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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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范文

一、經濟法政策性的重新解讀

1．法律與政策的一般關系。二者在制定主體、制定程序、調整范圍、表現形式、實施方式、社會功能、穩定性等諸方面都有著不同，同時二者又有密切的聯系。在無法可依的情況下，國家政策可以起到法律的作用。一般地說，政策是法律的基礎，國家法律的一部分就是對成熟政策的法律化，而法律化后的政策具有了強制執行及穩定性，給予市場主體更大的合理預期。另外，法律也不能取代政策，法律具有普遍性、抽象性、時滯性。因此需要保持政策的靈活性和具體化以在現實生活中發揮積極作用。

2．經濟法與經濟政策的特殊關系。經濟法按照它的性質來說，是為了從經濟政策上來滿足經濟法社會協調性的要求，由國家進行干預立法。經濟政策是國家或政黨為指導、影響經濟活動所規定并付諸實施的準則和措施。是政府為達到自己的目的在經濟事務中的有意識的干預。經濟法根源于國家對經濟生活的自覺調控與參與，需及時應對瞬息萬變的經濟生活，以求興利避害，促進經濟快速平衡發展。它的任務是實現一定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的要求，從而獲得了比其他任何法律部門更為顯著的政策性特征。經濟法與經濟政策都是國家(政府)經濟意志的體現，都是上層建筑的范疇，都要反映并服務于經濟基礎。從某種程度上說，經濟法是經濟政策的法律化，而法律化后的經濟政策更具有規范性和強制性。應保持經濟法(律)的穩定性及經濟政策的靈活性來共同應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復雜多變。所謂制度，無非是形形的法律和組織安排以及經濟政策。所以經濟法與經濟政策互動整合于經濟制度，以共同服務于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政策性的內涵相當豐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其綜合性比較強，若將其歸為經濟法的特征，顯然與經濟法的內在本質不相符合。雖然理論界對經濟法的本質仍存有爭議，但有一點是已經達成共識的，即經濟法是以經濟為主線的。如果單純地得出政策性這一特征，未免過于武斷、不夠嚴謹，因此要明確政策性與經濟政策性的差異。作為干預一國或地區的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其體現某一時期的政策，必然也應當是與國民經濟密切相關的政策。故不能簡單地將廣義的政策性與狹義的經濟政策性相等同，這是進一步研究經濟法特征的前提和基礎。

二、經濟法存在基礎的經濟政策性

經濟法學界通常認為，經濟法的產生是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相滲透、融合的產物。經濟政策與經濟法的產生原因有著不可忽視的聯系。關于經濟法的產生原因，可以從政治、經濟以及法律自身三個角度來分析，但其中政治方面的原因無疑是經濟法的存在基礎，換句話說，政府失靈現象的存在為經濟法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和機會。根據市場經濟運行的原理，其在運行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失靈，而為了彌補這部分缺陷產生了對政府干預的需求，這也為戰后許多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成就所證明。在眾多缺陷中，政策效率遞減是最為基礎的一項，該問題的解決直接影響到尋租行為、官僚機構膨脹等問題的解決。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主要是通過制定和實施經濟政策，而任何政策在實施過程中會遭遇到效率的問題，一方面，政府的效率會隨著機構層次的龐大而遞減;另一方面，政策的效率會受到地方主體規避行為的限制。政府缺陷是因政府彌補市場缺陷而存在的，因此，無論是回過頭轉向市場機制還是依靠政府自身都無法根本解決這一問題，這就為法律的存在和發展提供機會和土壤，使法律成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新途徑。經濟政策不但是經濟立法的基礎，而且深深地影響著經濟執法與司法。法律較之政策的穩定性主要來自于其原則性抽象化的概括。因此，成文法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其蘊含有不確定性。同時，法律還具有滯后性。

三、經濟法制度建構的經濟政策性

法于政策無疑是屬于不同的范疇，經濟法于經濟法政策同樣也是。但這并不表示二者毫無關系，經濟政策是國家基于現實的經濟狀況，以誘導經濟向某一方向發展的有意識的行為。換句話說，是作為經濟行政單位的政府的行政原理。經濟法體系中無論就市場規制的角度，還是就宏觀經濟管理的角度，政府適度干預經濟一方面可確保法人、公民的權利;另一方面可對其設定一定的義務。首先，從市場規制法律制度的角度看，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作為市場規制法律制度的核心組成部分，二者可統稱為競爭法。事實上，競爭法與一國的經濟政策密切相關，是實現國家競爭政策的根本手段，因此，它必然以競爭政策的目標作為自己的基本內容，而其實施實質上就是競爭政策的實現。為了使競爭能夠真正成為調節攻擊和優化資源配置的根本手段，各國制定的保護競爭的政策和法律一般對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規制:限制競爭措施、濫用市場優勢地位、國家援助和企業合并控制。

四、經濟法目標價值的經濟政策性

經濟法與其他部門法相比，確實具有突出的“經濟性”，因為它與經濟活動、經濟規律、經濟機制、經濟體制、經濟政策、經濟杠桿、經濟制度等都有著直接而密切的聯系。經濟法所追求的目標是公平與效率的兼顧，是對私人利益與社會的協調保護，是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因此，經濟法既不同于注重保護私人利益的傳統私法，也不同于強調保護國家利益的傳統公法，它更追求一種從資源配置到財富分配、從調整手段到調整目標的和諧或協調，這種追求是經濟法的一種基本理念，是經濟法不同于傳統部門法的一種基本精神。

第2篇：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范文

一、會計信息真實、合法、效益性的評價指標

真實性評價指標：分為真實、基本真實、不真實三個等次。真實等次的標準為會計資料真實、完整，審計調整幅度不超過1%，審計調整數額較小不影響使用“真實”評價用語的；基本真實的標準為會計資料基本真實、完整，調整幅度不超過5%，并且不影響使用“基本真實”評價用語的；不真實等次的標準為會計資料不真實、不完整，或審計調整幅度在5%以上，或違規行為性質嚴重，數額較大，無法使用“基本真實”評價用語的。

合法性評價指標：分為合規、基本合規、不合規三個等次。合規等次的標準為未發現違法違規行為或者違規行為輕微不需要處理的；基本合規等次的標準為違規金額占審計金額5%以下或有違規行為，但不影響使用“基本合規”評價用語的；不合規等次的標準為違規性質嚴重、數額較大，或拒絕提供審計資料，或提供不真實資料，導致審計人員無法進行職業判斷的。

效益性評價指標：分為好、較好、一般、較差四個等次。好等次的標準為效益審計結果達到評價標準指標的90%以上；較好等次的標準為效益審計結果達到評價標準指標的80%（含80%）――90%；一般等次的標準為效益審計結果達到評價標準指標的60%（含60%）――79%；較差等次的標準為效益審計結果達到評價指標的60%以下。

二、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評價指標

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期末國家所有者權益÷期初國家所有者權益）×100%；

凈資產收益率（所有者權益收益率）=（稅后凈利潤÷所有者權益）×100%；

總資產收益率=（稅后凈利潤÷資產總額）×100%；

投資收益率=（投資收益÷長期投資）×100%。

根據以上四個指標，綜合確定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程度。對法定代表人任期內的經營管理業績進行評價。

三、遵守財經紀律情況的評價指標

對單位或部門遵守國家經濟政策和財經法規合法性評價分為合法、基本合法、不合法三個等次。

此類問題可用定性指標進行評價。合法等次的標準為領導干部作出的決策和與經濟有關的行政行為符合國家經濟政策、財經法規；基本合法等次的標準為領導干部作出的決策和與經濟有關的行政行為有不符合國家經濟政策和財經法規的現象，但不涉及原則問題；不合法等次的標準為領導干部作出的決策和與經濟有關的行政行為違反國家的政策和財經法規，或違反重大原則問題。

四、內部控制制度健全性、有效性的評價指標

對內部管理控制制度健全性評價分為健全、基本健全、不健全三個等次。健全等次的標準為所有的控制點齊全，達到控制目標，各項制度均符合內部控制的要求；基本健全等次的標準為控制點基本齊全，基本達到控制目標，各項制度基本符合內部控制的要求；不健全等次的標準為關鍵控制點有疏漏，出現重大違紀違規問題，不能滿足控制目標的要求。

對內控制度的有效性評價分為有效、基本有效、無效三個等次。有效等次的標準為內控制度健全，有關人員的資格和能力能夠勝任控制的職能，實現控制目標，沒有出現內部管理控制問題；基本有效等次的標準為內控制度健全，但有關人員的控制能力有一定差距或不能全面執行內控制度，沒有出現重大控制漏洞，基本實現控制目標；無效等次的標準為內控制度健全，但沒有配備具有相應資格和能力的控制人員，出現重大違紀違規問題。沒有實現控制目標

五、重大決策事項評價指標

對重大經濟決策一般從決策程序的規范性及決策執行的有效性兩個方面作出評價。

規范性評價指標包含：是否建立了重大經濟決策議事規則；重大經濟決策方案有無可行性研究報告和專家論證意見；決策的內容有無違反國家經濟政策和財經法規；決策關鍵環節是否建立相應的控制措施；重大事項是否實行集體決策。

規范性評價內容分為規范、基本規范、不規范三個等次。規范等次的標準為重大經濟決策制度健全，有可行性研究報告和專家論證意見，提供的決策方案至少兩個，決策時主要負責人能夠尊重多數領導班子成員的意見，決策的內容沒有違反國家經濟政策和財經法規；基本規范等次的標準為建立了重大經濟決策議事規則，決策的內容沒有違反國家經濟政策和財經法規，但個別環節沒有得到很好執行；不規范等次的標準為缺少重大經濟決策議事規則，或決策前可行性研究和專家論證不充分或缺失，或決策的內容違反國家經濟政策和財經法規。

有效性評價指標包含：決策執行機制的有效性，細化為：是否建立了從上到下環環相扣的決策執行機制，決策者和決策機關是否可以通過層級指揮體系實現對決策執行情況的及時了解和有效監督，以確保決策部署的貫徹落實；有無決策與執行相脫節、責任分工不明確、越權指揮、多頭指揮或無人指揮等現象。

決策執行部門工作的有效性，細化為：執行部門是否建立了嚴格的組織管理制度，科學地調配人、財、物等資源，并與有關部門相互協調配合，共同促進整體目標的實現；是否及時與決策部門保持勾通和聯系，以更好地領會決策意圖，并可以針對執行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接受新的決策指令，以確保決策目標的實現；是否設立了相應的監督檢查機構，對執行的效果和進度進行適時控制；有無管理松散、各自為陣、工作進度不一從而導致效率低下、標準不高、有關指標達不到決策要求等現象。

決策執行的及時性，細化為：任務的傳達是否及時，信息渠道是否通暢，是否根據進度及時下達有關指示、指令，決策項目資金是否及時足額到位等。

有效性評價內容：分為有效、基本有效、較差三個等次。有效等次的標準為決策被全面執行，能夠有效監管人、財、物的使用，實現決策目標；基本有效等次的標準為決策被全面執行，能夠基本有效監管人、財、物的使用，并基本實現決策目標，但有輕微損失浪費；較差等次的標準為決策沒有被執行，不能有效監管人、財、物，造成明顯損失浪費，不能實現決策目標。

六、目標完成及經濟效益指標

目標完成情況及經濟效益指標的實現程度最能說明領導干部在任期內的經營管理水平和經營業績。對高校來說，主要指學?？傮w各項指標的完成情況，以及各部門對總體目標的貢獻情況，除預算執行等有關經濟指標完成情況外，還有資金使用、資產管理的效益情況。

對校屬企業領導干部在任期內的經營管理水平和經營業績的評價，應參照《財政部企業經濟效益評價指標體系（試行）》辦法來衡量。如主要經濟技術指標完成情況可以用四類指標：一是反映生產經營結果的指標，主要產品產量、質量、消耗、成本、收入、利潤等；二是反映償債能力的指標，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速動比率等；三是反映營運能力的指標，包括應收賬款周轉率、存貨周轉率等；四是反映獲利能力的指標，包括資本金利潤率、銷售利潤率、成本費用利潤率等。

七、個人廉潔自律指標

根據黨政領導干部廉潔從政的內容和其他法律法規規定的廉政內容，確定細化指標，設定領導干部履行經濟責任審計調查表，主要內容為：

遵守相關規定情況。包括：有無重大事項決策不民主；有無決策不科學造成國有資產損失浪費；有無管理不規范、制度不完善；有無、瀆職或失職；有無違反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有無為了政績虛報瞞報或政績平庸；有無疏于監督造成單位內部或行業秩序混亂；有無截留或虛增利潤（企業）；有無不繳或少繳職工社保、醫保等保險金；有無擠占挪用專項資金；有無私設“小金庫”、濫發津（補）貼、獎金等；有無因私占用公共財物或報銷應由個人負擔的費用；有無用公款請客送禮、公款旅游（包括出國出境）；有無超標準配置公務用車、通訊和辦公設備；有無索取或收受禮品、禮金、有價證券、支付憑證、信用卡和購物卡；有無將直系親屬安排在本單位或系統管錢管物崗位；有無離任后未將個人與單位應移交的手續結清（包括錢和物）。

第3篇：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范文

摘 要:在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政府通過判定經濟政策對經濟運行加以調控,是十分必要的｡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調控面臨著更加復雜的環境,只依靠一項或兩項經濟政策不可能實現調控目標,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從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研究出發系統論述了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及其前言,對當今國際上經濟發達國家和經濟轉軌國家政策協調問題進行了對比分析,在此基礎上,對我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協調配合中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加強政策協調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政策協調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392(2007)08-0003-05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矚目;但是,隨著改革開放進入攻堅階段,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也日益凸現｡

從內部經濟運行狀況來講,目前最為突出的,是流動性過剩問題和消費與投資關系失調問題;從外部經濟運行狀況來看,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過高,對外貿易帶來的巨額順差,使人民幣受到來自外匯市場和外國政府兩方面的升值壓力;低價促貿政策,也引來許多國家的反傾銷,貿易摩擦愈演愈烈,中國經濟蒙受損失的金額也越來越大｡此外,中國經濟還存在產業結構落后､經濟效率低下等眾多問題｡因此,從某種角度看,現在的中國經濟可謂“內憂外患”,經濟增長進入到了關鍵時期｡

對上述問題做一仔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這些問題環環相扣,他們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比如流動性過剩讓人們想到外匯占款過多,而外匯占款過多是由中國僵硬的匯率制度和過高的外貿依存度引發的;但是如果放開人民幣匯率,將會有眾多的外貿企業倒閉｡如此看來,似乎中國經濟走入了一個死循環｡那么,如何解決這一連串的問題,如何避免像日本那樣因為結構改革而失去十年增長,如何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及時､穩健地完成經濟改革等,這都是擺在我們面前必須加以解決的問題｡

雖然政府與市場誰更會走向失靈,在理論界及發達國家的實踐中始終沒有統一答案;但是,鑒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困難,政府通過制定經濟政策對經濟運行加以調控,卻是十分必要的｡面對上述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或一､兩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我們必須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協調各種經濟政策工具和手段,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在宏觀調控中二者的協調配合一直是經濟學家和政府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隨著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不斷深化,國際收支形勢的改變以及匯率形成機制的逐步完善,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和匯率政策對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將產生直接影響｡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等,作為調控經濟運行的主要政策,相互之間存在諸多結合部;而這些結合部,正是經濟運行中的關鍵環節,對經濟協調､健康運行發生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和作用｡因此,本課題組將致力于對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等發揮作用的相互結合部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并努力尋找各項政策間的協調配合模式以及各項政策工具和手段的具體協調方式｡希望這種探討和研究,能夠對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中深層次矛盾以及與之相關的現實問題的解決,對于充分發揮各項政策作用,減少政策摩擦,實現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等,提供理論方面的參考和依據,為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盡微薄之力｡

二､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

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都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存在著某些矛盾的｡因此,在同時使用這些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并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這也是前人在研究經濟政策相互協調問題時,十分重視的｡

(一) 國外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研究成果

經濟政策協調這一問題,最早是由新古典綜合派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最初只涉及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問題;后來,經過長期的探索,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配合問題也被提了出來,并逐步發展成為較為成熟的理論框架｡若對該領域的研究成果大致做一歸納,可發現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即: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如何協調,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匯率政策如何協調,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如何協調｡

1.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研究

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如何協調的研究中,新古典綜合派最早提出了在以財政政策為主的經濟調節過程中,應當輔之以必要的貨幣政策手段的觀點,顯然,他們的分析是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展開的｡

20世紀60年代,Robert Mundell和Marcus Fleming相繼發表文章,在IS-LM模型的基礎上加入BP曲線,即國際收支平衡線,將原模型擴展為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模型｡該模型的政策意義相當明顯,用IS代表財政政策,LM曲線代表貨幣政策,BP曲線代表匯率政策,通過曲線的移動即可分析出適宜的政策搭配｡

伴隨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及其對經濟學研究的影響,有關政策協調問題的探討也開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展開｡但是,由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必然要求在中央銀行之外再加入一個財政政策制定的主體,這樣,將使模型變得非常復雜,所以一直沒能深入下去｡在這個方面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也就是Maurice 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 以及Alberto Alesina和Tabellini所提出的模型｡Maurice 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模型于1995年提出,他們研究了在資本完全流動的條件下,將私人部門效用､資產市場和商品市場調整速度差異結合在一起時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并設計了相應的模型,其特點是將私人部門的跨期效用最大化引入模型｡Alberto Alesina和Tabellini模型建于1987,雖然在他們的模型中假設貨幣當局是唯一的政策制定者,但是該模型中確實已包含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互協調的內容｡

隨著歐洲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推進,人們又發現統一的貨幣當局(如歐洲中央銀行)與各國財政當局之間的協調也變得越來越復雜并越來越重要,因此,現在人們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研究,也愈益集中在這兩個機構的協調方面;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很難獨立運行,因而各國經濟政策之間的協調也受到高度重視并推動國際政策協調理論得以蓬勃發展｡

2.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匯率政策協調的研究

我們知道,現代經濟是在開放的條件下運行的｡而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由于國際貿易､國際資本流動等因素的影響,必然同時存在內部和外部兩個均衡,而這兩個均衡之間是有沖突的｡因此,經濟學家們在研究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互協調時,必然會考慮到匯率制度因素｡最早描述內外均衡沖突的是英國的J. Meade｡他在1951年出版的《國家收支》一書中率先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內外均衡矛盾的問題,即所謂的“Meade沖突”｡Meade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一國干預經濟的政策只能通過調節總需求達到目的,這便可能會出現內外均衡顧此失彼的局面;他列舉了內部經濟狀況與外部經濟狀況的不同組合,其中經濟衰退 / 國際收支逆差和通貨膨脹 / 國際收支順差兩種組合存在內外均衡的沖突,擴大總需求將進一步惡化國際收入,而實行緊縮的政策將進一步增加國際收支順差｡

在Meade之后,Jan Tinbergen和R. Mundell先后提出了對內外均衡沖突進行政策協調的原則｡荷蘭經濟學家Tinbergen認為,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必須至少有N個線形無關的政策工具;如果把內外均衡算作兩個獨立的政策目標,那么僅使用支出增減政策(假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通過改變支出增減來影響經濟)是不夠的,還需要其它的政策工具｡美國經濟學家R. Mundell則提出了政策指派的有效市場分類原則｡Mundell假設不同的經濟政策是由不同的主體做出的,他的結論是,如果每一個政策工具被合理的指派給某一個政策目標,在目標偏離最優水平時按規則加以調控,那么即使是各經濟政策分別由不同主體控制的分散決策情形下,最優目標仍有可能實現｡Mundell認為應當將貨幣政策指派給外部均衡,而將財政政策指派給內部均衡｡除了使用政策搭配來解決內外均衡矛盾的原則之外,Mundell和T. Swan還各自提出了具體的政策搭配建議｡

3.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協調的研究

在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的搭配方面,做出貢獻的學者及其成果主要有:Brander和Spencer(1995)率先對戰略性促進出口的政策進行了研究;Collie(1994)認為本國企業與外國企業在本國市場展開壟斷競爭的條件下,會因外國政府的出口補貼而提高本國的福利水平;Dixit和Grossman認為如果諸如技術人員等共同要素投入各壟斷性出口產業,則對共同要素的需求的增加會導致其價格上升,可能抵消個別產業的成本削減(1986);Eaton和Grossman(1987)認為,企業針對其他企業產量的變化做出調整的方式不同,使得貿易政策介入的方式也不相同;Marukusen和Venables認為,如果本國企業向國內供給時邊際成本遞增,則促進出口的政策是不利的;Brander和Spence(1981)和Ito(1988)對戰略性的國內產業保護政策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二)國內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研究成果

改革開放之前,由于中國實施計劃經濟體制,政策的協調主要由政府部門通過各種計劃來完成,所以,理論界對此問題的研究成果較少｡伴隨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進程以及市場運行機制的建立和發展,再加上對外經濟開放進程的逐步加快,各種政策之間的協調問題日益重要從而也受到理論界的高度重視,研究成果頗多｡所以,中國國內對政策協調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從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實施之后進行的｡

在國內對政策協調問題的研究方面,總的看來,我國學者主要以問題導向分析居多,并且大多側重于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協調配合｡蔡一珍和鄭榕(1999)利用IS-LM模型分析了不同匯率制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應,使用Swan圖解分析了浮動匯率制下匯率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搭配問題｡除此之外,還比較了財政政策與匯率政策在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方面的不同,匯率政策可以采取本幣升貼水的措施,財政政策則可以采取進口補貼､進口稅,出口補貼､出口稅的方式,兩種政策的不同取決于進口國或出口國進口需求彈性的不同｡鄭超愚和陳景耀(2000)根據鄭超愚(1996)的結構主義模型(由匯率制度､利率政策和通貨膨脹外部響應方程組成)揭示了非均衡匯率政策對貨幣政策擴張性操作的外部約束,認為人民幣匯率的實際貶值是通過通貨緊縮途徑實現的,并提出在通貨緊縮時期,中國的貨幣政策應當采取適應財政政策的貨幣供應管理模式｡劉尚希和焦建國(2000)從中國處于經濟轉軌時期這一特點出發,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出發點應當是總量平衡和資本積累｡王勇(2002)歸納了本外幣政策協調即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協調的六個層次,最低級的是信息交換,即獨立決策的各國政府相互交流自己的政策信息,避免誤判;第二個層次是危機處理,指各國在危機之后進行共同的政策協調以處理危機帶來的不良后果;第三個層次是避免共享目標變量的沖突,避免為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而相互惡意競爭;第四個層次是合作確定中介目標,是說各國在調整可能對國外產生影響的國內經濟變量時,要進行相互協調以避免溢出效應;第五個層次是部分協調,指不同國家就國內經濟的某個部分目標或工具進行協調;第六個層次是全面協調,顧名思義,即將不同國家所有主要政策目標和工具都納入協調范圍,從而獲取政策協調的收益｡范志勇(2005)通過理論模型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政府福利最大化的目標下,匯率政策和通貨膨脹政策的替代取決于政府福利函數對兩種政策的敏感程度和產出對兩種政策的彈性,而他在實證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貨幣政策對產出短期波動的影響大于匯率政策,時滯也更短｡

近年來,也有一些學者開始注重對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相互協調以外的包括貿易政策､產業政策以及制度因素在內的共同協調的分析和研究｡任碧云(2005)認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貿易､國際收支以及國際資本流動對經濟增長率､貨幣供給增長率和投資增長率的確定和維持造成很大沖擊,所以為實現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資金和經濟的內外協調,既要保證國際貿易和國內貨幣供求之間的均衡,以及國際資本流動和國內資金供求的均衡,還要充分利用調整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政策與工具;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實現中國貨幣､資金與經濟的內外協調運行的四點主張,即:調整貿易戰略,改善國際收支結構;改革匯率制度,促進本幣政策與外幣政策的協調;合理引進外資,促進民族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促進資本輸出,大力鼓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龍小海,葉子榮和張呂(2006)在IS-LM模型中加入制度因素,包括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投資函數,制度變遷進程,政府管制力度;并假定由于中國市場化不完全,IS和LM曲線之間存在同步移動的關系｡在利用修正后的IS-LM曲線分析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政策之后,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利率政策要與對貨幣供應量的調控相配合,才能盡快實現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均衡,而由于中國現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并不順暢,所以貨幣政策還需要有財政政策的配合｡

三､經濟政策協調的國際實踐

(一)美國經濟政策協調的實踐

由于美國市場經濟發達,市場機制和體系完善,政策傳導機制健全,所以,美國政府主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及其工具､手段的運用,就能夠對經濟運行取得良好的調控效果｡也正因為如此,在美國經濟發展的各個時期,政府也就主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來實施對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而且,美國的實踐,也充分地驗證了政策協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從20世紀30年代起,美國就在新古典綜合派學說的指導下,執行以財政政策為主､輔以貨幣政策的政策搭配;這種政策實行的結果,是美國經濟一直穩定增長至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前｡

石油危機爆發后,美國經濟陷入了“滯脹”局面,當時執政的Carter政府(1977―1981)和1981年以后執政的Reagan政府,實行的基本都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但是,這種政策在收到了比較好的抑制失業效果的同時,也使通貨膨脹不斷加劇;為了應對由通貨膨脹帶來的公眾不滿,美聯儲從1979年10月開始不得不采取強有力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可以說,美國政府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基本實施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

20世紀90年代,是美國經濟強勁增長的時期｡這一時期,不僅美國經濟增長速度增快,而且同時保持了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水平,成為美國經濟發展中的佳話,也引起了理論界的普遍關注｡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政策取向中,財政預算盈余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到20世紀的最后十年,美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配合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經濟出現了衰退的跡象｡2001年剛上臺不久的George W. Bush政府,采取了擴張的財政政策,于2003年5月通過了總額達3300億美元的減稅案;美聯儲也采取了擴張的貨幣政策,從2001年開始連續12次降息｡2003年以來,美國經濟開始好轉,生產率節節攀升,但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也使得美國陷入“雙赤字”的境地｡2004年,美國經濟全面復蘇,但通貨膨脹的壓力又開始顯現,于是,美聯儲從2004年6月開始至今,又已經連續17次加息,使基準利率由1%升至了5.25%;2006年8月8日和9月22日召開的兩次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例會,也都作出了維持基準利率不變的決定｡

(二)中東歐國家轉軌時期政策協調的實踐

中東歐國家在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出現的突出問題之一是高通貨膨脹,它造成宏觀經濟不穩定,并嚴重地影響了經濟轉軌的進程｡所以,治理通貨膨脹､穩定宏觀經濟就成為中東歐國家經濟轉軌的重要任務｡

中東歐國家部分政黨和經濟學家認為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是引起通貨膨脹的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控制貨幣供給總量和貨幣流通量就成為克服經濟轉軌過程中出現的通貨膨脹的基本出發點｡那么,運用什么樣的政策才能控制住貨幣供給總量和貨幣流通量呢?中東歐國家主要運用了以下政策｡

1.運用財政政策調節｡首先,實行嚴格限制國家財政預算支出的政策｡中東歐國家以強制手段對國家財政預算進行了結構性改革,實行了大幅度縮減國家行政開支､停止對國有企業財政補貼､取消出口補貼等措施;其次,實行嚴格限制國家投資的政策,以抑制過高的投資需求;第三,實行嚴格遵守計劃預算赤字､禁止以印刷鈔票填補預算赤字等硬預算政策;第四,提高稅率,取消稅收優惠｡

2.運用貨幣政策調節｡主要采取了下列措施:(1)政府與中央銀行共同確定發行貨幣量的原則,并使其符合反通貨膨脹的要求;(2)不允許國家銀行以發放無息貸款方式填補國家財政預算赤字;(3)國家銀行取消優惠貸款;(4)調整法定儲備率(或稱法定金準備比率);(5)公開市場業務;(6)提高貼現率;(7)調整銀行存款利率;(8)大幅度提高銀行貸款利率;(9)提高抵押貸款利率;(10)商業銀行增加在中央銀行的存款量;(11)控制外商短期存款流入｡

3.實行市場匯率機制,本國貨幣自由兌換｡為抑制通貨膨脹､調整國內價格體系､增加美元儲備､堅挺本國貨幣,一些中東歐國家在90年代初開始實行了統一的､浮動的市場外匯匯率,建立起本國銀行之間的外匯市場｡即使在90年代初沒有實行市場匯率機制的國家也大幅度提高了美元與本國貨幣的正式匯率,縮小正式匯率與美元在自由市場匯率之間的差別｡

此外,中東歐國家還通過增加商品市場供給､進一步調整價格體制等手段配合上述政策,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三)日本經濟政策協調的實踐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為了迅速實現經濟的重建,日本采取了“雙松”的經濟政策｡具體體現為:增加財政支出,增加轉移支付,減免稅收,同時實行“貸款額度優先”政策,對重點行業提供優惠貸款｡“雙松”的經濟政策使戰后的日本經濟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長｡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日本經濟也陷入“滯脹”之中｡面對“滯脹”,日本政府首先采取了“雙緊”的政策搭配來治理通貨膨脹,在通貨膨脹得到一定遏制之后,馬上采取“雙松”的政策搭配治理經濟的停滯不前｡“雙緊”+ “雙松”的政策搭配,使日本經濟再次進入平穩增長階段,并一直保持到上世紀90年代｡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由于房地產泡沫破裂陷入深刻的衰退之中,日本銀行不得不采取了擴張的貨幣政策,同時日本政府采取了擴張的財政政策;但是,當擴張的財政政策引致嚴重的財政赤字時,日本政府又被迫放棄了擴張的財政政策,此舉使得日本經濟雪上加霜｡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在整個90年代由于一直拿不出立竿見影的好辦法,草率的數次更改政策方向,直到小泉內閣上臺,決心進行結構改革以后,日本的經濟政策才趨于穩定,但財政政策已經基本失去杠桿作用｡2003年下半年開始,受來自中國的進口需求強勁增長的刺激,日本經濟出現復蘇現象,內需保持持續增長,通貨緊縮緩解,出口增長較為強勁,就業形勢也有所好轉｡2006年7月14日,日本銀行政策委員會決定放棄實行了5年零4個月的零利率政策,日本進入緊縮貨幣政策時期｡

(四)德國經濟政策協調的實踐

1990年,民主德國(東德)和聯邦德國(西德)順利合并,實現了德國的統一｡統一后的德國政府,為了盡快發展國民經濟,實施了增加政府支出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前東德地區的基礎設施投以大量資金,并對前東德地區居民給予了數額龐大的轉移支付｡與此同時,德意志銀行采取了緊縮的貨幣政策,使利率水平上升至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在此之后,德意志銀行繼續保持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并對政府擴張的財政政策提出批評｡這種政策搭配,使德國多年來保持了比較低的通貨膨脹率,但同時也產生了貿易赤字,并且充分就業的壓力也較大｡

歐元的誕生給各成員國的宏觀調控政策帶來歷史性的轉變,維持歐元幣值穩定成為最重要的目標｡為此,各國將貨幣政策讓度到歐洲中央銀行并由它制定歐元區貨幣政策;各成員國喪失貨幣政策后,財政政策自然上升到更重要的地位｡ 但是,歐盟對歐元區各國財政政策也有所限制, 1997年歐盟通過的 《穩定與增長公約》 規定: 歐元區成員國公共財政赤字不得超過其GDP的3%, 國債不得超過其GDP的60 %,否則將受到嚴厲制裁｡

公約簽訂后,德國的財政發展大致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98年到2000年),德國為歐元的誕生以最后“沖刺”的態勢把赤字比率降到了公約的標準;第二階段(2001年至今),德國財政赤字急劇擴大,財政政策面臨嚴峻挑戰｡根據黃立華(2006)的分析,德國目前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財政收支不平衡,赤字超過條約規定;促進經濟增長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訴求與降低赤字的迫切任務之間存在矛盾;歐盟經濟政策趨同與德國經濟景氣之間不相吻合｡分析這些問題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兩德統一的后遺癥至今仍舊影響德國的赤字水平;高稅收面臨減稅壓力,而聯邦政府減稅后短期內擴大赤字,長期增長效應又不明顯;社會保障支出壓力過大,政府財政支出難以削減;失業問題嚴重,勞動力市場缺乏活力等｡為解決這些問題,德國政府近年來在積極致力于社會福利方面的改革和經濟結構的調整的同時,也十分重視稅收制度､勞動力市場以及跨國政策協調等各項經濟政策操作層面的改革和配合｡

第4篇：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范文

關鍵詞：土地政策；宏觀調控；微觀規制；房地產；差異

一、引言

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主要是通過經濟政策（Economic Policy）來進行的。經濟政策是政府根據一定時期的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為解決經濟運行中的問題和實現經濟發展目標而制定的各種措施和規定。從其范圍來看，可以分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經濟政策，宏觀調控政策主要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和國際經濟政策；而土地政策是為達到特定的國民經濟發展目標，政府部門制定和實施的與土地利用有關的政策措施和手段。

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作為中央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重大戰略舉措，于2003年首次提出，目前很多學者也認為土地是宏觀調控的手段，國土資源部是宏觀調控的重要部門，運用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是我國特殊國情特殊發展階段的正確選擇。如盧為民（2008）在《土地政策與宏觀調控》中從土地的生產要素理論、土地的資產理論、土地產權理論和特殊體制背景下的特殊選擇等方面闡述了土地政策作為宏觀調控手段的理論依據，并設計了提高我國土地調控有效性的路徑[1]。尹鋒（2007）在其論文《土地政策的宏觀調控績效研究》中提到，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總體目標應該是：嚴格保護耕地，嚴格控制建設用地總量，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和國民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在此前提下，根據國民經濟冷熱的具體情況，適當微調年度建設用地的供應量和企業取得土地的成本，以調控投資增長的規模，實現物價穩定和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2]。

但從另一個角度，土地作為一種基礎而重要的生產要素，其供給量的有限決定了土地是稀缺資源。而稀缺資源的價值主要由需求決定，而土地的需求又是一種“引致需求”，宏觀調控的目的在于通過調節宏觀經濟總量和產業結構來實現對微觀主體決策的引導，進而影響到對土地要素的利用，所以宏觀經濟調控決定了市場對土地生產要素的需求，而我們不可能通過土地政策來調節宏觀經濟運行，畢竟宏觀經濟是一個龐大的系統，是眾多要素利用的市場行為博弈的結果，土地要素的利用只是其中一個。這兩者的差異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二、宏觀調控與土地政策的差異分析

1、內涵屬性差異

宏觀調控主要是針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是政府運用宏觀調控政策調節和控制宏觀經濟運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協調社會成員利益和增加社會福利、保持國民經濟平穩發展?，F代社會經濟出現周期性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理論上市場機制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經濟蕭條，意味著民眾必須付出這段時期的總體社會福利下降的代價[3]。因此，政府在必要時可以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國際經濟政策等）去調控經濟總量及其運行，以減少依靠市場機制調節出現時滯而產生的高昂成本。因此宏觀調控的內涵是調整宏觀經濟總量，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才體現出宏觀調控的有效性，這也是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政策規制的原因。

而土地作為一種基礎生產要素，土地政策指為達到一定的目標，相關政府部門制定和實施的與土地利用有關的政策措施，如土地利用規劃、土地利用計劃和土地稅收政策等。因此土地政策當屬于微觀市場的范疇，而對于微觀市場進行調節或干預屬于微觀政府規制（Regulation）范疇。從規制的本意來看，是指政府或政府授權的職能部門以維護公眾利益為目的而實施的矯正和改善“微觀市場失靈”的活動，是政府對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所進行的限制或制約。因此作為一種基本的微觀制度安排，土地政策是對土地及其房地產業的結構及其社會經濟影響的直接的政府規定。

2、政策目標差異

宏觀調控的結果會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調整，但宏觀調控的對象卻并不直接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作為微觀市場調節的土地政策的目標卻是直接針對具體產業，如政府通過土地的收購、儲備并有計劃地投放市場，增強其對土地及房地產市場的調節；通過用地結構調整以抑制商品房價過快增長和控制相關產業用地需求。土地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有著重要地位，也就是通常的“地根”，且在土地投資之后還會帶來一系列的其他投資，如工業用地后的廠房、機器設備投資，商住用地后的房屋建設、設備購置等投資，還有高速公路、鐵路、機場建設中的大量材料等。同時社會發展存在著許多不公平的因素，如地區發展差異、城鄉收入水平差距、中低收入階層住房困難、農民被征土地補償等問題。國家通過土地政策維護公民權益，加大對廉租、公租房和經濟適用房的土地供應量以保證低收入群體的基本居住，這些土地政策都可為社會公平與和諧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另一方面，現代經濟學也論及宏觀調控的目標主要是經濟持續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而實施微觀土地政策的目標是實現土地資源配置效率、保障居民居住條件的改善、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推進社會公平穩定。因此兩者的目標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3、實施措施差異

政府實行宏觀調控政策的前提條件是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性、公共物品供給的有效性不足、負的外部效應等所導致的市場宏觀失靈。故而在通常的論述中，宏觀經濟調控的措施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外貿政策、產業政策等，這些政策手段要相互配合、協調一致，并且必須把握好政策的時機和力度，這體現出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綜合性和間接引導性的特點[4]。而實施微觀土地政策的經濟學依據是由于政府對一級土地市場的壟斷、對稀缺土地資源的過分競爭（招、拍、掛形成“地王”頻出）而導致的地價高漲、房地產市場信息不對稱、開發商市場壟斷、流動性充足而帶來投資性需求劇增等原因所造成的市場微觀失靈。故而微觀土地政策主要有土地利用規劃、用途管制、供地計劃、房地產價格規制、房地產稅收調整等，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直接強制性的特點。

三、宏觀調控下土地政策的制定建議

透過以上分析，作為微觀規制的土地政策只能作為調節微觀市場的工具之一，不能參與代替宏觀調控政策。其根本原因表現在：①特有的土地出讓制度為地方政府青睞“土地財政”創造了條件，而這種對“土地財政”過渡依賴，導致地方政府不斷突破每年的用地計劃，使得中央政府的土地政策難以落實；②對高GDP增長率的盲目崇拜和對經濟規律的認識不清，導致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率盲目崇拜，并采取簡單有效的方法―鼓勵投資，尤其是房地產投資來刺激短期經濟增長，這樣的過熱投資定會引起國民經濟的波動；③土地政策的制定依靠突擊治理和整頓，缺乏長期性和持續性，其自由裁量權比較大，往往是某個部門就能隨時出臺，這樣不利于市場主體形成穩定的預期，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基礎環境有很大的影響。因此，若要土地政策切實產生作用，為宏觀市場運行提供一個長期穩定的微觀制度環境，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考慮：

1、明確土地政策目標定位

國家的宏觀調控有其明確的目標，作為微觀范疇的土地政策就是要協助實現宏觀調控的目標而不是對沖或削弱宏觀調控。在土地政策與宏觀經濟的關系中，后者對前者的影響是主導，而土地政策對宏觀調控的作用機制只能是協助。比如早在2006年3月國務院發出的《關于加快推進產能過剩行業結構調整的通知》中就指出，“過度投資導致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鋼鐵、電解鋁、電石、鐵合金、焦炭、汽車等行業產能已經出現明顯過?！?。很明顯，產業建設生產離不開土地，那么國家有調控政策，并且一些產業用地也已列入禁止供地目錄，為什么這么多過剩行業仍能順利建設投產？直到今年，國家還在調控鋼鐵、電解鋁、焦炭等的產能?？梢哉f明，這么多產能的擴張，土地是先行，而這個閘門如果地方政府能真正嚴格“把守”，這會對宏觀調控是一個促進，反之會削弱宏觀調控的效果。

2、把握好土地和房地產政策的力度

市場有其自身的運行規律，政府應盡量少用行政手段和短期強硬手段來壓制市場。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對房地產市場進行合理的必要干預，可以實現宏觀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目標。同時要看到政策的長期效果，盡可能讓房地產市場本身發揮調節作用。2006年-2010年的很多政策中均有關于增加居住用地有效供應、明確保障性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建設數量和比例、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土地增值稅的征收管理等的論述，而2011年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提出安居工程建設、住房用地供應、稅收調整等措施，說明以前的政策并未真正落到實處。再如違法用地和囤積土地這兩個長期存在的問題，雖然政府明白長期存在但卻沒能從根本上加以制止，國土資源部近期的嚴厲約談才表明整改的力度，顯得力度很大，而這卻只會給市場造成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打壓的不利影響。這里的焦點就在于長期以來積累的問題想在某個時點通過政策來強制一次性扭轉，必定會造成宏觀市場的非正常波動。

參考文獻

[1] 盧為民.土地政策與宏觀調控[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26.

[2] 尹鋒.土地政策的宏觀調控績效研究[D].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7.9：10.

第5篇：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范文

國家統計局不久前公布的2009年經濟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已經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中脫穎而出，經濟增長速度在2009年全年逐漸加速，演繹出一個強勁的V型復蘇。四個季度的同比增長率分別為6.2％、7.9％、9.1％和10.7％，全年平均8.7％，顯著超過年度目標。

在2009年如此強力復蘇的基礎上預測2010年的增長速度，如果經濟刺激計劃力度不減甚至還有所加大，那么今年?二季度一定會看到一些過熱的苗頭。如果宏觀調控部門現在還不早作準備、提前行動，那么等到經濟過熱發生以后，恐怕會被迫猛踩剎車。果真如此，其結果必然是下半年經濟減速的幅度超過預期，中國經濟將進人又一次V型探底。

2008年底啟動的經濟刺激計劃釋放出來的巨大動力主要來自寬松的貨幣政策。2009年底，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27.7％，超出年初預定指標10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同比增長32.4％，增速比2008年加快23.3個百分點，是15年來的最高水平，支撐著物價快速上升。

寬松貨幣政策的副作用其實早就顯現出來，那就是資產泡沫。不過宏觀調控部門應對資產泡沫的策略不是少服用一些寬松貨幣政策這劑猛藥，而是再開其他藥方、吃更多的藥。在股票市場上，2009年中開始啟動的抑制股價上漲的主要辦法是分流資金、增加股票供給。具體措施包括開設創業板、增加新股發行和再融資等。在房地產市場上，2009年底開始啟動的抑制泡沫措施包括提高抵押貸款的首付比例、嚴控第二套放貸、清理開發商囤積的土地等。

上述措施不僅可以在短期內起到抑制泡沫的作用，其中包含的一些制度轉變還具有長期的積極意義。不過，如果貨幣政策的寬松程度不變，泡沫最終還是會被吹大的。商業銀行抓住取消額度控制的時間窗口，努力發放貸款、擴大市場份額，在2009年發放了10.52萬億元本外幣貸款，同比多發放5.54萬億元，導致國有大中型企業資金過度充裕。估計其中有2萬億元左右沒有及時、合理地使用。所以，如果2010年度商業銀行的人民幣貸款新增7.5萬億元，表面上看似乎同比只增長18.75％，但是實際上增長的上限卻高達25％。因此，就目前公開的貸款增長計劃來看，2010年的貨幣政策還是很寬松。

如果寬松貨幣政策不因資產價格泡沫而改變，那么就只會因通貨膨脹而改變。從2009年底的數字來看，盡管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全年同比下降0.7％，但是上漲的速度已經不容小覷。CPI在11月份才由負轉正，當月同比僅增長0.6％。到12月份，該指數同比已上升到1.9％。這顯示真實的通脹正在靠近，而不僅僅是預期。

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以維持社會和諧和穩定為首要目標，這一點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都不會改變。在2009年，近在眼前的危害穩定的因素僅有低增長導致的高失業一個。因此，雖然深受危機打擊，但是經濟決策則相對簡單：只踩油門就可以了，不必顧及剎車。進入2010年，經濟復蘇的基礎尚不穩固，通貨膨脹又日益臨近，導致宏觀經濟決策在踩油門和踩剎車之間左右為難。

通脹比失業更加有害于穩定。失業只會導致一部分人的生存狀態惡化，而且這個不和諧因素還可以通過送溫暖等多種行動和政策暫時緩解。但是通脹卻可能導致全民不滿，而且，即使是暫時的補償，政府也力所不及。因此，通脹破壞和諧的能力遠非失業可比。如果決策者也認識到這一點，那么宏觀經濟政策對通脹的反應一定比對失業更加靈敏。所以，當通脹真正來臨的時候，經濟政策從“保增長”過渡到“防通脹”的速度可能比當前的預期要快。

說到底，對于經濟政策的決策者來說，啟動經濟刺激計劃猶如參與一場賭局。這場賭局的標的是：經濟真實復蘇和通貨膨脹哪一個先來。如果經濟復蘇先來，之后還有時間提前應對通脹，那么決策者將大獲全勝。如果通貨膨脹來臨而復蘇的基礎還不穩固，那么未來宏觀經濟政策的可選空間將越來越狹窄。

從博弈的理性來說，無論當前中國經濟的V型復蘇是否真實、復蘇的基礎是否穩固，決策者都到了退出這場賭局的時候。即使復蘇只是表面現象、復蘇的基礎尚不穩固，繼續賭下去，也不太可能出現別的結果。從宏觀經濟穩定的角度來說，既然通脹正在臨近，從“保增長”到“防通脹”的轉變已無法避免，那么還是早一點轉變更好。如果這個轉變早一點發生，那么轉變過程可以慢而緩和，對經濟的震動也會比較小。如果等到不得不轉變的最后一刻才行動，那么“急剎車”和“硬著陸”將不可避免。

其實，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是在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道路上已經走到盡頭，因此，在找到并且走上新的增長道路之前，經濟增長始終會是一個懸而未決的中長期問題。到目前為止，“保增長”的措施基本僅限于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這些短期政策只能緩解而無法解決長期問題。在這樣的路徑上，經濟增長的基礎不可能穩固。宏觀經濟政策一旦偏離“保增長”目標，經濟高增長的狀況隨時有可能終結。

第6篇：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范文

1土地政策宏觀調控的目標

1.1宏觀調控經濟政策的一般目標

遵循一般經濟理論，宏觀調控經濟政策的一般目標主要為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等。經濟增長指的是國民經濟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避免經濟停滯或下降。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增長是宏觀調控經濟政策中的核心問題，也是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物價穩定是指保持物價總水平的相對穩定，避免物價大幅度波動。物價穩定并不排斥個別商品價格的劇烈波動，也并非是物價總水平的固定不變。只要在一定時期內，價格總水平的上升或下降在社會可接受范圍內，即可視為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并不是指每個人都有工作，而是指保障有勞動能力的公民享有就業機會。在政府制定的目標中，維持充分就業占有重要地位。在經濟體制轉軌和增長方式轉型的過程中，失業問題不僅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關系改革、穩定與發展的政治問題。國際收支平衡是指保持國際收入與國際支出的相對平衡，尤其是保持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的基本平衡，避免出現大幅度、持續性的國際收支逆差或順差。

1.2土地政策宏觀調控的中間目標

要實現宏觀調控的一般目標，土地政策必須結合自身特點，確定其中間目標。具體而言，應包括以下3個方面。1.2.1土地資源的有效利用

土地是重要的生產資源，影響著其他資源的利用效率，土地資源的利用效率與國民經濟總量的變化趨勢密切相關。因此，制定土地政策時，必須考慮目前土地利用中的低效、浪費等現象，采取有效措施，約束相關經濟主體（如，土地使用者、土地市場交易者、集體土地所有者、地方政府等）的行為，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同時，由于土地是社會生產活動的載體，故土地的有效利用還必須包括其承載的其他要素的有效利用，如促進要素所組成的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這是作為宏觀調控手段的土地政策與解決土地利用問題的傳統措施之間的重要區別。

1.2.2維護土地利用的社會公平性

由于土地的稀缺性、位置固定性和質量差異性，故在制定土地政策時，必須要注意土地利用的社會公平性。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兩點，即人與人之間的公平和人與自然間的公平。其中，前者主要是指人們在居住方面的生活公平性，要尊重每個人都享有居住的基本權利，這在土地政策中有所體現，如針對中低收入者建立的廉租房體系中對土地的利用；后者主要表現為土地政策必須約束人們利用土地過程中的行為，以保護環境，避免在市場利益驅動下，人們給環境帶來的巨大破壞，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1.2.3保持土地市場價格穩定

保持土地市場價格的穩定是土地政策實現保持社會物價穩定的重要渠道之一，這是因為土地價格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較顯著的相關性。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土地政策宏觀調控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土地政策可通過土地供應工具（總量和結構供應、土地規劃）、土地與財政金融的交叉工具（如土地稅收、土地價格、土地出讓金）等，并利用相關的中介指標來達到經濟增長、穩定物價和充分就業這3個終極的目標。

第7篇：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內需結構；調控

一、調整內需結構性失衡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分析

研究財政貨幣政策對于內需結構調整的作用，必須要對投資、消費與財政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然而這些經濟量之間是一種動態變化關系，基本不可能給出一個明確的因果關系。但我們可以利用已有的歷史數據，分析不同經濟量之間的相互影響程度，以及宏觀經濟政策在什么時候發揮作用和在市場中所能夠持續作用的時間長短。所以本文將建立一個VAR模型，以深度分析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對于投資需求以及消費需求的影響程度，并研究宏觀經濟政策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旨在能夠為宏觀經濟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提供可信的結論以及合理的解釋。

所謂VAR模型，即是向量自回歸模型。該模型實質上是對被解釋變量與自身、其他被解釋變量之間，若干周期所滯后的值進行回歸。在VAR模型中，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并沒有明顯的區別，所以利用該模型可以準確的分析任意一類經濟變量的歷史數據，與模型中其他類型經濟變量的歷史數據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影響程度，以及這些經濟變量之間所存在的相互動態作用。

二、解決內需結構性失衡的財政政策措施

財政政策具有著非常廣泛的結構性調控手段，但是因為我國財稅政策體系的不完善，使得財政政策在治理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中并未發揮其應用的作用，達到應有的政策效果?；诖耍竟澗歪槍刃杞Y構性失衡問題，提出幾點財政政策的改善意見。

（一）實施反周期糧食補貼增加農民收入

雖然我國農村消費需求在近些年有著一定程度的增長，但是增幅還是比較低。加之我國長期以來農民收入水平低、城鄉收入差距較大的因素，消費需求持續增長困難重重。只有從根本上提高農民收入，才是解決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問題的關鍵，才是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問題的關鍵。早在2004年，我國政府就對重點地區、重點糧食品種實行了最低收購價政策，以保證糧食生產安全，穩定糧食市場，增加農民收入，切實保護農民的實際生產生活利益。但通過這些年的實施效果上看，還是存在著一些問題：第一，最低收購價政策雖然一定程度上穩定了農民收入預期，但同時也弱化了糧食產量與糧食價格之間的關聯性，特別是在糧食豐收的年份，政府財政支出的負擔過重；第二，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執行主體是國有糧食企業，收購的主體非常單一，造成了糧食國有庫存對社會庫存的擠出效應，大大削弱了社會庫存對市場供求的調節能力；第三，政策的執行主體是全國各地的國有糧庫，這就勢必會導致區域性的糧食價格差距較大，大大局限了農民受益范圍。所以從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必須要不斷地完善糧食補貼政策，實行反周期性糧食直接補貼政策。該政策是以糧食市場價格與目標價格的偏離調整作為政策作用機制的，當糧食市場價格高于反周期補貼目標價格時，農戶可以按照市場價格在任意的糧食企業銷售糧食；當糧食市場價格低于反周期補貼目標價格時，農戶仍然可以按照市場價格銷售糧食，國家啟動補貼機制，直接向農戶補貼差價。這樣就更利于發揮市場機制的導向作用，更有利于農民增收。

（二）完善稅種結構增強其經濟調節功能

稅收政策是國家財政政策的一種，在宏觀經濟調控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我國的稅種設置，對于調控內需結構性失衡而言，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必須要對現有稅種及征收手段進行改革，以增強稅收政策的適應性。

第一，改革增值稅制。我國當前所執行的生產性增值稅，存在著企業固定資產重復征稅的問題，這對于企業的技術進步以及經濟結構調整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尤其是對處于第二產業的資本密集型企業而言，生產性增值稅會大大降低企業參與技術革新的積極性。所以必須要盡快實現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轉變，擴大增值稅征稅的范圍，避免產業營業稅與增值稅稅基爭奪問題的出現，有效保證增值稅鏈條的完整性。

第二，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大力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對于解決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作用不明顯，高收入人群所執行的個人所得稅申報制度，并沒有發揮應有的效果。所以我國個人所得稅應該實行家庭征收制，這樣不僅能夠擴大稅收的稅基，而且還可以進一步的清除應稅人稅外收入征管盲點。

第三，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投資效率。當前我國財政支出政策主要表現為：經濟建設型財政支出傾向明顯，政府財政投資效率較低。要想解決我國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必須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投資效率，發揮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務事業的建設支出力度，推進基本醫療保障體制的建設，促進全國城鄉居民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逐漸均等化。政府投資雖然能夠一定程度上拉動我國經濟，但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財政支出上效果畢竟有限，政府必須要最大限度的發揮政府性資金的使用效益，逐步推行以效率為目標的投資方式。

（三）重視銀行間債券市場資本屬性增強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

銀行間債券市場是傳導貨幣政策的關鍵環節，央行在實行貨幣調控政策時，通過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業務回購，吞吐基礎貨幣，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情況，實現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影響。針對于我國當前內需結構性失衡的情況，央行所實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再貼現率調控政策效果并不明顯。所以，央行在今后貨幣政策的制定中應該更多去考慮銀行間債券市場屬性的變化，分析該變化對于貨幣政策傳導效力的影響程度，通過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發揮利率在資源配置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斷提高利率變化對金融資產價格的影響程度，實現貨幣政策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的高效傳導。

參考文獻：

[1] 蔡志遠. 財政政策的周期性及有效性研究[D].吉林大學，2012.

第8篇：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范文

關鍵詞：經濟法；行政法；界限

作為新興的法律部門，經濟法與傳統的民商法和行政法存在著“天然”的聯系。正如施米托夫教授在分析英國經濟法的要領時所指出的：“經濟法應位于商法與行政法之間。它與商法分享對經濟事務的調整，與行政法分擔政府管理的職能?！盵1]關于經濟法與民商法的界限，隨著民法通則的頒布和民商事立法的完善，法學界的看法已基本趨于一致了。但經濟法和行政法的界限如何劃分，這仍然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有不少專著、文章都對此問題進行了論述，但顯得過于抽象，本文意在通過對土地管理法的分析來具體論述經濟法與行政法之關系，使經濟法的本質特征能被較直觀地把握。

對土地可從不同角度進行觀察。首先，它是民法上的物；其次，它是一種不可再生的資源；再次，它又是行政管理指向的對象。我國的土地管理法正是基于土地的“物”、“資源”及“管理對象”的多重屬性進行綜合性立法的。因此它集民事性規范于一體。而其中經濟性規范占著很大的比重?！锻恋毓芾矸ā饭卜职苏拢倓t（第1章）、法律責任（第7章）、附則（第8章）外，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第2章）主要由民事規范構成，監督檢查（第6章）主要由行政性規范組成，其余三章，即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第3章）、耕地保護（第5章）、建設用地（第6章）基本上是經濟性規范，只是個別兼具行政性規范屬性。

土地管理法中這些經濟性規范所涉及的內容包括：立法宗旨（第1條）、基本國策（第3條）、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第4條）、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制度（第17條）、建設用地總量控制制度（第24條）、土地調查制度（第27條）、土地統計制度（第29條）、建立土地管理信息系統對土地利用進行動態監測制度（第30條）、占用耕地補償制度（第31條）、基本農田保護制度（第34條）、土地劃撥制度（第54條）、土地有償使用費專項使用制度（第55條）等。此外，還有一些關于促導性措施的規定，如關于獎勵的規定（第7條）、鼓勵開發未利用土地（第38條）、鼓勵土地整理（第41條）、支持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從事開發經營、興辦企業（第50條）等。還有一些特殊的規定，如關于增加安置補助費的規定（第47條）、征地補償方案須聽取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意見的規定（第48條）等。

上述這些規定，體現了經濟法的一些特性，以此為基礎可分析出經濟法與行政法的如下差異：

首先，經濟法與行政法調整的社會活動領域及其調整宗旨不同。經濟法，又可稱之為經濟政策法，是國家管理經濟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其宗旨是執行國家經濟政策，實現社會公共利益。如國家針對耕地嚴重流失，建設用地外延式擴張的現狀，基于“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認識，提出了”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的基本國策，為了執行這一國策，于是進一步完善了《土地管理法》，以法律的形式將上述政策要求制度化、規范化。由此可見，經濟法帶有極強的經濟政策性，是國家貫徹經濟政策的手段。就其宗旨而言，是為社會公益的。如為了確保現有耕地規模，防止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土地管理法規定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占用耕地補償制度，在農用地內，又劃出基本農田進行特殊保護，這都是基于我國耕地面積有限、開墾潛力不大、農村人口眾多這一現狀考慮的，以期達到確保農民生活水平、農業發展、農村穩定及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公益目的。因此，國家一定階段特定的經濟政策是經濟立法的依據，保證該經濟政策所確定的社會公益目標的實現，是經濟法的功能和宗旨，它有著特定的、具體的經濟內容。行政法則與此不同，行政法以國家行政主體的設置及其職權行使為其調整領域，其宗旨是保障國家行政職權的依法行使和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不受行政機關的侵害。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由于歷史傳統不同，關于行政的認識也存在著差異。英美法系側重于控權說，重視程序規則，認為“行政法涉及對行政機關的授權；行使行政權力必須遵從的方式（主要強調法定程序規則）；以及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2].而大陸法系側重于保權說，以行政職權及其行使作為研究中心，“強調的是行政行為，即作有效意思表示的主體資格，意思表示的有效成立要件，有效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意思先定力、公定力、確定力、拘束力和執行力），有瑕疵意思表示的補救和違法意思表示的法律責任，以及緊急狀態下的意思表示問題”[3].由此，不管是英美法系的行政法，還是大陸法系的行政法，都不十分關心行政管理活動的具體社會經濟內容及其要實現的社會經濟政策目的。這是行政法區別于經濟法的一個根本點。以我國土地管理法第6章“監督檢查”為例，該章規定了監督檢查的主體（第66條）、可以采取的措施即職權（第67條）、關于身份公開的程序規則（第68條）、其他職權及公法上負擔的義務（第68、70、71、72條）等。這些規定充分關注的只是行政組織及其權力設置、行使、制約、監督，而不大關心活動的具體經濟內容和要實現的經濟政策目標?？傊?，經濟法和行政法都分擔國家管理經濟的職能，但其側重點不同，前者側重管理的具體內容和要實現的目標，后者側重于管理主體及其職權。

其次，經濟法與行政法立法上所遵循的科學原理不同。經濟法主要以經濟學的原理為指導，如土地管理法規定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制度、土地調查制度、土地統計制度、土地利用監測制度等，就是在經濟學原理的指導下，將一定的經濟技術手段運用于土地管理，以期達到土地資源的科學、合理地開發、利用和保護。在這里，立法只不過使其獲得了強制執行和一體遵循的效力而已。行政法則主要以政治學原理為指導。如土地管理法關于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實行分級審批的規定（第21條）、將土地利用年度計劃的執行情況列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的內容的規定（第25條）、農用地轉用審批手續的規定（第44條）、關于監督檢查的規定（第6章）以及關于行政責任、行政救濟的規定（第7章）等，體現了行政機關與權力機關、司法機關之間，行政機關上下級和管理相對人之間相互監督的關系，這些都是政治學分權制衡原理的運用。

再次，經濟法與行政法追求的法律實施所要達到的社會效果不同。法律的實施效果指法律的實施對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產生的影響。這種影響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而法律所追求的則是積極的影響。經濟法的實施追求的是，它所執行的特定的社會經濟政策目標得到全部或部分的實現，整個社會經濟呈協調有序持續發展的狀態。就土地管理法而言，是要通過實施實現土地資源開發、利用、保護的科學化、合理化，耕地得到了切實有效的保護，整個社會經濟在此基礎上能夠得以持續發展。而行政法實施要追求的是，國家行政管理活動的民主化、法治化，即依法行政。具體言之，就是行政主體的設置、職權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行政活動做到合法、合理，一旦違法，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還是以土地管理法為例，它的實施在行政方面就是要實現土地行政管理的法治化，使國家的土地行政管理職能得到實現?？傊?，經濟法追求的是社會經濟運行的效率和有序，行政法追求的是國家政治生活的規范和進步。

最后，從經濟法與行政法既相區別又相滲透的客觀現實和辯證關系出發，應該注意到二者間的界限具有相對性。就法律部門的劃分而言，具有主觀性的一面，它并不是法律現象客觀的必然的界限所惟一導致的。這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法的部門劃分是相對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這是由立法和法學的主觀性決定的。這種相對性主要表現為法律部門之間的交叉性和層次包容性，也表現為同一項法規在不同的國家或不同時期可以屬于不同的法律部門?！癧4]而一個時期以來，我國的一些法學者卻未能足夠認識這種法的部門劃分的相對性。有的行政法學者基于經濟法調整手段的不完備、無獨立的責任制度等，就否認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的地位；而一些經濟法學者則從論證經濟法有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門的獨立的、完整的調整手段和責任制度出發，沒有令人信服地論證經濟法具有像民法、刑法、行政法這些傳統的法的部門那樣所具有的全部特征。與此不同的是，有的學者獨辟蹊徑，從反思和重新確立法的部門劃分標準出發，既看到了經濟法與行政法的差異，又看到了兩者的交叉、重疊，既論證了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部門法的地位，同時也”純化“了行政法的研究范圍。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從法律史的角度指出了新興法律部門對傳統法律部門在制度上大量借鑒的客觀現象[5].總之，經濟法與行政法二者間的界限是相對的，經濟法在調整手段和責任制度方面大量地借鑒了行政法的某些做法；同樣，也不能以此否認二者是不同的獨立的部門法。得注意的是，現代法律更加關注特定的社會活動領域和特定事項。在立法上，一方面，新的法律部門不斷出現；另一方面，法律部門相互滲透和綜合性法律文件的制定。前者如環境法、社會保障法等，后者如本文分析的土地管理法。這在法學上，既要求具有開拓意識的新領域的法學工作者的涌現，也要求不同部門的法學者對同一立法文件從各自的學科背景出發進行研究和闡釋，不是相互否定，爭奪地盤，而是合理分工，相互促進，共同繁榮法學事業。

注釋：

[1]（英）施米托夫：《國際貿易法文選》，趙秀文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頁。

[2]（美）伯納德·施瓦茨：《行政法》，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頁。

第9篇：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范文

關鍵詞：中國經濟 投資 增長 凱恩斯主義

中圖分類號：F83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07)0-004-04

一投資過度、貿易順差與流動性過剩

中國經濟從2002年起進入本輪經濟周期的擴張階段，在完成從經濟蕭條到經濟繁榮的周期形態轉換后強勁擴張，連續4年實現10%以上的實際GDP增長速度。2006年以來，中國經濟在保持高經濟增長與低通貨膨脹良好配合格局的同時，呈現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國際貿易順差過大以及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的“三位一體”問題，對于其形成機制的主要分析方法存在著結構主義與貨幣主義的類型區別。

結構主義分析方法認為，在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的投資決策中，仍然殘余超越利潤動機和成本收益核算的計劃經濟因素；受不完善的市場機制局限，非國有企業投資在經濟繁榮時期無法避免過度樂觀、盲目從眾或者短期投機的非理。中國投資的非均衡性主要表現為投資效率低下條件下的過度投資行為。

結構主義分析方法則強調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的投資擴張沖動，從非理性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膨脹起始，描述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鏈式作用過程：“投資規模增加 國內供給能力增加（超過國內吸收能力） 凈出口增加（吸收國內供給能力） 外匯儲備增加 貨幣供應增加 信貸規模增加 投資規模增加 … ”；相應地，結構主義分析方法提出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基本政策主張。

貨幣主義分析方法認為，巨額并且持續擴大的國際貿易順差以及加速積累的外匯儲備，相對于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標，人民幣匯率是明顯低估的，人民幣匯率的均衡化調整是必要的。中國經濟趕超過程必然重合（本幣核算的）國民收入增長過程和本幣匯率升值過程，將在成為完全可兌換貨幣和主要國際貨幣的同時，人民幣持續升值。

貨幣主義分析方法強調人民幣匯率的非均衡性，從低估的人民幣匯率導致國際貿易順差起始，描述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鏈式作用過程：“凈出口增加 外匯儲備增加 貨幣供應增加 信貸規模增加 投資規模增加 國內供給能力增加（超過國內吸收能力） 凈出口增加（吸收國內供給能力） … ”。相應地，貨幣主義分析方法提出升值人民幣匯率的基本政策主張。

如圖1所示，依據結構主義分析方法與貨幣主義分析方法，固定資產投資、銀行體系流動性與國際貿易順差相互激發而形成正反饋性質的不穩定累積循環過程。

就貨幣主義與結構主義的觀點對立而言，貨幣主義分析方法雖然同意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度膨脹的結構主義觀點，但是認為若延誤人民幣匯率升值過程，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這樣的需求減少（demand-reducing）政策措施將減少進口需求，可能惡化（而不是改善）國際貿易不平衡狀況。結構主義分析方法懷疑人民幣匯率升值這樣的需求轉換（demand-switching）政策措施對于恢復國際收支平衡的實際效力，認為中國國際貿易順差有著（除人民幣匯率以外）包括國內貿易發展方式、國際貿易發展趨勢和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在內的多種結構性原因，不可能唯一地通過人民幣升值途徑加以克服。

二投資規模與投資效率的國際經驗

費爾普斯的經濟增長黃金律理論，揭示以追求高速經濟增長為目標的高儲蓄行為和高投資行為卻最終降低居民消費水平這樣的動態無效率（dynamic inefficiency）非合意現象，經常被引證來說明中國經濟的儲蓄過度和投資過度問題。然而，有必要具體理解黃金律理論構建的歷史背景，界定黃金律理論的模型化對象和適用條件。不能夠僅僅依據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高速增長，判定中國經濟已經違背最優國民收入儲蓄比率的黃金律，從而判定投資規模是過度膨脹且不可持續的。

20世紀中葉是前蘇聯經濟增長和美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不過，前蘇聯經濟增長模式與美國經濟增長模式有明顯差異：前蘇聯經濟通過高儲蓄―高投資模式維持高速經濟增長，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卻較為遲緩；美國經濟的國民收入儲蓄比率相對低下，投資增長與經濟增長速度平緩，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卻較為明顯。經濟增長的黃金律理論肯定美國經濟增長模式而否定前蘇聯經濟增長模式，然而從儲蓄過度和投資過度角度給出的前蘇聯經濟失敗的經濟學解釋是不充分的。事后回顧，主要是投資內容的非生產性偏向（如軍事投資支出）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投資效率缺乏，而不是單純的高投資行為本身損害前蘇聯經濟增長的潛在能力及其可持續性。

在黃金律理論的標準模型中，可能的動態無效率現象既包括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投資過度狀態，也包括分散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投資不足狀態，在資本邊際生產率低于人口增長率、產出增長率和資本折舊率總和的條件下發生。對于中國經濟體系，并沒有觀察到（凈）投資收益率低于人口增長率與產出增長率總和的普遍現象；同時，其人均資本存量向發達國家水平持續收斂的發展中國家性質，也是與黃金律理論加以比較并且從中選擇最優國民收入儲蓄比率的定態（steady state）模型對象不一致的。

無論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理論，還是庫滋涅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均認為國民收入投資比率的提升，不僅是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變的前提條件，而且是現代經濟區別于傳統經濟的典型特征。國際經驗和歷史經驗的比較研究，普遍支持國民收入高儲蓄傾向和高投資比率對于長期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對于后發國家，由國民收入高投資比率驅動的大規模資本積累與快速技術進步，構成其成功趕超戰略的核心部分。日本和韓國先后在20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完成對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趕超，而在經濟趕超時期維持30%以上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其間，日本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在1952年至1961年間從26%增加至41%，韓國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在1991年達到39%的高峰值。

即使作為先發國家的美國經濟，其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信息技術革命中的領先優勢也同樣依賴于由國民收入高投資比率驅動的大規模資本積累與快速技術進步。美國經濟的貿易和財政雙赤字以及低居民收入儲蓄傾向，給出美國經濟投資不足的扭曲印象而低估其實質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一方面，全球經濟一體化便利和促進美國經濟在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充足的國際資本流入在彌補巨額美國貿易順差的同時，有效松弛美國國內儲蓄能力不足對其國內投資需求的資源約束。另一方面，美國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進入服務經濟時代，并且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其資本積累形式已經從以物質資本積累為主轉變為人力資本積累為主。包括在居民消費內容中的個人教育和醫療服務支出，以及包括在政府消費內容中的公共教育、科學和醫療服務支出，構成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渠道而具有投資支出性質，然而在SNA統計制度下卻歸屬于純粹消費項目。

從粗放經濟增長方式到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從傳統經濟結構到現代經濟結構轉變的實質內容，也是中國經濟結構現代化的基本標志。依據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資本積累財務指標差距而否定中國投資效率，這樣的靜態機械思維無視中國經濟落后于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也忽略經濟轉型以來特別是本輪經濟周期以來中國投資效率的重要改善。

美國經濟政策界與經濟學界推崇美國經濟的效率和彈性，其重要經驗依據就是美國經濟應對本次嚴重逆向供給沖擊的良好表現。與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時不同，面臨石油和原材料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沖擊，美國經濟通過技術進步途徑，沿產業鏈逐級消化源于石油和其他礦產品價格的通貨膨脹成本推動因素，在保持快速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價格穩定。由于美國經濟的輕型服務經濟結構和中國經濟的重型工業經濟結構，本次石油和原材料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對中國經濟的逆向供給沖擊更為嚴重。中國經濟能夠與美國經濟一樣，在保持快速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價格穩定，其技術進步表現更為優異。

隨著中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轉型取得巨大進步，市場機制對于投資行為已經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市場）理性因素在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以及地方政府投資決策的主導地位已經確立。在本輪經濟周期中，中國經濟的市場體制效率與分散投資理性，在高投資行業的（事后）產能相對平衡和高收益回報中得到經驗證明。在警惕高投資行業產能過剩問題的同時，需要認識到，高投資行業產品價格首先因需求增加而上升、隨后因供給增加而下降的超調（over-shooting）現象，部分屬于需求拉動型產品投資周期的典型價格行為。

三從投資缺口到均衡化調整：凱恩斯主義研究路線

中國國民收入的高儲蓄傾向在經濟學意義上是部分合理的，可以同時從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積累功能的重新配置、年輕人口與高成長經濟的凈儲蓄余額以及經濟擴張階段的投資支出順周期行為等多層面進行解釋：（1）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漸進過渡，伴隨著居民收入補償的“完全化”，居民收入增長部分來自適應積累功能重新配置的收入分配結構調整，不可能形成消費支出；（2）年輕人口在高速經濟增長時期凈流入勞動力市場，在當前高收入基礎上進行的正儲蓄，必然超過老年人口在既往低收入基礎上進行的負儲蓄，從而提升國民收入的總體儲蓄傾向；（3）在消費平滑化機制的作用下，消費支出的順周期（pro-cycle）行為較為平緩，其增長速度在經濟擴張時期慢于投資支出，而在后繼經濟收縮時期快于投資支出。

在可預見的未來時期，中國消費比率在經歷長期下降后將趨于穩定，促使中國國內收入最終消費比率長期或者短期下降的各種因素將逐漸消失或者反轉。例如，中國經濟周期從擴張階段向收縮階段的演化，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轉型的完成，中國人口結構的老齡化，特別是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未來收入與支出的不確定性降低而居民預防型儲蓄動機弱化。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是內在于經濟發展過程的自然歷史現象，庫茲涅茨總結現代經濟增長的國際經驗而觀察到國民收入分配差距隨經濟發展水平演化而呈現倒U型歷時軌跡。經濟學嚴厲批判西斯蒙第的消費需求不足論。凱恩斯革命超越古典經濟學，從有效需求不足視角，而不是從收入分配差距、消費需求不足的視角，給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危機的宏觀經濟學解釋和需求管理解決方案。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設計應該遵循凱恩斯主義研究路線，從有效需求視角給出經濟增長與經濟波動的經濟學解釋，主要通過調節有效需求（而不是收入分配）途徑促進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面臨高儲蓄傾向的有利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有必要建立以投資需求管理為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通過增加國內投資需求實現高儲蓄向高投資的有效轉化，以充分積累的資本存量與相對短缺的勞動力互補，支持20世紀中后期來臨的中國老齡化社會。

不斷擴大的巨額國際貿易順差有著包括國內貿易發展方式、國際貿易發展趨勢和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在內的多種形成原因，然而也真實反映了國內儲蓄的相對過剩狀況。依據國民收入雙缺口模型，國內儲蓄缺口（I - S）映射為國際貿易缺口（M - E）。國際貿易順差直接體現的是低于國內儲蓄能力的國內投資能力，而不是超過國內消費支出增長的國內投資支出增長。增加國內投資需求將縮小國內儲蓄剩余（S - I）從而縮小國際貿易順差（E - M），最終消除人民幣升值的結構性原因和實現可持續的國際收支平衡，并且將通過乘數機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從而自然增加居民消費需求。

有關日本經濟蕭條時期“失去的十年”的形成機制研究，不恰當地強調“廣場協議”以后日元匯率急劇升值這樣的貨幣經濟原因，而忽視日本國內投資需求不足這樣的真實經濟原因。從20世紀80年代起，面對居民收入的高儲蓄傾向和企業投資需求的疲軟狀態，日本放棄通過擴大政府支出縮小國內儲蓄剩余的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選擇通過日元匯率升值消除國際貿易順差而通過寬松貨幣政策刺激國內居民和企業支出的實際政策組合。然而，匯率調整無法根本消除根源于國內儲蓄剩余的國際貿易順差，而低利率的金融政策在悲觀的市場預期下無法啟動居民消費支出和企業投資支出，來自國際貿易順差的銀行體系中的過剩流動性最終過度投資于不動產和股票而導致泡沫經濟。

對于中國經濟體系，雖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較快，但是國內投資需求相對于國內儲蓄能力不足；雖然無法通過人民幣匯率升值消除國際貿易順差，但是人民幣匯率相對于國際收支平衡目標都是低估了。基于這樣的推論前提，凱恩斯主義分析方法在固定資產投資、銀行體系流動性與國際貿易順差間的累積循環過程中，發現中國經濟均衡化調整的自我校正機制，如圖2所示。

其中，從相對于國內儲蓄能力不足的國內投資需求出發，存在縮小國內儲蓄剩余的負反饋調整過程：“投資需求不足國內吸收能力不足(低于國內供給能力)凈出口增加(吸收國內供給能力)國際貿易順差增加外匯儲備增加貨幣供應(以及信貸規模)增加投資規模增加投資需求增加”。從相對于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目標低估的人民幣匯率出發，存在促使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的負反饋調整過程：“匯率低估 凈出口增加（吸收國內供給能力） 國際貿易順差增加 外匯儲備增加 貨幣供應（以及信貸規模）增加 投資規模增加 有效需求增加 通貨膨脹率上升 （實際）匯率升值”。

由于二元結構條件下非遞減的資本邊際收益，中國經濟增長過程具有資本深化特征，而重化工業化階段的大批量生產方式和資金密集的產業發展性質，必然要求大規模增加固定資產投資。中國經濟失業問題包含古典型勞動力失業問題與凱恩斯型資本失業問題，需要分別通過增加資本積累途徑解決和通過增加有效需求途徑解決。向投資需求傾斜的國民收入支出結構將在短期內增加有效需求而在長期內增加資本積累，同時實現經濟增長目標與就業目標以及長期就業目標和短期就業目標。

四樂觀的前瞻與積極的政策

關于中國經濟奇跡的經濟學解釋，存在著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的對立和爭論，特別聚焦于市場機制對中國經濟奇跡發生的解釋能力，經常表現出對于市場經濟的原教旨主義狂熱崇拜和后現代主義盲目貶斥的極端態度。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進行大規模的資本積累與勞動投入，所實現的持續快速增長是可以理解的，有助于淡化所謂中國經濟奇跡的神秘色彩?？床灰姷氖郑╰he invisible hand）在計劃經濟時代以后其功能被重新發現，而在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其形式進行適應性調整。中國經濟的市場體制是不完全的，具有不同于發達國家的非典型特征。然而，離開“自由了的手（the freed hand）”，中國經濟奇跡是不可想象的。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國際資本流動對區域間與產業間的比較收益反應敏感，以國家為供給方而以國際資本為需求方的競爭性經濟政策市場逐步形成。與商品本位制度下貨幣市場通行的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沙姆定律（Gresham's Law）相反，以市場為基礎的自由化和均衡化經濟政策優于反市場的壓制性和扭曲性經濟政策，主導經濟政策市場的必然是“好”政策驅逐“壞”政策的反格雷沙姆定律（anti-Gresham's Law），而市場導向的國家經濟政策必然使得國際國內經濟體系趨于充分競爭。

中國經濟在體制改革、對外開放與經濟發展三重協同轉型方面的長足進步，已經奠定持續快速經濟增長的資源、技術和制度基礎。二元經濟結構提供近似無窮的剩余勞動力，年輕化人口結構與高成長經濟前景蘊含高居民儲蓄傾向，先進技術跨國轉移和吸收在經濟全球時代更加便利，重化工化、城市化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開辟廣闊的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空間，共同蘊含高速經濟增長的長期歷史趨勢。

由于日益重型化的產業結構、日益嚴格的環境保護標準以及日益完善的國有產權制度，資源性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是難以避免的。不過，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有效競爭有效促進技術進步，能夠沿從產業鏈方向逐級吸收資源性產品價格的成本推動影響。PPI指數與CPI指數在本次經濟擴張階段的歷時差異，不僅僅體現通貨膨脹成本推動因素的傳遞時滯，而主要反映技術進步對通貨膨脹成本推動因素的逐級消化。中國通貨膨脹率將呈現從PPI指數到GDP平減指數到CPI指數依次遞減的動態結構，保持溫和的最終消費品通貨膨脹率。

本次經濟擴張階段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連續突破對潛在總供給增長速度事前估計的統計和心理界限，并且伴隨著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運輸瓶頸制約緩解和產業結構高級化，提供通過增加有效需求而增加實際總供給、進而實際總供給增加導致潛在總供給增加這樣的“反向軟著陸（reverse soft-landing）”成功范例。在高速經濟增長和劇烈結構轉變時期，由于潛在總供給能力連續擴展而難以及時準確預測，低估潛在總供給能力而實行緊縮性需求管理的政策風險是存在的。中國需求管理有必要采取微撞(fine-tapping)模式，即反復“小幅度增加總需求―等待通貨膨脹反應―(若無通貨膨脹加速)小幅度增加總需求/(若通貨膨脹加速)小幅度減少總需求”的探索過程，通過間歇性增加有效需求而追蹤潛在總供給前沿。

與發達國家的最低可持續失業率(LSUR)(lowest sustainable unemployment rate)目標對應，中國經濟應該建立最高可持續增長率(HSGR)(highest sustainable growth rate)目標，作為中性需求管理的政策指導線，以避免政策偏好從計劃經濟時代的速度饑渴反轉為市場經濟時代的速度恐慌，造成非理性經濟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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