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經濟的基礎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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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經濟的基礎范文
是實現縣域經濟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惟一出路
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問題是一個龐大的系統，而經濟、資源、環境都是這個大系統中的子系統。大系統中任何一個子系統的改變，都會引起其他系統發生變化，并對整個大系統的狀態產生影響。長期以來，由于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意識，違背了可持續發展規律的要求，人們只考慮經濟增長而忽視其他相關系統的健康發展，使縣域經濟、資源和環境之間存在著極不協調的關系，造成許多問題，嚴重制約了縣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甚至已經威脅到人們的生存。
首先，縣域經濟產值的增加靠消耗大量資源來換取，以至于亂采濫挖、浪費嚴重，在縣域經濟發展的同時，自然資源不斷退化，資源基礎持續減弱，一些主要自然資源已出現嚴重短缺，保證程度下降，對縣域經濟社會的發展構成嚴重制約，資源供需前景不容樂觀。
其次，隨著經濟的增長，大部分縣域的水環境污染、大氣環境污染、固定廢棄物及土地污染日益嚴重；而過度砍伐，盲目開墾，亂殺亂捕，使縣域自然生態環境持續惡化，野生動植物品種數量不斷減少，瀕危及面臨滅絕的物種數量急劇增多。這些情況的存在已經成為縣域經濟持續增長的制約因素。
因此，保護生態環境，節約自然資源，保證經濟、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重點，是縣域經濟發展的惟一出路。
一、實現縣域經濟、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必須進一步轉變觀念、提高認識
經濟、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是弱化、消除它們之間的消極關系，同時充分利用和發展其積極關系，從而實現它們之間的良性循環。這種良性循環的總要求就是縣域資源的開發利用必須與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即在縣域經濟發展的同時，對可更新資源的利用要以不破壞其再生機制為前提，使自然資源基礎得以維持和加強。隨著人口的增加和經濟的發展，資源相對豐富的縣域也將逐漸面臨資源不夠的壓力，資源供需矛盾會日益突出，為了保證縣域經濟的持續發展，節約和保護自然資源勢在必行。對此，我們必須要有清醒認識，要改變過去那種認為資源無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舊觀念，增強資源的人均意識，認識到資源相對短缺已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
二、實現縣域經濟、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必須全面節約和保護自然資源
針對在資源開發利用上存在的突出問題，必須采取有力措施，通過各種協調配套措施，大大降低資源的消耗，提高資源利用率和經濟效益，延長資源的開發利用期，全面節約和保護自然資源，這是保護縣域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必要措施。
一要進一步完善自然資源管理法規，深化資源管理體制改革，強化政府的資源管理職能，落實資源產業的生產經營權利義務，建立各類資源管理和協調機構，并形成內外結合的資源監督機制，防止對資源的無償占有、掠奪性開發和毀壞浪費。
二要制定合理的產業政策，調整產業結構，使資源開發與產業建設協調發展，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分階段地開發各類礦產資源，防止亂采濫伐，造成浪費。
三要對現有產業進行大規模技術改造、技術革新，大力推廣節約資源、降低原材料、提高全員勞動生產率、改進產品質量和環境保護方面的科技成果，使一批重大的工業共性技術廣泛地進入企業的技術改造，對那些耗能、耗水高的重工業，應重視提高礦山的采選冶煉水平，擴大生產能力，提高資源、能源的利用率和資源回收率。
四要實行資源的綜合利用，包括對煤炭、木材等的綜合利用和生活垃圾的再生處理，對伴生、共生的礦產資源加強綜合勘探、綜合開發和深度加工，重視工業用水的重復利用和循環利用。
五要按照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把節約資源推向市場，建立健全項目管理、投資效益評估、環境影響評價、監督實施、獨立核算及檢查驗收等制度，使項目的節約效益及時得到反映，確保效益好的節約項目獲得廣泛的推廣和應用。
六要實行資源特別是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維護資源的國有權益，防止由于資源無償開采所導致的資源浪費和國家經濟權益大量損失。
三、實現縣域經濟、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必須大力加強環境保護與整治
縣域經濟發展必須更新思想，樹立和普及生態觀念、環境意識，我們腳下的土地，頭上的天空，地上的河流，山上的一草一木，不僅屬于我們，也屬于子孫后代，我們無權浪費和毀壞子孫財產，也不能留給子孫一個無法生存的環境，加強環境保護與整治是歷史賦予我們的特殊責任。
在發展部署上，必須明確地把環境保護與整治作為縣域經濟開發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高度重視，使經濟開發與環境治理同步協調進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除了要使資源的開發、利用、生產維持在環境容量所允許的范圍內，采用先進技術，提高資源綜合利用率，變普遍的資源浪費為資源節約外，還要特別抓好污染治理和生態整治工作。
一是在新建、擴建、改建項目時，技術起點要高，盡量采用耗能量小、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潔工藝，要根據環境承載能力，合理布局，實行資源優化配置。政府在審批項目時要嚴格把關，凡是采用落后工藝、布局不當、污染環境的工業項目，一律不得批準建設。
二是現有企業必須明確治理污染的責任，堅持“誰污染誰治理”、“污染者付費”的原則，加強對自身污染的治理工作，大力開展綜合利用，最大限度的實現“三廢”資源化。
三是城鎮要實行以工業污染防治和基礎設施建設為主要內容的環境綜合整治，使污水、固體垃圾、生產垃圾、噪音等減少到最低程度。
四是各級政府、有關部門、企事業單位必須加強環境污染防治技術推廣，各科研部門要加強對治理環境污染方面的科學研究，積極發展環保產業。在生態環境整治方面，縣域特別是山區縣要堅持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結合，以生物措施為主的原則，大抓植樹種草、封山育林，嚴禁亂砍濫伐，恢復植被，建立自然保護區，保護生態資源。
第2篇：自然經濟的基礎范文
一
首先從自然經濟說起。
什么是自然經濟，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人們對它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和表述。是從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所反映的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出發，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出發，來考察自然經濟的。凡生產是直接用于滿足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換的經濟，不論它在人類歷史上以何種形式存在，都可以認為它是自然經濟。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就是這種經濟的本質特征。我國學術界通行的這種理解和表述，體現著自然經濟一般。
自然經濟是一個歷史范疇。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曾經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存在。在這幾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中，自然經濟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質變。探討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討這個經濟范疇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
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個體農民以至個體手者，都經營有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如在，封建國家經營有滿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業，封建地主經營有“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以贍衣食”的自給性生產等等。然而個體農民(包括自耕農和佃農)是社會的主要生產者，農民家庭是社會基本生產單位，小農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主體。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變化，都集中通過小農經濟的發展變化而表現出來。
當時的社會經濟中，自然經濟已是與商品經濟相聯系而存在。從農民來看，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民足以把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結合于家庭內部。農民為了直接取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特別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資料，就要進行自給性生產。他們既從事農業，又從事手工業，并形成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結構。
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日益多樣化。由家庭經營和個體勞動所局限，任何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可能滿足自己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小農的這種特點，就迫使他們卷入市場交換，從事商品性生產，與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產品，取得自己不能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持續自己的生產，維持一家的溫飽。生產使用價值的自給性生產，與生產交換價值的商品性生產，就相輔相成地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也就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
當時，自然經濟又與封建剝削制度相聯系。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通過繳納封建賦稅或封建地租，養活封建主階級。繳納封建租賦，是農民獲得小塊土地進行生產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必須把封建租賦同自己直接消費的產品一樣，擺在自給性生產范圍之內，當作使用價值生產出來。自然經濟成為農民既為自己消費需要，又為封建地主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就體現著自然經濟與封建經濟的本質聯系。
盡管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內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但是，由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極大的廣泛性，整個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和手工業者所經營的自給性生產所不可比擬的巨大規模，自然經濟就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存在于封建社會之中。
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而存在的條件下，自然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式，仍然會同其他任何經濟形式一樣，具有體現自己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我曾經在《論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1] 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會中，由于自然條件和農民自身生產條件的差異，農民啟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結合程度，是會各不相同的。在整個小農經濟中會形成一個多層次的商品生產結構。這個結構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也就是自給性生產的多層次結構，即農民自然經濟保持程度的多層次結構，其具體構成如下。
第一，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絕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產品投入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這里所說的總產品，是指農民所生產的包括農產品、手工業品和其他副業產品在內的全部產品。自用有余的產品，可能是屬于其中的這種或那種產品。
這種農民的生產，不但自給性生產占有顯然的優勢，而且其出售的產品，本來是為了自用而生產的，即不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換，才具有商品的性質。這是一種具有自然經濟痕跡的、在流通領域里形成的商品，還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
這種農民少量產品的出售，只能補償少量的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不可能更新生產過程的各種要素，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主要還是自己生產的，即經濟條件的“絕大部分，還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生產的，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2] 。盡管已經有了商品交換，但生產循環仍然是一種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馬克思把這種農民直接消費其產品的絕大部分，只有少部分進入流通過程的生產，叫做“真正的自然經濟”[3] 。
第二，半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同時又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換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會中，特別是在封建社會前期，這部分商品還會包括一些是自然生產物的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盡管它們的再生產過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實現的，但一經由“任土作貢”的方物，轉化為商人販運貿易的商品，農民的狩獵，采集、捕撈等活動，也就帶有商品生產的性質；這種農民出售的產品，都是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這是他們與上廣種農民的區別所在。
這種農民已經有了部分商品性生產，他們的生產也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生產分工的體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給性生產比重大，商品性生產比重小，其生產要素通過市場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的部分，并沒有超過自己生產的部分。因此，從整體來看，這種農民的生產，還基本上不是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恩格斯說，這是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4] 。
第三，交換型生產。這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有些農民，其總產品除了繳納封建租賦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費，大部分用于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用品。他們從事商品生產，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以維持一家的溫飽。這是一種在交換價值形式下的使用價值生產，還沒有脫離自給的內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為買而賣”。由于商品性生產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給性生產已退居次要地位。這類農民已成為或基本上成為小商品生產者。
交換型生產的另一類是，農民商品性生產的比重更大，自給性生產比重更小，甚至已無足輕重。他們從事商品生產，已不僅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潤，即交換價值增值，以發財致富。其商品流通是“為賣而買”。這種農民已屬于從小商品生產者向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者的過渡形態。
上述這四種類型的生產，以具有部分質的差異相區別，存在于整個封建社會階段。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任何事物不僅有質的規定性，而且有量的規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著多種運動形態和多種矛盾的統一體，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質。在這種情況下，事物的性質就是由其主要的質所規定的。當其次要的質的量變沒有達到一定的數量界限，它仍然會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質，而不會轉化為另一事物。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的自給性生產，超過或大大超過其商品性生產，自然經濟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質，商品經濟僅是其次要的質。因此，它們就應當屬于或基本屬于自然經濟范疇，成為封建社會中體現自然經濟關系，即自給自足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是自然經濟單位在封建社會中存在的具體形式。
自給自足是對自然經濟本質的一種通俗概括。現象總是以豐富多變的形式表現本質，特別是在事物具有多種質的條件下，現象與本質之間更會出現差別和矛盾。所以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會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對地存在于社會經濟生活之中。在事物質變和量變錯綜復雜的運動過程中，如果不區分主要的質和次要的質，如果不把握住決定事物性質的數量界限，而是機械地把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作為衡量小農家庭是否是自然經濟的絕對尺度，必將導致對自然經濟過多過早的否定，這無疑是不適當的。
封建社會的農民，已是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并具有自有經濟和一定獨立性的生產者，他們比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的生產者，具有更高的生產積極性，具有更優越的生產條件，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封建社會與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相比較，生產者產品自給的品種、數量和質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綜上所述，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以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的小生產方式為生產條件，這就是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它體現著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二
在封建中，具有強大的地位。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自然經濟會逐漸削弱，并隨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會最終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所代替。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和封建主都經營有使用徭役勞動、奴婢勞動或雇傭勞動的商品生產，還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商品生產，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農業和手中，以生產資料個體私有制和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小商品生產。因此，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可以說主要是小商品經濟。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有兩個重要關鍵：（1）直接生產者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2）商品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5] 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主要是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過程。這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在封建社會初期，生產力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下，作為一切生產首要條件的糧食生產，還不能在農民滿足自己消費之后，有更多的剩余，從而為從事農業的人和從事手工業的人，為從事食物生產的農民和從事原料生產的農民，提供實行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給型農戶這時就必然占有大多數，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還只是居于少數。
這時在市場上，特別是在市場上交換的產品，既有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和手工業者商品性生產的產品，又有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這時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已不是偶然的、間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斷反復出現的剩余品。廣大自給型農戶把這種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使它在整個市場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經說過，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不是基于社會分工而生產的。生產的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因此，這時的商品經濟還不具有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歐洲的封建社會就有過這樣的階段，馬克思說過，“曾經有這樣一個時期，例如中世紀，當時交換的只是剩余品，即生產超過消費的過剩品”[6] ，（馬克思所說的中世紀，一般是指歐洲的9-14世紀）在，《孟子》所說的，農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的階段，是否屬于這樣的時期，有待于經濟史學者的考證。
盡管剩余品的生產還不是交換價值的生產，但是，農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種以流通、以設定交換價值為目的的趨勢”[7] ，經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促進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并且促使它們朝著交換價值生產的方向發展，推動自給型農戶逐漸轉化為半自給型農戶和交換型農戶，從而使整個市場逐步從以使用價值生產為基礎，轉向以交換價值生產為基礎。這是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長期趨勢。
半自給型農戶由于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它們的生產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之中。在封建社會的某一個階段中，如果半自給型農戶在整個農戶中占有多數，它們投入交換的商品，在整個市場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這時商品經濟的社會分工的基礎，也就是交換價值生產的基礎，就會進一步完備。
在封建社會中，各種生產力因素經過長期積累，會出現一系列發展變化。勞動人口和耕地面積的不斷增加，擴大了農業的生產規模；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系列化，提高了農業勞動的效率；水利設施、陸路和水路的發展，改善了農業生產的勞動條件；自然資源的開發，豐富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對象；耕作技術和生產經驗的積累，提高了農業勞動者的素質。到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會加快自己的發展步伐，為商品生產的發展，提供比較充分的農業基礎。
在上述條件之下，商品生產就會得到較快的發展。通過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逐漸向交換型農戶轉化，會出現大量主要生產糧食和其他食物的農民，主要生產原料作物的農民，和“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8] 的農民。通過農民家庭手工業以一定規模與農業分離，會使許多農民轉化為手工業者，并逐漸形成從事各種原料加工的獨立手工業部門。
這種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不同，他們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產品，必須在市場上補償他們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產要素，甚至包括種子和口糧。他們的生產已經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礎之上，成為“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也就是，以產品的出售，以產品轉化為貨幣和再由貨幣轉化為產品的生產要素為媒介的再生產。”[9] 他們的這種商品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就具有質的差異。
封建社會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賦之外，還能“生產出一個超過必要生活資料的余額”[10] ，也就是在封建租賦以外的剩余產品。這是一個變量，在封建租賦既定的條件下，就決定于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成果的大小。交換型農戶和獨立手工業者是最有能力生產這種剩余產品的個體生產者。這種剩余產品都是要投入交換的，因此，這種農民和手工業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個體生產者。
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如果不從事自給性生產，“生產專業化即社會分工的完成”[11] ，他們就已經成為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列寧在討論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時候，就是以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為準繩的。他說，“單獨的個別的生產者專門從事一種生產部門的生產”，“是商品經濟的必備條件”[12] 。這種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確實是存在的，如城市獨立手工業者。列寧在此加以強調，是徹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現象的統一是一個本質上無止境的過程”[13] ，在封建社會的實際經濟生活中，特別是在商品經濟剛在發展的時候，大量出現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而是不完全脫離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即具有一定程度專業分工的小商品生產者。
出現這種情況，有各種各樣的具體原因。在封建社會中，最大量的是生產糧食的農民。他們的商品性生產不論如何發展，也不會脫離糧食的自給性生產，這是毫無疑義的。
農民的商品性生產從一開始出現，就“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萌芽”[14] 。在交換型農戶中，商品性生產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場條件發生變動，它的產品的價值不能實現，其生產和生活就會出現危機。保留一定的自給性生產，特別是糧食的自給性生產，就可以緩解危機，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論是生產原料的交換型農戶，還是生產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糧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給性生產。
特別值得提出的農村手工業者。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農業生產和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廣大農民的需求增多，會引起農村手工業一定程度的發展。西方學者把西歐各國出現的這種發展叫做前工業化階段。這種農村手工業產品的銷售對象，主要不是封建剝削者，而主要是廣大勞動群眾，就必然要求成本低，價格廉，生產就必須接近原料產地。這種大眾化的產品，質量不必精細，生產技術容易掌握，因之這種手工業必然首先從農村中發展起來。農民從農業轉向手工業只能是逐步進行的，在這個轉軌過程中，必然有許多農民保持著一定的糧食和原料作物的生產。就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基于上述應付市場變動的原因，農村手工業者也會自然地保有一定糧食或者原料的自給性生產。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農業生產力的不夠發展，沒有充足的穩定的糧食供應，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也無法切斷自己的自然經濟臍帶。
這種保留有一定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戶，同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一樣，都已屬于商品經濟范疇，都同樣是封建社會中體現商品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與屬于自然經濟范疇的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是不相同的。所以馬克思把“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的農民，叫做“新的小農階級”[15] 。根據這一原則，那些生產糧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也同樣可以視為新的小農階級。
自然經濟既是歷史范疇，又是地域范疇。在封建社會的一定歷史階段，自然經濟不會在全國各個地區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經濟也不會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發展。它們的發展變化，同任何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一樣，總是在不平衡的運動中實現的。各個地區由于氣候、交通、土壤和資源等自然條件的差異，經過人們長期開發，又會出現社會分工發展程度的差異，即出現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從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經濟強大、比較強大和比較薄弱的各類地區，也就是商品經濟不發達、比較發達和發達的各類地區。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中，還會形成具有不同專業分工的地區，有的是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自給性生產，成為糧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專業性生產地區；或者是手工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成為手工業品專業生產地區。因此，在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由于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的大量出現，由于各種專業分工地區的形成，商品經濟就會具有更為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總之，任何封建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內，都會通過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通過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著不同的自然經濟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經濟水平。在任何一個封建國家中，我們都不可能獲得各種類型農戶比例配置的數據，也不可能獲得自給性生產產值和商品性生產產值的精確數據，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推斷，在封建社會一定的歷史時期中，自給性生產具有強大的地位，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商品性生產的產值則可能大于自給性生產的產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以至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發達地區，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無論多么發展，也不會導致自然經濟的消失。這種歷史連續性甚至可以延至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的。在十九世紀后半期，德國的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許多雇傭工人或者是自己擁有土地和菜園，或者是通過租佃擁有土地和菜園，以從事自給性生產。他們的這種“園藝業和耕作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曾經是保證工人階級物質狀況可以過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過得相當不錯的基礎”[16] 。
為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終封建社會之世，自然經濟還會始終存在，商品經濟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發展。這都有待于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把一切以生產者本人勞動為基礎或只把多余產品當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產形式盡行破壞。它首先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產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17] 。因為“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18] 這是馬克思西歐歷史發展所得到的結論。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相對純粹的自然經濟，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在對立統一中消長，然后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純粹的商品經濟，這正是歷史辯證法的生動體現。三
商品同經濟一樣，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以至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其性質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在總的量變過程中，也會出現階斷性的部分質變。
在封建社會的各個階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由各種類型農戶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經濟，既會具有不同的社會分工發展水平，又會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經濟痕跡，因而呈現出部分質的差異。試以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作點粗略比較。
首先，從市場看。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農民生產的自給性水平還很高，農民和農民之間、農民和手者之間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種生產者自用有余產品余缺調劑的交換，那種生產者必要產品同特殊需要發生關系時品種調劑的交換，會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這兩種交換都具有使用價值生產的自然經濟痕跡。因之，農村市場主要是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直接交換，假手于商人的情況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場交易量要分散在廣大農村，市場因之是狹小的，一般不能擺脫小范圍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廣大農村形成以墟集貿易為主體，以市鎮貿易為補充的“地方小市場的網”。[19] 這種農村市場一般只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對于農民來說，就是能滿足他們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銷售農副產品和家庭手工業品的需要。
通過商品交換，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不但是個體農民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一定地區，如一縣一州，必需有自己的產品，能與其他地區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這就會形成一定的地區間的販運貿易。因此，某些農村市鎮，特別是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地區的農村市鎮，除了具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之外，又會具有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使它成為農村外銷商品販運貿易的起點，農村輸入商品販運貿易的終點。在這種農村市場上，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互通有無的直接交換就會縮小，而以商人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會擴大。
到封建社會后期，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大體還會保持封建社會前期農村市場的那種狀況。但在其他地區，由于糧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業品的商品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農村市場就會發生變化。如果說在封建社會前期，商業資本主要是以自己的運動，使農民的產品發展為商品；在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卻是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無法自己在當地銷售全部產品，也無法互相提供足夠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只能要求商業資本為他們的產品實現價值，并為他們的再生產實現各種生產要素的補償。因之，這里的農村市場已由主要是生產者之間的直接交換，轉變為主要以商人為媒介的交換。并且會突破地方小市場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業市鎮和手工業市鎮，建立起長途運轉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區以至跨越國界的市場。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還會在生活資料市場之外，形成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在生產分工發展的基礎上，形成雇工市場；在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借貸增多的基礎上，從傳統的高利貸資本中出現市場，從而構成以商品市場為主體的農村市場體系[20] 。這種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證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的、以市鎮貿易為主體、以墟集貿易為補充的農村市場，就為農民擴大再生產、發展商品生產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但是，生產者之間余缺調劑、品種調劑的交換仍然會存在，甚至會有一個較大的絕對值。只是在商品成交總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縮小了。
其次，從販運貿易看。在封建社會中，通常存在著從農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剝削階級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費的，以農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為主要的販運貿易。同時，由于農民和手工業者需求的多樣性，他們也必需與外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互通有無，也會形成一定規模的販運貿易。因此，販運貿易就成為當時的重要商業活動。
在封建社會前期，販運貿易的商品，除了手工業者的產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所提供的。它們每家每戶投入交換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萬戶的投入，也會成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可以形成繁榮的販運貿易。它們出售一些農產品或者家庭手工業品，雖然標志著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開始分解，但它們還主要從事農業，它們的手工業和其他副業還從屬于農業，基本上沒有專業分工。沒有生產的專業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區分工。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和由它所帶來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是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這種地區的販運貿易，更多地是建立在這種具有自然分工性質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比如糧食這種重要的販運貿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豐歉，或糴之使來，或糶之使去”的地區間豐歉調劑市場。這種地區間糴來糶出的市場，就不是由地區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經濟正是這樣的販運貿易中保留著自己的痕跡。
在封建社會后期，農產品和農村手工業品流向城市的販運貿易，在繼續發展的同時，地區間特別是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與手工業品產區之間的販運貿易，會有明顯的發展。如果說，前者是地區間的一種縱向聯系，后者則是地區間的一種橫向聯系。前者主要是體現農民、手工業者和封建剝削階級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資料，后者則主要體現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資料，又有生產資料，說明它已大體是建立在一定的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和手工業品產區之間出現大規模、長距離的販運貿易，正是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的重要發展。
再次，從城市市場看，在封建社會中，城市市場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從、軍隊等以自己的收入，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他們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賦的轉化形態，即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剩余產品。數量巨大的剩余產品集中在數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換，就會出現繁榮的城市市場。封建賦稅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實物形式。它們是由農民和手工業者作為使用價值生產出來的，只是因為投入交換才成為商品。這種商品可以說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沒有商品的生產方式。這就使城市市場既建立在交換價值生產之上，又建立在使用價值生產之上。因之城市市場并不具備完全的商品生產的基礎，也就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經濟。盡管實物租賦會逐漸向貨幣租賦轉化，使城市市場的商品生產的基礎有所發展，但這種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商品生產基礎的不夠完全，是封建社會城市市場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城鄉商品生產不夠發展，城鄉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就不夠發達。盡管城市中有比較發達的手工業，但其產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費，并不流向農村，與農民的產品相交換。因此，城市市場規模的大小，主要決定于投入市場的封建租賦價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場保有較多的自然經濟痕跡。
到封建社會后期，由于地區間販運貿易的發展，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具有販運貿易的中轉市場，或者形成新的中轉貿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業在發展中逐漸向城市轉移，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手工業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業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隨著城市經濟功能的發展，在這些城市市場的商品成交總量中，封建剝削者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會縮小。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商品交換所形成交易量（包括體現在販運貿易中中轉的部分），其比重必然會擴大，后者甚至可以超過前者。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無疑已大大下降。當然，封建租賦投入這種城市市場還會有一定的數量，加以還會有許多消費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視的。總之，在城市市場，以至在整個國內市場上，封建租賦所形成的市場交易量，在封建社會前期和后期，是會各不相同的。它在整個市場交易中所占比重較大，市場促進生產和分解自然經濟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會中，由于各個時期的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商品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許多經濟現象總是交錯地存在，難以劃一。上述只是一種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相比較，已具有不同的生產基礎，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場結構），不同的流通規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結構），不同的社會作用。特別是商品經濟發達地區的形成，不但會為本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而且會通過與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系，擴大和深化社會分工，推動其他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生發展提供歷史前提。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正是通過這種不同層次的發展，即部分質的變化，逐步排除自然經濟的制約和痕跡，逐步趨向完善。
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表明，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以怎樣的廣度和深度相結合，會反映出自然經濟歷史地位變化的階段性，會反映出商品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也會反映出封建經濟的成熟和發展。生產對于任何社會經濟都具有基礎的作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變化，都是基于其生產基礎的具體變動而來，考察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及其歷史地位，考察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及其發展水平，首先應當對它們生產基礎的發展變化，作出正確的估量。不論在什么生產基礎上生產出來的商品，一經在市場上出現，都不會改變它作為商品的性質，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決不能因此而忽視對它們不同的生產基礎作具體的分析。否則，就容易夸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把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同等起來，把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與不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等同起來，從而模糊對自然經濟歷史地位的認識。這就不能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中，更好地貫徹辯證唯物主義的論。四
商品所以能適應生產力的不同水平，在各種經濟形態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產生的基礎是社會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分工的發展又會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在封建社會中，社會生產力總是在不斷發展的。商品經濟既是封建經濟（包括領主制經濟和地主制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而封建經濟又可以容納小商品經濟有較高程度的發展，甚至可以容納以工場手為代表的商品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因之，在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領主制下，在統一的封建國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國家中，還會得到更多的發展。
廣大農民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就把市場機制引入千家萬戶的生產領域，擴大價值發生作用的范圍，推動他們改善工具，提高技術，較好地發揮人力、物力和土地資源的經濟效益，這對于發揮各個地區條件的優勢，擴大農業基礎，調整農業結構，增加社會積累，都會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不但農民商品經濟的個體比自然經濟的個體，具有較高的發展生產的活力和能量，也會使整個社會經濟含有市場機制，可以較靈活地較有效率地進行，從而有利于滿足消費，促進生產，加強地區間、民族間的經濟聯系，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于封建大國說來，也會為封建國家處理集中的與分散的經濟的矛盾，為征收賦稅、加強國民經濟管理，提供有利的條件。在封建社會中，只要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會有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會有社會生活水平的相對提高。總之，封建生產方式如果能允許商品經濟發展，就說明它還具有生命力，還沒有達到它的終點。這是判斷封建生產方式價值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封建社會中，對立統一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互相制約、互相排斥的。自然經濟天然地排斥社會分工，排斥商品經濟，從而限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不管自然經濟多么強大，商品經濟卻具有導向性，具有主導作用，它總是通過不斷分解自然經濟，引導社會經濟向前發展。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無庸贅述。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它們又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對立物相互補充的這種深刻的辯證關系，充分地體現在社會經濟過程之中。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既與商品經濟相聯系，又與自然經濟相聯系。他們總是通過二者的相互補充，使自己的生產得以完全。在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中，是商品交換對于自給性生產起補充作用；在交換型農戶中，是自給性生產對于商品性生產起補充作用。二者相互補充，就使小農家庭的再生產得以順利地運行，使小農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得以順利地實現。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既都是互相分離、互相獨立的，各自通過自身的循環持續自己的生產。但是，他們又是互相聯系，互相依存的，因為他們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供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又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購買他們的產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產單位，而更多的是消費單位。作為生產單位，它必須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就是作為消費單位，也必須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消費品。因此，在封建社會中，就必須以商品交換為紐帶，把農民、手工業者和地主家庭聯系起來，才能形成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使整個封建經濟成為一種一定程度的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
要使這種復雜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順利實現，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和各個生產部門之間就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在封建社會，社會生產的技術構成低，不論是進行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主要是靠投入勞動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產資料。而且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不經過交換無償地養活封建剝削者，因此，第二部類生活資料的生產必然要大于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而擴大再生產更需要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優先增長。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這種比例關系，主要是由農民的自然經濟來保證的。
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如前所述，是農民既要為自己的消費需要，又要為封建地主的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因而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擺在優先的地位，以安排好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的關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種植各種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災害時，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謂“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在糧食總供給不足與總需求發生矛盾時，農民就會去開墾荒地，開發山區，以至圍湖圍海造田，以解決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會中，糧食盡管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商品，卻又總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農作物。
農民的這種遵循自給自足目標運行的經濟活動，就會使全社會勞動力與土地這兩種最重要的資源的分配，首先保證了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保證了封建經濟順利運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關系。如果說，封建經濟因為有了商品經濟，可以更靈活地運轉，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為有了自然經濟，才能保證它順利進行，保證它可以穩定地發展。
自然經濟這種基于人類生存本能需要的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保證了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繁衍，保證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分工，從而促進了封建國家、和文化的發展。盡管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農民和手工業者在封建租賦之外，還可以生產出另外的剩余產品，擴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藝術發展的物質基礎，但是，從整個封建社會來看，強大的封建國家和繁榮的文化藝術，始終主要是建立在作為使用價值生產的封建租賦基礎之上的。
但是，自然經濟的這種基本歷史作用，又必須依靠商品經濟才能得以充分實現。在封建社會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獲取大量實物封建租賦之后，除了直接消費一部分之外，他們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賴于出售這種剩余產品。同時，他們又必須把大量的封建租賦，通過商業渠道轉化為商品，轉化為各級官吏，文人學士、仆役和軍隊的收入，并且進一步轉化為多種多樣的消費品和奢侈品，通過市場以實現社會總產品的最終分配，從而保證封建政治和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
總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補充。如果我們只強調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自然經濟，就是一種片面性；如果只強調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商品經濟，就會是另一種片面性。這都是不可取的。
[1] 《經濟史》1986年，第1期。
[2] 《資本論》第3卷，第896頁。
[3] 《資本論》第3卷，第886頁。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3頁。
[5] 《列寧全集》第1卷，第77頁。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頁。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頁。
[8] 《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9] 《資本論》第2卷，第226頁。
[10] 《資本論》第3卷，第893頁。
[11] 《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2] 《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17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41頁。
[15] 《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64頁。
[17] 《資本論》第2卷，第43-44頁。
[18] 《資本論》第1卷，第644頁。
第3篇：自然經濟的基礎范文
從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體制到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中，經濟主體隨之改變，工廠企業取代封建土地主成為了經濟制度的新主體。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中，土地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成為經濟體制中的主體，那時農業產出代表了整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土地作為農業經濟的載體和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自然成為回報率最高的要素資源。步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后，科技進步、工業生產力提高、城鎮化使得社會經濟不再單純依靠土地一種生產要素的產出來支撐。制度的變遷將以地主和農民互動關系為主的封建體制，轉變成為承載企業和消費者之間博弈關系的市場經濟體制。在市場經濟體制中，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越發密切，一方面企業要在生產要素市場雇傭消費者的勞動力，另一方面企業在產品市場上為消費者提品，這種雙向的關聯，使得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相互依存，增加了競爭，為整個市場效率的提高和產出的增加提供了動力。
以工業化為代表的市場經濟，與以農業為代表的自然經濟相比，最大的特征就是產品的豐富化。這要求社會分工的專業化，市場經濟為分工的專業化提供了平臺，兩者相互促進，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分工還帶動了高等教育、服務業等社會部門的發展，促進了生產經濟以外的社會部門不斷進步，并與生產經濟部門形成良性互動，帶動整個經濟社會體系的優化發展。市場經濟體系推動的社會分工在自然經濟時代是不可能完成的。原因有三個，首先自然經濟時代的主導產業是農業，產品單一，耕作技術進步空間較小，勞動貢獻率差異不大，沒有給專業化提供空間。其次在自然經濟時代，規模經濟效用很難發揮作用，小農戶為主的運作模式失去了分工的動力和基礎。再次資本主義改革進程中，將大量的農民從土地上分離出來，從事第二和第三產業，為社會分工提供了對象。
2市場經濟的特點
2.1市場經濟是社會化的商品經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經濟商品經濟的典型特征是以交換為目的的。社會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到市場上交換其他效用不同的商品，而不是為了消費，這個目的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生產的專業化。市場同時為各種資源提供了配置制度，通過價格信號，調節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關系，將資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或者說讓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用。市場中的需求者和供給者以同樣的態度去看待各種資源，即自身利益最大化，供給者希望利潤最大化，需求者希望物美價廉，因此雙方對價格都十分敏感，誰能夠了解市場信息，誰就可能獲利。在這個邏輯的推動下，市場參與者都最大程度的為對方著想，以求實現共贏。
2.2市場經濟具有平等性、競爭性、法制性和開放性等一般特征市場經濟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在開放的系統中，優勝劣汰，充分體現實力的競爭，而這個過程始終在法制的框架之內。市場經濟中的參與者在信息公開的前提下相互競爭，誰贏誰輸就要看實力了，就類似于自然界中的優勝劣汰，優秀的公司、有競爭力的人才為社會的貢獻大，得到的報酬也多，生存能力就越強；競爭力差的公司和個人，如果不及時提高自身的實力，就會被其他優秀者替代，進而被市場淘汰。而這一切都是在市場中自動運行，通過需求和供給者的博弈，實現優秀基因的得到傳續。市場經濟中的社會關系比自然經濟要復雜很多，商品的豐富程度、交換方式的多樣化、各種市場的形成都將經濟體系規模不斷膨脹，如果靠人管理，效率低，效果差，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法制。
2.3市場經濟一般特征的各種表現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市場經濟的特征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互關聯的，分工促進了產業的分離，產業分離使得社會產品豐富化和專業化，專業化又可以提高社會效率，專業化又必須以交換為前提，交換行為將會使得經濟關系不斷復雜，復雜的經濟關系必須依靠法制來管理，法制又將促進信息的公開和平等競爭，進而促進優勝劣汰機制，優勝劣汰就要求每個市場參與者必須提高自身的競爭力，提高自身競爭力的最好方法就是做自己最擅長的事情，這樣一來就又促進了社會分工的發展。因此市場經濟體制的各個環節相互作用，相互關聯，共同促進市場經濟制度自身的完善和演進。
3教學實施
市場經濟的概念對于相關專業的學生來說，是必須要掌握的，然而對于這個概念的理解還需要時間的積累。特別是對于沒有經歷過我國市場經濟演進階段的90后大學生來說，沒有實踐對比，很難理解其中的深層次內涵。因此在教學實踐中，有必要采用案例教學法和對比教學法幫助他們理解，同時一些歷史事件的講解同樣十分必要。在教學中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可以注意和借鑒。首先，自然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對比，可以從我國的區域經濟差異中找到合適的范例。在我國西部一些地區，特別是偏遠山區，一部分人還過著近似于自然經濟的生活，他們的生產活動主要以滿足自身需要為主，不以交換為目的，他們只能從事傳統農業產業。而東南部沿海地區，產業分工與專業細化已經到了一個相當細致的程度，每個人只從事社會分工中的一個環節，通過交換其他人的產品和服務來滿足自身需求。這兩種模式的總體效率和生產效果卻有著天壤之別。其次，我國的歷史因素使得現階段的市場經濟和發達國家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相比，還有諸多差異。這種差異是和我國國情相聯系的，是適合現階段發展的必然選擇。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存在。對于我國現階段的市場經濟體制有必要給學生做概況和說明。
4小結
第4篇：自然經濟的基礎范文
一、現行村民自治中農民政治意識的缺失表現
公民這個概念包含著不同的社會政治內容，包括兩種不同又相互關聯內容。一種是法律概念，所謂公民，即是指具有某個國家國籍的人。另一種是社會政治定義，它從個人與國家權利義務關系來對個人作最基本的社會成員身份定位。現代公民意識要求每個人把自己從自然的“人”或抽象的“主體”轉化為公民社會中的一員，轉變為人格平等的“公民”。
現行的村民自治實踐所暴露的農民公民意識不強，是由深層次的經濟原因決定的。馬克思認為，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過去把社會存在主要歸結為生產方式是不全面、不準確的。馬克思認為，社會經濟發展三形態(或三階段)對人們的意識其有決定性影響，為我們解惑意識之謎提供了一把鑰匙。自然經濟(農業經濟)是以人的依賴關系為基本特征。它是權力集中、人身依附關系，與此要適應的“人治”等級觀念，特權思想，奴卑意識賴以存在的基礎。在現代社會中，經濟落后的第三世界及不搞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程度不同地存在此類現象；交換經濟(馬克思雖然沒有使用市場經濟的概念，但實質上已經揭示了市場經濟的本質和規律)是以物的依賴性人的獨立性(即人依賴于物的價值形態——貨幣，但人的人格是獨立的、自由的)為特征。億萬次交換既是破除自然經濟——人身依附關系的利器，又是形成獨立、自由、平等的基礎與前提。交換的主體必須是獨立、自由(不能把一方意志強加于另一方0、平等(地位平等、內容等價——或認為是等價)交換才能正常持續恒久地進行下去。社會主義從原來經濟落后的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超越了市場經濟階段，實質上是在現代經濟(世界范圍內)條件下放大了自然經濟，從而在很多方面不自覺地把自然經濟基礎上形成的某些觀念當作社會主義的意識來堅持。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市場經濟體制寫進與憲法只有近十年時間，對于現代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來說只是暫短一瞬間。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農民缺乏政治民主與公民意識是十分自然的。具體表現如下：
1、缺乏法治觀念。中國農民老實，“權大于法”的觀念仍禁錮著農民的思想和行為。農民還較普遍地習慣于行政越權安排。特別是一些基層政府的行政人員中仍認為村委會是鄉政府的“腿”，是自己的行政下屬，而廣大村民也習慣接受“上級”領導，即使侵犯了自身政治權利，也很少感到有什么不對，即使感覺到了也能容忍。
2、缺乏自主、自立。在一定意義上，村民自治是國家對村民的一種民主承諾，村民委員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并要求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這種以村民個人權利為本位的村民自治體制，要求村民逐步樹立自主、自立意識。因為村民有了強烈的自主、自立的主人翁意識，行使國家賦予的種種權利和應盡的各種義務，村民自治才能落到實處。
3、缺乏合作意識。中國農民最大的特點是善分不善合。善分，并非是中國農民的弱點。西方人比東方人更善分，中國農民分到家庭為止，西方人分到個人。中國農民的天然弱點在于不善合。他們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看不到長遠利益，更看不到在長遠利益基礎上形成的各農戶間的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形成超家庭的社會、經濟等聯合體。個人在面對強大政府的種種不公時，往往表現出無能為力。在村民自治實際中，很少有村民個人能夠與其它同胞聯合起來影響或改變政府或村委會的想法或決定，不知道這樣的合作是增加自己的影響力的有效辦法。
4、缺乏權利責任意識和獨立人格。公民之所稱“公”，不但要意識到自己和他人都有不可剝奪的自由平等之基本權利，而且還在于每一個公民都有相應的、無可推御的社會責任，公民權利與社會責任不可剝奪，不可回避，不可轉讓，公民不但有責任和義積極參與與共利益相關的公共事宜，還有責任對公共權力機關進行認可，監督和支持，不斷促進完善政府的工作，使政府職能既要到位又不越位。而農民在村民自治過程中的種種心理和表現，反映出我國大部分農民還停留在傳統的官管民的思維中，沒有意識到每一個人作為公民，有不可剝奪的自由平等之權利。在農民村級選舉中，許多人對村級領導班子評價不高，意見甚多，憤憤不平，但對基層選舉卻又缺乏參與熱情，不肯積極地通過選舉來改善村民自治的權力運行，認為選舉沒有太大作用。大部分農民缺乏強烈權利責任意識和獨立人格，不能正確利用國家賦予自己的選舉權利，不善于、不敢于用法律抗拒來自鄉政府或宗族的種種不合理要求，認為自己“人微言輕”，只好默默地忍受種種不公。農民缺乏獨立人格，進而缺乏充分的民利意識，使得奠基于政治參與基礎之上的村民自治的發展失去了內源性動力。
二、培養農民向公民意識轉型的具體對策
村民自治的主體由于缺乏公民意識，致使作為鄉村社會民主政治發生了異化變形，實現向公民意識的轉型，根本上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沖擊農村的自然經濟結構和落后的小生產方式，為農民意識向公民意識的轉型奠定社會經濟基礎。同時要大力發展農村的科學技術，實現農村工業化，為農民意識向公民意識轉型奠定物質技術基礎。
第一、加強法治教育，為農民意識向公民意識轉型奠定思想基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尤其需要一種具有“主體自由追求和自律精神”相統一的公民意識，它在法律上表現為：一是主體地位意識。我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公民的絕大多數是國家權力的主體。而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權力都是人民賦予的。因此，實際生活中這一點往往被遺忘和顛倒，變成了“當官的為民作主”，人民的“主人”意識由此被削弱和淡化。因此，必須強化人民權利意識，維持人民權利的主體地位，進一步加強公民的權利意識教育。堅信法律具有極大的權威和最高的效力。簡言之，就是“法律至上”觀念。認識到法律是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基本手段，一方面，唯有法律才能充分保障公民的權利，另一方面，只有法律才能制約權力的運作，防止權力的濫用。正因為如此，法律才被人們信仰，由此生發出公民自覺的守法精神和護法精神。這種精神是法律信仰的靈魂，它要求公民不僅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把守法內化為道義上的一種義務，變被迫守法為自愿守法，由強力守法到良心守法，由他律守法到自律守法，并把這種行為視自己應承擔的義務，把維護國家法律制度的嚴肅性、權威性，當作公民義不容辭的責任。
第二、全面提高農民的思想文化素質，為農民意識向公民意識的轉型奠定文化基礎。小農意識的狹隘經驗性、落后保守性、自我封閉性、個人迷信等特點都是與小農愚昧無知的文化狀態造成的文化素質低下緊密相聯系的。因此，必須大力提高農民的思想文化素質。對農民的教育，主要是解決農民的思想認識問題和政治立場問題。用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和先進文化知識武裝他們的頭腦，提高他們的思想文化素質，增強他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克服落后、保守的小農意識。目前農村某些地區封建迷信盛行、宗族勢力抬頭、農民集體現念和民主法律觀念淡薄、社會治安混亂、道德水準下降及丑惡現象買賣婚姻、拐賣人口、吸毒販毒、等的死灰復燃。落后的小農意識在一定程度上的泛濫，說明教育農民的任務具有現實緊迫性。
第5篇：自然經濟的基礎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民主；法治
經濟學和政治學必然存在緊密的邏輯關系。如果說經濟學是以研究人類社會的資源配置和物質生產為出發點的話，那么在經濟活動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利益分配關系就必然成為政治學的研究起點。林德布洛姆曾說過，“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經濟性的，而大部分的經濟亦是政治性的”。〔1〕回顧人類的經濟生產方式與政治形態對應的文明史，我們更加歷史地堅信民主是先進的生產方式——市場經濟創造的，并適應其自身發展需要的政治形態〔2〕。 當前，我國正處于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文明向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文明全面過渡的歷史時期。市場經濟制度必然將催生出民主制度、開放的文化、契約的精神與個體獨立等為核心的現代文明，最終也將成為一種“普照之光”指引現代文明的發展。
一、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內在價值與外在制度的融合
第一，市場經濟對民主制度有積極的推動作用。1959年利普賽首先對民主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相關命題展開深入的分析。之后，羅伯特·達爾、紐伯爾、亨廷頓等人站在西方式民主的價值理念上對兩者關系展開實證分析，指出，經濟發達的國家大部分可以稱之為民主國家，而經濟落后的國家則只有少數可以列入民主國家的行列。紐伯爾認為，在一切國家中，GDP、人均收入以及與此有關的其他指數越大，則產生民主政體的概率就越大。在西歐和北歐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前后，當人均年收入突破300～500美元時，先后走上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可以說，經濟發展是民主制度得以實施的充分條件。那么，市場經濟對民主制度究竟產生哪些積極影響？
在自然經濟形態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不是由商品與貨幣等物的關系所決定的，而是受天然的血緣關系決定的。這種社會關系束縛了人的自由的完善，使人囿于地域和民族的偏見，熱衷于對自然和權力的崇拜，滿足于傳統的生產與生活方式。而在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條件下，貨幣和商品在社會中起了決定作用。普遍的效用關系成為衡量社會事物的根本標準。人身依附、血緣宗法、等級觀念上已經逐漸趨于瓦解。長期在人的依賴意識束縛下的勞動者自我意識空前增長，從而促使宗法思想、依附意識等傳統觀念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是自由、平等、獨立和人權等新的思想觀念。在此條件下，具有獨立意識的人格主體逐漸形成。它是現代民主政治產生、發展的物質前提。
市場經濟使人們從狹隘的地域觀念中解放出來。在以人的依賴性為特征的社會關系下，由于閉關自守的生產方式和低下的生產力的局限，人們往往陷入狹隘的地域觀念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民族偏見當中。而在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社會中，人的依賴關系被巨大發展的生產力和廣泛聯系的商品交換所撕裂。在頻繁的交換中，個體同整個國家及世界充分聯系起來。在千萬次的重復和比較中，深刻地認識到普遍聯系的本質。這為人類正確認識自我和社會，并自覺駕馭紛雜的社會關系創造條件。
人的視野的開闊與對社會關系的充分認識，是人類政治素質提高的表現，也為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了認識論上的基礎。
市場經濟促使人們告別懶惰心理，極大地激發了人的具有奮發進取精神。自然經濟形態中，生產中的矛盾在狹小的生產單位內即可得到妥善地解決。因此，在自然經濟社會中，生產的刺激是微弱的，經濟發展是緩慢的。生產者隨之產生了固步自封、消極保守的心態。市場經濟下，由于各類市場的急劇擴大與興起，生產和消費需求迅速而無止境的擴張，從而對整個社會生產力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同時，在市場競爭下，由于價值規律的作用，優勝劣汰成為平常事。因此，生產力必須不斷進取與創新，徹底擯棄消極、保守的思想觀念，從而造就了人們奮發積極的進取精神。主動積極、奮發進取的市場主體為民主政治的產生、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社會基礎。
市場經濟推動了人民群眾掌握科學文化與管理知識，推動了社會化大生產的高速發展。不僅出現了各個層次的商品交換需要，也出現了各個層次經營管理的需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造就了群眾管理國家和社會的能力，為他們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創造了條件。
第二，市場經濟本身孕含了民主政治內在的原則。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包含了五個必要條件。即：1.所有社會成員具有自由、平等的社會身份。成年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承擔相應的義務。2.一套比較完備的公正和正義的法律制度和獨立的司法機關。3.彼此制約與相互制衡的國家權力系統。4.社會權力和國家權力之間的均衡協調。5.多元化的信息處理系統。其中，平等、自由和法治體現了民主最為終極的精神訴求和基本原則。
原則一：平等。在近代，由于市場經濟的逐漸深化，價值規律成為經濟運行中核心法則。商品生產者以等價交換為原則，以價值量為衡量標準進行商品交換。在交換中，其行為是自由的，意思表達是合意的。馬克思指出：“各個主體通過等價物而在交換中彼此發生關系，他們是價值相等的人，而且由于他們交換了彼此有利的物化形態，更加證明了他們是價值相等的人”〔2〕。羅爾斯也曾提出一種正義原則：“每個人對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3〕。因此，市場經濟下的自由競爭必須以機會平等為基點。在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著經濟關系中平等擴大的要求，等級特權的堤壩被最終摧毀，資產階級平等要求也最終孕育了無產階級的平等意識。盡管不同階級對平等的理解在本質上有重大差別，但平等作為民主的基本原則，在市場經濟發展已被廣泛確認，并訴諸于各國憲法與法律之中，并成為廣泛實施的法律原則。
原則二：自由。在現代民主政治中，自由是公民依照法律規定，對國家政治生活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民主離不開自由，自由是民主政治發展的基石。公民政治自由的實現程度是民主真實程度的標志之一。對于民主制國家，政治自由是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自然經濟條下，人們對周圍的事物，對自身尚處于相對蒙昧的狀態，個體對群體表現為絕對的依賴與服從。因此，它是不自由的。近代以后，以工業革命為標志，商品經濟得到了高度發展、相應的制度創新遍及整個社會、機器化大生產成為社會的主導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從而得到了普遍地確立、生產呈現出高度的社會化，商品交換表現為普遍的市場化。所有這些都具有沖破超經濟的束縛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強烈要求，其結果必然是要求實現人的更大自由，打破人身依附關系，實現平等與自由的商品生產與交換。馬克思在揭示自由發展的經濟原因時指出：“如果說經濟形式即交換從一切方面肯定了主體的平等，那么也應該說那既推動了個人，又推動著物體去參加交換的內容或素材，同時便肯定了自由。”盡管這種自由是以對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但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畢竟自由已成為現代社會公認與普遍認同的準則。
原則三：法治。在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下，人們的行為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血緣關系和宗法關系，并通過傳統習慣和道德來調整。對法律的需求甚少。市場經濟下，法治是體現經濟活動的內在要求，擴大了法律作用的范圍，推動了民法及商法的興起與發展。從而從根本上改變了自然經濟條件下，行政權力為權力體系的主導，取而代之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以權利為核心的法制體系。它的發展造就了于公共權力相對立的市場主體——市民社會，促使國家社會二元化、“公域”與“私域”徹底相分離。法治為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基礎與動力。它已成為市場經濟下，民主健康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原則之一。
第三、市場經濟推動了政治體制的進一步完善。現代政治體制在運行機制上是主張分權與集權、民主與集中的有機結合。歷史證明，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不利于分權和集權，不利于民主與集中相結合的政治體制的建立，更不利于民主政治的發展。而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與過度分權的政治體制也同樣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因此，符合現代政治文明發展方向的市場經濟模式是應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將分權與集權、民主與集中有機結合起來，克服市場先天弊端。在政治穩定的環境中，求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轉貼于
第四、市場經濟為民主政治的發展造就了堅實的社會基礎與雄厚的物質基礎。現代市場經濟是在國家宏觀調控和指導下，對資源進行市場化配置。它是體現現代文明發展進程的，同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相比，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由于市場的趨利性使市場主體為了生存和發展不斷創新和進取，從而使整個社會生產充滿激烈的競爭和無限的活力，從而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但是市場的趨利性也造成了社會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在一定程度上糾正或彌補市場運行中的負面效應。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等國家行為實現利益的二次分配來帶動公民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更多的人享有文化教育權利，擴大公民的閑暇時間，為民主政治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和物質基礎，將體現在憲法和法律上的民主基礎真正變為現實生活中的社會力量。
二、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內在價值與外在制度的反差
民主屬于國家上層建筑，本質上是國家制度。但是市場經濟本身卻不具備經濟基礎的性質，不應歸屬于經濟基礎的范疇，更不具有社會制度的性質。它只是經濟調控的思想和手段。不僅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采用它會產生不同的政治效果，就是相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采用它，其效果也可能是南轅北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使凱恩斯主義成為美國、德國等西方國家擺脫經濟衰退的政策支柱。但在政治上，美國繼續在內容與形式上強化了民主政體，而德國卻盜用了民主的形式徹底走上了法西斯集權統治。因此，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作為兩種最重要的制度又有著許多本質差異。
運行規則不同。民主政治采取的是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但現實中公民、乃至社會的權利卻經常被國家權力所盜用。市場經濟主張功利原則。功利是一切經濟個體的行為動機，社會利益不過是個人利益無數次博弈的結果。在現實社會中，由于市場趨利性，代表多數人利益的民主原則經常遭到市場功利原則的嚴峻挑戰。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在實踐中時常面臨著尖銳的、甚至是不可調和地沖突。
權益分配方式不同。民主是通過政治領域內進行權益分配。通過憲法賦予成年公民基本政治權利。但權益分配卻是通過選舉來實現的，是以社會各階級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地位以及公民個人的政治素養、文化素質、實現目標的能力、群眾的認同度等等綜合因素為依據的。而市場對利益的分配大多局限于經濟領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易是調整和改變利益的唯一途徑。除此之外，市場不會提供任何其他的利益分配形式。上述兩種權益分配方式既獨立運作，又互相滲透。民主國家通過國家財政、稅收、貨幣及轉移支付等宏觀經濟調控手段，改變了市場經濟權益分配關系的方向、程度、范圍，目的是維護國家與社會的穩定、經濟的平穩快速的發展與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體現地是宏觀的、長遠的預期。但市場主體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也力圖改變國家宏觀調控政策走向和制度實施。辦法是通過行業式的壓力集團以讓渡經濟權益為手段促使國家改變經濟政策走向。這造成了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之間的相互交換，從而導致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權力尋租的孕育而生。
二者的最終價值訴求不同。市場主體在追求個人財富的積累和擴張的前提下不自覺地促進了社會經濟繁榮與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主體是經濟生活的價值歸宿，它體現為社會的經濟效益。而對于民主政治，所追求的則是個人自由和平等 、社會公正與和諧。它體現為社會的政治效益。因此，民主政治的價值歸宿是在社會整體。市場經濟在促使民主政治的發展和成熟的同時，由于其內在的價值歸宿存在著巨大的反差，必然有悖于民主政治的價值目標與其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其表現在，1.市場經濟自身難以克服社會貧富不均和兩極分化。權益分配方式和分配結果的不平等必然違背民主的平等原則。2.由于市場具有無止境追求利益的本性，所以它也就無法遏止無政府的生產所帶來的惡果。例如，市場對公共產品的回避。這些單靠市場自身的完善與調節，根本無力克服“市場失靈”。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下，只有依靠經濟危機來緩解困難，重新找回新的經濟運行的均衡點。這必然帶來了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從而出現更大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動蕩。3.宏觀調控雖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市場經濟固有的負面效應。但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上述弊端。同時。民主政府如果干預不力或過度干預，市場主體在同國家之間進行博弈處于優勢地位時，極可能導致“政府失靈”。
三、 結語
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之間存在既對立又協調的關系。一方面，如果將市場經濟中的功利、價值目標等統統歸入民主的范疇之中。那么，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必將失去存在的意義和前提。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又對民主制度的完善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民主主體的形成與壯大、民主實施機制與規范的形成與成熟都是在市場經濟發展中催生、發展而逐步確立的。在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經濟是一種適合民主政治發展的經濟機制。社會主義民主的建立與發展也必須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注：適應只是在民主的體制、具體內容、運行機制方面來說的。而民主的性質只能有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所決定的）。
民主對市場經濟的影響在于，其一、民主政治通過憲法和法律來明確，以國家強制力為保障，在法律框架內，為市場經濟服務。其二、它又以法律的手段規范市場，制約市場經濟運行中所固有的弊端、限制它的功利原則、價值目標以及權益交換原則在社會政治領域中的擴散，保證社會公平、正義和和諧，維護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權利的實現。只有這樣，市場經濟才能更好地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服務，民主政治也才能得到更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美〕查爾斯·林德布洛姆，政治與市場： 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M〕.王逸舟，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9.
〔2〕梁木生.民主生成及其擴張的經濟分析——民主發展的非文化解讀〔J〕.學術月刊，2006（5）：69-70.
第6篇：自然經濟的基礎范文
[關鍵詞]法律文化；物質基礎；法律基礎
中圖分類號：D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5-107-01
一、中西方法律文化差異的原因
（一）中西方法律文化物質基礎不同
認為，“法作為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其最終決定因素是物質生活條件，包括相互聯系的統治階級物質生活條件和時代的物質生活條件”。由于中西方所處的經濟模式有諸多的不同，所以中西方法律文化也就有了差異。
1.中國的由農業主導的自然經濟
可以說，在古代中國，農業是法律文化產生的社會生產實踐條件。由于生產能力的低下，人從屬于自然，“靠天吃飯”，沒有充分完成人與自然的分裂，而是天人合一。而人對自然的依賴關系又必然導致對群體的依賴關系，形成了農業經濟條件下普遍存在的人身隸屬的依附關系，沒有充分完成人與群體的分化。所以，就個體來講，人沒有任何獨立和自主，依附性的活動關系又必然形成依附性的文化意識，拿中國來講，在農業文明時期，群體本位的倫理文化就始終左右著意識形態的發展，社會需要的只是服從和“聽命”，提倡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綱常，完全泯滅了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即人的自由本性。這種倫理依附性的文化精神是中國人治傳統的根源。而且，在農業文明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限制了人們的活動范圍，人們生活在狹小的熟人社會之中，熟人社會往往靠倫理、道德、習俗等社會規范調整人們的日常行為，對于國家制定的維護君權統治的法律卻沒有親近感，更無自覺的應用意識，不可能產生出信法、尚法和法律至上的現代法治觀念。
2.西方的由工商主導的商品經濟
相對古代中國的農業實踐，西方國家在自然經濟的懷抱中興起了獨立的工商城市。例如.在希臘.一些城邦首先創造了不同于農業文明的城市文明。它們依托地中海的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靠發展工商業.頒布法律.管理行政等手段進行統治并初步形成了專門調整工商貿易關系如商業匯票、海商信貸、風險融資等方面的規則。這種悠久的商品經濟傳統，平等主體的權利型、契約型交往，孕育了現代法治的觀念。西方的工業文明更使人在對自然的關系上成為主體，市場經濟的平等、自由的本性解除了人身依附關系對人的束縛，使人在社會關系上也日益獨立自主，完成了人與自然的分裂和人與群體的分化，工業文明的時代是一個以人為中心的主體性時代，人的自由本性得以充分發揮，使人潛在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被釋放了出來，人的生存方式發生了改變，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完善需要法律至上的治理方式。西方法治觀念就是在這種基礎上形成的。
（二）中西方法律文化的思想基礎不同
1.中國“天道”的哲學思想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由著獨特的哲學思想基礎，也就是中國傳統的“天道’，它主要由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天或大自然的客觀規律，自然法則；二是天或神的合乎道德的意志。天道，在古代哲學理主要指陰陽之道、五行之道、仁道。所以，人類社會的根本法則、規律、道理就要順從天道、體現天道、實踐天道。而天地自然陰陽五行的根本涵義是倫常之道。自然的陰陽秩序、五行秩序實為親親尊尊、尊卑有等的秩序。董仲舒云：“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于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這種人倫化的天道就產生了倫理化、等級化的中國法律文化觀念和制度。
2.西方“人文”的哲學思想
西方人文精神是以文藝復興運動時期的人文主義為主流，包括后來的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和18世紀啟蒙運動的自由、平等、博愛和近代民主精神。它是建立在反對宗教壟斷和封建專制的基礎之上，尤其是對經院神學的批判，從根本上動搖了以神為本的基督精神，為“人的發現”“一切為了人”的現世精神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西方人文精神決不是依附和追隨現實統治，為之辯護；而是以批判精神為武器對抗現實的黑暗統治。它積極關注世俗生活中的人的地位、尊嚴、權利，但作為精神追求，又充分展示人的自由天性和潛能的理想社會提供豐富的精神資源，如自然原則、契約自由、分權制衡、民主政治等等”，后來西方興起的法治國家和社會也就是這種人文精神指導下的必然產物。
二、探討中西法律文化的差異對中國法制建設的啟示
西方法律文化傳統由許多優秀的精神，其中始終貫徹的正義、自由、平等權利等法制因素，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專制、特權、宗法家族關相比有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它所尊重的分權制衡、主體意識、權利本位、罪刑法定等原則，也成為現代法治社會尋求的價值目標和大眾普遍服從的法律意識，使西方法律文化更能為現代社會所需要，所認同。這也是中國法律文化中急需充實和修正的部分。
同時，中國法律文化的本土資源，也已有很多可繼承利用的優良部分。比如：中國法律文化傳統體現的樸素的唯物主義、辯證法和無神論精神；日臻成熟的法律藝術；立足于社會總利益的“集體本為”；行為規范的多元素綜合結構等。
總之，要提倡兼收并蓄的態度，既在傳統文化理搜尋精華，從理解國情里發現規律，從西方成果里匯總經驗，從移植中縮短距離。利用本土豐富的法律文化資源，兼容世界一切法律優秀文化成果一定能促進中國現代法制建設的巨大進步。
參考文獻：
[1]李龍.法理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
第7篇：自然經濟的基礎范文
一、會計的演變歷程
從人類產生了生產活動以來，會計就開始產生，并伴隨著社會經濟活動的發展而發展。在原始社會，受環境的限制，會計的前期經歷了圖形記事、結繩記事和書契記事三個階段，這些表明了在早期社會會計的萌芽已經開始破土而出，同時也證實了會計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隨著原始社會的解體，農業經濟時代到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社會主導地位，同時商業發展較為緩慢，會計還未形成較完整的體系，不過，會計方法中開始出現了單式記賬，也是會計歷史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在接下來的時間里，自然經濟不斷發展，單式簿記也逐步完善，形成了一套成熟固定的會計方法體系。然而，世界在進步，中國被迫打開國門吸收西方思想，同時，資本主義經濟應運而生，會計也隨之由單式記賬變為復式記賬，會計分工、會計準則、會計職能確定等等也越來越完善，直至今天，信息化的發展仍在推動著會計向更完善的方面發展。
二、我國的社會經濟環境對會計的影響
（一）對會計準則的影響會計準則的目的是對價值的各種要素予以確認，它從本質上講是一個“分共契約”和“私人契約”的“復合體”，隨著經濟大環境變化以及管理的要求提高，會計準則也在日趨完善，并根據當前經濟情況以及可預見的預期環境確定會計準則的標準。當然，在21世紀，會計準則也將面臨著三大挑戰，第一是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的挑戰，第二是股票等特殊金融資產計量的挑戰，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衍生工具的挑戰。這些挑戰要求會計準則必須適應環境，不斷完善。
（二）對會計目標的影響會計目標是會計運行的基本向導和最終歸屬。要想使會計與社會經濟環境相適應，首先必須保證會計目標與社會方向的一致性，離開社會經濟環境所指定出來的會計目標是不切實際的。在知識經濟下，會計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是會計發展的主旋律，代表了會計發展的方向。因此，未來會計的目標將是向使用者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同時兼顧受托責任信息，使會計目標與社會發展保持一致性。
（三）對會計對象的影響會計對象是指會計核算和監督的內容。人們對會計對象的研究也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深入的，在知識經濟的發展現實情況下，對會計對象的深入認識主要體現在會計要素上，六個會計要素為了更好的服務于會計目標，就要根據形勢的發展進行不斷的修改。例如，一個企業的無形資產的重要性已經逐漸追趕有形資產，因此資產的定義就要隨之改變。
（四）對會計計量的影響會計計量是是用貨幣等不同的單位來計算各種經驗業務發生的過程，用具體的數據計量來確定事物的等價關系。會計計量是會計的核心，傳統的會計計量是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的，但是為了適應社會的發展，以公允價值為基礎的計量模式逐漸取代傳統的歷史成本為基礎的計量模式。同時，在會計計量上，對會計可靠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五）對會計報表編制的影響作為一名會計人員，必要的一個工作就是編制會計報表，它能反映一個企業的經營狀況，在自然經濟中，一直采用手工記賬，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手工編制會計報表往往會出現一些從未遇到過的一些新問題而令人不知所措，因為在社會經濟環境下，會計報表的編制是高度程序化、自動化和透明的，用戶直接看到的就是會計報表結果本身，而編表過程完全依賴于會計信息化軟件。因此，社會環境對會計報表的編制有著重要的影響。
三、結論
在知識經濟、全球一體化的基礎上，社會經濟環境在不斷發展，會計所處的環境也隨之改變，這必然會對會計各個要素包括會計整個行業產生深刻的影響。縱觀我國的會計的發展歷史，再借鑒外國會計的發展歷程，針對新時期下的新問題、新現象，要從會計的各個方面進行改革發展，保證會計目標的方向正確性，制定適應社會發展的會計準則，確定準確的會計對象，選擇適當的會計計量方法。社會在發展，時代在進步，會計也從最開始的結繩記事到如今完善的會計體系，未來的計量模式將會出現貨幣計量與非貨幣計量并重、以歷史成本計量為主的多種計量屬性并存的局面。近幾年，自從我國加入WTO之后，經濟的變化更大了，這就要求我們要更新觀念，加強會計準則建設，強化會計職能。同時，我們還應該加快會計信息化步伐,規范和開拓會計市場，提高會計人員素質。
第8篇：自然經濟的基礎范文
【關鍵詞】 中西比較;人際傳播;媒介傳播;古代
一、媒介傳播與人際傳播
1.以媒介傳播為主的西方廣告傳播方式。 媒介傳播是 指通過信息傳遞的組織和機構進行間接傳播的方式,受眾與所要宣傳的對象不進行面對面的接觸。世界上最原始的廣告出現在上古時代,是古希臘人用黏土、木、石等材料繪制出的標志,目的是起到警示和提醒人們注意的作用。在這之后的古羅馬時代,城市的街道兩旁就刻滿了圖畫和文字,盡管粗糙不堪但是傳達了買賣、表演預告、尋物信息,大概與今日的宣傳板相類似。
2.以人際傳播為主的東方廣告傳播方式。人際傳播主要是通過面對面、或者通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直接達到傳播信息的一種傳播途徑。從當今的中國社會的現狀來看,在法律與規范的束縛之外,同樣有通過人際傳播達到目的的行為,現今東方的廣告策劃也主要以打動人的感性訴求為主,這些是今承古制的一種表現,可見人際傳播在中國社會的影響相當深遠。上古時代,東亞文明區就開始了以口述的方式進行農耕信息傳遞和剩余產品的交換。在黃帝時期,由于小商品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店鋪的主人運用口頭宣傳、沿街叫賣,通過吆喝叫賣和呼喊等利用聲音傳播,喧囂街頭,這是早期的人際傳播。口述方式更進一步表現為實物傳播,在日本奈良朝時代設“行商”、平安朝時代設“邸家”、鐮倉時代設“座”等,都是其具體表現。
二、兩種傳播方式的形成
1.東方社會人際傳播的必然性。孕育中華文明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處于亞洲大陸東部,具有典型的大陸性特點,與外界斷隔溝通。人類發源在土壤肥沃的水源旁邊,人類多為群居。長期共同的游牧打獵讓人類自然選擇而形成了多而密集的原始村落這一簡單穩定的社會關系,由于地勢起伏、山水相隔,村落之間鮮有交流,只需要在部落內進行直面的行為和口頭傳遞就可以達到傳播的目的。由于生產力的發展經過了第一次的社會大分工,農業從游牧業中分離出來,逐漸形成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社會規范體系也隨之產生,以宗教憲法、典章制度為核心的封建父系制度形成。
政治上的重農抑商壓制了自然經濟的進步,使工商業對多渠道的傳播媒介失去了依賴;反過來傳播媒介由于沒有工商業的支撐而失去了其存在的經濟基礎,限制了傳播媒介的發展。古代燦爛的四大發明中有造紙術和印刷術,卻是英國人最先發明出了報紙這種傳播媒介。中央集權政府用來維護統治的儒家思想,強調禮義、重視人際關系,又通過暴力機關,如“東廠”“西廠”“文字獄”等對人們的思想進行控制,對人們選擇并認可人際傳播這種方式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由于民族性格上的含蓄守成,東方人們往往不喜歡直白外露的傳播方式,對于主動宣揚的傳播,例如俗語中的“王婆賣瓜”,卻給出了“自賣自夸”的否定評價。長期積累的人與人的交往與信賴,使東方人更相信商品本身以及商品所累積的信任基礎,人們更相信“老字號”、“祖傳”等。
客觀上的地域特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體系和統治者的束縛、限制,長久以來形成的文化和民族特點最終使人際傳播發揚光大。
2.截然相反的媒介傳播。西方文明區處于地中海、大西洋地區,海路暢通,由于歐洲大陸地質受冰川作用影響,各地地形差異較大、不同于亞洲大陸的平原遼闊,所生產的農產品以及第二次社會大分工后產生的手工業品有很大差別,需要各地之間的商品貿易交換以滿足人們的日常生活。在商品交換的過程中逐漸產生了信息、思想的交流,面對面的人際傳播已無法滿足經濟生活的需要,媒介傳播逐漸產生。在17世紀初期,已經形成了報紙的雛形“news book”上面載有咖啡、茶、甜點等商品和商店的廣告;用來作為傳播載體的媒體也越來越豐富。經濟發達、長期處于交換社會中的人們思想也更為開闊、活躍,相對于處于靜態狀態下的自給自足的封建集權社會,西方的各民族更加分散,思想和行為更為動態。也由于相對分散的生活關系,人們之間的感情依賴性不強,更趨于基于媒介基礎上的公平平等的交流和交換。與中國社會極大相反的是,商業高度發達的歐洲,從流水線上走下來的商品無法通過人際傳播達到銷售的目的,廣告的媒介傳播逐漸成為了西方商品經濟的不二選擇。
鑒于人際傳播的傳播基礎,其覆蓋率和普及度較低;媒介傳播作為人際傳播的加強版,能夠對廣告的發展起到更好的作用;與此同時,人際傳播的信任基礎又是越來越花哨的媒介傳播所無法企及的。隨著廣告傳播的發展,現今社會兩種傳播方式更加趨于相互借鑒和融合,理性和感性的交融、兩種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的碰撞,會逐漸帶來全新體驗。
參考文獻
第9篇：自然經濟的基礎范文
關鍵詞：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信任；二者關系
中圖分類號：F04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5-000-01
我們如何從整個社會層面上去理解市場呢？其實，市場不是一個純經濟學上的概念，而應將其當作人們有自主選擇機會的社會狀態。然而，市場經濟也不單純是一種經濟形態和經濟運行模式，同時也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所需要的一種生產、交往和文明的方式。所以說，現代市場經濟不但是一種經濟運行模式，也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所需要的一種文明方式，現代市場經濟與社會信任之間有著相輔相成的關鍵作用。本文從多方面淺析現代市場經濟對社會信任的不斷發展完善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一、現代市場經濟與社會信任的概念
什么是現代市場經濟呢？開放性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最基本特征之一，要使世界上各個國家的企業都能夠融入到世界市場中來，就必須改革開放，這個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現實中，有很多企業所需要的原料并不一定是來自本土，也有很多是來自世界各國。反之，許多企業生產的產品也不單純是供本國人民消費，也有許多是用于出口。從這一現象可以看出世界各國在現代市場經濟領域方面有著密切的聯系，也基于這樣，在一個國家經濟范圍之內以及全球化的現代市場經濟中就存在著普遍社會信任這一概念。
什么是信任？美國經濟學家福山在其著作《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一文中，認為信任作為一種普遍的文化特性，是人們從一個規矩，誠實，合作，互惠的行為所組成的社群中分享的價值觀和規范中所產生出來的一種相對合理的期待。
總而言之，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
二、現代市場經濟對社會信任的不斷發展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1.社會信任的建立從客觀上來源于現代市場經濟？
歷史大量的實踐證實，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信任的不斷完善是來源于市場經濟的必經階段。眾所周知，以前的自然經濟條件下導致人們之間是金字塔式的等級關系。而在市場經濟的市場中，自利的主體卻是每一個參與市場活動的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變成是自由、平等的，這種條件下，我們每一個人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都是相對平等的。即便是在參與市場活動中，大家也是公平公開去競爭的。這樣一來，每個人也就要承擔相應的權利和義務，這也是自然經濟社會與當今社會的區別所在。可以看出，現在的市場經濟體制，讓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享有獨立利益、獨立目標、獨立價值的主體，大家可以采取屬于自己的生產資料也可以決定經濟的行為。就因為這樣子，我們每個人在行使自己經濟行為過程中也要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承擔相對應的道德和法律責任。從而形成了一定經濟基礎支持的經濟領域的獨立個體。
如今在全球化日益開放的今天，有著全面開放的市場，給大家提供了一個自由發展的時空，也就自然形成了市場交往。長久交往過程中就使每個人的自主性、獨立性不斷增強，自主性責任性的信任也在交往中形成，這就從客觀上推動了社會信任的建立。
2.適應社會領域能力是在市場經濟中茁壯成長
我們都清楚地知道，權利與責任是辨證統一的，沒有無權利的責任，也沒有不承擔責任的權利，每個權利都要包涵著相應的責任。在當今社會中，那些不愿負擔義務和責任的人，根本不會成為現實的權利主體。從責任的角度看，每個人一旦有了自由選擇的權利，就必須自己為自己選擇的結果承擔責任，而不能再將自身行為的責任推給集體、國家和社會。也就是說，在經濟領域方面，個人有了經濟的自由選擇權利，就要自己承擔經濟的風險：
在這種體制下，我們每個人的行為，包含在經濟、政治、就業、創業等方面領域的發展行為，都是與自己息息相關的，也必將要為自己的行為去承擔責任。這也給大家一種沉重的壓力，也是一種動力，所以我們每個人要學會知法懂法，學會用法律去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可見，信任關系的能力在當今市場下，在陌生人社會中也漸漸建立起來，適應社會領域能力是在市場經濟中茁壯成長。
3.市場經濟促使了信任的供給
我們知道，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人們之間的交往關系只能是一種依賴關系。在自然經濟下，存在著支配方式，很多生活都要受到束縛和支配。相反，在市場經濟社會中，我們則是處于一個自由脫域的環境中。告別了傳統的熟人關系熟人交往圈。特別是在信息化時代，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與互動是通過信息化的媒體符號標志系統的不在場來進行交往的。給大家帶來了更多更廣泛的人際交往的空間與范圍，給人類的社會關系帶來了豐富和全面發展的條件。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們政府大力提倡節約型，人類交往也隨之越來越近距離的接觸。這樣一來，社會信任度與社會交易成本之間儼然是成正比關系，高度的社會信任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提高社會運行效率、節約交易費用的最有效途徑，因為只有建立高信任度的社會才能降低交易的成本，這也是這個社會的迫切要求，從而促使了信任的供給。
4.現代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
我們往往是通過市場競爭來推動市場經濟機制的有效運行的，使其資源配置優化的。如今的市場經濟浪潮中，給我們打造一個全面、持續和公平的競爭環境。這樣一來，對市場主體既是壓力，又是動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自然而難形成了一種社會信任的機制。我們知道，有了競爭才能夠讓我們的智慧和潛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也能夠幫助大家更有自信心，這樣一來，競爭就起到了推動作用，也養成了我們信任自我的習慣。然而，市場經濟體制下，競爭是在遵循規范的經濟秩序下去進行的，這就要求我們要對自己有更多的要求和約束。這種體制下，就能夠促進社會信任度和可靠度的不斷提高。比如，作為一名老百姓和消費者，大家最討厭的就是那些欺詐，投機取巧的奸商，相反，大家最喜歡那些誠實守信的商家。可以見得，誠實守信是商海中能夠戰勝對手贏得競爭優勢的必要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