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與經濟學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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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公共政策與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新媒體；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挑戰；對策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25-0027-02
新媒體是依托網絡技術、數字技術、移動通訊技術等發展的新技術，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博客、3G手機網絡、即時通訊軟件等。新媒體不再只是一種工具，而已經演化為一種環境。它嚴重影響了大學生的思想觀念、認知方式、表達方式、聚集方式和動員方式等方方面面，@給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帶來了嚴峻的挑戰。筆者根據自身從事輔導員工作的親身經歷，積極探索新媒體環境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些建設性思路。
一、新媒體環境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臨的挑戰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在京的第3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可以看出，截至到2016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7.10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1.7%。從網民年齡結構來看，我國網民仍以10―39歲的群體為主，占整體的74.7%。利用手機上網、發微博和社交網站等新媒體，獲取信息、信息、自我展示在大學生中具有普遍性。同時，新媒體給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和嶄新的學習環境。（1）新媒體技術搭建了大學生思想交流與學習的新平臺；（2）新媒體技術進一步拓寬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視角；（3）新媒體技術大大增加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積極主動性。雖然新媒體給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帶來了機遇，但同時也讓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臨著以下幾方面的挑戰。
1.新媒體的開放性和多元性特點影響了大學生的價值取向，使大學生價值取向出現偏差。高校是大學生各種思想文化的集聚地，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大學校園蔓延。雖然大學生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適應能力比較強，但是他們并沒有很好的辨別是非的能力，作為這一特殊群體，他們成為各種思潮爭搶的對象。新媒體上的信息雖然內容豐富，但在新媒體信息傳播中大量夾雜著各種價值觀和理念的網絡資訊襲來，與主流價值不同的意識形態往往容易在新媒體的環境中呈現，充斥著各色有害信息，不利于大學生觀念、態度與情感的正確形成，容易被各種思想迷惑和腐蝕，從而影響了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化過程，沖擊了社會主流價值觀，使大學生價值取向容易出現偏差。
2.新媒體的虛擬性和互動性特點容易引起大學生交往危機和人格障礙。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大學生更樂于借助新媒體，如QQ、MSN、飛信、微博、博客等方式進行人際交流和溝通。由于新媒體的虛擬性，大多數大學生不以真實身份進行交流，這種交流的虛擬性容易造成大學生交流的可信度降低，從而影響到現實生活中大學生的人際交往。虛擬世界的人格穩定與現實生活中的人格形成巨大反差后，極易出現個體的雙重人格或多重人格，進而影響良好人際關系的建立和發展。新媒體的互動性使得大學生不再是單向、被動的信息接受者，它的互動性是傳統媒體所不具備的。
3.新媒體的海量性和共享性特點弱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權威性。新媒體的海量性特點信息魚龍混雜，真假難辨，促使大學生可能被網絡上的不良信息誤導，導致他們思想產生混亂。新媒體所具有的共享性特點使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能夠處于平等地位來獲得資源和信息。如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充分利用新媒體的優勢來提高和完善自己，這將給高校教育管理者帶來思想引領、信息控制、輿論引導等權威方面的挑戰。
二、新媒體環境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應對策略
在中國社會網絡化迅速發展的今天，如何充分利用新媒體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服務，不斷開拓育人的新空間，是一個值得廣大思想教育工作者探討的重要課題。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轉變觀念：加強大學生媒介素養培養。大學生的媒介素養就是指大學生對所接觸的媒介信息的理解、質疑、抉擇、評估、創造和生產等能力。在新媒體背景下，高校可以開設大學生媒介素養課程，有針對性地開展媒介基礎知識教育和網絡管理等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普及教育、道德教育以及提高媒介使用和甄別媒介信息的能力，通過這種方式來提高學生在新媒體載體中的辨析力、判斷力和創造力。
2.內容策略：創新思想政治教育載體。“加強各種媒體的思想、政治、道德導向，注意在大眾傳播的多種形式中滲透思想政治教育內容”。與傳統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相比，新媒體具有快速、靈活、便捷等獨特優勢。“誰贏得了互聯網，誰就贏得了青年”。要善于運用新媒體、新技術構建與大學生之間思想政治信念的溝通交流新平臺，及時把握學生的思想動態。通過易班、QQ、微信等新媒體主動、快速地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輿論引導，增強思想政治工作的時代感和吸引力。積極借助新媒體平臺，推動社會實踐、志愿者活動等傳統教育方式同新媒體技術高度融合，形成網上網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保障思想教育工作的有效開展。
第2篇：公共政策與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循環經濟；市場機制；制度保障
中圖分類號：F062.6.F0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11)01-0087-05
公共政策是政府為處理社會公共事務而制定的行為規范，其本質是為了公共利益所采取的強制性的集體行動，體現了政府對全社會公共利益所作的權威性分配。從方法論意義上講，公共政策是界定和解決伴隨經濟增長所產生的公共(社會和環境)問題，進行社會控制以及調整公民個人和集體之間利益關系的途徑(工具和手段)。它是傳統經濟用來應對市場失靈的常用工具和手段。而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否用傳統經濟學方法來分析，發展循環經濟是否需要公共政策來實現呢?
一、循環經濟公共政策的可行性分析
循環經濟和傳統經濟在經濟學本質上存在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使得運用公共政策分析循環經濟政策具有可行性。
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把經濟學定義為“把人類行為當作目的與作為具有各種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的一種關系來研究的科學。”他認為，只要達到某一目的需要借助于稀缺的手段，這種行為便是經濟學家要關注的對象。經濟稀缺被定義為人類需求的無限性與滿足需求手段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關系。保羅?薩繆爾森和威廉?諾德豪斯指出：“經濟學的精髓之一在于承認稀缺性是現實存在，并探究一個社會如何進行組織才能最有效地利用其資源”。對于現代經濟學來說，稀缺的存在產生了經濟問題和經濟學，而按照某一標準對稀缺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和利用，不僅成為理性的個人和社會正當、理性的追求，也是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存在的基本價值和意義。
與傳統經濟學僅僅關注經濟系統內的資源稀缺及其有效配置問題相比，生態經濟和循環經濟在理論上的一個重要的創新是：把關注的視野和研究的范圍進一步擴展到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相互作用關系這一更高更大的層次，并由此強調將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良性互動看作是實現自然資源有效配置的先決條件。在戴利看來，生態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承認社會經濟系統是環境系統的一個子系統，由于經濟系統被看作是一個更大的、有限的、非增長的生態系統的開放子系統，因此，經濟系統相對于這個生態系統的規模就顯得非常重要。因此，對于生態經濟學來說首要的問題是：“對整個生態系統而言，經濟子系統究竟應該有多大?”
另外，傳統經濟理論堅信資源替代和技術進步在緩解資源壓力方面的作用，以及市場機制在調節資源供求上的有效性。對于循環經濟和生態經濟來說，雖然技術進步可以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和發現替代資源，但是由于生物物理定律的限制，任何技術進步和效率的提高都有其最終的極限。提高效率和節約利用不意味著不消耗，即使資源之間的可替代也不意味著資源基礎是無限的。
總之，就基本的研究對象而言，作為一種經濟理論，不論是循環經濟還是生態經濟學，它們與傳統經濟學之間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三者都是把現實中的各種類型的稀缺作為研究起點，并把由稀缺引起的人類行為目標和行為方式的變化作為關注的重點。更重要的是，生態經濟和循環經濟理論不僅不否定稀缺的存在，而是比以往的經濟理論更為關注日益加劇的包括環境容量和自然再生能力的有限性在內的稀缺問題，對于人類福祉和社會經濟發展前景的意義深遠。顯然，這種關注不僅僅是如何對稀缺資源進行有效配置的問題，而是把研究視野投向了更為深遠、范圍更廣的問題。
同時，無論是傳統經濟學還是生態經濟學，歸結到經濟學的主旨都是有效地利用手段來實現目標，就像戴利說的那樣“對哪些資源是稀缺的、哪些是不稀缺的、配置稀缺資源的合理機制(手段)是什么，以及如何按重要性將競爭性目標排序等問題，生態經濟學和標準經濟學意見不一，但都認為經濟學的主旨是有效地利用手段來實現目標……盡管有時經濟學家和生態經濟學家的純抽象狀態不同，但經濟學，尤其是生態經濟學，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策問題。”
二、缺乏制度保障的市場不能滿足循環經濟發展的需要
要構建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模式，關鍵是造就一個誠實的市場，布朗認為這種誠實的市場就是能夠忠實反映生態實際的市場。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是驚人的，市場可以輕松調節供求關系。物資的充足與匱乏，看看它在市場上的價格就能一目了然。不過市場也是從根子上有缺陷的，市場價格不能反映提供物質或服務所產生的間接費用，不能準確反映大自然為我們所做的貢獻，他也不遵守維持大自然可持續發展的規則。而且市場顧及的是眼前的利益，而不是長遠利益。
市場有其自身的機理，它會產生一些有“效率”的后果，這些后果對社會來說是有害的和可怕的――失業，吸毒，犯罪等。激勵因素――制度安排――必須作為基本的政策變量來看待，必須牢記可對此進行有目的的選擇。不受限制的市場可以低成本生產一定的物品和服務，但市場在完成這種任務的同時并不考慮某些真實的成本，這種成本不反映在價格的計算上一一環境污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央統制經濟似乎避免了資本主義普遍存在的個人對資源的極大浪費，但是對個人缺乏激勵可能付出了一定的代價――即在某種程度上可能使對人們來說重要的一些物品和服務的生產被束之高閣”。
戴利也指出市場只能揭示對市場物品的偏好，而許多能提高人們福利的物品和服務是非市場物品。因此，市場既不能揭示人們對這些自然資源的偏好，也不能對其有效配置，而且也無法解決規模和分配問題。市場不能判斷我們應該擁有多少清潔的空氣、清潔的水、無污染的濕地、健康的森林，或當后代福利瀕臨危險時，什么程度的風險是我們能夠接受的，而且市場也不能判斷理想的資源所有權初始分配是怎么樣的。因此，缺乏制度保障的市場在對具有外部性和公共產品特性的自然資源和環境是失靈的。
(一)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外部性和公共產品特性
外部性和公共產品是眾多市場失靈表現中的兩種表現，也是環境經濟學中最基本的概念。外部性理論最早是由英國經濟學家西奇威克(Hcnry Sidg―wick)提出的，他在其《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提出“個人對財富擁有的權利并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是他對社會貢獻的等價物”，正外部性是私人成本大于社會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負外部性則相反，是私人成本小于社會成本、私人收益大于社會收益。而額外的收益或者成本不為市場所承認，當經濟主體的活動產生外部性的時候，該經濟主體并不為此
獲得相應的收益或承擔相應的成本。外部負效應的存在使得生產這種負效應的商品價格過低，供應過多，而市場機制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必須承擔責任，必須通過有效的政策措施對存在外部負效應的商品的生產加以規制。在環境經濟學中，負外部性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個追求縮減成本和提高利潤的企業，把污染成本強加于這個社會。
公共產品是指那些被社會共同使用的產品，很多自然資源或生態系統服務在某種程度上帶有“公共”的含義。純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假設一個公共產品提供給某些人，不能排除其他人對這個公共產品的消費，如國防)和非競爭性(一個個體對某個公共產品的享受不會降低此產品對其他人的可用性，如電視廣播)。僅僅依靠市場的力量不能在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之間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非排他性直接導致資源配置的價格機制失去效用。一個清潔的環境也可以被看作一種公共產品，而污染可以看作是一種“公共破壞”，因為市場不能提供公共產品，政府或一些其他的政治團體是提供公共產品的源泉。
另外兩類產品，即非純公共產品和俱樂部產品與公共產品緊密相關，但在使用上常有某種程度上的擁擠和競爭。非純公共產品包括如公園和街道這樣一些看起來典型的公共產品，但是，一個使用者的效用會隨著其他使用者的數量增加而減少；俱樂部產品是介于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之間的一類產品，可以被很多個體消費但不會減少其他人的消費(如電影)，而(非會員)排他性還是有可能的。
信息在某些時候是公共產品，對經濟交易和市場失靈來說很重要，但通常是不均衡(或不對稱)分布的。加之生態系統的隨機性和人們所厭惡的風險性，信息的不對稱可能造成很多嚴重的與環境問題有關的市場失靈。
循環經濟中的自然資源與環境通常被視為公共財產，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使得資源被使用過度，環境被破壞，并造成生態失衡；資源、環境外部性造成的資源使用浪費，環境退化。這些都是依靠市場機制本身無法矯正的，因此，循環經濟更加需要制度和政策的有效干預，矯正市場失靈，合理配置資源，維護市場的有效競爭。
(二)市場機制的運行離不開制度保障
新古典經濟理論認為，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活動參與者依靠市場上的價格信號做出最優經濟決策，不僅能使個人效用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而且也能使社會資源投入到最有價值的生產和消費中，從而在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能實現整個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正如道格拉斯?C?諾斯(Douglass C.North)指出的那樣，新古典經濟模型所涉及的是一個無摩擦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我們看不到制度的存在，一切變化都通過完善運轉的市場發生，一切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因素都不存在。也就是說，新古典經濟模型不過是一種理想的狀態，離開了基本的制度安排，很難理解現實中市場經濟是如何運作的。
首先，市場機制作為一種經濟協調和分配機制從來不是自動產生、自動運行，也不是永久不變的，它是制度安排的產物，同時市場完好的運行也需要制度來保障。對于如何從制度層面來看待和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丹尼爾?W.布羅姆利(Darniel W.Brondey)認為，由于經濟稀缺的存在產生了沖突和相互依存性，由此引發了對建立秩序的需求，也正是在建立秩序的基礎上，社會發明了各種機制來解決在一個資源的稀缺和豐富程度在分布上存在著極大差異的世界中的交換問題，而市場就是這些眾多機制的其中之一。他強調先有社會秩序的建立，然后才有市場機制的出現，并把市場看作是一個制度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作為社會秩序的性質、內容體現的制度結構或制度安排，決定了市場活動的性質、目標、活動范圍以及評價標準等。
其次，市場機制的運作并非是盲目的、沒有目的性的，它的運行方向和運行結果并不是總受到市場法則的盲目支配。任何一個經濟系統都是一套有序的關系，正是這種有序關系劃定了個體活動的領域。經濟組織的核心問題是設計出一套能夠反映交易機會(exchange opportunity)的信號系統，并通過發出的信號來引導經濟主體的自利行為符合社會利益的要求。市場就是這樣一種信號機制，通過價格信號來引導經濟活動的方向和范圍。對此，布羅姆利認為，大多數經濟學關注的是市場的商品交易，而忽視了支配商品交易的制度交易。通過制度交易會產生一個特定的制度安排結構，它界定了商品交易將發生的領域，規定了市場經濟的法律基礎，保證了市場過程的秩序、結構、穩定性和可預測性，并界定了個體和集團在生產和消費活動中的選擇集或者說行動范圍。最重要的是，制度交易的本質是對個人和集團選擇集的確定，即制度能夠通過對不同社會成員的鼓勵和限制來修改選擇集。在這里制度發揮著三個基本功能：界定獨立的經濟行為者在現狀中的選擇領域、界定個體間的關系、指明誰對誰能干什么。總之，制度決定了個人的選擇集，個人最大化行為僅僅是被界定在選擇集中的一種最大化選擇。
第三，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相對性問題。對于關心政治過程和制度安排對于經濟影響的人士來說，市場是對具有經濟意義的社會稀缺資源(包括機會)和產品等進行分配一系列規則、標準、慣例和結構程序等；而對于至少是從亞當，斯密以來的大多數經濟學家來說，市場是一個神奇的運作機制。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市場的參與者在追求個人私利的同時，能夠不自覺地增進社會的福利，實現稀缺資源的最優配置。新古典經濟學將這種市場信念發展成為圍繞著以交換領域、生產領域以及生產和交換綜合領域的三個帕累托最優狀態的實現為核心的、一套精致的、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但是，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帕累托最優條件是個關于資源配置效率判斷的相對標準，它可以對應于不同的經濟規模(或者說經濟總量)和資源的初始分配狀態，包括不可持續的經濟規模和極端不平等的分配狀態。正如薩繆爾森指出的那樣：“競爭市場的結果即使實現了效率，也不一定是社會所期望的，有效率的競爭市場自身并不一定符合社會關于收入和消費分配公正性的理想。”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本身不存在遵循或不遵循生態規律問題，市場經濟同計劃經濟一樣，都是在特定的資源(社會資源、自然資源)、技術、組織制度(道德、法律、法規)以及法則(經濟法則、自然法則)等因素的激勵、約束下，根據一定的價值(效用、偏好)標準和經濟活動目標來組織和協調經濟活動，隨著外部環境、社會發展階段、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的變化，不僅對于經濟活動的目標和績效評價，而且對實現這些經濟目標的調節實施機制和政策制度等手段也在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從而市場經濟所依賴的制度環境也必然處于不斷的變遷過程之中。同時，市場的運行方向、運行過程和運行結果都依賴于我們對經濟目標的設定、現實的制度安排以及相
應的社會、技術保障等。這就是為什么同樣都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傳統經濟之所以是一個線性經濟，主要是因為它在經濟目標的選擇、制度安排和其它保障因素上，沒有能夠為市場機制在促進物質的循環利用方面提供必要的經濟激勵。反過來說，循環經濟比傳統經濟之所以生態友好，之所以使更多的廢物得到循環利用，一方面取決于社會的目標選擇，也就是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問題，另一方面則取決于它是否具備和滿足市場機制在實現其經濟目標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制度條件。
(三)政府是制度的主要提供者和監督者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于循環經濟目標的實現來說，決定了它的實施既要按照經濟規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又要按照生態規律的要求，通過政府和制度的力量來限制和引導市場活動的范圍和方向，實現經濟活動的生態化目標，作為現實經濟制度的主要提供者和監督者，在循環經濟中政府的作用總的來說可以歸結為兩方面：一是建立實施限制和規范經濟參與者行為的政策制度，二是通過制定激勵性的政策措施和手段來引導經濟活動向著循環經濟的目標發展，市場的作用在于在這種限制下，如何更有效地組織和協調經濟活動按照生態效率的要求最大程度地實現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
總之，市場作用的有效發揮是制度安排與經濟規律共同作用的結果。市場機制或者市場規律與生態規律在本質上并不存在對立的關系。市場經濟既可以服務于傳統經濟，也可以服務于生態經濟和循環經濟。對生態規律的遵循其實就是人類對自然規律在認識上的不斷深化基礎上，對于自身的價值、目標和行為的不斷反思和調整的過程，并通過適當的制度安排和運用包括市場在內的各種社會調控機制、手段來加以貫徹和落實的過程。
三、現有循環經濟公共政策需要進一步完善
目前我國對循環經濟公共政策無論在實踐還是理論研究上都還處在初級階段。雖然國家一直在積極倡導發展循環經濟，但是與之配套的政策措施與循環經濟作為國家戰略并不匹配。
我國還沒有建立起針對資源和環境質量的一體化的環境稅收政策和定價政策體系，更缺乏能夠調配區域環境資源有效和公平配置的政策手段，導致經濟開發、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脫節。國家鼓勵循環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與循環經濟作為國家戰略還不匹配，相關政策的缺失是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障礙。
1 發展循環經濟的管理體制不適宜。管理體制的“條塊分割”、行業壟斷等限制了資源跨產業循環利用，雖然目前國家和各地發展循環經濟大多由各級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牽頭統一管理，但在具體項目的審批、資金申請、銀行貸款等方面還存在著不協調、甚至相悖等問題。另外，對官員的考核標準主要還是GDP增長速度、資源的高效利用，生態環境的保護尚未納入考核體系，導致地方官員犧牲資源與環境為代價追求經濟發展速度。
2 政策手段不足。目前所采用的政策工具主要還是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表現為各種法律法規和政府條例，市場化程度較低。雖然發展循環經濟的主體是政府，但是發展循環經濟的基礎是企業和公眾的主動參與。(1)現行的環境資源管理行政法規、環境標準和政策觀念大多數還局限于“污染治理”的思維模式上，政策法規制定的重點放在已經惡化或者激化的環境問題上以及具體的環境管理目標實現，較少關注如何把環境問題的預防和解決納入到宏觀經濟政策的變革過程中。(2)現有的法規政策之間存在大量的沖突和不協調，增加彼此之間的交易成本。中央與地方政策沖突問題也時常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時有發生。并且許多地方財政捉襟見肘，經濟發展一度成為首要問題，循環經濟的發展只能成為奢談。
3 對政策的執行效率與監控也存在一定的問題。政策的失效通常是由于政府干預在數量和質量上的不對稱，即公共干預成果以及給社會帶來的費用負擔之間存在不相稱的關系。另外，監控方法和力度同樣會影響政策結果。我國目前具有約束性的關于資源循環利用的評價指標、環境影響評價指標體系還不十分完善，這將造成對企業環境壓力不夠，致使企業生產經營行為的底線模糊，從而直接影響循環經濟政策績效。
第3篇：公共政策與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產業經濟；公共政策；影響
當前，我國經濟處于轉型和結構調整的時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都需要進行積極配合，推動這一進程的發展。在產業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社會關系起著不可替代的調和作用，扮演重要角色，為此，要理清產業經濟與公共政策的關系，實現二者的的和諧，在根本上推動經濟的發展。
一、對產業經濟的概述
對于產業經濟而言，其主要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在廣義上講，產業經濟涉及各個行業，從生產到流通，都可以稱之為產業。立足狹義范疇，產業經濟中，工業占據重要地位，與經濟發展關系密切，因此，很多時候產業經濟更傾向于工業部門。在產業經濟學中，研究的角度是廣義的產業，涉及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和部門。在當前的產業經濟學中，可以將其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以同一商品市場為單位劃分的產業，其次是以技術和工藝的相似性為根據劃分的產業，再次，是大致以經濟活動的階段為根據，將國民經濟劃分為若干大部分所形成的產業，即產業結構。產業經濟彰顯應用性，產業的目的是滿足產業分析的需求而產生的。
二、對公共政策的概述
對于公共政策而言主要是指政府發揮公共職能，推動經濟系統與人、社會的協調發展，根本目標是推動經濟社會的協調和全面發展。公共政策主要針對的是公共問題，目的是實現公共目標的達成，滿足公共利益的需要。由此可見，公共政策就是一種的決策，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政策的一種。其次，公共政策的權威性和強制性較為突出。再次，公共政策是政治過程的體現，不斷進行優化和選擇的結果。它主要立足公共問題、公共目標和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可以以積極和消極兩種形式呈現。公共政策具有指導性的作用，能夠為決策提供依據和前提。
三、對產業經濟與公共政策關系的分析
公共政策是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發展的。是進行國家管理的一種重要手段，對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影響深遠，關系到社會的進程。公共政策涉及的范圍較廣，涉及政治、社會、經濟等諸多領域。在縱向上分析，其主要是政策、基本政策以及具體舉措等，而橫向分析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諸多領域。當前，我國經濟處于發展的關鍵和轉型的時期，要推動不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這就促使公共政策而面臨諸多調整，因此，要立足不同的產業，對公共政策進行全面、深刻的剖析，形成具有針對性和建設性的建議，為促進各個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支持。
四、如何運用公共政策推動產業經濟的發展
（一）重視借助公共政策實現對產業結構的規劃和調整
在當前的經濟發展中，也就是在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物質投入中，各自元素比例發生變化，腦力投入比重加大，這也是產業經濟發生變化的重要方面，知識因素的比重增大。因此，在公共政策中，要注重對產業政策的調整，逐步減少第一產業對自然和勞動力的需求和依賴提升人工智能的應用和發展。重視軟產品的發展，避免利用其對傳統制造業的改變，促使傳統制造業的層次提升。要發展計算機產業，加大計算機服務，尤其是發展信息咨詢業的相關技術行業，提升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速度。
（二）重視財政政策的變革
在各個產業經濟的發展中，財政政策發揮這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國家和地區給予的優惠財政政策，制定的相關補償制度，對產業經濟發展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在財政政策中，主要包含一些教育經費、基礎投資、產業扶持等。在這種財政政策的支持下，不同的產業會在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中，獲取其相應的財政優惠，獲取強大的資金支持，促進產業的長遠發展，與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環境相適應。
（三）發揮稅收政策杠桿作用
對不同的產業類型，國家結合宏觀調控，對稅收政策進行差異化管理。在當前的經濟發展中，國家更加重視對高校技術產業的稅收傾斜，加大對高科技產業的投資力度，增強稅收等相關優惠政策，吸引更多的投資，擴大投資領域。
（四）發揮公共政策中的金融手段的作用
對于國民經濟的發展，金融政策意義重大，尤其是對于一些新興產業，融資問題成為其發展的制約因素。對于融資方式，需要進行方式的拓展，強調多元化，拓寬融資渠道，要積極發展內源融資和財政投資，除此之外，還要積極擴展外源融資方式，尤其是銀行、證券以及外資等。
（五）積極發揮政府對產業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
在經濟發展中，市場發揮了對資源的有效配置作用，發揮了基礎性的作用，但是，政府的調控也不容忽視。首先，要重視對社會分工的細化。這主要是因為諸多高科技產業需要加大技術投入，私人企業很難全面滿足需要。同時，智力因素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因此，無形資產的投入增加，加大了對企業對經濟發展前景的預測，整個社會面臨結構和利益分配到的調整。借助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實現對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引導，推動市場進程，發揮其靈活性的特征，集中進行模式的確定，借助宏觀政策的調控，發揮更加有效的調控作用。
五、結束語
綜上，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產業經濟呈現新的發展方向和趨勢，各個產業面臨新的發展環境，政府部門需要重視公共政策的制定，結合產業經濟發展的實際，兼顧國情，更好地發現公共政策的作用，在根本上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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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龔強，李涵，張彤.經濟轉型下的產業經濟與公共政策――“2012產業經濟與公共政策論壇”綜述[J].經濟研究，2012，06：156-159.
第4篇：公共政策與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公共政策學；課堂教學；四步案例教學法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45-0077-02
公共政策學是教育部公共管理教學指導委員會要求開設的所有公共管理類本科專業的四大平臺課程之一，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類本科專業在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開設，現有行政管理、土地資源管理、公共事業管理、城市管理等四個專業，且公共政策課程均已在上述四個專業開設。因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是我校唯一擁有經濟學和管理學兩大學科交叉優勢的學院，教學研究覆蓋區域經濟和公共管理兩大學科，因此本文擬在此學科交叉背景下，針對《公共政策學》的課堂教學思路進行探討，以期為公共政策課程教學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提供參考。
19世紀80年代以前，西方的政策研究還只是附屬于經濟科學。以1887年伍德羅·威爾遜（Woddrow Wilson）提交關于行政研究的論文開始，美國公共行政學科方始建立。因此，公共政策學在全世界范圍內都還屬于新興學科，也是一門正在不斷發展的學科。1951年美國政治學家勒納和拉斯維爾共同主編《政策科學：視野與方法的近期發展》一書，該書第一次對政策科學的學科性質、研究內容等進行了論述，被人們認為是公共政策學誕生的標志。中國公共政策學科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引進西方政策科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目前已成為中國公共管理學科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一個極為重要且富有活力的部分。由于在我國發展較晚，還屬于一門新興學科。總的來看，公共政策教學的專業人才缺口較大，高校教師在公共政策學教學過程中偏重理論，在關注社會公共政策現實、提出政策解決方案等方面較為欠缺，從而使這門課一定程度上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末”，在課堂教學上存在諸多問題。尤其是案例教學和社會現實的結合不夠緊密。由于選擇合適的案例開展教學，有助于學生從“課堂學習”到“政策實踐”的轉變與體驗，因此案例教學也是公共政策學發源地美國的MPA、MPP教育的基本工具和方法。
特別是，社會科學類課程需要把紙面研究和實踐軌跡有機地結合起來，以便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實，案例教學就是理論聯系實際的重要途徑之一。作為一門應用性、實踐性較強的學科，公共政策概論課程中的很多政策熱點與問題均與實踐緊密相關，其理論是基于實踐基礎之上而又廣泛應用于實踐。在一定程度上，選擇合適的案例開展教學，有助于學生從“課堂學習”到“政策實踐”的轉變與體驗。案例教學也是公共政策學發源地美國的MPA、MPP教育的基本工具和方法。
一、《公共政策學》案例教學創新原則
結合自己的公共政策學教學實踐，筆者總結提出“摸底—點題—仿真—實踐”的案例教學思路，經過課堂教學驗證，效果良好。現敘述如下。
1.創新原則：以交叉學科為基礎，做好頂層設計。一方面，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實行大類招生，學生入校后按照公共管理大類進行培養，第3學期實行專業分流，第4學期開始專業學習。公共政策學既是大類平臺課，也是專業必修課，在授課時要充分考慮學生的學習層次和知識結構。另一方面，當前我國發生的諸多公共政策事件，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方面，根據我國“穩增長、促發展”的指導思想，軍事外交均為國家發展服務，總的來看近期出臺的公共政策均可以歸納為經濟管理領域。所以，以經濟、管理兩大交叉學科的背景知識為切入點，既要具有一定的經濟學知識，也要具備相應的管理學原理，還要會基礎的數據分析方法，從而做好課堂組織和教學環節的頂層設計，充分突出理論知識和社會現實的無縫對接，就顯得非常重要。
2.創新流程：構建“摸底—點題—仿真—實踐”四步案例教學法。基于上述考慮，在教學實踐中逐步摸索出了“摸底—點題—仿真—實踐”四步教學法，凸顯政策實踐中的理論脈絡，注重理論講解中的實踐能力，力圖通過“實時新聞、現場分析、政策把關、實踐驗證”的教學思路來切實提高學生對于公共政策學理論的把握能力和現實問題的解決能力。
二、《公共政策學》案例教學創新分析
1.摸底學生情況，準備實施案例教學。公共政策具有強烈的個人理解傾向。不同的學生，對于同一政策理解的角度都大相徑庭。為此，在公共政策學第一節課，應摸底學生情況。這里是課程摸底問題清單。
通過摸底，可以了解大家對于這門課程的熟悉情況、希望得到的知識和能力以及與學生交流的方式和應該注意的問題等。從摸底情況來看，絕大部分學生不接受照本宣科式的講解方法，而希望代之以新鮮的案例分析。這就為順利實施案例教學打下了堅實基礎。鑒于公共政策學的社會屬性，為啟發鍛煉公共政策課程必需的思辨能力、協調能力和團隊精神，在摸底之后即對全班進行分組，要求同學們自由組隊。如2012級行政管理班自由組合為“蘿卜開會”、“未來組”、“請門安東回答”和“群英薈萃”四組，每組7人左右，增強了團隊歸屬感，也融洽了班級氣氛。
2.點題政策案例，進行理論分析講解。課堂教學和社會現實結合，是吸引學生興趣的第一步。在進行公共政策學授課時，應在總結上次授課和課后學生預習的基礎上，簡單講授當天要講述的內容，隨即通過筆記本電腦上網，打開當天的新聞網頁，瀏覽實時新聞，并要求學生各自選取熱點問題進行小組討論，準備發言。如2013年3月26日“公共政策導論”課程，2010級城市管理學生分別選取了中國當前三公經費消費、出訪身穿中國造、農夫山泉丹江口水源地垃圾遍布、養老金并軌等政治、文化、經濟、社會、國際方面的公共政策問題，由教師給出問題，小組討論后解答，其他小組質疑或評點，教師最后點評，結合西方和我國的公共政策發展進程講解了公共政策學的發展階段、發展特征等內容。下一步，隨著課程深入，教師應逐步將題目選擇集中在單一焦點上，以便于學生深入對比分析理論知識和現實案例。
3.仿真現實場景，模擬政策實施情況。在學生逐步熟悉公共政策學的基本理論框架知識的情況下，可以進行課堂仿真模擬教學，通過當前我國現實政策問題的模擬和解決，充分發揮學生的創造力和主動性，模擬現場情況，進行實時點評。如2013年4月1日，2010級城市管理學生模擬“勝利村分地”的政策解決場景。全班同學分為勝利村五個組，由村長和書記主持分地。模擬了初次分地、村民鬧事、重新投票等流程。雖然過程相對簡單，但對于土地分配這一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焦點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分地過程中體現出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權威性、價值性、動態性等特征，加深了理解。通過教師點評，學生即對“三農”這一現實重大問題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明白了簡單分地過程的公共政策學含義。現實場景模擬極大地調動了課堂氣氛，有利于鍛煉學生的開拓性和解決臨時問題的能力，對于政策實施的情況和流程也有很大幫助作用。
第5篇：公共政策與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 公共政策 地方政府 短期化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從上個世紀80年代至今，我國經濟體制經歷了一個重大的轉型時期，逐步向市場化邁進。我國地方政府在轉型時期明顯的表現出替代企業成為市場競爭主角的傾向，這必然會產生許多問題，其中存在的較為明顯的問題就是地方性公共政策經常缺乏綱領性、長期性、穩定性、連續性和有效性，也就是說地方性公共政策行為呈現出短期化傾向。
一、地方性公共政策運行短期化傾向的原因分析
（一）“經濟人”假設理論的原因。
地方性公共政策短期化現象的產生，首先可以從經濟學上的“經濟人”假設中得到說明。該假設認為，社會中的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趨利避害的“經濟人”，他們的行為都是以理性為基礎的，通過對“成本—利益”的精確計算后再做出決策，但眼前能實現的利益總是最有誘惑力的，人們肯定會選擇和接受能給他們盡快帶來收益的短期化行為。此時也正如公共選擇理論將“經濟人”理論引入政治領域所言一樣，地方政府也如扮演著一個“經濟人”的角色，也有可能（甚至更容易）接受公共政策的短期化行為。
（二）地方性公共政策決策系統的不科學。
在地方性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公共政策決策系統的缺陷使地方性公共政策產生的過程中存在著不科學、不民主的現象，也成為地方性公共政策短期化的一個影響因素。它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地方性公共政策的決策中樞系統不健全。由于地方性公共政策制定者主體間存在著職責不清，關系不順，地位不明的情況，容易造成政府內部代表利益訴求的多元化，同時政府既是政策決策的主體又是政策執行的主體，這必然導致政府部門的尋租和私人利益的滲透，從而造成政策決策目標的偏差和公共利益的缺損，使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出現短期化傾向。
2、地方性公共政策的決策信息系統不完善。我國信息系統仍然比較薄弱，專門化的信息機構很少，導致了地方性公共政策的制定的信息的不對稱，使人民群眾的參與程度不高，加之獲取信息的方法不夠科學，就有可能使地方性公共政策出現短期化傾向。
3、地方性公共政策的決策咨詢系統作用有限。我國各級政府決策方式單一，方法陳舊，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得不到科學成果的支持，這也成為地方性公共政策短期化傾向產生的一個必要條件。
（三）地方性公共政策監控體系的不完善。
有關地方性公共政策從制定到執行的整個過程的監控體系不完善。雖然我國的監督體系完善，但由于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其監控職能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首先，我國政府管理仍然存在不公開的現象，因而信息的不對稱導致體制外的監控機構很難了解相關信息，監控職能大大弱化。其次，公共管理的復雜化和技術化，大大妨礙外部監控機構對問題的了解深度，使其監督乏力。最后，目前我國地方性公共政策制定形式上是一種民主集中制，而實際過程中往往集中多于民主，政策的決策帶有很大的主觀性、隨意性，加之新舊領導的換班，更使公共政策不具有連續性，這種“短期化”的公共政策造成人財物各種資源的浪費。
二、地方性公共政策運行短期化傾向的規避
短期化的公共政策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危害，遠比個人的短期化觀念和行為要嚴重得多，因此，進一步加快公共政策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步伐，全面提高政策制定的質量和水平，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緊迫而艱巨的任務。為此，必須努力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實現公共政策制定的公開化，提高透明度，讓群眾和新聞媒體對決策制定的領導、協調和控制環節有所了解，接受群眾和輿論的監督，提高社會認識和配合。
2、強化政策制定的協調。一項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其目標的實現，需要諸多機關、部門和人員之間的相互配合，密切合作。從科學管理的角度，政策制定的協調要注意：第一，政策的明確性，不可含糊不清；第二，建立統一有效的領導，集中各方面力量，共同實現政策目標；第三，健全監督。這就要求明確政策制定主體的職責，擺正各政策制定主體的地位，避免政策決策系統的混亂，防止不同部門的下級決策依法打架，政出多門，爭功推過。
3、整頓執行機關，提高執行人員素質。執行機關是具體行使者，其必須做到：首先職責分明，即明確規定每一個執行機關的權力大小和職權范圍；其次，領導集中，指揮統一，目標、行動和指令要一致；第三，制度健全，運行機制要有序。另一方面，要不斷提高執行人員素質，其意向、態度和行為與執行效果有直接關系。
4、建立健全法律法規，努力將政策決策納入法制軌道。要保證政策決策科學化與民主化的實現，使政策決策更加合理或至少避免重大失誤，必須有一套較為完善的法律法規。在向市場經濟邁進的社會轉型時期，更應該特別重視政策決策的法制化建設，進一步完善政策決策體制及各項決策規劃，切實使政策決策行為納入法制的軌道。
5、重視反饋控制是根據執行過程反饋的信息和依原設定的標準對偏差進行矯正。任何政策都是面向未來的，由于客觀環境的變化和各種隨機因素的存在，即使在政策方案完全正確的情況下，實際效果與政策目標之間也會存在一定差距。因此，需要不斷地進行反饋和控制，及時調整矯正。
第6篇：公共政策與經濟學范文
這個“不一樣”，貫穿了馬光遠此后的人生道路。1991年考上人民大學經濟系，碩士讀了法律專業研究生，后來又考上成思危先生的金融學博士研究生，2006年畢業。現在，馬光遠是律師兼經濟學家，也是一位實踐色彩非常強的經濟學家。
企業收購兼并方向的律師身份使馬光遠在扮演經濟學家角色時不必為稻粱謀，而且他遠離開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公司的工作崗位走上學術道路之后，也從不曾脫離過企業。
馬光遠作為經濟學家的理想是，通過大量實際觀察和思考，能夠在公共政策方面，為中國的制度建設的改進，做出長期的努力。
而這一兩年來，在各種重要的經濟事件中，我們都可以聽到馬光遠的聲音。他盡量使其“不太一樣”。
“4萬億”走著走著不對了
記者：對這次金融危機中國政府的應對措施，你怎么評價?
馬光遠：這次政府的應對措施，短期目的性太強。中國經濟本身一直是帶著病在高速前進，一直存在著結構問題，一個是投資過重，第二個是進出口比例太大，不管有沒有金融危機，這個結構問題都要解決。但現在我們為了保增長，等于是調結構這個任務就沒了。
我經常講，要放棄“保8”，一旦大家保8，我們現在行政、考核體系，都會圍著這個轉。除了財政，矛頭就指向銀行，最后就是銀行的呆壞賬巨額增加，這個現在可能看不出來，但是幾年以后可能是個很可怕的事情。
記者：為什么我們的實際操作，成為過去習慣思維的放大?
馬光遠：“4萬億”剛提出的時候，我評價是很高的，它當時規劃得非常好，我們缺的幾大塊兒，民生的，保障房、醫療、包括社保等等一系列在內，當時的目的確實是一個結構性調整計劃，而不是一個經濟刺激計劃。后來走著走著不對了，我認為“國十條”，如果落到實處，真的是中國經濟轉型的。
記者：你覺得政府為什么會走偏?
馬光遠：我覺得中央分析得很清楚，但是它做的肯定是走偏了。就是因為政策總是著眼于短期目標。
中國經濟學家對現實沒話語權
記者：你認為什么樣的人才能稱得上經濟學家?
馬光遠：我覺得應該從兩個方面衡量，第一個當然是你從前沿方面，有一定的建設；第二個是關注中國的實際問題，而且能開出不錯的藥方。
我們現在的經濟學家是什么都懂，到哪個山上都敢唱什么歌。我覺得經濟學家首先是一個專家，就是說他關注的領域應該是特定的。我們不否認有天才，但畢竟是少數。
現在大家為什么對經濟學界，持嘲諷和不信任態度，市場美譽度很低，我覺得關鍵還不是一個水平問題，而是一個利益問題，觀點能否保持中立性。這其實是一個道德問題。
記者：你自己希望做一個什么樣的經濟學家?
馬光遠：我們這么多年的改革，是經濟學家成長的一個很好的土壤，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學家都沒中國的經濟學家幸運，因為我們有這么大的經濟體，你可以不斷地開藥方、做實驗。
但我們沒做出東西來。大家習慣認為，我們在經濟學理論上與國外相比差距更大一點，但實際上我們理論并不弱，我們的問題是，遇到實際問題沒有解決辦法。
記者：你不覺得這一點很奇怪嗎，中國經濟的轉軌在世界上是獨一無=的，可是中國經濟學家在實踐上又比較弱?
馬光遠：是奇怪，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已經沒有話語權了。話語權已經轉移了，一件事情出來以后，我們習慣性會去看看國外的經濟學家怎么說。
為什么轉移了?是自己讓出來的。第一個，我們理論上基本拋開中國的實際問題，全盤復制國外，亦步亦趨；第二個，在實踐中，我們自己又開不出藥方，我們不是好郎中，現在都是洋郎中在開。
記者：你走的這條路，被目前主流的學術體系認可可能還需要多花時間。
馬光遠：我覺得這個不重要。經濟學密切聯系實踐，這個是未來的趨勢。
我希望能夠為中國的制度減負，降低我們的制度成本，給大家的減負做一些事。有很多人覺得，這方面都是些細節性的東西，但我覺得，中國的制度改進不可能一下子完美到什么程度，必須要有長期的打算，一下子推進沒有可能，只能一點一滴地去改進。
馬光遠
1972年生于甘肅。北京律師，中國民主建國會經濟委員會委員，并在中科院虛擬經濟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多家公共研究機構從事資本市場、公共政策和公司治理等領域的研究。
第7篇：公共政策與經濟學范文
房產政策是政府公共管理政策的一部分，對房產政策進行分析是一種典型的實證研究。房產政策的經濟學分析具有專業性、預測性和參謀性等特點，能夠幫助政策決定者運用政策調節工具發現和解決公共政策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決策的效率。
(1)主要政策調節工具——利率、土地供給和稅收
①利率
西方經濟學認為，一個國家根據既定目標，通過中央銀行運用其政策工具，調節貨幣供給量和利率，以影響宏觀經濟活動的水平。在房產信貸領域，政府可以利用調節個人住房貸款利率，將政府意愿通過市場化利率的變化引導房產價格回到合理的預期。利率的變化對居民的還款行為有著直接的影響，它使購房者還款壓力增大，提高了貸款成本的風險，使購房者的住房消費貸款行為更加謹慎。因此，利率的變化是政府通過調整資金價格杠桿，利用市場力量，引導房地產開發商合理定位、商業銀行合理放貸、購房者形成對房產市場的合理預期，從而促進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
②土地供給
在經濟學分析中，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其供給彈性為零，即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土地的供給量是固定的，但是從不同的時間段和不同地區對土地利用的差異上看，土地的供給就不是完全缺乏彈性。國家甚至是地方政府有條件通過控制土地供應量和土地開發節奏的辦法實現對房產業的宏觀調控。根據商品的供求規律，當房地產市場供大于求時，房產價格將會下降。從近幾年中國房地產市場施工和竣工面積的增長情況來看，房地產市場總體上是供大于求的態勢，只是房產業內部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
③稅收
稅收是國家財政政策調節國民經濟的一種手段，對房地產行業來說，目前稅收對生產領域采取的調控措施要強于消費領域。在經濟擴張和房產投機過熱階段，通過調整房地產相應稅種和稅率，讓投機交易的速度減慢，就可以遏制經濟過熱和投機需求。在房產消費領域，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營業稅、契稅、印花稅等相應稅種，減少房產投機收益。我國規定2006年6月起，個人購買不足5年的住房對外銷售，將全額征收營業稅，2006年8月起，全國范圍內統一強制性征收二手房轉讓個人所得稅。可見，在房產政策調控上，各種政策調節工具雖控制領域和手段不同，但目的和作用是一致的。
(2)選擇性控制政策工具——房地產信貸管制、優惠利率
選擇性控制是國家著眼于對特殊市場的信貸供求進行控制，對信用活動加以調節和影響的一項貨幣政策，其調節工具主要包括消費者信用控制、不動產信用控制、優惠利率等。在房地產領域，消費者信用控制和不動產信用控制可以統稱為房地產信貸管制，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監管部門將通過對行業的分析和監測，加強信貸政策的前瞻性和實效性，不斷提高風險管理的能力。1998年，由于當時國內住房制度改革剛剛起步，居民購房意愿不強，人民銀行短期內對居民住房貸款實行了優惠利率。2004年以后，中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主導地位發生轉換，中央銀行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了對住房信貸的管制，及時調整和傳達貨幣信貸政策意圖，引導社會預期。
(3)有效需求與投機需求
經濟學領域的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凱恩斯認為，有效需求是商品的總供給價格和總需求價格達到均衡時的總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兩個部分。由于個人消費的預算約束，對于住宅產品的實際有效需求是有限的，當消費需求獲得滿足，而投資需求因有利可圖而加劇擴張時，超過一定限度就成為一種投機需求。目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購房需求既包括有效需求，也包括投機需求。有效需求主要表現在居民自住房和各種以直接使用為主的需求上，例如，購買、建造、翻建、大修自住房就屬于典型的有效需求，而投機需求的目的是賺取差價，國家對房產信貸進行控制主要是壓縮以投機為主的住房貸款需求。根據國內的實際情況，對大多數家庭來說，滿足對住房的消費需求，只有通過貸款購房才能實現。國家對個人住房貸款政策的調整，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住房消費需求，將住房潛在需求轉化為有效需求，通過制度安排或政策調整，盡可能擴大住房有效需求的邊界。截至2005年末，國內商業銀行個人住房貸款達到20258億元，而且從市場發展趨勢來看，個人住房貸款市場的有效需求還將保持穩步增長。
2、宏觀經濟與住房貸款政策
(1)宏觀經濟背景下中國住房貸款政策的演變
1998年是我國取消福利分房，開展住房制度市場化改革的起步之年，此后，也是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和房地產繁榮發展的一個時期。住房消費的增長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密不可分，顯現正相關的連帶效應。
總體來看，國內宏觀經濟的發展趨勢是穩步提升的，國家在制定產業政策時會采取相機決策，特別是如前所述，房產政策是一種短期性政策，會按照經濟發展態勢和政府調控意圖進行變化。1995年以來，我國商業銀行的個人住房貸款業務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政策啟動階段(1995—1998年)，商業銀行在這一時期開始辦理個人住房貸款業務，并從1998年下半年起，停止住房的實物分配，實行住房貨幣化，為住房金融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二是擴張發展階段(1999—2000年)，國家通過中央銀行了多項鼓勵政策，在優惠利率、貸款額度、貸款期限等方面盡可能地降低放貸門檻，支持個人消費信貸。三是規范調整階段(2001～2006年)，針對個人住房貸款過程中出現的違規行為，人民銀行為降低金融機構風險、規范房產金融市場秩序、抑制房產投機行為，及時收緊放貸條件，加強了對個人住房貸款的管理。
(2)房貸政策存在的問題及評價
住房問題是關平民生的大問題，近幾年國家出臺一系列的調控措施，但效果并不是非常明顯。房貸政策雖已及時進行調整，但房地產市場仍然存在住房結構不合理、部分城市房價上漲過快、中低收入居民住房難以滿足等問題。
①房貸政策的盲區——結構性矛盾
2004年以后，人民銀行多次上調金融機構貸款基準利率，但對房產的非合理需求缺乏有效控制，投機炒房快速增長，同時，中低檔住宅供應比例下降，導致房地產供給結構嚴重不合理。此后，國家利用信貸、稅收等經濟手段，提高房產交易成本，抑制房產投機需求，但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中低價住房和經濟適用房的比例偏低。2006年，國家在行使多種經濟手段的同時，吸取了前兩年的教訓，通過出臺《關于調整住房供應結構穩定住房價格的意見》，彌補了房貸政策的不足，直接宏觀調控住房結構，并有區別地調整住房消費信貸的首付比例，引導合理消費。②房貸政策的松動——大量空置房
2004年以前，在積極財政政策調控下，國內房地產市場具有典型“亮點經濟”特征。“十五”期間，許多城市將房地產業列為支柱產業。同時，信貸政策也在影響和調控房地產的投資和需求，局部地區房地產投資過熱，購買多套住房的投機需求增加，導致全國范圍內越來越多的空置房難以消化，房貸政策出現松動跡象。2005年，國內商品房空置率達26%，大大超過國際公認的5%～10%的警戒區間。因此，從政策層面看，支持經濟型住房發展、支持有效需求的房貸政策總體趨向不會改變，只是在刺激個人住房消費需求方面會有所收縮。
③房貸政策的風險——信用環境差
信用環境建設是國內大部分行業，包括房地產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個軟肋。近幾年，國內部分經濟發達地區的金融機構與咨詢中介機構聯合，建立了個人聯合征信系統，為有效防范房地產信貸風險，特別是個人住房貸款風險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全國范圍內的征信系統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金融機構之間的資源共享、平臺合作在短時間內難以實現，所以，市場環境下的信用建設與維護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3)應處理好幾個關系
個人住房政策在應對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調整的過程中，應處理好如下幾個關系。一是處理好短期調整與連續性的關系。個人住房貸款政策，包括公積金貸款政策都屬于短期性政策，與其它公共政策相比，更容易發生階段性變化。因此，在政策調整時應充分考慮到政策的可行性和關聯效應，增加政策的可操作性和穩定性。二是處理好獨立性與協調性的關系。房貸政策既要體現權威性，又要做好與其它宏觀政策的有效銜接，避免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相脫節，應形成比較健全的政策體系。三是處理好結構性與實效性的關系。房貸政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消費者行為傾向進行引導，特別是近幾年國家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政策不斷出臺，很多不確定因素使消費者對住房消費難以做出決策。因此，房貸政策應把握好時機，通過政策手段引導住房結構趨向合理，解決結構性矛盾，增強政策的實際效果。四是處理好市場機制與政策調控的關系。實踐證明，市場機制是一種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能夠有效地實現市場調節。同時，“市場失靈”也是單一的市場調節所無能為力的，這正是公共政策存在的客觀必要。市場秩序需要依靠政策的制約和維護，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也要以市場為基礎，尊重市場的客觀規律。“市場+政府”的混合型經濟已被國內外廣泛接受，政府只需區分好哪些需要政策性約束，哪些可以放手由市場來決定，如果處理不好，必會導致政策失效。
3、新時期房貸政策的價值取向
(1)價值取向類型與政策定位
公共政策一經產生，就面對效率和公平兩種價值取向的矛盾。效率是指政策資源配置的有效性，經濟學領域把帕累托效率作為資源配置有效性的最高境界。公平是指對社會價值分配的合理性，在社會利益關系越發復雜的情況下，把握好現有的利益格局，滿足不同利益主體多方面的需求，進而實現社會協調發展。公平對效率的影響，以及效率對公平的制約，貫穿著公共政策實踐的全過程。
現代政府的公共政策總是在效率與公平之間進行選擇，不同的歷史時期需要做出不同的選擇。從理論上講，市場主要解決效率問題，而住宅作為“準公共品”，又需要在社會的環境下，由政策機制和市場機制共同作用，這就決定了政府應遵循以效率為基礎，致力于公平的復合型價值取向。
(2)近期房貸政策的價值取向分析
①公平和效率的選擇
學術界認為，公平是屬于價值理性的范疇，效率是屬于工具理性的范疇，二者是公共政策同一時點難以兼顧的兩種價值目標。市場機制的競爭性為效率的實現提供了保障，而政策的干預又使社會增添了公平。我國中央銀行政策本身具有統一性和融合性，在宏觀價值取向上相對容易實現公平，但政策落實不力則容易影響效率。因此，筆者認為，政府對價值取向的選擇應是以公平為基礎，為市場機制實現高效率運行創造條件的同時，兼顧效率和效果的發揮。當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宏觀背景下，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對價值取向的傾斜力度有所區別。例如，在經濟繁榮時期，為抑制經濟膨脹而提高利率，約束過度的消費行為；在經濟蕭條時期，為防止經濟再度萎縮而降低利率，鼓勵居民消費。相應地，利率的變化會對產業政策和行業發展也帶來影響。
②房貸政策的價值取向
如前所述，公共政策應以公平為基礎，提倡根據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的現實情況兼顧效率，具體講，就是在橫向區域間調控方面強調效率，在政策縱向管理方面強調公平。政府在宏觀調控住宅金融體系上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框架，使住宅產業具有一個穩定的發展基礎，同時，利用各種宏觀政策工具對住房貸款行為進行調節，使住宅產業的發展符合公共政策的目標。近期，根據房地產業的發展運行狀況，房貸政策的價值取向應側重公平，引導要素供給向實際有效需求轉移，使資源更多地轉向中低檔住宅和以使用為主要需求的房地產市場建設。國家對房貸政策的傾向性會引導金融要素和相關產業轉向房地產有效需求領域，使資源更合理、更公平地配置到經濟領域中去。
③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一是要增強政策的實效性。要考慮到經濟調節工具在實施過程中固有的滯后性特點，提高政策的實際效果和可信度，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二是要增強政策的針對性。要明確指向，分類指導，兼顧宏觀調控政策的統一性與各地區房地產業發展的差異性，需要政策有針對性地進行調控，提高政策的執行效果。三是要增強政策的規范性，避免政策的越位和缺位。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應特別注意防止公共政策對市場機制的有害干擾和對市場機制缺陷彌補不足的問題。要加大政策執行的工作力度，排除干擾政策實施的主要因素，防止和避免政策執行不到位等問題。
第8篇：公共政策與經濟學范文
關鍵詞:公共政策 政策評估 標準 生產力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為主的公共機構為確保社會朝著政治系統所確定、承諾的正確方向發展，通過廣泛參與和連續的抉擇以及具體實施而產生效果的途徑，利用公共資源達到解決社會公共問題，平衡、協調社會公眾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動過程。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體、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現在公共政策的成敗上，這就使政策評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評估，一項政策就不能稱之為政策。公共政策評估如何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都有哪些標準，以此對公共政策成敗做出判斷，本文試就其作些探討。
一、公共政策評估概念的界定
盡管目前對政策評估的研究很多，但對于政策評估的概念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和普遍認同的定義。
陳振明認為，所謂公共政策評估，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的效益、效率及價值進行判斷的一種政治行為，目的在于取得有關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張世賢認為，政策評價是“有系統地應用各種社會研究程序，收集有關資訊，用以論斷政策概念與設計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實際執行情形、遭遇的困難，又無偏離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會干預政策的效用”。
以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別對政策評估進行界定，綜合各方觀點，本文傾向于這樣的界定：公共政策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過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眾回應加以判斷，評定并由此決定政策變遷的活動。
二、公共政策評估的標準
鄧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導論》中將評估標準分為六類：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應性和適宜性。我國臺灣學者林水波、張世賢在《公共政策》一書中認為評價標準由八個方面：投入工作量、績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適當性、執行力、社會發展總指標。張國慶在《現代公共政策學導論》中提出政策評估的首要標準和次要標準的概念。針對公共政策及其活動全過程的各個環節的結果的價值進行評估，評估的標準應該包括下列標準。
1.政策的目標標準
評價一項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就是看政策執行后能否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其所確定的目標。那么，在評估政策時，把制定公共政策時所要達到的標準或目標同在一定時間限度內執行政策所達到的目標相比較來進行評價。如果公共政策在預期時間內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標準一致，那么，很明顯這項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反之，沒有達到所希望達到的目標，說明這項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標準
一項政策從提出、列入議事日程、制定、執行等各個環節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各種資源。這個標準要衡量一項政策所投入的各種資源的質量和數量，其實質就是從資源投入的角度來衡量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評估的成本問題。因此，投入成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標準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據特定時期的目標，在有效增進與公平分配社會公共利益的過程中所制定的行為準則，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體現。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帕累托最優，就必須注意通過利益的再分配或補償等方式給予那些受損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補償，以體現和照顧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看是否體現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體現和維護了最大數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標準
經濟學上講究經濟效率即投入和產出的關系，經濟效率要求產出必須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標準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費的政策資源的數量，通常體現在政策投入與政策效果之間的比率和關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優劣和政策的執行狀況。
5.公民參與、回應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公民的參與與回應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參與和回應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一項公共政策不論關系到全體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對象認為滿足了自己的利益，就會對這種政策有著積極的回應。反之，政策的回應程度就低。這也是評價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三、中國特色的評估標準
國內政策學者陳振明歸納出的政策評估的五個標準：生產力標準、效益標準、效率標準、公正標準和政策回應度。根據臺灣學者吳堯峰先生對生產力評估標準的綜合與整理，生產力標準的內涵體現了效率標準和績效標準的統一，在某種程度上也涵蓋了政策評估的妥當性和回應度標準，從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質功能上看，生產力標準是當今中國公共政策評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標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首先，生產力標準既是評價一個黨、國家戰略方針的根本標準，也是評估每一項政策的根本標準。一項政策的正確與錯誤、好與壞、進步與落后，歸根結底取決于它有無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生產力標準最能體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從公共政策的實質與功能上看，政府作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據的是社會公共利益，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來進行利益選擇、利益綜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實，達到持續不斷的發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從現代公共政策環境來看，公眾要求政府既是廉價的，又是有效的。為解決這一沖突，作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選價值就是提升政府機關的生產力，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回應公民社會對政府的需求，樹立政府在公眾之中的良好形象，這就決定了生產力標準在公共政策評估標準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產力標準也涵蓋和統率了公共政策評估的其他標準，如績效標準，如何最有效達到預期政策目標；效率標準，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產出；回應度標準，是否滿足政策對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產力標準與公正標準也是統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標準，社會越是公平，每個人的貢獻與所得越是一致，每個人的勞動積極性便越高。從而越能促進政府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越符合生產力標準。
參考文獻:
[1]嚴強，王強.公共政策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陳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林水波，張世賢.公共政策[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公司，1995.
第9篇：公共政策與經濟學范文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現在公共政策的成敗上，這就使政策評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評估，一項政策就不能稱之為政策。公共政策評估如何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都有哪些標準，以此對公共政策成敗做出判斷，本文試就其作些探討。
一、公共政策評估概念的界定
盡管目前對政策評估的研究很多，但對于政策評估的概念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和普遍認同的定義。
陳振明認為，所謂公共政策評估，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的效益、效率及價值進行判斷的一種政治行為，目的在于取得有關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張世賢認為，政策評價是“有系統地應用各種社會研究程序，收集有關資訊，用以論斷政策概念與設計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實際執行情形、遭遇的困難，又無偏離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會干預政策的效用”。
以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別對政策評估進行界定，綜合各方觀點，本文傾向于這樣的界定：公共政策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過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眾回應加以判斷，評定并由此決定政策變遷的活動。
二、公共政策評估的標準
鄧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導論》中將評估標準分為六類：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應性和適宜性。我國臺灣學者林水波、張世賢在《公共政策》一書中認為評價標準由八個方面：投入工作量、績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適當性、執行力、社會發展總指標。張國慶在《現代公共政策學導論》中提出政策評估的首要標準和次要標準的概念。針對公共政策及其活動全過程的各個環節的結果的價值進行評估，評估的標準應該包括下列標準。
1.政策的目標標準
評價一項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就是看政策執行后能否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其所確定的目標。那么，在評估政策時，把制定公共政策時所要達到的標準或目標同在一定時間限度內執行政策所達到的目標相比較來進行評價。如果公共政策在預期時間內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標準一致，那么，很明顯這項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反之，沒有達到所希望達到的目標，說明這項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標準
一項政策從提出、列入議事日程、制定、執行等各個環節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各種資源。這個標準要衡量一項政策所投入的各種資源的質量和數量，其實質就是從資源投入的角度來衡量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評估的成本問題。因此，投入成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標準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據特定時期的目標，在有效增進與公平分配社會公共利益的過程中所制定的行為準則，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體現。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帕累托最優，就必須注意通過利益的再分配或補償等方式給予那些受損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補償，以體現和照顧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看是否體現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體現和維護了最大數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標準
經濟學上講究經濟效率即投入和產出的關系，經濟效率要求產出必須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標準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費的政策資源的數量，通常體現在政策投入與政策效果之間的比率和關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優劣和政策的執行狀況。
5.公民參與、回應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公民的參與與回應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參與和回應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一項公共政策不論關系到全體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對象認為滿足了自己的利益，就會對這種政策有著積極的回應。反之，政策的回應程度就低。這也是評價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三、中國特色的評估標準
國內政策學者陳振明歸納出的政策評估的五個標準：生產力標準、效益標準、效率標準、公正標準和政策回應度。根據臺灣學者吳堯峰先生對生產力評估標準的綜合與整理，生產力標準的內涵體現了效率標準和績效標準的統一，在某種程度上也涵蓋了政策評估的妥當性和回應度標準，從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質功能上看，生產力標準是當今中國公共政策評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標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首先，生產力標準既是評價一個黨、國家戰略方針的根本標準，也是評估每一項政策的根本標準。一項政策的正確與錯誤、好與壞、進步與落后，歸根結底取決于它有無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生產力標準最能體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從公共政策的實質與功能上看，政府作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據的是社會公共利益，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來進行利益選擇、利益綜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實，達到持續不斷的發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