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的主要特征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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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區治理的主要特征范文
因為工作關系，我和沈校長認識已有十多年了。雖然謀面不多，但是，為了一個共同的事業和目標，大家走到一起來了，經常以文會友，加深了彼此的了解與情感，所以雖遠猶近，關系甚篤。有些時候為了討論或研究一個問題，深入一層，更是猶如故友至交。這次認真研讀沈著，掩卷三思，覺得有幾點感受，說來和作者、和讀者朋友，一起交流分享。
就本書的定位，誠如作者自己所說：“本書對現代社區教育轉型發展進行研究，不僅是為了解決社區教育管理與運行層面的具體問題，而且希望通過理性的思考與分析，從中尋找出社區教育發展的趨勢與規律，籍以促進我國現代社區教育的改革、發展與創新。”總的看來，這是著眼于基本理論研究，以應用理論研究和決策咨詢研究相結合為主要特征的一項研究成果。
一、著意社區教育基本理論
研究，尋求理論破題
本書中涉及基本理論研究的，大致有社區教育的相關概念辨析、本質屬性、功能定位、外部關系規律、內部關系規律等一些內容，作者都力求作出自己的理論詮釋。
關于社區教育的本質屬性，作者把它定位于“社區發展為本”和“居民終身發展為本”兩個屬性的有機統一體。“如果否定了社區教育以社區發展為本的屬性，也就否定了社區教育中‘社’的質的規定性，混淆了社區教育與其他教育形式的區別。”“如果否定了社區教育以社區居民終身發展為本的屬性，也就否定了社區教育中‘教’的質的規定性，混淆了社區教育與其他社區活動的區別。”最后得出結論：“社區發展本位與人的發展本位作為社區教育的本質屬性，兩者缺一不可，相互制約、相輔相成，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社區居民的終身發展寓于社區發展之中；社區發展離不開并依賴于社區居民的終身發展。一句話，社區教育的社會（社區）屬性與教育屬性的辯證統一和有機融合，即為現代社區教育的本質內涵。”“從社區教育發展趨勢看，強化教育屬性與社會屬性的融合，進而實現社區教育從教育主體本位向社會主體本位的轉變，是未來社區教育與社會協調發展的第二次飛躍。”這些妙語實屬精彩之筆。
在論及社區教育與社區建設的關系時，引入了社會（社區）治理的新理念，對兩者的內涵也進行了最新的闡釋，并且引用了臺灣學者提出的社區營造和社區教育聯系融合的做法，指出臺灣社區營造的重心走過了一條從造景、造產到造人的轉變之路，最終把社區營造的重心放在造人上，而造人的關鍵就在于社區教育，給人們以啟示。
關于社區教育功能定位，在論及非功利和功利的爭論時，并沒有就事論事，簡單地評判是非，而是把這個問題放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加以分析，正確地指出：“目前社區教育的發展階段，必須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社區教育的功能定位必須符合現實社會發展水平。”在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條件下，“功利性也是無法避免的，它是開展社區教育的動因之一，也是社區教育不斷發展的現實基礎”。“只有將這兩種價值觀結合在一起，才能有助于社區教育的發展”，最終達到非功利性價值的目的。
關于社區教育的規律初探，作者借鑒潘懋元先生關于高等教育學基本規律的研究框架，分別從社區教育的外部關系、內部關系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對其規律進行研究。
作者指出社區教育不能不受到其所處的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的制約，如果“就教育談教育”，就可能成為“空中樓閣”。作者以上海市的典型案例，說明經濟發展水平支撐、推動社區教育的發展；以全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說明經濟發展制約社區教育的發展。同時，作者指出不能簡單地以經濟規律或社會規律來代替社區教育的自身規律，甚至也不能簡單地以一般的教育規律來照套社區教育。社區教育是以滿足民眾需求為目標的新型教育形式，其價值追求主要體現在：一是民眾教育，一種平民化教育，直接為社區民眾服務；二是民生教育，以關注民生為目標，與民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連；三是民權教育，是實現公民受教育權的重要形式，有助于實現教育公平和民主。社區教育的核心價值是“平民進步的階梯、教育公平的砝碼”。這些論述樸實中肯，可謂一語中的。
在論及社區教育內部關系規律時，作者指出需求導向是社區教育的內生動力，要以了解學習需求、掌握需求動態為前提；跟蹤調研、適應不斷變化的學習需求；主動引導需求，促進科學發展；最后建立以需求為導向的社區教育運行機制。
綜上所論，只要是熟悉社區教育的業內同行，就可發現，在社區教育還沒有擺上主流教育的位置，在理論還處于很不成熟、眾多研究還限于經驗總結或泛泛而論的情況下，作者專心致力于社區教育理論研究，論說了不少有見地、有價值的內容，給我們帶了一個潛心研究、深入研究的好頭。也啟示我們，社區教育需要社區教育工作者戮力同心，進一步以加強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有機結合為路徑，推動新時期我國社區教育的廣泛深入發展。
二、著重社區教育實踐問題
研究，尋求認識飛躍
在《實踐論》里指出，從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的提升，這是認識的第一次飛躍：“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實踐工作者要向理論工作者學習，就要學會理性思考，掌握飛躍的本領。而理論工作者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以科學理論指導實踐，通過研究，對實踐問題做出理論詮釋。我們看一項科研成果（包括著作、論文等）有沒有理論價值和社會功能，有沒有生命力和影響力，關鍵在于能否緊跟形勢，緊跟時代，傾聽實踐的呼聲，總結實踐的經驗，重視理論提升。沈著的一個特點，就是適應了形勢任務發展變化的新要求，圍繞社區教育發展的新階段、轉型期遇到的新問題，力求把靜態和動態、歷史和現狀、宏觀和微觀、實踐和理論結合起來，對社區教育實踐加以理論概括，以期形成新的理性認識，指導社區教育實踐。
作者指出：“在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之后，我國社區教育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這是本書一個基本判斷及其立足點。然后緊緊圍繞這個新階段，以社區教育轉型發展為主線，以社區教育改革發展的實踐為主題，分別從社區教育的發展形態、地位作用、體制機制、途徑形式、服務對象等方面，簡要地分析了社區教育發生的變化，強調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命題之后，我國社區教育開始從以往的政府單一主體管理，轉向政府主導下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治理；隨著學習型城市建設和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各類學習型組織、社區學習共同體、數字化學習、移動學習等新形式、新載體不斷涌現，社區教育朝著內涵發展、特色發展、創新發展的方向轉型升級；社區教育正在從邊緣狀態向中心地帶位移，成為我國學習型社會與終身教育體系的重要載體與途徑，成為基層社會管理創新與社區建設的重要內容與形式。
本書的研究，具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堅持以問題研究為導向。這里的關鍵是能不能發現真問題，精準地抓住真問題，敢于直面、緊緊抓住這些問題，開展深入的理論聯系實踐的研究，總結梳理實踐經驗。只有基于實踐，反思實踐，經過理性思考，概括提煉實踐，才能達到向理性認識的飛躍，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與對策，高于實踐，指導實踐。在這方面，作者長期在一個省級開放教育部門擔任領導工作，兼具管理者、實踐者、研究者的角色于一身，而且勤于學習，勤于調研，勤于思考，思想敏銳，思路開闊，善于捕捉區域的和全國的社區教育改革發展的最新進展和實踐創新成果。可見，具備了主客觀方面的基本條件，從而成就了這項研究。
從本書結構內容分析就可發現，作者把文獻研究和問題研究結合起來，梳理出了關于社區教育管理體制、政策、評估等管理方面的問題，關于社區教育資源整合、課程開發和管理、數字化學習和社區遠程教育、社區老年教育、社區職業教育培訓，以及學習型城市建設、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社區教育等社區教育改革發展中碰到的主要問題，都是一些真問題、大問題、難問題，對社區教育改革發展具有重大影響。作者勇于直面這些問題，深入研究，做出必要的理論詮釋和概括，體現了作者的社會責任感和責任擔當。
不僅如此，作者致力于把理論研究和實踐推進結合起來，以理論研究為先導，以理論應用、解決問題為目的，在研究過程中始終注意研究的現實性、針對性、操作性，重視闡明理論應用的路徑、策略、方式、載體，很接地氣，指導性很強。
在國外的教育理論研究中，有所謂大理論、中理論、小理論之分，這主要以對事物本質的概括抽象程度高低深淺而定，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只有發生作用影響和指導輻射的范圍大小、領域寬窄之分。大、中、小理論之間，也沒有一條鴻溝，小理論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可以上升為中理論，再依次上升為大理論。在教育研究的實踐中，往往需要有一個過程，企圖一步到位，搞出一個高大上的大理論，除了極少個案，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
通觀本書，作者顯然不滿足或停留于一般性實踐經驗總結的層面，而是力求理論概括抽象的程度高一些，力求逼近對社區教育規律性的認識，以期更好發揮對社區教育實踐科學指導的作用。現在看來，書中涉及基本理論層面的有關研究，有許多真知灼見，而大部分的理論抽象及闡述，則達到了中理論的深度和高度。
就以社區教育的政策研究為例，作者分別從社區教育的政策界定和功能、社區教育政策的演進歷程、社區教育政策的文本分析、社區教育的政策制定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概括和系統的分析，進而就社區教育的政策目標、政策主體、政策措施、決策程序、決策思路等，進一步作了比較深入的剖析和解讀。例如，在論及社區教育政策的制定思路時，指出確立合理的社區教育政策價值向度，保障社區居民自主學習權，追求教育公平正義，服務社會民生和個體全面發展；在論及制定社區教育政策的關鍵要素時，指出提高社區教育政策的決策水平，構建民主、公開與透明的決策機制，突出教育資源整合的協調機制，明確社區教育政策的分類試點與分步推廣。
對于所有這些具有一定深度而又專業的論述，試想作者如果不是兼管理者和研究者的角色于一身，沒有勤奮學習、深入思考的嚴謹作風，沒有較為深厚的理論功底和開闊的理論視野，就不可能具備這樣的專長和優勢，就不可能把研究做到如此深入的程度。正如作者所言：“本章從社區教育的政策文本出發，探析政策的目的、主體，措施的變化規律和政策制定的一般程序，以期確立合理的社區教育政策的價值向度和逐步形成清晰易行的社區教育政策的體系，為進一步提高社區教育政策的決策水平，構建民主、公開與透明的決策機制和完善教育資源整合的協調機制提供借鑒。”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作者的研究成果，在社區教育同類研究中是屬于比較專業的那一種，在深化社區教育研究的征途上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三、著力管理決策理論研
究，尋求科學應對之策
書中涉及社區教育管理決策理論，主要有社區教育治理、政策、評價等方面的內容。
作者站在現代治理理論的高度，對我國社區教育管理體制的實踐作了階段劃分，分析了特點及內在聯系，指出了管理體制經由改革創新從管理向治理演化的向度。作者把開展社區教育初期由教育部門直接主導開展社區教育活動的垂直型治理模式稱為“I”模型，把新世紀以來形成政府統籌、以社區教育委員會為基本形式、多個部門共同參與社區教育的模式稱為“Y”模型，并預測今后的社區教育治理，將會注重在政府指導之下形成以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為主要特征的社區教育治理的“X”模型。指出對于社區教育多元治理模型的構建，應體現以下幾點內容：實現多元主體的有效參與；達成多方協同的目標共識；形成利益分享的資源網絡；促進社區教育的專業化建設。社區教育治理的發展方向，必將更加關注通過多中心的公共治理格局來提供質量更高、數量更多的公共服務，政府主要在理念引導、規范制度、目標設置、資源配置等方面發揮主導性作用。
在論及社區教育多元主體治理體系構建策略時，作者從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積極培育社會組織、搭建信息化平臺、探索市場化機制、加強法律制度建設等諸多方面進行了比較周全的思考，并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的最新理念融入分析與破解現實問題的研究之中。
筆者還注意到，作者將社區學習共同體作為社區教育治理的一個重點問題加以論述。書中將社區教育共同體與社區學習共同體，分為兩個有所區別又相互聯系的層級的社會組織，作為社區教育治理的一種創新形式與舉措納入社區教育治理體系的范疇，而且吸取了各地的實踐經驗，對其內涵與意義、推進策略等作了新的概括。
作者敏銳地指出，近幾年來，在一些社區教育示范區的示范和引領下，社區教育不斷向社區居民的自主學習、互動學習轉型發展，學習社團（學習共同體、學習圈）陸續產生成長，成為社區教育自主學習的主體力量。居民主體、社區自治在社區教育中發揮著廣泛的基礎性作用，成為社區教育協同治理的目標共識和愿景追求。進而指出：實現真正的多元參與下的協同治理，需要建立社區教育治理的協商決策機制、政策保障機制、資源共享機制、監督評價機制，以推進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將承辦社區教育活動的職能向民間組織適當地轉移，通過購買服務、經費補貼等辦法促進其自治功能的發揮。作者闡明的這些觀點，都體現了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思維品格。
四、期待繼續深入研究，期盼
這項研究日臻完善
關于社區教育本質規律的研究，是一個深層次、高難度的問題，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包括實踐、糾錯、提升、完善這樣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同時，由于社區教育規律的基本矛盾和關系是多維的，故可以從不同范疇、不同層次、不同角度來把握它們的不同關系。因此，書中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例如把社區教育的領導體制、機構隊伍、學習資源等方面的要素歸入內部關系規律研究，著重研究社區教育發展與社區居民接受教育服務的關系，這是從教育管理的角度來探討社區教育發展的制約因素，主要研究的是條件性問題，尚未上升到從本體性問題來探討社區教育的內部關系規律，似覺有必要作進一步深入的探討。
社區教育內部關系規律研究，本質上主要解決社區教育和人的發展、特別是與社區居民的發展相互關系的本質聯系。可否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社區教育和人的發展（全面發展、充分發展、終身發展、自由發展），社區教育與人的生活（謀生型、發展型、樂生型、享受型），社區教育與人的價值（追求物質生活的利益型人生、追求生活質量提高的發展型人生、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享受型人生、追求回饋奉獻社會的服務型人生），從成人與成才的關系等方面深入加以研究。二是社區教育和底層民眾、困難群體、弱勢群體、特殊群體的關系，以揭示社區教育最具人本性、人文性、全納性、包容性、普惠性的本質特征，它迥然不同于精英教育，社區教育不是以篩選與淘汰為前提的拔尖教育，而是補短板、促公平的平民教育、草根教育、兜底教育，是不讓一個人變差、不讓一個人掉隊的教育，是讓每一個普通人、底層民眾成人的教育。三是研究教育者與學習者、管理者與學習者、學習者與學習者，以及社區教育學習的生態圈里面，各種角色之間錯綜復雜、相互作用影響的關系，最后作用于社區居民素質的結果、成效。這樣處置是否更為符合所謂內部關系規律的研究邏輯。
這里還要注意的是，人的發展不僅和社區教育有關，也和一般教育或其他類型的教育有關。所以，從本研究主題出發，應該更加重視社區教育對人、特別是對社區居民的發展發揮什么樣的作用與影響，這些作用與影響所能達到的范圍與程度，而不能把一般教育或其他類型教育的作用和功能誤讀為社區教育的效果。
在學術研究的語境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理論創新、理論繁榮的根本之策。相互之間的討論、爭論、切磋，都是正常的、必經的過程和路徑。這種討論不一定有對錯之分，但可以幫助和促使人們的研究和思考更為縝密，有利于理論走向成熟與完善。
總的看，《轉型發展中的社區教育問題研究》，堪稱沈教授在我國進入改革發展轉型期，深入思考和研究社區教育實踐和理論的一部力作，可喜可賀，希望再接再厲，期待更新佳作問世。
以上所言號稱書評，可能作為一種互動討論的感言更為合適，歡迎作者、讀者批評指正。
陳乃林
第2篇：社區治理的主要特征范文
論文摘要:城市社區治理是實現和諧社區的基本途徑。如何搞好社區治理,是當前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隨著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深入發展,社區治理主體也呈多元化的發展趨勢。社區業主是構成社區的基本元素,在社區治理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當今的業主與以往的居民并不相同,對他們的管理、組織等遇到了新問題。所以應根據新情況,給社區業主一個合理的角色定位并使業主主動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這樣才能更好地進行社區治理。
近年來，我國的城市社區建設已初具規模。城市社區建設這一概念是在我國體制轉軌的大背景下被提出來的，“努力促進新的社會結構和管理體制的形成，配合人們在思想文化、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進步，重塑‘以人為本’的現代社會”。[1](p2)在新形勢下，對社區的管理不能沿襲以往的方法，由此產生了社區治理這一理念。社區治理強調的是治理主體多元化，這就把社區業主推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一、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是發展趨勢
“治理”這一提法有其獨立的豐富內涵：“作為社會——控制論系統的治理，政策結果不是中央政府行為的產物，中央可以通過一種法律，但是在隨后執行的過程中，它要與地方政府、保健機構、自愿部門、私人部門等發生互動關系，相應，后面這些制度間相互間也要發生互動。中央政府的凌駕地位不存在了，政治體系日益分化，我們生活在‘沒有中心的社會’，即以多個中心為特征的多中心國家中。政府的任務是使社會——政治活動具有能動性，鼓勵出現多種多樣的解決問題和分配服務的安排。這種新的互動模式種類眾多，例如自我管制和相互管制，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合作管理以及有企業家精神的合資企業。社會——控制論研究方法強調了處于中心的行動者進行管理時所受的限制，聲稱不再有單一的權威，替代它的是：每個政策領域特有的多種行動者；這些社會——政治——行政行動者之間的相互依存；共同的目標；界限模糊的公共部門、私人部門以及自愿行動部門；行動、干預以及控制方式的多樣化和新出現的方式。治理成了互動式的社會——政治管理方式的結果。[2](p92-94)近年來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對政府職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要求管理主體的多元化，不再是單一的政府管理。“公共管理不完全等于‘政府管理’，而意味著一種新治理。傳統意義上的公共行政強調的是政府行政或政府管理（governmentadministrationorgovernmentmanagement）。而公共管理中的管理者，不一定完全是政府，私人部門、非營利部門、非政府組織等都是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強調的是治理（governance），即由眾多行動者組成的一個關系網絡，和眾多行動者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3](p12)治理理論與新公共管理理念相結合，形成了公共治理理論。公共治理的主要特征有：“1.政府理念從統治到治理的轉變；2.公共治理主體從一元到多元的轉變；3.公共治理的研究對象有了巨大的擴展；4.公共治理機制和手段的巨大變革。”[4](p91-92)社區治理的理念來源于公共治理理念，以往是政府作為單一的社區管理主體，而現在由于政府理念的轉變，使得治理主體呈多元化發展趨勢，使除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組織、企業、社區部門和社區居民都可以成為社區治理的主體。不同主體在對社區事務的管理中發揮各自的特點和優勢，相互合作，共同為社區建設出力。如果這一套治理體系能夠良好運作，必然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這一新治理模式起步晚，在實際操作中還要一邊摸索一邊前進，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各治理主體之間職責界限模糊，甚至對自身的角色定位認識不清。在這里要重點討論的，是社區業主在社區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問題。
二、社區業主的角色定位
（一）社區業主與以往的社區居民的比較。
我們現在所說的社區業主，主要是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住房商品化之后購買房屋全部產權的購房者。舊城改造是城市建設整體規劃的重要部分，拆除舊房屋建造新房屋則是舊城改造的主要內容。新建的住房大都是商品住宅小區，城市里的社區基本上就是以這些商品住宅小區為主。小區業主與以往的社區居民相比，不同點主要表現在：
1.以往的社區居民所居住的房屋大都是單位福利分房性質，居住在一起的居民一般是在同一單位工作，彼此非常熟悉；現在的小區是商品化住房，業主購房都是個體行為，業主之間互相不認識。
2.以往由街道辦事處、居委會等機構對社區進行管理，而現在這些機構已經淡化，應運而生的業主委員會擔負起了管理社區業主的責任。
3.以往社區的公共服務由單位統一提供，現在住宅小區的公共服務由物業公司提供，物業公司根據其工作內容和性質向業主收取物業管理費。
可見，從傳統社區向住宅小區的轉變，不僅是人們的居住條件、居住環境發生了變化，更是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方式的轉變。以前實行的以“單位制”為主的管理模式隨著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新的社區形式作為新的城市基層社會管理模式，是符合經濟與社會發展要求的。
（二）存在的問題。
社區治理主體的多元化發展趨勢，對社區業主提出了要求。社區業主作為跟社區部門、物業公司具有平等地位的治理主體，理應很好地發揮自己在社區中的作用。但在實際生活中，社區業主與物業公司及其他社區治理主體的矛盾很大，此類新聞也是屢見不鮮。
從上面總結的社區業主與以往社區居民的不同點中可以看出，現在的社區業主之間沒有工作上的聯系，加之當今社會競爭激烈、壓力大、生活節奏快，人們總是很忙，人情淡漠，對于自己所居住的社區的其他成員更是不會主動去結識交往，這就造成了社區業主之間聯系不緊密，缺乏把自己當成社區治理主體的覺悟。業主委員會是指由物業管理區域內業主代表組成，代表業主的利益，向社會各方反映業主意愿和要求，并監督物業管理公司管理運作的一個民間性組織。業主委員會的建立是社區自治發展的標志，但由于起步較晚，發展時間短，很多方面還不成熟，而且業主委員會是民間性組織，號召力似乎不強，許多業主對于委員會的職能性質都不了解，支持委員會的工作就更無從談起了。物業公司為社區提供公共服務，也是社區治理主體之一。目前社區里的矛盾問題，最集中的就是業主與物業公司之間的矛盾，往往是業主認為物業公司在收取了較高的物業管理費之后并沒有提供相應的服務，于是拒絕繳納以后的物業管理費；物業公司則認為他們收取的管理費都不足以維持公司的正常運轉了，這樣一來，后果一般是物業公司不再為社區提供公共服務，社區環境變得越來越惡劣，業主深受其害。
（三）社區業主的角色定位。
矛盾問題已經不容忽視了，那么業主在社區治理中究竟扮演著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呢？既然前面已經提出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的發展趨勢，毫無疑問，業主是社區治理主體之一，與物業公司及其他社區部門有著平等的地位。但在實際操作中不能發揮出業主應有的作用，這促使我們對社區業主的角色定位進行反思。
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是社區治理理論的組成部分，將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必然要經歷一段磨合期，在此期間可能會產生很多以往沒有遇到過的新問題。“綜觀我國城市社區治理模式的發展與演變，可以將其概括為三種模式或三個階段：1.行政型社區——政府主導型的治理模式。2.合作型社區——政府推動與社區自治結合型的治理模式。3.自治型社區——社區主導與政府支持型的治理模式。我國城市社區建設由第二個階段向第三個階段的發展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5](p136-137)在這個發展演變的過程中，社區業主對自身的主體地位缺乏足夠的認識，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傳統管理模式的影響。在以往的社區管理模式中，社區居民是被管理者，是接受政府管理的一群人，人們在思想上已經形成了對管理者的依賴。現在的社區沒有了所謂的上級管理者，更多的是靠自己進行管理。而靠自己進行管理，又沒有明確的管理方法和標準，于是更多的人選擇不管理，對公共事務不聞不問，至于私人的事情，自己管自己的，別人也無權過問。這樣一來就導致了社區業主對社區事務的普遍不關心，即使出現了會影響到自身利益的問題，只要他人也遇到同樣的問題，就不會主動去尋求解決方法，從眾心理在這里起到了很大作用。還有就是單位制解體，盡管凸顯了人們的自主性和個性，但也會造成人與人之間聯系的不緊密，住在同一個社區的人們缺乏內聚力，對社區公共事務漠不關心也就不足為奇了。業主委員會無法發揮更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得不到業主們的理解和支持，當然其根源還是前面提到的社區業主之間缺乏內聚力。同時，其他社區治理主體的職責界限模糊，對自己應負的責任認識不清，責任意識不強，也是導致很多問題無法妥善解決的原因。
問題的產生也許是在磨合期間無法避免的，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就成為了過渡的關鍵。既然現在社區業主不能很好地發揮其作為社區治理主體的作用，那就應該在實踐中將其定位在一個還不能夠達到治理主體水平，但正在向著治理主體前進的位置。在實踐的過程中努力將業主群體往治理主體的方向引導，并讓其認識到社區事務與自身利益有著密切關聯性。
三、努力引導社區業主發揮其治理水平
將社區業主放在一個還不能夠達到治理主體水平，但正在向著治理主體前進的位置，這就需要我們在實際操作中采取相應的措施，將業主向治理主體引導。
（一）強化業主委員會在社區中的作用。
我國傳統的管理模式是由上級機構管理社區居民，而且人們的思想方式受其影響很深。既然這樣，完全可以順應這一思維方式，提高業主委員會的地位，強化其作用。業主委員會雖然是民間性組織，也不是對社區的業主進行上對下的管理，但它是代表業主利益的組織，所做的工作都是在維護業主的合法權益。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強調業主委員會的組織功能，委員會是通過民主程序推選出來的業主代表組成的，跟大家是同樣平等的身份，這就不會出現以前管理模式中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隔閡。業主們有什么困難，遇到了什么問題，都可以向委員會反映，委員會幫助業主解決問題。在這一點上，業主委員會可以填補在沒有了傳統管理者之后人們心理上的缺失，業主們通過委員會解決了困難與問題，自然會感激業主委員會，在心理上對其產生認同后，要擁護委員會就是順理成章的了。所以，業主委員會必須強化自身在社區治理中的作用，當業主們還對自己的治理主體地位認識不清時，業主委員會就應該站出來，代表廣大業主發揮治理主體的作用。
要做到這一點，首先社區中要選出大家都信賴的、人際關系較好的、熱心為大家服務的業主代表來組成業主委員會，組成之后要建立一套業主委員會運作的規章制度，切忌三分鐘熱情，要切實把每項工作都落到實處，并一直堅持下去。其次要加強業主委員會與廣大業主的聯系，獲得業主的支持。這一點在實際操作上有很大困難，由于前面已經說過的一些原因，很多人都對所居住社區的公共事務漠不關心。還是必須依靠業主委員會自身勤做工作，不能只是在產生問題和發生矛盾時，委員會才能證明其是存在的，必須在日常生活中時時處處體現出業主委員會的存在。
（二）加強社區業主間的內聚力。
社區業主的內聚力不強，是業主不團結，對社區公共事務不關心的根源。如果在這方面有所強化，許多問題解決起來會更容易。由于工作、生活上的差異，社區業主也許很難在同一時間聚集到一起，這也給他們的溝通造成了一定困難。加強業主之間的聯系，可以先從老人和孩子著手。退休在家，平時無事可做的老人們完全可以加強聯系和溝通，業主委員會可以組織老人們參加一些有益身體健康的活動，加深對其他人的了解和熟悉，老人之間互相來往多了，會影響整個家庭與其他家庭的來往，慢慢地就可以把業主們聯系起來。孩子們也是，平時經常在一起玩，家庭之間的聯系自然就會越來越緊密。社區業主之間的聯系緊密了，內聚力自然就會加強。業主們對社區公共事務就不會再抱著漠不關心的態度，而是真正感覺到自己是這個社區的一分子，社區的大小事務都與自己息息相關，也樂意參與到社區的管理中來，負起自己那份責任，這樣，社區業主達到社區治理主體的水平就指日可待了。要加強社區業主的內聚力，要做的還有很多，而且這肯定是一個需要花費較長時間的過程，不能操之過急。
（二）業主應加強與物業公司的互動。
物業公司為社區提供公共服務，是當前的主流。盡管物業公司是企業，但由于其主要業務是為社區提供公共服務，如垃圾清理、安全保衛、綠化維護、車輛管理等，收取的物業管理費也在業主可以接受的范圍內，所以物業公司是為社區業主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是社區治理主體之一。當前普遍存在的業主與物業公司的矛盾，很大部分還是由于物業公司自身不完善，提供的實際服務與承諾時的標準不相符，收取費用與提供的服務不相符等。由于物業管理的質量與業主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特別是經濟上的聯系，使得業主與公司之間的問題十分復雜且敏感，一旦出了問題，雙方都不愿意承擔責任，致使本來也許并不嚴重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原本可以協商解決的矛盾也變得不可能解決了。當前我國的物業公司發展較快，但良莠不齊的現象也很突出。社區要找到一家負責任講信用的物業公司并不容易。撇開客觀因素，業主自己應該做到的，是重視最初與物業公司簽訂的合同，嚴格按照合同擬訂的標準執行，如果物業公司日后提供的服務沒有達到合同上規定的標準，業主應堅決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在物業公司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業主應時常監督物業公司的運作，及時溝通，出了問題立刻解決，盡量不要拖延，以保證問題能盡早得到解決。業主與物業公司的互動加強了，一些潛在的發生矛盾的可能性就能夠被消除，雙方都深入了解對方，就可以更好地合作。物業公司與業主都是社區治理的主體，所以就應該相互尊重，相互監督，做好自己應該做的，出現矛盾問題盡快通過協商解決。當然，企業性質的物業公司是以盈利為目的，在經濟利益與提供的服務之間找到平衡點也非易事，所以業主們在監督物業公司工作上必須付出更多，而一個有威信和號召力的業主委員會就可以替業主們擔負起監督物業公司工作的責任，這也證明了社區里建立一個有威信有號召力、負責任，能真正代表業主的業主委員會的重要性。
（四）政府為社區建設提供外部支持。
政府是傳統的社區管理主體，在當今治理主體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下，政府的作用仍然很大，特別是在我國。政府應該為社區建設提供一些外部支持，“社區的人力、物力、財力有限，政府必須協助社區解決工作中遇到的難題，特別是要解決區內居民的就業問題。為了將社區內黨政組織、企事業單位組織、社會團體這三類組織統一調動起來，使之為整個社區的利益和目標而共同努力，需要政府擔當起協調者的角色，理順城市社區各行各業之間的關系”。[6](p135)社區其他治理主體都是通過政府授權才可能成為治理主體的，所以政府在社區工作上起到的總領性作用是無可取代的。政府為社區建設提供外部支持，相當于減輕了業主的負擔，使得他們能夠更好地看清自己的定位，明確自己的責任。政府還應在政策和法律制定上為社區建設提供良好的大環境。對物業公司的監督管理應該有法可依，一些社區部門目前還沒有法律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這些部門的發展，政府應該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出有利于社區健康發展的政策和法律，這同樣也有助于社區業主認清自己的角色定位。
綜上所述，社區業主作為社區治理主體之一，在當前還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為治理主體的作用。因此，應該在實踐中逐步采取措施，引導社區業主認清自己的角色定位，明確自己擔負的責任，強化其責任意識，使其主動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促進社區建設快速穩定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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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社區治理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旅游產業集群；治理模式；利益相關者；平江路
中圖分類號：F2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8-0266-05
旅游產業集群是旅游產業發展到較高階段的產物，目前旅游產業集群現象在全球逐漸凸顯。中國許多地區也已經出現了旅游產業集聚的現象，如桂林依托桂林山水在其周邊發展了樂滿地、愚自樂等一大批主題公園。然而，中國旅游產業集群總體仍然處于初級階段，非均衡發展是現在中國旅游產業集群的主要特征。供需錯位、結構偏斜、功利導向和旅游超前，這些現狀都阻礙了中國旅游產業集群的自由發展。
基于利益相關者的旅游產業集群治理在社會公共事務處理的具體行動中所表現出的是一種新型的治理途徑，有望能夠協調政府、非政府組織、企業和個人多方群體的利益需求，避免旅游產業發展中的功利性等非均衡現象；避免傳統政府管理形態的政府失靈，同時也避免市場不能控制的外部性市場失靈，彌補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所帶來的問題的缺陷。
一、旅游產業集群治理
（一）旅游產業集群
旅游產業集群廣義概念：旅游企業在一定地理區域內聚集生存。旅游產業集群的廣義概念，主要強調的是區位聯系，即在地理位置上的聯系。
旅游產業集群狹義概念：旅游產業集群就是在一定的地理區域上，集合游客、旅游企業、支持企業、相關部門和從業人員、相關支撐機構等旅游產業或相關產業，以共同的目標圍繞著旅游吸引物在空間產生集聚，并形成強勁、持續競爭優勢的現象。旅游集群是以專業化分工與社會化協作為基礎的，不同類型企業、不同規模企業群落生存、共同進化的生態系統。
本文認為，旅游產業集群是由區域當中某一旅游目的地或同性質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核心產業，帶動旅游相關產業及其配套設施與服務等，按照專業化分工和協作關系共同組成具有地方根植性的互動聯系的復雜系統。
（二）旅游產業集群治理
產業集群治理是集群內成員旨在促進和改善創新進程的目的明確的聯合行動，是進行產業集群更新升級的所有集群成員都參與的集體活動，其本質是促進集群增長，即讓集群具有共同的使命感和發展目標規劃，最終目的是要建立和保持集群的持續競爭優勢[1]。
本文認為，產業集群治理是指集群層面上對集群參與者交互活動存在約束和激勵作用的各種內生性協調機制總體，是同時包含著地方經濟和行政權威、社會規范和協會機制等多種微觀治理機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旅游產業集群治理就是治理主體者通過改善投資經營環境，自上而下的推進旅游產業的集群，使整個區域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并對其他地區產生輻射的區域旅游發展戰略。決策部門或決策企業有意識地營造和擴大價值鏈網，促進以經濟價值鏈網為基礎的集群環境的發展，而不是被動地接受系統的自發形成。旅游產業集群治理實際上是一種旅游區域發展戰略，區域內旅游企業之間相互競爭，同時他們又相互依賴，追求共同的利益，形成區域內的旅游產業共生。旅游產業集群治理有兩個重點：第一，地方政府所起的作用是推進，而不是創造，地方政府通過對投資經營環境的控制，推進集群雛形向高層次的、有競爭力的集群前進；第二，旅游產業集群治理是一種區域旅游發展戰略，不是一種自下而上形成的集群現象，它強調的是對集群的宏觀管理的主動性、規劃性。
二、現有旅游產業集群的治理模式
結合國內外現有研究結果，現實中大致存在自組織型、中心領導型和多元協作型三種典型的集群治理模式。
（一）自組織型治理模式
當一個產業集群內的眾多企業在受利潤驅使開展平等的交易和競爭等市場行為的同時，也受到地方互惠性社會規范的影響，集群內的企業和機構間易于在地方化信任關系的基礎上自發地形成不同領域內不同程度的合作，此時集群會在特定階段內體現出較強的內部協同效應，因而可以被稱為自組織型的治理模式。經典的馬歇爾產業區模型是符合自組織治理特征的，具體例如原生的意大利產業區、南美巴西、智利等國的制造業集群和中國浙江的中小企業集群等等[2]。
這類產業集群的內部參與者以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為主，企業間呈相對松散的競合關系。在雙邊關系治理方面：（1）集群內部存在許多較短的供應鏈，上下游企業間依據價格、質量和交貨時間等市場原則進行雙向選擇，同時由于道德、聲譽等地方規范的存在，鏈上企業在環境波動較小時通常能維持比較穩定的關系；（2）水平企業間以競爭關系為主要特征，例如集群內供應商在地方中間產品市場上以競標原則爭取客戶，終端企業依據價格信號進行生產決策、選擇市場和開展競爭；（3）除了外部的供應商和客戶之外，集群企業很少有其他群外合作關系。
在自組織型治理模式下，每個集群企業都是治理主體，它們以權衡盈利原則和互惠原則來管理和協調自身的內外部關系。集群中很少存在層級治理的元素，地方政府、公共機構和行業協會等特殊主體對集群企業經濟活動較少實質性干預；技術和市場類中介服務機構應地方需求而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總體實力較弱，主要提供簡單的程式化服務，難以擔當創新知識源的角色。此外，自組織型治理模式下的集群內部關系結構具有不穩定性，會有創意抄襲、人才侵占等過度競爭行為。
（二）中心領導型治理模式
當一個集群內存在一個或少數幾個大型龍頭企業，其他許多的中小企業主要作為它（們）的分級配套企業開展生產和創新活動時，集群整體的治理就具有了明顯的層級特征，而且這類集群中地方政府直接行政干預和傳統社會規范的作用一般較弱。由于這些龍頭企業實際擔任著集群治理的權威中心和領導者角色，我們將這種治理模式稱為中心領導型的。典型的案例有美國西雅圖的航空產業集群、日本的豐田汽車城等，中國浙江東陽的磁性材料集群和樂清低壓電器集群等也表現出這樣的特征。
中心領導型治理模式下，集群內少數幾個大型的龍頭企業控制了產品價值鏈的核心環節，而將其他次要和輔助的環節通過層層外包分配給集群內各級配套企業，從而將整個集群整合為一個內部關系較為緊密穩固的生產系統。在雙邊關系治理方面：（1）各級配套企業圍繞著龍頭企業形成集群內分層次的供應鏈網絡，龍頭企業制訂生產標準和供應規則，上下游企業間權力不對等，下游企業的議價權較弱，同時配套商和龍頭企業間通常存在穩定的長期契約或承諾；（2）水平（同級）配套商之間由龍頭企業調配形成較為明晰的分工，相互間并不存在太強的競爭，但也因此削弱了“共擔風險、穩定市場和共享創新”[3]等方面的合作動機；（3）龍頭企業幾乎承擔了全部與群外供應商和客戶的實質性聯系，并以集群“守門人”的身份與其他各類群外主體開展不同方式的合作。中心領導型治理模式在多邊關系治理上的突出特征是龍頭企業充當了集群內集體行動的主要發起者和者。此外，這類集群中存在專業化程度較高的金融、技術和商業服務資源，但一般為龍頭企業所主導或控制。
集群內部的龍頭企業是中心領導型治理模式下集群治理的中心主體，其權力基礎是在不對稱資產專用性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經濟權威。中心領導型治理模式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具有快速、高效、直接等優點，有利于有序協調集群內部企業間關系，可以有效地控制過度競爭等集群常見的問題。但這種治理模式的缺點在于欠缺靈活性，中小企業創新激勵不足，并且集群長期發展主要依賴于產業前景和龍頭企業自身戰略，因而也存在較大的戰略風險。
（三）多元協作型治理模式
多元協作型治理模式較為符合奧斯特羅姆“多中心治理”的思想，在理想狀態下，市場、規范和層級機制能在這種模式中比較均衡地各自發揮作用。與前兩種治理模式相比，它包含了更豐富的治理主體和更具有彈性的治理結構，其中，地方政府或相關機構對集群經濟的調節是集群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包括英國劍橋工業園、臺灣新竹科學園區和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意大利產業區等。
多元協作型治理模式下的產業集群組織結構是具有較大彈性的，集群內部可能包含的主體涉及到各種規模的企業、地方政府機構、公共服務機構、行業協會或商會、大學及其他知識型機構、公共—私人聯合管理實體等等。在多邊關系治理方面，多元協作型治理模式的最典型特征是存在具有法定效力的集群機構，這種機構在國內外具有豐富的實踐形式，它可以是公私聯合的管理實體，例如意大利的產業區委員會（industrial district committee），由地方政府成員和各私人部門成員共同參與組建，主要職責包括制定集群發展計劃并支持其實施、監督地方政府投資項目的實施和進展、就地方政策和地方利益與政府協商等。
多元協作型治理模式是包含了不同類型治理主體、整合其各自治理功能的多元化、多中心治理模式。在實踐中這種模式同樣存在弱點，例如政府部門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宏觀制度背景對于地方制度創新的客觀障礙，包括非官方組織如行業協會的法定效力與賦權問題等等。此外，動態地看，多元協作型治理模式具有不穩定性，尤其是地方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程度難以把握，存在從“政府調節”滑向“政府主導”的可能性。
自組織型的集群治理模式中起到最顯著作用的治理機制是市場自治和社區規范，層級機制的作用較弱；中心領導型模式則以龍頭企業的層級控制為最顯著的治理機制，集群內通常存在具有經濟權威的少數幾個大型企業；而多元協作型模式中市場、層級和規范較為均衡地發生作用，其中官方和半官方機構作為重要參與者對集群整體發揮著主動的戰略性調節的作用，但是多元協作型具有理想化和不穩定性的特點。
三、基于利益相關者的治理模式
（一）利益相關者主體理論的概念
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一詞源于管理學概念，1963 年由斯坦福研究院的學者首次提出。由最初的企業為研究主體延伸到政府、社會組織、社區、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等眾多方面。Freeman（1984）的《戰略管理：一種利益相關者的方法》一書的出版，被學術界認為是利益相關者理論正式形成的標志。在這本書中，Freeman認為，“利益相關者是能夠影響一個組織目標的實現，或者受到一個組織實現其目標過程影響的所有個體和群體”[4]。
“利益相關者”理論引入旅游研究領域，并運用于旅游規劃、開發、經營與管理問題的研究，著重強調社區（居民和組織） 參與旅游規劃、開發、經營與管理決策，并公平分享旅游利益與公平分擔旅游負面影響的必要性[5]。
旅游產業集群利益相關者可以界定為：旅游產業利益相關者是指那些與旅游業有著一些合法和重大聯系（比如：交易關系、行為影響和道德責任等）、并且利益相關者與旅游景區之間相互發生作用、并使景區的運營成為可能的個體或群體。利益相關者的活動不僅能夠影響旅游產業集群中群體和個人的行動、決策、政策或實踐，同時也受其他群體或個人的行動、決策、政策或工商業活動的影響。就利益相關者而言，存在一種雙向的影響互動或影響交換的關系。具體來說，旅游產業集群的利益相關者有旅游產業經營者階層、相關產業職工、旅游者、當地政府、非政府組織、社區、行業協會、主要債權人供應商、股東、董事會等 [6]。
結合Clarkson（1995）在管理學中對利益相關者分類理論，可以認為旅游產業集群治理的關鍵社會性利益相關者包括政府、旅游資源開發者、旅游者、當地社區居民、企業經營者、街區管理者、投資者和其他非政府組織等。
保繼剛和鐘新民（2002）所著的《桂林市旅游發展總體規劃》（2001—2020）[7]首先確認區域旅游發展中的主要利益相關者，即游客、政府、商業部門、本地居民、景點開發商等，然后分析了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表現、決策過程與行為、主要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相互制約和相互影響關系，進而結合系統的反饋分析尋找和認識主要利益群體在旅游業中的促進和限制作用，剖析了旅游業發展的內部結構和制約機制，并在此基礎上制定出旅游業發展戰略[8]。
張偉和吳必虎（2002）認識到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合作是區域和城市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保障，并嘗試將利益主體理論應用到四川省樂山市旅游發展戰略規劃過程中，而且對不同利益主體的旅游意識和利益表達進行了分析，調查和分析各利益主體對樂山市旅游發展的感知水平和利益表達[9]。
黃昆（2003）討論了景區利益相關者的含義，以及政府部門、當地居民、景區投資者、旅游者和景區員工等各利益相關者對景區環境管理的影響，提出構建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的景區環境管理模式，并對實施該模式應注意的問題作了初步的探討[10]。馮淑華（2003）從流域利益主體關系的角度來探討風景名勝區旅游發展問題，試圖從理論與實踐的層面探討流域內資源共享的各方在權利、義務等方面的關系，提出主體之間的協調措施，為旅游資源開發及可持續利用提供借鑒[11]。
但是在對利益相關者進行分類時，現有研究多采用規范分析的方法展開研究，利用規范分析的方法來梳理利益相關者理論的發展脈絡，歸納總結出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并應用于旅游產業集群中。而進行實地調查并運用科學的統計分析方法來處理數據的實證研究并未得到有效利用。總體來說，實證分析不足。
（二）平江路歷史街區的發展模式
蘇州平江路旅游產業集群具有獨特的水上流動市場的配送體系和特色的旅游購物帶。在平江歷史街區的主要游覽街道邊，有蘇幫茶館、特色工藝品店等，出售平江特色紀念品。平江歷史街區內的全晉會館是蘇州戲曲博物館，旁邊還有評彈博物館；在平江路西側，觀前街到平江歷史街區的過渡地帶，有蘇州小吃、蘇州風味特產總匯等。沿蘇州平江路旅游產業集群的主要游覽水巷，有很多的特色客棧。民居與客棧融為一體，對于游客而言，他們與古街居民同吃同住同樂，可以真正地體會枕河人家的生活；對于街區內的商戶而言，也能從中得到相應的經濟收入。這樣既有利于保存平江歷史街區現有的生活方式，又有利于滿足旅游者的需求，產生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12]。
1.治理主體
旅游產業集群利益相關者治理模式的治理主體是旅游產業集群所在地區的地方政府。旅游資源具有不可替代性，由于大部分旅游資源的開發權經由政府批準，這就決定了在中國政府會在旅游產業集群治理中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該模式下將旅游產業集群的治理權限和責任權統歸到政府部門為主導的專門的旅游資源規劃者手中，作為旅游產業集群的治理主體對產業集群進行統一治理。政府作為治理主體的最大好處是能夠對旅游資源（尤其是重要建筑和歷史街區）
進行保護，同時能夠保證治理的效果達到既定的目標。這種完全保護，不僅是建筑的結構、風格，以及各種裝飾物質形態，還包括周邊的歷史環境、城市肌理等社會形態。由投資者參與能夠保證旅游產業集群治理不同時期的資金問題。此外建設、規劃、文物、土地、旅游等有關管理部門、經營企業等營利性團體和社區居民，也按各自職責，負責產業集群中的相關管理工作。這樣的機構既可以作為一個保護機構，保證綜合治理方案有利于對旅游資源的整體環境的保護和發展。并且，通過它適當的治理和經營，對旅游資源的保護與治理也可帶來可觀的收益，并將這種收益擴大的旅游產業集群的每一個利益相關者身上。
當地政府要樹立先進的政績評價理念，確保集群治理方式的長期執行，提高街區普通管理人員的素質，應該采用嚴格的錄用考核制度對其工作人員進行錄用前的篩選；定期對街區的管理人員進行在崗培訓，對其工作績效進行考核。通過上述一系列的考核、培訓提高街區普通管理人員的素質。同時激勵共同參與治理的積極性，政府應該激勵各利益相關者參與產業集群治理的積極性，樹立其共同參與產業集群治理的觀念。同時促進各利益相關者在旅游產業集群治理中的共同合作、共同發展，確保各利益相關者平等參與、和諧發展。樹立社會公眾科學發展意識，強化社會公眾和諧發展的觀念，為各利益相關者參與到旅游產業集群的治理提供良好的文化環境
2.協助機制
政府需要一個專家“班子”對每一處旅游資源、對每一處產業規劃進行深化設計，而不是統一模式化“生產”。政府尊重專家的意見，是保證旅游產業集群能夠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而由原有掌握旅游資源管理權的建設、環保、文化、宗教、地質、林業、水利等以及與旅游產業相關的社會團體和產業規劃方面的專家代表組成旅游產業集群治理專家協會，對旅游產業集群的治理和經營管理提供相關專業協助而不直接參與旅游產業集群的治理。
3.監督機制
各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旅游產業集群治理是模式的核心內涵，該模式下旅游產業集群各利益相關者以不同形式參與旅游產業集群的治理。各種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利益相關者組織為旅游產業集群的直接監督機構，負責對旅游業的經營管理活動的監督。成立與公司治理中監事會功能相似的利益相關者組織對旅游產業集群的治理機構及股份制經營企業的一切經營管理活動進行監督。利益相關者組織主要由股東代表、經營企業代表以及包括社區居民、旅游消費者在內的利益相關者代表組成。
（二）互動模式治理效果
在分析了旅游產業集群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及實現方式之后，還必須對蘇州市平江路旅游產業集群主要利益相關者利益訴求的實現程度進行剖析，這樣才能搭建起從理論到實踐的橋梁，旅游產業集群的可持續發展。
1.有利于保障各利益相關者權益
一般而言，利益相關者尤其是外部利益相關者在旅游產業集群治理中處于“外部人”地位，他們的利益往往會收到政府、旅游經營者等的損害。旅游產業集群利益相關者治理模式下的各利益相關者以不同方式參與治理的過程，雖不是控股股東，但仍對產業集群的治理和發展有一定的制衡作用。而由利益相關者大會作為各利益相關者的代表對旅游產業集群的治理以及政府和旅游規劃開發管理活動進行監督，也為各利益相關者的權益提供了保障。
2.有利于旅游產業集群社會責任的實現
雖然短期內的旅游產業社會責任與旅游產業、旅游景區經濟效益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旅游業承擔社會責任可能造成經濟利益的減少，但良好的生態、社會、社區環境擇對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旅游產業集群利益相關者治理模式下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求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旅游產業集群中各利益相關產業的社會責任，而在以保障利益相關者權益為目標而建立的旅游產業集群利益相關者治理模式下，使得旅游產業更注重其社會責任的實現。
3.有利于規避旅游資源保護的風險
中國現有的旅游產業集群治理模式中由于其監督機制方面的不完善使其在旅游資源保護上存在著一定的風險。而旅游產業集群利益相關者治理模式中建立了與公司治理中監事會功能相似的利益相關者大會對旅游產業集群經營管理機構的活動進行了有效的監督。同時利用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相互制衡來監督及控制旅游經營者及旅游資源規劃者為是實現其經濟利益而對資源環境造成破壞，有效規避資源保護風險。而由各相關部門專家所組成的治理專家協會則對旅游資源環境的保護提供專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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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社區治理的主要特征范文
摘 要：文章通過對歐美發達國家公共圖書館的發展概況及先
>> 西方發達國家公共危機教育的主要特征及其啟示 西方發達國家公共管理的經驗與啟示 歐美發達國家應對高油價的策略及對中國的啟示 歐美發達國家癌癥發病率下降的啟示 美國公共圖書館管理啟示 歐美發達國家高校教學管理模式借鑒 歐美發達國家大學生就業指導與服務體系及其對我國的啟示 西方國家公共圖書館治理的特點――以西方國家的文化管理體制特點為背景的分析 歐美發達國家政府信息資源市場化開發利用的實踐與啟示 發達國家公共項目融資渠道及對中國的啟示 公共圖書館管理思考 公共圖書館管理之路 從管理的視角看美國公共圖書館的社區認同及其啟示 香港公共圖書館城市服務述略及其啟示 發達國家公共危機管理中的社會參與 公共圖書館 歐美等發達國家大型公共建筑節能管理模式研究 我國公共圖書館在創建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的作用 淺析公共圖書館圖書借閱管理 談公共圖書館的圖書借閱管理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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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社區治理的主要特征范文
，研究江漢平原小城鎮建設具有典型意義。本文以定性分析為主，結合對天門市岳口鎮的相關研究，對江漢平原小城鎮存在的共性問題進行總結和分析，同時結合具體條件針對性地提出相關的發展路徑。
關鍵詞：小城鎮；江漢平原；城鎮建設；發展路徑
中圖分類號：TU982.29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8-0422（2014）06-0106-02
1 引言
小城鎮是中國當前區域行政體系中的重要環節，作為城市之末，農村之首，小城鎮是聯系農村和大眾城市的紐帶，同時也是城市經濟向鄉村輻射的重要節點。我國小城鎮數量眾多，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在當前新型城鎮化的帶動下，小城鎮的發展更為迅速。
江漢平原是位于湖北省中南部，河流縱橫，湖泊星羅棋布，素有“魚米之鄉”之稱。江漢平原小城鎮作為湖北省發展較快的一類城鎮，是探索湖北省新型城鎮化的主要陣地。這一類小城鎮建設的問題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因而研究江漢平原小城鎮建設現狀問題，探討相應的城鎮發展路徑，對于這一類小城鎮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2 江漢平原小城鎮建設問題――以岳口鎮為例
岳口鎮位于湖北省天門市南部，地處江漢平原腹地，漢水之濱，是天門市的第一大重鎮。轄陳家巷、廟巷等共7個社區居委會和健康、洪寺廟、劉鐵嶺等46個行政村，總面積124.70km3。選擇岳口鎮作為研究案例，基于以下三個：其一，岳口鎮南臨漢江，漢江是鎮域內最主要的生態體，同時鎮城地勢平坦，湖泊眾多、河網交織，與江漢平原的小城鎮的地理結構和生態肌理非常相似；其二，岳口鎮地處天門、仙桃、潛江三市交接地區，集經濟、交通、科技文化三大功能于一體，素有“小漢口”之稱，其建設經驗對于江漢平原腹地的小城鎮建設發展具有參照意義；其三，岳口鎮是典型的農業優勢同時兼具工業發展的地區，符合江漢平原小城鎮主要特征，具有類比研究意義。
結合相關研究和分析，筆者認為，目前岳口鎮的城鎮建設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2.1 鎮村建設簡單粗放
岳口鎮目前鎮村建設普遍存在用地面積大、容積率低、建筑密度低等問題，自由發展造成空間布局形式簡單、組織松散。村莊布局在鎮區高度集聚，在鎮區之外多沿水渠、道路呈條帶狀分布，對自然環境和道路交通的依賴性較強。村莊密度分布不均，鎮區人口集聚明顯，村莊密度可達5―10個/km2，總體布局密度由鎮區――周邊村莊――邊緣村莊遞減，邊緣村莊密度較低，為1―2個/km2。
2.2 產業結構亟待優化
全鎮的產業發展狀況呈現“一產緩進，二產突進，三產后進”的特征。農業主要體現為農業主導產業競爭實力不強，農產品副加值低，技術人才偏少，農業效率和農產品質量有待提高。工業中資源、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比重較大，新技術和信息化程度高的新興產業發展較慢。主導產業帶動效應較弱，特色產業優勢不夠明顯。現代服務業規模小、檔次低、結構不合理，缺乏龍頭企業，傳統產業服務業所占比重偏大，難以起到支撐作用。
2.3 道路交通連續性差
小城鎮往往是依托過境道路而逐漸發展起來的。鎮區的路網體系依托過境公路，形成不完善的道路系統。鎮城有隨岳高速從鎮中部穿過，有一個高速公路互通口。主要道路為天岳公路、陳岳路、截岳路等，主要為一塊板斷面形式。鄉村地區多枝杈路，以通村路為主，道路等級低，交通暢達能力偏低。全域道路建設缺乏系統性的規劃指引。
2.4 公共服務設施不均衡
鎮域財政支出多用于發展生產部門，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滯后、不完善。除村委會、衛生所、圖書室等公共設施空間分布較為均衡，其余大部分公共設施數量少、覆蓋范圍不均，休閑娛樂設施尤為缺失。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比重較小，公共綠地、文化娛樂設施、體育設施建設不足。
2.5 文脈特色缺失
小城鎮特色是小城鎮物質形態特征和社會文化特征的綜合反映，是特定條件下的小城鎮符號系統（即城鎮藝術形象的構成要素）所提供的差異性特征和關系。江漢平原的小城鎮或因水而興或因市而興，歷史底蘊豐富。岳口鎮在城鎮化建設中，因為缺乏系統的規劃組織，歷史特色大多被遺忘，城鎮文脈也在粗放的城鎮建設中遭到破壞，城鎮特色不明顯。
2.6 生態格局破碎
在快速城鎮化進程中，城鎮用地的擴張，生產生活污染等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岳口鎮鎮城斑塊綠地和水塘星羅棋布，由于缺乏經過整理和規劃，城鎮綠化系統和水體連續性較差。植被系統簡單，原始植被大多已被墾為農田，生態保育能力較弱。作為江漢平原糧食產業的腹地，岳口鎮是由長期江河堤潰口的沖擊和泥沙淤塞形成河湖平原，長期以來由于圍湖造田、圍堰養殖等也使水網系統面臨斷裂的威脅。整體來講，生態開放空間建設明顯滯后于城鎮建設，生態系統的連續性和開放性亟待加強。
3 發展路徑
3.1 “統籌整合，集中集約”的空間發展路徑
3.1.1 整合建設用地和農用地，盤清可建設用地指標和土地存量，節約利用土地。
江漢平原地勢平坦，為土地的集中整合營造了便利的條件。通過盤點歸納合適的建筑用地和農業用地，可以利用土地的規模化效應集中建設和農作，節約土地，避免浪費，并為未來的發展留下備用地。
3.1.2 農村建設空間集中，整合鎮域范圍內村莊布點，形成較大農村社區，騰退土地。
通過遷并人數較少的村莊，壯大原有經濟實力較強的村莊，形成多級社區，一方面加強了形成后社區的發展潛力，一方面可以使居民集中享有各類基礎設施，村莊管理更加便捷，村民生活條件更加完善。
3.2 “關聯扶持，循環持續”的產業發展路徑
3.2.1 大力發展農業，依托健康工業園發展農業加工業，增加農產品附加值。
作為典型的農業鎮，岳口鎮應重視依靠農業引領實現城鎮化。要抓好傳統農業、特色農業、農業加工業和農業循環經濟四類農業產業的建設，依托傳統農業打下基礎，通過特色農業創造品牌，通過農業加工業做大做強，通過循環經濟實現生態可持續發展，穩步向“四化同步”推進。
3.2.2 依托天門市，共建地區級產業園區。
通過“天岳一體化”機遇和天門市開發區的建設，依托天岳公路和隨岳高速，加強和天門市的聯系，利用天門市的文化、技術和資金資源，培育岳口工業園區，打造地區級產業園。
3.2.3 結合產業園區選址，打造新型社區，形成產城一體空間形態。
為避免盲目城鎮化所帶來的空城現象，應促進產城融合發展，使岳口工業園區依托于新堰口社區、健康工業組團依托健康社區、岳口老工業組團依托鎮區，相互協調、相互帶動，并融合城鎮生態功能，構建健康、可持續的產城融合發展模式。
3.3 “共建共享，服務均等”的設施配套路徑
3.3.1 根據不同等級的城市社區和農村社區，設立相對應的基礎服務設施和特色服務設施；特別是中心社區，需要配套相應的特色服務設施。
3.3.2 依據“基礎共建、資源共享、成果共贏”的總體思路通過各社區領導小組各部門各司其職，協調處理共建共享工作有關具體問題，保障各類公共文化設施的建設與應用，舉辦豐富多彩的社區活動，帶給村民們豐富的文化體驗。
3.4 “保護主導，因地制宜”的生態保育路徑
3.4.1 堅持保護主導，通過集約建設和污染防治，實現環境低沖擊。
注重污染防治結合，預防為主，治理為輔。通過村莊資源整合，集中安置建設用地，保護基本農田，將建設活動對環境的影響降至最低；通過對廢水、廢氣、固體廢棄物進行及時處理，減少工業污染和生活污染，加強環境保護。
3.4.2 加強特色引領，通過發展生態旅游產業，實現對生態保育的經濟支撐。
通過組織整合岳口鎮的旅游資源，營造特色景觀空間旅游環境，發展包括休閑農莊、生態農業園區和花卉園區旅游等的農業觀光項目，加強岳口工業園區內部和兩個工業組團的生態綠地建設，為生態保護路徑構建強有力的經濟支撐，實現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3.5 “人口維育，制度創新”的社會保障路徑
3.5.1 用產業吸引人、用社會服務留住人、用空間發展容納人。
通過推進產城融合，增加就業崗位，推廣“企業進社區”等模式，保證居民可以就地就業，避免勞動力流失；通過完善的社會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豐富居民的文化日常生活，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質，增加對居民的吸引力；通過中心社區的建設、鎮區規模的擴大，使得更多的農村人口在轉化為城鎮人口時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間，生活更加舒適。
3.5.2 完善創新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和政策，實現社會和諧發展。
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建立完善戶籍制度改革相關配套機制；建立城鄉設施配置統籌規劃機制，統籌規劃的住房保障、失業保障、醫療保障、社會救助和養老服務的綜合保障體系；更改財政保障機制，健全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財政支持機制，同時建立社會保障資金使用的效益保障機制；建立鎮村合作共建機制，強化村級社會保障資金的規范管理和使用，為村級保障設施建設提供足夠資金。
第6篇：社區治理的主要特征范文
研究分析了目前我國居家養老醫療需求，梳理了高齡者的使用障礙類型。針對三類不同類型的問題，提出了面向高齡者的家用醫療產品設計的應對策略，并從產品功能、語意、寬容度方面提出了設計與解決思路。
關鍵詞：
產品設計；家用醫療產品；老齡化；用戶體驗
我國已進入人口老齡化發展高速時期，預計到2050年，老齡人口將達到總人口的1/3，由老齡化發展引發的社會問題逐漸成為政界、學界、業界共同關注的焦點。目前，我國僅靠家人提供照顧、看護難以填補養老需求缺口，社區居家養老模式是將社會化養老與居家養老兩者優勢結合，是符合中國特殊國情的必然選擇，但在我國還處于起步階段，諸多方面有待完善。同時，在家庭環境中進行疾病的預防、監測和恢復將成為未來養老的主要趨勢，與之對應的家用輔助恢復和監護健康狀況的醫療產品的需求也日益增長。
1家庭醫療產品的發展趨勢
家用醫療產品是在家庭環境中使用的，用于保障人們身體健康和治療疾病的一類醫療產品的總稱。家用醫療產品是隨著家庭醫療服務而快速增長的醫療產品，高齡者常見慢性病的日常看護與輔助治療以社區和家庭為主。這就為此類產品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增長空間，護理型、保健型以及輔助治療慢性病的家用醫療產品市場潛力巨大。
2居家養老醫療需求分析
筆者對3個目標試點社區及96名居家養老的老人進行了調查，采用了焦點團體訪談、問卷調查與現場模擬實驗等方法，對高齡者居家養老醫療需求進行了遞進式測量。通過調研，收集到典型性用戶體驗數據，主要涉及高齡者常見病比例、居家養老醫療服務提供范圍兩方面的內容。高齡者常見病比例統計發現，高血壓占30%～40%，慢性支氣管炎占80%，冠心病占50%，糖尿病占11%，其他病癥約占20%.由此可見，慢性病是困擾老年人的常見疾病。從現有家庭健康服務統計情況看，以基礎性看護、輔助治療服務為主，包含測量生命體征、靜脈注射、服藥提醒、血糖監測等，以臨時性、輔、非專業性為服務的主要特征，已經越來越無法滿足高齡者及其家人對服務體驗的需求。
3高齡者使用困難因素分析
從設計心理學和人機工程學角度解讀，系統中處理任何類型復雜信息都可通過三階段模型進行解釋。外界信號都要通過“知覺”環節才能進入“系統”中，經過“認知”環節的“比較-分析-選擇-加工”后作出判斷處理，再將決策傳遞到“執行”環節，完成行動作業。三階段模型完整地還原了用戶處理復雜信息過程中的反應，可將老年人使用產品過程中的困難因素歸納為運動阻礙、知覺阻礙、認知阻礙。高齡者運動機能障礙具體表現在較難完成細膩的動作、反應較慢、使用產品時的動作較遲緩，尤其是在執行動作時需要依靠一定的速度才能成功執行的情況下影響最大；知覺機能障礙主要指由老化引起的知覺異常的現象，具體體現在視覺無法集中、辨識力受影響、色彩感知和對比度感知退化、無法判斷距離等方面，此外，還體現在辨識音量及音質能力下降、易出現幻聽等方面；認知阻礙是指幾項認知功能中的一項或多項受損，導致記憶、語言、視空間、執行、計算和理解判斷失控，無法正常處理訊息。高齡者日常生活中最常出現的是記憶力問題，進而使其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受到了影響。
4家用醫療產品設計思路探討
4.1整合功能，使醫療產品更簡單
根據調查，老年人家用醫療產品出現了2種趨勢：①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VR技術的發展，家用醫療產品的功能逐漸多元化，其使用過程與邏輯趨于復雜難以理解，高齡者在沒有家人提醒，或未通過長期鍛煉時，很難獨立操作的醫療產品問題日益明顯。此外，醫療產品的操作方式與功能邏輯與高齡者的需求不符，會使老年用戶感到費解而放棄使用。②為了給老年人使用，一味地追求簡單，導致老年人需要用多個產品配合操作，才能完成功能需求。功能“過度”或“不足”都會給老年人在使用中帶來不必要的問題和麻煩。在設計過程中，應對產品功能與使用方式進行整合，有意識地將功能連貫、使用方式相近的內容整合到一個產品中去，避免功能的混亂和沖突；將具有近似功能或明確使用邏輯的模組“分類治理”，通過空間、造型、色彩的區分，使產品的硬件交互更加符合老年用戶的“預判”，比如體溫、心率、血壓三項基本生理數據的測量過程具備相近的交互屬性，為了簡化操作的流程，可以此三項功能整合在一起，從而減少了使用者的操作步驟，提高使用效率。
4.2強化和擴展產品的提示性
多種調查結果顯示，知覺機能中的視覺識別也是老年人在使用家用醫療產品時的一大障礙。從設計角度看，目前的產品語義表示不明確，很多家用醫療產品看上去像某個類似的產品，使使用者產生了誤解。因此，許多老年人對進行操作后也沒有反應的產品敬而遠之，或當老年人操作多功能家用醫療產品時，由于暫時無法明確符號語意的引導性或指示性，對正在做的事情無法理解，導致無法及時進行下一步操作，最終無法獲得應有功能或服務。因此，要增強產品本身傳達出來的語義，產品的語義傳達主要通過產品的外觀、造型來作為傳達途徑。家用醫療產品設計在考慮到美觀、形態有富有美感的同時，關鍵是提供符合老年人可以接受的語義環境。產品上的某些信息的傳達可以通過顏色區分。不同的顏色傳達出來的信息是不同的，比如黃色在醫療上傳達出的信息就是緊急狀態。配合除了視覺以外的選擇性提醒方式，比如硬件實體或軟體上的呼吸燈，不同強度、頻度的振幅提醒等渠道進行告知和提示。特別是操作流程中的重要環節，應盡量采取多通道、多媒介的影響途徑，強調與擴展產品語義的提示性。
4.3提升產品容差度服務高齡者
在模擬產品使用的過程中發現，很多高齡用戶在即時控制方面遇到了一定的問題。縱觀市面上多數家用醫療產品，多數默認用戶為體能正常、右撇子用戶，但這可能對高齡用戶而言就變得“苛刻”。比如，在操作過程中對動作姿態、使用角度、產品所持位置等方面，有太多潛在的“命令與要求”，而這都會成為阻礙高齡用戶通往下一步操作的阻礙。當能從各個產品內在的“接觸點”中梳理出自己明確的使用流程時，才能獲得高齡用戶內在的滿足。設計產品時應尊重用戶的選擇和判斷，減輕使用者的生理和心理的負擔，強化老年用戶在使用產品時的心理認同。如果無法回避姿勢要求，則可考慮采用不同產品語義的選擇引導規范高齡者的使用，達到自然交互的目的。比如，通過產品的細節角度、形狀、位置來提示功能與交互特征起到引導、提示的作用，增強產品認同感是提升高齡者使用體驗的優選途徑。
作者：張明 單位：北京工商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
參考文獻
［1］陳媛媛.老年家用電子醫療保健產品設計研究［D］.武漢：武漢理工大學，2007.
第7篇：社區治理的主要特征范文
國際經驗表明：綠色城市建設是城市活力與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根本要求
面對城市發展所帶來的交通擁堵、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等問題，歐洲開展了綠色城市主義實踐。從綠色城市主義觀點來看，城市是一個不斷地新陳代謝，吸收新的能源并排放廢棄物的有機體。其主要特征：城市形態的緊湊性，避免攤大餅式城市擴張的弊端；城市交通發展上的公共交通優先性，將公共交通建設與地產開發同步設計、同步進行，高效率的交通換乘系統，降低私人汽車使用比例；生態建設的生態化，將可再生能源、生態化建造技術納入城市建設，積極保護城市內及周邊的開敞空間、森林及自然地貌等。需要指出的是，綠色城市并非一場精確定義的理論運動，各國、各城市都只是結合自身特征，形成各具特色的綠色城市發展方式。如瑞典斯德哥爾摩，越是在交通高峰期，公共交通比例越高，一般全天公共交通比例為40%，而在交通高峰期高達70%；奧地利維也納50%為綠地。
隨著城市化以及再城市化的推進，綠色空間往往成為城市建設與發展的犧牲品。綠色空間對于改善城市功能、維護公眾健康具有重要意義，為了提高城市生活質量并保護自然綠地，美國公共土地信托公司開展了一項全國性的“綠色城市工程”。目的是進一步拓寬可供城市居民游樂休息的綠色開闊地帶，包括公園、游樂場、休憩園以及自然風貌保護區等。芝加哥則賦予了“綠色城市計劃”更重要的功能，即碳減排，實施了《芝加哥氣候行動計劃》。芝加哥的建筑排放量占據城市總排放量的70%，轎車、貨車、公交車和火車等交通運輸工具的排放量占到21%，剩下的排放來自工業和垃圾廢物的排放。為此，芝加哥開展了包括節能建筑、清潔能源、改善交通方式、垃圾資源化、氣候適應等在內的一攬子“綠色城市計劃”。
國內經驗表明：綠色城市建設是宜居城市發展的重要支撐
提高城市綠視率，增強綠色感官。為了改善城市環境，各城市都十分重視城市綠化，尤其是強調公眾對于城市綠化的視覺效果即城市綠視率（人們肉眼所看到的物體中綠色植物所占的比例），以解決城市化過程中普遍出現的“占綠減綠”問題。自2000年以來，南京市在公園景區，如游園、綠地、廣場等增加大樹密度，形成小片森林效果的同時，對圍墻、橋墩、橋體乃至主要區域沿街道路實施透綠或綠色植物覆蓋工程，有效提升了城市綠視率。2007年武漢市提出了“綠色武漢”的計劃，在4年內形成城市綠化新格局和世界大城市中最長的生態保護圈。蘇州“綠色行動計劃”對蘇州市2010年綠化的目標、綠化具體工程和主要保障措施作了具體的規定。
深化綠色發展，全面提升城市活力。“綠色廣州”涵蓋了實現“綠色經濟”，提高“綠色競爭力”；倡導“綠色文化”，構筑“綠色環境”等方面內容。2010年大連市《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創建綠色生產方式，維護生態安全；構建宜居城市；加大綠色消費。
打造綠色三產，引導現代城市建設。2009年《綠色北京行動計劃（2010-2020年）》提出：經濟發展方式實行轉型升級，綠色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弘揚，宜居的生態環境基本形成，到2020年，初步建成生產清潔化、消費友好化、環境優美化、資源高效化的綠色現代化世界城市。由于北京市服務業占全部GDP的80%，其更加突出服務業、城市交通等領域的綠色建設與發展，并將能效產品、節能建筑、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林木覆蓋率等作為綠色北京行動計劃的重點指標。
突出低碳宜居，改善城市人居環境。2010年，我省無錫市也提出了低碳宜居城市建設目標，并被作為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的合作試點，率先實行城市碳排放監管，全面推進低碳發展，切實改善人居環境。
發展中的“綠色鴻溝”與綠色城市建設
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人均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即“經濟鴻溝”沒有得到有效縮小，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生態環境方面的“綠色鴻溝”還在加劇。雖然近10年來我省各地都十分重視綠色城市建設，但“鴻溝”問題依然突出。因此，我們建議：
一是將綠色理念融入到城市規劃、城市建設、城市更新與管理等各個領域。從國內外綠色城市建設中可以看出，歐洲、美國等已將綠色發展的理念融入到城市規劃、城市建設、城市管理等各個領域，江蘇則更加側重于林木綠化，并且強調綠色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性。事實上，有的地方往往更加重視經濟發展、城市建設與改造，而把綠色放到了相對次要的位置，個別城市甚至一邊綠化一邊毀綠。因此，需要在城市規劃期，規范城市用地空間布局，尤其是加強對于生態環境、自然地貌、農用地等陸地生態系統的保護；在城市建設中融入綠色建設的理念，增強對于氣候變化的適應性；在城市更新與管理中，嚴格城市生態環境監管，確保城市生態空間不減少，不斷提升城市綠色發展能力。
二是改革環境監測制度。城市環境質量問題，不僅在于環境質量標準高低，更重要的在于環境監測結果的可信性度。長期以來我國環境測量監測實行的是政府主管、部門負責、事業化運行的方式，從中央到地方均有相應的環境監測機構，有關數據經相應主管部門和政府審核后合法。但由于體制性原因，監測部門往往進行選擇性監測（監測點的時間、空間以及根據需要監測等）、選擇性，從而不僅影響了監測結果的權威性，使得監測結果與公眾感受差異很大乃至南轅北轍，也影響了環境決策。有鑒于此，我們江蘇應健全改革環境監測制度，實現由政府養監測到政府購買監測的轉變，即由政府制訂環境監測標準或規范，且根據這一標準或規范進行監測，并及時向社會。可以引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其它有條件的機構參與環境監測，促使環境監測結果更真實，進而推進環境保護的科學決策。
第8篇：社區治理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社會資本；農村社會資本；分析框架
中圖分類號：F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2-0010-10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從新經濟社會學演化出來并在近幾年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學術研究熱點。因此，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及政治學家都紛紛引用這一概念以解釋紛繁多樣的社會經濟現象。近幾年，社會資本作為一種新的資本形式，在國內研究中逐步興起，并成為學術界較為熱門的話題。作為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相并列的第三種“資本”，社會資本是一個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新解釋范式。以信任、規范和參與網絡為主體的社會資本與我國當前構建“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有重要的聯系。如何正確地認識和發掘傳統社會的社會資本的積極作用，通過開放、吸收和制度創新等途徑來增加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資本的存量，來加快新世紀中國新農村建設，是一項意義重大的任務。因此，完全可以將社會資本這一理論范式納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之中。
一、社會資本理論及其詮釋
從目前所能發現的資料來看，最早獨立使用“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并在內涵上與現今學術界所熱衷的“社會資本”相近的是漢尼芬（Lyda Judson Hanifan）。他在1916年發表的《鄉村學校社群中心》（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一文和1920年出版的《社群的中心》（The Community Center）一書中，用“社會資本”概念說明了社會交往對教育和社群社會的重要性，但是他那里的社會資本還比較模糊。當然，漢尼凡并沒有在社會資本與其他形式的資本之間作明確比較，而是使用這個概念來形容生活的某些方面，即“……那些傾向于使得這些有形的物質（不動產、個人財產或者現金）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變成更有價值的東西：也即善意、友誼、同情心以及構成社會紐帶的個人和家庭之間的社會互動……”漢尼芬把社會資本看做個體的一種資產以及對個體社會交往的重視表明，社會資本概念已初具雛形。
具有現代意義的社會資本概念首先由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于1961年提出，他在《美國大城市的存亡》（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書中說道：“網絡是一個城市不可替代的社會資本，無論出自何種原因而失去了社會資本，它所帶來的收益就會消失，直到而且除非新的資本慢慢地不確定地積累后它才會恢復回來。”雅各布斯將“網絡”作為社會資本應用于城市鄰里關系的研究，他將社會資本界定為“鄰里關系網絡”的做法一直被沿用至今，并且成為研究社會資本的主要范式之一。
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認為，最早使用社會資本概念的是經濟學家洛瑞（Glen Loury，1977），洛瑞在《種族收入差別的動態理論》（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中批評了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在研究種族間收入不平等時太注重人力資本作用而忽略了其他影響因素。洛瑞從社會結構資源對經濟活動影響的角度出發，提出了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相對應的一個嶄新的理論概念――社會資本。他認為，社會資本是諸種資源之一，它存在于家庭與社區的社會組織之中，為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發育、社會化過程以及人力資源發展都提供了許多有利條件。洛瑞嘗試把社會資本的概念引入經濟學，是為了論證社會資源對發展人力資本的重要影響。在他看來，無論是古典經濟學還是新古典經濟學，都是以經濟人的假設為前提的，即個人是自利的，總是用盡一切手段謀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但這種利己主義者的描述與現實社會中的人相去甚遠。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個人是處于一定的社會網絡中的，并非以獨立的方式去實現目標。個人追求的利益也不是完全的以自我為中心。因此經濟學家必須修改理論假設，以使之更符合社會現實。洛瑞雖然使用了社會資本這一概念，但他并沒有對此進行系統研究，因而也沒有引起學界的重視。
但理論界一般認為，是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首先正式提出 “社會資本”概念，并把它引入社會學的研究領域。1980年，布爾迪厄在《社會科學研究》發表了題為《社會資本隨筆》（Essays on Social Capital）的短文，他將社會資本定義為：“現實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這些資源與擁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識和認可的關系網絡有關，換言之，與一個群體中的成員身份有關。它從集體擁有的角度為每個成員提供支持，在這個詞匯的多種意義上，它是為其成員提供獲得信用的‘信任狀’。”布迪厄對社會資本概念作了社會學的解釋，開創了社會學也能研究資本的先河，從而使社會學和經濟學有了進行對話的可能。但是，這種解釋僅僅將社會資本局限于網絡這一種形式，縮小了社會資本這一范疇的理論內涵。
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是第一次提出社會資本理論框架的學者，科爾曼（1988）在《美國社會學雜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發表的題為《社會資本在人力資本創造中的作用》（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1）一文中完整地闡述了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并對社會資本給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科爾曼從功能角度將社會資本界定為：“社會資本的定義由其功能而來，它不是某種單獨的實體，而是具有各種形式的不同實體。其共同特征有兩個：它們由構成社會結構的各個要素組成，它們為結構內部的個人提供便利。”后來科爾曼在其所著《社會理論的基礎》（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一書中，對社會資本理論作了較為系統的闡述。而真正使社會資本的概念引起廣泛關注的是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他認為社會資本是能夠通過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的信任、規范和網絡的。他在《使民主運轉起來》（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Modern Italy，1993）一書中對社會資本做了這樣的定義：“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普特南對于社會資本的重要貢獻在于，他在科爾曼的基礎上將社會資本從個人層面上升到集體層面。普特南強調的是集體行為或組織行為的重要性，強調信任、規范和網絡的重要性。近些年來，普特南及其繼承者已經進一步發展了其社會資本理論。這種發展集中體現在世界銀行的社會資本定義①中，并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推廣和運用。
托馬斯?福特?布朗（Thomas Ford Brown，2000）分別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上逐一闡述了社會資本，將社會資本整合成前后一致、理論一貫的知識體系。托馬斯?福特?布朗認為，社會資本是按照構成社會網絡的個體自我間的關系類型在社會網絡中分配資源的過程系統。在微觀層面上，微觀社會資本是一種嵌入自我的觀點，是個人融入網絡的產物，它以關系的形式存在，如親緣、學緣、地緣。微觀社會資本有三種構成形式：嵌入社會結構中的資源、資源的可獲得性以及對這些資源的使用。在中觀層面上，社會資本以非正式制度、組織慣例、習俗規則而存在，強調個人、企業、社區、團體等因其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特定位置引起的對資源的可獲得性。在宏觀層面上，稱嵌入結構的觀點，關注的是在組織、社會或國家中某一行動者群體對社會資本的占有情況，包括和諧的社會關系網絡、有效的制度規范、普遍信任等。有關社會資本這三個層面的分析并不互相排斥，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根據討論問題的不同而各有側重，任何給定的問題都需要在三個層面上分析。托馬斯?福特?布朗對社會資本的表述提供了研究社會資本的新視角。
著名美籍華裔社會學家林南（Lin Nan，2001）在吸收了馬克思的資本概念，舒爾茨的人力資本概念，以及布爾迪厄、科爾曼和普特南的社會資本概念的基礎上，強調“社會資本是投資在社會關系中并希望在市場上得到回報的一種資源，是一種鑲嵌在社會結構之中并且可以通過有目的的行動來獲得或流動的資源”。林南定義社會資本時強調了社會資本的先在性，它存在于一定的社會結構之中，人們必須遵循其中的規則才能獲得行動所需的社會資本，同時該定義也說明了人的行動的能動性，人通過有目的的行動可以獲得社會資本。林南的社會資本界定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社會資本植根于社會網絡或社會關系之中，不能離開社會關系談論社會資本；第二，社會資本是一種可以帶來增值的資源，這種增值功能不僅體現在貨幣、財產等物質資本上，也可以體現在人力資本以及聲望、信任、規范等社會資本上；第三，社會資本不僅是嵌入在社會關系中的資源，而且也是人們為了獲得各種效益的投資活動。
盡管上述社會資本定義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指向基本一致，即都把社會資本看作為一種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相區別的資源，它為社會結構中的行動者提供便利，包括信任、規范與網絡三大基本要素。對于社會資本概念，我們可以結合中國的現實從三個方面來理解：首先，社會資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關的一系列態度和價值觀構成的，其關鍵是使人們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觀的世界觀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會資本的主要特征體現在那些將朋友、家庭、社區、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聯系起來的人格網絡；再次，社會資本是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一種特性，它有助于推動社會行動和辦成事情。參考普特南的社會資本理論，我們認為社會資本就是存在特定共同體之中的以信任、互惠、規范和合作為基本特征，進而建構的社會參與網絡。它具有社會結構資源的性質，其中信任、互惠和合作構成社會資源的三大基本要素。中國社會是一個關系本位的社會，長期以來將人際關系、關系網絡等視為社會生活的一條重要原則，關系取向一直是中國人在人際關系中的一種主要運作方式，從而使得社會資本理論與中國社會現實有著某種強大的親和力。
二、農村社會資本的概念、層次、特征及類型
20世紀80年代后，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和政府對農村政治控制的逐步松動，農村社會政治生活出現了根本性變遷。隨著“三農”工作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的確立，學者們自然而然地將社會資本這一嶄新視角逐步引入中國農村社會予以考察。于是，農村社會資本這一概念被應用到農村研究的各個領域。在農業生產方式市場化轉變、農村人口“經濟性”外流、農村政治文化轉型及新農村社會網絡形成等農村內外部因素的影響下，農村社會資本正處于一種承繼與消逝、異化與新生的新舊裂變之中。當前，如何培育積極的農村社會資本，增強農民的政治參與意識，改善農村的非制度化參與渠道，實現鄉村社會的善治，則是當前理論界和政策界進行理論探討與實踐的一個重大課題。當然，我們利用“外來的”社會資本理論研究中國農村社會問題時，應懂得結合我國農村社會實際，對“本土化”農村社會資本理論進行探討，賦予其新的內容。
1. 農村社會資本的概念
農村社會資本是農村社會中由于社會成員的長期交往、互利合作以及歷史傳統、習俗等原因而形成的人際及組織關系網絡，這種參與網絡將產生某一共同體內部成員之間的信任、互惠、合作，并通過信任和互惠最終促進該共同體成員之間以共同收益為目的的集體行動的達成。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以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為中心的傳統親屬關系占據重要地位的熟人社會，農村社會成員之間形成了一種建立在血緣共同體上的特殊信任。這種特殊信任使農村社會成員相互信任、相互幫助、彼此協作，并由此衍生出普遍化的互惠規范。當成員之間產生矛盾或利益分歧時，通過這種特殊信任關系的溝通和協調，比較容易化解矛盾和分歧而達成妥協。中國，尤其是在農村社會，因血緣、地緣和親緣等因素構成的關系網絡，是中國農村社會資本的主要表現形式。這些參與建構的網絡體現了身后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從而成為影響農村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
2. 農村社會資本的層次劃分
對農村社會資本概念的理解應從各個不同層次予以展開。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避免農村社會資本層次混亂、內涵不清的現象發生。筆者結合我國農村實際，從宏、微觀兩個層面分別對其予以界定，分為農村個體社會資本與團體社會資本，其中宏觀層面，涵蓋了傳統意義上的中觀分析。
（1）個體社會資本。個體擁有的被用來實現個體目標的社會資源，包括個體所擁有的人際關系和成員資格，它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個體的社會生活能力。它意味著個體的社會關系網越廣，個體所具有的社會身份越多，他的社會資本存量越大。個體社會網絡中直接嵌入著的諸如權力、財富、聲望等更是一種實質性資源。這些資源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不是個體直接擁有的資源，而是一種嵌入性資源。因此，個體社會資本是一種嵌入性資源，是嵌入個體社會網絡中的資源（顯然，這里的資源包括多種形式）。具體在農村勞動力中體現為農村村民可通過投資或動員來獲取社會稀缺資源的關系，它以各種“人際關系”的形式存在，如血緣、地緣、業緣與趣緣關系等。
（1945）在探討中國社會關系的特點時用“差序格局”②這一概念來解釋這種以個人為中心的社會關系網絡。他認為中國社會關系的格局“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就發生聯系。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差序格局深刻地表達了中國社會關系網絡的特征。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如果兩個人之間發生交往，在一個人考慮是否將所掌握的資源做有利于另一人的分配時，他心目中首先考慮的就是另一人和自己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中國差序格局社會所形成的農村社會網絡是一種基于傳統血緣、地緣、業緣等初級社會關系的網絡體系，主要通過血緣、地緣、姻親、宗族、家族等網絡進行溝通和互動。農村的社會關系網絡可以看作是一張封閉的大網，農民或其家庭是網絡上的節點，節點之間的連線就是雙方的情感聯系。農民個體社會資本的變化在結構上主要體現在強關系聯系人和弱關系聯系人上的變化以及各種情感聯系的變化。
（2）團體社會資本。早期的研究者在考察微觀層次的社會資本時，一般都把社會資本視為一種蘊藏于個體網絡之中的財富。但自從科爾曼指出社會資本是一種社會“結構性資源”后，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注意到社會資本的團體（集體）層面，即不僅將社會資本視為一種個體擁有的資源，而且將其視為一個組織、一個社區甚至是整個社會所擁有的資源和財富。
本文所界定的團體社會資本，是指一個組織或一個團體，甚至一個社會、地區和國家所具有的追求團體目標、實現集體合作的組織資源，包括組織網絡、關系和文化等內容，表明了一個組織或團體的組織凝聚力。它意味著，組織的橫向和縱向結構越密集，成員之間的組織關系、信任關系越密切，組織切合實際的文化價值觀念越是一致，它所提供的集體資源就越大。顯然，組織中的信任、規范、參與網絡等可以減少機會主義行為，解決囚徒困境問題，有利于團體目標的達成，因此，對團體來說是一種資源。可見，團體社會資本就是如信任、規范、參與網絡等團體內部成員共同擁有的軟性資源。具體在農村勞動力中體現為農村中結構化的關系網絡資源，即結構化關系網絡本身和依附于結構化關系網絡之上的信任和規范等。同時還包括“內化于”農村社會結構的文化、制度等環境資源，它們通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兩種主要形式表現出來，并蘊涵于農村不同的社會結構中，在特定結構化的關系網絡內發揮著作用。與個體社會資本不同，它們不是以村民的人際關系形式存在的，而是以具有先在性的社會結構形式存在的，文化和制度是它們的承載體和主要內容。它們雖與農村社會中的個體和結構有著緊密的聯系，但也可獨立于農村社會中的個體和社會結構而存在。
事實上，本文所指的團體社會資本，包含了中觀層面的對社會組織、社區和區域社會資本的研究和宏觀層面上對國家社會資本的研究。不過對于宏觀的社會資本，相對一個地區的農民來說差別和影響不大，且發揮作用需要很長的時間去潛移默化。因此本文把研究的重點放在對社區的社會組織、團體的研究上。具體在農村居民中體現為農村中結構化的關系網絡資源，即結構化關系網絡本身和依附于結構化關系網絡之上的信任和規范等。團體社會資本關注社區或團體如何構建、維持并發展其社會網絡，及社會網絡如何約束個體的理性選擇行為，從而克服團體行動的困境以及網絡成員間如何通過社會資本進行義務與權利的分配等方面。
一般而言，對于一個事物的完整定義和理解至少還要涉及對其功能的界定。個體社會資本雖然不是個體直接擁有的資源，但卻是一種嵌入在個體社會網絡中的、可以被個體行動所獲取的資源，著眼點是幫助個體從外部獲得資源，歸屬某一個體，其功能在于為個體行動帶來便利，直接為該個體利益服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又可以把個體社會資本稱為外在社會資本或私人物品；團體社會資本的著眼點是存在于團體內部的團體內部成員共同擁有的資源，歸屬于某一團體，其功能在于促進互惠合作，提升團體行動水平，直接服務于該團體的公共利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又可以把團體社會資本稱為內在社會資本。
個體社會資本和團體社會資本的層次劃分，僅是從社會資本的承載主體和所要解決的問題的不同層次出發，形成的一種理論上的分類框架，它不是對現實的描述，它的目的是為這種描述提供一個明晰的表達手段，使這種描述成為可能。同時，它也并不試圖代表惟一可能的社會資本概念和理論觀點，它的重要意義在于為經驗研究提供一個清晰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任何理念型的效用，只有在其與具體的問題產生關聯時，方能估定；而且，它所以被創造出的惟一目的，在于有助于經驗問題的分析。總之，個體社會資本和團體社會資本的的層次劃分，可以更好地進行農村社會資本的經驗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3. 農村社會資本的特征
對農村社會資本本質特征的認識，主要來自于馬克思對資本本身的認識，包括資本的生產性、增殖性和過程性。它們揭示了農村社會資本動態性和實踐性的基本屬性。中國農村是中國社會的“特殊世界”。長期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使得農村具有許多與城市截然不同的特質，尤其是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農村。因而在農村社會中，其社會資本的特征和存量除具有社會資本的共性外，還具有其獨特的鄉土特色，即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所倡導的“仁”、“禮”、“信”等規范對中國農村社會的深遠影響。
與一般意義的城市相比，它們在社會結構、制度和文化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因此，與城市社會資本相比，農村社會資本有著自身的具體特點。第一，從形式來看，農村社會資本以關系網絡和非正式制度為主，組織類和正式制度類社會資本相對較少；但在城市社會中，法人組織、正式制度和關系網絡等社會資本并重，非正式制度類社會資本相對較少。第二，從現狀來看，農村各類社會資本表現出明顯的鄉土特色，城市各類社會資本則具有現代特征。以人際關系類社會資本為例，在目前農村社會中，傳統的親緣和地緣關系仍是其主體，規模相對較小，同質性和穩定性相對較高；而城市中人際關系類社會資本主要以單位制的業緣關系為主，規模相對較大，同質性與穩定性也相對較低。第三，從分化程度來看，農村社會資本村內之間分化程度相對較低，村與村之間分化程度較高；城市社會資本，城內之間分化程度較高，城與城之間分化程度較低。第四，從運作風險來看，農村社會資本在強大的特殊信任基礎支撐下，運作風險相對較低；而城市社會資本在特殊信任基礎喪失，而普遍信任還沒有形成的前提下，運作風險相對較高。
4. 農村社會資本的主要類型。分類是人們認識事物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對事物的認知可能由于分類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結果。對農村社會資本的分類，由于選擇的角度不同，其分類也有多種。如前所述，農村社會資本有層次之分，在不同層次上，農村社會資本的主體、內容和表現形式也不盡相同。既然農村社會資本的承載主體和所要解決的問題具有層次之分，那么，如果一些研究不加分析地在不同層次的承載主體和要解決的問題之間隨意地變動，則會帶來某些理論和測量上的模糊和混亂。因此，從方法論上看，也應該根據承載主體和所要解決的問題層次對農村社會資本概念進行分類。也就是說，農村社會資本類型的劃分，也應充分體現出它的層次性。按照這樣的思路，筆者依據不同的標準，對農村社會資本進行了具體劃分。
從主體上來看，農村社會資本可以劃分為村民社會資本、家庭社會資本、農村組織社會資本、農村社區社會資本、區域社會資本和國家社會資本。在具體研究中，這幾類社會資本將在不同的分析對象中，分屬于不同層次。在本文中，根據我們對農村社會資本的分類，村民社會資本和家庭社會資本構成個體層面的研究內容；農村組織社會資本、農村社區社會資本和區域、國家社會資本構成團體層面的研究內容。
從客體上來看，農村社會資本可以劃分為關系網絡、文化規范和制度體系等。如果以村民為分析對象，村民可以通過與他人結成私人關系、擁有組織成員資格、認同和運作文化規范及運用正式制度四種形式，實現對社會資本的提升和占有。如果以農村社區為分析對象，它可以通過協調人際關系、調整社會結構、強化文化規范和運作正式制度四種形式，實現對社會資本的提升和占有。
從內容上來看，農村社會資本可以劃分為關系網絡、互惠規范和人際信任。如果以村民為分析對象，則體現為村民的私人關系網絡、組織成員資格、規范認可能力和個人誠信程度等。如果以農村社區為分析對象，則體現為社區內的人際關系、社區結構、風俗習慣和普遍信任等。
農村社會資本是實現鄉村有效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的變遷對鄉村治理將造成一種復合性的雙重影響。因此，從客觀后果上來看，農村社會資本可區分為正功效、負功效和零功效的社會資本。這只有在具體的社會事件中，才能體現出它運作的功效。并且，同一種社會資本的運作，在不同層面上會有著不同、甚至相反的功效。可見，社會資本本身沒有“積極”或“消極”的種類之分，只有它在具體的社會事實中，從運作結果才表現出它的積極作用或消極作用。
三、農村社會資本分析框架的建構
本文對社會資本概念的理解是從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來把握的。社會資本的縱向維度指社會資本的結構層次，即個體和團體層面，其中的個體層面主要是指一般意義上的微觀社會資本，團體層面主要是指一般意義上的中觀和宏觀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的橫向維度主要指社會資本的構成要素，如網絡、信任、互惠、規范、參與以及共享的文化、習俗、價值觀等。
隨著社會資本理論在社會科學研究界的影響不斷擴大，圍繞著社會資本的概念及其他的相關爭論也日益激烈，使得研究者對如何正確使用此概念大感困惑。其實要厘清社會資本的理論概念，有一種簡單可行的切入方法，那就是從厘清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入手。對個體社會資本的測量，在經驗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基本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嵌入個人社會網絡之中，可以為個人所調用的資源總體的測量，這種方法重在考察個人對社會資本的擁有情況；另一方面則是考察個人在工具性行動之中所實際動用的社會資本情況，這種測量法側重于個人對社會資本的使用情況。在微觀層面上，大部分學者把社會網絡作為社會資本的一個重要內容，對微觀社會網絡的測量，一般采用局部網方法，也叫“個體中心網”或“自我中心網”（ego-centre network），它依據個體自我的屬性特征測量和判斷個體自我在網絡中的社會連帶（Social tie）問題。局部網常用的指標是網絡規模（網絡成員的多少）、網絡成分（由哪些類型的成員構成）、網絡密度（網絡成員之間聯系的緊密程度）等。
在測量團體社會資本時，學者一般使用的指標集中于信任、公共參與、社會聯結和社會規范這樣幾個方面，而這與測量個體社會資本使用的以社會網絡為主的指標有較大不同，個體層面和團體層面的社會資本研究的重點不同，個體層面上關注社會網絡、社會支持等，而團體層面則強調協會、社團、志愿組織等非盈利性組織的作用。由于不同的測量方法得出非常不同的結果，使得測量結果的解釋力遭到了削弱，同時也很難得出測量社會資本的完整框架。有鑒于此，格魯特爾特和貝斯特納爾（Grootaert和Bastelaer，2001）在總結世界銀行社會資本協會組織的一系列研究報告的基礎上，將社會資本的縱向維度和橫向維度結合起來，明確提出社會資本的測量框架（如圖1）。
他們認為測量社會資本最理想的方法應該包括圖1中所有的四個象限。但是在實踐中，對國家層面社會資本測量的技術還沒有達到這個水平。目前大多數的進展存在于對微觀層次上的結構性社會資本的測量方面，重點在于那些與家庭、村莊和社區有關的制度或規范。對圖1右邊上部象限的測量，即對宏觀層面上的認知性社會資本的測量，是研究者的最遠目標。在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上，他們建議測量重點應該放在三種類型的替代指標上，即地方聯盟和網絡的成員身份、信任的指標和對規范的忠誠以及集體行為的指標。
關于社會資本測量指標體系的研究很多。不同的學者對測量社會資本的指標設立不同，而且差異較大。普特南（1993）認為信任、社團組織、公民參與等是社區社會資本的重要因素。Lochner（1999）認為社區社會資本指標由鄰里互動、集體效能、社區競爭力、社區歸屬感以及社區凝聚力組成。納拉揚等人（Narayan和Cassidy，2001）認為，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應該包括參與社團、一般規范（generalized norms）、和睦相處（togetherness）、日常社交（sociability）、鄰里聯系、志愿主義、信任。仔細分析他們所提出的測量指標，可以發現，一般規范的測量指標往往被其他研究者作為不信任的指標，和諧相處的指標與社區凝聚力（cohesion）概念相當吻合，而鄰里聯系的指標指的是鄰里間的社會支持。可見，納拉揚等研究者提出的測量體系中，測量的核心維度包括參與社團、信任、社區凝聚力、日常社交、社會支持、志愿主義等。世界銀行對社會資本測量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Social Capital Assessment Tools（SCAT）是較早出現的系統的測量工具（Grootaert和Bastelaer，2002）。在這個基礎上，研究者對SCAT進行改進，形成A－SCAT。A-SCAT采用了7個問題測量結構性社會資本，使用11個問題測量認知性社會資本（Harpham等，2002）。這18個問題包括與組織聯系（與參與社團比較接近）、集體行動、參與公共事務、社會支持、社會凝聚力、歸屬感、信任和互惠等。其中，集體行動、參與公共事務往往被認為是社會資本的結果而不是社會資本本身。邊燕杰（2004）運用社會網絡規模、網頂、網差和網絡構成四個指標來測量個人層次的社會資本。從以往的定量研究結果來看，規模大的網絡比規模小的網絡擁有的關系、信息和人情橋梁較多；網頂高，意味著網絡內擁有權力大、地位高、財富多、聲名顯赫的關系人多；網差大，說明網絡成員從事不同的職業，處于不同的職位，資源和影響是互補性的；網絡構成合理，則是指與資源豐富的社會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邊燕杰對于網絡規模、網頂、網差和網絡構成四項指標的操作化測量，既強調了社會資本即社會網絡資源的觀點，也包括了網絡關系和網絡結構的觀點。林聚任等（2005）從社會風氣觀、公共參與、處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關系網絡五個維度，調查了山東省農村的社會資本狀況。農村社會資本呈現出的“明流”是傳統性、關系主義、家族主義、特殊性信任、社會參與性低等特點。“暗流”則是崇尚個人能力，不是簡單地靠關系達成工具性目標，對血親關系的信任建立在情感基礎上，總體社會信任度較高。這個結論對于普特南的社會資本理論、的差序格局理論和現代化理論家的理性化假設提出了質疑。趙延東、羅家德（2005）區分為對個體層次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和對集體層次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按照趙延東、羅家德（2005）的理解，個體層次的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嵌入于個人社會網絡之中、可以為個人所調用的資源總體的測量，這種方法重在考察個人對社會資本的擁有情況；另一方面則是考察個人在工具性行動之中所實際動用的社會資本情況。在微觀層面上，對個人“擁有的社會資本”主要運用提名法和定位法進行測量，前者讓每個被訪者提供自己的社會網絡成員的姓名、個人特征以及這些成員的相互關系等信息。后者要求被調查者回答其社會網絡成員中是否有人符合定位表中所描述的職業或單位類型特征，然后對所有被選擇的單位類型及職業類型進行加總，并計算相應的職業類型和單位類型得分，最后用這些指標來反映個人社會網絡中所嵌入的資源情況。在使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測量個體“擁有”的社會資本時，網絡規模、網絡的成分以及網絡的密度（網絡成員之間聯系的緊密程度），個體在網絡中所處位置以及網絡中所嵌入的資源都應是可供選擇的測量指標。在測量集體社會資本時完全可能結合社會網絡分析的方法，進行更為深入和系統的分析，從而起到連接兩種不同層次的社會資本測量的作用。第一，在測量社會或組織信任時，使用組織信任存量問卷中篩選出來的問題，并用七級里克特量表來衡量。第二，在測量社會連接程度時，使用外向中心度。第三，對社會網絡結構方式的測量，采用網絡密度、群體中心性和結構洞或橋等指標。王衛東（2006）沿著邊燕杰的思路，將社會網絡視為社會資本的一種主要形式，認為社會網絡資本總量是社會網絡資本的總價值量，它是以“一般等價物”為單位的。他以七個觀測指標即網絡規模、網絡成員的ISEI均值、網絡密度、網絡成員中的最高ISEI、網絡成員中最高ISEI和最低ISEI的差、網絡成員包含的職業類型數和單位類型數來測量個人層次上的社會網絡資本總量。從其操作化測量模型及其結果中可以發現，用孤立的、原子主義的、線形的測量方法不可能有效地測量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社會資本，因為社會網絡資本不是網絡中資源的簡單線性累加，必須從資源間的關系與網絡結構上著手測量社會網絡資本。Harpham（2007）提出社區社會資本應由網絡、社會支持、信任、互惠等指標組成。肖星（2007）提出了社區社會資本可設立為社區信任、社區網絡、社區規范三大指標體系。桂勇、黃榮貴（2008）總結了常有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體系，并提出了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包括社區信任、地方性社會網絡、非地方性社會互動、社區歸屬感、社區凝聚力、互惠與一般信任、志愿主義等指標體系。
本文將依據個人分析層面和團體分析層面兩個維度，結合系統性、層次性、動態性和實踐性的原則，構建本土化的農村社會資本分析框架（如表1所示）。由于它們各自的層次不同，決定了不同層次社會資本的主體、客體、內容和作用各不相同。從個體分析層面來看，農村社會資本的主體是村民個體和家庭層面，人際關系本身是社會資本的承載體和主要內容。社會資本的作用范圍受限于關系中的個體，即只有關系節點中的人們才具備擁有和動員關系資源的資格和能力，關系外的他人不具備這種資格。從團體分析層面來看，農村社會資本的主體是模式化的、具備結構功能的組織、社區、區域和國家，它們蘊涵于農村不同的社會結構中，并在特定結構化的關系網絡內發揮著作用。與關系層面的社會資本不同，它們不是以村民的人際關系形式存在的，而是以具有先在性的社會結構形式存在的，文化和制度是它們的承載體和主要內容。它們雖與農村社會中的個體和結構有著緊密的聯系，但也可獨立于農村社會中的個體和社會結構而存在。
在綜合其他資料的基礎上，根據上述社會資本的分析結構，本文也由此構建了相應的社會資本測量指標體系（如圖2）。通過對社會資本的內涵進行分析，我們可以從網絡、信任、互惠、參與、規范及共享幾個方面對社會資本進行測度。測量指標體系共分為四個層次，總目標層、分目標層、子目標層和可操作層。總目標層是待測的社會資本總量，分目標及子目標層則是構成社會資本若干要素的分解，可操作層則是針對每一方面設計的在實際調研中用問卷進行訪談的具體問題。
四、結語
社會資本理論揭示，從個體角度講，在一個擁有豐富的社會資本存量的社群內生活和工作更加容易；從整個社會角度講，一個擁有豐富社會資本存量的社會意味著和諧穩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社會治理。與此同時，在政治學家看來，社會資本強調組織行為和集體行為的重要性，強調信任、規范和網絡的重要性，它對社會穩定和社會政治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社會資本理論的出現，大大豐富了傳統資本概念，為我們研究農村社會現象和社會結構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從有關社會資本的梳理中認為，農村社會資本體現在以參與網絡為載體的公民間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維度之上，這是與傳統農村社會差序格局的人際關系結構相聯系的。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歷史的惰性力。由于受傳統社會價值觀念、思想文化以及制度規范的影響，當代中國農村社會資本基礎薄弱。隨著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國農村居民所具有的社會資本開始變得不足甚至出現了缺失。可以說，在新農村建設中，努力提高農村居民的社會資本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所在。而現代性的社會資本生成與發展有助于削減社會的等級觀念意識，增強公民社會的內生能力，降低農村社會治理的成本。強化農村社會資本積極效應，削弱其消極影響，積極培育農村現代性新型社會資本是提高農村治理績效的重要途徑。
中國是在農業社會的傳統因子基本保留的狀態下進入現代工業社會的。農村是傳統積淀最深的地域，農民是傳統因子負荷的主體。農民身上負載的傳統性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逐漸顯露出其弱質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諸如傳統宗法秩序、鄉村黑惡勢力等農村社會資本變遷中的消極性異化與復制，不利于鄉村社會治理。改革開放后，農村社會資本傳統性因子的再生與異化對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帶來巨大的消解和腐蝕作用。因此，必須從制度規范和社會秩序層面加以改造和重構，其重要途徑就是社會制度變革和體制創新。歷史發展實踐證明，民主與法治是消解社會資本負效應和強化鄉村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徑。而從推動力來看，政府是社會資本的最大來源之一，政府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對于社會資本的形成和增加至關重要。對此，政府應積極推進國家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設進程。在一個現代社會里，社會網絡資本只應該用來為制度性社會資本補充，而不是作為它的“替代品”。按馬克思經典理論，當村民們還不能夠代表自己的時候，一個凌駕于其上的強大政府則是必須的。因此，中國在邁向現代社會的時候，對于農村社會資本，要更多地補充其制度性的部分，只有這樣，近年來的“民工潮”對城市社會、農村社會的不良沖擊（如由于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造成的貧困問題、流動缺少組織而造成的交通問題以及各種犯罪問題）才能減少，而城鄉勞動力的配置也才能更合理化，才能更有利于社會整合。
總之，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要注意建構農村中以關系網絡為載體，以信任、互惠和合作為特征的農村社會資本。我們必須著力增加整個社會的普遍信任、互惠規范和橫向社會參與網絡等社會資本，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營造良好的社會基礎。社會資本作為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一種體現，以信任、互惠、合作為內在行為規范，通過公民間的良性互動和公民參與來推進新農村建設。
注釋：
①世界銀行（World Bank，2004）認為，社會資本是指能夠加強集體活動的規范和網絡。越來越多的觀點表明社會資本是一種社會凝聚力，這種凝聚力不僅可以緩解貧困而且可以促進經濟的繁榮和可持續發展。社會資本不是社會制度相加的總和，而是把各種社會制度聚結在一起的粘合劑。
②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出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特點是“差序格局”的理論，這一理論堪稱中國社會學研究成果的典范。“差序格局”一詞，旨在描述親疏遠近的人際格局，如同水面上泛開的連暈一般，由自己延伸開去，一圈一圈，按離自己距離的遠近來劃分親疏。先生解剖中國傳統社會，使用的是社會結構分析方法，這是社會學通用的方法。在費先生之前，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就曾用“有機團結”和“機械團結”兩個概念區分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費先生為更準確地區分中國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提出了“差序格局”和“團體格局”概念，其中“差序格局”尤可謂是費先生的獨創，并被國際社會學界所接受。認為，西方現代社會的結構是 “團體格局”，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誰是團體里的人，誰是團體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團體里的人是一伙，對于團體的關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團體中有組別或等級的分別，那也是先規定的。”；而我們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是“差序格局”。“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兩種格局顯著的區別就是西方人注重團體的概念，而我們中國人的整個社會關系網絡都是以己為中心。“團體格局”的西方社會對國家這個大團體的認同是普遍而且廣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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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ral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Its Analysis Framework
Ma Hong-mei1, Chen Liu-qin2
（1.Guizhou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Guiyang，Guizhou 550025，China；
2. Institute of Urban Economy，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Tianjin 300191，China）
第9篇：社區治理的主要特征范文
關鍵詞：生態環境 評價 指標
一、評價指標體系設置依據
煤礦區生態環境是一個多個生態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聯系、互動反饋的復雜系統，為了科學預測采煤對礦區生態環境的影響，必須構建一組煤礦區生態環境影響評價指標體系，并進行定量化分析。該評價指標體系應科學地反映煤礦區生態環境各影響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的內容、程度及方式等方面的屬性特征，并按相互之間的層次隸屬關系組成有序的集合。
1、評價指標體系設置思路
基于煤炭開發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用系統的觀點把資源、生態環境、人為因素納入到一個統一體中，即資源－生態－人系統，通過對其內部結構進行分析，找出煤炭開采活動對生態環境影響及其存在的主要環境問題，并結合社會經濟因素得出影響礦區生態環境的評價指標。此指標體系應該是一個嚴密而適用的量化綱量，依據各個指標的表現和變化，既可以分析、比較、判別和評價礦區生態系統運行狀況、進程和發展趨勢，又可以預測其未來演化、模擬其對策方案預選和監測預警，它可以作為決定者、實施者和社會公眾認識、把握煤礦區生態系統運行狀況的有效手段。為此，必須具有以下幾個特點：①內部邏輯清晰、結構合理，單項指標與系統的關系明確，對系統具有明顯的標識作用；②層次性強，具有嚴密的等級體系；③具有對系統在時間和空間上進行把握的能力；④可操作性強，每個指標包含了一定數量的監控環境項目，并提供具體的計算方法。
2、評價指標體系設置依據
煤礦區生態環境在未開發建設前是一個完整的、自然的生態系統，由于采煤活動改變了生態環境因素，使得煤礦區生態環境成為一個開放的、不穩定的、不斷變化的生態系統。煤炭開采在建設、開挖、掘進、閉井等不同的活動階段對礦區生態環境有不同的影響，同時，不同的采煤工藝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也不同，所以在設置評價指標時，除考慮生態評價的一般指標外，還應考慮采煤的特點。為此提出構建指標體系依據如下：①開采時期和工藝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煤礦在建設、生產、閉井等不同的開采階段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不同，在建設階段，采煤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同常規建設項目在建設期內的影響基本相似，但是在生產和閉井期，采煤生產工藝的特殊性決定了設置評價指標的非常規性。②短缺因子對整體生態環境有決定作用。影響礦區生態環境的因素很多，每個因素都在發生作用和產生影響，但按照“水桶原理”，礦區生態環境指標體系根據短缺因子（主導因子）進行設計，這樣指標體系既可表征、描述、預警礦區生態環境的狀態和趨勢，而且也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決定性和調控性。采煤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影響水分、土壤因素影響生態系統，主要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土地等。③采煤對礦區經濟發展有益度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采煤是以煤炭的開發利用為目的，煤炭資源的開發利用建立起特殊的社區，即礦區。經濟發展在礦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起著主導作用，煤炭是礦區經濟的基礎，影響到礦區社會生產力、礦區職工生活水平和自然生態意識水平，同時經濟發達水平直接影響著礦區生態環境保護措施的實施程度。④礦區人為管理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礦區政府對環境保護的重視是有效保護礦區生態環境的前提，礦區環保部門的工作力度直接決定著環保政策的落實水平，礦區領導對環保的重視程度及環保人員的工作責任心是環境保護得以實施的保障。
二、評價指標體系設置原則以及方法分析
1、評價指標體系設置原則
煤礦生態環境影響評價指標體系是科學地度量采煤對生態環境影響程度必不可少的工具。評價指標的選取應達到兩個目標：第一，指標體系能完整準確地反映采煤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第二，能為政府、環保部門決策者和科研人員把握和認識礦區生態環境變化趨勢提供依據。所以，評價指標的選取應遵守以下原則：①科學性。評價指標體系應較全面地反映煤礦區生態環境狀態，能夠真實反映采煤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發展變化，充分闡述各個子系統指標間的相互聯系，并能較好地度量建立指標體系主要目標實現的程度。②綜合性和主成分性。這一原則要求指標體系涵蓋面廣，能綜合反映礦區生態系統中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強度及方向等方面的內容，但是，指標體系往往涉及到大量繁雜的指標，必須按各類指標的特點進行綜合選擇才能建立簡化而有效的指標體系。③不可重復性。每一個評價指標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應表示對生態環境一個方面的影響程度，各個指標之間應避免反映生態問題的重復性。④層次性。礦區生態環境系統是一個復雜系統，它可以分解成若干個較小的子系統，子系統又由更下一層次的子系統構成，這樣的層次關系可以遞階到具體的礦區生態系統特征。各層次上的指標可以適當的調整，但最多只能調整一個層次。⑤適用性和易得性。評價指標要概念明確，易測易得，缺乏可操作性的評價指標體系很難達到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的目的，評價指標的選擇要考慮我國礦業發展水平，無論從方法上和人力、物力上，均要符合我國現有生產力水平，同時還要考慮各個技術部門的能力。為保證評價指標的準確性和完整性，評價指標應盡量可測量，數據便于統計和計算，有足夠的數據量。⑥動態性。采煤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用于度量和描述的礦區生態環境指標體系應能全面反映礦區生態在不同的采煤階段的狀態以及未來發展趨勢。⑦符合國家有關環境標準和法令。根據有關環境標準及大自然保護法令確定評價指標。國家、地方、行業標準中規定的環境標準是必須選取的評價指標；地區發展規劃中有關生態環境保護內容也是選取評價指標時必須考慮的。
2、評價指標體系設置方法
指標體系的建立主要是指標選取及指標結構關系的確定。礦區生態環境指標體系的建立過程應該是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的相互結合。定性分析主要是從評價目的和原則出發，考慮評價指標的充分性、可行性、穩定性、必要性以及指標與評價方法的協調性等因素，是主觀確定指標和指標結構的過程；定量研究則是通過系列檢驗，使指標體系更加科學和合理的過程。因此，指標體系的構造過程可分為兩個階段，即指標初選的過程和指標完善的過程。
①指標體系的初選。選用分析法進行礦區指標體系的初選。具體步驟是：將礦區生態環境影響狀況按照指標體系設置依據和原則，分成幾個子系統，并繼續細分，到每一個子系統都可以用具體的統計指標來描述、實現。
②指標體系的完善。科學的指標體系是獲得正確的統計分析結論的前提條件，而初選后的指標體系未必是科學的。因此必須對初選的指標體系進行科學性測驗，即對初選指標體系進行完善化處理。
三、 生態環境影響評價指標體系
生態環境影響評價指標體系是能夠客觀反映生態環境狀況，體現一定目的和功能的指標組合。選取指標時應遵守以下原則：首先，采煤是影響生態環境的主要原因，其次，生態狀況、技術水平、社會及經濟指標也是影響礦區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建立評價指標時應從采煤對生態環境影響因素、生態狀況、人為影響、生態恢復力及社會經濟指標中選取。
1、生態環境影響指標
（1）移民搬遷
采煤使地表變形，當地表變形達到一定程度后破壞地表建筑物，必要時必須進行移民搬遷。搬遷次數、搬遷量、搬遷面積、搬遷后的產業規劃、周圍生態環境敏感因素、搬遷過程中對搬遷區及周圍生態環境的影響等都是影響煤礦區生態環境的重要因子，涉及到的評價指標為遷移規模、遷移方式、原居民區未來產業情況及周圍生態是否存在潛在生態問題和敏感因素。遷移規模越小，遷移次數越少，與周圍環境的同質化程度越高，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越小；反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越大。
（2）生態環境污染
煤礦區生態環境污染物主要包括廢氣、廢水、煤矸石和聲污染。目前我國采用征收或加倍征收超標排污費的方式制止污染物超標排放，所以本論文的生態環境污染評價指標等級劃分標準以《超標排污費征收標準》為依據。采煤過程中造成大氣污染的評價因子主要有二氧化硫（SO2）、總懸浮顆粒物（TSP）、可吸入顆粒物（PM10）、氮氧化物（NOx），評價標準分別執行《鍋爐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GB13271-2001）和《煤炭工業污染物排放標準》（GB204267-2006）。廢水對生態環境的污染主要是指對地表水的污染，地表水環境污染因子主要有：PH、COD、BOD、氨氮、石油類、硫化物、重金屬離子等。在生態環境影響評價時，應根據地域區劃和生態環境特征，把對地表水影響最大污染因子設置為評價因子，評價標準執行。
（3）生態環境破壞
造成生態環境破壞的因素主要有土地問題、水均衡破壞和地質災害。土地問題的主要表現形式有占用土地、破壞土地、水土流失和土壤肥力降低，其中采煤破壞土地的主要形式是地表損害，而水土流失和土壤肥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地表損害造成的土壤孔隙和土壤水分的改變，根據選取指標的不可重復性原則，選取占用土地和地表損害作為土地問題的評價因子，而這兩個問題又是煤礦區生態環境問題的主要問題，所以把這兩個評價因子調整為所研究評價指標體系的第三層。
2、生態狀況及治理技術水平指標
（1）生態環境狀況
生態環境狀況通常用非生物因子、生物因子和生態資源來反映。非生物因子包括水、氣、土壤等；生物因子包括物種多樣性、層次級別數、種群密度、物種優勢度等；生態資源包括物質貢獻量，能量轉化率、環境貢獻率等。在評價煤礦區生態環境影響時，非生物因子作為評價指標在指標體系的第三層次上已單列出來；在煤礦區對生物因子影響比較明顯且評價標準比較成熟的評價指標有物種多樣性和種群密度，分別用生物多樣性和植被覆蓋率表示；由于采煤對生態環境影響的主要根源是覆巖破壞和地表變形，所以生態資源指標應從體現土地、景觀資源的物質、能量中選取，即本論文選取的評價指標為土地生產力、土地利用類型和景觀破壞度，土地利用類型可用土地動態度表示，分為單一土地動態度和綜合土地動態度，它是反映土地利用類型變化速度的指標。五項指標劃分等級標準如表。
生態環境狀況評價指標等級標準
（2）生態環境治理水平
采煤對生態環境影響的主要根源是水分、土地和大氣，由此引發景觀破壞、地質災害等生態問題。這些問題通過采取一定的工程技術措施可以加以緩解，如果技術到位，甚至能夠阻止某些問題的發生。煤礦區廢水治理主要是指礦井廢水治理。對于地表水系的改變，運用較好的治理措施就是因勢利導；目前尚沒有治理地下水系破壞的成熟技術手段，只能通過改變采煤方法，優化開采工藝參數、調整采煤工序等措施盡量減少對地下水系的影響。礦區廢氣包括鍋爐廢氣和生產廢氣，前者的治理屬于鍋爐廢氣治理的范疇，我國已制定了相關法律、法規進行約束；后者的治理難度比較大，在煤礦區多數屬于無組織排放，無法準確測量排放量，主要是從產生源頭上加以治理。因此廢氣治理的定量化僅局限于鍋爐廢氣、生產及運輸性粉塵及揚塵等能夠在現行技術水平下能夠測量的廢氣污染因子。
采煤對生態環境影響的主要特征是對土地的影響，覆巖移動引起的地表變形直接影響到景觀和土地生產力，土地復墾是恢復損害土地和景觀的一種有效方法；矸石淋溶和廢水滲透把重金屬及土壤異質性物質引入土壤，土壤治理就是通過生物化學手段使土壤中的有毒有害物質降解。地質災害是一種突發性生態環境問題，在一定條件下能夠在瞬間對生態造成極大影響，地質災害的防治就是消除地質災害產生的條件，是一種“防患于未然”的治理措施。
對此由于煤礦區生態環境影響因素較多，各因素之間相互關系復雜，因此需要繼續加深對各因素的分析，進一步擴充礦區調查資料，充實評價指標資料及統計數據，減小定性指標定量化偏差，并時刻注意定量化指標研究動態，不斷完善評價指標等級劃分標準《污水綜合排放標準》。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