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務勞動的作用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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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家務勞動的作用范文
摘要：關于家務勞動概念的范疇、家務勞動是否存在價值以及是否應為其付酬，理論界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家務勞動在家庭內部的分配存在著明顯的性別差異和分配不公平現象，不同的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章綜述了國內外有關家務勞動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中圖分類號：D669.68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004－2563(2009)02－0073－06
從經濟學角度對家務勞動的概念、價值、性別分工不均原因的研究，國外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就出現了相關的學術文獻。1974年Ann Oakley發表的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在社會學領域得到認可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對家務勞動作出研究，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更是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而中國學術界關于家務勞動的專題研究較少，且大部分集中在家務勞動的社會價值和社會化的論證以及家務勞動補償制度的研究之上。
一、家務勞動的概念
理論界關于家務勞動并沒有一個明確統一的定義，關于照看孩子是否屬于家務勞動，家務勞動是否有價值，應該是有酬還是無酬勞動也存在著分歧。
(一)家務勞動的定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家庭中存在著自然勞動分工，其基礎等同于具有不同生產方式的社會勞動分工。Yanagisako和Collier認為，家務勞動是自然的還是社會的、家庭的還是公共的、生產還是再生產，是家務勞動清晰定義的基礎。眾多學者認同家務勞動是為了滿足人的各種生理需要，基于女性生產、早期哺育的“自然的”、“家庭的”、有性別分工的活動。經驗主義者則從實踐角度對家務勞動作出了定義：家務勞動是一系列的任務，按每天的、每周的、偶爾的來劃分，包括：每天的――準備三餐以及餐后的清洗；每周的――整理和清潔房子、洗衣服；偶爾的――日常用具的保養和修理、裝飾和車輛保養。并將家務勞動分為“男性氣質的”(如傳統的整理院子、修理房屋以及車輛的保養)和“女性氣質的”(如做飯、清潔、洗衣服以及購物)。但經驗主義者的定義并沒有包含情感工作和性工作。
到20世紀90年代，有很大一部分學者把照看小孩、情感投入納入到家務勞動的范疇內。這一時期，家務勞動被廣義地定義為：所有包含在家庭內部(有時在外部，而為了家庭)無報酬的勞動，如做飯、清潔、洗衣服、照看小孩、購物、開車等。家務勞動會隨著人的生活軌跡變動而變動，第一個或兩個孩子的出生會使家務勞動發生很大的改變，其不僅由夫妻完成，鄰居、朋友、孩子都可以完成部分或全部。家務勞動既是體力勞動，又是腦力勞動，但腦力勞動部分是不容易被觀察的。
中國學者關于家務勞動定義的研究比較少，并沒有對家務勞動的性質作深層次的探討，大部分學者認為家務勞動是發生在家庭內部的，完成生育職能、履行贍養職能的服務性活動的總和。朱梅、應若平對農村婦女“家務勞動”作出了廣義界定：農婦“家務勞動”是指農婦從事的為家庭無償付出的非貨幣化勞動，既包括一般意義上的家務雜事，還包括經營承包地的勞動中用于家庭自用的那部分勞動成果所對應的勞務。
(二)價值確認和計量
關于家務勞動是否存在價值、是否為有償勞動的爭論，在早期以日本為代表。19世紀60年代，磯野富士子在“婦女解放的混迷”中從提高婦女的社會、家庭地位，承認妻子獨立人格的角度出發，指出“盡可能使主婦勞動不僅有用，而且亦生價值”。中川淳則認為“家事勞動之無償性”的同時“并不意味著其不產生任何的價值”。相反，有地亨則主張從經濟學以外的觀點來評價家務勞動：“家務勞動為無價值的，乃是經濟原論上的問題，不可因妻之家事勞動不生價值，即斷言妻之家事勞動為無償勞動，不能獲得金錢的評價”。Beck－er則充分肯定了家務勞動的價值，認為“把家務勞動同樣看作是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中象商品和服務那樣的組成部分，現在是時候了。花在家務勞動上的大量時間表明，家庭生產在國家的生產總值中都占有可觀的百分比。”
中國臺灣學者林秀雄認為，家務勞動雖然“為商品交換社會之外之私的勞動，不具有商品交換社會之經濟價值”，但從法學角度否定了家務勞動的無償性，認為“應為家事勞動尋求一給予適當評價之途徑。”其他學者如沙吉才、夏吟蘭、劉茂松等充分的肯定了家務勞動的價值。沙吉才認為家務勞動“凝結了一定量的人類勞動，是人類抽象勞動的結晶，因而它也是有價值的。”同時，“作為家庭成員在家庭生活過程中的追加勞動構成社會總勞動的必要部分，家務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同樣是社會總價值的一部分。”劉茂松教授則從經濟學家角度更加深入地進行了分析，認為家務勞動具有邊際價值、替代價值和家庭內部交換價值。
關于家務勞動的計量，由于其范疇的不確定性、量的模糊性，缺乏質的比較，在計量方面存在許多操作性的困難。在英美，20世紀后期就如何衡量家務勞動的生產價值提出過幾種解決措施，包括將之與一位全日制的仆人的工資相等；列出一位家庭主婦的所有活動，然后在貨幣經濟中找到與每一種活動最接近的專門的職業，進行二者的工資級別的比對；或者使家務勞動的價值與家庭主婦走出家庭從事一份全日制工作所掙的工資相等。但這些做法在理論上和實際操作上都存在一定的問題，無法真實準確地計量家務勞動。
二、家務勞動分配
Cowan指出，在1800年前，男人和女人都要做大量的家務勞動。她寫道“如果你是個生活在1800年前的家庭主婦，你要做飯，烘烤足夠的食物，你的丈夫要做大量的準備工作，例如劈柴、谷子脫殼、將谷物弄碎；同時，你的孩子還需要照顧”。事實上，直到19世紀中期，家庭內外的勞動沒有區別，但工業革命使得許多重體力勞動轉移出家庭，男人所做的家務勞動減少，在當時的主導意識形態下，男人主要從事家庭外面的工作，而婦女的活動空間是家庭。
在20世紀后半葉，婦女在家庭和勞動力市場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有所增加，從事家務勞動的數量和比例有所下降，但關于男性是否正在做越來越多的家務勞動(包括實際的任務和所花費的時間)，家務勞動的分配是否越來越公平，存在很大的爭議。部分學者肯定了男性對家務勞動的貢獻：在60年代，婦女做的家務勞動是男性的6到7倍多，現在做的家務勞動只是男性的2倍多，男性正越來越多地參與家務勞動，尤其是在照看孩子方面。然而，Coverman和Shelley以及Cowan則認為自19世紀60年代以來，男性所做的家務勞動并沒有很大的變化，變化的只是和婦女比較而言的男性的相對貢獻。婦女比過去做的家務勞動少是因為現代化的家用設備(如洗衣機)和低出生率。男性并沒有做到和婦女等同的家務勞動量，家務勞動只是在夫妻間進行了極小量的重新分配，大部分家務
勞動，照看小孩仍然主要由婦女來完成。Oakley指出，婦女每周花在家務勞動上的時間是77小時，幾乎是男士每周工作40小時的2倍，只有少數丈夫會幫妻子做點家務，但這種幫忙常會被視作對妻子的疼愛，而非丈夫的責任。因此，婦女不得不在家庭和市場中做兩份工作。
三、家務勞動分配不均的原因
家務勞動的分配公平就是家務勞動的分配沒有性別差異。Gregson和Lowe認為家務勞動的充分分享(除性別中立的勞動外，3／5的有性別隔離的勞動被分享)預示著家務勞動的重新分配。技術發明使得婦女無需主要從事照看家庭的勞動，但婦女要想推掉家務勞動和照看孩子的“責任”，還要克服許多歷史因素和文化因素。家務勞動分配不均現象普遍存在，就其原因有以下幾種解釋：
(一)相對資源的討價還價能力
這一理論認為家務勞動是根據夫妻雙方相對經濟資源討價還價的過程，經濟資源相對較多的一方所承擔的家務勞動較少。Blood和Wolfe用兩種方法來解釋已婚夫婦家務勞動的分配：資源依賴和資源議價。兩種方式都表明男性家務勞動的參與是源于男性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資源依賴”假說認為妻子提供有價值資源的方式少之又少，雖然妻子提供的家務勞動也是有價值的，然而，能夠提供更多可變現資源的一方才擁有家務勞動分配的決定權，而丈夫往往在經濟資源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因此他們在決定家務勞動分配中也就具有強有力的權力。“資源議價”假說則認為、丈夫和妻子提供了不同的資源，丈夫和妻子的相對貢獻是平衡的，目的是家庭利益最佳和家庭產出的高效率，而非控制或權力。但這仍然會在家庭內產生潛在的控制力和不同的交換價值。家務勞動是枯燥的，提供很少的滿意感。那么，不做家務勞動的一方將會在議價時處于優勢。
基于這一理論，擁有越多市場資源――教育程度、潛在收入、職業地位等在資源議價時就處于有利地位。經驗主義者支持這一理論，研究人員發現，夫妻雙方的收入差距越小，家務勞動分配越公平，妻子有高收入的丈夫會做更多的家務。職業地位也是可交換的資源之一，但學者們的發現卻不統一：McAllister通過對澳大利亞家庭的研究，發現具有相對較高職業地位的男性所做的家務勞動較少；在美國，Deutsch發現具有較高職業地位的男性所作的家務勞動的比例更高；而另一些學者卻發現職業地位對男性所做的家務勞動沒有影響。關于受教育程度和家務勞動間的關系，大部分學者認為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對其家務勞動時間具有正的影響。而關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對其家務勞動時間的影響，卻沒有統一結論。部分學者也對受教育程度和家務勞動效率間的關系作出了研究，Gronau認為婦女受教育程度和家務勞動效率間呈正相關關系，但Graham和Green卻得出婦女受教育程度和家務勞動效率間呈負相關關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婦女對家務勞動越不滿意，進而家務勞動的效率也不高。
(二)時間的可用性
家務勞動是在做完所有重要任務才去做的事情，并且其分配要根據夫妻雙方的空閑時間而定，由工作的“時間約束”，常用職業地位、每一方每周工作小時數、工作進程的靈活性，雙方是否有不同的工作時間進度來衡量。關于妻子已就業的男性是否比妻子沒有就業的男性做更多的家務，Goldscheider與Waite發現，對妻子就業本身而言，與男性家務勞動的參與沒有聯系，必須與他們相對工作時間的總量結合。婦女總的工作時間對男性家務勞動參與有正的影響，而男性的工作時間對其所作的“女性的家務勞動”(如做飯)有負的影響。若妻子和丈夫在不同的時間工作，男性會做更多的家務勞動，晚上工作的男性會做更多的家務，但對于女性來講，卻沒有這樣的特征。
(三)性別意識形態
此觀點認為家務勞動是性別信仰的特定象征符號，性別意識形態對家務勞動分工決定會有一定作用：自由主義的性別角色態度會導致平等的家務勞動分工，有較少傳統性別角色態度的丈夫會做更多的家務勞動，尤其是“女性特征的家務雜事”。雖然大多數相關文獻認為男性對性別角色的態度和信仰對理解家務勞動的分工尤為重要，家務勞動分配不均也體現了性別不平等，但也有學者發現男性對家務勞動是否應在雙職工家庭平分的態度與所做的家務勞動量沒有聯系，有時婦女的態度比男性更具有決定性。
(四)社會制度和社會政策
Fuwa和Cohen利用Chang對于婦女就業的社會政策的定義，通過在33個國家相關數據的分析，研究社會政策對家務勞動分工的影響，發現旨在緩減性別不平等和工作家庭沖突的社會政策對夫妻家務勞動平等分配有積極的影響。在不考慮婦女個體特征的情況下，消除性別差別的政策和雙親社會撫養政策，會使家務勞動的分配更公平。傳統的研究并沒有涉及到社會環境尤其是國家相關政策對家務勞動決定的影響。
四、其他相關研究
(一)家務勞動和工資的關系
關于家務勞動和婦女低工資之間有什么樣的聯系，哪個是因哪個是果，理論界存在著很大的爭議。Becker的精力分配理論認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精力又和工作產出進而和工資聯系在一起，在家務勞動上花的功夫多，在工作上的努力就會少，進而工資也會低，甚至造成職業上的性別隔離。Bielby對Becker的理論提出了質疑，他在Quality of Employ-ment Surveys(QES)中發現，婦女自己報告花在工作上的精力要多于類似家庭狀況的男性。他提出了另一個解釋原理：婦女個體期望在家務勞動上花更多的時間，尤其是在每周工作日想獲得時間安排靈活的工作，而這種工作時間的靈活安置對雇主來講就是一種成本，低工資就是對這種成本的補償。
Hersch and Stratton通過研究說明家務勞動對婦女的工作效率有影響，家務勞動時間和婦女的工資收入呈負相關關系，而與丈夫的收入沒有明顯的關系。但部分學者認為，婦女做更多的家務并不是婦女低工資的原因，反而，婦女比男性做更多的家務勞動是因為家庭約束和低市場工資。
(二)家務勞動和公平感、婚姻滿意度
Robinson和Godbey指出，最不受歡迎的家務勞動是洗熨，接著是每天必做的洗碗、買菜。做飯、洗碗、洗熨、清潔，這些工作是重復的、無聊的、不需要計劃的，90％是由婦女完成的，男人更喜歡做一些戶外的家務，汽車維修、賬戶管理。家務勞動的性別隔離使得丈夫認為大多數家務勞動是“婦女的工作”。有研究表明，妻子對家務分工是否公平較丈夫更敏感，男性承擔家務勞動特別是承擔在傳統意義上被認為“女性的勞動”越多，夫妻雙方的家務貢獻越平衡，女性對家務勞動的公平感就越強。
事實上，夫妻間的家務勞動分配并不用50％作為“公平點”，家務勞動分配的不公平感與事實上的
不均關系很小，而是源于現實中做的家務比預期多。盡管妻子和丈夫對于“公平”的看法有所不同，家務勞動分工主要通過公平感來影響婚姻滿意度，男性是否參與日常家務勞動已成為婚姻滿意的主要預警器。但Coltrane卻認為，不公平感多數來自婚姻的其它沖突，家務勞動分工只是催化劑。
性別意識在很多方面也會影響著勞動分工公平感和婚姻滿意度。當丈夫的平等意識更強時，婚姻的不滿意較少，但是當妻子比丈夫更具平等主義時，婚姻沖突通常更多。妻子對家務勞動分工的滿意度在沒有生育前和子女離家后的階段最高，在養育孩子階段最低。而丈夫對家務勞動分工的公平感與滿意度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并無多少變化。
(三)家務勞動社會化
恩格斯主張“把私人的家務勞動溶化在公共事業中”，夫妻通常接受有償勞動的幫助或從他人(往往是父母)那里得到的無償幫助。Cohen在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中發現美國6％的家務勞動是花錢的有償服務，而德國不來梅的相關調查顯示有1／8的家庭會使用有償家務勞動；荷蘭的一項研究發現何蘭有12％的家庭支付有償的家務勞動。
中國也有部分學者提倡家政業的發展，認為應積極實現家務勞動的社會化。柴效武從歷史演進的角度清晰地分析對比了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和現代化：家務勞動社會化是用大工業生產和大社會服務的方式，使家務勞動逐漸脫離開家庭，成為社會性勞動；家務勞動現代化則是用現代化處理方式實現家務勞動的機械電器化操作。并從經濟學的角度，引用前蘇聯經濟學副博士威廉?阿扎爾《家庭和空閑時間》中的數據，說明前者是“大而專”后者是“小而全”，認為前者要大大優越于后者，提倡在家務勞動現代化的同時更需要大力發展社會化。李秋芳則認為要促進家務勞動社會化，須努力發展三個市場：家庭事務勞動力市場、家務勞動設備市場、家務勞動加工市場。
五、簡短評述
Beeker認為，家庭實際上是個小型工廠，即使在能夠提供各種重要服務的、生產許多昂貴商品的最發達國家里，情況也是如此：撫養兒童、燒茶煮飯、收拾住所，還得照顧病員、護理老人并承擔各項輔助任務。因此，日常瑣事(洗衣、做飯、清潔等)、照看孩子、老人、病人屬于家務勞動都得到的大部分學者的認可，但情感投入是否屬于家務勞動還存在很大的爭議，筆者認為情感投入并不可以劃入家務勞動的范疇內，在一個家庭中，有情感投入的不僅是妻子，丈夫、孩子、老人甚至投入更多，并且這種投入是人類特有的也是人類的本能，情感的投入不會因相對資源多寡、國家政策、社會觀念等的不同而進行不同的投入，情感的投入是內在的、不外露的、不易觀察的，是維護一個家庭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并不能將其等同于洗衣做飯，劃入家務勞動的范疇。
從技術角度講，家務勞動的計量存在很大的困難，家務勞動并沒有統一的范疇、也沒有規范的程序和質量標準，并且因個體家庭狀況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異。實際上，為妻子家務勞動付酬只是停留在理論的爭辯中，而要在現實中真正實現為妻子的家務勞動的付酬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不僅因為計量的困難，更是因為觀念轉變需要漫長的時間。由于科技的發展和家政業的繁榮，使得家務勞動部分的實現了現代化和社會化，夫妻的家務勞動量有了明顯的減少，同時也為家務勞動的計量帶來統計上的便利。但理論界有關家務勞動的現代化和社會化的研究太少，大多數文獻在關注家政業的發展和從事家政業人員的工作狀態，很少有人關注雇主(家庭)的狀態，家庭使用有償家務勞動的狀況并不明朗，有償家務勞動對夫妻雙方家務勞動狀態的影響也并不清晰。因此，家務勞動現代化和社會化對夫妻雙方家務勞動狀況的影響狀況成為以后相關研究的一個方向。
第2篇：家務勞動的作用范文
幫助父母做家務，要有耐心，你可以在廚房觀察爸爸媽媽怎樣做，再找機會幫爸爸媽媽做點什么，比如洗菜、摘豆；向父母學習做飯炒菜時如何避免燙傷等等。你還可以請父母將沒做過的家務分成幾個小部分，并逐一示范做法，例如，清潔浴室，應示范如何擦拭洗面盆、洗刷浴缸和拖地板。如清理你的房間，可讓爸爸媽媽例舉該清理的地方或以圖、剪貼等方式提示自己。
同學們在做家務時，應注意以下幾點：
1、學會勞動程序，培養勞動技能。正確的勞動程序，不但可以提高勞動效率，而且可以培養自己的勞動技能。大家做家務，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正確合理的程序，會使大家感到做家務并不難，同時也會提高勞動的熱情和興趣。
2、先易后難，循序漸進。做家務，要根據自己的年齡特點，先易后難，循序漸進。你可以先學做有興趣的又力所能及的事情，逐步提高難度。如果一開始就做不能勝任的事，會因無法完成或完成得很不像樣而喪失信心，進而會厭惡家務勞動。
3、注意安全，培養毅力。大家在做家務時，千萬注意安全。在使用電器、煤氣、化學洗滌劑、刀具等方面，一定要掌握正確使用的安全常識。
幫爸爸媽媽分擔家務，好處多多：
1、許多同學并不了解物質財富的來之不易，不了解父母工作的艱辛；花錢大手大腳，不愛惜財物。通過勞動，會明白創造財富的艱難，養成愛惜財物的好習慣。
2、懶惰笨拙的人，是不受人歡迎的。從小參加家務勞動，不但能掌握一定的勞動技能，而且會養成勤勞的作用。一旦走向社會，這些技能和作風，就會在集體生活中表現出來，受到大家歡迎。
3、同學們在家務勞動中，經歷克服困難的過程，能鍛煉意志和毅力。
4、學做家務，可以學到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家庭是個小社會，家庭生活的內容涉及到各種知識。許多同學的小發明、小創造，大多是在家務勞動的實踐操作中受到啟發而產生的。
5、緊張的學習之余，做一點家務，正是一種積極的休息，不但可以通過改變活動形式來調節大腦機能，而且有利增強體質促進健康。
6、一個人家務勞動的能力強，生活技能也高，獨立生活能力就強，從而對生活充滿自信心，能獨立面對各種困難。
7、分擔家務之后，親身體驗到了家務勞動的繁雜，才能體會到父母終日操勞的不易，感受父母的良苦愛心。和爸爸媽媽共同做家務，也會給家庭帶來一種融洽、和諧、歡樂的氣氛。
愛勞動，從做家務開始
暑假里，讓“熱愛勞動”不再是一句空話，同學們從簡單的家務勞動開始，培養自己的勞動能力。整理房間、疊被子、掃地、擦桌子、收拾碗筷、吸塵清掃、衣服分類、清洗浴盆、洗手絹、洗襪子、擦鞋子等等，隨著對家務勞動的熟悉，再做一些勞動技能較高的事情，如換床單、清潔浴室、操作洗衣機等等。
幫助父母做家務，要有耐心，你可以在廚房觀察爸爸媽媽怎樣做，再找機會幫爸爸媽媽做點什么，比如洗菜、摘豆；向父母學習做飯炒菜時如何避免燙傷等等。你還可以請父母將沒做過的家務分成幾個小部分，并逐一示范做法，例如，清潔浴室，應示范如何擦拭洗面盆、洗刷浴缸和拖地板。如清理你的房間，可讓爸爸媽媽例舉該清理的地方或以圖、剪貼等方式提示自己。
同學們在做家務時，應注意以下幾點：
1、學會勞動程序，培養勞動技能。正確的勞動程序，不但可以提高勞動效率，而且可以培養自己的勞動技能。大家做家務，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正確合理的程序，會使大家感到做家務并不難，同時也會提高勞動的熱情和興趣。
2、先易后難，循序漸進。做家務，要根據自己的年齡特點，先易后難，循序漸進。你可以先學做有興趣的又力所能及的事情，逐步提高難度。如果一開始就做不能勝任的事，會因無法完成或完成得很不像樣而喪失信心，進而會厭惡家務勞動。
3、注意安全，培養毅力。大家在做家務時，千萬注意安全。在使用電器、煤氣、化學洗滌劑、刀具等方面，一定要掌握正確使用的安全常識。
幫爸爸媽媽分擔家務，好處多多：
1、許多同學并不了解物質財富的來之不易，不了解父母工作的艱辛；花錢大手大腳，不愛惜財物。通過勞動，會明白創造財富的艱難，養成愛惜財物的好習慣。
2、懶惰笨拙的人，是不受人歡迎的。從小參加家務勞動，不但能掌握一定的勞動技能，而且會養成勤勞的作用。一旦走向社會，這些技能和作風，就會在集體生活中表現出來，受到大家歡迎。
3、同學們在家務勞動中，經歷克服困難的過程，能鍛煉意志和毅力。
4、學做家務，可以學到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家庭是個小社會，家庭生活的內容涉及到各種知識。許多同學的小發明、小創造，大多是在家務勞動的實踐操作中受到啟發而產生的。
5、緊張的學習之余，做一點家務，正是一種積極的休息，不但可以通過改變活動形式來調節大腦機能，而且有利增強體質促進健康。
6、一個人家務勞動的能力強，生活技能也高，獨立生活能力就強，從而對生活充滿自信心，能獨立面對各種困難。
7、分擔家務之后，親身體驗到了家務勞動的繁雜，才能體會到父母終日操勞的不易，感受父母的良苦愛心。和爸爸媽媽共同做家務，也會給家庭帶來一種融洽、和諧、歡樂的氣氛。
經過一個暑假，你會發覺自己其實很能干。 美舒
第3篇：家務勞動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夫妻共同財產 社會性別 財產范圍
一、夫妻共同財產制的意義
夫妻共同財產制是夫妻財產制中的重要制度，它是指將夫妻財產的一部或全部合并為共同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至婚姻關系終止時分割。基于共同財產的范圍不同，共同財產制還可分為一般共同制、動產和所得共同制、婚后所得共同制、勞動所得共同制等多種形式。一般共同制的共同財產范圍最大，不論是夫妻的婚前財產還是婚后財產，是動產還是不動產，一律歸夫妻共同所有。動產和所得共同制是指夫妻在結婚時的全部動產和婚后所得歸夫妻共同所有。婚后所得共同制是指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的財產屬于夫妻共同所有。勞動所得共同制則是僅以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勞動收入作為夫妻共同所有。
我國《婚姻法》自1950年采取婚后所得共同制，雖歷經修改，不斷補充完善，但將婚后所得共同制作為法定夫妻財產制度的原則仍保持不變，究其立法意圖，主要有三：
一是符合婚姻關系的特點。夫妻共同財產制的特點是將夫妻的婚后生活視為一個整體，共同管理、使用、處分其婚后所得財產，它反映了夫妻共同生活、共同居住的現實，使夫妻的經濟生活與身份關系趨于一致，有利于婚姻關系的穩定。同時，夫妻關系是至為密切的社會關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盡管另一方收入很低，甚至沒有職業，也應視為夫妻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因為，在一方獲得的財產收益中，包含了另一方在操持家務、撫養子女、協助工作以及情感支持等方面的投入。就這個意義而言，婚后所得共同制確認了家務勞動的價值，為從事家務勞動的一方提供了有力的保護。因而，這一制度有利于保護婦女合法權益。
二是符合中國的國情。夫妻財產制與夫妻身份制一樣，總是與一定的社會制度相適應的。目前，我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大多數公民的收入和財產數量仍然不高，共同財產制鼓勵夫妻同甘共苦，可以使雙方有限的收入發揮最大的效益，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同時，“同財共居”是中國幾千年的婚姻習俗，共同財產制符合絕大多數人對婚姻的心理期待和社會認同。盡管有些學者認為分別財產制更能體現夫妻的獨立人格和獨立地位，更能體現男女平等原則，但就我國目前的狀況看，仍不具備以分別財產制作為法定財產制的社會條件。一方面，婦女在受教育程度、就業、薪酬方面普遍低于男性，許多已婚婦女因從事家務勞動使職業發展受到很大影響 [2]，實行分別財產制將致婦女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實踐中大多數人仍然不能接受分別財產制，以分別財產制作為法定財產制不符合中國國情。
三是有利于交易安全。夫妻財產制不僅規范夫妻之間的財產關系，規定靜態的“所有”安全，而且也規范夫妻與第三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保護動態的交易安全。適用法定的共同財產制使第三人在通常情況下可以推定夫妻間的財產就是共同財產，除非當事人明確告知第三人夫妻之間實行了分別財產制，否則第三人與夫妻一方發生的債權債務關系就是以夫妻雙方的共同財產作為保證的。同時，在夫妻共同財產制下，夫妻對共同財產享有平等的處分權，因此，對第三人而言，一方對財產的處分，可以視為夫妻雙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即使是夫妻一方單獨擅自處分，第三人仍有理由相信該處分行為是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夫妻中的另一方也不得以不知道或不同意為由對抗善意第三人[3].
二、夫妻共同財產制的性別盲點
夫妻共同財產制源于中世紀的日爾曼法。與現代法的共同財產制理念不同，它是夫妻一體主義的產物。共同財產制顧名思義，是以夫妻一體的觀念為基礎而以夫妻之財產為夫妻共有的制度，表面上看似非常公平，其實不然。傳統的夫妻共同財產制夫權色彩非常顯著，丈夫是夫妻共同體的主人，對于共有財產可以行使絕對的權利。1804年的《拿破侖民法典》規定，夫為婚姻共同體之首長，單獨管理共有財產，不須妻之同意可以將共有財產出賣、轉讓或抵押，而且于管理上對妻無報告義務（1421條）。此外，丈夫還可以管理妻之特有財產，且收取其所生之果實或利益。如此，妻對于自己之特有財產也僅有“虛有權”而已，故處分時，往往需要夫之協力。[4]自近代以來，這種夫權色彩濃厚的夫妻共同財產制已逐漸被夫妻權利平等的共同財產制度所取代。現代的夫妻共同財產制已基本擯棄了以夫權為主導的夫妻一體主義，以夫妻各自人格獨立、男女平等和保護夫妻弱勢一方利益為立法原則。但是，如果我們以社會性別的視角，站在女性既存的社會性別制度化中所處的實際上不平等的特殊地位上，去審視現存的家庭角色分工，就可以看到夫妻共同財產的范圍界定仍然存在著性別盲點。
女性主義學者認為，造成女性與男性不平等的因素不是兩性之間在生理上的差異，而是兩性的社會性別差異。把男女兩性通過婚姻結合組成的生活單位定義為家庭，是以存在勞動和角色的社會性別分工為前提的，是既定的社會性別文化的產物，即家庭是由一個賺錢的丈夫和父親，一個沒有收入但照料家務的妻子和母親，以及一個或多個子女組成[5].在這種典型的家庭模式假定下確立的夫妻共同財產制，讓沒有工作的妻子獲得丈夫收入的一半，似乎是對婦女的尊重和對她家務勞動價值的肯定。但我們不禁要問：沒有任何社會工作的妻子的財產所有權能夠真正實現嗎？在現代大多數女性參與社會工作的情況下，如何看待家務勞動的價值？現行的夫妻共同財產范圍是否充分考量了妻子的貢獻？家庭中的無形資產應當如何評估？
（一）家庭中角色分工的社會性別分析。
據聯合國統計司和提高婦女地位司的調查發現，在大多數國家，婦女無論是否就業，都承擔著家務勞動，尤其是要承擔照料子女及其他家人的主要責任。在發達地區，2/3至3/4的家務勞動是由婦女承擔的。2001年第二期中國婦女地位調查資料顯示，中國的城鎮婦女每周花在家務勞動上的時間平均是21個小時，比男性的8.7個小時要多近兩倍，而她們中的大多數與男性一樣是全職工作者。
家庭中的性別角色分工是決定家庭關系和女性地位的基礎，性別角色分工雖然與生理因素有直接關系，但卻不是由生理因素決定的，它是社會文化塑造的結果。決定家庭中性別角色分工和女性從屬地位的根源在于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制社會。女性承擔大部分生兒育女負擔的“生理現實”是父權制產生并持續維持穩定的淵源；父權制規范產生的基礎不是生物和生理上的原因，而是由于社會接受了男權統治的價值體系和意識觀念；在父權制這種經濟關系下，家庭成為男性免費使用和支配女性勞動力的場所。家庭中的男權中心是社會中男權中心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通過種種渠道滲透到家庭的權力結構中，而家庭中的性別不平等又反過來成為社會創造社會性別不平等范式的渠道之一。因此，家庭中的性別不平等應該是社會中兩性關系不平等的延伸。
女性社會角色的變化將推動家庭性別分工從“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向“平等的”性別角色分工模式轉變。調查顯示，目前我國大多數家庭性別角色分工已經處于傳統的與平等的兩種范式之間，婦女的收入占家庭總收入比例的平均水平已由20世紀50年代的20%提高到， 90年代的40%，盡管實際上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仍然是女性，但贊成家務勞動應由男女共同承擔的人已達到86.5%[6].顯然，對于家庭中性別角色分工的態度轉變快于行為的轉變，但我們相信態度的轉變正是行動轉變的先導。
（二）家務勞動在夫妻共同財產中的意義。
是否需要評估家務勞動的價值，以及如何評價家務勞動價值的問題，早在上世紀中葉就已經在許多國家開始爭論，并逐漸被女性主義者納入其研究的領域。1960 年，日本的學者磯野富士子教授在《婦女解放的混迷》一文中提出，家務勞動不僅有用，而且產生價值。他認為，是否承認家務勞動的價值，關系到婦女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地位，只要承認妻子具有獨立的人格，則妻應當對于自己的勞動，有要求相當報酬的權利。家務勞動是勞動力再生產所不可缺少的生產手段，當然產生價值，此價值構成勞動力即商品價值之一部分，因此，家庭主婦可以從丈夫的職業所得中要求因家務勞動所附加的價值部分。他的這一觀點，得到許多學者的贊同。臺灣學者林秀雄進一步指出，家務勞動非商品交換的勞動，故對社會而言，無經濟的價值；但于社會關系中無經濟價值的勞動，于家庭關系中，未必就無價值。事實上，家務勞動對整個家庭或丈夫而言，不僅有用，而且有價值。妻為家務勞動，則不必支付對價與他人，家計費用即可減少，而其減少部分，對家庭而言，就是家務勞動的價值。家務勞動之防止家庭中積極財產流出的功能，即為其獲得評價的主要根據[7].
這些對家務勞動價值的肯定性觀點在一些國家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中有所體現。如《瑞士民法典》親屬編在婚姻的一般效力中規定：負責料理家務、照料子女或扶助配偶方從事職業或經營事業的配偶一方，有權請求他方支付一筆合理的款項，供其自由處分（第164條）。英國的關于婚姻及離婚的王室委員會在其報告的第九編“夫妻間財產上諸權利”的一般考慮事項中提出： 婚姻為夫妻平等運作的合伙，妻通過家事之照料、子女之養育而對共同事業的貢獻，與夫之維持家計、扶養家庭具有同等價值（1950年）。日本在司法實務中也承認家務勞動具有價值。日本最高裁判所在其判決中認為，以女性在25歲結婚離職為理由，而不承認25歲以后所造成的逸失利益的原審判決為不當，而應以妻之家務勞動亦生財產上之利益為由，承認逸失利益之損害賠償（《民集》第28卷5號，第872頁）。
雖然有關承認家務勞動價值的理論與實踐都將家務勞動視為妻子的當然職能，即所謂“主婦的權利”，仍然沒有擺脫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但畢竟對承認家務勞動的社會和經濟價值在理論上進行了梳理和探討，并在一些國家的法律或實務上予以了肯認，這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如前所析，家庭角色分工模式的轉變，由男女雙方共同承擔家務勞動，或真正全面地實現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尚須時日，在此之前，明確家務勞動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有利于保障從事家務勞動的妻子的權利。
我國因“50年婚姻法”就開始實行夫妻共同財產制，似乎家務勞動的價值已經在共同財產制中得到體現，無須再另行規定了。但夫妻婚后所得共同財產制并沒有解決家務勞動價值的問題。這一方面表現在獲得夫妻共同財產的前提是基于夫妻身份，而不是夫妻協力，這使專門從事家務勞動的一方因其勞動不被社會承認，不具有經濟價值而實際上處于仰人鼻息、受人恩惠的境地（重大家庭事務仍以丈夫決策為主，81%的住房以丈夫的名義登記，存款登記在丈夫名下的也占到69.3%），共同財產所有權無法真正行使[8]，法律上規定的獨立人格也難以真正落到實處。而另一方面，許多既外出工作，又要承擔主要家務勞動的-方所從事的家務勞動在夫妻共同財產中沒有得到任何體現。由于家庭角色分工的傳統觀念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在愈來愈多的婦女進入職業領域，從事有償勞動的同時，家務勞動仍然主要由婦女承擔。特別是在目前競爭愈加激烈的社會轉型期，婦女所承擔的社會壓力更為嚴重，角色沖突也就愈加明顯。因此，社會不僅要承認她們的職業勞動的價值，也應當承認家務勞動的價值。
承認家務勞動的價值，不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家庭成員認識到家務勞動對家庭的貢獻，同時也促使社會盡快認識家務勞動對家庭和社會的貢獻，承認從事家務勞動的婦女所付出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按照我國簽署和承諾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北京宣言》的要求[9]，應當由國家制定政策和法律，如制定對家務勞動等無酬勞動的評估方法，并將其列入國民核算體系。我國《婚姻法》應對從事家務勞動的價值作出肯定性規范，承認家務勞動的經濟價值。在離婚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也應將家務勞動作為需要考量的因素。通過政策和法律導向，最終促使有關家庭角色分工的不平等狀況向平等的方向發展。
三、無形財產應納入夫妻共同財產范圍
無形財產是與沒有實體或實物存在形式的財產客體相關的法定權利[10].2001年修訂的《婚姻法》雖然對夫妻共同財產的范圍作出了更為明確具體的界定，但除規定知識產權的收益屬于夫妻共同財產外，對無形財產中的文憑、執照、資格等具有預期利益的法定權利未作明確規定。筆者認為，此類財產也應當納入夫妻共同財產范圍。
在傳統的財產法律中，文憑、執照、資格等無形財產并不屬于財產之列。各國的婚姻家庭法中，也缺乏將其視為婚姻財產的相應法律依據。但20世紀末，一些國家對此問題開始反思。如美國一些州的判例，就確認配偶一方因對方的幫助所取得的成就、學位、執照、資格等，應當屬于衡平法上的婚姻財產。其理由是：（l）一方的貢獻和努力增加了對方事業的價值；（2）婚姻財產，是指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獲得的財產，而不論其財產形式如何；（3）婚姻財產不必以是否具有交換價值來作為評價標準。如行醫執照被認為有助于增加收入，故而持有者的配偶如果對此作出貢獻，就可以分得其中的份額；（4）婚姻是雙方彼此貢獻的經濟合伙，一方的成就、學位、執照、資格等包含了對方的貢獻和投入，它應當是衡平法上分割婚姻財產時的決定因素[11].
如前文所述，在家庭共同生活中，往往是妻子為了家庭的整體利益、對方事業的發展，在對方學習、培訓期間，承擔全部或主要的家務勞動，犧牲自己的發展機會，為對方的發展提供沒有后顧之憂的家庭保障甚至是承擔全部的生活費用和學習費用，幫助對方獲得文憑、執照或資格。對此類文憑、執照、資格等無形財產，目前我國婚姻法及司法解釋均未視為夫妻共同財產，只是對于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文憑、執照或資格已經轉化為物質財富的，如提高的收入可以作為夫妻共同財產，但若尚未轉化為有形的物質財富，則不視為夫妻共同財產。例如妻子負擔全部或者大部的家務勞動并以自己的收入支持丈夫接受教育和培訓，而丈夫卻在畢業或者獲得學位、職業資格后提出離婚的情形，根據目前對夫妻共同財產的界定，此時丈夫所取得的能夠帶來高收入的文憑、執照、資格因尚未轉化為有形財產，不能作為夫妻共同財產參與離婚財產的分割，而妻子則已將自己的收入支付了丈夫的學習和培訓費用。其結果是，雙方除丈夫的文憑、執照、資格外，幾乎沒有其他財產，離婚時夫妻可供分割的共同財產微乎其微。
可見，否認了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獲得的文憑、執照、資格等無形財產作為夫妻共同財產實際上就否認了妻子的付出和犧牲，使得離婚變成了對被離異妻子的一種無情的剝削和掠奪。這是與致力于實現男女平等、保護弱者利益的婚姻法的基本原則相違背的。因此，正確界定婚姻關系中財產的范圍至關重要。
婚姻是一個共同體，婚姻關系是雙方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伙伴關系。結婚是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的，結婚者有理由相信，配偶一方的發展就是整個家庭的發展，自己也必然分享因發展所獲得的成果及預期利益。一方犧牲自己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從事家務勞動，為對方獲得文憑、執照、資格在經濟上和生活上予以支持，是因為她（他）確信在婚姻生活中，自己可以分享對方獲得的成果和帶來的相應經濟利益。盡管在婚姻關系這種親密的關系當中，利他主義可能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眼前的和將來的可期待的利益仍然是促使夫妻作出這些犧牲的一個強大的動力[12].在獲取這一成果的過程中，取得文憑、執照、資格的一方，需要親自參加學習、培訓，是直接貢獻者；夫妻另一方從事家務勞動，外出工作，維持家計，甚至用自己的工作收入支付學費或培訓費，是間接貢獻者，這兩種貢獻應當具有同等的價值。
文憑、執照、資格等法定權利能夠證明一個人的受教育程度、知識或技術水平，反映了持有者的身份和資格利益，具有人身專屬性。但文憑、執照、資格等的取得要付出一定的時間、精力和相應的金錢投入，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為其他財產權轉化的產物。同時，文憑、執照等又是一個人的就業能力、收入能力的證明。通常情況下，文憑愈高，專業能力愈強，獲得較高收入的工作機會愈大，換言之，其獲得的預期利益也就愈大。由此看來，文憑、執照、資格中確實包含著一定的經濟利益，具有經濟價值。但是，這種經濟利益除了體現為已經實現的收入之外，又是無形財產，難以像有體物一樣予以占有和使用。從價值的實現上來看，文憑、執照、資格等法定權利的物質利益是可預期的而且具有可持續性。夫妻婚后所得財產的內容應當包括所有的財產形式，不應僅僅包括有形財產及無形財產中的收益，否則，就人為地縮小了夫妻財產的外延，在立法上背離了夫妻共同財產制的本質，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特別是為一方取得這些無形財產而協力貢獻的妻子一力-的利益。的確，在一個知識經濟和無形資產已經日益并且可能成為最為重要財產的社會中，如果婚姻財產的分割還僅僅局限于有形財產，那顯然是一個時代的錯誤。[13]
綜上所述，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取得的文憑、執照、資格等，應當屬于夫妻共同協力的成果，對于因此所產生的利益，包括預期利益均應作為夫妻共同財產，列入夫妻共同財產的范圍。
注釋
[1] 巫昌禎主編：《婚姻法執行狀況調查》，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2] 2001年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主要數據報告顯示，城鎮在業婦女的年均收入是男性的70.1%.越接近最低收入者，女性的比例越高，而越接近于高收入者，男性的比例越高。同時，盡管男女的收入均值都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增加，但在同等教育程度（如高中或大學）分組中，女性的平均收入都無一例外地明顯低于男性。調查還顯示，近10年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男女兩性的收入隨著市場機制的引入而正在拉大，而家務勞動對收入的影響是負值，對女性勞動價值的低估也會帶給女性勞動者負面的反饋，使其把更多的時間用于家庭。結果，只能使女性的勞動就業能力更為降低，收入也會隨之下降。
[3]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17條
[4] 林秀雄：《夫妻財產制度之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頁。
[5] 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2-5頁
[6] 潭琳、陳衛民：《女性與家庭》，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4一87頁。
[7] 林秀雄：《夫妻財產制度之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155頁。
[8] 蔣永萍主編：《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地位》，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一29頁。
[9] 《北京宣言》，戰略目標H.3.206.（g）。
[10] 《牛津法律大詞典》，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438頁。
[11] 李進之等：《美國財產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88-89頁。
[12] The ALI Principles and Marital Qualitv，Allen M.Parkman，Duke Journal of Gender Law & Policy，Spring /Summer，2001.
第4篇：家務勞動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心理壓力；家務勞動
一、資料說明
（一）資料情況
資料來源是中國日本合作課題"中國家庭調查"在成都、上海、南寧、大連四個城市的概率抽樣調查所收集到的數據，數據具有推斷四個城市總體的意義。在四個城市分別概率抽樣為2658、832、855、817份樣本。城市是立意抽樣選擇的，每個城市則PPS抽樣形成的樣本。
（二）樣本的基本情況--性別和地區分布
有回答的5072人中，男性占了47.61％，女性占了52.39％。有回答的5072人中，現在生活的地方為城市的占了67.67％，城市近郊的農村樣本近三分之一。他們分別來自大連（817）、上海（832）、成都（2,568）和南寧市（855）四個城市。
二、數據處理說明
（一）"心理壓力"的測量說明
本文使用的心理壓力測量是上述問卷設計中的事件測量。基本上符合石林（2003）提出的測量條件，所有數據均通過Stata統計軟件處理。
表格 1心理壓力測量表 在過去的一個月里，下列事情發生的情況
事情
經常發生
有時發生
偶爾發生
沒有發生
沒有這事
變量序號
為孩子的事煩惱
1
為配偶的事煩惱
2
為父母或配偶父母的事煩惱
3
覺得自己不被家人理解
4
覺得家庭負擔太重
5
為家庭未來的經濟擔憂
6
工作單位的負擔太重
7
在單位不被理解
8
和家人在一起的時間無法保證
9
為家人無法保證工作時間
10
（二）"心理壓力"的分值說明
筆者將十個原始變量"為孩子的事情煩惱"、"為配偶的事情煩惱"、"為父母或配偶父母的事情煩惱"、"覺得自己不被家人理解"、"覺得家庭負擔太重"、"為家庭未來的經濟擔憂"、"工作單位的負擔太重"、"在單位不被理解"、"和家人在一起的時間無法保證"和"為家庭無法保證工作時間"等問題依次編排變量序號為1-10，并把選項"經常發生"、"有時發生"、"偶爾發生"、"沒有發生"和"沒有這事"分別賦予"1"、"2"、"3"、"4"、"5"的分值。為考察心理壓力問卷的信度和效度，進行alpha檢驗，結果（見表2）顯示，各因素方向一致，構成內部一致性信度，各因素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在0.8060~0.8223之間，整個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是0.8279，表明該問卷具有很高的同質性信度；item-rest相關系數低于item-test相關系數，說明刪除該變量后的組內相關系數低于加上該變量后的組內相關系數，所以該問題具有作用。其中，變量1、2、3、5、6和9等的item-rest相關系數減去item-test相關系數的值較大，均接近1.3，表明這些變量對該問題的意義很大；變量8的情況相反，對該問題的意義最小。做alpha檢驗后，將該十個變量的分值相加得出心理壓力的得分。心理壓力的得分越高，心理壓力越小，反之越大。
表格 2心理壓力alpha檢驗結果
item-test item-rest 平均變量間
變量序號 個案數 方向 相關系數 相關系數 共變量 alpha
--------------+---------------------------------------------------------------------------
1 4959 + 0.5528 0.4200 .4209993 0.8223
2 4907 + 0.6101 0.4939 .4116017 0.8148
3 4896 + 0.6308 0.5197 .4076593 0.8121
4 4990 + 0.6140 0.5101 .4163428 0.8128
5 4995 + 0.6835 0.5706 .3866326 0.8060
6 4988 + 0.6512 0.5261 .3928514 0.8114
7 4745 + 0.6654 0.5501 .3933365 0.8090
8 4719 + 0.6588 0.5620 .4062066 0.8086
9 4940 + 0.5946 0.4735 .4131227 0.8160
10 4885 + 0.6370 0.5395 .4127566 0.8105
------------------------+----------------------------------------------------------------- Test scale
.4061475 0.8279
心理壓力的統計描述如下表：
表格 3心理壓力統計描述表
最小值
中位數
最大值
均值
標準差
人數
36
50
34.66857
8.533321
5072
三、家務勞動與心理壓力關系
表格 4兩性家務勞動分工不同情況下心理壓力比
家務分工
回答人性別
男/頻次
女/頻次
總計
丈夫承擔全部
34.04/50
32.8/25
33.626667/75
丈夫承擔大部分
34.005587/ 179
33.430657/137
33.756329/316
基本上夫妻相同
34.663727/907
35.448759/927
35.060523/1834
妻子承擔大部分
33.955267/693
34.248447/805
34.112817/1498
妻子承擔全部
35.84472/161
35.044776/268
35.344988/429
總計
34.437688/1990
34.793247/2162
34.622832/4152
從上表格中，可以發現當丈夫承擔全部家務時，女性的心理壓力明顯比男性的大。當妻子承擔全部時心理壓力最小，夫妻相同時次之，人數也最多，而心理壓力最大的是丈夫承擔全部和丈夫承擔大部分。下表格說明受傳統文化對兩性的行為要求，視妻子承擔家務勞動為天經地義，因此妻子承擔大部分時，因履行了傳統社會賦予女性的義務而心理壓力也最小。當丈夫承擔全部時，因妻子沒有完成自身的"家庭任務"而心理壓力最大。同時由于現代文化即男女平等觀念的影響，夫妻基本相同時心理壓力也很高，而且人數較多。
四、家務勞動受傳統社會性別文化影響
當丈夫承擔全部時，丈夫并沒有因為承擔了家務勞動，增加了工作量而產生心理壓力，相反對女性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當丈夫承擔大部分的時候女性的心理壓力依然比男性大，夫妻基本相同時人數最多女性心理壓力也最小。另外，當妻子承擔全部時并沒有出現與丈夫承擔全部時的相反情況，即并沒有造成男性的心理壓力，女性也并沒有因為承擔比男性多而產生心理壓力。換句話，家務勞動的工作量本身并不是直接造成心理壓力的原因，而是社會文化對兩性行為的要求影響著心理。妻子承擔全部家務時，這在傳統男權社會里視為理所當然、天經地義，所以無論對男性還是女性不會產生太多的心理不適感，因此心理壓力也最小。另一方面，現代觀念也對居民的心理產生了作用，夫妻基本相同時女性的心理壓力很小。
同樣是造成心理壓力大的"妻子承擔全部"和"丈夫承擔全部"，對兩性所造成的心理壓力并不一樣。筆者認為，出現上述現象是因為跟傳統的家務分工有關。在看上表中家務分工對男女兩性心理壓力的不同，更能反應傳統觀念對兩性形成的行為和心理上的影響。由此可知，家務勞動的工作量本身并不是造成心理壓力的主要原因，而是社會文化對兩性的行為要求，女性承擔家務勞動是正常而合理的行為，因此會出現，男性承擔家務勞動時女性反而心理壓力大，而女性承擔家務勞動時并 兩性均沒有出現很明顯的心理壓力。另一方面，現代的觀念也逐漸在影響著市民生活，因此夫妻基本相同的比例最高，心理壓力也最小。
"男主外、女主內"對兩性的要求有所不同，并對女性的心理壓力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果兩性的工作擠占了家務勞動的時間，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呢？在選取不同職業類型和單位性質的工作時間比較后發現，個體戶和私營企業勞動者無論是月工作時間還是一天工作時間都是最長的。同樣是工作時間很長，擠占了家務勞動和與家人交流溝通時間，同等情況下對兩性比較后，其他職業類型和單位性質下都是男性心理壓力大，而個體戶（男34.442478，女33.049505）和私營企業（男34.688742，女33.498039）都表現出女性的心理壓力明顯比男性大。工作時間的長短會影響女性撫養子女、照顧老人以及其他家務勞動時間的安排，工作時間長將擠占女性的家務勞動時間，而傳統社會要求女性做家務，因此同樣的工作時間，對女性會產生更大的心理壓力，而男性則沒有。即使當今女性絕大多數都參加工作，但更多的妻子表示自己的主要任務在于家庭。因而會產生同樣的工作時間，對女性的心理壓力影響大。而現實生活尤其是現代觀念要求女性經濟的獨立、地位的提高，需要他們走出家庭，因而會加劇女性工作與家庭之間的矛盾。
對兩性傳統文化的認同，某種程度上是社會成員抵御心理壓力的方式之一，反對傳統文化將要受到普遍的輿論壓力。說明社會文化的相對獨立性和滯后性，抵御現代文化的取代。家務勞動體現了家庭性別角色分工，根據社會性別觀念知道，"男主外、女主內"是受社會普遍認可的分工模式。這種角色要求對個體產生心理壓力。
傳統社會中，普遍認同"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務分工模式，家務分工體現了家庭中角色任務，個體感知到社會對兩性的行為要求，并對社會文化對于家務分工模式的有自己評價和認知。認可并按照社會文化的家務分工模式行為的人群，得到社會普遍的認同，此時個體認知到社會環境不會對自己的行為產生負面效應，不會因此構成威脅，因而心理壓力較小；不認可或行為有悖于家務分工模式時，個體感知到社會對自己行為的不認可，并認為這種不認可的社會文化環境對自己構成了傷害或者挑戰等，因而產生心理壓力。傳統社會中，普遍認同"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務分工模式，家務分工體現了家庭中角色任務，個體感知到社會對兩性的行為要求，并對社會文化對于家務分工模式的有自己評價和認知。認可并按照社會文化的家務分工模式行為的人群，得到社會普遍的認同，此時個體認知到社會環境不會對自己的行為產生負面效應，不會因此構成威脅，因而心理壓力較小；不認可或行為有悖于家務分工模式時，個體感知到社會對自己行為的不認可，并認為這種不認可的社會文化環境對自己構成了傷害或者挑戰等，因而產生心理壓力。
參考文獻：
中國日本合作課題"中國家庭調查"《課題數據報告》重慶出版社2009年.
（法）皮埃爾·布迪厄著，劉暉譯《男性統治》海天出版社，2005年出版.
第5篇：家務勞動的作用范文
據國家統計局和婦聯聯合組織的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抽樣調查,女性受教育水平有較大幅度提高。與1990年相比,在18至64歲的女性中,2000年文盲比例已從30.1%下降到11.1%,特別是青壯年婦女的文盲率已降至4.9%。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從37.0%上升到50.7%,其中,城鎮女性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比例為44.3%,比1990年提高了8.3個百分點,男女兩性的比例差由12.6縮小到9.5。①隨著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女性掌握了先進的科學技術,教育科技象把“雙刃劍”,對我國女性產生深刻的影響。
一、教育科技對性別意識的影響
所謂性別意識,指的是從性別的視角觀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環境,對其進行性別分析和性別規劃,以便防止和克服不利于兩性發展的模式和舉措。性別意識用變化發展的眼光,看待流行的社會性別觀念,將具有自然屬性的人作為發展的核心,認為女性應具有獨立的人格和存在價值。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家庭對教育越來越重視,青年男女享有教育資源的差距明顯縮小。教育水平提高帶來了社會的文明,也帶來性別意識的理性與科學性,人們不再盲目地追求“男女都一樣”,突破了職場“無性人”的意識,建立在尊重兩性差異基礎上的男女平等。但是在這個由男女共同構成的人類世界里,在普遍接納、認可了男女平等原則的時代里,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化并沒有得到根本的變革。作為文化的傳播者、教育發達與科技進步的代表———媒體,也在性別意識宣傳表現出矛盾,產生許多負面影響。某些傳媒制作者,包括某些女性制作者缺乏性別意識,將女性的價值限制在容貌、年齡、體形上;將女性生存的空間限制在家庭;,將女性生存的意義限制在妻子和母親的角色上;將女性同男性的關系界定在依順、服從、服務、性吸引上,并以此得到男性的呵護、愛慕、供養、資助和指導。
大眾媒體中,女性形象是男性根據自己的需要創造的,許多內容影響了女性自身的發展,也限定了女性整體素質的提高,使女性在社會上追求成功的期望和要求也隨之被弱化和淡化。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國上世紀80年代播出很有影響的電視連續劇《渴望》,其收視率高達97%,劇中的女主人公劉慧芳,集忍讓、寬容、自我犧牲和奉獻精神為一身,明確反映出男權視角中對女性形象的一種社會期待和理想構造,這也是社會對女性期望值偏低在現實中的反映。同時,大眾媒體中,女性的外貌特征比男性受到更多的審視和評判,女性的身材曲線、容貌年齡成為衡量女性價值的唯一尺度,女性形象更多的時候只是作為一個可供觀賞的對象而存在,其自我、獨立人格和能力的展現都被弱化和消損。女性則通過大眾媒體的引導,學會了判斷“美丑”的標準,并運用這種“標準”來衡量自己和他人,于是隆胸減肥以及各種美容手術趨之若鶩,竭盡全力地使自己更美麗。這種忽略健康自然、帶有自殘色彩的行為不僅是男性文化壓迫女性的結果,也是女性自我要求、自行規范的結果。科技也在其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在男權思維慣性、商業利益驅動以及缺乏性別平等意識等作用下,女性的形象表現和傳播很大程度上處于誤導狀態,比較典型的是所謂“美女經濟”,拿女性人體做秀,或者說是拿女性的人體當賣點,來嘩眾取寵,以增加自己或商品的知名度,而女性人體在這里往往只是吸引人們眼球,刺激人們的消費欲望的一個性的符號。
二、教育科技對女性就業的影響
第一次科技革命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使傳統農業社會的生產方式改變為生產社會化和機器大工業的生產方式,為女性的社會就業創造了條件。第二次科技革命帶來了電氣化和生產過程自動化,減弱了女性的就業劣勢,女性就業也愈來愈得到社會的認可。進入20世紀以來,現代科技的發展不僅為女性走出廚房走出家庭進入社會職業領域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技術支持,而且成為文明社會認同女性職業化并形成一種文化氛圍的一個巨大的推進器。正如美國趨勢專家約翰•奈思比曾經預言,女性在勞動市場居于弱勢的年代就要過去,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經濟獨立,女性對于職業生涯的發展,有更多的選擇權,甚至在創業的腳步上,都有超越男性的表現。有關調查表明,婦女受教育的程度和婦女就業、婦女的經濟地位及其在家庭中的地位都有著密切的聯系。婦女受教育程度愈高,就業的可能性愈大,在社會和家庭內部地位越高,就愈能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而社會的發展和人們觀念的轉變,以及全球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現代信息技術的出現,為女性爭取與男性同樣的競爭和就業機會,改善女性的社會勞動分工,將起到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為以下幾方面:
1.工作活動中性別分離程度降低
傳統的男女角色分工實際上根源于史前時期的男女體力上的差異,雖然文明的進程已從其他方面超越了“體力最強者的規則”,但這種超越對婦女的生存狀況影響很小。隨著信息、軟件、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航天、海洋等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現代信息技術將使以體力差別作為勞動分工之基礎的男女職業選擇界限逐漸淡化,以智能差異選擇職業的機會將為女性進入高新技術產業和信息產業領域就業提供了新的機遇,女性將獲得與男性同等競爭的機會。隨著女性素質的提高,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婦女進入信息產業就業,從而逐步改變婦女的社會勞動分工。女性社會分工結構的優化,將相對減輕其勞動強度,增加工資收入,提高社會地位。這種變化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第一,目前發展中國家的婦女就業主要分布在第一產業和與之相關的領域,而發達國家的女性則主要集中于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在我國,女性從業人數的70%處于第一產業,即便是城市女性從業人員,大多也是分布在低技能或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行業。信息技術的發展和互聯網絡的廣泛使用,使第一、二產業的比重將逐漸下降,而第三產業和第四產業———信息產業將得到充分的發展。而女性特有的細膩周到、善解人意和有耐心的特性將使她們在第三產業,包括第四產業中的信息服務業發揮所長。第二,在信息產業中,女性主要從事辦公室電腦操作、以信息服務為基礎的文秘管理和公關工作以及低層次的軟件工作。而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普及,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系統分析和程序設計,或是信息專業和管理層面的分工領域中,進一步改變性別分工狀況。互聯網使得男女在體力和心智上的差異沒有必然的優劣和界定,反而是社會分工的科學化和縝密性更有利于女性價值的自我實現。一些女性也成為該行業的有影響的人物。例如,2003年9月的美國權威安全雜志—InformationSecurity評選趨勢科技的共同創辦人兼技術總監陳怡樺(EvaChen),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五大“最具遠見女性”之一。#p#分頁標題#e#
2.女性的就業領域擴大
根據查菲茨的理論提出,技術變化會使任何一個性別所掌握的技能老化,而其中女性所受到的不利影響更多,因為男人在尋求新的生產資源的工作角色的競爭中享有優勢。盡管如此,現代信息技術仍為女性帶來了積極的影響。首先,現代信息技術為女性參與更多重更高層次的社會分工領域提供了可進入性。其次,網絡技術的高度發展為女性提供了更具有靈活性的兼職和遠程工作。信息化導致商業、金融、貿易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發生了重大的改變,人們可以利用已經建立的信息網絡在家中購物、進行雙向視頻點播、科學咨詢、瀏覽報紙雜志、網上求職等。在此基礎上,大范圍地實行彈性工作制、遠程工作或在家上班成為必然趨勢。女性需要花費比男性更多的時間來照顧孩子,傳統的固定的辦公室環境和固定工作時間往往使女性很難兼顧工作與家庭。利用信息新技術的遠程辦公實現了在家中工作,為女性提供了一種解決辦法,使她們既有可獲取報酬的工作和靈活而舒適的工作場所,又可以照料家務和子女,利于保持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3.女性的自我發展拓展
首先,信息通信和傳播技術以及目前廣泛應用的互聯網絡使女性能夠在更廣闊的空間和領域中獲取社會信息和資源,提供了更多的渠道讓女性了解世界,學習最先進的技術和知識。這些使女性的視野更加開闊,站在世界的高度上評價事物,為自己的價值和角色定位做出正確的選擇,在更高的層次上提升自己的品位和能力。其次,由于計算機技術在生產中被廣泛使用,生產自動化程度大大提高,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縮短,相對剩余時間延長,家庭電氣化和家務勞動自動化也使家務勞動時間縮短,為女性的自我發展提供了時間上的保證。最后,網絡空間給女性提供了一個更自由、更開放的生存空間。由于網絡空間所具有的虛擬性和超時空等特點,女性在這里可以相應地擺脫傳統的性別束縛,通過網絡跨越現實生活的障礙,直接進入更廣闊的世界,進入與自己志趣相投的群體,改變自己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增長見識,擴大思想、知識和生活范圍。②建國以來,我國黨和政府十分關注婦女就業問題,并把它作為婦女解放的重要任務。政府為提高婦女的文化素質和技術素質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婦女的基礎教育、中等職業教育、掃盲教育等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女性在高學歷結構中所占比例還很低。大量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婦女,甚至還有文盲和半文盲的婦女在當前激烈的崗位競爭中往往成為被淘汰的對象,即便工作也是在投入較多體力而獲得較低收入的崗位上,這無益于婦女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的改善。事實證明女性越是遠離高科技,其淘汰的概率就越大。當然,現代科技也對女性心理產生了負面影響,使她們面臨著技術壓力,產生技術焦慮和技術恐懼,根據最近的一項相關調查表明,年輕女人已經漸漸遠離計算機學位。③
三、教育科技對女性婚姻的影響
科學技術走進家庭,使得計劃生育在技術上成為可能,這樣就極大地降低了出生率,也正是由于科學技術把性生活與生育可以進行分離,對傳統的性觀念帶來了沖擊,婚前、婚外的性生活日益增加。我國的婚姻觀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擇偶多選擇干部、軍人、華僑,如今愛選專家。這表面上看與科技無關,實際上是與科技作用日益明顯,科技工作者的社會地位的提高有很大的關系。科技還將進一步對家庭產生影響,如“試管嬰兒”的出現對家庭的沖擊,并引起倫理、宗教、社會學界的爭論。④女性生育率與受教育年限呈負相關關系,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及婚姻適應度與受教育年限呈正相關關系。已婚婦女受教育年限越長,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能理解婚姻的真諦,更善于建設、維護和調適婚姻,表現出婚姻適應度越高。教育進步、科技發達為家庭溝通、天倫之樂的享受奠定了基礎,但也帶來負面影響,網戀、虛擬家庭、跟蹤拍攝等等對婚姻的穩定是巨大挑戰。僅以“網戀”為例,它讓越來越多的家庭走向解體。網戀這種以現代網絡空間及其電子媒介物為主要溝通手段的感情互動過程,成了人們婚外感情交流的工具。有的“網戀”者不要家人,高唱“網絡就是我的家”,把絕大部分的業余時間掛在網上。有的甚至在網絡上成立了“虛擬家庭”,弄得熱火朝天,而對朝夕相處的伴侶漠然冷淡。每一個已婚者的網戀伴隨的將是家庭的不和與破裂,而這些悲劇的根本原因在于網戀導致了家庭角色沖突。根據學者的分析,現實中的網戀對家庭產生的問題主要有:影響夫妻的身心健康;影響夫妻情感;嚴重的將導致家庭的破裂;影響親子關系。
四、教育科技對家務勞動的影響
根據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發現,2000年由女性為主承擔家務勞動的格局仍未改變,85%以上的家庭做飯、洗碗、洗衣、打掃衛生等日常家務勞動主要由妻子承擔,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務勞動的時間達4.01小時,比男性多2.7小時。教育科技發展使家務勞動社會化與現代貨攤進程加快。家庭的生活服務勞動即家務勞動,隨著大工業生產日益向深度和廣度進軍,以及社會服務事業的廣泛開辦,相繼走向社會化之路。如紡線織布、縫衣做鞋、砍柴挑水、磨面碾米等,都曾是重要的家務勞動項目,現在則大都交付與社會,成為基礎的社會產業部門。烹飪、育兒、洗衣、購物等,雖然仍是家務操作的主要內容,也因現代食品、飲食店、幼兒園、洗衣坊、商店的廣泛提供與開辦而大為減輕。家務勞動的現代化,即通過更新、改進家務勞動的工具和技術,減輕家務勞動強度,避免重復勞動,提高家務勞動的效率。家務勞動的現代化推進,是大工業生產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家庭生活與現代工業科技結合的最佳形式與產物。自改革開放以來,以洗衣機、電冰箱、電飯鍋、煤氣灶、吸塵器、微波爐、多功能食物處理器等為代表的現代生活器具,紛紛進入家庭,使家務勞動的手段得以現代化裝備。這極大地改變了家務處理的方式,提高了家務勞動的效率,增進了家庭生活的質量,對實現家庭現代化,推動家庭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轉變,促成科學、文明、進步的生活方式在家庭的確立,起到了不可磨滅的功用。
家務勞動社會化與家務勞動現代化,兩者都受到社會與家庭的極大關注與稱頌,但兩者畢竟有著本質的不同。前者是以大工業機器勞動、現代科技和科學的組織管理體系為依托,用先進的社會化的大生產與大服務,替代個體家庭建立在落后的手工勞動基礎上的自我生產和自我服務,從而使該家務項目在家庭中大為減少乃至最終消除,成為重要的社會產業部門和服務行業;后者則是維持小家庭自我生產、自我服務的固有模式不變,只是引入現代家務設備,用機械電器化操作替代傳統手工勞動,從而使家務項目仍保留在家庭,家務處理的內容依舊,但操作方式全新。兩者相比較而言,應認為前者要大大優越于后者,后者則存有先天性缺陷。⑤女性的職業、受教育程度及文化素質高低,對家務勞動手段現代化的追求會有不同。知識分子生活追求簡單化,家務處理希望減輕化者居多,對可以節省家務操作時間與精力的家務設備特別喜愛,情有獨鐘,購后也能很快派上用場。一般的職工,受傳統思想觀念影響較多,生活儉樸,習慣于一切自己做,體力多勞累也在所不惜。故對現代家務設備添置要求不是很迫切,習慣于一種費心費力做家務以節約開銷的生活。再如,知識分子一般是經濟較寬裕,時間緊張,謀取職業外勞動收入的機會很多,增加家務設備以減輕家務處理,用金錢換取時間,用時間再多賺錢是合算的。一般工人的時間寬余,經濟緊張,謀取第二職業的機會少,報酬也不高,故習慣于用時間的多耗費節約金錢的開銷。#p#分頁標題#e#
五、教育科技對女性健康的影響
國際社會特別是國際婦女健康運動對婦女健康的重新界定,使婦女健康從傳統的婦幼保健醫學模式轉向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發展模式。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做出的定義是:“健康是指生理、心理及社會適應三個方面全部良好的一種狀況,而不僅僅是指沒有生病或者體質健壯”。聯合國人口與發展大會則將生育健康定義為:“生育健康是指于生殖系統及其功能和過程所涉一切事宜上身體、精神和社會等方面的健康狀態,而不僅僅是沒有疾病或不虛弱”。教育科技使女性更多地進入到白領階層。職業女性工作節奏快,工作壓力大,健康狀況受到挑戰。一項針對上海高校女性知識分子的調查顯示,有失眠想象的大約占被調查人數的45%,有身心疲憊感的占59%,有時煩躁易怒情緒的占55%,常感體力不足的占48%,這表明這些女性知識分子的心理處于亞健康狀態。⑥女性是家庭清潔工作的主要承擔者,往往是她們承擔了洗刷鍋碗、洗滌衣物和進行室內驅蟲、除穢等任務。在每天操持家務的過程中,難免要接觸一些家用化學清潔劑。而這些清潔劑多是近年來一些化工產品(科技發展的產物)。家庭清潔用品對女性個體的損害主要在:皮膚、免疫系統、神經系統、血液系統、生殖系統。科學家在研究不孕癥過程中,發現不女的不孕與長期使用洗滌劑關系密切。
第6篇：家務勞動的作用范文
論文關鍵詞 離婚 夫妻扶養 救濟
廣州某媒體一則新聞，事業有成的阿軍要和結發妻子離婚。妻子全身心照顧家庭15年，丈夫則在不斷進修中成就一番事業，阿軍先后三次到法院打官司要求離婚，妻子不同意離婚，還請求法院判令阿軍履行每天2個小時照料家庭的義務，對以前未履行的家庭義務以每天2小時計付代償家庭勞務費，1997年至2011年共計15年，10950個小時，以其時薪的1/5計，每小時200元，共計219萬元。
一、我國現行婚姻立法關于夫妻離婚后扶養救濟制度的相關規定
2001年新的《婚姻法》頒布之后，在立法的層面增加了離婚后的幫助和救濟制度，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家務勞動補償制度、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和經濟幫助制度。我國《婚姻法》第40條規定：家務勞動補償是指“夫妻書面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各自所有，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較多義務的，離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另一方應當予以補償。
離婚損害賠償指的是因一方有法定過錯而引起的離婚案件，財產分割時，對于無過錯一方，應適當多分的制度，《婚姻法》規定了四種法定情形。
二、我國現行婚姻立法中夫妻離婚扶養制度存在的不足
（一）扶養的概念
法律意義上的扶養也有區分，廣義的扶養泛指一定范圍的內的親屬之間根據法律的規定而存在的經濟上互相供養、生活上相互照料的權利義務關系，囊括了長輩親屬對晚輩親屬的“撫養”，平輩親屬之間的“扶養”和晚輩親屬對長輩親屬的“贍養”三種形態。狹義的扶養專指平輩親屬之間尤其是夫妻之間依法發生的經濟供養和生活扶助權力義務內容。
我國《婚姻法》第20條規定：“夫妻有相互扶養的義務。一方不履行扶養義務時，需要扶養的一方，有要求對方給付扶養費的權利。這里的夫妻扶養制度主要是婚姻存續期間內的扶養而不包括婚姻關系之外，對于離婚時存在生活困難的一方，只能請求“適當經濟幫助”作為救濟，對于全職家庭婦女來說，一旦婚姻關系終止，夫妻間的扶養義務消滅，離婚后必然陷入生活困難的境地，還可能因此喪失子女撫養權，不利于體現法律的公平、正義原則。
（二）雖然規定了家務補償制度，但在實際操作中存在一定問題
根據《婚姻法》第40條的規定家務勞動的補償限于夫妻婚前約定婚后財產歸各自所有即夫妻分別財產制的范疇，但受傳統思維的影響，本著長久共同生活的目的鮮有夫妻會約定婚后財產的所有形式，目前我國絕大多數夫妻采用共同財產制，也就是說這個范圍的夫妻不適用家務勞動補償，像案例里的情形，妻子全職家務，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未采用分別財產制，婚姻關系一旦消滅，無法獲得家務勞動補償，妻子的生存技能僅僅是撫育子女、照料老人，也無法保證自己的基本生活。其次，家務勞動補償標準不夠明確，如何確定付出義務較多，按照何種標準計算都沒有明確規定，這些問題全由法官自由裁量，顯然缺乏合理性。
（三）離婚損害賠償要求過于嚴格
《婚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三）實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對于其他可能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離婚的情形如：一方長期與他人保持通奸行為、染上性病又傳染給配偶、犯罪被刑事處罰等不予考慮，極大的限制了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適用范圍，使得離婚后無過錯一方獲得補償和救濟的可能性進一步降低，不利于弱勢群體的權益。
（四）離婚后的經濟幫助范圍規定不夠明確
現行規定只考慮離婚當時的情況，未考慮離婚后可能出現或者能夠預見的問題，使得許多離婚當事人無資格適用該規定。離婚時分得財產可以保證一時的生活需要，但因為全職照顧家庭，喪失或部分喪失職業競爭力，離婚后即成為失業人員或者待業期間無經濟來源;因為撫育年幼子女、照料老人無法參加職業勞動導致生活困難， 作為離婚另一方主體是否也應當給予必要的經濟幫助。
其次“幫助”標準模糊。“適當幫助”的規定缺乏具體、明確的執行標準，在實踐操作中難于把握。“無法維持當地的基本生活水平”參考的標準是什么。法律規定具體的幫助內容由雙方協商，協商不成由法院判決，又給予法官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且沒有規定“適當幫助”的期限是多久，在實踐中往往導致時間太短沒有實際作用，時間太長又導致新的矛盾。
三、 對夫妻離婚后扶養制度提出的建議
（一）將夫妻離婚后扶養的相關內容明確規定到法律當中
由于傳統思想的影響以及女性的生理特點等原因，不少人結婚后為了照顧家庭、生養子女，不得不將重心放在家庭之中，忽視了對事業的追求，雖然我國《勞動法》、《婦女權益保障法》中規定了女性在懷孕期間、生產后所享受的各種福利待遇，也因為某些現實情況得不到保障，部分女性因此喪失了工作崗位，一旦離婚，她們很難在社會中找到合適自己的位置。雖有不少人呼吁女性重新考慮回歸家庭，然而現代社會無論從工作還是生活中，女性面臨的競爭也越來越多，壓力也與日俱增，如果沒有對應的保障制度，女性回歸家庭以后面臨的危機越發的嚴峻，離婚后女性保證基本生活都有風險，更談不上自身的發展，離婚扶養救濟制度則是為了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
婚姻自由是婚姻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包括結婚自由和離婚自由，現代人觀念的開放，也使得結婚和離婚的隨意性越來越大，對應的婚后回歸家庭的風險程度也增加不少，部分人考慮到離婚成本增加，離婚可能導致生活困難，甚至因為收入低面臨放棄孩子撫養權等因素也會選擇繼續忍受不幸的婚姻，這背離了婚姻自由的本質，也違反了婚姻法的原則和精神。
為了更好的保障和貫徹婚姻法的基本原則，應將離婚扶養制度納入到法律體系，明確規定離婚后滿足哪些條件可以申請扶養，扶養持續的時長，扶養給付方式是一次性給付還是分期給付，具體參照的標準是什么，從而幫助弱勢群體在離婚后能夠重新回歸社會，找到自己的價值定位，同時也兼顧強勢一方的人身和財產權益，避免增加離婚另一方當事人不必要的負擔。
（二）補充和增加補償性的規定
現有關于家務勞動補償制度的規定有失偏頗，婚姻法明確規定了適用家務勞動補償制度的條件，但現實中很少有夫妻采用分別財產制，使得這一規定鮮有適用，“拒不完全統計，我國適用分別財產制的比例不超過百分之五，在這樣的基礎上，適用經濟補償的比例還要更低” 。傳統家庭男主外女主內，但隨著社會的發展，也有少數男性擔當起了“婦男”、“奶爸”這樣的角色，他們也可能成為離婚后的弱勢群體。適當增加夫妻共同財產制條件下的家務勞動補償制度，對于保障居家一方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為家庭付出較多義務，或者夫妻一方為另一方接受職業教育或專業培訓做出貢獻的，都可以劃入補償性規定的范疇，對是否采用夫妻分別財產制規定不同的標準。家務勞動對于家庭的穩定具有重要的意義，無法用現存的行業標準來劃分，而且婚姻解除以后，家務勞動對于當事人也不算是競爭條件，而婚姻另一方當事人則經過教育、培訓而具備專業技能，專業技能屬于無形財產，無法在離婚時進行財產分割，而且這種技能在將來能夠謀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如果離婚時不予補償顯然是不公平的。考慮到采用分別財產制的比例過低，建議增加夫妻共同財產制情況下家務勞動補償以及教育、培訓補償的條件和標準，可以參考當事人對家庭的實際付出的勞動時間和強度，參加教育培訓的時長、以及教育培訓所獲取的職業技能的等級，對照同一時期同一行政區劃范圍內容同類型勞動或技能的社會價值制定相對應的補償標準。
（三）將經濟幫助的相關標準進一步細化
我國《婚姻法》第42條規定的是“離婚時”，實際的情況往往是夫妻雙方離婚一段時間以后，一方因照顧子女、就業難等原因而導致生活困難，但在離婚時尚未出現，從而錯過了請求期限。因此應將經濟幫助的請求權設定在婚姻關系解除后的一定期限內，從而更全面的保障弱勢群體的正常生活。
同時應當明確經濟幫助的申請條件、給付標準和給付期限，比如離婚過錯一方生活困難是否有權請求扶養？考慮的條件包括其中一方因撫養和教育子女或年老、疾病而不能就業;參加下崗工人再就業培訓需要花費的時間和費用;或者雖然就業但收入難以維持正常生活等。另一方有給付能力，但不應當超過其收入的一定比例。經濟幫助應當設定期限筆者認為1年內較為恰當，否則也不利于保障給付方的合法權益。
第7篇：家務勞動的作用范文
論文摘要 農村女性是一個特殊的社會弱勢群體，離婚救濟制度對農村女性具有重要意義，在農村離婚審判實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農村離婚女性的合法權益。但通過實踐的檢驗，該制度還存在諸多的不足，如何完善現有的離婚救濟制度，建立更加合理的離婚救濟制度體系，使婚姻法的公平與正義精神在保護離婚弱勢群體中得到充分彰顯，這是新時期司法理論和實踐中的必然要求。
論文關鍵詞 離婚救濟 農村女性 離婚經濟補償 離婚經濟幫助 離婚損害賠償
離婚是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離婚自由越來越被人們所理解和接受。我們的法律在保障離婚自由的同時應當盡可能地減少離婚本身對各方當事人以及社會帶來的種種不利影響，而離婚救濟制度的設計則可以幫助在離婚中更好地實現法律公平正義的價值。農村女性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技能，生存能力較差，在整個社會中處于弱勢。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使得農村的離婚率也一路攀升，農村離婚女性該如何利用離婚救濟制度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保障自己的生活，這其中又存在什么樣的障礙，這些問題應引起關注。
一、離婚救濟制度概述
離婚救濟制度是法律為離婚過程中權利受到損害的一方提供的權利救濟方式，也是為離婚時處于弱勢一方提供的法律救助手段。根據我國現行婚姻法的規定，離婚救濟制度具體包括三種情形：離婚經濟補償、離婚經濟幫助和離婚損害賠償。
離婚經濟補償通常也被稱為家務勞動補償或家務貢獻補償，要求夫妻書面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財產歸各自所有，同時夫妻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了較多義務。這種經濟補償請求權是對夫妻中較多地從事家務勞動一方的勞動價值的認可，是權利義務相一致的體現。離婚經濟幫助在許多國家的法律中都有明確的規定，經常稱作“撫養金”。離婚時的經濟幫助要求一方在離婚時生活確實有困難，而且提供幫助的一方應該具備負擔能力。這種經濟幫助不是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扶養義務的延續，而是解除婚姻關系時具有人道主義的一種善后措施。因夫妻一方特定的違法行為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對方給予損害賠償，這種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公平公正原則、保護弱者原則等在離婚問題上的必然要求。
二、離婚救濟制度對農村離婚女性的意義
（一）保障農村離婚女性合法權益
女性雖是半邊天，但廣大農村女性的現狀表明了她們作為社會弱勢群體的不爭事實。經濟的發展使得大量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農村中的留守婦女數量越來越多。生活的重壓加上長期的分居使得夫妻之間的溝通交流減少，出現婚姻危機的比例明顯增加，而這一過程中，女性往往是權益被侵害一方。離婚救濟制度的設立，能為離婚中相對弱勢一方的農村女性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濟，有利于保障她們的合法權益。
（二）改善農村離婚女性生活狀況
在我國傳統的婚姻模式中，以女方到男方家庭落戶、生活為常態，婚姻關系中女方更多的依靠男方，這在農村地區尤為普遍。一旦婚姻關系破裂，農村女性便失去了生活的依靠，絕大多數農村女性會選擇離開夫家回娘家，而在娘家她們處境尷尬，生活困難。從制度設計上來講，良好的離婚救濟制度能夠扶弱濟貧，能夠改善農村離婚女性的生活狀況，保障她們的基本人權。與各方面相對獨立的城市女性相比較而言，離婚救濟制度對于廣大的農村女性具有更現實的意義。
（三）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和諧
農村的離婚案件中，有很大比例是因為男方的過錯行為所導致，離婚救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離婚成本，警示人們慎重對待婚姻，可以預防和減少草率離婚。完善的離婚救濟制度不僅可以懲罰做出不道德的婚姻行為的一方，還能讓農村離婚女性的生活得到保障，這在一定程度上能使農村離婚女性心理得到平衡，減少對他人、對社會的仇恨，以良好的心態投入新生活，有利于子女的成長，也有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
三、離婚救濟制度在農村離婚案件中的適用
但在實踐中，離婚救濟制度所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
（一）離婚經濟補償制度的適用
在審判實踐中，離婚經濟補償制度的適用基本上為空白，其價值沒有得到應有的體現。這一方面是因為離婚經濟補償制度的適用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尤其是要求夫妻之間實行分別財產制，即要求夫妻書面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財產歸各自所有，而在現實生活中這一比例不足5%，農村地區更是少見，所以離婚案件中很少會有人用到離婚經濟補償的救濟制度。另一方面，傳統的性別分工模式將女性牢牢地定位在家務勞動的角色中，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習慣性的認為女性應該承擔更多的家務勞動，當好賢內助，在受傳統思想影響深刻的農村地區這種思想更為普遍。這就使得家務勞動的價值得不到應有的社會承認，人們也就不習慣于利用經濟補償制度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了。
（二）離婚經濟幫助制度的適用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將離婚時“一方生活困難”界定為依靠個人財產和離婚時分得的財產無法維持當地基本生活水平，包括一方離婚后沒有住處的，這是請求經濟幫助的前提條件。在農村，一旦婚姻關系破裂，離婚女性大多生活無著，需要進行救濟。所以農村的離婚案件中，雖然整體的經濟幫助制度適用的比例不高，但請求經濟幫助的絕大多數是女性。我國《婚姻法》規定，經濟幫助的具體辦法可由雙方協議，經濟幫助的方式不限于金錢，可以是生活用品，也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權或所有權。但因農村的生活現狀，審判實踐中，女方要求經濟幫助的形式單一，基本上限于給付金錢，還因受到對方負擔能力的限制，女方提出的經濟幫助的請求往往無法得到實現。
還有一種情形在離婚案件的司法實踐中比較普遍，即審判人員為方便處理，在夫妻共同財產分割時，考慮實際情況，適當向女方傾斜，而不單獨適用或不支持離婚經濟幫助，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該制度的適用價值，應引起關注。
（三）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適用
在農村的離婚案件中，相比較前兩種救濟制度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適用比例相對較高。離婚可以通過協議和訴訟兩種途徑進行，協商不成而走上法庭的離婚案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一方的過錯造成的，而在實際生活中，法律所規定的家庭暴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與他人同居、重婚等可以請求損害賠償的違法行為較為普遍，通常由作為無過錯方的女性提出損害賠償的請求。
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同時存在適用難的問題，制約了該制度作用的發揮。首先在于過錯事實舉證認定難。無論是家庭暴力、婚外情還是虐待、遺棄家庭成員，這些行為都具有較強的隱蔽性，本身難以取證，加上無過錯方的證據意識缺乏，取證手段有限，往往無法拿出充分的證據讓法官對過錯事實予以認定，也就無法獲得相應的損害賠償，這是導致提出請求的案件數量多，而極少獲得支持的最主要的原因。其次，少數獲得支持的離婚案件，損害賠償的數額較低，起不到懲罰過錯方和撫慰無過錯方的作用。尤其是精神損害賠償的數額不確定，法官自由裁量權較大，不同的法官對同類案件的處理結果相差懸殊，不利于當事人權益的保護。再次，現行法律僅列舉了4項可請求離婚損害賠償的情形，沒有兜底條款，范圍太窄，使得現實生活中類似一方婚前故意隱瞞生理缺陷或嚴重疾病，導致婚后無法生育或正常生活的情形無法得到損害賠償。
四、農村女性離婚救濟的完善
考慮到農村女性的生存狀況，要對農村離婚女性進行救濟，一方面需要細化、完善現有的離婚救濟制度，更好地發揮其作用，另一方面還需要提高農村女性的法律意識和綜合素養，充分發揮各類基層組織的積極作用。
（一）關于離婚經濟補償制度
從現實來看，離婚經濟補償要求夫妻之間實行分別財產制是該制度在審判實踐中空缺的重要原因，因此，離婚經濟補償的給付應不考慮夫妻財產類型，只要一方為婚姻家庭的付出超出法定義務，就應得到經濟補償。如果是分別財產制，可以由一方對另一方單獨進行經濟補償；如果是共同財產制，可以將其作為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一方應多分得財產的法定理由。
關于該制度，現有法律只是規定了比較籠統的適用條件，但補償方式、家務勞動價值的計算、補償標準等卻沒有進一步的說明，導致法律規范的可操作性不強。家務勞動的價值究竟該如何計算，學者們意見不一，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人提出，家務勞動的價值應按照家政服務的市場價格來計算，但王歌雅教授認為：家務勞動的價值不能按家政服務員的報酬計算，而應融合情感與精神投入的價值②。因此，采取一定標準確定家務勞動的價值，明確補償標準和方式，是實踐中該制度得以廣泛適用的前提。
（二）關于離婚經濟幫助制度
首先，現行法律對“生活困難”的界定應由絕對困難論轉為相對困難論，將離婚導致的一方當事人生活水平降低的情形也包括在內，擴大經濟幫助的適用范圍，更好地補償和救濟離婚當事人。其次，應將經濟幫助制度進行細化。如生活困難具體應包括哪些情形，幫助的方式有哪些，如果給付金錢數額如何確定，一方對另一方的經濟幫助多長時間為適宜，等等。這些問題的確定可以讓該制度更加明晰，增加其在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和適用性。
（三）關于離婚損害賠償制度
第一，鑒于離婚原因的多樣性，《婚姻法》第46條可增加“其他導致離婚的重大過錯行為”這一兜底條款，賦予法院自由裁量空間，擴大離婚損害賠償制度適用的范圍，將、、婚前故意隱瞞生理缺陷或嚴重疾病等情形納入損害賠償請求的范圍，對無過錯方進行更好的救濟。第二，提高離婚損害賠償的數額，增加過錯方的離婚成本，加大對無過錯方的救濟力度，同時在一定范圍內統一精神損害賠償的標準，避免同案不同判現象的出現。第三，鑒于舉證難，應適當放寬無過錯方對過錯事實的舉證要求，在特定條件下還可以實行舉證責任倒置，采取過錯推定原則，降低無過錯方的舉證難度，切實保障無過錯方的婚姻權益。
（四）提高農村女性自身綜合素質
農村女性整體上受教育程度低，法律意識淡薄，法律知識匱乏，成為其合法權益經常受到侵害的重要原因。農村女性，尤其是年輕的農村女性，應適當的將自己從日常瑣事中解放出來，積極主動參加各種培訓和輔導，學習文化知識和法律常識，掌握某種技能，增強獨立性，提高自身綜合素質和能力。
第8篇：家務勞動的作用范文
關鍵詞：勞動能力低下，家庭因素，培養，健康人格
網絡時代的社會信息多元化，評價多元化，社會分工逐漸細化，社會競爭日趨激烈，望子成龍，盼女成鳳的父母們帶給孩子的愛也越來越多。在這各父母要求多，社會需求多的情形下，孩子們要學習的內容也種類繁多，沒有時間勞動，不愿勞動，逐漸遠離勞動，日漸形成勞動力低下的現象。如：近些年陜西澄城某高中學校錄取的新生中，有60%以上的人不會自己掛帳子，許多高中生在入學前沒有親手洗過一件衣服。一個班50名學生的調查，有49名不會縫補衣服，不會釘扣子。該縣對所重點中學初一年紀的學生作過一次調查測試，結果表明，從沒有洗過一件襯衫的占79%，不能煮好一鍋白米飯的占84%，不會和不敢使用電飯鍋、液化汽爐的占67%。對某小學一個班的調查，謬論班44名學生中，家長每天給整理書包的占39%，家長給洗手絹的占66%，家長給洗腳的占52.3%，家長給穿衣服的占59%。由此可見，勞動這種人類生存的基本素質，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正在由于某些因素的影響而被淡漠，被弱化，被遺忘。這種勞動觀念淡漠，勞動能力低下的不正常現象影響著孩子們的健康成長。
勞動創造世界，勞動創造人類，勞動是人類的第一需要，不勞動者不得食。這些觀點反映了客觀真理。要做一個真正的人，就必須愛勞動。愛勞動一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為什么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差，勞動意識和勞動能力每況愈下?究竟是什么原因?該如何繼承弘揚中華民族的美德?筆者對這些問題做了深刻的思考，以供探討。
一、青少年勞動能力的現狀
1、在家里：現在的青少年，大多數都是獨生子女，在家里被嬌慣成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懶骨頭，在家里很少干家務活或不干家務活。飯前不知道整理餐桌，拿碗筷，飯后更不知道收拾餐桌及刷鍋洗碗，房間臟了不掃，油瓶倒了不扶。甚至自己的一些自理性勞動都推給父母。
2、在學校：爺爺，奶奶接送心愛的孫子孫女，還有一些爺爺奶奶弓著腰在教室里替孩子們打掃衛生，或給孩子們記作業。到了中學最令班主任頭疼的是班里的衛生，不會做值日，不知做什么，該干什么活，做值日逃跑等問題;還有很多學生記不住老師布置的作業，不做作業，抄作業，甚至花錢雇同學來寫作業。
二、導致青少年勞動能力低下的原因：
1、家庭因素：
(1)家庭勞動啟蒙教育不恰當;
(2)孩子小，怕添麻煩。一如：跟著洗衣服，跟著擇菜，跟著搟餃子皮，跟著拿筷子端碗等，這時家長都會說：快去自己好好玩去，別弄臟了手和衣服，等長大了再學，這是爸爸、媽媽做的事。父母這種認為孩子太小不適合參與勞動的意識，在孩子遠離勞動的行為中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
(3)孩子學習忙，怕耽誤時間;
(4)心疼孩子，不讓勞動。一有一份關于各國中小學生每日勞動時間的統計顯示：美國72分鐘，泰國66分鐘，韓國42分鐘，法國36分鐘，英國30分鐘，中國只有12分鐘。中國城鎮的中小學生大約有50%不參加或每天只參加10分鐘的家務勞動。德國法律明確規定：孩子必須幫助父母做家務，其中610歲的孩子要幫助父母洗餐具，給全家人擦皮鞋;1416歲要負責擦汽車和菜園翻地;1618歲要完成每周一次的房間大掃除。
(5)生活富裕，沒必要勞動;
(6)用勞動懲罰孩子;
(7)工種用貴賤來區分;
(8)家長養育觀念的狹隘性;
(9)家長沒有起到榜樣作用;
(10)家長勞動教育沒有持續性
2、學校因素：學校勞動教育的、缺失，也造成了孩子重學習，輕勞動的態度。學校在應試教育的壓力下，過多的追求了成績，忽視了勞動教育，課程安排很滿，沒有時間安排勞動課，鍛煉課，沒有大面積的組織學生參加社會公益勞動，勞動最多也就是做值日和大掃除，由于人生安全問題，學生還沒有擦玻璃的經驗，技能及樂趣。
3、社會因素：
(1)社會片面的成才觀和用人觀對青少年勞動能力低下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2)社會主流觀念的陳舊，不認同勞動最光榮。
三、培養孩子勞動能力的途徑與方法：
勞動能力的培養重在家庭教育中，主要可從以下幾方面培養孩子熱愛勞動的品質。
1、及早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勞動。嬰兒剛出生經常有不會吮吸母親的乳汁而餓哭的現象，為了生存嬰兒每天學習吮吸媽媽的乳汁，所以勞動是人的本能。家長應盡量滿足孩子的需要，讓他盡早的參加家務勞動，這種做法并不單純是為了幫助大人減輕家務負擔，而重要的是通過做力所能及的家務來培養孩子的責任感，獨立自主能力這些都是塑造健康人格所必需的保障。
2、家長要起到勞動教育的示范作用。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在勞動教育方面家長首先要為孩子做表率。父母主動承擔家務勞動的精神會感染孩子，在這各好的家庭氛圍的熏陶下，孩子會逐步從父母身上學到為他人著想，熱愛勞動的美好品質。
3、家長要鼓勵孩子進行自理性勞動。
4、家長隨時樹立孩子的勞動自信心。
5、家長多帶孩子參加公益勞動。
讓孩子能明辨是非，全面看問題，知道不是所有的勞動都有報酬，勞動的價值不僅僅體現在金錢上，從而正確的引導孩子健康成長。
6、重視勞動實踐
四、勞動教育對孩子健康人格的影響
1、勞動有助于孩子的發展
2、勞動能促進孩子智力發展
從生物學角度講，適當勞動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加速新陳代謝過程，調節大腦疲勞，有利于大腦發育。長期的勞動過程還可以培養孩子對事物的觀察、分析和判斷能力。
3、勞動易于培養孩子的創新品質
一切的創新能力和技能與勞動實踐者是密不可分的，沒有經過動手和實踐，思維和想像往往不夠深刻，不夠深遠。即使科學家的發現和發明，都是在動手的實踐活動中產生的。
4、勞動促使關系和諧
5、勞動能更好的孝敬老人，給國家減免。
第9篇：家務勞動的作用范文
本期主講嘉賓：邱繼成信達證券研發中心首席經濟學家
相比政府主導的城市化的資源錯配風險而言，農民工市民化的凈收益（機會成本的反面）計算看似不明確，但卻客觀存在，因為農民工每天都在做著這樣的計算：要不要搬到城里，是舉家搬遷，還是一家分開來城市化。理解他們決策的機會成本及福利函數極具政策意義。
農民工市民化的機會成本與凈收益
首先，中國農民工市民化隱含的機會成本在于，農村家庭成員為家庭所免費提供家務勞動這一功能，因為搬到城里而無法維持或被迫轉向市場購買。因此，對于農民工自身屬成本項目，對于他人即是凈收益。
這里所說的機會成本并非傳統經濟分析意義上的機會成本，即所謂進城成為市民或到城里打工的機會成本等于放棄了留在家里從事農業種植活動能獲得的收益機會。如果只是傳統意義上的機會成本，那么，只要城里打工收入能夠大于留在本地從事農業的收入，去城里打工或變成市民而放棄種植的選擇即可被證明是合理與正確的。
我們所挖掘的農民工市民化的機會成本的概念，是基于“城鎮化，其實就是農民工市民化”的邏輯，即農民工以城市工商業為職業、把家安到城里來的社會過程。既然是安家，就要把分析的焦點集中于家庭這一最基本的單位，那么，2億多農民工沒有把家安在城市的真實成本在哪里？
目前，外出打工家庭的義務勞動普遍是由留守農村的老人或夫婦分工完成的。原因何在？這是經濟計算的結果。
從現狀來看，農民工還沒有把家安到城里，是因為他離不開農村老家成員對義務勞動的投入與支持，他在城里的收入還不足以使他在城里能購買得起可替代的服務和產品。這樣的勞動服務包括小孩的照顧、煮飯、做菜、洗衣、衛生清理、老人的照顧、小孩的教育、上下學的接送等。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報告，從其成員國家看，家庭成員所提供的這類義務勞動所計算出來的貨幣化價值可以占到GDP的1/3甚至以上。反觀中國2億多農民工家庭，如果我們有數據，從家庭的基本單元出發，一定能夠看到，2億多農民工里，不論他們選擇的是一家兩口出來打工，或一家只出來一個，抑或接孩子出來留老人在家，都是經過了成本—收益的計算，這其中，家庭義務勞動的成本福利，一定計算在內，且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變量。
那么，未來呢？
隨著市民化浪潮的推動，家庭遷往城市，原先成員分工提供的家庭福利模式將發生改變，家庭規模變小，或贍養老人義務變重，因此，作為成本項中重要的一分子—家庭義務勞動由誰來承擔或外部如何供給呢？如前所述，對于一個經濟主體是成本，對另一個經濟主體就是凈收益。實際上，家庭內部義務勞動的外部化，即貨幣化的購買，是一個重要的內容。
農民工市民化需要考慮的，正是家庭成員所承擔的這種內部的家庭義務勞動對于家庭福利和消費支出的積極意義。成為市民以后，原先在農村老家由留守老人或留守太太執行的義務勞動這一功能可能缺損或無法繼續履行。另外，由于農民進城難以一起帶老人入城照顧孩子、送孩子入托、上學送接、做飯、買菜等，而城市生活的壓力將迫使夫妻都需全職工作，因此這些活動將不得不轉向市場購買，這增加了農民工市民化的費用，若為節省這個費用，農民工或必須攜帶老人一起入城落戶，而這又勢必增加租房或買房成本。不論哪一種情形，農民市民化的機會成本都是難以避免的。
這個機會成本也不是不能克服，但克服需要更高的收入，這取決于多方面的條件：農民投資于市民化的努力回報，例如教育和人力資本積累的迅速提升。外在政策也能夠幫上忙，如保障房、廉租房、社保醫療和教育等。如果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收益能夠超過義務勞動的市場替代成本，農民市民化的進程就會輕松些。反過來，如果農民工自身的積累和努力的結果有限，政策扶持的力度也不盡完美，那么，農民工市民化的機會成本巨大。這個機會成本的產生正是由于我們沒有將所看到的家庭成員提供家庭義務勞動的價值部分計算進來。而我們所說的農民工市民化的機會成本正是這部分沒有計入的重要家庭功能。
另外一個極其重要的認識，就是城市化是高收益凈值的重要推手。盡管教育、人力資本提升、戶籍制度改革、社保醫療等政策都很重要，但比不過城市化的推動作用。城市化的本質含義就是積聚工商資源、匯集創新、吸引人才、創造高收益凈值的機會。農民工市民化的一個方面也就是其職業身份的選擇和固定化，特別是他們向往遷移到產生高收益凈值的城市里擇業和居住。因此，城市錯配的風險影響比較大，既影響國家發展進程，也影響農民工的市民化。
農民工市民化的凈收益估算
從中國農村人口的年齡結構情況可以看到， 0-14歲的兒童合計1.27億，占農村人口的19.16%；60歲以上的老人接近1億，占15%。對于這兩部分人口，他們需要家庭成員提供較多的細心照顧，也就是要較多的家務投入。我們所說的2億農民工的市民化，其家庭人口結構可以參照農村人口結構，他們也有類似比例的0-14歲的兒童和60歲以上的老人需要照看。
那么，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家庭義務勞動的貨幣化將提供多大的市場規模呢？
我們做一個最大規模的預測：假設目前農村家庭的家務勞動時間每天平均為4小時，由城里小時工提供的這類服務按每小時15元計。按重置成本計算，農村家庭的家務勞動價值為60元/天。農村三口之家全年家務勞動的價值為2.19萬元。假設市民化后，2億農民工進城后都要貨幣化替代家務勞動（理由是城市生活需要雙職工工作），那么，其每年需要從勞務市場購買4.3萬億元的家庭勞務，占當年GDP約8%的比例。而該家務勞動的價格并沒有考慮更復雜的老人看護、嬰兒看護、兒童照顧等，這類復雜勞務的價格將更高。由此計算，市民化所帶來的家庭勞動的市場化替代將輕易超過GDP總額的10%。這顯然是相當可觀的市場機會。
從市場的角度看，并且，只從家庭義務勞動的貨幣化進程看，農民工市民化之后，很大的投資機會一定是在兒童和老人的護理、兒童教育、醫療、餐飲、娛樂等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