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經濟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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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最近的經濟政策范文
統計局數據顯示，7月份CPI同比上漲了2.7%，其中食品類漲幅為5.0%，拉動CPI上漲了1.6%，這一數據低于3.5%的年度目標水平。CPI數據和居民感受打架不是這幾年特有的，這次數據又和百姓日常生活常識打架了。
雖然CPI數據會和一般百姓的感受相悖，有一點卻是屢試不爽：當CPI“數據”看似不高時，這就意味著信貸閘門要大規(guī)模地放水了。當數據表示很有壓力時，意味著信貸閘門要關閘了，當然，在物價和房價長期一直上漲來看，第二種情況顯然要少之又少。
雖然第二種情況少之又少，卻往往很致命。一旦出現信貸收縮，物價倒是沒有被打下來，反而將無數企業(yè)擊敗，大量嗷嗷待哺的企業(yè)需要信貸資金卻得不到，只好去借高利貸，而這些高利貸很多來自于有渠道獲得新增信貸資金的企業(yè)，這些信貸資金配置模式使得很多人在新增貨幣使得全國居民財富貶值時獲取巨大利益，還從資產價格上漲中獲取所謂的資產“升值”，貨幣幻覺早已經成為公開秘密。
第一種情況出現，之所以意味著信貸大放水，這是因為政府宏觀經濟政策最重要的一項任務是保持物價穩(wěn)定。在紙幣時代，如果沒有物價穩(wěn)定，整個經濟環(huán)境可以說是非常糟糕，意味著宏觀經濟政策的徹底失敗。很多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教訓證明，通貨膨脹超過居民可以承擔的限度，不僅僅會導致經濟崩盤，還會導致社會和政治混亂，因此，各國政府對于物價穩(wěn)定保持高度警惕。今年以來，經濟增長遇到了一些所謂困難，這些困難其實只是相對于此前GDP的增速放緩而已。
GDP數據的下降，從現實生活來看，并非僅僅是信貸資金稀少所致，更深刻地原因在于，企業(yè)盈利能力下降。貨幣如水，局部上可以使得部分企業(yè)家因為價格上漲感覺到有利可圖，但過不了多久，超發(fā)貨幣就會散布到整個經濟中，進一步引導資產和資源錯配。
正是因為這個因素，所以很多人樂觀地預期，中國經濟將會更有信心實施刺激性政策，以便經濟增長取得預設的成就。
第2篇：最近的經濟政策范文
■ 經濟企穩(wěn)回升態(tài)勢基本確立 但存在不確定因素
從最近政府對經濟形勢的判斷來看,上半年,GDP、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銀行信貸等數據都表現不錯,整個中國經濟“企穩(wěn)回升態(tài)勢基本確立”,但是,“回升的基礎是不穩(wěn)固、不平衡的,有一些不確定、不可持續(xù)因素。”即當前中國經濟回升是不穩(wěn)固、不平衡的,存在不少不確定因素。
為什么經濟回升的基礎不穩(wěn)固、不平衡呢?這可以從國際與國內兩個層面來看。從國際情況來看,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之后,經過美國及各國政府聯合救市,美國的金融體系開始穩(wěn)定,2008年9月那種最為黑暗的情況已經過去,但是美國金融危機摧毀了整個美國金融體系,這個金融體系要想全面恢復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在這個金融體系復蘇的過程中,并不排除金融體系出現新的震蕩與反復。從實體經濟來看,盡管有一些國家開始出現企穩(wěn)回升,但世界不少國家實體經濟仍然處于下滑之中,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世界經濟這種狀況,對外貿依賴程度較大的中國來說,這種變化除了對中國經濟引起短期沖擊外,還將在中長期對中國經濟結構造成較大影響。
從國內的情況看,經濟回升的基礎不穩(wěn)固、不平衡。主要表現為:一是這一輪經濟的回升主要是由固定資產投資拉動,而固定資產投資最為主要的部分又以公共基礎設施、鐵路、公路等方面為主導。這種固定資產投資的拉動不僅不可持續(xù),因為這些投資的商業(yè)回報率是相當不確定的,而且它對社會實體經濟其他方面的投資回升有一定的擠出效應。同樣,當前的消費增長很大程度與政府的優(yōu)惠政策有關,隨著時間推移,就業(yè)和收入下降對消費的負面影響可能就會以某種形式表現出來。可見,經濟回升的基礎是不穩(wěn)固的。
二是經濟回升的不平衡。主要表現在以出口導向為主的東南沿海地區(qū)和企業(yè)復蘇較慢,而與基礎設施建設等相關的行業(yè)及地區(qū)回升強勁;政府直接投資或支持的大企業(yè)、大項目資金充裕,廣大中小企業(yè)依然融資困難;農村地區(qū)經濟增長緩慢,城市經濟增長復蘇快;經濟落后的中西部經濟復蘇慢,發(fā)達經濟地區(qū)經濟復蘇快等。這種不平衡不僅會加劇發(fā)達地區(qū)與落后地區(qū)之間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差距,而且容易給經濟發(fā)展積累潛在的風險。
三是這一輪經濟回升存在不可持續(xù)的因素。比如大規(guī)模的政府財政投資不可能長期實施,隨著時間推移,空間逐步縮小;銀行信貸的超高速增長不可持續(xù),因為,這種極度寬松貨幣政策容易推高資產的價格,容易吹大股市及樓市泡沫。而資產泡沫的破滅,引發(fā)了新一輪的銀行危機及金融危機。
■ 調整宏觀調控核心 擴內需保增長轉為保增長調結構
從政府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與分析來看,一方面希望短期的應急政策能夠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以刺激經濟短期內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又擔心這種短期應急政策的負面影響。政府部門為了減少這種短期應急政策對未來經濟發(fā)展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宏觀經濟調控的方式開始有所變化,即宏觀調控的核心由以往的“擴內需、保增長”調整為“保增長、調結構”。
比如,央行貨幣政策開始出現一定條件的變化。盡管這種變化央行解釋為央行貨幣政策的微調,但是實際上是要改變上半年那種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由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向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轉變。另外,可以看到,最近銀監(jiān)會不僅出臺一系列對商業(yè)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的文件,如第二套住房政策重申其嚴肅性等,而且近日對數家商業(yè)銀行發(fā)出窗口指導,嚴禁月末突擊放貸,否則將重罰。同時,銀監(jiān)會要求城市商業(yè)銀行董事會重新審訂貸款額度和激勵方式,甚至下調貸款,要求嚴格執(zhí)行存貸比不超過75%的規(guī)定等。這些相關政策一出臺,從7月份開始,銀行信貸收縮十分明確。7月份銀行信貸增長只有3559億元,估計8月份的信貸增長也不會超過3000億元。如果下半年信貸規(guī)模以這樣的程度收縮,那么這種收縮相對于上半年的情況也就不是微調了。
對于上半年的應急經濟政策出現的負面影響,政府開始關注,估計在經濟企穩(wěn)回升態(tài)勢基本確立之后,會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提高回升的穩(wěn)定性和可持續(xù)性上,更多地關注中國整個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的調整及經濟結構的調整。8月26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對于宏觀經濟運行情況新的重要判斷是,“部分產業(yè)結構調整進展不快,一些行業(yè)產能過剩、重復建設問題仍很突出。”這是最近中央政府向市場發(fā)出最為明顯的宏觀經濟政策將出現較大調整的政策信號。因為,美國金融危機完全打亂了中央政府中長期經濟政策的重大部署,由上半年的宏觀經濟應急政策代替了中長期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因此,中央政府作出的關于經濟運行的新判斷是向市場發(fā)出的最強烈調整經濟結構政策信號。
其實,這種政策信號在最近的三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已經連續(xù)向市場發(fā)出。在8月12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加快建設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工業(yè)、建筑、交通體系成為該次會議的主要議題;在8月19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國務院研究部署了促進中小企業(yè)發(fā)展的各種安排。在8月26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研究部署了抑制部分行業(yè)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引導產業(yè)健康發(fā)展。可以說,8月中旬以來的三次國務院常務會議盡管主題各不相同,但都貫穿了“調結構”這條主線。而“調結構”的含義可以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調結構”既有產業(yè)結構的調整,如主要發(fā)展低碳經濟;也有企業(yè)結構的調整,加強對中小企業(yè)在政策上的支持,希望中小企業(yè)成為保經濟增長的主力;也得抑制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以圖跳出去庫存化――再庫存化――再去庫存化的惡性循環(huán)怪圈,防止經濟大起大落。
■ 經濟新刺激政策出臺幾率小 調整結構才能保經濟持續(xù)發(fā)展
從最近中央政府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及政策出臺的傾向性看,出臺新的刺激經濟增長的計劃或政策可能性不大,只是會在現行的政策基礎上,從結構調整的角度,來調整產業(yè)結構、企業(yè)組織結構及銀行的信貸結構等。中央政府通過結構的調整來保證中國經濟升級換代和可持續(xù)發(fā)展。
通過執(zhí)行這次應對金融危機的一些擴張性應急政策,產業(yè)結構惡化進一步加深,保證經濟復蘇的同時也給經濟發(fā)展帶來一些嚴重的后果。產業(yè)結構調整和遏制過剩產能勢在必行。比如,中小企業(yè)應得的流動性被高耗能、低效益的傳統產業(yè)占據。按照工信部的數據,到去年底,部分產業(yè)產能就已嚴重過剩。重復建設的勢頭甚至蔓延到了新能源領域,如風電和多晶硅等的重復建設十分嚴重。在政府部門看來,如果再不著手調整,中國經濟就會重新走上非理性建設的老路。中央政府希望借這次金融危機孕育出一批新興潛力產業(yè),以便為經濟復蘇后的經濟發(fā)展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為中國經濟未來發(fā)展提供新動力。比如發(fā)展新能源產業(yè)、環(huán)保產業(yè)、新一代IT產業(yè)、綠色制造業(yè)、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醫(yī)藥保健業(yè)、現代農業(yè)等。這些新興潛力產業(yè)具有的共同特點是,都屬于短缺型產業(yè)、內需型產業(yè)、知識密集型產業(yè)、實體型產業(yè)、政策鼓勵型產業(yè)或危機獲益型產業(yè)。發(fā)展這些產業(yè)既能有效利用中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也可成為中國擴大內需的經濟增長點;既有利于政府政策鼓勵資助,也可減弱中國經濟對外依賴的嚴重性等。
結構調整的重點還有銀行信貸結構的調整。從不少的媒體報道和政府的政策傾向來看,重點都放在如何解決中小企業(yè)融資上,認為當前大中型企業(yè)獲得大部分資金,而且中小企業(yè)融資卻十分困難。這樣既不利于增加民間投資,也不利于居民就業(yè)及經濟成長。目前的問題,并不是如何來解決中小企業(yè)融資問題,而是政府為中小企業(yè)融資提供了多少便利的條件,在銀行信貸融資結構上如何能夠順利調整。
第3篇：最近的經濟政策范文
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丹尼爾?格羅斯和托馬斯-梅耶建議歐洲組建一個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更好的經濟政策協調機制――歐洲貨幣基金組織(EMF)。據他們的設計，EMF將由經濟和財政實力最弱的成員國出資，具有比IMF更嚴苛的政策條件，同時也將預設一個針對債務違約的清算機制。
從經濟、金融和政治的角度來看，這個提議都是注定要失敗的。一旦實施，將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歐洲更應該把希臘送到IMF那兒去，求得一套全面的經濟改革方案，而不是繼續(xù)把它呵護在歐洲范圍內。
要想成功借由外部援助解決某國的金融危機，就要平衡好融資和調整之間的關系。應該有充足的外來資金，防止流動性危機惡化為償什性危機。如果出現償付問題，應該有足夠的資金來遏制風險蔓延至其他國家。此外，還應有充分的調整措施，糾正深層次的問題，做好應對未來危機的準備。
格羅斯和梅耶認為，歐洲將比IMF更善于平衡上述關系。最近的一個類似例子是1997年日本建議組建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提出組建AMF的初衷是為了將重心由IMF主張的傾向于調整，轉向傾向于融資。EMF與AMF的方向則正相反。關于EMF的這一提議存在嚴重缺陷，其漏洞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成員國就EMF條約達成共識需要時間。正如AMF不能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發(fā)揮作用一樣，EMF也不會有助于解除希臘對歐洲貨幣同盟的威脅。格羅斯和梅耶的建議只會吸引那些對道德風險極度緊張的人，卻分散了人們對關鍵問題的注意力。
其次，姑且不論可行性，如果EMF對經濟和金融的條件要求過于苛刻，歐元區(qū)借款國就可能“投奔”IMF。過去的30年間，歐盟成員國遇到問題往往向布魯塞爾求助，正是因為歐盟的援助會更重視融資而不是調整。若EMF不允許IMF插手歐元區(qū)的事務，那么歐元區(qū)各國在IMF中的代表性和發(fā)言權就應該化零為整，它們的集體投票權比重也應當降低，這正是歐元區(qū)國家一直以來抗拒的。另一種可能是，歐元區(qū)各國會在IMF湊足票數，以確保IMF的條件比EMF更為嚴苛。這將是又一次歷史性的怪異之舉。
第三，根據格羅斯和梅耶的構想，EMF應通過市場借貸，也就是賦予EMF舉債的權利，而不是由財政狀況良好的強勢經濟體提供顯性的擔保。另一個途徑是，EMF的資金將來源于違反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要求的成員國。以去年秋歐盟委員會的20lO年預測為基準，從公共債務存量來看，一半國家違反了規(guī)定；從赤字比率看，全部國家應繳納罰款。最初《歐盟穩(wěn)定與增長公約》曾規(guī)定對赤字超限的罰款，但這在當時政治上不可行。難道現在就變得可行了嗎?
第四，格羅斯和梅耶建議在EMF條例中納入針對國家違約的處理方案，主要是在償還債務時確定一個“折讓”的比例。這一方案以某國之前的財政“揮霍度”為指標，它很可能會影響到整個歐元區(qū)的借貸成本。格羅斯和梅耶以美國破產法“第11章”(破產保護)與之類比，但是“第11章”并不適用于政治管轄，因為政治管轄本身就受到對政治決策諸多限制因素的影響。格羅斯和梅耶認為EMF優(yōu)于IMF的重要原因正是前者有這樣的機制。二位大概忘了，早在2001年，時任IMF第一副總裁的安妮?克魯格就曾提出建設一個不這么大膽的“債務重組機制”(SDRM)。但這個提議很快就流產了，部分原因是它不適用于國內市場發(fā)行的債務。即使在當時，歐洲人也認為這是不可行的。
歐洲貨幣同盟是“歐盟工程”的大膽拓展，其目的是在沒有政治體制關聯的成員國之間建立起緊密的經濟貨幣合作關系。但希臘對“歐盟工程”的威脅首先是政治上的，其次是金融上的，最后才是經濟上的。如果短期內找不到政治上的解決方法，“歐盟工程”將有夭折的危險。但找到這一方案的可能性極其渺茫。除非希臘能從歐元區(qū)鄰國――更好還是從IMF------~得足夠的資金支持，歐洲將違背“鮑威爾原則”，也就是即處理危機時，需要采取絕對強勢的手段遏制其蔓延。的確，希臘危機是一場經濟危機，但這是最次要的。無論如何，希臘在當前的經濟狀況下，都躲不過調整的苦痛。
第4篇：最近的經濟政策范文
這個聲明的措辭相比3個月前的要強硬，但一如預料，其中并沒有提及任何國家。有分析師指出，這好像是為日元的貶值大開綠燈，讓日本可繼續(xù)推行擴張性財政及貨幣政策。如果這樣，一場新的全球貨幣戰(zhàn)爭可能掀起。
這次G20會議之所以受到關注，很大程度上是與日本近期通過日元走軟來振興經濟有關。在市場看來，如果日本希望通過日元大幅貶值的方式來刺激失落20年的經濟，那么必然會掀起全球貨幣戰(zhàn)爭，世界各國都可能通過本國貨幣的競相貶值來達到目的。
因此，外界特別注視G20能否通過協調各國保持匯率穩(wěn)定，來制止貨幣戰(zhàn)爭的發(fā)生。但是，會議公告的結果卻不能讓人滿意。盡管會議聲明表示反對貨幣戰(zhàn)爭，但沒有達成協議、形成約束的實招，更沒有提及日本最近的貨幣貶值情況。
其實，G20會議出現這個結果，并不意外。一是這次G20表面上是發(fā)達國家與新興國家就全球經濟問題進行的對話，兩個集團具有相同的話語權，但實際上這樣的會議仍然是由發(fā)達國家所主導的，各國想要達成一致意見，往往要削足適履，何況在G20會議之前，七大工業(yè)國已經就G20定調。新興國家想通過G20會議來發(fā)表更多的意見并不容易。
二是在目前的金融市場環(huán)境下，所謂的貨幣戰(zhàn)爭能否打起來是不一定的，即使全球打起貨幣戰(zhàn)爭，誰勝誰負也是相當不確定的。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不能被市場意見所左右，還是深思熟慮為好。
一般來說，無論貨幣貶值還是升值，匯率都是一把雙刃劍，它對經濟的影響與作用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而且這里還有一個前提條件，即匯率變化的一價機制，也就是說，匯率在金本位制度下運行，否則要通過匯率變化來調整國與國的經貿關系是很難的。
就目前的條件與環(huán)境來看，國際金融市場的一價機制并不存在。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結束后，國際貨幣體系已經變成了以美元為主導的貨幣體系，整個國際市場的經濟關系早就變成了一個以實體經濟為基礎的貿易定價體系，以及一個以信用貨幣為基礎的金融產品定價體系。
盡管這兩個定價體系有一個程度上的聯系，但它們的價格運行更多的是平行而不是相交的。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國家希望通過貨幣貶值來改變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關系，從而刺激本國的經濟增長其實并非易事。對小國或許有一點作用，但對于大國或大的經濟體來說，所起作用是不大的。
比如，日本想通過日元的貶值來達到刺激經濟增長的目標就是不容易的事。特別是從日本與各國的經貿關系來看，其生產品的要素多依靠進口，如果日元貶值，其進口要素的價格會隨之上升，產品的成本同樣會隨之上升。
再加上日本勞動力要素成本奇高，日本的產品想通過貨幣貶值而不是通過技術創(chuàng)新達到其刺激出口的目標是不太可能的。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受日元貶值影響最大的是國際金融市場。
在日元升值或日元堅挺的時候，以日元為主導的利差交易逐漸在國際金融市場消失，之前由日本流向全球市場的資金逐漸回到日本本國市場。但是當前日元又開始貶值，在極端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下，以日元為主導的利差交易又會興起，大量的資金會從日元體系流向全球市場。
而這些資金流到哪里，這些地方的資產價格就很容易被推高。當這些地區(qū)的資產被推高，日元突然撤出，該地區(qū)的金融危機就會爆發(fā)，這也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這些資金會以什么樣的方式流向哪里，目前是相當不確定的。這是我們應該密切關注的大問題。
其實，我們最為關注的仍然是美元及歐元的變化，當然，更重要的是關注美元的變化。如果美元的匯率在一個穩(wěn)定的區(qū)間，那么在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下，其他各國想通過貨幣貶值來達到其刺激經濟的目標并非易事，也不容易掀起所謂的全球貨幣戰(zhàn)爭。
我們更不需要用陰謀論來討論國際金融市場匯率變化的問題，這樣容易把本國的經濟政策引入誤區(qū)。
第5篇：最近的經濟政策范文
當前的前景非常不明朗,風險依然偏于下行。一個主要的擔心是,政策可能不足以阻止金融狀況惡化與經濟疲弱之間的負面反饋,特別是在對政策行動的公共支持有限的情況下。主要的傳導渠道包括,公司和住戶違約增加,使資產價格進一步下跌,金融資產負債表遭受更大損失,并且,新的系統性事件使恢復信譽的任務變得更加復雜。
即使在危機結束后,將有一段困難的過渡期,產出增長將顯著低于近期的增長率。將需降低金融杠桿率,這意味著相比最近年份,信貸增長將更低,融資將更加不足,特別是在新興和發(fā)展中經濟體。此外,在一些先進經濟體,當人口老齡化加速時,還需削減大規(guī)模財政赤字。另外,在主要先進經濟體,住戶有可能在一段時期內繼續(xù)重新積累儲蓄。所有這些都將對中期的實際和潛在增長造成影響。
這一困難和不明朗的前景要求在金融和宏觀經濟政策領域采取有力行動。過去的金融危機表明,拖延處理根本問題意味著經濟衰退的持續(xù)時間將更長,成本將更高,無論是按納稅人資金還是經濟活動衡量。支持貿易和金融伙伴的舉措(包括財政刺激和對國際資金流動的官方支持)將有助于支持全球需求,給各方都帶來好處。相反,采取貿易和金融保護主義對各方的損害很大,上世紀30年代以鄰為壑政策的經歷是一個清楚的警示。
金融危機從先進經濟體猛烈迅速地蔓延到新興經濟體,金融聯系是主要的傳播渠道。
鑒于為新興經濟體提供巨額融資的先進經濟體銀行面臨資不抵債問題,新興經濟體資本流入下降可能將曠日持久。
先進和新興經濟體需作出協調一致的政策反應,因為單是減少個別國家的脆弱性,不能讓新興經濟體免受主要先進經濟體嚴重金融危機的影響。
新興經濟體壓力陡增
在過去,金融危機從先進經濟體猛烈迅速地蔓延到新興經濟體。與此相符,在2008年第3季度,先進經濟體經歷的前所未有的金融壓力對新興經濟體產生重大影響。第4季度,所有新興地區(qū)金融體系各領域經歷的金融壓力均上升,平均而言,程度超過亞洲危機。
金融危機傳播的程度與先進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金融聯系的深度有關,尤其是通過銀行貸款。平均而言,新興經濟體壓力的變動幾乎與先進經濟體呈一對一的關系,但在各國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有關壓力協動關系的實證分析表明,與先進經濟體的金融(即銀行、證券和外國直接投資)聯系越深,傳播金融危機的程度越高。在最近的危機中,銀行貸款聯系似乎是傳播危機的主要驅動力量。(見圖1)
銀行貸款方面與西歐國家間的密切聯系是新興歐洲國家發(fā)生嚴重金融動蕩的重要原因。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西歐銀行在新興經濟體貸款流入中一直占主導地位。截至2007年年底,它們在新興經濟體的資產相當于先進經濟體GDP的10%,相比之下,加拿大、日本和美國銀行合在一起占GDP的2.5%。對新興歐洲的債權相對其GDP(目的地GDP)的比例在所有新興地區(qū)中居首。
證據顯示,銀行在此次危機中起關鍵作用,可能意味著對新興經濟體資本流入的下降將曠日持久。先進經濟體以往發(fā)生的系統性銀行危機(20世紀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和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銀行業(yè)危機)的證據表明,資本流動下降規(guī)模往往相當大,并延續(xù)較長時間。鑒于新興歐洲經濟體大規(guī)模的風險暴露,它們可能會受到嚴重影響。(見圖2)
先進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需作出協調一致的政策反應,以防止金融危機進一步升級和蔓延。單是減少個別國家的脆弱性不能讓新興經濟體免受主要先進經濟體嚴重金融危機的影響。在金融危機期間,較強的經常賬戶和財政狀況并無助于緩解來自先進經濟體的金融壓力傳播。然而,它們可能有助于抑制對興經濟體實際部門的影響,并有助于在金融壓力減輕后恢復金融穩(wěn)定和外國資本流入。
伴隨金融危機的衰退通常很嚴重,從此類衰退中復蘇一般較為緩慢。如果此類衰退是全球同步的,那么它們往往持續(xù)時間更長,衰退之后的復蘇也更疲弱。
反周期政策在結束衰退和強化復蘇方面會起到幫助作用。特別是,擴張性財政政策似乎尤為有效。貨幣政策可以幫助縮短此類衰退,但不如平時有效。
當前的衰退可能會異常漫長和嚴重,且復蘇緩慢。然而,強有力的反周期政策行動,配合恢復對金融部門信心的行動,可能會改善復蘇前景。
全球同步長期衰退
通常來看,衰退時間短、復蘇強勁。一次典型衰退的持續(xù)時間約為1年,而擴張往往持續(xù)5年以上。從衰退中復蘇的力度較強,這是由于出現反彈效應的緣故。先進經濟體的衰退和擴張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衰退頻率降低,程度更溫和,而擴張則變得更持久。(見圖3)
但是,在衰退和復蘇期間,不同的沖擊伴隨不同的宏觀經濟和金融動態(tài)。特別是,伴隨金融危機的衰退通常程度嚴重、時間長。金融危機往往發(fā)生在貸款迅速擴張以及資產價格強勁上漲階段之后。從這些衰退中復蘇通常受到疲弱的私人需求和信貸的制約,這部分反映了住戶試圖通過提高儲蓄率來恢復資產負債表。復蘇往往受到匯率貶值和單位成本下降之后的凈貿易改善的帶動。
全球同步衰退比其他衰退的時間更長、更嚴重。除目前衰退之外,自1960年以來,樣本21 個先進經濟體中有10個或以上先進經濟體同時發(fā)生衰退的情況有三次:1975年、1980年和1992年。同步衰退的持續(xù)時間平均為典型衰退持續(xù)時間的近一倍半。由于外部需求疲弱,特別是如果美國也陷入衰退的話,復蘇往往較為緩慢:在1975年和1980年衰退期間,美國進口急劇減少造成世界貿易大幅度收縮。(見圖4)
這一分析表明,金融危機同時伴隨全球同步下滑可能導致異常嚴重和長期的衰退。從歷史上看,這種情況較為罕見,因此,在做出推斷時應謹慎。然而,目前的經濟下滑高度同步并伴隨嚴重金融危機這一事實表明,此次衰退可能是長期的,復蘇力度更弱。
宏觀經濟政策在降低衰退嚴重性和推進復蘇方面可以發(fā)揮有價值的作用。貨幣政策通常在結束衰退和強化復蘇中發(fā)揮重要作用,雖然在金融危機期間,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降低。財政政策在這些階段似乎可以起到更可靠的幫助作用,這與經濟行為人面臨更緊張的流動性制約時,財政政策可以發(fā)揮更有效作用的證據一致。財政刺激也同樣伴隨更強勁的復蘇;然而,人們發(fā)現,對于那些具有較高公共債務水平的經濟體來說,財政政策對復蘇力度的影響較小。(見圖5)
■政策聚焦
系統性風險積累
增加中期政策挑戰(zhàn)
導致當前危機的市場失靈的根源在于長期高增長、低實際利率和低波動性所孕育的樂觀態(tài)度,同時還有政策的失敗。金融監(jiān)管沒有能力克服風險的集中和金融創(chuàng)新繁榮背后的有缺陷的獎懲因素。宏觀經濟政策沒有考慮到金融體系和住房市場當中系統性風險的積累。這給決策者們帶來了重要的中期挑戰(zhàn)。
現在的任務是擴大監(jiān)管范圍,使其更為靈活,以覆蓋所有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機構。此外,有必要制定一個宏觀審慎方法來進行監(jiān)管,其中將包括減少順周期效應的報酬結構、穩(wěn)固的市場結算安排、顧及低流動性證券的會計規(guī)則、旨在促進市場紀律的關于風險性質和風險位置的透明做法以及更好的系統流動性管理。
中央銀行還應該采取更廣泛的宏觀審慎視角,充分注意金融穩(wěn)定和價格穩(wěn)定,為此考慮到資產價格變動、信貸繁榮、杠桿程度和系統性風險的積累。財政政策制定者們還需要削減赤字,并使公共債務進入可持續(xù)的軌道。需要以更好的早期預警系統和更為公開的關于風險的溝通為基礎,加強國際政策協調與合作。
對于金融政策而言,合作特別緊迫,原因是國內行動可能對其他國家產生重大的溢出效應。與此同時,通過迅速完成多哈回合的多邊貿易談判,將恢復全球增長前景,而雙邊和多邊來源提供的強有力支持,包括基金組織提供的支持,可以有助于限制金融危機在很多新興經濟體和發(fā)展中經濟體造成的有害的經濟和社會影響。
實施可持續(xù)性
財政擴張刺激方案
鑒于經濟下滑的程度和貨幣政策的效力所受限制,財政政策必須在向全球經濟提供短期刺激方面發(fā)揮關鍵作用。
經驗顯示,財政政策在縮短金融危機造成的衰退方面特別有效。然而,如果進行的努力損害可信度,提供財政支持的空間將受到限制。因此,政府面臨著困難的權衡,既要奉行短期擴張性政策,又要使人們對中期前景感到放心。一旦復蘇穩(wěn)定地走上軌道,需要鞏固財政,可以通過強有力的中期財政框架來為此提供幫助。
然而,不應過早地鞏固財政。雖然政府在2009年采取了行動來提供大量的刺激,但現在很明顯,在2010年至少需要維持,甚或增加這樣的努力,那些有財政空間的國家應時刻準備在必要時采取新的刺激措施來支持經濟復蘇。應該盡量為此開展共同努力,這是因為,單個國家所采取措施的部分影響將傳到其他國家,使全球經濟受益。
第6篇：最近的經濟政策范文
盡管世界各大主要央行近來從未間斷向其經濟體注入貨幣和信貸的努力，但有充分跡象表明此舉對拯救各大經濟體仍顯得回天乏術。作為國際貿易巨頭，中國無疑不能免疫于國外經濟的放緩，并將持續(xù)感受來自包括美國、德國、法國和其他相對遇冷的經濟的絲絲寒意。來自中國官方統計權威的最近一組宏觀經濟數據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描繪了一幅喜憂參半的景象。盡管中國的政策制定者還能在2013年將GDP增長維持在全年7.5%水平中得到些許安慰，他們仍面臨其他加速放緩經濟體面臨的類似挑戰(zhàn)：在滿足短期增長和創(chuàng)造就業(yè)的同時，避免引發(fā)長期風險。
整體而言，這是需要著眼大局的一年，而并非將精力過分集中于每月或每個季度的單個數據。過去廣受關注的一些重要經濟指標，比如采購經理人指數（PMI），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數據，以及通貨膨脹等，雖然仍具有重要指向作用，并同時得到新一屆領導層的高度關注，但若對短期趨勢做出過激反應將會阻礙正在開展的經濟結構深入調整和加強未來增長可持續(xù)性的努力。若政策制定者過于看重高增長的新聞標題而不顧解決棘手的結構調整問題，則會因長期依賴債務融資拉動產能增長，和持續(xù)不斷上升的城市地產價格愈演愈烈等而引發(fā)長期風險，終導致產能過剩和收入分配不公加劇問題的積重難返。
考慮到可能涉及的所有因素，今年第一季度比預期放緩的增長數據顯示，新一屆政府默認了目前達成的共識，即中國經濟發(fā)展在這一階段，為了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長治久安，少即是多的理念。通過發(fā)放更多的信貸而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已不可持續(xù)。不過，在接下來的幾個季度，政策制定者可能會在操作層面通過更加具體的措施兼顧短期增長問題和長期政策目標兩方的平衡。這可能包括通過增長政府開支以緩解目前對債務的系統性依賴，并再次降低利率以緩解公司面臨的不斷增長的季度債務服務費用帶來的壓力。
在此大背景下，2013年下半年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值得我們特別關注，這些問題將決定未來短期內經濟政策的起草、制定和執(zhí)行。
城鎮(zhèn)化并非促進增長的良方
中國新一屆經濟領導層強調，城鎮(zhèn)化是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之一。一方面來講，這一指導方針有其道理，即每年超過1000萬的城市新移民將為住房和服務帶來巨大需求。但與此同時，許多關于未來城鎮(zhèn)化的政策仍十分模糊，而房地產行業(yè)的發(fā)展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在過去10年在帶動經濟增長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政策制定者對目前經濟的發(fā)展模式存在普遍憂慮――過于依賴城鎮(zhèn)化相關的投資――沒有能夠創(chuàng)造足夠的就業(yè)以保證家庭收入以合理速度增長。與此同時，政府的政策最近也對政府構建融資平臺的資金來源渠道加緊監(jiān)管，使此類項目無法再像從前一樣輕松得到所需資金。
這再次驗證了一個更廣泛的概念即城市化并非僅指修建城市所涉及的基礎設施建設。與硬件設施――公路、橋梁、建筑等同樣重要的是人們通常所指的軟設施：高效的和立竿見影的行政服務體系，一個有利于非制造業(yè)投資的良好投資環(huán)境，一個連貫的強調內在包容而非排斥擠壓的外在環(huán)境等。如果硬件基礎設施建設是搭建圍墻（以及其他）的工作的話，那么軟件基礎設施建設即是將這些墻“拆除”的工作，即從政策和服務提供的角度允許更多的城市新移民被容納進社會主流保障項目中，特別是給他們提供如醫(yī)療和教育等基本的服務。
過去10年的經驗證明，構建完善這些軟件服務的難度遠超過配套交通體系和小區(qū)住房等硬件設施。
合理調整通貨膨脹預期
消費價格通脹表面上似乎已得到控制。根據官方統計數據，消費價格的籠統測量反映出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由食品成本的激增引起的，特別是新鮮水果和蔬菜的價格巨大增長。在許多產能過剩的制造產業(yè)這意味著生產方無法輕易將成本轉移給他們的客戶，而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類似家用電器及許多消費耐用品的價格持續(xù)平穩(wěn)甚至不斷回落。目前的市場環(huán)境存在通貨膨脹風險的潛在壓力，其中之一與接下來幾個月進行的經濟改革密切相關：在服務成本領域進行的相對價格調整。
這意味著在政府提供的許多服務和商品范疇，比如醫(yī)療服務和其他公用事業(yè)，目前的價格水平遠低于能夠覆蓋提供這些服務的成本。而它們無疑又都屬敏感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范疇，故很長一段時間，似乎與用各種名目的補貼來解決這個成本收益差相比，通過對實際支付的家庭增加收費或許容易許多。問題在于長時間對此問題的拖延使得許多行業(yè)出現產能嚴重不足，特別是在公共服務領域：醫(yī)生和受過嚴格培訓經驗豐富的醫(yī)護人員工資過低，原因之一是醫(yī)療救治費用定得過低，因而在這一領域的繼續(xù)投資呈現乏力現象。對這一情況的政策解決辦法之_是提高政府價格，此舉可能在短期內加大社會服務成本內部的通貨膨脹上行壓力，對整個公用事業(yè)的提價亦是如此。
世界上無論任何地方的家庭消費體，只要聽到“價格上漲”這一名詞，都不由自主地不寒而栗。其實，如果管理得當，這一類的政策調整并不必然導致經濟中其他領域價格的攀升。這既表明對于未來價格增長預期的管理是有空間可尋的，而提前處理這一類信息將對即將到來的新一輪政策改革的成敗起到重要作用，并保證這些價格信號能夠吸引足夠的投資以確保充足供應。人民幣匯率升值速度不可持續(xù)
針對一個軟著陸的外部環(huán)境和不斷放緩的內部增長，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很有可能不允許中國的貨幣按照現有速度繼續(xù)升值。人民幣自從今年年初已升值超過1%，而這一趨勢繼最近國務院會議和人民銀行聲明后得到進一步加強。盡管如此，目前看來很有可能市場的期待值跟不上經濟實際情況和相關的政策導向。的確，中國的匯率機制改革，正如經濟其他部分的改革一樣，不可能是免費的，有些利益相關方可能因此付出更多的代價，而有些則可能從中受益。但在這一領域里，最近國務院就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操作方案和對資本賬戶進行更大程度自由化改革兩項政策發(fā)表的聲明，仍需要放在實際情況中進行解讀：即長期改革的速度和深度將部分取決于這些改革對短期增長所帶來的影響。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區(qū)別政府對“意向”發(fā)表的聲明和實際的政策公布。很有可能需要經歷至少幾個月甚至半年之久的時間，政府的相關部委和高級領導層才可能對未來貨幣改革提出一個具體的路線圖，并將其付諸實施。在貨幣改革過程中重要的一步即拓寬每天的匯率浮動區(qū)間――即每天允許貨幣浮動的范圍界定。目前堅信重大改革迫在眉睫的支持方相信人民幣升值幅度會在不久的將來得到更大范圍的提升。但在此不得不謹慎的是，作為政策制定方同樣希望發(fā)出一個有利的信號即人民幣并非單向行駛的貨幣：有升必有降，加大每日匯率浮動區(qū)間并允許更寬泛的絕對波動將有助于這一信息的表達和傳播。
最后，對人民幣升值的投機行為實際也與流入中國的資本密切相關，這些資本進入中國并巧取中國高利息和人民幣潛在升值雙重利益。不過，在中國境內，許多人都在寄希望于資本賬戶的自由化，以此為機會將財富更加便捷地在國際間進行轉換，并可投資國外房產或通過在不同地域擁有投資分化風險。快速的資本流出與過快的資本流入同樣不利于這個經濟體的健康發(fā)展，對于未來人民幣升值的期待值的有效管理是可遏制這兩種態(tài)勢產生的關鍵。人民幣升值速度放緩，或很有可能短暫出現貶值，都是今年下半年為抑制投機行為可能出現的現象。打破壟斷，仍是重頭戲
在過去幾十年問，一個一直重復的議題不僅未在十前提起，且沒有寫入之后的重要經濟政策文件：打破壟斷。在過去的幾十年問，這一議題受到政策改革方和企業(yè)的廣泛關注，并一再呼吁加大經濟中的競爭以完成在某些重要產業(yè)中，起市場主導作用的國有企業(yè)和政府行政部門逐步退出。自從十四大以來，各類對于打破行業(yè)內部壟斷及其重要意義的文件提法不斷，市場已注意到在最近的官方文件中對此鮮少提及。
對此做法的部分解釋是兩會已借助近些年通過的中國《反壟斷法》給此問題提出了很好的解決方案，故對這一領域的特殊關注已失去其意義。但這一解釋差強人意，特別是在那些急需私有創(chuàng)新的服務和制造行業(yè)，仍被主要國有企業(yè)牢牢把控，并繼續(xù)由一套并不支持私人資本進入的行政程序支撐。這里包括許多與電信相關的產業(yè)，航空航天和鐵路等。有些產業(yè)具有戰(zhàn)略意義，是經濟安全的命脈，這也無可厚非。但事實是即便在許多下游產業(yè)，特別是與服務相關的領域，在產業(yè)鏈頂端的政策壟斷對下游競爭具有重大阻礙，極度增加了企業(yè)和他們金融投資方的參與風險。
第7篇：最近的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經濟 政府 物價 通貨膨脹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共發(fā)生了五次通貨膨脹，最近的一次也是2008年5月。2008年的通貨膨脹是全球性的，它不僅僅只是一個單一的經濟現象，還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因此及時、合理的反通脹就顯得迫切而重要。
一、我國通貨膨脹的特點
首先，通貨膨脹與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并存。經濟的過熱，帶來了通貨膨脹可能性的加大。其次，物價迅速上升。不僅僅是農產品的價格，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日常用品的價格上漲的幅度也較大。最后，通貨膨脹具有周期性。
二、國際反通脹
（一）美國的反通脹
在20世紀80年代前，美國就已使用凱恩斯主義整治通貨膨脹，但是治理的結果卻不是那么理想，一定時期內經濟呈現進一步的衰退趨勢，到20世紀80年代則出現了最嚴重的衰退。在里根就任美國總統后，一改以往的做法。首先，他借鑒當時貨幣學派、供給學派的主張，將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指向了通貨膨脹，加強生產，控制供給的有效性和流通中貨幣的增長量。其次，在銀行方面，則是采取措施鼓勵人們將錢投入銀行，或是拿去進行投資。再次，政府裁撤所設置的部分機構和政府人員，減少政府開支。最后在企業(yè)中，政府則減少干預，提高企業(yè)的自主性，增強企業(yè)的活力與競爭力。此外專門機構，聯邦儲備委員會獲得獨立的地位和權力后，在貨幣和信貸上采取緊縮政策，對宏觀經濟實行調控政策。同時聯邦儲備委員會還運用各種技術分析、預見美國經濟的情形，及時采取有效措施進行調制。當然美國經濟的及時調控與美國完善的法律是分不開的，詳盡的法律、法規(guī)給各種突發(fā)事件提供了法律依據和法律權威，能夠更好的處理相關事件。
（二）日本的反通脹
在日本歷史中，日本發(fā)生的通脹次數相對較少，物價還是相對比較穩(wěn)定的。但它在反通脹方面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首先，將物價的穩(wěn)定、通脹的有效抑制，作為穩(wěn)定經濟增長的首要條件。在經濟動蕩時期，經濟管理部門充分考慮就業(yè)、物價、國際收支平衡等問題，綜合考慮各種因素，提出有效的措施。其次，在必要時期政府要進行市場干預。目前，日本是一個開放性的市場經濟國家，大部分商品價格都是市場調控的。而在市場經濟還不是很完善的情形下，放開政府調控的手是十分危險的，比如能源、原料方面，單靠市場調控就會帶來企業(yè)、工廠等的停業(yè)可怕后果。再次，日本政府在整治通貨膨脹時，將物價同經濟、信貸、產業(yè)、貨幣等政策結合考慮。單純的物價治理物價是很難達到反通脹的效果的，而政府各部門的相互合作、協調則效果卻是大不一樣的。最后，堅持“兩手抓”，既要抑制人們的總需求，同時還要增加市場上的總供給。一般的當社會上商品的總需求超過了總供給，那么則產生了通貨膨脹。這一矛盾是總供給和總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反通脹就需要將兩方面的問題結合考慮，從而將反通脹的效果提到最佳。
三、國際反通脹對我國的啟示
（一）保證央行在實行貨幣政策上的獨立性
我國的通貨膨脹是一種復雜的混合型通貨膨脹，是需求、成本、結構、體制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我國反通脹效果不佳與央行的有限獨立性是密切相關的。長期以來，央行過分的依賴政府，沒有擺正與政府的關系，只是充當了政府的代言人的角色，沒能做到單獨行動。并且央行也沒能對其他商業(yè)機構進行有效的指導、調控，反而受到它們的負面影響，從而使投資、信用受到膨脹。從美國、日本等發(fā)達國家的反通脹教訓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取得反通脹成功的制度保障在于央行的獨立性。要去的反通脹的最終勝利就必須擺正央行與政府的關系，保障央行的自主性和權威性，央行的所作所為直接向人大負責，從體制上改變央行的現有狀況。
（二）綜合法律、經濟、教育等手段整治通脹
通貨膨脹不只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更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單純的運用經濟政策和經濟措施并不能很好的改善通貨膨脹，還需要結合法律、教育上的種種措施政策。在我國改革開放的今天，通貨膨脹更是與經濟、政治等改革交織在了一起。因此要徹底的解決通貨膨脹就必須沖動各方面的力量，不僅僅是政府的，還有我們廣大的人民群眾，自覺的參與到對通貨膨脹的整治中，唯有如此來回贏得反通貨膨脹的大勝利。
（三）發(fā)展我國的經濟
國家經濟發(fā)展了，實力壯大了，才能更好的應付通貨膨脹。當國民經濟健康、協調發(fā)展時，物價、匯率等各方面都保持著一個平衡的發(fā)展。在反通脹時，有的國家采取以犧牲經濟發(fā)展的方式來抑制通脹，而最終的結果卻是經濟發(fā)展緩慢了，通脹率也只是相應的減少了些，危機沒有真正的解決，社會問題卻出現了一大堆，所以發(fā)展國民經濟才能從根本上控制通脹，解決通脹。
四、結語
發(fā)通脹政策的及時、合理的應用，不僅能夠快速、徹底的解決通貨膨脹，還能縮小通貨膨脹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壓力。解決通貨膨脹的根本還在于合理的發(fā)展經濟，經濟健康、和諧的發(fā)展能夠最大化的減少通貨膨脹的危害性，經濟發(fā)展是關鍵。
參考文獻：
第8篇：最近的經濟政策范文
一、挖掘區(qū)域文化特色，樹立品牌
研究一個地方的經濟，需要對該地方的文化進行研究。通過挖掘區(qū)域文化的深層內涵，對區(qū)域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提供深層的理論基礎。當我們從地理空間的角度來審視特定區(qū)域的文化傳統，就會發(fā)現特定文化區(qū)中的群體性格特征大體相同。我們所感知的這種大體相同的群體性格特征就是區(qū)域文化性格。“區(qū)域文化性格，就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區(qū)域中的絕大多數人所共同具有的帶傾向性的、穩(wěn)定的心理特征。”與文化傳統相比，區(qū)域文化性格是一種更深層次的歷史積淀，它反映特定文化區(qū)域中的人們普遍性的、穩(wěn)定的心理趨勢和價值取向，構成該群體區(qū)別于其他文化區(qū)群體的鮮明特征。它形成于一定的區(qū)域文化傳統背景之中，與特定的文化區(qū)緊密相連，同時受到地理環(huán)境、經濟結構、政治制度和外來文化傳播的影響。在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中，各種“經濟體系總是沉浸于文化環(huán)境的大海中。在這種文化環(huán)境中，每個人都遵守自己所屬群體的規(guī)則、習俗和行為模式。” 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區(qū)域文化特色，并對其經濟發(fā)展發(fā)揮著重要的影響作用。由于區(qū)域文化具有強大慣性，促進了區(qū)域經濟也有傳統習俗回歸的沖動，這種文化慣性對經濟有其積極作用。
浙中經濟的典型城市義烏，是義烏人從“雞毛換糖”的貨郎擔開始走街串巷，發(fā)展成今天的國際小商品博覽會、“華夏第一市”，憑借的是逐利而生的“雞毛換糖”文化；今天的“中國科技五金城”永康市，尋找根源我們可以發(fā)現，永康人在古代就善于鑄造兵器、大鼎等，永康人在常人的印象中就是肩挑行擔奔走四方的打鐵師傅，專門為人打酒壺、餐具等生活用品，因此就是永康人的這種精神文化鑄造了今天的“中國科技五金城”……所有這些區(qū)域經濟的發(fā)展，都有其深厚的文化淵源。
區(qū)域文化影響著勞動者的素質和觀念，創(chuàng)造獨特的氛圍，從而引導區(qū)域經濟的良性發(fā)展。一個區(qū)域的經濟發(fā)展，不能模仿他人的模式，只有研究該區(qū)域的文化底蘊，才能真正發(fā)展該區(qū)域的經濟。因為一個市場、一種產品可以模仿，但是一個區(qū)域的“性格”及人的精神文化是沒法模仿的。
二、挖掘區(qū)域地理特色，樹立品牌
區(qū)域的地理特色要從他的地理位置、交通運輸條件及自然資源方面考慮。
1. 地理位置，尤其是體現被研究對象與周圍具有經濟意義的事物的空間關系的經濟地理位置，是影響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最重要的因子之一。例如天津和秦皇島均是港口城市，就港口自然條件而言，天津易淤，冬季結冰，港口條件比不上秦皇島，但天津的地理位置比秦皇島要優(yōu)越得多，它不僅是海河的出海口，以農業(yè)發(fā)達的華北平原作為腹地和經濟依托，還是北京距海最近的地方，故歷史上北京定都以后，天津即得以興起和發(fā)展。而秦皇島雖然港口條件好，但因地理位置較差的原因，僅在開灤煤礦開采后，才作為煤的輸出港而發(fā)展起來。
2. 地理位置與交通運輸條件是密切相關的。從世界范圍看，新加坡是得益于良好的交通運輸條件而發(fā)展起來的典型城市之一。由于它地處世界航運要道――馬六甲海峽――的東端，它已發(fā)展成為世界著名的集裝箱運輸港口及轉口貿易中心。從我國國內區(qū)域經濟情況看，沿海地區(qū)由于地理位置比較優(yōu)越，交通運輸便利，尤其是適應對外開放與國際貿易發(fā)展需要的海運條件非常便利，因此，沿海地區(qū)經濟發(fā)展速度較快。至于中部和西部地區(qū)在地理位置和交通運輸條件等方面普遍不及東部沿海地區(qū)，因而這些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速度比較緩慢。
3. 自然資源是指在一定時間、技術條件下能產生經濟價值并提高人類當前和未來福利的自然環(huán)境因素和條件。自然資源包括礦產資源、水資源、森林資源等。自然資源的稟賦狀況，是富有還是貧乏，對經濟發(fā)展速度和水平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并能充分加以利用的地區(qū)，一般比較容易地成為經濟相對發(fā)達的地區(qū)。西亞的海灣國家能夠成為世界較富有的地區(qū)，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該地擁有大量的石油資源。我國西部廣大地區(qū)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如煤、石油等，這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西部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并有可能成為縮小東西部經濟發(fā)展水平差距的物質基礎。但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水資源的嚴重不足，可能會深深制約西部經濟的發(fā)展。
第9篇：最近的經濟政策范文
巴菲特的投資更像是一筆戰(zhàn)略投資
BNSF為全美第二大鐵路運營商,運營北美最大的鐵路運輸網,主要運輸煤炭、工業(yè)品和農產品。公司擁有51500公里運營網絡,6700臺機車,遍及美國28個州和加拿大2個省,通達北美西海岸和墨西哥灣所有主要港口,亦可直接聯接美國西部2/3區(qū)域中絕大多數的主要城市,并擁有行業(yè)中首屈一指的南加州至芝加哥之間的鐵路干線,以及美西北太平洋地區(qū)至芝加哥之間最短的干線。BNSF每年運送超過500萬個集裝箱和拖車,為世界最大的鐵路多式聯運承運公司。
在全國四家大型的貨運公司中,BNSF的貨運收入居第一(見表1)。因為BNSF的鐵路系統是主要的能源供給路線,此收購將為伯克希爾公司迅速擴張的能源領域業(yè)務提供一條供應鏈。如此看來,這更像是一筆戰(zhàn)略投資。
重倉BNSF是看重鐵路行業(yè)的三大優(yōu)勢
壟斷優(yōu)勢:鐵路網有天生的壟斷性,這是巴菲特非常喜歡的特質。鐵路網投資規(guī)模龐大,進入壁壘很高。而鐵路網的壟斷性,使得鐵路公司面對越來越多的訂單,能夠放心地提價,而不擔心收入減少。
成本優(yōu)勢:長期看,石油價格的上漲是趨勢。能源價格的上漲,使得鐵路相對于卡車的長途運輸成本優(yōu)勢越突出。BNSF認為,只要油價高于25美元,鐵路運輸就有比較成本優(yōu)勢。現在全球同時面臨能源危機和環(huán)境危機,鐵路運輸熱度將持續(xù)升級。
公司目前雖然運價已降至每噸公里1.6美分,但運行成本卻下降了60%,線路維修成本下降了42%,勞動生產率提高了2.71倍。
環(huán)保優(yōu)勢:鐵路運輸電氣化程度越來越高,環(huán)保程度越來越高。鐵路運輸在能源消耗上的成本優(yōu)勢,其實也是環(huán)保優(yōu)勢。用鐵路運輸100噸貨物運輸行駛1000英里,會比用卡車減少45%的溫室氣體排放。2007年BNSF訂購了通用電氣生產的新型機車,能耗減少20%。2009年還將首次開始采用更加環(huán)保的氫動力機車。
價格越漲越高的燃料、越來越擁擠的高速公路、越來越嚴格的溫室氣體排放限制,是鐵路運輸發(fā)展越來越繁榮的三大關鍵因素。
投資觀念――現金流是關鍵
我們以巴菲特對中石油投資過程分析來試著解釋此次投資行為。
中石油投資過程分析
巴菲特的投資模型:現金流是關鍵,只有能給股東帶來現金流入的公司才是最具有投資價值的公司。
自由現金流=經營現金流+處置固定資產產生的現金流入-購入固定資產產生的現金流出
其中:經營現金流―取自財務報表中的現金流表
處置固定資產產生的現金流入―取自財務報表中的現金流表
購入固定資產產生的現金流出―取自財務報表中的現金流表
折現年限:20年。
折現率:20年長期國債收益率
模型的折現率是20年債券的到期收益率。使用到期收益率的主要原因在于:
(1)投資模型的目標使用者是長期投資者,其持有證券的時限相當長,對企業(yè)進行估值時,默認其持有企業(yè)的時限等于用與對比的債券期限。因此到期收益率反映了這類投資者的特點。
(2)投資模型的基本假設是長期持有,到期收益率滿足了每期收益的均等性,如果采用債券的當期收益率,則不能保證所有年限都能以實現這個收益,容易對整個模型的穩(wěn)定性產生較大的影響。
未來現金流預測:模型預測未來現金流的方法是采用一元線型回歸,采用估值時點(包括當年)前5年的財務數據,對今后19年的自由現金流進行預測:
F(t)=b1*(t-1)+b0
其中F(t)為第t年度的自由現金流,第一年為估測年份,已經有財務數據來支持,不需要預測。該預測值可由Trend函數給出。
采用前5年的數據來進行回歸主要是考慮到:一,太少的數據不利于回歸方程的建立。二,太久之前的數據不能反映公司現有的經營狀況。所以在滾動回歸的中使用離估值時點最近的5年是較為合理的選擇。
市場價值:每次估值后用于對比的市場價值是由當年復權后均價和當期期末流通股份數相乘得到的:
市場價值=股票復權后年均價*當期期末流動股份數
滾動估值:本文回歸時采用的數據是離估值年限最近的5年財務數據(包括估值當年),每年估值采用當年20年國債的收益率,保持模型的相關性。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于2003年流通股的10%由巴菲特購入,當時安全邊際非常大,達到了6倍左右((見圖1),根據金融時報報道,巴菲特稱當時購入中石油時安全邊際大約為3-4倍),我們用2007年中報的財務數據對模型進行了數據更新,安全邊際大約為1.37左右(見表2),此時巴菲特開始減持中石油。而此后中石油股價大概仍上升了35%左右,根據本文的模型推測這時的安全邊際大約為1/[0.73*(1+0.35)]=1.01,市場股價基本已經完全達到了模型的估計價值。因此,實驗顯示出巴菲特應當再持有中石油半年左右的時間,印證了巴菲特由于過早撤資后在媒體上的發(fā)言:“我應該再持有中石油一段時間”。
北柏林頓公司:我們采用同樣的方法對北伯林頓鐵路公司進行安全邊際測算,發(fā)現最近北柏林頓鐵路公司的安全邊際是在不斷上升的,2009年的安全邊際能夠達到2倍。它的安全邊際比當時介入中石油時的安全邊際要低,我們認為主要原因是中石油的現金流不確定性要比鐵路行業(yè)的低一些,因此巴菲特給予鐵路行業(yè)更低的安全邊際(見表3,表4,圖2)。
我們采用2009年美國國債20年期收益率為折算率。
模型計算方法如下:我們測算2006年的安全邊際時,以2006年的現金流為基準,2001-2005年為基期年份,使用Excel的Trend函數估算2006以后的現金流。
用自由現金流分析A股鐵路股
大秦鐵路:于2005年上市,時間過短,不太適用上述模型。
鐵龍物流:由于鐵龍物流目前仍處在固定資產投資旺盛的階段,自由現金流時常出現負值,還未穩(wěn)定,因此我們認為也不適用上述模型,等到現金流持續(xù)出現正值時才是投資價值安全之時(見表5)。
與美國鐵路公司相比,中國鐵路上市公司的發(fā)展歷程略顯稚嫩,目前尚處在投資擴展期,例如鐵龍物流近幾年的自由現金流之和均為負值。
但鐵路公司的共性仍然是存在,美國鐵路公司投資的優(yōu)點同樣適用于中國的鐵路公司。中國的鐵路公司承擔了更多的貨運;未來中國的鐵路網建設會高速提高貨運量;環(huán)保的要求會加大國家對鐵路貨運的支持;投資鐵路就是投資國家的未來環(huán)保政策、投資國家的未來發(fā)展,這一點與美國鐵路公司具有共同的吸引點。
中美鐵路行業(yè)對比模式不同帶來行業(yè)績效差異
“區(qū)域性公司+客貨分離”運營模式的實施,以及以1980年《斯塔格斯法》為標志的鐵路管制放松,為美國鐵路運輸業(yè)的復蘇和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促使美國鐵路運營績效迅速提升。在激烈的競爭中,美國鐵路每年獲得近360億美元的運營收入,大鐵路公司一般都能保持贏利。在收入和貨運量兩個指標上,鐵路都是美國第二大貨運運輸方式。從單一運輸方式的周轉量看,鐵路與公路相差無幾,份額都在三分之一以上。但是,如果加上聯運中各自的運量,鐵路運輸的貨運周轉量的份額要增加到41.9%,并成為第一大運輸方式。
而在中國,鐵路運營模式主要實行“網運合一+客貨合一”的完全一體化的壟斷型組織結構,“政企不分”是其最主要的特征。近年來,鐵路運輸的客貨周轉量雖然在上升,但市場份額卻在逐年下降;鐵路運輸的收入、效率雖然在提升,單位能耗也在下降,但利潤率卻很低。這些都導致鐵路很難成為外資和民營企業(yè)的投資標的。
中國可在環(huán)保優(yōu)勢上進行挖掘
據有關部門預計,到2010年我國電氣化鐵路建設總里程將達26000公里。屆時京滬、京哈、京廣和隴海等四條主要干線將全線實現電氣化,六大區(qū)的電氣化鐵道將實現聯網。而作為國家重點投資發(fā)展的高速鐵路,由于具有降耗和減排的顯著優(yōu)勢,隨著它的投入和運營,中國鐵路將會實現只用交通行業(yè)不到1/10的能源消耗,就能完成全社會近一半的運輸量。
這種節(jié)能的優(yōu)勢將會使鐵路運輸的周轉量份額在越來越重視環(huán)保和節(jié)能的社會理念中得到大幅提升,從而提高鐵路的投資價值。
目前中國國內鐵路都為國有,鐵路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鐵路壟斷、節(jié)能、環(huán)保、的屬性與美國鐵路相同(見表6)。
同時由于中國的鐵路發(fā)展是基建發(fā)展的重點之一,在2006-2010的5年計劃中,鐵路投資將達人民幣1.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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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豪賭鐵路股意在低碳
“別人恐懼時我貪婪”是巴菲特在投資過程中一貫堅持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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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神”巴菲特 投資事實上也看政策,低碳經濟和經濟復蘇是巴菲特豪賭鐵路股的兩大關鍵因素,而且后者比前者更重要。自從奧巴馬就任美國總統以來,綠色能源和生物科技成為政府扶持的新經濟引擎,從綠色能源角度出發(fā),鐵路運輸是真正的低碳經濟,例如,美國鐵路運送了全國40%的貨物,但僅占與運輸有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的2.2%。因此,在低碳經濟政策扶持下,巴菲特看好鐵路業(yè)有望從卡車運輸業(yè)搶走更多業(yè)務。但更關鍵的是,巴菲特相信美國經濟前景會提前好轉,而經濟復蘇帶動的運輸量回升可能會迅速提升鐵路運營商的利潤,這意味著巴菲特現在傾囊投資鐵路股實際上賭的是美國經濟復蘇前景會好于預期,這與去年歲末巴菲特看多美股時類似,恰與多數人持懷疑觀點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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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投資者從中可以獲得三點啟示:
首先,美聯儲將維持低息政策至經濟復蘇明朗,這既會推遲中國的加息周期,同時也將刺激資金流向新興市場經濟體,H股和A股會雙雙受益;
其次,如果美國經濟復蘇前景好于預期,那么中國外貿復蘇前景也有可能好于預期,因此,巴菲特投資鐵路股是期望美國經濟超預期,對應A股外貿復蘇超預期的則是航運股;
最后,與“別人恐懼時我貪婪”相輔相成的是“別人貪婪時我恐懼”,因此,當明年經濟復蘇超預期時,投資者反而需要逆向思維提前離場。
《上海證券報》 2009年11月10日
經濟復蘇或掀 “鐵路旋風”
通常在經濟危機末期及經濟復蘇初期,傳統經濟類股票都會受到市場關注。股神巴菲特此時買入美國鐵路股,說明他現在已經開始看好傳統經濟。而與美國相比,我國目前的鐵路建設正進展得如火如荼,行業(yè)景氣度更高。因此,在這個契機之下,我國的鐵路股或將更早、更猛地啟動,從而掀起一陣“鐵路旋風”。
信達證券
鐵路股可能受游資青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