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

（一）內容特點

該書圍繞我國服務業展開論述，分析了第三產業國際投資的基本情況，構建了完整的內容框架。該書立足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分析了第三產業投資的有利條件以及第三產業投資的內因與外因。該書在搭建國際直接投資影響服務業產業成長的理論分析框架基礎上，深入實踐層面，探析二者實證關系，證明了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整體上來看，該書分為理論分析與實證探究兩個模塊，詳盡探討了我國服務業的國際投資問題，考察其經濟實效性，并探究影響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效果的諸多要素。為了應對國際市場的挑戰，我國推行“走出去”戰略，積極提高國際雙向投資水平?；诖耍摃岢鑫覈諛I國際直接投資策略，為充分發揮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的積極效應、推進我國服務業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提供理論參考。

（二）理論價值

該書的理論價值不僅在于全面論述了我國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的現實背景，還在于建立了邏輯嚴密的理論系統，闡述了產業國際投資的相關理論。通過總結梳理國內外關于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的研究成果，提煉出若干理論觀點，分析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經濟效應理論。該書在論述過程中，分析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對服務業的適用性，并在確定科學理論適用于服務業研究之后，形成了國際直接投資經濟效應理論分析框架。隨后，以廣東服務業為研究對象，依據國際直接投資經濟效益理論，探討當前廣東服務業的投資現狀和投資特征，為后續實證分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一方面，我國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處在穩步發展階段，投資額不斷增加，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另一方面，我國服務業處在轉型階段，開展國際直接投資利于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三）實踐價值

第2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反差現象；成因；治理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我國對外投資存量首次超過萬億美元大關；2016年，我國當年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到1701.1億美元，同比增長44.1%。不僅如此，伴隨“一帶一路”戰略的持續推進，我國對外投資的區域、領域和形式都有了新的發展，尤其是對外承包工程領域正在經歷從最初的土建施工向工程總承包、項目融資、設計咨詢等高附加值領域拓展。但外投資規模迅速擴張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反差現象，需要從理論和實踐角度進行認真思考。

一、我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的反差現象

（一）對外投資增速提升與投資利潤率不高的反差

2015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實現1456.7億美元，其中對“一帶一路”沿線的49個國家進行了148.2 億美元直接投資，同比增長18.2%，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2.6%。201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覆蓋全球164個國家和地區，涉及境外企業7961家，投資金額達1701.1億美元，同比增長44.1%。2007-2016年10年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速達到64.2%。在對外投資增速快速提高的同時，我國對外投資的利潤率卻沒有明顯增長。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統計，2004-2015年間，美國對外投資年均收益7070.4億美元且比較穩定，而我國對外投資收入從2004年的185億美元增長到2015年的1938億美元，年均增長87.3%，但收入水平較低，僅為1094.4億美元，只有美國年均收益的15.4%。從單個年度看，2015年我國對外非金融直接投資同比增長13.3%，但境外企業實現銷售收入同比下降11.7%。從一段時期看，2000年至2016年中期，我國共發生2858起對外投資，但《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報告》（2015）顯示，根據對中國境繞笠翟186個國家設立的3.08萬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抽樣統計，基本盈利、基本持平和虧損的企業數量占比達到87%，僅僅約13%的企業表示盈利可觀。對外投資的獲益能力和其高速增長明顯不匹配。

（二）對外投資行業擴張與高端行業少的反差

2014年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所涉行業已經覆蓋國民經濟所有行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告（2016）》顯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第一產業占比0.8%；第二產業占比24%，其中，采礦業占53.9%，傳統制造業占29.8%，建筑業占10.3%，電、熱、燃氣和水的生產與供應業占6%；第三產業占比75.2%，主要是商務服務、批發零售、交運倉儲和房地產領域。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2015）統計，當年中國企業共發生498起對外投資案例，綠地投資案例121起，交易金額超過4000億美元，主要投向發展中或欠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行業。在對外投資行業存量規模上，2015年中國對外非金融直接投資有3個存量規模超千億美元的行業，分別是在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中占比37.3%的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比13%的采礦業，占比11%的批發和零售業，其他行業平均占比僅僅1.8%。典型的、位居價值鏈高端的行業投資較少，如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占比僅為1.9%，科學研究、技術服務業占比僅為1.3%。以中國對德國的直接投資為例，據《中國企業海外發展報告（2016）》，2015年中國成為在德國實施綠地投資項目數量最多的國家，但企業的商業活動約80%集中于商貿服務與物流交通，企業的投資行業約40%投向機械制造、汽車等傳統行業，只有不足8%的企業投資于具有高技術特征的信息與軟件行業。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尚未實現對全球價值鏈高端行業的占據。

（三）對外投資并購擴張與企業國際化治理程度不高的反差

據商務部和CCG數據，2015年我國對62個國家和地區的18個行業大類共實施579起對外投資并購，實際交易金額544.4億美元，其中直接投資占交易總金額的68.5%；2016年中國企業共對73個國家和地區的18個行業大類實施742起對外投資并購，較2006年的41起增長18倍，并購金額較去年同期增長68%。其中，對制造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分別實施了197和109起并購活動，在境外并購總數中占比分別達到26.6%和14.7%。從分布行業看，制造領域的并購項目133個，金額161億美元；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81個，金額154.8億美元。據中國企業聯合會數據，中國跨國公司100強平均跨國指數2015年為 13.66%，2016年為14.4%，遠低于世界跨國公司100強的61.06%；2013-2016年間，中國跨國公司百強的跨國指數年均增長約0.11，海外資產營收比從1.06持續下降至0.67。從上市公司的跨國并購案例看，高穎（2009）和閆雪琴（2016）對中國上市公司在2005-2013年間的跨國并購績效的實證研究發現，總體上并購完成后跨國公司治理績效有短期上升，但隨后出現徘徊或下降；楊俊宇（2015）和楊明明（2016）對2009-2013年間的資源型上市公司跨國并購的研究也得出了跨國并購的規模經濟不明顯的結論。雖然并購已經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但跨國公司的治理效率并不高。

（四）對外投資規模擴張與高新技術獲得率低的反差

伴隨“一帶一路”戰略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迅速增長。2015年，中國境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1456.7億美元，同比增長18.3%，當年末境外企業擁有的資產總額達到4.37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10978.6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位居全球第二，存量位居全球第8；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同比增長44.1%。但在高新技術研發和應用密集相關行業如制造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領域的直接投資比重并不高，以2015年為例，中國企業實施的全部海外并購中，能源、材料和工業的占比分別為9%，5%和18%；但在高新技術研發和應用較密集的裝備制造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的對外投資在總對外投資流量中的占比僅為13.9%，在當年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中的占比僅為6.1%，使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新技術獲取能力仍處于很低的水平。CCG（2015）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國際化企業中的認為技術水平較好、一般和落后的企業數占比達到80%，僅有20%的企業的技術處于領先水平。

二、我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反差現象的主要成因

（一）多邊貿易和投資治理標準制定的參與程度低

據WTO統計，截止2014年初，WTO收到的全球范圍內的各類區域貿易自由化協定超過580個，其中270多個正在實施。目前，自貿區談判成為重構國際貿易、投資規制和標準競爭的重要平臺，投資規制、服務規制成為自貿談判的主流和重點。當前幾乎所有的WTO成員國同時也都是一個或多個自由貿易區的成員，以優于WTO的投資貿易條件，緊密連接彼此利益，整個區域成員在經濟，甚至政治領域的對外共同發聲。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參與國際貿易與投資規制制定的程度較低。以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為例，其制定的2萬多個標準被世界多數國家采用，而中國僅僅承擔ISO的50個技術委員會秘書處的工作，僅參與626個ISO技術機構活動，這與我國的世界第2的經濟地位和國際投資流量第2的地位極不相稱。在我國當前尚未形成與經濟地位相匹配的國際經貿規則話語權的當下，新的貿易規則一旦成型，我國將面臨適應新格局、新規則等多方面的重大挑戰。

（二）復雜地緣政治因素的阻礙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已覆蓋全球188個國家，地緣因素復雜且不易協調。以“一帶一路”沿線65國為例，沿線國家呈現多文明交匯、多力量交織、安全形勢復雜等特點。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地緣沖突，中亞和中東一些國家政局不穩、民族與宗教矛盾突出，鄰國間關系不睦。西非地區單據造假、虛假交易等層出不窮。中國與有關國家存在島嶼和海權爭端、海盜問題，以及大國對海上戰略要道、重要港口的準入權、控制權之爭。出于自利、復雜政治因素和歷史原因的影響，一些發達國家還針對我國不斷提升投資安全審查標準與力度。以美國為例，早在2012年，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就提出對“國家安全”的十二項考慮因素，排除或否決中國企業對一些所謂涉及國家安全、敏感技術行業等領域的項目投資。商務部相關統計數據顯示，自2015年年中以來，已有總計約400億美元規模的中資收購計劃中的絕大部分遭到否決。比如，2016年美國曾單方面認為中資企業收購Lumileds會得到LED芯片技術，這將危及美國軍工業，因而收購申請被否決，這對中國對外投資的地區結構和技術獲取能力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三）東道國市場環境條件的制約

東道國的市場環境，如市場規模、勞動力成本、自然資源、技術水平、制度環境等方面，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對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增長的預期吸引了我國市場尋求型對外投資的積極性。亞洲地區廣闊的市場前景使得我國在商貿服務和批發零售行業的對外投資存量比重達到在該區域總投資存量的43.1%和13.1%。受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環境管制以及資源制約的影響，自然資源豐富和勞動力成本低的地區對我國資源尋求等類型的直接投資有很大吸引。如非洲豐富的礦產資源、低下的開采技術和薄弱的基礎設施吸引了我國在采礦業和建筑業的大量對外投資，其投資存量占我國在該洲總投資存量的28.9%和19.2%；礦產資源豐富的大洋洲，我國對采礦業的直接投資存量占在該洲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57.9%。在制造技術先進、金融業較發達、制度較透明和市場較成熟的北美洲和歐洲，我國在制造業、金融業和商貿服務業的直接投資比重較高，分別占在美洲直接投資總存量的23.4%、23.3%、12.6%，以及在歐洲投資總存量的19.2%、18.3%和9.2%。東道國的技術水平和制度環境對學習型和技術獲取型對外直接投資有很強的吸引力，先進的技術和較透明公正的市場環境正是發達經濟體和免稅地區受我國對外投資追捧的重要原因。

（四）企業人才的國際化程度低

麥肯錫在中國人才短缺狀況的分析中指出，中國對外投資所需的綜合型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嚴重不足。其預計到2020年，中國對外投資需要大約7.5萬名有豐富國際投資管理經驗的經理人，但目前這類人才存量不足0.6萬名。據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報告（2015），世界跨國公司跨國指數排名前10強公司的員工國際化比例平均值為93.2%，排名第一的力拓集團員工國際化比率高達99%；同年，我國跨國公司跨國指數排名前10企業的員工國際化比例平均值僅為33.9%，排名第一的浙江吉利控股集團公司的員工國際化比例也僅為58.8%，位居跨國指數第6位的中國遠洋集團的員工國際化比例只有6.2%。我國跨國公司遠低于國際平均值的員工國際化水平，對跨國投資進程產生了明顯的消極影響。另外，中國跨國企業普遍缺少世界級實驗室等研發平臺，其匯聚世界一流研發和管理人才的能力不強，加之中國企業人才管理創新缺乏，導致了國際綜合型人才與我國企業溝通交流存在不小的阻礙，這是掣肘我國跨國公司國際化提升的重要因素。

（五）東道國社會文化制度差異

社會文化制度屬于非正式制度，涉及民族、歷史、地理、習俗、文學、藝術、價值觀和行為規范等方面。不同經濟體之間因宗教差別、民族認同、教育水平等不同導致社會文化制度的差異，使得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可避免地面對這種差異所帶來的摩擦、競爭甚至沖突；而且，這種社會文化制度差異越大，摩擦、競爭或沖突產生的可能性也越大，對外投資的信息成本、談判成本、締約成本以及協調成本也就越大。比如，2016年中遠集團收購雷埃夫斯港67%的股權計劃，雖獲得政府批準但深陷與當地工會和民眾的沖突中。因而，如果缺乏有效的彼此溝通和對文化差異的理解與容忍，社會文化制度的巨大差異往往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地區和行業選擇，以及成功進行跨國并購的強大制約因素。進一步地，對跨國公司來講，雇員在種族、宗教、社會慣習等方面的差異加大了溝通交流障礙，推高了企業內部管理成本。這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流向的重要影響因素。

三、我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反差現象的治理建議

（一）加強國際產能合作

以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為載體，加強國際產能合作是優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結構的重要舉措。伴隨“一帶一路”戰略的持續推進，為助力沿線國家經濟發展，通過加大基礎設施建設而更好的服務于區域經濟整體水平提升，國際產能合作將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重點領域。從制度層面看，2015年5月，國務院《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首次以國務院文件形式推進產能國際合作，意味著面向全球的產能合作的政策制度已逐步到位。從國際市場看，“一帶一路”戰略的主旨在于促進開放型經濟體制建立，由于沿線各國的資源基礎和產業優勢各異，存在較強的經濟互補性，合作潛力和空間巨大，通過家區域自貿戰略以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能源資源合作、園區和產業投資合作，將有助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行業結構的優化。

（二）積極參與國際貿易與投資規則制定

雙邊或多邊貿易與投資規則對企業跨國行為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張，我國在國際貿易與投資規則的形成與發展中應發揮更大作用。這要求我們積極參與并促成雙邊或多邊貿易投資協定的達成。當前，WTO框架下的貿易投資協議已出現不能滿足現實跨國經貿投資合作的趨勢，不同經濟體之間試圖以各種的雙邊或多邊協定來促成更高標準的貿易投資規則，若我國缺席這個過程或者不有力地影響投資規則的制定，勢必會使我國在未來國際貿易與投資格局中處于不利地位。因此，在維護WTO為代表的多邊規則基礎上，應積極推進雙邊貿易和投資協議升級，發揮APEC、上海合作組織等的作用，加強與尚未簽署雙邊投資協定的經濟體展開談判，力促雙邊協定成為應對對外投資不利因素的國際法依據。

（三）積極應對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

國際貿易規則的重構和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的抬頭，直接影響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績效，也對新技術和新管理經驗的獲取帶來負面影響。對此，在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政府應通過各種協作渠道加強對外宣傳，闡明中國和平發展與共贏的理念，減少誤解與曲解，借助雙邊協定和行為規范，明確企業和政府責任，強化投資過程中企業的主體地位，完善企業治理，避免政府直接介入，以多種方式減少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的不利影響。比如，通過產業鏈合作形式取代單一企業投資來應對風險，與優秀跨國企業、東道國本土企業高效合作以實現優勢互補，夯實彼此的資金實力，提升技術合作和市場競爭力，通過加強綠地投資來減輕源自制度方面的障礙。

（四）優化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和行業布局

依托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構建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全球生產網絡體系；促進具有技術優勢的制造業加快全球布局，推動中國技術、中國標準走出國門；配合“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加快我國傳統制造業向東盟、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發展中經濟體的轉移，根據東道國的資源、產能和市場因素建立工業合作園區，合理布局合作領域。優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戰略布局，全面推進與東盟、中西亞和中東歐經濟體的合作，推進中印緬孟、中巴、中蒙俄和新亞歐大陸橋等經濟走廊建設。依托制造業走出去，加大生產業投資，加快全球研發創新與供應鏈體系的建設，為我國企業海外拓展提供支持。同時，鼓勵企業到發達國家設立研發中心，搭建國際研發基地和產業基地，拓展國際合作空間，形成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和行業布局不斷優化的格局。

第3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

中國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對外投資一直呈現上漲趨勢，尤其是對發達國家投資增長較快。截止到2014年底，中國對外投資金額已猛增45倍。2014年中國對歐盟投資額創紀錄地達到了101億美元，歐盟也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三大境外投資目的地。然而當前中國對歐盟的直接投資還存在著諸多制約因素，嚴重阻礙了其發展進程。所謂直接投資(FDI)，即以合資、獨資等形式直接進入他國進行的生產貿易活動，也被稱為實體投資。如何克服技術、研發、經營能力等方面的制約因素從而提升對歐盟直接投資的效率已成為我國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從我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特點、制約因素展開分析，進而提出了相應的應對策略。

一、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特點分析

（一）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規模呈快速增長格局

新世紀以來，中國與歐盟經濟往來日益密切。在2014年，歐盟已超美國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實現貿易總額6151.4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9. 9%。同時，中國對歐盟的直接投資經歷了從無到有，在投資水平、質量、總額等方面都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格局。2014年中國對歐盟投資額首次突破了百億美元大關，創紀錄地達到了101億美元，較上年增長了近1.7倍。歐盟也由此成為了中國僅次于香港地區、東南亞國家聯盟后的第三大境外投資目的地。據商務部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對歐盟的直接投資發展較快。在十余年間，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流量從2005年的1.8億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103.5億美元，存量從2005年的7.6億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619.3億美元（見圖1）。

（二）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產泛

自2005-2014這十余年間，中國對歐盟的直接投資呈快速上升趨勢，投資的產業分布也非常廣泛，其源動力應該在于兩個方面：其一，中國在不斷的擴張并延長自身的全球生產線，在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銷售自己的產品，從而獲得外匯儲備；其二，中國逐漸獲得了歐盟豐富的技術、品牌、人力等資源。據統計，2014年中國在歐盟直接投資的行業超過30個之多，投資項目共計173項。中國在對歐盟直接投資排名前六位行業中的化學制品、公共服務、汽車制造三個行業的投資均達到了10億美元以上的水平。同時，投資規模排在前四位的行業中，都至少有一項大型并購案例。如在公共服務行業中，中司收購了法國燃氣公司；汽車制造行業中，吉利并購了沃爾沃；化學制品行業中，萬華實業并購博蘇化學；石油與天然氣行業中，中石化并購了Emer-ald能源。除此之外，2014年中國對歐盟的金融服務、軟件IT服務業方面進行的直接投資也頗具規模，分別占直接投資總額的2. 51%和1.28%。另外，單從投資項目的數量來看，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通訊設備、工業機械設備、可再生能源等領域，分別占比17. 45%、9.95%和9.08%。

（三）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地區相對集中

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集中丁^“老歐洲”地區(2006年以前的歐盟15國，包括法國、德國、愛爾蘭等）。據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2005-2014年問，原歐盟15國吸收的中國直接投資數額占到總數的85%以上。而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數額排在前三位的國家分別是法國、英國、德國，這三個國家是歐盟的三大主要經濟體。截至2014年末，我國對法國直接投資共有約價值107億的89項投資交易。中司對法國燃氣公司的投資就高達32億，接近總額的1/3；我國對排名第二位英國的直接投資共有約價值98億美元的127項投資交易，主要集中于汽車制造、金融業、采礦業等；我國對排名第三位德國的直接投資共有79億美元的157項投資交易。中國的投資者更青睞于對德國的直接投資，盡管直接投資金額并非最高，但投資者數量最多，行業分布最廣‘泛。中國對德國直接投資案數量超過了歐盟總數的1/3，涵蓋工業機械制造、電子通訊、金融服務、IT服務業等各個行業?？傮w而言，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法、英、德三國，占直接投資總額的45. 86%。

（四）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主體呈多元化趨勢

近幾年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力度不斷增大，在西方發達國家看來，大多是出于利益關系考慮的政府行為。而事實上，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豐體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2012 2014年間，對歐盟直接投資的人型并購案例中，有以三峽集團為代表的國有企業，以聯想集團為代表的混合所有權企業，以中司為代表的國家主權財富基金。除此之外，還有純私有企業、個人投資者等。據商務部的《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2005-2014)》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底，具有國有背景企業的投資數額占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總額的72%，占投資存量的70%，占投資交易數量的37%。由于具有國有背景的企業在資源行業、資本密集型行業中占據著絕對優勢，因此在對歐盟的直接投資總額、投資存量上都占到了七成左右。而從投資交易數量來看，私有企業與個人投資者占據著主導地位，占比63%?？傮w而言，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主體多種多樣，呈現出“百花爭鳴”的勢頭。

二、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制約因素分析

（一）中國工業化水平在高端技術層面落后于歐美

據《聯合同2014年工業發展報告》統計顯示，中國工業體系已逐步完善，擁有國際標準行業分類的全部22個行業，且制造業的出口值與增加值分別位居全球第一、第二位。然而與歐盟本土企業相比，高端技術落后已成為制約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中國制造業中的核心設備、零部件主要來自于歐美等國進口。美國研究機構HIS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制造業對進口設備的依賴程度較高，其中光纖制造設備依賴度最高，達到了100%。往下依次是集成電路芯片設備進口依賴度達85%，石油化工裝備達80%。另外，就制造業中高端產品增加值占GDP（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來看，相較于歐盟國家還處于較低水平。2014年德國、愛爾蘭、法國、英國制造業中高端產品增加值分別占其國內GDP的59. 3%、54. 6%、50. 2%、48.1%，而中國這一比重僅為41. 2%。

（二）中國工業基礎研究投入不足，創新活動落后于歐盟

目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工業整體研發投入不斷加大，總量指標已逐步接近于歐盟甲均水平。2014年中國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已升至1.89%，逐漸接近與歐盟的平均值2. 03%。然而北歐的芬蘭、瑞典、丹麥整體研發投入占GDP的比較均超過了3%，德國、法國、英國的整體研發投入也高于歐盟平均水平。再從基礎研究投資來看，2014年中國投入占GDP的0.42%，遠低于歐盟國家0. 72%的平均水平。而基礎研究投入不足，造成中國工業創新活動在原創性、持久性方面難以獲得有效突破。通常企業的創新活動是衡量一國工業水平的重要指標，中國雖然已成為世界制造工廠，但在創新活動方面還遠遠落后于歐盟國家。2014年，歐盟有54. 3%的企業致力于技術創新，而中國這一比重不足30%。除此之外，歐盟國家還致力于提高組織效率、加強市場營銷等非技術創新。

（三）中國企業的研發隊伍以企業為主，高校研發人員占比較少

據歐盟統汁局數據顯示，2014年歐盟研發人員總數為253.6萬人。其中企業、政府、高校研發人員分別占比51. 3%、16. 8%、31. 9%。而中國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研發人員總數為205.3萬人，其中企業、政府、高校研發人員分別占比70. 6%、15. 9%、13. 5%。從這一組數據可以看出，中國企業的研發隊伍以企業為主，政府研發隊伍與歐盟國家平均水平基本持平，而高校研發人員占比較低，不足歐盟國家的一半。另外，從企業的研況來看，2014年中國企業研發投入占全國研發總投入的72. 4%。從數據上來看，已接近全球發達國家75%的標準，但當前中國企業的大部分研發投入都用于現有產品、技術的完善與升級，用于新產品、新技術開發的比重較低，由此也造成創新能力不足，產品高科技含量低。

（四）相較于歐盟企業，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能力有所欠缺

中國加入WTO后，隨著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中國企業得到了長足發展。目前中國企業經濟實力空前高漲，已具備在歐盟開展大型并購的實力。自2005年以來，中國企業在歐盟并購金融大幅增長，占歐盟并購總額的比重從2001年的7. 5%上升至2014年的21. 4%。在全球金融危機后，歐債危機相繼發生，瑞典、法國、波蘭、意大利等歐盟國家的很多企業陷入困境。這些企業中既有私營企業，如博蘇化學等，也有國有企業，如法國燃氣公司等，這都為中國企業帶來了良好的投資機遇。此后，中國企業在歐盟國家的投資并購案例大幅增多，歐盟已成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并購的主要日的地。然而相較于歐盟跨國公司，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能力有所欠缺，還處于相對劣勢地位。主要表現于三個方面：其一，按照國際慣例，企業的海外營業收入達到其總收入的30%以上，方能被認定為跨國企業。但據中國企業聯合會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500強企業的海外營業收入僅占其總收入的15.3%，遠低于國際慣例，甚至不能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跨國企業。這一比重達到30%以上的僅為25家。其二，中國企業的大型并購案例還處于探索階段。聯合國經貿委員會發數據，2014年全球跨國大型并購項目共計68項，交易金融超過30億美元。其中歐盟企業有24項，占35. 29%。而中國企業僅有3項，占4. 41%。其三，中國企業對歐盟展開大規模的海外直接投資時間較短，經驗不足。目前歐盟國家基本沒有建立面向中國企業的投資網站，使得中方企業無法及時掌握當地市場動態。尤其是在遇到市場突變時，因缺乏應對能力可能影響到中國企業國際經營。

三、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應對策略

（一）政府應進一步加強對歐盟直接投資的金融政策支持

外匯管理政策改革是政府進一步加強與完善對歐盟直接投資的最主要的金融政策。對于支持企業“走出去”戰略，加快步伐，促進中國經濟持續、長遠發展都有著積極的意義。政府部門應從戰略高度全局統籌，加強部門間的聯系與溝通，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具體可從三個方面開展工作：其一，簡化手續、放寬限制。遵從國務院減少、簡化行政許可項目的精神，縮短審查時間，有助于企業把握時機與商機，迅速占領市場。如取消外匯風險審查、投資主體利潤保證金等制度，有效降低企業投資成本，調動其對歐盟直接投資的積極性。其二，多管齊下、全力支持。中國企業在對歐盟的直接投資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流動資金短缺。外匯局可與財務公司、商業銀行等通力協作，幫助跨國企業降低財務成本、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如通過財務公司運作、銀行委托放款等形式，在滿足跨國企業資金需求的基礎上，也為促進其做大做強奠定了資金基礎。其三，設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專項基金。由中國進出口銀行牽頭，聯合中國財富基金、金融機構等組建控股公司并設立基金，用于面向歐盟成員國的直接投資。在政府部門的支持下，基金主要投向于東盟的基礎設施、新能源等行業。

（二）重視歐盟戰略布局，緊抓關鍵產業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格局下，中國企業想要在歐盟抓住時代前沿的關鍵產業，必須針對歐盟進行全面戰略布局，這實際上也是促進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健康、持續發展的重要對策。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公司參與到全球戰略布局中，對于實現行業功能多元化、提升議價能力都有著積極的意義。當前，中國企業在本土的戰略布局己初具規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上下游投資、橫跨行業發展等。但在海外以及歐盟戰略布局方面還顯得滯后，有待于加強。當前，依據全球經濟發展格局，中國企業可從資源、房地產、互聯網等產業入手，通過緊抓關鍵產業，成為應對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重要策略。首先，資源類產業的布局與國家資源戰略導向密切相關，中國企業應將石油、天然氣、礦產等行業作為在歐盟國家投資的重點。其次，中國房地產依托于融資優勢在2010-2013年里增長迅猛，但自2014年起一直處于低迷狀態。中國房地產企業應將目光投向于歐盟市場，如投資國外酒店、高級住宅等。既能夠迅速占領歐盟市場并從中獲利，同時能夠緩解國內房地產市場可能從頂峰滑落的風險。最后，互聯網是行業近幾年來發展迅猛，中國企業可在資金允許的前提下開展歐盟優質資產的投資，如通過收購頂級平臺、先進技術等，從而進行關鍵點布局。

（三）選擇正確投資方式，推進歐盟市場并購

對于企業而言，采取并購手段是快速擴張的有效途徑，同時也將促使企業尋求協同效應規模效益，達到提高市場占有率、提升品牌影響力等戰略目標。自金融危機之后，中國企業在歐盟各國參與并購的企業空前高漲，分析其內在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企業出于“抄底”目的，以相對較為低廉的價格獲取歐盟資產；二是受人民幣持續升值、歐債危機的影響，歐盟資產的價格更具吸引力?？梢钥闯?，多年的發展使中國企業在國際貿易中已占據著重要地位，貿易外向度正持續提升。歐盟市場擁有著豐富的原材料、能源，以及優質的客戶群體，這些客觀因素都將促使中國企業在歐盟國家實施并購是時代的必然選擇。當前鑒于中國產業結構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大多企業集中于能源、制造技術等行業的并購。中國企業在選擇投資方式時，可從以下幾個要點進行權衡：其一，產業鏈上游資源的穩定性。其二，技術更高級別的升級。其三，歐盟市場需求。其四，并購企業現有的市場渠道資源是否有利于中國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由此選擇正確的投資方式，推進歐盟市場并購。

（四）培養復合技術人才，提升管理水平與效益

中國企業在歐盟的投資、并購都僅僅是手段與形式，要想在歐盟國家實現占領市場、打響品牌、健康發展，必須加強人才隊伍的建設，從而提升管理水平與效益。由此，中國在對歐盟直接投資的進程中，必須從兩條路徑推進：一方面，企業家們必須重視技術性人才的培養，并將所掌握的先進技術融入到企業的科研、創新中；另一方面，加強團隊協作建設，進…步提升企業的管理水平與效益。中國企業通過加強技術、管理人才的培養，從而在歐盟市場競爭中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促進健康發展。另外，西方發達國家有著對外投資的先進經驗，中國企業在借鑒時必須結合中國企業文化的現實情況，有選擇性地進行選擇，“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如吸收國外先進的技術經驗等。

（五）推進“產、學、研、用”相結合的科研模式

當前中國研發人員多集中于企業，高校研發人員占比較少且聯系少。由此，可以通過政府相關部門牽頭、推進“產、學、研、用”相結合的科研模式，促進企業、政府、高校的協作與資源優化配置。所謂“產”，即企業制造、生產?！皩W”，即與高校加強溝通、協作?！把小?，即與政府研究所、研究院協作?！坝谩?，即針對市場需求、客戶群體。由此，一方面利用高校、科研機構的人才、技術、專業優勢，對關鍵技術進行全方位的研究與改善，來推動和保障企業科研項目的順利完成。另一方面通過發揮企業對市場的認知、產品的開發和完整的營銷體系，快速地將技術轉化為產品，并促進其市場化和產業化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姚鈴，歐債危機背景下拓展中國對歐盟投資策略研究[J]亞太經濟，2011，(5)：20．

[2]龐明川，劉殿和，倪乃順．歐債危機背景下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問題研究【J]財貿經濟，2012 (7):79-87.

[3]常健聰，中國對歐盟跨境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及啟示[J]亞太經濟，2015，(1)：20．

[4]趙柯．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特征，動因及趨勢[J]國際貿易，2014，(6)：11．

第4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

關鍵詞：海外投資；資本運作；投資架構；稅務籌劃

2011年是中國“十二五”規劃的啟動之年，也是中國提出“走出去”戰略的第十六個年頭。今天，經過國際金融危機洗禮的中國，在“走出去”的道路上逆勢前行，同時也在直面新的困惑。目前，中國企業對海外投資還普遍缺乏實踐經驗，海外投資鮮有成功的案例。海外投資需要有全局性、系統性的考慮，從而最大限度規避海外投資風險，實現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戰略目標。本文中，筆者就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幾個關鍵因素逐步展開論述，首先從全局上縱向研究境外投資的重要環節，隨后從財稅角度上引申出一種新的思維模式，希望對海外投資策略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一、影響海外投資的六個重要因素

（一）海外投資的目標及戰略考量

中國企業在考慮海外投資時的動機不盡相同，如TCL與湯姆遜合資是為獲得國際公司先進的技術及管理經驗，聯想收購IBM是為了擴大企業的整體規模、提高企業協同效應、延伸國際渠道等。投資建造LNG運輸船是依據國家油氣資源戰略需要，著眼于未來大型LNG船的巨大潛在市場。不同的海外投資目標，決定了企業在海外投資時需要設計不同的交易架構。

（二）海外投資主體

中國企業需要明確內部各關聯公司在整個企業運作中的地位與作用，如控股公司是否合適直接境外投資、以子公司名義對外投資是否存在某些限制（非競爭條款）、公司是否可以考慮在境外設立新的投資主體（SPV）、是否考慮與境外PE/VC合作成立收購公司等，上述因素需要與公司對外投資的具體目標結合考慮。

（三）稅務影響與稅收協定

不同的投資主體所形成的不同投資結構對于降低企業未來運營的稅務負擔影響很大，通過設計選擇合適的投資主體結構及交易架構，有時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國與不同國家簽訂的稅收協定、相關條約均可能存在差別。因此，需要從投資東道國、投資母國及第三國的稅務規定、國際稅收協定等方面進行考慮，以確定投資架構。

（四）中國政府機構審批

根據我國現有法律法規，中國企業境外投資一般需要向發改委、商務部門、國資委（適用于國有企業）和外匯管理局等部門申請事前審批或核準，境外企業在當地注冊后，還需報商務部備案，并向我駐外商務參贊處報到登記。盡管中央及地方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措施，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但仍需結合國家關于企業境外投資產業的整體態度、充分考慮政府審批機構的傾向性意見，判斷境外投資境內的審批難度。

（五）外匯管制

國家外匯管理局2009年7月13日出臺了《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規定》，進一步簡化境外直接投資審批程序，將境外直接投資外匯資金來源及境外投資資金匯出的審核方式由核準制調整為登記制，擴大境外直接投資外匯資金來源，并對境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后續融資提供支持?？傮w上看，由于中國外匯儲備比較充足，外匯管制措施呈松綁趨勢。同時，一些大的境外項目用匯額度非常高，而通過境外資金的運作可能會更加便利，從而加快境外項目的進展。

（六）融資安排

海外投資的一些重大項目，可能僅通過企業的自有外匯資金或銀行借款等形式難以滿足項目資金需求。因此，需要考慮向第三方進行融資，而許多境外金融機構及投資機構都傾向于通過境外操作融資事宜，減少中國境外相關機構的審批及流程。

二、海外投資財稅思路探討

結合曾參與過的海外項目投資研究工作，筆者認為，海外項目投資財稅研究可以基本分為“三部曲”，依順序分為投資架構的設計、資金籌措和風險分析。本文重點研究投資架構的設立方法和思路。下面將結合實例做具體分析。

中國企業在海外進行投資，一般會直接在投資東道國設立項目公司（直接投資架構）和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設立中間控股公司，然后再在投資東道國設立項目公司（間接投資架構）兩種。

這兩種投資架構在本身設立、稅負的降低或遞延等方面很不一樣。尤其是后者，企業需要考慮能否降低或遞延項目公司分配股息以及未來轉讓項目公司股權取得的資本利得，需要考慮在投資東道國、中國以及中間控股公司設立地（如果有的話）繳納稅負等問題。

（一）實際案例分析

1.案例假設

A公司擬與一家國外公司合資在香港成立境外公司，并負責運營海外業務。通過前期研究分析比較，投資架構基本分為兩套方案（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

2.比較分析

方案一是A公司直接持有香港合資公司的股權，實施投資分紅方案時，合資公司按投資比例向A公司匯出股息。根據香港的稅收規定，合資公司向中國母公司匯出股息時，不需繳納預提所得稅，但是中國企業針對股息所得需在中國繳納25%的所得稅，總體稅負為25%。投資架構示意圖如圖1所示。

方案二是A公司可以通過某個低稅負國家的中間控股公司，間接持有香港合資公司的股權，也就是設計中國-低稅負國家（比如香港或新加坡）-香港的間接投資架構。根據香港稅法的相關規定，香港內部的股息支付或來源于外部的收入是無需征預提所得稅的。因此，在這種間接投資結構下，合資公司選擇投資分紅時是不需征稅的，只要A公司的境外子公司不再選擇投資分紅給A公司，幾個環節都不需要繳納預提所得稅，即整體稅負為零。投資架構示意圖如圖2所示。

很顯然，兩者對比，企業會選取后者。

3.由方案引申出的研究分析

上述案例只是基于最簡單的基礎案例分析，實際情況遠比上述方案復雜。如方案二中的架構設置會存在較大的彈性，稅收籌劃是我們重點考慮的因素，而影響和制約投資架構的因素往往會根據實際需求出現新的調整。因為方案二中的投資中間環節只有一層投資關系，這種投資模式往往適合于單項目，而且資金流動相對比較單一，容易受到中國稅法的管制與限制。一旦該公司選擇向上級母公司投資分紅，將會導致整體稅負增加25%，存在較大的弊端。

針對方案二中架構本身的局限性，我們不妨做進一步研究與分析，借以尋求一種更優的方案，以下簡稱方案三。由此我們發現通過新增公司投資層級可以解決上述問題，即增加之間投資關系來規避資金和法律風險。投資架構示意圖如圖3所示。

綜合比較，方案三的優點主要在于：

（1）建立海外投資平臺

在方案三中，B公司可作為A公司的海外投資平臺。根據集團未來的發展方針，B公司可為不同的投資項目與不同的合作伙伴合作成立海外合資公司。

（2）海外資金留存

作為海外投資平臺的B公司，可在配合集團的海外業務發展下，靈活調配集團的海外資金。如B公司可運用從海外投資項目的投資分紅，經另一子公司再投資到其他海外項目（可有效避免境內外匯收付的監管）。

（3）風險管理

方案三中，B公司以C公司作為海外投資平臺，除合資公司外，也會投資其他項目。若C公司與其他投資伙伴在某個投資項目上有任何商業糾紛，有可能需要動用其他資產項目做出賠償。在此情況下，C公司便不能將每個項目的風險獨立處理。相反，在方案三中，由于B公司和C公司是獨立法人，C公司對于海外項目的風險不會伸延至B公司的投資項目。所以從風險管理的角度上來分析，方案三更優。

（二）結論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上述三套投資架構的方案中方案三更有利。而上述方案的假設還是基于我們投資策略是為了運營海外項目，并不帶有投資目的。在實際資本運作中，股權轉讓所得（或稱資本利得）的稅負實際上往往更為關鍵，因為大量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戰略出發點就是完成海外項目公司的股權轉讓或公開上市，從而實現巨大的財富增值。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應考慮“雙層中間控股公司”的投資架構：如果A公司先設立一家香港公司，然后由香港公司設立荷蘭安德里斯公司，再由荷蘭安德里斯公司設立尼日利亞項目公司，就可以由香港公司轉讓安德里斯公司的股權，將資本利得保留在香港公司。由于香港不對資本利得征稅，在這部分資本利得匯回中國之前，也無需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遞延中國企業所得稅的稅負。

通過上述兩個案例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投資架構設計中的技巧和需關注的幾個重要環節，最大程度降低稅負是首先要考慮的關鍵點，其次公司發展戰略也起著至關重要的導向性作用，要納入設計環節中，最后就是重點研究如何防范和規避法律風險等因素。最終達到合理控制稅負成本，確保投資效益的最大化。

中國境內公司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還處于起步階段，但隨著海外投資步伐的加快、經驗的積累，勢必會逐漸步入正軌。借著良好的外部機遇，只要公司建立起內部優勢，發展潛力很大，前景廣闊。外部經濟大環境中的不利因素可以通過內部調整、揚長避短而逐步加以克服，內部投資管理劣勢可以采取有效措施進行改善和規避。只要掌握和運用好國際通行的一些基本合作模式，充分發揮自身優勢，針對海外項目，一定可以有效實施國際市場戰略，找出適合自身特點的海外項目投資籌劃管理策略。

參考文獻：

1.財政部條法司,財政部稅政司.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專輯[M].中國財經出版社,2007.

2.蔡昌.新企業所得稅法解讀與運用技巧：策略?方法?案例[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

第5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

論文關鍵詞：產業；國際貿易；中國貿易政策

一、中國產業組織政策環境分析

(一)國內環境分析

1．中國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從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來看，我國工業企業普遍規模較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國際競爭力弱。我國主要行業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水平。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而美國、日本僅為5％左右，國內企業僅萬分之三有核心技術，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發展受制于人，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2．跨國公司利用其地理優勢地位，控制市場、克制競爭的傾向初現出來。

在國內包裝企業訴利樂案中，利樂倚賴其在無菌包裝機方面的壟斷地位。在包裝耗材上實行了不正當的限制性商業策略，控制了絕大部分包裝市場，并且使利樂紙的平均價格在2003到2005年的兩年時間內上漲了大約2倍。

3．國內行政性壟斷問題嚴重，行政性壟斷產業的改革任重道遠。

我國的行政性壟斷產業主要包括鐵路、港口、民航、電力、電信、城市公用事業、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特殊行業、郵政、城市公交、煙草食鹽糧食藥品等重要商品以及流通、軍工、鑄幣、銀行保險等金融業，產業部門涉及面廣。行政性壟斷造成了雙重惡果：

一方面，壟斷地位使得這些產業內的企業一方面攫取了遠高于其他行業平均利潤率的利潤，排斥競爭。損害消費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內部約束機制不健全和發展動力的缺乏，長期以來．使這些產業成本居高不下，產業經營績效低下。行業的特殊性加上國有企業的身份，使得這些產業的改革舉步維艱。

(二)國際環境分析

1．跨國兼并成為主體。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世界范圍內掀起第五次企業兼并浪潮，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數量急劇增多。二是單項兼并交易金額世界記錄屢創新高，兼并規模日趨擴大。三是跨國并購發展迅猛。四是兼并范圍廣。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加劇的結果，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以取得競爭優勢，同行業的領頭企業紛紛走向聯合。同時，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現并沒有緩和競爭。它使得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更趨激烈，通過此次兼并，在某些產業，只剩下實力超群、為數不多的幾家巨型企業，為了爭奪世界市場，這些企業欲置對方于死地而后快，競爭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波音和空客的競爭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2．西方發達國家紛紛調整競爭政策，放松規制和提升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已經成為國際潮流。

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的興起和市場需求的擴大改變了傳統自然壟斷產業的性質。競爭政策調整的另一個動向是從對反壟斷的強調轉向扶助本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當前，發達國家的反壟斷政策對壟斷的認定已從結構標準轉向行為標準。并且還要考察壟斷行為的市場績效，“一事一議”已經成為通行的原則，對橫向兼并等過去嚴格限制的行為已基本放任自流。

3．網絡經濟的興起，對世界各國的反壟斷提出了新的挑戰。

網絡經濟是以計算機網絡業為中心以及由這個產業派生出的若干相關產業。網絡產品固有的規模經濟性、網絡外部性(正反饋效應)、技術的市場不相容性和網絡產品技術標準造成了網絡產品的鎖定效應和先行者優勢。從而使得壟斷成為網絡產品市場上的一種必然而普遍的現象。在結構和行為上顯然構成壟斷的廠商，在績效上卻無可指責，結構、行為和績效的脫節將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推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反壟斷，意味著績效損失；不反壟斷，從道義上又說不過去。網絡經濟領域的壟斷問題對各國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提出嚴峻的挑戰。從1997年開始的微軟壟斷案，2002年最終以和解的方式解決，和解協議中，微軟并沒有做出多少讓步。

二、我國調節外匯儲備對中國產業調整的舉動

2008年12月以來，計有美國、歐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出口產品發起了超過10起貿易救濟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國出口的政策也屢屢出臺。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出口保持增長的前景更加難測。印度提高了部分鋼鐵產品的關稅；南共市成員試圖將外部共同關稅提高5％，但未獲其首腦會議通過。

2008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為2．55萬億美元，貿易順差為2900億美元，吸引國外投資900億美元。2008年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1．95萬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5年對外貿易保持順差，國外直接投資始終處于凈流人，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因此這兩方面的凈流入使近幾年我國外匯儲備數量劇增。其規模已遠遠超出理論界提出的外匯儲備應維持在其外債總額的40％左右的水平上。擺脫“金融恐怖平衡”的枷鎖，是我國政府和學術界急需破解的難題。

(一)擴大內需。加快產業調整步伐。降低對外依存度

以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降低以凈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的依賴，這是減少巨額的外匯儲備的根本方法。中國儲蓄率高，除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外，很大的緣由是居民有許多后顧之憂而不敢消費和沒有能力消費。實施擴大內需政策，政府應加大在就業、教育、養老、醫療、環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國內居民的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同時，調整產業結構，加大對以內需為主的產業政策支持力度，逐步減少對出口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依賴，尤其是限制初級原料加工出口的企業。擴大高新技術產品及資源性原料進口，從而減少國際貿易順差，降低巨額的外匯儲備。

(二)謹慎地購買美元資產，逐步加大黃金購買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在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下，購買美元資產是擁有外匯儲備國家不得不的選擇。美國國債因其良好的信用、穩定的收益及流動性，是各國政府首選的投資對象。但近幾年美元貶值的狂潮也令各國憂心匆匆，外匯儲備多樣化可以在一定程度的化解風險。同時。除了購買美國國債，還可以考慮購買美國通貨膨脹保值債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發行的債券等。

截止到2009年4月，中國已擁有黃金儲備1054噸，在世界各國排名第五。2000年以來，中國調整過兩次黃金儲備，即2001年和2003年，分別從394噸調整到500噸和600噸。但目前中國的黃金儲備價值約占全部外匯儲備資產的1．6％，該比例遠低于超過10％的全球平均水平。黃金在中國總儲備的比重實際上自2003年以來一直在下降。中國黃金儲備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至少應達到10％左右的國際水平。

但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漫漫，2000年5月亞洲國家簽署了《清邁協議》，開辟區域貨幣合作新篇章。2009年3月中國已經與俄羅斯、韓國、馬來西亞、阿根廷等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互換規模達6000億人民幣，與此同時，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也在香港和內地沿海城市開展，這種“貿易結算+貨幣互換”的模式，是兩國規避美元匯率風險，擴大雙邊貿易的新探索，它對中國政府加快人民幣區域自由化進程，增加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提供幫助，為中國外匯儲備擺脫美元體系的束縛提供了新途徑。

三、案例分析出口退稅政策對中國產業的影響

(一)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

高新技術產業歷來是國家重點的關注行業。根據商務部的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的高新技術出口商品共分為十類。在這十類中，出口的主要是計算機類、通訊技術類和電子技術類相關產品，而生物技術和航空航天技術產品的出口相對薄弱。在進口方面，也主要集中在電子技術和計算機類?？梢姡畔⒓夹g類商品在高新技術貿易方面占據主導地位。

從我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增長率看，2001年至2006年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增長率均超過進出口總額的增長率。但從近期看，無論是外貿總額的增長還是高新技術產品對外貿易的增長，其增幅均有所放緩，特別是2007年，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首次出現低于總體貿易額增長的情況。這也與總體的外貿環境不容樂觀有一定的關聯。即使外貿環境發生如何的變化，國家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鼓勵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態度始終不變。國家對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大部分都維持在17％的最高退稅率。國家多次調低出口退稅率。雖然使得一些生產效率低的中小企業從市場中淘汰，低端產品規模逐步減少．產業結構有所優化。國家又不得不提高其出口退稅率，以緩解南于產業結構升級所導致的剩余勞動力釋放所帶來的就業壓力。

第6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母國 就業 影響

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是國際直接投資的母國經濟效應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問題。西方的就業理論認為產出和就業是由總需求決定的，而總需求又是由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政府需求和外國需求來決定的。因此，凡是能促進國內消費、國內投資、政府消費和出口的經濟措施都有利于產出和就業的增長。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如果對外直接投資能對其中一項產生作用，它對母國就業也將產生作用。

國外關于對外直接投資就業效應的研究

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是圍繞著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的替代效應和促進效應以及對就業規模、結構和區位分布的影響來進行的。

就業替論。賈塞認為，在母國資本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對外投資將替代國內投資或國內消費，如果資金流出并沒有出口增加或進口減少來匹配，就會產生對就業的負效應。賈塞之后，Ruttenberg具體研究了二者的替代關系。

就業補充理論。該理論認為，當對外投資屬于防御性投資的情況下，如企業投資于國外是為了開發國內得不到的資源或是由于關稅壁壘妨礙其出口而導致對外橫向投資時，對外投資將補充或促進國內投資或消費。這類投資往往能增加國外子公司對母國資本設備、中間產品或輔助產品的需求，而對國內就業產生正效應。

就業組合效果論。Blomstrom比較了美國與瑞典的海外直接投資的差別，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既有正的效果，又有負的效果。效果的大小取決于力量的對比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等。Lipesy利用回歸分析與出口替代的方法分析了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負效應被流向國內的直接投資的正效應所抵消。

就業結構優化論。該理論認為，由于管理職能集中于母公司，創造了許多母國非生產性就業機會。另外，國外子公司經營業務也會導致母國法律、公共關系服務和工程咨詢等方面需求的增加。以上兩個領域涉及到高度熟練的人員，因而對外投資有助于國內就業結構的優化。

公司戰略論。海米爾1992年和1993年撰文認為公司戰略可能以不同方式影響母國就業數量、質量及就業區位。采取獨立子公司戰略、簡單一體化戰略、深層次一體化戰略的跨國公司對母國就業的影響是不同的。該理論認為，隨著跨國公司一體化的增大，國際生產的勞動力市場狀況變得更為復雜，跨國公司對就業數量、質量和就業區位在母國和東道國之間的配置就越具有主動性和靈活性，從而對外投資的母國就業效應就越具有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

到目前為止，有關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就業效應還沒有一般性結論，也沒有正式的理論框架去分析這種效應。目前已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如下幾種：一是統計回歸分析法。它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出口或投資的數據進行統計回歸分析，間接地得出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就業的相關性的結論；二是商業案例分析法。通過對個別企業或人員的走訪調查，由經驗歸納總結出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三是概念分析法。從對外投資的不同類型，不同流向等各個角度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不同層面的影響；四是長期分析法。采用跨度較長的區間，從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動態影響的角度來分析；五是反證分析法。即假設對外直接投資沒有發生時，國內就業將如何變化，通過與已發生的對外直接投資進行比較分析而得出結論。

對外直接投資的宏觀就業效應分析

我們可以用“替代效應”和“刺激效應”之凈額來衡量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替代效應是指因從事海外生產而使本土進行的生產活動減少而導致的就業機會的喪失。它包括海外子公司在國外市場銷售本可以在國內生產而后出口的商品所導致的就業機會損失，也包括海外子公司將商品返銷到母國所引起的母國工作機會的犧牲，現在還有人考慮海外子公司對第三國的出口會替代母國對第三國的出口從而使母國的就業進一步受到影響；刺激效應是指海外直接投資所導致的國內就業機會的增加。它包括：向海外子公司出口資本貨物、中間產品及輔助產品的額外的就業機會，母公司向海外子公司提供服務所產生的工作機會，跨國公司本土機構的人員需求所帶來的就業機會，以及國內其它公司向跨國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服務所提供的新的就業機會。顯然，當替代效應大于刺激效應時，海外直接投資將導致投資國就業機會的減少；反之，則會導致就業機會的增加。

坎普貝爾（Campbell）認為，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對投資國在就業數量、質量及區位方面均具有直接的積極和消極效應，以及間接的積極和消極效應（見表1）。

作者認為，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的就業效應關鍵不在于就業數量的增減，而在于就業結構的改進以及相應的就業質量的提高。正如鄧寧教授所說：“內引和外流直接投資對就業的最基本影響似乎都不在于就業數量，而在于就業的產業構成、技術組合及其生產力”。

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國內就業的影響

隨著中國正式加入WTO，中國將面臨更大的海外市場和機會，中國企業在“走出去”方面將會邁出更大的步伐。在目前國內存在閑置資金以及過剩勞動力的情況下，由于國內存在大量的居民儲蓄，一方面國內某些產業的投資收益率已經很低，另一方面國內的資本市場還很不發達，因此它們在國內轉向投資存在一定的障礙。如果這些在國內的儲蓄能有效地轉化為對外直接投資，到海外尋求更高的投資收益率，那么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就不存在擠占或替代國內投資和消費的現象，短期內的刺激效應要大于替代效應。而且中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處于起步階段，國際一體化程度不高，很多投資屬于防御性投資。如中國在澳大利亞開鐵礦是為了開發國內的生產資源，在東南亞國家投資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是為了繞過關稅壁壘搶占市場份額等，這些投資往往能增加國外附屬企業對國內資本設備、中間產品或輔助產品的需求，從而可以刺激國內的就業。而且這種國際生產轉移活動所造成的勞動力成本的調整，有助于國內勞動力市場的均衡。一方面那些可以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或部門的工資率有下降的趨勢，這部分產業工人的流動可以降低勞動力成本，從而為國內原來那些因勞動力成本高昂而面臨萎縮的行業注入新的活力，從而促進了這些行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差異將對國內工資率的調整有影響。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的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加大，海外生產將更多地采用資本密集型技術，而如果國內生產仍然將采用勞動密集型技術，從而既可以吸引和消化更多的剩余勞動力，使得國內就業上的調整成本可以通過轉移和新增一部分勞動力就業的方式得到彌補，又可以使國內的勞動力市場在一個更高的水平上達到均衡。因此可以大體上判斷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就業是有正效應的。

事實上，沿海一部分與國際市場較接近的企業已率先“走出去”，其生產已遍布全球大部分區域。這些企業的管理職能都集中在中國總部，為國內創造了許多非生產性的就業機會，如吸納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從事科研開發活動，聘用了大量熟悉國際貿易業務的市場策劃和營銷人員，大量的具有國際管理水平的管理人員等。另一方面，這些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其子公司的國際經營業務會導致對中國法律、管理和工程咨詢、國際金融等方面的需求，大大刺激了服務于這些領域的中介機構人員就業。據估計，沿海很大一批類似的中介機構在近年來的興旺發達與這些“走出去”的企業的需求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創造或維持一部分母國就業，提高國內就業人員的熟練程度和技能水平，從而有助于國內就業結構的優化。

在就業區位上，中國就業人員在海外的配置并不均等，國內就業人員供給是過剩的，而國外就業人員的供給相對不足。因此適當的發展服務業以及部分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可以新增國內部分產業人員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通過調整就業結構而轉移一部分產業人員的需求，從而有助于緩解部分勞動就業的不均衡現象，改善國內的勞動力市場狀況。

因此，總的來說，根據目前中國發展對外投資的特點和國內的宏觀經濟現狀，中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的就業是利大于弊的。政府在推動對外投資的時候，應把吸納勞動力就業和提高勞動力素質作為優先考慮的重點。

首先，國家要鼓勵進行防御性投資的企業大膽的走向海外市場，充分地利用海外的生產性資源優勢或搶占海外一部分市場。對其有利于國內就業的行為給予鼓勵，對于出口到國外子公司的產品予以稅收上的優惠。

其次，對于服務業以及一部分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要積極的引導他們利用國內的勞動力資源。國家要通過各種形式的培訓和教育方式幫助那些因國內產業調整而不得不進行就業調整的人員順利的轉移到新的行業。

第7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

關鍵詞：反傾銷；美國制造業；VAR模型

中圖分類號：DF9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9)10-0057-05　收稿日期：2009-05-27

美國過去幾十年一直是幾大反傾銷傳統使用者之一，根據世界貿易組織和美國商務部數據，1980年至1994年，美國共發起反傾銷指控超過650起，與歐盟、加拿大一起成為國際反傾銷的三甲，而在1995～2008年期間，累計對外發起反傾銷指控達418起，位居印度之后，排名世界第二。美國對外反傾銷一個鮮明特征是大多數指控都發生在其制造業部門，特別以金屬和化工、塑料橡膠制品產業為典型，與美國數以萬計的進口品種形成鮮明對比，美國反傾銷實質就反映這些行業在國際競爭中的長期戰略。

一、相關文獻綜述

國外對反傾銷的經驗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美國和歐盟反傾銷的研究，其中美國占絕大部分。代表性的如Krupp,Corinne M(1994)以美國1976～1988年化工行業的反傾銷案例數據為基礎，發現進口產品的市場滲透率、國內相似產品企業規模、邊際成本、化工業生產指數以及傾銷幅度顯著影響企業反傾銷訴訟的決策。Prusa TJ和Susan Skeath(2002)曾通過對1980-1998年之間的全球反傾銷案例進行分析，論證各國的反傾銷主要存在著兩種動機：一是戰略保護；二是反傾銷報復。國外研究的另一方面是反傾銷實施的經濟效果。R.W.Staiger，F.A.Wolak(1994)使用美國1980-1985年的制造業數據對進口和國內產出對反傾銷調查的反應，研究結果顯示反傾銷法的非關稅效應是非常大的：一是終止協議也會導致進口流量下降和國內產出增長；二是調查效應也非常明顯。T.J.Prusa(2001)利用美國1980-1994年間總計700多起反傾銷案例，使用面板數據的回歸技術考察了立案前3年、立案當年和立案后3年共7年的反傾銷長期效應，進一步為貿易限制和貿易轉移效應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論據。Blonigen和Feenstra(1997)運用美國SIC行業層次的資料研究了反傾銷保護與FDI間的相互作用以及1980～1988年日本在遭遇反傾銷后對美國直接投資的反應情況。

而國內的學者早在20世紀80年代已經開始關注反傾銷這一研究領域，從90年代中后期逐步形成一個研究的熱點。代表性的成果如楊仕輝(2000)對國際反傾銷的靜態和動態博弈以及我國對策的分析，賓建成(2003)界定了中國首例進口反傾銷措施的貿易救濟效果分析與評估方法，朱鐘棣，鮑曉華(2004)利用中國投入產出表定量分析反傾銷稅價格效應對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的關聯影響，謝建國(2006)對美國對華反傾銷原因的實證研究等?？傮w看。目前國內外研究一般都是對反傾銷與進口、產出、投資做單向的實證分析，研究結論一致性較好，而雙向的實證檢驗比較缺乏，本文即試圖在此方面作一探索。

二、美國制造業反傾銷與產出、進口、直接投資關系的VAR模型實證

(一)模型及數據說明

本文使用Johansen檢驗、VAR模型和脈沖響應函數來驗證美國制造業反傾銷與產出、進口、直接投資的相互關系。對于反映反傾銷強度的指標，選用美國商務部公布的年度涉案金額數據，并用涉案金額年度的變動百分比USADVRATIO作為反映反傾銷強度的指標。其他幾個內生變量為美國制造業附加值年度變動率USADDRATIO反映產出變動，美國制造業進口年度增長率USINDIMPRATIO反映進口變動，國外在美國制造業投資額USMFDIRATIO反映直接投資的變動。建立模型如下：

Yt=C+A1Yt-1l+A2Yt-2+…ApYt-p+Et

其中Yr為上述4個內生變量組成的時間序列向量，c為常數列向量，At為參數矩陣，Et為隨機誤差列向量。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對4個內生變量序列進行了單位根檢驗，滯后期根據AIC準則和SC準則，結果見表1。可以看出，4個內生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通過了檢驗，為平穩序列。

VAR模型內生變量的排序會影響到它們度量的效應，因此首先應該確定模型的結構。依據已有文獻的一般選擇標準、變量影響力、變量作用的順序，本文對模型變量的排序為USINDIMPRATIO、USADDRATIO、USADVRATIO、USFDIRATIO，這個排序符合反傾銷理論模型和相關文獻傳統。進口增長率不會受到后面所有變量同時影響，而進口增長率的變化會對產出水平和反傾銷強度產生影響，產出變動率也會影響反傾銷強度，而反傾銷強度的變動又會反饋給進口增長率和直接投資額變動率，直接投資和進口一定程度存在替代關系，因此直接投資額變動率也將給進口增長率以反饋。運用Eviews5.0對內生變量的滯后期進行檢驗，發現s個標準中有3個顯示滯后3期(包括AIC)，所以確定滯后期為3期。進一步的根據Eviews的計算，VAR(3)特征多項式的逆根都位于單位圓內，因此VAR(3)是穩定的，可以進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本文時間序列向量數據來自美國國家統計局(census.gov)和布蘭迪斯大學教授Chad.Brown提供的國際反傾銷數據庫(Global Antidumping Database)。本模型的樣本區間為1980-2007年，統計軟件為Eviews5.0。

(二)模型的統計檢驗、估算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本文運用Johnson方法對模型來進行了協積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在5％顯著性條件下模型不存在協積向量，因此可以直接對VAR(3)模型進行估算，發現模型擬合較好。模型的主要統計量見下表：

要對VAR模型的參數估計值進行解釋是非常困難的，因此要對本文的VAR模型作出結論，必須要結合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來進行。圖1是VAR(3)模型主要研究對象的脈沖響應函數曲線：

1　美國制造業進口、產出增加值和直接投資對反傾銷強度的影響。圖1顯示，美國反傾銷強度對制造業進口的單位Cholesky正向沖擊存在1期滯后，在第1期之后正向響應不斷增強，到第4期響應達

到最大值，隨后逐步下降，長期趨近于0。反傾銷強度對制造業產出增加值單位Cholesky正向沖擊存在2期的時滯，從第2期之后負響應不斷擴大，到第5期達到最大值，隨后逐步恢復。反傾銷強度對國外直接投資單位Cholesky正向沖擊在1期后開始出現較小負響應，第4至8期出現正向響應，長期趨于0。從累積響應看(未在圖中列出)，反傾銷強度對進口正向沖擊累積響應為正，而對單位制造業產出增加值正向沖擊累積響應為負，對單位國外直接投資正向沖擊的累積響應為正。

反傾銷對于進口和產出的響應與基本理論相符，反傾銷日益成為少數產業的長期戰略，是它們在進口增長、產業不景氣等條件下向競爭對手揮舞的大棒。值得注意的是，與產出沖擊相比，反傾銷強度對進口沖擊的響應更快，響應幅度更大，說明進口滲透是誘發反傾銷的主要因素。進一步的，結合表4的方差分解結果分析。在制造業進口、產出增加值和直接投資三個因素中，短期內(1～3期)進口的方差比最大，第2期和第3期分別達到6.358％和16.378％，其次是產出增加值的方差比，分別達到2.941％和8.131％，而直接投資的方差比最小，分別為1.703％和1，696％。而在中長期(4-10期)，權重發生了變化，產出增加值的方差比(從8.131％提升至22.853％)超過了進口的方差比(從14.167％升至15.068％)，這說明，在中長期決定反傾銷強度的主要因素是制造業的產出增加值變動。而直接投資的方差比在中長期逐步增加(從2.999％增長至4.633％)，也就是說，在中長期外國在美國制造業的投資對美國反傾銷強度的影響逐步擴大。

反傾銷對直接投資的累積響應為正，似乎與傳統理論有沖突，因為傳統理論認為關稅跨越型投資會對東道國企業和政府造成壓力，導致反傾銷強度下降。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跨國公司全球競爭戰略的升級將反傾銷納入作為戰略競爭工具。進入21世紀，跨國公司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進入美國市場后，馬上成為了美國的“國內產業”，為了自身利益，它們往往會與東道國利益集團聯手，攫取海外競爭對手市場份額。以美國對中國彩電反傾銷案件為例，其中主角就是在美國投資的日本彩電生產廠商三洋、夏普、東芝等，美國企業倒成了配角，這些日本企業投資美國的初衷就是就是規避美國的關稅和反傾銷壁壘，在遭遇中國產品威脅的時候就利用反傾銷來維護自身市場份額。結合方差分解表發現，隨著跨國公司在美國關稅跨越型投資經營時間的持續，跨國公司越來越成為美國制造業反傾銷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2　美國反傾銷強度變化對美國制造業進口、直接投資和產出增加值的影響。圖1顯示，美國制造業進口對反傾銷強度單位Cholesky正向沖擊初始響應為0，在第1期之后負響應不斷變大，到第3期達最大值，之后逐步恢復，從第6期開始顯示出較弱的正響應，長期趨于穩定。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美國反傾銷在短期內對制造業的進口貿易可以起到較好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一是美國反傾銷終裁的稅率一般較高，往往會導致被指控進口產品價格大幅上漲，二是一般而言制造業的需求彈性較高，進口價格上漲之后引致的需求下降比較明顯，三是反傾銷發起時間往往也處于需求不景氣的狀況下，因此，短期內反傾銷對于制造業起到了“安全閥”的作用。然而，在中長期進口會出現弱的正向響應的原因在于：其一。國外經驗研究表明，一國產業與世界市場一體化程度是影響產業反傾銷貿易轉移效應的重要因素。而根據WTO數據，美國制造業與世界市場一體化程度是非常高的，美國制造業出口占世界制造業總出口的比重一般在10％以上，而進口的比重則更高，一般在15％以上。因而，美國對外發起反傾銷后，由于反傾銷稅較高，加上與世界市場一體化程度高，導致貿易轉移效應比較明顯，在一定時間之后未被指控國的進口逐步替代了被指控國的進口。其二是源于美國反傾銷稅的結構差異。美國的反傾銷稅一般分為單獨稅率，加權平均稅率和懲罰性普遍稅率，不同的被指控出口商稅率之間存在差異。對于那些成本優勢明顯、被征單獨稅率比較低的企業而言，由于征稅以后出口成本上升不多，而其他的企業由于被征高額的稅率出口成本上升明顯而阻礙了其出口?？陀^上起到了清理出口市場，消除競相價格競爭的效果，從而具有成本優勢被征低稅率的企業不僅可以填補其他企業的市場份額，還獲取了壟斷優勢，往往能夠在美國市場進一步擴大市場份額，導致貿易抑制失效。

美國制造業的產出增加值對反傾銷強度單位Cholesky正向沖擊初始響應為正，在第1期之后正響應逐步提高，到第3期達到正響應最大值，在第3期之后逐步向均衡水平恢復，第5期開始顯示負響應，長期趨于穩定。由此可以看出，美國反傾銷對于制造業的貿易救濟效果比較理想，由于短期內進口受到了抑制，美國制造業得到了更大的生存空間。然而，在中長期，產出水平出現下降的趨勢，長期穩定于較小負響應水平。其原因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進口貿易轉移效應和反傾銷稅率結構效應。原因之二在于美國反傾銷制度和程序本身的特點。一般而言，由于非市場經濟地位標準、替代國標準、稅率歸零標準的存在，美國商務部往往可以容易的得出存在正的傾銷幅度的認定。所以美國反傾銷終裁結果往往就取決于產業損害的認定，而美國產業損害認定標準在因果關系的認定標準上，往往只要進口滲透是造成國內產業損害的原因之一，就會得出肯定損害認定。因此，在很多反傾銷終裁肯定并進行征稅情況下，往往進口滲透只是美國制造業產業損害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制造業企業自身的經營和管理問題或者是來自于需求方面的因素，而反傾銷裁決和反傾銷征稅并不能根本解決美國企業經營管理不善或者是需求低迷的問題，因而，在中長期反傾銷對于美國制造業產出的產業競爭力改善效果不佳。其原因之三在于美國制造業的投入產出效應。根據美國勞工局的歷年年度投入產出表和朱鐘隸和鮑曉華(2004)的測算，金屬、化工、塑料橡膠、機電產品等美國制造業反傾銷涉及的重點部門，其產業的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都同時大于1，說明這些產業都是屬于前后關聯度很高的產業，而同時這些產業與下游和相關產業的價格關聯性很強，美國制造業的反傾銷，會抬高下游和關聯產業帶的成本，從而對美國制造業的產出產生不利影響。

從國外在美國制造業直接投資對美國反傾銷強度的單位Cholesky正向沖擊的反應看，初始的響應為0，在第1期之后出現正向響應并逐步提高，到第3期正向響應達到最大值，第3期之后逐步下降，從第5期后顯示出持續的負響應，負響應最大值出現在第6期，長期趨于穩定。對于短期內反傾銷所引發的投資跨越效應，可能的解釋是：一是較高的反傾銷稅率抬高了國外出口企業出口成本，使得國外企業以出口方式維持在美國制造業市場份額比較困難：二是前文提到了美國反傾銷稅的結構差異效應，反

傾銷稅的結構差異客觀上淘汰了被征高稅率、成本相對較高的廠商，而低成本、低稅率的廠商獲得了填補其他廠商市場份額和擴大生產規模的機會，可能導致產能的擴張；其三是，美國反傾銷的示范效應比較明顯，往往會引發其他國家的競相效仿，使得出口商的產能無法通過出口有效向其他市場轉移。至于在中長期為何直接投資水平會下降，可能的解釋為：其一是東道國制造業部門的壟斷廠商在中長期必然會通過在國內市場產能和價格的調整對進入國內市場的企業進行阻擊；其二是美國制造業國內需求增長有限，國外企業的長期進入和產能擴張將使得產業的利潤下降，使得國外企業失去投資跨越動機。

(三)美國反傾銷的產業保護效果

運用美國反傾銷涉案金額的變動趨勢與美國制造業產業國際競爭力的變動趨勢作一對比，以衡量美國制造業反傾銷的綜合效果。本文運用制造業貿易競爭指數(TC)來衡量其國際競爭力。貿易競爭指數表明一個國家在某產品是凈進口國還是凈出口國，以及凈進口或凈出口的相對規模。為便于比較，美國歷年反傾銷涉案金額(USADV)以百億美元為單位。圖2顯示，從1980-1990年，美國反傾銷的涉案金額基本比較平穩，1990-2007年，涉案金額出現大幅波動現象。不過可以明顯看出這一時期總體反傾銷的強度還是要高于1980-1990年。然而，衡量美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貿易競爭指數卻在1980-2007年整個階段基本呈現下降趨勢。這一鮮明對比說明，在中長期美國反傾銷的綜合產業保護效果不理想。無法扭轉制造業國際競爭力長期下降趨勢。

第8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

在世界經濟中，國際直接投資是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概念的經濟運作方式之一，且與國際貿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從總體上看，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擴大。但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是具有互補性還是具有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還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規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促進貿易出口的增長，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分析。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第9篇：國際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

關鍵詞：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所有權優勢 內部化優勢 區位優勢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由國際投資的著名學者、英國里丁大學教授鄧寧（J.H.Dunning）提出。在慶祝俄林（Bertil Ohlin， 1899-1979）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術會議上，鄧寧宣讀了他的著名論文，《貿易、經濟活動的區位和跨國企業：折衷理論探索》（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正式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隨后出版的《國際生產和跨國企業》（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一書中，鄧寧又對“國際生產折衷理論”（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予以進一步闡述。

該理論主要解釋處于不同階段和不同行業的跨國公司，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決定因素，理論基礎主要在市場的非完善性上，包括結構性和自然性市場非完善性兩方面，并構建了一個綜合性的直接投資理論。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所有權優勢（Ownership Advantage）、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以及區位優勢（Location Advantage）是任何公司進行國際直接投資都必須同時具有的因素，即跨國直接投資的OLI模型。

第一個方面的優勢―所有權優勢，是指：跨國投資企業相對于其他企業而言自身所具有的技術優勢、企業規模優勢、組織管理優勢或資金優勢等，其他企業相比而言不具備或難以獲得這些優勢。所有權優勢既包括由于市場非完善性，只有通過跨國直接投資，才能比通過貿易、技術轉讓方式等運用得更有利的優勢；也包括只有通過跨國直接投資才能內部化，并充分發揮的優勢。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將所有權優勢分為四種類型：

1、技術優勢。技術優勢主要包括專利和商標、專門技術、know-how、市場營銷水平、研發能力、產品差異化能力等。

2、企業規模優勢。是指由于其壟斷地位、或自身的規模、或市場開發能力、或市場占有率、或資源特許等方面使跨國投資企業所產生的優勢。如：壟斷某國或地區的供應市場或產品市場、具有巨大的生產能力和市場份額、具有強大的研發能力和產品創新水平；和政府具有良好的關系而形成寡占格局等。

3、管理優勢。管理優勢往往由大型企業獲得。因為大型企業機構龐大，相比而言其生產體系、市場推廣體系、研發體系、公關體系比較完善，管理層的人員素質相對較高，對企業運營的方方面面因為長期的積累而具有豐富的管理經驗，各類專業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匯集，在組織和管理方面的優勢明顯。

4、資金優勢。是指以較低的成本獲得較大規模的資金方面的優勢，包括從銀行或銀團的貸款能力、在債券市場或股票市場的融資能力、具有強大的現金流支撐等。一般而言，大型企業信用等級較高，容易獲得銀行貸款或從股票市場及債券市場籌資，資金成本低，并且可以獲得巨額的資金支持。

只有具有所有權優勢，進行跨國投資的母國企業才可能擴大經營領域和在異國進行市場活動，獲得收益，否則將面臨東道國企業或其他國家企業的激烈競爭，有可能無法彌補在海外經營的額外成本，從而使對外直接投資無利可圖。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指出，擁有所有權優勢只是能夠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方面，此外，還必須具備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

內部化優勢是指公司在經營過程中，對其所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在外部市場失靈的前提下，進行內部使用而帶來的優勢。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在現實中，市場失靈的現象隨處可見，屢屢發生，現實的市場在很多地區都是非完善的市場，存在結構性及交易性的市場失靈。市場失靈一方面增加了企業的經營風險，尤其是外來企業的經營風險，另外也造成企業的經營成本過高，無法充分發揮其所有權優勢。而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跨國公司則可以直接通過內部交換機制預防市場失靈問題，以企業內部運作代替外部的失靈市場，這樣既克服了外部市場失靈帶來的風險，又降低了交易成本。

在同時具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的前提下，成功地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還需要具有第三個因素，即區位優勢。

區位優勢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理論緊密相關。區位優勢是指，東道國與投資母國相比較，對直接投資公司而言，或者具有超出一般水平的有利經營因素，或者能在某種程度上避免不利的經營環境?？鐕顿Y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都要考慮該地區是否具有區位優勢，以確定是否投資、在哪里投資、采用哪種投資類型等問題。區位因素主要包括：市場進入壁壘、市場規模大小、市場增長幅度、生產成本的差異、資本回報、外匯管控、基礎設施、東道國政府干預等方面的因素。在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全球戰略布局的情況下，尤其在遠距離的跨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區位優勢就顯得非常重要，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超出了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的度量。

綜合來看，鄧寧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三個因素各有其重要性，并且相互結合，相互影響，使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取得最大的整體效益。該理論是在吸收過去國際貿易和投資理論精髓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使國際投資研究向比較全面和綜合的方向發展，并受到廣泛的重視。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獲得了廣泛的認可和較高的評價。隨著經濟實力的逐步增強和時代的不斷進步，在發展中國家，包括在我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企業來自覺或不自覺地利用該理論分析和指導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同時，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也在中國企業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中不斷地得到檢驗和印證。

以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收購瑞士Addax石油公司為例，就很好地驗證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跨國直接投資中的理論指導地位。

中石化集團是我國的特大型企業集團，在全球500強中排名第五，在國內多年來一直處于我國各企業榜首，2012年的銷售額達到2.55萬億。并且中石化分別在香港、紐約、倫敦和上海四地先后發行了股票，在國內外的金融市場均具有極強的市場融資能力。其主營業務包括：油氣勘探與開發、石油煉制；石化產品生產等，但就其目前的經營情況看，其上游業務，即油氣勘探開發上處于短板地位，妨礙了公司的利潤增長和企業的發展。

瑞士Addax石油公司則是一家跨國油氣勘探開發公司，在西非和中東擁有油氣資產，成立于1994年，是西非最大的獨立油氣開采商，也具有良好的資源資產。該公司被收購時年收入37.62億美元，凈利潤7.84億美元。公司經營活動現金流10億美元/年左右。

中石化收購Addax 石油公司，不僅改善了中石化集團的資源結構，進一步優化了海外油氣資產結構，而且實現了海外油氣勘探開發的跨越式發展，提高中石化原油供應的安全性和穩定性。而此次跨國并購的成功，也驗證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主要觀點。

第一，所有權優勢的應用。首先，中石化集團具有非常強大的規模優勢。中石化的企業規模數十倍于Addax 石油公司，同時，作為寡占企業，中石化在中國大陸的原油進口市場和石化產品供應市場上具有極強的影響力。此次跨國并購，增加了中石化在油氣勘探開發領域的經營規模，進一步增加了原油進口量，擴大了經營地域，在原油供應上分散了企業風險，在原油生產加工上獲取了更大規模的經濟優勢。這是其所有權優勢之一。其次，中石化下屬企業眾多，組織機構嚴密，其生產體系、市場推廣體系、研發體系、公關體系都比較完善，管理層人員素質較高，對企業運營因為長期的積累而具有豐富的管理經驗，各類專業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匯集，在組織和管理方面的優勢明顯。這是其所有權優勢之二。第三，中石化的資金優勢明顯，其具有極高的信用等級和廣闊的業務關系網絡，營業收入約為Addax 石油公司的50倍左右，而且在香港、紐約、倫敦和上海四地的證券交易所上市，總股本為867億股。此次Addax收購價格相當于其股價14.3倍的市盈率，略高于其自身13.3 倍市盈率的估值，但收購總價僅相當于中石化H 股市值的4.4%，這充分證明了中石化籌資渠道廣泛，籌資成本低廉，有相當雄厚的資金勢力，可以充分發揮其所有權優勢。

第二，內部化優勢的應用。在當今全球的油氣勘探開采領域，并不存在一個完善的市場，而是充滿了地緣政治和種種非經濟視角、非經營手段的干預。與此非完善的現實市場對應的是市場的失靈，既包括結構性市場失靈和交易性市場失靈。在此形勢下，如果中石化僅僅利用自己的所有權優勢進行經營和運作，那么將給企業帶來不可預知的市場風險和運營風險，同時大大增加企業的交易成本以及在資金、時間上的消耗。而通過跨國并購Addax 石油公司這一投資方式，可以充分地發揮中石化在規模上、在資金上、在生產運營上、在組織管理上的優勢，用中石化的內部運行機制來預防外部市場失靈，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市場風險，以及可能由此帶來的過高的交易成本。

第三、區位優勢的應用。中石化跨國并購Addax 石油公司所帶來的區位優勢也非常顯著，不僅包括直接區位優勢，也包括間接區位優勢。瑞士Addax石油公司位于歐洲，是在多倫多和倫敦上市的跨國油氣勘探開發公司，也是西非最大的獨立油氣開采商。其良好的資源資產主要位于非洲和中東地區。此次跨國并購后，中石化成功地利用了區位優勢將在自身在西非的油氣資源版圖連成一片。同時，在西非之外，收購Addax 還幫助中石化成功進入了位處中東的伊拉克庫爾德地區。中石化巧妙地利用了被并購公司的地理位置和所處環境，成功地規避了在歐洲、西非和中東伊拉克地區的市場進入障礙、貿易壁壘、成本因素和投資環境等問題，有效地擴大了中石化的資源擁有量和油氣版圖，增強了中石化在西非和伊拉克的實力，加快了全球化發展步伐，優化了油氣資產結構，顯著降低了原油采購成本，增強了中石化乃至中國在國際石油市場上的話語權。

通過以上中石化收購瑞士Addax石油公司的例子，有效地檢驗和印證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得到了自覺或不自覺地應用。同時表明，該理論來源于吸收過去國際貿易和投資理論精髓的基礎上，使國際投資研究向比較全面和綜合的方向發展，并使繼續指導和影響著我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以取得最大的整體效益。。

參考文獻：

[1]張寒，跨國并購的理論、運作及我國企業的跨國并購問題研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博士論文.2005

[2]郭凌云.中國企業跨國并購案例分析.合作經濟與科技.2007.9

[3]廖運鳳，金輝.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現狀與問題.管理現代化.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