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性財政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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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積極性財政政策范文
(一)市場不夠完備，單項政策發揮作用打折
科技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發展需要一套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支撐，包括擔保、保險、創投、股權等市場和信息甄別、知識產權評估機制等。在政策層面，需要包括人才、土地、資本、產業、財稅、工商以及知識產權等各方面的政策配合。僅依靠財政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持，而缺乏完善的金融服務市場和其他相關政策的配套支持，會降低財政支持政策的效果，影響科技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有序發展。在市場不完備的背景下，財政政策與其他相關政策的協調配合方面也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這主要是政策之間很難做好協調配合，單項的支持政策較難發揮應有的作用效果。例如，財政貼息制度在缺乏商業銀行主動性意愿的情況下，財政貼息制度的實施效果就并不明顯。此外，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沒有給予太多的關注，即使財政支持政策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了資本支持，在缺乏知識產權保護的情況下，科技型中小企業獲取金融服務也會遇到困難。
(二)缺乏全國性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支持
目前，我國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性金融機構體系并不健全，沒有服務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的全國性政策性金融機構，特別是能夠直接發放政策性貸款的機構，而僅有的一些政策性擔保機構和政策性產業基金作用非常有限，并不能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面臨的融資難問題。
(三)財政支持體系缺乏通盤考慮，支持針對性不足
我國財政科技支出的結構存在著失衡，針對性不夠，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經費支出所占比重大，而對公共產品類型的支出則存在很大的不足。這樣的支出結構會造成財政科技支出的針對性不夠，同社會資金投入覆蓋重疊，從而降低了財政科技經費投入對于科技金融發展的促進作用。例如，我國的股權投資基金的成立屬于各省獨自管轄的領域，但股權投資基金的業務屬于全國甚至全球的，其業務存在集中于一些市場前景好的領域，沒有形成差異化和專業化的業務模式，降低了財政資金整體使用效益。
(四)財政支持科技金融的重點選擇有所偏差
目前，中央與地方財政支持科技金融發展的重點是擔保體系建設和科技信貸，但實際效果不佳。從銀行方面考慮，小額貸款、管理成本和經營風險都較高，經濟效益差。一旦資金面趨緊，首先會縮減科技小額信貸。從政府角度考慮，科技信貸與政策性擔保都需要政府長期給予財政資金支持，其對財政依賴性較大，且越是經濟形勢欠佳，財政收入趨緊時，支出要求卻越高，財政壓力越大。從科技型中小企業角度看，科技信貸抵質押或反擔保物欠缺，可貸款額度小、期限短，通常年內(資金需求時限內)難以有效解決企業的長期資金需求。從擔保機構看，資本金有限，科技企業的反擔保物欠缺、風險收益不對稱，作為主營業務是不可持續的。這些因素決定了科技擔保與信貸在支持科技企業融資方面的效果是有限。綜合來看，資本市場融資特別是區域性股權資本市場融資，應該是科技金融體系發展的關鍵，也應是財政支持的重點，但目前這方面的相關支持政策不多且力度不大。
(五)財政科技支出的持續性不強和管理不佳
科技創新包括了研究開發、成果轉化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等不同的階段。每一個階段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特別是科技成果轉化。其過程比較長，需要持續性的投入。但財政科技支出往往很難持續發揮作用，其更多的是一次性投入，持續性不強。且對不同階段投入的資金管理不佳，缺乏有效的績效管理。績效管理理念缺乏，存在重立項、輕績效問題，戰略性綜合性績效評價和機構績效評價開展少，評價結果運用不充分，項目績效評價流于形式等問題。(六)財政對于科技金融發展的支撐條件投入不夠。科技金融市場發展完善需要有完善的知識產權交易市場、大量專業的科技項目評估機構等提供支撐，目前我國服務于科技成果定價、評估、轉移的市場、機構等尚不完善。雖然各項專項資金中雖然明確要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公共服務平臺和服務機構給予支持，但規定過于原則，也沒有專業化的運行機構，財政對這些支撐科技金融發展的基礎條件投入不足，難以較快速地改善支撐科技金融系統發展的基礎狀況。
二、構建和完善促進科技型中小企業金融發展的財政政策體系的對策建議
總的來看，我國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發展的財政政策體系是基本完善的，但是由于上述的缺乏政策性機構、市場不完備、統籌考慮不足等，使得該體系還有著調整完善的空間。財政支持是多種支持方式和支持渠道的組合搭配，只有各方方式和渠道共同發揮作用，才能實現良好的政策效應。針對我國的現實情況，應按照風險共擔、服務多元、財務可持續、規則簡化、政策差異化的原則，在政策缺失部分創新供給，逐步完善構建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發展的財政政策體系，并對原有的支持政策部分，不斷優化完善，使其發揮更大的效益。具體來說，我們建議從完善組織機構、培養市場主體、建設服務平臺和引導創新服務等四個方面來構建完善我國的財政政策支持體系。
(一)構建完善提供科技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組織機構
1.支持成立國家級的科技銀行。2009年來，我國各地科技支行、科技分行和科技銀行的相繼出現，對于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信貸服務具有重要和積極的意義。但是這些科技銀行都是立足于區域，服務范圍有限，并且科技銀行可能存在服務領域集中的問題。再由于科技銀行始終是商業銀行，即使在有財政資金給予貸款補貼的情況下，基于自利考慮，也不一定愿意給予一些科技企業和科技創新項目貸款。這種情況下，以財政資金出資成立國家級的政策性科技銀行顯得就有必要。國家科技銀行可以在幾個方面發揮作用:一是直接為科技型中小企業和創新項目提供低息貸款、甚至無息貸款;二是為支持科技金融體系建設的項目，如科技型中小企業征信系統、知識產權評估系統構建等提供資金支持;三是能夠實現國家創新戰略，統籌協調全國的科技項目獲取金融支持。國家級的科研銀行在全國開展業務，并在統一的事業部研究安排貸款項目。
2.支持建立在國家層面設立再保險機構。目前我國的科技保險主要立足于區域，服務于區域內的企業。一般來說，同一個區域內會聚集相似的企業，這就造成科技型中小企業風險同質。如此，風險將會聚集在保險企業方面，保險企業不得不要求較高的保費。鑒此，通過設立政府完全出資或者政府參股的國家級的政策性再保險機構，為科技保險提供再保險，分擔保險企業風險，消除保險企業的后顧之憂，推動其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保險服務將十分必要。國家層面的再保險機構，可能通過在全國范圍內、在不同領域進行風險匹配，改變風險結構、化解風險，從而降低科技保險保費，讓科技型中小企業能夠獲取更好相關服務支持。
3.支持建立區域性金融服務機構。大型商業銀行在服務科技型中小企業方面是有明顯缺陷的，其不如區域性的、專業性的中小金融機構。而在我國，縣域銀行、社區銀行缺失，小額貸款公司在服務科技型企業上專業化程度不夠，科技性專業機構數量又十分有限。在區域性科技金融服務機構建設方面，財政資金大有可為。具體來說，可以通過基建專項支持、參股等形式，充分調動銀行、風投機構、證券公司、擔保公司、行業協會、高科技園區、中介機構以及企業等各方面資源，積極構建區域性的金融機構。
(二)培育金融服務主體，促進多樣性科技金融服務市場發展
1.加大財政獎勵、風險補償等財政扶持政策的力度，提升風險投資機構的市場生存力，鼓勵機構創新，豐富投資者結構。活躍繁榮的科技金融市場存在的前提是在市場中必須存在足夠多的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以契合不同融資需求的科技企業。因此，培育和支持不同類型的風險投資者，提升其市場生存力，擴大投資者范圍，是活躍繁榮科技金融市場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應進一步通過財政專項資金加大對科技風險投資機構的支持力度，通過提供包括利差補貼、特殊費用補貼、業務貼息等方式對參與科技企業投資的商業銀行、創業投資公司、天使投資基金、私募股權投資機構、保險公司、擔保機構、金融租賃企業、信托機構、產業投資基金等按照其開展科技金融相關業務的年度規模給予合理的補助，對年度業務增長規模的一定比例給予的適當財政獎勵，風險投資損失的一定比例給予補償，以激勵科技風險投資機構參與科技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和增強機構自身的市場生存力。鼓勵現有金融機構設立針對科技型企業的專營服務機構，推動科技小額貸款公司、科技擔保公司、科技保險公司等更具專業性的科技金融服務機構的設立和業務開展，對這些新興科技金融服務機構的創設與發展給予更為優惠的財政獎勵、風險補償政策。
2.應用財政獎補，培育和發展股權交易市場，特別是加快建立和完善全國性場外交易市場制度和市場體系。科技金融資本市場是我國構建科技金融體系的關鍵組成部分，是盤活科技金融資本，活躍科技金融市場的加速器。目前，我國場外股權市場對多數處于初創期的科技型企業來說，門檻較高，并容納的企業數量有限。進一步推動適應更廣泛科技型企業的場外交易市場(類似美國的信息公告欄市場、粉紅單市場)十分必要。2013年1月16日，全國非上市公司股份交易系統有限責任公司在京揭牌，預示著非上市公司股份轉讓從小范圍、區域性市場開始走向全國性市場運作。但由于這些市場在建立初期交易的活躍度和規模有限，沒有足額的傭金收入維持市場的存續和發展。因此，在構建初期應從公共產品的角度對培育運營這些市場的實體給予財政補貼和獎勵支持。除了股權交易市場外，為了進一步推動科技金融資本的流通，鼓勵包括科技信貸、科技債券等流通市場的建立。同時鼓勵區域性產權交易市場的發展，以推動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其他有形和無形資產的交易，從而更好地適應不同財務特征的科技型企業融資需求。對于這些市場的建立，同樣應從公共產品的視角在構建的初期給予財政支持。
3.完善頂層設計，轉型引導基金方式，運用市場化FOF支持創投機構。根據ChinaVenture投中集團統計，2006年至2012年全國各級地方政府成立引導基金近90支、總規模超過450億美元，參股子基金超過200支。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引導基金致力于推動地方創投行業發展及中小企業融資，但隨著VC/PE市場的成熟，引導基金所扮演角色也略顯尷尬。在政府引導逐步讓位于市場配置的趨勢下，政府需要從頂層設計入手，從新給引導基金在中國VC/PE市場中角色進行定位。目前，在眾多政府引導基金中，部分已經開始了市場FOFs嘗試，比如蘇州工業園區引導基金(蘇州創投)、浦東新區引導基金(浦東科投)、成都高新區引導基金(銀科創投)等。在現實實踐已經開始的情況下，政府要進行大膽的頂層設計，在把握引導基金承擔一定政府引導職能基礎上，放開對引導基金的限制，逐步實現引導基金轉型為市場化FOFs，通過FOF模式支持市場中服務于科技企業的創投機構。通過支持服務于科技企業的創投機構，增長培養市場化的金融服務主體來間接實現促進科技金融發展的目標。
(三)加快建設各類別、各層次的科技金融服務平臺
1.支持建立全國性科技型企業投融資信息交流平臺。目前，在我國科技型企業較為集中，科技金融資源較為集中的部分區域和城市已經建立了推動科技型企業與科技投資者接洽對接的區域性公共服務平臺，通過在公共服務平臺上的集中展示與交流，撮合科技型企業與投資者間投融資意向的達成。這些區域性的公共服務平臺在促進地方科技資本與金融資本的有效結合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這些資源通常是地方政府、企業與金融機構動用區域資源建設而成，難免存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自我服務意識”，區域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與交流機制，限制了科技型企業和投資者在一個更為廣闊的平臺和市場中上進行投融資的雙向選擇，增加的投融資雙方的交易成本，形成了典型的市場分割行為。因此，有必要動用政府資源從資金、技術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整合分散在各個區域的公共服務平臺，通過全國聯網建立全國性的科技型企業投融資信息平臺，實現資源體系、服務體系、網絡環境三個層面的跨區域整合與互動，為科技企業、金融機構所提供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服務體系，形成全國性的科技企業投融資大平臺、大市場，促進科技成果的產業化。科技部、財政部可以為此單獨設立專項資金推動大平臺建設和建設初期的日常維護，待市場形成氣候時，通過會員制收費方式為主并輔以財政補貼解決平臺運營維護資金需求。
2.以政府采購等方式培育和發展科技金融中介服務市場。培育和發展科技金融中介服務市場體系是提升科技金融市場運作效率、增強透明度、法制化和規范化的重要基礎。但是，市場化的科技金融中介服務收費對科技型小微企業而言是一筆不小開支，從而降低了金融資本對科技型小微企業的“可得性”。因此，可以通過政府采購的方式，選擇部分優質的科技金融中介服務組織，為科技型小微企業提供包括財務會計在內的相關科技金融配套服務。這些服務本身又提升了科技型小微企業在金融市場的認可度，從而增加了科技小微企業的獲得融資的可能性，降低融資成本。而政府采購本身也增加了中介組織的收入來源和穩定性，成為培育和發展科技金融中介市場的重要力量。目前這種做法在上海等地區已經采用，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
3.設立政府專項資金推動全國性科技企業征信體系建設。目前我國權威性的征信體系主要是人民銀行的企業信用和個人信用登記咨詢系統，其信息量和企業覆蓋范圍遠遠不能滿足科技金融市場發展的需要。大多數科技型小微企業并未納入人行的征信系統，并且人行的征信系統的信息量通常僅局限于一般性的企業財務金融信息，而這些信息對于科技企業融資而言是不足的，例如缺少關于科技企業的技術認證等涉及知識產權的企業信息，這些信息又恰恰是科技企業融資不可或缺的信息。因此，有必要單獨建立有關科技企業征信系統，這一系統可以在人行信息系統的基礎上獨立出一個子系統，也可以根據科技企業的特點完全獨立開發出一套系統。財政、科技部門應從公共服務的角度設立專項資金對這一全國系統及地方子系統的數據庫建設運營維護以及相關人員培訓和業務開展提供資金支持，并聯合其他部門(稅務、工商等)實現數據信息跨部門、跨區域信息共享機制，以使金融機構能夠更高效地為科技型中小企業群體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并能持續關注、跟蹤科技企業的發展成長過程。
4.以政策性金融推動科技擔保和保險體系建設。科技保險與科技擔保體系是我國目前科技金融體系的一個非常薄弱的環節，不僅有實力的機構較少，服務能力有限，而且服務的成本也較高。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全國范圍內進一步推動科技保險與擔保體系的發展。通過政策性金融的方式帶動商業金融保險與擔保機構共同服務科技企業是發展壯大科技保險與擔保市場體系的一個有效途徑。通過設立政府完全出資或者政府參股的政策性再保險和再擔保機構，為開展科技保險業務的商業性保險機構和科技擔保業務的擔保機構提供再保險和再擔保業務，以政府信譽和資金，降低商業保險機構和擔保機構開展科技保險和擔保業務的顧慮，鼓勵商業保險企業為科技企業提供“科技創新險”、“新產品開發險”、“貸款保證保險”等保險品種，不斷豐富間接融資擔保和直接融資擔保服務。
(四)激勵引導開展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創新
運用政采、補貼、風險補償等多種財政支持方式鼓勵科技金融服務創新。科技型企業的差異化決定了科技金融服務的多樣性，從而決定了科技金融產品在標準化服務的基礎上又必須通過各種金融產品的有機組合滿足科技企業的差異化融資需求，這就要求金融機構不斷推進服務創新。但是，創新必然存在風險，金融機構的創新必然會引發風險損失，較高的創新成本降低金融機構服務科技企業的積極性。因此，從支持科技發展、推動科技金融服務的角度看，政府部門應通過不同方式來支持金融機構的科技金融服務創新行為。
1.改進科技財政支出資金管理，提高支持科技企業資金使用效益。一是在立項環節，引入行業專家篩選和金融機構篩選相結合的機制。在財政支持的科技項目領域立項階段，政府部門組織相關行業專家進行技術篩選，同時引入市場金融機構進行經濟篩選，結合兩者篩選結果，確定立項項目。二是推行財政資金后資助方式。后資助方式對由企業為主承擔，利用其自有資金先行投入，開展研究開發、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活動，并經省級科技計劃立項，預期可取得經濟效益的科技項目，在項目結束或完成后，經審核、評估或驗收，按一定比例進行相應補助的財政資助方式。三是引入行業自評管理，嚴格產出管理考核。建議利用行業組織，結合高校專家等資源，開展行業內部企業項目自評管理，行業專家對相關企業和項目進行指標考核，考核結果作為財政資金資助項目產出管理的主要依據。
2.規范政府引導基金的政策定位和運作模式，積極培育天使投資。種子期是科技型中小企業風險最大的階段，也是VC、PE等不愿投資的領域，因此政府需要特別關注這一階段的金融環境和支持環境。在政府引導基金轉型FOF的同時，保留并規范部分政府引導基金的運作，通過引導基金來糾正“市場失靈”。政府引導基金應采用預算內資金等資金來源，以事業法人的形式，不應以盈利為目的。嚴格限定政府引導基金所支持項目的政策定位，將其限定在支撐一些早期的、前端的、有市場前景的專利技術，引導社會資金投向政府有意重點發展的高新技術等關鍵領域，或者處于種子期、成長期等早期的創業企業。
3.建立科技型企業融資聯合擔保平臺，并應用財政補貼和獎勵等方式推動銀保聯動和投貸聯保。由于我國擔保行業本身規模偏小、風險收益不匹配、發展不成熟等因素的作用，使傳統的信用擔保不能有效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各地可在借鑒杭州市信用聯合擔保機制探索的基礎上，克服傳統擔保機制的缺陷，成立專門面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高科技擔保公司，利用政府科技專項提供的政策性擔保資金，通過政、銀、保合作聯動，基于風險和收益的對等原則，創新設計擔保融資品種，在政府、擔保公司和銀行之間實現風險的合理分攤比例，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低門檻、低成本的擔保融資服務。
4.通過利息補貼、創新獎勵等方式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集合票據和債券等金融產品創新。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集合票據和債券都是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創新，研究探索全國范圍內的科技型中小企業集合票據和債券是一個金融多樣化的創新方向。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風險搭配在一個區域內未必能有較好效果，如果能夠考慮將全國范圍內的科技型中小企業集合票據和債券，將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風險和收益在全國內搭配或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另外，以產業鏈金融為紐帶，將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風險和收益放在其所處的產業鏈中來綜合考量，通過上下游的優質企業的擔保來降低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風險。這些顯然都需要金融服務機構大膽創新，提供新的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產品，應用利息補貼、財政獎勵等方式促進金融產品的創新。
5.通過政府采購的方式將科技企業高新技術的推廣應用與商業金融機構的金融支持實施聯動。在政府采購中，需要注意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更好地營造公平公正、競爭有序和有利于創新的市場環境，充分發揮新技術新產品政府采購和推廣應用對于促進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產業化的重要作用，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具體來看，可以探索下列政府采購方式將政府采購同金融服務聯動起來:建立所支持的新技術新產品(服務)應用推廣推薦目錄。目錄應涵蓋國家確定支持發展的行業產品，如環保和資源循環利用產品(含水處理、大氣污染控制、固廢物處理、環境監測等)、新能源及節能減排、醫療衛生(含生物醫藥、醫療器械)、信息通信設備、行業信息化系統等，以及適于部隊采購的產品等。對目錄中產品進行招標，確定提供政府采購的中標科技企業，建立采購企業名錄，將名錄定期向社會。對支持名錄中所列企業的金融機構給予業務補貼等，鼓勵金融服務機構支持名錄企業創新發展。
第2篇：積極性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財政政策；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特色小鎮
一、城鎮化發展進程的國際比較
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發展道路就要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了解我國的城鎮化發展歷程并把握現階段我國財政政策和新型城鎮化的配套現狀十分必要，有助于提出適合我國國情有針對性的財政政策建議。
（一）我國城鎮化發展起步較晚
我國的城鎮化發展的起步較晚，從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鎮化才隨著工業和經濟的發展逐步快速發展起來。1978年以前我國的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一直在20%以下，而英國、美國、日本三國的城市人口占比穩定在60%以上。1978年我國城鎮化率為17.9%，而同一時間的美國、英國、日本城鎮化率都在70%以上，世界平均城鎮化水平也達到38.5%。1978年我國實施改革開放，國家積極開展經濟建設，1978年以后我國的城鎮化速度隨著國家經濟和工業的發展明顯提升。2012年我國城鎮化率為51.8%，與世界城鎮化的平均水平52.5%基本達到一致（如圖1所示）。可以看出我國城鎮化的發展雖然起點晚，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鎮化建設發展速度加快。應在保持我國城鎮化發展進程的同時促進我國城鎮化又好又快地適應新時期發展要求，提升民眾的生活水平。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
（二）我國已經進入新型城鎮化發展階段
目前，關于城鎮化發展階段廣泛被認可的劃分標準是：當城鎮化率小于30%時，說明城鎮化發展處于初步階段；當城鎮化率在30%到50%之間時，城鎮化發展正在處于向基本實現邁進的階段；當城鎮化率處于50%到70%之間的水平，認為城鎮化發展處于從基本實現到完成城鎮化過渡的階段；而當城鎮化率大于70%時，則認為該階段城鎮化已經處于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階段。[1]按照這個劃分標準將中國、英國、美國、日本四個國家的城鎮化發展階段可大致劃分如下：由表1可知，城鎮化率由30%發展到50%的過程中，我國只用了短短不到10年時間，我國在2011年城鎮化率首次超過了50%，城鎮常住人口超過農村常住人口，比英國、美國、日本三個國家歷時都要短，平均每年城鎮化率以將近3%的速度增加。而2019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0.9%，從2011年的50%到超過60%用了不到10年時間，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也快于其他三個國家。城鎮化的快速增長不僅意味著我國經濟實力和政府政策落實能力的提高，由于城市的過度擴張可能導致的資源環境問題以及人口福利水平等因素也開始出現。[2]考慮到傳統城鎮化發展帶來的資源和環境問題以及我國對于經濟發展質量的要求，我國開始重視城鎮化發展的質量，不再單一地將常住人口所占比重代表的城鎮化率作為衡量城鎮化發展水平的唯一指標。2012年“十”提出新型城鎮化建設，在接下來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也正式提出了走新型城鎮化發展道路。我國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是在城鎮化由基本實現向完成的過渡階段時期提出來的，也是在充分考慮到我國實際國情和其他國家發展城鎮化所遇到的挑戰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應該按照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要求走好我國城鎮化從基本實現到完成的過渡階段時期的道路。
二、發達國家城鎮化發展的財政政策比較分析
（一）發達國家完善社保制度的政策比較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促進社會公平、保障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發達國家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一直積極探索和建立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從而更好地促進城市化發展。[3]英國作為“城市化故鄉”，根據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福利問題積極探索改進的方法。在農村社會保障方面，英國設立農場主養老保險制度，并以“農業社會互助金”的模式實現了農村人口社保。英國政府還根據貝弗里奇報告了社會保險白皮書，逐步建立起了完整的社保體系。美國政府針對在城市化進程中由于人口數量在城市的集聚而產生的住房困難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住房保障措施[4]。政府頒布了多項法律法規和補貼政策以確保民眾尤其是貧困人口的住房問題，讓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的社會保障待遇相同，從而促進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而二戰結束后的日本同樣面臨著由于“高發展、低福利”導致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和城鄉兩極分化嚴重的問題，為了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保障農民基本生存權，日本提出“全民皆保險”的口號，由中央政府、縣、町政府共同出資來健全社保體系。并在1985年的《國民年金法》提出讓國民年金成為共同的基礎養老保險，擴大了社會保障的主體，逐步實現了城鄉一體化的社保體系。
（二）發達國家促進鄉村發展的財政政策比較
鄉村發展是城鎮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良好的鄉村發展條件不僅有利于縮小城鎮化發展中的城鄉差距問題，也意味著城鎮化發展實現了高質量的發展水平。英國城鎮化初期忽視了鄉村的重要性，由工業革命作為起點城市的快速發展而農村的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城鄉差距不斷擴大，隨著城鎮化的進一步推進，英國政府開始重視鄉村的地位，英國政府自19世紀末開始積極實施財政政策發展鄉村，1909年頒布《住宅城鎮規劃條例》是世界上第一部關于城鄉規劃的法律。促進鄉村發展的政策有效地解決了之前以城市擴張為主的城鎮化發展給鄉村帶來的不利影響。[5]美國高度發達的工業化是建立在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基礎上的，美國政府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一直堅持農業與工業發展并重的原則，使得鄉村和城市在城鎮化進程中協調發展。日本為了應對城鎮化發展初期出現的城鄉差距過大的問題，提出一系列保護鄉村、促進鄉村發展的措施，實現了鄉村在城鎮化進程中有特色的發展。
（三）發達國家發展小城鎮的財政政策比較
在城鎮化進程中，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鎮在人口、環境等資源方面介于大城市和鄉村之間，因此小城鎮可以引導鄉村發展并調節大城市的擴張。英國政府將城鎮化發展的規劃立法，重視小城鎮對勞動力的牽引作用和對工業的促進作用，形成了中心城市、小城鎮、鄉村交相輝映的發展格局。美國政府在城鎮化發展的初期就開始重視小城鎮的發展，以大城市為依托，利用了大城市的輻射功能帶動美國小城鎮的發展，并由聯邦政府、地方政府以及開發商共同承擔小城鎮的開發建設費用，逐步確立了大都市、小城鎮、鄉村互相促進的發展格局。[6]日本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由于大都市圈的過度擴張，大都市的發展與其他地區發展極度不平衡，為了提升城鎮化發展質量，日本政府運用資金大力扶持落后地區、小城鎮的發展，實現了均衡的城鎮化發展。
三、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建議
新型城鎮化是促進國內大循環的重要引擎，當前財稅政策仍然存在需要改進的空間以促進新型城鎮化進一步發展。[7]對比分析英國、美國、日本在完善和促進社保、鄉村和小城鎮發展過程中的政策手段，可以為我國發展新型城鎮化提供借鑒。
（一）社保制度福利應更加傾斜于鄉村
社保是保障人們生活質量的“兜底線”，社保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在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更加強調人們的生活質量和福利水平。我國的社保制度雖然在不斷改革與完善，但當前的社會保障機制仍然不能滿足新型城鎮化下公眾對于福利水平的要求。一方面，當前戶籍所附著的福利制度使得我國的城鎮人口與農村人口享受的社會保障待遇不同，城鎮人口擁有更多的醫療、教育等方面的保障，而作為需要更多扶持和保障的農民反而享受更少的社會福利，當前農村的社保制度不符合新型城鎮化下對于人們生活福利水平的要求。[8]另一方面，現階段下，對于流動人口尤其是農民工，由于他們的就業地點、生活居所的不穩定性，以及這些人口自身對參與社保的積極性不夠，使得他們的生活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對比發達國家在城鎮化進程中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措施，我國的社保制度應該更傾向于農村，現階段我國城鎮的社保制度比鄉村社保制度更加完善，城鎮人員享受更多的福利，相反生活水平并不高的農民的社保覆蓋面很小，這不利于城鄉的融合發展，因此財政資金要促進城鄉社保的均等化，擴大財政資金對農村的社會保障力度，給予農民更多的優惠和便利。我國的社保制度還應進一步擴大社保的覆蓋面，讓全民都享受到更好的社會福利。政府應該積極探尋改善社保機制的方法，通過鼓勵商業保險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參與，來補充、完善現有的社保機制存在的不足；通過降低社保費率來降低企業的成本，從而激發企業吸納更多就業的能力，增加社會就業。
（二）大力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新型城鎮化發展不僅是城市的發展是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統籌、協調發展。在小農經濟時期，自給自足的經濟特點使得鄉村自身可以提供人們生存發展所需要的環境和條件，而隨著社會分工的出現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城市的規模化效益更適合現代經濟發展的需要。[9]因此很多地方走上了以農養工的道路，即犧牲農業和鄉村的發展來促進工業和城市的發展。但是這樣的發展道路并不符合新型城鎮化建設對于鄉村和城市融合發展的要求，新型城鎮化是既要保證城市高質量的發展，又要有針對性地扶持鄉村、振興鄉村的發展道路，是讓鄉村和城市都實現有特色、高質量發展的模式。我國農村地區一直以來都屬于欠發達地區，農村經濟落后于城鎮經濟，雖然我國已經全面取消農業稅來減輕農民負擔以及農村經濟的成本，但是要想發展鄉村經濟，財政政策不能止于減輕農民的成本問題上，更要大力扶持農村經濟的發展。因地制宜幫助農村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建立廠房來增加鄉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來源；通過財政支出的方式引入先進技術改善農業裝備條件，發展現代化農業；幫助并鼓勵發展創新型的農業經濟發展模式，開展合作化、規范化的農業發展和經營模式，真正實現鄉村振興。同時，由于市場在自發條件下資本會選擇短期內有較大回報的投資項目，因此各基金政府要適當引導社會資本投向農業。
（三）制定優惠政策促進小城鎮發展
第3篇：積極性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財政風險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三)中國財政短期內風險不大，但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確有財政風險。按照前面的分析，雖然幾年來財政支出迅速增長。赤字率和債務率上升較快，但由于同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也較快，目前財政風險并不大。但如果從中長期看。中國財政風險有累計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規模增加稅收的條件并不具備，未來財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長期內仍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結構性職能要求財政支出規模不能減少。支出壓力較大。
(四)中長期財政風險的限度。在中長期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考慮財政風險是否有可持續性的問題，即未來政府能否償還到期債務。如果隨著債務積累。政府既無法利用財政節余償還債務，也無法通過發行新國債償還舊國債，政府只剩下兩個選擇：使國債貨幣化或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意味著財政風險轉化成為財政危機。
五、積極財政政策下一步調整的方向
無論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僅僅是一項階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當其初始目標完成后，就應當考慮它的淡出、轉型和調整的問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量上的投入應逐步由擴張轉為適度調整。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積極財政政策中以反周期為主要目的的擴張功能應當淡出。
(二)積極財政政策應加快向體制性、結構性政策轉型。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為體制性、結構性政策后，為保證政策調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時間保持一定規模的赤字，來達到加快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促進攻堅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礎設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應逐步由應急性決策轉向“規則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資機制。自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人們最關注的是財政風險、國債投資效率以及公共財政的功能性改革等問題。要防范財政風險以及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在反周期擴張性財政措施淡出后，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提供資源引導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應加強財政政策的規則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國債投資進入、退出的標準。保證財政政策的連續性、規范性和公開性，堅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財政資源和國債投資的使用效能。
(四)積極財政政策在投資領域應縮短戰線，并按照貫徹“五個統籌”要求調整投向。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擴大內需的主角讓位于消費和民間投資，公共投資的范圍是不與民爭利，在建立公共財政的體制框架的同時，掃除消費和民間投資增長的相關障礙。因此，適度規模的國債投資只可能有限解決目前最緊迫、最根本的發展問題，而把其他的發展問題留給市場和民間投資。
(五)積極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職能。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從中長期看，我國社會保障壓力是由三個因素組成的：一是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社保覆蓋面將大大擴展，不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之后應該被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而且社保范圍也應該延伸到農村：二是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就業情況不容樂觀，社保壓力也相應增加；三是我國在人均收入較低，養老保險體系建立時間不長，特別是一部分退休較早的職工沒有交納個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趨勢。下一步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繼續提高社會的保障能力。重點完善相應的保障制度。
第4篇：積極性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中國 經濟形勢 財政政策
一、我國宏觀經濟態勢分析
（一）中國經濟在動蕩中前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我國經濟卷入一場浩劫，各行各業都受到一定影響，很多企業瀕臨倒閉，社會失業人數增加，經濟水平下降。此次金融危機持續了5年，其影響規模巨大，以至于眾多經濟學家將其稱之為百年難得一遇，我國政府通過宏觀調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改善經濟，雖然近幾年經濟開始慢慢復蘇，但依舊在動蕩中前行。根據以往經濟發展規律，金融危機具有周期性和結構性的特點，在二次大戰之后西方國家出現的經濟危機，我們總說它的突出變化是周期縮短，原來7、8年一次，后來5、6年一次，3、4年一次，甚至是2、3年一次。為應對金融危機，各國都開始積極調整經濟結構，比如美國、歐洲、日本等，而中國的經濟結構本來就沒法和這些發達國家相比，因此，截至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還不是很合理，這也是中國經濟在前進中充滿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GDP增速持續回落
2011年我國GDP為473104億元，2012年我國GDP為519322億元，2013年我國GDP為588019億元，2014年我國GDP為635061億元，可以看出2011-2014年我國GDP整體呈上漲趨勢，但增長速度持續下滑，2013年GDP增速為7.7%，2014年下滑為7.3%。雖然增長速度持續下滑，但GDP整體水平還是很樂觀的，2014年我國GDP水平首次突破10萬億美元，這一結果雖然比美國要晚上13年，但對我國而言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因為截至2014年，我國和美國是全球僅有的兩個國家GDP超過了10萬億美元。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美國一半；2013年，中國經濟總量已約為第三大經濟體日本的兩倍，經濟總量已于超過了整個歐元區；2014年中國經濟總量突破10萬億美元，將意味著與美國經濟總量差距進一步縮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對我國2014年的GDP增長速度的預測分別為7.5%和7.7%，由于近幾年我國GDP增長速度有所回落，2014年的增長速度并沒有預期高，而是相對2013年有所下滑。
（三）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中速增長階段
對于中國的經濟形勢的研究相當多，對于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探討各研究者都提出了不一樣的意見，有的認為經濟運行規律呈V字型，有的認為呈W字型，有的又認為是呈L字型，但無論呈現何種規律，都持同一種觀點，就是我國經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例如，有的研究者認為中國經濟運行規律呈V字型，就是說如果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從11%下滑到6%，未來還是會從6%上升至11%，國家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我國經濟的調控使得經濟發展呈現一定的規律性、周期性。
然而，我國經濟的發展除了帶有周期性規律之外，還呈現結構性發展特點，并且這種特點的影響程度還超過了周期性特點。正如事態的發展具有階段性，中國的經濟亦是如此，會有發展初期，成熟期、發展期等結構，經濟增長也不例外，就目前中國的經濟形式而言，經濟增長處于中速增長狀態。
二、中國財政政策的配置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操作的“主攻手”
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經濟低迷時期，政府宜采用積極的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而具體的貨幣政策今年和往年有所不同，今年的廣義貨幣供應量高于去年，貨幣供大于求，理論上會導致利率下降，物價上漲，帶動經濟的發展，但實際上，這種擴張型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卻比以往下降了，這是因為政府在控制物價和防范金融風險兩者之間中和了。這說明，財政政策對經濟格局的發展相對往年有所增長。因此，2014年，國家在實施擴張型財政政策時，要考慮到其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度有所增長，要合理使用。
（二）補赤、減稅、擴支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三個支點
政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無疑就是降低稅收或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稅收相比增加政府支出帶來的擴張效益要小些，并且二者對經濟運行的作用方式也是不同的。降低稅收，意味著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消費增長，從而帶動經濟的發展，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投資的部分更多的是轉移到市場而非政府，可以減少政府粗放型投資。政府的稅收來自企業和個人，個人主要繳納個人所得稅，企業的繳稅類型主要是流轉稅和間接稅，政府在實施擴張型財政政策降低稅收時，要充分考慮我國的稅收結構，明確哪些稅收該減，減稅方面企業和個人減稅比例多少更為合適，能更有效地影響經濟，這都是政府實施減稅政策所要顧及的。
增加政府支出在傳統宏觀調控政策中起到過重要作用，但今年相比往年也發生了一定變化，主要是經濟形式和政策布局發生了變化。今年，在政府支出方面做出了嚴厲調整，要求各級政府要勤儉節約，嚴懲貪污受賄官員，將政府支持用于利民、惠民項目之上，增加對人民群眾的補貼，通過法律制裁的強制手段降低貪污受賄帶來的政府支出的流失。2013～2014年，政府擴大支出的重點主要是民生方面主要是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業、水利、城市管網，社會事業，節能減排和生態工程。這說明，政府將政府支出重點用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提供社會保障方面，這種政府支出的增加是從兩方面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政府直接增加政府支出，另一方面，通過縮減政府開支間接性增加政府對社會的支持，對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三、結語
分析近幾年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雖然經歷2008年金融危機，經濟一直處在復蘇階段，但整體而言，近幾年中國的經濟是逐漸增長的，中國經濟在動蕩中前行，GDP逐年增長，每年都有一定突破，只是GDP增速持續回落，另外，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中速增長階段。針對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式，結合中國政府的財政政策，我國目前實施的是擴張型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降低稅收和增加政府支出。
參考文獻
[1]高培勇.當前中國經濟形勢與財政政策分析[J].中國流通經濟，2013（8）：23-25.
第5篇：積極性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 經濟增長 財政支出 固定資產投資 國內生產總值
財政政策是一種宏觀經濟調控手段，它可以用來調節總需求，應對嚴重的通貨緊縮或者通貨膨脹，避免經濟周期出現較大波動，在不同經濟時期實施不同的財政政策能起到保持或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明確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問題，對當前我國政府制定符合國情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相關文獻綜述
財政政策是在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基礎之上發展而來的，凱恩斯主義主張政府對經濟積極干預，在總需求不足情況下，如果增加政府支出總需求就會增加，突出了政府赤字支出對總需求擴張作用。薩謬爾森在該理論基礎上, 強調稅收既是經濟的“自動穩定器”，又是政府掌握的穩定經濟的“人為穩定器”，他認為財政政策是一種管理和控制稅收及公共開支的政策。
國內一些專家學者對我國財政政策提出了獨到見解。樊綱（1998）強調,應根據國內外經濟狀況變化，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經常性適時微調。陳松青（2001）認為，制定財政政策，要立足于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國情，公共支出應投向農村和農業，其“乘數效應”才是最大的。但邱華炳、蔣經法、李齊云等（2002）指出：積極財政政策效果沒有預期那樣大，乘數效應較小。滑冬玲（2010）分析了積極財政政策有效性不足問題，建議謹慎使用財政政策，同時結合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在實證研究方面，李永友（2006）的研究表明經濟波動和財政政策波動之間存在不完全雙向因果關系。王樹華、方先明（2006）經過分析后得出：總體來看，中國財政政策從其宏觀效應來分析是有效的，但存在擠出效應，且時滯較為明顯。鐘永紅（2007）檢驗了1978～2006年間我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有效性的差異性特征，認為積極財政政策僅在短期內有效，長期內呈現負效應且隨時間推移逐漸顯著。
綜上所述，大多數文獻只注重財政政策有效性研究，或者是比較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有效性差異，而很少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來分析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關聯性。因此，本文正是在該基礎上進行實證分析，然后得出相關結論。
實證分析過程
（一）變量選取及樣本來源說明
財政政策主要調控手段包括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財政收入主要是稅收收入，但稅收本身并不能準確反映財政政策松緊程度；財政支出中的轉移性支出能夠直接影響投資，進而影響GDP，所以它能通過乘數效應對經濟產生很強的擴張作用。固定資產投資一直被當做宏觀經濟調控重要工具之一，有分析指出，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和實際GDP之間體現出較強當期相關性，它仍然是驅動我國經濟增長主要動力之一。所以本文將財政支出（GE）和固定資產投資（FAI）作為財政政策代表變量，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經濟增長代表變量。樣本區間為1990～2009年，采用年度數據，原始數據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為了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異方差現象，分別對各個變量取自然對數，處理后的時序變量分別記為LGE、LFAI、LGDP。
（二）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1.數據的ADF檢驗。為了證明所用時序數據是平穩的，避免出現偽回歸問題，在進行協整分析前，需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樣本數據和其一階差分項的ADF檢驗結果見表1。
由表1可知，變量LGE、LFAI、LGDP都為非平穩序列，而經過一階差分后分別在1%、5%顯著水平下都是平穩的，故上述變量均為一階單整，記為I（1），所以可以運用協整方法進一步檢驗這些變量之間協整性。
2.數據的Johansen檢驗。協整檢驗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同階單整非平穩時間序列線性組合是平穩時間數列，則這些變量之間關系就是協整的。上述檢驗結果顯示三組時間序列是一階穩定的，故這些變量之間可能存在著一種長期穩定線性關系。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見表2。
從表2中可以看出，只有第一個似然比統計量大于5%水平下的臨界值，表明LGDP與LGE、LFAI之間在5%顯著水平上有且僅有一個協整關系，協整關系式為：
et=LGDP-0.5124LGE-0.2857LFAI-3.5544
（1）
則各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為：LGDP=0.5124LGE+0.2857LFAI+3.5544
（2）
（0.1580） （0.1525）
以上協整關系式中，兩個解釋變量彈性系數都為正值，說明在長期內GDP與GE、FAI之間存在正相關性，即GE、FAI對GDP具有明顯正向推動作用；且GE影響力較大（彈性系數為0.5124），而FAI影響力相對要小些（彈性系數為0.2857），說明GE對GDP貢獻率要大于FAI。
3.Granger檢驗。經過上述協整關系檢驗，各變量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之間就一定存在因果關系，且因果關系方向也不明確。為此，本文運用因果關系檢驗方法來分析GDP與GE、FAI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王文博認為，Granger因果檢驗對滯后期長度較為敏感，最好是多選幾個不同滯后期進行檢驗，若結果一致，則認為檢驗較可信。本文將以該原則進行因果關系檢驗，具體過程如表3。
由表3可知：除滯后期取3時，GE都是GDP的Granger原因；而滯后期取1～4時，GDP都不是GE的Granger原因。當滯后期取1～3時，FAI是GDP的Granger原因，取4、5時，FAI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此時說明FAI對GDP影響消失；GDP始終不是FAI的Granger原因。綜上，GE、FAI和GDP具有正向變動關系，但GE對GDP影響時間更持久。
4.脈沖響應函數。接下來運用脈沖響應函數分析GE、FAI對GDP動態影響，圖1、圖2分別是我國GDP增長對GE、FAI脈沖響應函數圖。
由圖1可以看出，當本期給LGE一個沖擊后, 會引起GDP迅速增長，并在第6期達到最大（0.044），持續時間較長，隨后效果開始逐漸減弱，但減弱速度較慢。由圖2可知，當本期給LFAI一個沖擊后, 也會引起GDP迅速增長，并在第5期達到最大（0.11），持續時間較短，隨后效果開始逐漸減弱，但減弱速度較快。綜上得出，GE、FAI對GDP動態沖擊影響存在明顯差異：GE對GDP影響速度相對較慢，效果較弱，但持續時間較長；FAI對GDP影響速度相對較快，效果較強，但持續時間較短。
結論及啟示
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投資與GDP之間體現出較強相關性，三者存在一種長期均衡關系，而且驅動機制主要表現為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投資對GDP拉動作用。雖然財政政策效應發揮具有一定時滯性，對經濟增長正向影響卻是顯而易見的。
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投資與GDP之間具有影響關系上的非對稱性，財政支出對GDP具有單向強Granger因果影響，固定資產投資則與GDP之間存在單向弱Granger因果關系。這說明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可以通過調整財政支出和投資率增長率來引導未來經濟走勢，但同時需注意遵循適度原則。
我國當前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尚未形成一種長期穩定的內在調節機制。從趨勢上看，財政支出對GDP貢獻明顯大于固定資產投資，但是固定資產投資對GDP影響速度明顯快于財政支出。因此，在今后一段時期內，應注意合理優化財政政策結構，使政策各要素之間互相適應和協調，以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我國財政政策短期調控效果顯著，但對經濟增長影響不夠深遠。從實證研究結果可以看出，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投資對GDP的脈沖作用并不持久，說明經濟自身內在發展動力不足，所以當前財政政策并不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長久之計，亟待進一步完善。
參考文獻：
1.楊君昌.對我國財政政策有效性的若干看法—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在財政政策上的分歧及其啟示[J].當代財經，2002(1)
2.莊海燕.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現代管理科學，2003(7)
3.樊綱.新階段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J].宏觀經濟研究，1998(1)
4.陳松青.二元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有效性的思考[J].財經研究，2001(8)
5.周洪，馬栓友，馬 .“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及可持續性高級專題研討會”綜述[J].財貿經濟，2002(1)
6.滑冬玲.后金融危機時期提高積極財政政策有效性的對策[J].經濟縱橫，2010(12)
7.李永友.我國經濟波動與財政政策波動的關聯性分析-兼論我國財政政策的相機抉擇與自動穩定機制[J].財貿經濟，2006(4)
8.王樹華，方先明.中國財政政策宏觀經濟效應的實證檢驗：1978-2004[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6(8)
9.鐘永紅.中國貨幣財政政策有效性的比較檢驗[J].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5)
第6篇：積極性財政政策范文
我們把所有的結構參數分為9個組。表1列出了它們的估計值和標準差。圖1則給出了估計所得的行為方程與樣本數據的擬和。所有數據都是年度數據。由于樣本數據有限，我們的參數估計并不能完全盡如人意。接下來我們將解釋表1中的估計值是如何得到的。
3-9 組的參數估計
我們的討論首先從第9組開始。我們發現9組中的參數大多可解釋為樣本平均值或定義在只有一個結構參數的方程中。這就允許我們使用一階距的方法(method of first moments)對它們進行估計。
盡管一階矩方法能同樣用于估計消費函數(10)和進口函數(12)中的參數c和m，然而我們發現其結果并不令人滿意。為此我們允許c和m能隨時間而變化。我們假設
其中，ctct/(yt-1-tt-1)；mtmt/yt；vt和εt都假設為獨立同分布（i.i.d.）的正態隨機變量。這表示邊際消費和進口傾向都服從于一階自回歸ar（1）過程。將公式（20）和（22）分別代入(19)和(21)，我們得到
其中，c0=c(1−ρ)，c1=ρ，m0=m(1−λ)，m1=λ。現在我們可以用最小二乘法(ols)對上述方程進行估計。而有關的結構參數c、m、ρ和λ則由下列公式獲得：
需要說明的是，此種方法無法使我們直接得到參數c等的估計方差。為此我們必須把該估計看成是非線性估計。這樣，我們就可以使用judge et. al (1988,p508-510)所討論的方法來求解參數估計值c等的標準差。在這一計算過程中，我們利用gauss語言中的grardp程序來計算有關的一階導數矩陣。該矩陣被用于推導參數估計值的協方差矩陣。
對于投資函數(5)中的參數估計，我們采用如下估計方程：
(25)
(26)
其中，it=it/kt-1；vt同樣為獨立同分布的正態隨機變量。這里我們所采用的估計方法為cochrane－orcutt方法
此外，在對工資、價格和利率方程(15)-(17)進行估計時，我們假定方程中所有的干擾項都為服從獨立同分布的正態隨機變量。這樣，我們就可以直接利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法對它們進行估計。
需要說明的是，在我們對工資公式(15)進行估計時，我們用勞動生產率(實
際gdp與就業之比)來代表供給沖擊，即解釋變量st。與此同時，我們發現參數βn的估計值極不顯著，因此，我們令它為0。這也同時意味著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狀態對工資沒有任何影響，或者說，在中國勞動力市場一直是處於供過于求的狀態。勞動力市場的這種供過于求反映了由中國二元經濟結構所造成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
總供給的參數估計
對于產出方程(1)-(4)中的結構參數βv和βg的估計則更為困難。首先，我們無法得到期望值get和yet；其次，盡管我們可以從方程(1)中推算出δvt，但是，我們并沒有存貨vt的數據(這需要有一個存貨的初始值)。為了避免使用數據vt，我們的估計需要建立在對方程(2)進行一階差分的基礎上。與此同時，利用(3)對vdt進行置換，我們得到
(27)
按照預期增長率get的定義，我們有δyet=getydt-1。將其代入公式(27)，我們可以得到參數βv的估計方程：
(28)
其中
以上，誤差項νt同樣被假定為服從獨立同分布的正態隨機變量。
顯然，對于βv的估計需要獲得時間序列get，該數值我們無法得到。然而給出參數βg和get的初始值ge0，我們能從(4)中推算出get。假定ge0＝g0，也即預期
增長率get的初始值等于其實際的觀察值。設立目標函數：
(29)
這里，e(βg)是在給定的βg情況下，對方程(28)進行線性回歸所得的誤差向量。這樣f(βg)就可以看成是該誤差的平方和。由此，對于參數βv和
βg的估計可以看成是尋找一個βg使得目標函數f(βg)最小。這里，我們使用網絡搜索法來實
行這一最優化過程。
技術函數中的參數估計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估計過程中所使用的數據大多可以從國家統計年鑒中獲得，資本存量kt則來源于張軍(2003)。然而，對於技術函數中的參數da、φ和θ的估計，我們首先需要解決無法觀測的變量at和ypt的數據來源問題。如果我們假定生產用電力消耗與資本設備的實際使用成線性相關,則通過利用生產用電力消耗數據，我們就能測算出at和ypt。假定一定時期內生產用電力消耗和資本服務使用量成固定比例，也即
st=het (30)
其中，st為資本服務的使用量，即st=utkt；et為生產用電量；h為一個正實數。給定st及公式(5)和（6），相應的實際產出則可由下式導出：
yt=atst (31)
進一步將(30)代入(31)，我們得到
st=athet (32)
對(32)式兩邊分別求自然對數并進行差分，我們可得到
(33)
以上分別表示為產出、技術和用電量的對數差分(近似于它們的增長率)
由于yt和et都是已知的，由公式(33)我們可以算出at，再進一步由(32)解得h。給定h，我們可以按公式(30)求得資本服務量st，并進而按定義st=utkt導出ut。給定ut和at，我們可以進一步通過公式(6)測算出ypt。
需要說明的是，在按公式(32)求解h時，我們需要的是at，而我們從(33)式中得到的則是其增長率at。因此我們必須有個基年(這里采用1980年)的資本生產率a0。現假定基年的資本設備利用率為100%，則a0可由公式a0=y0/k0求得。圖2 給出了我們所測算出的ut、ypt和at的時間序列。
圖2
需要說明的是，由此而測算出的技術存量at具有較大的波動，甚至會出現技術退步。顯然此種情況與我們所想象的實際有所不同。我們可以想象技術總是在不斷進步，技術的存量也在不斷增加，而且這種增加應是一個平緩的過程，不應出現大起大落。顯然，這種過分的波動來源于各種誤差干擾（如我們所假定的用電量與資本服務量之間線性關系中所出現的誤差）。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圖2中c格的at進行濾波（或光滑）處理，經過濾波以后的at由圖2中的d格所示。
給定數據at，我們就可估計技術函數(8)中的結構參數da、φ和θ。然而，在此之前，我們仍然要對公式(8)的h作一番解釋。按照romer(1990)的原意，h為用于科研的人力資本。然而，除了現有的技術存量和人力資本的投入外，技術的提高也有賴于科研所需的物質投入和有效的激勵機制。研究需要設備和經費，而有效的激勵機制（如專利制度和對科學貢獻的獎勵制度等）對技術進步的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如果我們使用國內現有的數據，h可以看成是國家用于教育和科研的投入。
估計所采用的方法仍然是最小二乘法，即使誤差平方之和為最小。然而由于方程所體現的非線型性，我們必須采用一種全局數值優化(global optimizationalgorithm)的方法對參數進行估計。在這一研究中，我們所采用的是模擬淬火(simulated annealing)法。
4、積極財政政策宏觀經濟效益分析
接下來，我們將利用我們所估計的模型分析和測算過去5年(1998-2002)積極財政政策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影響。測算所依據的原則是“有無原則”(with andwithout principle)。這一原則在項目評估時經常被使用。按照這一原則，我們分別計算在“有”和“無”積極財政政策條件下我們所關心的各項經濟指標，如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就業率等。比較這些指標的不同就能使我們測算積極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效益。
無論是“有”還是“無”，我們都必須通過對模型的模擬，計算出有關的宏
觀經濟指標。關于這一模擬，我們要求：
所有外生變量都用實際樣本值來表示；
所有隨機變量的實現值都用模型估計時所留下的殘差來表示；
所有內生變量都由模型的模擬計算得到。
假設過去5年里沒有積極(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政府支出應等于稅收。因此，所謂沒有(或無)積極財政政策的條件是：令過去5年里每年的政府支出等于其當年的稅收。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考慮到在沒有積極財政政策條件下，政府的支出結構也有可能發生變化。為此，我們使用國債投資中的支出結構來推算在沒有積極財政政策情況下的支出結構。表2給出了這一推算。
需要說明的是，盡管對于“無”積極財政政策的情況，我們有理由使用對模型的模擬計算出有關的宏觀經濟指標，然而，為什么對于“有”積極財政政策的情況，我們不能直接使用實際的樣本觀察值來代表相關的經濟指標？由于模型的參數估計和設定本身也有可能產生誤差，因此，即使我們引入了誤差項的實現值和實際的外生變量，當我們對模型進行模擬時，仍然有可能使模型的模擬值與樣本值有偏離。為了使由模型的參數估計和模型的設定等原因所引起的誤差對評估的影響減少到最少，我們對于在“有”積極財政政策條件下的經濟指標的測量與“無”積極財政政策條件相似，即都通過對模型的模擬算出，兩者的不同僅僅體現在政府支出的總量和結構上。
表3 給出了過去5年積極財政政策宏觀經濟效益的評估。
首先，我們需要說的是，這里的財政赤子與國債支出并非完全相同。當政府的支出大于其稅收時，它仍然可以動用除發行國債之外的其它資源，如過去的財政積余等，來彌補其支出。
其次，按照我們所構造的模型，政府的支出無論從供給或需求角度看，它對經濟的影響都有一定的滯后。因此，98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對98的國民經濟并沒有什么影響。當然這里并不意味著現實中這種影響就不存在。如果我們的模型是以季度(或月度)為一期進行估計，此種影響顯然就可以得到反映。
第三，表中所反映的拉動效應是一種累積效果。以2002年的gdp增長率拉動0.056630177為例，該數據表明，假如沒有1998-2001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則2002年的實際gdp將減少5.6630177個百分點。按照這一思路，2001年的積極財政政策給2002年gdp的拉動效應為5.6630177-5.1568633≈0.5個百分點。盡管與前期積極財政政策的拉動效應相比，這一效應似乎在遞減。然而，我們也應同時看到，它在創造2002年的就業機會上的貢獻并沒有過分減弱。
5、結束語
本文利用了一個簡單的宏觀計量模型對1998-2002年期間積極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效益進行了測算。研究表明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為我國在2003年底徹底走出通貨緊縮的陰影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到了2002年，積極財政政策的拉動效應也已遞減，這也此后逐漸淡出的積極財政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據。由于目前積極財政政策已經淡出，因此本文的意義更多的在于其理論和技術應用的研究，希望本文能夠拋磚引玉，對未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研究（特別是定量分析）有所啟發和借鑒。
其次，按照我們所構造的模型，政府的支出無論從供給或需求角度看，它對經濟的影響都有一定的滯后。因此，98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對98的國民經濟并沒有什么影響。當然這里并不意味著現實中這種影響就不存在。如果我們的模型是以季度(或月度)為一期進行估計，此種影響顯然就可以得到反映。
第三，表中所反映的拉動效應是一種累積效果。以2002年的gdp增長率拉動0.056630177為例，該數據表明，假如沒有1998-2001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則2002年的實際gdp將減少5.6630177個百分點。按照這一思路，2001年的積極財政政策給2002年gdp的拉動效應為5.6630177-5.1568633≈0.5個百分點。盡管與前期積極財政政策的拉動效應相比，這一效應似乎在遞減。然而，我們也應同時看到，它在創造2002年的就業機會上的貢獻并沒有過分減弱。
第7篇：積極性財政政策范文
一、 近幾年的中國財政收入狀況
2007至2011年，我國全口徑財政收入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以2011年我國全口徑財政收入情況為例，一般預算財政收入約103853億，約為GDP總額的22%，無論是橫向還是縱向比較均偏低。全口徑財政收入約為171874億，約占GDP總額的36%。政府債務相關收入187483億元，約占GDP總額的40%，這個水平已經高于較低財政收入的發達國家，大大超過發展中國家水平。根據公共財政基本原理可知，財政收入水平與規模的變化具有很強的規律性，但目前還沒有一種模型能夠精確測量一個國家財政收入的合理規模與水平。一個國家的財政收入由許多方面共同決定。比如：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政治因素、歷史因素、社會因素等。根據“表1”橫向與縱向數據詳細比較，可以明顯看出，我國當前財政收入的規模已達到比較高的水平。
二、 財政體制影響下的地方財政收入增長
1994年我國實施分稅制后，地方政府出現了財力與事權不成正比的情況。如何在這種情況下成功解決收入難題成為地方政府最為關心的重要問題。為了迎接這一挑戰，地方政府努力執行以下策略：第一，在稅收領域，不斷加大了征稅的力度，使得稅收增長率顯著提高，促進稅收任務及時完成。第二，在非稅收領域，充分利用非稅收入靈活性強的顯著特點，結合自身擁有的自由裁量權，各個擊破。第三，在非預算收入的領域，地方政府勇于抓住城市化帶來的機遇，大力做大土地財政。第四，通過變相的債務融資來籌集大量資金，從而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
三、 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策略、行為及問題分析
（一）地方財政收入目前存在的問題
中國稅收之所以能夠保持連續十多年以GDP增長速度的兩倍快速增長，與我國地方政府努力執行以上策略不可分割。但是，經過仔細分析不難發現，我國地方政府稅收的增長屬于任務導向型的增長，而不是經濟增長型。具體而言，由于政績相關壓力的影響，省級政府制定稅收任務，市、縣政府在此基礎上不斷進行加碼，從而導致我國地方稅收超常規模的增長，壯大了地方政府的財力。甚至在2001年，我國地方政府的預算收入規模逐漸超過了中央收入。地方政府為了保質保量的完成稅收增長相關任務，采取了以下措施：
1、突擊征稅。據新京報報道，我國甘肅省某地方稅務局于2012年6月6日這一天提出大干20天，完成一年時間過半，稅收任務完成必須過半的目標。于是，地方稅務局開始全面突擊征稅，至6月26日，稅收增加共計6448萬元，順利完成“雙過半”的稅收任務。據統計，該縣上半年稅收總額約為2億元，在這短短的20天卻完成了上半年總額的30%左右。其實，這樣的現象其他地方也時有發生。
2、引稅。地方政府通過稅收優惠等方式來吸引投資，從而拓展該地區稅收來源的行為稱為引稅。由于稅收任務的強大壓力以及收入最大化目的的驅使，各個地方政府把引稅作為與周邊政府進行稅源爭搶的重要手段。這種稅收優惠政策既助長了部分企業的惰性，又導致了各地方政府的惡性競爭，影響了市場經濟秩序，不利于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3、過分征稅。相關調查顯示，2012年溫州地區部分區縣財政收入指標高達20%左右。在高指標和政績因素的影響下，過分征稅成為經濟下滑時期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手段。當年溫州60%左右的大規模企業出現減產，甚至停產，利潤下降約20%，但是其應該繳納的稅額卻增長約2%。這種征稅過頭的行為嚴重影響了企業與稅務部門之間的和諧關系，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嚴重阻礙了政府公信力的樹立。
（二）對地方財政收入目標考核的利弊分析
我國財政目標考核有利于加強稅收力度，加速稅收增長速度，增加地方財政收入，擺脫分稅制給地方財政帶來的困境，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快速發展的經濟相關需求。與此同時，也帶來一些問題。這種地方財政任務式的增長不利于企業與稅務部門之間和諧關系的建立，影響了政府公信力和市場經濟秩序，對我國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帶來的不良影響，阻礙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地方財政收入如何更好的反映當地經濟水平
要想讓地方財政更好的反映當地經濟發展水平，需要注意以下幾點：第一，建立穩定的財政增長機制。減少突擊征稅、過分征稅和引稅的發生。第二，減少歷史因素、政治因素等非政治因素對地方財政收入的影響。第三，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的真實水平，提出與之相適應的地方財政收入指標。 第四，正確發揮地方財政部門的調控職能
四、 正確發揮地方財政部門的調控職能
地方財政部門要想正確發揮自身的調控職能，必須努力做到以下幾點：第一，健全地方稅務制度。分析、研究并出臺財產稅、環境保護稅和社會保障稅，并把他們作為地方收稅種類。同時還需要不斷完善地方稅相關體制，確立地方稅收政策增長相關機制，從而確保稅收收入和稅收質量。第二，調整行政性收費等非稅收性質的收入，嚴格規范地方政府的行政執法。第三，通過土地財政改革，科學提高土地稅收，實現從賣地主導向稅收主導的轉變。第四，發行地方債。這就要求中央政府正確面對地方政府債務，合理修改預算法，讓地方政府擁有獨立發債的權利，從而巧妙的實現從隱性債務到顯性債務的轉變。同時，地方政府需要建立債務相關風險和效益管理機制，把風險最小化，效益最大化。
第8篇：積極性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行政事業單位 財務管理 問題 對策
一、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相關問題
（一）會計集中核算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會計核算資料不完全準確。因為對于核算中心而言，其獨立于單位，對于各單位的開支項目和具體任務以及資金來源和性質方面都不是很清楚，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脫節，尤其是單位的相關專項費用和往來款。同時因為部分報賬會計素質不高，從納入核算的相關單位來看，絕大多數的報賬會計是由以前的出納擔任，他們對會計核算業務并不很熟悉，在報賬時往往不能準確填寫資金來源、性質以及開支渠道。
2.由于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的分離，導致單位的理財積極性受挫，財務管理也出現了弱化的傾向。這首先不利于單位對本部門的財務狀況進行全面及時的了解；其次是資產管理方面較為薄弱。對于會計核算而言，當其進入會計核算中心后，單位固定資產管理工作沒有得到重視。很多單位往往只對資金管理加以重視，而輕視了物資方面的管理，造成了固定資產入賬不及時，尤其是卡片和固定資產后臺的經常不入賬問題，對固定資產的處理不夠規范，隨意性較大，對處置所得經常不入賬，或者入工會小賬，并且不及時上報中心核銷，這就造成了賬面上長期掛賬，賬實不相符。
3.容易出現真票據假業務現象。會計集中核算實行后，單位對做賬方面不再進行負責，只對報賬進行負責。由于會計核算中心對會計的核算監管中，只能對票據的真偽加以識別，不能對經濟業務的真偽進行識別。所以，對于真票據假業務而言，可能在某些單位存在。
4.容易出現賬外資產或者賬外設賬等違紀違規現象。會計集中核算實行以后，一些單位為了保住小團體利益、保住過去已有的福利待遇、保證對不合規的收支有地方入賬和出賬，以及鉆政策的空子與管理漏洞，這樣會使違紀和違規問題變得隱蔽，弄虛作假的手法也更加多樣化。一是賬外賬、小金庫現象重新抬頭。二是上轉下，明轉暗以及真轉假的現象經常發生。對于一些單位而言，由于怕監管、怕不合規支出、怕露富，在財務移交給會計核算中心的時候，就將部分財務活動轉移至下屬二、三級單位或者工會、協會、學會等社團組織或者自收自支的經濟實體，將下屬單位當成是聚財和生財的囤積地與違紀違規方面的避風港。三是在相關財務移交會計核算中心時，部分單位的財務和資金移交不夠徹底。四是賬外資產逐漸增多。因為會計核算中心管賬不管物，對于單位而言是管物不管賬，在一些資產形成以后，單位只管理資產使用，不注重及時上報會計核算中心，做相應賬務處理，尤其是捐贈、舉債以及劃撥所形成的相關資產。
5.存在單位財務內部牽制和對機制弱化進行監督的現象。在會計集中核算加以實行后，單位財務的外部監督方面得到了加強，但是財務內部潛質機制的弱化現象實在是令人擔憂。
（二）內部國有資產管理制度不完善
長久以來，我國對國有企業的經營性資產管理比較重視，對于行政事業單位的國有資產關注不夠，對國有資產方面的調撥、配置、使用、驗收、報廢等環節還缺乏較嚴格的規章制度以及行之有效的操作流程。在對資產進行購置時，沒有確立嚴格的監督制度以及審批制度，存在隨意性和盲目性；對于國有資產而言，其交接制度不夠健全，一些單位和部門沒有設立或明確專門機構，專職人員職責分工不明確。在實際操作中，隨意性較大，補報、不報以及漏報的現象時有發生。更加嚴重的是還有一些單位沒有經過批準便用國有資產進行擔保、抵押，一旦不能將其收回，不僅造成國有財產流失，而且還很容易滋生腐敗。
（三）重采購輕管理，重貨幣輕實物
一些單位管理意識還比較淡薄，資產方面的管理比較混亂，大都只重視采購方面的管理，而放松了對相關實物資產方面的管理；對貨幣資金方面的使用管理過分注重，忽視了對實物資產方面的管理。缺乏比較嚴謹的驗收審批、保管以及使用制度等一系列的相關規范以及有效的內部方面的管理機制。比如手機、電腦、攝像機、照相機等小型的貴重物品，長期被個人無償占用，在其退休或調離本單位以后，沒有按照規定交回，被據為己有。對于貴重物品而言，其被長期的無償占用著，國有資產也就變相成為了私有財產，缺少相應的責任追究制度以及制約制度，從而造成了財產丟失、損壞以后無人對其進行追究，最終導致國有資產的流失。
（四）不顧客觀需求，盲目購置
對于行政事業單位而言，由于固定資產的購置資金主要來源于財政補貼或撥款，而在進行財政撥款時對于單位資產的變動、存量等情況是不作為審查方面的內容的，從而造成了不少單位在資產購置上，從各自利益出發，過分熱衷規模擴張，存在著一定盲目性和隨意性，片面地追求高精尖，不斷更新設備，重復購置，使得大量尚能被使用的設備處于閑置狀態，出現了人為的浪費現象。怎樣管好并且用好行政事業單位的國有資產，對于推動國有資產合理配置以及對國有資產的完整和安全進行保障，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都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二、事業單位加強財務管理的對策
（一）單位領導要高度重視
對于領導干部而言，要增強自身的法律意識，切實把國有資產管理列入議事日程，真正把各項規定以及制度落實到實處，并且把加強國有資產管理當成是單位一項重要的工作，形成完整的資產管理體系，以此來確保國有資產的安全完整性。
（二）建立國有資產的損失追究制度，對體制上的障礙加以克服
責任追究是對制度加以落實的重要保證，制度一旦形成，對任何人來說都應該是適用的，在制度面前要做到人人平等，對于一切違反制度的行為，都應該受到應有的懲處。各單位要盡最大可能設立專門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和專職資產管理人員，要堅持責任到人，克服多頭管理的弊端。各個監管部門要明確職責，統一管理，將資產管理納入相關考核目標，根據職責進行劃分，建立國有資產的管理責任制度以及損失追究制度，對責任意識加以強化，定期進行資產清查盤點，保證財、證、卡、物四相符。同時在實際工作中，要確保制度落實到實處，形成良好的制度管理機制，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對于體制上的障礙要加以克服，深化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堅持政資分開、政企分開，政府公共管理職能要與國有資產出資人的職能相分離；堅持義務、權利以及責任相統一，做到管資產、管人、管事相互結合，實施分級管理。
（三）充分發揮內部審計部門對國有資產的監督功能
對于國有資產的購置、管理、使用等重點環節，要對完善相應的程序和制度，健全內部審計部門對國有資產的監督職能。內部審計部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對財產管理部門的實物以及財務部門的相關賬目進行抽查，至少在年終時要對相關資產進行一次比較全面的清查以及核對，對于盤盈盤虧的資產要找出原因，分清責任，同時按現行的規定及時進行處理。在年終時要將資產管理方面納入到相關部門方面的考核目標，對于管理比較完善的部門要給予獎勵和表彰，對管理薄弱以及濫用和挪用國有資產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要依照財政違法行為的處罰條例進行處理、處罰、處分，并且追究相關領導者和直接責任人的行政責任，對于不按規定履行有關報批手續的，要依法收繳相關資產和所得收益等，并且用法律手段對國有資產方面的完全完整加以保證。
主要參考文獻：
[1]李志軍.論如何完善事業單位會計集中核算問題.科技信息(科學教研).2007(8).
[2]張權.孫敏加強會計集中核算財務管理的建議.財會通訊(綜合版).2008(7).
第9篇：積極性財政政策范文
關鍵詞：行政事業單位；財務會計；管理
行政事業單位是我國社會組織的重要類型，其主要職責是服務群眾，傳達貫徹黨的各項方針路線。而財務會計管理是行政事業單位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能夠產生較大的積極作用，推動行政事業單位的健康發展。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要對現階段的財務會計管理體系不斷健全和完善，提升管理水平和效率。
一、行政事業單位財務會計管理現狀分析
1.財務會計管理制度不完善
相較于企業來講，行政事業單位在財務管理制度建設方面還存在著諸多的問題，沒有獲得足夠重視，依然依據傳統形式開展管理工作。如沒有合理設置崗位，不相容職務的分設要求沒有真正落實，沒有明確劃分職責等，缺乏相互制約的財務監督機制。沒有規范開展會計核算工作，不能夠嚴謹設置賬目，這樣會計信息失真問題就很容易出現。
2.對財務會計管理不夠重視
因為行政事業單位自身的特點屬性限制，大部分行政事業單位沒有充分重視財務會計管理工作，行政事業單位的主要職能是服務人民，國家財政直接下撥運行經費，因此，一些領導、基層人員就不夠重視財務會計管理工作。且行政事業單位運行過程中，很多會計人員沒有發揮財務管理職能，將會計記賬、報賬作為全部工作內容，不能及時創新工作方法，造成財務會計管理工作流于形式。
3.使用單位預算控制不足
經濟活動的順利實施要以預算管理工作為基礎。但是受管理體制等諸多方面的影響，部分事業單位預算控制能力不強，導致較多問題出現于行政事業單位經濟活動中，對行政事業單位正常運行造成了不利影響。具體來講，體現在以下方面：財務支出隨意性較大，部分行政事業單位的報銷或支出只需要有領導簽字即可，這樣就影響到財務控制有效性，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工作缺乏計劃，不利于行政事業單位業務的開展，而且降低了資金的使用效率。
二、行政事業單位財務會計管理的作用
財務會計管理是行政事業單位的核心工作，其工作水平會對單位、部門的整體生存發展造成直接影響。具體來講，財務會計管理指的是行政事業單位結合相關的政策法規，對資金有計劃、合理的籌集與使用，有效監督、核算、控制本單位的經濟活動，以便能夠順利完成各項計劃與任務。從大局角度考慮，行政事業單位財務會計活動開展質量可以將我國財政秩序狀況反映出來，關系到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因此，財務會計管理對事業單位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需要采取相應措施，對財務會計管理工作有效強化，以便更加有序的開展各項財務活動，促進我國經濟的整體進步與發展。
三、行政事業單位財務會計管理策略
財務會計管理在行政事業單位中占主導地位。新時期行政事業單位要積極創新財務會計管理工作，推動行政事業單位的整體深化改革，將有限的財務資金充分利用起來，發揮最大效益。
1.健全完善財務資金績效考核制度
要結合我國行政事業單位的具體情況，對財務資金績效考核制度大力革新與完善，提升公共資金使用效益，采取一系列措施，強化收入支出的預算管理，監督預算具體實施過程，發揮制度機制的約束作用。對于財務工作人員來講，則需要緊密依據相關法律法規開展工作，對財政資金有效節約，將資金的使用效益充分發揮出來，避免國有資金流失問題出現，擴大社會經濟效益，促進自身的有序進步。
2.強化審計監督作用
進入新時期后，由于行政事業單位的改革深化，財務會計管理工作中的諸多問題與不足突顯出來，因此，就需要做好財務會計審計監督工作。相關機構部門可以與專業的審計部門聯合起來，定期、不定期抽查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會計工作，將日常工作中出現的問題與不足及時找出來并予以糾正，充分發揮監督效用。在這個過程中，雙方機構要構建密切合作關系，打破部門壁壘，積極共享信息資源，發揮合力，促使審計質量得到不斷提升，推動我國行政事業單位財務會計管理工作上一個新臺階。
3.建立完善的單位財政報告制度
行政事業單位改革與發展工作的實施，主要以財務報告為依據。因此建立詳細的、完整的、全面的財政報告制度體系是一個單位改革和發展的重要保證。在此基礎上，還需要客觀公正的分析評價各種財務會計管理活動，提升效益回報、風險控制分配工作的水平和質量。要對各種預算項目大力改革和優化，促使行政事業單位工作效率得到不斷的提升。
4.構建現代化會計信息系統
建立現代化的會計信息系統是時展的需要，也是行政事業單位做好財務會計管理工作的需要。不僅可以進行高效的系統的財務分析，還能夠及時發現財務問題，堵住漏洞，降低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5.強化會計基礎工作，建立相應的獎懲制度
做好財務管理工作的關鍵就是要全面提升人員素質，行政事業單位要有針對性的定期經常的舉辦各類培訓教育活動，增強會計人員的會計基礎知識與能力，避免流于形式，提高培訓的實效性。對業務培訓考核不合格的管理人員及時更換，對不參加培訓考核者，需要給予相應的處罰。通過這一系列措施的運用，增強財務會計人員的責任意識與學習意識，能夠自我努力，不斷提升個人業務素質、法制意識等。同時，行政事業單位也需要綜合運用一系列方式方法，包括外部審計、財政檢查等，對本單位的會計核算程序積極了解，對會計預算編制合理、核算規范并且業務水平高的管理人員給予相應的獎勵措施。增加其工作的責任心與使命感，提高管理水平。綜上所述，財務會計管理創新是行政事業單位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結合現階段工作實施中出現的問題，需要采取針對性的措施，如嚴格落實各項財政管理制度，規范財政收支，提升財政資金使用效益等。對于會計財務人員來講，要增強自身責任意識，結合時展腳步，不斷學習與創新，積極掌握與使用先進的財務會計管理辦法，提升工作水平與工作效率，促使行政事業單位的改革與發展步伐不斷加快。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