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文化調研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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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非遺文化調研范文
非遺戲曲磚雕藝術價值文化傳承
磚雕藝術有著上千年傳承歷史，從富麗堂皇的宮殿到地方草堂，都離不開磚雕的裝飾，在我國民間藝術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磚雕作為我國傳統民間工藝，始終以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手法，咫尺之間卻滲透出中華文化的生命力和高超技藝，同時也表達著人們對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磚雕藝術作為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應不遺余力地保護它，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傳承載體，它體現著中國人民的價值觀念、審美情趣和純真質樸的文化取向。
我國傳統建筑建造不僅工藝精湛，裝飾也極為考究，幾乎所有醒目部位都有題材豐富和雕刻精美的磚雕。磚雕依附于建筑而存在，建筑也因為有了磚雕的點睛呈現出它的千姿百態、多姿神韻。傳統磚雕與建筑緊密結合、巧妙布局、精雕細琢，賦予了建筑以生命的氣息。磚雕常以其通俗的內容、生動的畫面和精湛的技藝引人入勝，不僅為建筑增添了無窮的藝術魅力，同時也以美的形式給人以愉悅享受。磚雕作為建筑裝飾手段，在能工巧匠的構思下被分布在整個建筑群落的各個不同位置。
浙江民間美術中的戲曲磚雕，自清代以來蓬勃興盛，綻放光彩，以當地民眾喜聞樂見的戲曲故事魚貫而列，裝飾民居門樓。栩栩如生的戲曲人物造型，引人入勝，是中國戲曲磚雕中的一枝奇葩異卉。浙江地區現有民間存在的磚雕技藝的裝飾形式與美感中，折射出強烈的歷史內涵和文化底蘊。那么如何將浙江民間戲曲磚雕的來龍去脈和磚雕劇目的關聯性研究清楚，就必須從其歷史價值、審美價值和應用價值去深入探討。
首先、從浙江民間戲曲磚雕歷史價值進行研究，挖掘出它的文化底蘊。戲曲文物是存留在社會上或埋藏在地下的有關戲曲的歷史文化遺物。包括墓葬遺物、碑銘題記、繪畫雕刻、手寫的和版刻的劇本、戲臺建筑或遺址等。這些實物資料，有的已經發現和出土，有的則尚待發現和發掘。研究考察這些實物資料，對于認識戲曲發展的歷史面貌，探索戲曲藝術形態的歷史成因等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磚雕真實地記錄了當時的戲曲藝術，也比較真地再現了當時人們的現實生活情景，顯示了磚雕文物刻畫的內容與文化生活的密切聯系。磚雕人物背部一般都連在磚面上，形象稍顯粗拙，但是人物造型、情態、氣質諸方面都是毫發畢現，表情豐富，傳神達意，栩栩如生，彰顯著濃厚的藝術魅力。
其次、從浙江民間戲曲磚雕審美價值來進行研究，挖掘出的它的藝術內涵。戲曲磚雕在浙江建筑的民居裝飾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和鮮明的特色。它是實用和裝飾藝術價值相結合的精美產物。戲曲磚雕采用特制水磨青磚，運用深浮雕、散點透視法等技法，雕工精美，并融合各種流派等磚雕“先造型，后燒制”的工藝技法，還在制作中鍥入木雕技藝“重性格、注傳神”的人物塑造的優點，表現出民間工匠們的高超技藝，這一系列研究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
第三、從浙江民間戲曲磚雕應用價值進行研究，挖掘出它的傳承藝術型。浙江民間美術中的戲曲磚雕研究的學術成果，可為浙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基礎上，豐富古戲曲磚雕觀賞景點文化等作出積極的貢獻，讓這些古樸而瑰麗、獨具魅力的民間戲曲磚雕名播四海，有助于當地的旅游業的繁榮。這在磚雕等戲曲文物形象里有著清晰的反映，彌補了文獻上的不足，給后人研究戲曲提供了很大幫助。劇本流傳，也缺少系統的史料記載，零星散亂的材料為研究傳承關系帶來不少困難，但是，我們卻可以從磚雕、壁畫等戲劇文物中尋找到一些信息。通過對戲曲文物的分析，可以大致看出中國古代戲劇角色造型的承襲與發展演變的線索，這也印證了浙江民間戲曲的悠久歷史和繁榮興盛。
民間戲曲磚雕技藝傳承研究不同于一般對于雕刻技藝的研究，而是根據浙江民間戲曲磚雕進行針對性的研究。浙江有著諸多歷史文化名城，歷史上南宋定都臨安，大量北人南遷，“看戲”成為人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其戲臺的建筑風格自然有許多北方的設計元素，這樣在建筑中，重要的裝飾元素---磚雕也融合南北雕刻技藝的精華，顯示出它獨有的藝術性和歷史性，因此，浙江的歷史文化所折射出的人文內涵和精深積淀為依托，可以有效挖掘民間戲臺具有的典型性，并且能找出代表其戲臺有的磚雕藝術風格，對其特有的磚雕制作的傳承技藝和表現手法的意蘊美感可以對類似的藝術創作提供較強的借鑒意義。我們在研究的同時也對具體類別磚雕的表現形式和背后的歷史故事進行研究。浙江民間戲曲磚雕技術性的傳承和藝術性的體現進行整理，同時將其背后，浙江民間戲曲磚雕所表現的樣式和創作題材，所直觀體現和隱喻表現的人文精神、內涵文化、歷史故事等各個方面做一個系統的理論梳理和詳細研究，可以發現出許多十分有趣的藝術形式感被展示了出來。
浙江民間戲曲磚雕技藝進行全方位的還原，將其設計的理念和人文內涵的精髓運用到現代建筑設計的裝飾中去，通過古今文化理念和思想情感的融合，使得其浙江民間戲曲磚雕的藝術價值和實用價值得到最大程度的釋放，并將其藝術性和歷史文化性的內容推廣到省內外甚至世界各地，真正使其文化發揚光大。
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通過對浙江戲劇磚雕的分析，可以間接地了解當時的戲曲發展歷程和文化的研究也大有裨益。同時，隨著出土文物的增多，加大保護與開發，使之形成一定的規模，對于文化產業的發展也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趙力銘.磚雕藝術的傳承.湖北科技出版社，2004.
[2]李哲毅.中國磚雕藝術.湖南美術出版社，2009.
第2篇：非遺文化調研范文
關鍵詞：檔案機構；非遺保護；邊緣化；重要參與力量
一、新《檔案法》實施給非遺保護帶來的機遇
2004年的《關于加強我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的意見》未提及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以下簡稱《非遺法》）中沒有明確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主體地位，也無非遺檔案必須向各級檔案機構移交的相關條款。新《檔案法》在第四章的第三十四條提出“鼓勵檔案機構開發利用館藏檔案，通過開展專題展覽、公益講座、媒體宣傳等活動，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由此可見，新《檔案法》是鼓勵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1.參與非遺保護有法可依。非遺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檔案法》由以前的“只字未提”到“鼓勵”，肯定了檔案機構在非遺保護中做出的重大貢獻。雖然“鼓勵”看起來變化不大，但是對檔案機構能夠積極借助檔案館藏資源參與到非遺保護意義重大，是有法可依的。2.有利于提升檔案機構公共文化服務能力。新時代檔案機構尤其是檔案館利用館藏和現有的平臺來實現宣傳非遺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非遺的檔案式保護讓非遺的文獻資源保存得更久，且檔案機構利用參與非遺保護，來重塑檔案館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形象，提升檔案機構公共文化服務能力。
二、我國檔案部門參與非遺保護的現狀
（一）調查概述
1.調研方式。為明確檔案部門參與非遺保護的現狀，采取直接訪問省市級檔案機構網站的形式，具體調研中是采取對省級檔案網站和百度以“非遺”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對檢索結果的文獻進行統計。2.調研內容。明確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形式。趙躍博士在公開發表的論文中表示：截至2019年8月，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主要形式為收集、征集、采集建檔、建數據庫、展覽傳播、申報支持、業務指導共7種。結合檔案機構實際工作，在結合趙躍博士的分類基礎上，稍做調整，保留征集、采集建檔、建數據庫、展覽傳播、申報支持5種，將收集更改為接收（含捐贈），增加移交、修志2種形式，共計9種參與形式（見表1）。
（二）調查結果統計分析
1.參與數量少且比率低。截至2019年年底，全國共有國家綜合檔案館3337個。調查中發現僅有107家不同級別檔案機構參與到非遺保護，占比3.2%，比例低；參與的107家機構中，按照檔案機構的級別劃分，有13家省級（直轄市）檔案機構，36家地市級檔案機構，58家縣區級檔案機構。可見，檔案機構整體參與的數量較少，參與比例低（見圖1）。2.參與形式呈現被動性。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9種形式中，征集、編史修志、建數據庫、采集建檔被歸入主動參與形式，而接收、展覽傳播、業務指導、申報支持、移交則歸入被動參與形式。調查發現，對107家檔案機構涉及的9種形式統計后共得到總參與數為145次，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接收34家、采集建檔29家、展覽傳播28家，后三名的依次是移交3家、修志4家和建數據庫5家；主動和被動形式分別占比為40.69%和59.31%。對接收非遺保護中心移交的非遺檔案的檔案機構僅有3家統計，分別為湖北省武漢市、江蘇省常州市和河北省固安縣的檔案機構。調查發現，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還以接收、展覽傳播等淺層次的被動參與形式為主，而編史修志、建數據庫的主動參與形式占比不高。3.參與類型單一。為掌握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形式的豐富度，對檔案機構參與類型進行統計。統計發現，有81家檔案機構僅有1種參與形式，占比高達75.7%；而參與形式在3種、4種和5種的檔案機構分別有1家（云南省）、2家（湖北省和張家港市）、2家（武漢市和揚州市），占比均不足2%。由此可見，檔案機構參與類型單一、不豐富。
三、我國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現狀原因分析
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實踐存在數量不多、參與形式單一等問題，這與學界期望存在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身份未得到“官方確認”
目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主管機構是文化部門。自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后，國家層面就非遺保護已出臺《非遺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標識管理辦法》等9部政策法規文件，其中《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列舉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科技館等公共文化機構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認定、保存和傳播的主體機構；文化部牽頭的非遺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的9個成員單位，也沒有國家檔案局身影。官方確認的非遺保護主體機構中并沒有提及檔案機構。《檔案法》規定，檔案館具有接收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定期移交檔案的職能。但早在全國部署非遺普查工作時，文化部就指出：“在普查中搜集的非遺實物資料所有權歸國家，由各級政府授權的有關保護機構保管。”《非遺法》中也未有非遺檔案必須移交到檔案機構保管的相關條款。新修訂《檔案法》特別規定“博物館、圖書館、紀念館等單位保存的文物、文獻信息同時是檔案的，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可以由上述單位自行管理”，這意味著非遺保護中心等主體機構產生的非遺檔案不一定得向檔案館進行移交。文化界和檔案界相關法規政策均未將檔案機構列入非遺保護的主體機構，這意味著檔案機構在非遺保護中只能充當“社會參與”力量，參與非遺保護的地位也很難得到其他相關主體的認可，這也是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數量少的原因。
（二）檔案機構工作機制不適應非遺保護
檔案機構改革后，檔案館屬于文化事業機構。一直以來，檔案機構保管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移交的檔案，是一種基于傳統檔案形式的服務官方機構的工作機制；而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公共文化服務具有公開性和廣泛的包容性，兩類型機構存在本質區別。具體到參與非遺保護工作中，由于很多非遺項目是植根于民間，屬于非官方機構的工作，檔案的官方機構身份與非遺植根民間存在天然的不適應。檔案具有保密性，檔案應當自形成之日起滿25年向社會開放；經濟、教育、科技、文化等類檔案，可以少于25年向社會開放；而非遺傳承在保障非遺傳承人的知識產權和利益的前提下，是以傳播和傳承、振興為目的，需要更多人了解非遺、使用非遺，甚至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活態傳承。檔案的保密性與非遺的社會參與性存在矛盾。
（三）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主動性不高
在官方身份沒有得到明確的情況下，檔案機構主動參與非遺保護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定的魄力。但很多地方檔案機構對檔案館職能的理解十分狹隘，認為只需做好本職工作即可，不愿主動介入，也不愿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競爭，更不愿“越位”參與非遺保護。目前，僅有江蘇省、云南省、湖北省的檔案機構主動與文化部門聯系洽談非遺檔案移交事宜并付諸實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需要社會各方的積極參與，不主動參與非遺保護勢必會造成檔案機構在非遺保護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弱。
（四）保存類措施相較保護類措施處于“弱勢地位”
《意見》明確非遺建檔是運用文字、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等各種方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真實、系統和全面的記錄，建立檔案和數據庫。由此可見，非遺建檔僅被窄化理解為“收集、整理”，和檔案界界定的建檔是“收集、整理并保存下來”相比，唯獨少了“保存”。可能從語義上理解，非遺的建檔“保存”本身就是一種“保護”。但是無論是《公約》《“十二五”文化發展規劃》，還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都將非遺保護措施分為保存類措施和保護類措施，其中認定、記錄、建檔保存類措施針對所有非遺項目，而特別優秀的且具有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采取傳承、傳播等措施予以保護，容易造成保護優于保存的印象。而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多為認定、記錄、建檔的保存類工作，保存類措施的“弱勢地位”可能導致檔案部門在參與非遺保護工作中被邊緣化。
四、新《檔案法》實施背景下我國檔案部門參與非遺保護的檔案特色化出路
（一）充分發揮檔案機構專業優勢，筑牢非遺檔案式保護
1.保持“前端”業務指導優勢。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應主動與文化部門加強聯系，協助完成非遺保護規章制度的制定，介入并指導非遺中心對非遺檔案進行分類整理，確保對非遺檔案規范完整等方面的“前端”業務的指導，利用業務優勢積極參與非遺保護。2.利用檔案技術延長非遺檔案保存時間。檔案修復技術是檔案保護技術的一項重要內容，能提高檔案耐久性。在開展非遺保護過程中，會重點關注傳承人的實物檔案、紙質檔案以及聲像檔案，而在保護過程中又形成不少的紙質檔案，利用先進的檔案修復技術進行殺蟲、除菌、脫酸等服務，延長非遺檔案的保存時間；還可以主動向采用家庭式保管非遺的傳承人提供免費的檔案修復、加固、裝裱等修復服務，以解決非遺家庭式保護條件局限造成非遺檔案保管不規范的問題。3.通過編史修志來開展非遺保護。檔案機構利用編史修志的優勢，聯合地方志主管部門、文化旅游部門，編寫全面反映地區非遺項目規模及非遺保護工作的志書，如《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志》，用檔案機構獨有的編史修志方式，記錄非遺保護的脈絡的形式來開展非遺保護。4.檔案記憶工程延續非遺傳承脈絡。國家檔案局于2000年正式啟動“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工程”，“鄉村記憶工程”是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建立具有本土地域特色、完善的鄉村記憶檔案信息資源庫，有效提升檔案部門的公眾文化形象。檔案機構在開展鄉村傳統村落檔案建設工作時，要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地方文化特色資源的搶救性保護結合起來，在搶救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民風民俗等過程中，尤其重點收集含有非遺項目的資料，創編成文字、視頻資料形式，并按照故事、技藝、習俗等分類整理成專項檔案數據庫。通過鄉村傳統村落檔案的建檔工作，將檔案資源數字化，建設資源庫，在保障傳統村落完整性、真實性和延續性的同時，保障非遺等傳統文化的延續，保護各個時期的歷史記憶。
（二）借助特殊檔案建檔契機，豐富非遺保護的多元化形式
1.將家庭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檔案機構抓住為非遺傳承人建立家庭檔案和非遺傳承人個人檔案契機，全面、客觀、真實記錄非遺傳承人表現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多元的藝術內涵，并借助文字、聲像、實物及口述等載體形式實施非遺保護。例如張家港市已經為48位非遺項目傳承人全部建立家庭檔案，并完成檔案的數字化。2.口述檔案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口述檔案將歷史“原音再現”，可以很好記錄那些瀕臨失傳的老記憶、老手藝。檔案機構合理籌劃、多方聯系，積極開展非遺傳承人口述檔案建檔工作，逐一對非遺傳承人口述對象實地走訪，并進行口述檔案視頻采集、現場錄制，待后期加工制作完成后，將資料存檔于檔案館永久保存。3.方言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地方方言承載著鄉愁、鄉情，其中不乏許多優秀的非遺項目，如南京的吆喝、南京白話和南京白局。檔案機構在開展方言建檔工作中，要善于抓住方言中的優秀非遺項目，比如傳統方言戲曲、方言童謠、方言故事、方言說唱等，通過方言建檔的形式更好地保存方言、留住鄉愁，并傳承優秀非遺文化。如陜西省檔案局的《傳承非遺文明，紀錄方言文化》就是以方言建檔的形式開展非遺保護。4.精準扶貧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2018年的《精準扶貧檔案管理辦法》就對精準扶貧檔案的收集、整理、管理和開發利用做出明確規定。“非遺+扶貧”過程中必然會形成很多精準扶貧檔案，檔案部門要注意收集非遺扶貧過程中這部分特色形態的檔案，將其歸入“精準施策類、精準脫貧類”兩類中，真實、完整、準確、全面地記錄和保存精準扶貧工作的全過程，同時也是對非遺的保護。
（三）遵循非遺保護趨勢，加強非遺文化傳播
1.關注非遺傳播工程，加強非遺文化知識傳播。檔案機構作為我國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應積極關注文化傳播工作的新動態，加強非遺文化知識的傳播。首先，利用檔案館建成的檔案網站開展非遺知識傳播，可以在檔案展覽下設立非遺文化傳播專欄，開展非遺文化的圖片、視頻形式的傳播。其次，利用檔案機構已經建成的官微官博進行非遺文化的傳播，通過撰寫推送非遺小知識等相關推文的方式傳播非遺文化。再者，可以借助抖音、快手、微視等短視頻平臺，通過制作非遺短視頻等方式來推進非遺文化的傳播，促進社會共享。利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從活態傳承的文化服務、文化教育、文化傳承等方面繼續把握新機遇。第四，拍攝專題片進行非遺傳播。檔案機構可以拍攝以“傳承地方優秀文化”為主題的宣傳片開展非遺保護。如浙江省檔案館面向全省檔案館啟動電視系列節目“跟著檔案去旅行”，傳承以浙江歷史為依托的優秀傳統文化，主要包括傳統古城古鎮古村文化，運河、錢塘江等世界文化遺產，地方傳統曲藝、傳統手工藝、飲食等非遺文化，鄉賢文化、浙商文化等鄉土文化，詩書畫文化等。2.重視文化傳承服務，開展檔案非遺知識服務。非遺傳承是非遺保護永恒的話題，尤其是教育、培訓是非遺傳承的重要方式。因此，檔案機構除了提供非遺檔案借閱等服務外，還可利用現有的非遺檔案資源，與其他部門合作，通過引入傳統編研的成品、VR等先進技術的視頻形式來構建非遺教育資源庫，為教育和培訓的傳承提供知識服務。3.尋求多方互動合作，集中優勢資源保護非遺。檔案機構利用現有的非遺檔案資源，并積極與文化部門、文化產業等主體機構合作，吸引社會力量共同參與，推廣社會化合作模式來打造檔案特色的非遺文化產品。利用新媒體形式加強非遺檔案資源宣傳，如采取舉辦展覽、編輯書籍、錄制聲像作品等形式進行傳播，助推非遺走出國門，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的非遺。檔案機構應把握非遺保護的前沿趨勢，提升參與非遺保護的主動性，發揮專業優勢，“有為才有位”，做歷史的守護者、記憶的傳承者和文化的傳播者，成為非遺保護的重要參與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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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非遺文化調研范文
關鍵詞:新媒體;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教學;策略
一、引言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消亡速度飛快，而相關的保護人才則極為稀缺。對于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言，在強化研究的同時，實現優秀保護人才的有效培養，才能為非遺保護工作提供堅強后盾和重要保障。在新媒體時代，高校作為相關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應當充分借鑒已有的教育教學經驗，充分發揮新媒體的優勢，使得高校大學生能夠了解非遺進而參與到非遺的研究和保護當中。
二、高校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的重要性
(一)對民族的重要性
將非遺教育融入到高等、正統的教育體系當中，對于中華民族而言，有著重大而長遠的意義。首先，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長久發展歷史的成果和結晶，是民族活的記憶和文化基因庫，加強對非遺的研究和保護，能夠將古老的、珍貴的文化內容加以傳承和發展，是民族文化進步的重要前提。其次，非遺充分體現了民族的智慧和精神，能夠形成強烈的文化認同和心理認同，對于中華民族的團結和奮進有著重要意義。
(二)對國家的重要性
對國家而言，開展高校非遺教育，能夠實現非遺研究和非遺保護工作的發展和延續，極大促進國家文化的繁榮和發展，極大提升我國國家文化的安全性。同時，對于我國經濟發展而言，新農村建設亟需開拓出新思路。強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和教育，從文化入手，能夠將本土資源和優勢充分挖掘出來，實現本土文化的弘揚和開創，以優秀的傳統文化帶動農村的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
(三)對大學生個人的重要性
對于大學生個人而言，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同樣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首先，強化非遺教育教學，能夠讓大學生在接受豐富的西方文化和思想價值觀沖擊的同時，更加深入地了解到我國豐富而優秀的傳統文化和思想，極大激發其愛國、愛民族的熱情。其次，非遺教育蘊涵豐富的文化、思想、道德知識，能夠極大提升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和文化品位。同時，在不斷的探索和研究過程中，能夠極大培養其創新實踐能力，有效促進其綜合素質的提高。
三、新媒體時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教學的要求
(一)確保課程和教學內容的豐富性
新媒體時代，網絡技術和數字技術發達，其資源的豐富性和獲取的便捷性，使得非遺教學的質量和效率得到極大提升。在開展實踐教學活動時，應注重對新媒體的充分利用，實現課程和教學內容的豐富性。借助于新媒體數字資源限制性小的優勢，應當不斷豐富非遺研究資料內容，將其充分應用到實際教學當中。同時，在課程設置上，應依據專業、年級等開設不同課程，實現課程的豐富性。
(二)讓學生充分參與到教學當中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學與其它課程不同，其對學生的參與度有著極高的要求。學生只有親自見識、充分體驗、深入探究，才能激發其學習的自主性和積極性，教學效果才能達到最佳。為此，各高校應加大相關力度，一方面邀請專業研究者或民間藝人、非遺繼承人進行課程教學，一方面鼓勵學生走出校園，親自到非遺環境中去感受和調研，充分參與到探索和實踐活動當中。教師應支持和鼓勵學生參加采風調研等活動，在校園外感受不一樣的文化體驗。組織學生對非遺項目傳承情況進行調研，如劇場、廟會和一些地方的非遺項目，將調研情況整理好并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想法。指導學生從事非遺的調查和研究，學生以非物質文化遺存研究為選題的畢業論文多篇，有多項非遺研究獲得國家和省級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的資金支持。
(三)注重教學形式和方法的創新性
新媒體時代的一大特點，即時空限制越來越小，能夠更加便捷地實現教學形式和教學方法的創新。首先，高校可邀請民間文化進校園，將非遺文化完整、直觀地呈現在大學生面前;其次，應充分利用網絡和多媒體的便捷性，教師可為學生進行相關影片和多媒體資料展示，借助于網絡媒體如微博、博客等進行課后交流和探討，拓寬教學形式和教學方法的邊界。教師運用多媒體錄音和視頻對學生進行課堂教學，運用網絡博客與學生進行課后交流。教學培養學生對民族文化的認知，提高其對民族文化的接受力，拓展了非遺的傳播空間。學生參加非遺進校園的社會文化活動和文藝演出，收看傳承人的知識講座，增強了對民族文化的興趣。學生成為非遺文化的接受者，還成為非遺文化的傳播者。
四、新媒體時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教學策略
(一)建設數字化資源庫
就新媒體時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具體教學策略而言，應當首先認識到數字化資源庫建設的重要性。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研究資料相對稀缺，單純借助于印刷出版物很難滿足教學需求。為此，各高校在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教學的同時，應廣泛采集優秀的非遺研究資料，如相關圖片、圖書、音像資料、項目書和論文等，并優化獲取途徑，讓學生能夠便捷地查閱，開拓其眼界，提升其研究深度。
(二)開設非遺網絡課程
網絡能夠有效跨越時空，實現信息的實時傳遞，極大方便了學生和師生間的溝通。為此，高校應在常規課程之外，開設網絡課程，讓教師進行線上授課，并實現與學生的即時溝通和交流。同時，將日常教學視頻資源上傳到網絡，還可將相關研究和調查的第一手資料上傳到網絡，使得學生能夠在課堂之外實現第一手知識資源的補充。
(三)利用新媒體進行輔助教學
利用新媒體進行輔助教學，主要借用微博、QQ群等常用溝通軟件，實現課堂教學的有效延伸。一方面，教師可在課前將課堂教學的主要內容和知識要點提前告知學生，讓其能夠進行充分預習，大大提高課堂教學效率，在課后進行作業的布置，方便學生查閱。另一方面，教師可向學生分享自身的調研資源和心得，并與學生進行深入交流。
(四)組織并鼓勵課外采風調研
為提升學生在課程中的參與性，各高校可組織并鼓勵學生進行課外采風調研。一方面調研活動，深入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發源地，對其進行專門的資料采集和信息調查，掌握一手的資料;另一方面，鼓勵學生自己對農村、廟會等非遺項目進行深入研究，了解其傳承情況，并進行相關資料的整理。在完成采風調研活動后，將所得進行線上分享，實現資源的最大利用。
五、結語
新媒體時代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教學工作更具便捷性和高效性，能夠極大方便課程的開展，實現學生知識和研究的極大開拓。新媒體技術的運用使很多學生有了接觸傳統文化的機會，通過教學，有的學生成為了非遺項目的專業人才，有的則成為傳統文化的接受者和傳播者。教育傳承是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最佳和最深入的方式。新媒體技術在高校非遺教學中的運用過程中，各高校應不斷總結過于的教學經驗，借助于新媒體的優勢，實現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教學形式的多元化。豐富教學資源和教學手段，讓學生在感受傳統文化和非遺資源巨大魅力，在生動直觀的教學模式和直接參與的教學實踐中接受本土文化，同時，激發學習傳統文化的熱情和自主性，豐富非文化遺產知識，提高其參與意識和創新能力，獲得對民族文化的認同，為非遺的研究和保護工作提供強勁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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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非遺文化調研范文
關鍵詞：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博弈；保護；旅游開發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981（2012）04-0144-04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全球化和一體化進程的加快，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流失已經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后，全球掀起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熱潮。我國以“兩大工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和“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為主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與保護工作全面展開，各級政府和機構紛紛投入到保護行列中來。當前，國內外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的相關研究非常多，但將博弈論運用到其研究的相關文獻較少。牟維、李琦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的博弈探索》一文中以一個新的視角——將個人效用數字化，主張在制度設計的過程中利用博弈理論將個人意識與文化遺產的生存狀況結合在一起，解決其保護問題；王巨山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三方行為與博弈》中對政府、遺產保有者和社會職能機構的多方參與進行博弈；林鴻熙在《基于進化博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運用進化博弈論，研究管理者與使用者在長期演化過程中的策略趨勢，繼而提出相應對策建議等等。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的相關文獻中，諸多文章承認傳承人和政府的重要地位，物質文化遺產的體現性決定傳承人在其參與中的主導地位，其物質性和保護的實體性快，定了政府在保護中的領導地位。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不同于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其所保護的遺產是非實體存在，是具有活態性和無形性的文化傳統，是共同體、群體的一種生活方式；其載體則是社會化的個人。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政府、旅游企業、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者這三方都對應承擔著一定的責任和義務。以湖南湘西地區為例，探討基于博弈理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問題。
二、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開發運作模式的博弈分析
在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性開發的博弈過程中主要包括三類參與主體：政府監管機構、繼承者和旅游企業。圖1描述了三類參與主體之間的關系鏈，其中X1、X2分別為政府監督機構和社會職能部門所獲得的非遺保護的信息，0
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活態文化，處在不斷變化和發展中，這其中存在政府和市場機會損失的問題，導致政府和旅游企業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了解都只是一種斷面信息，并且落后于真實進度，但是兩個部分的影響卻是非常大的。根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收益既有顯性收益也有隱性收益，且隱性收益不能被貨幣化衡量，所以在保護過程中，保護既得收益決定了三方參與者的角色和策略選擇。
（一）旅游企業非物質文化遺產開發與傳承人保護的博弈分析
旅游企業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中與傳承人之間存在博弈行為，這些旅游企業的合理開發與過度開發策略對非遺傳承人有一定的影響，特別是當旅游企業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時，為了使投入的成本盡早收回會對傳承人采用一系列經濟誘惑，使之漸漸漠視對非遺的保護。
設A為開發湘西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旅游企業，B為該非遺繼承人，在非遺旅游開發中，A有兩種選擇：合理開發與過度開發，即保護與不保護；B也有兩種選擇：保護與不保護。現做如下假設：（1）如果A和B都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合理保護開發時，所得的收益分別是R1、R2；（2）如果都不保護時，所得到的收益分別為L1、L2。進行保護時，由于生存發展環境的改善使其利用空間縮小，束縛條件增多，這樣往往會使投資會大于短期內所得收益，所以R1
我們首先來看A的決策情況，假定B選擇傳承保護，那么A選擇合理開發時的收益為R1，過度開發的收益為L2，由于L1>R1，所以A的最優策略為過度開發；很明顯，當B選擇不保護時，A的最優策略仍然是過度開發。同理，無論A的選擇哪種決策情況，B的最優決策都是不保護（L2>R2），因此，（過度開發，不保護）就構成了博弈的一個納什均衡，（L1，L2）就成為相應的均衡收益，即形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
（二）傳承人保護傳承與相關政府干預管理的博弈分析
政府作為具有強制力的公共性組織，其保護遺產流失都是通過政策制定和實施來完成，特別是外部低效益的非遺文化，市場失靈的幾率很大，這種市場失靈就給政府的管理和監督提供了機會和理由。所以，相關政府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者之間存在一個博弈。這種博弈屬于一種監督博弈模型。這個博弈的參與人包括政府和傳承人。政府的純戰略選擇是管理與不管理，傳承人的純戰略選擇是傳承保護與不傳承保護。
圖3概括了對應不同的純戰略組合的支付矩陣。這里，a為政府應得收益，b為支付政府收益后傳承人所得收益，c為管理成本，f為傳承人不合理保護而應繳的罰款。
假設c
（三）政府監督與旅游企業保護開發的博弈分析
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開發的旅游經營市場中的監督活動是政府管理部門與旅游企業之間利益相關的博弈。企業為了獲得最大利潤，在政府不監督的情況下，一般將在非遺文化保護問題上采取非合作博弈，即雙方之間并不趨于共商合作、共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這個博弈當中，假設政府有兩種選擇：管理式監督和轉讓式監督；旅游企業也有兩種選擇：違規利用與保護性開發。假設政府選擇管理式監督的投資收益為G，選擇轉讓式監督的收益為z，在信息不對稱因素的影響下，由于政府不可能估測到何種模式的經營能夠確保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合理的保護與開發，再加上政府對旅游企業在獲得開發權之后是否會對非遺資源進行合理開發利用的信息也同樣缺乏充分的了解。因此，我們就又可假設旅游企業違規開發所能帶來的外部成本為W（即包括自然破壞所產生的成本損失和人文因素導致的成本損失）。實踐中，如果在政府實行轉讓式監督之后企業合理保護開發，政府所得收益便為Z，否則為Z～W。為應對政府的行為選擇，旅游企業一般也會通過自己的行為選擇方式來處理自身對利益的安排：一是違規利用進而獲得較高收益D，二是合理保護開發而獲得合理經營收入H。由于博弈過程中，所有行為主體的策略選擇均是理性的，因而實踐中政府選擇轉讓式監督的一個最基本的條件便是轉讓式監督的所得一定大于管理式監督的所得（即Z>G），既然如此，我們假設Z>G，同理分析D>H，該博弈模型如下圖4。
實踐中，如果政府選擇管理式的監督解決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問題，則博弈結束，政府能獲得收入G，而此時假設旅游企業無法進入該開發領域，所獲收益為0。不過當政府選擇轉讓式監督模式時，旅游企業開發商便會獲得自己的選擇機會：合理保護開發與違規利用；在此種情況下，如果合理保護開發則雙方都能獲得一定的收益，皆大歡喜；如果違規利用，則政府的損失為W，顯然，政府選擇轉讓式監督之后的收益大小取決于W。也就是說，如果Z-W>G，那么政府會選擇轉讓式監督，則在此種狀態下，因為D>H，旅游企業的最優選擇是違規利用。如果Z-W
三、基于博弈論的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開發對策
上述三方之間的相互博弈取得的最優策略，能夠幫助我們預見到各種行為可能導致的結果，以及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結果，這些結論對我們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起著很重要的作用。非遺保護與社會各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社會各界都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承擔一定的責任，如何調動各方的積極性，使得充分發揮自身優勢，規避保護中的風險，實現保護開發的切實條件，下面根據博弈分析，對傳承人、政府、旅游企業的行為提出幾點建議：
（一）增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加強合理有效的管理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歷史的活化石，被稱作人類記憶的背影，這些經歷了上千年滄桑記憶的寶貴文化，是確定文化特性、激發創造力和保護文化多樣性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文化寬容協調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它作為一種稀缺資源，并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合理的保護和開發是很關鍵的。因此，在進行湘西非遺開發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增強旅游企業、游客以及傳承人的非遺資源保護意識，進行其有效的開發和保護。
1 政府應制定適當的參與措施
文化的傳承離不開行政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員的參與，對于一個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健康、有效的傳承，必須加強對當地行政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員的教育培訓，同時也需要通過政府來組織開展多途徑的保護開發教育，使當地居民能夠參與到湘西文化的建設中。例如，開展以宣傳湘西非遺保護為主題的文化活動，讓當地人更多的了解自身的文化，提高居民素質，增強文化信心。
2 必須保證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屬地合理的承載力和容量
旅游業對湘西非遺資源的開發會導致旅游者的大量來訪，這不可避免地給非物質文化遺產歸屬地的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帶來的影響。我們從旅游企業與傳承人的博弈可以發現，企業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不會主動保護可貴的非遺資源的，這種情況勢必會導致旅游開發過度或者旅游活動量之大超過了目的地的承載能力，使之環境受到嚴重損害。因此，針對這些問題，政府可以建立適當合理的行政管理制度，對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名錄、傳承人、文化建檔、維護和跟蹤等內容以制度的形式規范起來，為排除規范中的非遺資源受到侵害和防止可能之侵害。首先，必須對傳承人和旅游企業制定合理的稅收制度，以最大承載力和容量為尺度進行等級劃分，過度越級的將繳納成倍的稅收，以此提高傳承人和旅游企業的保護意識，對非遺資源進行合理的開發和利用。其次，必須對損害額和侵犯行為所得利益進行預算，根據不同損害情況，借助法律手段對其進行利益所得中的30%-200%進行賠償，損害嚴重者將承擔法律責任，這在一定程度內也能避免承載力過度和容量過大的情況。
3 有計劃地進行標準的培訓和保護知識的宣傳
湘西相關政府需要建立系統的管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行政人員的培訓體系，以及文化利用標準的培訓。定期進行實地考察，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生態環境變化態勢，再邀請知名專家進行保護方法的指導，組織學習國際、國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新趨勢、新動向及成功的經驗與方法，以及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以此提高正確保護利用的能力。另外可以通過網絡授課的方式，對專業保護的知識進行宣傳和普及。
（二）提高傳承人傳承保護的積極性，增加其自豪感
隨著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非物質文化遺產也進入衰亡的高峰期，同時，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和全球化趨勢的加強，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保護和發展遇到很多新的問題。與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不同，絕大多數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靠口傳心授的方式代代相傳。這些掌握著傳統技藝的傳承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延綿不絕的核心與紐帶，而現在許多領域，傳承人的確立本身已成為瓶頸，所以社會各界更應該高度重視對傳承人的認定和保護。
1 借助政府的力量給傳承人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的幫助
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幫助，能夠激起傳承人的傳承熱情，使他們能夠積極地把自己的技藝傳下去，增加其傳承的自豪感和榮譽感，營造積極熱烈的文化氛圍。同時這種社會的肯定對年輕一代也會存在一定的影響，創造新的節目，適應年輕人的口味，既保持傳統的演出方式又有新的內容，方便年青一代接受，增加社會關注度，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持續保護與開發。
2 適當將部分傳承文化納入課堂教育
傳承非遺文化對各中小學生也有一定的影響和作用，學生通常都具有強烈的愛國保護意識和好奇心，而且對于課堂老師言傳身教的知識非常重視也非常信任。我們可以將學校設為傳承的重要陣地，政府可以鼓勵學校開設民間文化課程，致力于非遺文化在青少年中的宣傳和推廣。根據不同的發展狀況，選擇恰當的時期一步步將非遺文化引人到課堂教育中，利用學生的求知欲、好奇心以及快速的學習能力，使之激起對傳承的熱情，并從中選擇重點培養對象，從而加速了文化的推廣，也達到了傳承的目的。
（三）加強政府監督力度，增強政企合作
根據政府與旅游企業的博弈分析，如果運用管理式監督的模式來經營湘西非遺資源，一般就更需通過傳承人的力量來促使對資源的保護和開發，但此行為在現實實踐中是無法真正實現的。所以，在實行轉讓式監督的背景下，由于只有確保旅游企業合理的保護開發，政府才有可能會獲得持續的收入，同時也不至于破壞到非遺資源。因此，為了引導旅游企業進行合理經營，也就必須借助于外部的力量來約束其具體的行為選擇：
1 明晰權責，設立獎勵制度
政府應明確規定旅游企業經營的責任和權限，并設立相關名譽與實物獎勵制度，提高旅游企業的積極性，切實保證湘西非遺資源達到保護與利用的雙贏局面。
2 規范懲罰制度
針對傳統意義上的懲罰性措施，主要包括拘留和罰款，需要制定統一的嚴格使用標準，堅決避免粗放型懲罰。對違規的人或單位所造成的損害進行定量檢測，以量化的形式標準化，再根據標準對其進行不同程度的懲罰，特別是對違規利用的旅游企業應加以重罰，以治理不規范的旅游市場，提高市場效率。
3 成立綜合執法部門
綜合執法部門可以幫助明晰權責，提高執法效率，當出現執法不嚴，監督不力時，無論是責任的承擔者，還是監督者都將失去效力，切實維護湘西非遺資源保護與開發的安全環境。
（四）旅游企業搭建“真實”文化舞臺，促進非遺保護性開發
從旅游企業與傳承人以及政府之間相互的博弈分析中，可以看出，旅游企業為了追求短期效益最大化，通常都是過度的開發和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了避免這種過度開發所導致的非遺產品消亡的嚴重后果，旅游企業應該審視湘西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開發所能帶來的長期隱性效益，重新認識該效益在企業的發展和建設中的巨大促進作用，為了獲得更多更長期的經濟利潤，旅游企業勢必要使湘西非遺產品的利用可持續的進行下去，必須克服短期高額利潤的誘惑，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充分合理的開發好這項潛力十足的產品。
1 打造真實的文化旅游路線，娛樂性與教育性相統一
旅游企業需要創新文化旅游觀念，以“分區發展、以點帶面”的發展理念，打造文化主題路線。讓游客通過親自參與，以娛樂的形式短暫的學習這些少數民族的傳統技藝，提高其了解的欲望，為游客對其文化有更多更全面的認識提供機會，喚醒游客對傳統民俗民風的興趣。
第5篇：非遺文化調研范文
關鍵詞：建湖雜技；保護與傳承；對策
一、建湖雜技保護與傳承的現狀
近年來，建湖雜技堅持在傳承中保護，在創新中發展，扎實培養雜技人才，大力打造雜技精品，積極創塑雜技品牌。作為建湖雜技保護與傳承主要劇團的江蘇省雜技團，其精品節目先后獲全國文華獎、金菊獎、第十三屆法國國際馬戲節比賽銅獎、第六屆莫斯科國際馬戲節比賽銅獎，獲省級比賽獎項16余次，并兩次登上央視《我要上春晚》節目。建湖雜技保護與傳承方面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績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人才培養顯成效。近年來，作為建湖雜技傳承的主要劇團――江蘇省雜技團，扎實開展人才培養工作，為建湖雜技的傳承發展儲備后續力量。該團不僅內培師資，還在其他知名雜技團尋聘具有高級職稱、經驗豐富、掌握特殊尖端項目的教練授課，雜技學員的四項基本功取得了長足進步，節目效果也有了較大的進步，新創節目令人耳目一新，為建湖雜技的存續勃發蓄積力量。
（二）雜技惠民輻射廣。據統計，2015年，建湖雜技全年完成“雜技村村到校校到”文化惠民演出288場次，完成周末劇場專場惠民演出41場次。并先后隨國家文化部、江蘇省文化廳、鹽城市政府等出訪荷蘭、哥倫比亞、特立尼達、文萊、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所到之處均獲得廣泛好評。
（三）多管齊下塑品牌。近年來，江蘇省雜技團突出創先爭優打造精品力作，傾全團之力打造的音樂雜技劇《猴?西游記》在美國林肯中心商演27場次，打破了該劇場建成開放以來單一劇目演出場次、票務銷售、盈利額度等多項紀錄。演出期間《紐約時報》、《世界日報》、《人民日報》、《新聞聯播》等多家媒體予以跟蹤報道。2016年，創作了國內首部詩詞歌賦雜技劇場《小橋 流水 人家》，并應邀參加了2016上海國際藝術節無錫分會場演出。
二、建湖雜技保護與傳承面臨的問題
近年來，建湖雜技存在從業人數不斷減少，從業意愿持續低迷等問題，在保護與傳承、發展與創新等方面也面臨著諸多問題。
（一）品牌效應不明顯。雖然建湖雜技在全國雜技界有著一定的影響力，建湖縣也曾多次舉辦煙花雜技節，國家和省、市新聞媒體也對建湖雜技多次進行報道，但與河北吳橋、山東聊城相比，建湖雜技的品牌效應還不夠明顯，全國各級媒體宣傳還相對較少，在《中國雜技史》一書中記載還不夠詳盡，作為南派代表，其還沒有足夠史料和重大的藝術活動和精品節目來作支撐。近年來，雖然建湖雜技有一些作品在國際國內大賽中獲獎，又創排了兩臺具有國際化視野的雜技劇目，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建湖雜技的品牌地位，但建湖雜技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例如歷史欠賬多，品牌積淀不夠，同質化現象嚴重，在傳承的過程中偏重與對傳統技藝和項目的簡單重復，緊扣時代脈搏和反映當下生活的精品力作仍然不多。
（二）龐布設施簡陋。由于江蘇省雜技團現有規模小，功能廳房缺陷，設施設備老化等因素，建湖雜技人才隊伍難以壯大、人才結構難以優化、成熟演員難挽留、新學員難招收、高層次人才難引進、新劇目難研發。省雜技團現有兩處訓練房屋，占地面積小，設備老舊，均難以承載新時期學員培訓要求，更無法適應現代雜技節目排練需要；食宿條件簡陋，平均10位學員住在20平米的宿舍內，房間條件簡陋，食堂面積窄小，難以容納現有工作人員同時就餐；無演（學）員文化活動室和專用的文化課教室，30余名雜技學員分設兩個年級，一、二年級在團會議室上課，三至六年級學員擠在一個教室上課；無專業的音樂、舞美、道具、化妝等設計制作工作室，無專業工作人員，排練新作品時需要臨時聘請、租用設備。
（三）雜技人才緊缺。21世紀以來，建湖縣及周邊地區雜技學員招生就已經存在一定困難。隨著戶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進，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業機會的不斷增加，同時很多秀場、演藝公司通過高薪吸引凝聚優秀雜技人才，使得建湖當地雜技團培養的人才大量流失。成熟演員的流失，對歌舞、戲劇影響較小，但對雜技而言可能帶來很多問題，因雜技成熟演員所承擔的節目角色和掌握的技藝能力是長年累月的積累練習的結果，流失一人，很可能導致已經成型的節（劇）目夭折。
（四）退役雜技演員分流難。退役雜技演員中只有少部分能夠轉崗做教練，大部分退役演員面臨二次就業的困境。由于文化底子薄、知識基礎差，雜技退役演員去向面狹窄，能夠從事的第二職業可選擇性較少。退役演員積壓較多，雜技團也經濟負擔重、社會壓力大。從這些演員身上折射出的困境，也會導致很多年輕演（學）員對自己今后的出路尤為擔憂，此種現象的出現對雜技學員招收、隊伍穩定必然會產生不利影響。
三、加強建湖雜技傳承與保護的對策
為進一步繁榮發展建湖雜技藝術，推進非遺文化更好創新與傳承。針對目前建湖雜技保護與傳承存在的問題，主要提出以下對策：
（一）強化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爭取文化藝術部門的關心和支持，按照“條件具備、功能完備、管理集中”的原則，建設建湖雜技傳承基地。完善基礎條件，健全配套功能，對新建基礎設施與建湖縣文化藝術中心原有訓練、演出、管理等施進行有效整合。科學規劃，合理布局，充分體現新建設施的時代性、前瞻性、實用性。強化集中管理，充實演出訓練、市場運營、后勤生活等管理力量，實現規范化運行、標準化管理。
（二）加強雜技人才培養。一要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強化在職師資隊伍的再教育。二要提升雜技學員文化水平。配備專業化、規范化的教學設施，配備專職文化教師，夯實雜技學員文化基礎。三要強化雜技運營管理人才隊伍建設。四要提升音樂、舞美、道具、化妝工作，構建專業化業務團隊。五要以“江蘇省雜技培訓中心”為依托，及時制定招生培訓規劃，建立教學基地，使雜技傳承人才的招生、培訓、分配、輸出形成良性循環。
（三）打造精品雜技節（劇）目。要重精品節目的研發、創新和包裝，積極打造精品節（劇）目，充分發揮建湖雜技現有的1名國家級傳承人和1名省級傳承人的積極作用，積極組織多方面專家綜合研發，提高藝術實力，創新表演形式，豐富節（劇）目文化內涵。同時要以各類雜技團為載體，成立藝術研發機構，專門對節目進行加工、錘煉和提高，努力做到雜技節（劇）目 “人無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精”。
（四）重抓大型賽事機遇。建湖雜技是鹽城乃至江蘇一項特色文化品牌，市場經濟條件下，品牌也同樣需要市場。因此，在打造精品節目的同時，必須全力抓住各類大賽機遇，e極主動主動參加省、國家和國際大賽，通過在各類賽事中積蓄力量，爭得名次。同時還要努力推動建湖雜技走出國門，走向世界，讓世界各地通過雜技更多更好地認識建湖，認識鹽城乃至江蘇。
（五）搜集整理雜技文物資料。為了推進雜技事業更加完美的發展和創新，更好地弘揚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特色、挖掘建湖深厚的人文內涵，應組織力量，搶救性地搜集、征集、整理建湖雜技散失在民間的歷史文物、實物、照片資料等，重塑建湖雜技的歷史，還原其真實的面貌，為組建淮雜博物館積累豐富的史料。同時為建湖雜技的傳承、展示、創作其它形色的文藝作品積聚豐富的歷史資料，為鞏固“雜技之鄉”的地位提供有力的佐證。
（六）借助“記憶工程”保護非遺文化。“記憶工程”及數字化是非遺保護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也是非遺傳承保護的創新之舉。應該充分利用“記憶工程”在資料的搜集整理、傳承人老藝人的采訪采集、圖文影音資料的數字化處理等方面的獨特優勢，深入建湖雜技發源地，追根尋源，收集建湖雜技的有關實物，道具、衣飾、舞臺裝置、家傳用具、文字傳承資料，雜技老藝人家譜等實物，掌握第一手資料，力爭“多、古、全”，使“建湖雜技”的歷史在直觀上看得見、摸得著。
（七）建立雜技生態保護區。建湖雜技是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要做到生生不息、薪火相傳，必須具有一批傳承人隊伍，除專業的雜技學校教育培訓外，還可以積極利用民間團體以師帶徒的傳統慣例，直接培養傳承人。同時，積極爭取文化藝術部門的關心支持，不斷推動建湖雜技10多個民間雜技團的發展，在專業的雜技學習教育培訓和民間雜技團雜技傳承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建湖雜技生態保護區，努力使保護區成為所有雜技藝人和民間團體集聚區、南派雜技的傳承區。
（八）打造雜技文化產業。要將建湖雜技做大做強，做出特色，除了建湖雜技本身的內涵發掘之外，還必須做好品牌的外延拓展工作，積極打造建湖雜技文化產業園。逐步在產業園區設立雜技大劇院、雜技博物館、展覽館、雜技工業產業園、服裝道具制作基地，力爭舉辦全國性和國際性雜技藝術大賽，舉行雜技匯演、展演，把雜技的歷史發展、節目研發、傳承保護、生產和演出等有機集中于雜技文化產業園中，使之成為具有影響的文化產業基地、影視拍攝基地、藝術發展交流基地、特色文化傳承基地、世界雜技競技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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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非遺文化調研范文
1．基于物質層面的文化建設，科技職業學院(原農業職業技術學院)引進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藍印花布印染和通派盆景技藝入校，建設了藍印花布技藝傳承基地和通派盆景園，將極其富有地域特色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樸實地呈現給青年學生。，職業大學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工藝美術行業協會和狼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的支持下建立了紅木雕刻傳承基地:朱宇雕刻藝術館。該基地占地3畝，分為教學、展示、操作三個區域，為藝術設計學院學生提供實習實訓場所。工程職業技術學院(原紡織職業技術學院)建校100周年之際正式開放文博館，該館建筑面積約5000平方米，展廳面積達3800平方米，資料、藏品、圖片等約4000件，有四個獨具特色的分館，其中沈壽刺繡傳習館和色織土布技藝館有力地推動了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傳承和保護，發揮了積極的宣傳展示作用，為建設具有地域特色的校園文化開辟了新的道路。
2．基于學生活動層面的文化建設，航運職業技術學院開展了“五月風”非物質文化遺產進校園系列活動，學院藝術系專業的學生參與了整個活動的策劃和設計工作，得到了一次難得的實踐機會，提高了組織協調能力，專業技能和動手能力。活動不僅豐富了校園文化生活，使學生接受了文化、藝術的熏陶，還弘揚了中國傳統文化，提升了校園文化品位，科技職業學院成立了“非遺尋訪”暑期社會實踐團，一行30余人，來到非遺園參觀展館:木版畫、仿真繡、紅木雕刻、板鷂風箏、扎染等館，并在扎染坊的老師指導下，體驗了扎染技術，自制扎染手帕。航運職業技術學院還組織了“江海流韻宣講團”，利用新媒體舉辦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益性活動，取得了較好的收效。此外，各個學校還積極組建學生社團、協會，開展形式多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活動。例如科技職業學院園林園藝協會的兩名學生在非物質文化遺產通派盆景的蟠扎技藝傳承人袁華指導下參加“省大學生創新、創意、創業大賽”，勇奪第一名。
3．基于專業課程層面的文化建設工程職業技術學院與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聯合舉辦“民間工藝進校園活動”，將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仿真繡、板鷂風箏、如皋絲毯等民間工藝引進校園，通過與企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合作，成立工作室，組建了一支包括中國工藝美術師和設計師在內的科研團隊，將研發工作和專業課程教學相融合，以創新的民間工藝品設計為載體，以工作室為平臺和相對應的專業對接，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融入課堂，融入教學。科技職業技術學院的藍印花布技藝傳承基地涵蓋了藍印花布制作的每一道工序，設計專業的學生得到了吳元新先生心口相傳，學習并整理研究藍印花布的技藝和圖案設計，掌握了藍印花布生產的整套工藝，搶救了一批珍貴的圖案造型，并且通過建設數字化平臺手段加以傳承和保護。
4．基于科研立項層面的文化建設近年來，各高職院校的教師結合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開展研究，參加省市的各項“非遺”研討會，加盟或成立有關學會，積極立項或發表文章。如:2013年，科技職業技術學院成功申報了省“十二五”規劃課題;工程職業技術學院申報的社科基金項目“非物質文化遺產仿真繡的研究與發展”現已結題，在非遺的傳承和實踐方面取得較大突破。在學院教師的帶領下，學生也紛紛結合自己在非遺保護和傳承活動中的所學所想，參與“大學生創新計劃”多項。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服務高職校園文化建設的實施途徑
1.營造非遺保護和傳承的教育氛圍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中，校園的教育氛圍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學生在這種氛圍下往往會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各高職院校應積極營造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的環境，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教育氛圍多層次、多角度、多類型，并逐步大眾化、規模化和多樣化，以此來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如在校園內設置櫥窗宣傳“非遺”文化，張貼“非遺”保護標語，校園內放置“非遺”標志物等;利用校園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展示具有地域特色的“非遺”文化，讓學生們接受“非遺”文化的熏陶，感受中國的傳統文化。(
2.將“非遺”保護和傳承與學生社團活動相結合學生社團是校園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重要平臺。高職院校的社團種類繁多，但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社團較少。我們應該積極創建并支持此類社團。另外，高校可開展特色的校園活動。如組織師生學習、表演非遺作品;或者舉辦與“非遺”文化相關的知識競賽，鼓勵師生以“非遺”為素材進行創作，舉辦“非遺”作品展覽，邀請傳承人進校園表演、講座。另外，搭建校外實習實踐平臺，進行校外實踐活動也是非常必要的。如開展一些“非遺”項目調查、研究、保護、宣傳等工作，進行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學習體驗活動。讓學生近距離接觸中國傳統文化。這類學生社團活動和學生實踐不僅能夠加深學生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識和理解，還可以讓學生深切感受到民族民間文化的彌足珍貴，更加喜愛民間藝術，用豐富多彩的校園活動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以激發學生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喜愛之情，從而升華為對祖國、民族的熱愛與自豪，同時提升學生對傳統文化學習的興趣，對大學生進行人文底蘊、人文品格和人文情懷的培育與熏陶，打造異彩紛呈的校園文化。
3.將“非遺”保護和傳承與專業建設，課程建設相結合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中國傳統的民俗文化，其內涵豐富，并不缺乏教育的功能。而高職院校現有的課程較少涉及到“非遺”文化，難以滿足社會的需要。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課堂，筆者認為，一方面，應該在課程項目立項階段篩選出適合相關專業發展的非遺項目進行市場調研，綜合傳承人的意見，確定課程門類，制定課程目標及課時分配。高職院校應根據自己學生的具體情況，充分利用自身校企合作的平臺，使該課程發揮出其優勢。另一方面，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要與高職院校現有專業相融合，將非遺文化與專業技能結合起來。例如，科技職業學院將藍印花布印染技藝與學生的藝術設計專業課程融合在一起，設計出圖案更為精美的藍印花布。這樣不僅推廣了藍印花布的印染技藝，還使與之相關的專業學生成為保護此非遺項目的新丁。甚至將其開發成新的旅游紀念品。
4.構建“非遺”保護和傳承三位一體的合作新模式“非遺”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沒有固定的方法，卻有著相同的原則。在其保護和傳承的工作過程中，高職院校可以構建三位一體的合作模式，就是指高職院校、地方政府與“非遺”傳承人依托非遺實習實訓基地這一平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行之有效的科學的保護與傳承。高職院校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工作中所發揮的作用是任何一方都無法代替的，它應承擔起喚醒社會保護意識、搶救文化遺產的重任，通過學術研究、課程建設、校園文化培育等多種方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科學有效的保護與傳承;然而這個過程必須有政府部門的整合與協調，建立包括政策、資金、法律等完善的組織管理體系;傳承人的創作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無形的精神因子，是民族文化生命的密碼，其中所具有的特定思維、精湛技藝、文化意識是珍貴而無法復制的。整合三股力量的優勢資源，調動所有積極因素，形成合力，共同構建高職院校、地方政府與“非遺”傳承人三位一體的合作新模式。
5.將“非遺”保護和傳承與教師隊伍相結合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與教師隊伍相結合，無論從保護傳承角度還是師資隊伍建設來看都是獲益的。“非遺”傳承人走進校園，開設專修課程，舉辦講座，對高職師資隊伍是個有效的補充。高職院教師，尤其是部分學歷較高并積極參與非遺文化進校園活動的教師，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是一股強有力的支持力量，彌補了部分“非遺”傳承人學歷較低的局面。兩者的結合，可通過以下三種方式進行:一是聘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為高職院校兼職教師，定期開展文化講座、選修課程等;二是讓參與非遺保護和傳承工作的高職教師拜傳承人為師，這樣可代替不能參與到高職院校教學的傳承人。這樣的拜師，不是單純的傳授非物質文化遺產技能，更重要的是一種傳統文化的傳授，也是對非遺傳承工作的有益補充。三是可以組建“高校教師+傳承人”的教學團隊，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項目傳承人聘為傳習課程專業師資。通過民間藝人與高校教師共同參與、同臺授課的方式，組建了“高校教師+傳承人”的教學團隊，形成了一支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專業化教師隊伍。
6.積極拓寬非遺保護和傳承的宣傳交流渠道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服務高職院校校園文化建設的同時，高校在資源整理方面也要注意方式的創新。除運用傳統的方式外，還要利用好當前的數字、網絡平臺。例如，可以成立學校自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網，憑借圖書館資源，建立一個完備的數字化資源庫，把資料和研究成果等用文字、圖片、視頻等影像化方式記錄下來，妥善保存并合理加以利用，從而拓寬宣傳渠道。當然，高職院校更應加強校與校之間的非物質文化教育交流。
三、總結
第7篇：非遺文化調研范文
關鍵詞：金陵竹刻；技藝傳承人；優劣勢分析；創新運作模式
中圖分類號：J52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2）15-0148-02
一、金陵竹刻的歷史淵源和藝術風格特點
嘉靖年間，金陵人李耀擅刻象牙印章，更擅長雕刻扇骨。堪稱金陵竹刻的先驅。萬歷年間，濮澄在吸收李耀竹刻藝術的基礎上，創立淺刻為主的藝術特色，刀法簡率補拙，以自然天趣再現書畫墨趣為最高要求，終于成為了金陵竹刻流派的開山鼻祖。清嘉慶道光年間，金陵竹刻的后期領軍人物是方潔，他工詩文，善書畫，精鐵筆，尤擅竹刻，人稱“方竹”，在繼承前人李耀、濮仲謙的基礎上，他用陽文淺浮雕雕刻人物最為突出，使金陵竹刻登上了更高的境界。揚州的竹刻家潘西鳳，精于竹刻皮留青，將金陵竹刻發揚光大，被譽為“濮仲謙后一人”。書畫大師鄭板橋曾贊其：“試看潘郎精刻竹，胸無萬卷待如何”，由此可見金陵竹刻流派影響之深廣。
到民國二三十年代，南京從事竹刻藝術的尚有五六十人，產品主要是扇骨、帽筒等，其制作工坊、店鋪，大都集中于城南扇骨營、木匠營、半邊營等一帶，其中以藝人張稼秀的技藝最為精湛。趙德楨十幾歲時開始跟從張稼秀在扇骨營學藝，得到了金陵竹刻技藝的真傳。之后，便傳給了其孫女趙榮至今。
概括地講，金陵竹刻的藝術特色是簡練簡樸，高潔高雅，而竹材易得，只需幾把刻刀即可，刻成作品后，無須涂油，上色，有天然之趣，處理方式和藝術表現皆簡潔明快。
金陵竹刻主要以扇骨、臂擱、鎮紙為主。尤以“留青竹刻”著稱。“留青”也成平雕。就是在竹子表面雕刻，是淺雕。用竹子表面一層青皮雕刻圖案，把圖案之外的青皮鏟去，露出竹肌。竹材干后始能奏刀，此時表皮已由青轉白。這種技法的出現，顯示了竹刻藝術的提高與進步。
二、金陵竹刻的傳承現狀
趙榮，作為金陵竹刻最后一位繼承人，她的竹刻藝術生涯曾經十分艱難。如今，趙榮接受了江蘇省工藝美術大樓的聘請，專屬自己的展示柜臺，做竹刻講解和銷售。同時，在甘熙故居的民俗博物館里，也成立里自己的工作室。
筆者在對趙榮的采訪調研中發現，趙榮對自己的生活狀況很是滿意，專心潛心創作，作為江蘇工藝大樓的正式員工，每月有固定收入，但是對于是否愿意創新作品形式的提議表示不感興趣。同時，她對技藝繼承人的問題也看的淡然，不在乎自己是否成為金陵竹刻的最后留守者。客觀看來，趙榮生活情況看似安逸，但外表風平浪靜的同時其實暗礁洶涌——潛心創作而不考慮其他任何環節，過度依賴外在環境的保護，風險很大。
另一方面，在2009年金陵竹刻被列入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的同時，谷正宏建立了“金陵竹刻藝術博物館”，2010年金陵竹刻藝術沙龍又在金陵竹刻博物館成立。谷正宏作為金陵竹刻藝術及其衍生品的開發商，投資成立谷子文化公司和江蘇省竹刻藝術研究所，二者與金陵竹刻藝術博物館均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從這兩位與金陵竹刻有密切相關的人員來看，趙榮本身對金陵竹刻的市場運作并不了解也不熱衷，只是依靠省工藝美術大樓這一平臺，對自己的作品進行順其自然地推廣，沒有刻意的宣傳或策劃。她的作品基本可以定位為高端，以傳統的竹刻形式為主：臂擱、鎮紙、扇骨等。多數產品在1000-2000元左右。
相反，谷正宏擁有一套成熟的市場運作體系，利用自己的谷子文化公司打造經濟效益，創造出資產投資到金陵竹刻藝術博物館打造社會效益，并利用博物館衍生出藝術沙龍，竹刻體驗館和保護機構等。再有金陵竹刻藝術博物館投資江蘇省竹刻研究會，目的是為了整合江蘇全部的竹刻藝術家。谷正宏做的是整個金陵竹刻的產業鏈，其高中低檔產品全面，但是這些產品不能嚴格定位為金陵竹刻，只能說是具有非遺內涵的竹刻藝術品。高檔的收藏品多為藝術家手工制作，中檔多為收藏品的復制品，多以作為官方禮品商務禮品為主。而低檔的旅游產品則是機器大生產的結果，品種繁多。
三、金陵竹刻市場運作SWOT分析
（一）strengths優勢
1.無形資產優勢：金陵竹刻歷史悠久，并且具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頭銜和文化內涵，能得到政府的相關政策扶持。同時，竹刻作為典型的文人墨客把件，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與收藏價值。
2.有形資產優勢：江浙一帶，為產竹大省，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儲備。有足夠的融資條件，資金充足。同時，具備完備的相關資料信息。
3.技術技能優勢：擁有獨特的創作工藝。高端產品純手工打造，造型精美雅致，保證質量的完善；面向市場的大眾化產品，擁有先進的流水生產線，可大規模采購。
4.人力資源優勢：擁有專業的相關人才運作，既懂文化底蘊，也了解商業操作，定能尋找出最切合實際并且有效地市場運作道路。
5.競爭能力優勢：與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伙伴關系。竹刻的可塑性較強，可以開發其他的藝術形式以應對市場變化做出靈敏的反應。
（二）weaknesses弱勢
1．市場認知度不高，竹質藝術在日常生活中作用甚微，消費群體多以文人墨客為主，相對狹隘。大眾對金陵竹刻的具體概念、技法傳承、藝術特色尚不知曉，導致金陵竹刻藝術品和衍生品在市場的占有率不高。
2．竹刻因材質本身不便于攜帶，作為非遺文化，有很多可替代品將其取代。
3．省級傳承人的市場化概念不強，最為金陵竹刻藝術傳承的最后留守者，趙榮只是一門心思潛心創作，不關心其市場化的開發和消費者的接受口味如何。
4．作品創作周期長，價格高：傳承人親自雕刻的好作品要耗時8-10年時間，價格在千元不等，一般藝術家雕刻的作品也在百元至千元之間。周期長和價格高這兩個重要因素對于金陵竹刻市場化運作十分不利。
5．衍生品的開發問題：由于金陵竹刻手工藝的特點，很難既要保持其原有的特色，又要使其衍生品迎合市場需求大眾口味。如今市面上泛濫的竹刻低端產品和高端藝術品的對比，造成了“買者不需，需者不買”的尷尬局面。
6.博物館，體驗店，交流會更像是面子工程，幫助發揚金陵竹刻文化的實際意義并不大。
（三）opportunities機會
1．客戶群的擴大趨勢和產品細分市場：富含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產品會越來越受到市場的青睞。在保持原有藝術家和文人墨客消費群體的基礎上，可以將竹刻細分為高中低檔產品，進行產品與消費群體匹配，根據不同文化、年齡、需求的人群，開發不同的產品形式。
2．向新產品新業務轉移，為更大客戶群服務：加強竹刻的宣傳活動，創造更多的平面媒體采訪和紀錄片式的記載等宣傳活動；與拍賣會結合，與學校合作；利用網絡平臺建立網絡博物館和建立網絡營銷體系。此外，創新思維，多以現代生活結合，創造出新穎、實用又包含竹刻內涵的新的產品形式。
3．獲得并購競爭對手的能力：適當同化其他竹刻流派的藝術風格，多向金陵派靠攏，已達到擴大市場份額的機會，從而向其他地理區域擴張。
4．市場進入壁壘降低：利用與政府良好的溝通合作關系，爭取更大的優惠政策，降低市場進入的壁壘。
第8篇：非遺文化調研范文
關鍵詞：甘孜州 音樂 遺產 保護 現狀
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康巴文化的發祥地之一，也是格薩爾王的故里、嘉絨文化中心、茶馬古道中樞、康定情歌的故鄉，具有獨特的文化魅力。甘孜州也是中國第二大藏區，擁有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500余項。其中，國家級民間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2項目，國家級舞蹈類3項，國家級傳統戲劇類3項，省級民間音樂、舞蹈類55項，傳統戲劇8項，是國家級、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最多的地區。根據《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國發〔2005〕42號）的精神和有關要求，認真貫徹“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工作方針，切實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甘孜州也于2013年8月1日執行了《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質文化遺產條例》，充分發揮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作用。
一、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情況
（一）遺產的地理位置及分布狀況
甘孜州面積有15.3萬平方公里，約占整個四川面積的三分之一，處在青藏高原的東南緣。本土藏族人口占78.4%，漢族、彝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等25個民族，均以大范圍聚居與小范圍雜居的形式，分布在全州。甘孜州1市與17縣中，由于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交通仍然不便利。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極主要分布在交通不便利的康定、九龍、甘孜、巴塘、德格、色達、道孚等地區。
（二）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介紹
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包含有第一批申報國家級非遺產項目的巴塘弦子、瑪達咪山歌和川族山歌。第二批申報成功的甘孜州得榮學羌，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名錄中增加的甘孜鍋莊、馬奈鍋莊。傳統戲劇包含有德格格薩爾藏戲、巴塘藏戲、色達藏戲。省級項目中，甘孜有頂毪衫歌、康定溜溜調、扎壩嘛呢舞、熱巴舞、甘孜踢踏、真達鍋莊、木雅鍋莊、丹巴阿克日翁（兔兒鍋莊）、鄉城恰熱（瘋裝鍋莊）、新龍鍋莊、德格卓且、嵐安鍋莊、理塘鍋莊、木雅藏戲、理塘藏戲，以及甘孜州色達文化旅游局申報的骨笛。
二、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
（一）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取得的成績
1.《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質文化遺產條例》的和實施
2013年，甘孜州通過了《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質文化遺產條例》，標志著非物質文化的保護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也充分體現了甘孜州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視和支持。該條例是甘孜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指導性文件，為保護的規劃實施等做了詳盡的指導。比如擬定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建立非遺檔案與數據庫，運用文字、錄音、錄像等方式，準確采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瀕危項目名錄》，對瀕危遺產進行重點保護。該條例明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類別，如：民俗、傳統手工藝、傳統民間醫藥，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同時，條例對保護內容、經費支持、科研、保護團體等方面也提出了具體的要求。
2.甘孜州采取多樣的形式對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
甘孜州政府一直致力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并且取得了較大的成果。甘孜州各市、縣均設有文化局、文化館，部分地區設置有非遺傳習所。州各級政府部門在非遺項目申報，認定非遺項目傳承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占據比重大。同時，甘孜州還打造藏彝走廊民歌大賽、拍攝非物質文化遺產專題片等活動，加大了對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宣傳活動。尤其是甘孜州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的設立為非物質文化的傳承和保護提供了展示、開發、利用的平臺。2009年5月1日，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是本地優秀文化展示的重要平臺。坐落在跑馬山腳的博物館共三層，第一、二層分別陳列藏民族服飾、農耕系列、唐卡藝術、經版印刷、藏醫藥類，展廳的三層為民族歌舞視聽大廳，參觀人員能在博物館里感受到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魅力，同時，這也是非遺重要的保護平臺。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的建成與投入使用，詮釋了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部分項目，也意味著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增加了博物館保護的模式。
除此以外，甘孜州加強與高校的合作以拓寬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研究的途徑。甘孜州分別在2012年和2013年期間，與西南民族大學、中國音樂學院簽署協議，甘孜州將為西南民族大學提供研發基地及教育培訓實踐基地等支持，而西南民大方面將則為對方提供培養、培訓各類相關人才，中國音樂學院與甘孜州共同建設民族音樂研究教學實踐基地。同時，甘孜州本土民族高校也專門設立了康巴歌舞音樂研究所，康巴文獻館等機構，力圖在加強非物質文化學術研究的同時，能夠為藏區培養后備隊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人才支撐平臺。
3.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的學術研究成果
甘孜州學者們對甘孜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極為重視，在涌現了大量的科研成果的同時，逐步形成了一批對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頗有研究的專家和學術研究團隊。
楊嘉銘、林俊華、趙勇是其中的杰出的代表。楊嘉銘在《甘孜州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中的亮點―兼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幾個常識性概念》一文中，對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保護提出寶貴的指導。林俊華主要從事四川藏區歷史、文化、音樂研究，其主持多項省部級課題并獲獎。其中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劃基金項目《康巴藏族民間歌舞藝術的調查與研究》，對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收集、采錄、整理詳盡，同時對遺產的保護，也起到重要作用。趙勇主持多項省部級課題，其發表的《甘孜州音樂舞蹈類非遺文化的保護與傳承述略》《川族民歌類型及特征述略在遺產的特點》等均對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較為深入的研究。
除此之外，彭紹文、蔡川、王博等研究人員，開始對當地的優秀民族音樂文化進行初步研究，涌現部分研究成果，如：《甘孜藏區不同鍋莊藝術風格異同研究》《川西康巴高原的明珠――“新龍鍋莊”述略》《民族高校傳承民族民間音樂舞蹈文化遺產優勢述略》《民族院校音樂欣賞教學啟示――保護、傳承與發展甘孜藏族自治州原生態音樂藝術》等。
（二）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存在的不足和問題
即使甘孜州政府為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保護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音樂類非物質文化的傳承與保護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瀕臨滅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保護中還有許多的難題。
1.生活與勞作方式的改變使得音樂類非物質文化傳承的土壤變質
在甘孜州調研與采訪過程中發現，即使身處在高原地區的人們受到信息、交通等問題的阻撓，也擋不住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對當地生活習俗與勞作方式的沖擊。往內地與城市遷徙，是大趨勢。除去老人們熟知當地傳統的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外，青年一代，普遍不會演唱與表演，更談不上對遺產的保護。
2.母語環境及文化的缺失與傳承人老齡化增加了保護和傳承的難度
甘孜藏區母語環境有其特殊性。州內有接近十種獨立的語言，大多具有唯一性。多數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特別是民歌，都具有母語文化特點，在音樂文化保護的同時，因為母語文化的消逝，音樂文化保護也受到極大的挑戰。如國家級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瑪達咪山歌由納木日語歌唱，但其主要傳承地甘孜州九龍縣子耳鄉會說納木日語言的不足30人。這意味著這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真正能夠參與的人數，在全國僅僅幾十人。母語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將是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重大難題。同時，在年齡結構上，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也面臨著較大的挑戰，絕大部分傳承人均為老者，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人亡藝絕的尷尬境地。
3.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缺乏專業類人才
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對人才的專業性有較高的要求。目前，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傳承人以音樂作為職業的極少，能夠完成文字記錄、整理、采錄等的傳承人更是微乎其微。部分國家認定的傳承人除在非遺傳習所教習，接受研究人員、文化部分采錄演唱或者展示，其余時間主要務農或者經商，沒有成為專職人員。傳承人在的文化水平和音樂素養極度缺乏，也缺乏這方面的培訓。
同時，甘孜州各地方政府、文化部門專業人才相對匱乏，部分文化部門，幾乎沒有正規軍，主要從舞蹈、歌唱者中吸納，提拔部分文藝干部，缺乏音樂專業人才，更缺乏音樂類非遺保護專家。因此，如何解決傳承和保護的人才缺口，提高傳承和保護的意識，是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又一個重大課題。
四、結語
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傳承和保護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也面臨著各種困難。為了更好地保護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各部門需要更多的思考，不僅僅是政策法規的制定，更重要的是對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憾保護的實施程度。本土高校則可以在加強傳承人和學生的保護意識培訓，進一步開發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課程和教材等方面投入更大的力度。隨著全社會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視及其努力，甘孜州音樂類非物質文化保護和傳承必然能夠邁向新的臺階。
基金項目：
本文為2011年度四川省“高校教育質量工程”建設項目（川教函【2011】659號）階段性研究成果。
第9篇：非遺文化調研范文
隨著物聯網、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一些旅游業發達的城市和地區為了有效利用旅游資源、提高旅游服務能力，先后設立了各種形式的旅游集散中心。所謂的旅游集散中心，是指集客運交通、旅游交易、旅游信息咨詢服務于一體的城市旅游公共服務平臺。作為各類旅游資源的集聚地，旅游集散中心是旅游業實現全方位、綜合性、個性化服務功能的重要渠道，對打造城市旅游品牌，樹立城市旅游形象，推動旅游業的全域式發展具有顯著的效用。
一、武陵山旅游集散中心概況
隨著銅仁經濟和旅游業的不斷發展，游客數量的不斷增長，其旅游市場也趨于成熟。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市場也對銅仁的旅游交通和整體旅游接待服務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順應銅仁市旅游業發展的需要，在銅仁市及各個縣相關部門的高度關注及協助下，武陵山旅游集散中心落地銅仁，并由銅仁市錦江旅游服務有限公司牽頭規劃及建設。武陵山旅游集散中心已成為銅仁旅游產品對外展示的窗口，直接反映銅仁的城市形象和旅游發展水平。
二、武陵山旅游集散中心的優勢分析
從國內外各個旅游集散中心目前總的建設情況來看，只有對地方旅游資源及旅游發展現狀進行充分調研，進而科學規劃，才能打造出適應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旅游集散中心。為什么要建設旅游集散中心？是否具備相應的建設條件？存在哪些優勢？這些都是在建設之前必須充分考慮及論證的問題。只有解決好這些前提條件，才能使旅游集散中心的建設與當地旅游業的發展相互配合、相互促進。武陵山旅游集散中心的建設是一項利民惠民的重點工程，銅仁旅游業經過長期的發展已進入到一個全域式發展的新階段，為旅游集散中心的建設提供了優勢條件。
（一）得天獨厚的地域交通條件
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是旅游集散中心建立和發展的重要前提。所謂旅游資源，“指旅游地吸引旅游者的所有因素的總和，不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旅游資源，還包括適宜的旅游接待設施、優良的服務和快速舒適的旅游交通條件等因素。”銅仁市位于貴州省東北部，地處武陵山脈中部，黔、湘、渝交界處，擁有得天獨厚的各類人文、自然風景等觀光旅游資源，自古就有“黔中各郡邑，獨美于銅仁”的盛譽。尤其是近年來，銅仁市以構建政治生態好、經濟生態活、社會生態優、自然生態美“四位一體”大生態格局為統領，加快建設環梵凈山“金三角”文化旅游創新區，積極推動大生態、大健康、大文化、大旅游四大跨越工程，發展全域旅游，建設國際知名休閑養生旅游目的地。這些都為銅仁實現旅游產業井噴式增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是武陵山旅游集散中心之所以落戶銅仁的重要地域交通條件。
（二）持續增長的游客市場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主要是針對城市散客市場，具備一定規模的散客市場是考慮是否采取旅游集散中心為主導的城市旅游發展模式的前提條件。據貴州省旅游局抽樣調查，銅仁國內游客2002年為43.7萬，自2010年來銅仁的游客呈井噴式增長，到2016年，全市共接待游客4455.13萬人次，同比增長43.7%，旅游收入347.3億元，同比增長44.6%，旅游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增速排名全省第三，超額完成年初市政府安排的接待人數3600萬人次，同比增長20%，收入288億元，同比增長20%的目標，由此可見，銅仁的游客市場一直處于持續增長的態勢。不僅如此，銅仁的游客市場還具有很大的增長潛力，今后可能直接增長的市場主要為省內和重慶，潛在增長的市場主要是湖南、云南、廣東暨珠江三角洲，間接增長的市場是北京、上海、江蘇浙江暨長江三角洲。銅仁持續增長的游客量以及潛力巨大的增長空間，為武陵山旅游集散中心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市場保障。
（三）政府企業的雙向合作
“旅游行業往往涉及到旅游、交通、規劃、發展、市政和建設等政府部門，以旅游集散中心為平臺，有利于各個政府相關部門為區域旅游企業的發展提供協調一致的服務，也有利于區域旅游發展戰略的制定和執行。”旅游集散中心的建設是一項涉及到政府、企業及行業部門的系統工程，必須各級聯動才能適應旅游市場的發展。為了做大武陵山旅游集散中心，銅仁各級政府與旅游企業進行了互惠互利、合作共贏強強聯合，銅仁市委市政府及旅游局總體引導該集散中心的打造，銅仁市及各縣相關部門積極協助集散中心的籌劃及建設工作，由銅仁市錦江旅游服務有限公司牽頭規劃及建設。各方面的聯動合作，為武陵山旅游集散中心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運作環境。
三、武陵旅游集散中心建設策略
（一）整合區域旅游資源
旅游集散中心最基礎的功能是區域旅游資源的聚集和整合，任何旅游集散中心的建設都必須將這項基礎工作做好，否則集散中心就會成為無根之木。武陵山旅游集散中心以共贏為目的整合開發銅仁豐富多遠的旅游資源，使銅仁市各家旅行機構充分共享區域旅游資源，尤其重視對銅仁民族民間文化資源的收集。在旅游資源收集工作中，錦江旅游服務有限公司致力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通過有效的方式讓這些代表銅仁千年的歷史文化產物得以更好的保存，讓更多的旅游者認識、了解到銅仁的非遺文化、歷史文化、民族文化、民間文化。目前，本公司人員已對銅仁及銅仁周邊八縣兩區的旅游資源展開收集，主要針對食、住、行、游、購、娛、教、管、研、文、體幾大領域。在采集旅游資源的基礎上，集散中心還將對相關的資源進行整合、共享。
（二）加強旅游相關行業合作
錦江旅游服務有限公司作為銅仁旅游企業中的佼佼者，在集散中心的建設及發展中起到了領頭和作用，同時，還和景區、酒店、食品公司等相關企業形成聯盟，統一品牌建設和形象資源，打造合力。同時該旅游集散中心還收集整合旅游信息資源，積聚諸如市場偏好、旅游企業特點、旅游發展戰略等信息，做到信息共享。各個領域的相互合作，能夠積極推動銅仁大生態、大健康、大文化、大旅游四大跨越工程的建設與發展，形成全域旅游的良好態勢。
（三）搭建網絡信息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