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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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從哲學基礎上講，當代的科學哲學研究形成了兩個迥異的派別，一是分析經驗主義，其代表是作為20世紀西方哲學重要分支之一的西方科學哲學；二是以辯證唯物主義為原則和立場的科學哲學，以俄（蘇）和我國的科學哲學研究為代表。就俄（蘇）和中國的科學哲學來看，雖然二者同屬的研究傳統，但由于兩國在科學、文化以及社會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鮮明特色。
一、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
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包括兩個領域。其一是自然科學本身的哲學，是對有關物質世界、自然現象的科學理論本身的客觀內容以及對所運用的相應的實驗和理論的認識手段所作的哲學分析。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學研究的具體世界觀和方法論內容，即越來越深入到自然科學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其二是對整體的自然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部門所作的哲學分析，旨在闡明自然科學理論認識客觀世界的規律和方法，闡明科學理論的結構、科學認識中經驗層次和理論層次的相互關系。這一角度的研究側重于科學理論的結構、科學認識的方法、理論原理和證明的論證方式、科學動態發展的規律等。蘇聯學者把這一角度的研究稱為“科學哲學的側面”［1］（p2）。也就是說，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內在地包含了科學哲學的萌芽。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蘇聯關于該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個領域中。“蘇聯時期一直存在的重要爭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自然科學的關系問題。”［2］（p2-3）從蘇聯出版的經教育部審定核準的第一部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教科書《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教程》（該書由時任《哲學科學》編委、莫斯科大學哲學系教授、自然科學哲學教研室主任c.t.麥柳欣主編）的內容上看，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圍繞前一個領域，而對所謂的“科學哲學的側面”則很少觸及。
20世紀60年代中期，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出現了重大的轉折，傳統的自然觀研究開始退居次席，以科學認識論和科學方法論為核心的科學哲學研究逐漸成為研究的主導方面。1979年，в. а. 本文由收集整理卡爾普寧、б. м. 蘇哈諾夫和в. и. 沙羅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基礎》。作者認為，自然科學的發展會不斷揭示出自然界的發展趨勢和過程，而唯物主義辯證法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就是發展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該書逐一研究了力學、物理學、化學、技術科學的有關資料，論述了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進一步發展的前景和更為迫切的方法論問題，即，“科學認識中經驗和理論的相互關系，理論知識的綜合，科學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論研究的哲學意義等問題”①。與此同時，蘇聯的一大批學者，如б. μ. 凱德洛夫、μ. з. 奧麥利雅諾夫斯基、в. с. 高特、м. в. 莫斯捷巴涅科、в. и. 勃拉恩斯基、в. р. 伊瓦諾夫、а. д. 烏爾蘇爾、в. а. 施托夫等人相繼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從各個方面對自然科學的方法論進行了討論，這反映了蘇聯哲學界對科學認識方法論研究的重視。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開的全蘇第三屆自然科學哲學會議上，科學院院長г. л. 亞歷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是對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基礎，對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進行探索和思考的一個中心樞紐”［3］（p407）。由此可見，這一轉向已使得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的內涵發生了變化。
蘇聯科學哲學的產生和發展，始終是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傳統下進行的。對這一過程進行分析，有利于我們正確評價傳統下的科學哲學研究。從總體來看，西方的研究者對蘇聯自然科學哲學是持全盤否定態度的。［4］（p99）西方的“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們長期討論蘇聯出版物中的這些問題，他們關心的是，這些問題是真問題，還是人為的、政治的產物。當真影響了蘇聯科學家們的思考，還是僅僅就是個裝飾”［2］（p3）。只有少數西方學者對蘇聯自然科學哲學采取了比較客觀公正的態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體研究的基礎上，客觀地評價說：“我相信辯證唯物主義對蘇聯一些科學家的工作的確產生了實際的影響，在一些情況下，這種影響幫助他們形成認識結論，并贏得了國外同行對他們的認可。”［2］（p3）
二、中國的自然辯證法研究
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的第一個范式是自然觀范式。［5］（p56）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主要是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并以自然觀為基礎，建立了由自然觀、科學觀和科學方法論構成的內容體系。
中國科學哲學的產生來源于自然辯證法研究范式的轉換。20世紀90年代末期，自然辯證法的研究范式發生了多個方向的轉向，其中包括科學哲學、科學方法論、科學思想史、科學社會學、自然哲學等。在傳統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著雄厚的自然科學基礎，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觀和科學觀。隨著研究范式的轉換，譯介和評述西方科學哲學的文章大量出現，科學哲學成為了《自然辯證法研究》和《自然辯證法通訊》兩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欄目。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隊伍都發生了重大轉向。
自然辯證法為中國科學哲學的產生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背景。20世紀80年代初，自然辯證法學會曾一度號稱中國第一大學會，其研究絕不僅僅限于自己的學術圈子。自然辯證法的特點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種學術事業，又直接面對國家發展的現實問題，在研究問題時常常借助于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
自然辯證法為中國科學哲學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學術空間。科學哲學關注的問題其實是自然辯證法學科的內部問題。正因如此，從學科上我們把自然辯證法調整為科學哲學，但并未放棄自然辯證法。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以自然觀為基礎，恰恰是我們相對于西方科學哲學的優勢所在。“由于西方科學哲學僅僅面對自然科學，無視自然科學背后的本質和客觀基礎，因此，他們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論的內在完備性和科學理論進步之間的關系。”［6］（p111）西方科學哲學的這一特點，是它們在很多問題上不能獲得正確認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的科學哲學是中國自然辯證法事業的延伸,傳統的自然辯證法研究決定了中國科學哲學的演進與定位。并且，在中國科學哲學的研究和自然辯證法研究呈并行之勢。
三、差異與趨同
科學哲學在蘇聯和當代中國的興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別。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國家已有的哲學研究中早已內在地包含有關科學哲學的相關研究。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中包含“科學哲學的側面”，而科學動力學和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來，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涉及十分廣泛的領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論、結構化學、量子力學、相對論和宇宙學等。“蘇聯上千種關于辯證唯物主義和科學的書籍、文章和小冊子都包含上述各種值得討論的問題。”［2］（p3）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是以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為基礎的，而且他們認為，這種世界觀也必會通過相應知識領域的理論內容而被具體化。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科學不僅是關于世界的理論知識的總和，更是一種社會建制。因此，他們不僅研究科學哲學領域中我們熟知的那些主題，更為注重科學發展的社會決定要素和動力。科學哲學的研究內容屬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可以說，蘇聯科學哲學的出現屬于問題研究的“內部轉換”。
蘇聯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一直不是蘇聯哲學的獨立分支，只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因此可以說，蘇聯科學哲學的出現使在辯證唯物主義基礎上對自然科學的研究由一個附屬的領域開始走向相對的獨立。
和蘇聯不同，自然辯證法在中國不僅作為一門重要的獨立學科來建設，而且已經成了一項有較大規模的社會研究事業。我們不僅成立了全國性的學術組織——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而且這一學科作為高等學校理、工、農、醫類碩士研究生的公共課大規模進入了課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導下，自然辯證法的研究領域變得越來越廣泛。20世紀80年代，自然辨證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觀、科學觀、科學方法論、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及科技與社會研究，90年代以來則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學術研究不斷拓展，成果更加豐厚。劉嘯霆將自然辯證法的精神財富和價值概括為五個方面。其一，它恢復和堅持了哲學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堅持和宣揚了科學中的哲學精神，包括對科學精神、科學理性、科學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學發展和發展的邏輯、模式、機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與自然的基本關系；其五，它無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許多新興的學科，在自然辯證法的事業下還為很多新的學科如科學社會學、科學管理學、科學政策學等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發展的空間。［5］（p58）1996年，于光遠在他的著作《一個哲學學派在中國興起》中指出，中國正在興起一個哲學學派——自然辯證法學派。這個學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屬于；其次，除傳統的自然觀、科學觀研究外，它還特別重視社會實踐問題，如西部大開發、科教興國、國家創新體系、可持續發展等。
第2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詮釋學；自然科學；詮釋學解讀
中圖分類號：B0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3-0030-02
科學觀察的中立性、科學事實的客觀性是自然科學自我認識所奉行的基本準則。可是，在科學研究的實踐中，人們發現科學家的知識背景、思想習慣以及社會文化因素對于科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影響，對于科學發現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觀察滲透理論、科學事實的價值負載成為科學哲學研究必須面對的問題，由此促成了人們從詮釋學、知識社會學等角度理解和認識自然科學的思潮。本文將從分析德國哲學家狄爾泰將詮釋學理解為與經驗自然科學對立的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觀點入手，通過解析當代美國學者克里斯和科克爾曼斯對自然科學的方法與本質層面的雙重解讀，闡釋自然科學自我理解形成的基本邏輯。
一、詮釋學作為人文科學方法論
詮釋學最早的形式是對神圣文本的解釋，最早的詮釋學可稱為圣經注釋理論的詮釋學，指的是研究圣經的解釋原則。19世紀中葉，狄爾泰將詮釋改造為與自然科學方法論相對的、普遍的人文科學的方法論。狄爾泰認為，自然科學同人文科學同樣都是真正的科學。只不過，自然科學是從外說明世界的可實證的和可認識的，人文科學則是從內理解世界的精神生命。因而，說明和理解分別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各自的獨特方法。
狄爾泰的觀點代表了人們當時對于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關系的基本共識，即“在經驗的自然科學和理解的人文科學之間存在著以下的幾種差別：第一，自然對于對象的經驗材料或對所有科學家都相同，或是所有科學家共同約定而毫無爭議的。無論哪一種情況，它們都是客觀的、確定的，任何分歧都能通過經驗檢驗來解決。人文科學很難有這種無可爭辯的經驗材料。它們只涉及意義的對象，這些對象的解釋建立在解釋者不同的旨趣、狀況和先驗信念的基礎上，因而總是易于受到質疑。第二，自然科學的理論是通過觀察、陳述、歸納和演繹形成的說明性的思維產物。而人文科學只限于重新描述材料，以一種更清晰、更一致的方式重現材料的意義，它們力圖理解而不是說明。第三，自然科學所使用的語言很大一部分可以公理化，形成一個形式語言系統。它的語言具有直白性、單一性、確定性。相反，人文科學不能避免使用日常語言，它的語言帶有隱喻性、模糊性和歧義性。第四，自然科學的成果能夠得到沒有理論負荷的材料的證實或證偽，理論和材料之間唯一重要的關系是所屬關系。在人文科學中，材料只能在某些解釋里表現出來，不同的解釋可能以不同的方式顯示材料，人文科學的材料是不斷地被詮釋和被塑造的。第五，自然科學的概念力圖消除擬人的指稱或內涵，即自然科學的概念是不被人的任何主觀的或非理性因素所污染的，而人文科學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人類的各種主觀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影響。第六，自然科學理論只有具有概括性和普適性時才有意義，而人文科學并不避免概括性，同時，它們也關注特殊性。自然科學家追求普遍性的知識，人文科學家還追求局部性的知識。第七，自然科學原則上是無個人專斷特征的，斷言的可靠性可辯明性與本人身份無關。人文科學卻帶有權威的痕跡，人文科學家的一系列個人非科學背景總是為它的解釋提供辯護。第八，自然科學是一種缺乏終極基礎的科學，它切斷了與日常生活的利益關系和實踐聯系，而詮釋人文科學本身就沉浸在日常生活之中，它與日常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1]35
狄爾泰的觀點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在自然科學的探討上，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并沒有對自然科學理論作詮釋學的解讀。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20世紀中期，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對立集中表現為詮釋學與實證主義的對立，美國學者D·伊德（DON IHDE）在文章中把這種情形描述為“實證主義解釋學（H/P）的二元復合體”。克里斯（ROBERT P.CREASE）則認為，在這個復合體中，似乎每一方都向另一方讓予領土，幾乎沒有人嘗試使這個二元復合體的一方參與到另一方之中，特別是在自然科學的探討中，人們一直把解釋學作為一種潛在的資源放在一邊不予追究，當受實證主義影響的對科學的理解暴露出弱點時，這些弱點并沒有因為通過對整個自然科學的解釋學范圍作更為深刻的評價而得到應有的彌補。
二、詮釋學作為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
自覺地對自然科學進行詮釋學解讀開始于20世紀晚期。按照克里斯的觀點，大致有三類學者率先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一是少數受過大陸哲學訓練的專業哲學家，如希蘭（PATRICK A.HEELAN）、伊德、基西爾（THEODORE J.KISIEL）、科克爾曼斯（JOSEPH J.KOCKELMANS）；二是具有現象學、解釋學哲學的背景的科學哲學家，象M·埃杰（Martain Eger）；第三類學者克里斯稱他們為更具主流特點的科學哲學家，象J·羅斯（Joseph Rouse）和受分析哲學影響的社會學者。
克里斯認為，到目前為止，還不能把對科學的解釋學的解讀看做是對科學研究的解釋學綱領的構建。但是，對科學的解釋學的解讀，他提出了一組富有啟發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可稱之為意義先于技術。這是對實證主義和主流哲學家科學觀的無意義前提的批判。實證主義和主流科學家雖然給予科學發現、科學理論的形成一個理性的理由或非理性的范式，但是，他們沒有追問科學發現和科學理論構建的意義前提，他們把科學描述為只是由實踐、由技術或計算方法的運用構成的，這是一種錯誤的定性。因為，數據、結果及實驗室的活動都是由解釋而形成的。如果人們作出蹩腳的解釋，那么就將得到錯誤的描述。在解釋學看來，意義的產生在科學中如同在其他人類活動中一樣，不僅僅依據從部分到整體的運動，而且要借助于這樣一個過程，即把現象置于現有的意義框架之中。當這種意義的假設部分地引起了疑問的時候，則通過進一步的探究在持續進行的解釋活動中做進一步的考察和改進。
第二種觀點，可以稱之為實踐比理論更重要，這個觀點既對第一種觀點作了解說又將人類應對世界的認識活動，建基于實踐活動之上，突出了人類活動的合理性、合歷史性特征。第一種觀點認為在科學活動中，意義先于技術，就第二種觀點來說，據以解釋現象的意義框架，并不僅僅包括工具、文本和觀點。而且涉及主體和客體分離之前，由文化與歷史所決定的人與世界的沖突。也就是說，當一個人試圖進行解釋時，他會受到歷史與文化方面的歷史傳統的影響；尤其當一個人試圖發現一種深刻而豐富的與世界的聯系時，更是如此。因此，這種解釋學實踐的本質和范圍就是科學中解釋學研究的主題。
克里斯所講的第三種觀點，稱之為境遇先于抽象的形式化。這種觀點認為，真理只是涉及特殊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中向某人揭示某事，甚至科學知識，也絕不可能完全超越這些文化和歷史所決定的復雜情況，即絕不能把它們撇開，仿佛科學知識是從無有中抽象出來。科學所揭示的這種現象的特殊性，往往被這樣一種事實所掩蓋，即如果科學的（實驗室）環境無誤，這些現象就可以在許多的不同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中自己說明自己。這種概括可能使人們對脫離實際的知識產生錯覺，因為科學工作始于與某種具體情境現有的關聯及對這種情境的理解，科學絕不會把具體情境拋在一邊，理解決不會超出解釋學的范圍。在模糊的、高深莫測的、自相矛盾的情境中，意義的獲得并非是超越個人與世界的關系，或是從這種關系中抽象出來的，而是對這種關系的深化和擴展 [2]4-5 。
三、詮釋學作為科學研究的綱領
克里斯雖然承認解釋學對科學的看法是必要的，但是他反對把從詮釋學的角度解讀科學看做是對科學研究的詮釋學綱領的構建。其他學者希蘭、科克爾曼斯等人則明確地提出了構建一種對科學做詮釋學解讀的研究綱領的必要性。希蘭指出：“如果哲學想要找一個良好機會來完成它對自然科學和一切科學的普遍反思的作用，那么通過詮釋學的探討，在科學哲學中恢復那些要素卻是必不可少的” [2]10 。科克爾曼斯是科學的詮釋學—現象學的創始人之一。他提出：“自然科學生來就是詮釋學的事業，自始至終就是徹頭徹尾的詮釋學事業，也就是說，在每一方面它都具有詮釋學的成分” [2]41。
科克爾曼斯認為，自然科學詮釋學的現象學（他基本上關注的是本體論問題）應當在具體的歷史境況中和歷史條件下研究團體和科學家個人所從事的科學事業，應該把注意力放在作為整體而持續發展的科學上。他認為，自然科學作為一個整體科學過程，是一項不斷發展的科學事業，他具有徹頭徹尾的詮釋學本質。說明、發現、實驗、觀察以及尋求所觀察到的事物的詮釋總是聯系在一起的。作為一個整體，科學實踐生來就具有詮釋學的成分，它的所有組成部分也是如此。
科克爾曼斯的貢獻在于他指出了現代科學的詮釋學特征的最具重要的方面：首先，科學的所有形式的描述、說明和理解都是詮釋學的高級形式。科學家并不說明某物是什么，而只說明在一定數量的假設下，它將有什么表現。因此，科學家的工作總是從典型的預先把握、預先洞察和預先構想等詮釋學方面著手。其次，無論科學家怎樣觀察、測量、描述，從經驗概括中進行歸納、推理，并闡明所謂的“自然規律”，他們總是依據一個意義框架來闡明他們所探討的現象。而且，從一定程度上講，這種框架與所觀察到的現象不是無關的，經過考察可知，即便這些有獨創性的世界圖景，也是以一些源于以前的理論或構想的要素為基礎才得以構成的。再次，所有科學工作都是在詮釋學的范圍內進行的，沒有哪一門科學能超越這一點，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科學家無法對那是什么作出真實的描述；也并不意味著這些陳述中沒有一個是絕對的或永恒的，沒有一個是決定性的或全面的；應該說，它們窮盡了一些真的東西，但是并沒有一勞永逸地窮盡關于“那是什么”的真理。
四、結語
施萊爾馬赫將詮釋學看做神圣經典的理解技術，狄爾泰將其看做是與自然科學無涉的人文科學研究方法論，伽達默爾則在既遵循又超越狄爾泰的意義上將詮釋學闡釋為一種人文科學的本體論。克里斯與科克爾曼斯在汲取上述觀點的基礎上從方法和本體角度依據詮釋學對自然科學的雙重解讀則真正地實現了詮釋學與自然科學的結合，即揭示了自然科學研究的詮釋學條件，又使詮釋學成為自然科學自我理解的本體論，最終促進了科學詮釋學的出現。
參考文獻：
[1]黃小寒.“自然之書”讀解—科學詮釋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
第3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自然科學研究是人類最富有創造力的社會活動，這一探索過程是科學工作者不斷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講，自然科學發展史就是一部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歷史。科學研究活動作為一種探索和揭示自然界奧秘的過程，大體上可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發現和提出問題；第二階段是搜集有關該問題的感性材料或經驗事實；第三階段是對搜集到的經驗事實進行分析整理；第四階段是在整理經驗事實的基礎上提出有關科學假說，對有關經驗事實進行統一解釋，即解決原先提出的問題；第五階段是對科學假說或解釋進行嚴格檢驗或驗證。科學研究過程的這五個階段密切聯系、環環相扣，并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組成了自然科學的過程性系統。科學哲學家波普爾堅持認為，科學研究起始于問題，因為有了問題才能引發研究。當確定了所要研究的問題后，科學工作者為了解決問題，就要搜集盡可能多的感性材料或經驗事實。眾所周知，為了獲取解決有關問題的經驗事實，通常是運用觀察和實驗方法。實驗方法之所以成為近代科學研究的重要手段，是因為它本質上是科學工作者運用人工方法“創造”自然現象。由于這些自然現象是科學工作者根據一定理論的指導有目的、有意識地“創造”出來的，所以它可以為科學工作者提供系統的、精確的、典型的、純粹的、定向的、專業的經驗事實，從而使他們獲得科學研究所需的數量多、質量高的感性材料。事實上，今天科學研究所需的絕大部分感性材料或經驗事實都是通過實驗方法得到的。科學工作者獲得了大量有關經驗事實后，就必須運用歸納、演繹、分析、綜合、分類、類比、比較等方法對之進行整理加工，然后在此基礎上提出有關科學假說，對這些經驗事實作統一解釋和推演出有關結論（如定律、預言等）。那么，人們如何才能知道科學工作者提出的科學假說究竟是否正確呢？或者說，人們如何檢驗、判斷科學假說的對錯呢？不用說，只有通過經驗對照加以檢驗或判斷。如前所述，由于實驗方法能夠為科學工作者提供系統的、精確的、典型的、純粹的、定向的、專業的經驗事實，所以，今天絕大多數科學假說都要通過實驗才能得到嚴格檢驗。科學史上這樣的例子可以說是數不勝數。比如，生物界為什么總是遵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遺傳規律，無一例外，這一遺傳現象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遺傳學的先驅和奠基人奧地利科學家孟德爾首先發現并提出了這一人們司空見慣的問題，并著手進行解決。為了搜集解決這一問題所需的感性材料，孟德爾用豌豆做雜交遺傳實驗，并進行了長時間的觀察，得到了系統、豐富的第一手科研材料。在此基礎上孟德爾對所獲得的這些感性材料進行了科學的比較、分類、分析、綜合和歸納，最后，他得出了奠定生物遺傳學的兩大基本規律：孟德爾分離定律和孟德爾獨立分配定律。這兩大定律在后來分子生物學的發展中得到了充分驗證，從而極大地推動了分子生物學的進步。20世紀美國生物學家摩爾根在他的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研究，并最終搞清楚了生物的遺傳基因在生物遺傳中的決定性作用。很顯然，科學研究作為人類探索自然界活動的一種過程性系統，其五個組成部分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整體。
二、作為社會文化組成部分的自然科學系統
“科學是一種文化過程。”［3］1因此，“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科學同其他文化現象一樣，也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性”。從實際情況看也是如此。我們今天學習的科學（及其技術）是西方文化基因的產物，帶有非常濃厚、明顯的西方文化特色，就如同中醫學是中國文化基因的產物，帶有非常濃厚、明顯的中國文化特色一樣。中國人有目的、有意識、大規模地學習、引進、移植西方科學僅僅是從開始的，僅僅是基于“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考慮。既然科學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它作為文化的一個子系統，其本身的各部分之間也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而且它必然與其相應的文化基因吻合，并且相互匹配、相互協調一致。從總體上看，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作為文化的一個子系統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其一，價值觀決定人們研究的目的和研究什么；其二，思維方式或哲學思想決定人們如何研究或用什么方法進行研究；其三，信仰信念決定人們研究的信心和如何看待其研究成果。之所以不同的科學形態之間存在重大差異或本質差異，正是由于自然科學作為一種文化子系統，其內部的基本文化要素，如人們的價值觀、思維方式、信仰信念等方面存在重大差異。首先，價值觀決定了人們是否研究、探索自然界奧秘或研究什么問題。以西方科學為例，其價值觀因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古希臘人一開始就認為“求知是人類的本性”，因而探索自然界的奧秘、認識自然界，以達到驅除愚昧、滿足人類好奇心的目的是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事。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他們探索哲理只是為想脫出愚昧，顯然，他們為求知而從事學術，并無任何實用目的。”這就是說，古希臘人認為探索自然界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人類最值得做的事。第二是古希臘人認為只有認識了事物背后的原因才算認識了該事物，僅僅認識事物的表象，只是感性知識，只是經驗，而感性知識或經驗是不可靠的。留基伯最先提出了“因果原則———沒有什么事情無緣無故而發生，一切事物的發生都有原因和必然性”。亞里士多德更明確地指出：“智慧就是有關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識”，因為“明白了原理和原因，其他一切由此可得明白”。正是在這種價值取向的引導下，從古希臘的自然哲學開始，直到文藝復興后近代科學的誕生及發展，西方科學始終都把探索自然現象背后的原因作為研究的主要指向，因而隨之也成了西方科學的本質和最主要特點。其次，思維方式決定了人們如何研究或通過什么方法、途徑研究自然界。作為文化子系統的西方科學的思維方式因素主要表現在其形而上學基礎和方法論兩個主要方面。康德曾明確指出：“一切本義上的自然科學都需要一個純粹的部分，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理性在其中所尋求的無可置疑的確定性。”在康德自己看來，這個作為基礎的純粹部分唯一地是作為形而上學的哲學。沒有這些哲學思想作為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科學將成為空中樓閣。方法論對西方科學的要求更為明顯和重要。可想而知，進行科學研究如果不運用觀察實驗方法、數學方法、分析方法、分類方法、歸納方法、演繹方法、比較方法等適當的方法，科學將寸步難行。從科學史看，西方近代科學之所以從自然哲學體系中獨立出來，并得到迅猛發展，正是這些科學方法的功績。不言而喻，科學方法論本身就是哲學的一部分，正如所認為的，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哲學），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同時方法論也最能體現出一個民族的人或一種文化模式的思維方法。再次，信仰信念決定了人們進行科學研究的信心。西方科學的信仰信念前提主要基于兩類：一類是宗教的，另一類是世俗的。基督教認為，整個宇宙都是上帝創造的，因而是有序的、完美的、簡單的、和諧的、有規律的。基督徒研究自然界本身就是對上帝的贊美和認識上帝的偉大。這就是說，“人們必須研究上帝的創造物以便更好地理解上帝本身”。實際上，西方絕大多數科學家集研究者和基督徒身份于一身，牛頓、哥白尼、孟德爾、愛因斯坦等都是如此。愛因斯坦甚至明確指出：“相信世界在本質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認識的這一信念，是一切科學工作的基礎。這種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西方人在研究探索自然界奧秘的世俗方面的信心來自于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思想。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數”是萬物的本原，因為“數”是簡單的、有序的、有規律的，所以整個宇宙也是簡單的、有序的、有規律的。這種簡單性、有序性和規律性可以用“數學”精確地表達、反映出來。畢達哥拉斯學派的這一觀點直接影響了整個近代科學的發展過程，像哥白尼、開普勒、麥克斯韋、愛因斯坦等大科學家幾乎都是虔誠的畢達哥拉斯主義者。總之，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作為文化的一個子系統，其內部的幾乎一切要素都與文化基因，即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信仰信念密切聯系、相互吻合、相互協調，從而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使科學呈現出鮮明的文化特色。
三、作為社會活動領域的自然科學系統
作為一種社會活動領域的自然科學系統，主要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基礎性研究、應用科學知識的實踐和教育。這三個組成部分緊密關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自然科學這一社會性系統，并與其他社會子系統密切聯系，相互協調一致，共同構成了整個社會系統。自然科學作為一種社會性系統或社會領域，基礎性研究是其核心或基礎。這是因為，自然科學系統之所以能夠發揮社會生產力功能，能夠推動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進步，主要是由于它能夠通過對自然界的認識成果來指導人們進行技術發明、技術創造，從而使人們更加有效地進行社會實踐，而且能夠通過揭示自然界的奧秘以達到驅除愚昧，滿足人類求知的本性，使思想科學化的目的。從本質上看，科學的基礎研究過程相當于科學家在進行著“創造”知識的活動，即“創造”出人類以前不知道或還“沒有現實地存在”的知識，如牛頓“創造”出萬有引力理論，麥克斯韋“創造”出電磁場理論等等。而技術實質上是“應用”知識。科學是對自然界的認識，技術則是對自然界的有效改造和利用，是社會實踐。這就是作為社會活動領域的自然科學系統內科學與技術之間的本質關系。不過，科學家“創造”出來的關于自然界的知識要想得到應用或用來指導社會實踐，就必須被大多數人所掌握，否則，科學知識的應用也仍然是一句空話。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科學知識被大多數人所掌握呢？不言而喻，必須通過教育，沒有教育，自然科學系統既不能正常運行，也不能充分發揮其社會功能。因此，教育作為科學知識傳承、應用的必要和唯一途徑，必須包括在自然科學系統內。當然，把教育包含在自然科學社會性系統內并不僅僅是基于教育是科學知識傳承和應用的必然要求的考慮。從現實情況看，作為自然科學社會性系統一部分的教育的主要功能是為了科學知識的傳承和如何把科學家創造的知識應用于社會實踐，變為推動經濟發展或社會物質文明進步的杠桿，這就是國家普及教育、提高教育水平的主要目的。但教育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要培養出能夠“創造”知識的科學家來。很顯然，如果培養不出“創造”知識的科學家，自然科學系統“創造”不出新知識，那么知識的應用，即技術發明或技術創造就是一句空話，就是空中樓閣。所以說，教育作為自然科學社會性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其重要功能有二：一是培養傳承和應用科學知識的人；二是培養“創造”科學知識的人。這充分說明，自然科學與教育的關系十分密切，這正是我們通常都把“科教”作為一個詞來使用和理解的重要原因。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作為社會一個重要活動領域的自然科學社會性系統的三個組成部分，基礎性研究（即關于自然界知識的“創造”活動）、應用科學知識的實踐（即技術或對自然界的有效改造和利用）和教育（培養創造、傳承、應用科學知識的人）是密切相關的，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
四、啟示
第4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技術科學;技術;技術哲學
前蘇聯以及現今俄羅斯的重工業技術和軍事技術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究其原因我們不能回避其發達的技術科學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實早在前蘇聯時期,學者們就對技術科學哲學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關研究具有鮮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蘇聯技術哲學的主要成就,也極大豐富了當今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技術哲學體系。
一、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背景
前蘇聯和俄羅斯的科學技術哲學是世界技術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指導思想、研究綱領和研究重心都與中國和西方科學技術哲學有著顯著的區別,因而成為我國乃至世界科學技術哲學界特別關注的研究領域。值得一提的是,上個世紀我國學者在前蘇聯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的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對于作為前蘇聯科學技術哲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技術哲學的研究卻大相徑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狀況是因為,一方面,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哲學顯然很晚才開始研究技術現象。……相對于實踐認識和實踐理性,哲學更偏好理論認識、理性和理論規則,顯然,這種偏好成為哲學很晚才轉向思考技術現象以及技術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的一個原因”［1］。的確,相對于其他哲學分支學科,技術哲學本身起步較晚,現代技術哲學就其本身而言僅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到目前為止發展也不是很完善,諸如技術的本質、技術是否是價值中立的焦點問題,以及技術哲學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還沒有形成壓倒多數的、相對統一的觀點。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前蘇聯時期的技術哲學往往被視為資產階級哲學加以批判。蘇俄技術哲學研究開始于19世紀末,那時“П.К.恩格邁爾(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冊子《19世紀技術的總結》(1898)中提出了技術哲學的任務。同時他的許多著作被用德語出版”［2］。但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后,前蘇聯技術哲學研究開始轉向一個特殊時期。正如俄羅斯學者所評論的:“技術哲學在俄國的命運非常悲慘。關于技術哲學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邁爾提出的。П.К.恩格邁爾是俄國工程師,他是技術哲學第一個研究綱領的提出者,這個綱領于1912被提出來。1929年,當恩格邁爾不得不再次號召建立技術哲學時,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開的反對。恩格邁爾在《我們需要技術哲學嗎?》一文中發展了技術哲學重要性的思想。而在這個雜志的同一期中還收錄了Б.馬爾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技術哲學遭到批判－‘現在沒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獨立于人類社會和獨立于階級斗爭之外的技術哲學。談技術哲學,就意味著唯心主義的思考。技術哲學不是唯物主義的概念,而是唯心主義的概念’。從這時起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把技術哲學斥為唯心主義,在蘇聯哲學界已成定論,盡管馬克思就是19世紀有興趣從社會—哲學方向研究技術的一個創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技術哲學”的提法在前蘇聯時期被禁止,但是對于“技術”的哲學思考在前蘇聯卻從未停止過。那時(也包括現在)有一大批學者長期致力于技術哲學問題的研究,其中比較重要的人物有:В.М.羅津、В.Г.高羅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羅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賓(В.С.Стёпин)等人。他們的研究成果頗豐,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術哲學的典型特色,因而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為我國學者和西方學者極為關注的研究課題。
В.М.羅津等在《技術哲學:歷史與現實》一書中曾寫道:“蘇聯時期對于技術的研究開始于世紀初(指20世紀初－筆者注)。由于П.К.恩格邁爾,技術哲學在俄羅斯獲得極大發展。后來在我國,這一學科被視為資產階級科學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卻發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討論技術不同方面的學科,并且,如今它們被部分地納入到技術哲學中來。首先就是技術史。……研究技術的第二個領域被稱為‘技術的哲學問題’。恰恰在這里討論了技術的本性和本質,……第三個領域在蘇聯時期急劇發展－這就是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和歷史。雖然這門學科屬于科學學和方法論,但如今它們被包括到技術哲學中來。……第四個領域是設計和工程技術活動的本性和歷史。……正如我們已經發現的那樣,如今這些研究領域不僅僅單獨發展,而且還處于技術哲學的范圍之內。”［3］因此可以說,前蘇聯時期學者們把技術史、技術的哲學問題、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和歷史、設計與工程技術活動的方法論和歷史等問題不同程度地納入到技術哲學的研究范圍內。在這四個組成部分中,對于技術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最為充分,并且具有鮮明的俄式風格。
二、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重心
前蘇聯學者非常重視對技術科學認識論的研究,這主要包括技術科學的起源、對象、結構、功能、任務等問題,其中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問題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1.技術科學起源的內外史要素
前蘇聯學者普遍認為:“技術科學是關于有目的地將自然物質和過程改造成技術對象,關于構建技術活動的方法,同時也是關于技術對象在社會生產體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識系統。”［4］關于技術科學的產生,前蘇聯學者們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技術科學的產生有外史和內史兩方面因素。從外史方面看,人們的生活、生產(特別是機器生產)為技術科學的產生和發展提出研究的課題,并決定技術科學的研究方向。從內史方面看,一方面,技術科學是技術知識的系統化、邏輯化的結果,它是人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對象活動中所形成的對習慣、概念、認識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術科學的產生源于對基礎科學的應用,是從基礎科學中分化出來的;此外,還有一部分技術科學源于不同知識、模型、概念和原則的大綜合,是這些要素橫向搭構的結果。
2.技術科學對象的兩重性
關于技術科學對象,前蘇聯學者們認為,技術科學對象具有兩重性,即技術科學對象有“天然的”和“人工的”區分。而且其中技術科學的“天然性”對應著技術與自然、技術與自然科學的關系;而技術科學的“人工性”對應著技術與人、技術與人文科學的關系。正如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在《技術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研究》中指出的:“在技術科學中可以統計出兩個技術對象:自然的技術對象和人工的技術對象。……技術對象的人工性在于,它們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它們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對象歸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這種觀點也得到А.Н.鮑戈柳波夫(А.Н.Боголюбов)的認同,他指出:“技術科學不僅與自然科學(這決定了技術科學的‘天然的’特征)相聯系,而且它還與經濟學和人文科學有著不同的、極為重要的交叉(而這一點相對于它的‘人工的’特征)”［5］。
3.技術科學理論的三種結構要素
在對比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時,前蘇聯學者認為,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均可分為三個基本組成部分:本體論模式、數學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義卻有很大差異。其中自然科學的本體論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實驗中的理想對象的總和。而技術科學理論的本體論模式可分為三個基本層次:以數學描述為目標的函數圖像;在工程對象中進行的自然過程的連動模式;表現為構造參數和工程計算的結構模式,即研究對象的結構。此外,在自然科學理論中,數學工具首先是為了實驗計算,它們是建立和證明所獲得的理論知識的手段。而在技術科學理論中,數學則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來對工程對象的結構和工藝參數進行工程計算;第二,用它來分析和綜合技術的本體論模式;第三,用它來研究發生在工程對象中的自然過程［6］。可以看出,技術科學理論結構中的三個要素要比自然科學理論結構中的要素更為復雜。其原因恰恰在于技術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體和客體相互聯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學理論更多兼顧實踐的方面。
4.技術科學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與此相聯系,在對比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功能時,前蘇聯學者認為,自然科學理論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過程,研究理論問題,以預測和描繪理論發展的未來狀況。而技術科學理論功能的起點和歸宿,都是為了對工程對象的技術結構和工藝參數進行理想描述。而且技術科學理論功能的實驗層次不僅僅包括實際上是以概括工程師的工作經驗為目標的結構技術和工藝知識,還包括特殊的實踐方法知識。當前工程研究的目的是:把在技術理論中獲得的理論知識形成實踐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學問題。這些問題是在建立工程對象的各個階段中,在解決工程問題的過程中產生的,而且它們將會傳播到技術領域當中去,以實現技術理論的功能［6］。
5.技術科學任務的實踐特征
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結構與功能的差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者在科學領域中所擔負任務的不同。作為科學知識集合的自然科學的任務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規律,預測自然過程的發展;而作為技術知識集合的技術科學的任務在于,從實踐上利用這些自然科學成果,研究自然規律在技術設備中的作用,以及運用知識和計算保障工程技術活動［4］。盡管前蘇聯學者認為技術科學的任務在于實踐,但是他們仍然強調不應將技術科學的形成與技術科學在工程中的應用混為一談。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指出,技術科學的形成與技術科學應用于工程實踐是有區別的:前一種情況說的是獨立學科的建立,這意味著各種不同科學知識、模型、概念和方法被應用于一定的研究對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轉換程序,形成現有學科所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和任務;而后一種情況指的是在解決具體的工程任務過程中,各種科學知識、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組織化的過程［7］。
三、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特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前蘇聯學者習慣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四個角度分析自然科學哲學問題,這一傳統也影響到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即學者們往往從技術本體論、技術認識論、技術方法論和技術價值論角度來研究技術科學的哲學問題。因此可以說“師從自然科學哲學”是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特點。
在前蘇聯學者看來,自然科學方法論之所以能夠類推至技術科學領域是因為,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都是科學的組成部分,因此較為發達的自然科學方法論當然可以成為技術科學方法論研究的范例。這正如前蘇聯學者們指出的:“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無論是在起源方面,還是在起作用的過程方面。技術科學最初的理論原理、認識客體和概念的方式,恰恰是從自然科學向技術科學傳遞過來的;同樣,技術科學自身科學性的規范、知識理論結構的確立、理想對象的結構和數學化,恰恰也都是從自然科學借用到技術科學中來的。”［4］尤其針對技術科學的數學化,А.Н.鮑戈柳波夫指出:“知識數學化的問題是歷史性的問題,從廣義上講,未必能夠在科學史和技術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別是相對于技術科學,更是如此。多虧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緊密聯系,才產生出將適合于自然科學的數學化模型轉移到技術科學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樣產生出利用自然科學數學化歷史來了解數學在技術知識發展中所起(或者說它應當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這一點,前蘇聯學者更關注自然科學對技術科學和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的影響。
概括說來,前蘇聯時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人們通常只是在科學哲學的背景下研究技術哲學,把技術哲學混同于規范的科學哲學的附屬物,并且僅僅從自然科學知識附屬物的角度來研究技術。技術被歸結為科學的附屬物,而技術哲學則被歸結為運用于技術知識結構的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研究的簡單附屬物,這就是20世紀50至60年代的特點［1］。如果說這一時期運用科學哲學手段研究技術哲學是自發的,那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前蘇聯學者就開始自覺地借用科學哲學和科學學的方法研究技術哲學,特別是研究技術科學的哲學問題。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在《技術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研究》一文中指出:“雖然很早以前,技術知識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哲學家們的興趣,但只是在最近五六年才開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這個方向范圍內提出一個目標:就是用科學學和科學方法論的手段來系統地研究技術科學。”［4］他們還補充道:“技術科學方法的特點暫時揭示得還不太清楚。一方面,應當注意專業方法獨特的多樣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廣泛地應用一般科學的認識方法(如分析、綜合、模型化、實驗)。”［4］在此不可否認,分析、綜合、模型化、實驗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時成熟壯大起來的。
可見,由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自然科學充當了技術科學的基礎,因此我們不能脫離自然科學孤立地研究技術科學;但是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技術科學相對獨立的特點,正如前蘇聯學者鮑戈柳波夫指出:“技術科學從本質上應當與不斷發展的技術相適應,并且最佳的情況是應當超前于技術。……技術科學、實用科學和基礎科學是知識具體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層次。因此,技術科學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能夠變成實用科學(如果技術科學的應用范圍超出技術框架外),甚至變成基礎科學”。這表明,在技術科學與技術的辯證關系中,技術科學應當具備先驗的預測功能,而且技術科學、實用科學與基礎科學之間存在著轉換關系。這是技術科學發展過程中的又一個重要特點。
總之,通過上述研究我們能夠看到,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是其技術哲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壓意識形態統治時期技術哲學研究的主要成績,其相關問題研究(如技術科學的起源、對象、結構、功能、任務等問題)即使在技術哲學日趨走向成熟的今天看來,仍然具有重大價值。
參考文獻:
［1］Отредакции.Философиятехники［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93(10):24－26.
［2］СтёпинВС,ГороховВГ,РозовМА.Философиянаукиитехники［EB/OL］.(2006－06－20)［2007－08－02］..
［3］РозинВМ,ГороховВГ,АлексееваИЮ,etal.Философиятехники:история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EB/OL］.(2006－06－28)［2007－08－02］..
［4］ГороховВГ,РозинВМ.Философс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техническихнаук［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1(10):172－178.
［5］БоголюбовАН.Математикаитехническиенауки［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0(10):81－82.
第5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地方文獻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概念
[分類號]G255.9
地方文獻是關于某一地域自然現象、社會現象以及人類群體活動的歷史記錄，是一個地區長期的文化和歷史積淀。作為人類社會文獻資源體系和國家戰略資源重要組成部分的地方文獻資源，記錄和反映的內容非常廣泛，縱涉古今、橫跨百科，天文、地理無所不包，體現了很強的綜合性；但作為個體地方文獻而言，按其論述的學科內容，則分別屬于政治、經濟、天文、地理、生物、醫學等各學科，如果將這些文獻按學科門類劃分，至少可分為社會科學地方文獻、自然科學地方文獻和綜合性地方文獻三大類。
幾十年來，我國關于地方文獻的宏觀研究一直停留在“整體地方文獻”的層面上，在地方文獻的實際工作方面也主要集中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按學科進行地方文獻的宏觀分類研究至今無人涉足，特別是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重要性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普遍重視，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挖掘、利用等工作開展得也十分有限。加強地方文獻的學科分類研究，客觀、正確地認識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特殊價值與社會功能，對于促進地區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推動地方文獻工作的縱深發展以及完善地方文獻學的學科體系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1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概念
1.1 自然科學概述
自然科學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質形態、結構、性質和運動規律的科學”…。自然科學的起源同人類歷史一樣悠久，從古代人類開始使用工具起，自然科學便隨著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實踐的不斷深入而逐步發展成熟。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自然科學的發展進入到現代時期，其主要標志是，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不僅在宏觀、低速領域更加全面和深刻，而且深入到微觀、高速和宙觀領域，在更深、更廣的范圍內揭示自然界的本來面目及其規律性。認識自然規律是自然科學的直接目的，而促使自然規律實際應用于人類的利益，是自然科學的終極目的。
現代自然科學一般分為基礎理論科學、技術科學和應用科學三個層次，三者各有分工又相互促進。基礎科學是研究自然界中物質的結構和物質運動的科學，擔負著探索新領域、發現新元素、創造新化合物、發展新原理等重大任務。基礎科學是理論層次，包括數學、力學、生物學等。技術科學是將基礎科學知識向實踐應用的中間環節，是研究技術理論的科學，它的目的是把認識自然的理論轉化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部分綜合科學都屬于技術科學范疇，如按基礎科學的應用劃分有應用數學、應用生物學等，按工程技術的通用理論劃分有材料科學、農業科學等。應用科學研究的足基礎科學和技術科學的理論在生產過程中的具體運用，提供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其目的是直接用于改造自然。應用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具體技術原理、結構、工藝等，如生物工程學、土壤改良學等。
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縱深發展，現代科學既不斷分化又廣泛綜合，各門學科之間相互滲透、融合，聯結成一個統一的發展著的整體。一方面是自然科學內部各學科的融合交叉；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綜合互補，表現為橫斷學科、綜合學科和交叉學科的大量涌現與蓬勃發展，使得自然科學學科領域不斷擴張，而且與人們的日常生活關系日益密切。
1.2 地方文獻概述
地力。文獻的產生源遠流長、歷史悠久。有文獻認為，“地方文獻古而有之，在文獻出現之始即有地方文獻產生……地方文獻應該是人類社會所有文獻的濫觴”。幾千年來，地方文獻在促進地區社會經濟建設，繁榮科學文化事業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57年，我國著名圖書館學家杜定友先生在《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與使用》中，第一次對地方文獻的基本理論及工作內容作了全面論述。杜定友先生關于地方文獻的定義不但揭示了地方文獻空間“區域性”的本質特征，而日，還表述了地方文獻載體“多樣性”和價值“史料性”的基本特點。按照杜定友先生當時的認識，地方文獻包括的范圍主要有地方史料、地方人物與著述、地方出版物三個部分。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地方文獻研究引起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地方文獻概念更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大焦點。其中以駱偉、鄒華享為代表的學者將文獻內容是否具有地方特征作為地方文獻劃分的唯一標準，即地方文獻是指內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區域性文獻，這就將地方人士著述、地方出版物中主要內容與本地方無涉者排斥在地方文獻的范圍之外，于是，這種“內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限定，就形成后來人們稱之為地方文獻的“狹義概念”，與之相對應，先前杜定友先生的理論則被稱為地方文獻的“廣義概念”。換言之，狹義的地方文獻專指內容與該地區有關的文獻；廣義的地方文獻泛指與地方有關的一切文獻，其中包括所有本地區的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
目前，地方文獻領域“廣義”和“狹義”兩大學派雖然尚未形成統一認識，但隨著討論的深入，業界大部分學者認為，如果將全部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都作為地方文獻，地方文獻的范圍就太過龐雜了。因為任何文獻都是由作者撰寫或出版機構出版的，而作者和出版機構都是有地域歸屬的，勢必造成所有文獻(不管其內容如何)都是非此地即彼地的地方文獻，從而增加了地方文獻的收集整理難度，弱化了地方文獻的應有作用，客觀上降低了地方文獻在地區建設中的地位和功能。因此，“狹義”學派已明顯占據主導地位并愈來愈被業界所認同和接受。
1999年，黃俊貴先生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國家標準《文獻著錄總則》對“文獻”概念的界定加以延伸，把地方文獻定義為“記錄有某一地域知識的一切載體”。這一定義，既與國家標準關于“文獻”的定義相協調，言簡意賅、容易理解、便于記憶，又將地方文獻內容的地域性和載體的多樣性涵蓋無遺，較為準確地揭示了地方文獻的基本特征。應該說，黃俊貴先生關于地方文獻概念的描述，是目前較好的一個有關地方文獻的定義。
1.3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概念
根據黃俊貴先生關于地方文獻的定義，結合自然科學的學科界定，筆者給自然科學地方文獻下這樣的定義：自然科學地方文獻是記錄有某一地域自然科學知識的一切載體。其中，“記錄有某一地域知識”是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地域屬性，指文獻內容上帶有地方特征；“自然科學”是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學科范圍限定，指文獻記錄的內容屬自然科學知識；“一切載體”是對自然科學地方文獻記錄和傳播介質的概括，泛指文獻載體的多樣性。換言之，凡以各種載體形態記錄
和反映自然科學領域里內容與地域有關的所有文獻信息均屬于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范疇。
為了準確把握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涵義，我們有必要對其主要特征作進一步分析。自然科學地方文獻屬地方文獻范疇，同樣具有地方文獻的空間區域性、價值史料性、載體多樣性和內容廣泛性等基本特征，除此之外，自然科學地方文獻還具有如下主要特征：①自然科學屬性，自然科學地方文獻記載的內容僅限于自然科學知識，它與空間區域性共同構成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最本質特征；②客觀真實性，自然科學以自然界的物質運動形式為研究對象，更加注重能夠真實地反映自然界的客觀實在，所記錄的事實、數據一般是實地觀察紀實或科學實驗結果，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資料，具有很強的客觀真實性；③實用性，自然科學地方文獻大都真實地反映了當地的生態條件、土特產品、特有工藝和傳統產業，記錄了當地人民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漫長歷程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這些文獻以其特有的客觀真實性和很強的實踐性，對本地區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可起到直接的借鑒及參考作用，甚至有些成功的事例和經驗可以拿來即用，立竿見影，實用價值很高。
2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范圍
杜定友先生在談及地方文獻的范圍時指出，地方文獻由“史料、人物、出版”三個部分組成。時隔30年后，駱偉教授再度論述地方文獻的范圍時，認為地方文獻“應包括下列三個方面：區域事物，區域人物，區域出版物”。兩者字面表現上頗為相近，由此，業界有不少人認為駱偉教授和杜定友先生的觀點一致，均為“廣義”論者。其實，兩位先生的觀點有著根本的區別。其一，杜的“史料：關于本地方的一切情況的記載”，駱的“區域事物，主要指在特定區域內所存在、發生的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兩位所指基本同義，這也是“廣義”和“狹義”論者沒有爭議的部分。其二，杜的“人物：關于本地方知名人士、勞模、烈士以及對于本地方建設有關的各地方重要人士(寓賢)，他們的照片、著作、手跡、傳記、紀念文字等都在收藏之列”，駱的“區域人物……對表述他們一生的事跡的傳記、傳略、評傳、年譜等，無疑是研究一個地區歷史發展的重要文獻。因此，有關一個地區的歷史與現代的重要人物，包括社會活動等，都屬于地方文獻……至于地區人物的著述，是否可收入地方文獻?我認為應以是否反映該地區的事物作為劃分的標準”，顯然，兩者有明顯的區別，一方包括地方人物的全部著述；另一方僅限于反映該地區事物的地方人物著述，這正是“廣義”和“狹義”淪者論爭的焦點之一。其三，杜的“出版：從本地方出版物可以看到本地方的出版情況、思想內容、制作方向，對本地方刻的古書，更應注意收藏，版片也要整理”，駱的“區域出版物……一切出版物相對地可分為三類：①內容完全涉及這個或那個地區的出版物；②內容部分涉及一個地區的出版物；③內容僅是一般性問題或科學理論的出版物。我認為地方文獻只能包括第一類和部分第二類的出版物……把所有地方出版物都作為地方文獻，顯然是不恰當的”。不難看出，兩者的含義截然不同，一方指本地區的所有出版物；另一方則僅指內容涉及該地區的地方出版物，這又是“廣義”和“狹義”論者爭議的第二個焦點。以上分析可知，駱偉教授和杜定友先生關于地方文獻的范圍有著很大的分歧，如果將杜定友先生看成是“廣義”學派的倡導者的話，那么駱偉教授則應是“狹義”學派的杰出代表和先驅。認為駱偉教授和杜定友先生一樣，同為“廣義”論者，是對駱偉教授關于地方文獻學術思想的莫大誤解。
至于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范圍，顯然要比地方文獻的范圍小。首先，記錄和論述的內容僅限于自然科學知識，不包括人文社會科學文獻在內；其次，上義述及的地方文獻的三個組成部分中的“人物”(或“區域人物”)和“出版”(或“區域出版物”)兩部分內容也不必單列出來分析。因為：“地方人物評介”屬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地方人物著述”和“地方出版物”僅指“內容涉及該地區”的部分，這也正是“地方史料”所論及的內容，因此，自然科學地方文獻只有自然科學的“地方史料”一項內容。那么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范圍該如何認識呢?拙文擬從下列幾個角度多方位進行分析。
2.1 從學科內容看
自然科學含基礎理論科學、技術科學和應用科學三個部分。基礎理論科學一般是通用理論，含各種原理、定理、定義、公式、自然規律等，它不具有地域特征，因此，其文獻不屬于地方文獻；技術科學和應用科學的基礎理論與通用技術部分也同樣不屬于地方文獻討論的范疇，只有那些與地區密切相關的特有技術、特有工藝、特有自然現象和事件以及反映地區科技發展狀況的研究成果、改造自然的具體實踐等的記錄是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范圍，包括：關于本地區的自然資源、自然生態、水文氣象、地質地貌等自然環境的原始記錄，關于本地區的旱澇災害、冰雪災害、地震災害及其人們抗災減災的經驗教訓以及改造自然的各項活動等自然事件的真實記錄，關于本地區的工農業生產變化、醫藥衛生發展、科學技術進步、人民生活改善等自然變遷的動態記錄等。總之，凡內容上具有地方特征，忠實地記錄了本地區社會發展和時代變遷歷程，對后人有借鑒、啟迪作用的科技文獻均為自然科學地方文獻。
2.2 從文獻類型看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有科技圖書(含科技類方志、年鑒、手冊、百科全書、學術專著等)、科技期刊和報紙、科技報告、科技會議文獻、專利文獻、技術標準與規范、政府科技出版物、自然科學學位論文、產品樣本和說明書、技術檔案、自然資源和自然地理圖譜、文物科技資料、科研手稿、筆記、信札等內容。其中，各類文獻中既有公開出版發行的“白色文獻”，也有大量非正式出版的“灰色文獻”，如內部書刊、政府出版物、會議資料、技術檔案、手稿、筆記、信札等，這部分文獻專指性、地域性強，動態性、時效性好，信息含量大、使用價值高，倍受學術界青睞，理應成為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收藏重點。
2.3 從載體形態看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既包括傳統的原始材料載體，如甲骨、皮革、金石、簡牘等，紙質材料載體，如印刷品、手抄本、復印件等，也包括現代的磁性材料、影視傳媒、網絡媒體等載體；既有各種靜態性實體文獻如：實物型、印刷型、機讀型、聲像型等，也有通過現代網絡傳播的動態性虛擬文獻如：網上數據庫、網絡科技信息、多媒體資料等。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絕大多數文獻機構由于多少年來習慣于紙質文獻的收集、整理工作，而對新興的影視傳媒及網絡媒體文獻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在現代信息技術和計算機網絡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影視和網絡傳媒以其信息含量大、社會影響力廣、傳播超越時空等優勢，已成為自然科學地方文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
2.4 從出版年代看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依年代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文獻。各時代文獻的時代界限并不十分明顯，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地方文獻工作的不斷發展演進，其關系處于一種交互變化的狀態。今日的古、近代文獻是昔日的當代文獻，今日的現、當代文獻又是未來的古代文獻，是未來研究今天的寶貴資料。歷史的經驗證明，即時性地收集現、當代地方文獻的力度愈大，未來地方文獻的體系就愈強，其作用與價值也就愈大。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史料性”特征，不單單體現在古代文獻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能全面反映歷史發展變遷的、包括現、當代文獻在內的整體文獻集合之中。
3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重要價值
地方文獻歷來就有“存史、資政、勵志”的重要作用，也有文獻將其歸納為“服務政治建設、提供決策參考、振興地方經濟、深化科學研究、弘揚地方文化、提高教育水平、保護文化遺產、增進民族團結、加強國防建設、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等十大社會功能。自然科學地方文獻以其內容豐富、數量龐大、分布廣泛、數據客觀精確、科技含量高、實用性強等特點，對地區生產、科研、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起到重大推動作用。
3.1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是地方建設的重要基礎資料
一個地區的建設和發展，必然受到該地區特定的自然條件與科技發展水平的制約和影響。自然科學地方文獻全面記錄了有關本地區自然資源、自然生態、水文氣象、地質環境、科研成果以及工農業生產發展變化等自然科學領域中的大量基礎資料和統計數據，凝結了幾千年勞動人民的智慧與才華，是區域性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的系統史料來源和決策依據，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例如，在青藏鐵路的建設中，科學家利用大量自然科學地方文獻，在綜合研究多年氣候、生態、地質、地理環境等資料后，制定出凍土挖方段、風沙地段、長江源頭區的不同施工方法，合理布設施工便道，并在野生動物自然保護區設置動物通道與動物信息系統中轉站等方案，使得青藏鐵路建設沿線的環境得到有效保護，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均取得了巨大成功。山東棗莊市齊村區北慶鄉過去生長一種能“咬人”的怪樹，被視為“不祥之物”，砍伐殆盡，1981年，當地政府從地方文獻中得知這是當地自古就有的一種優質漆樹，經過精心培育，現已發展到20多萬株，成為當地發展的重要經濟來源。大量事實證明，領導機關在借鑒自然科學地方文獻提供的基礎資料和經驗教訓規劃本地區總體建設與經濟發展時，能夠提高決策的科學性，造福鄉里；廣大人民群眾利用這些原始資料，可以脫貧致富，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3.2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是地方文獻學的重要研究內容
“地方文獻學是研究地方文獻產生和發展、征集、整序和開發利用的一門科學”。由于不同學科的地方文獻其產生、發展、征集、整序和開發利用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因此，按學科進行的地方文獻分類研究，必將成為地方文獻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任何忽視地方文獻的學科分類研究，都將嚴重制約地方文獻學學科體系的完善和學科建設的縱深發展。作為地方文獻學主要研究對象之一的自然科學地方文獻，與人文社會科學地方文獻和綜合性地方文獻共同構成地方文獻學的研究對象和分支學科，加強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研究，不僅能夠提高人們對自然科學地方文獻重要性的認識，規范自然科學地方文獻的各項業務工作，而且可以進一步豐富地方文獻學的研究內容，推動地方文獻學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的不斷深化。可以設想，隨著地方文獻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自然科學地方文獻必將成為未來學術界關注的重點。
3.3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是地方文獻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然科學地方文獻從地方文獻產生以來就一直是其天然的“半壁江山”，與人文社會科學地方文獻同屬于地方文獻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由于其記錄事實、數據客觀精確，提供方法、措施科學適用，使用價值更高。
第6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摘 要 自然科學是涉及各行各業的研究領域的大學科,掌握自然科學的發展規律是研究自然科學人員所必須切身認知的內容。本文通過辯證的觀點去看待自然科學,整理自然科學的認知模式,探索其發展規律。
關鍵詞 自然科學 邏輯思維 非邏輯思維 批判性思維
自然科學是一門范圍廣博的知識范疇,是針對事物客觀規律的認知、歸納所形成的科學體系。其涉及的知識層次、知識面基本上涵蓋了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通曉其發展規律和特點是從事自然科學研究人員所必需掌握的基本知識。
一、自然科學的特點
(一)自然科學的獲得方式
中世紀末期是近代自然科學的孕育期,當時最杰出的人物,13世紀的英國哲學家羅吉爾•培根對經驗和事實給予了特殊的關注。他指出:“大家公認,我們通過三條途徑獲得知識,即權威、理性和經驗;然而,當權威不知道事物的理由;理性也不能分辨是詭辯還是論證時,除非結論為經驗所證實。”正是由于羅吉爾•培根的提出和倡導“實驗科學”,強調只有實驗方法才能給科學以可靠性。
近代英國唯物主義學家弗蘭西斯•培根進一步指出,實驗科學最重要特性之一就是利用實驗來增加積累事實知識,并提出:“從感覺和特殊出發構造公理,然后是連續不斷地、逐漸地上升,直至最后達致最普通的公理。”正是這種思想和思維模式指導和推動了科學理論發展,對近代科學的興起和發展做了開創性的工作。
由此可見,自然科學作為大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其獲取方式上依然是由科學觀察和科學實驗作為其獲取的主要途徑。
(二)自然科學的歸類和整理
當我們在通過科學觀察和實驗獲得的知識并不是科學規律。一般而言,從科學知識向科學規律和科學理論過渡要經過知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兩個階段。
知性認識:只要是對科學知識進行分類、系統化并加以分析和概括,使之上升為科學規律。
理性認識:主要是在科學概括的基礎上形成理論體系,以便反映客觀世界普遍而不然的聯系。
在科學的歸類和整理過程中相應發展出各種科學方法,可大致分為:廣義歸納法(本能歸納、常識思考歸納和批判性科學研究歸納)、演繹法(亞里斯多德的形式邏輯三段論為基礎,符號化過程,數理邏輯,公理化方法)和類比法(兩類對象之間在某些方面的類似或統一,推論其可能在其他方面也具有相類似性;雖然類比法邏輯根據不充分,但是它提供科學發現的重要線索)。
這三種方法都體現出科學在推理上的所透露出思維模式――邏輯思維,特別是演繹法,可以說是將人類運用自然語言進行思維的經驗提升到基本思維規律和基本思維方法的高度。
(三)自然科學的合理性和可錯性
哲學家布朗指出,“合理性”概念的古典模型具有三個特征:普遍性、必然性和規則性。科學的合理性首先表現在經驗規律和理論規律的邏輯關聯中;其次經驗和理論規律間存在相互支持的邏輯關系;另外就是理論規律的合理性突出地表現對某些經驗規律的矯正;科學規律的合理性可以通過科學實踐的有效性來說明。
針對科學的可錯性,我們通過20世紀初,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在《科學發現的邏輯》中所指出來說明:在真實和錯誤之間存在著不對稱性,沒有理論可以被證明是對的,但有些理論可以被證明是錯,科學和非科學由此可以界定。在科學領域,至關重要的觀念是要“證錯”或“證偽”,而不是“證對”。
二、邏輯與非邏輯問題
由上面的自然科學的特點,我們可以看出在自然科學的認識過程中,始終貫徹著觀察、實驗和推理的過程。
在推理過程中,人們一般把歸納法作為科學假設或科學理論的基本方法。借助這一方法,通過大量實驗進行概括,構建解釋所觀察的或現象之間的關系的新體系,其可靠程度雖然不夠,但卻富于創造性,它是作出理論發現的重要方法,然而其不是萬能的,并不是所有的科學理論都可以通過歸納法來獲得。愛因斯坦就曾說過,決不能用歸納法來發現物理學上的基本概念。
而與歸納法相對應的演繹法,即從一般到個別,用一般理論來分析解釋具體事物的方法。運用這一方法,人們需要借助某一普遍法則或原理,也就是說,演繹法應用的結論受初始條件的制約,前提正確,才能確保演繹正確。但是由于演繹法是將一般原理推廣應用現象的過程,很難導出新的概念或經驗。達爾文曾結合自己的科研經驗總結:我必須從大量事實出發,而不是從原理出發,我懷疑原理中有謬誤(在他看來,用演繹法在生物學領域是不可信賴的)。因此我們不難發現演繹法的純邏輯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陷。
就如同科學社會學家巴伯在《科學與社會秩序》中分析說,強調科學發現過程中邏輯的作用這樣一個慣例漏掉了科學中大量最重要的東西,漏掉了所有可能的錯誤,漏掉了科學發現者的所有豐富的想象力,也漏掉了所有對已有發現成果的思考,漏掉了所有對周圍世界認真探索的思路和方法。生物學家萊恩•杜波斯曾在《路易•巴斯德》中寫道:“構成科學的原材料不僅是科學家的觀察、實驗、計算,而且還有他們的沖動、夢想和愚蠢。”
三、從辯證的觀點和思維方式去看待自然科學的發展
從創造性角度來看,科學發現的過程是一個意識和潛意識、邏輯和非邏輯交互作用的過程。當出現問題,研究者就會出現一個“主觀模擬”過程,他們會去主觀想象周圍事物,并集中注意到某些特定現象,運用主觀的臆測獲取表達形式,然后運用科學的語言把心中的發現和想法描述出來,形成真正的科學假說,然后通過嚴格的科學方法論證檢驗。
不僅如此,科學發現的過程還是革命性和漸進性相互統一。即我們所常說的:“破而后立。”愛因斯坦也指出:“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因為解決問題也許僅僅是一個數學上或試驗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的角度去看待舊的問題,卻需要有創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標志著科學的真正進步。”科學家廷德爾說,知識一經獲得,便給自己的周圍投射上微弱的光亮。重大的科學新發現一旦作出,成功的科學家立刻會從可能的角度予以觀察,并將它與其他知識體系相聯系,以發現科學研究的新途徑。
四、幾種常見的自然科學思維方式
歸根結底,自然科學研究是對先前思想和行動所依據的學所及原理不斷進行檢驗的一種思想活動,有條理的批判性思維是科學的基本特點。
“大膽的想法,難以證明的預期,以及推測性的思想,是我們解釋自然的唯一手段,也是我們把握自然的唯一法則和唯一工具。”
――科學哲學家 波普爾
參考文獻:
[1]黃順基,蘇越,黃展驥.邏輯與知識創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第7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經濟學;科學;性質
1經濟學科學性質之“惑”
對經濟學的科學性質的爭論從經濟學的出現至今就沒有停止過。羅森伯格指出,經濟學是一門“處于純公理系統與應用幾何學的交叉點上、類似于數學的一個分支”的科學;米塞斯(L.V.Mises)認為:“經濟學不是來自經驗,它先于經驗,是行動和事實的邏輯”,“經濟學的定理不是來自于事實的觀察,而是從行動的基本范疇中演繹出來的”。按照米塞斯的這段話,其認為經濟學因為無法進行精確可控的實驗,所以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瑞典經濟學家謬爾達爾在獲獎后批判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因其認為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
2波普爾的科學劃界標準
在批判邏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基礎上,波普爾在其自傳中簡單明確地提出了自己對科學的劃分標準:可證偽性。從邏輯上來說,每次的實證描述都只是單稱描述,而一個全稱陳述的理論是不可能被一個個的單稱陳述所證實的。經濟學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資源是稀缺的,我們可以從對某種資源的觀察得出結論來證實“資源是稀缺的”這一假定。但是我們是不可能窮盡世界所有種類的資源是否稀缺來證明這個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證實的。但它卻有被證偽的可能性。我們或許可以找到這個假設的反例,從而推倒這個假設。但是人類發展至今,還未能找到什么資源不是稀缺的,因此這個假設暫時未被證偽。但是它有被證偽的可能性。這就是命題的可證偽性。可證偽性正說明了科學的科學性。波普爾從這個角度說明,科學的分界應該是可證偽性。此外,對科學性質無任何爭議的物理學,有存在無法實證的假定,例如物理學中的隨機性假定。
3經濟學的客觀性
3.1關于客觀性
科學的客觀性并“不是建立在脫離了科學家個人的價值判斷采取超然態度的基礎之上的”,這是波普爾的前提觀點。由于科學的客觀性在于科學方法的公共性質,所以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各種偏見的社會科學家們正是在充分徹底的討論中產生出客觀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學家的態度比社會科學家的態度更客觀,這是完全錯誤的。人們之所以認為社會科學不具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是因為他們將以前自然科學的標準強加于社會科學的后果,是對客觀性本身的誤解。我們應該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考察客觀性問題,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有何不同的問題。“與此相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不是建立在科學家們的不帶偏見的心境的基礎上,……建立在科學事業的公眾性和競爭性的事實……客觀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評,建立在批評的方法,批評傳統的基礎上。”從中可以看出,波普爾認為的客觀性與一般意義上的理解不同。他認為科學的客觀性是方法的客觀性,而不是內容的客觀性。
3.2關于經濟學預測不準確
經濟學家預測的不準確性是受人們詬病的一個方面。歷史決定論者主張:在經濟科學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觀性。其根據之一就是預測具有自我實現和自我毀滅的雙重效果,波普爾把這兩種效果總結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體來說,這種效果也就是指預測既可以成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為阻止該事件的原因。如果經濟學家有意圖的進行預測,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愛好和自身的利害關系來進行行動。這種價值判斷就會影響預測本身的內容,給預測內容的客觀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觀性造成各種各樣的損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經說過,在他認識的人里,很少有因為根據經濟預測采取行動而賺錢的人,倒是有不少靠賣經濟預測賺到了錢。
但是,波普爾認為俄狄浦斯效果屬于科學的處理操作內部的事情,即預測的準確與否不能成為一種理論是否成為科學的衡量標準。喬治•荷曼斯(GC.Homens)也認為:有效性和精確解釋等科學構成因素雖然說對一門科學而言極為重要,但它們只是社會科學的目標而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喬治•荷曼斯(GC.Homens)舉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為例:雖說它并未精確地敘述進化的過程,也未從其理論中引申出有效的預測,但沒有任何科學家會否認進化論在科學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對現代遺傳學的貢獻。
3.3關于經濟學受經濟學家意識形態影響
人們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學中,研究者比較容易保持“價值中立”,而在經濟學中,研究者既是觀眾,又是演員,很難保持“價值中立”。經濟科學中沒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則,而自然科學中卻有。羅賓遜夫人坦言:經濟學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觀性偏見的論述。
從波普爾對科學的客觀性的看法可知,經濟學常受到的關于階級屬性的質疑是無意義的。因為經濟學的客觀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觀性。經濟學發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態的國家里都是可以借鑒的。在經濟學的方法上,是無階級意識之分的。因此,對經濟學的階級屬性的質疑是對經濟學不公正的對待。至于部分經濟學家的帶有階層性質的,“巧”借客觀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為某個階層服務的經濟理論,那就是那些經濟學家個人問題,而不能成為論證經濟學不是科學的論據。
4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性
4.1研究對象
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會情況比自然情況更加復雜——這在經濟學科的研究中不勝枚舉,計量經濟學者更是常常為變量的選取與舍棄而大傷腦筋。也因此,認為經濟學沒有自然學科諸如物理學那樣的客觀性。波普爾認為這種偏見可能有兩個來源。一是我們往往把不應比較的事情加以比較,即具體的社會情況和人工隔離實驗的自然情況。二是一個古老的想法,認為社會情況的描述必須涉及有關的每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乃至生理狀態。他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曲解,是不加思考隨波逐流的一種看法,“社會科學不但不如物理學那么復雜,而且具體的社會情況一般說也不如具體的自然情況那么復雜……”。波普爾的話可以這樣理解,經濟學中的經濟現象分析,不必考慮進社會全部的因素,我們能夠建立一些簡單的模型來分析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而這種簡化的模型與自然科學的模型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事實上,在自然科學的模型中,我們同樣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變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可以更簡化,乃至可通過實驗來模擬,由此認為自然科學更具客觀性的看法只不過是自然科學的發展更具深厚的傳統罷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進行模型分析和應用的困難只是程度問題而并不是性質問題。
第8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根據普通高校對新生科學文化素質的要求，參照教育部頒布的《全日制中學教學大綱》，并考慮中學教學實際，可制定以下四項目標。
1．對自然科學基礎知識的理解能力。重視能力和素質的考查是新一輪高考改革的一個特點，雖然在高考中強調了對能力的考查，但自然科學的基本知識仍然是基礎。考能力離不開知識的載體作用，離開了知識的積累，能力就無法形成。強調對自然科學基本知識的考查，并不是要求學生死記硬背自然科學的某些專業名詞、術語，而是要求學生能夠解釋和說明所學自然科學基本知識的含義，并能用適當的形式(如文字、圖或表)進行表達。
2．設計和完成實驗的能力。自然科學是實驗性科學，科學概念、原理和規律都是由實驗推導和論證的。教學過程中的實驗有助于加深學生對自然科學概念、原理和規律的理解，實驗能力也是學生將來從事工作研究的基礎。自然科學的重要知識常伴有實驗是現行高中教材的一個重要特點。
3．能讀懂自然科學方面的資料。人們對自然界的各種現象和規律通常是用文字和圖表來描述的。與文字相比，圖表描述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更具有直觀形象的特點，因此常被各類科研文章采用，要讀懂自然科學方面的資料，能看懂圖表所包含的信息，并能從中找出規律是非常重要的。
4．對自然科學基本知識的應用能力。學習自然科學的基本知識僅僅停留在理解上是不夠的，還要能在理解的基礎上，應用這些知識去指導自然科學的研究社會的生產和人類的生活，必須懂得自然科學知識的實用性和社會價值。
現實中人與自然、社會發生的聯系，實際上都是綜合性問題，所以整體或綜合的思路非常重要。以筆者理解，“X”卷包含的知識點難度并不會比以往的要求更高，但要求全面地考查學生的閱讀理解、綜合思維、信息處理及表達能力。由此，中學學科教育也不妨受此啟發，換換思路，重視知識的梳理和融合，鼓勵課堂討論增加實踐機會。
二、打開圖書館、閱覽室的“門”，打開學校的“門”
物理教學必須聯系實際，在抓基本知識點教學的同時，有意識地聯系生活、生產和科研實際，充分利用圖書館、閱覽室的資料，組織學生課外閱讀，拓寬知識面。開設講座，講物理史故事，講現代科技新成就，如激光的廣泛運用，全息照相的妙用，光纖在現代通信中的作用等，既激發學習興趣，又增強現代意識，提高學生素質。
三、具體做法
第一，整體規劃教學，打高考總體仗。對理科總復習，大體上分為三大階段：（1）用80%左右的時間復習好本學科的知識。物理學科要根據學科的特點進行復習，抓好“必修課”和“選修課”。（2）用20%的時間，理化生三科教師坐在一起探討，哪些可以作為切入點，分工合作，編寫一些有一定綜合性（2科、3科）的練習卷。（3）考前留有一定時間對學生進行考試心理訓練教給他們一些應試技巧。
第二，講練并重，精講精練。要堅持講解與練習有機結合的原則，既不能“以講代練”，也不能“以練代講”“精講精練”，使學生能觸類旁通、舉一反三。
講：針對性要強，除重點、關鍵外，側重講單元練習方法和應注意的問題。注意知識的綜合交叉，突出能力的培養，培育應變能力。
練：以定時作業為主要形式，讓學生在解題的能力、速度等方面適應高考的要求。
第9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
系統法學是將系統科學與法學相結合而形成的一種法學思想、法學流派和法學理論，其核心思想是法或法律就是系統，任何法的現象都是具有系統意義的現象，可以運用系統科學方法加以解釋和說明。有觀點認為，嚴格意義上的法學與系統科學“合流”已經面臨急需解決的技術性問題，既不僅要在法學研究中運用系統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而且要利用系統技術學、應用學和科技成果來定量表述法律現象，構造法學研究、法制建設的新圖景。法學研究引進系統科學的技術性難題，反映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統一合流的普遍性問題，這就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存在著某些由來已久的“鴻溝”。這種鴻溝主要表現在：第一，兩者研究對象的差別，自然科學以某種相對穩定的自然現象或較為簡單的機能系統作為研究對象，而社會科學則主要以人和人類社會這一復雜的巨系統作為研究對象；第二，兩者理論體系的差別，這種差別主要表現在兩者的理論在可預言方面、可重復方面和清晰性方面的差別。
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區別對待，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存在上述觀點所說的“鴻溝”。由于系統科學主要來源于自然科學，而法學又屬于社會科學，上述觀點無疑隱含著認為系統科學和法學也存在“鴻溝”的觀點。這個隱含著的觀點無疑構成將系統法學引進到法學領域中的一個重大障礙。這里就涉及到一個如何認識系統科學與法學的關系的問題，或者說如何加深對系統科學方法的認識的問題。
提出量子論的普朗克（M.Planck）認為，“科學是內在的整體，它被分解為單獨的部門不是取決于事物的本質，而是取決于人類認識能力的局限性。實際存在著由物理學到化學、通過生物學和人類學到社會科學的連續的鏈條，這是一個任何一處都不能被打斷的鏈條”。 “系統”、“信息”、“概念”與一切哲學范疇一樣具有最廣泛、最深刻、最高度的概括性，它們不只是概括物質世界或思維中某一領域或某一比較狹窄的方面，而是概括了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領域的一切現象和一切過程所共有的東西，解釋這些現象和過程的一般規律。“以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為中心的系統科學，用整體論的、嚴謹精細的綜合分析方法，將填平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鴻溝，沖破因專業劃分過細而形成的學科間的屏障。”根據這個論斷，我們可以認為，那種認為法學研究中，必須在社會科學方法與自然科學方法作出明確的區分，必須在法學與其他社會科學方法之間化出一條界限的觀點是片面的和不成立的。在這里我們可以說，系統科學與法學不是同一層次的知識體系，法學的研究對象包含于系統科學的研究對象之中。因此，那種認為由于系統科學與法學存在研究對象的差別而構成系統法學研究的一個技術性難題的觀點，實質上是對系統科學方法以及系統科學與法學的關系的一種錯誤理解。
但是，我們還必須承認，相比于系統科學，目前的各種法學理論在理論的可預言方面、可重復性方面和清晰性方面是有距離的，有“鴻溝”的。在某種意義上，系統法學正是為了使傳統的法學理論在這幾方面有所改觀而興起的。如何使系統法學具有某種程度的可預言性、可重復性和清晰性，確實存在一定的技術性難題。如何解決這些技術性難題，我們可以從經濟學和社會學移植到法學研究中得到初步的啟示。經濟學和社會學與法學一樣同屬于社會科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在相當程度上和范圍內與法學的研究對象是重合的、相同的，而且經濟學和社會學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術語與法學中的一些概念和術語在直觀的形式上和實質的內容上具有很強的“親和性”，這使得經濟學和社會學相對容易地移植到法學研究中，并建立相應的法學理論。系統法學研究中，也應當參考這種思路。解決這些技術性問題的過程，也就是一種系統法學理論確立和完善的過程。
二、知識結構與研究方向
一個法學研究者的知識結構，決定著其對系統科學的理解和認識。而其對系統科學有怎樣的認識和理解，又決定著其如何將系統科學移植到法學，決定著其怎樣研究系統法學。系統科學，首先是我國系統科學界的科學研究成果，對于系統科學的具體內容和理論框架，我國系統科學界也有不同的認識。系統科學中包含了很多復雜的數學原理和公式，法學學者是很難到達充分了解和精通的程度的。也許有個別法學學者有這樣的能力，但是如果對系統法學不感興趣，對系統法學研究也沒有任何意義。作為法學研究，法學學者也不必對這些數學知識要到達充分了解和精通的程度。只要具備一定的自然科學知識，只要對系統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有正確的和一定程度的認識和理解，就可以進行富有成果的系統法學研究。至于什么屬于系統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目前的系統科學學科本身并沒有明確的規定。作為法學研究者，在進行系統法學研究中，我們既應當尊重目前系統科學研究成果中的“共識”，也很有必要從系統科學研究成果中“各取所需”，充分發揮我們的想象力，形成我們自己的對系統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的理解與認識。任何學科移植性的研究都不可能是簡單的生搬硬套，想象力是必不可少的。
每一個法學研究者都是在一定的知識結構背景下產生一些法學理論觀點的，這些觀點是先于他們的完整的法學理論而在頭腦中就形成了的。這些觀點可能是研究者們思辨的火花，也可能是受他人理論或觀點的激發而形成的靈感。這些觀點一旦確定，思維過程以及理論創新就必然受到相應的影響和指引，或者說受到相應的束縛和制約。在那一層次、那一角度形成這些觀點，就在相應的層次上、角度上展開思維。比如，將法的現象視為階級現象，就自然而然形成階級分析法學。系統法學也同樣對法形成了一個基本觀點或定義，既法或法律是系統。系統是個抽象的概念，同時也是容易理解的和接受的概念。因此，這種定義或這種思想，對法學研究的制約最小，為法學研究提供了極大的空間。如果我們在法學知識和自然科學知識兩方面到達相當精通的程度，我們的系統法學就可以在“法哲學”方向、“實證法學”方向和“社會法學”方向取得均衡的豐富的發展，使得系統法學成為一個內容極其豐富的理論體系，我們對系統科學方法的運用，我們的思維過程以及理論創新就會呈現出一種相當美妙的景象，可上，可下，可“軟”，可“硬”，可大、可中、可小，可定性描述，可定量描述，可局部描述，可整體描述。目前，在系統法學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在我國法學界整體上知識結構有所缺憾的時候，我國法學界系統法學的研究應當側重于作為系統法學基礎的“法哲學”研究方向和“實證法學”研究方向，在我看來，也就是運用系統科學的一般原理、原則、概念和方法進行系統法學研究。
已有的非屬于系統法學倡導者的學者的具有系統法學意義的研究成果，應當屬于系統法學的“法哲學”研究方向和“實證法學”研究方向。這些研究成果，相比一些倡導系統法學的學者的“定量分析”、“系統工程方法的應用”等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顯然要具有更高的法學理論層次和法律實踐應用價值。這說明，系統法學研究，必須首先重視某種“法哲學”和“實證法學”方向的研究。系統法學長期沒有體現出其應有的理論地位和價值，沒有受到我國法學界的相當重視，我認為，那些倡導系統法學的研究者沒有在“法哲學”和“實證法學”研究方向上深入下去并取得一定成果，而是過多地側重“法制建設”、“定量分析”和“系統工程方法的應用”這類問題，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系統法學倡導者們所進行的很多系統法學研究，由于大量充斥“法制建設”、“定量分析”和“系統工程方法的應用”等內容，并運用一些數學模型來表述這些內容，這構成了我國整個法學界了解和認識系統法學的技術性障礙，實際上也降低了系統法學的理論層次，削弱了系統法學應當呈現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思辨性，容易使我國法學界對系統法學誤解為只能研究一些細致末節的法的現象，甚至只是故弄玄虛。我認為，在系統法學研究中，運用系統科學的原理和基本概念解釋和說明法的現象，與應用系統工程方法解決或預測立法、司法、執法實踐活動中的一些具體問題，是應當區分考慮的。
三、誰會進行系統法學研究
作為一種事實情況，一個受過法學高等教育的人，沒有極特殊的情況，是不會繼續另一種自然科學方面的高等教育的，也不會去從事一種專業技術工作。目前我國法學界的中堅力量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接受了法學高等教育，而后又直接從事法學教育和研究的一批中青年學者。其中很少有人具有相當的自然科學的知識，不少人還不能說對哲學以及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有相當程度的理解。我國確實有一些人受過自然科學方面的高等教育后來又接受了法學高等教育，或者從事了法律職業，這些人從事系統法學研究時非常適宜的。不過這一少部分人很少會有進行系統法學研究的動力，這又與我國學術研究的評價和激勵體制有關。系統法學研究是一件很辛苦的創造性工作，是一件相當耗費精力、時間和金錢的事情，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情。“即使同時具備良好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法學知識結構，也不一定在這一過程中做到實質性突破。”如果按照傳統的法學研究方法進行研究，對傳統的階級分析法學進行改造和完善，對西方法學流派進行探討，甚至是基本沒有思想的抄襲，都能獲得一定的學術名聲、職稱和經濟利益，那么一部分有潛力的研究者當然就會認為，沒有必要去辛苦地冒險地研究起初看起來注定是有些陌生和粗糙的系統法學。系統法學興起時，我國的法學理論和法學方法都很“貧困”，科學和科學技術受到國家的鼓勵和支持，強調按照科學和客觀規律辦事，那段時期也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社會經濟發展和法治建設都面臨很多具體問題，可以說是“百廢待興”。在這些背景下，系統法學研究主要體現在“法治/法制系統工程”方面，是在所難免的，但是，在今天，系統法學研究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和成果，我們不得不說與我國法學界的總體上的知識結構和法學研究的評價體制有相當關系。
一個受過自然科學領域高等教育的工程技術人員進行適當的觀察與分析，就會發現法學研究本身、法律推理、人類設計的法律制度、法的實際運行、法律制度的演變等許多法的現象都體現了系統科學的原理，這些法的現象都可以進行系統科學的解釋。他會認為一些法的現象可以成為系統科學的很好的素材和例證。邏輯上如此，事實上也是如此，幾十年來，很多杰出的科學家從數學、物理學、生物學、計算機科學、經濟學等方面大大豐富和發展了系統科學，他們的很多關于系統科學的研究成果都論及了法和法律，只不過他們基本上是點到而止，一代而過，沒有展開論述。當然，系統科學的合理性與正確性也無需法學的參與和貢獻。法學是一個開放的領域，對所有學科的學者都開放，絕不僅僅是受過法學高等教育的人們的領地，其他學科的學者對法學研究作出了巨大的重要的貢獻的事情是很正常的，是常有的。如果我國法學界長期忽視和漠視系統法學，那么有一天,自然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搞出了一個系統法學研究成果，也是很正常的。
作者email:lijingju@public.tpt.tj.cn
參考文獻
《系統科學》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許國志主編，2000年9月第1版。
《系統科學論著選（2）》，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中國政法大學法治系統科學研究會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