之其他所有工業部門有絕對優勢，所以這個行業始終是那個時代生產過剩危機的主要發源地，它總是最先發生危機，又總是最先擺脫危機，對周期各階段的更替起著主導作用。19世紀下半葉，大機器工業和鐵路建設的大發展，極大地刺激了礦產開采、金屬冶煉和機器制造工業的發展，使這些行業逐漸上升為可以與紡織工業并列的主導產業，并在19世紀末最終取代紡織業，成為占絕對優勢的產業。于是，這個行業成了生產過剩危機的主要發源地，同時對經濟周期各階段的發展起著主導作用。進入20世紀以來，這些在國民經濟中占絕對優勢的行業或產業，在二戰之前主要是冶金、水泥、機械制造、煤炭等行業;二戰之后到70年代主要轉向汽車制造、造船、發電、石油、化工、電器等行業;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轉向房地產業、金融業、IT產業等行業。隨著這種轉移，生產過剩危機的發源地也隨之轉移到相應的行業或產業。總的看來，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危機史表明，每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時，盡管伴有程度不同的金融危機和數量不等的銀行倒閉事件，但總的說來危機還是最突出地表現在產業領域，生產下降、企業破產倒閉、工人失業是最主要的現象，而金融危機僅僅是伴隨現象，帶有附加性質。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危機事件逐漸與產業危機融合起來，使周期性世界經濟危機由原來突出地表現為產業危機演變為金融危機。90年代以來，世界接連發生了多次金融危機：1990年日本地產泡沫破滅引起金融危機，1992年英鎊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2000年以來的阿根廷和委內瑞拉金融危機。從2000年4月開始，以美國納斯達克股市泡沫破滅為起點，美國主要資本市場的股票指數出現狂瀉，金融風暴席卷了美國金融業。從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一路演變成世界金融風暴和全面的世界經濟危機，已經給美國金融系統帶來了百年一遇的沖擊，造成美國五大投資銀行全軍覆滅，AIG、房地美、房利美被政府接管，政府注資救助花旗銀行……，等等。在這些危機中，除了1992年英鎊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屬于單純的貨幣危機之外，其余的基本上是建立在產業危機基礎上的金融危機，這些危機盡管形式上各具特色，但其發生機制、伴隨現象、本質特征有很大的相同性，即：（1)產業擴張與信用膨脹相互推動，在一些成長性較強的行業（例如房地產、新技術產業）形成投機熱，并推動其極度泡沫化。（2)信用經濟畸形發展，造成實體經濟虛擬化，虛擬經濟泡沫化，使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失衡。（3)生產過剩是危機的起點，生產過剩危機引起金融危機，金融危機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反過來推動生產過剩危機走向深入，并使整個危機突出地表現為金融危機。（4)主周期的長度逐漸向古典周期回歸，同期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總之，這些新現象的出現，給世界經濟釋放出一個強烈的信號一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轉型。
二、轉型的原因及轉型后的基本特征
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屬于信用危機的類型之一，它是由信用關系中斷引起的強制性恢復。由于金融業建立的基礎是信用關系，當一個國家的金融業成為國民經濟核心的時候，一旦這個領域發生信用危機，往往以金融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當然，如果一個國家發生了能夠對整個國民經濟帶來嚴重影響的金融危機，說明這個國家金融業的發展程度已經很高，已經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與此相適應的信用關系也已經相當發達。當今社會，資本主義周期性世界經濟危機越來越突出地表現為周期性金融危機，這種情況表明，金融業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的核心，信用關系已經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之_。
信用關系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滲透和發展，使交易關系逐漸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經濟活動的交易媒介以貨幣為主逐漸轉化為以信用關系為主，這種變化意味著商品經濟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一信用經濟時代。在這個時代，信用關系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支配地位。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把自然經濟、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作為社會生產的三個具有特征的經濟運動形式而互相對立起來。”馬克思雖然不同意把上述三種經濟形式對等并列，他指出能夠和自然經濟并列的只能是商品經濟，但認為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中的不同階段，并且認為：“貨幣經濟只表現為信用經濟的基礎。”而信用經濟則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
商品經濟在它幾千年的發展中，如果從交換方式的發展來劃分，可分為三個階段，即物物交換階段、貨幣經濟階段和信用經濟階段。在物物交換階段，產品所有者之間的勞動交換關系不借助任何媒介而進行，這種交換方式固然突破了自給自足的局限，擴大了生產的社會性，但它無法解決交換次數難以確定和交換目標難以實現的矛盾。貨幣經濟階段的到來克服了物物交換階段遇到的困難，拓展了社會分工和交換關系，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但是它遇到了在缺乏貨幣而又需要交換時無法交換的矛盾。隨著信用經濟時代的到來，這個矛盾得到了解決。信用是商品交換中的延期付款或貨幣借貸，是以償還為條件的價值的單方面運動，體現著交易雙方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在信用經濟時代，信用關系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從交易工具、交易手段到交易行為，無不體現著信用關系。在信用經濟時代，信用關系也同樣滲透到了世界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國際信貸、國際匯兌、國際債券、國際商業信用、國際銀行信用、國際消費信用等等，總而言之，從民族國家發展起來的信用關系，正在隨著全球化的迅速發展而向世界擴散，它使貨幣經濟讓位于信用經濟，它最大限度地動員了社會資源，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促進了資源配置的國際化和資本的國際性流動。
信用經濟時代的到來，拓展了商品經濟的活動空間，增加了其內容，提高了其交易效率。因為貨幣和信用本身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所以對貨幣和信用關系的創新本身能夠對象化為商品。在實物貨幣時代，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無論是一般物品還是貴金屬，都是商品，只是因為充當了一般等價物而具有了特殊的地位。隨著經濟生活中信用關系的出現，有了包括信用貨幣在內的信用產品，隨著信用關系的不斷創新，有了股票、債券、期權、票據以及名目繁多的金融類衍生產品，這些信用產品，多數作為資本商品進入交易市場，成了社會經濟越來越重要的交易對象。
信用經濟時代的到來，也為資本積累開辟了道路。資本家可以利用信用創新為資本找到更多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如果說，在貨幣經濟時代資本積累的出路和資本家消化過剩資本的基本途徑是資本輸出和技術創新，而在信用經濟時代則主要轉向信用創新。信用創新推動了信用擴張，而信用擴張一方面表現為信用種類的增多，另一方面表現為信用鏈條的延長。前者增加了信用原生產品；后者增加了信用衍生產品。由于金融領域是信用創新的主戰場，先進的創新手段、龐大的專業創新隊伍，再加上多年的高強度創新，使這一領域的信用關系變得越來越復雜，信用產品的種類越來越多，數量規模越來越大，以至在今天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多數國家的信用產品市值規模遠遠大于同一經濟體的實體經濟規模，已經成為國民經濟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絕對支配地位。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信用關系的發展轉化為資本的生產和擴張能力。它促進了利潤率的平均化，節省了流通費用，縮短了流通時間，促進了資本的集中和股份制的發展，加速了資本的積聚，充分動員和利用了社會資源。只要信用創新能夠帶來足夠的收益，資本主義就會盡其所能地推動其發展，就會不斷地創造出新的信用形式。創新是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基本途徑，也是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技術基礎，它-般包括技術、制度、組織、管理、金融創新等多種形式。對資本而言，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通過生產效率的提高使個別資本獲得超額利潤；通過技術發明和延長產業鏈形成新的產業集群、增加就業；通過延伸信用鏈條創造出更多衍生產品，促進了投資，分散了風險；通過放大杠桿的撬動作用使更多的大資本控制在小資本之下，等等。它在另一方面，因為技術創新本身的周期性波動，造成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由于信用形式的創新，為實體經濟虛擬化、虛擬經濟泡沫化創造了條件；經濟的虛擬化和泡沫化帶來的財富效應，增加了社會購買力，形成良好的收入預期，而這又進一步刺激消費欲望，形成消費熱；消費熱拉動實體經濟迅速擴張并形成泡沫，而這又為虛擬經濟及其泡沫化創造了條件。
這些年來，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相互推動中，虛擬經濟的交易規模大大地超過實體經濟，金融衍生產品不斷被創造出來，杠桿交易使信貸規模極度放大，周期性地形成泡沫，又周期性地破滅，形成周期性金融危機。本來，周期性金融危機的背后是實體經濟危機，它之所以首先表現為強烈的金融危機，是因為虛擬經濟的泡沫化程度大大地超過實體經濟，當泡沫破裂時，其強度也大大超過實體經濟。
虛擬經濟泡沫的破裂往往表現為劇烈的金融危機，危機使股市、債市、匯市、期市狂跌不止，財富大量蒸發，恐慌蔓延，賠本效應凸顯，消費急劇縮減，結果使起初不甚明顯的實體經濟危機浮出水面，這時真正的危機才開始了，原來的金融系統已經被拖垮，正在進行重組，實體經濟進入破產、倒閉或重組階段，下一個需要度過的階段是蕭條。蕭條階段往往是新一輪創新的開始階段，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即是經濟周期的物質基礎，也是新一輪創新的物質基礎。由于新周期的物質基礎無論在規模還是在技術含量上一般都高于上一周期，所以隨著復蘇階段的到來，實體經濟不僅對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求，對虛擬經濟創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場是虛擬經濟存在的主要領域，所以虛擬經濟的創新也主要表現為金融創新，而金融創新又主要表現為交易方式、金融產品的創新，近些年來，尤以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最為突出。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發展的基礎，虛擬經濟的發展不僅能夠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資本支持，還能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創造社會購買力。但是，虛擬經濟的發展不完全受實體經濟發展的制約，它可以獨立發展。從這些年來的發展情況看，由于期權交易、合約交易、杠桿交易等交易形式的創新，以及多層級多種類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使虛擬經濟有了更大的獨立發展的空間。由于虛擬經濟的參與者、交易方式、交易對象的特殊性，交易中經常伴有“羊群效應”、“博傻現象”和“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出現，這意味著當事人受非理性行為的支配，很容易忽視系統風險，過度投機和使用金融創新，過度使用杠桿交易，造成虛擬經濟的極度泡沫化。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實體經濟觸頂回調，就會引起信用鏈條初始環節的中斷，進而引起整個信用系統危機，形成劇烈的金融危機。
三、轉型后經濟危機的發生機制和傳導機制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由“產業危機周期”向“金融危機周期”的轉型，雖然也受到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變遷的影響，但主要還是因經濟形態的演變引起，所以轉型后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沒有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其根源依然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一經濟個體活動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經濟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資本無限積累與擴張的趨勢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本來，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后，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的發明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使傳統意義上的周期性產業危機趨于緩和。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在最近30年來竭力推行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再一次趨于尖銳激烈。無獨有偶，這一過程恰巧與信用經濟時代的加速到來相重合，結果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加速轉型的同時，其頻率和周期長度再一次出現回歸的趨勢，其程度也在逐漸加重。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轉型前，固定資本更新、商業與產業之間的相互推動是高漲走向繁榮的基本形式，盡管信用在其中的推動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信用鏈條短，信用關系較為簡單，信用產品的泡沫化較為有限，而且多數間接地通過股市非理性暴漲表現出來。蕭條時期，隨著固定資本大規模更新的啟動，技術創新與信用創新同時進行，信用資金起初主要流向那些成長潛力大、風險小的產業。到了高漲階段，信用資金開始重點流向那些成長勢頭較為強勁、財富效應較為突出的產業，并且與這些部門的產業形成相互推動之勢。高漲階段，信用資金在繼續大規模流向熱點產業的同時，開始全面出擊，既支持產業擴張，也支持商業繁榮，直至熱點產業嚴重泡沫化，并最終走向破滅為止。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轉型后，產業、商業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信用在其中的推動作用，與轉型前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信用鏈條的延長和信用種類的增多，再加上杠桿交易的放大作用，使信用規模逐級放大，衍生產品的數量也成倍增加，形成一個倒立在實體經濟之上的金字塔。這個金字塔是否穩定，外來沖擊有一定的影響作用，但關鍵在于實體經濟是否穩定。
上世紀90年代初發生于日本、美國的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及隨后發生的美國網絡經濟泡沫的破滅；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這三次轉型后處于逐步完善過程中的周期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盡管其具體層面上的發生和傳導機制存在差異，但其一般形式已經基本相同，即：第一階段，金融系統深度介入擴張潛力較大的產業，例如房地產和處于發展初期的房地產業，使這些產業在金融機構、開發商、投機者、游資的合力炒作之下形成泡沫，與此同時，建立在這一產業擴張基礎之上的信用鏈條也在延伸，數量在逐級放大，形成一個巨大的虛擬經濟泡沫體。在這一階段，經濟加速走向繁榮，整個經濟活動表現出普遍的財富效應，當事人經濟行為的非理性化取向比較明顯。第二階段，極度泡沫化的實體經濟開始出現拐點，泡沫開始破滅，隨著物價下跌、利潤減少、產品滯銷，投資開始縮減。第三階段，建立在實體經濟之上的信用鏈條沿著當初延伸的方向開始逐級斷裂，龐大的虛擬經濟開始傾斜、倒塌。第四階段，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互影響，使危機進一步放大，并沿著金融系統、貿易系統向其他國家擴散，這種擴散帶來了普遍的恐慌心理，無論個人還是組織紛紛采取避險行動，從而出現了“羊群效應”和“多米諾骨牌效應”，使危機迅速蔓延、加速見底。
當然，以上說法是就一般意義而言的，由于引發危機的直接因素有兩類，即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的沖擊引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是由內部因素自發作用引起。內部因素的作用主要表現為經濟泡沫的自動破滅，而外部因素的作用則主要表現為國際游資的劇烈沖擊。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在美、英等國的推動下，出現了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國際金融寡頭裏挾長期以來用虛擬經濟創造的龐大貨幣資本，像洪水猛獸一樣在世界各國的金融市場上橫沖直撞。這種現象從日本資產泡沫破滅過程和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四、基本結論
周期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展的歷史表明，在自然狀態下，經濟危機的發源地往往是那些對世界經濟擁有支配地位和重要影響作用的國家，以及這些國家國民經濟中的那些占絕對優勢的產業、行業或部門，它們對經濟周期各階段的更替起著主導作用，總是最先發生危機，又總是最先擺脫危機，從而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表現為突出的周期性金融危機。
第2篇：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范文
[關鍵詞] 李嘉圖；勞動；價值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13. 058
[中圖分類號] F0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7）13- 0136- 02
0 引 言
勞動決定價值，是威廉?配第最初提出的，亞當?斯密是第一個提出較為系統的勞動價值論的人，并使他的全部經濟學說和他的勞動價值論有了聯系。李嘉圖批判地繼承了斯密的勞動價值論，堅持了正確的一面，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也克服了他的錯誤，使古典經濟學達到了比較科學的程度。
1 李嘉圖勞動價值論產生的背景
勞動價值論是說明商品價值的本質是什么以及價值量是怎么決定的理論，它的產生需要必要的社會經濟條件。資本最開始是出現在流通領域的，然而，它的生產方式的出現，是由于資本主義在生產領域中成立，由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是由商人和小生產者變成產業資本家來實現的。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總的生產過程就包括了流通，所以，人們的視野就從流通領域轉向了生產領域。產業資本家需要購買工人的勞動進行生產，在生產的過程中，勞動的耗費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根據一般情況來看，產業資本家離開勞動談論價格是不可能的，于是，人們從生產與勞動的耗費中尋求價格形成的基礎有了可能性。
2 李嘉圖勞動價值論的主要內容
2.1 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
斯密把價值做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分，李嘉圖接受了這一點，但是，他比斯密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斯密曾錯誤地指出，沒有效用的商品也是有交換價值的，而李嘉圖則正確地認為：對于交換價值來說，使用價值是必不可少的，可以看出，李嘉圖已經把使用價值當作了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
在對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做了區分之后，李嘉圖進一步研究了是什么決定了商品的交換價值。在李嘉圖那里，商品被分成了兩類：第一類商品，它們的交換價值取決于它們的稀有性，比如罕見的雕像、珍貴的葡萄酒，這種商品比較少見，他研究的重點不在這里。第二類商品可以通過人類的勞動來無限制地增加它們的數量，李嘉圖研究的重點在這里，這類商品的交換價值并不是由商品的使用價值決定，而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
斯密將耗費勞動和購買勞動相混淆，李嘉圖批判了這一點，在李嘉圖看來，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才能決定商品價值，它的大小同耗費的勞動量成正比。而且，斯密還認為，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權出現后，即在資本主義社會，商品價值不是由勞動決定的，而是由工資、利潤和地租三種收入決定的，李嘉圖不同意這一觀點，認為三種收入是價值的分割，不論怎樣分割，都不會改變它本身的大小，價值始終是由勞動時間決定的。
2.2 價值和生產價格
在李嘉圖那里，價值和生產價格是相混淆的，所以出現了自身無法解決的矛盾，即價值規律和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的矛盾。如果依據價值規律，所有企業的產品都根據價值銷售，這樣一來，資本有機構成高的企業，利潤就低于平均利潤；相反，就高于平均利潤，這樣，按照這一規律，同樣多的資本就不得到同樣多的利潤。但是，假如所有商品根據平均利潤率銷售，企業可以得到平均利潤，于是卻與價值規律相悖了，因為有機構成低的企業，低于其價值出售商品，相反，則高于其價值出售商品。
李嘉圖是在討論工資漲落對商品相對價值的影響時發現這一矛盾的。李嘉圖之前始終認為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決定商品的價值，工資的增加或減少只會使利潤發生變化，但是不會影響價值。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工資的變動是不會影響商品的相對價值的。然而當他進一步研究時，發現了矛盾，就是只有當各部門的有機構成相同時，工資的變動才不會影響價值。所以，李嘉圖感到之前的理論出現了例外，價值量決定于勞動時間這一原理需要修正。
3 李嘉圖勞動價值論的局限性
3.1 不研究價值實體，只研究價值量的決定
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仍然保存著斯密價值理論的根本缺陷，就是不研究價值的實體，只研究價值量的決定。因為他不研究價值實體，就不可能科學地說明價值量的決定，所以，對于為什么從產品變為商品，勞動就具有兩重性這個問題不理解，就不能把價值和使用價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分開，于是到最后，自己也發生了矛盾。此外，不研究價值實體，正確說明價值量的決定也是不可能的。這樣，也就不懂得價值為什么會表現為相對價值，他認為自然就表現為相對價值，所以也就不會研究相對形式的發展，在他看來，根本就沒有這個問題。所以，他更不懂得商品生產中，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不但價值表現為相對價值，而且會讓相對價值形式從一般形式到最后的貨幣形式的發展，進而不理解貨幣的本質。進一步，他看不到商品生產的基本矛盾，不懂得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首先需要社會承認它的質為前提，然后再由社會計算它的量，即價值量的決定，從而使得他的貨幣理論出現矛盾。
3.2 階級局限性
李嘉圖是為資產階級說話的，他所研究的勞動價值論是以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出發點的，所以，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的一切經濟現象都是自然的存在，是確定不變的事實，資本主義不但使個人的最大幸福成為了可能，還使得生產率持續發展。他雖然也看到了階級之間有利益的沖突和對抗性，但是，不能從社會經濟制度出發去找其根源，而是當作自然規律看待。于是，一切經濟范疇在他看來不是歷史的范疇，而是自然的范疇。
客觀說，李嘉圖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成長起來的，當時資本主義還處在自由競爭的時代，生產和資本還沒有集中，金融壟斷還沒有出現，這樣的條件，對他的眼界有一定的限制。所以，他看不到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進而不知道它們是造成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不承認資本主義世界可能爆發全面經濟危機，也就看不到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事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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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內容；現實思考
一、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
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形成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積淀而成的。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深刻剖析，最終在《資本論》中完成了對于經濟危機發生根源的闡述。另外，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創立可以追溯到19世紀60年代的《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理論做出全面解答，并在此創立了科學的系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同時，馬克思還認為，造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實質不是簡單的生產過剩，其危機實質在于生產的相對過剩。生產相對過剩，是一種相對于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過剩。社會生產出的產品并沒有被廣大勞動人民消化吸收，而是顯得過剩，這種情況下，生產出來的產品賣不出去，實質上留有大量剩余，繼而為經濟危機埋下伏筆。
二、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內容
第一，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馬克思認為經濟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具體說根源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愈發尖銳，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經濟危機的爆發。馬克思認為，第二，經濟危機的現實性。在當代世界經濟關系中，危機的這兩種可能性形式，取得了新的現實性形式，貨幣危機也轉化為金融危機，并凸顯為經濟危機的新特征。回顧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之路，可以看到，他認為：在封建社會不會發生經濟危機，但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已經存在危機的兩種形式的可能性。第一，商品形態變化本身出現了買和賣的分離，這種分離使原來相統一的 W-G 和G-W之間的統一。“要通過強制的方法實現……要通過強加在它們的彼此獨立性上的暴力來完成。危機無非是生產過程中已經彼此獨立的階段強制地實現統一”。種種事例表明，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認為的經濟危機，只有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才能形成，在其它形式的經濟環境中，很難形成波及范圍較大的危機。因此，馬克思認為，經濟危機屬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獨特現象，想要徹底消除經濟危機，只能是消滅資本主義；第三，經濟危機的表現形式。“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這是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表現形式的描述。過去的經濟危機發生時，其表現形式與現在有所不同，或輕或重，這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具有直接的聯系。現在，全球發生的經濟危機，表現出來為大眾所看到的現象依然是商品的大量滯銷，閑置的生產資料，企業、銀行、商場的倒閉和破產以及激增的失業人員。伴隨著這些現象隨之而來的是物價的飛漲、信用關系遭到嚴重破壞，整個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秩序極度混亂，股票市場、證券交易等方面受到巨大威脅。這些現象背后顯現出來的本質依舊是相對于社會實際消費能力的生產過剩，即生產的相對過剩。
三、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現實思考
2008年，一定是會被載入資本主義經濟歷史中的一年。這一年，美國首先爆發次貸危機（即次級房貸危機）。隨后在資本主義國家大面積地爆發，并且經過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傳播逐漸波及世界其它各國，由此導致世界經濟的疲軟。這場經濟危機是從2006年春季開始逐步顯現的。截至到目前，這次危機仍然是國際上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從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入手，我們可以看到，這場經濟危機的實質仍然是生產的相對過剩。首先，在美國社會中，存在收入水平相差較大的問題，而社會中的中低收入者占總人口的絕大部分，這部分人需要安家的房屋，同時需要購入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收入的限制，導致其購買力匱乏。其次，社會范圍內，大部分過剩的房產資源需要售賣，信貸中介在此時發揮作用，將購買者與購買物聯系起來。此時，金融機構充當了無擔保的中介。但是由于社會購買能力無法滿足房產的過剩消費，加上貨幣鏈條的中斷，最終導致美國信用危機的爆發，不但沖擊了國際金融領域，還沖擊了國際實體經濟的發展。也是從這場危機開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他們在這部書中找到了自己想到的答案，并為降低危機的可能性后果努力著。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代表國家，我國在2008年或多或少的受到了這次危機的影響。如何利用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來更好的解決危機后的問題，成為我國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第一，縮孝收入分配差距，實現公平正義，提高社會實體購買力。這是解決經濟危機的關鍵點之一，因為只有讓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差距縮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一些由此引起的問題；第二，加強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防范金融風險，不能單純依靠政府來解決，整個金融業應該從自身做起，提高抵御風險的能力；第三，調整產業結構，降低出口依賴。我國是一個出口依賴略顯嚴重的國家，這在經濟危機發生時，對我國的沖擊巨大，所以，只有切實調整產業結構，增強競爭力，才能在發生經濟危機時平穩度過，免受巨大損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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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霍其輝.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及其當代價值[D].新疆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第4篇：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貨幣理論 金融危機 信用貨幣
一、貨幣的起源、本質、定義及職能
馬克思提出貨幣的內容就是金銀：“金銀天然不是貨幣，貨幣天然是金銀。”而且他還指出：“由于這種社會過程，充當一般等價物就成為被分離出來的商品的特殊社會職能。”“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統一是貨幣。”馬克思研究貨幣是從分析商品開始的，他說，貨幣是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所以，貨幣的本質是商品。貨幣不僅是商品，也就是具有一般商品的共性，有價值和使用價值，而且是一種特殊商品，即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所以“只要理解了貨幣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貨幣分析上的主要困難就克服了。”貨幣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發展的必然產物。隨著交換的發展，經常地起一般等價物作用的商品比較固定的充當一般等價物時，它就成了貨幣，當所有商品的價值都用貨幣來表現時，它就成了貨幣形式。
“物的使用價值對于人來說沒有交換就能實現，就是說，在物和人直接關系中就能實現；相反，物的價值則只能在交換中實現，就是說，只能在一種社會過程中實現。”由此說明，商品不是物，而是物掩蓋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所以雖然貨幣體現的是價值，但實質上是體現了人們在參加社會勞動的過程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商品交換與商品流通為依托在《資本論》中闡述了貨幣的五種職能：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貯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貨幣。他認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基本職能，而后三者是派生出來的。它們間是有機的整體，彼此間存在著遞進和互補的關系，二者從不同角度揭示了貨幣的本質。貨幣的職能產生于商品流通，離開了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的發展，貨幣職能就失去了它的現實意義。
二、貨幣流通論及信用貨幣論
貨幣固定的充當一般等價物，是一種作為商品交換媒介的特殊的商品。在進行商品交換的過程中，貨幣的流通也就形成了自己的規律。商品流通是貨幣流通的基礎與前提，而貨幣流通是商品流通的必然結果與根本動力。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貨幣數量與商品的價格總額成正比，與單位貨幣的流通速度成反比。用公式來表示即為：M=PX/V。M表示商品流通中的貨幣數量，P表示商品價格，X指代銷售商品的數量，V是貨幣流通速度。此關系揭示了商品與貨幣的聯系，從而更直接的體現出商品流通與貨幣流通的內在相關性。
信用貨幣并不是直接產生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程的，而是在執行其支付手段職能的過程中產生的。信用貨幣不同于紙幣，信用貨幣的范圍更加廣泛，主要指各種證券，如股票、債券、基金等等，它本身沒有價值，以信用為基礎替代貨幣執行流通手段，并可兌換為現實的貨幣。信用貨幣既擴展了貨幣的職能范圍，又人為地擴張了社會虛擬資本，加深了社會經濟與貨幣危機。
三、目前金融危機的特點與根源
（一）目前金融危機的特點。
1.最近幾次金融危機沒有任何征兆，波及到許多的金融機構，具有明顯的突發性和全球性特征，將世界整個金融市場推入了災難中。
2.金融危機通常首先從金融領域為起點的虛擬經濟領域爆發的，然后傷及實體經濟，致使出口銳減，大量企業倒閉，失業人數增加，消費者收入減少，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產生通貨緊縮，導致經濟衰退。
3.金融危機表現為消費的過度和進行負債消費。銀行為了追逐利潤，給一些原本沒有消費能力的人提供貸款，讓他們也進入消費領域，當這部分消費者沒有能力償還貸款時，就引發了信用鏈和資本鏈的斷裂。
（二）目前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馬克思認為危機的可能性是隱藏于支付手段的鏈條中的。但是只有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危機才會暴露出來。所以當前金融危機的根源仍然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其實質是生產的相對過剩。當今世界，金融行業廣為發展，金融投機活動猖獗，信貸營業活動過度擴展，都是造成金融危機的一些重要因素。
金融危機的理論是建立在貨幣危機理論基礎之上的，而貨幣危機是由商業危機引起的，它是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其核心是支付鏈條的斷裂，信用的破壞和商品的貶值。這主要是由于銀行提供了過多的信用貨幣給無力消費的消費者，消費者沒有能力償還貸款時，被拉長的資金鏈條必然斷裂。
四、我國應采取的防范措施
第一，虛擬經濟不能脫離實體經濟，必須加強對虛擬經濟的有效管理。如果虛擬經濟脫離了實體經濟，就可能變成投機經濟，為經濟運行帶來不斷增長的泡沫。由于我國的金融業有外匯管制及市場分割機制，所以在金融方面沖擊不大。但中國是一個出口導向型貿易模式的國家，國外金融危機導致我國出口銳減，制造業困難，失業人口劇增，消費需求下降。此外，創新的金融衍生品能夠散風險，但也會使分散風險的鏈條變成傳遞風險的渠道。所以我國必須加強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管，防止過度開發。
第二，中國應減少實體經濟過高的外貿依存度。當今的中國經濟結構外貿依存度遠遠高于其他國家，一旦世界消費市場惡化，對我國的經濟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所以政府需大力地扶持中小企業，調整經濟結構。在全球化經濟的背景下，我們一方面要防止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國際貨幣體系向我國轉嫁危機，又要從過分迷信西方發展模式的思路中解放出來，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發展模式，要結合我國的經濟體制和自身的經濟發展狀況解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出現的問題，吸取西方的經驗教訓，完善金融體系的管制，抑制虛擬經濟過度膨脹，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興華，孫詠梅.當前金融危機的特點與根源及應對思考，經濟學動態，2009，（05）.
第5篇：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范文
關鍵詞：商品經濟 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 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 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 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活動形式的是一個客觀的“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 。“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結構的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 “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 。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 。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 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在主義經濟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 。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 。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官僚主義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官僚主義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 。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商品經濟 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 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的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在我國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 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 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客觀形態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 。“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 “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 。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 。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從和揭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及其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 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第6篇：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范文
關鍵詞：企業；經濟危機；人力資源管理；策略
一、前言
國際金融危機的蔓延難以抑制，對我國企業也有了一定的影響。企業管理中，人力資源管理尤為重要，企業需要通過不同的方式方法來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對于企業來說，經濟危機的出現既影響了企業的發展，也是企業面臨的新機遇，企業要通過分析研究，不斷完善自我，在新形勢、新環境下，不斷地開拓創新，才能夠在歷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本文就企業應對經濟危機的人力資源管理展開論述。
二、經濟危機的定義及原因
經濟危機（EconomicCrisis）指的是一個或多個國民經濟或整個世界經濟在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內不斷收縮（負的經濟增長率）。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周期性爆發的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也是經濟周期中的決定性階段。自1825年英國第一次爆發普遍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從未擺脫過經濟危機的沖擊。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必然結果。由于資本主義的特性，其爆發也是存在一定的規律。在看來，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經濟危機的可能性，早在簡單商品生產中就已經存在，這是同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相聯系的。但是，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以后，危機的可能性才變成了現實性。隨著簡單商品經濟的矛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就使經濟危機的發生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三、面對經濟危機，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對策分析
1.調整戰略，適者生存。
目前，世界經濟形勢復雜，國際金融危機并未散去，對于之后的發展也是不可預期的。國際金融環境對于我國的經濟影響也是非常嚴重的，經濟壓力無處不在。人力資源部門要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做出分析總結，實現壓力與動力的轉化，挑戰與機遇的轉化。在競爭如此激烈的時代，只有調整戰略方向，時刻做好應對的準備，才能夠更好地在危機波及的同時，保持企業生存狀態。
2.調整內部流程，完善結構，積極實施激勵機制。
人在業務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有些企業對于員工工作狀態以及表現基本一概而論，并且沒有明確的責任制，這就造成出現很多問題卻沒有部門管理的情況，并且互相推卸責任的情況時有發生。這就要求企業內部對工作流程進行調整，將各部門之間的關系和責任明確下來，避免企業成本的浪費，并且提高企業本身的工作效率。企業還需要減少自身不必要的環節，使企業內部信息流通更加簡潔明了，一步到位，將組織結構簡化，提高運營效率。與此同時積極實施激勵機制，實現員工個人價值，以提高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企業能夠更好地運轉。
3.培養并提高人才標準，吸引優秀人才。
企業的基本目的就是追求最大化的利潤，而利潤的達成以及績效的完成，需要每一位員工都能夠各司其職，盡忠職守，奉獻出自己的力量。利潤和績效的達成和超越，能夠使得員工的薪酬平均值得到上升。企業人力資源部門有義務也有責任對企業中的員工進行培訓并使其在專業方向或管理方向上得到有效的提升，以增加本身人才的能力和價值，并在整體提高的同時，也將對之后人才招聘和人才引進提出更高要求，使員工能夠實現自我價值，并在良性的管理制度中不斷提升自我。如今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已經逐步現代化，各個環節需要更先進的指導，以確保人才的個人提升，并不斷地吸引人才加入。
4.重視企業內部崗位調整。
人才的選用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課程，合理地將人才分配在適合的崗位，能夠更大程度地發揮人才的價值，并且對企業能夠造成更好的影響，并且識人用人如果得當，能夠為企業節省很大一部分管理成本。經濟危機的影響，使得更多的企業招聘意愿不大，更多的是以拉動內部結構調整來應對。當形勢不穩定的情況下，可以整合內部資源，為已有的人才進行合理激勵，組織適當的內部競聘，在公平、公正、公開的前提下，為內部人才提供更廣闊的施展自己才華的平臺。對內部員工的重視，能夠使員工感受到企業的關懷，并提高員工的忠誠度和歸屬感，激發企業內部的凝聚力，更能夠激勵內部人員的創新意識，并能夠在當前的情況下，建設富有活力的內部環境。
5.加強內部管理，重視對人力資源培訓的投入。
經濟環境的影響，使得企業要節省各項成本，以使企業能夠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保留一定競爭力，避免資源浪費。但是越是這種情況，越應重視人力資源培訓管理，并適當地進行成本投入，讓員工感受到企業對于人力資源方面的重視。外界環境的影響是必然的，內部的團結是靠企業自身措施實施去形成的。所以任何情況都不應該忽視員工，應加強對員工自我提升培訓的建設，加大對人力資源培訓的投入。只有企業與員工一起，同仇敵愾，并肩作戰，才能夠在經濟大環境的影響下，順利渡過難關，并將企業升華。同時將人力資源成本轉化為人力資源資本，進而轉化為科技優勢和產業優勢。
6.完善機制管理，調整薪酬，慎用裁員。
經濟危機的到來，很多企業會在這個時間放棄原有的計劃，并進行一系列減薪裁員措施降低企業成本付出，但是這種情況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案。就企業長久發展而言，裁員與減薪兩項方案容易傷其根本，也就是容易造成人心不穩。企業本身這樣做是為了應對形勢的變化，但是這種情況會讓人覺得企業難以長久，給企業帶來負面的能量。企業需要在這種情況下調整管理機制，運用多元化的手段，對薪資水平以及績效評價做出調整。即使運用裁員減薪措施，也要對核心員工群體做出相應的補償，對員工實際情況要做更詳盡的了解，依然要豐富員工平時生活文化，做出一定支持。認識到企業核心隊伍的長期作用，并加強凝聚力，不斷提升管理水平，創新管理措施，使管理更加人性化，使企業形成自己的企業文化，才能在復雜的形勢下穩步發展。
7.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強化員工壓力疏導。
經濟危機的影響涉及方方面面，企業員工是能夠感受到來自外界的壓力的。企業要持續貫徹以人為本的方針不變，在處理問題以及頒布措施的時候依然注重以人為本的根本目的，這樣才能使員工對企業更加信任。方方面面的壓力，使得員工情緒不穩，并容易對工作環境造成影響，這時候企業就要為員工做思想工作，為員工吃下定心丸，出具相應的規章制度或承諾，以確保企業運營不受不明情緒的左右；積極進行員工壓力疏導，積極進行注意力轉移，外界的壓力要與內部形成隔離，并盡早消除外部壓力對企業的影響，自然而然地，員工就不會受到影響。企業也要做好與員工同舟共濟的準備，并貫徹自身的企業文化，發揮管理層的領導作用，發揮員工的主觀能動性，積極應對經濟危機的影響。
四、結束語
企業的發展與員工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時刻貫徹以人為本的方針，以長遠的眼光去布置企業前進的每一步，跟上時代的步伐，運用創新的思維方式，并對經濟危機做出提前的預防措施和預案，時刻保持企業的戰斗力和凝聚力，才能在經濟影響的情況下，做出最合理的應對，幫助企業跨越危機，更加科學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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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范文
學界有一普遍性共識：現代社會出現了異化消費。法國后現代哲學家潑德里亞甚至把當代社會稱為“消費社會”。可以說，消費倫理的提出，不是按照倫理學的內在原理，從邏輯理論上推論出來的，而是由于當代人類在消費過程中頻頻出現的實際問題才浮出水面的。當今這種現象概括起來就是“消費異化”或“異化的消費”。
消費在人類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直接關系著人的現實物質利益。在人類社會文明誕生以后，物質消費便同人們的道德標準結合起來，我國古代便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種警示語句，進而也成為倫理學的不可獲取的一部分。不過，在工業社會革命以前，由于受當時物質生產方式與價值觀念的影響，主流倫理學大多將消費等同于奢侈、浪費、耗費。現代市場 經濟卻急切地把消費納入其中，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擴大消費的量與范圍，將消費與人的本性相異化、相脫離。隨著人們意識到通過物質資料的消費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成為當今社會主流觀點時，一種危機意識逐漸產生，迫切要求人們重新在倫理學價值的高度來探討人的本性，確立起符合人的真實需要的消費倫理，將人類引向健康發展的軌道。
二、消費倫理的現狀及其分析
（一）從消費行為的價值取向看，消費倫理價值觀已從傳統節儉的消費觀轉向奢侈的消費觀
中國傳統消費倫理理念是勤勞節儉為德，肯定了勞動在創造消費資料中的基礎性作用，肯定了勞動所具有的道德價值，“賴其力苦生，不賴其力者不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這些精論都明確指出，勞動是生活的基礎，是創造的源泉，只有通過辛勤的勞動創造出物質財富，才能進行消費，才能享受生活。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人們形成了崇儉黜奢的消費習慣和道德觀念，因此中國人把勤勞節儉作為美德，把貪欲奢靡作惡行。
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對消費作出了許多精辟的論述。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科倫理學》著作中，把節儉視為“吝嗇”與“奢侈”的“中道”。他還指出“正確的消費才是合乎德性的”，在他看來所謂正確的消費也就是符合中道原則的消費即節儉的消費。
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頻繁發生，為了刺激消費，凱恩斯反對勤儉節約，主張擴大消費。他認為節儉是導致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只有人們增加消費，勞動產品得以消耗，才能保證商品經濟的正常運轉。
到21世紀，人們的生活質量水平相比以前有了質的飛躍。越來越多的人也推崇及時行樂，加上現在信用商務的發展，超前消費屢見不鮮。物質消費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繁忙的工作之余，只有將自己辛苦的勞動所得換為各式各樣的消費品才能彰顯自己的個性和存在。因此，當今社會主流消費觀念已經由傳統的節儉到現在的奢侈。
（二）從消費文化的角度看，消費倫理已從物的消費轉向符號消費
物的消費主要是指工業社會以前的消費，符號消費主要是指后工業社會的消費。前者是對商品的消費，側重點在于商品的使用價值，后者是對與商品有關的周圍世界意義的消費。正如鮑德里亞認為的“消費既不是一種物質實踐，也不是一種富裕現象學，它既不是依據我們的事物、服飾及駕駛的汽車來界定的，也不是依據形象與信息的視覺與聲音實體來界定的，而是通過所有這些東西組成意義實體來界定的。消費是具有某種程度連貫性的話語中所呈現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實總體性。因此，有意義的消費乃是一種系統化的符號操作行為。”
物的消費主要體現在商品社會中。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從表面上看，似乎人們在生產勞動中相互得到需要的滿足，相互實現著消費關系，但實際上，每個為他人的需要進行生產是一種假象，隱藏在這個假象背后的是人們之間的相互掠奪，相互欺騙和相互奴役的實質。人的需要的滿足不但沒有成為人的本質的實現，反而成為人走向奴役之路的手段和橋梁。因為你的需要“它們根本不是一種賦予你支配我的產品的權力和手段，倒是一種賦予我支配你的權力和手段。”這表明人對物的消費已轉向對物的頂禮膜拜即人物化，人的社會關系轉化物的社會關系；人的能力轉化為物的能力，實質上是人的消費異化。
弗洛姆認為，現在社會消費的目的不是為了給人以快樂，滿足人的多方面生活，豐富人的情感，而是單純的為消費而消費，消費本身成為目的。人們購買了許多東西，“只不過是為了要有；我們對無用的擁有感到滿意”，而“人的思想、理性被機械性消費所取代，人變成了一架沒有思想，沒有情感的消費機器”。一般來說，消費就是對物的占有、使用和消耗。物之所以能被消費，正是因為其具有功能價值（使用價值）。消費是和人的需要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當然消費不僅僅限于物質上的，還包括精神文化消費，如各種各樣的時尚消費和休閑娛樂消費。精神文化消費的前提條件是物質極大豐富，這正符合當前消費社會所具有的特征。消費社會是一個被物所包圍，并以物的大規模消費為特征的社會，這種大規模的物的消費，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而且改變了人們的社會關系和生活方式。
造成的結果是人自身存在著內在的分裂，即人在消費過程中即無法完全認識自我也無法正確認識他人。在消費社會中，人的消費異化形式已從物的異化轉向符號異化。正是在此基礎上法蘭克福學派以批判的眼光剖析西方消費主義文化，他們認為西方消費主義文化隱含著政治目的和操縱意識對人們生活方式起著麻醉和“物化”的效果。在一種同一的和大眾的消費文化的統攝下，消費者產生的是虛假需要，人們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他們面對眾多的商品，卻已失去了判斷和選擇能力。消費者不再有創造和解讀消費文化的欲望，因為這時的消費文化已不再是一種基于消費者需求生產出來的與消費者貼近的日常生活文化，而成為一種異己的意識形態力量。鮑德里亞在此上確信，消費主義不只是一種地區性經濟文化癥候，也正稱為全球性的經濟文化特征。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當 然不只是一種消費市場的西方擴張過程，也是“消費主義”甚至“西方文化帝國文化”的過程。正是西方消費主義文化意識形態的控制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紛紛仿效發達國家的方針模式及其派生出來的消費方式，使得奢侈型的消費方式逐漸向全球擴展，已經具有了相當的普遍性。
三、現階段我國消費倫理的構建原則
我國現階段消費倫理要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適應，要與現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特點相適應。具體來說，現階段構建我國社會主義消費倫理應遵循以下原則：
（一）符合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原則
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我國的消費倫理必須符合這個基本國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要以其統帥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規范。消費倫理作為社會倫理體系的組成部分，也必然要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產力和人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消費倫理要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有利于全體人民社會福利的最大化，要最終服務于提升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
（二）尊重歷史原則
任何倫理道德規范都具有歷史繼承性，消費倫理也不例外。構建新時代的消費倫理必須承認歷史、尊重歷史，發揚傳統的優良道德。在東西文明的沖擊融合過程中，只有堅持民族的、科學的東西，才能真正實現人民福利的不斷提高。
（三）公平正義原則
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大任務。公平正義不論是作為價值、原則，還是作為制度、規則，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在的本質要求。消費是各項經濟活動的最終歸宿，消費行為要求較之其他經濟活動對公平正義的要求更為強烈。消費倫理的公平正義不僅包括消費者消費權利公平、消費機會公平、消費規則公平和消費環境公平等，也包括代際消費公平和人類消費行為與自然界之間的公平。
（四）社會和諧原則
和諧社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貫穿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過程的長期歷史任務。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各種社會矛盾，社會發展就是這些矛盾運動的過程。和諧社會就是要在發展的基礎上爭取處理好各種社會矛盾，實現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消費是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構建社會主義消費倫理必須在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基礎上，兼顧各方利益，促進和諧消費。
四、對我國消費倫理的反思與展望
消費倫理在我國還屬于一個新穎的詞匯，尤其是近年來我國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于物質資料的需求日益增加，這些都或多或少了影響了人們的消費倫理。這種對物質的依賴性，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走向了奢侈消費的道路，現代社會形成了這樣一種現象，好像消費的越多，生活就會更好，即使這種消費現象是不合理的、是超前的。這也促使我們回過頭來反思，為何我們的消費觀念會出現這么極端的一面。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關于綠色消費的倡導少之又少，人們對綠色消費的認識還只在于皮毛；我們的青年一代，無論是在學校課堂上還是在社會實踐活動中，接受的消費指導也可以說是微乎其微。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反思的原因，倘若我們在發展社會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對于人文道德多增加一些投入，今天我們國家的消費倫理可能會是完全不同的情況。
對于我國以后消費倫理的發展，我們希望不僅僅是在理論上的延伸，而是可以在社會生活中普遍的大眾認知，任何理論如果只停留在理論階段，那它的價值也無法真正體現。我國目前這種不合理的消費行為，只能通過多方面的積極倡導，例如社區的宣傳、學校教育和大眾媒體的共同努力，傳達一種健康消費的理念，引導人們可以自覺地進行綠色消費，促使我國消費倫理能夠達到嶄新的層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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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范文
論文摘要：隨著民族品牌一個個被國外企業并鉤于旗下，引發了人們對民族品牌價值的思考.從經濟人類學的角度，以馬充忍勞動價值理論來分析民族品牌的經濟價值，從人類學角度給予解釋并闡述民族品牌發展片制度的依箱性。
1 勞動價值理論的評述
1.1勞動價值理論觀點描述
勞動價值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在政治經濟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勞動價值理論由商品理論、貨幣理論和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三部分組成。
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兩個因素.其中，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但不是商品使用價值的唯一源泉。商品價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凝結的抽象人類勞動量的大小來決定的.商品所包含的抽象人類勞動是勞動者的具體勞動耗費在商品經濟關系中轉化變成的結果。抽象人類勞動的凝結表現了主觀具體活勞動耗費所產生的客觀杜會效果—滿足杜會需要的有效的勞動的含童。
商品的價值量同樣由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來計量，取決于生產商品是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要按照價值量相等的原則進行，即等價交換.價值規律對生產和交換活動起著支配作用，通過價格的運動來表現。而價格的運動又離不開競爭機制、供求機制.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市場的調節產生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弱點和缺陷，這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市場經濟下價值規律的調節機制的消極影響減小到最低限度。
1. 2從經濟人類學的角度對價值理論的評述
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的時代是人類社會工業化、市場化的初期，其目的是為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特點和基本矛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價值創造過程中，除資本、土地和勞動力外，先進技術、科學知識、經營管理和信息等已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生產因素.尤其是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它的不斷創新與推廣對社會財富積累的貢獻越來越大.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的“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進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已造福于民”.科學技術對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創造具有重大的作用，通過人這一勞動主體把科學技術融人到其他生產要素當中來提高勞動者的生產效率.從而產生出多倍的勞動生產率的勞動者創造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也即科學技術的運用使人類的勞動不斷地起著自乘的作用.現代企業要在市場經濟中立足，更需要通過改進技術，改善經營和管理以提高勞動生產率。
制度作為創造使用價值和價值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它的產生不過是把社會價值共意得到一種穩定性存在的保證，把道德秩序轉化為一種權利秩序，它為社會的共同價值標準和交換行為規范、組織原則以及知識技能等等的人類發展的創造物，提供了一個基本的世代承續的社會機制，保存了人們交換行為和關系的模式，并且通過使價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而擴大了社會交換的范圍.這種外部意志的強加力協調著人們的行為動機，并促進或阻礙價值的創造。例如，我國當前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制度.股份制逐漸成為公有制主要形式，在不斷完善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對勞動者創造價值有激勵作用。
2 民族品牌的價值來源及構成
2.1從商品的二重性粉民族品牌的價值來源
(1)從商品的使用價值分析。
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能夠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的勞動產品。馬克思在這里就強調了滿足人們需要的是物的客觀存在.物的這種“有用性”離開了商品實體就不存在了.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商品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層次分為五個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這既包括物質的，也有梢神的，還有社會的。從另一角度看，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的“消費者剩余”概念從另一角度分析了商品對消費者的滿足.“一個人”對一物所付的價格，絕不會超過，而且也很少達到他寧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價格.因此，他從購買此物所得到的滿足，通常超過他因付出此物的代價而放棄的滿足;這樣，他就從這購買中得到一種滿足的剩余。他寧瓜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價格，超過他實際付出的價格的部分，是這種剩余滿足的經濟衡量.這個部分可成為消費者剩余”.這種消費者剩余既可能是商品本身所具備的，也可能是消費者的“發現”，還可能是消費者的心理感受.
民族品牌的“有用性”承載于其產品上滿足消費者的物質需求的同時，在買方市場的今天，消費者購買民族品牌更多的集中在精神和社會需求層面.人們在購買民族品牌享受其基本的“有用性”的同時.更能夠感受到愛國主義，振興民族產業.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品牌走上全球化品牌的趨勢的欣慰。可以說，消費者在購買民族品牌所得到的精神和社會層面的上滿足，遠遠高子他所為此支付的價格，也遠遠高于一般商品所提供的“消費剩余”。
(2)從商品的價值分析.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告訴我們，商品的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即“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人的筋肉、神經、腦等的一定生產消耗”.這種勞動耗費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算的，即勞動時間的長短決定商品價值的大小。這里說的商品的價值高低對來說，既表現在商品的內在質量和基本功能上，也表現在商品的外在質量和輔助功能、美學功能上;既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物質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也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精神、社會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也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的精神、社會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民族品牌與非民族品牌以及其他非品牌商品的本質差別即在于勞動投入量與數量的差異。由于人們對民族品牌商品投人的勞動從質和最兩個方面都高于非民族品牌商品的投人，因此品牌商品就包含更多的價值和交換價值，就能滿足人們更多、更高從層次的需要。
2. 2民族品牌的價值內涵與構成
(1)民族品牌的價值內涵。
品牌價值的內涵可以界定為被消費者認可的品牌所贖予產品的物理功能上的情感和體驗附加值.由于其能夠為企業帶來超額利潤，所以它作為一種無形資產是企業總資產的著稱部分之一在既定的勞動投人條件下，民族品牌價值取決于生產者特殊勞動投人和市場認可的契合程度。本文主要談及民族品牌的文化內涵.
品牌文化的積累使得產品不僅僅作為實用價值的載體而存在.更使得產品在內涵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品牌文化更是以一種價值符號來傳到產品的理念、價值觀念和特殊效用.并得到消費者的廣泛認同，進而轉化為品牌的經濟價值.
(2)民族品牌的價值構成.
從傳統的角度看，民族品牌價值的構成要素不僅包括資源組成、技術工藝、文化特征、廣告與形象等也包括安全性、實用性、特殊性所帶來的效用(包括生理和心理).民族品牌價值和其他品牌價值一樣，生成過程本質上并無差別.所不同的是，民族品牌價值中更多的包括勞動者的復雜勞動.本文主要討論民族品牌的經濟價值.
王成榮在其著作《品牌價值論》中運用品牌經濟價值曲線分析了品牌價值的構成，認為品牌價值大小取決于生產者者特殊勞動投人量與市場與社會認可程度的契合點.當兩者值較高時，經濟價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但是當前者值較大，后者值較小時，民族品牌經濟價值較小，甚至為負，當前者值較低，后者值較高時，民族品牌經濟價值較大.所以.我借鑒王成榮的品牌經濟價值構成理論來說明民族品牌經濟價值構成，并認為民族品牌價值在其經濟價值構成方面與傳統品牌的經濟價值并無差異性，只是民族品牌更能使消費者從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得到更高層次的梢神效用(民族自豪感、榮譽感等).
3 民族品牌發展的制度性依賴
制度作為價值共愈合法化或者說一種社會的游戲規則，必然會對經濟過程產生影響.經濟主體行為在不同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制度等約束下將產生不同的結果，因此，制度要素在經濟過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核心地位。
3.1產品和服務的創新對制度的依翰
產品和服務是民族品牌的載體，也是民族品牌經濟價值增值的核心.產品創新是民族品牌提升的第一組成部分，它主要集中在新產品的開發、新包裝的設計與運用、新技術的創新和運用、新產品的市場推廣等方面。服務價值也是構成民族品牌價值的有一個組成部分。良好的服務質量創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也可以使產品因良好的服務而增值。
民族品牌在產品和服務的創新過程中投人大量的生產資源、技術、資金和信譽保證等以使民族品牌經濟價值得以實現。在這一過程中，制度因家無不為民族品牌提升給予支持和保障。制度是以對努力成果的承認和保護，來建立激發努力的激勵機制，從而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來源的。在一個封閉性的制度模式中，最重要的發展基礎，或許就取決于經濟主體的努力程度;而在一個開放的制度模式中，其他因素的介人，或許在某些情況下，會比努力程度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如政府對先進技術引進的激勵、對高級人才的優惠待遇、以及其他的政策性支持和財政傾斜.
這些年來，大家目睹了我國眾多民族品牌如健力寶、活力28、樂百氏等等本土品牌一個個被外資收人囊中之后，匯源的舉動確實觸動了國人敏感的神經。這些民族品牌的消失殆盡無不反應了當前國內民族企業發展的艱難和政府對民族品牌重要性的重視程度不夠。因此，政府應基于民族品牌發展更好的環境和關懷，以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保護民族品牌的發展壯大.(1)政府應主導國家品牌計劃，扶植優勢產業區域、產業集群重點突破。(2)制定一系列完備的政策性保護和扶植措施.(3)政府從長遠利益考慮有必要干涉國內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民族品牌與外國品牌的并購。
3. 2民族品牌營銷傳播創新對制度的依翰
除了民族企業產品本身的創新，對民族品牌進行有效的營銷傳播活動同樣是提升民族品牌經濟價值的重要途徑。民族品牌營銷也需要投人資源，而資源是價值轉換的前提。制度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在民族品牌傳播過程中也擔任重要的角色.制度對信息資源獲得的可能性以及獲得的效率直接影響了民族品牌傳播的速率和傳播廣度.因此，政府應該建立和完善信息平臺，為民族品牌發展提供必要的信息，借鑒很多發達國家在利用首腦外交渠道為自己的企業在海外拓展市場的做法，開放國家外交資源，扶植企業走出去，塑造國家形象.
3. 3民族品牌文化創新對制度的依賴
第9篇：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范文
關鍵詞：高校；教育品牌；經營管理戰略；內涵
一、緒論
當前，中國高校發展普遍存在著“千校一面”的過分趨同化傾向，很多學校不顧社會客觀需要和學校實際情況，盲目追求“高層次、綜合性、研究型和開放式”的辦學模式。同時政府、社會的導向，以及各種有失偏頗的評價體系加劇了這種現象，使得很多學校逐漸喪失了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當今中國各省市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大規模的“大學城”建設運動，如果全國各地的大學城項目相繼建成并大規模入住學生的話，那將在全國掀起一場激烈的生源競爭，缺乏名氣和實力的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將首先受到沖擊。并且這么大規模的大學城運營，將需要大量的資金和人才等教育資源的投入，這樣遲早會引發相關教育資源的劇烈市場競爭。然而在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下，商品（和服務）競爭已由原來直接的規模和品種的競爭，日益轉化為質量與信譽的競爭。[1]即市場競爭逐漸轉移到代表商品和服務的質量與信譽的品牌上，商品和服務的競爭異化為品牌的競爭。[2]
二、高校實施品牌經營管理戰略的可能性
1、教育策劃的出現
品牌策劃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產物，是就某個品牌的創建和經營，作系統的研究、分析，以形成一個預想性方案。實質上，高校的教育服務和教育產品缺少一種具體的量化標準，更直觀地體現為學校間品牌的競爭。而教育策劃則是品牌策劃與教育有機結合而形成的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和藝術，它遵循教育規律，運用品牌的市場策劃理論，就學校的發展方向、辦學目標、發展戰略、具體措施等問題進行全面、系統謀劃，制定科學、合理、高效的教育品牌經營管理方案，從而達成教育的最佳境界和效益。然而，品牌高校的創建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精心
的教育策劃和學校公眾形象的塑造，需要遵循教育品牌建立和發展的規律以逐步提高品牌經營管理的水平。
2、高校教育品牌具有可塑性
中國的國情是“窮國辦大教育”，并且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教育。由于教育資金的缺乏，國家只能有針對性的重點扶持部分大學，而對其他高校的投入有限。一方面，民眾不斷增長的教育需求同優質教育資源供給不足的情況，構成現階段教育發展面臨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多數普通高等學校由于國家投入有限而導致發展境況并不好，有的學校甚至在生存線上掙扎。從我國教育的現狀和實際來看，絕大多數高校在本行政區域內因具有唯一性并加之多年的經營，已具有相當的品牌影響，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實施品牌的經營擴張戰略以拓展優質教育資源的供給數量，從而實現我國高等教育系統的協調發展。因而，教育品牌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是可以打造的。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高等教育的服務模式和辦學主體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和發展，其中民辦高校更成為了一支重要的辦學力量，許多民辦高校的規模和效益超過了很多公辦高校、初步形成了獨特的辦學模式和具有競爭力的運行機制。民辦高校的成功在于經營者突破經驗的、學科的思維局限，憑借獨立經營、自主辦學的有利條件，逐步形成經營靈活、適應市場的辦學模式、課程模式、人才培養模式。在管理體制上，多數學校實行董事會（理事會）領導下的校(院)長負責制，由經營管理、學術管理方面的專業人士和社會人士組成董事會(理事會)，對學校的長遠規劃、發展戰略、經費籌集、財政預算、校長任命等重大的事項進行經營決策。許多學校還結合自身特點，積極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運行機制，如：適應市場經濟規律的快速決策機制、自主辦學與自我約束的管理機制、引進人才的自主聘任機制、自籌資金的資本運作機制、按勞分配的激勵機制、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等。這些舉措都為民辦高校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民辦高校走品牌塑造的成功之路，充分說明了高校教育品牌的可塑性，只要策劃和經營得當，品牌效應就能夠實現。
三、高校品牌經營管理戰略的內涵
1、辦學的理念和目標
高校的辦學理念首要的是突出學校的特色。大學特色是指一所大學在長期的發展歷程中，形成的比較穩定的專有性或顯著性發展方式以及被社會公認的、獨特的、優良的顯著特征，是大學獨特、持久的內涵，是一所大學賴以生存與發展的生命力和優勢所在。高校只有走特色化發展之路，才能形成大學間的相互協作共生的良性發展局面；有特色的大學，才是有生命力和競爭力的大學。教育市場化要求高校實施品牌經營戰略，而品牌經營的核心就是特色經營，要求高校形成鮮明、豐富和穩定的品牌特色，從而在教育資源和教育市場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在辦學目標上的定位。在學校的功能定位上，普通的高校無疑有別于以探索人類知識的未知領域和培養高水平的學術性人才為主要功能的研究型大學，應選擇將其主要功能定位在應用型、技術型人才的培養上。普通高校明確立足于應用型技術型這個層次，主要是為了避免一哄而上、盲目攀比，但這不等于放棄努力，那些已經或者今后具有深厚研究基礎的學校仍然可以以“研究”作為其主要功能。事實上，高校舉辦者應根據時代和地域特點、地區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需求和教育資源分布等情況，考慮學校的歷史傳統和學科優勢，明確學校的類型、層次、專業結構和規模等要素，對高校做出符合實際的恰當定位。
同時高校的社會責任決定了打造教育品牌要始終把培養人才放在第一位，把社會效益、教育效益放在第一位。這是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不能動搖的。也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樹立起知名教育品牌，并且使之長期傳承、永不褪色。
2、專業和課程建設模式
高校專業和課程設置在尊重教育規律和學校實際情況的同時，還要以市場需要為根本。要面對市場、適應社會，努力克服高等教育存在的一些弊端，如理論與實踐脫節、教育與社會脫節，尤其是在培養社會實際需求的高等專業技能人才方面缺乏相適應的機制。如何創新教育模式和教育特色，根據市場的需求狀況和現有師資條件，盡最大可能建立起適應市場需要的專業和課程模式，應成為高校品牌建設的一個重點。
3、師資隊伍的建設模式
作為公辦高校，則應既自主培養主要的師資力量，同時注意從外面引進部分優秀的師資力量，充分保證有一支穩定的師資隊伍。打造師資隊伍要注意正確的方向引導，要引導教職工充分認識教育品牌的價值和意義，用品牌意識整合學校的辦學理念和管理策略。把教師的愛崗敬業和自我實現有機結合起來，實現師資隊伍的和諧運行以增強學校的凝聚力，從而提升學校的形象和知名度、提高學校的核心競爭力。
4、教育品牌的經營擴張模式
打造教育品牌必須遵循教育規律，但教育品牌是在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完善的趨勢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打造教育品牌更離不開市場，應該引進市場的機制。特別是高校辦學的體制和機制，可以更多地依靠市場手段，按市場規律辦事，采取各種市場運作的模式來籌措資金、配置資源。
兼并式的擴張。高校可以利用其品牌兼并薄弱院校，將其品牌經營模式輸入薄弱學校進行改組、改造，達到以品牌無形資產控制有形資產的目的。這種模式充分利用薄弱學校原有的校舍、設施、人員和市場，將薄弱學校提升為優質教育資源，從而增強高校的實力以實現品牌效應的經營擴張。
吸納合作式的擴張。利用高校現有的品牌效應，直接吸納社會資金、人才等資源，進一步壯大學校的規模。利用高校的影響力和美譽度，深度挖掘品牌的吸納功能，多渠道融入各種教育資源，壯大高校的核心競爭力，提升高校的品牌形象。
同時也可利用高校的品牌效應進行資源整合，與企業、學校或者其他經濟實體采取多種方式共同合作辦學，以這種間接的方式吸納社會資金和教育資源，實現品牌的擴張。比如，經濟實體出資金、場地、校舍，學校出品牌、人才、管理模式的形式，聯合辦學，這也是以無形資產吸附有形資產來增強學校實力、擴張品牌的有效手段，比如高校后勤社會化的成功就是一個很好的典范。
連鎖集團式的擴張。如今，繼續教育、職業教育和終身教育已成為市場經濟下從業者提高自己競爭力的必要途徑，這些增值教育服務有巨大的市場和利潤空間。以高校品牌為龍頭，組建教育集團提供增值教育服務，采取企業集團和連鎖機構的市場運作方式，充分利用高校品牌特許經營的途徑，以集團投資、連鎖辦學、專家治校、滾動發展、適度產業化的興教模式來迅速擴張學校的品牌。通過集團產業化發展戰略，大力開展增值教育服務以增加創收機會，加強媒體和廣告宣傳以擴展高校品牌的知名度，從而增強高校的市場競爭和經營能力。
四、結語
“中國高校的品牌意識普遍淡薄”[4]
作者單位：重慶醫科大學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尹奎杰、王景斌.商標的異化與異化的商標 [J].當代法學,2001,1,26-27.
[2]錢矛銳、青梅.商標的混淆、聯想、淡化及其相關理論之比較探析[J].陰山學刊，2004，114-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