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公司審計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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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審計公司審計范文

[關鍵詞]獨立審計；審計需求；審計質量；公司治理

一、獨立審計需求演變

(一)受托經濟責任與獨立審計的產生

眾所周知，受托經濟責任的存在是獨立審計產生的前提。一方面受托經濟責任建立在互相信任和忠實性基礎上，即財產所有者愿意把擁有的資源交托給受托人經營，并相信其將以最大的善意履行受托責任和完成委托人的利益目標；另一方面受托經濟責任關系的雙方常常存在潛在的利益沖突，即資源所有者擔心由于受托人過失或故意的行為，使自己的資源和利益目標受到損害。正是這種潛在利益沖突，使資源所有者為了維護其利益，需要對受托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進行審查評價；而受托人基于這種潛在利益沖突的存在，會對自己承擔的受托責任的完成情況進行自我認定、自我計量，并定期編制各種受托責任報告，為委托人審核受托責任的完成過程和結果提供信息。為了證明自己的經營成果，向資源委托人索取報酬，解除資源委托人對他的潛在懷疑，受托人也需要對自己的報告進行審查和評價。正是由于這種委托人與受托人雙層的需要，才有獨立于他們兩者之間的第三方，即注冊會計師提供鑒證的服務，所以就有了獨立審計的產生與發展。

(二)金融市場、受托關系與審計需求者范圍的發展變化

隨著經濟發展，特別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興起和資本市場的建立，受托經濟責任發展迅速。獨立審計服務對象也隨之發生變化。生產的社會化與個別資本的有限性導致股份公司的產生。股份公司的出現又推動了金融市場的發展。隨著企業融資形式的日益多樣化，受托經濟責任關系也趨向復雜。經營者受托范圍由最初的所有者發展為現實投資者、潛在投資者和債權人。由于投資者數量的增加和分散，無法集中委托審計師進行審計。而債權人如銀行對企業影響力度開始加大。企業需要為之提供經營狀況良好。償債能力強的信息。因此，不少企業開始自愿接受審計。此時審計關系由投資人委托審計轉變為企業經營者自愿審計。由于審計關系的變化，審計產品的需求者范圍從單純投資者擴展到由直接需求者和間接需求者兩個層次。企業自愿審計的產生讓被動接受審計的經營者又多了一重身份——審計產品直接需求者。而企業融資形式的多元化、分散化使投資人、債權人身份成為審計產品的間接需求者和免費受益人。

上個世紀20、30年代的經濟危機讓人們認識到經濟活動不能單純依賴市場機制。于是政府加強了宏觀調控，市場規則開始走向健全與完善。其中以美國1933年頒布的《證券法》和1934年頒布的《證券交易法》最具代表意義。與此同時，金融市場上直接融資的發展使得投資者成為最重要委托人。保護投資者利益的法規日益完善。自20世紀30年代到現在，審計進入法定審計時代。隨著政府及社會各界對經濟活動干預的程度加深，企業管理者受托經濟責任的范圍又一次擴大。此時，審計委托人即審計產品的需求者包括了企業經營者、投資者、銀行、政府部門、稅務機關、內部職工、外部供應商和消費者等諸多利益關系者。

二、獨立審計需求特征與審計產品質量

(一)審計需求與審計質量的背離

社會審計產品也是一種市場產品，同樣應該受市場供求規律的制約。供求規律下，需求變化將直接影響產品供給。一般情況下，隨著需求者范圍的擴大，產品需求會日益豐富，因而要求產品供給多樣化。因此，當審計需求者范圍擴大后，應會要求審計市場提供能夠滿足各種利益相關者需要的產品。為了充分滿足各個利益相關者(包括信息不對稱的間接需求者)需求，審計的獨立性就應該提高。因為審計獨立性越高，審計產品越不會受到某個或某些利益集團的操控，產品供給才能適應需求的多元化的特點。最終結果是審計產品質量得到提高。

但事實上結果并非如此。美國20世紀60年代以后，公眾對審計師的訴訟大量增加。特別是2001年發生的安然事件，導致公眾對審計產品的信任危機。我國近年來也頻繁爆發上市公司與會計師事務所聯手舞弊事件。這樣的結果說明隨著需求者范圍的擴大，審計產品的質量并未提高。

進一步分析這個結果時，很自然地會思考隨著需求者范圍的擴大，審計產品需求是否真正拉動供給，審計需求是否有效。顯然，當前審計需求是一種無效狀態。那么審計產品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又在哪里?面對這種情況，如何解決?由此，結合我國實際，以下將從我國特殊制度背景入手具體分析當前我國獨立審計需求特點，以及對審計質量產生影響。

(二)我國獨立審計的特殊制度環境

我國上市公司主要由原來的國有企業改制而來，股本結構中非流通國有股占絕對優勢。我國絕大多數上市公司是由國有企業改制而成的，其尚未上市流通的國家股比重高達40%，有些上市公司的國家股甚至高達80%。但與此同時國有股股份所有者缺位的問題尚未解決。這種局面造成了政府對國有企業的高度關注，對上市公司經營活動的過度介入。同時由于國有股所有者缺位，隨之產生了“內部人控制”。內部人控制是指在出資人缺位的情況下，企業管理層在未經作為所有者的正式授權而實際掌握了企業部分或全部的剩余權力。在這一模式下，經理人員利用其所掌握的信息優勢來謀求自身收益最大化，而所有者又缺乏有效的措施來防止這一趨勢。這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問題引起的。由于內部人控制現象在我國相當嚴重，管理層和董事會往往合二為一，或占據了董事會的多數地位。一方面，董事會中形成了由代表國家股或政府控制的法人股的“關鍵人”控制的局面?鴉另一方面，在相當一部分上市公司中，董事會成員大多同時兼任公司管理層要職，董事會中“內部人”的比例過高。中國證監會的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在我國上市公司董事會中，接近50%的董事由公司的“內部人”擔任，來自大股東的董事比例高達80%，大多數公司未設立獨立董事，部分公司即使設立了獨立董事，但在董事會中的比例亦過低，難以形成對執行董事和大股東代表的有效制衡。上述問題導致董事會難以承擔受托責任(金永紅、奚玉芹，2003)。(三)我國獨立審計需求特征與審計質量分析

我國上市公司特殊的制度環境，使得兩層次審計需求者范圍及其需求有著鮮明的特征。首先，作為審計委托人和審計產品直接需求者，內部經理人自愿審計需求不強烈。對審計產品需求不足。由于當前缺乏完善的經理人市場，經理人員沒有動力去建立和保持自身信譽。因而經理人自愿審計需求不強烈，更多地是在外界壓力下產生強制審計需求。又由于所有者缺位，實質上的情況是，經理人員雇傭注冊會計師審計自己。那么審計質量是可想而知。

其次，對資本市場上的中小投資者而言，他們對審計服務同樣存在著需求不足。由于制度缺陷導致中國資本市場的高度投機性，使得中小投資者缺乏行使手中權利的合理渠道。加之投資者個人的不成熟，中小投資者也沒有真正形成審計需求。盡管現在這一現狀有所改變，中小投資者開始對年報、中報給予密切關注。但從對審計服務的需求來看，這種關注并沒有對審計提出更高的需求。

第三，政府對審計產品的需求不足。體制改革后，政府雖然不再直接管理企業，但目前國有股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使得政府依然以控股大股東的身份對企業的活動進行干預。同時管理者又由政府任命。政府大股東和管理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較弱。政府實質上并不真正需要審計產品。

最后，銀行等債權人對高質量審計產品需求不足。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要求通過審計服務檢查與償債能力有關的會計信息。＂但另一方面，現有體制下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會使得銀行不得以借貸保護企業，因而其審計需求并不強烈。

總之，一股獨大股權結構下政府的過度介入的制度環境難以造就對高質量審計服務的需求市場。審計產品有效需求的不足，必然導致高質量審計產品供給的疲軟。注冊會計師缺乏提供高質量審計服務的外在壓力和動力。相反，會計師事務所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意見，甚至會降低那些自身質量不高的待上市或已上市公司的利益。因而獨立審計市場份額反而向質量不高的事務所傾斜。

三、改善公司治理結構，拉動審計有效需求，提高審計產品質量

如何刺激審計產品的有效需求，繼而提高審計產品質量?從上文的分析得出，不合理的股權結構和制度安排是導致審計產品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因此，解決審計產品需求問題最終要“通過制度建設和機構重組，使有可能在決策中受到影響的人，在組織作出任何有可能嚴重影響其利益的決策時，都能成為一個參與者去發揮自己的作用。”(詹姆斯·E·米德)。從直接需求者角度，鑒于一些企業受托經營者在外部監管強制性信息披露的壓力下，產生了購買審計意見的動機。那么制度創新就是要解決現代受托經濟責任問題即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的矛盾問題。從間接需求者角度，鑒于這些審計產品的實際需求者難以找到人反映自身需求，那么制度創新也就是為他們尋找合適的人表達意愿。在現代企業以公司制為最普遍的企業組織形式的背景下，上述一系列制度建設實質就是公司治理的范疇。由此可見，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是改善審計產品需求，提高審計產品的供給質量的根本所在。針對我國公司治理問題，筆者認為重點可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采取相應的措施，拉動審計有效需求，提高獨立審計質量。

(一)加速股份全流通，改善外部公司治理結構

我國的股票市場發展迅速，但仍然不完善，政策市、投機市的特點依然比較鮮明。國有股一股獨大的局面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因而加速國有股股權的自由流通和轉讓，保證各種股份擁有相同的權利，是完善公司治理外部結構的當務之急。這種改變，將對審計產品需求產生重要影響。隨著企業控制權的分散，“一方面將提高股東對獨立審計的監督需求；另一方面有助于促使股東對企業市場價值的關注，增加股東對高質量審計師的信號需求。”(張奇峰，2006)

(二)改革注冊會計師選聘制度，創新審計委員會職責，轉變內部公司治理結構

當前，注冊會計師的選聘是由管理當局完成的。內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結構下，管理層既沒有動力也沒有壓力進行自愿審計，因而購買審計意見成了為了完成強制審計的必然結果。審計獨立性的缺失導致審計質量低下。筆者認為這一問題的解決，關鍵在于讓各層次審計需求者都能真正參與到審計產品的“購買”活動中去。具體來講，就是通過創建一定的機制讓各層次需求者能夠充分表達意見。從國外經驗來看，主要有兩種嘗試：一是在企業內部進行改制。可在企業內部創建特定機構。該機構能夠代表所有審計產品需求者的利益，而非偏向任何一方。理論上講，該機構應由所有利益相關者組成，構成人數比例相當。二是在企業外部尋找第三方，其利益獨立于審計產品的直接與間接需求者。在我國，由于證券市場本身的不完善。第二種方案實施的可行性較小。對第一種方案，筆者認為，設立審計委員會，吸納各種利益相關者代表從外部走進企業內部。并賦予審計委員會選聘注冊會計師的最終權利，是當前股權結構下改革內部治理狀況，提高審計有效需求的比較適合的做法。

目前，我國已開始進行第一種方案的嘗試。2002年，由證監會和國家經貿委聯合頒布了《上市公司治理準則》。該準則指出，上市公司董事會可按照股東大會有關決議設立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中獨立董事應占多數并擔任召集人，至少應有一名獨立董事是會計專業人士。準則同時規定了審計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負責提議聘請或更換外部審計機構；負責內部審計與外部審計之間的溝通等。由于我國審計委員會制度出臺時日不長，處于剛剛起步階段，尚有許多問題需要探討。一些會計界的研究成果表明，已有的審計委員會發揮了一定的保持審計獨立性的作用。但為了充分發揮審計委員會功能，還需通過理論上的不斷突破以及實踐中的不斷探索。

參考文獻：

[1]蔡春，唐滔智.公司治理審計[M].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6.

[2]張奇峰.上市公司獨立審計需求原因與治理[J].財會通訊，2006，(3).

[3]張小平，葉友.獨立審計與公司治理結構的關系[J].中國注冊會計師，2004，(4).

[4]孫錚，曹宇.股權結構與審計需求[J].審計研究，2004，(3).

第2篇：審計公司審計范文

國際內部審計協會在1999年6月，對內部審計的定義、職業準則以及道德規范等進行了全面修改，提出了能夠適應當代內部審計發展的新定義，將以獨立性為基礎的保證活動和以決策有用性為基礎的咨詢活動并列起來，提高了內部審計的地位，擴大了內部審計的責任和工作范圍，將內部審計進一步提升至風險管理和公司治理的高度。在新定義的基礎上，IIA建立了新的內部審計專業實務框架，并特別強調內部審計應通過“參與式”審計活動以體現其“增值”功能。

“安然事件”后，2002年美國國會出臺了《薩班斯法案》，從加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財務會計處理的準確性、確保審計師的獨立性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等方面，對美國現行證券法、公司法和會計準則等進行了若干重大修改，加強了公司主要管理者的法律責任；特別要求公司管理當局要對其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做出承諾，并由獨立審計師做出鑒證；對公司審計委員會做出了規范。隨后，紐約證券交易所對上市公司的董事會的構成做出了規定，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都要建立內部審計職能部門。2002年IIA在給美國國會的建議中指出：董事會、執行管理層、外部審計、內部審計的協同是健全治理結構的基本條件，其中審計委員會（內部審計人員）的主要作用是增強報告關系上的獨立性。面對外部環境變化對內部審計工作提出的新要求，2004年IIA對2001年的《內部審計實務標準――專業實務框架》進行了修訂，新的標準增加了5條新準則，并在不同程度上對原有的17條準則進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內容主要涉及有關保證準則。新標準明確了保證工作的性質和范圍應由內部審計人員決定，而不是由委托方決定，以確保確認的獨立性和客觀性。這一改動體現了當代內部審計的獨立性不斷強化的趨勢。

經過以上法律和制度建設方面的變化,內部審計工作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內部審計在內部控制制度方面的職能進一步強化。《薩班斯法案》頒布之后，公司內部控制的評價內容成為在美上市的公司年報的強制披露義務，內部審計職能通過內部控制這一領域再次得以強化，尤其是內部審計人員要在保證有效的內部控制和健全的財務報告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內部審計在企業組織的重要性和影響力進一步提升。

2、內部審計成為改善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礎。在紐約證券交易所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都要設立內部審計部門的環境下，內部審計部門與董事會、執行管理層、外部審計并列成為有效企業組織治理的四大基石。具體表現為：內部審計應該評價并改進組織的治理過程，為組織的治理做貢獻，從而推動組織道德和價值觀的良性發展；內部審計在確保實現組織目標和維護組織道德觀和價值觀的基礎上，要樹立風險管理與控制觀念；要保證董事會、管理層、外部審計和內部審計四個因素在企業組織治理過程中的協調。這些建議和要求為內部審計參與公司治理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3、內部審計活動涉及到整個業務與管理流程。“安然事件”后，內部審計的地位不僅僅表現在獨立性和權威性的提高，而且還表現內部活動開始涉及整個業務與管理流程。

這些變化將使以往由內部審計機構對控制的適當性及有效性進行獨立驗證，發展為由企業整體對管理控制和治理負責。內部審計將從以前的消極的以發現和評價為主要的內部審計活動轉向積極地防范和解決問題；從事后發現內部控制薄弱環節轉向事前防范；從單純強調內部控制轉向積極關注、利用各種方法來改善公司的經營業績。轉

二、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將內部審計推向前沿

公司治理結構通常指的是法人治理結構，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的董事會，董事會聘任管理層，監事會監督董事會和管理層的制衡機制的組成。一些學者在論述公司治理結構時，也講到兩權分離、三足鼎立的制衡格局。如吳敬璉在1994年提出的觀點認為，所謂的公司治理結構是指由所有者、董事會和高級執行者即高級經理人員三者組成的一種組織結構。在這種結構中，上述三者之間形成一定的制衡關系：所有者將自己的資產交由公司董事會托管；公司董事會是公司的最高決策機構，擁有對高級經理人員的聘用、獎懲及解雇權；高級經理人員受雇于董事會，組成在董事會領導下的執行機構，在董事會的授權范圍內經營企業。在這樣的公司治理結構中，股東及股東大會與董事會之間、董事會與高層執行官之間存在著性質不同的關系，要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就要明確劃分股東、董事會、經理人員各自的權力、責任和利益，從而形成三者之間的制衡關系。在這個公司治理結構中，把制衡機制簡單地歸結為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管理層之間的關系，根本沒有將審計作為制衡的重要因素。

隨著美國安然、世通、施樂等粉飾業績案件，日本雪印食品公司的舞弊案件及中國上市公司中名目繁多的關聯方交易、“掏空”等案件的相繼曝光，圍繞著“公司的社會責任”、“企業信用”以及“董事會的戰略參與”等問題，再一次引發了人們對公司治理問題的反思。安然事件后，管理層財務造假已成為不爭的事實。著名的信貸評級機構魏斯公司2002年上半年對美國七千家上市公司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有多達三分之一的美國上市公司可能有篡改其盈利報告之嫌。美國《首席財務官》（《CFO》）雜志于2002年8月1日公布了一份調查報告，發現過去5年中，美國大公司中17%的CFO們受到來自上司的壓力，被迫出具虛假財務報告，18%的財務經理在編制預計賬目時，沒有遵循通用會計準則，27%的受調查的CFO稱，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并沒有反映出所有的負債。事實表明，目前的公司治理結構遏制不住財務造假，審計失效弱化了公司治理結構的制衡機制。李金華審計長于2003年11月5日在南開大學舉行的第二屆公司治理國際研討會上指出，目前，公司治理問題已經成為國內外理論界和實務界研究的一個世界性的課題。

各國在考慮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問題時，都會涉及到審計監督機制的建立及其在公司治理結構中的地位問題。公司治理結構中的審計監督安排由外部審計監督和內部審計監督兩方面的內容組成（李維安）。內部審計的全球性職業組織——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IIA）于1999年通過了內部審計的新定義，強調內部審計要在公司治理領域發揮作用。2002年7月，IIA在提交給美國國會的《改善公司治理的建議》別指出，健全的治理結構建立在董事會、執行管理層、外部審計和內部審計四個“基本主體”的協同之上。IIA研究基金會在2003年先后了《內部審計在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中的作用》、《內部審計在公司治理中的職責：薩班斯法案的遵循》兩份研究報告。這些研究表明了內部審計被推向最重要的企業發展趨勢的前沿——企業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具有更高的道德水準；需要恢復投資者在市場上的信心；需要很好地控制企業目標，公司董事會、新聞媒體、投資者、分析師、管制者越來越認同內部審計在這些方面的重要性。

關注內部審計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源于兩個重要趨勢：一是研究表明，內部審計與公司治理質量相關。大量的研究表明，內部審計能對公司治理產生積極影響。內部審計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預防財務報告的違規行為和員工的偷竊行為；內部審計的獨立性越高，越可以改善控制環境、減少報告錯誤、提升報告質量；內部審計的參與也有利于公司業績的改善。二是人們越來越重視內部審計，不斷地擴展內部審計在確保公司治理質量方面的職責。此外，美國《薩班斯法案》的出臺、紐約證券交易所新的上市規定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盡管薩班斯法沒有直接涉及內部審計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但對審計委員會、外部審計人員及管理層治理要求的擴展，意味著內部審計作用也要擴展。2002年紐約證券交易所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必須設立內部審計部門。這些法律的頒布是對內部審計在公司治理中價值的認可，也提升了內部審計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性。

三、內部審計在我國公司治理結構中的現狀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市場規范的不斷健全，中國企業的內部審計有了很大的發展，絕大多數的大型企業都設立了獨立的內部審計機構，開展形式多樣的審計活動。但總體來說內部審計工作還是落后于企業管理實踐，不能很好地滿足經營管理的需要，主要表現為（1）審計職能以查錯糾弊為主，沒有充分發揮內部審計的作用；（2）審計范圍局限于財務會計領域，沒有擴展到經營管理的各個方面；（3）審計方式主要是事后審計，沒有拓寬到事前和事中審計。

目前，我國存在以下三種形式的內部審計模式：

1、監事會領導下的內部審計模式

監事會是公司的監督機構，它由股東代表和職工代表組成，監事會的職權主要是對董事、經理在執行公司職務時是否違反法律、法規和章程進行監督。將內審設在監事會，使內部審計完全以監督者的身份出現，與管理階層脫鉤，有助于審計機構的獨立、公正審計，不受行政干預，其缺點是：不利于促進公司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因為監事會不能兼任公司的經營管理職務，沒有經營管理權。因此，這不能直接服務于經營決策，也就難于實現通過內部審計，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

2、總經理領導下的內部審計模式

總經理是公司的最高經營管理人員，對董事會負責。使內部審計接近經營管理層，有利于直接為經營決策服務，有利于實現內部審計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同時，這種設置方式既達到了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目的，還保持了審計的獨立性和較高層次的地位。使內審機構與財會等部門相對獨立，便于內部審計對這些部門進行有效的評價與監督。然而，這種設置不利于內審機構對總經理的責任、業績等進行獨立的評價和監督。總經理下屬部門的很多活動是在其授意下進行的，內審機構對這些部門的檢查可能在一定程序上受到阻礙。因此，總經理領導的組織模式難于對本級公司的財務和總經理的經濟責任進行監督和評價。

3、董事會領導下的內部審計模式

董事會是公司的經營決策機構，直接對股東大會負責。職責是執行股東大會的決議，決定公司的生產經營策略以及任免總經理等。在這種組織模式下，內部審計能夠保持較高的獨立性、權威性和較高的地位。同時也使內部審計具有一定的靈活性：既便于其為委托人服務，又便于其與經營管理層聯系；既便于其對管理層進行獨立的評價與監督，又便于其為管理層加強管理、提高效益服務。企業在董事會內設置審計委員會，并將其做為董事會內的一個分支機構，人員一般由非行政董事及具有管理、財務、技術、營銷等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的專業人士組成，它是董事會與內部、外部審計師溝通的橋梁，分擔了行政董事在內部控制和財務報告方面的部分工作，能夠最大限度地體現內部審計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因為這種隸屬于董事會的審計委員會，獨立于管理當局，總經理及公司的全部經營管理活動都要接受審計，審計結果直接向委員會報告，使內審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另外，也有利于保證現代企業制度下內審職能的發揮。

通過對2001年至2004年滬市246家IPO公司的招股說明書的分析，可以發現在2001年上市的55家公司中僅有31%的公司單獨設立了內審部門，2002年上市的67家公司中有43%的公司單獨設立了內審部門，2003年上市的66家公司中有44%的公司單獨設立了內審部門，2004年上市的58家公司中有60%的公司設立了單獨的內審部門。四年來，設立內審部門的公司比例翻了一倍，從中可以看出內審的作用在近幾年中得到了人們的重視，內部審計在加強公司管理和公司治理方面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在單獨設立內審部門的110家公司中，有22%公司的內審部門隸屬于董事會，2%公司的內審部門隸屬于監事會，76%公司的內審部門隸屬于總經理。這暗示了我國企業的內部審計機構是作為普通職能部門存在的，更多的進行的是管理工作，盡管有的企業名義上規定內審機構對董事會負責，但由于企業本身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實質上內審機構主要接受經理層管理，遠沒有上升到公司治理的高度。

面對內部審計在公司治理治理方面作用的顯現，我國也頒布了一系列的法規來加強內部審計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1997年12月，中國證監會出臺了《上市公司章程指南》，其中就對內部審計進行了專門的規定，并規定審計負責人向董事會負責并報告工作。2002年1月，中國證監會和國家經貿委聯合了《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其中規定了上市公司可以設立審計委員會，并且審計委員會中獨立董事應占多數并擔任招集人，審計委員會中至少應有一名獨立董事是會計專業人士。審計委員會的具體職責是：（1）提議聘請或更換外部審計機構；（2）監督公司的內部審計制度及其實施；（3）負責內部審計與外部審計之間的溝通；（4）審核公司的信息及其披露；（5）審查公司的內控制度。到日前為止，中國內部審計協會陸續頒布了中國內部審計基本準則、二十四項具體準則和兩個內部審計實務指南，對中國內部審計的基本概念、內部審計的目標、宗旨、范圍、性質與功能等基本規范作了全面界定，為中國內部審計活動和工作的有效開展提供了一套權威性的準則。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象美國證監會那樣強制規定上市公司必須設立內審部門。這一方面說明了我國內部審計的治理職能還沒有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國公司治理本身可能就處于一個初期的發展階段，內部審計在公司治理結構中還缺乏法律基礎，要讓它發揮作用還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因此，應在法律的基礎上，大力加強內審部門的建設，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以改善公司的治理效果。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不斷深入，上市公司內部的治理結構存在的問題浮出水面。因此，如何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結構、優化內部控制、保證企業資產增值與合理配置、抑制管理腐敗、合理控制決策風險等重大課題引起眾多業內人士的關注。從國際內部審計的發展經驗來看，要解決這些重大問題，我國的企業組織既要將內部審計作為企業組織管理控制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要保證內部審計的獨立性，并與外部審計、董事會及高管層互為補充，成為企業組織治理的有效工具之一。這就為我國內部審計真正介入企業組織的治理過程，并發揮重要的保障作用提供了足夠空間，也使得內部審計將為促進有效的公司治理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IIA著，《內部審計實務標準——專業實務框架》，中國內部審計協會編譯，2004

[2]李維安，《美國的公司治理：馬奇諾防線》，2003

[3]耿建新續芹李躍然《內審部門設立的動機及其效果研究》，審計研究，2006（1）

第3篇：審計公司審計范文

隨著新會計準則的頒布，公允價值資產計量模式被逐漸推廣開來，充分體現出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準則趨同的步伐。公允價值本身就具有先天不足的風險，面對正處資本市場發展起步階段的中國而言，正確理解公允價值的核心――“公平交易”，是公允價值推廣成功的關鍵。上市公司在歷史成本模式下計量的資產凈值遠遠低于其公允價值，如果完全改變計量模式，其影響是非常巨大的。新會計準則將公允價值模式作為企業的主要計量模式，讓投資者更關注企業的真實價值，但我國尚不具備廣泛運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客觀條件。據統計我國大多數行業都屬于“相同資產的市場價格一般都不可得”層次，其公允價值缺乏相對準確的評估依據。因此，需要審計師們提供公正準確的審計意見。近年來，國內審計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各會計、審計公司在招攬業務時紛紛采用低價策略，但審計超低價的背后是否充分考慮審計成本和審計風險，是否充分保證審計質量，這成為消費者普遍關心的問題。在這一背景下，我國上市公司在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后，其對審計費用是否會產生影響？以公允價值計量和以歷史成本計量對于審計人員來說是否存在差異？對于不同規模和盈利能力的公司而言這種差異是否有所不同？公允價值計量中的四種被審查的屬性與審計費用之間又會是怎樣的關系？聘請外部資產評估師對于公允價值的估測是否提供幫助？對于這些問題，本文將以國內1 433家上市公司2007-2013年期間的相關數據作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研究公允價值模式的應用以及對審計費用的影響，試圖找出兩者之間的關系，并得出上述問題的答案。

本文的創新之處有兩點。第一，新會計準則對審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內容與范圍作出規定，要求其必須對客戶公司公允價值的四種屬性進行審查：公允價值計量的披露比例，公允價值評估的復雜度，公允價值的識別和披露以及外部房地產評估師的使用效果，我們利用這四種變量分析公允價值模式對審計費用的影響。第二，我們將采用不同計量模式的公司進行比較，選用公司規模和盈利能力兩個公司特征作為輔助變量，分析比較公允價值模式與歷史成本模式下的審計費用。

一、文獻回顧

Jensen 和Meckling（1976）[1]將審計費用定義為成本之一，其來源于所有者（資本）和公司管理層（）之間的合同安排。 而對審計收費的研究始源于20世紀70年代，Simunic（1980）[2]是最早提供有關控制成本決定因素方面理論和實證結論的學者之一，他通過實證分析得出影響審計收費的因素主要包括企業規模、資產收益率、業務復雜度等。后人的研究也主要圍繞Simunic審計定價模型展開。Linck （2008）[3]認為規模大的公司由于監管難度更大或者由于現金流問題而使得其沖突更嚴重，其審計難度也就更大、審計收費更高。蔣義宏等（2004）[4]提出，審計費用受公司規模特征的影響，在被審計對象風險、復雜性、盈利能力等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規模大的公司業務發生頻繁，業務量大，審計抽樣規模也相對更大，因而伴隨著更高的審計成本和更大的審計風險。Hay等人（2006）[5]的研究表明，在一個充滿競爭的審計市場，決定審計費用的因素大致被分為客戶屬性、審計師屬性和審計合同條款三類，其中客戶屬性最為重要。Srinidhi等（2006）[6]研究表明，審計費用會隨著公司規模、盈利能力、風險、客戶復雜性等的增大而提高。金智（2010）[7]運用私有信息交易理論，研究認為盈利能力差的公司往往更傾向于盈余管理，增加審計風險，從而提高審計費用。基于以上綜述，本文認為將公司特征作為研究公允價值與審計收費關系的輔助變量具有理論支持。

隨著會計計量模式的變革，研究公允價值計量效果對審計收費影響的文獻也越來越多。早期的實證文獻，如Hackenbrack和Knechel（1997）[8]的研究表明，判斷公允價值測量的難易度是審計評估的內在挑戰，根據IFRS規定，審計師通常會使用長期序列現金流或近似公允價值的可用性指標進行測量，如果難度越高，則其測量程序越多，審計工作就越多，這也會提高審計成本。Igor Goncharov等（2014）[9]在Libby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表明，公允價值的呈現方式不同，其審計費用也不同。此外有很多實證研究表明公允價值對審計環境的影響。Muller等（2011）[10]證明當歐洲上市公司被強制要求以公允價值披露其主營資產時，信息不對稱性減少。Cotter和Richardson（2002）[11]運用信息不對稱性理論研究指出，上市公司雇傭外部評估師會降低信息的不對稱性，改善審計環境，降低審計成本。葉康濤和成穎利（2011）[12]的研究表明，公允價值信息具有價值相關性，而通過“四大”審計所的審計可以提高這種相關系數，降低公允價值的內在風險。

二、研究假設

在上市公司的會計處理中，通常會采用公允價值與歷史成本兩種模式。Watts（2006）[13]和Ramanna（2010）[14]認為，以公允價值計量存在主觀隨意性，是管理當局利潤操縱和盈余管理的工具。針對以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公司的審計工作，審計人員需要考慮審計工作的聲譽和審計風險，聲譽、審計風險的提高促使其必須更加謹慎的核實被審計資產的公允評估值，因此審計費用提高。據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其中，客戶包括以下變量：客戶規模，即總資產規模（LogTA），Simunic（1980）認為客戶規模是審計費用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復雜性，即國際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Foreign）和上市公司納入合并報表范圍的子公司個數（NSegm），因為客戶越復雜，其審計工作量越大，則審計費用越高，即正相關；公司盈利能力，這里假設與審計費用正相關，包括公司的資產收益率（ROA）、資本收益率（ROE）和經營杠桿系數（DOL），研究證明，當公司無法掩蓋虧損的事實不得不報告時，公司管理層會采取所謂的除垢法操縱盈余，巨額沖銷以前年度累計的損失和費用，為來年扭虧為盈做準備（閻達五等，2003）；此外，公司還應考慮資產負債率（Lev），資產負債率越高，融資約束越大，審計費用越高，即正相關；負股票面值（Distress）和保留意見（Qualified），這些負面值越高，公司經營越困難，審計費用越高，即正相關；月股票收益標準差（Volatility），因為標準差越大，收益波動越大，公司風險越高，審計費用就會越高，即正相關。

審計師事務所包括以下變量：事務所規模和聲譽（BigN），因為規模越大，審計質量越高，聲譽影響越大，審計費用越高，即正相關（即“大型審計公司溢價”）；審計年度（Yearend），因為旺季審計資源有限，供小于求，即審計費用會上漲[18]，即正相關。

解釋變量包括HC、IFRS、HC*IFRS和LOSS，其中HC、IFRS和LOSS是二分變量。13表示新會計準則頒布前，采用歷史成本模式與公允價值模式下審計費用的差異；14表示新會計準則的頒布對一直采用公允價值模式的上市公司的審計費用的影響；15表示上市公司在新會計準則頒布前采用歷史成本模式，而新會計準則頒布后轉變為公允價值模式對審計費用的遞增效益（通過資產負債表列示或附注披露），這項系數用來驗證H1A；16表示成本減折舊模式下，差的盈利能力導致審計風險的增加對審計費用的影響，這項系數用來驗證H1B。

（三）公允價值的四種屬性對審計費用的影響（模型2）――模型設計與變量含義

我們依然使用倍差分析來檢測H2，通過這四種公允價值屬性――披露比例、復雜性、列示與披露和外部評估師的使用，來表現所選樣本公司的差異。我們建立的模型如下：

四個解釋變量與H2一一對應。首先，FV_Exposure表示公司以公允價值列示或披露的比例高于行業平均水平。如果高披露比例意味著額外的審計工作量，因為審計師需要驗證資產的公允價值，則與審計費用正相關；然而，還有兩一種可能，即高的披露比例會降低審計費用，因為可以簡化驗證公允價值的步驟或簡化昂貴的審計流程，則與審計費用負相關，其系數β12用來驗證H2A。其次，Complex通過樣本公司不同子公司投資組合的差異性來表現公允價值測量的復雜性。如果大的復雜性增加了額外的審計工作量，則與審計費用正相關，其系數β13用來驗證H2B。然后，Recog表示公允價值變化列示在資產負債表（或損益表）上。如果這樣的列示會導致額外的審計工作量，則與審計費用正相關，其系數β14用來驗證H2C。最后，External表示聘請外部資產評估師所引起的審計費用的變化。如果可以產生替代效應減少審計工作量，則與審計費用負相關，其系數β15用來驗證H2D。以上研究設計的相關變量定義如表1。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從表2可以看出 ，樣本公司中支付的年報審計費用平均為66萬元，其中支付最少的為10萬元，支付最多的為73萬元。樣本公司平均總資產為598億元，每萬元資產的審計費用僅為11元。平均子公司數為11家。ROA和ROE平均為-2567和0127，經營杠桿的均值為139，資產負債率的平均值為1826。

從表3的差分數據對數化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樣本公司中支付的年報審計費用對數的均值為13萬元。樣本公司平均總資產為21億元，每萬元資產的審計費用僅為061元。DDOL和DLev的平均值為0249和-0028，月股票收益標準差的均值為-0001。

（二）模型1實證分析

進行計量分析時采用固定效應的面板數據模型和隨機效用模型。根據樣本數據的具體情況，再根據檢驗結果選擇最佳效應。

1.豪斯曼檢驗（此處略去檢驗結果表）。本文中的計量結果均使用STATA120統計軟件計算而得到。根據參數的性質不同，面板數據模型分為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當橫截面的單位是總體單位時，即個體樣本之間的差異可以被看做是回歸的參數變動時，通常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反之，則采用隨機效應模型。

為了更好地進行面板數據的分析，我們運用豪斯曼檢驗來分析應當使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

通過豪斯曼檢驗結果（Prob>chi2=06604>1%）表明我們應當使用隨機效應模型，因此對于數據可以知道運用面板數據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的結果是可信的。

2.隨機效用實證結果分析（此處略去回歸模型指標分析表）。通過計量分析表明，擬合優度為0445，說明模型擬合度很好，整體解釋能力較好。組間關系為0525，組內關系為0443，并且Wald chi2（15）值為24062，Prob>chi2為0000，有理由認為之前建立模型并對樣本數據進行計量分析，所得結果是可信的。

表4為以DLNFees為因變量，以HC、IFRS、HC*IFRS、LOSS、DLNTA、NSegm、ROA、LOSS、DDOL、DLev、Distress、Qualified、DVolatility、BigN、Yearend為自變量和控制變量的多因素固定效用面板回歸結果，結果顯示：LOSS、DLNTA、NSegm、ROA、DLev、Distress的回歸系數值分別為0332、0095、0003、-0011、0009、0292，對應的P值均小于010，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因此，說明LOSS、DLNTA、NSegm、ROA、DLev、Distress均會對DLNFees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

3.異方差檢驗（此處略去檢驗結果表）。面板回歸一個重要假定：總體回歸函數中的隨機誤差項滿足同方差性，即它們都有相同的方差。如果這一假定不滿足，即隨機誤差項具有不同的方差，則稱線性回歸模型存在異方差性。在方程存在異方差時，會產生偽回歸。

異方差估算的結果表明面板回歸方程存在異方差，因此需要對面板回歸結果進行異方差的修正（chi2的值為220E+06，Prob>chi2=0000）。

4.自相關檢驗（此處略去檢驗結果表）。自相關估算的結果表明面板回歸方程不存在自相關，因此不需要對面板回歸結果進行自相關的修正（F（1，58）的值為3.254，Prob>F=0.076；大于0.10）。

表5為以DLNFees對數為因變量，以HC、IFRS、HC*IFRS、LOSS、DLNTA、NSegm、ROA、LOSS、DDOL、DLev、Distress、Qualified、DVolatility、BigN、Yearend為控制變量的多因素回歸分析結果，結果顯示：HCIFRS、LOSS、DLNTA、NSegm、ROA、ROE、DDOL、DLev、Distress、Qualified、DVolatility、BigN、Yearend的回歸系數值分別為-0.009、0.224、0.053、0.001、0.006、0.011、0.001、0.005、0.279、0.011、0.032、0.039、0.012，對應的P值均小于0.05，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因此說明HC*IFRS、LOSS、DLNTA、NSegm、ROA、ROE、DDOL、DLev、Distress、Qualified、DVolatility、BigN、Yearend均會對DLNFees對數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其中HC*IFRS的回歸系數為負數，說明HC*IFRS會對DLNFees對數產生顯著的負性影響作用，即HC*IFRS越高，DLNFees對數反而越低。LOSS、DLNTA、NSegm、ROA、ROE、DDOL、DLev、Distress、Qualified、DVolatility、BigN、Yearend的回歸系數為正數，說明LOSS、DLNTA、NSegm、ROA、ROE、DDOL、DLev、Distress、Qualified、DVolatility、BigN、Yearend會對DLNFees對數產生顯著的正性影響作用，即這些變量的數額越高，DLNFees對數也越高。

（三）模型2實證分析

1.豪斯曼檢驗（此處略去檢驗結果表）。通過豪斯曼檢驗結果（Prob>chi2=0.491>1%）表明我們應當使用隨機效應模型，因此對于數據可以知道運用面板數據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的結果是可信的。

2.隨機效用實證結果分析（此處略去回歸模型指標分析表）。計量分析結果表明，擬合優度為0.333，說明模型擬合度很好，整體解釋能力較好。組間關系為0.369，組內關系為0.339，并且Wald chi2（15）值為154.45，Prob>chi2為0.000，有理由認為之前建立模型并對樣本數據進行計量分析，所得結果是可信的。

表6為以DLNFees為因變量，以FV_Exposure、Complex、Recog、External、DLNTA、NSegm、ROA、ROE、DDOL、DLev、Distress、Qualified、DVolatility、BigN、Yearend為自變量和控制變量的多因素固定效用面板回歸結果，結果顯示：DLNTA的回歸系數值分別為0.090，對應的P值均小于0.10，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因此說明DLNTA均會對DLNFees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

3.異方差檢驗（此處略去檢驗結果表）。異方差估算的結果表明檢驗的結果拒絕原假設，表明面板回歸方程存在異方差，因此需要對面板回歸結果進行異方差的修正（chi2的值為3.10E+06，Prob>chi2=0.000）。

4.自相關檢驗（此處略去檢驗結果表）。自相關估算的結果表明面板回歸方程不存在自相關，因此不需要對面板回歸結果進行自相關的修正（F（1，60）的值為2.268，Prob>F=0.1373；大于0.10）。

5.異方差與自相關的修正（此處略去檢驗結果表）。計量分析結果表明，修正后的模型對樣本數據進行計量分析，所得結果是可信的（Wald chi2（15）值950.95，Prob>chi2為0.000）。

表7為以DLNFees對數為因變量，以FV_Exposure、Complex、Recog、External、DLNTA、NSegm、ROA、ROE、DDOL、DLev、Distress、Qualified、DVolatility、BigN、Yearend為控制變量和自變量的多因素回歸分析結果，結果顯示：FV_Exposure、Recog、External、DLNTA、NSegm、ROA、ROE、DDOL、DLev、Distress、Qualified、DVolatility、BigN、Yearend的回歸系數值分別為-0.023、0.012、0.041、0.071、0.037、-0.034、0.0315、0.001、0.006、0.253、0.007、0.0541、0.074、0.001，對應的P值均小于0.05，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因此說明HC*IFRS、LOSS、DLNTA、NSegm、ROA、ROE、DDOL、DLev、Distress、Qualified、DVolatility、BigN、Yearend均會對DLNFees對數產生顯著的影響作用。其中FV_Exposure、ROA的回歸系數為負數，說明會對DLNFees對數產生顯著的負性影響作用，即HC*IFRS越高，DLNFees對數反而越低。Recog、External、DLNTA、NSegm、ROE、DDOL、DLev、Distress、Qualified、DVolatility、BigN、Yearend的回歸系數為正數，說明Recog、External、DLNTA、NSegm、ROE、DDOL、DLev、Distress、Qualified、DVolatility、BigN、Yearend會對DLNFees對數產生顯著的正性影響作用，即這些變量的數額越高，DLNFees對數也越高，External對應的結果不顯著。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公允價值計量模式自其應用以來就一直成為人們熱議的焦點，研究上市公司公允價值與審計收費的關系在理論上和實務上都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以2007-2013年期間深滬兩市1 433家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采用Simunic審計定價模型檢驗了公司特征、公允價值與審計收費的關系，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對于上市公司而言，采用歷史成本模式下的審計收費要高于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下的審計收費。

第二，公司特征中的盈利能力與公司規模兩個因素與審計收費密切相關。

第三，公允價值計量占主營資產比例越大的公司，其審計費用越低；將公允價值列示在資產負債表中（相對于披露在附注中而言）的公司，其審計費用更高；實證研究缺乏充分證據表明聘請外部評估師對于審計費用存在影響。

第4篇：審計公司審計范文

一、美國公司治理模式下的審計委員會

在美國資本市場中，提供一份財務報表通常需要經過董事會（包括審計委員在內）、公司財務經理（包括內部審計師在內）以及外部審計師的三層復核。審計委員會是董事會下設的一個專門委員會，通常全部由公司聘請的獨立董事組成，其主要職責是對公司的記錄和報告進行監督和控制，從而確保股東的權益受到有效的保護。

按照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相關規定，上市公司必須設立審計委員會，而且至少有三個成員，同時應具備以下資格：獨立于公司；掌握一定財務知識；至少有一人具備會計或相類似的專業知識。同時規定：無論何時，公眾都能從公司獲得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成員的名單，委員會中每個成員的獨立聲明，以及其中某一委員不獨立的原因和方式；提供每個成員在會計方面、審計方面（包括審計師的復核服務）、財務、證券以及信息交流溝通方面的資格證明。由此可見，獨立性和專業財務知識是評價審計委員會成員資格的主要尺度。

另一方面，SEC對上市公司審計委員會的人員組成及其獨立性、在財務報告編制過程中所采取的程序、必要的文檔記錄等進行披露。

按照美國獨立審計準則，在執行監管職能時，審計委員會應與公司管理層、獨立審計師就已審計過的財務報表進行討論；同時也應與獨立審計師就SAS No.61所規定的事項進行討論。

（1）審計委員會應與公司內部的審計師以及公司外部的獨立審計師就審計范圍和他們各自的審計計劃加以討論。

（2）接著，審計委員會應與公司內部的審計師以及公司外部的獨立審計師，在管理層到場或不到場的情況下，對他們各自的檢查結果、公司內控情況的評價以及公司財務報告的整體質量進行討論。

（3）最后，根據上述的復核和討論，審計委員會向董事會推薦并經過董事會的批準，將公司審計過的財務報告包括在公司當年的向股東公布的年報中，以及在每年12月31日用10-K提交給SEC的年度報告中。

（4）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審計委員會不完全獨立于董事會展開運作，而是直接向董事會負責。一般而言，審計委員會所提出的一些問題，需要通過董事會的表決才能付諸實施；然而，隨著業務的不斷復雜，在會計處理、審計以及財務報告審核等方面，董事會更加依賴審計委員會。而同時，公司的每天經營是由管理層負責，審計委員會并不參與到的日常管理中去；管理層的高級官員們必須接受他們直接的詢問、監控、評估，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要接受直接的指示。所以，審計委員會的職責是幫助董事會監管公司的財務報告程序；而管理層對財務報表編制及其報告、內控系統負主要的責任；獨立審計師負責審計公司的財務報表， 并對該報表是否遵守了美國公認審計準則發表意見。

二、安然事件所暴露的問題

在這樣的制度框架下，安然公司的審計委員會為什么沒有能夠發揮它的功能呢？筆者認為主要的問題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審計委員會成員持股計劃。英美公司治理模式下，公司獨立董事持股是作為保證其獨立性的必要條件提出的。SEC嚴格禁止外部審計師擁有其客戶公司的股票，以保證其獨立性；然而審計委員會卻和其他董事一樣，可以接受股票薪酬。安然公司的審計委員會成員，六個中有一半擁有將近100，000股安然公司的股票，市價高到750萬美元。我們可以設想，當審計委員會或董事會在事前發現安然公司存在的問題，考慮到這些做法可能的后果，按照上述激勵機制，他們或許更可能向管理層提出質疑，督促他們及時調整過于激進的融資策略，保證公司價值的持續增長；而在事后審計委員會發現安然公司管理層存在的問題，如果責令其管理層對表外合伙企業所隱含的風險加以詳細披露，勢必導致股票價格的下跌，同樣也會使自己口袋中的股票貶值。正如我們所料想的，審計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了沉默，而且委員會的3個成員，在虛構的財務報表揭穿之前，伙同安然公司其他高層管理人員向不知情的公眾出售了價值11億合計1730萬股股票。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董事持有股票不一定必然導致董事們將股東的利益放在首位；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會事與愿違，使獨立董事對該追究的問題視而不見。

2.對審計委員會成員獨立性的披露規則存在不足。除了上述問題，審計委員會的成員與安然公司的財務往來也損害了其獨立性。根據現有的調查，審計委員會的一些成員與安然公司存在以下微妙關系。

（1）自1999年以來，安然的主席Kenneth Lay通過其基金會向德克薩斯大學的M.D.Anderson癌癥中心累計捐贈了332，150美元；也就是從那時起，中心的主席John Mendelsohn成為安然的獨立董事。

（2）安然公司以及Kenneth Lay的家族基金會給喬治梅遜大學的Mercatus中心捐贈了50，000美元，而中心的負責人Wendy Lee Gramm實際上從1993年起就開始擔任獨立董事。

（3）安然和它的雇員們，自1993年Wendy Lee Gramm成為安然公司的獨立董事開始，就為其丈夫Phil Gramm參議員進行捐款。

但是是根據SEC現行的披露準則，安然并不需要披露上述在形式上獨立、但實質上并不獨立的諸多董事和公司的關系。或許正是因為審計委員會與安然公司缺乏實質上的獨立性，才導致了他們對管理層問題的熟視無睹。

一般而言，上市公司應該向投資者充分披露審計委員會成員與公司是否有往來，以及經濟往來的性質。根據投資者責任中心（Investor Responsibility Research Center）的一次調查，如果按此規定披露，1200家上市公司的審計委員會中大約有30%不具備實質上的獨立性。

事實上，美國審計委員會的“獨立性”一直是關注的焦點。藍帶委員會（Blue Ribbon Committee）早在1999年6月就對審計委員會的“獨立性”做出解釋，并詳細列示五種具體情況下的判定；進而根據其建議，SEC在2000年又增加了新的要求。但是，從安然事件中可以看到，獨立性的真正貫徹還需要依靠立法、監管、自律等諸方面的共同努力。并且在對審計委員會成員的獨立性披露方面，應該采用更加的方法和規范，進一步突出“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

3.對審計委員會成員資格規定中的漏洞。按照的規定，安然公司審計委員會成員在資歷上完全是合格的，有些甚至超出了1999年SEC提出的要求。然而，作為一個整體，他們事實上卻無法破譯安然公司的盤根錯節的表外融資業務，而正是這些業務使安然成功地隱藏了負債、虛增了利潤。例如SEC要求審計委員會成員應具備一定的財務知識和專業知識。這一規定作為對公司審計委員會成員的要求，顯得過于寬泛。由于面對經濟業務的日新月異以及復雜程度的不斷加深，專業知識需要不斷更新的。即使是目前能夠勝任，也未必能保證將來能夠勝任。對審計委員會成員的資格規定不應該是一個靜態的指標，而應該是一個不斷、不斷更新的過程。

三、對我國的啟示

2002年1月我國證監會、國家經貿委聯合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第五十二條規定：上市公司董事會可以按照股東大會的有關決議，設立戰略、審計、提名、薪酬與考核等專門委員會。專門委員會成員全部由董事組成，其中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中獨立董事應占多數并擔任召集人，審計委員會中至少應有一名獨立董事是專業人士。第五十四條規定：審計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1）提議聘請或更換外部審計機構；（2）監督公司的內部審計制度及其實施；（3）負責內部審計與外部審計之間的溝通；（4）審核公司的財務信息及其披露；（5）審查公司的內部控制。

目前我國正在推廣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美國經驗，但是安然事件的發生，使我們在承認其主要方面具有合理性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其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在以上的基礎上，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對審計委員會以及其他公司治理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嚴格有效地披露。披露的重點應該包括其成員的獨立性、專業勝任能力、公司判定標準以及例外情況等。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其運作的透明性，從而保證其效果。

（2）專業勝任能力中只有“會計專業人士”，過于籠統，需要進一步明確一些比較具體并容易衡量的標準。

（3）僅僅以“審計委員會中獨立董事應占多數并擔任召集人”來保證審計委員會運作的獨立性是遠遠不夠的。應該規定公司對保證其獨立性的公司章程進行披露，并且規定一系列的最基本要求。

（4）對于審計委員會成員的薪酬狀況以及持股狀況（包括其交易）應該有詳細的規定和披露規則；同時對于在職期間轉讓公司股票應該給與嚴格的限制。

第5篇：審計公司審計范文

內容摘要：本文以我國證券市場上2006年1065家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董事會特征與審計定價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流通股規模和董事會的勤勉程度與其審計定價正相關，但是獨立董事比例和股權性質的影響并不顯著。

關鍵詞：股權結構 董事會特征 審計定價

研究背景

我國上市公司大部分由國有企業改制而成，國有股在證券市場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國有企業除獲得經濟利潤外還擔負著稅收、社會穩定等政治任務。由于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并不是其資產的實際擁有者，股東和經理人之間的問題，容易造成經營者的道德風險。國有資產管理機構能夠對他們起到一定的監管作用，但是其監督程度有限。由于國有股股東選擇高質量審計的監督力度較小，很難像其他股東一樣選擇高質量的審計單位。

研究假設

為了研究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公司治理與審計定價之間的關系，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控股股東為國有的上市公司審計定價低于其他公司

假設2：上市公股權集中度越高，其審計定價越高

假設3：上市公司流通股規模越大，其審計定價越高

假設4：獨立董事的比例越高，審計定價水平也越高

假設5：董事會會議次數與審計定價呈正相關關系

研究設計

前人的研究表明，審計定價不僅與審計工作量、審計努力程度相關，還受到外部法律環境和被審計公司的規模、經營的復雜程度和資本結構等公司特征的影響。為了驗證中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和董事會特征對審計定價的影響，本文從股權結構和董事會特征方面選取變量，并對進行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的規模、被審計單位的審計復雜程度、經營狀況等進行了控制，建立以下模型，變量描述如表1所示。

lnPrice=β0+β1NationDummy+β2owner

Concern+β3Liquidity+β4IndeDirector+β5

Meetingtimes+β6Big4+β7LnAssets+β8Ln Ivenrese+β9LossToProfit+β10Opinion+β11

Location+β12ROA+ε

本文選取2006年深、滬兩市的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樣本數據需滿足以下條件：樣本公司2006年審計費用已經披露；涉及的本文研究需要的相關數據沒有缺失；金融類公司與其他行業的可比性較差，故研究樣本中剔除金融類公司。

經篩選，滿足以下條件的上市公司共1067家。對披露的審計費用貨幣單位為美元或港幣的上市公司，本文采用2006年12月31日的匯率進行調整。本文所有的樣本數據均來源于上市公司年報和中國股票市場與會計研究數據庫（CSMAR）。

實證分析

（一）描述統計結果分析

表2為各變量描述統計結果，2006年我國上市公司的平均境內審計費用為717192.02元，其中最低值為100000元，審計費用最高的為中國石化（600028），審計費用為60000000元。我國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較高，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和平均值達到了56.21%，這說明我國上市公司前十大股東能夠實現對公司的絕對控制。獨立董事比例的比例平均值為35%，達到了法律要求的三分之一的水平，但是仍有一些公司獨立董事的持股比例低于法律要求，最低值僅為11%。董事會在2006年召開的會議次數平均為8.21次，過多的董事會會議次數意味著該公司存在潛在的不安因素，而董事會會議次數過少又不利于對管理層的監督，所以大多數上市公司的董事會會議次數處于適中水平。

從表3可以看出控股股東為國有的上市公司審計定價為815363元，高于非國有的上市公司的543538元。通過比較審計單位為國際四大和非國際四大上市公司的審計費用，可以發現，國際四大的平均審計價格為4047320元，顯著高于非國際四大的平均價格516894.2元；而審計意見為標準無保留意見，上市公司所在地為經濟發達地區時，審計定價也顯著提高。

（二）多元回歸分析

多元統計的結果如表4所示。在對模型的共線性分析中，我們發現模型解釋變量的膨脹因子均小于10，表明各個變量之間不存在共線性。調整后的R 平方為0.505，F值為105.79，該模型在統計上顯著，說明該模型能夠較好解釋審計定價的影響因素。

表4的回歸結果顯示，審計定價與上市公司的所有權性質表現出一定的負相關關系，這與本文的假設不一致，但是這種負相關關系在統計上并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媒體、資產管理機構對國有上市公司的關注起到了一定的監督作用，使其選擇審計師時有所顧慮。所有權集中度和流通股比例都與審計定價變相表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上市公司股東的股權結構越集中、流通股規模越大，越傾向于選擇高質量的審計，從而付出更高的審計費用。

在董事會特征方面，獨立董事與審計定價的關系不明顯，這可能是由于我國獨立董事制度尚不完備，獨立董事難以起到真正的監督作用，對提高上市公司審計質量的監督作用并不明顯。而董事會會議次數在與審計定價表現出正相關關系，并且在統計上顯著，董事會勤勉有利于上市公司購買高質量的審計服務，從而付出高審計費用。

對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顯示，會計師事務所是否為國際四大與審計定價表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進行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越大，其審計定價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規模與審計復雜程度與審計定價也表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被審計單位的規模越大，審計的復雜程度越高，需要加大會計師事務所對審計工作的投入，進行審計所耗費的資源增加，審計風險增大，從而使審計價格上升。上市公司是否處于發達地區與審計定價正相關，我國的審計定價存在收費地區差異，經濟發達地區的審計收費普遍高于不發達地區。

除此之外，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越強，公司的支付能力相對就越強，審計收費對于上市公司而言負擔較小，因此會計師事務所對上市公司收取的審計收費可能會越高，但是在本文的回歸結果中，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與審計定價顯著負相關，這與預期方向相反。

結論

股權結構和董事會特征都是公司治理的重要方面，它們對上市公司股東和管理層對審計質量的選擇都產生較大的影響，高質量的審計必定意味著較高的審計費用。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越集中、流通股規模越大，董事會越勤勉，對審計質量的要求就越高，從而審計定價也越高。但是獨立董事和股權性質對審計定價的影響并不明顯。

參考文獻：

1.杜瑩，劉立國.股權結構與公司治理效率：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J].管理世界，2002(11)

2.方軍雄，洪劍峭，李若山.我國上市公司審計質量影響因素研究：發現和啟示[J].審計研究，2004(6)

3.劉斌，葉建中，廖瑩毅.上市公司審計收費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深滬市2001年報的經驗證據[J].審計研究，2003(1)

4.伍利娜.盈余管理對審計費用影響分析―來自中國上市公司首次審計費用披露的證據[J].會計研究，2003(12)

5.曾穎，葉康濤.股權結構成本與外部審計需求[J].會計研究，2005(10)

6.劉明輝，胡波.公司治理、成本與審計定價―基于2001―2003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06,(2)

7.陳麗蓉.審計收費影響因素的國際比較[J].財會月刊，2005(10)

8.蔡吉甫.公司治理、審計風險與審計費用關系研究[J].審計研究，2007(3)

9.潘克勤.公司治理、審計風險與審計定價―基于CCGI~(NK)的經驗證據[J].南開管理評論，2008(1)

10.林巒.中國上市公司審計定價的研究：理論與實證[D].吉林大學，2004

第6篇：審計公司審計范文

【關鍵詞】審計報告；時滯；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意見

一、引言

為了保護廣大中小投資者的利益，相關監管部門要求上市公司必須及時披露相關本公司的信息。《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實施細則（試行）》要求上市公司必須在每個會計年度后120天內披露經過注冊會計師審計的公司年報。《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劵法》要求公司債券或股票上市交易的公司必須在每個會計年度結束后四個月內，向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和證券交易所提交公司年報。

二、文獻綜述

有關信息延遲的因素，國內外的學者結論主要集中在公司特征以及會計師事務所特征兩個方面。在公司特征方面，公司規模以及經營業績是被關注的重要因素。Gilvoly和Palmon（1982）、李維安等（2005）認為，公司規模與信息延遲成正相關，也就是公司傾向于及時披露好消息，推遲披露壞消息。而Bamber等（1993）認為公司規模與信息延遲成負相關。Gilvoly和Palmon（1982）研究發現，業績越好的公司越傾向于較早公布財務報告，信息延遲時滯也越短；國內學者陳漢文等（2004）、巫升柱等（2006）也驗證了盈利的公司相比虧損的公司會更加及時地披露其公司的財務年報。李維安等（2005）認為經營業績越好的上市公司披露年報時滯越短。對于會計師事務所特征評價主要采用的是會計師事務所規模以及審計意見類型。在事務所規模與信息延遲關系上有三種不同意見，Francis和Wilson（1988）研究發現事務所規模與信息延遲成正相關，Leventis（2005）則認為事務所規模與信息延遲負相關，李維安等（2005）則認為事務所的規模與信息延遲無顯著的影響。Eliott（1982）指出，審計意見類型與信息延遲具有顯著關聯。Bam鄄ber等（1993）認為，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審計單位往往會出現較長的信息延遲，并且越不利于被審公司，信息延遲越長。李維安等（2005）、巫升柱等（2006）的研究均得到了上述相同的結論。對于公司主動進行審計師更換的動因，有一些代表性的意見。如若審計師出具保留意見，很可能觸怒公司管理高層，促使他們終止現任審計師的合同，尋找更容易和自己意見達成一致的審計師。Chow和Rice（1982）發現收到“非標準”意見的公司在隨后的會計年度將可能更換會計師事務所。財政上的困難使得公司的審計需求有所改變，Schwartz和Menon（1985）認為財政困難的公司更傾向更換審計師。伍利娜等（2006）從會計師事務所更換角度發現較晚更換事務所的上市公司財務報告的及時性顯著較差。Schwartz和Soo（1996）的研究指出公司更換會計師事務所屬于公司的重大事件，需開會進行商討后并向廣大投資者公布此消息。審計師變更的時機能夠提供洞察審計師更換的原因以及審計師更換的后果。盡管較晚更換審計師會帶來審計滯后和盈余公告滯后的影響，但更換審計師比率最高的時間還是在第四季度。因為審計師更換可能導致增長（縮短）報告公布時間，所以對投資者來說及時經審計的金融信息存在潛在損失（收益）。這些發現影響審計師與潛在的新客戶談判和資源的適當分配達成新的協議。他們也關心在會計年度晚期進行審計師更換的管理者，因為這些變化通常涉及收到保留意見的風險更高的公司，并有較長的報告延誤。

（二）研究假設

公司規模是影響年報披露的一個重要因素，規模越大的上市公司相應的其他業務也就越多，審計過程也就越繁瑣，必將導致審計活動增加，延長審計報告時滯。而Dyer和McHugh（1975）認為為大公司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會增加人手，這樣會減少審計所花費時間。由此可見，公司規模和審計時滯有相關性，但是是正相關還是負相關并未獲得一致的結論，固然提出第一個假設：H1：公司規模對審計報告時滯有顯著影響。根據信號傳遞理論，信息傳遞始終是由信息量有優勢的一方向劣勢一方傳遞著，并且該信息一定是獨一無二的，且為劣勢方所需要的，對于上市公司而言往往愿意及時主動公布好的消息，而對壞消息卻是“支支吾吾”。公司業績好的企業為了消除投資者的疑慮，更愿意主動傳遞好的消息。國內外的學者研究結論大致相同，業績好的公司，越傾向較早公布財務報告。由此，提出第二個假設：H2：業績越好的公司審計報告時滯越短。上市公司做出更換會計師事務所的行為，一般都是由于購買審計意見失敗，或者由于發展需要從而更換更高質量的事務所，或者審計費用過高使得上市公司被迫做出更換。不管公司是出于上述何種原因，那么新簽約的事務所熟悉程度沒有前面的好，但是公司出現了更換事務所的行為,將會成為我國監管部門的重點監管對象，并且新簽約的事務所為了保證自己的審計獨立性、審計質量，一定會加大控制力度以及實質性測試，這將會使得審計成本增加，這個審計成本包括時間以及經濟。故而，提出一個新的假設:H3：上市公司更換會計師事務所后會延長其審計報告時滯。由于審計意見會影響投資人對公司基本情況的判斷，被出具非標意見的上市公司管理層為了延緩和分散公司財務報告對公司股票的影響，往往會選擇推遲公布此消息。相反，被簽發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管理層為了向市場釋放這樣一個利好消息則更愿意早披露年報。H4：非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會延長審計報告時滯。

三、審計報告時滯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一）樣本與數據

本文以2014年、2015年兩年上交所主板上市公司為樣本，利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來分析上市公司審計報告時滯的影響因素。數據篩選遵循以下原則：剔除證券金融類公司；剔除數據不完整的公司；剔除信息披露不詳的公司。最終得到2014、2015兩年共1689個樣本。

（二）變量定義

1、因變量選取。本文研究的因變量是審計報告時滯（Auditors’ReportingLag，ARL），審計報告所涉及的會計期間結束日到報告披露日之間的時間間隔，代表會計師執行審計合約的審計效率，也反映了財務報表的及時性。變量界定：ARL，審計報告披露日和年度財務年度截止日（12月31日）之間的時間。

2、自變量選取

（1）公司規模。公司規模的大小決定著這家企業審計工作量的大小，大公司會因為規模大從而審計工作量大。但是也有可能因為擁有良好的內控從而減少審計的工作量。不過在年度財務報告的披露整個過程中，大的公司往往比小公司承擔著更大的由外部投資者帶來的壓力。由此發現，因為公司規模的不同，公司披露時機存在著一定的變化差異。變量界定：公司總資產的自然對數(SIZE)，SIZE=ln（公司當年度總資產）。

（2）經營業績。公司的盈利狀況一直是外部投資者判斷該企業當年經營活動狀況“好”“壞”的重要指示燈。因為人們都是喜歡報喜不報憂，類似推論，管理者會傾向于更早報告好的業績，而推遲報告差的業績。并且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客觀情況存在，及時報告業績，會使得投資者對于該公司的疑慮降低，相信公司的發展是在一個正確的軌道上。由于不同的會計政策會影響公司盈力能力指標這使得進行審計業務的注冊會計師和公司管理層如果對于所采取的會計政策有分歧，會導致雙方花費較多的時間進行溝通和談判。變量界定：經營業績（LOSS），公司虧損為“1”，公司盈利為“0”。

（3）審計更換。會計師事務所變換（AuditorFirmChange,AFC），在一個會計年度有更換會計師事務所的企業，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變量界定：審計更換（AFC），一個會計年度會計師事務所有更換為“1”，其他為“0”。

（4）審計意見。審計報告有四種類型：標準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和帶強調事項段的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否定意見審計報告、保留意見審計報告、拒絕表示意見審計報告。審計意見是審計師對于其審計單位的財務報表的綜合評價，不僅可以反映出公司持續經營能力這方面的問題，還可以揭示被審企業是否存在著幕后交易事項等行為。所以，審計意見的準確性確定了該份審計報告質量的好壞。本文對于標準無保留意見以及帶強調事項段的無保留意見視為“標準”意見，其余則定義為“非標”意見。變量界定：審計意見（QUA），“非標”意見為1，“標準”意見為0。

（5）事務所規模。本文對數據樣本上市公司的事務所規模進行控制，根據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的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綜合評價來進行比較劃分。變量界定：事務所規模（AUD），國際四大為“1”，非四大為“0”。

（6）更換時機。審計時更換的時間如果是在本財務年度結束后更換，那么很可能由于是本公司經營時對于自身經營情況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對于前任審計師和重大的會計政策產生意見分歧，而后任審計師有效審計時間并不長，審計時間不充分。變量界定：更換時機（TAC），在本年度期中報告日后更換的公司為1，否則為0。

（7）是否ST。我國為了規范上市企業的金融運作，保護廣大投資者的切身利益，促進股票市場的健康而有序的發展，在1998年對財務狀況或者其他出現異常的上市公司的股票進行特別的處理（簡寫“ST”）。ST股是其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或者其他的狀況出現異常，對于其進行特別處理。ST股代表著這個股票的不穩定性，面臨著退市。變量界定：是否被ST（ST），被標為ST股的為“1”，反之為“0”。

（8）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站在公正的立場上，進行監督管理層的各項決策。獨立董事的存在可以使得董事會對于股東更加盡職盡責，從而提高了審計效率，減少審計報告時滯。變量界定：獨立董事（IND），本公司獨立董事占董事會比例。

（9）資產負債率。一般使用資產負債率來衡量企業的資本結構以及償債能力，那么按照信息傳遞理論，“盡早公布好消息，較晚披露壞消息”，那些負債率高的公司將會產生較長的時滯現象。變量界定：資產負債率（LEV），負債總額/資產總額×100%。

四、實證研究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文以上交所主板上市公司為樣本，經過篩選后，去掉缺少相關數據的公司以及證券金融類公司后，共有1689個樣本。審計報告時滯時間平均為87天，其中最大值為119天，最小值為14天，公司更換會計事務所總共110家，占整個樣本的6.51%。共有690家公司在4月公布審計報告，占整個樣本的40.85%。公司規模平均值在22，最小值為15.42，最大值為28.14。兩年間，各會計師事務所總共開具36次保留意見，占整個樣本的2.1%，共有140家公司使用“四大”事務所提供的審計服務，占整個樣本的8.3%，而且2015年較2014年有所上升，可以理解為“四大”在審計服務方面相對于國內的會計事務所有審計質量、投資者信服度上的明顯優勢。有174家公司年度有虧損，占整個樣本的10.3%。共有161家公司被標為ST股，占整個樣本的9.5%。有73家公司在當年中期報告公布后更換會計師事務所，占整個更換樣本的66%，即2/3的企業會在下半年或者本年度資產負債日至第二年4月30日之間更換會計師事務所。2014年共有19家公司被出具“非標”意見，共67家公司使用“四大”事務所作為本年度企業審計事務所，共79家ST公司，共117家公司虧損，共有61家公司更換其會計事務所，其中有44家更換是在本年期中報告后，里面11家是ST公司。對2014年的可觀察數據分析，公布時間的平均值為資產負債表日后87.28天。2015年共有17家公司被出具“非標”意見，共73家公司使用“四大”事務所作為本年度企業審計事務所，共82家ST公司，共57家公司虧損。共有49家公司更換其會計事務所，其中有29家更換是在本年度期中報告后，里面有11家是ST公司。對2015年的可觀察數據分析，公布時間的平均值為資產負債表日后85.647天。

（二）實證研究及分析

H1假設成立。公司規模成正相關并且顯著，意味著公司規模越大，公司結構越繁雜，那么將會顯著延長審計報告時滯。H2假設成立。經營業績成正相關并且顯著，信號傳遞理論中，優先獲得信息的一方，有自主意識，可選擇是否提前或者推遲公布，并且資產負債率也成正相關，這也就說明公司的償債率好的話，會及時披露報表。H3假設成立。審計更換與審計報告時滯成負相關，這顯示，在會計事務所更換后，審計時滯將會隨之增加。也就說明，公司在更換會計師事務所后會使得本年度的審計報告公布時間增加，即上市公司更換審計事務所后會延長其審計報告時滯。H4假設成立。審計意見也呈成顯著正相關，即當出具了保留意見時，會導致審計時滯延長。事務所規模和報告時滯顯著正相關。事務所規模和報告時滯顯著正相關，說明企業使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做本公司的審計工作，會使得時間遲滯延長。是否ST數據正相關，并不顯著，則說明這個并不能夠解釋有關審計時滯的相關事項。對于更換時機和報告時滯正相關，并且有顯著性，意味著，在中期財務報告公布后更換會計師事務所的企業會較晚的公布其審計報表。這個和參考的Schwartz和Soo的研究結果，第三季度后更換會計師事務所的企業，會延長本公司審計報告遲滯的結論一致。獨立董事所占比率和審計報告時滯成反比，也就意味著獨立董事的增加會減少時滯，若獨立董事能保持獨立性，則對于內部控制以及內部審計，有著很大的幫助。

五、研究結論及啟示

（一）研究結論

資本市場里，企業的經營業績好壞依舊是廣大投資者進行決策的重要依據，當然對于外部投資者而言，了解準確的公司業績信息存在著很大的難度，所以，上市公司定期披露的財務信息是傳遞該企業重要信息的來源。因此，企業披露財務信息的能力以及披露信息的意愿至關重要。信息價值的高低取決于兩個關鍵因素，及時性和準確性。其中，由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師進行的獨立審計程序為報告的準確性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然而及時性，由于年報披露時間依舊存在著較大的彈性———至第二年4月30日，總共120天的時間，因此，需要政府有關部門進行更接地氣的規劃以及落實。本文以滬市主板2014—2015年間披露的1689份企業審計報表、財務年度報表為樣本，進行了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其一，被審計公司的規模,以及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大小對時滯有正向相關的影響，影響不大，在我國進行審計服務的會計師事務所中，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雖然年收入、綜合排名都在前列，但具體所占據的數量比例并不大。其二，公司業績對于審計意見也有影響，審計單位在審查有虧損的公司時，會更加謹慎。公司存在著“好消息”就會傾向及時或者更加提前公布財務報告，相反，當公司有壞消息時，則傾向于推遲披露。當年度盈利的企業會比當年度虧損的企業更加及時地公布審計報告。當然審計師出具了“標準”意見的企業也會比“非標”意見的企業公布得更加及時。其三，當年更換了會計師事務所的企業會比不更換的企業較晚披露審計報告以及財務報告，企業倉促更換審計師會導致審計時滯延長。其四，企業內部審計能夠影響外部審計的效率、質量。公司內部控制體系的完善會使得審計報告時滯減少。

（二）啟示

資本市場里，利益相關者關注的不僅僅只是表面公告上寥寥幾句，更換會計師事務所這樣的行為，更是關注這樣行為所帶來的最終結果，即對于當年度財務報告的影響。雖然我國出臺了預約披露制度這樣的強制性政策，但是彈性很大———120天的期限時間，這與歐美發達國家所規定的時間有較大的差距，依舊很多公司集中在4月公布自己報告，可以理解為上市公司刻意推遲本公司年報的公布。建議有關部門有必要縮短法定年報披露時限，這樣可以促進公司的及時上報。增加基礎信息的報告次數，以及減少年報的信息含量，因為年報信息豐富，這樣也就客觀造成了時滯的產生，如果可以將季報改成月報，則會一定程度上減少年報所耗費的時間。

參考文獻

[1]程小可，王華成，劉雪輝.2004年度盈余披露的及時性與市場反應：來至滬市的證據[J].審計研究.2004，(02).

[2]陳漢文，鄧順永.盈余報告及時性:來自中國股票市場的經驗證據[J].當代財經，2004，(04).

[3]杜興強，雷宇．上市公司年報披露的及時性：公司業績與審計意見的影響[J]．財貿研究，2009，（01）.

[4]耿建新，楊鶴.我國上市公司變更會計師事務所情況的分析[J].會計研究.2001，（04）。

[5]蔣義宏，陳高才．縮短上市公司年報披露法定期限的可行性分析[J]．商業經濟與管理，2007，（04）.

[6]劉亞莉，石蕾，趙陽.審計延遲、披露延遲與信息延遲：影響因素及差異性分析.中國管理信息化[J].2011,(01).

[7]齊偉山，歐陽令南.上市公司年報披露及時性決定因素的實證研究.經濟管理[J].2005,(08).

[8]束曉暉.審計師變更時間差與審計報告的有用性[D].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9]王英姿，陳信元．我國會計師事務所變更的因素分析———一項基于安永大華合并前后客戶構成變化的案例分析[J]．管理世界，2004,（12）.

[10]伍利娜，束曉暉.審計師更換時間對年報及時性和審計質量的影響[J].會計研究，2006,（11）.

[11]王雄元，陳文娜，顧俊.年報及時性的信號效應———基于2004—2006A股上市公司年報的實證檢驗[J]．會計研究，2008,（12）.

[12]朱曉婷，楊世忠等．會計信息披露及時性的信息含量分析———基于2002—2004中國上市公司年報數據的實證研究[J]．會計研究，2006,（11）.

第7篇：審計公司審計范文

建議：公司應當在每一會計年度終了時制作財務會計報告，并依法經注冊會計師審計。

說明：確定法定審計的范圍（即哪些公司須進行年度賬目的審計）是法定審計制度的核心。法定審計范圍取決于以下三個因素：

（1）公司股權結構的公眾性；

（2）公司所承擔的稅務、債務負擔的規模及性質；

（3）審計的成本。

各國關于法定審計范圍的規定大體有兩種模式：第一種是以英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等為代表的全面審計型，它們對公司法下的各種公司都實行強制審計。第二種是以德、法等大陸法系國家和美國為代表的部分審計型，即只使部分公司負有法定審計的義務。對負有法定審計義務公司的范圍確定大體有公司的組織形式、公司營業的性質和公司的規模三個標準。從組織形式來看，股份有限公司、特別是其中的上市公司，在各國都被納入法定審計的范圍之內。這類公司通常規模也比較大，對、生活的也比較大。在有限責任公司中，被列入法定審計范圍的通常是規模較大的以及從事類業務的企業。此外，考慮到中小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之間也可能存在的；中突，一些國家規定，當有限責任公司中一定股權比例的股東提出要求時，公司也必須聘請注冊會計師來審計。

關于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

通過對一些國家和地區法律中有關公司財務報表審計的規定進行比較，從中提煉出公司法定審計制度中通行的規則，并在此基礎上，根據我國國情，提出中國《公司法》法定審計制度的基本框架，為我國《公司法》修訂中法定審計制度的構建提供立法參考。

建議：受托進行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及其注冊會計師，應當依照獨立審計準則和職業道德準則的要求，在形式上和實質上與被審計公司保持獨立。

說明：各國公司法為保證法定審計的獨立性，一般都規定了會計師不得與被審計公司存在人事上的或利益上的關聯性，主要包括以下幾類的情形：

（1）會計師事務所或注冊會計師持有被審計公司股份或對被審計公司或其關聯公司負有一定數額以上債務的；

（2）注冊會計師擔任被審計公司的董事、監事、經理或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或是上述人員的合伙人、雇主或聘用的人，或是上述人員所聘用的人的合伙人或雇員；

（3）注冊會計師擔任被審計公司持有一定比例股份的公司或持有被審計公司一定比例股份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監事、經理或其他高級管理人員；

（4）會計師事務所或注冊會計師是被審計公司的合伙人或其合伙人的雇員；

（5）注冊會計師是上述（2）項所列人員的近親屬；

（6）會計師事務所或注冊會計師在審計活動之外參與被審計公司的簿記或編制年度決算等業務；

（7）會計師事務所或注冊會計師從被審計公司獲得審計業務收入以外的工資或其他報酬；

（8）會計師事務所或注冊會計師在一定時間內每次都從被審計公司或其持有一定比例以上股份的公司的審計和咨詢業務中取得占其全部收入一定比例以上收入的。

上述（1）項是對審計員和被審計公司股份關聯的禁止，澳大利亞、德國、法國等國法律中均有明確規定，澳大利亞還規定了審計員對被審計公司（或其關聯公司）負有債務的情形；（2）、（3）、（4）、（5）項是對審計員和被審計公司人員關聯的禁止，絕大部分國家都有規定，如英國、澳大利亞、德國、法國、比利時、日本等，但各國規定的范圍略有不同，德國規定的范圍最大；（6）、（7）項是對承擔法定審計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業務范圍的限制，美國、澳大利亞、德國、法國等國有此規定，其中以美國《薩班斯法案》規定最為嚴格，要求會計業務和審計業務的絕對分離；（8）項是對于審計業務收入比例的限制，只有德國有該類規定。

上述各項禁止性規定，能夠從形式上保證注冊會計師對被審計公司之間的獨立性，但獨立性的最終實現還有賴于會計師對職業道德準則的遵循。

關于會計師事務所的提名、選任、任期及報酬

建議：依法設立審計委員會、獨立董事或監事會的公司，由審計委員會、獨立董事或監事會提名承擔審計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公司年度股東大會或股東會應當表決確定承擔本公司年度審計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并決定其報酬。

說明：對承擔審計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的提名、選任做出規定，是為了維護會計師事務所的獨立性，強化法定審計的嚴肅性，確保會計師事務所發揮其應有的鑒證、監督作用，保護股東和公眾投資者的利益。針對股份有限公司中承擔審計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的提名選任做出特別規定，還有利于打破大股東控制公司、損害小股東利益的慣例。

1.對審計師的提名僅在日本《關于股份公司監察的商法特例法》第3條（2）中有類似的規定：董事向股東大會提出選任審計員的議案時，須征得監事會的同意。

2.對會計師事務所的選任，各國或地區都有不同的規定，大致可以分為三種：

（1）絕大多數國家實施的由股東大會任命審計人員的模式；

（2）以美國為代表的由審計委員會任命審計人員的模式；

（3）模式，規定審計人員的選任與經理人的選任相同，區分不同的公司類型，由股東大會或董事會選任。

3.對于會計師事務所的任期在國外主要可以歸入兩種模式：

（1）以英國為代表的英聯邦國家的任期一般為一年；

（2）以法國為代表的歐盟國家的任期為3到6年。

4.輪換制度是為了避免長期任職的會計師事務所因與管理層過多接觸，影響其獨立性。自美國薩班斯法案后，各國開始研究輪換制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輪換還處于研究階段，多數國家還持～種觀望的態度，未加規定。審計合伙人的輪換也還不是～個成熟的制度，做出這種規定的國家還比較少。

5.會計師事務所的報酬作為任免制度的一部分，各國對審計人員的報酬做出了規定，這些規定都遵循誰選任誰決定的原則。為了保證審計的獨立性，會計師事務所的報酬不應由公司管理層過多干預，應由股東大會或股東會決定會計師事務所的報酬水平。

關于會計師事務所的解聘和辭職

關于事務所的解聘，建議公司解聘或不再續聘承擔審計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應當由股東大會或股東會作出決定。在表決解聘或不再續聘會計師事務所之前，公司應至少提前l5天向后者發出通知。會計師事務所收到通知后，可以向公司作出書面陳述，同時有權出席對其解聘或不再續聘進行表決的股東大會或股東會，并陳述意見。

關于事務所的辭職，建議會計師事務所在任期屆滿前辭職的，須向公司提交書面說明。該書面說明中應披露與其辭職有關的、需提請公司股東或債權人注意的非常事項。如果不存在這樣的非常事項，該承擔審計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也要予以說明。公司應將辭職的會計師事務所的書面說明送達公司股東或予以公告。

說明：解聘和辭職是公司法定審計關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在保障公司享有對會計師事務所的選任權的同時，避免注冊會計師因為監督公司管理層而給自己帶來不利的影響，各國都針對公司解聘會計師事務所做出規定。對于會計師事務所的辭職，有些國家沒有做出規定。

1.解聘或不再續聘。各國有關解聘規定，大致可以分為幾類：

（1）英聯邦模式。規定由股東大會行使解聘權。

（2）法國模式。規定在特定情形下，應董事會、經理室、委員會、股東大會或代表1／10以上公司資本的股東的請求，由法院判決解除其職務。

（3）意大利模式。規定股東大會只有在理由充分且征得公司管理委員會同意后方可解聘承擔審計業務的師事務所。

（4）日本模式。大型公司股東大會可隨時解任承擔審計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同時公司的監事會在滿足特定的條件時也有權解聘會計師事務所。

為了限制公司解聘權，各國立法都做出各自的規定，大致可分為：

（1）程序限制模式。主要是英聯邦國家，通過規定嚴格的解聘程序，賦予被解聘的審計師陳述權和出席股東大會的權利，確保在被解聘前能夠獲得辯護的機會。

（2）實體限制模式。主要是法國，規定只有在特定的情況下（過失或不能分身），才能申請法院解聘承擔審計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

（3）混和模式。主要是日本對監事會行使解聘權的規定。一方面規定只有滿足特定的幾種情形時，監事會才能解聘會計師事務所，同時，規定被監事會解聘的會計師事務所有權出席股東大會并陳述意見。

2.有關辭職的規定，可分為幾種模式：

（1）英國模式，規定受托審計的注冊會計師或事務所可以經書面通知而辭職，但必須按照特定的程序，履行特定的說明義務。

（2）澳大利亞模式。區分不同的情況，規定對一般公司進行審計的注冊會計師或會計師事務所可在任何情況下辭職，審計上市公司的注冊會計師或會計師事務所只有經過ASIC批準后，才能生效。

（3）德國模式。規定只有在有重大事由時，注冊會計師或會計師事務所才能辭職。

關于公司提供真實、完整的會計資料及相關信息的義務

建議；公司應當向聘任的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真實、完整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其他會計資料以及與審計相關的其他資料，不得拒絕、隱匿、謊報。

說明：在公司法中規定公司為受托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真實的、完整的資料和信息，是為了確保公司的審計師能夠獲得與審計有關的充分信息。國外關于公司為審計提供資料的規定大致有以下三種模式：第一種是從注冊會計師的知情權的角度，賦予注冊會計師查閱公司財務信息和相關文件，從公司獲得有關的信息和解釋的權利。如香港、新加坡、比利時、意大利、瑞士、歐盟、日本。第二種是從公司的角度，規定公司有向注冊會計師提供必要的條件、資料和協助，如瑞典公司法的規定。第三種是從注冊會計師的知情權與公司提供信息的義務兩個角度進行雙重規定，如英國、澳大利亞、德國和韓國的規定。在英國1985年公司法下，受托審計的注冊會計師可以隨時審查公司的賬簿、賬戶和憑單。如果公司管理人員故意或過失向注冊會計師提供一份引起誤解的、錯誤的或欺騙的說明，就構成違法行為，將受到監禁或罰款或雙重懲罰。根據德國商法典的規定，資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負有不遲延地向決算審查人提示年度決算和局狀報告的義務。

關于公司妨礙審計的責任

建議：公司拒絕向審計師提供真實、完整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其他會計資料以及與審計相關的其他資料，或隱匿、謊報上述資料，或以其他方式妨礙審計師履行正當職責的，對公司可處以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可處以三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說明為了保證審計師能夠正常地進行審計活動，法律有必要采取措施保障審計師順利地從公司獲得必要的賬冊、憑證等財務信息資料。前面的條款中規定了公司負有為注冊會計師的審計活動提供真實、完整的信息的義務。為確保公司切實履行此項義務，必須配置相應的法律責任。在這一上，國外有兩種公司法與證券法兩種模式。前者如《1989年英國公司法》第389條，它規定公司及相關人員違反信息提供的義務，將被處以監禁或罰款。后者如《香港證券法》第95、96條，規定如果公司拒絕提供這些資料，或者隱匿、銷毀、修改這些資料，阻止或妨礙審計的，要受到法律制裁。美國《薩班斯法案》中對公司管理層妨礙審計規定的法律責任也屬于此類。

關于設立驗資

建議公司股東繳納出資后，須經會計師事務所對注冊資本實收情況進行審驗，出具驗資報告。驗資報告僅用于工商登記和向股東發放出資證明時使用。說明：《公司法》上確立設立驗資，是保障公司法定注冊資本金的基本要求。國外對此有三種立法模式。第一種是驗資與評估分離的模式，以日本為代表，規定公司設立時須經驗資的，并且驗資主體為注冊會計師（含外國注冊會計師），而非其他資產評估主體。這種模式與我國的立法傳統是一致的。第二種是驗資與評估合一的模式，以德國、法國和歐盟為代表，對公司設立時規定驗資程序，但是驗資與資產評估程序合一，驗資主體由資產評估師擔任。大陸法系一般把資產評估主體視為設立驗資主體，其做出的資產評估（尤其是針對實物出資方面）即具有驗資報告的同樣作用，可以證明出資的真實性。第三種是對公司設立不要求專門驗資程序的模式，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公司設立時由公司股東會或董事會確認出資數額即可。英美法系立法顯得較為寬松，對公司設立時未加以嚴格的資本審核要求，對資本繳付金額采取申報制。

關于變更驗資

建議：公司變更注冊資本，須由股東大會或股東會批準，并經會計師事務所驗資并出具驗資報告。

說明：公司注冊資本的變更（尤其是減資時）對公司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系人將產生重要，各國的規定較為一致，基本上對公司資本變動（主要就是增資和減資兩種情況）規定了強制驗資要求。根據側重點的不同，主要可以分為兩種模式。第一種是對公司增資和減資規定了相同的驗資要求，以歐盟公司法指令為代表。第二種是對減資時的驗資要求較增資時嚴格，以英國、法國為代表，規定驗資主體須向股東大會發表其對減少資本的理由和條件所持的意見，以進一步確保公司資本的穩定性。

關于會計師事務所介入清算

第8篇：審計公司審計范文

[關鍵詞]管理審計公司治理功用機制

近些年來,公司治理(或稱公司治理結構,下同)正在世界范圍內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與重視,其重要性也日益突出。科學、合理的公司治理是保證現代企業有效運營的基礎與條件,而健全的公司治理結構又離不開管理審計等評價與約束機制。無疑,作為內部審計重要組成部分的管理審計,對于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促進并實現制度創新,評價及證實經營績效,提高管理水平,增加公司價值等都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管理審計及其功用分析

審計是在財產所有權與管理經營權相分離以及組織內部多層次管理經營分權制所形成的經濟責任關系下,基于特定的需要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實施審計是為了審查、評價受托者所負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從而確認、解脫其經濟責任,以確保經濟責任的履行。也就是說,評價受托人的經濟責任,進而確認、解脫其經濟責任是審計的總目標,審計的實質在于評價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而不是評價經濟行為的本身,因為分析、評價經濟活動是管理工作,并非審計工作。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受托經濟責任在范圍與內容上不斷擴展和充實,審計的外延和內涵也日益拓展與豐富,從而不斷出現新的審計形式。比如,受托經濟責任由傳統的財務(會計)責任發展到既有財務(會計)責任又有管理(經營)責任,因而在組織內部既有財務審計又有管理審計。從國內外實踐看,人們開展管理審計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對其認識、關注及重視的程度卻不斷提高,因為管理審計的作用正逐步得到發揮且日益明顯。探討和開展管理審計,對于完善公司治理,改進組織經營,增加企業價值,幫助管理(經營)者履行職責,促進組織目標的最終達成,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對于管理審計,國內外不少學者曾從不同角度進行過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有些問題上尚未達成共識,更沒有形成系統、完整的理論體系,仍需做進一步的研究。

從國外早期有關文獻來看,其間存在著較多的差異,僅就專業用語之多即可窺見一斑。例如,在國外,管理審計也稱為經營審計、效率審計、績效審計、經濟效率審計、項目成果審計,以及“3E審計”(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等。當然,稱謂及論述雖有所不同,但不少論點仍有其共同或相通之處。比如,它們大都強調管理審計具有對企業各方面的評價作用,突出其對企業內部職能部門及其經營績效的評價之核心地位,明確其以對管理經營及其績效發表批評性意見或建設性建議,進而提高管理經營的效率與效果為主要的工作目標等。總之,從本質與特性或功用與目標的角度分析,國外有關的文獻及其論點大都在實質上是一致或基本一致的。

在我國,有關管理審計的論述不多,散見于一些專業刊物與個別學術論著,其中雖不乏真知酌見者,但大都在認識水平和論證力度方面尚嫌欠缺或不足,因而在理論上有待進一步深入的探討,以期提高認識、達成共識。當然,更需要在不斷的實踐中加以全面、系統的總結和提高。比如:有人將管理審計稱為經營審計或績效審計;也有人稱之為經濟效益審計;還有人認為經濟效益審計包括經營審計和管理審計,也就是說,管理審計雖與經營審計同屬經濟效益審計,但有別于經營審計,等等。這些都需要在理論、實踐及其結合上加以全面、系統、深入地研究和探索。

我們認為,深入探討管理審計并從理論上加以詮釋,對于提高人們的認識水平,完善管理審計理論,有效開展管理審計,都甚為必要、大有裨益。

基于審計產生于受托經濟責任的論點,傳統的財務審計主要是審查受托人財務收支的真實性和合法性,以評價、確認、解脫其受托財務責任的履行情況。但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由于受托人所負經濟責任的范圍不斷擴展,涉及企業經營管理的各個方面,因而不僅需要評價財務(會計)責任,而且要評價受托人在經營管理中講求經濟、效率、效果的管理(經營)責任,從而出現了適應該種需要的新興的管理審計等。

就特定組織內部而言,傳統的財務審計與新興的管理審計共同構成了內部審計。它是在組織內部多層次管理經營分權制所形成的經濟責任關系下,基于組織的內在管理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有別于在財產所有權與管理經營權相分離所形成的經濟責任關系下,基于從外部對組織的監督或鑒證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外部審計(國家審計和民間審計)。

從其歷史沿革及不同發展階段的主要業務來看,內部審計首先是進行專門的內部控制系統評審,即以評價內部控制系統為主要的業務內容,尤其是通過健全性評價和符合性測試來確認控制系統是否薄弱(缺少一些控制點)或失控(缺少關鍵控制點或較多的控制點),進而查明問題、成因及后果,并要求有關方面制定措施加以解決或消除隱患,以達到健全系統,改進控制,減少損失,提高效益及實現目標之目的。正因如此,該項工作成為內部審計的一項主要業務,并受到組織內部高層管理與職能部門的共同關心和高度重視。其次是實施傳統的財務審計,即以評價財務(會計)責任為主要的業務內容,專業的審計人員遵照有關法律法規測試檢查會計資料、會計程序及會計控制,以評價財務報表是否真實,企業資產是否完整,組織權益是否得到維護與保障,進而確認、解脫受托人的財務責任。作為內部審計的經常性工作,財務審計通常不以行業標準來衡量,工作的重點之一是審查舞弊,對舞弊事項實施跟蹤審計。再者是開展新興的管理審計,即以評價管理(經營)責任為主要的業務內容,通過對經營管理活動(經營或項目、業務或事項等)進行審查與評價,并采用一定的標準來衡量其經濟性、效率性及效果性,從而找出差距,挖掘潛力,提高效益,或證實效益優劣,評價管理績效,提供咨詢意見,增加公司價值。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制定并修訂的《實務標準》與《職責說明》指出:“內部審計是一項獨立、客觀的保證和咨詢活動,其目的在于增加價值和改進組織的經營。它通過系統化的方法,評價和改進風險管理、控制和管理過程的效果,幫助組織實現其目標。”這也表明管理審計是在財務審計基礎上的一種延伸和拓展,代表著內部審計的發展方向,并預示著管理審計的前景廣闊。因此,探討和實施管理審計重要而緊迫、任重而道遠!

管理審計作為一項獨立、客觀、公正的約束與評價機制,是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的功用,具體說來主要有三:

功用之一在于經濟評價,即在對被審單位的經濟活動進行檢查監督的基礎上,著重考核和評價其預測、決策、目標和計劃

是否先進可行,經濟效益水平高低及其影響因素,經營管理者是否有效地管理了企業資財,并切實履行了其經濟責任。審計人員通過管理審計可以評價整個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并針對所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提出具有建設性、針對性的評價意見和改進建議,協助高層管理當局更有效地進行管理經營活動。總之,科學合理的經濟評價有助于實現對經營管理者的激勵約束與有力支持,有助于被審單位改善經營管理,提高運作效率,促進經營目標的實現。

功用之二在于經濟鑒證,即對業務活動和管理業績進行鑒定和證明。事實上,當委托人將各種財務(會計)責任之外的管理(經營)責任托付給受托人時,審計鑒證就要向外拓展和延伸。對此,傳統的財務審計已無能為力,因為財務審計只能鑒定和證明受托人履行財務(會計)責任的情況,而受托人履行的管理(經營)責任則只有通過管理審計加以鑒定和證明。

功用之三在于經濟監督,即管理審計在發揮評價、鑒證作用的同時,也發揮著對管理經營活動的監察與督促作用。但需指出,管理審計并不是為了監督而監督,找問題、查錯弊并非其首要或主要的工作內容,而是針對審計過程中發現的問題提出有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以便企業改進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實際上,這種經濟監督寓于其對企業的服務之中。

二、公司治理及其特性認定

中外有關公司治理結構的表述較多,相比而言,能為多數人接受的是認定其為“一種制度安排”,即指關于公司內外部利害關系人之間權利、責任和利益的制度安排,其實質是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相互制衡機制。這種相互制衡機制及其有效運行,在公司內部是通過所有者、董事會、監事會及管理層之間的契約直接支撐的,在公司外部是通過資本市場、產品市場及經理市場上的競爭間接實現的。

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制定的《公司治理結構原則》指出,一個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應當:維護股東的權利;確保包括小股東和外國股東在內的全體股東受到平等的待遇,若其權利受到損害,他們應有機會得到補償;確保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并且鼓勵公司和利益相關者積極地進行合作;保證及時準確地披露與公司有關的任何重大問題,包括財務狀況、經營狀況、所有權狀況和公司治理狀況的信息;確保董事會對公司的戰略性指導和對管理人員的有效監督,并確保董事會對公司和股東負責。

我們認為,公司治理結構就是要在企業內部形成這樣的機制并形成如此的效果,即在財產所有權與管理經營權分離的前提下,公司各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起相互獨立、相互制約、權責明確、互相配合的機制,并通過建立科學的決策程序和監督制度,使各自的正當權利得到保障、行為受到合理約束。具體說來,主要有三:

首先,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必須明晰產權及產權關系,以此為基礎對各權利主體的角色進行正確定位,合理設定產權主體權利的行為邊界,明確規定產權主體之間的權利關系,從而在公司內部形成有效的權利制衡機制,以避免、克服及解決“內部人控制”等問題。

其次,根據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必須充分調動各權利主體的積極性、主動性及創造性,靈活采取多種激勵方式,務求激勵作用均衡有效,努力促成不同權利主體在諸多層面上的利益趨同。

再次,基于有效的激勵需輔之以有效的約束之理念,建立健全監督與制約制度,針對不同權利主體及其行為采取經濟合理、簡便易行的監督和制約之方式,從而在公司內部形成有效的約束機制,以減少、遏制及杜絕“逆向選擇”、“道德風險”、“掠奪經營”、“掏空資財”等行為與現象,進而在制度安排上降低成本與監督成本,提高運營效率、效果及效益。

最后,鑒于權責利效相結合的要求,無論是權利制衡、激勵約束或績效評價,都需要真實、完整的信息及其完全、及時的傳遞,因而必須確保信息的質量并充分發揮其作用,從而要在公司內部形成有效的信息溝通與反饋機制,以減少、克服及解決“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及其產生的諸多弊端。

目前,我國有一千多家上市公司,從其運行機制和治理水平看,距離公司治理的實質性要求尚有較大的差距。眾所周知,我國上市公司大部分是由國有企業經過改革、改組、改造形成的;同時,證券市場又是一個新興市場,這就決定了我國上市公司治理才剛剛起步。正因如此,我國的上市公司“治理”問題日益突出、十分迫切,健全與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針對性。

資本市場與公司治理存在著互動效應。良好的公司治理是資本市場健康運行的微觀基礎,而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對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同樣,有效的資本市場有利于促進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不久前,我國《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實施,這表明了中國證監會對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高度重視。目前,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缺陷已經成為資本市場發展過程中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由于治理結構不合理而引發的問題日漸增多,若不盡快加以改進或解決,則難以規范和發展我國的資本市場。

此外,隨著我國加入WTO,經濟的日益全球化已使中國資本市場漸漸融入國際資本市場。這固然會給我國經濟的發展帶來巨大的機遇,但也必將使我國企業面臨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與挑戰。因此,我國企業必須朝著更加規范化、國際化的方向發展,以增強其對外部環境的適應能力。實際上,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大力提升企業競爭力,是我國加入WTO后企業應采取的一項重要的應對舉措。

三、正確認識管理審計與公司治理的關系,充分發揮管理審計在公司治理中的積極作用

公司治理結構與管理審計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公司治理結構是實施管理審計的制度環境,是促使管理審計有效開展,保證管理審計功能發揮的前提和基礎,只有將管理審計置于公司治理中加以考慮,才能全面理解管理審計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并正確發揮其積極作用;另一方面,管理審計是公司治理結構趨于健全完善的保證,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及其作用的發揮離不開管理審計。

根據系統論原理,系統與環境互相適應、互相影響,系統的有效運行離不開與其相適應的良好環境,只有在完善的公司治理環境中,管理審計才能真正發揮其作用,并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與效果;若沒有科學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管理審計就會流于形式而難以收到預期的效果。

嚴格說來,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是一個既科學又復雜的體系,涉及公司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相互制衡及責權利劃分。公司治理結構的宗旨就是,在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起有效的激勵機制和制衡機制。管理審計作為一項監督與評價機制,自然也成為公司治理結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有效的管理審計是公司治理結構中形成權利制衡機制并促使其有效運行的重要手段。

現代企業理論認為,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集合,其中最重要的是財產所有者(委托人)與管理者經營(人)之間的委托關系。在財產所有權與管理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委托人即所有者將資產的管理經營權授與管理者即人,企業的控制權轉移到人手中,從而形成委托關系,它是公司治理和管理審計共同的理論基礎。

在財產所有權和管理經營權分離的基礎上,由于委托人與人各自追求的目標是不同的,人有可能利用不對稱或不透明的信息優勢謀取個人利益。在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人的管理決策就不一定代表委托人的利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就是要在這種委托關系中,以效率和公平為先導與基礎,實現對者的有效控制,確保委托人的權益不受侵害,實現對各相關利益者在責權利上的有效制衡。

企業外部的各類委托人和企業內部的各層級的人之間的委托受托關系,必然需要依靠監督機制加以維持。按照委托理論,在經營者控制公司經營權且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作為受托人的管理經營者很可能產生“道德風險”并進行“逆向選擇”,從而損害委托人即股東的利益。因此,委托人必須加強對人的約束,保證其受托責任的履行。一般來說,該受托責任包括兩部分 ,即受托財務責任和受托管理責任。委托人可以通過人提供的財務報告來判斷其是否有效履行了受托財務責任,這便是財務審計;同時,為了全面判斷受托人對受托責任履行的效果,單純的財務審計是難以勝任的,因為還必須判斷受托管理責任的履行情況從而需要管理審計。

目前,我國尚處在經濟轉型之中,不少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尚不完善,尤其是存在較為嚴重的所有者缺位現象。這使得企業“內部人控制”情形相當普遍且內部人控制權日益過大,有些內部人還利用信息的不對稱,做出偏離甚至背離股東意愿的決策,侵犯股東權益。

現代企業制度是建立在財產所有權與管理經營權相分離,經營者受托經營所有者財產的基礎上的,擁有控制權的經營者成了企業的“內部人”。由于經營者與所有者各自的利益不一致,如果沒有有效的制度約束和監督機制,“內部人”很有可能憑借自己手中的控制權損害所有者的利益。值得指出,在我國大多數公司特殊的股權結構中,由于國有企業所有者的缺位,即缺乏真正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負責且關心國有資產利益的國家所有者的人格化代表,幾乎無人對國有產權(剩余索取權)真正擔負責任,從而強化了“內部人控制”與“掏空”國有企業等現象,并且使之成為經濟轉型中公司治理的特殊難點。

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特殊,還表現在國有股的比重過大,且大多不能上市流通,即“一股獨大”現象較為突出。股東大會是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在重大事項上應當擁有決定權與控制權。然而,股東大會及董事會常常被大股東控制和操縱,眾多的中小股東很難通過股東大會或董事會參與對企業的控制。事實上,我國許多上市公司在這個問題上都未能形成有效的制衡機制,所以損害中小股東利益的事件屢有發生。

從總體上看,我國大部分企業、公司的監督制約功能是分離的、不完整的。比如,對高管人員的制約監督與對公司戰略決策的監督制衡就難以結合,對財務及經營活動的監督與對經營管理者的制約也沒有結合起來。

如前所述,在公司治理中,管理審計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管理審計應全面滲透到企業的各個層面,貫穿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從而充分發揮其在公司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對此,我們認為:

第一,應在公司內部真正建立并有效運行權利制衡機制與激勵約束機制,控制和抑制“內部人控制”,促使者的行為符合委托人的目標與利益。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問題,是委托人如何激勵約束人,使其努力經營以實現或確保股東財富最大化。顯然,僅僅通過財務審計,委托人是難以全面了解人是否有效地履行其受托責任的,而管理審計則有利于減少信息的不對稱性,較全面地提供委托人所需要的有關經營管理活動方面的信息,大大遏制“道德風險”的發生,增強管理經營的透明度,從而達到控制和抑制“內部人控制”的目的。無疑,有效的管理審計和充分的信息披露將有助于保護投資者的利益。

第二,應在公司內部真正建立并有效運行信息溝通機制,確保信息真實完整,反饋及時順暢,防止、發現及糾正錯弊,提高經營管理效率。從委托人的角度講,管理審計及其信息可以使他們能夠更有效地判斷人的業績與能力,評價人對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促使人提高經營管理效率。不僅如此,有效的管理審計還有利于規范企業行為,防止、及時發現并糾正錯誤及舞弊行為。

第三,應將管理審計與財務審計結合起來,以形成完整的內部審計監督與評價機制。二者的有機結合,有助于整體建立并有效運行公司治理的監控與評價機制,完善各項監控及評價措施并實現系統的有效整合,從而在內部各種機制之間形成既相互獨立又有機聯系的監控與評價體系。

綜上所述,管理審計是公司治理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效的管理審計有利于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實現公司治理的目標,就必須正確認識管理審計與公司治理之間的互動關系,并充分發揮管理審計在公司治理中的積極作用。當然,管理審計也應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和企業業務的發展而不斷改進與完善。

參考文獻:

1. James A. Hall,《Information Systems, Auditing and Assurance》,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 2000

2. Lee, C.J. and Gu, Z.Y.“Low Balling, Legal Liability, and Auditor Independence”, ,《Accounting Review》, 1998

3. Andrei Shleifer, Robert W. Vishny,“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第9篇：審計公司審計范文

關鍵詞：審計意見　遺傳算法　財務指標

一、引言

注冊會計師在審計報告中出具的審計意見是注冊會計師審計制度的概要表征(韓麗榮，2006)，其以簡單而明確的形式，向資本市場傳達財務信息可靠性的信號，影響著投資者及其他利害關系人的經濟決策。雖然審計意見是注冊會計師在收集了大量審計證據后出具的，可是如果能根據相關財務信息，采用科學的方法對審計意見的類型進行合理預測，將會大為降低審計風險，提高審計效率。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采用遺傳算法建立了審計意見類型的預測模型。這一模型可以為注冊會計師出具審計意見類型提供輔助判斷；或者作為注冊會計師在接受審計前篩選客戶的一種輔助手段；同時也為投資者和其他利害關系人證實和監督注冊會計師的工作提供有益幫助；還可以作為法庭判斷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的輔助工具。

Dopuch等(1987)曾進行了基于財務指標和股票市場變量的審計意見類型預測，使用了probit模型，變量包括：資產負債率的變化量、應收賬款占總資產百分比的變化量、存貨占總資產百分比的變化量、期末總資產賬面價值的自然對數、當年是否虧損一虛擬變量1表示虧損、在紐約或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時間是否超過5年――虛擬變量1表示超過5年、市場模型回歸出的斜率即貝塔系數β的變化量、從市場模型回歸出的投資回報的剩余標準差的變化量、股票回報率減行業回報率(行業指數)。朱小平、余謙(2003)進行了上市公司財務指標與審計意見類型相關性的logistic分析，研究假設是：認為當公司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較差時，公司管理當局出于各種動機粉飾財務報表的可能性會增大，從而得到非標準審計意見。劉愛東等(2005)使用上年審計意見類型、資產負債率、凈資產收益率正負變化等作解釋變量，進行了審計意見類型預測的logistic分析。蔡春等(21305)進行了上市公司審計意見類型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發現資產規模、是否被sT、資產負債率、總資產周轉率以及事務所規模是影響上市公司審計意見的主要因素。張玲等(2006)基于“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財務報告，其會計信息失真的可能性和程度均大于被出具標準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的財務報告”這一假設，將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作為會計信息失真的企業，被出具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公司作為配對樣本。使用財務指標和Fisher判別分析方法，建立了會計信息失真公司的判別模型。由于統計方法會受到諸如多元正態分布、多重共線性、樣本完全分離等統計約束，而且預測準確率低于計算智能模型，因此本文使用遺傳算法建立了審計意見類型預測的規則積分模型，不但不受統計約束，而且判別規則透明清楚易應用、預測準確率更高。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從審計報告看，審計意見類型包括：2003年前的標準無保留意見、無保留意見加說明段、保留意見、保留意見加說明段、否定意見、否定意見加說明段、拒絕發表意見；2003-2006年的標準無保留意見、無保留意見加事項段、保留意見、保留意見加事項段、否定意見、無法發表意見；2007年起的標準無保留意見、帶強調事項段的無保留意見、保留意見、否定意見，無法發表意見等。盡管在理想狀態下，審計意見類型應與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無關，但為了更清楚地了解公司獲得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具體原因，對審計報告進行統計，結果顯示：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公司大都在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等方面直接或間接出現問題，如虧損、應收賬款壞賬損失、主營萎縮、借款逾期、擔保逾期、訴訟賠償、持續經營疑慮、關聯交易、大股東資金占用、資產被凍結抵押、資產置換重組、審計范圍受限、違反會計制度等。違反會計制度進行會計報表舞弊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以業績考核、私人報酬最大化、取得銀行貸款、發行股票及配股、仕途晉升為目的，一般調高利潤或高估資產低估負債；另一種是為了少交稅款，而調低利潤或低估資產高估負債。通常前一種類型危害更大且數量多，換言之當公司業績差時，舞弊的動機更強烈，公司未予調整或調整而審計范圍受限，從而更易收到非標準審計意見。另外，會計報表也顯示：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的公司其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大多數處于正常狀態(盡管也有少數公司業績較差)。因此本文試圖通過反映公司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的財務指標，采用積分的方法綜合評判公司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現金流量，試圖找到審計意見類型與財務指標組合之間的對應關系，從而進行標準審計意見和非標準審計意見公司的預測，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公司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與其獲得的審計意見類型相關。即當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較差時。更多獲得非標準審計意見；反之獲得標準無保留意見

(二)基于遺傳算法的審計意見類型預測方法遺傳算法是重要的數據挖掘工具之一，由美國Holland教授于1975年提出，是以達爾文自然進化論和孟德爾遺傳變異理論為基礎的求解復雜全局優化問題的仿生型算法，其以適者生存、不適應者被淘汰為進化策略，對包含可能解的群體反復進行選擇、交叉、變異等遺傳學操作，從而使種群不斷進化，以搜索到最優解。基于遺傳算法的審計意見類型規則積分預測模型的通用形式如(表1)所示。首先尋找每個財務指標的最佳判別點以及每個財務指標相對應的得分，然后把某個公司的財務指標與最佳判別點進行比較，決定是加分還是減分，最后根據該公司多個指標的累計積分大小判斷該公司應獲得審計意見的類型。(表1)中X1-Xn是公司的財務指標，n是指標數；Cl－Cn是財務指標的閾值；V1-Vn是各指標的得分，類似于權重，但卻和閾值交互影響，不同于普通的權重，各得分的取值范圍限定在[0，1]之間。閾值和各指標得分均由遺傳算法搜索得到。累計積分最初設為0，如果公司最終累計積分大于等于零就判為標準無保留意見，否則就判為非標準審計意見。Vi(i=1…n)前面的正負號取決于財務指標，如果該指標越大公司績效越好，如總資產凈利潤率，則當Xi≥Ci時加上Vi，當Xi

(三)樣本選取使用當年的財務數據預測當年的審計意見類型，本文從CSMAR數據庫中過濾出了滬深A股2000－2005年不含金融類的所有上市公司數據作樣本，經過數據清理，如查詢新浪財經股票網填補空缺數據、刪除數據缺損較多的個別樣本，最后得到共7208家公司作樣本。將所有樣本分為兩個集：訓練集和測試集，訓練集用于訓練模型，測試集用于測試模型預測的準確率。其中訓練集由2001-2003年的公司組成，共計3574家公司，包括404家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公司和3170家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公司；測試集由2000、2004、2005年的公司組成，共計3634家，包括460家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公司和3174家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公司。在所有

樣本中，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公司占12％，而無保留意見加說明段或事項段類型占非標準審計意見總數的54％。

(四)指標選取筆者最初挑選了26個財務指標，根據經驗和文獻最終選取了15個指標，以反映公司償債能力、營運能力、盈利能力、發展能力、現金流量水平和公司規模，如(表2)所示。根據假設定義各指標與審計意見類型之間的關系如下：一是流動比率、營運資金比率、應收帳款周轉率、固定資產周轉率、總資產周轉率、總資產凈利潤率、流動資產凈利潤率、固定資產凈利潤率、主營業務利潤比重、總資產增長率、ln(總資產)，假設上述指標越大公司績效越好，公司越可能收到標準無保留意見。因此，積分符號為正。二是資產負債率、管理費用比例、財務費用比例，假設上述指標越大公司績效越差，公司越可能收到非標準審計意見。因此，積分符號為負。

(五)指標均值差異檢驗使用SPSS軟件對訓練集的標準審計意見和非標準審計意見兩類公司15個指標的均值進行差異性檢驗。柯爾莫哥洛夫一斯米諾夫正態檢驗顯示，兩類公司的指標均未同時服從正態分布，因此使用兩獨立樣本曼－惠特尼方法進行檢驗，結果是顯著性概率p均小于0.001，說明兩類公司指標均值存在顯著性差異。另外，標準無保留意見公司與無保留意見加說明段公司、與無保留意見加事項段公司、與保留意見公司(x1、X2、x3、X8、X13、X15除外)、與保留意見加說明段公司、與保留意見加事項段公司、與拒絕發表意見公司、與無法發表意見公司的指標均值也存在顯著性差異，顯著性概率p

三、基于遺傳算法的審計意見類型預測模型

(一)模型構建本文采用Visual Foxpro編程，提取了審計意見類型的預測模型，如(表4)所示。采用染色體實數編碼和40條染色體。每次進化保留上代4個最優個體。根據試算和經驗交叉概率取0.65。閾值和積分的變異概率取為：進化的前100代取0.035，大于100代取0.005。終止進化條件為進化500代停機。

(二)預測分析累計積分最初為0，該模型表示如果某公司的流動比率x1大于等于1236就累加上0.411分。小于1.236就減去0.411分；如果財務費用比例x5大于等于5.564％，就減去0.303分，小于5.564％就加上0.303分。依次類推。最后該公司累計積分大于等于0，就預測公司獲得標準無保留意見報告，如果累計積分小于0，就預測公司獲得非標準審計意見報告。該模型預測準確率如(表5)所示，其中訓練集回代準確率分別為：非標準審計意見79.70％、標準無保留意見80.60％，總準確率80.50％。測試集預測準確率分別為：非標準審計意見78.48％、標準無保留意見79.14％、總準確率79.06％,其中否定意見、拒絕發表意見和無法發表意見預測全部正確。包括訓練集和測試集的所有樣本的預測準確率為：非標準審計意見79.05％、標準無保留意見79.87％、總準確率79.77％。

如(表5)所示，2000-2002年度無保留意見加說明段類型預測準確率較低，可能原因是：1996年施行的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7號一審計報告中規定，當注冊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時，如果認為必要，可以在意見段之后，增加對重要事項的說明。但部分審計報告中的“重要事項”并沒有重要到2003年以后的“可能導致對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的事項或情況”，或者“可能對會計報表產生重大影響的不確定事項”那樣重要程度，即2000-2002年度的無保留意見加說明段類型，如果按照2003年以后的標準劃分，大部分應歸類于無保留意見加事項段中。少部分應歸類于標準無保留意見中。(表5)也顯示，無保留意見加說明段報告年平均數，多于無保留意見加事項段報告年平均數，如果按照2003年以后的標準，多出的且說明段事項內容不那么重要的報告將劃歸于標準無保留意見中。如果剔除無保留意見加說明段樣本，則測試集的非標準審計意見預測準確率上升到85，05％。以000597東北制藥為例，其2005年度的審計報告類型為保留意見。2005年的15項財務指標分別為：X1=1.281，X2=0.219，X3=3.396，X4=10.579％。X5=2.056％，X6=3.487，X7=0.776，X8=60.830％，X9=0.565％，X10=0.803％，x11=2.328％，X12=10.432，X13=8.969％，X14=-5.323％，x15=21.555。代人模型計算其累計積分等于-0.197，因此預測其2005年審計意見類型為非標準審計意見，預測結果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