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利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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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的利弊范文

 

從春秋戰國時期起，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已現雛形，其以“仁”、“禮”為核心思想，倡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人行事以君子的標準為榜樣，“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而其中的“道”，大有深意，“以講求人際關系技巧以和諧為目標”，“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在儒家思想中浸了千百年的中國社會，無論是人情交際還是商業往來，行事作風依然保留著儒家思想的風骨。 如今，市場經濟下中國經濟社會，競爭激烈，商業貿易迅速發展，儒家思想中的經濟思想又能為市場經濟日新月異的發展帶來多大的影響呢?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一、 儒家思想對我國市場經濟的積極影響

 

(一)鼓勵和保護公平競爭，促進競爭模式的良序化

 

我國現在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流動性大，特別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度和廣度進一步拓展，競爭的強度可想而知。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市場還是我國，不正當競爭層出不窮，壟斷的趨勢也逐漸明顯，這無疑對良好的市場秩序造成了沖擊。事實上，從古至今，不正當競爭隨處可見，完全杜絕是一件可能性近乎為零的事情，而我們應當做的是堅決反對，及時遏制，更重要的是對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加以有力引導。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儒家經典中這句話很好地概括了商家面對商業利益時要如何抉擇。不得不說，改革開放為我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但不可否認一些外來價值觀的涌入也對人們的道德觀產生了沖擊，面對金錢，商人向來是精明的，面對競爭，商人也有各種各樣的招式，其中不免有些就違背了公平競爭的原則，對良好的市場秩序造成了破壞。儒家經典中所強調的“道”，就是在引導市場經濟的參與者有序參與，公平競爭，在良性的競爭模式下尋求發展，才是一個企業的生存之道，社會經濟秩序才能得以維持，市場經濟才能長久不衰地發展壯大。

 

(二)緩和競爭矛盾，促進商業市場和諧化，完善市場經濟秩序

 

在儒家經濟思想的影響下，我國市場經濟中講求人際關系技巧以及以和諧為目標的合作。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競爭激烈下劍拔弩張的人際關系，促進了商業合作的信任度，商業交易達成的同時人脈資源也得以擴充，不可不謂之雙贏。競爭矛盾的緩和，也為不正當競爭的存在減小了生存空間，整個商業市場向著和諧的目標前進，秩序運轉良好，市場經濟的參與者才能真正從市場經濟中分一杯羹。相反，人與人之不信任，貿易往來中多欺詐多混淆多脅迫，交易是否能達成尚且不說，整個交易秩序都被打破，長此以往，秩序形同虛設，反倒憑借武力一類能獨占市場鰲頭，整個國家經濟豈不是要亂套?儒家經濟思想中注重交易中“信用”和“義利”，對整個商業市場的有序化和諧化是有極大的促進作用的，同時，規范了市場經濟參與者的貿易行為，自身的信用，相互間的信任，都為市場經濟秩序的完善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儒家思想對我國市場經濟的消極影響

 

(一)減弱競爭意識，市場活力不足

 

中國人奉行人際關系優先主義策略，愿意把機會留給親人或朋友。不得不說，這實在太常見，人人礙于情面，高風亮節，把機會拱手讓人。長此以往，必然會造成整個市場競爭力下降，活力不足。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人們更傾向于選擇人情，放棄競爭，這種觀念根深蒂固，并非一言兩語就能化解。市場參與者的競爭意識不足，也算是我國市場經濟的一個弱點。

 

(二)傳統家庭模式掣肘，產業化創新化進程緩慢

 

儒家經典中強調家庭式社會的基本單位，我國農業中實行恰恰例證了這一點。舉農業一產業來說，家庭模式的生產制度，人與人之間信任度高，團結度強，生產熱情高漲，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現代農業的發展應當是現代化，機械化，不僅僅是春種秋收，更要尋求與商業化國際化接軌的路徑，而傳統的家庭模式過于簡單，沒有專業的商業管理技巧，也缺少創新意識和競爭意識，滿足于小富即安，不適應現代化進程。放眼商業市場，特別是我國南方的一些輕工業加工業的企業，管理模式也多為家族式，企業起步時，活力充沛，資金充足，運行一段時間后發現，以家庭為單位的管理與發展模式，嚴重滯后了創新進程，競爭意識不足，競爭力也亟待提升，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就變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陷入瓶頸，企業規模如何擴大也僅僅是一個空殼而已。

 

(三)家庭變成家族聯合，壟斷態勢明顯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并不適合家庭為單位的傳統模式，特別是一旦家族聯手，在這樣一個人情社會，壟斷是不可避免的了，那些小微企業更沒有生存的空間，整個市場秩序，生產秩序被壟斷、被打破，何談良好發展呢?

 

儒家思想從漢代“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其影響之深已經刻入我們社會生活的每一分每一寸，對我們的行為處事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其中，儒家經濟思想作為儒家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我國現代化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演變也有不可磨滅的作用，積極也好，消極也罷，任何一種思想理論，都沒有全盤接受的道理，要根據現時現地的實際情況，“古為今用，批判繼承”才是我們對待傳統的儒家經濟思想所應該有的態度。對于那些在長期經濟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優秀價值原則，可以轉化為時代精神來繼承，指導市場經濟有序、穩定、和諧的發展;而對于傳統思想文化中的糟粕，必須否定和拋棄。只有這樣，儒家思想才會真正服務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我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逐步得以完善、發展。

第2篇：儒家思想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中庸；時中；禮制

儒家思想，是先秦諸子百家學說之一。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后來以此為基礎逐漸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體系，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影響深遠。孔子的思想中有三個內容最為重要，即“禮制”思想、“仁愛”思想和“中庸”思想。盡管孔子大力倡導“仁”，但在以后影響大的卻是“禮制”和“中庸。”“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方法論。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以“中庸”為最高的道德，可見孔子對“中庸”的重視以及“中庸”在他思想體系中的位置。據《論語?子路》篇載，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涓乎？狂者進取，涓者有所不為也。”“中行”，即以中庸而行之意，孔子將人的品德分成了中、狂、涓三類，中即中庸，是最高的理想。狂者偏激、過分，涓者保守、不足，均不為中，但二者的折衷即不狂不涓則正是中。這不僅是孔子自身處事之準則，也是他評價他人的根本標準。

《禮記?中庸》對“中庸”之德進行了多方面的闡發。它以“時中”、“用中”來解說中庸，時中即隨時入中，依條件的不同隨時選取適當的標準，用中即不陷于某一極端，隨情況的不同而采取恰當的方法。

“中庸之道”歷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是儒家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平平常常走正道不走邪路，聽起來雖然不錯，但它在理論上偏離了辯證法的宗旨，在實踐中既有積極意義也有消極意義。

第一，在理論層面上，“中庸”思想雖然包含一些辯證法因素，但并非真正的辯證法。據《論語?子路》篇載，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涓乎？狂者進取，涓者有所不為也。”“中行”，即以中庸而行之意，是最高的理想，狂者偏激、過分，涓者保守、不足，均不為中，但二者的折衷即不狂不涓則正是中。“中庸”思想主張為人處事要恰當、適度，具有一定辯證法的合理因素。

但是，“中庸”思想并非真正的辯證法。首先，辯證法認為，世界上沒有不變的事物，“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一切皆變，一切皆流，無物常住，任何事物都有被否定的時候，沒有絕對的事物及絕對的真理。但是儒家把“中庸之道”看作天下之正道，天下之定理。《禮記?中庸》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在這里，“中庸”觀念已經從方法論上升為本體論，成為永恒的教條，這就與辯證法的精神相違背了。

其次，“中庸”思想表面上是神圣的教條，實質上是空洞的抽象。適當、適中是相對于既定的標準而言的，如果沒有既定的標準，也就沒有“中庸”。如果是面對未知的事物，沒有了標準，哪里來的中庸？一件事情我們不知道該怎么做，一種知識我們不具備，怎么能夠知道什么是中庸？實際上，人類的知識都是在探索中發展起來的，在探索中人們知道了該怎樣組織社會，該怎樣處理人際關系，在探索中獲得自然科W的知識，在跌跌撞撞的摸索過程中，人們不免犯各種各樣的錯誤，有時過有時不及，有時甚至錯得離譜，正是在無數的錯誤中，人們才總結出經驗來，知道什么是偏激，什么是極端，什么是中庸。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把中庸作為一種標準和方法，豈不是取消了探索的可能性？牛頓說光的本質是粒子，惠更斯說光的本質是波，后來人們發現光的本質是波粒二象性，牛頓與惠更斯都不“中庸”，然而如果沒有他們的偏激，怎么會有科學的進步與發展？

以“中庸”為原則實際上等于沒有原則。“中庸”本身并不是一個可以獨存的立場，它的立場要根據其它的立場來定，它要寄生于其它立場之上。在某種情況下，它能夠混淆黑白、不問是非。因為，在善與惡之間，在真理與謬誤之間玩弄中庸，其結果只能倒向滑頭主義。當然，孔子反對不講原則，處處討好的滑頭主義，他說：“鄉愿，德之賊也。”（《論語?陽貨》）“鄉愿”就是滑頭主義的老好人。《禮記?中庸》引孔子的話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而時中。”“時中”就是與時俱遷，根據具體情況權衡利弊選擇用中，不拘泥于僵死的教條規范。孔子提出“權”，即通達權變的思想，強調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就是說“中庸”是靈活多變的，沒有一成不變的標準。但這樣一來，“中庸”就沒有了客觀的標準。一個人規規矩矩，按常規做事，四平八穩，沒有出錯，那么，他是具有“中庸”這一“至德”的君子呢還是滑頭主義的“鄉愿”小人？一個人做事不合常規，他是不符合“中庸”的小人呢還是“時中”的君子？在這個意義上，“中庸”已經滑為了詭辯論，這與辯證法的精神相去甚遠。

最后，“中庸”這種道德是以不“中庸”即不道德為前提的。孔子說：“叩其兩端而竭焉”，有了兩端才可能有“中庸”。兩端或者是過，或者是不及，都是偏激的。“中庸”和偏激是矛盾的雙方，沒有偏激就沒有“中庸”，沒有“中庸”也就沒有偏激。一種道德，必須以他人的不道德作為前提，必須別人做小人，自己才能成君子，這只能是一種偽道德。

第二，在實踐層面上，“中庸之道”是為維護“禮制”秩序服務的，既有積極的作用，又有消極的作用。

首先，“中庸”思想對于緩和人際關系的緊張，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社會秩序，有很大的積極意義。當統治者的行為過于殘暴，生活過于奢侈，對百姓的剝削過于嚴重，對于下層的壓制過于苛刻，“中庸之道”就會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其次，“中庸之道”為統治者的行為提供合理性論證。“庸”字的平常義，在儒家看來就是“禮制”秩序，是君臣父子的綱常倫理，也就是宋儒所說的“天理”。“中庸”也就是恪守“禮教”秩序，做遵守“禮教”秩序的人，走“禮教”規定的道路，干“禮教”所許可的事情，保持對“禮教”的虔誠恭敬之心。只有“禮教”才是“天理”，是那個不易的“常”。在這層意義上，“中庸之道”就是“禮教”之道，“天理”之道。統治者掌握著話語權，什么是“中庸”、“中庸”的標準都由他們說了算。是非對錯隨時而定，因人而異，“中庸”成為他們的主觀隨意性甚至是詭辯，成為為他們的行為合理性做論證的工具。

最后，“中庸之道”遏制了人們的創新，從而為穩定社會秩序服務。創新總是或多或少地使社會發生一些變化，給統治者的統治帶來挑戰。為了維護統治，必須扼殺創新思想和創新行為。行為上的“中庸”使人小心翼翼地約束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不要出格。思想上的“中庸”使人們認同統治者的觀點而沒有異議。

在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今天，我們的國家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覺”的問題。我們要建設“和諧社會”也必須有個對自身“文化”上的自覺。什么是“文化自覺”？先生說：“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們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古’，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為此，有必要回顧我們民族歷史文化，立足當代又要繼承傳統的優秀文化。適應我們國家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必須有一個文化自覺的要求。

參考文獻：

[1]《中國哲人的大思路》馬中著 陜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8月第一版

[2]《〈知識、信仰與超越〉――儒家禮法思想解讀》 任強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出版

第3篇：儒家思想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傳統文化 民族傳統體育 影響

中圖分類號：G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643（2013）04-0098-03

前言

民族傳統體育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瑰寶之一，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起源、生存、繁榮和發展一脈相承，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傳統文化融匯于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文明的發展歷程之中，是中華兒女在日常生產生活實踐中經驗的沉淀和整個民族智慧與創造力的積累。深入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對民族傳統體育發展的影響，對于如何在現階段與未來弘揚和發展民族傳統體育、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方面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1 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是各個民族長期生產生活過程中形成的行為規范、共同信仰和民族精神，是對各自社會、政治、經濟、歷史、生產生活等方面的科學概括，同時在年代的遞增上又保持著鮮明的繼承性和民族性。民族傳統文化只是一種維系民族共同體延續與發展的工具，它既是民族內部的生存方式，又是對外區分不同民族的標識，它的物質與制度文化追求適用與理性，易于接受外來文化，與此同時精神文化的對外標識性作用明顯，成為對抗外來強勢文化的工具，并被不斷再造。

2 民族傳統體育

民族傳統體育是長期流傳在各民族民間的以強身健體和休閑娛樂為目的的各種競技與游戲活動，又是以漢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為主體，融合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而形成的一種社會文化形態，是各民族傳統養生、健身和娛樂等體育活動的總稱。

民族傳統體育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與古代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民族傳統體育存在于一定的背景之下，當前社會的勞動生產、軍事戰爭、風俗習慣、等都深刻影響著傳統體育。民族傳統體育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傳統性、娛樂性和健身性。它不僅體現著我國傳統民族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增添了體育文化的多樣性，同時在體育活動中繼承與發揚了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成為了世界文化寶庫的寶貴資源，在現代社會人類健康、和諧發展的問題上起到重要作用。我國眾多民族不同的生活環境、生活習俗，以及從古至今的社會形態的歷史演變使得傳統民族體育文化的發展豐富多彩，體育項目種類繁多，運動形式千變萬化。我國民族傳統體育不僅具有棲身于社會生活中的體育活動相關賽事程序、器材制作、比賽規則的運動形式，同時汲取歷史文化、、民風民俗的文化營養，成為體現人類生活方式、行為特征、運動規律的一種文化形態。

民族傳統體育是在人們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提煉發展起來的，它具有一定的健身、表演、經濟和教育功能。民族傳統體育既是身體鍛煉的手段，又是娛樂身心的有效途徑。這些體育項目使人體通過感官、感觸，以及全身各肢體、各部位的運動，起到娛樂身心的作用，達到強健體魄的目的，使人們在生活工作之余，體力得到鍛煉，精神得以調節。每逢節日，人們喜著節日盛裝，踏著音樂，跟著節奏，踩高蹺、扭秧歌、跳竹竿舞，這些都是民族傳統體育的娛樂性得以充分展示。把民族體育項目融入生產勞動、歡度佳節、喜慶豐收之中，不僅能夠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推動了和諧社會的進步，提高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隨著我國旅游業的發展，現在具有民族特色的體育活動越來越受到社會與人們的關注，在傳統儒家思想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中，體育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可見傳統體育文化在我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我國傳統民族體育在自身發展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現代教育中體育已成為教書育人的一門必修課，武術、八段錦等進入學校體育教材，很多高校也增加了武術、摔跤、圍棋等體育項目的教學。

3 傳統文化性格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影響

3.1 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性和傳承性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影響

民族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核心性質，它體現著作為一個整體的凝聚力，區別于其他文化的鮮明特性。小到一種國家的語言、服飾、風俗，大到一個國家的政治、體系、經濟，無不體現了其文化的民族性。傳承性是一個國家從時間的先后上文化的一種繼承與傳遞。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性與傳統性深刻影響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例如漢族的秧歌，最初起源于漢民族古代耕地、插秧的勞動生活，也是與人民的祭祀活動相關的一種舞蹈形式；蒙古族的摔跤運動體現了蒙古族人民豪邁好斗的民族性。

3.2 中國傳統文化的地域性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影響

中國地大物博，地理環境錯綜復雜，這就造就了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強的地域性。中國不同的地域自然條件決定了不同的中國傳統文化。地域環境的不同導致了風俗習慣的差異，因此必然也會引起不同地域文化的差異。同時由于不同的氣候條件與地理環境，造就了不同的民族體育文化。北方氣候冬季漫長寒冷干燥，疆土遼闊，人跡稀少，在歷史上保持了比較剽悍、勇猛的民風。因此騎馬、射箭、摔跤成為北方地區的愛好與生活之一。南方由于雨水充足，河流眾多，少數民族多以村寨或部落為單位，因此民傳統體育以集體活動為主，活動的內容多表現出生活的情趣，活動的項目有“搶花炮”、“賽龍舟”、“舞獅”等。這些實例都很好的說明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地域性對我國民族傳統體育之一的深刻影響。

3.3 中國傳統文化的多樣性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性、傳承性和地域性決定了它的多樣性。中國傳統文化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五十六個民族都有著自己的傳統文化。它同時影響著我國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與變化。例如舞龍、舞獅、秧歌、斗牛、龍舟、賽馬、毽球、高蹺等這些民族傳統體育的不同技術特征，風格迥異的運動形式又給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填上了濃濃的一筆。此外，植根于幾千年華夏文明的傳統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文化思想、組成形式更是豐富多樣。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不斷碰撞，相互滲透，相互融合，更加增添了我國傳統文化的多樣性。

4 中國傳統文化內涵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影響

民族傳統體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與我國各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風俗習慣、息息相關，融為一體，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精神文化結晶，在各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為中華民族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已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寶貴遺產。民族傳統體育之所以經久不衰，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由于它是從中國傳統文化這個共同體中衍生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巨大的社會價值。

4.1 中國傳統文化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影響與指引作用

民族傳統體育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深受了社會各個領域文化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天人合一”思想、陰陽五行學說等在詮釋其內在的獨特的文化價值的同時，也深刻影響著民族傳統體育。

4.1.1 “天人合一”思想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影響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個基本觀點。它生動地揭示了包括人在內的宇宙的辯證統一性和協調性，表現了淡漠宗教的人文精神和超越現實的理性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它闡明人的自然本質，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人要尊重自然，不要試圖改變自然的本性；就現代社會而言，“天人合一”就是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它承認人與人之同的對立統一關系，同時強調用和諧的方法化解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中國傳統體育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引下，注重以整體的概念描述人體的運動過程，追求身與心，神與形，機體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受這種整體概念的影響，中國傳統體育主張通過與自然界相適應的運動鍛煉來由表及里，以內達外，自有形的身體運動來達到無形的精神境界，從而達到身心并修，內外結合的目的。尤其在中國武術、氣功等養生健身類運動中尤為突出。

4.1.2 陰陽五行學說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影響

陰陽學說認為物質世界是在陰陽二氣作用下產生、發展、變化的。世間一切事物都有陰陽兩方面，所謂陰陽就是代表著事物相互對立又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世界是物質的整體，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括陰和陽兩個方面，而對立的陰與陽之間又是相互對立、相互消長、相互轉化、相互統一的整體。五行學說認為，宇宙間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的運動變化所構成，這五種物質之間存在著既相互滋生又相互制約的關系，以此維持著一種動態平衡關系。相生相克理論也是五行學說的重要思想內容。所謂相生即相互促進，相互滋生；所謂相克即相互抑制。五行相生的順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的順序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形意拳是中華武術遺產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與太極、八卦、少林拳并稱為中華武術的四大名拳。形意拳正是結合體現了我國傳統文化中的陰陽五行學說。在形意拳中認為，人體的上部為陽，下部為陰，外部為陽，內部為陰，左為陽，右為陰，形為陽，神為陰，陽濟陰，陰補陽。其中提現了陰陽互補，相生相克的原理。五行拳將金、木、水、火、土，取意為劈、崩、鉆、炮、橫五拳，同五行相生相克一樣，劈拳變鉆拳，鉆拳變崩拳，崩拳變炮拳，炮拳變橫拳，橫拳變劈拳；劈拳克崩拳，崩拳克橫拳，橫拳克鉆拳，鉆拳克炮拳，炮拳克劈拳；根據五行學說，萬物土中生，土是萬物的根本，因此，橫拳被視為五拳之母，并將橫拳稱為母拳。

4.1.3 儒家思想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影響

儒家思想在幾千年的文明中根深蒂固，談到儒家思想，就不得不談到“仁和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說的就是儒家的“仁和禮”。儒家思想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也深刻的影響著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民族傳統體育中強調的“禮為上”，例如師徒相見徒弟要行見師禮，上臺表演要行抱拳禮等，都有力的說明了這一點。中國傳統體育在其發生發展過程中很大一段時間里的首要任務不是傾向于獲得比賽勝利，而是考慮在競賽中遵循比賽規則，符合道德規范，在這種注重道德價值取向的思想下，逐漸演化成削弱競技意識，更多傾向于追求娛樂性、表演性、禮儀性的體育活動。

4.2 中國傳統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

任何事物都是有兩面性的，中國傳統文化在影響指導民族傳統體育的同時也從一定意義上阻礙了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

4.2.1 等級分明對民族傳統體育的阻礙

儒家思想雖然使民族傳統體育在形式上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風范，但同時也給民族傳統體育帶了等級分明。等級分明的制度是在中國歷史上長期累積遺留的思想制度，這就使很多體育活動從比賽的制定、器械的使用、出場的先后等因素上存在了不公平性。古代皇帝與隨從等一起狩獵時，射出第一箭的須是皇帝，然后其他人才可一一出動。宋代的馬球，只要有皇帝參加，進第一個球的人必須是皇帝。這樣就充分阻礙了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

4.2.2 傳統封建思想對民族傳統體育的負面阻礙

老子“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弊則新，少則多，多則感”的辯證法思想，雖然在哲學上有其合理性的方面，但同時也起到了鼓吹消極退讓、否定進步的負面作用。這些思想體現在民族傳統體育上就是不思進取，茍且求安的懦弱思想。

5 結語

第4篇：儒家思想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 韓國婚俗 儒家文化 思想觀念

作為單一民族的國家,韓國的婚俗原本很簡單,影響婚俗變化的最大因素是中國儒學的傳入并成為國家統治思想。韓國在中國“六禮”的大框架之內對其內容進行了本土化的改善和使用。近代以來,由于受到日本和西方文化的影響,韓國傳統婚俗又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新的因素。

一、韓國婚俗文化的演變過程

1.初期簡單婚俗文化

高麗時期的史籍有這樣的記載:“婚夕,宗族來會者,只擎一盤,行三杯而止耳。”也就是說,高句麗人辦喜事時,新郎和新娘兩家的親戚聚在一起,擺上簡單的酒菜,共同餐飲,如此而已。當時的婚娶方式也有獨特之處:一是不收彩禮。高句麗人恥于收彩禮,認為收了彩禮如同賣了女兒,臉上無光。所以,結婚時男家只向女家送酒送肉,不送彩禮。二是“入贅婚”,韓語叫“男歸女第”。新郎先“嫁”到新娘家,在新娘家過上三年兩載以后,再把妻子兒女領到新郎家里過日子。這種婚俗雖簡單卻也體現出男女平等的觀念,這是由于高麗王朝將佛教定為國教,而佛教則主張眾生平等,在當時的社會得到極大的普及。

2.李朝時期繁瑣婚俗文化

公元1392年,韓國建立了朝鮮王朝,又稱李朝。李朝時期中國儒學思想在韓國得到空前普及,也極大地影響和改變了韓國的傳統婚俗。改革后的傳統韓國婚禮,禮數一般包括10項:①婚談②納采③納幣④醮子禮⑤奠雁禮⑥交拜禮⑦合巹禮⑧新婚之夜()9.于歸新行10.幣帛禮。但受到由來已久的“男歸女第”傳統的影響,使得婚禮制度中仍然保留了一些自己的特色。一種是“半親迎”,先是新郎在新娘家舉行婚禮,并留宿新娘家。第二天接新娘到新郎的家,拜見公婆。另一種叫做“三日于歸”,即新郎在新娘家留宿三天之后,再把新娘迎到新郎家中。

3.兼顧傳統的新式婚禮文化

李朝的統治崩潰后,到19世紀,日本將朝鮮變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引入了西方民主風潮,儒家思想與西方文明發生了激烈沖突。在社會變革浪潮的沖擊下,婚姻習俗也必然發生變革,韓國進入了新式婚禮時代。現代婚禮一般在新郎家鄉舉行,比較正宗的就在教堂舉行,參照西方式的婚禮。接著還有一套韓國式的禮儀,要穿上傳統的韓國民族服裝,給婆家親戚長輩行大禮。喜宴結束后,新人去新婚旅行,回來后再進行祭拜夫家祖先的儀式。第二天再去新娘家。現代韓國婚禮幾乎都得經過這套程序。

二、婚禮形式的變化

一是婚禮形式的繁簡變化。就形式上來說,韓國婚禮習俗經歷了由簡到繁又由繁到簡的過程。從最初古代韓國的簡單婚禮形式到李朝時期遵循繁瑣禮節的結婚形式,再到現代簡約西式婚禮與傳統婚禮結合的模式,,體現了韓國古代傳統與現代文明相互交融的特征。

二是“嫁妝”、“聘禮”的增加。古代高句麗人辦喜事恥于收彩禮,認為收彩禮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但與此同時,新郎要先“嫁”到新娘家,在新娘家過上三年兩載以后才能帶著妻子兒女回到新郎家中。而在近代,韓國人嫁女兒時,被褥是必備的陪嫁,而且被子的被面還必須是手工繡制的。50年前,韓國的新娘一旦嫁入婆家,就幾乎再也沒有機會回娘家了。所以,娘家人送東西也總是多多益善,主要是希望婆家對自己的女兒好一點。有的父母還希望通過嫁妝,證明自己家的社會地位或經濟實力。近年來,家庭影院和等離子電視代替了被褥,成為應有之物。從傳統意義上來講,嫁妝就是新娘的家人送給新郎父母的見面禮。男方負責購置新房的傳統依然沒有太大變化。由于韓國房價高昂,男方如今在要求女方陪嫁方面,話語權反而比以前更大。

三、思想觀念的轉變

一是婚姻目的側重點的轉移。在古代的韓國,婚姻是家庭的前提和基礎。受中國古代傳統思想的影響韓國人同樣認為:“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所錯(措)”。這種觀念反應了古代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的習俗,婚姻主要被作為可以祭祀祖先、延續后代的手段。而現代人的觀念顯然有很大的轉變,結婚的原因不再只是傳宗接代那么簡單了。而傳宗接代也只是愛情的結晶,并不再是僅僅為了延續香火,保持家族旺盛。這也是精神文化發展的體現。

二是由父母包辦到自由戀愛。古代韓國人結婚也必須遵從父母之命,一男一女沒有父母之命而自由結合,是家庭和社會都不允許的。這樣的原則對現在的男女青年也仍有影響,但是總體來說現在的社會更傾向于自由戀愛。現代男女都是自由戀愛,不少青年男女結婚以個人感受為準繩,強調“只要我們幸福就可以”。

三是同居思想的轉變。韓國在進入產業化社會以后,婚姻的性質和意義都發生了質的變化。在很多人的觀念意識當中,婚姻的意義與其說是在制度上的,是兩個家庭的聯姻,不如說是由當事人商議實現的對個人幸福和發展的追求。從前,“男女授受不親”的思想束縛著人們,而如今婚前同居現象屢見不鮮。調查顯示,大部分的韓國大學生對此表示贊同,認為這有利于雙方的思想的磨合,為婚后生活打基礎。當然也有一些學生表示強烈反對。與其利弊,現在也無法很好衡量,只能說利弊參半。

總之,從韓國婚俗文化的演變中,我們看到在世界現代文化的潮流中,韓國的文化習俗能夠將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有機結合,巧妙地選擇、吸收、消化和融合,并保持著自身獨特的特點。

參考文獻:

[1]試論韓國婚俗的儒家文化特征,姚鷹,常熟理工學院學報2005年5月第3期

[2]古今韓國婚俗,郭軍寧,百科知識2006年9月

第5篇：儒家思想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客戶經濟，豫商文化，企業競爭力

客戶經濟的發展對企業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當代豫商應以濃厚的豫商文化為基礎，以客戶價值的實現為本重新構建其嶄新的豫商企業文化，以文化提升品牌，以文化提升品位，以文化提升形象，以文化提升素質，以文化決勝未來的市場競爭，以文化啟動豫商品牌經濟力，這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必然要求，也是新豫商企業持續發展中必須解決的重要課題。

一、客戶經濟時代下豫商文化動力分析

（一） 豫商文化為“新豫商”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思想文化基礎

河南有做生意的傳統，古代有“商圣”范蠡，近代有康百萬等，以豫商文化為核心的新豫商崛起的背后，就是悠久厚重的中原傳統商業文明在傳承。縱觀省內外優秀的新豫商無一不是對豫商文化精髓的現代轉現，新豫商企業家們既體現了豫商文化和時代精神的結合，也體現了現代西方的科學技術、企業管理技能和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統一。“吃苦耐勞、開拓進取、傳承有脈、行商無疆”的豫商精神已成為現代豫商文化的寶貴財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豫商企業如中國最大的肉制品加工企業——雙匯、全國最大的客車生產基地——宇通客車、全國最大的速凍食品企業——三全和思念。此外，很多優秀的河南人在外地打拼讓外界感受到豫商的力量，很多企業成為全國的知名品牌，金絲猴、恒大集團等都是豫商走出去的典型代表，傳承不息的豫商文化對他們的成長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豫商文化給豫商企業文化建帶來了重要的啟示

河南是中國商文化的發源地，追根溯源，豫商文化主流其實就是儒家文化，豫商企業家們把二者結合的“儒商文化”的核心充分運用到企業文化建設中去，有力地提升了企業的競爭力。“以仁為本”即是現代的“以人為本”，尊重人格，以客戶價值、員工價值、社會價值實現為本形成豫商企業文化的價值鏈。新飛、中孚等企業的崛起首要的原因就在于“做人”上。當今新豫商深刻明白企業文化對于一個企業競爭力的重大作用，而豫商企業的企業文化與豫商文化又有著密不可分的魚水關系，優秀的企業文化必將植要于傳統文化之中，豫商企業的進一步發展離不開深厚的豫商文化支撐，現代的豫商在傳承古代豫商優良傳統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草根成長，傳承有脈，信用為本，行商無疆”的新豫商文化精髓。

二、客戶經濟下豫商文化對豫商企業競爭力的影響

（一）客戶經濟下的豫商文化對企業競爭力的有利影響

1.艱苦創業、勇闖市場的豫商精神有利于增強企業經營能力

河南人性情厚道、大方、吃苦耐勞、敢于拼搏，正是靠此精神他們完成了原始的資本積累，操持著他們的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一步步打拼成今天令人刮目相看的企業家。比如安陽滑縣的周國允現在的北京河南商會副會長，1984年來到北京創業，在他率領下幾十個人的小建筑隊從干雜活、打零工一步步，逐步發展成為一家擁有7000多名職工、具有一級資質的勞務總承包企業。金星啤酒集團董事長張鐵山， 就是靠著這種豫商精神，一步一步成為一棵參天大樹，他敢作敢為，將22年前的一個村辦小啤酒廠，發展成為全國最好的啤酒生產企業，連續6年穩居中國啤酒四強。

2. 以人為本、服務客戶的豫商精神成為企業興旺之根本

以人為本是豫商文化傳統中最具特色之處，也是其取得成功的一個根本條件。豫商企業家們正是以人為中心去認識、處理問題，注重推己及人、推物及人，這些經營思想被他們靈活運用在商業活動中。特別是在今天這個客戶經濟時代，更是以客戶、員工、社會為本獲得商業活動的成功，而企業利潤的最大化卻成為它們的副產品。這是多少經驗已經證實了的真理，這點現代的新像商尤為重視。宇通人認為他們有今天就是因為他們一直堅持“以人為本，為客戶竭盡所能”的豫商文化理念。

3. 重義輕利、樂善好施的豫商精神有利于形成企業良好商譽

豫商們在縱橫商海時，深刻明白失信等于負重前行，守信相當于乘風破浪，只有堅持“真正做人，信譽為本”的信條，才能成功地創造奇跡。而當豫商獲得成功時又樂善好施，時刻不忘用愛心和實際行動關懷社會、回報社會，致力于“公益化的經營”，從而通過世俗的經商謀利來達到超越性的經世濟民的理想目的，借財富與金錢來實現自己人生的功名。這種“經世濟民”的商業理想，表現了豫商一種崇高的價值取向和超越于一般商人的精神境界，為中國歷代豫商所遵從，成為豫商的一種文化傳統。河南建業集團董事長胡葆森，他深受豫商文化的熏陶，自幼喜讀文史，功底深厚，贏得了“大商至誠”、“中原義商”的美譽。胡葆森始終認為，企業如同一個生命體，在其誕生、成長、壯大的過程中，要從社會汲取很多資源，企業發展后，回報社會，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企業才可以汲取更多資源，謀求更大的發展。

4. 把握商機、開拓進取促進企業成功發展

豫商勇于開拓市場， 善于發現商機。我們明白河南是一個農業大省，農產品產銷最很大，人口眾多，如何把這些不利因素轉化成企業發展的有利因素，這是新像商企業家們經常思考的問題。新豫商企業家緊緊抓住河南的農產品多，勞動力豐富的有利因素，處處留心，大力發展了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農產品深加工產業。在河南的食品企業中，漯河雙匯集團和鄭州的三全集團是新豫商的杰出代表。新豫商企業家們之所以能夠成功，就是因為他們都在發現商機、把握商機時先人一籌。

（二）客戶經濟下的豫商文化對企業競爭力的不利影響

1.自主創新意識不強、法律規范觀念淡薄不利于企業發展壯大

受儒家思想長期影響的豫商文化中，養成了豫商行事低調，不張揚，思想相對保守，缺乏創新精神。時任中國發明協會副會長、北京王碼電腦公司總裁的河南省南召縣王永民曾總結他在尋求合作方的三次失敗時認為主要原因是雙方不在一個思維平臺上。他認為豫商要想成功，首先要突破落后的觀念，再就是要大膽創新。

另外在日常企業經營中豫商企業家們過分強調道德的作用，往往排斥契約和法制約束，使人們對企業經營活動中存在的義務和權利往往羞于以法律和契約的形式確定下來，從而容易產生經濟利益糾紛。隨著市場交易的日益擴大化和復雜化，僅僅依靠豫商文化傳統這種倫理化的經營規范來協調企業經營活動，已經越來越不適應了，構建健全的契約和法制關系就成為當務之急。

2. 學習力不足、家族觀念較強不利于企業現代化管理

“草根成長”，這是豫商最明顯的特征。他們大多數是從小做起，一步一步不斷拓展積累起來的。在他們當中，雖然有少數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性人才，但創業起點也幾乎都是零，普遍缺乏關系、經驗和資金，大部分人完全是白手起家，從賣苦力推銷商品開始，在為別人打工的過程中積累經驗、尋找商機并開始創業，逐步做大做強，這就出現了后勁明顯不足的問題。學習力不足勢必帶來的思想觀念、應變能力不足，如此進而會抑制執行力、創新力，影響到企業整體發展水平。

再加上地處中原的豫商們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中關于重視家庭、基于血緣關系家庭或家族權力的傳遞、任人唯親和裙帶關系的觀念很自然地在企業創辦和發展過程中被引入企業中，形成了企業的家族性，并在企業運營過程中形成了由家族成員治理企業的家族治理模式。由于有此儒家文化的潛在影響，豫商企業家們在經營企業時不能放權，對企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有過分強烈的保護意識，害怕控制權旁落，害怕家族利益遭到損害和蒙受損失，導致企業現代化的管理無法開展，企業的成長因此也受到限制。

三、客戶經濟下豫商企業文化建設的策略

（一） 發掘文化內涵，樹立以客戶為中心的企業文化理念

企業文化是一種組織文化，作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企業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所以豫商企業家們要對豫商傳統文化進行科學辯證地分析，積極培育先進企業文化，不斷提升企業競爭“軟實力”。特別是在今天客戶經濟下，企業應該改變觀念， 堅持以客戶為中心，尊重和關愛客戶，發現客戶需求，提供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滿足客戶期待與夢想，也就是說在運營的每一個環節都要貫徹客戶價值理念，把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文化當作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環節來打造。豫商企業只有對原有的消極的商業理念進行變革，建立起符合以客戶為中心、以可預期的未來市場為導向，并適應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的企業文化才能保證企業戰略戰術得到有效的實施，在未來的建設中大有作為。

（二）培育現代企業家精神，打造豫商自主品牌文化

我們豫商現在從實力上來講，除了個別做得很大的企業外，豫商整體的實力還不夠強大。從品牌上來講，豫商創造了一些國內外著名的品牌，但是這樣的品牌實在太少，還沒有象浙商那樣的知名品牌群。而要去提升豫商的影響力就要靠企業家，企業家是企業發展的靈魂，企業家成長又深受生長的區域文化影響。由于河南省是傳統的農業大省，工業化進程起步較晚，因此很多企業經營管理者并不具備現代企業家素質。再加上重農輕商、趨政避商的傳統觀念使河南人缺乏一種創業的企業家精神，特別是現代企業家精神。要知道現代企業家精神就其最本質特征來說，它是顧客、員工、品牌三個忠誠度在企業第一人格代表身上的集中體現。豫商企業家們要想提高企業的整體素質和在市場中的競爭力，就要從企業核心理念上抓。可以從企業家主導人格，到企業戰略思路再到核心產品上抓核心理念。也可以從忠誠度生成上抓，抓客戶忠誠度、抓員工忠誠度、抓品牌忠誠度， 這三個忠誠度決定企業命運同時也是形成聲譽的基本途徑。二十一世紀是文化影響世界的世紀，這種文化的影響體現在商業上就是品牌的影響力，因此我們要加強企業家隊伍建設，打造豫商自主品牌文化，這對于當代豫商企業競爭力來說非常重要。

（三）加強學習，培育規模經營能力和創新能力

隨著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戰略，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實施中原崛起的措施，豫商面臨著一個空前發展的好機會。作為豫商企業家們在這樣的機遇面前，應不斷加強學習，迅速提升自己的綜合素質，抓準機遇，對所在的企業進行技術、制度和管理的創新。只有決策層具有了豐富知識，才能提高理論分析和決策能力。此外，除了自身學習外還應將自已的企業建設成學習型的企業，這不僅是企業創新的需要，也是企業提高盈利能力和產品競爭能力的手段。

參考文獻：

[1]朱國春.核心競爭力與企業文化[M].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2004.

[2]吳芳.儒家思想對當今企業經營管理的啟迪[J].蕪湖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7（2）.

[3]劉泓汐．豫商傳統對新豫商的影響[J].商場現代化，2010（7） ．

[4]安杰山. 豫商文化的形成及利弊探析[J].河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1（11）.

第6篇：儒家思想的利弊范文

在啟蒙運動中影響最大的法國啟蒙思想家有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等人。他們對現代中國有深遠的影響，同時，他們也以各種方式關注過古代中國。其中，對中國關注度最大的也許是伏爾泰。

在啟蒙思想家的積極倡導下，歐洲掀起了長達半個世紀的中國文化熱。伏爾泰就對孔子和儒家學說推崇備至，他將《論語》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視為每個人都應遵守的座右銘。受到伏爾泰的影響，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人權宣言》中也出現了這一格言。伏爾泰以元代雜劇《趙氏孤兒》故事為藍本，創作了《中國孤兒》的故事。1755年8月20日，《中國孤兒》在巴黎近郊的楓丹白露宮上演，獲得廣泛好評。《中國孤兒》的巨大成功使伏爾泰格外興奮，不僅因為這讓他贏得了新的榮譽，鞏固了已有名聲，更主要的是因為這出悲劇對伏爾泰來說，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它表達的是伏爾泰對他心目中的理想文明，即他對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華文明的想象。在伏爾泰看來，對《中國孤兒》的肯定，不僅僅是對他個人的肯定，還是對他心愛的中華文明的肯定，進而是對他的啟蒙理想的認同。

伏爾泰并未到過中國。他對中國的了解來自傳教士。傳教士將中國文化介紹到歐洲，法國作為文化中心，自然受益良多。1685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向中國派遣了六名傳教士，其中有李明（原名 Louis Le Comte）。李明在1688年到達中國，三年后離開中國返回法國，于1696年發表《中國近事報告》。這份報告對伏爾泰有深刻的影響。伏爾泰在他的《路易十四時代》《風俗論》《哲學辭典》《哲學通訊》及大量的信札和文學著作中多處提到中國。據統計，他論及中國的著作將近80種、信件200余封。從伏爾泰這個角度看，古代中國的思想對歐洲啟蒙運動產生過一定影響，這么說也許并不夸張。

盧梭對現代中國的影響則要比其他法國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大得多。他是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驅、杰出的民主政論家和浪漫主義文學流派的開創者、啟蒙運動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愛彌兒》《懺悔錄》《新愛洛漪絲》《植物學通信》等。

1878年，出使英法兩國的清廷特使郭嵩燾于四月初三在巴黎寫下的日記中稱盧梭為“樂蘇”。這是現存最早提及盧梭的中文文獻。《社會契約論》在明治時期被日本人中江兆民翻譯成日文《民約譯解》。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子讀到此書后深感震撼。1898年，上海同文書局出版了以中江兆民日譯本為底本的《社會契約論》第一個中譯本，名為《民約通義》。此書的出版宣告了盧梭學說在晚清傳播過程中譯本時期的開始，對救亡圖存的中國知識分子產生過巨大影響。1902年，文明書局、開明書局和作新社聯合出版發行由留學日本的楊廷棟從日文文本翻譯的《路索民約論》。

從1898至1911年，四部盧梭著作的漢譯本出版，除《社會契約論》有單行本外，《愛彌兒》《懺悔錄》和《論科學與藝術》均發表在雜志上。四部著作都是節譯本，但《社會契約論》翻譯的部分最多，已接近足本，民約論因而在晚清知識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黃興1899年在兩湖書院讀書時購到《民約通義》，“革命思想遂萌芽腦蒂中矣”。此一時期關于盧梭的專論也出現了。梁啟超編譯的《盧梭學案》刊載在1901年的《清議報》上。1904年的《教育世界》雜志又刊出了王國維的《法國教育大家盧梭傳》，而劉師培用民約論詮釋傳統典籍的《中國民約精義》也在這一年問世。

由于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在近代以來的中國影響巨大，該書的中文譯本之多，在西方社會科學著作中是罕見的。1918年馬君武根據法文原著與H. J. Tozer的英譯本翻譯的《足本盧騷民約論》（中華書局），1935年徐百齊、邱瑾璋譯述的《社約論》（編入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第二集），1944年衛惠林的《民約論》譯本（重慶作家書屋出版）。1949年后，何兆武將此書重新翻譯，1958年以《民約論》為書名由法律出版社出版，1963年更名為《社會契約論》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79年又對譯本作了修訂。

盧梭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方面。盧梭是頗有貢獻的音樂教育家，寫過100多首歌曲，而獨幕歌劇《鄉村的算命師》演出達400多場。他有音樂作品經貝多芬改編而得到更為廣泛的傳唱。鑒于“全民音樂”的重要，經過精心研究，他提出一個阿拉伯數字記譜法，并于1742年在法國科學院發表簡譜論文，但他的“業余身份”遭到音樂學院教授們的諷刺。很久以來，中國頗為盛行簡譜，這是經過德國學者最終改進定型的音樂記譜法，于1904年經當時在日本留學的李叔同介紹傳入中國。之后，中國推行現代教育，簡譜遂得以普及，并流行至今。現在依然在鄉村戲臺上咿咿呀呀唱響的地方戲，所有的記譜，早就不使用工字譜，而代之以來自外國的簡譜。有多少人，能想到地地道道的中國地方戲的音樂與法國人盧梭多少有些關系？

另外一位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的法國啟蒙思想家是狄德羅。1745年，法國出版商邀請34 歲的狄德羅和哲學家達朗貝將英國百科全書譯成法文。他們在翻譯過程中，卻發現英國的這套百科全書內容支離破碎，觀點陳舊，充滿了令人窒息的宗教思想，于是，狄德羅提出由他組織人，編寫一套更好的百科全書。出版商接受了這個建議。狄德羅主編《百科全書》25年。該書出版后，獲得社會廣泛好評，對世界包括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上世紀，《大英百科全書》等各種國外的百科全書被翻譯成中文，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中國也編輯出版了大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是世界上規模較大的幾部百科全書之一。

第7篇：儒家思想的利弊范文

【關鍵詞】莊子；孔子；世界觀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139(2012)01-0005-5

粗略估算，莊子(約公元前369年－前286年)比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晚約二百年。又真實看到，莊子是認真評論孔子的第一人，在大量、全面完整評價孔子方面，此前無人與之匹比。或者說，人們在認識孔子這位重要歷史文化人物方面，莊子的論著里，可以找到第一個文本。當時，中國已由相對平和的春秋時代進入諸侯爭霸的戰國時期，學術上依然保持百家爭鳴的風氣。從個人經歷來看，孔子一生從政從教，周游列國，相傳弟子三千，七十二賢。莊子蟄居河南商丘西北(宋國蒙人)，耽于想象，楚威王曾派大夫二人請他出來從政，他表示拒絕。

由于時代背景和個性氣質不同，莊子和孔子作為中國早期文化的建樹者，各自作出了不同的奠基性的貢獻。此后，儒家思想和老莊哲學，逐漸匯納百川，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化的兩大支流。

莊子不像老子與孔子處于同一時期，也正因此，他有可能較為全面地回顧歷史，評論人物。

一、天地是非中“吾喪我”與局部執著中本“成心”

莊子著作一開篇就是一個鯤鵬展翅的巨大形象，鯤鵬自身幾千里，“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本文所引《莊子》原文，見中華書局出版的郭慶藩《莊子集釋》，分《內篇》七，《外篇》十五和《雜篇》十一，共三十三篇)。這同孔子《論語》開頭輾轉于“學而時習之”的世俗景象不同。孔子著眼于現實社會的“學”與“習”、“學”與“思”，莊子強調“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我”的言論思維應與天地萬物相適應。在莊子看來，天地萬物都有彼與此、是與非的相對性。從彼與此的各自角度來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內篇·齊物論》)。各個國家、各個文化學派，都有不同的是非標準，而且發展下去，永無窮盡。既然是這樣，莊子就主張采取一種“莫若以明”的明智態度，即采取“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的不走彼此對立、是非對立的觀照事物本然、因任自然本性的路子，也就是他在《雜篇·天下》所推崇的“天人”、“神人”、“至人”和“圣人”所遵循的路子。他理想的境界是“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內篇·逍遙游》)，而現實生活中，這又只是他一心向往，是一種空想，這種至人、圣人、神人和天人實際是不存在的。

那末，莊子是如何對待自己的認知呢?盡管他提出了天地萬物的是非相對性，他的具體認知都正確嗎?他在《內篇·齊物論》里提出了“吾喪我”的思想，即要求作為“真我”的“吾”達到喪失偏執的“自我”。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解釋，就是要求保持清醒，作出自我批評、自我反省，忘小我，喪小我，而成就大我。

莊子這種世界觀和方法論，使他能高屋建瓴，不同那種拘限于局部的你是我非的爭論。他批評了儒家墨家彼此的是非之爭。他在《內篇·齊物論》里說，如果依據主觀的成見、成心作標準，那末，誰沒有標準呢?“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他認為，正是因為世界大道被局部“小成”隱蔽了，“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之爭是在局部有限的是非圈里互不相讓。他舉例，說到孔子認定的“圣人不從事于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外”等等言論是“孟浪之言”，莊子表示反對，認為孔子是在作夢。

在《雜篇·天下》里，莊子雖然也贊成墨子提倡非攻、兼愛、非樂、節用的一片善心，但是也批評墨子的“生不歌，死不服(飾)”的主張，認為“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它“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

對于儒墨之爭，莊子認為從根本上是因為他們各自“隨成心而師”。“成心”就是成見之心，以自我為中心，主觀武斷排他。如此立身行事，最多只能達到“小成”，即局部的、片面的成就。

二、推崇“道”，批評孔子的“仁義”觀

莊子介紹，孔子詢問老子什么是道，老子回答，道深奧難言。從天地日月、山川萬物、帝王興起到為人處世，凡能依歸順達的，都是道。“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外篇·知北游》)老子的弟子庚桑子解釋：“夫春氣發而百草生，秋正得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雜篇·庚桑楚》)或者，像孔子后來領會的：“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雜篇·漁父》)因此，老子說，“道不可聞，聞不若塞。”可意會，不可言傳。

莊子對于“道”在哪里的回答是“無所不在”。在《外篇·天道》里，他說：“夫道，于大不終，刊、不遺，故萬里備，廣廣乎其無不窮也，淵淵乎其不可測也。”他以化名為無始的人說：“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結論是“道不當名”。

如果從《莊子》全書來看，所謂道，就是橫貫宇宙、通達古今的規律，是自然和社會的總體法則，涉及天時、地利、人和。在《雜篇·則陽》里，莊子更為具體的講到：“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殊能，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這些自然和社會普遍適用的通理法則，就是道在起作用，“道者為之公”。

第8篇：儒家思想的利弊范文

論文摘要:分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和西方傳統哲學中主客二分思想的利弊，以及這些思想對當代的影響;提出面對嚴峻的生態危機挑戰，重溫中西傳統文化有關天人關系的思想，對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在宇宙中，地球是我們至今所知道的惟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人類是地球生命系統的一部分，是大自然長期進化的產物，也是地球上惟一有完整的知識系統、價值系統和道德系統的高級生物。人類被稱為萬物之靈，但不是萬物的主宰，不能脫離自然而存在，應當和自然和諧相處，否則就會自毀家園。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認識，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從對自然的恐懼、取媚、親和，到人與自然的分化、對自然的探索和征服。當人類終于可以高昂著頭顱蔑視自然的時候，也受到了大自然無情的懲罰，人類最終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在人類對自然的認識過程中，人性的發現、人類崇高地位的確立，是人類擺脫自然和社會奴役的精神力量。而當人類把自己視為自然的主宰，任意破壞和掠奪的時候，猛然醒悟已經走到了絕路。今天，當我們面對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環境惡化的勢態，不得不考慮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而要實現這一長遠目標，就必須確立一種人與自然關系的現念。

當然，要糾正人們長期形成的錯誤認識，決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們在討論人與自然關系的現念之前，有必要對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歷程進行認真地反思和清算。

一、天人合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觀

人與自然的關系，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被稱為天人關系。東方民族習慣于或者說更擅長于將“天”與“人”置于一個彼此相連的大系統中，來思考兩者之間的關系。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的“天人合一”、“道”、“氣”等哲學命題，都體現了東方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思想。這種思想有三種表現形式: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天人合一論”;以莊子為代表的“天人交融論”和以荀子為代表的“天人相分論”。

“天人合一”觀念產生較早，殷商時期人們把有意志的“天帝”看作宇宙的主宰，凡征伐、狩獵等重大人事活動，都要通過占卜來揣摩天意，再作決斷。殷商時期的這種宗教思想，經孔孟升華為哲理性的天人觀。

孔子維護“天”的至上尊嚴，主張以“天意”建立人間尊卑秩序，協調人和自然的關系。孟子發展了孔子的天人思想，他首先論證了天賦道德論，進而提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的命題，這種“天”與人性、內心的統一，要求人以道德規范約束自己，以求接近人與天的和諧。漢代董仲舒進一步肯定了“天人合一”論，認為人事與自然規律有類別同形和序列的同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天人感應”、“災異譴告”學說，這一系統化了的“天人合一”思想注重社會人事，把人和自然的關系完全淹沒在天道王權的體系之中。宋明理學繼承了秦漢以來由董仲舒系統化了的“天人合一”論，程朱、陸王從唯心主義出發，主張“天理”與“心性”相結合，人性成為聯結天和人的紐帶，從而把“天人合一”改造為心性之學。

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將社會道德規范轉化為人的內心道德要求，使人們致力于向內修身養性，而不是向外探索自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儒家思想雖希冀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諧關系，但卻成為阻礙自然科學發展的因素之一。

在中國思想史上，老莊“天人交融”思想更為深刻。老子建立的天人關系是基于無為狀態的與天和諧的理想。莊子以“氣”作為溝通天人的物質基礎，認為天地、物、人都是陰陽之氣的對立與合成，故日“通天下一氣耳”。這種人和自然交融的觀念是對人和自然默契關系的肯定，但是·，這種肯定是建立在否定人的主體地位的基礎上的，要求人無條件地順從自然。

與天人合一的思想相對立，中國古代哲學中還有天人相分的一派。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認為，“天”與“人”，天道與人道是分屬不同范疇的問題。荀子強調天人相分，認為“天”與“人”各有自己的職責。荀子提出“天人相分”，一方面把天解釋為自然界及其變化規律;另一方面肯定人的主觀能動性，如“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萊亡。”天道自然不能干預人事，人也不能違背自然規律。荀子區別天和人，否定了自然變化和社會治亂的聯系，確立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觀念;同時，把人從天命主宰之下解放出來。可以說“天人相分”哲學命題蘊含著“天人合一”的思想，突破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論，既承認客觀規律的作用，又肯定人的主觀能動性。

縱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觀，一個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而不是對立。儒家通過內省本心達到與天的溝通、天理與心性的合一。盡管儒家所謂的“天”是道德化的或者是抽象的，還不能完全等同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自然，但卻體現出人對自然的一種親和與包容。道家從自然哲學立論，主張通過“抱一”、“體道”達到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這種觀念上的回歸自然雖然有消極順從之嫌，可本質上表現了人是自然一部分的思想。儒、道兩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在歷史上互抗互補，對天人關系的理解殊途同歸，共同積淀成為中國人的穩定的心理定勢和價值取向。今天，當我們面對嚴重的生態挑戰時，重溫古人的天人關系思想，在崇敬前人對自然關懷的同時，更深切地感到應當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重新確立人與自然的平等信念。

二、主客二分—西方傳統哲學的主流

西方文化的源頭是古希臘文化。在天人關系上，古希臘雖有天人和諧說，但希臘哲人更擅長于將“天”—自然作為外在于人類的、獨立的認識對象，形成較為發達的自然哲學。例如柏拉圖的“理念說”，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對立起來，這種主客兩分的觀念，成為近代西方思維的起點。同時，古希臘還用神話的形式折射出人和自然關系的認識，一方面表現了人和自然的局部分化，使人得以從自然本體中掙脫出來，審視自身、觀察自身;另一方面，人和自然的分化還處于初級階段，人類以自然神論的形式保持著對自然的崇敬。

在歐洲中世紀，上帝出現在人和自然之間，人間扭曲了的社會關系幻化為上天的神力。宗教哲學代替了古希臘的自然哲學，一神教取代了多神教，超自然的上帝取代了自然神。一神論將人從自然中分裂出來，賦予人格化的神以超自然的力量，把對自然的崇拜轉變為對神的崇拜，將人和自然統一于神力，忽視了人對自然的關懷。由此可見，西方的傳統哲學不論是自然哲學，抑或宗教哲學，一個突出的特征就是將人從自然中分離出來，使人與自然處于一種對立的狀態。這種主客兩分的思維方式不可能產生天人合一、物我一體的天人觀，只能派生“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的思想。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這已隱含了導致當代生態危機的思想根源。

進人近代之后，人文主義和科學精神的覺醒，突破了歐洲中世紀僵化的神學秩序。人文主義高揚“人性”的旗幟，以與“神性”抗衡，對人自身的力量和創造性充滿信心，一時間，大寫的“人”，為萬物之靈的“人”，成為被崇仰的新偶像;科學精神則激起對自然界、宇宙萬物的不倦探求，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托勒密體系，使自然科學擺脫了神學嬸女的卑微地位，成為認識自然、進而征服自然的銳利武器。

培根從唯物主義立場出發，論證人的認識能力能夠通過經驗歸納方法把握自然界的規律，并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著名論斷，成為近代人類征服自然的座右銘。培根指明的方向，促進了經驗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這種推崇自然、探索自然，又偏重于實用功利性的觀點，在當時推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笛卡爾從不同角度論證了與培根相同的原理。他突出強調理性的力量和地位，認為一切在過去被確立了的“權威”與“信仰”之類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都要經受理性的“普遍懷疑”的檢查，只有人的“理性”是真實的，萬能的。因此，笛卡爾豪邁地提出“……借助實踐哲學，我們就可以……使自己成為自然的主人和統治者。”笛卡爾還發展了精神與物質截然兩分的二元論，認定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各行其是，只受自身規律的支配。這種“笛卡爾主義”引導近代人類走向與自然分離以至對立的道路，正如阿爾·戈爾所說:按照笛卡爾的解說，我們與地球無關，有權將地球僅僅視為一堆無生命的資源，可以隨意掠取。

康德哲學有濃郁的人文主義色彩，他提出了“人是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人是“絕對價值”和“客觀目的”等著名論點，并把這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律。康德哲學的特點不是一般地表明對人的關懷和強調，而是突出地提出了人是自然的主人這一思想，即“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思想。黑格爾以“絕對唯心主義”的荒誕形式，把絕對理性不但視為全部自然界的主人，甚至把自然界看成是“精神”的“外化”的結果。這樣，“理性”或“精神”就成了自然界的“創世主”。這實質上是把人的理性提高到了至高無上、支配一切的地位。

西方傳統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把人與自然加以分割地考察，把自然僅僅作為一種外在物，一種供人類加以運用和改造的對象。他們看不到人與自然的融合，不理解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這種傳統的理性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相結合，使人的主體性更加膨脹，人與自然的關系終于出現了危機。正是在這種弘揚理性，倡導實驗科學的主流文化的影響下，歐洲的工業文明得以迅猛發展。由于生產力的發展，人類控制了許多自然力，取得了征服自然的許多成果。而“人是自然界的主宰者”這種觀念也走向了極端。當我們面對嚴重的生態危機挑戰時，重溫中西傳統文化有關天人關系的思想，對當代人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三、生態倫理—人與自然應和諧相處

第9篇：儒家思想的利弊范文

未來10~15年,中國家族企業將迎來交接班高峰。管理學大師德魯克認為,家族企業的核心是“企業”,而不是“家族”。而翻開世界著名企業的成長史,幾乎就是一部部家族企業的發展史。這將是一場企業家有限的生命與無盡的時間之間的對話,一次關于財富的傳承與消亡之間的碰撞。

家族企業是目前最普遍、最主要的企業組織形式之一,在《財富500強》中有1/3以上都屬于家族企業。就全球來說,家族企業所占的比重已超過50%。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私營企業得到迅速發展,其中90%以上也是家族企業,而美容行業的家族企業比例則超過了50%。

在中國的理論界,許多學者認為家族企業是一種落后的企業組織形式,只能適應企業初創時期發展的需要,中國企業應盡快摒棄家族制,轉變為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經理式企業。然而,作為一種企業組織形式,家族企業與經理式企業并不存在著絕對的優劣之分,關鍵是看哪種形式更適合企業的實際發展狀況。

面對生產管理、財務管理與戰略管理的升級時代,中國美容行業的家族企業也正面臨著新老接替的轉型,企業傳承發展已經提上日程,如何選擇接班人、如何培養接班人成為老一代企業開創者深刻思考的一大問題。不過,在中國美容行業,提及家族企業以及企業傳承,似乎是一個敏感話題。很多企業的模式就是在走家族企業的路子,但他們總覺得公開倡導讓子女繼承家族企業有失風范,所以干脆對這個話題避而不談,也很委婉地拒絕了本刊采訪。其實,家族企業并非狹隘、自私的代名詞,《財富500強》尚有那么多成功的家族企業,我們為什么不能調整心態,正視這個問題呢?

財智調查

嘉賓:北京某知名商貿有限公司董事長

記者:駐北京記者 賈婷

Q:您認為中國民營企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什么?

A:企業管理模式問題以及企業文化根源問題。

Q:您的企業是否趨向于家族企業的發展?

A:不會傾向于家族企業。

Q:您認為中國家族企業的優勢是什么?

A:比較適合創業階段,心理契約成本低。

Q:請問您對企業接班人的選擇有什么樣的能力要求?

A:良好的溝通技巧和實踐應用能力。

Q:請問您對企業接班人的選擇會優先考慮自己的子女嗎?

A:我只挑選高潛能人才。

Q:對于80后日趨成熟的準管理人員,您強調以下哪些能力要求?

A:經營思路創新以及團隊意識。

Q:在家族企業的經營中,您贊成“家族”為大還是“企業”為大?

A:以企業利益為經營前提。

Q:您覺得最有效的家族企業延續市場輝煌的途徑是什么?

A:建立現代企業管理模式,減少家族式管理模式的影響。

嘉賓:趙林琦 SK-E國際集團/香港嘉瑩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總裁

記者:駐廣州記者 譚彩玲

Q:您認為中國民營企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什么?

A:缺乏職業經理人。

Q:您的企業是否趨向于家族企業的發展?

A:不會。

Q:您認為中國家族企業的優勢在哪方面?

A:比較適合創業階段的資源累積。

Q:請問您對企業接班人的選擇有什么樣的能力要求?

A: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的能力。

Q:請問您對企業接班人的選擇會優先考慮自己的子女嗎?

A:不,我挑選高潛能人才。

Q:對于80后日趨成熟的準管理人員強調以下哪些能力要求?

A:較強的實踐執行能力。

Q:在家族企業的經營中,您贊成“家族”為大還是“企業”為大?

A:企業為大。

Q:您覺得最有效的家族企業延續市場輝煌的途徑是什么?

A:建立現代企業管理模式。

專家對話

譚小芳:著名營銷策劃人、著名國學企管導師、著名領導力訓練專家、全球500強華人講師、亞太地區十大金牌講師、中央電視臺《對話》節目嘉賓、國內權威的家族企業研究專家、被眾多媒體譽為中國領導力訓練“教母”、北大、清華、復旦、人大總裁班特聘教授。

《財智》:家族企業的運營管理利弊表現在哪些方面?

譚小芳:對于家族企業來說,有利的是創業初期,利用既有的人力資源,便于迅速決策和理順利益關系、降低企業內部交易成本,快速地完成原始積累的過程。大致上說,家族化是創業的好模式,但不是守業的好模式。

家族企業管理的弊端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社會融資難,制約了企業發展。家族式管理是建立于家族成員在企業中處于絕對控股狀態這一基礎之上的,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后,如果不吸收外來資本,開放股權結構,其發展動力將會衰竭。家族企業中的家長作風,缺乏民主和集體的決策機制,也不利于企業做大做強。

鄭敬普:家族企業優勢中有兩點不能忽視。一是家族企業在遇到困難甚至極大風險的時候,家族人員會站在一起,創始人會得到整個家族的支持,往往這個力量就能讓企業支撐下去,渡過難關,非家族企業很難做到,甚至“樹倒猢猻散”;第二是企業上了規模,有更多的治理和管理方面的選擇,比如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既可以分離,也可以不分離,也可以部分分離,這是它的制度優勢。當然,這個優勢是有條件的,它和創始人、繼承人背景與能力,和企業的組織體系、發展階段、所處行業以及經理人隊伍等方面都是有關聯的,不是盲目地想分離就分離,人才不具備、組織體系不完備,那肯定是有問題的,分離必然會帶來風險,企業越大,風險越大。

《財智》:家族企業接班人應該如何培養?

譚小芳:方太集團的創始人茅理翔和兒子茅忠群的權力交接是家族企業比較成功的一個案例。茅理翔的接班理論是“帶三年、幫三年、看三年”,早在交班前的七八年,他就開始對兒子進行培訓和教育,使其盡早獨當一面。此外,紅豆在繼承問題上也做得比較成功。紅豆的創始人周耀庭很早就在為企業物色接班人,他采用競爭上崗的模式去激勵自己的兒子。周耀庭曾多次毫不避諱地講:“如果有人比我的兒子更強,我就讓他管理企業。”這句話無時無刻不在激勵著周海江的斗志,他辭去大學教師的工作,從一名普通的工人做起,逐漸成長為紅豆集團的當家人,并最終成為首位登上《福布斯》(亞洲版和歐洲版)封面的內地企業家。

鄭敬普:接班人加強自身修養是很重要的,個人的核心素質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要有使命感和責任感,很多家族企業的創始人認為子女接手自己的企業是天經地義的,往往會忽略對他們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培養,如果接班人能夠理解自己的家族、有很強的榮譽感,那么他在做事情的時候,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要重視培養他們創業的激情和創新的愿望,這是企業家非常重要的一種品質,接班人如果沒有創新的心態,缺乏自己獨立的思考能力,只是照單全收式地繼承,企業是很難發展的。只有與時俱進,在守業的基礎上創業,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才能帶領企業不斷創造輝煌。另外,接班人要有風險意識和風險承受力。這種素質需要在大量的實踐中不斷提升,必須敢于嘗試,不能害怕錯誤,父輩一定要給他們“試錯”的機會,你只需要把握住一個底線就可以,如果一味地害怕風險、回避風險,那么接班人就永遠不可能建立起風險管控能力。當然,接班人還必須掌握與企業核心競爭力相關的經驗和知識,這是保證接班人順利繼承企業并正確把握企業未來發展方向的關鍵。

《財智》:家族企業如何讓品牌營銷效果不斷保鮮、持續奏效,如何利用其優勢區別于其他民營企業?

譚小芳:傳統家族企業大都是小家文化,這對自身品牌發展是致命傷害。而營銷家族企業必須要淡化經營權、所有權,必須倡導“大家文化”。例如方太“儒商進化”模式,它的內容是:除了在全公司范圍內宣講儒家文化,還根據“仁義禮智信”的精神建立起以仁義為本的制度體系。同時,專門成立相關的推進小組,采用流程化的作法,把儒家思想打造成一種模式、一種管理制度去實施。最終形成一套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結合西方管理精髓,適合方太乃至更多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當企業管理基礎薄弱、企業的分銷模式和業務系統已無法支撐企業的持續超速成長的時候,就需要把現有分銷系統和業務系統進行改造和再造,以適應企業和品牌快速成長。于是,在市場上行之有效的銷售分公司制便成了主流分銷模式。方太就是不斷地通過這種系統持續的分銷模式變革和業務行業模式創新來強化和提升銷售組織力量,推動自我超越,實現步步為贏的。

《財智》:家族企業如何做好企業內部與家族內部的人力資源分配,營造良好的辦公氛圍?

譚小芳:一位家族企業的老板說道:“即使我的企業一夜之間全都沒有了,但我把人留住了,那么幾年之后,我還將是這個行業內的翹楚!”其實這段話講的就是在殘酷激烈的市場競爭當中,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不是產品,也不是價格,最根本的競爭是人才資源的競爭與管理。

錯位、沖突、內耗是中國家族企業最深層的痛;團隊、共贏、和諧是中國民營企業最難做的夢。基于家族企業內部經營風險的控制,專業管理能力不足的內部家族人員在家族企業中的財務、經營等管理部門擔任相關監督職位,承擔起“看門人”的職責,似乎是可以理解的,甚至的是必須的。通過現代契約機制,以股份、期權、分紅等形式將職業經理人的個人利益與企業利益統一起來,通過科學的職業發展計劃,以國外培訓、知識學習、參與家族(董事)會議、職位提升等形式將職業經理人的個人發展與企業發展結合起來,同時讓內部家族人員回到合適的位置,這樣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

鄭敬普:在一個家族企業中,接班人、家族成員、職業經理人三者之間能夠完美配合,形成一個穩固的團隊,這對企業的穩定發展意義重大。這個比例并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在企業發展初期,基本都是家族成員,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情況就會發生變化,僅僅依靠家族成員是完全不夠的,不少家族企業會采取大規模引進經理人的做法,企業中會出現“去家族化”現象,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讓企業規范發展。對于接班人來說,既然選擇了職業經理人,那就應該適當放權,相信他們,當他們在工作中遇到矛盾或者出現失誤時,接班人要勇敢站出來,維護原則和底線,這樣做不僅能讓經理人感到企業對他們的重視,而且會讓家族成員逐漸認識到按規則辦事的重要性,有利于彼此之間的融合。但無論人員如何分配,一定要保證接班人的決策權,平衡好股權分配。

《財智》:家族企業未來發展方向在哪里?

譚小芳:國外的家族企業并不和沒有血緣關系的現代企業制度相矛盾,相反,很多國外的家族企業是建立起了現代企業制度和職業經理人機制的家族企業。作為未來規范化發展的民營企業可以借鑒這一發展機制。家族企業想要做大做強,就必須徹底擺脫家族化。家族化是成功與失敗之間的一條鴻溝,勇敢地跨過去,企業就走向輝煌。如果站在鴻溝邊躊躇不前,最后的結果就是被淘汰出局。因家族成員人員有限、能力有限,用外人、賢人、能人是每一個成長性家族企業不能回避的問題。每一個家族企業都要考慮如何從家族式管理向職業化管理過渡,職業化管理是家族企業成長的必然選擇。而美容行業只有堅持可持續發展道路的建設才能使家族企業走得既快又穩!

鄭敬普:家族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定會向現代化企業轉型,家族企業不是必然拒絕現代化公司的模式,“家族”與“現代”不是對抗的,只不過一個是管理意義上的,一個是股權意義上東西,家族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可以走“資本家族化、管理市場化”或“資本公眾化、管理市場化”的路。前者,家族始終保持控股地位,就是保持一個決策上的優勢、治理上的優勢,但管理隊伍一定是職業化的或準職業化的。后者,可以通過上市成為公眾性公司。這樣也可以是家族控股,也可以不控股,但管理隊伍也一定是職業化的或準職業化的。從中國現狀看,家族企業通過上市可以加速規范管理進程,可以挖掘、提升內部管理潛力。如果不上市,想打破固有的模式相對難一些,目前就有不少家族企業在規范運作與資本市場回報的問題上進行抉擇。其實對于轉型期的家族企業而言,老一代企業管理者就應對企業中現有家族成員的工作能力做一個評估,對于那些的確沒有能力、沒有職業意識的成員要拋棄掉,要在二代接班前為他創造一個職業化的、有執行力的團隊:要有現代化的企業經營意識,在企業內部建立一個公正、透明的獎懲機制,一切按規則辦事;要有長遠的系統規劃,對于企業的發展要有明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