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的發展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自然科學的發展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自然科學的發展范文

工業文明使科技與自然的關系經歷了從巫魅到祛魅的演變。在“人類中心主義”的科技理性支配下，工業文明的科技價值觀、方法論乃至實踐過程都追求對自然的控制和改造，必然導致科技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生態文明視域下，應對科技理性、價值觀、方法論和實踐過程進行全面反思，推動科技形態的生態化轉型，發展并促成一種“親自然”的生態化科技還魅于自然。

關鍵詞:

生態文明;科技發展;親自然;哲學反思

大約在500年前開始的西方近代科學革命迅速地改變了人類的技術形態。在近代科技杠桿的撬動下，人類的生產方式發生了巨大變革，開啟了機器大生產的工業文明時代。在工業文明的社會中，人們借助現代科技和先進工具，使得人與自然的關系產生了顛覆性的改變:人力得到了巨大的釋放和提升，開始大肆開發、改造、征服，甚至是掠奪自然，相形之下，自然力退縮了。今天，人類面臨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及其所衍生的不可持續發展的威脅，近代科技與建立在其基礎上的工業文明都難辭其咎。然而，“沒有科技的轉向，就不可能有文明的轉向”［1］。基于此，要克服環境問題，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基礎性的工作就是要促進科技形態的轉變，即以生態化科技引領生態文明新形態。在我國，制定科技發展戰略是引導并支撐科技發展的重要途徑，為了適應生態文明建設、發展生態化科技，需要科技發展戰略的生態化轉變。如何促進科技發展戰略的生態化轉變，則首先要探討科技發展與自然演變的關系。

1科技與自然關系的歷史變遷

討論科技發展與自然關系，有必要首先厘清“技術”、“科學”與“科學技術”3個概念的演變與內在關系，因為這3個概念之間既反映著科技形態的發展與演變，同時也內含著與自然的關系演變與發展。用一個簡化的模式呈現3個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系以及所反映的科技形態的演變:技術(與人類生存具有源始性關系)科學(始于希臘人開創的“理性科學”)科學－技術(工業文明時期受近代科學興起影響，引起科學與技術一體化的形態轉變)。科技形態的改變意味著人與自然交換方式的改變，最終也是人與自然關系的改變。

1.1前工業文明時期科技與自然的關系技術從古至今始終伴隨著人類的生產與生活。前工業文明時期，人類主要以技術作為和自然打交道的中介，借助技術，人類改變了身體受制于自然的狀態，生產方式由采集漁獵過渡到農耕畜牧，發展出能夠掌握較為穩定的生活資料來源、熟練栽培植物、馴化動物的農業文明，并伴隨著人口增長、對自然需求的增大。由于技術的發展水平還很有限，前工業文明時期它的運用雖打破了自然原有的生態平衡，但整體上看還是局部的、可恢復的，對自然尚不能形成傷筋動骨的破壞。而科學在前工業文明時期與技術融合的程度還比較低，二者的界限也較為明顯。即便在前工業文明幾千年時間里，科學的形態也不斷變化———從純邏輯思辨的理性科學演化出了基于經驗論的實驗科學和基于唯理論的數理科學，科學卻鮮有直接參與干預自然。理性科學對形而上學的執著關注反而并不重視機械技術的發展，近代數理實驗科學在工業化生產到來之前多處在實驗室或紙面階段。盡管在前工業文明時期，技術和科學都沒有對自然造成大范圍的生態破壞，卻并不代表前工業文明的技術和科學是符合生態文明的，尤其是近代科學，它的興起為科技結合和工業文明到來做了思想和物質上的鋪墊。

1.2工業文明時期科技與自然的關系18世紀，蒸汽機的發明使牛頓的力學體系和熱學理論得到了技術化應用，也意味著科學和技術結合的開始，成為“科學－技術”(下文簡稱為“科技”)，通過對自然界物質的分解、重構和再造，將科學成果不斷轉化為生產力，從而煥發出了幫助人類改造自然、變革自然的巨大魔力。蒸汽機在生產領域迅速而廣泛地使用，使機械力開始代替了人力和畜力，標志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其后，近代科學武裝下的科技在距今不過300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人類一步步擺脫了對自然和牲畜提供生產動力的依賴，改造自然能力空前提高，以石化燃料為動力的機器、火車、輪船將人類帶入了大機器生產的工業化社會。流水線的機器生產徹底改變了人們長期以來以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模式，就連農業生產也同樣用的是工業化的生產模式。但是，工業文明發達的生產力背后是對自然資源需求的爆炸性增長，而對生產和效率的追求使自然的生態平衡被輕易忽視———大規模地攫取作為生產原料的自然資源投入工業生產，之后又將生產廢料“還”給自然。近代科技幫助人類更新了文明形態，也的確豐富了人與自然物質變換的內容，提升了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效率，帶來前所未有的物質繁榮，卻也對自然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和摧殘，遠遠超出了自然的環境承載能力。可以見得，工業文明是以犧牲生態換取的。

2工業文明:科技發展導致環境問題的哲學反思

從科技與自然關系的變化不難看出，科技的不斷發展在推動了人類社會文明形態變遷的同時，也大大影響著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態度和生活習慣，從而成為構建人和自然關系的重要手段與環節。近代科技追求效率和力量，這為工業文明的意識形態提供了支持。在工業文明的社會結構中，整個社會都把資本增值作為最高目標和行為準則，人類通過科學對自然的改造也不例外，人們已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現代科技的邏輯，被納入了現在科技的“座架”之中，為獲取更多資源滿足人類的利益，從而加強對自然的控制和改造，同時也對發揚這樣的科學和技術予以支持，使得其獲得更多的資源［2］。

2.1人類中心主義的科技理性近代哲學使人的主體性得到彰顯，成為了世界的中心和價值的唯一尺度，這也將人從自然的整體中抽離，成為宰制自然的主人;加之人類長期以來希望擺脫自然束縛的樸素愿望，必然地要求有一種服務于人類的科技理性和與之對應的科技形態。而科技發展到工業文明時期，解釋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客觀上也有了顯著的提升，于是相互作用下衍化產生了“親人類”的科技理性。近代科技理性奉行人類中心主義，把擺脫自然束縛、征服自然視作對人類的造福，在這種科技的理性支配下，近代科技放大了對力量和效用追求，正如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在滿足人類自身利益和追求社會“進步”的旗幟下，近代科技理性對待自然的態度已從順應變成了控制、利用和征服，探索自然的奧秘不過是為了更好地駕馭自然。

2.2科學主義的科技方法論實證科學和數理科學是近代科學的兩大重要組成，機器化則是近代技術的鮮明特征。實證科學倡導經驗的方法，認為了解自然需要通過觀察實驗，將所研究的自然物置于實驗室的極端條件下進行反復刺激，以“嚴刑拷打”的方式逼問自然，當考察物在非自然干預下的反應以規律的方式呈現，自然的奧秘就被解開了，科學也就有了預測和控制自然的能力。數理科學的方法則是對世界進行數學化解析，通過建立了貫通幾何和代數的直角坐標系，將物質和空間置于其坐標系內實現了世界的普遍數學化。同時，近代科技還推崇機械自然觀，認為自然世界和人造的機器并無本質差別，世界可以像機器設備一樣被拆分。近代科技的方法論即是用擠壓和拆解的方法來解釋和改造世界，還將其認定的研究方法擴張到了自然以外的方方面面，使得科學成了真理的代名詞，科技成了解決一切問題的唯一正確方案，凡是不能被實證的或不能用數學的方式量化分析的都是非科學的，都會遭到科學的拒斥。近代科技的獨尊地位停滯了其對自身的反思，就好比缺乏制動系統的車，在反自然的歧途上越滑越遠。

2.3單一維度的科技價值觀近代科技把自然當作一個可計算、可拆解的對象，以不斷精確的尺度對其進行解構、細分和還原，使“自然本身在新的數學的指導下被理念化了”［3］。但每一次解構也都是一次對自然去質化的過程，當自然被表述成符號化的等式、模型或是部分的加總，它的整體性、內在性等其他價值維度卻被遮蔽，自然的價值被縮減為只剩下物質和材料。科技消弭了自然的神秘感，“宇宙被視為一臺由死物質(至少是無聲無息的物質)上演的戲劇”［4］。它打消了人對自然的敬畏，使人改造和掠奪自然變得更加心安理得。近代科技的價值觀也充滿了對自然環境的挑戰，往往以人工化再造改變自然環境展示自身的強大。在效率邏輯的推波助瀾下，科技的適用性和自然的生態平衡常常被忽視甚至無視，導致科技對自然的侵略和破壞也是高效率的。

2.4與自然對立的科技實踐近代科技在與自然互動中將自然看作可任意擺置的持存物。“在現代技術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種促逼，此種促逼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5］932自然被科技效用化為提供滿足人類需要的能源庫，是被置于股掌之間的擺弄對象———“空氣為著氮料的出產而被擺置，土地為著礦石而被擺置，礦石為著鈾之類的材料而被擺置，鈾又為著原子能而被擺置，而原子能則可以為毀滅或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釋放出來。”［5］933科技的濫用也導致了人的異化。技術理性“對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與所支配的客體的異化為代價的，隨著精神的物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本身，甚至個人之間的關系也異化了。”［6］人被卷入科技發展進程，獨立性被漸漸消解，成了科技發展特殊的能源、工具和持存物，膨脹的欲望和異化的事實使人與自然的關系陷入惡性循環。

3生態文明:實現生態拯救的科技發展之路

工業文明的科技割裂了人與自然的整體及內在聯系，并在工業資本的推波助瀾下導致一個反諷的結果:以對抗自然的方式滿足人類利益，最終導致人類利益難以為繼和人類文明不可持續。生態文明的要義與價值精髓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生態文明視域下為實現生態拯救，需要全局性、有步驟地摒棄過去一味“求力”、“逐利”的科技發展道路，戰略性地引導科技發展從觀念到實踐進行生態化轉向，尋求可持續的生態化科技發展。

3.1樹立親自然的科技理性環境危機的教訓已經證明了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人并不能脫離自然獨立存在。自然是內在性的領域，它按照固有的規律運行。科技并非萬能，它雖能幫助人類更好地認識自然、把握和利用自然的規律，卻也無法改造這些規律，能夠改造的實際上只是自然與人的相處方式。工業文明時期追求“改造”和“征服”的科技理性已經顯露出了其不可持續的局限性，實現科技生態化轉型首當其沖的是要扭轉這種局限。生態文明的科技理性需要在承認并尊重自然生態整體性的前提下建構，是一種順應自然規律的、生態整體主義的親自然理性。親自然的科技理性倡導“傾聽自然，對自然保持一種虔誠的態度，認為人類的一切真知識本質上都來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來自實驗室中的自然切片，不是實驗室中遭到＇拷打＇和＇拷問＇的自然。”［7］正如自然的動態平衡是依靠物種的多樣性來維系，親自然的科技理性反對近代科技對“人類中心”及科學確定性的偏執追求，更注重多元性和適應性，主動放棄挑釁性的思維而以適應性取而代之，主張適應自然的科技才是可持續的、有意義的。

3.2建構親自然的科技方法論應該承認，借助量化、分解、實驗等近代科技方法的祛魅，人類擺脫了巫魅的狀態，對自然的理解能力有了顯著的提高。因此，雖然工業化造成的嚴重生態惡果印證了工業文明時期科技與生態自然的不相適性，但這并不意味著要因噎廢食，徹底否定科技的方法和工業文明的成果，而是要在近代科技的基礎上批判地探索出一種與自然環境相協調的科技方法論，“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術文明的成果，以達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和將科學精神從為剝削服務的毀滅性濫用中解放出來。”［8］科技解釋自然的能力越強，未知的領域也越寬，莫測的自然能給人類和科技的發展無限的啟迪。親自然的科技方法論尊重并且認可自然，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不是以自然為敵，而是以自然為師。工業文明帶來的物質繁榮是由單向度的生產———消費模式締造的，它最終必然走向自然能源的消耗殆盡，地球也將變成大垃圾廠。而生態文明的科技以“仿生態”為方法，摒棄對生產數量的刻意追求和資源的一次利用，以效仿自然的循環模式取而代之。自然是一個系統，它不能只由單一的物種構成。生態文明的科技方法論并不自恃為唯一真理，對其他科學形態和非科學的智慧表達都能以寬容的態度吸收或欣賞，人文和自然科學在生態化科技這里不僅并不對立，而且努力促成二者的有機融合。類比生態系統需要借助物種的多樣性維持其平衡，生態科技也將在多樣化智慧的交流和碰撞中形成對世界愈發全面的認識。

3.3引導科技價值觀還魅自然工業文明的科技價值觀強調科技改造自然的效率，卻不幸造成了環境的迅速惡化，欠下了大筆的“生態債”，可以說片面效率邏輯的價值觀是一種短視，贏得當下，輸掉未來。科技、自然和人三者并非是此消彼長的競爭關系，而是共生共榮的。生態文明的科技價值觀不否認效率，但也不忽視整體，是兼顧“數量上多”和“質量上好”的價值觀，通過強調整體性的和諧穩定為科技和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贏得前提。生態化的科技價值觀對自然是博愛的，破除普遍科技化對自然價值的抹殺。通過培養人和科技與自然萬物付諸情感的平等交流還魅與自然，是一種親人類、也親自然的科技觀。“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個有待挖掘的資源庫，也不是一個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個有待照料、關心、收獲和愛護的大花園。”［9］作為生態系統的自然具有一種內在的秩序，它本就不應是人類征服剝削的對象，而是生命萬物無私的孕育者和養育者，是人類情感的依托。“我們將不再只滿足于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機械地操縱世界，而會對它懷有發自內心的愛。我們將像對待自己的至愛之人一樣呵護它，使它包含在我們之中，成為我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0］生態文明的科技價值觀會引導科技發展也還魅自然，回歸生活世界和生活技術。

3.4引導親自然的生態化科技實踐親自然的科技實踐秉承生態化的思想，在與自然的互動過程中自覺踐行親自然的科技觀，進而引導科技模式朝著親自然、生態化的方向轉型。科技生態化轉型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是一個需要著眼未來、著手當下過程。科技生態轉型需要循序漸進，但這并不能成為逃避現實的借口，反倒提醒人們在科技轉型的過程中更需要注重科技行為的親自然標準，將其貫徹到生產循環的始終，實現全過程的親自然。警惕不成熟的“所謂”生態技術埋下的未來生態隱患，例如，雖然開發風能、潮汐能、太陽能等清潔能源以減小高度依賴化石燃料帶來的嚴重污染、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等措施確實不失為當下緩解環境危機的有效手段，但當因耗損被更換的設備不能被有效降解或人工貯藏的能源不慎泄漏，其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的深度和廣度甚至遠超工業化的生產。親自然的生態實踐也要求科技要主動作為，應主動、深入地探索能源多層次利用和廢棄物資源化利用，轉變資源的“高效利用”為“生態化利用”，最大化地實現全過程無污染的“真正生態化”。為讓被人化的自然物能夠回到有序的自然循環秩序中，生態化的科技實踐還可更進一步地致力于對自然進行主動優化，要在“未來不欠自然生態債”目的的基礎上盡可能償還過去對自然的虧欠，如借助生物技術的治理，恢復因人類活動遭到破壞的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觀，對可能影響整體平衡的局部環境主動介入優化，以達到科技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互利互惠的目的。

3.5促進親自然的生態化科技形成當我們的生存和發展已經被嚴重生態危機困擾，并且已經意識到生態危機的科技根源和生態文明本質上的優越性之后，我們沒有理由放棄它而坐等生態破壞終將帶來的毀滅，而更應該促進這種擁有“善性”的、對人與自然關系進行良性調和，對人的自由發展和詩意棲居起促進作用的生態化科技更快、更好地完成轉型和普及。但這需要經歷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畢竟工業文明的科技在過去的幾百年里為人類社會作出過卓越貢獻，而生態文明的科技還處在探索的階段，許多并不完全成熟。科技也具有社會性，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而建構。從現狀上看，工業化的科技對社會的影響還未散去，表現為普遍推崇技治主義的管理思維:工程師領導、科學家決策、量化管理、數據化考核等，而社會領域這種缺乏多樣性的工業科技思維正是生態科技所反對的也是生態科技出場的阻礙。促進生態化科技的形成，要先讓生態文明的理念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內心，使其成為人們的信仰和自覺的行動，并在與生態科技的互動中加深對自然和人性的理解。其次還要治理好社會環境。生態科技認為追求“整體”、“適度”、“博愛”是維持生態可持續的方法，這恰也是政治、經濟等社會諸領域永葆發展活力的方法。因此，推動社會的和科技的生態化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最后，生態化的科技有一定的自我隱匿性，猶如自然處于動態平衡的狀態時，其和諧之美卻常被人忽視，只有當平衡被打破、環境問題出現以后，和諧的可貴才被人察覺。從這個角度說，生態化科技也如同一個“理念”，需要人類不斷體驗、不斷完善。

參考文獻:

［1］盧風．生態文明與新科技［J］．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11(4):90

［2］田松．警惕科技迷信［J］．讀書，2012(11):101

［3］埃德蒙德胡塞爾．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現象學［M］．張慶熊，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27

［4］查倫斯普瑞特奈克．真實之復興［M］．張妮妮，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23－24

［5］孫周興．海德格爾選集［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

［6］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啟蒙辯證法［M］．重慶:重慶出版社，1978:24

［7］吳國盛．回歸博物學［J］．博覽群書，2007(3):22

［8］馬爾庫塞．工業社會與新左派［M］．任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128

［9］大衛格里芬．后現代科學———科學魅力的再現［M］．馬季方，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133

第2篇：自然科學的發展范文

一、科學發展觀是全球發展理論演變的邏輯旨歸

站在自然辨證法發展哲學的平臺審視，早期現代化發展觀即發展客體論是其第一階段形態，個中主要包括各種經濟增長理論與早期發展經濟學，其特點是將發展歸結為經濟增長與財富積累。但缺陷十分明顯：其單一指標體系強調西方中心論與西方價值觀；它將發展等同于增長，見物不見人，用經濟增長指標來取代社會全面發展指標，忽視了發展主體人的全面發展，故于理論上片面，于實踐中也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的挫折與損失。

繼后出現了發展主體論。它認為發展的本質與主題是人的現代化，而不是客體論所說的物質財富等客體的增長，并指出人的現代化是人的價值觀念、心理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從傳統走向現代化的過程，具有跨文化的世界性標準，不是財富客體的增長所能解決的。從客體論到主體論，從重視物到重視人，是一大進步，但主體論忽視了客體對塑造人的現代化的關鍵性意義與作用，更因其測量方法與標準西方色彩濃重，并主要取之于西方價值觀而遭詬病。

其后，出現了以依附論與世界體系論為代表的主客相關論，它揚棄了以人為中心的抽象片面的現代化理論，有助于激發和喚醒不發達國家人民的發展主體意識。但是，主客相關論將發展的根源歸于中心一極，將邊緣視為受中心控制奴役的客體，將己國視為主體而將他國完全視為客體，其圖景從根本上還是沒有避免消極的單一主體論。要克服這一缺陷，單一主體論必須走向多極主體發展觀。

在后現代思潮的沖擊下，主體際發展觀應運而生，它不僅解構了發展客體論與發展主體論，而且解構了主客相關論，但它并未建構具體的發展理論。稍后盛行的可持續發展觀克服了單一主體觀與單一客體觀的缺陷，指出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自然辨證法的唯物發展觀最終使科學發展觀揚棄既往，是在可持續發展觀基礎上建設中國全面小康社會的具體表現。它源于全球發展理論，是中國特色發展觀的最新成果。

二、科學發展觀是中國特色發展觀的最新成果

科學發展觀不是照搬傳統發展理論，而是從中國后發現代化的國情特點出發，是實現社會主義發展目標、迎接全球化機遇和挑戰的必然要求，是中國特色發展觀的最新成果。

首先，科學發展觀是后發現代化的中國國情特點的必然要求。在世界現代化的總體進程中，中國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其發展條件具有獨特的歷史規定性和現代化必要條件，不能重復先發現代化國家的道路。西方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把科學發展問題提到日程上，反映了西方社會在解決發展問題上是很不自覺的，是在走過漫長的現代化發展道路之后，已經出現發展性危機時才提出的。比如，日本提出環境問題也是在人均GNP達到4000美元之后，按日本的標準，中國也要到21世紀中葉才能把環境保護問題提上日程，這顯然是不可行的。此外，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不少自然資源和產品產量的絕對數字都名列世界前茅。但由于人口眾多，按人均計算便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其次，科學發展觀是社會主義發展目標的必然要求。早發現代化國家以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為終點，中國現代化確立的則是社會主義發展目標。而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就是要不斷滿足廣大勞動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構建和諧，共同富裕，而這一刻也離不開科學發展。事實表明，資本主義制度至今仍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發展質量問題和如何向人們提供合理的生活方式問題。這個任務只能在社會主義發展方向下才能完成。建立在科學發展觀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制度，要求把社會發展的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結合起來，它不僅要消除貧窮，使人們過上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要“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能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馬克思語）。

最后，科學發展觀是21世紀全球化機遇和挑戰的必然要求。根據現代化三步走的發展步驟，我國要在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那時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目前已躋身全球第三大經濟體。但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仍然較大。由于21世紀世界各國差不多都已分布在現代化發展的不同時點上，將給全球環境帶來更大壓力，這就給中國的現代化帶來更大的環境和資源約束。面對嚴峻環境，我國要順利實現現代化發展目標，最根本的是要把自身的事情辦好，最大限度地聚集現代化所需要的一切動力資源，并通過結構優化進行資源的合理配置，從而把后發優勢的潛力和我們民族的潛力充分發揮出來。而這就要求我們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充分把握全球化的機遇和挑戰。

三、科學發展觀對發展理論的貢獻和施行中應注意的問題

科學發展觀就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在于堅持以人為本，關鍵在于深化體制改革，建立健康有效的引導和約束機制。故科學發展觀源于全球發展理論，又超越了傳統發展觀，它代表了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最高水平，但也要注意施行中的問題。

首先，科學發展觀是一種全面的發展觀。全面性決定了它超越了單純以經濟發展為目標的發展觀，它的目標不是社會發展中某個部分或某個領域的局部優化，而是由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等多元要素組成的社會系統的整體優化。科學發展觀拋棄了舊發展觀片面的、絕對的思維方式，它所構建的全面的新發展觀，不僅合乎今天社會發展的時代精神，而且在發展觀上又一次生動地證明自然辨證法中關于全面、辯證和發展觀點的科學性。

其次，科學發展觀是一種協調發展觀，它超越了不協調的片面發展觀。協調發展就是要統籌城鄉、統籌區域、統籌經濟社會、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我們當前社會的不協調因素還很突出。比如我國的醫療衛生資源配置不協調，城鄉之間分布仍很不平衡。

再次，科學發展觀是一種可持續發展觀，它超越了片面的經濟增長觀和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所謂可持續，就是既要考慮當前發展的需要，滿足當代人的基本需求，又要考慮未來發展的需要。可持續發展，就是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

第3篇：自然科學的發展范文

【關鍵詞】數學的含義 數學的起源 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

從古至今，數學一直是以一種直接且深刻的方式影響著自然科學和人類文明的發展。生活中數學無處不在，沒有數學的世界是不完整的世界。本文是數學與人類社會的關系進行簡要分析，發現其中的一些關聯。以助于更好的了解數學與人類社會的關系。

一、數學的含義

數學，起源于人類早期的生產活動。為中國古代六藝之一（六藝中稱為“數”），亦被古希臘學者視為哲學之起點。西方語言中“數學”一詞源自于古希臘語，其有學習、學問、科學，以及另外還有個較狹意且技術性的意義-“數學研究”。

“數學”一詞的大約產生于宋元時期。但該詞意義不同于現代標準漢語之“數學”，古意乃術數之學，現代的意思則是日本人對漢詞賦予新意義，逆傳回中文的詞匯，所以等同于日語中的“數學”。新意義源自于日文在西化，明治維新時所做之西洋的一些新概念之對應翻譯。

二、數學的發展史

數學的起源大體上從遠古到公元前六世紀。根據目前考古學的成果，可以追溯到幾十萬年以前。史前的人類就已嘗試用自然的法則來衡量物質的多少、時間的長短等抽象的數量關系，如時間-日、季節和年。算術（加減乘除）也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在此期間，人類社會經過長期的生產實踐，逐步形成了數的概念，并初步掌握了數的運算方法，積累了一些數學知識。隨著土地丈量和天文觀測的需要，幾何知識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由于缺乏邏輯因素，加上這些知識是片斷且零碎的，基本上看不到命題的證明。因此，此時的數學還未形成演繹的科學。

從歷史時代的一開始，數學內的主要原理是為了做稅務和貿易等相關計算，為了解數字間的關系，為了測量土地，以及為了預測天文事件而形成的。這些需要可以簡單地被概括為數學對數量、結構、空間及時間方面的研究。

到了16世紀，算術、初等代數、以及三角學等初等數學已大體完備。17世紀變量概念的產生使人們開始研究變化中的量與量的互相關系和圖形間的互相變換。在研究經典力學的過程中，發明了微積分。隨著自然科學和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為研究數學基礎而產生的集合論和數理邏輯等也開始慢慢發展。

從古至今，數學便一直不斷地延展，且與科學有豐富的相互作用，并使兩者都得到好處。數學在歷史上有著許多的發現，并且直至今日都還不斷地發現中。

三、數學與人類社會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作為人類社會的兩大基礎科學，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而數學作為所有學科的基礎，對它們也有著重要關系。數學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其實也就是數學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關系。

1、數學與自然科學

數學是透過抽象化和邏輯推理的使用，由計數、計算、量度和對物體形狀及運動的觀察中產生。數學家們拓展這些概念，為了公式化新的猜想以及從合適選定的公理及定義中建立起嚴謹推導出的真理。數學分為基礎數學和應用數學兩部分，基礎數學絕對是自然科學，具有自然科學的性質，1+1=2是客觀事實，不是邏輯推導。應用數學則是把某些事物用數學模型來套，并不一定符合客觀事實，這也是很多人認為數學不屬于自然科學的原因。可是數學的本質是基礎數學層面的。所以數學屬于自然科學，因此自然科學與數學是包含關系，數學可以促進自然科學的發展。

數學可以促進自然科學的發展。二十世紀物理學的發展史可以作為數學對科學的發展起著重大作用的突出的例子。1905年愛因期坦提出的狹義相對論就以四維空時的閡可夫斯基幾何結構作基礎。而愛因斯坦在1916年提出的廣義相對論不僅依靠黎曼幾何這一數學工具。而實際上他將引力變成了一種純粹的幾何理論。而黎曼幾何則是十九世紀數學所取得的最大成果之一。二十年代中期量子力學的創立深刻地聯系于希爾伯特空間的數學思想和理論。而五十年代規范場理論的提出以及七十年代所揭示出的規范場理論的豐富結構更是緊密地聯系于纖維叢及其所有拓撲復雜性的思想。

綜上所述，自然科學的進步與發展必須有數學理論為其奠定堅實的基礎，而且數學的發展也增強了自然科學各學科之間的相互聯系。

2、數學與社會科學

按照傳統的觀念，數學屬于自然科學或者只是自然科學的工具.然而，這一觀念隨著數學在自然科學以外的各個領域的廣泛應用而被改變.

198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因在國民經濟核算系統的發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貢獻，極大地改進了經濟實踐分析的基礎而被稱為“國民經濟統計之父”的英國經濟學家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1913～1992）在其專著：《社會科學中的數學和其他論文》的主要作了如下歸納：在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中，數學是一種不可缺少的工具，人們普遍認為：各種數學方法不僅在理論層次上，對下列事項是必須的，即對需要明確地用公式表示的問題，對需要根據基本原理得出的結論，以及對于在復雜的發展過程中需要弄明白的各項活動；而且在應用層次上，對下列事項也是必須的，即對各種變量的度量，對各種參數的估計，以及對專心致志地希望獲得各種經驗數據的活動安排種種復雜的計算。

社會科學盡管五花八門，都只與兩個研究領域有關。第一個是精確描述社會系統如何運行以及其不同部分如何關聯，這種類型的研究旨在探索和分析結構。第二個研究領域著眼于控制，也就是著眼于考察關于社會結構運作的有意識目標的效果以及政策形成的理性過程。這種類型的研究旨在探索和分析決策。

因此，在社會科學中我們感興趣的不僅在于描述發生了什么，以及描述社會系統的各個部分是如何聯系的。我們感興趣的還在于合理的決策程序，這些程序是區別有效決策與無效決策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決策程序也可以用公式來表示并正確地加以分析。

第4篇：自然科學的發展范文

（一）小學自然科學能夠培養學生正確的世界觀

世界觀是一個人對整個世界的看法和觀點，科學正確的世界觀是學生身心健康的良好體現，馬克思列寧主義本身就是人類科學發展的結果，是在自然科學基礎之上的理論。因此，堅持從小對學生進行自然科學的教學，能夠促進學生對知識的理解，保證小學生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并在此基礎上準確的認識世界，明確世界的組成部分是物質，從而培養科學的頭腦，實現教育目的。例如，在小學生進行自然科學的學習過程中，通過自然科目的學習，能夠讓學生了解彩虹的形成原因，弄明白天氣的異常變化。而對地理知識的學習，又能夠幫助他們更好的了解世界，了解我國的名勝古跡、自然風貌、風土人情，進而提高他們對世界的認識，提高對美的感受力度，培養科學的世界觀。

（二）小學自然科學教學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激起求知欲

俗話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擁有學習興趣是提高學生求知欲的重要保證。小學生正處于成長的階段，對很多事物還抱有濃厚的興趣，通過對學生自然科學的教學，能夠讓他們產生對自然、對美的向往。另外，自然知識與其他各門學科也有著緊密的聯系，例如很多自然現象就與物理知識相似。所以說，增強對學生自然科學的教學，能夠激起他們的濃厚興趣，進而產生進一步學習的欲望。

（三）小學自然科學能夠進一步增強學生的智慧

現如今，教育教學的目的已經不僅僅在于培養學習型人才，教育的最關鍵的目標在于培養具有良好能力素養和思維智慧的學生。因此，在小學教育教學活動中要堅持注重學生全面素質的提高，小學自然課程與地理課程與各學科的聯系是非常緊密的，通過自然的學習能夠幫助學生了解大自然現象，提高衛生保健意識，進而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培養智慧型人才。

二、提高小學自然科學課堂教學的對策

第5篇：自然科學的發展范文

關鍵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差異

自然科學以物質自然界為研究對象，它起源于人類對各種自然現象的困惑，是人類生產實踐和科學實驗經驗的概括和總結，是關于自然界各種事物和現象的性質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社會科學則以人類為中心，研究和解釋社會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主體是人，因而具有價值性和復雜性的特點。對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法的比較研究，有助于我們了解它們各自具有的功能。這不僅為深入探討科學研究方法的體系與結構提供必要的依據，而且也為在科學研究中更好運用自然科學方法以及社會科學方法提供必要的理論支持。

1 研究方法主導的方法不同

所謂主導方法是指“在同一領域，在眾多的方法中，經常被用到的起決定性作用、處于主導地位的一類方法。”自然科學把實驗（試驗）方法作為主要的研究手段。在自然科學領域，大量的、新的、精確的和系統科研資料，往往是通過試驗而獲得的。而社會科學的研究途徑則以觀察或調查研究的方法為主，例如問卷法、訪談法、統計分析法等。

實驗方法與觀察方法在本質上的不同之處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從內容上看，實驗方法是簡化、純化、強化、優化研究事物的自然過程或以典型的形式再現客體。而觀察方法是在對社會所發生的現象和過程不進行人工干預或控制的情況下進行有計劃有目的觀察，尊重客觀的社會過程。從特征上看，可重復性是實驗方法的根本特征。就是說，在相同的實驗條件下，實驗結果決不會因人，因時，因地而變化。重復此項實驗，應該得出相同的實驗結果。不能重復再現的實驗結果是不能作為相關的科學理論的客觀支撐點。而社會現象則因時間和地點不同有著不盡相同的內容，即社會歷史不具有重演律。

當然自然科學研究中也會運用到觀察的方法，為了將二者進行區分，筆者將自然科學中運用的觀察方法稱為科學觀察，將社會科學中運用的觀察方法稱為社會觀察。就研究主體的身份而言，科學觀察是一種非參與式觀察。而與其不同的是，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不一定都是以旁觀者的身份進行研究，社會觀察還包括參與式觀察，研究者既是研究的主體，同時也是研究的客體的一部分。

此外，自然科學主要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來進行研究，而社會科學除了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外，還大量使用訪談、參與觀察等定性的方法。這是因為自然科學研究和的對象領域是物質世界，而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領域人類社會中參雜有精神世界的要素。社會科學研究涉及到社會行為、社會關系、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內容，而這些內容除了具有物理系統的非線性動態機制的復雜性之外，還具有憑借人自身的經驗來進行內在調適和學習的復雜機制。盡管其中存在著內在的量化關系，但是這種內在的量化關系是極其不穩定的。因而，社會科學研究往往采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混合的方式進行。

2 研究方法的結構不同

根據研究方法適用范圍的大小和概括的程度不同，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一般可以化分成三類。一類是最普遍的研究方法即哲學方法和邏輯方法，它適用于一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等）。二類是適用于各門自然科學的一般研究方法，例如觀察、實驗（試驗）、模擬、數學等方法（廣義的觀察、實驗和數學等方法，研究社會科學也需要）。三類是適用于某一門或幾門自然科學的特殊研究方法，例如在生物學研究中運用解剖法研究生物的構造和功能的關系。根據人類認識過程的發展順序和深度不同，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又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通過科學觀察、實驗、模擬、調查獲取感性經驗材料的基本方法――經驗方法。二類是通過對科學技術研究資料的加工得出科學結論的基本方法――理論方法。例如科學抽象法、各種邏輯方法、想象和靈感、數學方法、科學假說等等。由此可見，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層次性，且在每個層次里，經驗法和理論法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例如在許多基礎科學理論研究中，研究者將研究工具、儀器設備作用于研究對象從而獲得第一手事實材料，在這一階段研究者使用觀察實驗和模擬等方法。然后研究者運用經驗方法進一步將事實材料進行加工和整理。再次研究者把通過經驗方法加工獲得的事實材料，通過科學抽象，使用數學、邏輯、模型、歸納、演繹、假說、等方法上升為科學理論，這個階段所使用的方法即為理論方法。因此可以看出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是呈立體網絡狀結構。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包括三大領域――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本身、與之相關的統計方法以及計算機統計軟件的應用（如SPSS）。社會科學的研究目的有探索、描述、解釋和評價四種。科學家在進行探索性研究時，往往采用定性的方法。問卷調查、實地研究、內容分析等在描述性研究中較為普遍使用。解釋性研究常常需要運用相關性分析、線性回歸等方法進行。而評價研究則較多的采用實驗研究和比較研究。可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結構是平面化的。

社會科學在研究過程中雖離不開理論思維方法，但更多運用的則是感性認識的方法。社會科學試圖說明個人和群體的動機和行為，以及社會制度對它們的影響等復雜現象。這些現象往往不能在人為控制的條件下直接觀察到或者加以量化，而更多的是依賴于人們的感性認識。因此，社會科學的研究呈現出大體上以感性方法為主，理論方法為輔的平面結構狀態。

3 研究方法的特性不同

3.1 剛性與彈性

自然科學較為關注數據，它總是在受控的條件下收集數據，并把數據作為檢驗理論的一種方法。其研究結果具有很強的可檢驗性。在同等的條件下，運用適當的方法，得出的結論大體上是一致的，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很高。這是因為，不同的研究者在運用同一種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時要求嚴格遵循方法本身所給出的規則，也就是說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剛性。

而社會科學的很多研究，盡管在同等條件下，運用同樣的方法，得出的結論并不是唯一的。例如，兩個研究者在同一時間運用同樣的方法――比較法對相同的兩個社會群體的文化心理進行比較研究，得出來的結果卻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在比較對象時，待入了不少主觀選擇性，所觀察和比較到的結果自然不一樣。可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彈性。

3.2 精確性與價值性

自然科學的研究強調在同樣條件下運用同一方法的可檢驗性，也就是說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更具有精確性。其研究結果依賴于實證數據的支撐。例如，在經典數學中，科學家用微積分方程將力學、熱力學、電磁學等等的基本規律一一地表示出來，然后運用這些微積分方程去解決問題。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之所以具有精確性，是由于它本身的研究對象和目的決定的。在對自然現象的性質和運動規律的描述中，往往描述的是量的關系。事物的量雖然常常以變化的形態出現，但這種處于變化形態的量，在每個確定的條件下，也是有確定的值的。即使是數學中的概率與統計規律，其量的變化也是有規律的。

與自然科學不同，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人們的價值觀對研究目標、研究工具、研究路徑的選擇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研究者在探索中滲透著個人的價值觀，在數據中參雜著個人意愿。例如，為了考察城市居民對外來流動人口的接受性程度，我們可以采取問卷調查與訪談相結合的方式。首先問卷的設計就會因人而異。由于研究者對這個題目的主觀感受不同，所以所設計的題目的側重點和考察點就會有很大差異。有的從鄰里關系的角度來考察，有的從城市居民對外來人口的評價來考察。其次，訪談中，即使訪談的提綱一樣，調查者在記錄被訪者的回答時，也會因為個人價值的差異而使得記錄的側重點完全不同。調查很容易被個人情感所驅使，對受訪者產生同情、憐憫等心理。雖然社會科學研究一再強調價值中立，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的價值性不可能完全的消除。

4 結束語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明顯差異。自然科學以實驗方法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具有多層次性、剛性和精確性，呈現立體網絡狀結構。社會科學以調查研究方法為主要研究手段，其研究方法具有平面化、彈性、價值性的特征，呈現平面結構研究狀態。在二者的研究中，我們需要采用正確的研究方法，才能正確的描述研究對象，得出正確的結論。

參考文獻

[1]欒玉廣.自然科學技術研究方法[M].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3（8）.

[2]蔣逸民.社會科學方法論[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1（6）.

[3]唐盛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新解[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9）.

[4]A?F?查爾莫斯.科學究竟是什么（第三版）[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11）.

[5]劉國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法比較研究[J].探求，2004（3）.

[6]梁楓英.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嬗變及和諧發展[J].濟南大學學報，2003（4）.

[7]劉偉偉.從價值論的視野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差異――以馬克斯?韋伯的價值中立原則為例[J].晉中學院學報，2008（8）.

第6篇：自然科學的發展范文

什么是科學精神?長期以來,學界對此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梳理相關文獻,我們發現,不少學者將科學精神的蘊涵概括為如下幾個精神氣質:理性精神、求實精神、創新精神、懷疑精神、寬容精神、競爭精神、執著精神、獻身精神、批判精神、全人類精神等(戎章榕,1998;徐志遠,2001;呂前昌,2002;劉國建,2003;邊玉芳、任碧翔,2003;李醒民,2005;金俊岐、宋屹東,2009;徐莉,2009;王金福、宋新康,2009;許永祥、劉學求,2009)。很顯然,對于科學精神的概括,學者們突出了科學精神尤其是自然科學精神所具有的獨特的品質: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探索客觀的自然界,審慎地總結自然運行規律,立足創新、善于質疑,最終將科技成果服務于全人類。

然而,我們認為,在討論科學精神的內涵時,必須首先把握四點基本要素。其一,科學精神的生發點亦即立足點何在?其二,為什么要培育科學精神?亦即秉執科學精神的最終目的和歸宿點何在?其三,科學精神的涵蓋范圍,事實上,目前對于科學精神的探討,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僅限于自然科學精神,然而,自然科學的科學精神是否就足以代表包括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在內的科學精神?其四,科學精神的運施,須要沿著自己獨特的軌跡和方向、尋求特定的準則和宗旨,換句話說,這種軌跡和方向、準則和宗旨才真正指引、培育乃至代表了以上諸種科學精神。

對于第一點要素的回答,我們認為,科學精神的基始點是“人”。 科學精神是人類在認識、探索整個自然、人類社會過程中所培育、積累而成的精神品質,它立足于“人”,生發于人的實踐和認知,產生于人對真善美的追求。

第二點要素事實上是第一點要素的進一步延伸。很顯然,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的探索、認知,其最終成果還是要服務于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因此,科學精神的最終目的和歸宿在于人,人類對于科學精神的培育、積累和傳承,最終恰恰是要依憑這種精神氣質,規范人的實踐和認知,促進科學成果的順利研發和運用。正如默頓所言:“科學精神是帶有感彩的一套用以約束科學人士的價值和規范的綜合。”

對于第三點要素的回答,我們認為,談論科學精神是什么,就必須避免把科學等同于自然科學。科學應當是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之統一體。梁啟超在《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就批判了那種把自然科學理所當然地視為科學的狹隘的科學觀,明確指出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也同樣是科學。因此,本文認為,在討論科學精神時,不應當僅僅局限在自然科學這一領域之內,把科學精神簡化成自然科學精神,而是要從整個科學總體出發,探討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之共性,以進一步提煉科學精神。

如果說,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分別從人自身的發展、人與社會的關系這兩個向度出發,探討人的本質問題,那么自然科學與前兩者有沒有共性之處?對此,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為我們作出了解答:“全部歷史是為了使‘人’成為感性意識的對象和使‘人作為人’的需要成為需要而作準備的歷史(發展的歷史)。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像關于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3]。”因此,事實上自然科學也是探討人的本質之實現的科學,是通過對自然界的探索、通過人的實踐及其對象化而確證人自身、展現人本質的科學。

我們認為,對于以上三點要素的回答,最終都將歸結到第四點。既然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在內的科學事實上分別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和人自身的發展這三個向度出發,以探討、確證人的本質,那么,在科學實踐過程中,什么樣的科學精神才能夠保證這三個向度按照既定的軌跡運施?我們認為,恰恰是“真、善、美”的彰顯與展示,實現著科學精神的本質――自然科學力求探索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和本質,實現的是對“真”的追求;社會科學力求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以期實現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互動,實現的是對“善”的追求;人文科學體現了人類對自我的認識,確證的是合乎倫理的美好生活,實現的是對“美”的追求。毋庸置疑,文章開篇所列舉的諸種精神,如求實、懷疑、執著和創新精神等,事實上都體現了“真、善、美”的蘊涵。

2 如何培育海西所需的科學精神

隨著2009年5月《國務院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頒布實施,海峽西岸經濟區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機遇期。《意見》中“總體要求”部分指出,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六個“著力”為要求,將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成為經濟持續發展、文化更加繁榮、綜合競爭力不斷增強,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的和諧區域。可見,“總體要求”凸顯了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指導下,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的總體思路和舉措。那么,如何從科學精神的角度出發,以“真、善、美”的精神品質,推進并實現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快速發展?我們認為,這一問題包含兩個子問題,其一,“真、善、美”的科學精神如何指導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其二,如何在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過程中培育“真、善、美”的科學精神?

對于第一個子問題的回答,我們認為,應當首先意識到,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首要目標在于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而在推進經濟發展的諸多因素當中,以能源、制造、基建為主的第二產業恰恰處于主力軍的位置。而第二產業亦即工業的發展,事實上需要自然科學之“真”的科學精神的帶動和引導。正如馬克思所言:“自然科學卻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為人的解放作準備,盡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發展。工業是自然界對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對人的現實的歷史關系。因此,如果把工業看成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質,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學……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礎[3]。”也就是說,人類借助自然科學這一認知手段,追尋和把握自然界運行和發展的客觀規律,用以指導和實現人對于自身發展的訴求;而對于這一追尋和把握的最本質、也最能貼近人之生活的實踐手段,是立足于自然科學的工業。因此,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應當立足于區域內的實際的工業狀況,如地理環境、產業結構、資源稟賦等因素,以此奠定經濟發展的堅固基石。

其次,我們還應當意識到,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收入差距過大乃至兩極分化,是社會必須迫切解決的現實問題。對此,社會科學之“善”的科學精神恰恰為這一目標的達成提供了精神旨趣。以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學科為主的社會科學,探索的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著力實現的是民生的改善和社會的穩定和諧,亦即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言:“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3]。”我們認為,這里的“對象世界”不僅僅是自然界,還包括人類社會,正是在對人類社會的不斷構建和完善的過程當中,人確證自身的類存在。當然,“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這又勢必需要人文科學之“美”的精神品質,以保證人在處理與自然界、社會、他人乃至自身關系過程當中,遵循著合乎倫理的價值準則。

針對第二個子問題的回答,我們認為,除了加強教育與宣傳之外,更應當把“真、善、美”的科學精神納入意識形態的范疇內予以把握。屬于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是社會意識的一部分,包含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和哲學等形式,決定于經濟基礎。很顯然,這里的意識形態更具有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意義;此外,哈貝馬斯結合發達工業社會的現狀,揭示了科學技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兩重性――實踐形態是第一生產力,觀念形態是意識形態。可見,哈貝馬斯意義上的“科學技術”屬于自然科學的范疇。因此,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理應通過知識分子的認知和實踐,以意識形態的形式在社會諸結構中“凝化”“真、善、美”的科學精神,以此發揮意識形態對社會發展的正面功能。

3 結論

綜上所述,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需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引,與此同時,以“真、善、美”為主旨的科學精神亦能夠為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提供獨特的助益。而要加強對“真、善、美”之科學精神的建構和培育,則應將科學精神上升為意識形態的范疇,以期從總體上影響實踐者的認知模式和行為準則。當然,“真、善、美”之科學精神的確證,最終體現在海峽西岸經濟區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之上。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 羅伯特•K•默頓.唐少杰等譯.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M].北京:譯林出版社.

[3] 福建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國務院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學習讀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4] 俞吾金.意識形態論(修訂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楊曉明.論梁啟超的科學精神[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6] 楊渝玲.文化情境因素之生存和實踐論意蘊――兼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是一個連續體.自然辯證法通訊,2009,(1):96.

[7] 吳國盛.什么事科學[J].博覽群書,2007,(10):28.

[8] 徐莉.科學精神與科學發展[J].黨政論壇,2009,(3):44.

[9] 許永祥,劉學求.論科學精神的培養[J].江蘇社會科學,2009,(1):15.

[10] 呂前昌.論科學精神[J].江漢論壇,2002年,(1):52.

[11] 王金福,宋新康.論科學精神[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5):4.

[12] 劉國建.論科學精神的層次[J].江漢論壇,2003,(3):88.

[13] 朱紅文.論科學精神的建構[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3):108.

[14] 邊玉芳,任碧翔.論科學精神的培養[J].當代教育科學,2003,(5):38.

[15] 戎章榕.淺論科學精神[J].理論學習月刊,1998,(7):35.

[16] 徐志遠.論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關系[J].廣東社會科學,2001,(6):32.

第7篇：自然科學的發展范文

庫恩：科學革命的闡釋

在人類認識史上，有一個難題一直困擾著哲學家，那就是：自然科學是否存在有方法論的理想模式？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傳統的看法認為：自然科學家說明自然現象；而社會學家則是理解社會現象，一個是關于事實的判斷，一個是關于價值的判斷，兩者之間存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從19世紀開始逐漸形成兩大對立的派別：一是以實證主義和邏輯經驗主義哲學家為代表，認為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在認識論或方法論上沒有原則上的區分，自然科學在進步和發展中建立的認識論或方法論的理想模式完全適用于人文科學，另一派與此相反，狄爾泰、泰勒等人認為，在闡科學意義上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完全不同：“自然需要說明（explaination），人則必須理解（unelerstanding）”〔2〕庫恩從科學史角度反對實證主義的教條， 同時又對泰勒等人的闡釋學區分不以為然。在庫恩看來，自然科學同樣需要闡釋，也與文化相關。1988年庫恩與泰勒為此展開一場大辯論。泰勒認為，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人文科學的對象本質上是自我解釋的；而自然科學的對象則不必，也不應該被理解為自我解釋。如果說自然科學在某種意義上是解釋的，那么人文科學則是雙重的解釋：不僅提供解釋，而且是解釋的解釋。庫恩基于對自然科學的歷史發展或進步的動態模式，對庫恩的區分方式表示置疑。他認為，“自然科學在任何時候都是建立在現代實踐者從他們的前人那里繼承來的概念基礎上的。這個概念是歷史的產物，它包括在文化中，是現代實踐者通過訓練模仿得來的，而這只有通過闡釋學的技巧，由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去理解其思想模式后，才能影響社會的其它成員。”〔3〕在此， 庫恩已意識到我們所接觸的世界被前理解所表述過的世界；我們關于自然知識，是對先天知識以及它所倒置的成功或失敗的一種反應。如電池、共鳴器或電子振蕩器以及化學反應等，都屬于人類活動的一個有意義的范圍，處于歷史中并具有與歷史不能分割的意義。在他的《從必要的張力》一書序言中，庫恩使用了“釋義學”這個詞，是為了對亞里士多德《物理學》一書作釋義學的理解。庫恩實際上已經揭示了自然科學的釋義學特征。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實在論問題。實在論是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在某些領域里信念的真假，依賴于對象在該領域里的真實特性即它們所擁有的特性，而不管人們的信念、實踐或標準是什么。泰勒就自然科學對象這一意義來說是實在論者，庫恩則在自然科學方面對實在論發起猛攻。在庫恩看來，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環境中，人們對自然會作出不同的科學說明。他引用泰勒《闡釋與人的科學》一文中同樣的“天空”例子說：“雖然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天空與日本的天空相比較”，但是可以肯定，“我們的天空與古臘的天空是不同的。”〔4〕而且， 我們和希臘人對天空的分類也不同，因為我們的天體分類學與希臘人的天體分類學截然不同。庫恩立論的科學革命，他堅持相互競爭的科學的實踐和標準的不可通的約性，并且否認我們能夠立于科學歷史而達到對世界真正認識。這在人文科學領域如此，在自然界也同樣如此。

如果說在上述兩個問題中，“庫恩和我（指羅斯）站在一邊”〔5〕始終保持一致的話，那么在最后一個問題上兩人則出現了分歧。這個問題即：對于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來說，是否在認識論上存在有區別的解釋活動？泰勒堅持一種強的觀念，在那里，詮釋是人文科學獨有的；自然科學獨立于文化，因而是非詮釋的。庫恩反對泰勒的區分方式，但仍然承認兩者存在有不同的解釋活動，特別是在實踐中，當我們面對不熟悉的或使人迷惑的本文（text）時，歷史學家和人種學家必須經常進行詮釋，而物理學家或經濟學家則根本不必這樣做。羅斯反對庫恩的這一區分，把科學的解釋范圍界定為實踐的解釋，在這一背景下，任何把科學同其他文化領域區別開來的普通的方法論或合理性的標準，都是不存在的。羅斯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庫恩的這種區分同羅蒂曾經在闡釋學與通常的演說之間所作的區分是相似的〔6〕。

羅斯與庫恩的分歧是從他閱讀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開始的。首先在他對庫恩的“兩種理解”中，羅斯比庫恩本人“更樂于把他的科學陳述觀點遠遠地作為一種實踐，”并聲稱這樣做是“為了加劇兩個庫恩的明顯區分。”他說“我的目的不是詮釋，而為了發展科學的解釋，而這在庫恩那是經常不被注意的”。〔8〕因此與庫恩不同， 羅斯把范式看作實踐活動的共同領域而不是信仰的共同領域。其次，語言與世界實在的關系，在庫恩那里沒有得到有意義的說明。羅斯強調語言和社會實在的不可分離性，認為語言的區分及其使用方式，深深地同我們社會實踐情境聯系在一起。同時這種實踐情境，離開了合適的語言來源就不可能存在。在此基礎上，羅斯提出了他對科學知識的批判分析。

羅斯：科學批判理論

如果說現代闡釋學最初是人文科學陣營內部，以理解作為人文科學獨特方法開始去反對實證主義科學認識論的“稱王稱霸”，那么羅斯與庫恩出發點相同，都是從自然科學出發對泰勒等人的闡釋學進行分析的。一方面與庫恩一致，羅斯看到泰勒為建立人類科學唯一性所作的論證恰恰也適用于自然科學的陳述，從而證明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并沒有闡釋學方法論的區分。另一方面不同于庫恩，羅斯否認闡釋學或闡釋學的解釋區別于其它質疑形成。他認為庫恩對此所作的區分“是不成立的”。〔9〕

羅斯的主要哲學思想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對作為實踐活動領域的科學的關注。第二，我們不能把科學的認識論范圍和科學的政治范圍截然區分開來。正是說明科學知識增長的實踐，在政治范圍內，也必須理解為貫穿科學本身和對我們其它的實踐和團體產生重大影響的，進而最終影響我們自身理解的種種權力關系。

在羅斯看來，“在人文科學中存在有一種與其自身的實踐背景的合法關系，但是這種關系在物理學或生物學中具有同樣的重要性〔10〕。在他的《知識與權力》一書中羅斯談到，科學家經常聯系實踐的敏感性、精確性、有效性以及技術技能從事科學研究。他聲明，重要的不在于我們是否完善地描述自然特征或者自然是否由我們“創造”，而在于我們通過實踐在一定的場境中與自然交往是恰當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羅斯在實踐方面比庫恩走得更遠。羅斯把庫恩科學革命的思想發展為激進的庫恩—庫恩。不同于庫恩：把科學團體當作信仰者的共同體，“對于庫恩來說他們是實踐伙伴的共同體”。（11）前者認為共同體不能容忍基本的異議，后者認為科學共同體充滿了不一致。科學共同體的特征，是由共同的問題和技巧以及由對相同成果的說明規定的，而不是獨立地由共同輿論決定的。異例不是理論之間的沖突，而是實踐的困難。而危機的到來，則標明科學家們不再有共同的活動領域。區別于庫恩，庫恩并不是強加給科學歷史一個固定的發展模式，常規科學和危機并不是歷史的過程，而是實踐科學的方式。那種通常認為在某一范圍內科學革命核心概念和理論變化是同一的觀點，對于庫恩未必是事實。新的設備、技術或現象，能夠在某一確定的研究中發生同樣的基礎性變化。

羅斯用“實踐理性”代替了長期以來統治科學的“理論理性”，進一步闡明了科學知識與政治和權力的相互關系。在他看來，科學實踐以及自然世界通過實踐呈現的方式，是語言與實踐構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科學實踐屬于副科學稱為“統治”的領域：“統治并不是僅僅指政治結構或國家的管理……統治就是去構造其他人行為的可能范圍”。（12）一個行為領域，是由材料背景，技術能力和在該背景中的共同理解這兩者組成的。羅斯認為，科學實踐在它有助于以兩種方式構造我們的行為領域這一意義上是政治的。它改變了我們的材料背景和技術能力；也有助于規定（及被規定）表明行為的概念和實踐。他說：“我們同自然世界的聯系……在廣泛的意義上必須被看作是一個政治觀點”。（13）羅斯是從兩個方面闡明科學解釋的政治特征的。一方面科學革命改變了舊的自然秩序的理想，揭示了一個無限的宇宙，同時也是改變了人類面臨的種種問題。對于我們現代人來說，自然世界已不再是中立的，而是不斷變化的。另一方面，我們與自然世界的關系也包含了政治觀點。因為我們對自然的理解及其評估包含了客觀的理性，這種理想反過來又與我們作為行為者的自我觀念有著密切的關系。正如海德格爾所說：“客觀性是揭示對象的一個主觀的特性”。羅斯強調，無論如何，客觀地理解自然的恰當觀點是什么，并不能從我們是誰以及我們能夠和應該怎樣彼此聯系這些政治問題中分離出來。

對于怎樣理解權力和知識，最近大多數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的解釋是：權力和知識是人類關注的不同領域；但兩者仍以某種重要的方式相互作用。羅斯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在他那里，權力關系，知識的產生和評估“不代表不同的領域”，而是以某種相互關聯的方式“關注同一領域”。（14）在《知識與權力》中，羅斯對權力和知識作了重新的考察，他把權力從狹窄的社會相互運行，展為包括實踐及事物過程變化的更豐富的內涵。同樣地，科學知識也是能動的，知識不是一種擁有或可交換的東西，而是由不同的相互競爭的共同體思考獲得的一個過程。因此，“一個陳述，技能或模式并不孤立地被看作是知識，在對它的認識過程中依賴于其它許多的實踐和能力關系，特別地依賴于再生產的改變的和擴展的關系”。（15）對于這樣一個復雜的實踐領域，羅斯稱之為“場境”（fielel）。它包括了一個比信念網絡更多的內容：技能和技術，可供操作和使用的儀器及物質系統，可用的資源（包括資金、設備、信息及職員等）、團體結構及相關的其它社會實踐或政治關注，等等。

對于權力與知識、科學的關系，羅斯察覺到至少有兩個重要的觀點是傳統哲學未提及的。第一，正是要求對象領域精確或更易于了解后努力，使權力與知識趨于一致。第二，社會運動或變革可能同時在認識論和政治上產生影響。羅斯總結說：“權力和知識既不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又不是同一個東西”。（16）兩者代表我們認識世界和彼此交往的不同方式。沒有對權力與知識的相互關注，就不可能達到對科學知識正確的批判性的認識。

幾點結論

從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庫恩與羅斯對科學的闡釋，科學的合理性及其發展，科學與實踐的關系等問題存在著很多共同一致的看法，同時也有分歧。

（1）庫恩與羅斯批判地分析了實證主義和邏輯經驗主義， 從方法論與本體論方面打破了科學理性的一統天下。不同在于，庫恩是從科學革命的角度展開這種批判的。庫恩不滿意于當時邏輯實證主義撇開科學史孤立研究科學著作時，能夠讓歷史發揮更大的作用”。羅斯也反對實證主義科學知識和科學研究，“超越根限的地位”。（17）但他是從科學知識與權力的關系，從科學實踐（包括技術設備，物質條件等）的角度進行批判的分析。

（2）羅斯與庫恩都關注于自然科學領域， 關注自然科學的闡釋特征，責怪泰勒等人對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闡釋學區分，認為自然科學也同樣需要闡釋。盡管如此，庫恩還是承認在認識論上存在有不同的解釋活動。他說：“雖然自然科學可能要求一個稱作闡釋學基礎的東西，但它們本身并不是闡釋學的事業。另一方面人文科學則經常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18）它徹底需要闡釋學的闡釋。這是因為人文科學缺乏范式，沒有自然科學式的常規解疑研究。羅斯反對庫恩上述區分，認為它“預設了科學理論的一種構想（19）”

（3）羅斯與庫恩都反對自然科學的實在論， 強調科學本質上不是一項一成不變的事業，反對科學行為定下不變的，不可違反的規則和規范方法論。但是對于范式及科學革命等，兩人仍存在著分歧。作為科學哲學中社會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庫恩創造性地在科學哲學中引進了心理學與社會學，為突破實證主義的科學主義作出了重大貢獻。

注：

〔1〕〔7〕〔8〕〔10〕Rouse， Joseph.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filst published 1987 by lornelluniversity Pxi，chap2，P27，P177，P32，P187，P40，P181.

〔1〕狄爾泰《狄爾泰全集》第5卷P144

〔3〕〔4〕kahn，Tomass，The Natural and the human seience，in the Interpvetive Turn.ed.by David R.Hiley and others，cornell 1991，P22，p19，P23

〔5〕〔6〕〔9〕Rouse，Joseph.Interpretation in Human and Notual Science;in theInterpretive turn，ed，by David R.Hiley and others，cornell 1991，P44，P45注〔3〕P43

Foucault.Michel.The subject and Power;In Dreyfus and Rabinow 1983，P221.

第8篇：自然科學的發展范文

李凱爾特認為按照狄爾泰的做法，人文科學還是依賴于自然科學，并沒有取得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李凱爾特認為“從自然和精神的對立進行的分類研究，不能達到理解經驗科學之間實際存在著的差別，然而問題卻首先取決于這種區別。”他提出了用自然和文化的質料對立去取代自然和精神的對立，同時用歷史概念和普遍規律概念的形式對立去去代取代自然科學方法與精神科學方法的區分，根據以上原則，李凱爾特將經驗科學成功地區分為自然科學與歷史的文化科學。

二、形式分類原則，普遍化方法與個別化方法的對立

李凱爾特強調僅憑質料原則“還不夠，必須用一個形式的分類原則來補充這個質料的分類原則”他認為，自然科學與歷史的文化科學在形式上的區別表現在它們各自形成自己的科學概念時所采用的原則的對立——即自然科學的普遍化方法與歷史的文化科學的個別化方法的區別。在李凱爾特看來，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歷史的文化科學都是對直接經驗材料的改造，對現實本身的簡化，這是因為概念是普遍的，我們不可能將現實的無限的個別的東西都納入到概念中，概念與現實之間永遠存在一條鴻溝，希望概念像鏡子一樣完全反映出現實之物是不可能的，因此，“認識不是反映，而是改造”。

那么科學概念如何才能把握現實呢？李凱爾特首先從概念與現實的關系入手，提出現實的“異質連續性原理”。李凱爾特認為概念不能包攝現所呈現出的連續性和異質性；但理論上，我們可以把這兩種顯示所呈現出來的這兩種特性，科學對現實的改造和重構就表現在兩個方面：一種是用同質的連續性來改造現實的異質的連續性，這是一種普遍化的方法，自然科學把與任何價值都沒有聯系的事物和現象看作自己的研究對象，它的目的在于發現同質的普遍聯系和規律；而另一種是把現實的連續性改造為現實的間斷性，歷史文化科學就采取這種方法，它以分割現實的連續性為代價而保存現實的異質性。要研究歷史文化科學，就必須注重對象一次性發展的特殊性和個別差異性。

只有個別性才對文化價值有意義，才是本質的。即采取將異質的連續性改為異質的間斷性的方法，為了防止科學概念變為個人純粹主觀意愿的產物，只有將它建立在一個“先天判斷”的基礎上才是可能；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通過這種先天的價值原則就能把所給的現實材料中的本質成分與非本質成分區別開來；所以為了搞清楚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的研究方法的不同特點，就必須厘定兩者形成科學概念所各自遵循的一般原則的不同。

第9篇：自然科學的發展范文

在恩格斯“哲學的終結”語境背后，既包含著“哲學的終結”的思想內涵，也包含著馬克思的“新世界觀”與德國古典哲學乃至西方傳統哲學的關系問題，還隱藏著對馬克思的“新世界觀”性質的理解問題。可見，正確理解恩格斯“哲學的終結”的思想，是一個重大的哲學問題，也是我國哲學界討論的一個熱點問題。最近，拜讀了陳文通教授《重新解讀“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文（《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以下簡稱陳文）頗受啟發。陳文對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這部著作基本內容的闡發，以及對相關問題的分析，確有不少獨到見解。同時，我也感到，陳文對恩格斯“哲學的終結”及其相關論述的解讀，大有進一步研究和討論的必要。本文就這些問題談幾點體會，與陳文通教授商榷，并就教于陳老師和各位讀者。

一、“哲學的終結”是“以往全部哲學的終結”，而不是“全部哲學的終結”

恩格斯的“哲學的終結”，究竟是指“全部哲學的終結”，還是指“以往全部哲學的終結”？陳文在闡述了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主要內容之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終結》一文的核心和要害是“哲學的終結”，并認為，“哲學的終結”不僅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而且是“全部哲學的終結”。陳文主張，“一旦我們認識到黑格爾哲學體系（從而‘絕對觀念’和‘絕對真理’）的荒謬性質，那么，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系為基本問題和最高問題的全部哲學也就完結了。”[1]20顯然，陳文在這里所說的“全部哲學”，舍棄了恩格斯所說的“以往那種意義上的全部哲學”的限制詞，把“以往全部哲學的終結”理解為“全部哲學的終結”。仔細研讀，我們就會發現，恩格斯所說的“哲學的終結”，并不是指“全部哲學的終結”，而是指“以往那種意義上的全部哲學也就完結了。”[2]219對此，我們可以通過恩格斯的其他論述得到證實。

“哲學的終結”是神秘的唯心主義哲學的終結。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既是對杜林的“先驗主義”和“世界模式論”的批判，也是對黑格爾“絕對唯心主義”的批判。杜林的哲學屬于“先驗主義”。杜林認為，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之外，有一個所謂“一般的世界模式”，即作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原則。人們對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認識，正是借助于這些一般的形式和原則而產生的。離開一般的形式和原則，便不會獲得認識。對此，恩格斯批評說，杜林顛倒了原則和現實的關系。在恩格斯看來，“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于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這是對事物的唯一唯物主義的觀點。”[3]374與此相反，杜林是從原則出發，在思想中構造現實世界。可見，杜林的“原則在先”的觀點，完全像一個叫做黑格爾的人的做法。杜林的“世界模式”不過是黑格爾哲學的抄襲。黑格爾的哲學是一個龐大的包羅萬象的哲學體系，他以“絕對精神”的形式概括了以往全部歷史的發展，甚至是用“絕對精神”的活動代替人類的歷史活動。在黑格爾哲學中，“絕對精神”占統治地位，人類的歷史服從“絕對精神”的歷史，真實的歷史變成了虛幻的歷史，現實的歷史變成了神秘的歷史。和黑格爾一樣，杜林是用“一般的世界模式”和原則來解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把現實世界搬到思想世界”。這顯然是荒謬的。事實上，作為思想的觀念和原則不是來源于人的頭腦，而是來源于現實世界，思想是在認識現實世界的過程中產生的。“人們決心在理解現實世界（自然界和歷史）時按照它本身在每一個不以先入為主的唯心主義怪想來對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現的那樣來理解；他們決心毫不憐惜地拋棄一切同事實（從事實本身的聯系而不是從幻想的聯系來把握的事實）不相符合的唯心主義怪想。”[2]242我們不應把現實世界歸結為思想和原則，相反，只能在現實世界中發現思想和原則。一旦我們發現了思想和現實世界的真實關系，即不是用思想解釋世界的發展，而是在根據發展的世界形成思想，那么，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的哲學終結了，取而代之的便是不同于唯心主義的“現代唯物主義”。這和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關于“思辨終止的地方”也就是“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的思想是一致的，即伴隨著唯心主義哲學的終結，產生了以現實世界為基礎的“實踐哲學”。

“哲學的終結”是黑格爾哲學體系的終結。杜林主張“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變的”，并以為他自己的哲學已經發現了永不變的“終極真理”，達到了絕對可靠的認識。顯然，杜林所謂的“終極真理”和黑格爾的“絕對觀念”沒有本質的區別。黑格爾認為，“絕對精神”是世界的本質，世界的變化歸根到底是由“絕對精神”支配的，“絕對精神”演變為黑格爾的“絕對觀念”，便達到了對“絕對真理”的認識。這樣一來，黑格爾的哲學就成為“絕對真理”的化身，成為“真理的大全”。實際上，黑格爾是把個人的認識置于人類的認識之上，把個人的思想夸大為“絕對真理”。這顯然是錯誤的。恩格斯主張，人們的認識充滿著矛盾，即思維上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維的性質必然被看作是絕對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維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維著的個人中實現的。這個矛盾只有在無限的前進過程中，在至少對我們來說實際上是無止境的人類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決。從這個意義來說，人的思維是至上的，同樣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認識能力是無限的，同樣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歷史的終極目的來說，是至上的和無限的；按它的個別實現情況和每次的現實來說，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3]427就人類的思維的本性而言，它要不斷地去認識無限的世界，以便達到對世界本質的認識。然而，這種認識是在每一代人和每一個人的認識中實現的，無限的認識總是通過有限的認識來實現的。認識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人的認識不可能最終完成，不可能達到永恒不變的絕對真理。這就是認識的矛盾。但是，黑格爾哲學試圖一勞永逸地消除人們認識過程的矛盾。黑格爾把自己的哲學體系宣布為永恒不變的“絕對真理”，并以為“除了袖手一旁驚愕地望著這個已經獲得的絕對真理，就再也無事可做了。”[2]216顯然，企圖消除矛盾的結果，引起了黑格爾哲學的內在矛盾，即黑格爾的辯證法和唯心主義哲學體系的矛盾。“一方面，它以歷史的觀點作為基本前提，即把人類的歷史看作一個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按其本性來說在認識上是不能由于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結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說它自己就是這種絕對真理的全部內容。關于自然和歷史的無所不包的、最終完成的認識體系，是同辯證思維的基本規律相矛盾的。”[3]363引起這個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黑格爾企圖以個人的認識代替人類的認識。“這樣給哲學提出的任務，無非就是要求一個哲學家完成那只有全人類在其前進的發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種意義上的全部哲學也就完結了。我們把沿著這個途徑達不到而且任何單個人都無法達到的‘絕對真理’撇在一邊，而沿著實證科學和利用辯證思維對這些科學成果進行概括的途徑去追求可以達到的相對真理。”[2]219顯然，恩格斯在這里所說的“以往那種意義上的全部哲學也就完結了”，不是“全部哲學”的完結，而是以往那種試圖追求“絕對真理”的哲學完結了。

“哲學的終結”是以黑格爾哲學為代表的西方傳統哲學的終結。杜林以“世界模式論”為基礎，構建了一個“先驗主義”的哲學體系。這是黑格爾哲學的翻版。黑格爾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盡管黑格爾哲學充滿了辯證法思想，但是，為了建立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不得不犧牲辯證法。“而按照傳統的要求，哲學體系是一定要以某種絕對真理來完成的。”盡管世界是不斷發展過程，但是，為了體系的需要，“他還是覺得自己不得不給這個過程一個終點，因為他總得在某個地方結束他的體系。在《邏輯學》中，他可以再把這個終點作為起點，……但是，要在全部哲學的終點上這樣返回到起點，只有一條路可走。這就是把歷史的終點設想成人類達到對這個絕對觀念的認識，并宣布對絕對觀念的這種認識已經在黑格爾的哲學中達到了。但是這樣一來，黑格爾體系的全部教條內容就被宣布為絕對真理，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條東西的辯證方法是矛盾的；這樣一來，革命的方面就被過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在哲學的認識上是這樣，在歷史的實踐上也是這樣。”[2]218而按照精神支配一切的唯心主義觀點，既然作為認識主體的精神有終點，受精神支配的歷史當然也有終點。其結果是，“最終完成的體系建立起來了，那么，人的認識的領域就從此完結，而且從社會按照那個體系來安排的時候起，未來的歷史的進一步發展就中斷了”。[3]376可見，黑格爾的哲學宣告了“歷史的終結”。“絕對觀念”既是哲學體系的終點，同時也是歷史的終點。然而，現實的歷史并沒有終結。真正終結的不是歷史，而是黑格爾的哲學體系。黑格爾哲學以最宏偉的方式概括了以往全部哲學的發展。黑格爾哲學不僅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也是西方傳統哲學的集大成。因此，黑格爾哲學的終結，意味著“以往全部哲學”的終結。“就哲學被看作是凌駕于其他一切科學之上的特殊科學來說，黑格爾體系是哲學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學都隨著這個體系沒落了。”[3]362可見，恩格斯所說的“哲學的終結”，既是黑格爾哲學的終結，也是以黑格爾哲學為代表的西方傳統哲學的終結。

總之，恩格斯所說“哲學的終結”，絕不是“全部哲學的終結”，而是以黑格爾哲學為代表的“以往全部哲學的終結”。在“以往那種意義上的全部哲學”終結以后，產生了歷史唯物主義。這才是恩格斯“哲學的終結”的真實內涵。只有在這個意義上理解恩格斯“哲學的終結”，才能真正把握哲學和西方傳統哲學的區別，才能深刻理解哲學所實現的哲學革命。

二、“哲學的終結”是哲學形態的變革，而不是哲學的消失

隨著以黑格爾哲學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產生了馬克思的現代唯物主義。那么，從黑格爾哲學保留下來的邏輯學和辯證法是哲學的內容，還是屬于實證科學的內容？陳文認為，“這樣一來，全部哲學都被實證科學驅逐出去而壽終正寢了。至于黑格爾的邏輯學和辯證法，一方面，它本來不屬于哲學基本問題考察的范圍；另一方面，既然現代唯物主義本質上是辯證的，那么，辯證法也就寓于包括歷史唯物主義在內的現代唯物主義之中了。”[1]17在陳文看來，既然全部哲學都消失了，那么，融合在現代唯物主義中的邏輯學和辯證法，當然也就不再是哲學，而是實證科學了。我們認為，這種觀點顯然否認了馬克思的現代唯物主義和舊哲學的聯系。事實上，在恩格斯看來，“哲學的終結”是一個辯證否定的過程，是一個“揚棄”的過程，是一個既克服又保留的過程。“哲學在這里被‘揚棄’了，就是說，‘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來說是被克服了，按其現實的內容來說是被保存了。”[3]481也就是說，以往的哲學在這里被“揚棄”了，而不是被“拋棄”了。“否定不是簡單地說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種方法把它消滅”[3]484，而是克服以往哲學的抽象形式，保留以往哲學的現實內容。正如黑格爾所指出：“每一哲學曾經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沒有任何哲學曾消滅了，而所有各派哲學作為全體的諸環節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學里。……所以沒有任何哲學是完全被推翻了的。”[4]40“哲學的終結”，并不是對以往哲學的簡單拒斥，更不是宣布以往哲學的消失。對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和《自然辯證法》等著作中作過論述。讓我們進行分別的解讀。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現代唯物主義本質上都是辯證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駕于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一旦對每一門科學都提出要求，要它們弄清它們自己在事物以及關于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系中的地位，關于總聯系的任何特殊科學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仍然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于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到關于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3]364而在由《反杜林論》中的三章集合而成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原樣保留了這段話。[3]738在恩格斯看來，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傳統哲學，總是把哲學當作“似乎凌駕于一切專門科學之上并把它們包羅在內的科學的科學。”[2]241其結果是把哲學圣神化、神秘化了。而隨著現代唯物主義的誕生，從根本上消除了哲學的神秘性質，那么，作為“凌駕于一切科學之上的哲學”便失去了存在的條件，因而以往的哲學終結了。但是，在以往哲學中存在的辯證思維方式，被保留下并融合到新的哲學形態中。

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說：“這種歷史觀結束了歷史領域內的哲學，正如辯證的自然觀使一切自然哲學都成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樣。現在無論在哪一個領域，都不再要從頭腦中想出聯系，而要從事實中發現聯系了。這樣，對于已經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被驅逐出去的哲學來說，要是還留下什么的話，那就只留下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關于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即邏輯和辯證法。”[2]257恩格斯認為，唯物主義歷史觀是從現實出發，而不再從頭腦出發，在事實中發現事物之間的聯系，而不是在頭腦中構造事物的聯系。這樣一來，不僅自然領域中導致了“自然哲學”的終結，同樣，歷史領域中也必然導致“歷史哲學”的終結。在這兩個領域中，舊的哲學被驅逐出去了。但是，以往的哲學在思維領域中被保留下來，其主要的內容就是研究思維規律的學說，邏輯學和辯證法。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又說：“自然研究家由于靠舊形而上學的殘渣還能過日子，就使得哲學尚能茍延殘喘。只有當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本身接受了辯證法的時候，一切哲學的廢物――除了純粹的關于思維的理論以外――才會成為多余的東西，在實證科學中消失掉。”[2]308-309恩格斯在這里所說的“尚能茍延殘喘”的哲學，是“一切哲學的廢物”，是和辯證思維方式相對立的舊形而上學。一旦辯證的思維方式得以確立，以往的那種固守形而上學的哲學思維必然在實證科學中消失，而辯證的思維不屬于“哲學的廢物”。所以，辯證法不僅不會消失，反而會被保留下來。

恩格斯以上的論述表明，雖然以往的哲學終結了并被新的哲學所取代，但是，以往的哲學并不是一無是處，其中存在著合理的內容，這就是辯證法思想。這些思想被保留下來。可見，“哲學的終結”并不是哲學的中斷，也不是哲學的終止，更不是哲學的消失。“哲學的終結”是一個揚棄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被克服的是已經被人類實踐證明是荒謬的東西，而被保留下的恰恰是被人類實踐證明是合理的東西。當然，對于被保留下來的東西，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原封不動地照搬，而是通過吸收借鑒和改造，轉化為新的哲學內容。

不可否認，恩格斯的確這樣說過，“現代唯物主義，否定的否定，不是單純地恢復舊唯物主義，而是把兩千年來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的全部思想內容以及這兩千年的歷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內容加到舊唯物主義的永久性基礎上。這已經根本不再是哲學，而只是世界觀，它不應當在某種特殊的科學的科學中，而應當在各種現實的科學中得到證實和表現出來。”[3]481在恩格斯看來，經過批判改造以往全部思想內容之后的現代唯物主義，“不再是哲學，而只是世界觀”。這里所說的“不再是哲學”，意味著不再是以往的舊哲學。“而只是世界觀”，說明現代唯物主義屬于世界觀的哲學，是不同于以往的哲學的新的哲學形態。因此，恩格斯所說的被保留下來的辯證法，是經過改造之后的現代唯物主義的哲學內容。我們只能在哲學的意義上，而不能在實證科學的意義上理解辯證法。

恩格斯多次強調實證科學必須和理論思維相結合，也說明“哲學的終結”并不意味著哲學的消失。在恩格斯看來，自然科學不能離開辯證思維，否則，自然科學就會陷入困境。“沒有理論思維，的確無法使自然界中的兩件事實聯系起來”。[2]300在歷史上，自然科學曾經走向神秘主義，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蔑視理論思維，蔑視辯證法。這就表明，自然科學的進展，不僅不會“拒斥”哲學，反而需要哲學的“呵護”，實證科學一旦離開了辯證思維，它必然要受到哲學的懲罰。一方面，恩格斯主張，自然科學的進步推進了哲學的發展，甚至自然科學的發展改變了哲學的形式，甚至改變了哲學的內容。比如，從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到辯證思維方式的轉換，就是自然科學進步的產物。這種轉換“可以僅僅由于自然科學發現本身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實現，這些發現不會甘于再被束縛在舊的形而上學的普羅克拉斯提斯的床上。”這無疑說明自然科學的進步對哲學發展的意義。另一方面，恩格斯進一步強調，自然科學發展對辯證思維的推動作用，“這是一個曠日持久的、步履艱難的過程，在這一行程中要克服大量額外的阻礙。……如果理論自然研究家愿意在辯證哲學的歷史存在的形態上來較仔細地研究這一哲學，那么上述過程可以大大縮短。”[2]286在恩格斯看來，自然科學對哲學的推動作用是一個自發的過程，而這個自發的過程如果一旦轉化為自覺的過程，就會加快哲學的發展過程。不僅如此，恩格斯還高度重視哲學對于自然科學進步的積極作用，科學家一經自覺地掌握辯證思維方法，必將極大地促進自然科學的發展，進而表明，“自然科學便走上理論領域，而在這里經驗的方法不中用了，在這里只有理論思維才管用。”因此，“對于現今的自然科學來說，辯證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因為只有辯證法才為自然界中出現的發展過程，為各種普遍的聯系，為從一個研究領域向另一個研究領域過渡，提供了模式，從而提供了說明方法。”[2]284可見，辯證的思維方法對于自然科學的進步，不是可有可無，而是不可或缺的。

以上論述足以說明，“哲學的終結”不是對舊哲學的簡單拒斥，也不是對舊哲學的全盤否定，而是既克服、又保留的過程。恩格斯所說的“哲學的終結”，并不是“哲學的消失”，而是哲學形態的變化。盡管自然科學的發展在哲學形態轉變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自然科學的進步并沒有、也不可能代替哲學，更沒有、也不可能取消哲學，只是改變了哲學的形態。正如伽達默爾所言：“科學沒有試圖阻止哲學以改變了的方式存在下去。”[5]128

三、歷史唯物主義不是實證科學，而是新形態的哲學

馬克思的現代唯物主義或歷史唯物主義是“哲學的終結”的產物。那么，我們應當如何把握現代唯物主義的性質呢？它究竟是屬于實證科學，還是屬于哲學？對此，陳文給出了明確的答案：“現代唯物主義已經不是哲學。既然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世界觀、歷史觀就是實證科學和歷史科學，就是現代唯物主義的新成果和重要組成部分，那么它就不可能再是哲學了。”[1]27陳文的這種觀點反映了理論界存在的一種傾向，即把馬克思的現代唯物主義或歷史唯物主義實證化的傾向。這種觀點持有者的一個基本依據，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用哲學，而是用“世界觀”或“歷史科學”等概念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我們認為，停留在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文字的表層，不能作為判斷馬克思的現代唯物主義或歷史唯物主義性質的依據。

不可否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許多場合下，都是用“世界觀”或“新世界觀”、“新唯物主義”、“實踐的唯物主義”、“現代唯物主義”、“唯物主義歷史觀”、“唯物史觀”、“歷史唯物主義”，甚至用“歷史科學”或“真正的實證科學”等概念來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這種情況說明，馬克思恩格斯要和以往的哲學劃清界限，以表達他們的哲學和舊哲學的本質區別。這種情況還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實證主義的影響。問題在于，我們判斷歷史唯物主義的性質，絕不能停留在文字的表層，必須到達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思想深處。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回歸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歷史條件，回歸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語境，回歸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實踐意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處在實證科學占據統治地位的時期，他們不可能完全擺脫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一方面，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大量地使用了“科學”這一概念，如“關于人的科學”、“關于人的自然科學”、“真正的實證科學”、“歷史科學”等等。雖然他們研究的內容并不屬于實證科學，但他們卻用“科學”或“實證科學”的概念來表達他們的哲學思想。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在語言表達方式上，也存在著科學主義的烙印。盡管馬克思研究的是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但他卻說“人類社會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恩格斯在闡述馬克思的“兩大發現”時，也把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和自然科學的發展進行對比：“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3]776此外，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他們對自然科學的進步給予了高度的關注。馬克思的貢獻不只是在社會領域，即使在數學領域他都有獨到的發現。每當馬克思看到自然科學的成就對工業發展、對社會進步所產生的推動作用時，他都表現出非同尋常的喜悅。恩格斯不僅關心自然科學的進步，而且熟悉自然科學的內容。他專注于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的研究，撰寫了《自然辯證法》等著作，在自然科學的哲學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可見，科學主義思潮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我們不能就此把他們歸屬為實證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