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的主體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貨幣政策的主體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

二、 活動對象：河北北方學院全體在校學生

三、 主辦單位：河北北方學院心語社

承辦單位：河北北方學院心語社辦公室部

四、活動宗旨: 文字，是水；文字，是陽光；文字，滋潤著我們的生命；文字，吐露著我們的點滴心聲。

為響應大學生校園文化生活的號召，展現當代大學生的風采，豐富大學文化生活，培養文學青年；為強化我校學生的專業特長，選拔優秀作品和優秀人才；同時為當代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方面，弘揚積極向上、努力奮斗的精神，提高自身涵養；并在我校青年學生中大力弘揚文明精神和文明新風，豐富學生的課余生活，創建和諧校園，故舉辦此次征文比賽。

五、主題

1、以“我的大學，我的青春”為主題。

2、以展現當代大學生的風采，為青春提筆生的課余生活，創建和諧校園，故舉辦此次征文比賽。

六、征文要求

1以“我的大學，青春飛揚”為主題；

2字數不限，以1500字以上為佳；

3文體不限，小說、散文、詩歌、論文、書信……

4主題鮮明，語言流暢、生活性強、內容豐富，真實感人，意境獨到；

5文章應有獨立的觀點及創新的理念、文字通暢；

6作品須原創，沒有在其他地方發表過。

7、文章字跡工整、規范，注明班級、姓名，字數不限。

8、交稿數量：不限（請各班同學踴躍參加）

9、參賽方式: 以班級為單位上交。

聯系人：邵鴻珊 史曉寧 秦晗

10、截稿時間：2012年4月8號

七、征文評比

本次活動將本著“平等、公平、公正”的原則，對所有參賽作品進行評定，評定程序及標準如下：

初審：由評審機構選出所有符合征稿要求的優秀入圍稿件；

復審：在入圍稿件中評選出最終的獲獎征文。

初審評分標準：

記敘類文章在如下幾個方面的亮點要予以特別關注：

有相當精巧的構思；有鮮明的人物形象；有真實感人的生活故事；有鮮明的個性特點；有深遠的意境；有相當的語言表達智慧。

議論類文章在如下幾個方面的亮點要予以特別關注：

有較高的立意；能選取比較新穎、生動、有個性的材料作為事實論據；論證有層次感、立體感；議論語言有邏輯性和文化底蘊。贊同

評審標準 分值

內容是否符合主題 50

思想積極健康 25

文字通暢、語言較好 25

總 計 100

注：征文評分達到60分（含）以上，作為入圍稿件進入復審。

復審評分標準：

評審標準 分值 有獨到的觀點 30

有實用的價值，對廣大同學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20

內容翔實 20

條理清晰、表達準確 20

語言優美，文筆流暢 10

總 計 100

第2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分析貨幣政策透明度基本結構的合理性，以及三類透明度所發揮的不同作用，提出透明度建設不僅僅是透明程度的提高，更要注重透明度體系的完善。并且，針對我國目前不存在目標透明度，也不能建立目標透明度的事實，建議注重知識透明度的建設及其作用的發揮，使市場主體可以深入學習和理解央行的經濟模型和貨幣政策決策規則，從而發揮貨幣政策透明度應有的作用。

[關鍵詞]貨幣政策；透明度；通貨膨脹率；非完整性

引 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通過貨幣政策透明度建設來抑制央行的欺騙沖動，防止產生時間不一致行為。在通貨膨脹目標制下，加拿大、新西蘭和英國等國家中央銀行更是從目標、宏觀經濟數據、經濟模型、操作過程等多方面實現了透明化，建立了完整的貨幣政策透明度體系，并且在實踐中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Haldane和Read(1999)的研究表明，在中央銀行進行貨幣政策調整時，完全透明、完全可信的貨幣政策將使收益率曲線免于出現跳躍。然而，大多數貨幣體制都是非完全透明和可信的。其典型特征是，在官方利率發生變化的時候，收益率曲線會出現跳躍。但是，英國的證據表明，伴隨著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引入以及一系列透明度改革的完成，收益率曲線的跳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阻抑了。顯然，透明度提高的效應通過收益率曲線的穩定性被表現出來，尤其在短期內更是如此。同時，隨著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可信性不斷提高，即使貨幣政策發生變化，更長期限的收益也會更加穩定。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實施使透明度建設具備了完整的體系，其中包含了通貨膨脹率明確而嚴格的目標，則其目標透明度自然是整個透明度體系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一、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概念及分類

一般認為，貨幣政策透明度是指央行就政策目標、宏觀經濟信息、央行決策過程相關依據和程序的公布程度。透明度提高，有利于公眾對貨幣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過程進行監督，從而約束央行的行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貨幣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為準則》中認為，貨幣政策透明度是指一種環境，即在易懂、容易獲取和及時的基礎上，讓公眾了解有關政策目標及其法律、制度和經濟框架，政策制定及其原理，與貨幣和金融政策有關的數據和信息，以及機構的職責。并且，該《行為準則》對透明度提出以下幾個要求：明確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機構的作用、責任和目標；公開中央銀行制定和報告貨幣政策決策的過程，以及金融監管機構制定和報告金融政策的過程；公眾對貨幣和金融政策的信息的可獲得性；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機構的可信性和責任性。我們說，透明度有利于實現公眾對央行的監督，在公眾監督之下，有助于央行更好地完成其責任，使社會福利最大化；而其可信性的增強，則有利于在長期內使貨幣政策更具連續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平抑長期波動，使經濟穩定增長。

以上定義顯示，貨幣政策透明度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內容，即政策目標、決策過程和決策信息。顯然，要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也要從這幾個方面出發，Hahn(2002)認為，透明度應包含目標透明度、知識透明度和操作透明度。其中目標透明度是指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要明確，如果是單一目標，則自然明確，如果是多目標，則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政策偏好必須明確。知識透明度，是指與貨幣政策相關的宏觀經濟數據、經濟模型，央行對未來經濟狀況、通貨膨脹預期的知識和信息公布的及時和充分程度，以及公眾對其的理解程度。操作透明度指貨幣政策決策過程的公開程度，主要包括決策方式、政策會議記錄和投票的公開程度，以及對決策結果的解釋等。

二、貨幣政策透明度的結構和原理

既然貨幣政策透明度體系包括目標透明度、知識透明度和操作透明度，則三方面內容的組合自然就是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基本結構，然而三類透明度的作用卻并不完全相同。

(一)三類透明度發揮作用的基本原理及透明度基本結構的合理性

依據中央銀行公布的貨幣政策目標、宏觀經濟信息、經濟模型等，市場主體不僅要形成對宏觀經濟形勢的預期，還包括對中央銀行將采取的貨幣政策的預期。一般情況下，貨幣政策本身是保證通貨膨脹的一定目標范圍的，中央銀行的透明度體系只是根據經濟形勢的現狀會不會使通貨膨脹改變來進行貨幣政策決策，如果通貨膨脹狀況發生變化，則采取措施使之回到范圍內即可。此時，并不涉及對未來經濟形勢的預期，因為此時的貨幣政策只是使現時的超越目標范圍的通貨膨脹率回到范圍內，并不是避免將來出現某種不合理狀況而采取貨幣政策。然而，將市場主體的預期全部整合為共同預期，卻可能會導致市場波動的加大。機制是這樣的：如果市場主體發現通貨膨脹率超出目標范圍，并預期到中央銀行會采取措施使之回到范圍內，則市場主體并不會調整其投資和消費計劃，因為其相信通貨膨脹的升高只是暫時現象。如果中央銀行信守承諾，采取措施使之回到目標范圍內，則市場主體并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動。顯然，在以上分析中，發揮作用的是目標透明度和知識透明度，這兩者足以使市場主體相信中央銀行會采取貨幣政策使通貨膨脹率回到目標范圍內，然而對目前宏觀經濟形勢是否過熱進行認定卻成為一個困難的任務。當然，我們可以使用物價指數或者通貨膨脹率水平，但僅憑物價指數并不能確定目前宏觀經濟形勢是否過熱，也許目前經濟增長是需要通貨膨脹率上升到某個程度的。如果當通貨膨脹率超出目標范圍就立即采取反通漲的貨幣政策，則可能形成誤判。而貨幣政策的結果也許可以壓制通貨膨脹，但也有可能造成經濟衰退，則經濟衰退的原因就是對宏觀經濟形勢的誤判，誤判的原因是僅憑通貨膨脹率來認定經濟形勢是否過熱，而沒有全面地分析經濟因素的影響。顯然，央行控制通貨膨脹率的目的是讓經濟不過熱，也不過冷，保持穩定發展，但是通貨膨脹率并不是經濟是否過熱的可靠憑據，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并不一定代表經濟過熱。那么，當通貨膨脹率上升的時候，央行就必須對經濟是否過熱做出判斷，既然僅憑通貨膨脹率并不能對經濟是否過熱做出判斷，則中央銀行就可能誤判形勢。不幸的是，在完整的透明度體系中，卻必須單獨依據通貨膨脹率這一指標來確定貨幣政策，并執行貨幣政策。因此，在通貨膨脹目標制下，目標透明度效率比較高，其原因在于通貨膨脹率是經濟是否過熱的一個最直接的反映指標。

對于經濟是否過熱的判斷，三類透明度的作用是不盡相同的。目標透明度的作用首先是判斷經濟是否過熱，其初衷是利用將通貨膨脹率控制在目標范圍內，從而使經濟不過熱，也不過冷，平穩發展。另外，當意外通貨膨脹產生時，可以穩定市場主體的預期，使其相信央行會立即采取措施使之下降，而不至于立即做出對投資和消費計劃的調整，而使通脹率大幅度上升，從而增加央行控制通貨膨脹的成本。而知識透明度，包括宏觀經濟數據、經濟模型、對未來預期的公布

等，可以使市場主體深入學習中央銀行是如何對貨幣政策進行決策的，以及是如何判斷宏觀經濟是否過熱的。其目的在于彌補僅憑通貨膨脹率判斷經濟是否過熱的缺陷。于是，央行在知識透明度的建設中進一步介紹其使用的經濟模型，宏觀經濟數據的詳細信息，甚至公布了貨幣政策報告來教會市場主體，央行是如何使用經濟模型來分析宏觀經濟數據的，是如何利用模型對未來形成預期的。然而，由于對經濟過熱與否的判斷是一件復雜的事情，對于通貨膨脹率、宏觀經濟數據，市場主體會形成不同的解釋；又因為模型的條件是會變化的，憑借某個經濟模型難以做出準確判斷。因此，即使具備了目標透明度和知識透明度，還是不能避免形成對經濟是否過熱的誤判。因而需要進行操作透明度建設，由不同的專家分別對經濟是否過熱形成判斷，并詳細分析和說明原因。

(二)貨幣政策的時滯及其對透明度體系的要求

以上分析顯示，央行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有可能失誤或存在偏差，即使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采取的貨幣政策也不一定能解決現實問題，原因是貨幣政策的力度是很難把握的；即使對經濟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采取的貨幣政策也是適時的，力度是準確的，其效應也可能是極其有限的，原因在于貨幣政策的執行是有時滯的，我們無法準確的判斷貨幣政策執行后什么時候開始起作用。一般認為，央行無法克服貨幣政策的時滯，則由于時滯的存在，當時正確的貨幣政策在已經不再適合的時間開始發揮作用，會對經濟穩定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可見，貨幣政策透明度雖然可以讓市場主體了解和學習央行是如何判斷宏觀經濟形勢的，又是如何根據該判斷進行貨幣政策決策的，甚至通過反對意見的表達標示了風險，但仍然無法克服誤判的風險和時滯問題。由此我們得出結論：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提高并不能克服央行誤判的風險和解決執行時滯的問題。央行并不能準確地判斷經濟是否過熱，也不能準確地通過貨幣政策來抑制經濟過熱，央行可以保證的僅僅是通貨膨脹率的穩定，或者說叫做物價的穩定。但是我們要明確，雖然這并不能表明經濟是否過熱，但卻是央行唯一能準確控制的，所以通貨膨脹率目標是重要的，也就是說，目標透明度是重要的。

由于時滯問題的存在，因此貨幣政策必須考慮對未來的預期，預期未來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然后在貨幣政策決策和執行中考慮這些因素。由于央行會在貨幣政策決策中考慮該因素，對未來宏觀經濟形勢的預期就變得十分重要，市場主體必然也需要進行該預期。那么，對于央行來說，也就需要引導和管理市場對未來的預期。這一點也可以通過貨幣政策透明度建設部分得到解決。因此，透明度所應該解決的引導和管理市場預期的問題應該分成兩個方面：一是引導和管理在現時狀態下市場主體對經濟過熱的判斷以及央行貨幣政策的預期；二是引導和管理對未來一段時間內宏觀經濟形勢的預期；而其重點則在第二部分。

三、我國的實踐

由于貨幣政策透明度建設在許多國家發揮了良好的效應，我國央行也開始著手采取措施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然而，由于我國的貨幣政策體制的限制，目前情況下，透明度建設遇到一個問題：真正意義的目標透明度沒有建立起來，目前也不太可能建立起來。

(一)我國央行提高透明度的措施

《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中國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1996年起中央銀行正式采用貨幣供應量M1和M2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開始公布每年的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目標，包括N1和M2的目標區間，并按季度向社會公布各層次貨幣供應量統計數據，在每月中旬公布上月MO、M1和M2實際增長率、金融機構短期和中長期貸款、企業存款和儲蓄存款以及外匯儲備情況等月度金融統計數據。

中國人民銀行1996年創辦了《中國人民銀行文告》，該文告主要刊載有關金融方針政策、法律法規，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的制度、辦法、決定、通知、金融統計資料和其它需要公布的事項。

1998年3月開始，央行堅持每月與各商業銀行召開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會上，央行通報全國金融情況，并根據宏觀經濟狀況對未來貨幣政策走向進行預測；各綜合經濟部門和商業銀行介紹其運行情況，并向央行提出貨幣信貸政策要求。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從2001年第1季度開始，在每季度結束后對外公布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該報告以詳盡的統計數據闡明了貨幣政策執行情況、貨幣信貸概況、金融市場及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并對下階段經濟金融前景進行預測，提出貨幣政策操作意見。

2002年起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將貨幣政策決策依據和過程等知識向公眾公布，包括我國當前實施穩健貨幣政策的由來、內涵、實施效果，以及我國貨幣政策的目標和所要采取的措施等。

人民銀行網站可供公眾隨時查詢其公布的各種信息，包括中央銀行的職能、各種政策法規和大量宏觀經濟和金融相關信息。這些信息包括人民銀行公告、季度與年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政策調整及其相關解釋、貨幣政策委員會季度例會情況、對金融形勢與貨幣供應量和匯率狀況的分析說明、貨幣供應量統計表、本外幣信貸收支表、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匯率報表、外匯交易統計表、黃金和外匯儲備報表、企業商品價格指數、全國城鎮居民收人與物價信心指數表等。另外，央行也通過舉行新聞會和中央銀行負責人發表談話的方式來說明央行的貨幣政策意向。

形勢分析會與《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以及其他公告形式提高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知識透明度，在市場主體和央行之間建立起有效的溝通和反饋渠道，有助于貨幣政策的傳導。

中國人民銀行1999年成立了貨幣政策委員會，并從當年6月開始每季度召開貨幣政策委員會會議，主要針對有關貨幣政策措施、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等問題進行討論并提出建議，并在會后公布相關信息和會議決議。

我國央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建立了透明度較高的公告制度，每周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中標結果產生后，央行通過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的“中國債券信息網”和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的“中國貨幣網”及時向社會公開當日交易品種、期限、招標量、招標利率以及中標利率等相關信息。

(二)我國透明度體系的非完整性

在通貨膨脹目標制下，通脹率目標一般被嚴格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必須長期堅守。然而，我國目前公布的貨幣政策目標是貨幣供應量的M1和M2的目標值，且每年都有變化。顯然，該目標和通貨膨脹目標制下的通脹率目標存在明顯差別：作為中介目標的貨幣供應量的目標值只是央行對下一年度貨幣供應量的一個預期值或預期區間，并不是央行必須長期堅守的目標。因此，該目標對于共同預期的形成不能產生明顯效用，只能顯示央行對一年內貨幣供應量的預測以及央行控制貨幣供應量的意向。依據目標透明度、知識透明度和操作透明度的分類和定義，則貨幣供應量目標值屬于知識通明度的內容。

同時，目標透明度要求貨幣政策目標是單一的，避免多目標。然而，在我國

目前的貨幣政策體系中，貨幣政策實質上是多目標的，或者說是被迫采用多目標的，包括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匯率穩定。我國目前不可能采用貨幣政策單一目標，也就是說，目標透明度建設目前是不能完成的。既然我國的貨幣供應量目標不符合目標透明度的基本要求，因此我國目前不存在目標透明度；同時，由于我國央行實質上被迫采用多目標協調的貨幣政策，不能實施單一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因此，我國目前也不可能建設所謂的目標透明度。然而，在完整的透明度體系內，目標透明度是知識透明度和操作透明度的基準，沒有目標透明度，就沒有貨幣政策目標的嚴格范圍，從而共同預期不易形成，可信性得不到改善。顯然，我國不能建設完整的透明度體系，則透明度體系必然具有非完整性的特征，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的透明度建設是失敗的、無效的。如前所述，知識透明度可以通過公布和介紹央行使用的經濟模型，宏觀經濟數據的詳細信息，甚至公布貨幣政策報告，來教會市場主體央行是如何使用經濟模型來分析宏觀經濟數據的，是如何利用模型對未來形成預期的。市場主體同樣能夠掌握央行判斷經濟過熱與否的復雜和靈活規則，并掌握其決策的依據和方法，于是也能形成對央行貨幣政策的方向和力度的預期。那么在目標透明度缺乏的情況下，我國央行唯一的辦法就是加強知識透明度的建設，從而使透明度體系也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四、結論

第3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房地產市場；房地產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04-00000-01

近年來，中國房地產市場交易非常活躍，房價飛速上漲，引起了政府部門和學術界的高度關注。本文從貨幣政策方面來探討貨幣政策調控與房地產市場的問題，提出了一些解決的對策和建議，以期通過改革和深化貨幣政策調控體系使房地產市場更完善，保證國民經濟平穩、快速的發展。

一、我國貨幣政策調控的不足之處

1.調控政策存在滯后，調控效應需要釋放

任何政策從制定到獲得主要的或全部的效果，要經過一段時間，這個時間稱為時滯。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也存在滯后。

2.中央銀行調控能力有限

首先，貨幣政策在土地交易價格等環節的調控中作用有限。其次，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調控不僅僅依靠行政權力，還應具備信息優勢和較強的研究能力，以保證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具有科學性、針對性，并達到預期目標。再次，中央銀行制定貨幣政策自身的局限性。

3.微觀主體預期對貨幣政策有效性構成挑戰

對貨幣政策有效性高低構成挑戰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微觀主體的預期。一般來說，市場主體依據其預期順應于調控政策的實施而調整其行為，那么，貨幣政策可以較有效實施；而相逆于調控政策的實施調整其行為，則必然出現各種“對策”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就會大打折扣。當一項貨幣政策提出時，市場上的微觀經濟主體，立即會根據可能獲得的各種信息預測政策的后果，從而很快地作出決策，而且極少有時滯。貨幣當局推出的貨幣政策面對微觀主體廣泛采取的對消其作用的對策，政策可能歸于無效。實際情況中，公眾的預測可能非常準確，實施對策也很快，但是其效應的發揮也要有個過程。這就是說，貨幣政策仍可奏效，但公眾的預期行為會影響政策效應。

二、改善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幾點建議

隨著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其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也日益深遠。因此，為應對這些挑戰，央行應關注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和房地產價格的變動，將房地產價格作為貨幣政策的參考指標和信息變量，積極借助房地產價格這一傳導渠道影響實體經濟，以促進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實現。

1.貨幣政策調控中應考慮調控滯后的存在

一是建立、完善和加強調控主體的調控信息系統，完善的數據采集、加工、處理體系，是把握和判斷時滯變動的基礎。。

二是要健全和完善宏觀調控的決策體制，提高中央銀行的決策能力和其決策體制的效率，保證中央銀行能夠及時做出果斷決策，以避免貽誤時機而出現調控決策落后于經濟形勢變化的問題；同時，要盡可能減少調控實施的多余環節，提高調控實施機構的工作效率。

三是宏觀調控要從被動調控轉變為主動適應。

2.努力提高中央銀行的調控能力

一是加強中央銀行宏觀調控的獨立性

只有建立真正獨立的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制定的專業化、科學化才能夠真正實現，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權威才能夠得到保障，規避貨幣政策的現象才能夠得到有效的控制。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宏觀調控手段己經轉向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間接調控為主，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體系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同時，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和發展，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完善，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將越來越靈敏。所以，科學、合理的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將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二是要加強與其他部門合作，實現調控的及時準確

為了較為準確地監測房地產市場，中央銀行需要與其他部門合作。與許多行業相比，房地產業的建設期較長，一般一個樓盤從立項開始到交房使用大約需要3年左右的時間，其資金投入主要在前期，主要用于購地、拆遷、設計和預付建筑工程款等。在房地產的開始和上升階段，房地產價格水平較高，大量社會資金集中房地產業，但此時房屋供給卻無法立即增加，整個市場處于供不應求的局面，投資繼續高速增加。兩年多后，商品房陸續上市，市場供給大幅度增加，最終超過市場的需求能力，如果此時開始進行宏觀調控，可能已經錯過最佳時機。因此，中央銀行需要與有關部門密切合作，對房地產周期進行持續深入的研究和跟蹤，提高研究判斷的準確性，果斷對房地產市場的風險發出警報。

三是下放部分調控權，提高政策的靈活性

房地產業發展的區域性，使得中央銀行要提高政策執行的有效性，要將房地產市場的部分調控權下放到各分行乃至中心支行，以提高政策的合理性和靈活性。與此同時，還必須看到，由于房地產業對許多地方的經濟發展和政府財政收入至關重要，一些分支機構在決策過程中可能受到地方政府的影響，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觀調控的力度和及時性。因此，中央銀行在大的方面要明確統一政策，強調政策執行中的紀律性，加強檢查監督，確保各項調控措施及時到位。

四是運用多種調控工具，統籌兼顧調控目標

第4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

關鍵字：貨幣政策；透明度指數；中央銀行

一、我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實證檢驗

(一)基于制度設定的透明度量化。通過考察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相關制度設定來研究其透明度狀況，需要對應制度設定的不同方面對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細分。在與貨幣政策透明度相關的制度設定上，Eijffinger和Geraats(2002)的研究區分了行政、經濟、程序、政策及操作等五個方面，但這五類透明度實際上存

膨脹反應函數，強調了中央銀行的政策決定及其對經濟的影響等相關信息，即貨幣政策的政策透明度。方程(4)表示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操作時所遵循的一種工具規則，它根據實際經濟結構及中央銀行的損失函數而確定，即為貨幣政策的操作透明度，其中e表示導致中央銀行不能完全控制利率的金融沖擊。

此處借鑒Eijffinger和Geraats的設計思路，對上述每一個方面的透明度都設計若干個問題，并根據對問題的回答及相應賦值來編纂衡量貨幣政策透明度的量化指數。因此可以看出，這種透明度指數設計的基礎為中央銀行的制度設定和實際政策行為表現，即通過考察各國中央銀行的實際制度設定及其實踐中的政策操作方式，得到其貨幣政策透明度的衡量值。在此衡量標準下，中央銀行對所設計問題的回答得分越高，則表明其透明度越高，反之則越低。在此對中國、美國和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量化分析(見表1)。從計算結果可以看出，在此衡量標準下，我國人民銀行與美國、歐洲中央銀行的透明度相差較大，尤其在向市場主體公告政策信息和政策操作的相關細節等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中央銀行之間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這在實踐中反映為，我國中央銀行在每次貨幣政策會議之后的新聞都使用比較原則的語言，公眾難以從中得出正確的理解和判斷。不僅如此，貨幣政策委員會每次會議時間也并不固定，也未提前告知市場主體和征求公眾意見，而且會議上各位委員的發言沒有給予公開，這樣不利于公眾更好地把握貨幣政策走向以做出正確的決策(穆良平、程均麗，2004)。

注：目標透明度中的目標特指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另外，對上述12個問題的回答，得分上限為12分，下限為0分。

(二)基于實際政策操作的透明度檢驗。基于實際政策操作的透明度檢驗，將視角從貨幣政策相關制度設定轉移至政策當局和市場主體的真實行為，即主要通過考察中央銀行在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實際行為以及金融市場參與者的預期或行為變化，間接考察貨幣政策透明度狀況。

根據Haldane和Read(2000)的解釋可以得知，中央銀行的收益曲線變動狀況主要取決于其政策目標值與市場值的契合程度，這一解釋與上述基于市場行為檢驗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思路不謀而合，即在理性預期假設下，貨幣政策公告后的市場利率與中央銀行目標利率之間的偏差，可以用于間接度量一國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狀況。這里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對Haldane和Read的模型進行適應性修正，并將其用于檢驗我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狀況。

在上述方程組中，方程(5)描述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x[,t]為中央銀行反應方程中變量集合里的任意向量(如通貨膨脹、產出等，假定其遵循單位根為α的一階自回歸過程)，k為貨幣政策的平均傳導時滯(一般為12～24個月)，β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解釋參數(假定中央銀行和私人部門之間關于這一參數的信息是完全對稱的)，

上述模型的經濟學意義在于，中央銀行按照方程(5)所表述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在每一個t—1時刻，根據可能出現的經濟沖擊ε[,t]來推斷x[,t]的變化，并隨后設定政策目標。由于私人部門并不了解這一過程，因此其對政策利率的預測，只能基于自己對x[,t]的判斷和對的預期來進行，上述過程體現在方程(5)和方程(6)中。如果中央銀行政策利率目標的告示效應使得市場主體在t—1時刻形成了對t時刻的利率預期①，并且由此導致市場利率發生了變動，此時如果市場實際利率x[,t]和政策利率目標之間出現了較大的背離，則意味著較差的貨幣政策透明度，因為中央銀行沒有提供足夠的信息來正確引導私人部門的預期，促使市場利率和政策利率目標趨于一致。在以短期名義利率為調控工具的貨幣政策操作框架下，如果中央銀行根據對經濟狀況的判斷，確定新的政策利率目標并向市場公布相關信息，則通過對實際市場利率與政策利率目標之間的計量分析，即可有效地間接度量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狀況。

具體而言，通過檢驗中央銀行改變基準利率后金融市場利率的變化趨勢，然后判斷市場利率的變動是否與政策利率相一致，這種一致性反映為檢驗所得的相應參數值的大小，最后，根據檢驗值來得出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基本結論。Haldane和Read(2000)所提出的計量檢驗模型如公式(8)所示；其中，j表示遠期利率的期限(以月單位)，β(L)為關于滯后算子(L)的向量多項式②，該滯后因變量主要用于消除殘差可能留有的移動自相關，D為虛擬制度變化變量，用于檢驗在引入通貨膨脹目標制前后的不同透明度狀況。

鑒于我國目前并未引入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政策操作框架，并且由于我國目前的金融市場尚不完善，利率市場化也還沒有完成，因此還無法形成合理的、市場化的利率期限結構；所以，在對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實證檢驗時，需要對上述計量模型進行相應的修正，修正后的模型可表示為：

式(9)中的關鍵參數為γ，主要用于衡量整個樣本區間的平均利率偏差；如果γ[,0]=0，則意味著政策利率改變被市場完全預期到，即市場利率不會因中央銀行改變目標利率而受到意外沖擊，可知γ值(0≤γ≤1)越小，表明中央銀行的政策透明度越高，反之則相反。

在數據選取上，由于我國同業拆借利率是最早市場化的利率品種，因此銀行間的隔夜拆借利率將作為計量檢驗的數據選取目標。另外，我國目前的官方基準利率包括對金融機構再貸款利率、再貼現利率、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和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這些利率品種中，對金融機構同業拆借利率影響較大的當屬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20天以內的再貸款利率，因此下面的檢驗所選的基準利率為中央銀行20天以內的再貸款利率。由于所選數據樣本③的期限(自2002年11月12日到2006年2月12日)較短，并且上述計量模型采用了一階差分變換，所以，下面將省略對數據的平穩性檢驗和模型的序列相關性檢驗等步驟，通過利用最小二乘法和軟件Eviews4.1進行實證檢驗，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

根據檢驗值可知，γ值顯著大于0，因而可以據此得出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透明度較差，通過與其他國家相應檢驗值的比較也可以看出，我國人民銀行在貨幣政策實施過程中，仍然沒有通過提供足夠、有效的信息來正確引導私人部門的預期，以促使市場利率和政策利率目標趨于—致。不僅如此，與一些東歐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相比較，我國的貨幣政策透明度也相對較低。

(三)基于市場主體反映的時間序列檢驗。在有效市場理論假設下，選取貨幣政策制訂者可能會對市場利率產生影響的貨幣政策會議、新聞會等重要事件，通過研究事件日及其前后的市場利率水平與其長期穩定狀況下的平均變動值之間的偏差，間接衡量貨幣政策的透明度，這是一種較為理想的研究思路(AmirKia，HildePatron；2004)。由于這種研究方法是基于時間序列的動態研究，而且，這種量化也是基于市場上的真實行為所進行的，因此可以用來衡量一國或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段的政策透明度狀況。下面在借鑒AmirKia和HildePatron度量模型的基礎上，利用我國同業拆借利率和債券交易利率數據，對我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量化研究。

1.理論解釋。假定在初始均衡條件下，市場同業拆借利率與債券市場交易利率之間的利差為短期債券利率；并且存在完全透明(亦即數量化后透明度為100％)的貨幣政策，即中央銀行向公眾充分準確地公布其政策決定及意圖等重要信息，公眾也對這些信息及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完全理解。此時，理論上債券利率與市場同業拆借利率在t時刻的利差應當趨于一致(此處假定利率期限結構既定并且穩定)；而且，即使D[,t]與市場上長期形成的隔夜拆借和短期債券的利差均值之間存在偏差，這種偏差在貨幣政策完全透明的情況下也只是暫時性的。

進一步放松假設，如果貨幣政策并不完全透明(亦即透明度小于100％)，則上述偏差將不再是暫時的，因為在貨幣政策不完全透明的情況下，市場參與者所得到的政策信息是不完全的，這有可能使市場主體誤解中央銀行的意圖并形成錯誤預期，致使市場利率的變動與政策目標利率背道而馳。例如，如果中央銀行賣出債券，市場主體可能會認為這只是中央銀行的防御性操作，用以平抑利率波動，因此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就會在市場上購入債券以便在央行回購時進行套利，市場的這一套利行為會直接加大的值就可以作為貨幣政策透明度的一個近似度量，其值與透明度成反比關系。

2.檢驗模型。下面分三步建立貨幣政策動態透明度指數。(1)首先將中央銀行改變利率(或準備金率)的貨幣政策例會、央行官員的重要講話及其他可能對市場產生重要影響的新聞會時間選作“事件日”，對于每一個事件日，計算

3.數據、事件選取及檢驗結果。由于在我國的各種利率品種中，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和債券交易利率的市場化程度相對最高，并且作為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主要流動性來源，同業拆借和債券交易對市場利率的變化都極為敏感，二者不但在滿足金融機構的流動性方面有著很高的替代性，而且利率水平之間有著相對穩定的期限結構關系。另外，在近三年所有期限的銀行間債券交易中，R007的每日交易量幾乎占了銀行間各種期限債券交易總量的80％以上，因此，期限為7天的銀行間債券交易利率和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將作為計算透明度指數的基礎數據來源⑤。

與美國、加拿大等西方發達國家不同，我國中央銀行并不向市場宣布隔夜拆借利率目標，因此，事件選取在原則上盡可能重點考慮對市場拆借利率有較大影響的事件，在這一指導原則下，我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例會時間、宣布改變法定準備金率、超額準備金利率的日期、宣布改變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的日期以及人民銀行領導進行重要講話的日期等都將作為主要事件日，具體整理結果此處刊略⑥。利用上述檢驗公式，最后計算得出我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透明度指數(見圖1)。由圖1可知，近年來我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呈現出穩步提升的趨勢，但在中央銀行調整基準利率或準備金率的重大政策出臺或宣布前后，透明度指數的波動幅度相當之大，如2002年11月27日的美元利率調整、2004年4月25日的準備金率提高、2004年10月29日的利率調整和2005年5月20日及其之后的幾次港幣、美元利率調整等，說明我國中央銀行在一些重大的貨幣政策決策上，并沒有及時進行充分準確的信息披露，因此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無法據此形成正確的預期，從而導致市場利率偏離了正常的運行軌道。

通過實證檢驗可知，與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仍相對較低：其一，在制度設定上，人民銀行在貨幣政策的出臺過程、所用經濟模型及政策操作誤差說明等方面，仍沒有形成向市場主體公告的制度化；其二，在實際政策操作過程中，人民銀行無法做到向市場主體及時、準確地進行公告和政策意圖解釋，因此我國金融市場利率等經濟變量在形成過程中還不能得到人民銀行明確和有效的引導；其三，從市場主體反映來看，在人民銀行有限的信息披露下，市場還很難準確理解和把握政策當局的調控方向及意圖，由此往往會導致市場利率等變量偏離了正常運行狀態。

二、研究結論和意義

通過上述研究，可以得知，與西方發達國家或其他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相比較，我國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現狀還不容樂觀。從世界各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實踐可以看出，未來的中央銀行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將較少使用直接控制貨幣供應量或利率水平的方式，而更多地通過引導和管理公眾的市場預期來實現。如果中央銀行不能通過及時準確的政策信息披露來正確引導公眾預期，就將會增加公眾預期錯誤對宏觀經濟的擾動，致使貨幣政策操作滯后于公眾預期，最終必然加大調控的試錯成本。考慮到我國人民銀行的獨立性不高以及在政策工具選擇上的限制等現實問題，短期內我國還無法建立類似加拿大、新西蘭等國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度框架，因此，要通過對貨幣政策框架進行根本性變革來提高透明度，這在一定時期內還不太現實。因此，我國人民銀行著重需要在貨幣政策的操作或運行上提高透明度，即解決中央銀行與公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堅持實際政策操作和向公眾告示的內容相一致，以建立貨幣政策操作的信譽度。另外，人民銀行應當通過各種方式來確保市場能準確理解貨幣政策操作的意圖，促使私人部門對經濟變量的預期與中央銀行的預測盡可能保持一致，從而降低經濟波動，給貨幣當局提供一個寬松的政策操作環境，并進而利用良好的透明度來提高貨幣政策通過預期傳導的效率，最終建立一個簡單透明、效率更高的政策調控框架。

注釋：

①關于告示效應的具體理論解釋，可參見賈德奎、胡海鷗：公告操作：西方國家貨幣政策操作的新范式，《財經研究》，2003年第7期，第15～17頁。

③檢驗所用數據系筆者整理自中國貨幣網同業拆借及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日評和中國人民銀行網站，網址分別為http：///和http：//。

④除中國之外的其他檢驗值來自本文的參考文獻[6]，第19～21頁。

第5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

[關鍵詞]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完善

[中圖分類號] F820.1 [文獻標識碼] B

近幾年來，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配合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需要，中央銀行調整了貨幣政策，出臺了一些新的改革措施，但貨幣政策在實施過程中遇到了困難和阻力，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的問題日益突出，影響了貨幣政策效果。

一、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的原因分析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中央銀行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把貨幣政策傳遞到商業銀行等，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作用過程。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與我國體制轉軌階段有直接關系，具體表現在貨幣政策的傳導主體、傳導媒介和傳導客體等方面存在新舊體制交替和排斥，制約和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傳遞和實施效果。

（一）中央銀行在實現宏觀調控方式的轉變中，貨幣政策在操作和作用發揮等方面受到一定限制

1.市場化貨幣政策工具缺乏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為實現中央銀行由以直接調控為主向以間接調控為主的轉變，中央銀行陸續摒棄了一些傳統的貨幣政策調控手段，并在運用市場化手段調控貨幣供應量上取得一定進展。

2.金融市場發展滯后，制約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空間。經驗表明，金融市場發達與否，對貨幣政策傳導影響較大。我國金融市場建設還存在明顯不足，一是市場比較單一，缺乏系統和層次。僅有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債券市場和證券市場。且市場缺乏縱深，僅存在銀行間、機構間的批發易市場，像柜臺交易等基礎性市場則沒有。二是市場存在分割現象，缺乏聯通。既存在地域分割，又存在條條分割，不同的市場主體分割于不同的市場。三是市場交易工具較少。缺乏形式的多樣化、可滿足不同投資者需求的金融工具，使交易不夠活躍。金融市場的這種現狀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缺乏足夠的運作空間，一些市場化貨幣政策工具難以有效發揮作用。同時也制約了其基礎性資源配置功能作用的發揮，影響了能夠及時正確反映社會資金供求狀況的市場利率的形成，不能為中央銀行及時調整貨幣政策提供正確的信號，進而影響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針對性和時效性。

3.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導路徑單一，影響了貨幣政策效力。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主要通過國有商業銀行進行，窗口指導也主要面對國有商業銀行，其他金融機構則往往被忽略，造成廣大中小金融機構游離于貨幣政策傳導之外。近年來，發生了存款重新向大銀行集中的現象，而中小金融機構存款增長緩慢，為防范流動性風險而必須提高備付率，使金融體系整體貨幣派生能力受到抑制。表現在貸款上則是信貸資金紛紛流向大城市和大企業，農村資金大量流向城市，中小企業資金需求難以得到銀行支持，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充分傳導。同時，分業管理使貨幣政策作用范圍縮小，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只能在銀行業內部調整和傳導，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上的資金調控與貨幣政策缺乏有機聯系，使貨幣政策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傳導媒介，弱化了貨幣政策的影響力和貨幣政策對整個經濟的導向作用。

（二）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導在商業銀行內部受阻，影響了貨幣政策實際效應的發揮

近些年來，中央銀行調控貨幣供應量的操作已明顯區別于傳統經濟而具有經濟杠桿的特征，已不再是完全取決于經濟主體行為的內生變量。而商業銀行自身矛盾重重和體制改革滯后又加劇了貨幣供應量的外生性，造成貨幣政策在商業銀行內部傳導過程受阻。商業銀行面臨著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與迅速實現商業化改革的雙重挑戰，風險約束機制明顯加強。但相應的激勵機制沒有跟上，風險控制與激勵機制的不對稱和責權利的不統一，造成商業銀行過度關心貸款的風險，甚至以特殊市場份額和貸款的盈利為代價，放貸行為過于謹慎，甚至發生“惜貸”現象。其結果是銀行的風險有所“緩解”，但廣大企業的金融服務被忽視。那些融資渠道本來就狹窄的中小企業和企業的季節性儲備資金、擴大生產規模所需的流動資金、新產品開發、短平快項目所需貸款等正常資金需要難以得到滿足。

二、加快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完善和創新

多年來，我國貨幣政策一直以治理通貨膨脹為重點，相應的貨幣政策傳導呈現出“逆程序”的特征，即企業倒逼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倒逼中央銀行。而近年來的貨幣政策傳導程序發生了很大變化，由“逆程序”變為“順程序”，即中央銀行驅動商業銀行，商業銀行驅動企業。這種新的傳導程序使傳統的貨幣政策傳導路徑遇到困難，很可能出現傳導阻滯，必須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行完善和創新。

（一）優化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

在目前條件下，以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比較可行。而由于金融對外開放尤其是金融創新的加快，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指標的可測性、可控性以及有效性會大大降低。我國要對貨幣供應量指標進行完善，增加其涵蓋內容，把外資金融機構存款和國內金融機構外匯存款納入統計監測范圍，提高其操作時效，并逐步過渡到以利率作為中介目標。

經過改革積累和宏觀經濟環境的改善，利率市場化已經成為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務。人民幣貸款利率需要加快改革步伐，應按照先外幣、后本幣，先貸款、后存款，先農村、后城市的總體思路，穩步推進。建立起以中央銀行利率為基礎、以貨幣市場利率為中介、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由市場決定的市場利率體系和形成機制。這樣能增強金融業的競爭活力，提高服務水平，還能提高利率的市場彈性，準確反映社會資金供求狀況，為中央銀行運用利率手段調節貨幣供應量，提高貨幣政策時效創造條件。

（二）建立統一靈活高效的貨幣市場，完善和擴大資本市場，擴大公開市場業務

1.加快發展貨幣市場。一是要發展同業拆借市場。擴大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統一電子網絡，擴大市場覆蓋面。積極推進行業務，為眾多中小金融機構進入全國市場創造條件。同時應更多地吸收證券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進入銀行間市場，增加貨幣政策的傳導范圍。二是發展債券市場。注意加快債券市場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市場發展的相關技術條件，加緊研究開辦銀行柜臺債券交易業務，并盡量增加市場交易主體，著手培育人和做市商制度，建立一個面向所有金融機構、企業法人和居民的全國統一的債券市場。三是發展票據市場。中央銀行應通過完善再貼現政策，引導和推動票據市場立足于面向所有金融機構和企業法人，完善票據發行和貼現機制，為中央銀行運用再貼現手段傳導貨幣政策創造更大的空司。

2.完善資本市場。一是要盡快彌補證券市場的結構性缺陷，建立為創新型中小企業服務的二級股票市場或場外交易市場，以造就足夠多的市場參與主體。要在市場的參與和準入方面降低壁壘，減少行政性管理，在側重于標準控制的同時讓更多的進入資本市場的企業獲得證券融資的可能性。二是要解決證券市場功能的結構性缺位問題，強化其資源配置作用。運用資本的趨利性、流動性，引導籌資者和投資者按市場規則追求資源配置效率，發揮資本市場在優化金融結構和傳導貨幣政策方面的作用。

3.擴大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為滿足中央銀行利用貨幣市場調節基礎貨幣的需求，要擴大市場債券數量，尤其要增加短期債券發行量，擴大交易規模，提高商業銀行債券持有量占其總資產的比例，以滿足商業銀行資產流動性需要。同時，要允許更多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或其他機構進入債券市場。這樣中央銀行可以通過貨幣市場吞吐債券影響商業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結構，實現擴大或收縮貨幣供應量的目的，提高貨幣政策傳導的效率和效果。

（三）提高貨幣政策決策的科學性，優化傳導路徑

1.完善決策機制。中央銀行應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對貨幣政策時滯的影響，提前做好貨幣政策安排，增強政策透明度，促使公眾產生合理的政策預期。要加強信息交流，實現信息共享，避免監管出現盲區或盲點。在制定貨幣政策時要充分考慮和發揮證券市場和保險市場的作用，以擴大貨幣政策的傳導范圍。

2.理順傳導機制。要著力理順貨幣政策在銀行業內部的傳導機制。在人民銀行內部，要適應管理體制改革的現實適當擴大分行和省會、城市中心支行對轄區貨幣供應量的調控權力，以加快貨幣政策在系統內部的傳遞速度。對政策性銀行可增加金融債券的市場化發行規模，完善政策性金融功能，擴大其信貸投放。對國有商業銀行則要進行綜合性改革，重點完善其法人治理結構，加快股份制改造步伐，建立嚴格規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在防范風險的同時，建立健全信貸激勵機制，改進金融服務，發揮其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主力軍作用。中小金融機構在落實對中小企業和農村貨幣政策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環節少、傳導快，要把它納入貨幣政策調控的范圍，在再貸款、再貼現等方面與國有商業銀行一視同仁。在商業銀行信貸萎縮的條件下，支農再貸款可以引導農村信用社優化信貸投向、改善經營狀況、增加農民收入、活躍農村經濟，受到了普遍歡迎。中央銀行要充分運用這些有效的傳導媒介和路徑，實現貨幣政策目標。

[參 考 文 獻]

[1]陳學彬.中央銀行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07

第6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

關鍵詞：保險業金融功能貨幣政策

保險公司，尤其是壽險公司，開發促銷新產品，經歷了“儲蓄型——保障型——投資型”的演變。最初，將保險單的利率與銀行存款相比，渲染保險單的儲蓄回報功能。在銀行利率一再下調的壓力下，保險公司不得不放棄高利率的保單，重新回歸保障功能。而后開始大力引進國外投資型險種，如投資連結保險、分紅保險，曾一度紅火了沿海各大城市。

但是僅從防范利差損目的出發開發投資型保險產品，進而要求拓寬投資渠道；或者，僅從繁榮股市目的出發，鼓勵保險資金入市及保險公司上市，都患了“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近視病，過多資金入市也可能引發股市過熱的危險。因此，強化保險業的金融功能需要從更宏觀的視角出發。筆者認為，強化保險業的金融功能還可以從貨幣政策體系入手。

貨幣政策的新發展

貨幣政策目標是通過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來實現的。但從中央銀行動用貨幣政策工具到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中間要經過許多環節。中央銀行為了隨時掌握經濟狀況的發展變化，必須利用一些能反映經濟發展變化的金融變量，作為觀察從貨幣政策工具到最終目標的實施過程和效果的指標。長期以來，美聯儲把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以公開市場業務作為調節貨幣供給量的主要手段。但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貨幣政策作用的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第一，金融創新的發展，特別是各種衍生金融工具層出不窮，一方面使美聯儲的貨幣供應量統計越來越困難，貨幣供應量漸趨失控；另一方面使貨幣需求的穩定性大大下降。第二，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融資方式的創新，使中央銀行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以影響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進而影響企業投資行為的政策意圖難以見效，商業銀行對貨幣政策的傳導功能弱化。第三，經濟金融全球化及金融市場深化導致的大量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使傳統的貨幣供應量與產出之間的聯系被打破。正是以上原因使得美聯儲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指標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嚴重限制。

在我國也出現類似情況，中央銀行為了刺激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增加，連續8次下調利率，希望通過利率機制對銀行儲蓄分流，鼓勵居民、企業貸款、消費，或進入證券市場進行投、融資，獲得更大的利益，發揮資本市場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重要功能，實現中央銀行刺激投資消費的貨幣政策的目標。然而，操作效果不盡如人意。利率政策的杠桿效應以及由此帶來的債券、股票市場上的財富效應均難以奏效。

影響貨幣政策傳導的不通暢或發生扭曲的因素較多，其他金融機構不受中央銀行的約束、貫徹落實貨幣政策的意識和動力不強是原因之一。由于在我國目前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原則，在金融機構主體呈現多元化發展情況下，中央銀行能夠直接監督和調控的只有銀行、信用社、信托投資公司、財務公司和金融租賃公司，對證券、保險、投資基金等機構則難以直接調控。這些機構的行為是否與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意圖一致，中央銀行無力進行直接約束，從而削弱了貨幣政策的權威性和統一性。

金融創新實踐證明，中央銀行只控制商業銀行的活期存款而忽視非銀行金融機構在信用創造方面的作用，其結果是導致了大量的金融和信用失控現象，導致貨幣政策的失敗。為此，中央銀行必須擴大貨幣政策調節和作用的范圍，把控制的觸角逐步伸展到商業銀行體系以外的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調控范圍擴大到全部金融資產，并注意政策的均衡性。

保險業對貨幣政策的作用

金融創新推動了金融業務綜合化和金融機構同質化趨勢，模糊了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界限，混淆了這兩大類金融機構在創造存款貨幣功能上的本質區別。隨著融資證券化程度的提高和金融市場的日益發達、支票帳戶電子資金劃撥系統、可轉讓存單、電話存款、證券化貸款等業務的逐漸完善，使得存款貨幣的創造不再局限于商業銀行，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也有創造貨幣的功能。金融創新以后，在開始混業經營的國家里，貨幣供給由過去的中央銀行提供通貨和商業銀行提供存款貨幣二類主體擴展為中央銀行、商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三類主體。貨幣供應主體增加，包括保險公司在內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也成為貨幣供應主體。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多層次的貨幣應包括有些流動性好的金融工具，如短期政府債券、儲蓄債券、具有現金價值的人壽保險單、互助基金股份等。由于在金融市場發達的情況下，這些金融工具可以隨時轉化為現實的貨幣，即貨幣化，因此，一些國家也把這些近似貨幣計算到貨幣供應量之中。

貨幣政策制定后廣泛地通過信貸市場、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傳導。保險業對貨幣政策的影響表現在：

對利率政策的反應

利率政策是中央銀行根據貨幣政策目標和宏觀經濟調控的需要，所制定的調整利率水平和利率結構的政策、措施，以此引導各微觀經濟主體向宏觀經濟需要的方向從事經濟活動。作為重要的經濟變量，利率一直是中央銀行調節干預經濟的工具之一。

在利率政策發生作用的過程中，保險，特別是長期壽險業務，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當中央銀行采用擴張貨幣政策，市場利率下調，在其他各因素不變的假設下，保險公司長期險（壽險）資金運用收益預期下降，壽險產品的預定利率下降，壽險產品價格上升，通過價格效應，居民的保險需求下降，實物消費可能增加，最終推動貨幣政策的預期目標實現。這在金融市場不發達的國家表現得尤其明顯，而在發達國家，保險公司可通過多渠道運用資金均衡收益，因此費率可不必依附于利率。

當然在這一過程中可能因為保險運行機制配套問題而發生扭曲。比較典型的例子是，為抑制通貨緊縮，我國央行連續8次降息。但在名義儲蓄利率大幅變動時，保險監管政策未能及時作出反應，加上壽險公司自身缺乏風險意識，假定的預定投資回報率高估，部分公司甚至渲染這種差價，造成居民對保險商品的搶購，將央行利用貨幣政策希望從銀行“分流”的儲蓄，部分重新流入了壽險公司，沒能實現擴大實物消費的作用，抵消了央行貨幣政策效果；而由于投資渠道狹窄、能力受限，壽險公司自身面臨嚴重的“利差損”風險。

保險業通過貨幣市場對貨幣政策傳導的作用

理論上，市場利率以資金供求為基礎，保險公司的同業拆借、債券買賣業務等資產業務表現的逐利性，為中央銀行利率杠桿作用的發展提供了微觀基礎。保險公司通過從事政府債券的買賣和同業拆借活動，可以直接成為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交易方，完成央行吞吐貨幣的重要過程；也可以與其它金融機構交易，間接影響央行的貨幣政策傳導。在這一過程中，保險公司廣泛參與了整個市場利率的變動過程，即保險公司的資金供求變化帶來的信貸、貨幣市場的資金流動，成為影響貨幣市場銀根松緊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最終影響長期國債收益率、同業拆借利率的形成。

根據西方金融理論，貨幣政策通過資本市場的財富效應、托賓Q效應傳導至實體經濟，因此保險資金的直接入市、間接入市，甚至保險公司上市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資本市場的資金量，并通過影響股票債券價格來影響企業居民的行為。

保險業還通過迂回的途徑，間接地影響企業和居民的貨幣需求。由于保險為企業和居民提供了保障，他們繳納保險費而得到預期財富效應，節省出更多的資金用于投資和消費。

影響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

保險公司作為金融中介，其信用擴張不同于銀行體系。

與銀行貸款不同，保險公司的貸款在其資產負債表上表現為資產一增一減，并未產生派生存款。但在我國，保險公司的銀行存款并不像企業存款一樣計入貨幣供應量，因此，保險公司提供貸款時，保險公司存款的減少帶來的商業銀行負債方企業存款的增加就事實上增加了貨幣供應量，等同于派生存款。若此時中央銀行仍只調控商業銀行信貸，忽略了非銀行的信用擴張，就可能造成過多的貨幣供應。如1995年《保險法》出臺以前，我國的保險資金可用于流動資金貸款，1984-1989年，累計運用保險資金37億元，其中投資貸款占97%，1991年才開始有所調整，應該說這對當時的通貨膨脹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保險法》規定保險資金運用限于銀行存款、買賣政府債券等，這又矯枉過正，杜絕了派生存款的同時卻在另一方面延長了資金的流轉，降低了貨幣流通速度。

雖然保單質押貸款并非一般意義上的貸款，事實上它是在保單現金價值內預支，并未超出保單現金價值。但這意味著保單權益的支付期限縮短，體現了保單資產的流動性和變現能力。因此，它雖并未非派生存款，但起到提高貨幣流通速度的作用。

隨著保險業的發展，保險公司廣泛地支付高比例的傭金通過人、經紀人推銷產品，保險公司自身的業務費用及層層機構的收入分流就形成了不容忽視的現金漏損，也即減小了保險公司的信用擴張能力。

將保險業的宏觀調控納入貨幣政策體系

從中央銀行來看，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過程中必須有更廣闊的視野，而不是只盯住基礎貨幣，應當面對多樣化的包括保險資金在內的金融資產。雖然目前，我國保險資金相對于上萬億的銀行存款來說，作用較小，但隨著我國保險業的壯大，保費的增加，保險單作為居民的金融資產的作用也將逐漸增大；且保險公司的風險控制能力增強，保險資金運用規模也將增加，成為不可忽視的金融資產。

由于各種金融資產在影響價格水平和經濟過程的程度、途徑不同，因而，中央銀行在調節和控制貨幣供應量時應有所側重，劃分貨幣層次分別控制。重點控制基礎貨幣的同時，密切關注貨幣資金在不同市場間的流動，對貨幣政策的效果評估應包括資產價格如股票、債券和房地產及生產、消費和服務在內廣義價格指數。要加強與三大金融監管當局的溝通與交流，協調相互間的政策措施。

從保險業來看，首先，應建立風險機制，積極參與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引導貨幣政策的順利實現。其次，制訂正確的保險政策，促進貨幣政策作用的發揮，增強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再次，充分發揮金融中介的作用，促進資金的快速順利流通。保險公司不僅可作為資金的提供者，還作為資金的需求者；不僅為證券市場提供長期穩定的資金，保險公司上市又從證券市場募集資金，通過保險證券化、巨災債券在籌集資金、分散風險的同時，為證券市場提供多樣化的金融資產，促進資金快速流通。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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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

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需要通過國際貨幣政策協調來改善古往今來，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的歷史同時也是國際貨幣體系發展演變的歷史。在這一過程中，國家既在追求內外經濟均衡的努力中推動政策的協調，同時又根據國際貨幣體系的現狀調整自身的政策。國際金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牙買加體系的建立與更迭無不如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引發了國際貨幣領域的巨大變化，也使國際貨幣和金融危機頻繁發生。而在金融危機面前，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表現出許多缺陷。各國普遍認為，有關國家之間進行有針對性的貨幣政策協調，遠比坐等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更切實際。所以，這一時期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較之以往都更具拓展性。

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的歷史回顧

從19世紀至今，全球范圍內先后建立了三種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

(一)金本位制下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19世紀前期～1914年)金本位制是各國自發形成的第一個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它以黃金為本位貨幣和各國貨幣發行基礎并發揮世界貨幣職能。金本位制具有自由鑄造、自由兌換和自由進出口黃金三個特征。它保證了各參加國之間的匯率固定或只在黃金輸送點以內進行微調。反之，只有滿足這三個條件，金本位制才能有效運行。金本位制是一種比較穩定的國際貨幣制度，對當時各國的經濟發展、匯率穩定、國際貿易都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金本位制要求成員國將經濟政策的外部目標置于內部目標之上，即令其內部穩定服從于國際規則。這使該制度難以長期存在。如，國際收支逆差和黃金流出的國家，必須減少國內貨幣供給，而不管此舉是否會造成國內通貨緊縮;反之亦然。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早期階段，經濟發展迅速，國家調控能力較弱，各國尚能自覺遵守制度要求，貨幣協調得以持續。然而，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和實力差異的擴大，金本位制變得越來越不適應世界發展的要求。最終，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導火索引爆了整個矛盾，金本位制由此崩潰。

(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1945年～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人為設計的國際貨幣體系。它是一種雙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即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在該體系中，美國處于核心地位，責任是維持美元與黃金之間(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的固定比價，并保障國際社會的美元清償力;其他國家則要維持本國貨幣與美元之間的固定匯率，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際貨幣政策的協調性。布雷頓森林體系迎合了二戰之后各國謀求政策自主與外部均衡的雙重愿望，因此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但該體系存在著內在矛盾，尤其是美國以外的國家無法解決“不可能三角”問題。因為按照規則，美國可通過美元輸出調整貨幣政策，實現經濟的內外平衡，但其他國家卻不然。當某國出現國際收支失衡并影響到其貨幣與美元的固定比價時，該國必須通過緊縮或擴張的貨幣政策予以調整，哪怕是付出經濟衰退或通貨膨脹的代價。這令其他國家無法容忍。二戰后初期，各國普遍實行資本和外匯管制時，布雷頓森林體系尚能良好運轉。而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西歐各國和日本的管制措施被陸續放開，資本流動規模日益擴大，其內在矛盾愈加突出，最終導致該協調機制的解體。

(三)牙買加體系下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1973年～至今)牙買加體系下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表現為“無制度的制度”。就理論而言，在牙買加體系中，各國可根據本國的經濟目標順序，自主做出宏觀政策安排，浮動匯率制會自動實現各國的內外經濟平衡。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隨著各國經濟相互依存性的不斷增強，政策溢出效應越來愈大。缺乏國際貨幣政策的協調與合作，各國雙均衡目標很難實現。于是，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框架下逐漸形成一種以應急性隨即協調為主、兼具制度性建設特點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機制。該機制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進行了多次外匯市場的聯合干預，達成了《廣場協議》、《盧浮宮協議》等有較大影響力的制度約定，對穩定主要經濟變量，克服全球性通脹或通縮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政策溢出效應所導致的外部約束和負外部性。但這種協調方式短期性非常明顯，且依然屬非對稱結構，美國處于主導地位，合作成本主要由其他國家負擔。值得一提的是，在牙買加體系下，國際區域貨幣合作逐漸發展成為各國貨幣政策協調的一種主要模式。這其中以歐洲貨幣合作最為突出。歐洲貨幣合作通過軸心國家德、法兩國的推動和一系列相關制度的建立，最終于1999年在本區域建立起一個囊括12國的經濟與貨幣聯盟，并發行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既不依賴于黃金又不依賴于某一強國的單一貨幣歐元。［2］然而，由于統一貨幣政策與分散財政政策的內生性缺陷，從2010年起歐元區深陷債務危機，走到了命運的十字路口。但可以預見，不久的將來，歐元區各國必須在事關國家的財政統一問題與事關歐元存亡的貨幣統一問題上做出重要選擇。

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的實踐效果

國際貨幣合作不斷發展的過程反映了各國對貨幣政策協調效果的基本認知。客觀而言，國際社會從19世紀早期自發性的貨幣合作，發展為20世紀40年代有意識地設計國際貨幣體系，再至20世紀80年代起逐步將松散的非制度性協商、有針對性的應急預案和區域有組織的制度協調結合起來，說明各國對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的必要性具有共識。從另一個角度也反映出此前的貨幣合作效果得到基本認可。然而，歷史上三種主要國際貨幣制度的興衰同時也說明，貨幣政策協調效應對核心國、國及發展中國家而言，大相徑庭。因為貨幣合作收益在不同參與主體間是非均衡分配的。

第一，金本位制時期，國際貨幣政策協調收益是在英國與其他國家之間非均衡分配。19世紀中后期，有效的貨幣政策協調使當時主要工業國經濟和貿易都實現了大幅增長。但英國作為資本主義霸權國，獲益最多。1821年～1931年間，英國國民收入總額增長了4倍;1810年～1913年間，英國進出口總額增長了14倍，都遠遠超過同期的德國、法國及其他工業國。［3］

第二，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凈收益是在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非均衡分配。以美元為核心的雙掛鉤制，帶來了二戰后全球經濟的空前繁榮和世界進出口貿易的連年增長，但收益最大的是美國。因為美國可通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緩解國際收支逆差，而其他國家沒有辦法實施這一舉措。如果某國經濟周期正好與當時美國的經濟周期相悖，那么該國調節通脹或通縮的努力很可能會被美國的貨幣政策抵消。#p#分頁標題#e#

第三，牙買加體系時期，國際貨幣政策協調收益是在世界多極點國家之間非均衡分配。20世紀中后期，全球向多極化發展，國際貨幣政策協調成果因此便在各國之間博弈分配。美國絕對優勢雖有所下降，但相對優勢猶在，因此政策協調中收益最大;其他發達國家力量有所增強，收益次之;發展中國家雖然迅速崛起，但力量薄弱，分擔成本之外收益很難確定。如1985年的廣場協議，美、英、法、德、日五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由此實現了美元強勢，引爆了日本經濟泡沫，令其陷入“失去的十年”。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不僅由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救助遲緩而迅速蔓延，而且其后近乎苛刻的救助措施也延緩了當事國經濟復蘇的步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完全站在債權國一方，不顧及危機國國情而實行的“一刀切”做法，實質是使當事國承擔了危機調整的全部負擔。當前，歐洲債務危機當事國的處境同樣如此。IMF對希臘等國開出了苛刻的罰單，各種評級機構也火上澆油，充分反映出世界政策協調利益分配不均的深刻現實。

綜上所述，盡管國際貨幣合作的蓬勃開展和各國的參與熱情證實了以往的貨幣政策協調總體有效，但有效不等于高效。毋庸諱言，貨幣合作效應對各國來說并不均衡。與極少數核心國家和極點國家由此獲得的高收益相比，其他大量參與主體有理由認為，自身的貨幣合作是低效的。于是，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的低效性便具有了普遍性。

國際貨幣政策協調低效的根源

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各國普遍認識到，有效應對世界經濟相互依存引發的政策溢出效應，必須積極參與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盡可能降低其負外部性。然而，國際貨幣政策的協調過程涉及多方利益，共贏合作并無現成方案。更何況合作收益上不封頂，同時又缺乏反證，無從對比不合作之狀況，由此低效合作便成為常態。［4］國際貨幣政策協調低效性產生的原因由此成為理論界廣泛探討的議題。本文認為，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的低效性產生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各國經濟地位的不對稱各國在國際上的經濟總量和綜合實力往往會直接影響其在國際貨幣政策協調中的話語權和收益率。一般來說，處于貨幣政策合作弱勢一方的小國或發展中國家，其國內生產總值對國際貿易依賴程度相對較高，所以更易受到合作強勢方貨幣政策的沖擊。此時，強勢國家僅從自身利益出發制定的貨幣政策很容易對弱勢國家構成壓制，而后者又很難采取報復行動，最終使貨幣合作走向低效。

(二)各國政策目標的不一致性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各國已漸漸摒棄了為外部經濟而犧牲內部經濟或不顧外部失衡而單純追求內部均衡的做法，轉而追求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協調。但是，因政策偏好、傳統習慣和具體國情的不同，各國對就業、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等政策目標的排序不同，對成本和收益的估計不同，于是很容易造成各國貨幣政策協調的低效。

第8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

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式與內容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如果從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我國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工具協調配合主要表現為財政投資項目中的銀行配套貸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要求國債發行與中央銀行公開市場的反向操作結合。也就是說，在財政大量發行國債時，中央銀行應同時在公開市場上買進國債以維護國債價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時效的協調配合。在西方經濟理論中，通常把政策時滯分兩類三種，即認識時滯、行動時滯和外部時滯三種，其中前兩種時滯又稱為內部時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的搭配。貨幣政策則以微調為主，在啟動經濟增長方面明顯滯后，但在抑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貨膨脹方面具有長期成效。財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為特征，有迅速啟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但容易引起過渡赤字、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因而，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還體現在：“適當的或積極的貨幣政策”，應以不違背商業銀行的經營原則為前提，這樣可以減少擴張性財政政策給商業銀行帶來的政策性貸款風險。財政政策的投資范圍不應與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完全重合。基礎性和公益性投資項目還是應該以財政政策投資為主，而競爭性投資項目只能是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否則就會形成盲目投資，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

第四，調控主體、層次、方式的協調配合。由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調控主體上的差異，決定了兩大政策在調控層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貨幣政策權力的高度集中，貨幣政策往往只包括兩個層次，即宏觀層面和中觀層面。[2，3]宏觀層面是指貨幣政策通過對貨幣供應量、利率等因素的影響，直接調控社會總供求、就業、國民收入等宏觀經濟變量，中觀層指信貸政策，根據國家產業政策發展需要，調整信貸資金存量和增量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而財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層次性及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形成了多層次的調節體系，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宏觀層是國家通過預算、稅率等影響宏觀經濟總量，影響社會總供求關系。中觀層則主要是通過財政的投資性支出、轉移性支出等，調整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解決公平、協調發展等重大問題。微觀層則是指通過財政補貼、轉移性支付中形成個人收入部分對居民和企業的影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可以從宏觀調控目標、結構調整和需求調節方面的協調配合三方面進行分析。

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實踐分析

政府在對宏觀經濟調節過程中，要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達到預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據宏觀經濟調節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征來選擇某種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當，將直接影響到宏觀調節效果。

（一）改革開放以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運行的基本軌跡

初略統計，改革開放23年間，實行“雙松”政策組合的達13年，實行“雙緊”政策組合9年，實行“松緊”組合只有1年，具體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這一階段，總體上說執行的是“雙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貨幣政策與“松”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松”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降低存款準備率，降低利率，擴大貸款規模，增加貨幣供給。財政系統通過減少稅收，增加財政支出，擴大社會總需求[4，5]；社會總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內迅速擴張起來，對經濟的發展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別是1984年以前，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條件下，利用這種政策配合，能夠推動閑置資源的運轉，刺激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經濟中不存在足夠的閑置資源，“雙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貨幣則會堵塞流通渠道，導致通貨膨脹，對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

第二階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銀行體制的建立，確立了貨幣政策作為一項宏觀經濟政策工具開始具有了特定的內涵和應有的作用，銀行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地位開始得到確立。另一方面過渡投資、經濟過熱的癥狀越來越明顯。在這一階段中執行的是“雙緊”的政策搭配，即“緊”的貨幣政策與“緊”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緊”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收回貸款，壓縮新貸款，減少貨幣供給量，從而使社會總需求在短時間內迅速收縮；財政系統通過增加稅收，削減財政開支，增加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存款，減少市場貨幣流通量，壓縮社會總需求。

（二）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作用的基本估價

“轉型”是近幾年我國經濟金融改革與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離開這條主線，并在服務服從于這條主線的前提下，實現自身的發展和完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地位作用的發揮亦離不開這個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確立，標志著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的顯著特征。從改革初期的大財政、小銀行，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銀行、小財政”，到90年代末期財政政" 策在治理通貨緊縮過程中主體地位的確立，財政政策本身從行為而言經歷了一個“強——弱——強”的過程，從職能上講也經歷了一個由金融財政到吃飯財政、由建設財政到公共財政的轉軌和演化過程，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確立及分步實施，標志著我國財政體系及建設開始與國際慣例全面接軌，是財政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市場經濟建設的最重要內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但必須與當時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重點緊密聯系起來，相機抉擇，協調推進，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來，我們在宏觀調控建設方面雖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細總結檢驗，宏觀調控的政策績效與預期政策目標相差較大。時至今日，尚未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宏觀調控理論與政策規范，“相機抉擇”變成了“隨意選擇”，宏觀調控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標不明確，基本處于“一松就亂，一緊就死，緊緊松松，松緊交替”的怪圈之中，滯延了經濟發展的步伐和經濟體制轉軌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實行雙緊”的政策搭配作為我國既定的一項中長期宏觀經濟選擇寫入了我國的許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我們的決策部門以及理論界對宏觀調控認知的膚淺，自主運用能力與水平較差。政策搭配缺乏權威部門，往往政出多門，形成政策效應的相互抵銷，在1998年就呈現出了財政政策擴張效應被稅收的制度收縮效應抵銷，積極的貨幣政策效應被整頓金融秩序、治理三亂的制度收縮效應所抵銷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及政策搭配框架還有相當長的距離。

第三，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呈現遞減態勢，在宏觀調控中的主體地位有所下降。眾所周知，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財政政策的目標是通過其收支的規模和結構來實現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變財政收支的規模和結構，是有效實現財政宏觀調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證。近幾年來，我們加大了財政體制改革的力度，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收到了明顯的政策效果。但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已經持續了將近5個年頭，通貨緊縮的勢頭開始得到遏制，實施擴張財政政策的經濟運行背景有了較明顯的變化。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公理，繼續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刺激效應要呈下降趨勢。如何保持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是宏觀調控體系建設、政策搭配與選擇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第五，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已經形成了以“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再貼現、存款準備金”等三大傳統工具和“窗口指導”為主體的政策工具體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運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載體和完善的市場運行機制，利率市場化的步伐舉步維艱，金融系統及金融體制存在明顯的“雙軌”并存特征，完善的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缺乏制度保證和運作機制的支撐，貨幣政策效應特別是對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修復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決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約，特別是作為兩大宏觀經濟政策聯結的重要工具——國債在運行及市場化運行中還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尚未形成全國性的有效的國債市場，加上國債種類、期限中存在的問題，中央銀行能夠買進賣出的國債數量不大，因而難以達到利用國債市場進行微調的目的。為此，今后的改革應當通過完善國債的品種、期限結構，逐步建立健全國債市場，為擴大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創造條件。總而言之，只有存在一個高效流動的國債市場，才能既為財政提供巨額資金來源，又能為中央銀行提供調控經濟的手段，充分實現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結合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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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 信貸渠道 資產負債

引言

中央銀行確定貨幣政策最終目標，選擇貨幣政策工具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等，還只是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的靜態條件。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指中央銀行根據貨幣政策最總目標，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通過金融機構的經營活動和金融市場傳導到企業和居民，對其投資和消費等產生影響的過程。

一、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渠道

（一）利率傳導渠道

利率是中國人民銀行調控宏觀經濟的主要工具之一，利率渠道是中國最重要的貨幣傳導渠道之一。具體而言，利率要成為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必須具備三大功能：接收功能、傳遞功能與反饋功能。接受功能是作為貨幣政策的指示器，利率必須簡明而準確地反映貨幣政策意向。傳遞功能指作為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利率不僅要簡明而準確地反映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意向，而卻要將這一意向及時而明確傳達給經濟主體。反饋功能是指作為貨幣政策的指示器。

（二）信貸傳導渠道

資產負債表的渠道傳導機制可這樣表示：貨幣供應量下降――導致利率上升――導致企業凈價值下降――導致外部融資成本上升――導致貸款下降――導致投資下降――導致總產出下降。

三、我國的信貸傳導渠道

中國貨幣政策對信貸供給的影響手段主要有：法定存款準備金、再貼現、再貸款、公共市場業務。其作用機制可表達為：① 法定準備金政策。例如，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法定準備金率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超額準備金信貸供給（貸款）貨幣供給、② 再貼現、再貸款政策。例如，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再貼現率、再貸款率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從中央銀行獲得的流動資本貼現借款信貸供給（貸款）貨幣供給。③ 公開市場業務。例如，公開市場業務操作購買國債商業銀行準備金信貸供給（貸款）貨幣供給。

四、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中央銀行獨立自主地制定貨幣政策的職能有待進一步提高

我國中央銀行一開始就承擔了穩定幣值和資金分配的雙重職能。這既使得社會資金不是由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動決定，而形成了人為的阻滯和資金的不合理分配，如何發揮中央銀行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維護金融穩定和提供金融服務的職能，充分發揮其在經濟與金融中的調控作用，是貨幣政策傳導中的有待解決的問題。

（二）利率市場化程度不高

近年來，我國推行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較快，但從主體上否定不了我國仍然是一個以利率管制為主的國家。我國中央銀行在制定利率政策時不僅要考慮總體經濟金融形勢以及物價水平，而且要考慮如何運用利率杠桿來改變存款人、借款人或債權人、債務人和金融機構的收入分配格局，使之體現“公平”原則。

五、我國的信貸傳導渠道影響因素分析

（一）資本市場對信貸渠道的影響

影響在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的發展中壯大，企業削弱了信貸渠道的傳導效應是因為減少了對間接融資的依賴。2006年之前，金融機構給企業放的貸款的籌資額遠大于其股票市場的籌資額。2006-2007年之間股市的發展加強了自己的調配資金的能力。然而在2008年，股票市場發生了大幅的調整，市場的融資功能再次受到限制。2008年股市籌資能力出現了低于2006年水平。這樣，在目前狀況下，中國股票市場在發揮功能穩定性方面應當提高，企業將在一段時間內較大程度上依賴諸如銀行等中介機構。

（二）商業銀行獨立性調整對我國信貸渠道的影響

商業銀行增強其獨立性會減弱我國信貸傳導渠道效應。商業銀行受中央銀行的影響能力主要表現于如下幾方面：銀行抵消準備金變動的能力是通過調整自身資產負債結構；銀行自身風險控制能力；銀行自身資本充足率水平。另一方面，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信貸量控制采用下面兩種手段：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以及控制存貸比的上限。

六、結論

在資本市場逐漸的發展和調整、推進其利率市場化、我國商業銀行獨立經營的當今，中國的貨幣政策應加強對其他貨幣傳導機制的拓展，主要因為減弱了銀行信貸傳導渠道的作用。可是，在短時期內，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主要還是信貸渠道。我國貨幣政策應當對其進行保護，同時應該加快發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填補服務空白，健全完善信貸擔保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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