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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醫學存在的問題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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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醫學存在的問題

第1篇:精準醫學存在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 臨床藥師;急診科;培養模式;藥學服務

[中圖分類號] R95 [文獻標識碼] C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7)03-0133-04

Training model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ZHANG Yang SHEN Su

Department of Pharmacy,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0, China

[Abstract] This work is to explore the training model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worked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based on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and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pharmacy services. Currently, the training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existed som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on specialized knowledge, clinical pharmacy services and precision medicine, as well as lack of motivation. Thus, the training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should focus on professional quality, specialized knowledge, practical skills and communicational ability, especially enhance theoretical study on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knowledge, get more clinical practice, strengthen the learning in different departments, participate in more advanced courses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in problem solving and precision medicine. Moreover, the clinical pharmacists should receive regular examination. Taken together, the training should be on the basis of engag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pharmaceutical knowledge. Appropriate training model will be tracked out and applied in practice in the near future.

[Key words] Clinical pharmacist; Emergency department; Training model; Pharmacy services

2002年,我衛生行政部門明確提出了“以患者為中心”的藥學管理模式,并逐步設立臨床藥師制度,標志著醫院藥學管理模式由供應型轉向服務型。目前,我國臨床藥師的培養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并以專科培養為主。臨床藥師分專業培養可使其在較短時間內掌握本學科的醫學和藥學知識[1]。1999年,美國醫學科學院在報告中指出急診科屬于醫院3個“最有可能發生高錯誤率和嚴重后果”的科室之一[2]。由于急診科特殊的醫療環境,臨床藥師到該科室開展工作相對滯后。鑒于此,發展急診科臨床藥師隊伍迫在眉睫,本文結合臨床藥師在急診科的實際工作,對其培養模式進行了探討。

1 急診科臨床藥師的培養目標

臨床藥師應掌握急診科常見疾病的藥物治療方案的分析與評價,參與藥物治療、藥學監護等相關專業技術服務,能預防、發現并解決潛在的或者實際存在的用藥問題,協助醫師在正確的時機給予患者正確的藥物和準確的劑量,避免藥物不良反應的發生。同時,應具備與醫師、護士及患者溝通交流的能力,能夠為其提供藥學信息咨詢及合理用藥宣傳等工作的支持。

2 目前臨床藥師培養模式的不足

2.1 臨床知識的培訓不足

目前影響我國臨床藥師隊伍發展的最大頸瓶是嚴重缺乏臨床知識。鄒添甜等[3]對26名在職臨床藥師的問卷調查顯示超過60%的藥師認為自己進入臨床的最大障礙是缺乏醫學基礎知識和臨床經驗。而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多數國內的臨床藥師本科所學專業并非臨床藥學。而即便是所學專業為臨床藥學的藥師,其培養仍是以藥劑學、藥物化學、藥物分析和天然藥物化學等為主要知識結構的傳統模式,而缺乏對臨床醫學知識的系統教育[4]。而在美國,臨床藥師在經過6年的大學教育后,需再接受2年的專業培訓才能取得藥學博士學位,其中,最后一年是在醫院各個科室輪轉實習,鞏固臨床醫學和藥學專業知識。博士畢業后,須考取所在州的藥師執照,并經過住院藥師的培訓階段,才具備擔任全日制臨床藥師的資格[5]。因此,美國的臨床藥師往往同時具備扎實的醫學知識和藥學知識。

2.2 藥學服務能力的培訓有待加強

在美國,臨床藥師除了學習專業課程以外,還接受與患者交流溝通、藥學問診等藥學服務能力的訓練,進而具備搜集患者相關信息,幫助醫師控制治療過程、避免藥物不良反應發生的能力[6]。而能否提供優質的藥學服務,臨床藥師的素質是關鍵。臨床藥師應主動走入臨床,成為醫療團隊中的一員,并與醫生、護士建立良好的工作關系,遇到疑難問題時,虛心與醫師、護士進行探討,勇于提出自己的見解和建議。臨床藥師的服務模式是以患者為中心,如果遇到依從性較差的患者,那么交流、溝通的技巧在藥學服務中就顯得尤為重要。

2.3 缺乏精準用藥技能的培訓

美國在2015年啟動的精準醫療計劃[7]在全世界范圍內為醫藥領域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也將對臨床藥學的服務模式產生深遠的影響,同時也給臨床藥師們帶來了機遇和挑戰。客觀上,要求臨床藥師們需具備全面的醫學、藥學知識和技能,能夠借助于血藥濃度監測、基因檢測及群體藥動學等精準藥學服務技術為患者解決復雜的醫學問題,進而為臨床治療方案提供有價值的意見和有益的幫助。精準用藥,要求在正確的時間、給予正確的藥物、使用正確的劑量[8],因此它是保證安全合理用藥的重要技能,但目前的臨床藥師培養模式往往缺乏精準用藥技能的培養。

2.4 缺乏激勵機制

臨床藥師為臨床降低醫療成本的同時提供高質量的藥學知識服務,但往往并不直接創造經濟價值,客觀上造成了醫院對臨床藥師缺乏重視,沒有對他們的日常工作和績效建立明確的的考核機制[9]。然而,與常規的調配、發藥、審處方等工作相比較,臨床藥師深入臨床開展藥學服務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但往往得不到回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臨床藥師的積極能動性和臨床藥學的發展進程。因此,必須為臨床藥師制定與工作質量掛鉤的激勵機制,以此來鼓勵他們更好地提供藥學服務。

3 急診科臨床藥師需培訓的內容

3.1職業修養

隨著社會的發展,藥師的職業修養有了更高的要求,作為一名臨床藥師,除了要有強烈的工作責任心和對患者的高度同情感,還要有嚴謹的工作態度和良好的自身修養,始終以提供優秀的藥學服務為己任。同時,要具備良好的職業道德,做到愛崗敬業、誠實守信、服務群眾和奉獻社會[10]。要做好事必須先做好人,培養良好的職業修養至關重要。將職業修養納入臨床藥師的培訓體系,針對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及時向臨床藥師提供職業教育和指導,使其堅定信心、持續進步、堅忍不拔、迎難而上;在不斷的學習和實踐中培養良好的心理素質,增強應對壓力和挫折的能力,進而適應崗位的需求[11]。

3.2 理論知識學習

熟悉急診科主要病種的臨床表現、實驗室z查和臨床檢查、診斷、鑒別診斷、藥物治療及其他治療、疾病的預后等,閱讀相關的治療指南,對常見疾病的診治經過、疾病進程以及藥物效應有所掌握。通過理論知識的儲備為臨床思維能力的培養打下堅實的基礎。同時,應對急診科常用藥品的藥理作用、適應證、常用劑量和給藥方法、藥效學、藥代動力學、特殊人群給藥劑量調整、不良反應、禁忌證、藥物相互作用和時辰藥理學等內容了如指掌。

3.3 實踐技能

理論學習的最終目的是指導臨床實踐。臨床藥師在學習了疾病的治療原則和方法后,需要通過一個個具體的病例去鞏固、實踐上述內容。在美國,急診科臨床藥師承擔著用藥重整等多項工作,并在急救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例如,參與緊急救治、在患者床旁及時為醫師提供藥品選擇和劑量等信息、配置搶救藥物并追蹤藥敏結果等[5]。臨床藥師通過跟隨醫師查房、協助醫師制定醫囑等方式參與患者的管理,與醫師一起承擔臨床工作,進一步了解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思路,熟悉了藥物的選擇、藥學監護的實施等內容。這些實踐活動對藥師藥學思維的建立和臨床思維的培養都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3.4 溝通與交流

藥師進入臨床后,必然會與醫生、護士及患者交流,針對不同的對象,有不同的溝通技巧,只有很好地處理人際關系,工作才能順利開展。藥學問診、用藥咨詢、患者教育等都將成為臨床藥師需具備的職業技能[12]。溝通能否順利進行的關鍵在于臨床藥師自身是否具備良好的溝通技巧。在臨床藥師參與臨床治療的過程中,溝通時機的選擇、溝通內容的多少和準確性等均是溝通技巧中非常重要的內容[13]。臨床藥師的溝通技巧是在不斷的嘗試與失敗中總結出來的,需要千錘百煉、日積月累。

4急診科臨床藥師培養模式的探討

4.1 加強臨床專業知識、藥學知識與實踐技能的培養

我國醫藥院校的藥學專業所設置的臨床課程相對較少,因此藥學專業畢業的學生所掌握的臨床專業知識較為薄弱。而與其他專科相比較,急診科不但具備危重急癥快速搶救的能力,還具有處理各臨床專業急癥的能力。鑒于此,急診科臨床藥師的培養應借鑒全科醫學的培養模式,對臨床各學科知識都進行強化培訓。培訓的方式可以是課程培訓,也可以是自主學習,亦或采用二者相結合的方式。同時,急診科臨床藥師還應熟練掌握各學科的常用實驗室檢查、影像及病理診斷、臨床診療指南、治療原則和治療進展等相關知識。

同時,在急診科患者的治療過程中,常需要同時應用針對多種系統疾病的藥物,如抗感染藥、祛痰平喘藥、血管活性藥、呼吸興奮藥、解毒藥、止血藥、質子泵抑制劑等,因此臨床藥師對各系統疾病的常用治療藥物均應系統掌握。臨床藥師尤其應重點關注一線藥物的使用進展,注意觀察一線治療藥物的療效和不良反應,當一線藥物療效不好或者不適合使用時可以迅速給醫師建議備選的治療方案。這部分內容的學習僅僅通過書本是遠遠不夠的,很大程度上需要花時間查閱文獻及資料從而不斷積累,通過實踐也會進一步加深對藥物作用特點的認識。

另外,對于急診科臨床藥師而言,需要熟知急診科收治患者的特點:(1)患者一般年齡偏高,因而對于藥物的吸收、分布、代謝、排泄均有所改變[14]。(2)患者多伴有其他疾病。由于就診患者以老年居多,通常伴有高血壓、糖尿病、高脂血癥、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腦梗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疾病。(3)患者通常病情緊急,如果在發病的早期及時進行正確而合理地治療,將極大提高治療效果。因此,在急診科臨床藥師的培養過程中,應重視對特殊人群的生理特征、代謝特點、治療方案調整等知識的培訓,以期在藥物治療中能結合患者實際情況進行合理的個體化用藥選擇,幫助醫師為患者建立最適宜的用藥方案。

臨床藥師培養的另一項重要內容是臨床實踐技能,參與查房是該培養的關鍵方式。藥學問診、用藥監護、用藥安全以及用藥教育,是藥學查房的重要任務。此外,臨床藥師還可以通過閱讀病程記錄、相關檢查結果、用藥醫囑等手段來了解患者的病情,通過參與病例討論、查閱文獻資料等方式真正地協助醫師管理患者,進而熟悉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思路,上述實踐活動對藥師臨床思維的培養、臨床思維的建立將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4.2 加強輪轉學習、進修和^續教育

隨著醫藥學的發展,臨床藥師必須不斷更新專業知識,以滿足臨床的需要。由于急診科屬于綜合性學科,涉及各專業相關知識,急診科臨床藥師要得到臨床的認可,知識面應該以全科為基礎,以多個專科為重點。若片面強調某一專科,對專科以外的臨床藥學知識知之甚少,將不利于自身整體素質的提升,而適當輪轉可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可根據醫院實際需要并結合臨床藥師個人專長選定諸如感染科、心內科、腎內科、神經內科和ICU等部分專業分別進行實踐,在具體臨床實踐中,拓寬知識范圍。

臨床藥師的培養不應當僅局限于在本院,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定期安排其參加發達國家或地區的進修和交流,既可通過直接接觸頂級專家,獲取先進的理念和最直接的培訓,也可以較系統、規范地學習和鞏固專業知識,了解最新的臨床藥學發展動向。

此外,急診科臨床藥師的繼續教育同樣重要。臨床藥學專業和急診科專業相關的學術會議、學術沙龍往往會邀請國內外頂級專家作為講者,通過參加上述活動,臨床藥師能較快了解這一專業領域的最新動態。同時,本院的臨床藥師團隊可定期組織病例討論、文獻閱讀報告等活動,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幫助臨床藥師梳理臨床思維,理清治療思路,便于發現和解決用藥問題。

4.3 加強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

目前藥品說明書和藥學參考書中關于特殊人群的用藥信息還不是很多,因此醫師和藥師在治療過程中時常面臨一些困惑。對于急診科臨床藥師而言,最常見的問題是高齡、接受持續腎替代治療(CRRT)、多臟器功能衰竭、孕婦等特殊患者的給藥方案的制訂,這就需要臨床藥師具有查閱國內外相關文獻,及時掌握前沿動態的能力,在臨床實踐過程中,不斷開闊視野,對臨床常見問題進行總結分析,不斷積累經驗,建立根據患者病情尋找主要問題的能力,以及解決相關問題的能力。

4.4 加強精準用藥水平的培養

“精準醫學”于2011年在美國首先被提出,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5年的演講提到這個概念后,其迅速成為醫學的熱點。隨著個體化精準醫學時代的來臨,以血藥濃度監測、基因檢測及群體藥動學為主要技術手段的精準用藥服務也展現出了巨大的發展潛力。所謂精準用藥,就是在正確的時間、給予正確的藥物、使用正確的劑量[8]。比如用于治療肺栓塞的藥品華法林,患者若用藥劑量過大會導致凝血障礙,若用藥劑量不足會導致療效不佳而出現血栓,而通過基因檢測技術可快速確定患者的最佳用藥劑量,提高用藥的有效性、經濟性和安全性。臨床藥師可將患者基因型及相關臨床信息代入國際華法林藥物基因組學聯合會(IWPC)建立的模型中,以獲取華法林推薦維持劑量,為臨床提供個體化抗凝治療方案[15]。因此,提高臨床藥師的精準化藥學服務水平,保障患者用藥安全,也是急診科臨床藥師培養內容的一部分。

4.5定期考核

為了促進急診科臨床藥師自身的發展和完善,需建立嚴格的、適宜的考核制度。可定期組織涵蓋藥學知識、醫學基礎知識的理論考核,內容范圍可包括藥物適應證、用法用量、溶媒選擇、給藥途徑、用藥療程、不良反應、配伍禁忌、聯合用藥、特殊人群劑量調整等方面;同時,還應進行用藥分析能力和合理化方案設計能力的考核,可由高年資臨床藥師提供典型病例,組織藥師完成臨床用藥分析、治療方案評價、合理化方案設計以及用藥監護的建議等。

5 小結

急診科是一門不斷發展的學科,其主要特點是患者病情緊急、多學科交叉[16]。急診科臨床藥師的培養目前仍處于起步和摸索階段,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和規范,在實戰中不斷成長和成熟。急診科臨床藥師的培養模式必須以強化臨床實踐為基礎,將理論知識與臨床應用實踐相結合,在不久的將來,一定能形成科學、成熟的培養模式。

[參考文獻]

[1] 陸妙. 國外醫院臨床藥學實踐模式探討[J]. 中國現代醫藥雜志,2008,10(7):141-142.

[2] Kohn LT,Corrigan JM,Donaldson MS,et al. To erris human:building a safer health system[R]. 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9.

[3] 鄒添甜,胡嘉妮,周乃彤. 華西醫院臨床藥師工作調研與探討[J]. 中國藥房,2009,20(4): 311-313 .

[4] 劉水冰,楊奇,王東光. 藥學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模式的思考[J]. 中國醫藥導報,2016,13(30): 75-78.

[5] 張伶俐,張揚,曾力楠,等. 美國臨床藥師的工作職責及定位[J]. 中國藥房,2016,27(34): 4753-4756.

[6] 李菌,張幸國. 美國臨床藥師服務模式的探討[J]. 藥學服務與研究,2014,14(2): 94-96.

[7] Collins FS,Varmus H. A new initiative on precision medicine[J]. N Engl J Med,2015,372(9):793-795.

[8] 劉昌孝. 精準藥學:從轉化醫學到精準醫學探討新藥發展[J]. 藥物評價研究,2016,39(1): 1-17.

[9] 李燕青,李世良,鄒尚榮. 中美醫院藥師工作差異的分析[J]. 抗感染藥學,2015,12(1): 6-8.

[10] 胡晉紅. 臨床藥師職業素質培養[J]. 藥學服務與研究,2013,13(3):161-165.

[11] 畢瑞,吳紅艷,孫婷,等. 有限理性理論視閾下臨床藥師及其工作的探析[J]. 中國醫院藥學雜志,2015,35(24):2241-2244.

[12] 周鵬,孟菲,李學林,等. 某院臨床藥師工作標準操作規程和量化考核的探索與實踐[J]. 中國衛生產業,2016, 26: 7-9.

[13] 胡冬梅,趙先,王婧雯,等. 臨床藥師應具備的溝通技巧探討[J]. 中國衛生質量管理,2015,22(3): 59-60.

[14] 陳霜. 急診病人就診特點分析及其對護理管理的啟示[J].中醫藥管理雜志,2015,23(13):109-110.

[15] Peng Q,Huang S,Chen X,et al. Validation of warfarin pharmacogenetic algorithms in 586 Han Chinese patients[J].Pharmacogenomics,2015,16(13):1465-1474.

第2篇:精準醫學存在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 精準醫學; 口腔精準醫學; 個體化醫療; 生物樣本庫

[中圖分類號] R 78 [文獻標志碼] A [doi] 10.7518/hxkq.2015.03.021

[Abstract] The completion of human genome project and the progress in medical practice have inevitably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ecision medicine, which is a medical model that proposes the customization of medical care including medical decisions, practices, and/or medical products with patient’s genetic backgrou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life behavior being taken into account. The current work proposed precision stomatology for the first time, and by integrating data reported in recent literature, we described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precision stomatology in multiple disciplines in modern dentistry.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recision stomatology and its future challenges have also been discussed.

[Key words] precision medicine; precision stomatology; personalized medicine; biobank

2011年美國科學院、美國工程院、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及美國科學委員會共同發出“邁向精準醫學”的倡議,并首次提出了精準醫學(precision me-dicine)概念[1]。精準醫學可歸納為P4醫學,即前瞻性(predictive)、預防性(preventive)、個體化(personalized)及參與性(participatory)[2]。精準醫學是以個體化醫療為基礎,隨著各種高通量組學技術快速進步以及生物信息與大數據共享的交叉應用而發展起來的新型醫學概念與醫療模式。精準醫學有賴于基因組、轉錄組、蛋白組、代謝組等組學技術和生物醫學前沿技術,對大樣本人群與特定疾病類型進行生物標記物的分析與鑒定、驗證與應用,從而精確尋找疾病的原因和治療的靶點,并對一種疾病不同狀態和過程進行精確亞型分類,最終實現對疾病和特定患者進行個體化精準診療,提高疾病診治與預防效益。

精準醫學研究正成為國際醫學領域的前沿與焦點。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5年國情咨文演講中正式提出了“精準醫學計劃”(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擬研究個體遺傳變異在疾病發生、發展中的作用,了解疾病治療的分子基礎,加速推動個體化精準醫療的發展。精準醫學也引起了眾多國內醫學工作者的關注。王辰院士領銜的研究團隊已制定了臨床常見病種的個體化精準治療指南,通過中國健康促進基金會平臺,在國內上百家三甲醫院建立精準醫學中心,根據患者基因特征,開展個體化精準藥物治療,取得很好的效果。

口腔醫學作為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口腔疾病都基于個體遺傳與環境因素,全身系統性疾病與口腔健康也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現代口腔醫學需主動參與全球醫學研究前沿,構建新的口腔疾病知識網絡,優化口腔疾病個體預防、診斷及治療,提高口腔醫療的均等性、可及性和先進性,降低重大口腔疾病的發病率,提升疑難疾病的治愈率,實現口腔精準醫學(precision stomatology),促進中國醫療事業的發展。

1 口腔疾病的精準醫療

當前口腔疾病的診治主要基于臨床癥狀和病理學表現,但一些臨床或病理分型相同的疾病,經過相同臨床治療的效果并不相同,提示現有口腔疾病診療遠未達到個體化水平。口腔精準醫學應當深入研究個體差異對口腔疾病發生、發展的影響,根據疾病發生的遺傳背景,結合環境與宿主生活習慣等因素,建立新的口腔疾病知識網絡,實現個體化的疾病“精準預防”與“精準診治”。下文以口腔醫學各學科典型疾病為例,結合近期相關研究進展,闡述口腔精準醫學對各學科發展的指導意義。

1.1 口腔癌

美國的精準醫學計劃主要從腫瘤防治新途徑入手,旨在基于分子標志物對腫瘤進行分類,并針對關鍵分子靶點制定個性化的治療方案,促進疾病的預后[2-3]。口腔癌是頭頸部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主要包括唇癌、牙齦癌、舌癌、軟硬腭癌、頜骨癌、口底癌、口咽癌、涎腺癌和上頜竇癌以及發生于顏面部皮膚黏膜的癌癥等。廣義的口腔癌包括眼眶以下、頸部以上范圍內所發生的癌癥,絕大部分屬于鱗狀上皮細胞癌,統稱為頭頸部鱗狀細胞癌(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HNSCC)。中國是HNSCC的高發地區。全球HNSCC致死率在癌癥致死率中排名第六,診斷后5年生存率不及50%,屬預后較差、毀容性疾病。過去30年間,手術、放療及化療等治療手段的發展對HNSCC患者生存率的提高有限。如何早期檢測HNSCC病損,尋找有效藥物靶標治療晚期和復發患者,是亟待解決的難題。獲得與臨床相關的癌變分子標記,實現早期診斷、有效阻斷、靶向治療,成為HNSCC精準醫療的關鍵。

鑒于口腔腫瘤與唾液在解剖學上的密切關系,以及唾液生物學樣本易獲取、轉運、保存的生物學特點,近年來唾液組學借助各種高通量組學技術,從大規模口腔癌患者人群唾液樣本中篩選出大量的生物標記物,為口腔腫瘤的早期診斷與個體化治療提供了眾多潛在的分子靶點。美國加州大學牙學院科學家團隊建立了唾液組學知識網絡,包括Saliva Ontology和SdxMart兩大功能模塊,前者通過統一的語言,實現不同研究者間以及唾液組學與其他系統組學間的數據對接;后者通過可視化界面,實現對口腔癌及其他常見口腔疾病在蛋白組、轉錄組、非編碼小RNA、代謝組等層面分子標記物查找,旨在有效整合與共享唾液組學研究數據與臨床資源,促進基礎研究成果向臨床口腔癌精準醫療的轉化[4]。

近期針對頭頸部腫瘤組織的高通量測序研究表明,多數HNSCC中存在一些基因突變[5-8],包括p53信號通路相關的TP53[9]、與有絲分裂相關的PIK3CA[10]以及Notch信號通路相關基因(Notch1、Notch2以及Notch3)等[11]。另外,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基因突變(936 C>

T)以及GSTM1功能失活突變均被證實與亞洲人群口腔癌的易感性密切相關[12-13]。針對上述分子靶點設計個體化基因治療,將有助于實現口腔癌的精準治療。四川大學華西口腔醫院李龍江教授團隊對口腔癌不同階段患者接受基因治療敏感性的臨床研究積累了長期經驗,近期研究發現重組腺病毒p53基因治療結合常規化療可顯著提高口腔鱗狀細胞癌三期患者的生存率,但對口腔癌四期患者生存率無明顯促進效果[14],提示建立針對口腔癌臨床分期的個體化精準醫療勢在必行。

值得注意的是,約有62%的口腔鱗狀細胞癌來源于口腔潛在惡性病損(oral potential malignant le-sion,OPML),后者主要包括白斑、紅斑及扁平苔蘚等口腔黏膜疾病。對于OPML患者,早期診斷與惡變風險評估尤為重要,早期干預能夠顯著提高患者生存率及生活質量[15]。目前研究[16]已發現一些可導致OPML惡變的風險因素,包括病理組織學改變和環境因素,然而通過這些風險因素來判斷OPML是否可能惡變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5]。研究發現個體基因背景與OPML惡變與否顯著相關。具有惡變傾向的白斑病變組織中觀察到p53高表達,或p53低表達的同時伴有Ki67高表達[17];具有惡變傾向的紅斑病變組織中p53突變率較高[18]。通過對不同階段OPML及口腔黏膜原位癌患者的病變組織樣本進行組學分析,發現了一些功能基因拷貝數改變以及mi-RNA改變與OPML進程密切相關[15,19],提示基因轉錄調控及轉錄后調控可能參與了OPML惡變過程。深入研究個體基因信息與OPML轉歸的關系,建立新的疾病分類體系,對早期診斷及精準治療具有惡變傾向的OPML有重要意義。

1.2 口腔感染性疾病

齲病是最常見的口腔感染性疾病,可對牙體硬組織造成不可逆的損害,因此個體的齲病風險評估及早期干預尤為重要。通過動物實驗及臨床回顧性研究,已發現了一系列患齲風險因素,包括致齲微生物檢出率、高糖飲食、口干癥等。然而近期研究顯示,部分人群即使暴露于高致齲風險因素,其患齲率仍較低,而一些較少暴露于上述齲病風險因素的人群,其患齲率卻比較高,提示現有齲病風險評估系統尚存在局限性,可能與忽略了個體遺傳背景及缺乏對個體口腔微生物群落結構與功能的整體評價有關。動物實驗[20]及流行病學調查發現遺傳因素與齲病發生相關[21];進一步通過連鎖分析及關聯分析,發現某些參與釉質發育、味覺喜好、唾液組成及宿主免疫的基因與齲病易感性相關[22-23]。隨著高通量測序技術的發展,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作為一種非假說驅動的開放式研究,已成為篩選、鑒定更多與齲易感性相關基因的有力手段[24-27]。Shaffer等[24]早在2011年對3~12歲乳牙列患齲兒童進行了全基因組掃描與關聯分析,發現包括ACTN2、EDARADD、EPHA7、LPO、MPPED2、MTR、ZMPSTE24在內的7個新基因與患齲風險密切相關。進一步整合現有齲病相關GWAS研究數據進行meta分析發現,MPPED2與乳牙患齲風險顯著相關,而ACTN2與乳牙和恒牙患齲風險均顯著相關,提示MPPED2和ACTN2可為齲病精準預測和精準治療提供潛在分子靶點[28]。

牙周病也是常見的口腔感染性疾病。1999年牙周病分類世界研討會根據牙周病的臨床表現、牙周微生物群落、全身系統性疾病等因素,將牙周炎分為4類:慢性牙周炎、侵襲性牙周炎、全身系統疾病伴發性牙周炎及壞死性牙周炎。由于早期慢性牙周炎與侵襲性牙周炎在臨床表現、微生物群落、組織學形態等方面無法精確鑒別,現有牙周病分類系統已無法有效指導臨床醫生對一些個體進行早期干預,導致一些侵襲性牙周炎患者在已造成較嚴重牙周組織損害后才得到針對性治療。有研究[29]指出可通過家族聚集、基因信息及一些環境因素對侵襲性牙周炎進行風險評估。Kebschull等[30-31]通過對120例慢性牙周炎或侵襲性牙周炎患者的牙周組織進行轉錄組分析,并通過計算機進行聚類分析將所有樣本分為兩類;發現基于轉錄組信息進行的分類與個體牙周炎相關指標(炎癥破壞程度、牙周微生物群落等)更為相符。上述研究提示:根據個體基因信息與牙周疾病的關系,對牙周炎進行全新的分子生物學分類,可對牙周炎風險進行精準評估,從而對一些高風險人群進行預防及早期治療。

由于人體是由人自身細胞及定植于人體內部及表面微生物共同組成的超級復合體[32],對影響人體功能及健康的第二基因組――微生物組進行系統性、群落性和差異性研究,也必將為口腔精準醫學提供新模式。借助于高通量測序與生物信息學技術的發展,學者們[33-34]對健康與疾病狀態下口腔微生物群落多樣性及功能組成進行了深度掃描,研究結果發現了大量與齲病、牙周病及口腔黏膜感染相關的微生物與功能基因簇,為疾病的精準預測與診療提供了海量的生物學標記。以齲病為例,除公認的鏈球菌、乳桿菌及放線菌外,丙酸桿菌、韋榮菌、顆粒鏈球菌、纖毛菌等多種細菌在健康及疾病人群之間的分布存在顯著差異,這些細菌在疾病發生中的作用及其對疾病風險預測的價值有待深入研究。

發生在牙齒不同部位(釉質、牙骨質及牙本質)的齲損組織內微生物組成也存在顯著差異,齲病不同進展階段的微生物組成也發生了明顯演替[35],提示對臨床表現不一和/或處于疾病不同發展階段的人群采用單一的檢測、診斷及治療齲病的方式必將造成部分患者的防治失敗,發展口腔精準醫學在齲病防治領域勢在必行。在對牙周病相關微生物組的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不但篩選出了牙周病狀態下差異分布的微生物群落組成,還發掘出了差異性富集的功能基因及轉錄子。筆者所在課題組采用人體微生物功能基因組芯片技術發現了編碼毒力因子、氨基酸代謝、糖胺聚糖代謝和嘧啶代謝相關的功能基因在牙周炎患者中大量富集[36]。最近一項針對牙周炎患者齦下菌斑宏轉錄組的研究[37]發現,絕大多數表達上調的致病毒力因子主要來自一些以往被忽視的微生物。除齲病及牙周病這兩大口腔最常見的感染性疾病外,筆者所在課題組對放療導致口腔黏膜炎患者口腔細菌組成進行了全面分析,發現擬桿菌屬、費克藍姆菌屬、葡萄球菌屬組成豐度在放療性黏膜炎發生、發展過程中產生了顯著變化,這些差異性分布微生物表型是否可作為疾病預防及診斷的分子生物學標記亟待證實。

口腔常見感染性疾病防治研究進展提示,口腔精準醫學需全面考慮宿主遺傳因素與微生物群落因素對口腔常見感染性疾病發生、發展的影響。找尋與疾病發生密切相關的宿主基因及核心微生物組,建立全面的疾病風險評估系統,可建立更為有效個體化預防措施和治療方法,如基于核心微生物群落組成與功能的椅旁診療系統和分子靶標疫苗,以及基于宿主易感基因的個體化基因治療。

1.3 唇腭裂(cleft lip and palate,CLP)

CLP是一種由環境和遺傳因素交互作用所導致的多基因遺傳性疾病,是人類常見的出生缺陷。在世界范圍內,CLP發病率約為1.7‰。CLP不但直接影響患者發音、聽力、吞咽等生理功能,還可影響患者長期心理健康,嚴重影響患者生存質量。口腔精準醫學對CLP的診治目標是:深入研究CLP發生的遺傳機制,根據不同分子生物學發病機理對CLP進行分類,實現精確的早期診斷,甚至胚胎期個體化基因治療。由于頜面部發育過程中有多種基因與信號傳導通路參與,任何環節的錯誤都有可能導致CLP發生,具有顯著的遺傳異質性,因此對CLP遺傳機制的研究較為困難[38]。通過以家系或人群作為研究對象,采用連鎖分析[39]、外顯子測序[40]、GWAS[41]等遺傳學研究手段,篩選與CLP發生相關的基因,進一步通過動物實驗,驗證并探究這些基因在CLP發生過程中的作用,目前已發現IRF6基因、Wnt/β-

catenin及BMP信號通路等功能異常與CLP發生密切相關。進一步整合遺傳學研究成果,以不同表型的CLP為研究對象,一方面采用組學研究方法,發現更多與疾病發生相關的基因;另一方面優化前瞻研究模型,探索不同基因異常導致CLP發生的分子機制,對實現CLP的精準醫療有重要意義。

1.4 錯畸形

錯畸形由遺傳因素與環境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Angle錯分類將其分為Ⅰ~Ⅲ類。對于個別類型錯畸形,通過早期預防矯治、阻斷矯治等干預措施,能阻礙其發生、減輕其畸變程度或改善后續的治療效果。然而基于家族遺傳史、早期口腔檢查及影像學檢查等,難以在早期對疾病進行精確的風險評估及診斷。深入研究錯畸形發生的遺傳機制,將利于錯畸形早期診斷,并可通過基因信息判斷某些患者的治療效果[42]。

目前普遍認為Ⅲ類錯畸形是一種多基因遺傳性疾病[43],但也有家系研究[44]表明Ⅲ類錯畸形為單基因遺傳疾病,具有孟德爾遺傳疾病特征,提示Ⅲ類錯畸形可能存在擁有不同遺傳發病機理的亞型。全基因組連鎖分析發現一些基因座上的遺傳信息改變與Ⅲ類錯畸形發生相關[43]。關聯分析發現一些影響髁突軟骨生長的基因,如IHH、PTHLH、VEGF、RUNX2、SOX9等,與Ⅲ類錯畸形的發生密切相關[43]。 通過對4個家系進行外顯子測序,發現DUSP6的一個錯義突變與Ⅲ類錯畸形顯著相關[45]。通過GWAS等手段可獲得更多與錯畸形發生相關的候選基因,進一步對候選基因的機制研究亦將闡明其與錯畸形發生及預后的關系,最終可實現通過個體遺傳信息對某些錯畸形進行早期診斷并進行傳統的早期治療,甚至針對某些導致錯畸形發生的遺傳因素進行精確的基因治療。

1.5 牙列缺損與缺失

牙列缺損、缺失是口腔最常見疾病之一,嚴重影響咬合功能和全身健康。種植義齒修復是目前治療牙列缺損、缺失的理想方案,成功率高達90%,但是一旦牙種植失敗將對患者造成一定的經濟損失與健康危害。骨整合是牙種植修復成功的重要標志之一,其過程類似骨愈合,依賴于宿主的組織修復能力及免疫反應。臨床研究發現一些骨整合失敗的風險因素,包括吸煙、系統性疾病、手術感染與創傷等因素。然而尚有一些骨整合失敗病例并不能完全由以上臨床指標解釋。一些學者[46]發現牙種植失敗存在聚集現象,即常發生于某些特定人群。目前認為牙種植失敗存在遺傳易感性[47],發現和鑒定與牙種植體失敗相關的個體遺傳信息,一方面可精準評估個體牙種植失敗風險,為高風險人群制定個性化修復方案;另一方面可在高風險人群牙種植修復過程中進行精準靶向干預,提高牙種植成功率[47]。

目前針對牙種植失敗相關遺傳因素的研究仍局限于對一些參與骨代謝的基因進行關聯分析,研究發現IL1B[48]和MMP1[49]等基因與牙種植體失敗相關。為能更全面地發現與牙種植失敗相關的基因多態性,GWAS、外顯子測序等高通量研究技術將是有力的工具。此外,還需建立更多的動物模型研究,對候選基因進行功能驗證,并探究其分子機制。

1.6 其他

目前關于兒童口腔疾病發生、發展的分子機制研究相對較少。兒童早期齲(early childhood caries,ECC)定義為71月齡以下兒童發生的乳牙齲損。ECC病因與其他類型齲病有一致性,但亦存在一些特有的風險因素[50],如產婦口腔健康情況以及生活習慣(糖、果汁攝入等)。遺傳因素也是ECC病因的重要組成部分,Bagherian等[51]發現ECC患兒基因組HLA-DRB1等位基因頻率顯著高于無齲組兒童。基于現有研究對ECC經行風險評估與早期預防仍具有局限性,需要更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牙釉質發育不全(amelogenesis imperfecta,AI)是一系列影響釉質形成或礦化過程的遺傳性疾病,具有多種表型以及遺傳異質性。迄今已經發現數十種基因異常與非綜合征型先天性AI發生相關,包括AMELX、ENAM、AMBN及MMP20等[52-53]。進一步以不同表型AI為研究對象,利用組學研究手段發現更多的與疾病發生相關基因突變,通過機制研究探索其發病的分子生物學機理,可為AI的基因診斷與基因治療奠定基礎。

另外,上述一些口腔疾病(如CLP、錯畸形等)的“精準預防”與“精準診治”與兒童口腔醫學范疇有明顯重疊。兒童口腔醫學的特點決定其應當承擔個體早期信息采集工作,推動口腔精準醫學相關研究與臨床進展。

2 實現口腔精準醫學的挑戰

2.1 構建口腔疾病知識新網絡

現有口腔疾病定義與分類存在局限性,即主要基于疾病的臨床表現及組織病理學改變,但一些臨床指標及病理學指標的判讀具有主觀性,導致一些疾病的診斷不夠精確。以表型為依據的疾病分類方式對一些在分子機制上不同而表型相似的疾病無法精確區分,導致采取同一種治療方法針對不同患者取得的療效差異顯著。另外,某些疾病的臨床表現、組織病理學表現具有滯后性,傳統方法往往只有在疾病已造成嚴重損害時才能進行相應診療。口腔精準醫學要求針對口腔疾病發生的分子機制進行深入研究,對口腔疾病進行新的分子生物學定義或分類,從而形成口腔疾病知識新網絡[1]。口腔精準醫學所構建的口腔疾病知識新網絡應具有系統性、準確性、個體化及前瞻性,并以實現口腔疾病椅旁診療與口腔衛生宣教為主要目標。具體需實現對當前已獲得及后續將要獲得的高通量組學研究(基因組、轉錄組、蛋白組、代謝組)海量數據和患者臨床信息的結構化存儲和數據管理,實現臨床采樣、樣本分析、患者臨床信息、牙醫診療方案等核心步驟的高效整合;開發數據庫快速檢索和智能化數據挖掘工具,進行多角度樣本對比與聚類,挖掘分子遺傳信息與患者臨床表現及檢測報告的相關性,通過各種交互式、可視化、圖形化操作界面,最終自動生成口腔精準醫學診斷報告與治療方案,服務于牙醫和患者。

筆者所在研究團隊在長期從事口腔內科學相關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上,正在著手建立口腔菌群臨床助診系統。該系統的建立將實現椅旁采集個體口腔菌群樣本,應用高通量測序技術獲得菌種組成等數據,匹配宿主臨床信息,實現海量測序數據與患者口腔健康狀態的結構化存儲和數據管理;圍繞顯微成像與宏基因組學兩類數據,通過智能化的數據挖掘,自動生成口腔微生物群落臨床助診系統檢測報告,并根據牙醫和患者需求,通過電腦、iPAD和智能手機等新一代醫患溝通工具,探索和示范新一代移動遠程口腔醫療系統,對口腔感染性疾病進行“精準預防”及“精準診斷”。

2.2 組建口腔生物樣本庫

精準醫學建立在大規模人群組學研究基礎上,依賴于高質量、大數量的生物樣本,包括人體血液、尿液、病變組織及微生物群落等。因此,建立具有完整臨床信息的高質量生物樣本庫是21世紀個體化精準醫療的關鍵[54]。

生物樣本庫要求采集范圍廣,即要求納入的個體數量多,又要求采集的樣本種類多。例如丹麥國家生物樣本庫,含有1 500萬份生物樣本,包括血漿、血清、DNA等樣本,全國每天新增入庫的樣本約有1 000多份[54]。口腔精準醫學生物樣本庫不但包括血液、組織、DNA等生物學樣本,還應包括口腔菌斑、唾液等樣本。

生物樣本庫的建立還需配套的管理與安全維護工具:首先,樣本庫應當實時動態更新,以確保基于生物學樣本的研究能準確揭示疾病動態變化的分子機理;其次,用于組學研究的生物樣本需在較長時間內維持高質量,一些易降解破壞的DNA、RNA樣本需要科學的保存;另外,在生物樣本庫的建立過程中還需加強對與之配套的信息化管理數據庫的安全維護,特別注意在各生物樣本庫數據共享過程中針對涉及個人遺傳信息方面的隱私保護。

隨著“十二五”國家科技計劃的推進,我國的生物樣本庫建設取得了蓬勃發展,其中臨床疾病樣本庫和流行病研究人群對列樣本庫備受關注。筆者課題組在“十二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支持下,充分利用依托單位四川大學華西口腔醫院巨大的臨床患者資源,建立了口腔臨床樣本采集規范,包括嚴格的納入排除標準、樣品采樣(唾液、軟組織、菌斑)、標記和轉送、樣品處理、鑒定、分類、保存標準。在該系列流程的規范下,四川大學口腔疾病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已建立了我國人口腔微生物組資源庫。在口腔生物樣本庫的建設過程中,國際同行在臨床資源采集與安全管理方面有哪些可借鑒的經驗,國內多中心聯合樣本庫建設現狀、遇到問題和困難,如何提高國內口腔生物樣本庫樣本的數量與質量,加強生物樣本實體庫與信息庫的安全管理,加速建設緊密圍繞口腔臨床重大疾病的生物樣本庫進而為口腔精準醫療提供有力的支持,是我們將長期面臨的一系列的實際問題。

3 結語

精準醫學模式的提出集合了諸多現代醫學科技發展的知識與技術體系,體現了現代醫學理念“簡單到復雜,復雜到精準”的發展趨勢,也代表了臨床實踐發展的方向。盡管現階段美國的精準醫學計劃主要旨在實現腫瘤的精準醫療,但在這場圍繞精準醫學開展的未來醫學格局的競爭中,應立足國情,明確自身優勢,從腫瘤和非腫瘤疾病兩方面入手,加速利用我國巨大的患者資源轉化為促進臨床診療技術進步的戰略資源。與傳統口腔醫學模式相比,口腔精準醫學旨在把人們對口腔疾病機制的認識與生物大數據和信息科學整合交叉,精確進行疾病分類及診斷,為疾病患者提供更具針對性和有效性的防療措施,既有生物大數據的整合性,也有個體化疾病診治的針對性和實時檢測先進性。有理由相信,口腔精準醫學將帶來一場新的醫療革命,并將深刻影響未來醫療模式。在口腔精準醫學臨床研究方面,中國與美國處于同一起跑線,亟需國家大力投入與布局,整體提升我國口腔精準醫療水平及其轉化應用領域的核心競爭力,為國家科學技術的發展、全面實現科學技術總體規劃目標和造福人類做出更有力的推動和重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 Committee on a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a New Taxo-nomy of Disease. Towards precision medicine: building a knowledge network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and a new taxo-nomy of disease[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1.

[2] Hood L, Friend SH. Predictive, personalized, preventive, participatory (P4) cancer medicine[J]. Nat Rev Clin Oncol, 2011, 8(3):184-187.

[3] Sadanandam A, Lyssiotis CA, Homicsko K, et al. A colorec-tal cancer classification system that associates cellular phe-notype and responses to therapy[J]. Nat Med, 2013, 19(5):

619-625.

[4] Ai JY, Smith B, Wong DT. Bioinformatics advances in saliva diagnostics[J]. Int J Oral Sci, 2012, 4(2):85-87.

[5] Agrawal N, Frederick MJ, Pickering CR, et al. Exome se-quencing of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reveals inactivating mutations in NOTCH1[J]. Science, 2011, 333

(6046):1154-1157.

[6] Stransky N, Egloff AM, Tward AD, et al. The mutational landscape of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J]. Science, 2011, 333(6046):1157-1160.

[7] Nelson NJ. Genetic events in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revealed[J]. J Natl Cancer Inst, 2013, 105(23):

1766-1768.

[8] Pickering CR, Zhang J, Yoo SY, et al. Integrative 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of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identifies frequent somatic drivers[J]. Cancer Discov, 2013, 3(7):770-

781.

[9] Powell E, Piwnica-Worms D, Piwnica-Worms H. Contri-bution of p53 to metastasis[J]. Cancer Discov, 2014, 4(4):

405-414.

[10] Lui VW, Hedberg ML, Li H, et al. Frequent mutation of the PI3K pathway in head and neck cancer defines predictive biomarkers[J]. Cancer Discov, 2013, 3(7):761-769.

[11] Sun W, Gaykalova DA, Ochs MF, et al. Activation of the NOTCH pathway in head and neck cancer[J]. Cancer Res, 2014, 74(4):1091-1104.

[12] Mandal RK, Yadav SS, Panda AK, et al.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936 c>; T polymorphism increased oral cancer risk: evidence from a meta-analysis[J]. Genet Test Mol Biomarkers, 2013, 17(7):543-547.

[13] Zhao SF, Yang XD, Lu MX, et al. GSTM1 null polymor-phisms and oral cancer risk: a meta-analysis[J]. Tumour Biol, 2014, 35(1):287-293.

[14] Li Y, Li LJ, Wang LJ, et al. Selective intra-arterial infusion of rAd-p53 with chemotherapy for advanced oral cancer: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BMC Med, 2014, 12:16.

[15] Cervigne NK, Machado J, Goswami RS, et al. Recurrent genomic alterations in sequential progressive leukoplakia and oral cancer: drivers of oral tumorigenesis[J]. Hum Mol Genet, 2014, 23(10):2618-2628.

[16] Yardimci G, Kutlubay Z, Engin B, et al. Precancerous lesions of oral mucosa[J]. World J Clin Cases, 2014, 2(12):866-872.

[17] Gissi DB, Gabusi A, Servidio D, et al. Predictive role of p53 protein as a single marker or associated with ki67 antigen in oral leukoplakia: a ret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J]. Open Dent J, 2015, 9:41-45.

[18] Qin GZ, Park JY, Chen SY, et al. A high prevalence of p53 mutations in pre-malignant oral erythroplakia[J]. Int J Can-cer, 1999, 80(3):345-348.

[19] Cervigne NK, Reis PP, Machado J,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a microRNA signature associated with progression of leu-koplakia to oral carcinoma[J]. Hum Mol Genet, 2009, 18

(24):4818-4829.

[20] Kanamoto T, Nonaka K, Nakata M. Genetic variation in experimental dental caries in four inbred strains of rats[J]. Caries Res, 1994, 28(3):156-160.

[21] Bretz WA, Corby PM, Schork NJ, et al.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heritability for dental caries traits[J]. J Dent Res, 2005, 84(11):1047-1051.

[22] Vieira AR, Marazita ML, Goldstein-McHenry T. Genome-wide scan finds suggestive caries loci[J]. J Dent Res, 2008, 87(5):435-439.

[23] Peres RC, Camargo G, Mofatto LS, et al. Association of polymorphisms in the carbonic anhydrase 6 gene with sali-vary buffer capacity, dental plaque pH, and caries index in children aged 7-9 years[J]. Pharmacogenomics J, 2010, 10

(2):114-119.

[24] Shaffer JR, Wang X, Feingold E,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can for childhood caries implicates novel genes[J]. J Dent Res, 2011, 90(12):1457-1462.

[25] Shaffer JR, Feingold E, Wang X, et al. GWAS of dental caries patterns in the permanent dentition[J]. J Dent Res, 2013, 92(1):38-44.

[26] Wang X, Shaffer JR, Zeng Z,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can of dental caries in the permanent dentition[J]. BMC Oral Health, 2012, 12:57.

[27] Zeng Z, Shaffer JR, Wang X,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of pit-and-fissure- and smooth-surface caries in permanent dentition[J]. J Dent Res, 2013, 92(5):432-437.

[28] Stanley BO, Feingold E, Cooper M, et al. Genetic associa-tion of MPPED2 and ACTN2 with dental caries[J]. J Dent Res, 2014, 93(7):626-632.

[29] Stabholz A, Soskolne WA, Shapira L.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s for chronic periodontitis and aggressive periodontitis[J]. Periodontol 2000, 2010, 53:138-153.

[30] Kebschull M, Guarnieri P, Demmer RT, et al. Molecular differences between chronic and aggressive periodontitis

[J]. J Dent Res, 2013, 92(12):1081-1088.

[31] Kebschull M, Demmer RT, Grün B, et al. Gingival tissue transcriptomes identify distinct periodontitis phenotypes[J]. J Dent Res, 2014, 93(5):459-468.

[32] Turnbaugh PJ, Ley RE, Hamady M, et al. The human mi-crobiome project[J]. Nature, 2007, 449(7164):804-810.

[33] Belda-Ferre P, Alcaraz LD, Cabrera-Rubio R, et al. The oral metagenome in health and disease[J]. ISME J, 2012, 6(1):

46-56.

[34] Ling Z, Kong J, Jia P, et al. Analysis of oral microbiota in children with dental caries by PCR-DGGE and barcoded pyrosequencing[J]. Microb Ecol, 2010, 60(3):677-690.

[35] Aas JA, Griffen AL, Dardis SR, et al. Bacteria of dental caries in primary and permanent teeth in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J]. J Clin Microbiol, 2008, 46(4):1407-1417.

[36] Li Y, He J, He Z, et al. Phylogenetic and functional gene structure shifts of the oral microbiomes in periodontitis pa-tients[J]. ISME J, 2014, 8(9):1879-1891.

[37] Duran-Pinedo AE, Chen T, Teles R, et al. Community-wide transcriptome of the oral microbiome in subjects with and without periodontitis[J]. ISME J, 2014, 8(8):1659-1672.

[38] Dixon MJ, Marazita ML, Beaty TH, et al. Cleft lip and palate: understanding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J]. Nat Rev Genet, 2011, 12(3):167-178.

[39] Zucchero TM, Cooper ME, Maher BS, et al. 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6 (IRF6) gene variants and the risk of isolated cleft lip or palate[J]. N Engl J Med, 2004, 351(8):769-780.

[40] Roach JC, Glusman G, Smit AF, et al. Analysis of genetic inheritance in a family quartet by whole-genome sequencing

[J]. Science, 2010, 328(5978):636-639.

[41] Sun Y, Huang Y, Yin A,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a new susceptibility locus for cleft lip with or without a cleft palate[J]. Nat Commun, 2015, 6:6414.

[42] Joshi N, Hamdan AM, Fakhouri WD. Skeletal malocclusion: a developmental disorder with a life-long morbidity[J]. J Clin Med Res, 2014, 6(6):399-408.

[43] Xue F, Wong RW, Rabie AB. Genes, genetics, and Class Ⅲ malocclusion[J]. Orthod Craniofac Res, 2010, 13(2):69-74.

[44] El-Gheriani AA, Maher BS, El-Gheriani AS, et al. Segrega-tion analysis of mandibular prognathism in Libya[J]. J Dent Res, 2003, 82(7):523-527.

[45] Nikopensius T, Saag M, Jagom?gi T, et al. A missense mu-tation in DUSP6 is associated with Class Ⅲ malocclusion

[J]. J Dent Res, 2013, 92(10):893-898.

[46] Weyant RJ, Burt BA. An assessment of survival rates and within-patient clustering of failures for endosseous oral im-plants[J]. J Dent Res, 1993, 72(1):2-8.

[47] Alvim-Pereira F, Montes CC, Mira MT, et al. Genetic suscep-tibility to dental implant failure: a critical review[J]. Int J Oral Maxillofac Implants, 2008, 23(3):409-416.

[48] Jansson H, Hamberg K, De Bruyn H, et al. Clinical conse-quences of IL-1 genotype on early implant failures in patients under periodontal maintenance[J]. Clin Implant Dent Relat Res, 2005, 7(1):51-59.

[49] Santos MC, Campos MI, Souza AP, et al. Analysis of MMP-1 and MMP-9 promoter polymorphisms in early osseointe-grated implant failure[J]. Int J Oral Maxillofac Implants, 2004, 19(1):38-43.

[50] Leong PM, Gussy MG, Barrow SY,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isk factors during first year of life for early child-hood caries[J]. Int J Paediatr Dent, 2013, 23(4):235-250.

[51] Bagherian A, Nematollahi H, Afshari JT, et al. Comparison of allele frequency for HLA-DR and HLA-DQ between patients with ECC and caries-free children[J]. J Indian Soc Pedod Prev Dent, 2008, 26(1):18-21.

[52] Wang SK, Choi M, Richardson AS, et al. ITGB6 loss-of-function mutations cause autosomal recessive amelogenesis imperfecta[J]. Hum Mol Genet, 2014, 23(8):2157-2163.

第3篇:精準醫學存在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放射治療;CT模擬;放射治療計劃系統

現代放射治療已經踏進了精準定位、精準計劃和精準治療的"三精"階段,其目標是達到一低三高放射治療模式,即低損傷、高精度、高劑量和高療效。隨著醫學影像新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因此便發明了三維適形放療、逆向調強放射治療及立體定向放射治療等放射治療技術,推進一低三高放射治療模式的實現。然而在我們的認知中都知道,精確度越高,風險亦隨之而加大,在工作的每個環節中出現細小錯誤,都可能釀成很嚴峻的后果,所以確保放射治療的每個環節準確無誤,保障整個放射治療過程中的QA、QC工作,避免一些人為差錯的發生,是我們每一位腫瘤放射醫技人員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1 激光定位燈質量校驗時應注意的一些問題

1.1存在的問題 模擬定位室和治療室都均會安裝激光定位燈,在正常放射治療的時候,可以按照激光定位燈的指示將放療患者重復固定在同一位置上,此外還能夠將患者靶區中心放置到加速器機械中心,即加速器的等中心處。按照放療課本上的要求,很多企業在檢驗這個項目的時候,都認為兩側和天花板上的三個激光定位燈覆疊在一起,這個重合點和治療機中心重合,準確度在2mm之間就可以了。但是這具有2個問題:①2mm的標準只是針對常規放療而言,對于三維適形放療及調強放射治療來說則有著更高的要求,其準確度應該要求在1mm之內,不然不能確保放療的治療準確度在2mm之間;②不能單單確保三個激光定位燈的重合點和治療機的中心重合,還要關注激光定位燈的擺放,保持其水平垂直。若激光定位燈出現傾斜或扭轉現象,即使激光定位燈的重合點和治療機的中心重合,但是其在患者體表或者定位框架的標記已經與治療時中點位置相偏離了。

1.2應對策略 對激光定位燈進行檢驗的時候,除了保證激光定位燈的重合性,還要保持其水平垂直。在治療機中心的高度20cm范圍內,不僅要檢驗和確保兩邊激光定位燈的水平精確度在1mm之間,還要檢驗和確保天花板的激光定位燈的垂直精確度在1mm之間。

2 診斷CT用于放射治療計劃時可能存在的問題

2.1存在的問題 腫瘤放射治療在近20多年得到快速發展,但是對于一些基層的放療單位,由于經費問題,大多采用醫院診斷CT加以改造用于CT模擬定位。一般來說,CT檢查床是凹形的,但是加速器治療床卻是水平的。若放療計劃是以診斷CT圖像為參考的,那么在胸腹部腫瘤的治療深度上就會存在較大的差異,就一般而言,深度差異每相差1cm,那么劑量差異達到3%左右。我們以中下段食管癌患者進行放療為例,若2個后斜野深度差異在2~3cm左右,則劑量差異達到6%~9%;對于頭部腫瘤患者而言,由于CT床面與治療床面不一致,必然導致定位圖像與治療不符,姿勢不一樣,深度亦不一樣,照射的大小和形狀隨之而不一樣,此時治療計劃如果依然以診斷CT圖為參考,那么患者體內實際劑量分布和計劃劑量一定會存在很大的差異。

2.2應對策略 所以筆者認為任何放射治療計劃若要以診斷CT圖像為參考,必須要求患者無論CT定位還是放療時都要保持同樣的姿勢,這樣就要求對診斷CT床面進行一定的加工改造,以水平床面代替原有的凹形床面,這樣所出的CT圖像可以適用于放射治療計劃。不然放射治療計劃就沒有任何意義,而且還會影響臨床醫師的判斷。

3 患者影像數據的傳輸與轉換中的問題

3.1存在的問題 目前將患者最初的影像數據傳送到放療計劃系統主要有三種方式,其分別是:互聯網、光碟/光盤、膠片掃描儀。這三種傳送方式中誤差小的是互聯網和光碟/光盤,其是以數字×數字的1:1方式傳送的,膠片掃描儀是將圖像拍成膠片,再以掃描儀將膠片數據傳送到放療計劃系統中重建三維,其是以數字×模擬×數字的方式傳送的。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膠片圖像會受到內外因素的影響,導致其失真和缺損。在重建CT圖像的時候,對多層CT圖像進行人工平整對中,這樣工序繁瑣,也易造成錯層現象,重建完的CT圖像表面呈階梯形。所以第三種數據傳送方式,容易造成照射野位置和靶區中心定位出現偏差。

3.2 應對策略 依據學者的研究,就512×512方陣來說,一個像素范圍在0.75~1mm之間,加上掃描的綜合偏差可達1.5~2mm之間,多層CT圖像平整對中出現的錯層現象導致原數據上位置偏差很大。所以在適形放療的時候,使用互聯網或光碟/光盤傳送患者數據,可以降低定位/擺位位置的偏差,而且現在互聯網速度快,提高醫生的工作效率。醫院購買適形放射治療、調強放射治療及立體定向放射治療系統的時候要對設備信息清晰了然。

4 放射物理技術上一些待研究完善的問題

在不同的組織界面中劑量分布十分復雜,具有畸變特性,稱之為界面效應,其是一個典型的問題,特別是肺、骨界面以及氣腔、軟組織等多種情況。目前沒有一個數學模型能準確的計算這個現象。醫生跟物理師對于這個現象要有足夠的認知,比如鼻咽癌放療,在鼻腔、內外耳道、口咽等處一定存在氣腔反應,因為界面效應,在氣腔界面附近會出現一個低劑量區域,根據學者的研究得出,照射野范圍的大小直接影響氣腔反應的強弱,因此在患者身體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使用較大范圍的照射野,降低氣腔反應的影響。然而在調強放射治療及立體定向放療中,所使用的照射野范圍是集中型的,因此氣腔反應不容忽視,由此而衍生了2個問題:①對于界面效應引發的劑量異變如何做出準確的計算,此要一個精準度高的數學模型配合;②準確計算臨界面低劑量區域的時候,如何在此區域增加劑量。

此外,放射治療能夠飛躍進步的主要原因是計劃系統TPS的出現和應用,然而我們要清楚了解,TPS計算的劑量分布只是一個理想狀態,患者體內的劑量分布需要進行驗證才能知道實際情況,這些可以通過相關設備進行二維劑量甚至三維劑量分布的驗證,從而將物理學的劑量分布向生物學劑量分布的轉變提供了有力保證[1,2],保障了放療安全。但由于擺位誤差、機械誤差的存在,照射靶區的實時變化和器官運動以及人體的動態變化過程,物理學的劑量分布與生物學劑量分布永遠存在一定的差距,如何盡可能的縮小這個誤差,使腫瘤患者得到一個更可能完美的放射治療,這將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參考文獻:

第4篇:精準醫學存在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醫學院校;生物化學;雙語教學

引言

所謂雙語教學,實際上就是在進行母語教學的同時進行非母語教學,我國所指的雙語教學主要為漢語與英語。生物化學是醫學院校基礎課程,在醫學本科教學中占據重要地位,特別是在臨床醫學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生物化學發展,很多新技術、新理論出現在人們的學習生活中,但90%的論著都源自于國外,因此需要注重培養能夠掌握多種語言的復合型人才,也就有必要深入研究在醫學院校中開展生物化學雙語教學的方式方法。

一、在醫學院校開展生物化學雙語教學的必要性

生物化學課程是醫學類專業學生基礎知識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將雙語教學應用到醫學生生物化學教學中,有助于將學生培養成復合型人才。我校的臨床醫學專業教改班是以探索高素質基層醫生培養模式為目標,教學一般都以小班課程為主,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能力也比以往強了很多。教師有足夠的時間解答學生所提出的各種問題,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也可以得到進一步提升。如果將雙語教學與臨床醫學教學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則有利于提升學生的英語應用水平,讓學生掌握更多英語學習技巧[1]。通過實際調查研究得知,多數學生對開展生物化學雙語教學表示支持,認為它不僅可以讓自己掌握必要的理論知識,而且能調節課堂氛圍,關鍵是能夠提升英語水平。由此可見,將雙語教學應用到生物化學教學中很有必要。但在實際運用中還發現存在一些問題,這就需要教師做好研究工作,找出有效解決措施。

二、醫學院校開展雙語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教師方面問題。由于本校屬于民辦高等醫學院校,師資力量較國內重點院校來說相對薄弱,尤其是具有留學經驗的教師更是少之又少。盡管從事生物化學雙語教學的教師基本都是國內優秀人才,無論是英語寫作能力還是教學能力都很強,但聽說方面依然難以與留學教師相媲美,導致學生的聽說能力也相對較差,因此怎樣提高學生的英語表述能力,做好英語與漢語轉換就成為雙語教師重難點問題。同時,在生物化學英語教學中教師應怎樣將復雜知識精準地轉述給學生,并讓學生深入理解也是雙語教師需要重點考慮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提高了教師的備課難度,加大了雙語教師教學壓力。

(二)學生方面問題。由于生源的不同,學生基礎知識參差不齊,掌握英語知識的程度也不相同,這種情況突出表現在英語口語表達與聽力上。同時,生物化學課程具有一定的枯燥性與抽象性,學生學習較有難度,且內容較復雜,其中涵蓋的詞匯量也很大,也就使其成為學生心中最難學學科。尤其是對成績一般的學生來說,學習帶有較大難度的英語無異于“極限挑戰”,如果雙語教師在教學中所使用的方法不得當,學生在學習時就會更吃力,從而產生放棄學習的念頭,不僅降低了學生的學習效率,還影響了教學質量。

(三)教材方面問題。教材是生物化學雙語教學中重點依靠內容,教學質量的高低、學生學習情況的好壞也與此有很大關系。現階段,我國多數醫學院校所使用教材都是傳統母語教材,其中所含有的英文部分基本都是詞匯,英文文章所占部分極少,不能滿足現有雙語授課需求。當然,有時也將英文教材應用到教學實際中,但其內容與學生實際需要有較大差別,專業術語過多,學生學習起來十分困難。將近80%的學生表示閱讀這樣的英文文章時,至少有一大半的時間都在查閱詞匯含義,可見,這種教材并不適合學生使用。基于此,就需要制定漢語與英語參半的教材應用到教學中,同時內容要豐富,不給學生帶來枯燥感,讓學生主動投入到雙語學習中。

三、醫學院校開展生物化學雙語教學的方式方法

(一)確定生物化學雙語教學目的。由于生物化學屬于醫學院校重要課程,能夠為學生進行臨床醫學實踐課程奠定良好基礎,因此醫學院校在開展生物化學雙語教學時,最關鍵的就是要確保學生能夠掌握一定的生物化學知識,學好雙語教學內容,只有這樣才能促進學生全面發展,讓學生在進入工作崗位以后能夠與國際權威人士交流,獲得更多更新觀點。因此,在開展生物化學雙語教學時,一定要先確定生物化學雙語教學目的,并將這一目標傳遞給學生,讓學生理解學校的良苦用心,同時在教學中盡量實現全英語授課,做到理論聯系實際,也不要忽略基礎知識與技能的學習,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發揮雙語教學價值[3]。

(二)提高任課教師英語應用能力。要提高雙語教師的英語應用能力,關鍵在于強化教師英語培訓,特別要注重英語口語與聽力訓練。雙語教師應經常查閱資料,做好備課,與學生共同學習,通過觀看雙語教學短視頻掌握教學方法與技巧[4]。學校也要積極引進留學人才,為其提供一定的薪資待遇,從而全面提高學生的雙語應用能力。

(三)構建完善的考試制度。通過考試可以看到雙語教學效果,但以往的單純依靠期末考試的方式已經難以真正體現學生學習情況,這就需要雙語教師根據實際情況,將學生課程表現與期末考試結合起來,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在期末考試中可以適當增加一些英文考試內容,如用英文解答名詞,同時對利用英文答題的學生給予加分獎勵,這樣可以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

四、結語

生物化學雙語教學對醫學院校學生發展異常重要,但在實際教學中存在的問題限制了雙語教學作用的發揮,因此只有根據實際情況做出調整才能培養更多優秀學生。

參考文獻:

[1]韋耀東,梁平,呂坤,李中堅,吳杏起.加強雙語教學提高生物化學教學質量[J].衛生職業教育,2013,02:79-80.

[2]羅艷紅,王太重,鄧益斌.民族醫學院校臨床生物化學雙語教學的實踐與思考[J].右江民族醫學院學報,2013,02:217-218.

[3]趙青,黃煒,章喜明,陳新美,王燕菲.提高生物化學雙語教學質量的探索與思考[J].基礎醫學教育,2015,01:69-71.

第5篇:精準醫學存在的問題范文

 

(2019年x月x日)

 

市衛健委:

    現將我院基本概況、重點工作、存在的問題和下一步工作打算做以簡要匯報,不妥之處,請批評指正。

一、基本概況

XX市中醫醫院創建于xx年,現為一所以中醫藥為主,中西醫結合,集醫療、教學、科研、康復、預防、保健為一體的三級甲等綜合中醫醫院。目前編制床位xx張,實際開放床位xx張,年門診病人xx萬人次,年住院病人xx萬人次。現有職工xx人,其中在編職工xx人,醫院設有xx個臨床醫技科室,xx個行政后勤科室,x個中醫研究所,x個全國名老中醫藥專家傳承工作室。擁有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x名,“甘肅省名中醫”x名,“天水市名中醫”x名,碩士生導師x名,市級領軍人才x名,副主任職稱以上醫師xx人,其中正高級職稱人員xx名,碩士研究生xx名。擁有國家級重點專科x個、省級重點專科x個、市級重點專科x個、院級特色專科x個的四級重點專科體系,xx個專科制劑品種投入臨床,xx種制劑入選全省院內中藥制劑調劑使用品種。

醫院是國家中醫藥傳承創新工程重點中醫醫院項目入選單位,國家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基地(中醫類),國家中醫藥文化建設試點單位,xx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及xx中醫藥大學、xx醫學院、xx省中醫學校和xx市衛校的教學醫院。擔負著全市及xx周邊縣區數百萬人口的醫療、康復、預防、保健及中醫人才培養等工作。是國家“十三五”重點研發計劃精準醫學研究重點專項H型高血壓精準醫學合作中心,xx省中醫藥公共衛生服務重大疾病中醫藥項目單位。

二、2018年重點工作完成情況

(一)醫療指標穩步增長

2018年門診診療xx萬余人次,較上年同期增長xx%。收治住院病人xx萬人,較上年同期增長xx%。病床使用率xx%,較上年同期增長了xx%,病床周轉次數xx次/月,平均住院天數xx天。中醫非藥物療法診療xx萬人次,占門診診療人次的xx%;中藥處方占門診處方數的xx%,中醫藥“簡、便、驗、廉”的優勢得到了更多患者的認可。

(二)科研能力進一步提升

全年共開展xx項新技術、新項目、新業務。xx篇,其中國家級xx篇,省級xx篇,出版論著x部。參與國家級科研x項、省級科研x項,通過市級鑒定科研xx項,市級待結題科研x項,省級立項科研x項,市級立項科研x項。x項新業務獲國家專利。

(三)項目建設穩步推進

一是我院內科綜合大樓項目申報成功并正式入選國家中醫藥傳承創新工程重點中醫醫院項目儲備庫。該項目XXX。爭取2019年項目落地實施。

二是醫院新分院建設項目正式列入全市民生項目建設規劃。

三是醫院被列入國家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基地(中醫)項目,并正式啟動。XXX。項目建成后,醫院將進一步加強XX區域住院醫師、全科醫師、研究生等中醫藥人才的培養力度,全力作好規范化培訓,提高區域中醫臨床醫師隊伍的能力和水平。

四是棚戶區改造項目截止目前完成投資xx萬元,主體工程已于x月封頂,并完成了電梯等配套設施的采購。項目建成后將盤活醫院醫療用地,改善家屬區職工居住條件,解決部分無房職工住房問題,同時為引進人才,拓寬醫院發展潛力,推動醫院穩步健康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四)深入貫徹醫改政策,切實讓利廣大患者

加入了XX院“血液病專科聯盟”、 XX院“眼科聯盟”、XX省中醫院“脾胃病專科聯盟”、XX省人民醫院“內分泌科優勢學科聯盟”和“優勢學科睡眠醫聯體”、XX省睡眠研究會“睡眠聯盟”等緊密型專科聯盟。由院領導組團帶隊先后赴XX大學醫學部和附屬醫院、XX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XX市中醫醫院、XX省中醫院、XX省腫瘤醫院考察學習文化建設、醫院管理、學科建設和醫聯體協作等工作。積極組織省市名中醫、碩士生導師和各重點專科學科帶頭人到各縣區中醫院開展“服務百姓健康行動”大型義診、查房、帶教、討論病例、授課等活動,共計義診xxx余人,對xxxx余名基層醫務工作者業務授課,同時與x個醫院的xx個科室簽訂了緊密型專科聯盟。嚴格執行藥品“兩票制”,堅持實行藥品零差價,降低藥占比,2018年全院藥占比(除中藥飲片、自制劑外)為xxx%,較上年同期下降了xxx%。取消藥品加成后,藥品月均直接讓利xx萬元。

(五)切實突出中醫特色,大力發展優勢專科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對我院“十二五”國家中醫重點專科(腦病科、內分泌科、心血管科)進行了評估調研。省衛建委和市衛計委對我院國家級重點專科培育項目心血管科和第五批、第六批省級重點專科建設單位哮喘病專科、肛腸科進行了驗收,均達到合格標準。不斷完善65個優勢病種的診療規范,全院共開展xx項中醫適宜技術,實施中醫護理方案2xx種xxxx例(較去年同期上升xx%),開展中醫護理技術xx項xx萬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xx%)。針灸推拿科、兒科、肺病科、內分泌科、脾胃病科全面開展“冬病夏治”和“冬病冬治”貼敷治療,共診療xx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增長xx%。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1.醫院2013年完成了第三輪人事制度改革,現已6年,部分中層管理者已經退休,另外隨著醫院業務發展,科室部門適當增加,部分科室管理者未配備到位。

2.醫院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啟動實施中還面臨許多矛盾和困難,需要上級部門進一步加大幫助協調和支持的力度。

3.作為三甲綜合中醫院,高層次人才匱乏,嚴重影響著醫院人才梯隊的構建,進而也影響著醫院解決疑難危急重癥技術能力的提高。同時發揮和拓展中醫藥特色優勢還不夠,發展和應用中醫藥適宜技術服務能力還需進一步提高。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1.深化城市公立醫院改革,不斷提高科學化、精細化管理水平,推進醫院各項工作順利開展。

2.積極推進國家中醫藥傳承創新工程重點中醫醫院項目、國家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基地(中醫)項目、棚戶區改造項目、醫養分院項目的實施。努力改善醫院發展環境,拓展發展空間。

3.進一步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多途徑引進培養高層次人員,進一步完善人才梯隊。

4.加強內涵建設,積極培育醫院文化。努力營造中醫藥文化氛圍,不斷提高職工人文素養,激發全院干部職工干事創業熱情,凝心聚力,不斷推進醫院改革發展。

四、急需市衛健委協調解決的問題

1.加快工作進度,盡快為醫院配齊中層管理者,進一步強化醫院科學化、精細化管理,促進醫院提升服務質量。

第6篇:精準醫學存在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生物信息學;教學方法;醫學本科生

中圖分類號:G642.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9324(2017)51-0146-03

生物信息學是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啟動而興起的一門新的交叉學科[1-2]。它包含了生物信息的獲取、處理、儲存、分發、分析和解釋等在內的所有方面;綜合運用數學、計算機科學和生物學的各種工具,來闡明和理解大量數據所包含的生物學意義。目前,生物信息學在醫學領域中已廣泛應用于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及藥學等多個學科。特別在科學研究工作中,生物信息學的作用逐步顯現,越來越受到重視。近期,精準醫療概念的提出與相應模式的推進,進一步強化了運用生物信息學工具的要求。精準醫療是將臨床信息、患者表型與基因蛋白譜進行整合,從而為患者量身制定精準診斷、預后及治療策略。因此在高通量測序產生數以萬計的龐大組學數據中,只有依托生物信息學技術,才能探尋基因突變、藥物靶向等隱含遺傳學奧秘的精確位點,進而提供可靠的個性化治療方案。可見,生物信息學是精準醫療的核心內容之一。當前,大多數醫學院校均已開設研究生生物信息學課程,但尚未將生物信息學正式列入本科生培養方案,以選修課形式開設生物信息學課程的院校也極為鮮見。醫學本科生是祖國醫學的未來,是臨床一線最直接的儲備軍,面對飛速發展的生物技術和以幾何級數增長的生物大數據,如果現階段的醫學本科生還不能學會如何利用和解讀這些資源,這將大大阻礙臨床醫學的發展。綜上,一方面醫學領域對生物信息學方面存在旺盛的需求,另一方面大多數院校均未正式開設本科生生物信息學課程,造成生物信息學人才極度緊缺。針對這一現狀,筆者近年來圍繞在研的各項科研課題,選拔學有余力的優秀學生,在學校開展的各項大學生科研能力訓練、創新創業項目支持下,吸收本科生進入實驗室,對醫學類本科生的生物信息學教學實踐方面做了一些嘗試,培養了一些初步掌握生物信息學知識與方法的本科學生。在此對教學過程中的感想和體會做一簡要總結,并對本科生生物信息學的教學模式進行了探討。

一、在醫學本科生中開展生物信息學的教學實踐

(一)尊重學生的教育主體地位,實施因材施教

由于生物信息學涵蓋了計算機科學、統計學、分子生物學和分子遺傳學等諸多學科相關知識,所以一般情況下生物信息學科研實踐的開展要遲于上述各門課程。在開展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學生的自身條件,進行分組施教。因為不同學生對相關背景知識的掌握不同,會導致他們接受相關教學內容的快慢程度不一樣,因此要針對不同層次的學生開設不同等級的實踐內容。此外,根據學生將來從事的工作類型導致的對生物信息學的需求不同,可有針對性地分成科研組和臨床組。如有些學生將來可能主要從事科研工作,因此希望掌握較多的生物信息學知識,包括各種計算機語言的使用、編程、復雜統計軟件的使用等等,這類學生學習熱情比較高漲。

(二)構建多學科教師組成的教學團隊,實現知識的互補與整合

由于生物信息學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需要計算機學、統計學、醫學生物化學、醫學遺傳學等相關學科的共同發展來支撐。此外,生物信息學專業知識較為前沿,而且涉及的醫學研究領域較多。再加上目前生物信息學的專業教師缺少,這就限制了學科的發展。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應該合理組建教學團隊,授課教師需要來自不同的專業,了解本專業最新的知識,教師之間相互學習溝通,將不同學科的相關知識整合起來[3],并需持續補充和學習生物信息學前沿知識,在授課內容上還要體現教師自身優勢。這樣不但可以在知識結構上互補,還可以滿足不同專業學生的需求。

(三)圍繞教師在研科研課題和學術會議,追蹤醫學研究前沿

生物信息學是一門快速發展的學科。近年來計算機技術、生物技術以及醫學技術及醫療模式都在快速更新。因此醫學生生物信息學實踐教學不能拘泥于原有教材。在進行基礎和共性的知識教學時要利用教材。而對于前沿的知識,教師一方面要結合在研的各項科研課題引入知識點,另一方面可帶學生參加一些與生物信息學相關的學術會議,讓他們開闊眼界,增長見識,激發科研靈感。

(四)調動學生主觀能動性,激發其學習潛能

由于學生專業背景知識掌握程度差異較大,以及學生自身興趣不同,傳統的大班教學較難達到一致性的教學效果。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可以采取不同的分組方式以滿足學生不同的需求。由于現階段生物信息人才非常缺乏,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對于個別基礎較強的學生,教師可以有針對性地對他們進行一些更深層次的培養,充分挖掘學生的潛力,利用課余時間,合理安排一些“實戰”性任務,通過實踐鍛煉,提升他們的專業科研素質,為當代生物信息學的發展培養特色人才。如我校2009級臨床專業熊同學、2010級藥學專業本科生熊同學,都對生物信息學興趣非常濃厚,在科研實踐中表現得十分出色,充分利用課余和寒暑假時間,在老師的精心指導下,用perl語言成功編寫出分析組學數據的一系列程序。在研究生面試時,他們扎實的生物信息學功底獲得導師的青睞,并成功讀取/保送了國內知名大學的研究生。

二、醫學本科生生物信息學教學方法、教學模式的探討

(一)PBL教學法在案例教學中的應用

PBL(Problem-BasedLearning)教學法[4],也稱作問題式學習。生物信息學是一門操作性和實驗性很強的學科,要利用互聯網、計算機和各種生物信息學數據處理軟件來解決實際問題。目前,生物信息學已成為生命科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工具。在實際訓練中應以問題為導向,針對每個知識點盡量從實際的應用案例出發,引導學生自主探究、合作學習、進行交流。注重培養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學生能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學會各種技能,如統計方法、計算機語言和軟件的基本使用、編程技巧及數據庫的運用等。隨著生物信息學技術的快速發展,整合不同生物技術產生的數據將有利于人們發現疾病致病相關位點和藥物作用靶點。在本實驗室開展的PBL教學實踐中,我們以代謝性疾病作為主要研究方向,對糖尿病、高膽固醇血癥及肝癌等展開了疾病相關基因/位點的全基因組篩查。

(二)在教學過程中發揮優秀學生的引領作用,以點帶面

由于生物信息學在醫學研究中的重要性逐漸凸現,因此要求參加科研實踐培訓的學生人數逐年增多。而目前生物信息學專業的老師相對缺乏,為了解決這一矛盾,我們在實踐教學和科研中摸索出一種新的方法,即以“導師-學生雙向選擇制”遴選學生進入老師課題組后,以優秀學生為中心,采用以點及面式訓練。與以往的老師帶學生做試驗的傳統模式不同,在培訓中教師除作為指導老師外,還要善于在眾多的學生中發現優秀的人才,并對這些有天分的學生進行精細培養,然后以這些人才為中心點,進行放大,即由一個優秀的學生指導幾個后參加培訓的學生,在這幾個學生中再選出優秀的學生作為下一輪的指導“老師”,這種以點帶面的特色實踐教學模式不但能節約大量教學資源,而且將最大限度地挖掘學生的科研潛力,有利于培養學生的科研創新素質。

(三)以大學生的各類科研訓練、創新創業項目為載體開展教學活動

目前,科技創新已成為發達國家保持持久競爭力的“法寶”。中國早在若干年前就確立了“科技興國”的戰略目標。大學生是祖國的未來,大學生科研創新能力的培養是21世紀高校人才培養的核心內容。國內外眾多高校都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因此,將生物信息學科研訓練與學校開展的各類科研創新訓練計劃(如大學生“挑戰杯”、“創新學分”或“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等)相結合,將更加有效地利用各種資源,全面鍛煉學生的科研創新能力,例如,文獻的檢索與閱讀,各種組學數據的收集、處理和分析,程序的編寫,實驗設計和操作,科研項目書的撰寫,科研論文的書寫等。

(四)同步開展科技文書的寫作訓練,總結成果保持學生的熱情

疾病的發生發展與特異基因的改變密切相關,鑒定與疾病相關的基因是醫學科研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在科研實踐訓練中,學生利用生物信息學方法,通過分析處理感興趣的數據(如基因組、轉錄組、單核苷酸多態性、全基因組關聯分析等),可挖掘出一些與疾病相關的內在信息,或再通過實驗對分析結果加以驗證。教師可鼓勵學生將這些階段性的成果進行發表,這對學生來說是一種能力上的認可,可以增加學生的科研信心,激發他們的科研熱情和動力。此外還要鼓勵學生積極申請學校乃至全國性的大學生“挑戰杯”等競賽。培養學生的創新和挑戰激情,以便激勵他們在科研之路上能再創新高。如我校2012級本科生王同學,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就進入實驗室學習生物信息學分析數據,勤奮鉆研,已分別于2013和2014年發表了2篇核心文章,并已成功申請到我校大學生“挑戰杯”項目,在我校大學生作品“挑戰杯”競賽中獲得二等獎。這些成果極大地鼓舞了同學們的科研熱情。

三、本科生生物信息學科研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隨著生物信息學在醫學領域的廣泛應用,越來越多的學生意識到這門學科的重要性,都積極參與實踐練習。而生物信息學實踐離不開計算機這一硬件設備,同時由于生物數據量龐大,這就要求較高的計算機的配置。此外,現階段生物信息學專業教師比較缺乏,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教學實踐的開展。因此,對醫學本科生開展生物信息學實踐訓練尚需相關資源的配套和完善。

四、結語

本文主要探討了對醫學本科生開展生物信息學科研實踐過程中的一些感想和體會,并在多年教學實踐基礎上,總結出一種以科研為核心、學生為主體、訓練項目為載體的科研實訓教學模式。當前雖然一些醫學院校已經開設了生物信息學課程,但是在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教學模式上還有很多不足,尚有待進一步的摸索和改進[5-6]。此外,我們要加大硬件設施的投入,并不斷加強師資隊伍建設,積極參與教學改革,整合各種教學力量,從而提高生物信息學教學質量。

致謝:感謝南昌大學醫學實驗教學中心汪雁老師生前對本科生生物信息學教學方面的貢獻!

參考文獻: 

[1]Shachak A,Ophir R,Rubin E.Applying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ories to bioinformatics education in microarray analysis and Primer design workshops[J].Cell Biol Educ,2005,4(3):199-206. 

[2]Boyle JA.Bioinformatics i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practical examples[J].Biochem Mol Biol Educ,2004,32(4):236-238. 

[3]樊代明.整合醫學縱論[J].醫學爭鳴,2014,5(5):1-13. 

[4]祝鴻程,劉浩,王迎偉,等.基礎醫學課程PBL教學應用的新思路[J].基礎醫學與臨床,2011,31(12):1410-1412. 

[5]冉景盛,姚啟倫.生物信息學創新教學模式初探[J].生物學通報,2009,44(1):46-48. 

第7篇:精準醫學存在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 開業初期問題;應對措施;具備素質

消毒供應室是集技術性、科學性、操作性為一體的綜合性科室,是向醫院各科室供應無菌器材的重要場所,與醫院內感染的控制有密切關系,其發展越來越受到管理者的重視。分析我院開業初期供應室存在的問題,可以提高供應室的工作質量及工作效率,達到把供應室建設成為適應發展的、廣大就醫患者健康需求的供應室。下面來具體談一談供應室開業初期展中出現的問題及應對措施。

1 我院供應室在開業初期存在的問題分析

1.1 層次配置不合理,我院開業初期大多數是年輕護士,他們臨床經驗較少,身高、學歷偏低,高職稱護士較少。

1.2 專業知識不扎實,外出學習機會少,與外界接觸較少,缺乏自學精神,工作缺乏積極性。

1.3 自我防護意識差。供應室每天都有大量的、污染的器械需要清洗、消毒、包裝,但自我意識防護觀念差。

1.4 未認真學習規章制度及操作流程,工作時個別人不按制度流程進行操作,缺乏嚴格的自我質量監控。

2 應對措施

2.1 加強全院對供應室的重視度,充分認識供應室在醫院發展中重要性,增加充足的高資質后備護理人員加入我科專業護理工作。

2.2 認真學習規章制度 ①組織管理制度:各級人員職責;物資管理制度;人員培訓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等。②質量管理制度:各區域工作流程及質量標準;各項技術操作規程;職業安全防護制度;消毒隔離制度等。

2.3 護理部及科室組織專業知識講座,積極爭取外出學習與培訓機會,使護士重視自己及專業,循序漸進,充分調動護士工作熱情。①以請進來、走出去相結合的方式學習,增加上級領導督查次數。②創造良好氛圍,互相學習、互相關心,營造和諧的工作環境,增強科室的凝聚力。③打造良好的專業形象:以扎實的業務素質使自己成為“專業人士”、“預防感染小專家”。

2.4 加強風險管理意識。在各個環節上嚴把質量關,提高風險意識,加強防范措施,為臨床提供高質量的消毒滅菌物品。

2.5 提高專業護理人員素質

2.5.1 樹立良好的人生觀、事業觀 舉辦相關職業素質拓展培訓,通過培訓來培養高度的責任心意識,愛崗敬業精神,使他們有職業榮譽感,了解專業角色的需求,建立穩定的職業心態,強化職業道德觀念。

2.5.2 培養敏銳的觀察力及精準的記憶力 準確掌握器械的數量,敷料的性能、用途等專業知識,消毒物品的日期及保管等管理方法。每位護士掌握好各科室的需求,保證供應。

2.5.3 培養堅強的意志力及良好的人際溝通能力 工作中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如困難、委屈、挫折或誤解、難以處理的人際關系時,做到排除干擾,約束言行;注意及訓練自己肢體語言、表情語言等溝通能力,避免誤解與差錯。

綜上所述,消毒供應室是消毒隔離質量的基礎,醫院對供應室工作的重視程度直接著影響供應室的工作質量。因此總結、反饋我院開業初期供應室存在問題,引起了領導層足夠的重視,對我科作出必要的投入。大德在醫,善行于民,我們不但要提高自己的專業技能,還要加強社會科學、護理相關邊緣科學知識的學習,在學習中逐漸提高自身素質,提高專業水平,跟上時代的步伐,迎接新的挑戰,為廣大人民的健康把好關。

參考文獻

[1] 鄭柏湘,戴李中.供應室護理組織管理模式的調整[J].中華醫院感染學雜志,2005,15(4):426.

第8篇:精準醫學存在的問題范文

這種解讀所指的是,人工智能將在未來全面介入人類生活,開啟人類文明發展的又一個新時代。

人工智能的絕對優勢

人工智能早就進入了醫學研究(藥物研發、基礎研究)和臨床診療領域,人與人工智能的競爭也不可避免,那么,人工智能會像戰勝柯潔一樣,優于或勝過人類醫生嗎?

僅從現有的情況看,人工智能有優于人類醫生的地方。以癌癥治療為例,當確診癌癥后,針對不同病人的個性化治療才會比較有效。機器學習(算法)是人工智能的一基本內容,其中,數據的輸入、輸出、賦值等運算可以讓人工智能對某一問題進行計算分析,從而得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手段。加拿大西方大學的羅根(Peter Rogan)等人通過對基因數據的分析得出最可能的有效治療癌癥的方案,讓該治療方案變得更加個性化。

研究人員使用了一套含有40個基因的數據,這些基因可以在90%的乳腺癌中找到。在接受試驗的近350名癌癥病人當中,至少都會接受紫杉醇或吉西他濱其中一種化療藥物治療。之后,研究人員讓人工智能對數據展開處理并找出藥物與病人基因之間存在的關系。結果顯示,同時接受兩種藥物的治療有效率為84%,只接受紫杉醇的有效率為82%,只接受吉西他濱的有效率則在62%到71%之間。

這就為醫生提供了選擇更好或最佳治療方案的決策基礎,在上述方案中,醫生選擇對病人同時使用紫杉醇和吉西他濱,可以達到最高的84%的治療有效率。

也許這種人工智能軟件對不同病人提供的治療方案比其他醫生的治療有效,但是,人工智能的這種算法和分析是醫生首先教會它的。更重要的問題是,當超出了這40個基因的范疇,這套人工智能的算法和提供治療的方案就有可能受到限制。

面臨這樣的問題,人工智能只會一籌莫展。但是,人是有巨大動力的,這種動力的來源之一是,人有強烈的情感。柯潔輸給Alpha Go或感到贏不了Alpha Go會沮喪得流淚,但Alpha Go不會。正是這種差別,讓具有強烈愛心的人會想出更好的方法去診療和戰勝疾病,至少取得更好的結果。基于這種情況,Alpha Go不可能戰勝醫生,因為前者沒有愛心,后者,尤其是病人的親屬有強烈的情感和愛心。

戰勝檢查數據的真情暖男

一位叫馬麗砂的女性患有卵巢癌。15年間,她經歷了4次手術和30多次化療,她的丈夫張欣華相伴相依,一路保駕護航,讓她的生命一直延續。這名“暖男”起到的作用不過是輔助醫生,但是他卻使用了特有的“理工男方式”,通過數據分析、(深度)學習和邏輯推理,獲得了理想的治療結果。這些方法正是人工智能的強項,別說使用Alpha Go,就算是一種很簡單的統計和分析軟件都可能超過張欣華,但是決策和疾病治療的結果難于勝過后者。

早在2005年,定期隨訪復查的馬麗砂發現自己的驗血指標似乎有些異常,但核磁共振檢查未發現問題。張欣華分析,核磁共振的原理是逐行掃描,也許因為腫瘤的位置關系,或者掃描的行與行之間的斷層關系,沒能發現腫瘤。但普通的B超檢查原理是檢測回聲,是反射過來的信息,這也許能發現一些更有意義的線索。他便自作自作主張讓妻子做B超檢查,果然發現腫瘤復發,及時作了手術切除。

而后,張欣華對妻子的檢查數據做了如下的數據分析和深度學習:對其妻的一種腫瘤標記物CA125進行數據統計,時間為橫坐標,CA125為縱坐標,把2014年2月11日到2017年5月1日的CA125變化描繪成曲線圖。

95%的健康成年婦女CA125的水平≤35U/ml,如果CA125的數值是該數值的兩倍以上,就意味著與癌癥有一定關系,而馬麗砂是癌癥康復者,這個數值在更高的范圍(幾百)才可能被醫生視為與癌癥復發有關。馬麗砂的CA125在2016年12月達到曲線的頂點,也只是73.5,沒有達到醫生認為的與癌癥復發相關的數值。但張欣華比較了其妻2014年和2016年的兩個高點,正好對應其在這兩個時期的大手術,當時的數值與73.5相差無幾。因此,張欣華認為情況不好,便帶妻再到醫院檢查,發現腫瘤又復發了,又及時進行了手術,馬麗砂CA125的曲線很快回歸低位。

此次Alpha Go戰勝柯潔,研究人員稱是Alpha Go采用了能自行學習的人工神經網絡技術,但也有專業人員認為如果僅僅是人工神經網絡技術,不可能讓Alpha Go達到如此強大的能力,實際情況是Alpha Go的核心――記憶增強技術得到更大增強,通過其海量的存儲能力,不斷將外部的數據輸入存儲器,更新數據結構,并分析數據,然后重新輸出數據,給出相應的博弈策略。

但就算使用Alpha Go戰勝柯潔采用的人工神經網絡技術為馬麗砂診斷,由于CA125數據正常,以及核磁共振成像檢查正常,恐怕就連有經驗的醫生也會忽略患者的變化而不會讓其再進一步檢查,更不用說Alpha Go,僅靠數據分析判斷,一定會把馬麗砂歸為正常情況。而患者的丈夫張欣華懷著對妻子無限的真情,用自己特有的計算方法判斷妻子的病情,挽救了妻子的生命。這不能不說是人工智能輸給人類大腦的佐證。

美國父子超越常規的精準醫療

說到底,這又是一種人工智能難以掌握的技能――精準醫療。因為人工智能的大數據和分析,以及深度學習只能對一般性的情況進行分析判斷,不會對每種情況進行具體的個性化的分析和診治。在進行精準醫療時,醫生也未必會對每個病人做到個性化的診治,而是千人一藥、萬人一刀地進行治療。但只有對親人傾注了深厚愛心的人才會對病人的具體情況進行辨別,以尋求有針對性的個性化精準醫療。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數學家迪米特里斯?伯特西馬斯教授的父親在2007年診斷患有非轉移性胃癌,已經無法手術,唯一的治療方案是化療。為了讓父親盡可能延長生命和提高生活質量,伯特西馬斯研究了全美五大醫院的常規化療方案并驚訝地發現,每家醫院使用的化療方法都不同。

數學家的天性讓其產生了一個想法,對醫院的臨床試驗數據進行計算,以確定哪一種方法能產生更好的效果。他畫了一張簡單的圖,橫坐標代表藥物毒性,縱坐標代表患者的生存率。根據這一曲線,伯特西馬斯選取了一個他認為的最優策略對其父親治療。結果他的父親在確診胃癌后存活了2年,比醫生的預期翻了一番。

人工智能難以逾越的“先天不足”

伯特西馬斯和張欣華這樣的精準醫療既不是人工智能能夠做到的,也不是一般醫生能做到的,因為不同的醫生就有不同的對疾病的診治和看法,以及選用自認為正確的和效果好的療法,即便是人工智能采用人工神經網絡技術自主學習,也不可能像伯特西馬斯和張欣華那樣對親人進行個性化的診治。這意味著,人工智能并不神秘,人人可用,而且根本就達不到人的自我學習和分析能力。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沒有情感,不會因為對親人的愛而多一分責任、多一分細心、多一分分析、多一分比較,從而選擇最有利于親人的診治方案。

顯然,預測人工智能未來會在其他方面戰勝人和統治人類社會,需要讓它先要有情感。但是,人工智能不是生物,它會有七情六欲嗎?退一步說,能把愛心輸進去嗎?

以此來看,人工智能“先天不足”,或許只有理性,那它靠什么與人做全方位的博弈?所以,不必過多擔心人工智能會戰勝人類,而是全身心享受我們作為人類所擁有的美好情感吧!

第9篇:精準醫學存在的問題范文

〔關鍵詞〕醫學生;職業精神;課程思政;工匠精神

課程思政對醫學生職業素質的影響越來越引起學界的重視,在疫情防控的當下,更需要將思政元素納入醫學專業課程,以助于對醫學生職業精神的養成。

1醫學生職業精神養成的現實挑戰

職業精神作為一種深層價值引領,與人們的職業活動緊密聯系,具備職業特征的精神、操守、能力和自覺,賦予個體職業理念和職業追求,是形成自身行為自律規范的基石。醫學生職業精神是實踐行為的內在指引者,但是目前我國醫學生職業精神的養成存在諸多困境與挑戰。1.1醫學生職業精神的養成需要價值重塑。職業精神是認知的反映和體現,是能力的自覺表達,也是現實必要性、合理性的統一,是學理依據和具體范疇的綜合。所以,醫學生職業精神本質上是一個觀念價值體系,是醫學生價值觀念的精辟概括和高度濃縮,是醫學生對醫學的職業認識、職業情感、職業意志和價值指導的踐行準則。在社會功利化和公平性訴求的當下,醫學生職業精神需要自我規范標準和價值重塑。醫學生職業精神是一種非外在強制的規范,是自愿接受的內容,因為它主要依靠的是自身的價值體系、思維觀念和職業情感,而不是外在的權利強制。醫學生職業精神的形成是為了控制自身的活動,稱為自控或內控,將各種要求和規范內化為自身的價值體系。此外職業精神作為價值尺度,可以判斷職業活動是否合理[1]。1.2醫學生職業精神的養成需要鮮活表達。目前,我國醫學生職業精神在培養過程中缺乏理論根基和內涵建設,對于課程建設缺乏統一標準。例如,醫學職業精神是如何養成的,中國傳統的工匠精神是如何形成的,中國特色的公益性醫學職業精神的典型性體現在何處,以及實現方式的具體路徑探索、方法載體、過程規律如何展開?醫學職業精神要如何處理好公平與公益、顯性與隱性、他律與自律的關系?這些本質內涵,無處釋疑,無從解答。基于醫學職業精神的構成要素,需要闡述醫學職業精神在醫學課程中的表現,但目前這種潤物無聲的形式極少。通過沉浸式和體驗感來詮釋醫學職業素養,至今還缺乏行之有效的鮮活表達。1.3醫學生職業精神的養成需要培育承載。醫學生職業精神培育是涉及職業認知、職業情感、職業作風、職業目標信仰等諸多方面的綜合教育,通常受到社會、醫療、學校教育等因素的影響。在醫學生職業精神培育過程中,就需要充分發揮課堂教學重要載體的作用。雖然第一課堂在知識傳授中占據最有利的優勢,但仍存在案例陳舊、形式單一等現象:在課程設置上,醫學職業精神教育課程往往處于弱勢地位,課程建設重視不足;在教學內容上,存在機械性的職業精神植入較多,人文式的潛移默化較少,針對醫學生特點的授課不足。在課堂形式上,教學相長的互動式不多,循規蹈矩的說教式為主,提高積極性的舉措不足;在評價方式上,量化的測試居多,開放式的討論不足。

2影響醫學生職業精神養成的原因

醫學生職業精神養成的各類需要表征在:師資力量的不足、師資水平的聚焦,醫學教育的定式、醫學學制的貫通,以及課程設置的選定、教學方式的單一等方面。影響醫學生職業精神養成的原因主要與醫學師資職業精神的內化、課程設置的顯性表達與隱性嵌入的割裂、醫學教育一體化建設的布局有顯著相關性。2.1師資力量缺乏內生動力。醫學生職業精神的內生動力需要準確把握知識教育、技能教育、思想教育之間的關系,把醫學史觀、政治認同、公民健康的大格局內化為醫學職業教育的文化自覺及醫療崗位對人類健康所承擔的社會道義。教師在塑造醫學生職業精神時缺乏教學目標、教學動力不足,針對性不強。從事基礎研究的教師參與專業授課時,更多在于知識壘砌和建構;從事臨床工作的醫生參與專業授課時,又很少談及職業精神的理念。總體而言,存在精準施教的師資短板。2.2課程設置的顯性表達與隱性嵌入的割裂。目前醫學課程設置中職業精神的養成,所使用的觀點和提出的目標籠統模糊,統一性和規范性的缺失,使育人在崗位勝任力和職業精神養成方面流于表面。醫學專業課程與思政教育的割裂,使職業精神教育成為專業課的附屬。在具體設置中,往往忽略了學生的參與,在情感上缺乏同理心體驗就無法真正做到以情動人,以情感人,以情化人。醫學選修課普遍未開設醫學哲學、敘事醫學、醫學人類學等課程,其內核是將醫學與職業精神結合的機械化。2.3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缺乏有效貫通。醫學職業精神的培育模式不是技術教育的“教-練”模式,亦不是知識教育的“教-學”模式,而是人格養成的“化-育”模式,其價值養成不全是物理過程,而是生物過程(職業神圣與信仰的萌生、發育)。醫學學制的分段化,本科、長學制、研究生、規培生的差異性,院校教育、畢業后教育、繼續教育的人才培養體系,造成全過程的職業精神養成缺乏標準化和統一性。醫學院校在“大教育”工作格局中缺乏維度聯動,在“大思政”管理中的缺失多措并舉,在“一體化“建設中缺乏有機銜接。

3醫學生職業精神養成的路徑優化

秉持“全面、立體、創新”的醫學教育理念,要著重強調從“他者”意識中審視,要培養醫學情懷,共情體驗、實踐經驗,常常比單純的理論教學影響更深遠。3.1通過精準實踐教育優化醫學生職業精神的養成路徑。醫學職業精神教育有著自身的特征,譬如優先意識:職業精神培育先于知識、技能教育;潛水意識:倫理與人文不是孤立的道德說教,而是無聲地伴生、融會于專業教育與成長過程中;知易行難:職業精神播種容易發育難,蘇醒容易清醒難,知識宣導容易,行為堅守難。實踐教學、實訓內化的教育明顯偏少,尤其是醫學生在實習過程中,學校、實習單位基本沒有開展有針對性、系統性的實踐教育。除了要考慮教學計劃內的傳統醫學專業課程的教授,還要考慮來自校內外更廣、更多元層次的影響。3.2通過序貫制建設內化醫學生職業精神的養成路徑。在“醫教協同”背景下,需要促進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的有效貫通,開創全域育人工作新格局:落實《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醫教協同進一步推進醫學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意見》的有關舉措、落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精神[2],注重在專業課程教育中充分融入職業精神教育,在傳授專業知識和技能過程中不斷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縱橫、上下、左右、前后”的多維度協同效果。“縱”在于貫通醫學長學制教育,“橫”在于整合資源;“上”通過頂層設計完善“整合式教學改革”,“下”通過具體實施推動激勵計劃的開展;“左右”保證相關職能部門間的合作、醫教研管各方面。構建思想政治教育與品格培養平臺、素質拓展與能力發展平臺、成長服務與事務管理平臺。需要序貫制打通分段模式,使醫學生職業精神一以貫之,使養成路徑通暢。3.3通過沉浸式隱性滲透課程思政優化醫學生職業精神的養成路徑。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屬性,歸根到底是為了滿足社會和人的發展需要,受教育者在適應與促進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提高思想、政治、道德素質和促進全面發展的過程[3]。課程思政與思政課程是同向同行的定位。課程思政與思政課程的本質內涵都是立德樹人,但思政課程是顯性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論的主要傳播渠道;而課程思政是一種隱性教育,其依靠課程的價值內涵,在專業知識傳播中實現思政教育的價值[4]。醫學院校及附屬醫院在醫學生思政教育中要形成“思政課程與課程思政雙向貫通”和“思政實踐與實踐思政雙向貫通”局面,有利于醫學教育事業的發展,有助于大醫精神的養成,有助于明確醫學發展的價值標尺。醫學課程思政是新形勢下“課程育人”的強烈化表達,是對當前教育中面臨的緊迫問題的積極回應[5]。要積極探索醫學專業課程實現育人功能的途徑和藝術,使醫學專業課程真正擔負起思想政治教育職能的過程中,讓醫學課程思政活了起來、扎下根來、長出花來。

4醫學生職業精神養成的守正創新

醫學在形式上是一門專業,強調自治、自律、技術勝任力;同時,醫學在本質上是一門人學,培養的既要是“橫向型”的通才,又要是“縱向型”的專才。醫學生專業精神的產生不是以醫生職業的出現為背景的,而是以醫學的不斷發展并最終形成專業為前提的;而醫學生職業精神的養成也不完全以醫學的專業化為基礎,而是在醫學產生和發展過程中,達成的道德契約以及構建的價值穩態和固化形成的行為方式。4.1職業能力精進中全人教育的屬性。醫學發展具有兩個鮮明特點,一是科技創新,二是學科交叉。醫學生其養成須學得真學問、真本領,悟得真擔當、真使命。孫思邈所著《備急千金要方》開篇“大醫精誠”,論述了有關醫德的兩個問題:第一是精,亦即要求醫者要有精湛的醫術,認為醫道是“至精至微之事”,習醫之人必須“博極醫源,精勤不倦”。第二是誠,亦即要求醫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養。隆米勒總結了“全人”的六個基本要素:智能、情感、身體、社會、審美、精神,其中精神占據主導地位。由此可見古今中外,醫學生培養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特殊性顯示出醫學職業能力的精進實踐理念與醫學職業精神的全人教育思想的統一。全人教育的宗旨在于培養醫學專才成為完整意義的“全人”,能洞察學科間相互聯系的人,為文理兼通、視野開闊、具有職業素養的“完人”。并以期增加學習趣味和情感認同,提升職業素養。4.2醫學課程思政中價值導向的嵌入。醫學“課程思政”中的課程,不是簡單理解為一課堂的教學,也包含實驗教學、教學實踐活動以及課堂之外任課教師所從事的與教學相關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動。醫學專業課充分發掘專業課中的價值元素,深入擴展思政教育的載體,深挖醫學專業課程的職業精神作用。將課堂思政課、情境思政課、朋輩思政課、舞臺思政課融會貫通,擦亮學生醫學初心底色[6]。改進思政課程教學方法和組織形式,提升職業精神養成的感染力與親和力。在醫學課程中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是醫學教育教學的題中應有之義,有利于扭轉思想政治教育與醫學專業教學“兩張皮”、無法有效形成育人合力的現象,打通學生的專業知識和思想政治“兩個精神世界”,實現知識傳授與價值引領的統一、醫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統一、教書與育人的統一,形成每門課程、每個教師都承擔育人責任的思政大格局,更好實現醫學人才培養目標。4.3后疫情時代中的自律自覺實踐。2020年肺炎疫情中的感人故事激勵、鼓舞著無數醫學生投身于醫學事業的偉大征程中。凝聚社會共識,醫學實踐中應更加強調醫療體系和職業精神的高度融合,在注重崗位勝任力的培養外,養成醫學生的職業精神。加快推進均質化、精英化和復合型培養進程。醫學生的職業精神的養成需要課堂教育與實踐操作并重,因此在課程思政方面更要探索如何在臨床操作實踐中加強教育。同時需要醫學生自身的自律與自覺,解析醫學課程思政的空間坐標,即歷史地平線的變化邏輯與后疫情時代的發展邏輯,抽象概括課程思政嵌入價值導向的理論問題新域。

〔參考文獻〕

[1]李鋒清.文化自信視域下醫學生職業精神培養的研究[J].中國醫學倫理學,2018,31(5):647-649.

[2]出席全國教育大會并發表重要講話[EB/OL].(2018-09-10)[2020-05-02].

[3]陳萬柏,張耀燦.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4.

[4]楊春燕,尹梅,徐文軒,等.“課程思政”視域下醫學人文學科群的課程設計[J].中國醫學倫理學,2020,33(3):381-384.

[5]高德毅,宗愛東.課程思政:有效發揮課堂育人主渠道作用的必然選擇[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7(1):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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