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式博弈的混合戰略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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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標準式博弈的混合戰略范文

關鍵詞：納稅遵從；稅收管理；博弈

中圖分類號：F81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納稅遵從，是指納稅人遵照稅法及稅收政策，向國家正確計算繳納應繳納的各項稅收，并服從稅務部門及稅務執法人員符合法律規范的管理行為。納稅遵從反映了稅收征管的質量和效率，是稅收征管的最終目標。稅收管理與納稅遵從是稅收征管最本質、最核心的兩大因素，在稅收征管現代化的進程中，由于征納雙方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差異性，再加上雙方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的長期客觀存在，納稅遵從與稅收管理兩者博弈是一個永恒的話題。經濟決定稅源，但稅源不等于稅收，在稅源一定、稅法不變的前提下，稅源轉化為稅收的多少主要取決于征管能力和水平的高低，而稅收征管水平和納稅主體遵從程度是緊密聯系的。

二、納稅遵從與稅收管理博弈分析

在傳統的納稅遵從經濟學分析中，逃稅問題通常被視為一種資產組合選擇：申報的收入被看作是一種零回報的安全性資產，而隱瞞的收入則被看作是一種有回報的風險性資產。假定納稅人和稅務機關的目標都是追求預期收益的最大化，納稅人所選擇的遵從形式是向稅務機關如實申報應稅收入，所選擇的不遵從形式是故意低報應稅收入。故意低報收入被查獲后不僅要補稅，而且要受到處罰。為了便于分析，還假定稅收管理便捷、高效，因而納稅人的遵從成本很小，可以忽略不計；稅務機關的檢查能力足夠強，并且高度廉潔，依法治稅，因而違法的納稅人不可能通過賄賂等手段使稅務執法人員。根據博弈論原理，可構建稅務機關和納稅人的博弈模型，列出對應于不同策略組合的效用矩陣。

1、博弈模型基本假設。設納稅人的實際應稅收入為I，向稅務機關申報的應稅收入為D（D小于或等于I），適用比例稅率t（t

2、混合戰略納什均衡。根據雙方博弈的假設條件，得到征納博弈的收益矩陣，如表1所示。（表1）

在征納博弈中，參與者所選擇的戰略既可能是純戰略，也可能是混合戰略。在純戰略選擇的情況下，由于檢查概率和逃稅概率要么為0，要么為1，因而征納雙方的博弈不存在均衡解。現在分析博弈雙方選擇混合戰略情況下的均衡問題，即參與人以某種概率分布隨機選擇不同行動達到的均衡狀態。對納稅人和稅務機關而言，選擇混合戰略就是分別選擇一定概率的遵從或者不遵從和一定概率的檢查或者不檢查，也就是說檢查概率P和逃稅概率r都不等于0。當納稅人在欺騙與不欺騙情況下所獲得的預期收益相等，并且稅務機關在檢查與不檢查情況下所獲得的預期收益也相等時，兩者間的博弈就達到了一種混合戰略納什均衡，可以求出兩者間的均衡解。

（1）檢查概率的均衡解。給定檢查概率p，納稅人選擇逃稅和不逃稅時預期收益分別為：

選擇逃稅時的預期收益：

G1=［（1-t）I-ft（I-D）］p+（I-tD）（1-p）

選擇誠實納稅時的預期收益：

G2=（1-t）Ip+（1-t）（1-p）

令G1=G2，解得p=1/（f+l）

（2）逃稅概率的均衡解。給定納稅人的逃稅概率r，稅務機關選擇檢查與不檢查的預期收益分別為：

選擇檢查時的預期收益：

R1=［tI+ft（I-D）-C］r+（tI-C）（1-r）

選擇不檢查時的預期收益：

R2=trD+tI（1-r）

令R1=R2，解得r=C/t（f+l）（I-D）

根據求解結果可知，當稅務機關以p=1/（f+l）的概率進行檢查，納稅人以r=C/t（f+l）（I-D）的概率逃稅時，征納雙方的博弈達到均衡狀態。這一均衡解意味著，逃稅程度隨著稅務檢查的邊際成本的提高而提高，隨著處罰率的提高而降低。

3、博弈均衡的啟示。首先，稅收管理廣度與納稅遵從度具有相關性，稅務機關檢查的概率越大，納稅人偷逃稅的機會成本就越大，相對來說納稅遵從度越高；其次，稅收管理深度與納稅遵從度有很大的相關性，查獲率與偷稅概率成反比；再次，處罰力度越大，違法風險越大，違法成本越高，納稅遵從度越高。在適度管理中，管理與遵從呈正比關系，在過度管理或管理不到位情況下，管理與遵從則呈反比關系。要在征納博弈中取得最佳效果，必須正確把握管理與遵從的閥值，也就是博弈均衡點，使之從強制型遵從向自覺型遵從轉變。

三、納稅遵從影響因素具體分析

征納博弈的結果就是能夠達成征納雙方都接受的一種均衡，但在現實中，納稅人對稅務部門的行為、信息了解得比較清楚，而稅務部門對納稅人的信息了解得相對不夠，這種信息的不對稱，使得納稅人有機可乘。有研究數據顯示，在我國現有納稅人中，40%的納稅人自覺遵從稅法，30%的納稅人通過輔導遵從稅法，還有30%的納稅人遵從度不高。應當說，這一遵從度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不小，造成這一狀況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稅收管理因素。在管理措施上，主要表現在征管力量分布不均，稅源管理比較薄弱，征管力度不夠，導致偷逃稅成為部分納稅人經常使用的小伎倆，初犯轉變成慣犯，形成心理適應。同時，影響原本具有良好稅收遵從意識的納稅人，造成其心理失衡，從納稅遵從轉變不遵從，形成惡性循環；在管理手段上，稽查查獲率與涉案定罪率偏低，處罰率低。在現實征管中絕大部分都取最低限處罰，沒有根據偷稅性質、情節、數額大小等標準進行處罰，這對少數存在僥幸心理不依法納稅的企業，根本起不到震懾作用。

2、納稅遵從成本因素。納稅人遵從成本高而不遵從成本低是重要原因。征管業務流程較為繁瑣，納稅人面對兩稅務征管機構，使遵從成本偏高。而納稅人不遵從成本較低，對不遵從稅法所受到的處罰偏輕和罰款數量規定上的彈性安排，加之稅管人員的主觀隨意性，使納稅人的不遵從成本微乎其微，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納稅不遵從的主觀故意。

3、法制因素。稅收法律環境是規范征納關系的剛性環境，能促使稅務機關依法治稅，納稅人依法納稅，而我國還沒形成良好的法律環境，表現為：稅收法律制度不夠健全和完備，這給了納稅人鉆法律空子的機會，引發了懶惰性不遵從行為；稅收執法程序不規范，稅收執法手段軟化，納稅人逃稅成本小于遵從成本；稅收司法保障體系不健全，納稅人偷漏稅的僥幸心理增強。

四、基于稅收管理影響提升納稅遵從的建議

盡管納稅遵從受到法律制度等客觀因素的影響，但稅務機關與納稅人的博弈分析告訴我們，優化稅收管理能夠有效提升納稅人的遵從度。理解稅法是遵從的基礎，降低辦稅難度是遵從的保障，而嚴厲打擊不遵從則是對遵從的最好鼓勵。

1、樹立“人性化”征管理念，提供“專業化”稅務咨詢。提高納稅遵從首先要從稅務人員理念的轉變上著手，要建立有效的納稅人訴求和反饋機制，充分傾聽并汲取納稅人的意見，以“更容易、更節省、更人性化”為核心制定遵從規劃。要從方便納稅人辦稅而不是從方便內部管理出發來設計征管流程和相關信息系統。要本著公開、負責的態度與納稅人交流潛在的不遵從風險并指導其主動糾正，而不是利用信息不對稱保持手中權力的神秘感。其次，稅務部門應根據納稅人個體情況，從復雜的稅法體系中梳理出適合的部分，提供“個性化、專業化、人性化”的輔導，并加強后續的跟蹤管理。

2、開展流程再造，降低辦稅難度。辦稅流程越復雜，納稅人承擔的時間成本、貨幣成本、心理成本等遵從成本就越高，納稅人遵從度也越低。因此，我們需要以納稅人為中心開展流程再造，簡化納稅程序，統一報表資料報送要求，實現納稅人一次提交資料，后臺信息共享。要加強業務部門之間的統籌，避免各業務部門與同一納稅人多點接觸，多頭管理，讓納稅人在設定的辦稅流程中以較低的成本獲得較優質的服務。要加強征管手段的信息化建設，擴大網上申報的稅種，擴充申報表填寫引導、自動計算、自動糾錯等功能。此外，應盡快完善信譽等級管理，通過為誠信納稅人提供“綠色通道”以顯示對稅收遵從者的鼓勵。

3、加大查處力度，增強稅法威懾力。納稅人受不完全信息和認知能力的限制，對一項稅收不遵從行為將面臨多大風險是無法完全準確判斷的。如果納稅人能高估違法受罰的風險，那么其從事不遵從行為的風險愛好動機將減弱。這種高估，一方面取決于法定的處罰標準；另一方面根據其他違法納稅人實際受到的處罰程度來定，特別是在法定處罰標準彈性比較大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因而，要加強對故意不遵從的打擊，對輕微的涉稅犯罪，也不輕易放過，增大稅收不遵從壓力，使納稅人內化稅收威懾。

（作者單位：1.山東財政學院MBA教育中心；2.山東省寧陽縣國稅局）

主要參考文獻：

[1]劉振彪.我國稅收遵從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財經理論與實踐，2010.5.

第2篇：標準式博弈的混合戰略范文

【關鍵詞】創業板;新股發行;不完全信息;博弈

一、現象說明

2009年10月23日中國證券市場期盼已久的創業板正式啟動,10月30日首批28家公司集中上市。在這28家公司中,通過研究數據,可以看出首批上市公司都存在市盈率過高的現象,平均市盈率為56.7,甚至有兩家上司公司的市盈率突破了100。

緊接著,11月14日晚間深交所披露第二批8家創業板公司發行公告,超出市場各方的預測,第二批次的公司發行市盈率再創新高,龍機電發行市盈率更是高達126.67倍。從第二批8家創業板公司公布的發行價來看,其發行市盈率遠高于第一批,平均市盈率達到了83.59倍

此后,一些創業板股票相繼發行,但是市盈率仍居高不下,創業板新股發行呈現出高發行價、高市盈率、高溢價的特點,“新股上市存在超額報酬率的說法”①。而其中,星輝車模更是在發行7天之后破發,新股不敗的神話已被打破。

以上數據來自新浪財經網finance.省略

創業板高價發行的現象引起了各方的關注,市場對與創業板高價發行的現象爭論不休,在如此之高的市盈率之下,一二級的價差被拉大,二級市場的中小投資者面臨著較高的風險,同時,高價發行業在一定程度上給上市公司帶來風險。對于創業板高價發行的原因,各方多有爭執,有人認為是上市資源的稀缺性照成的,也有認為是機構熱捧照成創業板定價偏高,下文從博弈的角度來說明創業板定價過高的原因。

二、博弈分析

(一)模型選擇

IPO新股定價過程分為兩部分,首先是通過合理的估值模型估計上市公司的理論價值,其次是通過選擇合適的發行方式來體現市場的供求,并最終確定價格②。上市公司新股的價格一般由上市公司和承銷商一起制定,高的發行價將對兩者都具有一定的好處,雙發是利益共同方,因此,在此博弈中,筆者將上市公司和承銷商統一作為一個博弈主體(下文簡稱發行人)。再由于新股發行時,發行人披露發行價格、公司情況等信息在先,然后為機構投資者再根據這些信息作出決策,基于上述特點,筆者認為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比較貼近一級市場新股發行的特點,因此選擇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來求解發行人選擇高價發行的博弈解釋。

(二)基本模型的假設條件

由于發行人和機構投資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只有發行人知道股票的類型(類型分為價值型和投機型),而機構投資者由于信息來源不夠充足等條件限制,不能完全清楚上市公司真正的類型,只知道公司股票為價值型的先驗概率為,為“投機型”的先驗概率為。發行新股之后,機構投資者通過觀察發行人制定的價格高低,判斷上市公司類型的后驗概率為:(價值型|買入)、(價值型|不買)、(投機型|買入)、(投機型|不買)。

(三)數據解釋

到為發行人對其發行股票的收益。如果發行人制定的價格高于他的真實價格,為了避免此行為被機構投資者發現,發行人將會采取一些掩蓋手段,如更改公司信息等,這些行為將會給發行人帶來成本,因此我們假定為“掩蓋成本”。 到為機構投資者對購買股票的預期收益。為了簡化模型我們將機構投資者沒有購買股票情況下投資者和發行人的預期收益都假設為0。

(四)博弈均衡

當-,-時,分步博弈模型存在一個精煉貝葉斯分離均衡:(價值型,高價,買入)。此時,發行人的選擇是,當新股類型為價值型時制定高價,當新股類型為投機型時制定合理價格。機構投資者對發行新股類型的判斷為:P(價值型|高價)=1,P(投機型|合理價)=1,P(價值型|合理價)=0,P(投機型|高價)=0,即機構投資者從發行人制定的價格中判斷公司類型。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達到分離均衡的情況下,發行人的行為取決于對制定高價的收益期望。

當,并且,則該博弈存在精煉貝葉斯混同均衡:(高價,買入)。即無論新股是價值型還是投機型,發行人都會選擇發行高價股票。而機構投資者無法從發行人行為中獲得信息,仍然維持對新股類型的先驗概率π和1-π。但由于投資者對新股未來預期收益大于0,機構投資者將選擇買入。

(五)結論

從以上分析結果中,我們可以得出下列結論:

發行人股價的制定受到其對收益的預期及投資者對收益的預期的影響。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創業板的股票價格被高估。發行價制定的較高,承銷商能從中得到更多的業務收入,而上市公司就能募集到更多的資金,這些資金可以成為企業的資本公積金,促進企業成長。另一方面,相對高的股價可以促使外來的參股者用同樣資本只能獲得相對比較少的股份,也就無形中保證了公司的管理層對公司的經營權。但有一點仍需注意,價格也不能制定得太高,一旦超出了界限,股票將少有人問津。

三、監管部門與發行人之間的博弈關系

下面分析監管部門與發行人之間的博弈關系。我們假設,監管部門將有可能對發行人的誠信給予事后監督,如果發現欺騙或者是違規行為,將采取嚴厲的懲罰措施。

(一)模型選擇

該博弈有兩個主體,為監管部門與發行人,由于這兩者之間存在監管與被監管的關系,監管部門會在事后對發行人進行監督,發行人會采取一些措施掩飾自己的違規行為(發行人的違規行包括對發行書的造假、通過推介報告和控制網下有效申購百分比,抬高發行價格等)。因此,他們不會選擇一個特定的純戰略,而偏向于以特定的概率隨機地選擇不同的純戰略,給其他參與者造成不確定性③。因此,選擇混合戰略納什均衡來分析兩者之間的博弈關系。

(二)博弈假設

假設是發行人發行合理價位新股時的收益,是在監管部門不實施監管的條件下發行人發行高價新股的收益,為在監管部門實施監管的條件下發行人發行高價新股的收益,由于發行人在存在一些違法行為時必須規避監管部門的事后監管,因此存在一定的成本時存在成本,稱為“包裝成本”④, 是發行人被監管部門查處出違規行為時面臨的罰款等處罰的損失總和(包括物質和名聲上的損失),為監管部門采取監管而發現發行人存在違法行為時的各項收益和(包括物質和名聲上的收益),為監管部門實施嚴格監管而高于實施一般監管的成本。在混合戰略的條件下,監管部門不知道發行人是否有違規行為的概率(),發行人也不知道監管部門進行嚴格監管的概率(),同時我們假定在監管部門進行嚴格監管時能夠查出發行人違規行為的概率為()。

(三)博弈分析

博弈矩陣圖3.1所示

從發行人的角度出發,當監管部門實施嚴格監管的概率時,最優的策略是不進行違規;當監管部門實施嚴格監管的概率時,最優的策略是進行違規。從監管部門的角度出發,當發行人存在違規行為的概率時,最優策略是對發行人實行嚴格監管;當發行人不存在違規行為的概率時,最優策略是對發行人實行一般監管。

根據結果可以得知,的值取決于監管部門實施嚴格監管而高于實施一般監管的成本,監管部門采取監管而發現發行人違規行為(包括物質和名聲上的收益)以及監管部門進行嚴格監管時能夠查出上發行人存在違規行為的概率。因此,可以通過降低監管部門實施嚴格監管的成本,提高監管部門發現上市公司違規的收益和提高監管部門檢查出公司違規行為的概率來有效地降低發行人選擇違規的概率。

而的值取決于發行人存在違規操作比不違規操作的額外收益,監管部門進行嚴格監管時能夠查出發行人違規的概率,發行人被監管部門查處出違規時面臨的罰款等處罰的損失總和(包括物質和名聲上的損失)以及發行人為規避監管所產生的“包裝成本”。因此,可以通過提高監管部門的監管能力和發行人的包裝成本來降低發行人違規的概率。也可以通過減少發行人違規時所得的收益來減低此概率。

四、提出建議

針對創業板新股的高價發行,筆者從上述分析入手,提出了一些建議:

1、制定合理的定價方式和新股定價指標,可以選擇合理的因素作為IPO價格的標準,讓價格真正地反映出企業的價值。同時要充分利用路演的作用,了解市場和投資者的需求,讓價格反映出供求關系。

2、在定價市場話的基礎上,監管部門應該對創業板上市公司的超額募資規模進行限制,可以對超額募資征收一定的稅費,嚴格控制企業為了獲得更多的募集而超高價發行的行為,導致市場風險過大,損害投資者的利益。

3、監管部門應該加強對上市公司及承銷商的事后監管力度,并輔以嚴厲的懲罰。

4、提高上市公司的逃避監管的成本,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有效的真實的信息,同時要提高監管部門的水平,并且要求監管部門要對上市后公司所披露的信息進行嚴格地審核。

參考文獻

[1]Ibbotson R.Prince Performance of Common Stock New Issue[J].Journal of Finance Economic,1975,2:235-272.

[2]李維熊,宋冬林.中國創業板[M].長春出版社,2001.

[3]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第3篇：標準式博弈的混合戰略范文

關鍵詞:職業院校 學生管理 博弈

中圖分類號:G7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6-147-02

一、引言

“博弈論是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的時候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的，又稱為對策論。”近年來，博弈論已被廣泛應用于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和文化學等研究領域，并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博弈論不僅是一種理論知識，更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將博弈論引入教育管理領域，能夠使教育管理問題得到全新的方法論指導。

目前，職業院校的學生多數文化基礎較薄弱，自我管理能力較差，學生管理工作成了職業院校發展的瓶頸。學生管理是職業院校管理工作的重點，沒有良好的學生管理體系，學校就不可能獲得長足的發展，更無法達到培養人才的目的。因此，面對有著多樣性需求和不同層次的學生，探求如何進行有效管理是必要的，是職業院校學生管理中不可忽視的問題。學校對學生的管理歸根結底是對學生心理活動的管理，因此，要做好學生管理，必須研究學生的心理和行為規律，并以此來制定管理策略，選用管理方法。參與職業院校學生管理活動的各主體的行為是一個動態的、相互影響和制約的博弈過程。本文正是從博弈論的角度對學生管理問題進行探討。

二、職業院校學生及學生管理工作的特點

（一）職業院校學生的特點

職業院校的學生除了具有同齡學生的一般特點外，還具有以下幾方面特點：

1.文化基礎薄弱，自我學習能力不強。職業院校錄取學生時，分數線大多在300分至400分之間，部分學生甚至低于300分。這樣的中、高考成績從總體上可以反映出這一層次學生的為文化基礎薄弱，學習能力較差。薄弱的文化基礎給他們的入校后的學習帶來一定的困難，容易導致學生喪失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2.人生態度比較目標不明確。職業院校的學生在中學往往屬于“差生”“后進生”，是常被老師和同學看不起的“弱勢群體”。很多學生存在自卑心理。他們的學習態度和人生態度多數比較消極，人生目標不明確。甚至有少數學生由于受到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形成不良的價值取向。

3.依賴性強，自我管理能力差。職業院校的學生基本上都是在新時期成長的獨生子女，從小事事由父母操心，逐步養成了對外部管理的依賴，自我管理能力較差。一旦離開父母進入學校，在處理學習、生活等問題時，很多學生會感到茫然，需要得到學校、老師的幫助和鼓勵。

（二）職業院校學生管理工作的特點

職業教育是人人成功的教育，不是淘汰選拔的教育，所以職業院校學生的管理必須從生源的基礎素質出發。職業院校要隨時準備接受多樣性的學習者，制定多樣性的入學標準和辦法，設計多樣性的學習內容、學習方式、結業方式，滿足社會多樣化需求。學校在教學方面按適用和就業的標準設計職業技術教育課程體系，按照人人成功的理念設計學生考核和激勵機制，重視的是“合格”而不是“選優”。由于學生是有感彩的人，對學生的管理常常是不可預測的，需要因人而異、因材施教，所以在學生管理上要有多種準備，要有廣泛的適應性。

三、博弈模型的建立與分析

(一)博弈的要素

1.參與人。博弈的主體是職業院校和學生。他們的目的是通過選擇行動或戰略最大化自己的支付水平。

2.行動。是參與人職業院校和學生在博弈中某時點的決策變量。文章用H1=（努力，不努力）表示可供學生選擇的所有行動的集合，用H2=（獎勵，不獎勵）表示可供學校選擇的所有行動的集合，針對學生努力或不努力的行為，學校可以選擇采取獎勵的手段進行激勵，或者不予任何獎勵。

3.信息。行動順序和行動空間是職業院校和學生的共同知識。

4.支付。在學生付出努力的情況下，學校的收益為R：一旦發現學生不努力，就對其實行懲罰F，此時學校的收益只有W。學生努力時付出的成本是C，學校給學生的獎勵是π，且π＞C，學校對學生進行監督管理的成本為D。

（二）模型構造及分析

本文用不完全信息的混合戰略博弈模型來表述職業院校與學生的行為選擇，對學生管理的相關因素進行分析。

職業院校選擇模型。假定職業院校以α的概率選擇對學生進行管理，1－α的選擇不管理；職校學生以β的概率選擇努力學習，以1―β的概率選擇不努力學習；學生努力而得到獎勵的概率為V，不努力受罰的概率為θ，博弈模型用圖1表示。

在上述模型中，U（F）是學生被懲罰的效用損失，U0是學生不努力學習所得效用。職業院校選擇管理與不管理的期望效用分別是：

E1=β（R-Vπ-θF-W）+θF+W-D

E2=βR+（1-β）W

高校行為要達到納什均衡時，必須有E1=E2,即

β（R-Vπ-θF-W）+θF+W-D=βR+（1-β）W

可得：

學生努力的期望效用為E3=αγU（π）-C；學生不努力的期望效用為U0-αVU（F）。學生的行為要達到納什均衡，必須有E3=E4，可得

α=（C+U0）/[VU（π）+θU]（2）

由（2）式可知：如果學校管理的概率大于（C+U0）/[VU（π）+θU]，學生就選擇努力學習；如果學校管理的概率小于（C+U0）/[VU（π）+θU]，學生就選擇不努力學習；當學生管理的概率等于（C+U0）/[VU（π）+θU]，學生隨機選擇努力或不努力學習。

四、結論與啟示

1.職業院校學生的行為選擇是管理制度的函數。學校的管理制度約束了學生行為的選擇集，學生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中將選擇不同的行為方式。如在上述的職業院校與學生的博弈模型中，對選擇努力學習的學生給予獎勵，促使其自覺地強化和保持努力行為；對選擇不努力學習的學生給予懲罰，促使其自覺地抑制和取消不努力行為，則學生選擇努力行為的概率增大。同時，由于懲罰所得變為學校的監督收益，使學校監督成本下降，監督概率增大，學生不努力行為被查處的可能性增大，不認真學習等行為相應減少，學生選擇的努力行為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大。因此，學生的行為選擇是管理制度的函數，科學、合理的管理制度的設置將有效地規范職業院校學生的行為。

2.處罰力度是參與人行為的函數。職業院校對學生的處罰力度要根據學校的監督概率的大小和學生服從不服從管理，做相應的減弱或加強。但處罰不能太小，否則可能起不到應有的教育效果。

3.職業院校在學生管理中應科學地運用激勵措施。學校管理歸根到底是對學生心理活動的管理，也就是說要做好學生管理工作，必須研究學生的心理和行為規律，并以此來選用管理方法，制定管理制度。職業院校招收的學生文化成績偏低，學生自卑情緒嚴重，自控能力不強，違紀犯錯現象比較常見。但是，職校學生的追求和向往并不比其他學生差，他們需要得到更多的理解、關愛和幫助。職校學生的以上特點要求在教育管理實踐中，學校和老師必須弄清楚學生的各類需要，采用相應的激勵措施調動學生的積極性。

管理學中激勵理論的借鑒與運用，為職業院校的學生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工作思路，可以克服傳統學生管理工作的過度剛性，克服管理方法的公式化和簡單化，由于激勵理論具有平等性、啟發性、情感的感染性等特點，強調人性化教育和柔性管理，注重個性和情感因素的充分發揮，因此符合當代職校生的思想、心理和行為特點，必將成為職業院校學生管理工作順利開展的有效手段。學校通過運用有效的激勵措施，可以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能動性，使之以最大的熱情投入到學習和工作中，充分發揮職校生的最大潛能，從而更好地實現教育管理目標。

此外，職業院校在制定獎學金和其他獎勵措施時，應針對后進學生設立一些獎項，使得他們有可能實現目標，這樣的措施對后進生才具有激勵作用。職業院校重視的是“合格”，而不是“選優”，所以，學校應該改變現有單一的評估體系及考評措施，設立諸如“進步獎”等獎項，激發后進生的積極性，使得他們能夠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

4.強化學生管理，形成嚴格的校風、學風。對學校而言，形成良好的風氣很重要，對學生而言，形成良好的習慣很重要。尤其對自我管理能力較弱的職校學生。學校加強管理，能促使學生走向自覺，學校放松管理，學生容易松懈。所以，職業院校應該在學生管理方面加大力度，切實強化學生管理，以樹立嚴格的學風、校風。這樣雖然會增加學校的投入，加重老師的負擔，但是會對學生的行為產生積極的影響，并有助于學生逐步養成良好的學習和生活習慣。

五、結語

學生管理工作一直都是職業院校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隨著人才觀、教育目的觀轉變，勢必要求職業學院改革以往的學生管理制度，創造新的管理制度。因此，職業院校應將學校管理制度的建設與創新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學校在學生管理了工作中要科學合理地運用激勵措施、懲罰措施，創建良好的校風與學風，促使每個學生循著正確的方向努力。

參考文獻：

1.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付宜新,王玉.淺談高等職業院校學生管理中的分層管理.太原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

3.余佳華，王庭.激勵理論在高校學生教育管理中的應用.皖西學院學報，2007（1）

（作者單位：山西電力職業技術學院 山西太原 030021）

第4篇：標準式博弈的混合戰略范文

關鍵詞：農村金融；監管；納什均衡

一、我國農村金融監管存在的缺陷

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一個分工負責、相對獨立的金融監管組織體系，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不斷加強。但從審慎性風險監管和農村金融市場發展的實際情況看，現行的農村金融監管體制還存在許多缺陷，尚不能有效監控農村金融風險。集中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風險控制主體缺位，使監管難以全面有效

一個有效的金融風險控制體系應由三個系統構成：市場約束條件下的外部銀行、證券、保險風險監控系統、被監督金融機構自身內控系統與社會監督體系。但目前這三個體系均存在問題：首先外部監管系統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由于機構、人員、素質有限難以有效監管。由于歷史遺留，農村金融機構并不在三會有效監管范圍之內。缺少了必要的約束機構，農村金融機構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能力不強；其次被監管農村金融機構，如具有國有商業銀行和準集體性質的農村信用合作社，由于產權制度和法人治理結構的缺陷使得內控機制難以有效建立，內部資產結構不合理，資產負債率高，流動性資產比重低，農村信用合作社運作帶來了很大的風險性。第三社會監督體系發展滯后，外部審計服務機構行為不規范、不誠信，輿論監督、信息披露制度尚不健全，也是農村金融機構監管不足因素。

(二)農村金融監管目標錯位，使外部監管職能難以充分發揮

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集金融監管、維護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多重職能于一身，在缺乏存款保險制度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大前提下，監管部門在對農村金融機構監管的時候，只得以犧牲監管效率、降低監管要求或與監管對象某種程度的妥協來維護社會、金融穩定；同時復雜的內外部條件和環境的制約，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利益的影響，監管權力與責任不對稱，給三會對其監管帶來了難度；再加上農村金融機構具有很大的扶農性，政策性的特征與商業銀行的特性有很大的差異，使得三會對商業銀行的監管措施在對農村金融機構監管時顯得不足，金融監管職能難以充分發揮。

(三)監管機構之間、監管機構與中央銀行之間信息不對稱，難以形成高效監管合力

目前，銀行、證券、保險三大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機制尚不健全，中央銀行與監管機構信息難以共享。監管機構基本上處于分兵把守，各自為戰的狀態，監管的政策措施相互重疊或相互抵觸的現象時有發生，中央銀行與金融監管部門在金融機構出現流動性風險或退出市場等救助方面，由于信息不對稱。可能造成由于中央銀行救助過度，導致金融機構和金融機構負責人的“能力風險”和“道德風險”，或為金融機構提供了監管套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可能由于救助不足影響整個金融穩定。

(四)監管理念落后、監管內容陳舊，使得監管效率很低

目前世界通行的金融監管理念早已越過行政管理和合規性監管時代，取而代之的是以風險管理為核心、涵蓋從準入到退出的一整套完整的監管內容和體系，即預防性為核心的事前監管、金融稽查或檢查、維護性的事后救助監管等完善的監管內容和體系。而我國農村金融監管理念還基本上停留在機構、業務審批和合規性檢查階段，而非現代意義上的金融監管。對農村金融機構，尤其是農村信用合作社日常經營活動的風險和合規性監管非常不夠。

農村金融中很大一塊是農村信用社的監管，為了更具體更深人地分析農村金融，細化到農村信用社的監管這個分枝上，并引入經濟學上的博弈論來分析這一問題。希望能通過這深入淺出的分析管中窺豹，對農村金融監管能了解地更好。

二、我國農村金融監管模型分析――農村信用社納什均衡分析

農村信用社的金融監管是指金融監管的特定主體對農村信用社的市場準入業務經營及市場退出等進行全方位監督管理的活動。作為政府宏觀經濟調控及規制金融活動的一項重要手段，其基本含義是維持農村信用社安全及穩健經營，從而從整體上確保農村金融體系的安全和農村金融秩序的穩定。目前農村信用社的金融監管機構有：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省級聯社。長期以來，中國人民銀行按照對商業銀行的監管模式對農村信用社進行監管，這與農村信用社的經營現實存在著較大差別，而且中國人民銀行身兼兩職的職能沖突必然導致對農村信用社的監管的削弱。中國人民銀行在對農村信用社的金融監管過程中監管效率不高，難以適應農村金融發展的要求。

具體體現為：人民銀行直接行使行業管理職能，集金融監管與行業管理于一身，金融監管定位不準，監管責任不能有效落實，監管責權不對稱，監管程序不完善。由于監管和自律相混合導致農村信用社外部約束乏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信用社開展農村金融業務的行為可有兩種純策略選擇：即信用社是選擇合理經營(可持續方式)，還是不合理和違規經營(不可持續方式)。合理經營時信用社的收益為v，不合理和違規經營時收益為u，假定u>v，政府在金融監督方面也有兩個可供選擇的純策略：檢查與不檢查。假設政府檢查需耗費一定的費用c，一旦發現信用社進行不合理和違規經營，則處以懲罰f，在這個博弈中，信用社與政府的決策，均由雙方獨立做出。即一方在做出選擇時。不知道另一方的選擇。同時假定兩局中人對各種情況下各自的得益是清楚的。在此假定前提下。將信用社與政府的博弈作為完全信息靜態博弈來考察，二者的博弈矩陣如圖1所示。

(一)當v>u時，納什均衡是(可持續不檢查)

(二)當v>u-f時的情況

l、f

2、f≥c時，納什均衡是(不持續檢查)

(三)當u>v>u-f時的情況

1、f

2、f≥c時，純戰略的納什均衡不存，但存在混合戰略的納什均衡

用v代表政府的檢查概率，即政府檢查的概率為y，不檢查的概率為1-y。x代表信用社不可持續的概率，即信用社選擇不合理和違規經營的概率為x。合理經營的概率為1-x。給定x時，政府選擇檢查(y=1)和不檢查(y=0)的期望收益分別為：πG(1，x)=(f-e)x+(-c)(1-x)=fx-h

πG(1，x)=0x+0(1-x)=0

解πG(1，x)=πG(1，x)，得x*=c/f

即如果信用社選擇不可持續的概率小于c/f，政府的最優選擇是不檢查，如果

信用社選擇不可持續的概率大于c/f，政府的最優選擇是檢查。如果信用社選擇不可持續的概率等于c/f，政府可隨機選擇檢查或不檢查。

同理，給定y時，信用社選擇不可持續和持續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πE(y，1)=(u-f)y+u(1-y)=u-fy

πE(y，0)=vy+v(1-y)=b

解πE(y，1)=πE(y，0)，得y*=(u-v)/f

即如果政府檢查概率小于(u-b)/f，信用社的最優選擇是不可持續方式，如果政府檢查概率大于(U-v)/f，信用社的最優選擇是可持續方式，如果政府檢查概率等于(u-v)/f，信用社可隨機選擇可持續或不可持續方式。即混合策略納什均衡為(c/f,1-e/f)，((u-f)/f，1-(u-v)/f)。其意義是在均衡情況下，信用社以h/f的概率選擇不合理和違規經營。以1-h/f的概率選擇合理經營，政府以(u-v)/f的概率選擇檢查，以1-(u-v)/f的概率選擇不檢查。

以上經濟博弈分析的啟示是：信用社選擇不合理和違規經營的概率與政府檢查的費用c成正比，即可理解為政府查處的難度越大，檢查費用越高或檢查效率越低。則信用社違法的行為就越多；但與政府的處罰力度f成反比。而政府檢查的概率與信用社不合理和違規經營所得的額外利益u-v的大小成正比，即其利益越大，則違法行為就越多，從而檢查也多；而與政府對信用社的懲罰力度f成反比。從中可以得出，整頓農村金融市場秩序，促進信用社進行農村金融資源的可持續開發。政府應該積極采取各種措施增大實行可持續經營的信用社的經營收益。同時，政府應降低實行不合理和違規經營的信用社的非法所得，加大對信用社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等。當u-v=0時，信用社就不會有不合理和違規經營的利益沖動了。政府還應多方面多渠道地進行金融法律法規宣傳，教育，提高信用社及員工的可持續經營意識，積極引導信用社走上可持續開發的道路。

三、農村金融監管制度的對策

(一)轉變監管理念，建立全新的監管思想

我國農村經濟的脆弱性。正式金融的高風險性和非正式金融的不規范性，決定了我國農村金融監管的復雜性。因此，農村金融監管制度改革與創新既要借鑒現代金融監管新思想和成功經驗，又要立足我國農村金融實際，實現我國農村金融監管理念的三個轉變。一是由合規性監管向合規性和風險控制并重監管轉變。既要加大風險監管力度，完善風險監管方式、方法，防止風險積累擴大，又要加強合規合法經營監管，維護農村金融市場秩序和農村金融穩定。

(二)由封閉控制型向開放透明型轉變

在不涉及國家秘密和金融企業商業秘密的前提下。按照有關規定公開監管政策規定、監管程序辦法和各類監管信息、報告。這樣不僅有利于保護存款人利益，也有利于實現外部監管信息共享，約束監管人和被監管人行為，還有利于引導金融機構和投資人投資和理財行為。三是由隨機粗放監管向制度化、集約化監管轉變。切實解決監管制度規定和流程過于原則、監管內容過于粗放、檢查監督過于隨機等問題，引進國際規范的監管方式、方法。二是加快修訂相關法律法規，健全和完善農村金融監管法律體系，規范監管準則和標準，規范市場準入規則，規范有問題的金融機構的處理和救助，明確停業整頓、關閉金融機構的標準與程序。以及存款人利益保障措施等，建立起全面、科學、操作性強、約束力大，與國際慣例接軌，又與我國農村金融實際相結合的銀行、證券、保險監管法律體系。

第5篇：標準式博弈的混合戰略范文

【關鍵詞】公用事業；財政補貼；效率；改革

1.研究背景及意義

城市公用事業是指所有為公眾提品和服務的產業和活動，主要包括公交、郵政、電力、供水、電信等行業。它作為現代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關系老百姓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與我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密切相關。因此，各地政府都把發展城市公用事業作為城市發展目標，作為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

而如何發展好城市公用事業呢？只依靠市場競爭機制來解決這個問題是否可行呢？城市公用事業不同于其他的行業，它在實現自身經濟效益的同時，還要實現巨大的社會效應。沒有社會效應，城市公用事業就喪失了存在的價值基礎；沒有經濟效益，城市公用事業就無法生存，社會效應也無從實現。顯然，這兩個目標是要共同發展，高度統一的。所以，城市公用事業這種二重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能只依靠市場競爭機制，政府必須對這項事業進行財政補貼。而如何能夠更有效地利用財政政策發展城市公用事業，這就對我國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本文意圖解決的問題

在我國各項城市公用事業中，財政補貼是廣泛存在的，它一方面保證了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有利于經濟的穩定和社會的安定，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會降低補貼的效果，而且還會使國家背上沉重的財政負擔。

當前我國財政補貼政策出現的問題如下：

第一，財政補貼固化，妨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

城市公用事業的特點決定了它需要政府的支持，但并不表示它不需要市場競爭的激勵。在我國，由于長期以來公用事業服務以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提供為主，以政府計劃安排為主，這種缺少競爭而帶來的冗員嚴重，官商作風，服務拖延，投資浪費等問題，已成為難以克服的障礙。

第二，財政補貼方式運用不當，造成了財政補貼支出效益低下，不利于提高經濟效益。

目前我國補貼的方式主要是對國有企業的直接財政補貼，而這種補貼方式對資金的浪費程度是最大的。因為這種補貼方式會助長企業的“偷懶”作風，致使國家的很大一部分財政補貼被用到修補企業的經營性虧損了，久而久之，就會使企業的經營效率越來越低，虧損越來越大，從而陷入一個惡性循環。

第三，缺乏科學的補貼機制。

目前我國多數城市尚未形成規范、統一的財政補貼測算方式，對公用事業企業的補貼往往由政府與企業經過協商后確定補貼額，而這兩者往往相互扯皮，最終得出的補貼數額缺乏科學依據。

以上這些在財政補貼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表明我國對城市公用事業的財政補貼效率低下，未能實現國家財政補貼的目標。所以本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來提高對城市公用事業財政補貼的效率？

3.財政政策支持城市公共事業發展的理論綜述

財政補貼的理論：

3.1 財政補貼的定義

本文從狹義和廣義兩方面來理解財政補貼的定義。

首先，從狹義方面，補貼是一種政府政策，旨在援助一個或多個行業，往往能夠為補貼受體（接受補貼的個人、團體、企業、行業或地區）帶來財政收益。

但是，從行業的角度看，政府向行業轉移資金和政府放棄正常情況下行業本應繳納之稅之間有何差異呢？假如政府要求一家新開張的公司支付營業執照稅，若該公司同時也接受政府津貼，其金額剛好等于應繳納的營業執照稅，毫無疑問，這種以津貼形式提供的支付構成了一種補貼。還有另一做法，即政府可能不提供津貼，但也不征收營業執照稅。上述兩種情形，即政府提供津貼和放棄稅收，對這家公司的影響是相同的，因為接受津貼的公司實際上無需自己掏錢繳稅。顯然，無需資金直接從政府手中轉移到個人或公司手中的政府政策，也可能構成一種補貼。因此，要判定一種政策是否構成補貼，關鍵應看其效果，因而從廣義方面補貼的定義是極其廣泛的。

3.2 財政補貼的分類

第一，按財政補貼的方式分類。

（1）價格補貼

所謂價格補貼，是國家為了安定城鄉人民生活，加強國民經濟薄弱環節，支出財政向企業或個人支付的和價格政策有關的補貼。價格補貼是財政補貼的主要內容，在財政補貼中所占的比重最大。

（2）企業虧損補貼

所謂企業虧損補貼，是財政向由于按國家計劃生產經營而出現虧損的企業提供的補貼。企業虧損補貼分為政策性虧損和經營性虧損兩類，所謂政策性虧損，是指企業因受國家經濟政策影響而發生的虧損，其責任主要在政府而不在企業，這類虧損應當由政府給予財政補貼。所謂經營性虧損，是指企業由于經營不善而導致的虧損。

第二，按財政補貼的手段分類。

（1）明補

所謂明補，就是指政府以現金形式直接將財政補貼給予受補貼者，其直接效果是增加受補貼者的收入。明補一般有兩種標準：一是希克斯標準，即在價格發生變化后，補貼將使價格變動前后消費者的效用水平不變；另一種為斯拉茨基標準，即價格發生變動后，補貼使消費者能夠買到原有的商品組合。

（2）暗補

與明補相對的另一種補貼形式是暗補。所謂暗補，就是政府將補貼給予向最終消費者提供商品和勞務的價格，提高最終消費者的福利水平。

3.3 城市公用事業的行業特點

第一，城市公用事業的二重性。

城市公用事業的二重性是指該行業內商業性與公益性并存。城市公用事業的二重性是內在相互矛盾的，商業性要求收回利潤而公益性要求放棄利潤。由于城市公用事業為城市生產生活提供基礎，它是城市的一種必需品，所以其提供方式不能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價格機制來實現，而要以實現最廣大人民的福利最大化為出發點。這樣若過分強調企業的商業性，會使社會總福利受損；若過分強調企業的公益性，企業也不能生存，從而也會損害社會總福利。

第二，城市公用事業的外部性。

所謂外部性是指個人經濟活動對他人造成的影響，而又未將其計入市場交易的成本與價格之中。外部性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兩種。正外部性就是指某項經濟活動使他人或社會受益，但是受益者無需支付代價；反之，如果經濟活動給他人或社會造成損失，而此經濟活動的行為主體又無需做出補償，便稱之為負外部性。

3.4 城市公用事業財政補貼的必要性

根據以上分析的城市公用事業的二重性和外部性的特點，我們可知財政補貼對城市公用事業的建設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化解城市公用事業二重性矛盾的根本出路就是將二者分離，由城市公用事業企業體現商業性而由政府來體現公益性，將公益性的責任從企業轉移到政府身上。這樣不但分擔了企業的沉重負擔，同時也會激勵企業為社會提供更好的服務，對全社會的總福利都會有很好的影響。另外城市公用事業的正外部性也決定了政府必須對城市公用事業進行扶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城市公用事業才能為社會創造更大的價值。

4.城市公用事業財政補貼存在問題的經濟學分析

以上分析的關于城市公用事業存在的問題（見2本文意圖解決的問題）說明我國現在的財政補貼政策效率低下。所以，首先，需要具體明確城市公用事業財政補貼效率的涵義。補貼效率有廣義和狹義兩層涵義，廣義的補貼效率是指政策效果是否符合政策目標，或者說多大程度上實現了政策目標；狹義的補貼效率是指補貼是否區分了，或者說多大程度上區分了經營性虧損和政策性虧損。

城市公用事業財政補貼政策的主要政策目標有兩種，一是體現公益性，二是解決城市中存在的實際問題，所以當討論廣義的財政補貼效率時，可以簡單的從這個角度去判斷。而在補貼的具體過程中，補貼是否存在浪費，補貼資金是否為企業彌補了不應該存在的經營性虧損，則是研究狹義的補貼效率是需要關注的。本文要討論的效率問題主要是基于狹義效率的涵義。

下面我們以城市公用事業中的公交業為例來分析一下財政補貼低效率的原因。

目前，國內大多數城市公交均采用直接授權經營（均是國有獨資公交企業），由政府直接撥款彌補政策性虧損。補貼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1）根據企業申報的上年度財務決算和本年度運營計劃確定補貼額。這種方式是過去一直沿用的，這種方法補貼額計算比較簡單。但公交企業虧多少就補多少，使企業降低成本和增加收入的積極性下降。（2）車公里補貼。按運營里程和運營車輛數的綜合水平確定補貼額。（3）人公里補貼。按運營里程和客運量的綜合水平確定補貼額。與上述補貼方式相比，這種方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消除企業的運營部門單純追求行駛公里而忽視客運量的服務弊端。以上幾種方法各有其優缺點，下面我們采用混合戰略納什均衡博弈來分析第一種方法中效率低下的原因。第一種方法中政府是按照企業提供的數據來為企業提供財政補貼，這時企業提供的虧損數據中有可能包含著政策性虧損和經營性虧損，政府只想為企業的政策性虧損買單，因為只有這樣它才能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但它并不完全掌握企業的成本以及市場需求等方面的信息，所以政府在實際監管過程中，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如何判定公交企業上報成本的真實性，政府為此要付出高昂的監管成本，而企業若虛報成本的話，它就會的得到用政府財政補貼彌補其經營性虧損的好處。所以，在這個博弈中我們要討論的是企業和政府的行為，設定a是由于公交企業如實上報成本信息，給整個社會增加的福利值；C是政府對公交企業實施監管所付出的成本；F是政府對公交企業虛報成本進行的罰款，如表2.1所示。

其中，a是公交企業上報的真實成本，并約束本企業的行為，從而給整個社會帶來的福利增加值；C是政府對公交企業進行監管所支付的成本；F是政府發現公交企業成本虛報信息后進行的罰款。我們假設C

已知B，政府部門選擇檢查（A=l）和不檢查（A=0）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El=（a-C+F）B+（a-C）（l-B）=BF+a-C

E2=0+a（1-B）=a（1-B）

政府監管部門行為均衡時E1=E2，解得=C/a+F。即公交企業成本虛報的概率小于C/a+F時，政府部門的最優選擇是不進行檢查；當供水企業成本虛報概率大于C/a+F時，政府部門的最優選擇是實施檢查。當虛報成本概率等于C/a+F時，政府可以隨機選擇。

已知A，公交企業選擇成本虛報（B=l）和成本真實的期望收益（B=0）分別為：

E3=-（a+F）A+0（1-A）=-（a+F）A

E4=-aA+（-a）（1-A）=-a

公交企業行為均衡時E3=E4，解得A*=a/a+F。即當政府監管部門檢查的概率小于a/a+F時，公交企業的最優選擇是虛報成本；當政府監管部門檢查的概率大于a/a+F時，公交企業的最優選擇是上報真實成本；當檢查概率等于a/a+F時，公交企業可以隨機選擇。

因此，混合戰略納什均衡是：A*=a/a+F，B*=C/a+F，即政府部門以a/a+F的概率進行檢查，公交企業以C/a+F的概率選擇虛報成本。

此博弈中，在某種假設條件下，政府對公交企業的制約關系可以歸納如下：如果公交企業上報虛假成本信息被政府發現后，政府對其的懲罰F越大，公交企業虛報成本信息的可能性就越小。但是如果政府進行監管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C，政府監管的積極性就大大降低，從而導致公交企業虛報成本的現象增多。但是如果政府實施監管就會使社會福利增值a變大，政府的檢查概率也會提高，因而公交企業不敢隨意虛報成本。

以上我們用經濟學分析了公交行業財務補貼中的效率低下問題，并初步找到了解決辦法。對于整個城市公用事業，我們要面對的是更加復雜的問題，但它們的本質原因都是相同的，下面我們根據現今我國城市公用事業建設的實際情況，提出一些解決城市公用事業財政補貼效率低下的建議。

5.構建中國城市公用事業財政補貼體系和完善補貼政策的可行性建議

第一，政企分離，重塑政府監管結構與職能。

實現政企分離是政府監管體制改革的前提和必要條件，其目的是要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高效率的政府監管機制和企業經營機制。

第二，完善補貼政策。

城市公用事業民營化之后，政府為履行公共服務職責，必須在公共財政做出適當安排。具體說來，就是要對因政府政策造成的損失給予財政補貼。例如對公交業的油價補貼、社會福利補貼等等。因為公共交通服務屬于準公共產品的范疇，市場機制難以成分發揮調節作用。政府必須進行有效的干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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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娜.對我國財政補貼的經濟分析[D].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06.

[3]于良春.論自然壟斷與自然壟斷產業的政府規制[J].中國工業經濟，2004（02）.

第6篇：標準式博弈的混合戰略范文

關鍵詞：中小企業；專業治污；監管機制；博弈

一、 引言

目前，我國中小企業有4 000萬家，貢獻了全國60%的GDP、50%的稅收和80%的城鎮就業，中小企業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小企業這一成績的取得是以其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為代價。隨著國民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民眾對環境質量的要求提高，環保意識日益增強，強化中小企業污染物治理及排放的監管成為我國環保工作中的重點任務。

由于我國中小企業規模小，數量眾多（占我國企業總量的99%以上），且分布非常分散，幾乎每個鄉村都有中小企業存在，因此，由中小企業實施現行常用的分散治污會導致以下問題：（1）中小企業無力支付治污設備購置成本；（2）治污設備重復投資；（3）治污技術不過關，治污不達標；（4）治污量小，達不到治污經濟規模；（5）中小企業過于分散，環保部門無法進行全面監控。而通過將中小企業集中到一起進行生產（如集中到工業園區），并由專業的治污公司對所有中小企業排放的污染物進行治理，則可以有效地解決以上問題，因此，集中生產，專業治污，成為我國許多地區廣泛采用的中小企業治污模式之一。

隨著集中生產，專業治污模式的廣泛實施，國內外學者也對其展開了研究。Zhu通過對德國、日本和美國的實證研究發現，集中治污是小型電鍍企業治理重金屬污水的最優模式；鞠建林以浙江省紹興縣集中治污工程為例，分析了浙江集中治污實踐所取得的成效；張景明則以江蘇省常熟市服裝水洗企業污水處理為例，研究了集中治污模式的主要優勢；劉天蓉通過對寧夏吳忠市采用集中制漿，專業治污策略治理造紙企業所產生污染物的實證研究發現，該市造紙企業污水治理在“十一五”期間取得明顯效果；胡新平和黃波通過建立集中治污模式下的博弈模型，研究了集中治污模式下中小企業排污監管機制。但以上文獻均未研究專業治污模式下政府如何通過監管成本、檢查頻率、違規排放處罰金額及守法治污獎勵金額等常見監管策略的制定，設計出具有可操作性和針對性的中小企業排污監管機制，來防范中小企業的偷排行為，并對專業治污企業的治污定價行為進行規范。

基于此，本文通過構建專業治污模式下政府和中小企業間的排污監管博弈模型，研究如何針對專業治污模式下中小企業生產及排污行為的特征，通過監管成本、檢查頻率、違規排放處罰金額及守法治污獎勵金額等常見監管策略的制定，設計出可操作性強的中小企業排污監管機制，防范中小企業排污行為和專業治污企業定價行為，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為政府環保政策的制決策借鑒。

二、 中小企業專業治污監管模型

1. 問題描述。某地有多家生產同一種產品的中小企業，其生產過程中會產生一定的污染物，污染物的生成量與企業的產品產量正相關。污染物若直接排放到環境中會造成一定的環境破壞和社會福利損失，且污染物所造成的環境破壞和社會福利損失與污染物排放量相關。

由于中小企業的數量多且分布廣，不利于政府進行規制監管，加上中小企業難以獨立承擔購買治污設備的費用，且由其分散會因達不到規模經濟而導致治污資源浪費，或因治污設備或技術落后而達不到治污標準，因此，政府將這些中小企業集中在一起進行生產，并引入專業治污企業治理其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治污企業根據中小企業向其排放的污染物數量收取治污費用。

由于污染物造成的環境破壞和社會福利損失是由整個社會承擔，中小企業所承擔的部分幾乎為0，而治污費用則是由中小企業自己承擔，因此，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中小企業，在面臨眾多競爭對手和激烈的市場競爭時，自然會選擇偷排污染物，以此降低治污成本和總成本，提升其競爭力。為此，政府需要強化對企業的排污行為的規制和監管。但是，政府的監管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若要完全杜絕中小企業的偷排行為，政府所付出的監管成本可能過高，甚至高于因污染物減少而增加的社會福利，反而得不償失。因此，政府需要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制定對中小企業偷排行為的規制和監管策略。

此外，治污企業的治污收費也會對中小企業的生產及排污策略產生直接的影響，因此，政府也不能完全由其自主制定收費價格，需要對其定價策略進行相應的規制和指導，以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

2. 模型建立。某地有n家生產同一產品的中小企業，中小企業i（i=1，2，…，n）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數量？著i為其產量qi的函數，即？著i=？著i（qi）。中小企業i為了降低成本，可能會偷排污染物，其偷排概率為？茲i。污染物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ci為偷排量？著′i的函數，即ci=ci（？著′i）。

政府將所有中小企業集中到一起進行生產，并引入專業治污企業對其污染物進行治理，治污企業按中小企業向其排污量以單位價格p收取治污費用。

為了防止中小企業i（i=1，2，…，n）偷排，政府對其進行規制和監管，其監管策略為：按？酌i的概率對其進行檢查，檢查成本為si，發現偷排行為的概率為？準i，且為檢查成本的函數，即？準i=？準i（si），且滿足？準i（0）=0，？準i（∞）=1，？準′i（si）>0，？準″i（si）

由此可得，中小企業專業治污博弈的支付矩陣如表1所示。

三、 中小企業專業治污監管機制

由表1可以看出，中小企業環境規制博弈沒有純戰略納什均衡，只存在混合戰略納什均衡，求解可得政府的檢查概率？酌i和中小企業i（i=1，2，…，n）的偷排概率？茲i分別為：

由（1）式可得結論1如下。

結論1中小企業的偷排概率隨政府獎勵金額、單位污染物罰金、污染物偷排量及偷排行為被發現概率的增加和降低；隨政府檢查成本的增加而提高。

證明：分別求中小企業的偷排概率關于政府獎勵金額、單位污染物罰金、污染物偷排量的一階偏導數可得， ？墜？茲i/？墜？琢i

結論1表明，隨著政府對按規定排污行為的獎勵金額的提高，中小企業遵守排污規則的收益提高，因此，中小企業偷排的意愿和概率就會降低。而隨著偷排導致的單位污染物罰金提高，偷排成本上升，中小企業就會降低偷排概率。污染物偷排量提高意味著偷排總量一定的情況下，偷排次數減少，即偷排概率降低；此外，一旦偷排被發現，面臨的罰金也越高，偷排成本越大，偷排概率就會降低。而偷排行為越可能被發現，中小企業自然會減少偷排行為。隨著政府每次檢查成本的增加，政府為了降低總檢查成本，自然會減少檢查頻率和次數，雖然檢查成本的增加會提高政府發現中小企業偷排行為的概率，但是由于檢查成本的邊際效率遞減，政府發現偷排行為的概率并非與檢查成本成比例增長，隨著每次檢查成本的增加，中小企業偷排被發現的可能性降低，中小企業自然會提高其偷排的概率。

由結論1可以發現，隨著政府檢查成本的降低，中小企業偷排的概率也會降低，由（1）式還可以看出，當政府檢查成本趨近于0時，中小企業偷排的概率也趨近于0，因此，為了防止中小企業偷排，政府可以加大排污監管的固定投入，從而盡可能降低政府的檢查成本。如國內外一些地區通過建立排污在線監控系統，對排污企業進行24小時在線監控，環保工作人員只需能登錄在線監控中心網站就可以隨時檢查企業排污情況，將政府的檢查成本降到幾乎為0，從而使得企業沒有機會偷排。由此可得結論2如下。

結論2政府應加大中小企業排污監管的固定投入，以盡可能降低檢查成本，從而杜絕中小企業偷排行為。

證明：結論2的證明可由以上分析得出。結論2證畢。

由（2）式可得結論3如下。

結論3政府進行檢查的概率隨治污企業單位治污收費和中小企業偷排數量的增大而提高；隨政府檢查成本和發現中小企業偷排的概率，以及中小企業單位污染物罰金和由政府獎勵所獲收益的增大而降低。

證明：分別求政府進行檢查的概率關于治污企業單位治污收費、中小企業偷排數量、政府檢查成本、政府發現中小企業偷排的概率、中小企業單位污染物罰金、中小企業由政府獎勵所獲收益的一階偏導數可得，？墜？酌i/？墜p>0，？墜？酌i/？墜？著′i>0，？墜？酌i/？墜si

結論3表明，隨著治污企業單位治污收費的提高，中小企業的治污成本增大，為了降低其治污成本和總成本，提高其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中小企業就會提高偷排的概率，增加偷排次數，為了降低中小企業的偷排概率，政府就會加強監管，提高檢查概率。隨著中小企業每一次的偷排量的增加，中小企業偷排行為所造成的環境破壞和社會福利損失增大，為此，政府就會提高檢查概率，以降低中小企業偷排概率，降低環境破壞和社會福利損失。隨著政府檢查成本的增加，政府發現中小企業偷排的概率提高，同時，政府為了降低監管支出，就會降低檢查概率和頻率。隨著政府發現中小企業偷排的概率的提高，中小企業就會減少偷排行為，政府自然就會降低檢查概率和頻率。中小企業單位污染物罰金或中小企業由政府獎勵所獲收益的提高，意味著中小企業偷排成本的提高或按規定排放的收益增加，中小企業自然就會減少偷排行為，以降低偷排帶來的成本或提高按規定排放帶來的收益，因此，政府也就會隨之降低檢查概率和頻率。

由結論3可以發現，治污企業單位治污費用的提高會使得中小企業治污成本增加，中小企業就更有可能進行偷排，為了防止中小企業偷排，政府就不得不提高檢查的概率和頻率，就會因此付出更高的監管成本。此外，由中小企業的支付函數可以看出，單位治污費用的提高還可能使中小企業降低產品產量，以減少污染物生產量，從而降低治污成本，而中小企業產品產量的降低也會導致社會福利的降低。因此，政府不能完全由治污企業按照市場機制來制定治污收費，而應該對其治污定價行為進行適當干預，如設定治污收費上限等。由此可得結論4如下。

結論4專業治污模式下，政府必須對治污企業的治污定價行為進行適度干預，以此提高社會福利。

證明：結論4的證明可由以上分析得出。結論4證畢。

此外，由結論3還可以發現，中小企業由政府獎勵所獲收益的提高可以降低政府的檢查概率，從而降低政府的監管成本，因此，政府應該更多地將獎勵給予能夠因此獲得更大收益的中小企業。如，中小企業發展中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是融資難，政府就可將為有發展前景的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擔保為獎勵，這樣既可以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又可以激勵其按規定進行污染物治理和排污，杜絕中小企業偷排行為，實現中小企業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贏。由此可得結論5如下。

結論5政府應該更多地將獎勵給予能夠因此獲得更大收益的中小企業。

證明：結論5的證明可由以上分析得出。結論5證畢。

四、 仿真分析

某地區有10家生產同一種產品的中小企業，每家企業的產品產量均為qi=20，i=1，2，…，10，污染物產生量均為？著i=0.9qi，中小企業為了降低治污成本，以？茲i的概率進行偷排，偷排數量為？著′i=0.3？著i，污染物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為ci=2？著′i。中小企業的污染物由專業治污公司進行治理，其單位治污收費為p=15。政府以？酌i的概率對中小企業i進行檢查，檢查成本均為si=10，發現中小企業偷排的概率為0.8，一旦發現中小企業偷排，將對其處以？籽i=20？著′i的罰金，反之，若未發現偷排行為，則獎勵中小企業？琢i=10，中小企業則會因此額外增加收益ri=20。

由（1）式和（2）式可得中小企業的偷排概率為10.59%，政府的監管概率則為79.10%，政府、每家中小企業及治污企業的支付分別為-11.14、-250和2 614.19。

若政府限定治污企業單位治污收費上限為10，在此條件下，中小企業的偷排概率為10.59%，政府的監管概率則大幅降為52.73%，政府、每家中小企業及治污企業的支付分別為-11.14，-160和1 742.8，因此，政府通過干預治污企業治污定價使得社會福利上升28.61。

五、 結論

本文構建了專業治污模式下的政府與中小企業排污監管博弈模型，通過理論及仿真分析，得出了政府的最優監管機制。研究發現，政府應加大中小企業排污監管的固定投入，以盡可能降低檢查成本，從而杜絕中小企業偷排行為。專業治污模式下，政府必須對治污企業的治污定價行為進行適度干預，以此提高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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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項目號：11YJC6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