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旅游扶貧案例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鄉村旅游扶貧案例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鄉村旅游扶貧案例范文
引言
2006年以來中國的鄉村旅游發展迅速，鄉村旅游因其關聯效應和乘數效應、統籌城鄉發展，推動新農村建設、帶動農村就業、促進農村脫貧減貧等作用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旅游扶貧被國務院中國農村扶貧辦作為產業扶貧中重點推薦的扶貧方式。旅游資源豐富的貧困地區主導的鄉村旅游發展是把發展鄉村旅游作為促進鄉村經濟增長、反貧困的一種發展戰略，稱之為PPT戰略（pro-poor tourism）。鄉村地區旅游的發展確實促進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了當地居民就業，促進了新農村建設，促進了鄉村環境的改善，如此，農民應該是鄉村旅游發展的受益者，對當地發展鄉村旅游應該采取非常支持、配合的態度。可是為什么近幾年我國鄉村旅游業發展比較好的幾個地方如中國最美的鄉村—江西婺源，世界歷史文化遺產地安徽歙縣、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甚至出現村民阻攔游客的現象呢？
我們一直理所當然地認為，發展鄉村旅游可以促進當地經濟的增長，可以讓當地居民脫貧減貧。但鄉村旅游的發展是否確實促進了當地經濟的增長？是否存在漏損效應？即使促進了當地經濟的整體增長，受益人群是不是貧困人口？真正的受益者是否只是貧困地區的相對富裕人群？我國鄉村旅游經濟的增長是親富式增長還是親貧困增長？如果貧困地區鄉村旅游的發展未能讓貧困地區的貧困人口脫貧減貧，哪些途徑能讓貧困人口真正脫貧減貧？
親貧困增長的內涵
反貧困是全世界共同的重要課題，經濟增長與貧困減緩的關系一直是經濟學學者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涓滴式”經濟增長（Trickle-down Growth）會自動減緩貧困，即在沒有任何其他減貧措施下，通過經濟增長可以增加窮人就業機會，并且財政收入的增加也可以通過轉移支付使窮人受益。贊同通過涓滴效應減緩貧困的學者認為，經濟增長是減少貧困的充分必要條件。涓滴式增長也被稱之為滴漏效應，具體是指在經濟增長的條件下，強調大多數人普遍分享，沒有針對特定收入群體制定具體的收入分配政策和措施，也沒有過多地考慮收入分配不平等對經濟增長成果分享不公的效應。
隨著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貧困在世界范圍內并沒有相應地自動緩解，涓滴式增長自動減貧的觀點受到了廣泛的質疑和批評。反對“涓滴效應說”的學者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是以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為前提的，僅僅依靠經濟增長，對貧困減少來說是不夠的。他們認為，經濟增長對窮人的涓滴效應是不能自動發生的，它受到一系列環境和條件的影響，包括自然條件、風俗習慣、制度安排等。Bhagwati認為經濟的某種高增長率，反而可能使貧困人口的狀況更糟，原因即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所伴隨的不平等，包括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和社會機會的不均等，這些不均等的因素很可能抵消窮人從經濟增長中獲得的收益，即產生“不利于窮人的增長”（anti-pro-poor growth）。
近年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收入差距也在持續擴大、減貧速度下降，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怎樣使經濟增長與發展過程更加公平，使增長的成果能夠為民眾廣泛地分享，特別是使貧困人口切實受益，逐漸成為發展經濟學理論研究與政策分析的焦點。
在此背景下，一些學者提出了親貧困（pro-poor growth）增長的概念，親貧困增長也被譯為貧益式增長、益貧式增長，該概念源于Chenery和AhIuvalia（1974）所建立的增長利益再分配模型，由Ravallion Martin于1994年正式提出，具體是指貧困群體能夠參與經濟活動并能從中得到更多好處的增長。亞洲開發銀行將“親貧困增長”界定為能夠使窮人收入的增長水平超過平均增長水平的經濟增長。“親貧困增長”關注的核心問題是貧困人口的收入和生活狀況能否隨著經濟增長而改善。不同于經濟增長的涓滴效應理論，親貧困增長理論強調直接使貧困群體從經濟增長中獲得好處，而不是通過間接的方式。減貧離不開經濟增長，但貧困人口能夠從經濟增長中分享到多少利益卻取決于一系列條件，主要包括收入分配條件、人力資本、資源稟賦等。主張通過親貧困式增長實現減貧的學者認為，貧困人口相對于富有群體而言，缺少維持自身發展的資源。因此，政府應該制定一個故意傾向貧困群體發展的戰略，縮小貧富差距，使貧困群體能夠從經濟增長中獲得更多地收益。實現親貧困增長的途徑是：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提高貧困人口的福利水平；消除妨礙貧困人口參與經濟增長的外部障礙，增加貧困人口參與經濟增長過程的機會，提高貧困人口分享經濟增長的能力。
我國鄉村旅游經濟增長與旅游扶貧
隨著中國旅游業的迅猛發展，鄉村旅游經濟日益成為我國農村旅游資源豐富地區的重要經濟增長點，旅游扶貧也成為旅游資源豐富的貧困地區重要的產業扶貧方式，鄉村旅游經濟的增長能否自發地起到減緩農村貧困的作用？親貧困增長理論認為，僅靠單純的經濟增長不能實現充分有效的減貧與發展，經濟增長是戰勝貧困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力量來源，但它只是必要條件絕非充分條件。經濟增長的性質及模式（即不同群體從經濟增長中的受益程度）、增長成果的分享以及不平等程度的變化等因素也是影響我國農村減貧效果的重要因素。國內外大量貧困地區旅游開發的實踐也證明，宏觀經濟效應并不等于貧困人口的獲利和發展，相反，由于旅游開發的消極影響，貧困人口在旅游發展過程中付出的代價可能大于收益（張偉等，2005）。
NieholsonT對菲律賓的布若塞島（Boracay）進行研究時也發現，旅游發展初期旅游者以背包客為主，住宿以當地人經營的家庭旅館為主，但當該島旅游逐漸發展起來，成為國家主要旅游目的地，外資興建的大批旅游食宿設施代替了家庭旅館，原先的當地經營者被擠出旅游經營圈；同時，新的旅游需求都集中在大的高檔星級酒店中，他們需要的是標準化的、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和技術的人，而這些人員常從外地引進，當地貧困人口失去了大量的就業機會（NieholsonT，1997）。
經濟增長是減輕貧困的有力武器，對減貧有較大的正效用，但經濟增長的性質和模式（即不同群體從經濟增長中的受益程度）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是影響經濟增長減貧效果的重要因素，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劇甚至會抵消部分經濟增長的正效用。張昕欣（2010）基于安徽農村住戶抽樣調查資料的實證研究表明，在經濟增長減貧的同時，收入分配在貧困人口內部的分配變得更加不公平，收入分配向輕度貧困者傾斜，而深度貧困者則獲得更少的收入。在我國鄉村旅游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也存在類似情況。我國有些貧困地區的旅游開發減貧使貧困地區相對富裕或者說輕度貧困者脫貧致富，但深度貧困者由于資源極其有限，沒有機會參與旅游開發或者只能參與旅游業中低收益水平的工作，從而沒有機會或較少分享旅游經濟增長的成果。
我國大多數鄉村地區發展旅游業是靠對外招商引資，旅游業發展投資靠這些從外地招來的商人或公司，旅游業發展所得也又回流到他們那里，這樣就可能出現了漏損，造成虛假繁榮，當地經濟并未顯著增長。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土地承包經營權的適度規模經營與合法流轉，導致土地被集體入股后，形成適度的規模，被政府或外來開發商統一經營。農戶盡管能收取租金、獲得股金，然而貧困人口因為在經濟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各方面都非常欠缺，旅游參與能力低下，不但不能從當地旅游發展中受益，還要承受旅游業發展帶來的物價上漲，降低了其實際購買力因而更加貧困，鄉村成為城里人或者外來投資者的“飛地”，出現鄉村旅游目的地“飛地化”。所謂鄉村旅游目的地“飛地化”，是指城里人或者外來投資商占據了當地旅游業中的經營者地位，并且占有絕對或者絕大部分的受益權，使得鄉村旅游目的地形成了城里人的飛地。旅游飛地化與旅游扶貧目標相悖，降低了旅游扶貧效應。
旅游扶貧的核心問題是貧困人口的獲利和發展，目標是實現貧困人口脫貧致富和貧困地區社會積極變遷，而不是旅游產業的發展。
Bardhan&udry（1999）也認為，一般來說，通過經濟增長幫助貧困人口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增加他們有生產力的就業機會，包括在農場和城市非正式部門的自我雇用機會。因此，使得貧困人口能夠被納入經濟增長的軌道對于緩解貧困是非常關鍵的。但是，有一些貧困人口卻因為很多原因被排除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之外。另外，經濟增長過程中所存在的集聚向心力可能使資源流出落后地區，從而強化了區域間的不平等。所以，通過不平衡發展戰略創造了經濟增長點之后，貧困人口是否有機會獲得分享增長的機會，這一點對于能否成功降低貧困非常關鍵。如果在通過不平衡的發展戰略創造了經濟增長點后無法保證貧困農戶也有機會平等地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則可能導致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經濟發展成果的夭折。
我國鄉村旅游經濟親貧困增長路徑
（一）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經濟增長的根本目的是國民福利的提高，尤其是工資收入水平的穩步提高，以便使人的價值在增長中體現出來，這需要收入分配政策的科學制定和落實。
“窮人中的窮人”即貧困地區的貧困人口是今后扶貧的主要對象；收入分配對減貧的負面影響需要多倍的收入增長才能彌補，在今后時期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對減貧尤其重要：經濟增長與減貧進程并不完全一致，在很多時期出現了“親富增長”，現在有必要選擇“親貧困增長”路徑。
鄉村旅游收入分配最主要是土地收入分配，其次是門票收入分配。鄉村旅游的快速發展，會在一定的區域內開發一定量的商業用地，商業用地的收益要比農業用地的收益高出很多，如何去分配這部分利益非常重要。由于旅游資源的開發大多為政府或者外來投資商統一管理，雖然在這個過程當中，農民會拿到轉讓土地或者享受到現有資源帶來的利益，但是在后期的經營過程當中，大部分的利益歸政府或者投資者，這正是近年來一些鄉村旅游目的地居民與當地鄉村旅游管理方發生沖突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些地方為了招商引資給投資商非常優惠的條件，包括極低的土地征用費用，農民所得利益不足以補償他們失去土地造成的損失。相對富裕的村民可以通過農家樂、家庭旅館等方式參與旅游開發經營活動受益，甚至脫貧致富，但是對于那些貧困地區的貧困人口，他們沒有資金和能力參與到旅游經營活動中來，這部分失地的貧困人口就會變得更加貧困。
關于門票問題。首先是鄉村旅游目的地是否應該收門票的問題，其次是門票收入如何分配的問題。
門票是最容易引發爭議的焦點問題，婺源門票實行通票制時引發過一場討論，2013年持續升溫的鳳凰古城收費事件經過持續醞釀，儼然成為一個公共事件。很多網友反對鳳凰收門票，認為這是政府與民爭利，因為景區收取門票可能直接損害到鳳凰古城商戶的利益和游客的利益。鳳凰縣副縣長回應稱，收門票以后，鳳凰游客總體是增長的，但散客確有減少，下一步將對營銷政策和管理方式進行小調整。該副縣長也表示，目前家庭旅館、古城商鋪、從事拉客人員及沱江河下游農家船，是當前利益調整中矛盾最大的群體，鳳凰縣正在進一步深入細致地做好群眾工作，暢通訴求渠道，目前農家船的問題已基本解決，大家的經營問題會逐步解決。但是從親貧困視角來看，能夠參與餐館、商店經營的人口要么是外地商人，要么是本地鄉村精英，即貧困地區中相對較富裕的那部分人。優惠政策吸引外來投資商開發當地旅游后，這部分人是脫貧致富了，足以彌補他們失地的損失。但那些最貧困的村民卻為當地經濟的整體發展做出了犧牲，他們沒有得到應有的補償。因此，我們可以說我國很多地方的鄉村旅游經濟增長是“親富增長”，這也就不難理解一些地方鄉村旅游快速發展以后貧富差距迅速拉大的原因。一方面是當地最富裕的村民很快積累了百萬千萬的財富，另一方面是最貧困的那部分村民依然在溫飽線上掙扎，甚至比旅游開發前更貧窮了，因為他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連口糧也需要現金性收入購買，而旅游發展又導致了物價上漲，他們的實際購買力更低因而更加貧困。這種鄉村旅游經濟增長方式有利于帶動當地村民致富，但不利于最貧困人口脫貧。鄉村旅游目的地集中收取的門票除了一部分被政府用作管理費以外，政府會將門票收入按比例分給村民，這對那些沒機會參與到旅游經營活動中來的貧困村民就是一個補償。尤其有些鄉村旅游目的地已經變成了城里人的“旅游飛地”，由于當地商鋪太貴，對本地居民又沒有任何優惠政策，當地居民根本就買不起家門口的商鋪因而無法參與到鄉村旅館、餐館、土特產商店的經營者行列，事實上，鳳凰古鎮上的商家絕大多數是外地人，如果鳳凰景區收取門票只是以犧牲古鎮商戶的部分利益為代價，換取更多的古鎮保護費用和當地居民失地補償、生態補償等費用，那么這樣的鄉村旅游發展方式就是在扭轉過去的親富傾向，變得更加親貧困，更加有利于旅游扶貧目標實現，從反貧困的角度來看，是應該支持的。也更因為此，西江苗寨收門票時當地社區居民絕大多數人沒意見，鳳凰縣的絕大多數人對征收門票也沒意見，因為只是減少了小部分相對富裕者（旅游住宿業、餐飲業、旅游商品經營者）的收入，增加了貧困人口的收入，有利于貧困人口脫貧和貧富差距的縮小。而在被譽為“中國最美鄉村”的江西婺源，李坑、江灣、汪口等景區于2011年7-8月出現了部分村民為爭取門票利益而攔阻游客，導致婺源幾個核心景區關閉的現象，主要是當地村民認為景區門票分紅不公所致。古鎮、古村落居民為了發展當地旅游，在房屋裝修、生態環境等方面都做出了犧牲，他們的房屋、他們的農作物都是很重要的鄉村旅游吸引物，他們要求從門票中獲得部分收益是合理要求，理應得到滿足。
（二）進一步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貧困人口在面對自然災害等沖擊時，由于缺乏財產收入、投資機會和其他渠道來規避風險，具有更大的脆弱性，容易陷入更深的貧困。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說，在經濟增長的同時，通過農村社會養老保障、農村基本醫療保障等保障性政策來增強農民抵御各種沖擊的能力，對減輕貧困人口的風險能夠起到很好的減貧效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健全可以大大減少因病致貧人口，農村養老保障的全面推行可以減少老年貧困人口，減少老年人子女的負擔，大大減少農村的福利貧困。
我國已出臺農村醫療、養老保障政策，農村社會保障基金主要來源于國家財政、地方財政和參保農民本人三方，發展鄉村旅游實現了農民與當地財政的增收，其實是多渠道多形式籌措農村社會保障基金的有效方法，從根本上夯實了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此外，當地鄉村旅游社區也應該積極利用土地流轉和鄉村旅游經濟發展所得資金，幫助那些最貧困人口參加農村醫保，旅游開發扶貧屬于“涓滴式扶貧”方式，低保制度、貧困補助等措施屬于“瞄準式扶貧”方式，兩種扶貧方式的有效結合更有利于旅游扶貧目標的實現。
（三）提升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水平
提高貧困人口分享經濟增長的能力是實現親貧困增長的根本途徑之一，能力貧困是收入貧困的根源，只有提升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水平才能不斷提高貧困人口旅游開發經營參與度和參與水平。提升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水平的主要途徑是提升貧困人口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對于貧困人口的教育和培訓投資應當作為政府或公共部門大規模減貧政策中的一環，大力開展旅游服務培訓提高他們的就業和職業發展能力。醫療和衛生的普及也是提升貧困人口人力資本存量的一個因素，以發展鄉村旅游為契機，引導和幫助當地村民使用自來水和現代廁所設施，改善窮人的衛生條件從而提高他們的健康水平提升他們的人力資本。
總之，如果能選擇合適的鄉村旅游經濟增長路徑，發展鄉村旅游確實是一種理想的產業扶貧方式。建設美麗中國鄉村，實現全面小康，將不是遙遠的夢想。
參考文獻：
1.王生云.親貧困增長測度研究述評[J].統計研究，2012.29（7）
2.阮靜.經濟增長與貧困緩解—基于親貧困增長視角的研究[M].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9
3.王鐵.基于pro-poor Tourism（PPT）的小尺度旅游扶貧模式研究[D].蘭州大學，2008
4.張平，劉霞輝，袁富華等.中國經濟增長路徑、效率與潛在增長水平[J].經濟研究，2012（11）
5.周天勇.高級發展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6.章元，許慶.一個農業人口大國的工業化之路：中國降低農村貧困的經驗[J].經濟研究，2012（11）
7.萬廣華.城鎮化與不均等分析：分析方法與中國案例[J].經濟研究，2013（5）
8.何景明.邊遠貧困地區民族村寨旅游發展的省思—以貴州西江千戶苗寨為中心的考察[J].旅游學刊，2010.25（2）
9.郭凌.王志章.鄉村旅游：實現農村包容性增長的路徑選擇[J].學術交流，2012（8）
作者簡介：
第2篇：鄉村旅游扶貧案例范文
關鍵詞：社區參與 旅游發展 綜述
中圖分類號：F5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4-0166-03
前言
將旅游業與社區的互動關系引入研究之中，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社區參與”的概念應時而生。1997年6月，世界旅游組織、世界旅游理事會與地球理事會聯合制定并頒發了《關于旅游業的21世紀議程》便倡導在旅游業可持續發展中把居民作為關懷的對象，并把居民當做旅游發展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和不可缺少的環節，社區與旅游的關系研究經歷了越來越受到重視，并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的相關概念，如旅游社區、社區參與、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等等。
一、國內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研究的進展
1.選文的范圍及依據。對中國知識資源總庫中的“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所收錄的所有學科類別的文獻，以“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為主題，選擇精確檢索，以2001―2010年為檢索時間段，得到2001年以來有關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文獻一共92篇，通過篩選，剔除重復和無關文獻，剩余87篇，其中碩士論文22篇，以此作為研究對象。
2.相關文獻研究進展。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尋找可持續的旅游發展路徑，中國學者開始研究旅游和目的地社區間的動態關系，基于檢索的文獻及其研究內容，結合圖1將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研究分為兩個時期，即探索期（2001―2004年）和發展期（2005年至今）。探索期的特點是：研究的文獻較少，多為探討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基礎理論研究，以定性研究為主。發展期的特點是：開始出現較多的研究文獻，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拓展，方法呈現多元化，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滲透到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研究，研究內容集中在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問題和對策以及參與模式的探討，開始對中國相關社區進行實證研究。二、國內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相關概念界定
1．旅游社區。《辭海》中“社區”的定義為：以一定地域為基礎的社會群體。由于以旅游資源稟賦的社區為研究背景，所以這里的“社區”是指旅游社區。當社區依托旅游資源開展旅游活動時，“社區”將被賦予新的內涵。梨潔、趙西萍（2001）[1]將旅游社區定義為“共同依托某一旅游資源開展旅游活動，一群居住地理位置較近、有著共同利益的人群”，這個定義雖然打破了行政區劃，但是經濟因素、社區的動態發展仍沒有考慮在內。蔣艷（2004）[2]認為，旅游社區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聚集在某一旅游區內的社會群體和社會組織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社會實體，是一個地域性社會活動共同體。旅游社區是不斷變化的，這主要是與區域旅游活動的變化有關。
結合以上定義分析，這里認同的旅游社區是一種虛擬上的依托某一旅游資源開展旅游活動的所有利益相關者的社會共同體，不受行政區劃限制。
2．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概念。“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概念說法不一，王瑞紅、陶梨（2004）[3] 指出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是指社區的政府及非政府介入社區旅游業發展的過程、方法和手段，是指社區居民參加社區旅游發展計劃、項目以及其他各類事物與公益活動的行為及其過程，這里參與的主體除了社區居民外，還包括政府、單位、社會團體等法人。孫九霞（2005）[4] 認為，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是指在旅游的決策、開發、規劃、管理、監督等旅游發展過程中，充分考慮社區的意見和需要，并將其作為主要的開發主體和參與主體，以便在保證旅游可持續發展方向的前提下實現社區的全面發展。
（二）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理論支持
1．經濟學。梨潔、趙西萍（2001）[1]從經濟學角度，運用集體選擇、福利經濟學等經濟學前沿理論，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動力、社區參與如何形成最終意見、社區參與如何實現收入公平分配等理論問題進行了質疑和較深入的分析，雖然存在諸多的經濟學難題，但是社區參與旅游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可以實現的。吳雅玲（2007）[5] 提出了社區參與旅游的新目標觀、新組織觀、新系統觀等新理念，并用區域經濟學的理論，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運行框架進行了新的探討，為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實施提供了參考。楊桂紅（2001）[6]從實證經濟學角度出發，以云南碧塔海景區社區參與狀況為例，闡述社區參與旅游業發展對環境保護的積極作用。
2．社會交換理論。唐玲萍（2009）[7]利用社會交換理論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可能性進行解釋：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是社區及其居民的理性選擇，是超越經濟語境的多語境下的“利益驅動”。
3．可持續發展理論。胡志毅、張兆干（2002）[8]提出了社區參與近“S”發展曲線，并從不同的發展階段上闡述了社區參與和旅游業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毛彥斌（2008）[9] 通過分析旅游飛地、旅游孤島、新殖民主義等旅游非持續現象，指出了社區參與使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途徑選擇。目前的研究大都是把社區參與作為旅游可持續發展一個不可或缺的保障機制，大多是從經濟、文化、環境、社會等不同的角度論述了社區參與的作用。
（三）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兩個熱點社區
1．鄉村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研究。丁煥峰（2006）[10]通過對農村貧困社區旅游開發中參與的內涵、農村貧困社區參與旅游發展及其規劃的基本出發點和實踐框架進行分析，認為貧困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是一種持續的旅游扶貧模式，是開發扶貧的制度創新過程。陳麗華、董恒年（2008）[11]將社區參與鄉村旅游作為可持續旅游扶貧開發的一種模式，并提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一些思路。王文才、劉景慧（2009）[12]以懷化市中方縣荊坪古村為例，分析其參與式鄉村旅游發展的不足，并提出相關發展措施。盧麗（2009）[13]從社會資本的視角對甘肅省青城鎮鄉村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探討，對遺產資源的保護和和諧旅游社區的建設有著重要意義，為青城鎮旅游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思路。目前鄉村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研究基本都是基于旅游業發展對鄉村的扶貧作用，即鄉村居民通過參與旅游發展，獲得一定的經濟利益。
2．民族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研究。在民族地區，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及習俗等都具有濃厚的民族風情，整個社區都是重要的吸引物，因此民族地區的發展更離不開社區的參與和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個方面：（1）參與模式的研究。蘭海（2009）[14]從參與形式上提出了資源參與模式、產品參與模式、資本參與模式、實體參與模式四種模式。羅麗珊、王陵黎（2010）[15]以落水村和里格村為例對云南瀘沽湖摩梭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模式進行比較分析，在分析其模式優缺點的基礎上得出了里格村的租賃經營模式更加優化的結論。譚舒月（2009）[16]分別分析了上郎德模式和西江苗寨模式的成功，為其他民族地區社區參與的發展提供很好的借鑒意義。（2）社區參與限制性因素的研究。陳飚、鐘潔等（2007）[17]以云南香格里拉為例，探討了社區參與的限制性因素除了普遍存在的操作性、結構性和文化性限制因素外，還存在著產業失衡、矛盾轉移和供求平衡等限制性因素。陳志永、況志國（2009）[18]分析了貴州上郎德苗寨個體理的非合作博弈和民族社區傳統社會規范的失效，社區居民對集體公共利益漠視的原因，提出加強社區組織建設，引入外來利益主體的建議，以期使個人理性逐步走向集體理性。民族地區社區由于其特殊性除了存在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普遍問題外，還存在其自身特有的發展限制性因素。（3）實證研究。邱云美、封建林等（2005）[19]采用問卷調查法和訪談法對景寧畬族自治縣3個景區社區參與旅游進行調查，王穎、張敏（2009）[20] 通過分析民族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背景條件和開展社區參與生態旅游對民族文化及生態環境的有利影響和不利影響，總結出了民族社區居民參與生態旅游的對策。學者們對民族地區進行了有益的實證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參考性建議，但仍然停留在理論和宏觀層面。
（四）中外社區參與旅游發展對比研究
國外在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方面做了較多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張朋、王波（2003）[21]以英國南彭布魯克為例，分析了國外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具體情況，對中國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理論和實踐起到了很好的啟示作用。保繼剛、孫九霞（2006）[22]在中國不同地區案例調查的基礎上，結合西方學者的案例材料，總結出了中西方社區參與的明顯差異，并進一步發掘兩者形成差異的深層原因。曾艷（2007）[23] 對國內外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模式進行了比較研究，并借鑒國外模式優勢嘗試構建符合中國旅游發展的模式。
中外社區參與產生處于不同的旅游發展階段上，國內外關于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無論是在理論方面還是實踐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結論和展望
目前，關于旅游社區參與方面的研究偏重于宏觀理論研究，缺乏深入細致的實證研究。同時，有關的研究限于西方理論的分析框架。加上中國在實際規劃過程中一直未能很好地體現社區參與的精神，因而對西方理論和中國理論的探討既不夠深入又難以與現實接軌。在看待社區旅游的觀念上，國內學者更看重它對旅游發展的經濟作用，社區是為旅游服務的。但隨著學者們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研究的越來越關注，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將進一步完善和充實。
參考文獻：
[1]梨潔,趙西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理論的若干經濟學質疑[J].旅游學刊,2001,(4):44-47.
[2]蔣艷.對欠發達地區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思考[J].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3):18-21.
[3]王瑞紅,陶梨.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形成及內涵[J].曲阜師范學院學報,2004,(4):42-47.
[4]孫九霞.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研究的理論透視[J].廣西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5,(5):89-92.
[5]吳雅玲.社區參與旅游發展運行框架的初步研究[J].資源開發與市場,2007,(11).
[6]楊桂紅.論社區居民參與旅游業發展對環境保護的積極作用[J].經濟問題探索,2001,(11):124-126.
[7]唐玲萍.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可能性的理論分析:社會交換理論[J].思想戰線(2009年人文社會科學專輯),2009,(35):145-148.
[8]胡志毅,張兆干.社區參與旅游業可持續發展[J].人文地理,2002,(2):38-41.
[9]毛彥斌.社區參與:可持續旅游發展的途徑選擇[J].經濟研究導刊,2008,(10):198-200.
[10]丁煥峰.農村貧困社區參與旅游發展與旅游扶貧[J].農村經濟,2006,(9):49-52.
[11]陳麗華,董恒年.可持續旅游扶貧開發模式研究――社區參與鄉村旅游[J].淮海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76-79.
[12]王文才,劉景慧.懷化參與式鄉村旅游發展研究――以懷化市中方縣荊坪古村為例[J].懷化學院學報,2009,(4):20-22.
[13]盧麗.社會資本視閾下鄉村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探討――以甘肅省青城鎮為例[J].湖南財經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9,(6):56-57.
[14]蘭海.民族地區社區參與旅游景區發展模式研究[J].經營管理,2009,(16):124.
[15]羅麗珊,王陵黎.云南瀘沽湖摩梭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模式比較分析――以落水村和里格村為例[J].中國高新技術企業,2010,(4):71-73.
[16]譚舒月.西江苗寨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模式研究[J].學術探討,2009,(11):217.
[17]陳飚,鐘潔，等.云南香格里拉藏族社區參與旅游發展過程的限制性因素[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7,(8):165-169.
[18]陳志永,況志國.郎德苗寨社區主導旅游發展中的個人理性與集體行動的困境[J].學術探討,2009，(3):72-79.
[19]邱云美,封建林,等.景寧畬族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實證研究[J].社會科學家,2005,(6):125-127.
[20]王穎,張敏.民族社區參與生態旅游發展研究[J].四川林勘設計,2009,(3):47-50.
[21]張朋,王波.國外社區參與旅游發展對中國的啟示――以英國南彭布魯克為例[J].福建地理,2003,(4):37-45.
[22]保繼剛,孫九霞.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中西差異[J].地理學報,2006,(4):401-413.
[23]曾艷.國內外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模式比較研究[D].廈門:廈門大學,2007.
Summary of Domestic Study on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ecent Ten Years
SHE Jing-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6,China）
第3篇：鄉村旅游扶貧案例范文
一是高度重視。始終把脫貧攻堅工作作為政治工作和底線工作來抓，定期召開碰頭會議，研究解決扶貧工作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二是強化責任。成立了由局長任組長，班子成員任副組長，相關股室、鄉鎮財政所長為成員的統籌整合財政涉農資金領導小組，形成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工作格局。三是周密部署。局黨組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會議調度財政扶貧工作，財政評審每兩月出臺一次小型公益工程項目預算最高限價表，對村級扶貧工程造價實行動態管理，對20萬元以下的項目由村級自行組織實施，對40萬以下的項目實行“四自兩會三公開”模式，確保扶貧資金用得下、用得快、用得準、用得好。特別是2017年8月以來，對統籌整合財政涉農資金進度，做到一月一調度，一周一通報，督促項目單位加快資金撥付進度。四是強化制度建設。為確保統籌整合工作順利開展，我縣出臺了炎陵縣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管理辦法（炎政辦發[2016]8號）、《炎陵縣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工作的實施方案》（炎政辦發[2016]24號）、關于推廣小型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四自兩會三公開”建管模式的指導意見（炎政辦發[2017]44號）等一系列文件。
二、資金的整合和監管情況
2016年-2018年整合財政涉農資金共計59118.3383萬元，其中2016年8511.12萬元，2017年32446.3334萬元，2018年18160.8849萬元。
2019年計劃整合財政涉農資金15810.65萬元。
在資金監管方面，縣財政部門嚴格按照上級決策部署，抓細制度建設、抓好資金籌措、抓準資金投向、抓嚴資金管理、抓實監督管理、抓緊問題整改，各項工作有序推進。
（一）抓細制度建設
——出臺了《炎陵縣人民政府關于創新財政涉農資金統籌整合使用機制實施精準扶貧的意見》（炎政發[2016]18號）文件，成立縣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工作領導小組，負責年度統籌方案的確定、項目實施、督辦檢查、驗收考評等工作。財政部門負責資金的落實和監管，制定統籌資金管理辦法，確保財政資金有序統籌、有章可循。
——制定了財政涉農資金統籌整合使用方案。根據《湖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推進貧困縣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工作的實施意見》（湘政辦法發[2016]53號）精神，結合我縣實際每年制定了《炎陵縣財政涉農資金統籌整合使用方案》，制定了工作目標和基本原則，明確了資金整合的范圍及整合程序。整合的范圍包括中央、省、市、縣財政安排用于農業生產發展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資金。中央層面主要包括：財政專項扶貧資金、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和水土保持補助資金、現代農業生產發展資金等20項；省級層面主要包括：扶貧專項資金、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專項資金、現代農業發展專項資金（用于"一化四體系"建設的資金除外）等19項。
——制定了資金管理辦法。先后下發了《炎陵縣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管理辦法》（炎政辦發〔2016〕8號）、《炎陵縣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管理辦法》（炎政辦發〔2016〕75號）和《炎陵縣精準扶貧產業項目資金管理辦法》（炎扶發〔2016〕2號），就扶貧資金的分配、使用、審批、撥付、管理和監督等事項作出明確規定。同時，簡化資金審批和報賬流程，確保扶貧資金用得下、用得快。財政評審每2個月制定一次小型公益工程項目預算最高限價表，對村級扶貧工程造價實行動態管理，對20萬元以下的項目由村級自行組織實施，對40萬以下的項目實行“四自兩會三公開”模式。
（二）抓好資金籌措。嚴格按照統籌整合財政涉農資金整合范圍，應整盡整。
（三）抓準資金投向。嚴格按照《湖南省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管理辦法》（湘財農〔2017〕21號），圍繞培育和壯大貧困地區特色產業、改善小型公益性生產生活設施條件、增強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和抵御風險能力等方面，確定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支出范圍，2017年明確統籌整合的資金緊緊圍繞“兩不愁、三保障”， “七個一批”和“六大工程”安排使用，落實定資金、定項目、定責任、定時間的“四定”原則。整合資金主要用于基礎設施、產業發展、公共服務、轉移就業、農戶補助等方面，不得用于行政事業單位基本支出、交通工具及通訊設備各項支出、各種獎金、津貼和福利補助等與脫貧攻堅無關的支出。2018年以后，整合資金主要用于農村基礎設施、農業產業發展兩個方面。
（四）抓嚴資金管理。一是實行專人、專戶、專賬核算。二是建立了項目資金臺賬。各鄉鎮、縣直相關單位依據下達的扶貧資金使用計劃，按照項目文號、項目地點、項目名稱、項目內容、資金規模、支出金額等要素，建立了項目資金使用臺賬。三是全面推行公開公示制度。縣級方面，炎陵縣涉農整合年初方案、調整方案和全年下達的整合資金計劃均在炎陵縣人民政府公眾信息網站長期公示。村級方面，村級實行扶貧項目行政村公示制度，切實提高脫貧攻堅工作透明度。在貧困村村部設立脫貧攻堅公示專欄，明確專欄的扶貧政策、扶貧資金項目、貧困對象管理等公示公告內容，同時公布項目監督單位及監督電話，并留影像資料備查。四是加大培訓力度。開展財政支農政策培訓，讓全縣相關財務人員、扶貧幫扶工作隊員和村干部知曉熟悉財政扶貧政策。
（五）抓實監督檢查。一是嚴格紀律監督。扶貧、財政、審計每年對統籌整合資金使用進行監督檢查。二是嚴肅追責問責。對全縣統籌整合財政涉農資金使用進展情況實行一周一排名、一周一通報。縣人民政府對鄉鎮和縣直有關單位當月各個項目進度排名倒數第一及整體進度排名倒數第一的單位負責人進行約談。三是扎實開展股所共建。局班子成員和相關股室每月下鄉鎮財政所，對鄉鎮扶貧資金支出的合理性、合規性進行核查，指導鄉鎮扶貧資金使用管理，掌握鄉鎮財政扶貧資金使用動態，及時解決所遇到的問題。
（六）抓緊問題整改。一是嚴格按上級要求抓整改。三年以來，國家、省、市級多次對我縣扶貧資金管理、分配、使用情況進行了專項監督檢查，檢查中發現各類問題，縣財政局根據反饋意見，列出問題清單，下發整改督辦通知單，要求相關單位按時整改到位。二是審計抓整改。縣扶貧開發工作領導小組成立專門的審計組，對所有涉及扶貧資金管理、分配、使用的縣直單位、鄉鎮、部分村進行全面審計，審計中發現的問題及時向縣扶貧開發工作領導小組匯報，并反饋給相關單位，相關單位按時進行了整改。三是全面自查抓整改。縣財政局組織局紀檢、監督股、鄉財服務中心對所有貧困村扶貧資金、財政涉農統籌整合資金管理、使用進行全面自查，對檢查中發現的問題即查即改，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同時，對群眾舉報問題進行專門調查，一個一個核實，及時回復舉報人，并將核查結果及時報告省財政廳。
三、統籌整合在脫貧攻堅中的作用，及取得的成效。
炎陵縣始終以脫貧攻堅作為頭等大事、首要責任、第一民生、苦戰硬仗，舉全縣之力朝著脫貧摘帽目標扎實推進。2014年，全縣建檔立卡初始貧困人口8164戶26761人，貧困發生率16.57%，貧困村66個（建制村合并后調整為54個）；2014-2017年，全縣累計脫貧6633戶22881人，貧困村全部退出，貧困發生率降至0.6%。2017年12月，通過市初審；2018年2月，通過省核查，在全省5個同類縣中，貧困發生率最低（0.6%）、群眾認可度最高（98.49%）；6月，通過國務院專項評估檢查，錯退、漏評均為“零反饋”；8月3日，經省政府批準宣布脫貧摘帽。主要圍繞“五個字”做文章：
（一）驅“貧”——讓產業收入多起來。牢牢把握發展綠色產業、增加群眾收入這個脫貧的關鍵，千方百計讓貧困戶的“錢袋子”鼓起來、“腰桿子”硬起來。文化旅游方面。打好炎帝牌、紅色牌、生態牌，基本形成“一心一環三大版塊”旅游格局，炎帝陵創5A進入沖刺階段，標語博物館成功創4A、云上大院成功創3A，神農谷旅游服務中心建成投入使用，帶動39個全國鄉村旅游扶貧重點村、48家休閑山莊、412家農家樂加速發展，幫助5600名群眾就業創業，其中貧困人口2112人，人均增收1.8萬元。綠色農業方面。“一帶八基地”成為群眾脫貧致富“主陣地”，帶動6096戶18846名貧困人口，戶均年增收6800元。特別是炎陵黃桃連年產銷兩旺，獲評國家地理標志證明商標、“湖南十大農業（區域公用）品牌”，炎陵縣獲評“中國優質黃桃之鄉”。生態工業方面。“一區兩園”擴大到11平方公里，炎陵工業集中區進入全省園區綜合排名20強。把握貧困縣IPO“綠色通道”機遇，成功引進歐科億、國聲聲學、全康智能家電等3家投資10億元以上的預備上市企業，入園企業發展到149家，其中規模以上企業66家，安置就業1.4萬余人，帶動2692名貧困人口人均年增收2.5萬元。
（二）治“窮”——讓內生動力活起來。注重發揮群眾主體作用，讓他們的心更熱、腰更直、手更勤。“扶志”。切實加強思想教育和正向激勵，引導和幫助貧困戶從精神上立起來、強起來、硬起來。“扶智”。突出抓教育扶貧，開展“千名教師扶貧大走訪”活動，通過教師進村入戶比對確認建檔立卡貧困學生信息，做到精準資助“一個不漏”、控輟保學“一個不失”、條件改善“一所不差”，全縣義務教育入學率100%，建檔立卡貧困學生無1人因貧輟學。“扶技”。大力開展就業援助，免費培訓農村貧困勞動力和“兩后生”， 幫助缺技術的貧困勞動力掌握致富技能，實現“培訓一人、轉移一人、就業一人、脫貧一戶”的目標。開發生態護林員、生態管護員、鄉村保潔員等公益性崗位728個，引導和幫助群眾實現就業增收。全縣農村貧困勞動力累計轉移就業6658人，占59.5%。
（三）解“困”——讓基本保障強起來。堅守底線，突出重點，政策始終向貧困戶聚焦、向貧困人口疊加。保障“房子”。扎實推進“三大工程”，實現“居者有其屋”。堅持定戶、定點、定標、定期、定責、定業的“六定”舉措，分2年完成易地扶貧搬遷1234戶4013人，確保“搬得出、穩得住、有事做、能致富”；按照“一提三分一統”的思路，完成農村危房改造8327戶，其中貧困對象農村安居工程2543戶；兼顧貧困村與非貧困村、貧困戶與非貧困戶，完成6122戶農村土坯房集中整治，拆除5366棟閑置、廢棄、空心破敗的農村土坯房。保障“身子”。大力開展健康扶貧，形成了貧困人口基本醫療、大病保險、醫療救助、綜合保險、特殊醫療、便民服務“六重保障”。貧困人口全部納入重特大疾病救助范圍，實行“先診療、后付費”及“一站式”結算服務。貧困患者縣內住院費用報銷比例達90%以上，5452人納入國家健康管理系統實行分類管理和救治，有效降低了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幾率。保障“底子”。針對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群眾，實行農村低保制度兜底脫貧，做到“應保盡保、應兜盡兜”。全縣農村低保對象1349戶2940人，其中兜底對象294戶516人，兜牢了困難群眾基本生活最低保障網。實施生態扶貧，投入補償資金6568萬元，讓貧困群眾既守住身邊的“綠水青山”，又從“金山銀山”中分享紅利。
（四）提“質”——讓村容村貌美起來。實施“六大工程”，貧困村、非貧困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全面提升。交通更通暢了。投資14.59億元，完成國省干線公路提質改造161.51公里，建設農村公路808.22公里，危橋、渡改橋25座，客運站場224個。飲水更安全了。完成水利設施投資3.67億元，100%解決農村安全飲水問題，其中91.7%的行政村通自來水。網絡更發達了。光纖寬帶和手機4G信號全覆蓋，農戶100%通生活用電，農網改造全面達標，51個村級光伏電站建成并網發電。環境更優美了。實施農村環境綜合整治整縣推進，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達84.38%，形成了“戶分類、村收集、鄉鎮轉運及處理”的垃圾處理模式。文化更豐富了。全縣人均文體設施面積2.07㎡，送戲、送電影、送圖書、送文體器材等文化惠民活動廣泛開展，鄉鎮綜合文化站全覆蓋，村級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建設成效顯著。鄉村旅游更興旺了。納入全省“神奇湘東”文化生態旅游精品線路，39個貧困村納入全國旅游扶貧重點村，發展星級鄉村旅游點42個。
（五）擔“責”——讓結對幫扶實起來。全面壓實“五個責任”，嚴格遵守“五項制度”，堅決兌現“五個不論”，結對幫扶做到“身入”“心入”“深入”。“身入”，就是貧困村、非貧困村幫扶工作隊全覆蓋，貧困戶幫扶干部全覆蓋，累計開展“大走訪”21.46萬人次。“心入”，3641名幫扶干部深入千家萬戶，開展“三同五好”2.59萬人次，成為最感人、最亮麗的一道“風景線”。“深入”，根據“貧困戶所需、幫扶干部所能”，實打實為群眾解決問題，幫助貧困戶實現各類“微心愿”2.16萬個。“大走訪”經驗獲省委《工作情況交流》刊文推介。
四、涉農整合資金中農林產業發展項目資金成效典型案例
炎陵縣發展黃桃產業推進精準扶貧
炎陵黃桃生長于炎陵縣海拔300-1200米的深山之中，得益于充足的陽光、涼爽的氣溫、晝夜溫差明顯的獨特氣候以及松軟肥沃的土壤條件，“炎陵黃桃”具有果形周正、顏色橙黃、甜度適中、酥脆可口，香氣濃郁等特點，受到市場的青睞。該產業已經成為炎陵縣帶領廣大老百姓脫貧致富的主導農業產業，炎陵黃桃線上線下熱銷，并帶動炎陵鄉村旅游、休閑農業發展，對促進農民脫貧增收和縣域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2784戶8152名貧困人口因黃桃種植直接受益，年人平增收約8500元左右。獲“湖南十大農業品牌”、“國家地理標志證明商標”、“中國優質黃桃之鄉”等榮譽和稱號。它集精致農業、觀光農業、高效農業、互聯網+農業等多個現代農業元素，是炎陵農業發展史上一個成功的范例，“炎陵黃桃”也成為了炎陵縣一張響亮的名片。
第4篇：鄉村旅游扶貧案例范文
關鍵詞：鄉村旅游；現狀；可持續；前景
鄉村旅游是指到鄉村去了解一些鄉村民情、禮儀風俗等。也可以觀賞當時種植的一些鄉村土產、果樹、小溪、小橋及了解它們的故事。旅游者可在鄉村（通常是偏遠地區的傳統鄉村）及其附近逗留、學習、體驗鄉村生活模式的活動。我國鄉村旅游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發展，雖然起步較晚，但在上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得到了迅速發展。
河北北部的張北縣，上世紀是出了名的國家級貧困縣。但近幾年該縣調整產業結構，努力打造鄉村旅游這一新的經濟增長點，叫響了中都草原、天然氧吧、歐洲風光等幾大鄉村旅游品牌。吸引了眾多海內外游客來該縣參觀游覽、度假、休閑。使該縣真正實現了貧困縣向旅游大縣的轉變。
當然，鄉村旅游也對該縣的經濟、社會、環境帶來諸多有利影響。首先對經濟而言，增加了當地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政府的稅收，調整了該縣的產業結構，帶動餐飲、交通等相關行業的發展。由于當地成立了許多相關服務行業，所以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緩解了當地的就業壓力。同時，由于旅游業投資成本低、見效快，所以對當地扶貧致富的作用不言而喻。另外，就社會文化而言，有助于提高當地旅游服務行業從業人員和當地居民的素質，也有助于促進對當地草原文化的保護和發展，同時改善旅游目的地的生活環境，提高人民生活質量。
從環境角度來講，保護了當地諸如樺皮嶺等一大批自然景區，以及六代長城等一大批歷史文化古跡。在旅游開發的同時，使旅游區整體環境得到了美化和提升，基礎設施得到了極大改善。
縱觀以上觀點，發展鄉村旅游無論是對產業結構的升級改造，還是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是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張北，這個壩上小城鄉村旅游的發展無疑不是中國鄉村旅游大發展大趨勢下的一個縮影。但是近些年來，隨著中國鄉村旅游的迅猛發展，一些弊端和問題也開始逐漸突顯。
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如旅游開發同質化，缺乏自主性和多元性。競爭環境惡化，不正當競爭案例屢有發生，甚至出現了個別地方旅游項目和產品開發陷入了低級化、庸俗化。鄉村旅游市場秩序混亂，缺乏有效的市場監管。另外鄉村旅游從業人員數量龐大，但從業人員素質偏低，不能很好的與鄉村旅游的用工需求相適應。最后一點就是旅游目的地的自然環境惡化，比較常見的有植被減少、水體污染、大氣污染、垃圾污染等，這些都對旅游目的地的生態平衡造成了極大威脅。
基于以上存在的現實問題，對于中國鄉村旅游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們可以做出以下幾點合理預測。
一.鄉村旅游開發要追求個性化、本土化，既要迎合旅游市場需求，又要注重保護當地獨有的特色旅游項目，鄉村旅游開發時，要使其具有較高的文化藝術品位和較高的藝術格調。堅持走特色化、品牌化、規模化一體化道路，切忌趨趨而同。
二.政府在政策和資金方面對相關行業和企業給予支持和幫助，同時，要不斷完善旅游市場體系，使鄉村旅游相關企業得到長足、持久的發展。
三.加強從業人員的培訓，不斷提高相關從業人員的業務技能和自身素質。從而真正使鄉村旅游成為阻止農業衰退和增加農民收入，幫助老百姓脫貧致富的有效手段。
四.要樹立可持續發展理念，堅持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相結合。發展鄉村旅游不能以破壞環境，透支子孫后代的資源作為代價。要真正實現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據統計，目前中國鄉村旅游的年接待游客人數已經達到三億人次，旅游收入超過400億元。鄉村旅游已成為旅游業新的增長點。當前，我國正處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我國鄉村旅游的發展既面臨諸多挑戰，但同時也迎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我們應該夯實基礎，抓住機遇，迎難而上。另外，當前世界總體呈現和平局面，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綜合國力的進一步提升，海外旅游客源市場取得了進一步拓展，尤其是亞洲地區的周邊國家。這為我國鄉村旅游的進一步發展營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
在總結過去三十年來的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我國未來鄉村旅游的發展應該科學規劃、合理布局、因地制宜、抓點帶面、立足服務、打造品牌，大力推進我國鄉村旅游健康有序可持續發展。使我國鄉村旅游再次迎來發展的春天。
參考文獻：
[1] 周玲強，黃祖輝. 我國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問題與對策研究[J]. 經濟地理. 2004（04）
[2] 黃郁成，黃光文. 論農村旅游開發的資源憑借[J]. 旅游學刊. 2003（02）
第5篇：鄉村旅游扶貧案例范文
關鍵詞：德夯苗寨 旅游風光帶 生態農業 融合開發
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風光帶傍著峒河水勢延綿十幾公里，其開發對張家界至鳳凰旅游長廊提升一個新的發展空間，將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從生態地帶德夯至古城吉首峽谷陡峭、民風純樸，為當地自然資源、人文景觀的開發與利用創造了得天獨厚的優勢，也為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風光帶生態農業旅游市場開發提供了廣闊前景。
1 國內外關于生態農業旅游資源開發與產業融合的文獻綜述
關于生態旅游的研究，世界自然基金（WWF）[1]以自然為基礎進行研究與定義，而生態旅游協會（ETA）[2]則根據當地環境基礎進行研究與定義，然而他們的研究內容歸根結底都認為生態旅游是以生態資源為基礎而進行有目的旅游活動，同時實現生態價值的旅游資源開發過程。而國內關于生態旅游的研究則從多個角度進行定義，如從生態學角度（盧云亭[3]1996等）、旅游地理學角度（郭來喜、張廣瑞2004等）；而在生態農業旅游的發展研究中，蔣艷[4]（2003）提出社區參與生態農業旅游開發，具體包括生態農業旅游發展的決策與旅游發展的利益分配兩個階段；李琳[5]（2003）著眼于人類同其周圍自然的和人工環境之間的一種教育關系；王金偉[6]（2008）建立了理想的生態旅游分區模式，并試用于自然保護區的生態農業旅游開發；曹瑞祺、寇明婷[7]（2010）則結合鄉村旅游與生態旅游的發展內涵，通過消除博弈，提出對策來發展鄉村生態旅游產業。關于在產業融合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產業替代性融合與互補性融合的運用研究，湘西民族村寨生態農業旅游既具有民族村寨農業的生態性也具有民族村寨旅游的游玩功能，是生態農業與旅游產業優勢互補的產物，同時在產業融合過程研究中的技術、產品、市場三方面的融合也至關重要[8]。總之湘西民族村寨生態農業旅游資源開發對于湘西旅游產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基于產業融合視角，對湘西德夯旅游風光帶的生態農業旅游資源，即生態資源、自然資源、民族文化資源進行融合開發價值探索后，結合湘西德夯旅游風光帶的生態環境區間優勢，通過時空規劃，進行生態農業旅游資源融合開發，最終實現生態農業旅游扶貧的目標。
2 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風光帶生態農業旅游發展態勢
湘西德夯旅游風光帶是一條集險、峻、幽為一體的狹長山谷，傍著峒河水勢延綿十幾公里。峽谷兩岸物產豐富，對陡峭的峽谷與樸實的民風以及人文景觀的開發與利用為當地實施旅游脫貧奠定了基礎。早在1986年吉首市人民政府將這里開發成為風景名勝旅游區，1987年正式實施對外開放，2005年12月被確認為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近幾年來，隨著湘西苗寨景區的旅游業的發展，德夯苗寨的餐飲、住宿、旅游產品服務項目迅速興起，由原來的貧窮落后山寨，變成今天與全鎮各村相比，相對較富裕的德夯新村。在2006年吉首市把德夯定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示范點；2009年被評為湖南省農業旅游示范點；2012年吉首開始走“谷韻吉首”的旅游品牌路線，因此在湘西德夯旅游風景帶發展生態農業旅游市場前景廣闊。根據2010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二五”旅游業發展規劃》中“湘西旅游發展生態環境區空間劃分”的劃分情況來看（如表1），德夯苗寨的生態環境發展被劃分為協調控制區級別，是民族民俗風情旅游資源重點開發、規劃的對象，因此吉首至德夯旅游風景帶的民族村寨生態農業旅游開發的規劃具有良好的先天資源優勢與政策優勢。
政府機構對于生態環境區域空間的劃分是基于旅游資源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之上，而德夯苗寨、古城吉首屬于生態環境協調控制區域，在實現核心自然區域保護與自然區域的引導，起到緩沖與防護作用。近幾年來，湘西利用得天獨厚的生態農業旅游資源開展各種旅游活動，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也逐漸形成了一批獨具特色的民族村寨生態旅游項目：以農家樂為主的休閑度假型旅游項目，如鳳凰縣的金鳳凰山莊、龍山縣農夫果園休閑農莊；以古鎮休閑度假型為主的旅游項目，如鳳凰歷史文化名城、芙蓉鎮、黃絲橋古城等；以民族文化為主的體驗型項目，如吉首市矮寨鎮德夯苗寨民俗文化村、湘西明珠休閑度假村；以高科技生態農業為主的觀光型旅游項目，如古丈背簍茶苑、花垣縣湘西武陵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等不同風格、不同特色的民族村寨生態旅游類型，這些項目極大地促進了湘西村寨經濟的發展。
3 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風光帶生態農業旅游資源分類與價值探索
3.1 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風光帶生態農業旅游資源分類 湘西民族村寨生態農業旅游業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一些弊端，甚至以犧牲部分經濟體的利益為前提來發展旅游經濟，這些開發活動往往會對村寨生態產生災難性破壞，譬如民族村寨旅游開發造成的原有民風的破壞，導致古村落出現了風貌不存、民風漸易等令人堪憂的現象，因此需要對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風光帶生態農業旅游資源價值進行分類，利用生態農業技術來彌補村寨旅游資源在開發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首先應對湘西德夯旅游風光帶的生態農業旅游資源狀況進行分析（如表2），然后對其旅游開發價值進行是識別，才能開發出合理的產品類別，以便更好的實現湘西德夯旅游風光帶生態農業旅游資源融合開發。
3.2 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風光帶生態農業旅游資源融合開發價值探索 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風光帶的生態農業資源物種豐富，品類齊全，融合開發價值潛力巨大，特別是在對民族村寨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上實現了資源互補作用，同時在生態農業旅游資源融合開發的產品類別上，可以開發成文化體驗產品系列、康體運動產品系列、休閑度假產品系列等（如表3），這些旅游產品系列剛好實現了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風光帶的生態農業旅游資源融合開發的價值。
根據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風光帶的旅游資源狀況與民族村寨生態農業產業融合的類別進行分析，利用互動性研究，在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風光帶沿岸的生態農業資源、民族村寨旅游資源、自然資源的共同作用下，開始開發出一些新的旅游項目。根據湘西自治州的發展規劃與生態農業旅游的發展需求，可以結合產業融合理論，將生態農業旅游、民俗文化旅游、自然/人文旅游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一款核心旅游產品，實現湘西德夯旅游風光帶的旅游價值的提升（如圖1）。
融合開發互動結果
湘西德夯苗寨旅游風光帶在生態農業資源、自然資源、民族村寨旅游三者之間的共同開發與互動作用之下，開發出核心旅游產品，即生態農業旅游項目，如民族村寨生態農業旅游，包括野生花卉植物展、苗族原生態鼓舞晚會、野生動物科普普及活動等這些新的旅游項目；民族村寨民俗文化體驗活動，包括苗族原生態鼓舞晚會、苗族文化博物館、苗寨藥物展覽園等。通過生態農業旅游資源融合開發的旅游項目不盡實現旅游資源開發的價值，也滿足了旅游消費人群多樣化的需求，對于旅游資源的合理利用、旅游消費人群的完美追求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4 湘西德夯旅游風光帶生態農業旅游資源融合開發的時空規劃
4.1 做好時間規劃，循序漸進，確保旅游目的地生態安全 打造民族村寨生態農業旅游大峽谷，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因此生態農業旅游資源融合開發需要以保護生態安全為準則。根據實際情況，可以做三個“三年”規劃期。第一個“三年”，是為民族村寨生態農業旅游資源融合開發做前期準備，主要包括政府規劃，村寨旅游資源和生態農業資源的認識，地方觀念的改變，政府招商引資，做好品牌宣傳工作和社會公關工作以及技術人才培養等；第二個“三年”期是民族村寨旅游與生態農業旅游的產品融合期，通過在民族村寨發展生態農業項目，使傳統功能也得到釋放，既能增加當地居民的勞動收入，又能夠緩解過度開發所帶來的生態壓力；第三個“三年”期是實現市場融合，是民族村寨旅游與生態農業旅游融合發展的最終體現，通過開發生態農業產品與民族村寨旅游產品共同把旅游消費市場做大，并借助吉首市推出的“谷韻吉首”的城市品牌、吉首市市花“蘭花”形象，最終實現生態農業旅游扶貧目的，如表4所示。
4.2 做好空間區域劃分，實現德夯旅游風光帶生態農業旅游資源合理開發 湘西德夯風景帶生態農業旅游資源融合開發需要通過多部門溝通、全方面的考慮、多方位的規劃并經過共同作用才能實現（如圖2）。因此，根據湘西德夯風景帶路程與地勢環境，可以將這十幾公里的路程分為三段進行規劃，協同發展，以便按計劃進行生態農業旅游資源融合開發（如表5）。
4.2.1 吉首至寨陽鄉：屬于城市與城郊的過渡段，既有城市經濟的梯度擴散作用，如吉首市西站附近沿河房地產開發，也有城郊鄉土濃郁的氣息，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鄉野民情。這一段是城鄉互動的關鍵區間段，因此需要正確處理旅游者與地方居民之間的關系，要聯合曙光村和寨陽鄉之間的合作，政府機構應該發揮其協調工作的能力，可以是當地居民自己開發，由政府聘請專業科技團隊進行指導；或者根據統一規劃的需要，政府或者企業通過土地流轉的形式將土地統籌起來，然后再無償租賃給地方居民，并且按照規劃進行種植，通過資金獎勵等手段來實現此空間區域的民族村寨生態農業旅游資源融合開發的目標。
4.2.2 寨陽鄉至矮寨鎮：是一條曲徑通幽的大峽谷，呈現險、幽、高聳等特點，也是一條集清澈、幽深于一體的狹長山谷河流，根據此地段的自然環境與地理環境情況，剛好可以體現“谷韻吉首”的主題。此處可以開發水路旅游項目，以體驗“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感覺，河流可以分段攔壩蓄水，根據蓄水允許長度來規劃攔水壩計數。峽谷兩岸可以開發登山項目，以及培育和種植珍貴稀有動植物，連片開發天然植物博物館；蘭花作為吉首市“市花”，可以培育各種適合在山澗生長的野生蘭花園圃，以供船上游客欣賞。此路段政府部門在資金和技術引進上需要發揮主導作用，確保整個工程的實施安全。
4.2.3 矮寨鎮到德夯苗寨：是民族生態農業旅游資源融合開發的核心景點區域。矮寨四面環山，中間空曠如一，前面的公路奇觀――著名的矮寨盤山公路，頭頂上是世界特大懸索橋――德夯特大懸索橋和德夯苗寨景區，也是利益沖突的重點防范地區，政府部門應該在征求廣泛的意見以后，進行規劃與開發，開發過程中可以由政府邀請專業團隊進行規劃與技術指導，矮寨鎮的開發由矮寨居民來執行，德夯苗寨的開發由原來承包公司進行再包裝，要體現生態農業主題的民族村寨旅游的主題。為了能夠在懸索橋上的旅游感應到矮寨鎮的視角效果，在閑置的土地上可以種植花卉等能夠點綴的植物，可以開展登山運動或者極限運動，如蹦極、攀巖等項目。德夯苗寨以瀑布溪流為主線，進行野生蔬果成片種植，比如德夯至天文臺的路段可以在農閑時期全部種上油菜花，既可以用來觀賞，游客用來榨油，打造“油菜花之谷”；德夯苗寨至流沙瀑布可以打造成一條野生動物觀賞長廊，可以讓游客了解野生動物的習性，珍惜和保護野生動物；德夯苗寨至德夯瀑布群路線可以規劃成野生藥材大觀園，增加游客對苗藥的了解和體驗山澗采藥的樂趣，體驗“只在此山中，云生不知處”的感覺。
5 結論
湘西德夯旅游風光帶生態農業旅游資源融合開發在經過時間與空間的規劃以后，基本實現了產業融合中的技術、產品、市場等三方面的融合，為了鞏固湘西德夯旅游風光帶生態農業旅游資源融合開發的成果，還應該對景區旅游路線進行科學安排，如應該采取戰略聯盟的合作形式，基于交通便利的優勢可以打造以吉首為起點的一日游和以吉首為終點的兩日、三日游路線的精品路線，滿足多方面的旅游市場需求，打造出民族村寨生態農業大峽谷旅游的品牌線路，迎合“谷韻吉首”的旅游品牌發展，最終憑借生態農業旅游產業的發展實現生態旅游扶貧的偉大目標。另外，在這過程中參與重要角色的當地政府、居民、旅游開發企業需要發揮各自的職能，當地政府部門應該改變傳統的發展觀念，要以全新的視角看問題，比如引入生態農業旅游觀念并進行宣傳，同時大力推廣“谷韻吉首”的品牌概念，積極調動當地居民的生態農業旅游扶貧信念等；當地居民作為生態農業旅游扶貧的直接受益者，應該積極樹立生態農業旅游觀念，配合政府文件等政策的實施，同時提高自身的修養，以更好地接受全新理念；旅游開發企業可以引進一些具有科研開發實力的農業企業以及引進一些資金雄厚的投資公司、旅游管理企業，注重培養和利用地方企業的優勢資源等，通過共同努力，按照空間劃分區域、按照時間段逐步進行生態農業旅游資源融合開發，打造民族村寨生態農業旅游大峽谷，實現生態農業旅游扶貧的偉大工程。
參考文獻：
[1]謝花林，劉黎明.開發鄉村生態旅游探索[J].生態經濟，2002（12）：69-71.
[2]張廣瑞.生態旅游：理論辨析與案例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3]盧云亭.生態旅游與可持續旅游發展[J].經濟地理，1996（1）：106-112.
[4]蔣艷.社區參與旅游開發具體操作分析[J].重慶工商大學學報，2003（6）：89.
[5]李琳.21世紀昆明國際商貿旅游城市環境教育初探[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03（3）：57.
[6]王金偉，李勇，佟連軍.生態旅游：概念、歷史與開發模式[J]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08（9）.
[7]曹瑞祺，寇明婷.鄉村生態旅游規劃研究[J].安徽農業科學，2010，38（24）.
第6篇：鄉村旅游扶貧案例范文
今年，文大叔早早就對苗年開始期待，還和鄰居們討論到底會有多少游客來到寨子一起吃長桌宴。他家的民宿從春天路邊野花盛開，一直忙到國慶稻米收割，過去幾十年從來沒有這么多人來到過龍塘。
穿過山中薄霧進村，吃過龍塘魚醬的人，都說“龍塘不錯”。
龍塘是融創中國深度參與鄉村振興的案例之一。2018年融創中國聯合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進駐幫扶，2019年全村脫貧成效檢查通過，2020年幫扶成果移交，2021年融創宣布繼續支持龍塘鄉村振興工作。曾經被千米海拔深山“封印”，大部分青壯年流失到廣東、福建、浙江、北京打工，老幼留守、村落衰敗、年關冷清的百年老寨，復活了。
“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鄉村振興是在脫貧攻堅的基礎上再向前一步，為2035年我國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推動“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鄉村圖景實現。
融創中國之前積極參與了13省21村的幫扶工作，2021年又深度參與鄉村振興，并從龍塘的鄉村振興實踐中總結經驗，在重慶中益鄉、延安萬莊等大量幫扶項目開展中進行補充迭代，歸納了基于企業責任和自身資源的融創鄉村振興模式：通過文旅切入，實現“四推動、五振興”，切實助力鄉村在產業、組織、文化、人才、生態維度上全面振興。
1
以文旅帶動一產、二產，打牢產業基礎，推動鄉村產業結構優化
農村窮，是因為產業弱。據統計，2020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為2.56，在世界范圍內處于偏高水平，意味著我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較大。城鄉產業差距是導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大部分農戶為了保障生活水平，不得不外出打工。人才外流，又進一步削弱了鄉村的產業基礎，尤其是在偏僻地區。
建立合理的產業體系，成為改變鄉村現狀，實現鄉村振興的主要抓手之一。融創在龍塘村的幫扶過程中發現，此前因為交通閉塞，龍塘保留了良好的自然資源，且有完整的苗寨村落風貌和苗族的人文環境，具備做文旅鄉村的基礎。
而融創自身在文旅產業方面有技術優勢和運營基因。因此，“文旅切入”成為龍塘鄉村振興的第一落點。融創依據龍塘自然人文資源，定制了觀光游+苗鄉生活方式深度體驗的多層次文旅產品體系。
常年在雷山縣城打工、老房閑置的村民文武家和另外一家貧困戶的房子被融創與友成基金會幫扶項目組整體翻修，改造成荷塘雅苑、糧倉樓，做成了示范民宿。并因此帶動了村里15戶村民相繼自發改造了自家老房子，開起民宿和商店。
融創又聯合知名設計師孟凡浩建造了“龍塘山房”這一高端民宿IP，和村民家的民宿形成產品錯落搭配。大體量民宿形成配套，龍塘的村容、道路、居住設施也得到規劃、修整和升級，龍塘也具備了接待游客的前提條件。
改造好“硬件”，經過企業自身資源和平臺導流，大量游客涌進龍塘和村民們一起過上苗年、魚凍節。預計2021年全年，龍塘接待游客數量將突破萬人，為龍塘帶來三百萬元左右的收入。有了客流和知名度，再加上文旅產業建立之后部分青壯年回歸，龍塘的產業被真正激活。
在此基礎上，融創聯合友成基金會又對龍塘村產業進行了調優升級。一方面，支持龍塘的農業產業優化升級、提升農產品附加值，協助龍塘打造“龍塘好物”自有農產品品牌；另一方面，通過消費扶貧方式，打通推廣渠道，帶動龍塘村合作社銷售本地魚醬酸、茶葉、玫瑰花等產品的市場化運轉，形成可持續模式。
農村是中國傳統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的“博物館”，像龍塘這樣的少數民族聚集區不僅具有數百年歷史，還保有有自己獨特的技藝和文化習俗。因此，融創在龍塘挖掘苗鄉非遺文化，通過技藝、技能培訓打造“繡娘團”和扎染、苗繡等文化特色產品，搭建文化產業，增加龍塘產業體系的立體性和體驗感。
建立產業體系是融創鄉村振興模式的抓手。通過文旅切入帶動一產、二產，龍塘形成了旅、農、文鄉村“新三產”的跨界深度融合，用產業化思維推動了龍塘產業結構優化。通過產業帶動，一方面增加了農民收入，并打造經營性收入、工資收入與財產性收入的多樣化增收體系；另一方面，調動了村民參與鄉村建設的積極性，形成安居樂業的鄉村新生活方式；此外，還通過產業化運作，增加了公益觸點，拓展了公益場景，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到鄉村振興中。
2
建設鄉村治理體系，強化人才支撐，推動可持續運營
2018年12月，龍塘鄉村旅游專業合作社成立。之前在外打工、夏天才回村的文遠勝看到村里的新變化之后，決定留在村里，加入合作社。文遠勝的父母強烈反對，但他自己則異常堅定。
合作社組織開展了生態稻米種植和銷售試點工作，文遠勝和另外6名村民積極響應。今年他們種植的 6.9畝紅米，5.4畝香米，預計產值可達11.7萬余元。除了村里的經營性收入，種地的收入也提高了，又可以陪著家人孩子，文遠勝的生活有了富足感。
組織村民開展生態稻的種植和銷售試點，推動農業產業的生態化發展之外，融創和友成基金會幫扶項目組還以合作社為基礎，帶動成立了非遺發展小組、社區應急響應隊、導賞員小組、民宿發展管理小組等，通過一個人帶動一批人，通過一批人影響一村人。
非遺工坊成立的時候，在外打工的潘曉芬也和丈夫回到了龍塘。她很快成為非遺工坊第一批參加培訓的“繡娘團”成員。她們的蠟染、苗繡產品，現在已經成了村里的特色旅游產品。潘曉芬自己在今年也成了非遺工坊的負責人，開始培訓更多年輕女性成為“繡娘”。
沒有產業引不來“金鳳凰”、留不住“能人”是以前鄉村的痛點。現在的龍塘有了產業體系，人才能不能跟上、有沒有成長空間、愿不愿意留下來成為鄉村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在龍塘村，鄉村旅游專業合作社在融創和友成基金會的指導下成立，之后又以合作社為示范，引導村民自發組織了各類經濟、技能培訓、文娛、公益小組。幫扶項目組還展開了一系列培訓，這些培訓包括了餐廳和民宿的運營管理、蠟染和苗繡的技藝技能學習、非遺文化和非遺產品的市場推廣、生態農產品的種植技術，以及合作社等小組的管理知識和龍塘旅游產業發展的各項機制等等，逐步培養提升龍塘村民的運營和市場開拓能力，達到“授之以漁”的效果。
合作社資金互助小組也在融創與友成基金會的推動下成立。通過資金互助的方式解決村民在生產經營和生活提升方面碰到的資金問題，同時又將利息收入歸還于龍塘，用于敬老社員的生活改善。
龍塘的生產、管理方面有了組織協作體系，過去農戶自給自足、各自為戰的狀況被改變，村民之間再也不是“小散”關系。通過生產經營管理培訓、職業技能培養、資金互助，龍塘的村莊治理能力也得到提升，有能力的村民也可以在新的體系中找到位置，發揮更大作用。村民有了成就感和可持續運營能力。
在中益鄉，融創捐贈建設初心學院，聯合清華大學開展黨建引領、組織振興工作。清華大學鄉村振興重慶石柱遠程教學站、清華大學思政課實踐教學基地在初心學院掛牌，面向黨政干部、企業管理者舉辦高層次教育培訓，加強管理人才隊伍建設，提高治理能力，提升企業的管理水平。
以初心學院探索“黨建引領”，不僅讓中益鄉實現了組織振興和人才振興，教學基地的模式也搭建了中益鄉和校企資源的長期聯結路徑，形成了開放性的人才培養體系。
融創認為，鄉村振興模式中，產業是實現目標的路徑，人則是一切的基礎和源點，通過人才培養激活人的因素，才能激活鄉村的內生動力，推動鄉村產業和治理體系的可持續發展，這是融創鄉村振興模式的關鍵。
3
改善人居環境，復活風俗風貌，推動人文宜居生態
鄉村和城市的主要差距體現在現代化程度上，但鄉村的生產生活方式都具有其獨特性，大量民風民俗和建筑風貌還帶有文化的傳承功能，需要被充分尊重，這是融創開展鄉村振興工作的原則性前提。
例如，龍塘是一個擁有千年歷史的傳統村落，至今保留了大量傳統建筑。全村285戶中有苗寨吊腳樓200余座，其中一百年以上的傳統建筑就有9座。村里還有大量古樹和一口古龍井，每逢新年和嫁娶，龍塘人都會去古井挑水取一個好的寓意。
位于石柱縣武陵山區大風堡原始森林深處的中益鄉，是土家文化的傳承地。融創聯合清華大學設立了非遺研培點，啟動非遺傳承人研培計劃，針對本地百姓和相關愛好者提供技術培訓，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發展。
文化是鄉村生活方式中不可缺失的精神內容和身份認同。融創認為，尊重鄉村風俗風貌，才能達成鄉村振興的真正意義，實現鄉村和城市的融合發展。
因此，融創在鄉村振興模式中，會先對鄉村的資源和文化進行摸底和系統梳理，做因地制宜的文化激活，不搞標準化設計，不建“歐洲村”，不盲目推進現代化，重點做人居改造和歷史人文特色景觀帶的打造。
在被幫扶之前，龍塘村委會主任文沖有一個心愿：改造之后的龍塘仍“保持原有的生活形態，不走過于商業化道路，而是做成一個苗家生態核心博物館。”
龍塘幫扶建設期完成并運營迄今的一年內，文沖的愿望實現了。龍塘的傳統習俗和文化被相對完整地保留下來，苗年、魚凍節、吃新節等重要節日比以前更加熱鬧，游客們來到龍塘和村民一起跳蘆笙、抓魚、斗鳥、拔河、賽苗歌、斗牛，還喝上了村民自釀的米酒。住吊腳樓、深度體驗龍塘的民俗文化已經成為最吸引游客們的旅游項目。
在重慶中益鄉，融創根據村里的生態和歷史文化，捐贈打造初心學院、畢茲卡里、中華蜜 蜂谷、伴鄉原宿四大項目，帶來了中益鄉基礎設施的巨大改善。一套綿延 6 公里的景觀谷地在“鄉村地文化渲染+旅游產業喚醒”理念中，復原了中益鄉的土家文化和鄉村文化，同時融入紅色主題游，打造旅游體驗和文化教育復合功能空間，讓它成為了被激活的中國傳統村落人文宜居新樣本。
通過鄉村振興復活傳統村落和文化，提供一個區別于城市的美好生活樣本，這是融創做鄉村振興看到的另一層重要意義。
4
做好教育幫扶，提供多樣化教育支持，推動下一代看見美好
鄉村化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活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但鄉村的教育資源和城市的差距卻顯而易見。因此，教育幫扶是融創鄉村振興模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教育扶智方面，融創將英苗培養計劃帶進大山，用教育的力量讓龍塘的未來煥發生機，嫁接自身文旅及文化資源，打造“一進+一出+全面探訪”的助學模式，更深度、長線地為龍塘等鄉村的孩子提供多樣化教育支持。
針對鄉村學校教育設施、教學器材等硬件和課程落后、信息“軟資源”鴻溝兩大方面的不足，融創一方面通過捐贈教學器材、改善學校設施，提升學校的課堂教學質量；另一方面通過募集網上名校精品課程，搭建英苗書屋，邀請部分師生代表走出大山體驗外面的世界，開拓師生視野，建立信息獲取渠道和意識；此外，融創還通過教育基金方式給具備特定條件的學校、學生提供更多維度支持。
通過教育幫扶，讓鄉村的孩子親身體會到愛心的溫暖，發現更美好的世界，對未來抱有信心和希望，這是融創做鄉村振興的一點心愿。
第7篇：鄉村旅游扶貧案例范文
［摘要］減貧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難題。盡管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我國反貧困實踐成效顯著，但以政府為主導的扶貧政策長期主導著我國的扶貧實踐。這種依賴政府“輸血式”行動難以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在減貧的同時也會累積返貧的風險。文章通過從國際脫貧的成功實踐中汲取經驗，有針對性地找準脫貧路徑，有力保障如期實現脫貧。
［關鍵詞］反貧困；國際經驗；啟示
［DOI］10．13939/j．cnki．zgsc．2017．29．025
［作者簡介］姜云茂，男，四川昭化人，廣元市昭化區人民政府工作，長期從事區域經濟、城鎮化與區域發展、區域與城市規劃、農業與農村發展等方面的研究與實踐工作;覃志立，男，四川武勝人，供職于廣元市昭化區人民政府辦公室，研究方向：區域經濟，農業經濟管理。
長期以來，減貧都是世界各國共同致力解決的重要目標。經過幾十年的反貧困實踐，在政府主導下我國已進入綜合反貧困階段。如何打通精準扶貧路徑，實現精準脫貧、精準到人，將成為“十三五”時期扶貧開發工作的戰略重點。新時期脫貧攻堅的艱巨性、復雜性和持續性，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脫貧應具備創新性、系統性和多樣性。因此，如何科學有效地切斷貧困的惡性循環鏈，從“輸血”扶貧向“造血”脫貧轉變，既是扶貧脫困的治本思路，也是按期完成脫貧攻堅目標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所在。［1］盡管各國國情不盡相同，但一些國家在脫貧實踐方面的有益做法，對于我國打贏新時期脫貧攻堅戰意義重大。
1 國際反貧困的有益經驗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些國家在反貧困實踐方面具有較長歷史、較多經驗以及較多成功案例，雖然各國國情不同，但其豐富的減貧經驗和做法可以為我國提供有益借鑒。
1．1財政扶貧是打破貧困循環的第一推動力
貧困地區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大多落后，對資本缺乏吸引力，存在投資金額大、運營周期長、收益見效慢的特點，因此，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通過向窮人提供財政援助來支持貧困地區的公共設施建設。具體包括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支出方式，即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進行直接補貼。據統計，英、法、德、日等國家對貧困地區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直接投入比例大多保持在30%~50%。另一種則是間接稅收支出，即政府出臺各項稅收優惠政策促進農業領域快速發展，努力提高農民消費和收入水平。以美國為例，其在個稅、財稅等方面對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都給予了特定稅收優惠，農民可享受的稅收減免額度最高可達48%。
1．2產業扶貧是激活貧困地區造血功能的關鍵環節
要想從根本上解決深度貧困問題、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就必須實現從外部援助“輸血型”向自我發展“造血型”轉變，從而激活發展內生動力。［2］在研究解決貧困問題的難點時，如何更有效挖掘貧困地區的發展空間和激活需求潛力，這是其能否實現國際化、建立產業項目良性循環機制的關鍵。以泰國黎敦山區為例，盡管該地區交通不便，政府管制難度較大，但當地特定的地質環境決定了該地區比較適合種植罌粟，這導致山民大規模種植罌粟，影響到當地生態。基于對危害的認識和改變山民落后面貌，泰國政府開展替代種植，通過種植松樹、咖啡、堅果等樹種和經濟作物，不僅建成上千平方千米的王室森林，而且生產出較高經濟價值的達昌咖啡和澳洲堅果。可見，選擇正確的產業發展，有利于改善欠發達地區的落后面貌。
1．3微金融扶貧是國際脫貧減貧的有益補充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扶貧小額信貸業務以其靈活便捷的借款與還款方式在全球經濟金融格局中發展迅速。小額信貸起源于40多年前的孟加拉國農村銀行——格萊珉銀行，它是基于貧困群體的實際需求和還款能力進行的制度安排，能有效把控風險，確保較高的年度履約率。［3］此后，“格萊珉模式”被全球40多個國家復制，印度、越南、玻利維亞等國家立足本國發展實際，走出了一條獨具自身特色的精準扶貧之路。小額信貸業務貸款成本低，無附加額外條件，陽光高效、公開透明，已成為商業銀行金融支農的創新方式和必要補充。近些年，小額信貸正逐步從公益性扶貧階段過渡到商業化扶貧階段，如何更好地平衡福利性與商業化之間的關系值得深入研究。
1．4教育扶貧是重塑貧困地區的發展之魂
治窮先治愚，治愚興教育。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教育是扶志、扶智、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關鍵，能為解決貧困人口代際傳遞提供智力支持。［4］相關研究表明，由于人力資本約束的缺乏和對某一行的熟練程度的欠缺，很難獲得穩定收入的貧困家庭普遍存在。［5］只有增強人力資源投資，提升貧困地區人力資源水平，增強貧困地區自我發展能力，為貧困群眾提供更多就業崗位和發展機會，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區域貧困問題。［6］其中，巴西成立的東北部教育基金和實施的“遠距離教學計劃”、阿根廷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的“獎學金計劃”、印度尼西亞提出的“家庭希望計劃”等，這些政策設計都確保了貧窮家庭的孩子都能得到資助并接受教育。［7］值得關注的是，學前、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投資在解決貧困問題上獲得回報較大，這也成為多數發展中國家教育扶貧的側重點。如何正確處理教育質量提升和人力資源投資間的關系，是往后教育扶貧之路需要延伸拓展的方向。
1．5旅游扶貧是發展中國家新興扶貧模式
“旅游扶貧”是英國國際發展局20世紀90年代末首次提出的，它倡導建設旅游項目，幫助貧困地區擺脫貧困。這一大膽構想得到政府、學術界、旅游組織等積極響應和支持，并迅速被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所實踐。通過對國內旅游資源的拓展和整合，各國在旅游需求多樣化發展的基礎上，加大旅游資源的開發和創新力度，為當地貧困群體提供就業創業的機會。例如，贊比亞、納米比亞等國打造出“社區旅游”項目用于發展社區旅游，幫扶貧困人群加快脫貧步伐。與其他扶貧方式相比，旅游扶貧以各國獨有的民俗風情和自然風光的魅力，在強大的市場優勢、新興的產業活力、強勁的造血功能的帶動下，在扶貧開發中發揮著日益顯著的作用。
2 國際反貧困經驗對我國創新扶貧攻堅機制的啟示
歷史實踐證明，世界各國在幫扶貧困人口脫貧致富方面所出臺的戰略方針和采取的政策舉措都取得了實質性的成效，這些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歸納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2．1精準脫貧要靶向治療，增強針對性和有效性
精準扶貧的標準不能一刀切，也不能千村一策，更不可急功近利，要下足“繡花”功夫。一是圍繞扶貧對象準不準，精準掌握致貧原因，嚴格按照扶貧標準為貧困戶建檔立卡，對癥下藥，制定發展及幫扶措施。二是圍繞脫貧“缺口”清不清，充分發揮駐村幫扶工作隊在農村幫扶中的先鋒作用，全面弄清貧困戶在基礎設施、生產發展、生活條件改善等方面的需求，實行缺啥補啥，細化工作推進方案。三是圍繞幫扶工作實不實，進一步完善駐村干部的幫扶機制，解決好駐村工作隊和幫扶責任人工作目標任務不明、逐時逐段工作計劃細化落地落實等問題。［8］四是圍繞資金使用準不準。對財政幫扶資金到村到戶情況、扶貧項目受益貧困戶情況認真開展核查，解決建檔立卡和項目安排“兩張皮”的問題。［9］五是圍繞脫貧成效真不真。解決好脫貧人口標識退出是否按照脫貧的程序進行，是否存在“被脫貧”的問題，及時掌握扶貧對象動態并做好建檔立卡扶貧對象調整工作。
2．2財政扶貧與微金融扶貧能彌補貧困地區基建“短板”
加大財政對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的支持力度，一是要巧借財政杠桿筑巢引鳳，以各種方式投入大量財政資金先期加快完成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因地制宜解決貧困地區通水、通路、通電、通網絡等基礎問題，加大對農村危房的改造力度和人居環境的綜合治理，實現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全覆蓋，全面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并建立配套激勵機制。這里以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為例，財政可將其視為固定資產投資重點，加大對其直接投入力度，并發揮財政資金杠桿作用，調動貧困群眾參與農田水利建設的積極性。這既保障困難群眾能獲得一份穩定可觀的收入，又能有效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二是充分吸收借鑒國際通用的稅收支出方式，發揮財政幫扶資金的引領帶動作用。通過打造政策“一本通”，比如出臺稅前扣除、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等惠民政策，逐步拓寬稅收優惠面。同時，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強化社會資本的開發與利用，確保資金向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民生領域傾斜，提高貧困群眾自覺參與扶貧的自覺性和積極性。三是借鑒國際小額信貸的成功實踐，積極開展農村小額貸款保險業務，逐步完善財政貼息政策，對小額保險的經營者給予免稅優惠，對農民保險給予直接補貼，通過多方式、多渠道籌集資金解決深度貧困問題，推進農村金融發展，助推扶貧小額貸款再上新臺階。
2．3產業扶貧能增強貧困地區“造血功能”
貧困地區一旦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產業，就能走出一條從“漫灌”到“滴灌”、從“輸血”到“造血”的脫貧致富之路。我國大部分貧困地區都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等待開發，只要遵循“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的原則，并結合自身資源優勢，積極地引進和開發高效的產業項目，就能助推產業扶貧。例如，水資源豐富的地區適合發展水產養殖業，旅游資源豐富的地區適合發展旅游業。同時，利用產業發展趨勢，增強產業間的關聯性，創造獨特的產業鏈，為經濟增長注入新的動力和活力，力爭早日攻下貧困“山頭”，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
這里需要留意的是，在助推產業扶貧的過程中要正確處理好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盡量避免一些非經濟性的潛在負面影響：一是統籌推進生態保護與產業扶貧開發，合理開發地方資源，保護改善生態環境，維護國家生態安全，依靠地區資源脫貧致富和可持續發展。二是產業扶貧要正確克服不同能力群體間收入差距的正常擴大，謹防急功近利、患得患失。三是產業扶貧不能簡單復制照搬照抄，要警惕低水平重復建設苗頭，因地制宜地讓優勢資源與精準扶貧“結親戚”，建立有需求、有增長潛力的產業結構模式，形成“1+1>2”的戰略效果。
2．4加大教育精準扶貧力度，重視人力資本的投資與積累
教育扶貧，是扶貧助困的治本之策。扶貧先扶智，脫貧要脫愚。因此，教育扶貧要拔出“窮根”。一方面，要啟動教育扶貧全覆蓋行動，精心實施教育精準扶貧工程，注重加大對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投資，加大統籌城鄉基礎教育發展力度，關注貧困地區九年義務教育。［10］此外，健全農村貧困學生資助體系，保障農村貧困學生上得起大學，并給予返鄉創業的農村大學生一定的政策優惠，鼓勵他們回到生源地反哺家鄉建設。這不僅能將青年人的所學所思轉換為發展家鄉經濟的行動力量，幫助當地人脫貧致富，也能切斷貧困代際傳遞，建設美麗鄉村。另一方面，教育扶貧還應包括積極開展貧困地區勞動力再就業培訓、崗前培訓、創業培訓、就業轉移培訓等工作，使其通過后期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擺脫貧困，推動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口素質提高，提升扶貧對象自我發展能力。
參考文獻：
［1］莫光輝,于澤堃．深入推進精準扶貧的實踐方向［J］.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6(5):66-69．
［2］孫遠太．基于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社會救助政策改革［J］.理論月刊,2017(1):141-146．
［3］M．Wakilur Rahman．中國與孟加拉非政府組織小額信貸機構的影響及可持續發展研究［D］.楊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2．
［4］張琦,史志樂．我國教育扶貧政策創新及實踐研究［J］.貴州社會科學,2017(4):154-160．
［5］楊志剛．人力資本投資與收入差距研究［D］.昆明：云南大學,2011．
［6］朱之文．扎實推進教育脫貧著力阻斷貧困代際傳遞［J］.行政管理改革,2016(7):4-10．
［7］韓曉光．資助幫扶貧困家庭學生的現實問題及其對策思考［J］.繼續教育研究,2008(4):132-133．
第8篇：鄉村旅游扶貧案例范文
關鍵詞：農產品流通；電子商務；扶貧
當前，隨著電子商務廣泛地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各傳統行業都受到電商的沖擊，面臨著轉型升級和商業模式創新的機遇與挑戰。發展電子商務，已不再單純是增加一條銷售渠道，多賣幾件產品的問題，而是成為轉方式、促消費、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的重要戰略舉措，越來越與“三農”、就業、創業、扶貧、稅收、城鎮化等中心工作和戰略目標相關。2014年12月24日，國務院扶貧辦在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了推動實施精準扶貧的十大工程，其中明確了電商扶貧工程的重要作用。2016年的中央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實施脫貧攻堅工程，堅持精準扶貧脫貧，因人因地政策。”2016年4月8日，商務部了《農村電子商務工作指引（試行）》，該文件明確指出了新時期農村電子商務工作的五大工作內容，其中之一就是進一步提高電子商務扶貧開發水平。電商扶貧就是政府及社會各方力量共同參與，通過運用電子商務來促進貧困地區的農特產品及旅游資源無縫對接市場，帶動當地的農業生產、鄉村旅游和農村生活現代化發展，促進農村家庭脫貧致富，帶動當地產業和經濟發展的一種扶貧模式。電商扶貧的層次有以下四層：（1）面向個體的精準扶貧，針對農村弱勢群體進行的培訓及后續幫扶服務，提升技能從而脫貧。（2）面向企業主體，扶持從事電子商務經營的涉農龍頭企業、網上經紀人、生產合作社、地方電商企業等，帶動農產品銷售和貧困戶就業。（3）扶持有產業基礎和地域特色的貧困區域，實現電商相關主體聚集，實現產業化運營，帶來大量物流快遞、包裝、廣告、生活服務的就業，帶動當地經濟發展。（4）以整個縣域為單位進行對口支持，從縣域電商規劃、產業布局、網點建設、物流體系建設方面，促進當地雙向流通，提升當地經濟水平。
1湖北省縣域及農村電子商務發展現狀
2015年7月，財政部和商務部聯合《關于開展2015年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工作的通知》，公布了2015年發展的200個示范縣名單（其中湖北省8個縣）。2016年1月11日，農業部了“農業電子商務試點方案”，方案涉及全國10個重點省（區、市），湖北省并沒有作為試點地區。其中要求北京、河北、吉林、湖南、廣東、重慶和寧夏等7省（區、市）重點試點發展鮮活農產品電子商務，吉林、黑龍江、江蘇、湖南等4省（區、市）重點試點發展農業生產資料電子商務，北京和海南重點試點發展休閑農業電子商務。
1．1湖北省農村信息化發展基礎較好
作為我國農業大省，湖北省農業信息化基礎建設一直處于中部地區領先，2002年就獲批國家科技部第一批農村信息化示范體系建設省。根據世界知名數據商Akamai的統計，作為國內網購大省的湖北（全國第8，中部六省第1），在全國知名電商平臺（淘寶、天貓、京東等）的入駐企業數量和交易額都偏少。
1．2湖北省電子商務示范縣建設情況
為更好的貫徹落實2016年中央1號文件，不斷的推動農村電子商務發展，商務部、財政部、國務院扶貧辦自2014年開始已經連續三年開展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工作，每年各省、自治區通過激烈的競爭評選推出發展基礎和前景較好的示范縣名單。從該名單分布來看，黃岡（共6個）、恩施（共3個）和十堰（共3個）的示范縣入選最多。
1．3湖北省參與農村電商的主體及其特點分析
目前農村電子商務的參與主體，除了當地政府以外，還有以下7個方面的主體會參與到縣域農村電子商務生態的建設中，包括：國家機構和央企（中國郵政、供銷總社、中國電信）、傳統電商巨頭（阿里巴巴、京東、蘇寧）、地方電商企業（浙江趕街、山西樂村淘、深圳淘實惠）、涉農上市企業（金正大、輝豐農業、新希望、北大荒）、新農人群體（廣大的農特微商）、社會化的電子商務服務商（縣域電商的整體規劃與方案設計、產業園及物流體系構建、再到美工、攝影、包裝、品牌設計、推廣、培訓等）、縣域當地傳統零售連鎖企業。
1．4湖北省淘寶村現狀
淘寶村通常是聚集在某個村落的網商群體，基于淘寶電商生態系統，以規模效益和協同效應的電商產業聚集現象，其數據認定標準通常是指活躍網店數量達到當地家庭戶數10％以上、電子商務年交易額達到1000萬元以上的村莊。2013年，阿里巴巴了全國20個淘寶村，湖北省無一入選。如今淘寶村數量已經達到211個，湖北僅有一家入選（湖北省十堰市鄖西縣澗池鄉下營村—綠松石），相對于其他農村電商發達省份（浙江62個，廣東54個，福建28個，河北25個，江蘇25個，山東13個），反應了湖北還缺乏電商產業集聚的配套政策與發展環境，值得反思。
2電商扶貧存在的問題
2016年是湖北省加快農村電子商務發展三年行動計劃的元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農村電商，發展勢頭良好，但仍存在一些短板。（1）思維理念問題。很多地方對電商扶貧的認識存在問題，扶貧實施過程中往往是自上而下推動，基層群眾缺乏動力和基礎，地方政府推行扶貧政策針對性不強，往往照搬江浙等地先進模式，政績思維明顯。創業培訓實用性和融資渠道等問題往往又得不到解決。（2）農業生產及農產品標準化問題。貧困地區農業產業化水平低，農產品的標準化程度、商品化程度不夠，而缺乏標準化就缺乏品牌化經營的基礎，從而很難系統的包裝和推廣，從公共區域品牌發展到市場品牌。（3）信息、交通、金融基礎設施整體落后。基礎設施問題．面臨著信息流和實物流兩大主要難題（道路狀況差，物流發展滯后，網絡覆蓋面低）。農村地區商業銀行網點覆蓋區域有限，造成交易支付渠道不暢通。同時農村電商融資困難，電商扶貧資金不到位，電商扶貧資金投入不足，撥付不及時，資金使用效率低下，農民貸款困難等問題也客觀存在。（4）電商專業人才匱乏問題。貧困地區特別是農村全面缺少專業的電商運營、技術、營銷、市場、倉儲物流、品控保險等人才，這也是實施電商扶貧的一大障礙。（5）縣域電商缺乏統一高效的規劃，造成農村電商產業集群式協同發展環境有所欠缺。很多地方政府重視扶持電商園區和企業招商，重點關注龍頭企業發展電商，對基數更大的農村草根電商創業的重視不足，返鄉創業青年和大學生等新農人群體存在融資難的問題。
3對策分析
探索并研究解決以上存在問題的方法和策略，對于提升電商扶貧開發水平，形成完善的農村電商市場體系，帶動貧困地區農村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推進貧困地區農民就業創業方面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1）統一認識，利用農村電商實現新型城鎮化建設，實現城鄉一體化。農村電商并不僅僅只是工業品、農資下鄉加農產品進城，而是要借用電子商務這種新經濟理念，打造重構新型農村經濟，實現農業生產產業化，打通農業生產與終端市場的流通環節，促進貧困地區人民增收；重塑優化縣鄉（鎮）村三級物流、金融及生活服務體系，促進農民生活的現代化。（2）推進品牌戰略，主打特色創新。貧困地區當地政府必須站在全局視角，整合優化當地農產品資源，以政府背書的方式，系統打造當地農特產品品牌，從公共地域性品牌逐步發展到市場化的企業品牌。（3）充分整合各方力量，打造當地電商產業生態圈。完善縣鄉（鎮）村三級電商綜合服務體系，大力推進村級電商綜合服務站建設的覆蓋范圍和實際運營專業指導。需要貧困地區當地政府進一步引入社會資本并增強電商扶貧專項資金撥付效率，豐富農村電商金融形式，拓寬融資途徑，解決農村電商從業者的融資難問題。（4）培養高端和實用性電商人才，完善人才體系。貧困地區當地政府需要從三個方面解決電商發展的人才問題，①通過政策優惠吸引外部多元化的社會資本和力量；②通過創辦電商人才培訓基地和創業孵化基地培養本地化人才；③通過配套優惠財政稅收金融等政策扶持做大一批本土骨干企業。貧困地區政府必須鎖定緊缺應用型人才（美工設計、數據分析、運營推廣），加大培訓和引進力度，同時要積極探索創新人才管理機制。（5）完善農村電商扶貧制度和扶持政策。電商扶貧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領導專班的積極推進，地方各部門積極有效的配合，在貧困地區當地營造電商扶貧的緊迫氣氛，再基于深度調研成果出臺電商產業布局、產業配套設施建設方案，以及創業資金補貼、稅收減免及創業貸款優惠政策，最后再通過典型電商創業致富案例的示范推廣效應，進一步推進當地電商經濟發展的步伐。
4結語
當前，電子商務扶貧工作中存在的各方認識差異、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人才、組織與制度等相關問題，文章通過對其成因和應對策略的分析，旨在統一農村電商參與各方的認識，整合社會各方力量，共同營造農村電商扶貧的良好氛圍，激發農村經濟發展的活力，通過電商帶動當地傳統產業的繁榮，實現農業生產與流通的現代化，農村生活的現代化，并進一步促進貧困地區人民群眾的就業與創業，從而實現電商扶貧的最終目的———促進貧困地區群眾人民增收脫貧，促進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局面。
作者:杜暉 熊艷芳 單位:武漢商學院商貿物流學院
參考文獻:
1孫昕，起建凌，謝圓元．電子商務扶貧問題及對策研究［J］.農業網絡信息，2015（12）
2盧迎春，任培星，起建凌．電子商務扶貧的障礙分析［J］.農業網絡信息，2015（2）
3魏延安．農村電商———互聯網＋三農案例與模式［M］.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5
4裴小軍．互聯網＋農業———打造全新的農業生態圈［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5
5阿里巴巴（中國）有限公司．中國淘寶村［M］.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5
6張蕊，王銀芹．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湖北農村電子商務發展探析［J］.湖北工程學院學報，2015（9）
第9篇：鄉村旅游扶貧案例范文
保險具有扶危濟困的天然屬性，直接面向的是最廣大的貧困人群和社會弱勢群體，因此保險參與精準扶貧可謂順理成章
銀行因具有直接信貸投放和風險管控等功能優勢，可引導資金實現精準投放，保障實現“造血式”長效脫貧致富機制。典型代表如建設銀行，不斷推動金融扶貧模式創新，運用專業化手段實現“精準滴灌”
與貧困縣簽署合作協議，成立專門的扶貧部門或小組，是多數券商結對幫扶通常的打開方式。不少券商高管都是親自掛帥出征，紛紛派遣陣容豪華的領導班子，奔赴扶貧前線
達則兼濟天下。
對于現代企業來說，想要獲得更長遠的發展，應該勇于擔負社會責任，積極參與社會環境的優化、努力促進社會福利增長，不斷反哺社會。
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提到“精準扶貧”，鼓勵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實現社會幫扶和精準扶貧有效對接。作為國內經濟重要支柱的金融機構自然要成為“最大力擔當”。
《投資者報》記者注意到，現行模式下，僅僅依靠救濟式扶貧并不能徹底改變貧困人口的處境。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扶貧方式需要創新，變“輸血”為“造血”。
精準扶貧是一項長期工作，其能夠持續發展，重點在于事前宣傳以及事后推廣。尋找金融機構行業扶貧成功的案例，并且將經驗推廣出去，這對于持續關注金融機構的《投資者報》來說既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義務。為此《投資者報》本期推出的封面專題，就準備來挖掘各類金融機構的精準扶貧故事。
保險：扶危濟困本質與扶貧天然契合
保險具有扶危濟困的天然屬性，直接面向的是最廣大的貧困人群和社會弱勢群體，因此保險參與精準扶貧可謂順理成章。
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曾多次強調，保險助推脫貧攻堅大有可為。具體而言，一是具有放大效應，通過保險市場化機制，放大財政補貼資金使用效益；二是具有普惠功能，通過大數法則覆蓋所有貧困人口；三是具有精準特點，對因災因病等不同原因致貧返貧的貧困人群開發有針對性的扶貧保險產品。
俗話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脫貧致富終究要靠貧困群眾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實現。但是，單靠自身的力量實現脫貧致富還是存在諸多現實障礙和困難。
比如，貧困農民開展生產普遍存在貸款難的問題，保險公司可以通過發展農村小額貸款保證保險等產品，和銀行共同承擔信貸違約風險，實現銀保互貸，達到農民想貸就能貸款的效果。
在這方面，太平財險鼓勵通過農業保險保單質押、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保證保險、農房財產權抵押貸款保證保險等方式，拓寬保險增信路徑，低成本盤活農戶資產。
比如，通過全新農業保險的頂層設計，實現與農業產業的深度融合。2017年，陽光產險在集團公司統一部署下，將重點推進產品扶貧，以產品創新為抓手，精準對接廣大貧困地區群眾的保險需求。堅持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雙線并行，在傳統財產保險和人身意外保險的基礎上，大力開發價格保險、指數保險、保證保險等創新型產品，努力覆蓋貧困地區群眾全方位的L險保障需求。同時加大產品整合力度，結合當地群眾的實際需求，開發保障面廣、費率靈活的套餐產品，通過提高運營效率、擴大保險責任、加大費率優惠，進一步降低貧困群眾保費負擔。
此前太平財險與中農金保為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聯合推出了優質農產品“雙保險”計劃，計劃推廣至全國1000個優質農產品原產地的1000個農產品品種。“千縣千品”計劃中，由太平財險承包的每件農產品都可以通過記錄的二維碼追溯到生產過程中的各種質量指標以及保單信息，讓消費者“買的放心，吃的安心”。這樣對于農產品銷售也是一個重大的促進作用。
扶貧先扶智。讓貧困地區的孩子們接受良好的教育則是脫貧致富的根本，也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途徑。在這一方面，保險業將大顯身手。
中國平安除了援建學校、志愿支教、教師培訓等傳統的方式外，還在今年成立了教育公益理事會，由馬明哲擔任第一任理事長。平安希望通過規范化、系統化的管理體系，全力提升農村的教育發展水平，縮小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利用互聯網技術優勢，平安還搭建了公益平臺。
2016年，平安人壽聯合幕天公益成功為1000個鄉村課堂圖書角募集建設資金，并通過“捐書助教”活動籌集到10萬余本書籍，超出預期目標171%。擁有過億客戶的平安金管家APP支撐起“最大書籍捐贈公益平臺”的目標，而百萬名平安壽險業務員和上千家門店為好書從城市流向鄉村提供了一個巨大而暢通的網絡。同年，在平安支教行動中，中國平安積極利用互聯網創新公益形式，通過夢想置換、知識眾籌以及網絡支教，將互聯網與公益深度結合，突破了以往支教參與方式單一的瓶頸，打造了“超越時空”的愛心支教。
銀行：多項舉措創新 籌集扶貧資金
在眾多的金融機構中，銀行因具有直接信貸投放和風險管控等功能優勢，可以引導資金實現精準投放，保障實現“造血式”長效脫貧致富機制。因此，商業銀行需要積極擔負這樣的社會責任。
普惠金融、精準扶貧的任務要求金融服務重心下沉。為此，銀行業積極推進鄉村營業網點布設，不斷加大縣域的信貸投放力度。
政策性銀行方面，2016年5月份，國家開發銀行扶貧金融事業部正式掛牌。農業發展銀行在總行成立扶貧金融事業部，省市縣分別成立扶貧機構，實現了對832個國家級貧困縣的金融服務全覆蓋。
商業銀行也在貢獻自己的力量。本身根植于縣域經濟的農業銀行，2016年持續深化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突出“三農”特色考核，將三農金融分部考核結果納入分行綜合績效考核。充分保障縣域業務發展需求，傾斜配置信貸資源、費用和固定資產。
《投資者報》記者注意到，銀行在精準扶貧上也是力爭多樣性，不斷推動金融扶貧模式創新，運用專業化手段實現“精準滴灌”。
譬如，去年年末，建設銀行用于精準扶貧的貸款余額高達948億元，比年初增長173億元，增速22%。據介紹，建行通過信貸支持貧困地區企業及個人，帶動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現就業和增收超過8.63萬人次；通過信貸支持農田水利、生態環境改造、交通基礎設施、學校建設等項目，惠及眾多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有效地激發了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動力。
此外，建行通過創新電商扶貧模式，助力貧困地區產品走出去，善融商務企業商城貧困地區入駐商戶累計交易金額超過11億元，有效激發了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動力。
已經在扶貧路上走了21年的工行，截至去年年末，各項扶貧貸款余額合計930億元，同比增加273.5億元。
工行的做法是緊密圍繞建檔立卡貧困戶和貧困地區脫貧需求以及政府發展規劃，制定扶貧政策，確定扶貧項目，因地制宜，精準扶貧，相繼開展了金融扶貧、綠色產業扶貧、教育扶貧、健康扶貧、救災扶貧等一系列方法。
譬如金融扶貧方面，工行總行優化“創業擔保貸款”，將最高貸款額度由8萬元調增至10萬元，支持貧困戶創業。在吉林，推出農村承包土地經營權質押方式的“惠農貸款”，幫助農業合作社，農業大戶購買農機具；在貴州、，推出旅游貸、藏宿貸融資方案，支持當地農民經營家庭旅館脫貧致富。此外，運用“電商+企業+貧困戶”的互聯網精準扶貧新模式，繼續推動貧困地區的農業企業、小微企業在融e購平臺上線，擴大銷售渠道，通過企業的發展實現下游農戶的脫貧和電商人才的培養。
在將金融精準扶貧引向深入的過程中，銀行業金融機構探索完善財政資金和金融資金、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協同扶貧的良好機制，加強政銀之間、金融同業之間的交流合作，推進資源共享，提升扶貧效能。
例如，農行充分發揮“政府+金融”的協同作用，逐步探索出以“政府增信、產業帶動、銀政聯動、便利惠農”為特點的精準扶貧有效模式。據介紹，“政府增信”，即積極引入政府風險補償基金、政策性擔保公司、保險公司、財政直補等政府增信機制，發揮政府代償作用，解決貧困戶抵押擔保難題。“產業帶動”，即將信貸支持重點與地方優勢產業相結合，主動對接政府主導的產業帶動項目，形成“輸血+造血”的長效扶貧機制。“銀政聯動”，即充分發揮地方政府、駐村工作隊等在客戶推薦、農村信用體系建設中的重要作用，輔助貸前調查、貸后管理和逾期催收，提升貸款保障程度。“便利惠農”，即積極爭取地方政府貸款貼息政策，并通過合理設計結息周期和還款方式，為貧困戶享受扶貧政策提供各種便利。
在精準扶貧的過程中，《投資者報》記者也注意到，商業銀行面臨一個尖銳的問題，自身逐利本性與精準扶貧政策性、公益性之間的內在矛盾，即如何才能同時兼顧好經濟、政治和社會三方面的責任。
除了政府對于扶貧機構有獎懲激勵，還需要探討經濟化的手段方式。譬如通過市場手段發行票據、專項柜臺債券等方式。
比如農行在4月12日到4月18日間，通過全國各網點、個人網上銀行分銷國家開發銀行發行的首期30億元的易地搬遷扶貧專項柜臺債券。該債券品種采用3年期固定利率品種，利率預計在3.87%到3.95%。國開行按照微利或保本的原則發放長期貸款，中央財政將給予90%的貸款貼息。農行這次創新將拓展扶貧資金來源，積極引導社會資金投向脫貧攻堅重點領域。
興業銀行承銷的“貴州高速公路投資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扶貧中期票據”，是全國首單扶貧中期票據，也是同時發行的首批兩單扶貧票據之一，這標志著銀行間債券市場在推進金融精準扶貧上的創新突破。本筆扶貧中期票據注冊金額10億元，首期發行5|元，期限5+N年，債項評級為AA+級，發行利率為5.39%，低于同類非扶貧債券。債券募集的資金將用于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長順縣和威寧縣，支持兩地高速公路服務區建設。市場普遍認為，精準扶貧和市場化的信用增進是本期債券的最大亮點。
在籌集扶貧資金方面，比如民生銀行，早在2008年就成立了中國銀行業第一家公益捐贈基金，5年內每年拿出稅前利潤的0.8%～1.2%用于公益捐贈，這在中國銀行業乃至中國企業界均是一大創舉。2008年以來，民生銀行累計公益捐贈金額已接近20億元。
券商：34家公司與貧困縣結對幫扶
相比其他金融機構，券商的扶貧任務更有壓力，因為未來證監會還可能將扶貧成果納入券商分類評價標準。
去年，證券業協會公布了三批“一司一縣”結對幫扶倡議行動名單，其中有34家券商與41個貧困縣結對。
證券公司怎么扶貧？《投資者報》記者從券商公布的2016年度社會責任報告中看到，不少券商高管都是親自掛帥出征，紛紛派遣陣容豪華的領導班子奔赴扶貧前線。
與貧困縣簽署合作協議，成立專門的扶貧部門或小組，是多數券商結對幫扶通常的打開方式。
在2015年券商公益支出排行榜上，排名第二的國信證券，在2010年就啟動了“金色人生”人才培養計劃，截至2015年年底，共資助學生1027人次，覆蓋全國20多個地區，總資助金額為287.45萬元；2016年，公司啟動對廣東河源龍川縣巖鎮山池村三年共計1034萬元資金投入的對口幫扶計劃，目前已完成781萬元扶貧款項撥付，村道硬底化、垃圾池建設、自來水工程等基礎設施項目均已陸續開工建設；2016年8月，公司積極響應中國證券業協會開展“一司一縣”結對幫扶行動的倡議，結對新疆麥蓋提縣，從發展特色農業、支持企業生產、企業融資等方面開展幫扶工作。
此外，公司還捐資100萬元支持中國證券業協會在山西省臨汾市隰縣、汾西縣開展的定點幫扶；出資80.17萬元捐建貴州省三都打魚民族學校學生食堂；捐資南方科技大學科研建設到捐資心理健康基金會開展抑郁幫扶計劃；捐建贛州敬老院、捐資撫恤環衛工人；捐款170余萬元助力廣東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工作……國信證券一直不遺余力地開展多種形式的社會公益活動，獲得廣泛好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