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評估殘余價值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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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資產評估殘余價值范文

【關鍵詞】資產評估，會計，公允價值，評估價值，市場價值

一、會計中公允價值的含義

會計中的公允價值是一個狹義的概念。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2006年的《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第157號———公允價值計量》中關于公允價值的定義。公允價值是指在計量日進行的正常交易中，市場參與者出售某一項資產所能收到的價格或轉移某一項負債所愿意支付的價格。

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第四十二條定義：在公允價值計量下，資產和負債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者債務清償的金額計量。公允價格并不是交易發生時的實際交易價格，而是根據市場價格信息進行重新計量的價值。由于在一個公平交易的市場上有供求者，也有需求求者，人們根據自己掌握的信息和需求競價，從而使資產和負債的計量更能反映當時的真實情況以及資產和負債價值的變化。

二、資產評估中公允價值的含義

與會計中的公允價值不同，資產評估中的公允價值是一個廣義的概念。資產評估作為一項非常重要的社會中介活動，它具備一項重要功能：為資產評估各方當事人提供合理資產價值咨詢意見。資產評估對象的所有者和資產評估有關的其他當事人所需要的是注冊資產評估師根據資產評估的客觀依據對被評估對象進行客觀、公平、公正的分析判斷后估算出的合理價值。

確切地來講，在繼續使用假設下，評估師需要對被評估資產帶來的預期收益進行估計，從而估算出被評估資產的價值。在非繼續使用假設下，需要對被評估資產強制出售或快速變現的價格進行估計，從而估算出被評估資產的價值。評估人員在進行這些估算時，既要考慮市場價格因素，又要考慮評估當事人的接受程度。因此，這樣估算出來的資產價值只能是一個評估各方當事人都可以接受的價值，即公允價值。

三、資產評估與會計中“公允價值”的相同之處

（一）公允價值計量對象相同.資產和負債都為資產評估和會計的公允價值計量對象。會計中的公允價值是資產或負債的公允價值，即包括資產中的公允價值，也包括負債中的公允價值。資產評估中的公允價值同樣包括資產和負債的內容，如企業整體價值評估中也包括負債的評估。

（二）交易主體相同。對交易主體的規定都相同，包括自愿買方和自愿賣方。自愿買方指具有購買動機且沒有被強迫進行購買的一方當事人。該購買者會根據現行市場的真實狀況和現行市場的期望值進行購買。自愿賣方是指不足準備以任何價格急于成交的出售者或被強迫出售的一方當事人，也不會因期望獲得被現行市場視為不合理的價格而繼續持有資產。

（三）二者都為時點價值。市場價值反映評估基準日的市場真實情況和條件，對評估基準日以前及以后的市場情況和條件都未做出反映，公允價值反映的也是資產或者負債某一特定日期的價值。因此，在符合持續經營和會計準則計量屬性規定的條件下，會計的公允價值一般而言等同于資產評估價值中的市場價值。

四、資產評估與會計中“公允價值”的不同之處

（一）前提假設不同。會計的公允價值是建立在企業持續經營假設基礎之上的一種資產計量屬性，其作用是客觀地反映企業持續經營資產的實際價值。而資產評估的公允價值是行為目標和價值目標，其作用在于明確資產評估的行為方向和工作目標。資產評估是在交易假設、公開市場假設、繼續使用假設和清算假設等假設前提下進行的評估活動。資產評估中的公允價值的內在意義和外延比會計中公允價值的內在意義和外延寬得多。

（二）市場條件不同。會計中的公允價值產生的市場條件是公平市場，而資產評估中的公允價值包括正常市場條件下和非正常市場條件下的公允價值。由于資產評估要面對各種各樣的資產及市場條件，因此資產評估對處于正常市場條件下和非正常市場條件下的資產都要評估，但不論評估什么樣的資產和什么市場條件下的資產，估算出與資產自身條件和市場條件相一致的合理價值都是資產評估最為重要的任務。會計中的公允價值僅是資產評估中的公允價值的一部分，即正常市場條件下的公允價值的實現值。對資產評估來講，只要評估結果與被評估資產的實際情況相吻合，且符合交易各方的正當權益，此評估結果可以被認為是公允價值。

（三）性質不同

會計中的公允價值和資產評估中的公允價值性質是不同的。資產評估中的公允價值表明注冊資產評估師做出的評估報告客觀公正，也經得起市場和各方交易者的考驗。會計中的公允價值是一種計量屬性和一種計量方式，其在本質和性質上都有較大的差異和區別。

（四）表現形式不同。

會計中公允價值是歷史成本、可實現凈值、現行成本、現行市價和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等計量屬性的組合。公允價值在時間上沒有特定的導向，可以包括過去和現在，也可以包括未來。確切地講，歷史成本可以被稱為過去時點的公允價值，現行成本和現行市價被稱為現在的公允價值，而可實現凈值和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則是根據未來現金流量估計的公允價值。資產評估中的公允價值表現形式和會計不同，評估中的公允價值包括市場價值和非市場價值。市場價值是交易假設條件下與資產最佳用途對應的價值，以資產交易為假設前提，并不要求交易必須實現。最佳用途是指該項資產可能用途，能實現該被評估資產最大的價值。市場價值以外的價值是則是指投資價值、在用價值、清算價值、殘余價值。

參考文獻：

[1]全國注冊資產評估師考試用書編寫組，資產評估.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

[2]葛家澍，竇家春，陳朝琳.財務會計計量模式的必然選擇：雙重計量.會計研究，2010，（02）

第2篇：資產評估殘余價值范文

關鍵詞：商譽 評估方法 超額收益法 割差法

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企業間的競爭從國內競爭上升到國際間競爭，隨著競爭壓力的不斷增加，各企業間希望通過強強聯合的方式提升企業競爭實力，企業間并購熱潮興起，企業資產重組、改制等都迫切要求商譽價值有一套比較完善的評估方法。由此商譽價值評估就成為了合并會計處理的焦點，是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關注的問題，同時也受到企業越來越多的重視。商譽作為一項企業資源，被稱為最“無形”的無形資產，它能給企業帶來超額收益。目前，關于商譽價值評估方法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對于哪種方法更能真實反映商譽的價值卻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

一、商譽價值評估方法的選擇

目前國際通用的三種資產評估方法或途徑是成本法、市場法和收益法。成本法從資產的成本出發評估資產現在的價值；市場法從市場的角度，通過相類似資產的市場價格評估資產價值的方法。然而我們知道商譽價值的表現主要體現在未來給企業帶來的超額收益上，是在企業運營過程中慢慢積累起來的商業信譽，其成本根本無從追溯，因此，目前評估界很少有用成本法評估商譽價值的案例。再者，商譽作為一項特殊的資產是不能剝離企業存在的，而且商譽具有排他性，任何企業的商譽都不會等同于其他企業的商譽，所以，市場法中的類比參數很難確定，所以目前運用市場法進行商譽價值評估的案例也是很鮮見的。

商譽從其本質特征上來看是區別于無形資產的，商譽是在企業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與市場其他企業相當的情況下，企業收益高于市場平均水平的那部分收益，可以說是一種消費者偏好，消費者在購買其商品或服務時情愿多支付高于市場平均水平的那部分成本。由此出發，商譽價值評估不論是從“剩余價值論”出發還是從“超額收益論”出發都是要計算超出企業凈資產收益的那部分。

收益法是指通過估算被評估資產未來預期收益并折算成現值，借以確定被評估資產價值的一種資產評估方法。收益法的理論基礎是效用價值論，資產的效用越大，預計給企業帶來的收益越多，其價值也就越大。收益法評估商譽價值的主要參數包括預期超額收益、折現率和預期收益年限。計算公式如下：

評估價值=■Ri/（1+r）i （1）

式中，Ri：未來第i期的預期超額收益；r：折現率；n：預期收益年限。

從商譽的本質來說，商譽是能給企業帶來未來超額收益的不可確認資產。收益法正是通過評估資產未來期間給企業帶來的收益才評估資產價值的方法。收益法從商譽的本質即能給企業帶來未來超額收益的角度上評估商譽價值，更符合商譽的定義，因此，目前評估界傾向于以收益法評估商譽價值。國內外的學者針對企業未來超額收益的確定，企業整體價值的確定也做出了不少的改進，將生命周期理論和股票市場運用到其中，拓展了收益法評估商譽價值的思路。對于商譽價值就是企業在未來的生產經營過程中收到的超額收益目前無爭議，但是對如何合理公正的將超額收益即商譽價值測算出來尚無公認的方法。在具體操作上一般把收益法主要分為“超額收益法”和“割差法”兩種。

二、對超額收益法與割差法的評價

（一）對超額收益法的評價

把企業超額收益作為評估對象進行商譽價值評估的方法稱為超額收益法。超額收益法視被評估企業的不同又分為超額收益本金化法和超額收益折現法。

超額收益本金化法假定企業商譽一直存在并且商譽帶來的年超額收益每年基本沒有大的變化。其計算公式如下：

商譽評估值=企業預期年超額收益/使用本金化 （2）

其中：企業年超額收益可以用企業年收益額與行業平均年收益額的差額表示。

企業預期年超額收益=企業預期年收益-行業平均收益率×該企業各單項資產評估價值之和 （3）

超額收益折現法適用于超額收益年限可預測的商譽評估。其計算公式如下：

商譽評估價值=■ [Ri-（C×I）]/（1+r）i （4）

式中，Ri：企業預期第i年收益額；C：企業可辨認資產價值之和；I：行業平均收益率；i：折現率；n：預期折現年限。

從商譽本質特征來說，超額收益法更能體現商譽是能給企業帶來超額收益的資產的本質。目前理論界普遍認同超額收益法評估商譽價值，然而其評估結果的可靠度卻不容樂觀。

首先，觀察公式（3），我們不免產生疑問：被評估企業各單項資產評估價值之和能否代表企業可辨認資產的總體價值？由“協同效用理論”可知，資產間相互協調，共同作用的結果常常大于各單項資產單獨作用時所能產生的價值之和，也就是1+1>2的效用。因此，如此評估企業超額收益，會導致商譽價值的高估。

其次，超額收益法雖然體現了商譽能給企業帶來超額收益的本質特征，但是在評估過程中企業超額收益、折現率和折現年限的確定具有一定的難度。超額收益的確定主觀因素影響較大，如企業年收益額、行業平均收益率。企業年收益額的確定因為有企業的收益記錄，可根據企業預計在未來年度擬投入的資本增量以及相應的決策方案的改變，對企業未來收益進行預測，且比較合理也比較準確。然而，行業年收益率的確定就不那么容易了，信息化時代技術更新速度很快，整個行業的發展也非常迅猛，甚至一兩年的時間行業收益率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再者，商譽價值是企業在可辨認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與某企業相似情況下收益依然高于該企業的那部分價值，而行業平均收益率的測算是將整個行業都包含了進來，而整個行業中各企業的可辨認資產相差懸殊，尤其是某些無形資產比如商標權、專利權差異更是巨大，這就不可避免地將企業某些可辨認無形資產的價值轉移到了商譽價值上，導致商譽價值的高估。

（二）對割差法的評價

割差法是從剩余價值的角度來評估商譽價值的方法。即先評估企業整體價值，再減去企業可辨認資產價值之和的方法。其計算公式如下：

商譽評估價值=企業整體價值-企業可辨認資產價值之和 （5）

從本質上來說，割差法仍是采用收益法的原理，與超額收益法相比只是間接和直接的區別。運用割差法的關鍵是企業整體價值的評估，企業整體價值的評估可以用企業預期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表示，而企業未來現金流量可以通過企業生命周期理論和企業過去已有現金流量進行預測。在實際操作中有多種選擇，除了用企業預期凈現金流量評估外，還可以用企業預期凈利潤、企業預期利潤總額來評估，但是在評估過程中要選擇計算口徑相同的相對應的折現率。當用凈現金流量評估企業價值時，要選取行業基準收益率作為折現率，相應的凈利潤應選擇組合利率即安全利率與風險利率之和，利潤總額相應選取總資產報酬率作為折現率。

從公式（5）可以看出，割差法同樣也存在忽略企業各可辨認資產間“協同效應”的問題。但相對于超額收益法中先評估企業預期未來年收益，再確定行業平均收益率的評估原理，割差法中只需進行企業預期未來年收益評估就簡單可靠的多。目前理論界認為割差法從評估包含商譽價值的企業整體價值出發進而評估商譽價值，顛倒了主次，因而有研究者提出運用割差法評估商譽價值會將企業可辨認的尚未入賬的無形資產的價值轉移到商譽上，導致商譽價值的高估。

三、超額收益法與割差法的比較

從本質上講，割差法亦體現了商譽能給企業帶來超額收益的特征，只是收益法的間接形式罷了。為進一步說明兩者的關系，本文分別對超額收益法和割差法的公式（4）與公式（5）做如下變換：

超額收益法：商譽價值=R/r- C×I/ r （6）

割差法：商譽價值=R/r-D （7）

式中，R：企業預期年收益；C：評估基準日企業可辨認單項資產評估值之和；I：行業平均收益率；D：評估基準日企業可辨認資產公允價值總額；R：折現率。

（注：這里為方便比較，為排除殘值帶來的差異，假設商譽和企業能夠一直存續下去，并可給企業帶來收益）

公式（6）中減號后的式子C×I/ r表示的是企業可辨認凈資產的現值，公式（7）中的D表示的是企業可辨認凈資產的公允價值。從某種程度上說，公允價值可以用以公允價值為目的未來收益現值表示，兩者之間是互通的。由此可以看出超額收益法和割差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所以，筆者認為運用割差法評估商譽價值會將企業可辨認的尚未入賬的無形資產的價值轉移到商譽上的說法有失公平，因為從上面兩式可以看出，倘若企業存在尚未入賬的可辨認的無形資產，運用超額收益法同樣會將這部分價值轉移到商譽價值上。

然而，實際上不論是企業本身還是企業商譽都不可能一直存續下去，所以下面采用收益年限有限的假設對超額收益法和割差法進行對比。

超額收益法：商譽評估價值=■[Ri/ （1+r）i]- [C×I/（1+r）i ]（8）

割差法：商譽評估價值=■Ci/ （1+r）i+F/（1+r）n-D（9）

式中，Ri：企業預期第i年收益額；C：企業可辨認資產價值之和；I：行業平均收益率；Ci：企業預期第i年凈現金流量；F：第n年企業預期資產殘值凈現金流；D：企業評估基準日可辨認資產公允價值；I：折現率；N：預期折現年限。

公式（8）減號后的[C×I/（1+r）i ]與公式（6）中的C×I/ r相比，后者表示可辨認凈資產現值，而前者則少了一部分殘值收益的現值，即前者

綜上所述，無論是在存續年限無限的情況下還是在存續年限有限的情況下，超額收益法和割差法的本質是一樣的，其評估結果的差異主要是參數選定差異導致的。超額收益法和割差法相比，雖然表面上來看超額收益法更能體現商譽本質，但不論是在實際操作上還是結果的可靠性上都不如割差法。首先，企業未來收益評估比企業未來超額收益評估少了一些人為主觀因素的影響，前文已經論述行業平均收益率的選定有較大的不可靠性。其次，在一個市場比較成熟的行業里，不論是通過成本法、收益法還是市場法，企業各資產的公允價值都比較容易得到。再者，割差法若選擇用企業未來凈現金流量的現值來測算比用未來預期收益測算更符合投資決策的要求，也更客觀。由此，割差法評估商譽價值較超額收益法更具優勢，但割差法在具體操作時也存在高估商譽價值的問題。

四、割差法的改進建議

割差法評估企業整體價值的目的是為了評估企業商譽價值，那么公式（9）中的式子F/（1+r）n就應該去掉，因為商譽價值評估的理論依據是從資產在企業存續期間給企業帶來的收益出發的，殘值收入只是為彌補企業成本將資產本身出賣變現，并不是企業經營收益的一部分，所以，也就不應該放入商譽價值評估中，防止了商譽價值高估。改變后的割差法評估商譽價值的計算公式如下：

商譽價值= C×I/（1+r）i-D （10）

上式中等號右邊式子 C×I/（1+r）i表示的即為預計商譽存續期間企業收益的現值之和，包括商譽帶來的收益和企業可辨認資產帶來的收益，與企業整體價值相比，這里少了殘值收益。如上文所述，殘值作為企業成本彌補不應加到商譽評估價值上。該方法改進后有效地防止了一些企業故意高估可辨認資產殘余價值從而高估企業商譽價值的行為，減少了人為主觀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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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資產評估殘余價值范文

關鍵詞：知識產權；擔保歧視；融資；估價

中圖分類號：DF43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972（2012）02—0114—08

在融資實踐中，知識產權質押容易遭受歧視，削弱了知識產權的融資能力。研究和解決知識產權融資中的擔保歧視問題，將有利于全面利用知識產權，緩解知識產權優勢企業的融資困難。

一、知識產權擔保形式研究的觀點回顧

（一）知識產權質押說

知識產權質押說是主流觀點，權利質押理論支持了它。中國現行立法也采用了質押說。

近代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移植自西方。不平等條約使政府只擁有形式上的司法自，面臨中外知識產權糾紛時，民族產業資本的知識產權難以得到有效保護，產生各種“尋租”現象；知識產權保護尚且如此，知識產權利用就更易受到限制。直到民國時期的物權法，才規定知識產權可成為質權的客體：著作權、特許權、意匠權、商標權均屬之（“之”指無體財產權）。

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在制度上具有正當性。（1）知識產權質押完善了權利質押理論，使物權制度更加科學。質押更全面地發揮了知識產權的物權功能，提高了知識產權融資的可操作性。（2）從價值理論看，質押更充分地實現知識產權價值，有利于產權明確、預期盈利良好、可轉讓或可許可的知識產權發揮融資價值。（3）從現實需要看，知識產權優勢企業的核心資產是知識產權，難以構成傳統意義上的抵押物。質押說提供了一條重要的融資出路，有利于企業擺脫融資困境。（4）質押說給企業、銀行、資產評估中介帶來了合作機會，有利于各方探索經驗和融資創新，主動適應經濟的變化。

但是，質權對物權的行使構成限制，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出質后，出質人通常不得轉讓或者許可他人使用，從而妨礙了知識產權的全面利用。

登記制度能夠積極防控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的法律風險，但同時也把難以實現登記的知識產權排除在外，實際上限制了質押融資的范圍：中國的擔保法和物權法（“兩法”）只將專利權、著作權和商標權列入質押范圍。

（二）反對知識產權質押說

反對知識產權質押說的是少數觀點，具有邏輯優勢。法學理論為其提供了支持。

知識產權與其他權利在質物處分上存在差別。擔保法限制出質人實施知識產權，從而阻礙了時間性和資產專用性較強的知識產權的利用，不符合質權立法目的，應改采用出質人履行通知義務、收益向第三人提存、質權人主張轉讓或許可使用無效、行使撤銷權、借鑒擔保法第七十條等法律對策。而且，知識產權擔保物的擔保價值不完全基于擔保物的轉讓，更多地基于知識產權的預期現金流量；知識產權擔保價值更接近于抵押價值，而非轉讓價值。因此，知識產權質押說是值得質疑的。

1 法源解釋

大陸法系國家形成了三種立法體例：以占有方式區分抵押和質押；以標的物屬性為標準區分抵押和質押；不區分抵押與質押。中國的兩法以列舉方式來區分，區分標準多元化：在動產擔保中，轉移財產占有的是質押，不轉移占有的是抵押；在權利擔保中，不動產財產權利擔保是抵押，其他財產權利擔保是質押；在不動產擔保中，只設定以不轉移占有為要件的為抵押，可見知識產權擔保形式是質押。

再看英美法系國家。美國財產法把動產分為有形財產和無形財產，設立了“不動產擔保權益-抵押”和“動產擔保權益-質押”。《統一商法典》只列示了應收賬款類無形資產、本票等質押情形。這是否說明英美法系國家很可能缺乏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實踐？事實上，美國的風險投資很發達，其融資效率遠高于知識產權擔保。筆者在檢索相關的英文文獻時發現，提及“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的作者多具有中國背景。

可見，不同法源的國家對知識產權擔保形式的認識有差異。

2 質押理論分析

從占有看，抵押和質押的根本區別在于擔保生效后，擔保物是否被轉移占有。由于財產權利也可成為占有的客體（準占有），有人自然將知識產權歸為此類。但知識產權的無體性決定其承載的信息難以被單獨占有。因此有研究認為：知識產權被各國立法者進行類似動產的處理是“想當然的”

（缺乏邏輯基礎）；占有制度不適用于知識產品（知識產權的非物質性使其不存在被占有的空間；知識產權的公開性使其成為準公共品被同時占有和共同使用）；準占有亦不適用于知識產權（知識產權的獨特性使占有的權利推定效力難以發揮作用；登記使善意取得制度在專利權和商標權領域失去作用；取得時效在知識產權領域難以實現；占有保護請求權破壞了知識產權領域的抗辯制度）；知識產權質押合同是諾成合同，知識產權無法移轉占有；在知識產權上設質，質權設定人必須繼續行使權利（如商標）。知識產權質押具有不移轉占有和經登記生效兩大特點，因此有必要重新考察知識產權擔保究竟是質押還是抵押。

采用質押說還是抵押說，關乎如下問題。（1）擔保財產的使用和收益。抵押人能夠繼續使用抵押物并獲取收益，而質押人除非事先征得質權人的同意，不能繼續行使質押物或享有收益權。（2）擔保財產的重復抵押和再抵押。如果是抵押，知識產權人仍有權就該財產設定重復抵押和再抵押；但不能在質押財產上設定它們。（3）擔保權人的保管義務。抵押不轉移抵押財產的占有，抵押權人不承擔保管抵押財產的義務，而質押權人則需承擔該義務。

通過質押理論分析可知，知識產權擔保形式方面的分歧也是很明顯的。

3 債務期限結構理論分析

一方面，契約理論是債務期限結構理論的構成內容。知識產權擔保在融資決策、對知識產權的監管和質權的實現方面具有不完全性，與一般的權利質押存在區別。占有和準占有都不能適用于知識產權；適用權利質權的規定，會制約知識產權擔保的發展；將知識產權擔保簡單地歸為抵押或質押，都是不合適的；應該以收益控制為中心，利用并完善現有規定，使知識產權擔保成為與不動產抵押、動產質押、權利質押并列的一種擔保方式，構建起科學合理的知識產權擔保法律體系；知識產權質押在理論上和規則適用上的困境成為知識產權擔保融資發展的桎梏。可見出于監管和控制的需要，人們對知識產權擔保形式的認識是不一致的。

另一方面，知識產權質押往往用于短期債務融資。有研究表明，債權人能有效地對上市公司的高固有信息風險進行降低長期借款比例的調整。知識產權質押導致債權人為防范知識產權固有風險而降低債務期限（一種“逆向選擇”），導致企業債務結構不合理，缺乏中長期債務的支持，在企業產生有效現金流之前就被迫償還質押融資債務。筆者觀察了2010年發生的99起商標權質押，發現平均期限只有20個月，貸款期限在1年以內的有57起。

研究知識產權擔保形式是運用法律經濟學框架分析知識產權擔保歧視問題的邏輯起點。

二、知識產權擔保歧視現象及其經濟學解釋

從法學角度的分析表明對知識產權擔保形式的認識存在分歧。這說明知識產權擔保的潛在接受者會區別對待抵押和質押，形成歧視。應進一步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知識產權擔保歧視問題。

（一）知識產權擔保中的歧視現象

在擔保融資實務中，銀行易于接受房地產等實物資產；但在接受知識產權時則較為謹慎，甚至增加收費，從而出現對知識產權擔保的歧視現象。歧視的具體表現，（1）知識產權擔保融資不易被受理；（2）受理的知識產權擔保融資期限較短；（3）知識產權擔保融資的質押率低（質押率即實際融資額與知識產權評估價值之比，筆者隨機抽取2007年到2010年的34家企業商標權質押融資案例，發現除個別因政治聯系等因素影響的企業外，多數企業的質押率遠低于30%，而同期住房貸款的按揭率則在70%左右）。

1 影響知識產權擔保的因素

下列兩大類因素影響知識產權擔保能力并可能導致擔保歧視，其中價值因素是主因。（1）知識產權價值因素。知識產權價值由其預期能夠帶來的現金流量的現值決定，決定現值的兩個內生變量是預期現金流量和報酬率。所以，市場因素、經營管理因素、風險因素等都對知識產權價值產生影響。實務中是通過資產評估來發現知識產權價值的，決定融資額度的最主要參考依據也是知識產權評估價值。所以評估標準、評估政策、評估技術與方法也會對知識產權價值的評估結果產生影響。（2）融資因素。主要包括經濟調控政策、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包括知識產權融資服務體系的構建情況）、貸款決策的風險偏好、融資規模、企業信譽、政治聯系與估價操縱等影響融資行為的具體因素。

2 知識產權擔保歧視的經濟后果

知識產權擔保歧視降低了知識產權的實際融資能力。從微觀經濟主體看，擔保歧視降低了企業的知識產權利用水平，知識產權優勢企業難以獲得融資優勢。從宏觀經濟層面看，擔保歧視阻礙了知識產權融資和金融改革：不利于知識產權制度的維護、完善和發展，不利于促進知識產權的全面運用，難以充分實現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意圖；不利于改變銀行業的消極式風險管理，也不利于銀行業充分發展中間業務。

（二）“抵押歧視”理論

西方的研究者觀察到，在抵押融資的過程中存在因抵押人的收入、性別、年齡、種族、家庭地位、規模等不同而導致貸款待遇不同的歧視現象，通過經驗總結和理論化發展，形成了“抵押歧視”理論。貸款人因為歧視而對借款人采取差別待遇。知識產權所遭受的歧視主要是擔保物歧視和貸款規模歧視。

一方面，經濟學中一項交易完成的標志是報酬和風險已經轉移。在知識產權質押擔保融資中，與知識產權相關的報酬和風險仍然在擔保人一方，沒有完全轉移給擔保權人。顯然，知識產權擔保不是經濟學意義的交易，這帶來了知識產權擔保歧視問題。

對擔保人來說，知識產權質押擔保融資是外源融資中的債務融資方式。優序融資理論表明，公司融資決策的依據是融資成本，企業會首先選擇“零成本”的內源融資，然后才會選擇外源融資。然而中國的上市公司卻存在股權融資偏好。這解釋了知識產權擔保為何不受歡迎：既沒有內部融資的成本優勢，也不符合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

對擔保權人來說，知識產權優勢企業的實物資產價值較低，沒有貸款優勢；而且這類企業具有信貸融資偏好，導致其陷入外源融資困境。雖然知識產權擔保為這類企業提供了一個出路，但基于信貸配給理論，知識產權擔保必然遭受歧視。在Friedman的四類信貸配給中（利率或價格配給，借款人因借款規模受到差別利率待遇；見解分歧配給，借款利率偏高；紅線注銷，借款人在存款利率提高時被定量供給；純粹的信貸配給，同樣條件下借款人被區別對待），知識產權擔保物的價值不易確定，融資風險較高，遭受的是前三類配給，從而形成擔保物歧視。

另一方面，因規模效應，擔保權人也會歧視知識產權擔保。知識產權擔保的質押率低，單項貸款的規模小，擔保權人的貸款管理成本高，造成規模不經濟，形成規模歧視。

（三）資產專用性理論

資產專用性是指在不犧牲生產價值的條件下，資產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資產專用性會提高交易成本。知識產權資產必須符合會計資產的定義和確認條件。知識產權資產的專用性上升到受法律制度保護的“專有性”：強于一般資產，表現為獨占性和唯一性。

一方面，資產專用性抬高進入門檻形成局部的壟斷競爭優勢，提高企業的經營成果，從而有利于企業融資。

另一方面，資產專用性增加了擔保權人（貸款人）的交易成本，導致歧視。（1）由于專用性，擔保權人在知識產權信息方面處于弱勢，存在信息不對稱，需要付出額外的成本（經濟學上稱為成本），從而增加交易成本。（2）。由于進入門檻較高，當擔保人違約時，擔保權人有效利用知識產權的成本很高，從而難以親自實施知識產權。而且，企業的知識產權可能專屬于該企業，即使擔保權人獲得所有權，也無法運用該知識產權。（3）專用性提高了知識產權價值發現的難度，需借助第三方來加以合理保證，以提高發現的公信力。這樣提高了融資的成本，導致歧視。

三、解決知識產權擔保歧視問題的對策體系

綜上所述，從法學角度看知識產權擔保歧視主要源于國家的制度缺陷（法律風險）；從經濟學角度看主要源于企業的知識產權運營（經營風險）、中介機構的知識產權估價（估價風險）和貸款人的交易成本（融資風險）。其中，確定知識產權擔保價值是核心問題，知識產權擔保價值與風險有內在聯系。換句話說，擔保權人不易“感知”知識產權擔保價值，從而形成歧視。利用知識產權價值發現的基本原理，科學地進行知識產權估價是解決擔保歧視的必由之路。

（一）完善知識產權擔保法律規范，降低法律風險

無論采用質押說、抵押說，都應以知識產權法為中心，完善知識產權擔保的法律規范，降低法律風險，確定知識產權擔保價值。知識產權擔保的法律和經濟屬性包括：權利主體明確，屬于財產權，可轉讓，可出質，權利憑證可交付，質權可登記，權利價值可量化，具有一定的融資規模，具有較高的預期回報率。其中，法律屬性是前提和基礎。

1 權屬明確

知識產權擔保要求權屬明確，融資實踐倒逼相關法律規范的完善。在理論上，財產擔保通常不改變財產占有現狀和所有權。但知識產權專用性強，設立擔保后，擔保權人難以限制法律所賦予知識產權的派生權利。擔保權人關心的是貸款安全，要求知識產權的權屬穩定。應通過完善知識產權法來實現兩法的規定，進一步明確知識產權質權效力，以保障擔保權人的合法利益，消除擔保歧視。

2 財產權

知識產權與所有權、人身權、繼承權等相聯系，具有雙重屬性。在知識產權擔保中，需要完善法律規范，建立風險分散、補償的法律機制，以妥善處理知識產權的人身權等其他權利屬性給擔保帶來的不利影響。例如，商標權上附著了企業信譽、產品質量、管理層人格魅力等信息，在極端情況下會使知識產權價值歸零（如三鹿商標），給擔保權人帶來巨大損失。

3 轉讓與出質

知識產權轉讓、出質的前提都是權屬明確。兩者差別在于：轉讓后知識產權人不再繼續保留相關的風險和報酬；而出質后知識產權人繼續占有知識產權、享有收益并承擔風險。因此，知識產權法應處理好“擔保人正常實施權利、擔保權人要求限制過度實施權利”的矛盾。

4 交付與登記

知識產權的無形性導致其轉讓時的交付過程特殊，需要借助權利憑證、合同等法律工具嚴加規范。登記是知識產權擔保的必備要件，能防范擔保風險，保障當事人的權益。同時也應研究不具備登記條件的知識產權的替代管理辦法。

（二）提高知識產權運營成果的確定性，降低經營風險

設立擔保后，擔保人繼續占有、使用和管理知識產權。加強管理、降低知識產權運營成果的不確定性是維護和確定知識產權擔保價值的重要保障。

1 可行性決策

知識產權的運營要借助商業模式，利用可行性研究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進行判斷，避免將資源投入到可能會失敗的項目中去。成功的運營是知識產權價值得以實現的前提，也是實施擔保融資的基礎。

2 預期回報率

以項目管理形式對知識產權運營成果進行財務預測，采用科學的預測方法事先估計和通過有效的管理實現預期回報率，將有利于確定知識產權價值。

3 融資規模

擔保權人的信貸管理成本與貸款規模成反比，使其對融資規模有偏好。反過來看，若由中小銀行來實施知識產權融資，對融資規模的要求會降低，從而能緩解擔保歧視。

（三）建立知識產權價值評估規范體系，降低估價風險

“權利價值可量化”提出兩項要求：目標知識產權具有可量化的屬性；知識產權評估結果具有公信力。從技術層面看，需要通過統一評估技術規范、政策規范和評估標準來提高知識產權評估的公信力。

1 技術規范

知識產權擔保價值與預期收益有關，包括以何種收益率進行量化、量化過程中的具體影響因素等。（1）確定價值類型。可從市場價值、投資價值、在用價值、清算價值、殘余價值中分析確定。應明確地提出知識產權擔保凈值的概念，即目標知識產權在評估基準日的價值等于假定未設定法定優先受償權利下的市場價值減去評估師認定的法定優先受償價值。（2）確定預期收益率。通過計算節約成本、增量收益或超額收益的內含報酬率來確定知識產權的預期收益率，即通過加權平均資本成本調整法、累加法或直接觀察法計算得出折現率。（3）確定影響因素（設定參數）。即預測財務信息，包括營業收入和現金流等。需要綜合考慮：增長率、利潤率、稅率、營運資金和資本性支出；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相關的政府政策；匯率、通貨膨脹率、利率；許可費率；等等。

2 政策規范

公允的知識產權擔保價值信息能夠有效消除擔保歧視，一般要靠政策規范進行強制披露。（1）提高評估公信力。第一，對評估過程中的關鍵技術問題確立趨同的處理原則，從程序上而非只是數量上規范知識產權評估業務。例如，建立并共享評估參數數據庫。第二，建立并嚴格執行資格準人制度，確保評估師的專業勝任能力、職業道德和獨立性。第三，借助行業自律機制對評估師進行再監督，根據評價結果淘汰劣者。第四，建立和共享評估專家庫，增強評估師處理隱性知識的能力。第五，建立和共享評估案例庫，提供學習和交流平臺。（2）強化價值認知。金融和資產評估等有關部門要引導銀行業建立知識產權擔保業務指導規范，鼓勵采取積極的風險應對策略，消除“不作為”式的歧視行為。第一，開展業務培訓，幫助金融從業人員、評估師、知識產權管理人員普及估價知識，促其認識到知識產權融資的重要性，提高工作能力。第二，建立合理的風險分散機制，由國家（財政補貼、稅收優惠）、金融機構（強化管理、建立相關撥備、貼息）、保險機構（商業保險、再保險、理賠補貼）和企業或個人（保費補貼、資產減值損失準備）共同承擔知識產權擔保風險。

3 評估標準

評估標準常以準則、指南或指導意見的形式，是最高層次的評估工作規范，具有權威性。建設高質量的評估標準有利于消除擔保歧視。（1）現有評估標準及其不足。目前已經建立的三項評估標準，在實務中不敷使用。第一，處理復雜知識產權的能力差。商標權擔保融資很活躍，但缺乏專門的評估標準。第二，可操作性差，過于依賴評估師的職業判斷，不同評估師的評估結果差異大，評估缺乏公信力。第三，評估方法有限，與知識產權利用形式的多樣化和盈利模式的靈活性不相適應。（2）繼續加強評估標準建設。知識產權擔保的各利益主體都應參與評估標準的制定，通過提高公信力來解決擔保歧視問題。第一，知識產權專家，最了解知識產權的自身規律，能夠準確把握評估標準是否存在偏頗。第二，評估師，擅長價值發現和量化，是評估工作的最終執行者，最關心標準的可操作性。第三，銀行，最關心知識產權擔保價值，尤其是違約時的變現價值。第四，知識產權人，熟知知識產權的特點，通常也是知識產權的實施者或商業利益的實現者。基于貸款安全，在實務中評估師往往站在銀行的立場，因此知識產權人最關心標準的公允性。第五，政府，從監管的需要出發，最關心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金融秩序的穩定，是維護準則無偏性的中堅力量。這樣，各參與方經過博弈建立的評估標準是“最大公約數”，有利于消除知識產權擔保歧視。

（四）構建知識產權擔保融資服務體系，降低融資風險

從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試點情況來看，形成國家知識產權局、銀行等金融機構、資產評估機構和企業四方參與的局面，缺乏知識產權擔保融資的服務體系，無法有效降低融資風險。整個服務體系至少還缺以下環節。

1 保險業參與

由于知識產權的運營風險大，擔保融資的風險相對較高，需要保險業的全面參與以分散擔保風險。但保險業對此不夠熱心，原因在于目前知識產權擔保的規模小、保費低、風險高。應通過財政補貼保費的形式，或者建立政策性保險機制，使商業保險機構能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全面參與知識產權擔保融資業務的保險活動。

2 擔保機構介入

在貨幣緊縮政策時期，擔保機構能獲得發展機遇，主要業務為投資擔保、融資擔保等財產擔保和純粹的信用擔保。但擔保機構還沒有全面介入知識產權擔保融資業務，導致銀行等金融機構在開展知識產權擔保貸款業務時面臨一定的風險敞口。要刺激擔保機構介入，就必須在提高知識產權價值穩定性的基礎上，大力開展企業的反擔保業務，降低擔保機構的風險。

3 知識產權融資平臺

知識產權融資平臺包括交易平臺、信息平臺和市場平臺。其中市場平臺是最終目標。交易平臺有助于擔保權人在擔保人違約時處置知識產權。信息平臺把知識產權擔保活動的參加人聯系在一起，還提供知識產權本身的相關信息。建設知識產權融資平臺的責任在政府，應進一步完善地方融資平臺。

4 律師服務

知識產權融資中的法律風險會帶來嚴重經濟后果，因此與實物資產擔保融資相比，知識產權擔保融資更需要律師的專業服務。政府應在逐步擴大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規模的基礎上，引導律師進人該領域開展法律服務。

5 財政參與

對特殊的知識產權擔保融資領域，如政府鼓勵的戰略新興產業等，應提高財政的參與度，加大財政貼息的力度，引導信貸資本進入。

四、結語

中國的擔保立法選擇了質押說，似乎給知識產權擔保形式的論爭做出了裁判。然而，即使是其他大陸法系國家，也提供了不同的選擇與立法范例，更不用說英美法系國家了。美國財產法雖將知識產權明確列入其調整范圍，實務中卻只有抵押的判例。事實也證明，美國沒有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成功的案例。雖然反對知識產權質押說的聲音較小，但卻通過法理分析，揭示出了一個重要問題：知識產權質押說容易帶來擔保歧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