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會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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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社會論文范文

一、政治資源及其配置

盡管中西方學者對政治資源的概念有不同的表述，[⑤]但就其內涵和外延而言并無實質性的不同，即都認為政治資源本質上是政治行為主體實現政治利益的工具，是政治系統正常運行的基礎。道理很簡單，由于利益是“基于一定生產基礎上獲得了社會內容和特性的需要”，只有在社會中借助一定的工具才能實現。政治資源的手段性和“可用于影響他人行為”的潛力，使政治資源天然地成為人們獲取政治利益的工具，也成為政治系統維持的基礎。

政治資源作為一種工具，本身沒有價值傾向。但是政治資源存在一定的目的指向，當它被政治行為主體運用于不同的政治目的時，就具備了不同的價值傾向。政治資源的價值傾向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因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社會需求的內容和性質不同，政治資源所涵蓋的內容不同，政治行為主體的目的指向也不同。就我國現階段而言，政治資源的主導價值必須與“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這一和諧社會的基本價值訴求相契合，其前提和基礎是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而政治資源配置的公平程度取決于政治資源配置的機制，包括政府、市場和社會三個配置體系。

恩格斯指出：“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頭腦中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系、它們的連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2]

政府配置體系[⑥]的核心結構是權力結構，其主要方面是中央和地方關系。我國是單一制中央集權制國家。“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憲法確定兩個原則，一是確保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堅持地方服從中央，下級服從上級；二是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3]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不同的經濟背景下，這兩個原則的重要性和優先性存在著差異，決定了政治資源配置的內容和方式也存在不同。

計劃經濟體制下強調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政治資源配置幾乎完全依賴于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這一時期，中央政府運用行政手段將全國的資源集中于中央，由中央制定全國統一的計劃以決定資源的配置，然后以指標的形式按部門、按地區加以分解，用指令方式層層下達到基層，由基層政府執行。地方政府沒有政治資源配置權，掌握的政治資源也十分有限，僅僅滿足于實現中央政府的指令。同時，由于國家的工業化戰略，一是在政治資源的獲取方面，政府從農村汲取資源用于工業發展和城市建設，資源由農村不斷流向城市；二是在政治資源的配置上，實行城市和鄉村兩種體制。比如，在國家財政的大力支持下，城鎮逐步建立了社會保障、社會救濟、社會福利“三位一體”的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但在農村地區社會保障體系仍很薄弱甚至是空白。體制的障礙使政治資源的配置更加不公平，造成了城鄉差距，這是政治資源不公平配置的第一個方面。由于發展的鎖定效應，[⑦]這一差距不但沒有彌合而且日益擴大。

****以后，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強調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一時期的分權與計劃經濟時代的分權有著本質的不同，它不僅僅是行政性分權，而且更是經濟性分權。”[4]地方政府獲得極大的經濟管理權，也獲得了發展地方經濟和社會事務的相對獨立的自。由此，地方政府掌握的政治資源不斷增加，政治資源的配置權限也日益擴張，政治資源的配置方式逐漸由中央集聚統一分配式向地方自主裁量擴散式轉變。而且由于政治利益的驅動，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欲望日趨強烈，地方政府之間的經濟競爭不斷加劇，地方政府擁有的政治資源及配置權限遠遠超過了與其權責配置相一致的限度。中央政府的財力下降，宏觀調控職能無法發揮，而且又缺乏對地方政府有效監管機制，中央與地方政府關系逐步失衡，影響了政治資源配置的公平。

1992年實行市場經濟之后，特別是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又出現了新的格局。分稅制逐步提高了中央級財政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明確了穩定的事權范圍和稅收體系，中央重新集聚政治資源。這一次政治資源的集聚不同于計劃經濟時期，因為80年代鼓勵地方政府之間經濟競爭的做法以慣性在延續。由于改革理念[⑧]和政策傾斜[⑨]的影響，政治資源、發展機會不斷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而且由于市場經濟的“馬太效應”，政治資源配置的區域差距不斷擴大。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自利性造成了其在追求社會公平時制度創新動力不足，這引起了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為了實現政府目標而為本地企業爭利。”[5]這形成了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分利聯盟，市場體制中的政治資源更多的流向地方政府和受地方政府庇護的企業。在政府配置體系的主導下，政治資源配置的不公平又呈現出兩個方面：一是政治資源配置的區域差距日益擴大；二是財富向政府及其庇護的企業集中，表現為政府財政收入和公司盈利的超常增長和弱勢群體的不斷擴大，導致貧富差距日益拉大。

英國經濟學家博蘭尼指出：中國的市場經濟是鑲嵌在中央和地方層級權力結構中的。[⑩]因此，市場經濟在政治資源配置中的協調作用受政府、政策、體制的約束。市場經濟的興起和個人產權的確立，培育了獨立的經濟主體，增強了人民的權利意識；市場競爭和優勝劣汰的規律，完善了市場競爭程序，使競爭意識深入人心，市場在政治資源配置中的協調作用逐漸顯現。

“中國公民社會正隨著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而迅速崛起，并且對中國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6]社會配置體系可以約束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這要求將權力逐步下放給社會[11]，把權利真正賦予給人民。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直接受害者是公民，公民有強烈的公平訴求，因此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需要以公民為主體的社會約束。但是，目前公民權利無法有效保障，群眾缺乏控制政府的有效手段；公民社會剛剛興起，民間組織的力量弱小分散、發展很不平衡，無力對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產生有效的約束。

上述可見，以政府為主導的政治資源配置體系，缺乏市場體系的協調和社會體系的約束，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日益強烈，主要呈現三種趨勢：農村日益貧困，城鄉差距不斷擴大；資本向東部地區集聚，區域差距不斷擴大；財富逐漸向少部分人集中，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二、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導致社會的斷裂

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造成了社會中的三大差距。這三大差距同時存在，交互作用，形成一種破壞力導致了社會的斷裂。[12]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城鄉差距不斷擴大造成了城市與鄉村的斷裂

我國正在有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現在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如果一個社會不能夠順利實現這種轉變，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情形。從目前中國的情況來看，如果不能夠順利的實現這種轉變，也將不會繼續保持一個以農村為主的社會，而會形成一個斷裂社會。”[7]城市與鄉村的斷裂主要表現在生產與價值兩個方面。

1、從生產角度而言，農業生產的重要性不斷降低，城市對農村的依賴程度日益減弱。在農村，以家庭聯產承包為基礎的農業小規模經營無法適應產業化生產，低下的生產力和落后的家庭經營只能維持簡單的生產循環，農民無法從農業生產中獲利。如果計算農民從事農業生產付出的機會成本，再考慮農業物資（比如化肥、農藥）價格的影響，農民投入的生產成本大于甚至遠遠大于其生產收益。于是，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打工、大量土地拋荒。在城市，隨著現代化和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城市開發、廠區建設等不斷蠶食農村和農民的生存空間：主要是土地資源和人力資源。計劃經濟時期，城市需要農村的糧食和資本用于工業建設和和城市發展，農業承擔著工業發展資本積累的任務，農業生產及農業社會對整個國民經濟有著重要的作用；市場經濟時期，城市只需要農業有限的土地和廉價的勞動力，大量耕地變成了工業用地、大量農民變成了農民工，農業生產和農村社會遭到破壞，農民日益邊緣化。

（2）就價值而言，進城務工的農民無法獲得身份認同和價值認同，不被城市社會所接納。工業化過程往往伴隨著農村勞動力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但是由于我國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往往帶有很多規定性的限制，比如須持有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準遷證明、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等。改革開放后，允許農村居民進城務工或經商，但農村居民仍然沒有在城市定居的權利，只是實行暫住證制度。暫住證制度在弱化城鄉間壁壘的同時，也強化了城市與農村戶口之間的隔離。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一些城市和地區（比如云南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取消“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的差別，統稱“居民戶”，但這只是從形式上試圖緩解城鄉之間的斷裂。就身份認同和價值認同方面來看，城鄉斷裂不斷加劇。從稱謂來看，進城務工農民被稱為“農民工”。“農民”代表的不是一種職業的差別，而是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的差別。進城務工的農民不但被排斥在主流勞動力市場之外，而且被排斥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之外。他們的權利得不到制度的保障，身份得不到社會的認同，價值得不到城市的承認。他們雖然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但始終游離在城市之外。

（二）區域差距不斷擴大造成了東部與中西部的斷裂

（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經濟總量和經濟實力大幅度提高；但同時區域發展差距卻出現了日益擴大的趨勢，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GDP總量和人均GDP分化加大，二是三次產業結構變化較大，三是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8]這種不平衡的區域發展趨勢在相互的交流與合作中表現出經濟發展特性的分離。由于經濟發展的鎖定效應，在市場空間二元結構中，東部地區經濟增長出現乘數式擴張，中西部地區在經濟格局中卻處于被動和依附狀態，很難擺脫落后局面。如果這一狀況始終得不到改觀，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中會出現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的斷裂[13]。

在經濟發展層面，東部和中西部地區間的經濟聯系出現削弱的傾向。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改革理念和政策傾斜，政治資源配置傾向于東部沿海地區，由于當時開放程度的限制，國家為了追求經濟發展的高速度，需要集中資本和資源用于區位環境和基礎條件更好的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積極支持國家的發展戰略，在資本和資源集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中西部的支持，就沒有東部的優先發展。但是隨著開放程度的提高和市場化的推進，而且由于出口導向性戰略和東部巨大的市場潛能的影響，東部地區的貿易自由化程度和投資流入量逐年提高，在資金、生產、流通等各環節東部地區與國際市場的聯系愈加密切。“由于西部地區市場落后，投入要素更加稀缺，更加稀缺的投入要素與經濟增長收縮機制粘合在一起，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就會出現乘數式收縮。”[9]不但東部和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不斷擴大，它們之間的經濟聯系也逐漸減弱，出現了斷裂的傾向。

就社會發展層面來講，這是經濟發展區域差距的結果，主要表現在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據國家統計局資料，1992年，東部地區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中西部地區高30%；到2004年，已經比其他地區高出40%。[10]可支配收入影響人們的生活質量，進而影響人們的社會滿意度和社會認同感。區域差距過于懸殊影響中西部地區人們的滿意度，同為一個國家的公民卻由于居住地不同而無法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他們的社會認同感會逐漸減弱，直接或間接影響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

（四）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造成了社會各階層間的斷裂

社會學上通常采用經濟資源、權力資源和文化資源的擁有量指標來進行社會的階級階層劃分。[11]經濟資源、權力資源和文化資源都可以用來謀求政治利益，因此，它們本質上可以看作是政治資源的不同形態。也就是說政治資源的擁有量是社會階層劃分的標準。依據這一標準，劃分出了我國社會的十大階層[12]。這十大階層在勞動分工、權力等級、生產關系和制度分隔中處于不同的位置，影響了他們政治資源的擁有情況。

政治資源的擁有量決定了人們獲取政治利益（權力和權利）的能力，獲取政治利益的能力又影響人們獲取經濟利益的水平，獲取經濟利益的水平造成了人們個人收入的差別，個人收入的差別不斷擴大出現各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貧富懸殊的背后是不同群體在表達和追求自己的能力上失衡的結果。”主要表現為各階層政治權利的失衡，也就是政治資源配置的不平等。

政治資源配置的不平等一般分為累積性不平等和彌散性不平等。根據羅伯特·達爾的論述：累積性不平等更多的出現在農業社會，但是“隨著收入和大眾消費的持續提高，技術、識字、教育、富裕和大眾傳播也進一步擴散”，農業社會逐步向工業社會過渡，“它們成了較少累積性、更為彌散性的了”。[14]而我國的情況卻與此不符。改革開放初，我國政治資源配置呈現彌散性不平等的趨勢，進入90年代特別是推行市場經濟以來，彌散性不平等的趨勢逐漸減弱，累積性不平等卻日益強化，呈現“較少彌散性，更為累積性”的特征。

改革開放初，在體制轉型的推動下政治資源不斷擴散，農民有了土地的使用權、公民有了自由經商的權利、基層政府和企業獲得了更多的經營自和可供支配的資源。社會的各部分雖然擁有的政治資源的性質不同，但是都可以利用自己擁有的政治資源為自己謀求相應的利益，政治資源配置呈現出彌散性不平等。進入90年代特別是推行市場經濟以來，彌散性不平等的趨勢逐漸減弱，累積性不平等卻日益強化。階層的分化造成了貧富差距，權利的失衡加劇了政治資源配置中的累積性不平等。如農民雖然擁有相應的法定政治資源（權利），但是由于自身的貧困和保障制度的缺失或執行中的梗阻，他們無能力或無機會享有法定的政治資源（權利）。這更加劇了他們的貧困。而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使政治資源配置更趨向不公平，農民更無能力保護自己的權利，導致惡性循環。

我國政治資源配置呈現“較少彌散性，更為累積性”特征。“更為累積性”使得社會上擁有重要政治資源的個人或階層，擁有更多的其他資源，即“強者愈強”。比如擁有權力和資本的個人或階層比其他個人或階層更容易獲得社會榮譽和社會尊重。“較少彌散性”使得擁有其他資源的個人或階層，依賴自己擁有的資源獲取社會上重要資源的機會越來越少、難度越來越大，即“弱者愈弱”。比如現代的大學生雖然擁有知識資源，利用這一資源獲取工作機會的難度卻越來越大。據社科院2008年社會藍皮書報道：去年500多萬大學畢業生，約有100萬未順利實現就業。[15]我國政治資源配置的“較少彌散性，更為累積性”特征使得“強者更強，弱者更弱”，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緊張度不斷提高，社會各階層間斷裂趨勢不斷加劇。

當代中國社會的斷裂已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內成為現實。這不僅體現在客觀的經濟社會地位方面，同時也逐步顯現在價值文化態度方面。這種內化于心的社會不公平意識，會造成社會的疏離感加強、社會預期值下降、社會群體的自我認同感減弱，這會激化各階層的沖突傾向和沖突意識。根據有關學者的調查顯示，“當前大多數中國人（大約2/3）都具有階層利益沖突意識。”[13]目前，“中國的社會結構正在由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變遷，整個社會出現了劇烈、持續、深刻的分化，表現為社會異質性的增加、社會不平等程度擴大和不和諧因素的增長。”[14]社會的斷裂既是社會結構變遷的原因，也是社會結構變遷的表現。

三、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

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導致了社會的斷裂，社會斷裂的傾向和由此產生的不斷增強的社會沖突意識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邏輯起點，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基礎。從這一個因果鏈條中，可以發現：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是引起社會不和諧的根源性原因。因此，如何實現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政治資源如何配置又取決于由政府、市場和社會構成的政治資源配置體系。因此應在明確政府、市場和社會在政治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礎上，構建由“市場體制、服務政府和公民社會”組成的三位一體的政治資源公平配置體系。

（一）政治資源公平配置體系之市場體制

所謂市場體制，就是“不通過中央指令而憑借交易方式中的相互作用，以對人的行為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協調的一種制度。”[15]市場體制是約束人的行為、實現社會協調的一種方法，也是政治資源公平配置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市場體制具有保持穩定和實現合作的重要作用。

1、保持社會穩定

穩定的社會秩序是政治資源公平配置的前提，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外部環境。（1）經濟發展為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建立，推動了經濟的建設，發展了社會主義生產力，為國家為人民為社會創造了更多的物質財富。“物質財富是政治資源的根本。”[16]物質財富不斷增加，人民的收入不斷增長，一方面為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一方面減少了社會摩擦、緩解了社會沖突，維護了穩定的社會秩序。

（2）市場體制的交易規則限制了人們需求的限度。資源是稀缺的，但人的需求卻是不斷增長的。任何階層，任何組織，只要有機會，都有壟斷政治資源的傾向。因為資源是稀缺的，一個階層想壟斷政治資源，都必須損害其它階層的利益。如果損害的程度超過了其承受限度，必然會引起矛盾，導致社會不和諧。市場體制通過人們提供有價值的商品而能獲得的貨幣總和，限制個人或階層的需求限度。也就是說市場體制實行的等價交換規則限定：一旦達到了貨幣擁有量的上限，每個人只好確定自己具體的需要。即每個人的貨幣支付水平決定了其需求的層次。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人們依靠沖突、暴力等手段來滿足需求。

2、實現社會合作

為了認識市場體制的社會合作功能，需要考察人的行為。人們的行為是為了實現自身需要的滿足，但是由于資源的稀缺性和人們生產能力和生產工具的制約，人不能單獨進行生產，而必須與他人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在這種聯系與關系中實現合作生產。市場體制就是“這種聯系與關系”的一種形式。市場體制中每一個參與者通過合作與其他成千上萬的人發生聯系，“市場體制將合作的細枝末節都組織起來了，將成千上萬的任務準確的傳達到每一個具體角色”。[17]

市場體制組織了合作，但它不是為了實現合作而存在的。市場體制服務于每一個參與者的各種各樣的目的，每一個參與者之間的合作都帶有自我滿足的動力基因和目的指向。單靠市場體制無法實現合作中的公平，“所有被提到的合作，都需要有大量來自政府的幫助。”[18]政府不但在實現社會合作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它在政治資源公平配置體系中也居于主導地位。

（二）政治資源公平配置體系之服務政府

1、服務政府

服務政府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型或管理型政府。“服務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會本位理念的指導下，在整個社會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過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組建起來的以為公民服務為宗旨并承擔服務責任的政府。”[19]服務政府需要市場的協調和社會的合作，以公民為中心，建設職能有限的責任政府。

服務政府是公民政府。服務政府以公民為中心，向公民負責。這就要求服務政府成為公共利益的鮮明代表，不分階層團體、身份地位，為市場體制和公民社會的全體參與者提供一視同仁的服務；努力實現社會公平，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注重關懷弱勢群體；努力實現依法行政、科學決策，通過合法的程序和科學的手段，為全社會提供公平性、制度性和可持續性的公共服務。

服務政府是責任政府。責任政府包含個體、集體和制度三個層次。[16]個體意義上的責任，就是要求領導者必須有行為準則，必須對自己的行為后果負責；集體意義上的責任，就是在明確角色的基礎上，讓政府官員和（或）政府組織權責一致；同時，政府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受制度安排的影響。

服務政府是職能有限政府。服務政府職能的范圍取決于市場體制和公民社會的需要。在我國，市場體制的需要是指彌補市場自身固有缺陷和由于市場發育不完善而出現的功能缺陷；公民社會的需要是指人們對社會的渴求和建設公民社會良好制度環境的需要。同時，政府能力也是制約服務政府職能的范圍的重要因素。

2、服務政府是實現政治資源公平配置的主體，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

（1）服務政府在政治資源公平配置中占據主導地位。服務政府要求以公共服務為主旨重構中央和地方關系，實現政治資源配置格局的公平化。服務政府要求以公共產品提供為重點完善財政體制，合理劃分財權、事權，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實現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財權與公共服務職責相對稱、財力與公共支出相對稱。這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的方法、方式上進行改革，通過職能轉變和制度創新，實現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

（2）服務政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服務政府在和諧社會的構建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這是由政府職能決定的。政府職能是指“政府作為國家行政機關，依法在國家的政治、經濟以及其他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所應履行的職責及其所應起的作用。”政府的職能不僅僅包括政治職能和經濟職能，還包括社會職能，即文化教育職能、社會服務和保障職能。[20]政府在維護政治統治、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還應該加強社會的建設與管理，維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推動社會健康協調發展，構建和諧社會，這是政府的職責所在。

政府既是政治資源配置的主體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這種雙重身份，有利于政府協調政治資源的配置與和諧社會構建之間的關系，實現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完善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

政治資源公平配置體系之公民社會

市場體制和服務政府都是政治資源配置體系的組成部分。市場體制立于個人需求的滿足和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上，它無法避免市場的壟斷、無法有效提供公共產品、無法有效約束個人的極端自私行為，出現市場失靈；服務政府擁有公共權力，權力具有無限擴張的特性，如果公共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會出現不合理增長及一定程度的失控，導致政府失效。為了避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效，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體系還需要公民社會的有效約束。

公民社會的有效約束途徑是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是公民在認同現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為促進國家與社會關系良性互動、為提高政府治理公共事務的能力與績效而進行的各種有秩序的活動”。[21]但是由于分散的公民與有組織的政府之間政治資源擁有嚴重不對稱，公民的政治參與達不到應有的效果。這要求把分散的公民在基于一定利益共識的基礎上組織起來，建立代表各種不同利益需求的民間組織。民間組織是公民社會的基礎和主體，民間組織的發展代表著公民社會的興起。公民有了更多的參與渠道、更多的政治資源影響政府決策。政府決策趨于民主，政治資源的配置也趨于公平。市場體制、服務政府的發展以及公民社會的興起與完善導致了社會權力的不斷發展。社會權力的不斷擴展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有效制約，限制了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

第2篇：政治社會論文范文

根據有關調查結果顯示，我國企業的發展與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發生了嚴重脫節的現象。作為企業的領導，他們通常認為發展才是硬道理，企業的發展必須依靠生產經營，因此，大多數企業的工作重心都放在生產經營這一塊，而把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當成是一種形式主義的工作，與飯后談資沒有什么區別，而只有絕少部分的企業會把思想政治工作當成重要工作來抓。由于這種嚴重的脫節現象，使得我國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得不到良好的發展。

二、基于和諧社會的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及意義

（一）我國企業自身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共同需求

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企業競爭也愈演愈烈，為了企業能夠長遠穩定地發展，經常需要根據管理、經營、生產等各種需求，改變原來的企業管理理念，將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逐步推行為企業管理的重要內容，不斷選拔優秀人才以化解企業競爭的危機。因此，為了不斷加強企業職工的學習意識，不斷提高職工的學習，不斷提升職工的綜合素質，企業必須通過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來實現。同時，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推進，企業的經濟發展出現了新的問路，因此，使得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面臨一系列的困難，迫使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須根據企業的實際發展需求，轉變原來的思路，以此促進企業職工形成正確的人生觀。

（二）和諧社會為我國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就我國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而言，根據創建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堅持以和諧社會的理論及科學的發展觀來指導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且，在企業思想政治工作中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那么，一定可以探尋到一條發展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徑，從而實現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目標。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各企業的規模也在不斷地壯大，由于企業的職工數量在不斷增多，使得企業職工隊伍的構成呈現出一定的復雜性，因為每位職工的背景以及價值觀和人生觀都有所不同，使得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變得越來越復雜，而和諧社會的構建，打破了這一難題，它為復雜的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打開了新的思路，就是要不斷加強企業職工隊伍的集體意識，企業職工之間的內部矛盾必須妥善處理，大家共同努力構建和諧的社會主義企業。

三、基于和諧社會的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形式轉變的有效途徑

（一）堅持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

基于和諧社會的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形式轉變的有效途徑首先必須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不斷加強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互動性。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企業的領導及思想政治工作人員積極深入到職工群眾當中去，了解每位職工的內心需求，堅持以職工利益為重的原則，同時，應該定期進行職工心理問題的調查與分析。唯有通過這樣的方式，才能真正意義上實現以人為本。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企業領導，還是思想政治工作人員，在與職工進行溝通交流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學會傾聽，像朋友一樣進行交流，充分贏得職工的信任，從而使企業職工之間的內部矛盾能夠得到合理有效的解決，實現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通過這樣的方式，有助于形成和諧美好的工作氛圍。

（二）關注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難點問題

基于和諧社會的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形式轉變的有效途徑之二是還必須做到關注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難點問題。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須做到實實在在為企業職工做實事、做好事，而不是只注重理論上的情感交流。同時，企業的職工不僅要認真聽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員說什么，更關鍵的是要看思想政治工作人員是如何做的。唯有通過這樣的方式，才能真正意義上有效實施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如發現存在有關企業管理中轉崗的分流問題，不管是領導還是思想政治工作人員，都必須充分掌握相關政策，在與職工溝通交流過程中，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以最合理有效的方式來解決職工內心存在的某些問題，這樣的方式，不僅可以讓職工的情緒得以緩解，同時也更符合基于和諧社會的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標。

（三）加強企業思想政治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

基于和諧社會的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形式轉變的有效途徑之三是必須不斷加強企業思想政治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基于和諧社會的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發展與創新，最重要的一項內容便是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構建。當下，我國絕大多數企業面臨著思想政治工作隊伍建設的各種問題，最為突出是手段傳統、年齡不符、觀念傳統等等。因此，要想徹底改變企業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與新時期發展狀況不相適應的問題，企業就必須及時采取合理的方法不斷提升企業思想政治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努力構建出一支高能力、高素質的企業思想政治工作隊伍[5]。要做到這些，就需要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員必須不斷地接受培訓和學習，加強學習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技術、新方法以及新內容，企業應該逐漸提高政工人員的知識層次，并加強各方面知識的培訓力度，努力為企業思想政治工作人員及所有職工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與發展環境。

（四）對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進行創新

基于和諧社會的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形式轉變的有效途徑之四是必須對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進行創新。關于對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進行創新，在和諧社會這個基點的支撐之下，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不管是在手段上還是機制上都要進行改革與創新，同時，還需要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上不斷進行改革創新，只有通過這些方面的不斷創新，才能使我國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實效性、時代性及針對性不斷加強。比如，對于企業中相對較年輕的職工，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員可以采用多媒體、互聯網等各種現代技術的方式，不斷加強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鮮感和實效性。而如果針對企業職工的興趣愛好這一點，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員可以積極組織職工開展各種文體活動，比如，羽毛球、乒乓球、K歌及各種比賽等等，讓企業職工能夠在形式豐富的活動中愉快地度過業余時間。通過這樣的活動方式，不僅有助于加強企業職工之間的凝聚力，同時，還有利于構建和諧的企業職工和領導之間的工作氛圍。

四、結語

第3篇：政治社會論文范文

1、培養大學生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諧社會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開展，應當著重培養大學生共同的理想信念，它是實現社會和諧的良好基礎。培養大學生共同的理想信念，要注意回答好大學生關注的熱難點問題，當代大學生具有活躍的思想和開闊的視野，教育工作者要注意回答好學生提出的熱難點問題，充分發揮熱難點問題的影響力，使得大學生受到感染。教育工作者要注意關注大學生的個人成長，做到大道理講清講透，小道理講細講深，使得大學生自覺地接受理想信念的教育。此外還要注意做好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養具有較高思想水平、業務能力的教育團隊，進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水平。

2、培養大學生樹立現代公民意識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迫切需要大學生樹立現代化的公民意識，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注意將公民意識教育滲透到思想政治教育課程中，提高大學生的公民素質，對其進行紀律教育、品德教育和法治教育。鼓勵大學生參加社會調查、青年志愿者等校外活動，讓大學生在參與愛心活動的過程中樹立正確的公民意識，在社會活動中了解我國國情，在親身體驗中增強社會責任感。此外，還要注意樹立正確的師生關系，教師要關注學生的個人情感，保持良好的教學態度，在親力親為中為大學生樹立榜樣，培養大學生的現代公民意識，加深大學生對社會責任、社會義務的理解，使其自覺地做到知行統一。

3、培養大學生樹立健全的人格精神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需要大學生樹立相應的人格精神，培養大學生樹立健全的人格精神應當從以下幾方面入手：教育工作者要正確認識思想政治教育與各科專業知識教育之間的密切關系，引導大學生在學習專業知識的過程中提升思想政治素養，促進大學生的身心全面發展。在教育活動中，要注意引入當今社會先進的科學理論成果，以真理來教育學生，將各個學術活動和學科知識滲透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促進大學生正確人格精神的培養。教育工作者要注意構建全面發展的培養模式，形成具有良好文化氛圍和人文精神的校園文化，開發大學生公正、仁愛和追求和諧的傾向，培養大學生的反思精神和同情心，使之是非分明，具有恭敬和善惡之心。教師自身要起到良好的模范作用，言傳身教，將思想政治教育滲透到教學活動的各個環節中，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發展。

4、培養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需要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在高校要充分發揮“兩課”對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作用，在課程設置、教材選用、教學目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效果上進行改革，針對當代大學生的思想意識形態進行有的放矢的教學，改變滿堂灌的填鴨式教學模式和期末考試定成績的考核模式，充分利用“兩課”教會學生正確處理理想與現實的關系，積極引導當代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在高校要充分發揮校園文化建設對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作用，通過進行形式多樣的校園文化建設，通過開展豐富多彩的社團活動，通過舉辦特色各異的學術講座，不斷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向多元化發展，不斷拓寬對當代大學生正確價值觀的培育途徑，努力培育學生做一個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素質、有正確價值觀的社會主義接班人。

二、結語

第4篇：政治社會論文范文

提要：本文從德性與制度化規則相對應的角度考察了二者之間的關系，認為以制度化方式推行德性教化是一種原則上錯誤的道德建設思路，是泛道德主義思維方式的現代表現。本文的基本觀點是，制度化規則與道德是整合社會秩序的兩種方式，雖然二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內在關聯，但它們在方法論層面上確實具有完全不同的規定性，應該在運行方式上把二者區分開來；社會秩序的整合并不能通過二者的渾然無分來實現，而是應該通過德性與制度化規則在方法論層面的異構分立所形成的“張力構架”來實現。

關鍵詞：德性制度化規則泛道德主義

德性是人類內在生活世界秩序的表征，而制度化規則則是人類外在生活世界秩序的籌劃。秩序性是人類永恒的追求，不管是內在生活世界還是外在生活世界，基本的秩序性都是不可或缺的。這兩種秩序性分別存在于兩個不同的世界中，但它們并非絕然隔離，而是以各種復雜的關聯方式構成一個通過人的社會化過程來顯現的相對統一的張力構架。內在秩序和外在秩序不僅有著不同的規定性，而且它們的獲得方式也存在著很大差異。要真正深刻地理解這個張力構架，就必須對不同秩序的獲得方式和不同方式之間的關系作出恰當的理解。

一、德性是內在秩序的根源。

它使人類超越自然屬性的羈絆和生理本能的絕對驅使，成為一種能夠自我節制的社會存在。德性使人類具有了道德意義上的自我創設能力，它以其根源于超越性的觀念力，永遠深情地眷注著人性的提升、人情的陶冶和美好習俗的護養，承擔起為人類構筑精神家園，為人之為人確立形上基礎的歷史使命。德性建構了人的品格，純化了人的心靈，為人的尊嚴奠定了基礎，每個真誠的靈魂無不深情地眷戀著它。德性作為人的一種穩定的精神品格，積淀在人的自我意識之中，指導人們的價值選擇，通過人們的道德實踐，在人的行為模式中呈現為個體存在的現實形態。它喚醒人仁人惜物的“善端”，使人定廉恥之心，行“忠恕”之道，最終向自由自覺的境界升華。

自由是人類意志的本性，也是德性發生的前提。但自由不是任性，而應該理解成人的理性的自覺，意志的自律。道德雖然具有某種“律令”的表現形態，但本質上卻不是一種外在的強制，而是人自身生發出的一種內在需求。德性不應該被外在地強加于人，而是應該通過個人的人格自覺來實現。道德最根本的規定性正在于人的行為出于自由自覺的內在需求，而非受制于物欲，沉湎于聲名。德性既不是冰冷理性的算計，也不同于刺激反射型的技術層面上的因果機制，而是與人的意志和情感體驗密切關聯的。德性所崇尚的是人的善良的意志傾向，合宜的行為模式和仁人惜物的情感。德性自身雖然與人的理智能力有關，但更主要地取決于主體自身的心靈感受方式和情感歸向。德性在人的行為方式上的具體表現即是人的心靈品質的整體表達。德性的外化就是現實社會生活中道德行為的發生，道德行為本身就是在社會環境中彰顯生活的本己意義，是對行為的整體價值和意義的創生。德性通過對“責任”和“義務”的自覺來展現自身，因為“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自己履行了義務這樣一種意識”。（黑格爾，1979：157）自由使人擁有了擔負責任和義務的邏輯空間，而德性的用心正在于喚醒人對責任和義務的自覺。

制度化規則是對社會秩序性的“衰落傾向”的一種必然反應，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整體性、有序性的形式化表征。它通過對獨立主體行為方式的剛性規制來刻劃個體自由的社會意義和個體與整體的歷時關系。人是一種社會化存在，人必然要和自身之外的對象發生作用。這些作用存在各種不同的類型，有些不僅對個體本身是積極的，而且對個體所屬的整體也是積極的，但并非所有類型的作用都是如此。所以，需要對社會過程中某些類型的人與人、人與物的作用方式加以限制，限制就需要某種確定的標準，標準的現實體現即是規則。制度化規則的本質在于人們的“共同契約”，所以它最突出的表現形式就是以公共意志為訴求的強制。這種強制對于每個單獨的社會主體而言，只涉及外在的行為，不直接涉及精神過程；只涉及主體行為的表達形式，而不直接涉及行為的動機。大多數制度化規則都不是超時空的，而是在特定時空條件下才表現為強制。對待違規行為的結果的反應是一種直接涉及利害的反應，而不是僅僅限于一種貶抑性的價值評價。所以說，制度化規則作為一類重要的社會結構，它與自然人性中所涵納的“趨利避害性”息息相關，而這種趨利避害性總是通過人的理性能力來表達。理性算計并不總是一件壞事情，它是人們適應這個世界時所必需的基本能力。這種能力正好是制度化規則能夠發揮其社會行為整合性能的一個重要基礎，也是制度化規則系統在運行過程中的可操作性、因果的直接相關性和技術度量的確定性的重要基礎。

從形式上來看，制度化規則是對人的自由的一種限制，但實質上是對自由的一種烘托和保障。自由的實現需要限制，限制的道德指歸正是自由。即是說，自由并不具有自然、先驗的特征，而是通過人類的制度銓選突顯自身；主體關系的秩序性和可預見性也只有在制度化規則結構中才能夠確定。制度化規則賦予每個主體以特定的社會角色，并給予其社會行為以相應的預期參量，從而使人與人、人與物之間關系中的不確定性降解到規則系統“定義”的最低限度。也就是說，制度化規則系統的程序化運作使社會歷史過程相對理性化。它既使社會存在成為確定的、可預見的，也使人的自由成為實在的、可理解的。這種確定性既意味著它的結構模式的相對靜態性、穩定性，同時也表達了它外在的剛性規制方式。在類的意義上說，沒有絕對的自由，因為個體的自由與整體的自由并不是完全相容的；即使是僅就個體或整體自身而言，自由也不會是絕對一貫的。這里不僅涉及個體相互之間的沖突，而且涉及同一個體在不同時空點上的沖突。制度化規則會為人們的自由創造一個具有相對相容性的現實空間，使根本的自由得以保證。制度化規則是人類行為的一種發生模式，它為行為的正當性提供了最基本的評判標準。

從社會效用角度看，制度化規則對人的內在價值取向的塑造是通過對人的外在行為方式的引導和規制而實現的。人的行為方式因其必然的、普遍的“外部性”而不能立足于自我決定，必須是在制度化規則裁切其負外部性的前提之下展開。這正是制度化規則那種看似不合理的“片面性”、“靜態性”、一律性、強制性等規定的內在價值根源。

二、德性與制度化規則是兩類不同的社會秩序的整合方式。

它們之間既具有深刻的相互作用關系，又具有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制度化規則系統的構建總需要一定的價值鋪墊，而這種價值通常是來自于一個社會所公認的道德價值信念，這些價值信念不僅是制度化規則系統合理性的根據，而且是其規范社會行為的基本價值標準。也就是說，制度化規則的現實有效性離不開德性的內在擔保，完全脫離人的道德認同的制度化規則無異于“機心”對人心的宰制，無異于“物性”對人性的役使。正因為這一點，可以說制度化規則系統就成為社會道德結構的直接現實的表現形態。另一方面，制度化規則系統在發揮作用的過程中，也具有提升主體境界的積極作用。它為經濟主體建構了一個規范化的行為模式，比如不是采取搶劫而是采取合規范的競爭易方式在社會個體之間分配權益。由此，它就為人們的行為塑造了一個與道德價值企向相接近的傾向性，同時也為人們精神境界的提升提供了一個現實基礎。

一定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總是與某種特定的社會群體及其相應的制度化規則結構相關聯。德性作為一種觀念形態的東西，必須以這種確定的制度化結構為現實背景。離開特定的制度化規則系統抽象地強調個體的德性境界，不僅會使這種強調失去應有的現實基礎，而且會使道德本身扭曲變形。離開制度化結構的正義性談論個人道德的完善，對個人提出各種嚴格的道德要求，不僅是無濟于事的，而且是不合理的、有害的。

相對于制度化規則這一外在的形式，德性則更多地體現了道德的內在維度。制度化規則主要表現為對社會個體的外在制約，而德性的外化卻要通過具體化為個體自身的道德意識來實現。當主體的行為出于德性時，并不表現為對外在社會要求的被動遵從，而是呈現為自身的一種存在方式。德性表征了人對完美存在的確證和追求，制度化規則所體現的則是人們社會生活的現實需要。制度化規則是基于公共權威的強制，而德性則是基于對“義務”認同的主體性自覺。在制度化規則結構中，義務與權利是一組對等的范疇，這種對等性是制度化規則結構公正性的初始條件之一；對德性而言，它所真正關注的并不是這種對等性，而是傾向于對責任和義務的強調。一般地，對一個對象的強調并不必然導致對與之對應的另一個對象的否定，所以，德性對責任和義務的強調，并不意味著權利與義務的不相容或絕然割裂，而是為了通過道德主體的積極反應抑制人們積淀于自然屬性中的那種重視權利而忽視義務的心理趨勢。

以上分析表明，德性與制度化規則雖然存在著緊密的聯系，但它們的內在規定性和運行方式確實有著很大差異。改革開放前，人們不但無視二者之間的重大差別，而且刻意追求它們在方法論層面的嚴格“同構”，執意以制度化方式推行德性理想，竭力使道德制度化，比如說道德的意識形態化、政治化、行政法規化等，其結果是導致道德的非道德化。這里的思想根源就在于泛道德主義或道德中心主義。這種主張不是把人看作制度化規則系統規定下的感性存在，而是把人看作以某種特定的價值符號來表征的“道德人”，對人的自然屬性的道德價值沒有給予應有的肯定，甚至竭力否定人的感性本質的積極意義，堅持只有超越了人的自然屬性才能夠把握人的“真正本質”。這顯然不是一種對人的存在全面而深刻的理解。“趨利避害性”是人的自然屬性的基本構成，欲望和需要的滿足是人的基本利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根源于人的本性，只有在制度化規則層面肯定這一點的合理性，理想德性才會真正成為可理解的、對人生不可或缺的價值祈求。凡事訴諸人的德性，一事當前，必先追究甚或只追究是否道德，把道德視為社會生活最重要的，乃至唯一的調節方式，企圖以道德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這一思路決定了泛道德主義必然漠視社會制度化規則整合社會生活秩序的基本地位，習慣于把造成社會生活失范的原因歸結為社會主體的品德修養，而不是去追究制度化規則本身的正當性和技術合理性。與制度化規則相比，德性不具有操作意義上的確定性，人的理性自覺和意志自律同樣不具有普遍有效性。換句話說，德性的非實體化形態，決定了道德化裁量標準在操作意義上的模糊性和校準的多元性。所以，道德制度化必然造成諸多難以令人接受的后果。第一，使制度化規則系統的內在動力外在化，也就是以宏觀的政治力量代替源于人的“趨利避害性”的微觀推動力，從而使社會經濟、科學技術及各個方面的發展遲緩。改革開放前的社會狀況已經充分說明這一點。第二，“如果法律規則與道德要求之間的界限是不明確的或極為模糊不清的，那么法律的確定性與可預見性就必定會受到侵損。”（E.博登海默，1987：366）熱衷于精神領域的道德強制，就必然忽視制度化規則系統的設置、創新及其運行過程中的技術性問題的解決，甚至認為專注于制度化規則的技術性問題是舍本逐末。這種思維定勢必然導致社會制度化規則系統的演進遠遠落后于時代的要求，使社會生活的公平理想更難以實現，反過來促使人們更多地訴求德性，不斷提高道德的制度化水平，最終使德性本身遭受難以彌合的傷害。第三，道德制度化不僅造成現實社會生活的僵化、封閉與落后，而且給我們在對諸如社會道德狀況的評價、德性本身的意義、道德的社會效用及其發揮效用的方式等問題的理解上造成混亂。第四，道德強制使社會生活中假慈偽善流行。道德強制使大多數人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社會主體的精神品格上，而不是制度化規則的合理性上，這實際上為機會主義行為和欺詐行為提供了方便。這不僅對倫理崇高是一種傷害，而且有損于整個社會的公序良俗。第五，在這種情況下，人的心靈不是受到德性的滋潤，而是受到德性的壓抑，人的自然屬性不是受到德性的引導與攜領，而是受到絕對的蔑視與禁錮，最終造成人自身在人性的根底處永遠不可彌合的分裂，使人深陷于無法解脫的精神痛苦之中。理想德性的確立及其外化，必須立足于制度化規則的基本規定性，否則，人們就會希求道德擔當起整合社會秩序的全部責任，造成各種不良的后果。中國的“德治”傳統，就是在道德中心主義的支配下，以“德治”代替法治，以對自上而下的道德示范的強調代替制度化規則的程序化運作，嚴重忽視對制度化結構本身的理性建構。傳統儒學中蘊含著中華民族道德智慧的結晶，閃爍著人道精神的光彩。然而儒學的官學地位及其制度化的推行方式不僅遮蔽了它的人道主義，而且還強化了殘酷的專制政治。儒家化的中國政治哲學高揚“調和”，相信道德的“奇理斯瑪”功能，只要官家成圣為善，百姓自當景從不二。政治問題從而道德化，政治秩序僅只由道德意圖之基礎上自然生成。（林毓生，1988：125）人們常常不是依據制度化規則嚴格界定當事人的行為，而是依據道德標準或是出于道德義憤評判當事人本身。這種道德中心主義在中就曾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可以說，這是中國具有現代性的制度化規則系統遲遲未能建立起來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對于人的價值迷失、社會失范、個體越軌行為的泛濫，不能說道德沒有責任。

但長期以來，學界確實存在苛求道德的傾向：出于對社會失范的憂慮，極端地強調德性的重要性，于是演生了各種各樣的追求道德社會效用的偏激主張。“因為過分地強調道德的重要性，而把它變得如同法律一樣威嚴，不可侵犯，其結果是取消了道德，磨滅了人們的道德意識，把所謂德性變得徒有虛名。”（梁治平，1991：254）強調道德的結果是道德意識的磨滅，善良的初衷卻帶來人心的禁錮或放逐。這種理論企向產生的根源就在于漠視制度化規則與德性在作用方式上的原則差別。要使德性在引導人生，挺立人格、陶冶情操的深層次中更加光彩奪目；要使道德成為活的而不是死的，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正面的而不是負面的；要使德性能以形上超越的姿態滋潤人的心田，養育人的良知，守護人的精神家園，我們就必須使道德從沉重的負荷下解脫出來，就必須以不同的方法論態度對待德性與制度化規則，依照其內在規定恰如其分地各司其職，而不是使它們“越俎代庖”式地相互“僭越”。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愈益復雜，如果一如既往地僅僅滿足于單純的道德調節，就難以準確厘定復雜的人際利害關系。制度化規則不僅能夠提供界定復雜的社會利益關系所需的技術細則，而且能促動大多數利益主體協調一致地創造利益，推動物質文明的發展。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就是符合這一總體思路的。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主體在等價交換過程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完全符合制度化規則肯定追求功利價值的現實合理性這一基本要求。但是，由于制度化規則的利益驅動機制所內含的功利價值觀念的外趨指向，及其源于公共權威的巨大強制力量，使經濟主體的趨利動機不斷強化，以致可能把交換原則外推到非市場領域，使原本豐富、完整的人性日益被功能化、市場化所銷蝕、肢解，導致“物性”對人性的宰制。這類問題的解決當然不能依靠制度化規則的強制性裁切。德性在調節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社會之間利益沖突時，是通過對人格的塑造，通過把社會目標和制度化規則轉化為個體的道德情感和信念，經由個體的道德實踐，達到整合社會秩序的目的。所以，在實際運行中，只有堅持把制度化規則與德性區分開來，堅持德性的非功利原則，保持其突出的義務性特征，才能使德性充分發揮消解功利價值觀外趨傾向的功能，才能為人性的提升、良知的培養創造更大的可能空間。如果一定要堅持采用制度化方式推行心性學說，實質上就意味著以利害觀念支配德性，把德性對人的感化變成以功利主義為主導傾向的他律性規制，從而使德性在根底處喪失自身原本具有的超越的品性。“德性是一種獲得性人類品質，這種德性的擁有和踐行，使我們能夠獲得實踐的內在利益，缺乏這種德性，就無從獲得這些利益。”（A.麥金太爾，1995：241）德性本身并不絕對排斥人追求或維護自己的正當權利，但它的旨趣在于養護人的精神品格，在于一種被賦予更多企盼的崇高境界的自律性提升，而不在于某種“權利”的界定與確認，不在于引導人們關注自身的利益，反倒更傾向于對個體自身利益意識的某種消解。社會主體關注自身利益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雖然是合乎制度化規則的，但在德性層面上看，卻未必值得特別推崇。

如果說在舊中國，強使制度化規則與德性渾然無分是為了維護封建專制，達到社會控制之目的，那么，今天仍然固執于這一運思方向不肯放松就是不可原諒的過錯了。德性的本質在于理性的自覺，與強制的推行方式格格不入。道德的制度化既是學理的謬誤，也是“急功近利”的德性治化心態的反映。雖然用心無邪，但結果卻極其有害。我們要走出道德的困境，就必須堅持德性與制度化規則在方法論層面分立的觀點。由于現代制度化結構系統具有清晰的可操作機制，故從操作方式上將它和道德系統區分開來是可能的、必要的。解消道德系統和制度化系統之間的嚴格同構，增強道德的理想性，會使道德變得更加寬容，更加有魅力。德性應該成為關照人生的一盞明燈，它并不企求人懼怕它。要擺脫靠恨一些人去愛另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僅憑制度化規則的規范是不夠的，這不僅需要情感的升華，而且更需要道德智慧的創造。要創設現代的道德意識，就必須堅持道德訴諸自覺的原則，這個原則既給了道德自我創生的機會，也給予它維系人心的能力。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人的德性的自然流露，與功利化的顧忌絕然無涉。

我認為，在當前貫徹“以德治國”方針的大背景下，探討德性與制度化規則在方法論層面上的區別是很重要的，這可以避免我們對“以德治國”戰略思想的誤解，從而達到正確地貫徹這一戰略思想的目的。

參考文獻：

①.黑格爾，1979年，《精神現象學》（下卷），商務印書館。

②.E.博登海默，1987年，《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華夏出版社。

③.林毓生，1988年，《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換》，三聯書店。

第5篇：政治社會論文范文

[摘要]我國目前經濟體制改革大踏步前進，而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步伐卻遠遠落后，剛剛結束的兩會通過的“大部制”改革可以說是一大進步，但目前我國的行政管理制度還存在很多問題。本文認為，應當努力促使我國的政府從棱柱型向衍射型發展，充分發揮政府的各項職能。

[關鍵詞]行政管理制度面臨問題制度改革

在改革開放已經進行30年后的今天，回顧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發展，進步和變化之大完全可以用天翻地覆來形容。但是，我們不能回避的一個問題是：中國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的進程遠遠落后于經濟領域的改革進程。那么中國究竟應該怎樣推進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呢?這是值得我們深刻思考的問題。

一、中國行政管理制度面臨的問題

改革應當對癥下藥，因此我們首先應當明白中國的行政管理制度到底面臨著怎樣的問題和挑戰。

1.行政管理機構設置不合理。從縱向結構上看，中國政府的行政管理層次和管理幅度都存在著問題。目前，中國的管理層次則普遍存在著偏多的情況。從中央到地方，有4到5級的管理層級，這就導致了很多管理職能上的重合以及互相推卸責任的情況。這種現象帶來的問題是多方面的，不僅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還帶來了大量的超編制人員，給我國的納稅人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另一方面，縱向結構還體現在管理幅度上。管理幅度即一級行政機關或一名行政領導者直接領導與指導的下級部門或工作人員的數目。學者一般認為3-9或4-12個為好。不過，在中國省一級，改革前均管轄70-100個縣(市)，為此，自1983年實施地市合并改革以來，增加地級市一個管理層級，試行市管縣體制；然而另一方面，在同級政府內部，又往往存在管理幅度偏小，“官多兵少”現象。同時，縱向結構的不合理還不利于政令的暢通，此外層級過多也會帶來很多不必要的地方保護。這些都是制約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障礙。

從橫向結構上看，中國的部門結構即同級行政管理部門之間的平行分工關系有著很多的不合理。這種現象帶來的影響也是嚴重的。在每個部門各自的工作的范圍內，各個部門為了爭取好的業績紛紛各自為戰、缺少合作，這帶來了很多不必要的競爭，也消耗了很多無謂的競爭成本；在每個部門職能有交叉的范圍內，各個部門又會互相拆臺，同時為了避免責任，往往會踢皮球而采用無作為的方式來對待這部分工作，這樣，顯然會帶來行政效率的低下，不利于政府服務社會、服務大眾。

2.行政組織編制及其管理混亂。行政組織編制是指法定行政組織的人員定額及職務的配置，必須根據職能的需要來設置即定職能，定機構，定編制——“三定”。目前，我國的情況則恰恰相反，很多崗位因人而設，編制因人而定，這會導致編制本身過大，而且在編的人員并不一定是該崗位最需要的人。這樣必然會使得行政管理工作無法正常開展，還會滋生腐敗。同時，由于對編制確定的不嚴肅，還會帶來很多編制外的人員進入行政管理部門。這使得官僚機構越來越膨脹，而根據帕金森定律可以知道，行政機構作的工作數量和人員的數量是成反比的，越來越多的人消耗了納稅人越來越多的錢，卻做著越來越少的工作。

3.行政監督明顯不足。我們知道，中國目前的行政監督主要由系統內部監督和系統外部監督兩大部分。系統內部監督主要包括上級行政機關的監督、行政監察、審計監督。由于每一級行政機關都有自己繁重的工作，所以要求上級行政機關能對下級行政機關進行長期有效的監督顯然是不現實的。行政監察機關雖然有法律賦予的監察權，但由于監察機關只能處以撤職以下的行政處分，而且由于歷史傳統、思想觀念等方面的原因，監察機關的影響力和權威性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審計機關這些年影響力有了空前的提高，但由于審計監督只是審計機關依法律法規對行政機關及工作人員的財政(務)收支、個人收入、財經法紀等方面情況實行的一種專門性審核活動，它的職能范圍僅限于財務方面的審核，所以也很難全方位的對行政機關進行監督。我國的系統外部監督包括執政黨監督、立法機關(國家權力機關)監督、司法監督、社會輿論、參政黨、政協的監督以及公民的監督。在我國目前的社會情況下，執政黨實際上承擔了很多行政職能和其他公共權力行使的職能，因此，它不可能把自己完全置于中立的位置去監督行政行為；同樣，目前的中國，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地位還是無法和行政機關同日而語的，它們也很難切實地起到監督的作用；至于社會輿論和普通公民的監督都必須還要借助法律的途徑，并不是最直接的手段。可見，我國的行政行為是缺乏有力監督的。

4.行政法制不健全或無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我國的行政領域上還有很多法律空白，比如行政審批的手續非常繁瑣，而且各地都有不同，這方面就需要相關的法律規范來加以規定。較之無法可依，其實有法不依的危害更為嚴重。我國的行政機關管理人員普遍缺乏依法行政的意識，這不僅極大的破壞了法律的權威，而且也不利于提高公民對行政機關的認同感。

二、關于行政制度改革的個人看法

1.從行政機構入手，努力推進行政機構設置的改革。在縱向結構上，適當的減少我國行政管理的層級，比如江蘇已經開始逐步撤銷地級市，這樣有利于政令的暢通，還可以減少很多行政成本。

2.嚴格我國的行政編制，真正做到由崗定人，杜絕因人設崗的情況，這樣做不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減少腐敗，還有利于選出最適合崗位的管理人員。編制的制定應當合理，對于編制外的工作人員應當嚴格控制數量。

3.努力加強行政監督的力度。首先要完善系統內部監督，提高行政監察機關的權威和影響力，逐步做到對政府的每個重要行政行為實施監督，進一步加大審計機關的審計廣度和深度。同時，要充分發揮新聞媒體作為立法、行政、司法外第四大權力的作用，積極監督和報道行政機關的行為，協助政務公開的推進。參政黨、人民政協和全體公民也應提高參政意識，積極行使手中的監督權力。相信，有了強有力的行政監督，我國的行政制度改革一定會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4.完善立法并加強依法行政意識的宣傳教育。對于很多行政領域的法律空白，我們應努力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而更有現實意義的則是，提高全體行政管理人員依法行政的意識，依照已有的法律辦事，增強行政行為的權威性，提高人民群眾的認同感。

三、總結

第6篇：政治社會論文范文

關鍵詞 行政體制 文化體制 體制改革

一、相關概念

（一）行政與行政體制的含義

行政：所謂政府行政就是指政府部門組織為了實現公共的利益和目標，以公共權利和法律為基礎，對社會公共事務和政府內部自身事務進行的管理和活動的服務活動。

行政體制：行政體制又稱行政管理體制，主要是指政府系統內部中行政權力的劃分、政府機構的設置以及運行等各種關系和制度的總和。從國家的層面看，是指行政機關與立法、司法機關的權力的劃分。行政體制是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體制決定行政體制。狹義行政體制的內容包括職能定位、權力配置、運行規則和法律保障等四個方面。本文是指狹義的行政體制。

（二）文化與文化體制的含義

文化：文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是人類在發展進化過程中逐步掌握的能改善人類生活的知識、能力、習慣的總稱。廣義的文化是指人類創造的一切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總和。狹義的文化專指語言、文學、藝術及一切意識形態在內的精神產品。這里是指狹義的文化。

文化體制：所謂文化體制，是指文化領域內各種文化組織所賴以設立及運轉的具有特定內在邏輯關系的制度體系，包括文化政策法規系統和文化組織系統兩大部分，它是一定歷史時期政黨意識形態在文化領域的結構化表現形式，是執政黨意志在文化領域的體現。

二、新時期我國行政體制改革與文化體制改革歷程

按改革進行的時間特特征來分析，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行政體制改革與文化體制改革大體可劃分為四個階段：

從表1中我們可以發現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的時間很相近，改革的內容相關性也很大。說明行政體制和文化體制之間有非常密切的聯系。

三、行政體制與文化體制改革的關系

文化體制與政治體制同為我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行政體制是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體制決定行政體制。從以上行政體制和文化體制改革歷程來看，兩者的改革相生相伴，具有密切的聯系。

（一）行政體制改革影響文化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伴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與變遷，行政體制改革始終在不間斷的進行，文化體制也在不斷的演進過程之中。文化體制與行政體制就像一對孿生姐妹，在人類歷史的演進過程中悄然生長。伴隨著行政體制的變革，文化體制也在不斷的進行調整。

不同的行政體制運行下產生迥然不同的行政文化。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成功迎請荷蘭執政者威廉與瑪利亞為英國的國王和女王。先后制訂并頒布了《權利法案》、《王位繼承法》，確立君主立體。英國沒有成文的完整的憲法文件，因此為了鞏固新生的制度和保障資產階級的既得利益制訂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有限王權和自由平等思想進一步深入人心。

（二）文化體制改革為行政體制改革提供指導思想

當一國需要發展的時候，不僅需要“硬件”的支撐還要“軟件”的指導，文化是不可或缺的“軟件”，而文化體制改革形成一些先進的思想理念正海能為行政體制改革提供指導思想。

認為：事物是不斷運動、變化和發展的，事物的發展與變化，內因起著關鍵的作用，但外因是其重要的影響因素。同樣，在政府的行政過程中存在著眾多的影響因素――行政環境。簡單的說，行政環境就是直接或間接地作用或影響行政管理主體及其活動過程、活動方式的外部要素總合。這些要素既有物質的，又有精神的；也有社會的、自然的；還有國際的、國內的。它們共同影響并制約著行政管理的思想觀念、方式方法、并處于不斷的運動變化過程之中。

（三）行政體制與文化體制改革相輔相成、不可分割

矛盾論認為：同一事物的兩個矛盾同時產生，并相互消長，隨著矛盾的消長，事物也隨之不斷變化。行政體制進行變革的時候會帶動落后文化理念、價值觀的變革，當文化體制改革中出現先進的思想理念時，行政體制中的職能定位、權力配置、運行規則和法律保障等也要跟上潮流，進行相應的調整或變革。可以說文化體制的變革促使行政體制的轉變，而行政體制轉變的同時又產生了新的文化體制。因此，可以認為行政文化的革新與行政體制的改革是相輔相成的，兩者不可分割，相互促進，又彼此消長，不斷推動人類政治文明向前發展，不斷加速人類社會向文明邁進的步伐！

參考文獻：

[1]蔡涓娟.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研究[J].現代商貿工業，2010（19）：86-87.

[2]鄧凡.在行政體制改革中加強行政文化建設[J].湖南行政學院學報，2008（4）：18-19.

[3]傅才武，陳庚.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過程、路徑與理論模型[J].江漢論壇，2009（6）：112-118.

第7篇：政治社會論文范文

    一、會議主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立足于中國改革發展的成功實踐,是研究和揭示現代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運行規律的科學,是政治經濟學的巨大創新,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和深遠的理論意義,極大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深入研究、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是時代賦予學術界的歷史使命。鑒于此,2016年中國政治經濟學論壇年會的主題確定為“深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會議將側重圍繞(但不限于)以下議題展開廣泛深入的討論:

    1.深化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2.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3.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4.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

    5.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二、征文要求

    1.應征論文以10000字為宜,學術規范,引用準確,注重知識產權。

    2.征文截止日期為2016年4月6日(以電子郵件發送日期為準)。

    3.論文格式:(1)首頁包括標題、作者姓名、工作單位、職稱及職務、聯系方式(包括通信地址、郵編、電子郵件地址、電話等),合作論文應注明合作者的相關信息;(2)正文包括論文題目、中英文摘要(約500字)和關鍵詞;(3)注釋采用頁腳注,參考文獻放在論文后面;(5)論文采用Word文檔。

第8篇：政治社會論文范文

一、論文的內容要求

1.問題明晰——清楚地提出要研究和探討的問題。

2.文獻綜述——簡要評述前人的相關研究成果。

3.研究創新——具有新觀點、新方法或新論據。

4.內容結構——觀點鮮明、邏輯清晰、結論明確。

5.行文規范——文字通順、結構嚴謹，注釋須符合本刊的規范要求。

二、論文的形式要求

1.論文須提供中文和英文的內容提要、關鍵詞、作者簡介和寫作背景。內容提要的字數一般在400字左右，簡要地闡述論文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與觀點、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論文的主要結論；關鍵詞需要提供4-5個；作者簡介須標注作者的工作單位、職稱、所在城市、郵政編碼和聯系方式（電子信箱和電話）；論文的寫作背景包括該論文是否受到基金項目和課題的支持以及對審稿人的致謝辭等。

2.關于外國人名和專業術語的翻譯。外國人名的翻譯參照商務印書館2007年出版的《英語姓名譯名手冊》、《德語姓名譯名手冊》和《法語姓名譯名手冊》；專業術語的翻譯盡量規范化，在較為生僻或可能引起歧義的情況下請附原文。

3.論文的注釋規范請嚴格遵照本刊的要求，具體參見本刊的《引文注釋規范》說明。

三、其他事項的說明

1.來稿文責自負，文章篇幅控制在1.8萬字左右，電子版用word格式。本刊有文字修改權，如不同意，請來稿時注明。我們會盡快回復處理意見，但受人力和經費限制，本刊恕不退稿，稿件寄出3個月后未收到用稿通知可自行處理，請作者自留底稿。凡通過專家匿名審稿并經修改后可以發表的文章，作者在出版前須與編輯部簽署《論文刊發協議書》。文章發表后作者獲贈樣刊兩本。

2.投稿一律寄編輯部收，不要直接寄給個人，以免丟失。來稿請注明專投本刊，嚴禁剽竊、抄襲行為，反對一稿多投。凡發現有此類行為者，本刊將予以追究，今后不再刊發其論文，并通報作者姓名。

3.凡在本刊發表的文章獲獎或被其他報刊轉載、摘登等，請及時通告本刊編輯部。本刊允許轉載、摘登和翻譯，但必須注明出處，否則視為侵權。

第9篇：政治社會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趙貞吉詩文，整理，版本，論文

 

一、趙貞吉詩文的整理

（一）、子弟與門人對趙貞吉詩文的整理

最早對趙貞吉詩文進行系統整理的是趙貞吉之子鼎柱、景柱與門人龔懋賢、鄧林材等。他們在趙貞吉逝世八年以后，終于綴遺稿為詩抄、文抄、講章凡二十三卷，名《趙文肅公全集》，于萬歷十二年刻，有高啟愚序、陳文燭序、姜寶序、許孚遠序、王藩臣跋、詹爾選跋、肖如松跋、陳謹策序。出版了《趙文肅公全集》。先有蜀刻本，閔刻本《趙文肅公文集》，后有南京、內江翻刻本《趙文肅公全集》。

（二）、內江市政協趙貞吉研究小組的整理

20世紀八十年代初，四川省古籍整理領導小組將《趙文肅公全集》列入重點整理書目。內江市政協趙貞吉研究小組先后編印了《趙貞吉研究初集》和《趙貞吉研究資料集》。

（三）、官長馳編撰《趙貞吉詩文集注》

內江師范學院官長馳先生，積十余年辛勞對趙貞吉詩文進行整理，1999年由巴蜀書社出版了《趙貞吉詩文集注》，列入建國五十周年《四川出版界推薦重點書目》。這對于研究趙貞吉其人及明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學史均有重要學術價值。

《趙貞吉詩文集》原名《趙文肅公全集》，凡二十三卷。《趙貞吉詩文集注》是趙貞吉詩文結集問世四百對年來，對趙貞吉的第個注釋本。填補了我國古籍整理的空白。

這為后世學者研究趙貞吉與明代社會、政治、歷史、哲學、文學等文獻資料方面提供了極大便利。做了開創性努力。為深入整理、研究和利用趙貞吉詩文中的寶貴文化遺產奠定了基礎。

官長馳1998年撰寫《趙貞吉詩文集注》后記說明[1]：

本書主要面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讀者，故箋注力求簡明扼要人文歷史論文，習見的熟語典故或略而不注，或僅簡單提示。箋注者對某些不了解的人名、地名、典故、出處，為免詞費，大多為予注明。

（四）、《內江風物詠叢》輯錄箋注趙貞吉吟詠內江風物詩賦四十七篇

（五）、箋注研究論文

1、羅寧、武麗霞的論文《趙貞吉詩文集注》勘補《趙貞吉詩文集注》初閱前六卷之詩詞及7卷九至卷十四講章部分，獲益良多，贊嘆之余，偶見其失漏之處。

2、陳世英論文《趙貞吉詩文集注》點校商議 從《趙文肅公文集》的版本和流傳情況，對官長馳先生的《趙貞吉詩文集注》的訛誤脫漏之處一一進行正誤補脫。本部分還對較完整的二十三卷本《趙文肅公文集》未收錄的和官長馳的《趙貞吉詩文集注》漏輯的趙貞吉的作品進行輯佚。

3、鄧國軍博士論文《(趙貞吉詩文集注>點校注釋商兌》對《趙貞吉詩文集注》中的部分點校、注釋、系年之誤漏作出舉正。

二、趙貞吉生平研究

主要是針對《明史?趙貞吉傳》作了校正和補充，并將其為官情況制成《仕途履歷表》。

《年譜》；《內江縣志》卷十一收錄（鄧林材撰《趙文肅公先生年譜序》）按趙大洲自著《趙文肅年譜》，鄧石陽萬歷六年戊寅（公元1578年）為該譜作序。在此基礎上，曾孔恕、黃世杰編《趙貞吉年譜》，是趙貞吉生平研究重要資料。

三、趙貞吉的政治思想品格和軍事思想研究

陳世英論趙貞吉的政治品格

趙貞吉的政治思想豐富，無論是在用人，還是在守業方面；無論是在處理君臣關系，還是在治民方面，他都有自己的一番見解。

趙貞吉的政治品格是兩方面的，既有正直敢言的優點，也有“好剛使氣”、“動與物迕”的缺陷，這也是其政治主張難以實現的重要原因。

以趙貞吉在“庚戌之變”時的主戰和“隆慶和議”時的主和來說明其軍事思想的靈活性。同時介紹了趙貞吉重視防務、主張恢復明初分府分兵的舊制和重視賞罰分明在軍事中的作用等軍事思想。

四、趙貞吉的學術思想研究。

韓國學者李慶龍《趙大洲二教參究和經世思想》，論文認為：趙大洲等泰州學派的學者們，起初學習王陽明良知教，最后轉出于儒教；趙大洲之子趙臺鼎承繼家學參究佛道二教修煉，對“本體即工夫”有獨到的解釋；趙大洲對陽明學作出自己的解釋，特別是對“良知”在儒家學術上所起的作用作出極高的評價，他有出世經世、體用一源的與從前儒家不同的特點。

陳若愚教授的論文，全面深入地分析了趙貞吉的思想與貢獻

指出：本文以《趙貞吉詩文集注》本所收266篇文章為評述對象,對明代中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學者、文學家趙貞吉的學術思想、政治建樹、道德境界、文章成就進行了系統的評述。

陳世英論趙貞吉的學術思想

論述趙貞吉的學術思想存在一個淵源辨別的問題，黃宗羲將之歸入泰州學派，本文主張不在其學派歸屬問題上爭執不休人文歷史論文，而從整體上對其學術思想作一梳理。本部分主要介紹了趙貞吉的“出世入世說”、對“心學”的發揮、禪學觀、儒佛道一家等學術思想，并介紹了其學術思想的變遷與博采眾長的特色。

梁明玉的論文《論趙貞吉的人才觀》探討了趙貞吉的管理、教育思想。

五、趙貞吉的文學、禪學成就研究。

明清人對趙貞吉的詩文的評語，并對趙貞吉的詩文選材和詩文特色予以分析。其選材有反映為國為民的詩文，有反映自身經歷的詩文，有送別贈別詩，有應和之詩，有游歷詩，有祝壽詩等。其詩文特色主要是多宗教用語、善用典故、文辭氣勢雄偉和以古論今，闡發道理。

釋智常、鐵波羅論文《趙貞吉的資中情結和他的寓教于禪》、

孟光全《趙貞吉筆下的明代內江佛寺》從地方文化建設的角度對趙貞吉的作品進行了研究。、

曾明教授交了論文《略談趙貞吉詩的用典》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趙貞吉詩歌的藝術特色。

曾良教授論文：《佛學對趙貞吉詩歌的影》闡述了趙貞吉信禪的主觀愿望是溝通儒佛之辨,使出世為入世服務,但客觀上佛學對其人生態度和生活情趣等產生了復雜影響,使詩歌增強了表現力,形成了迷茫幽境的意境,增添了藝術情趣。

張文進、段庸生提交的論文《論趙貞吉的詩風》從比較的角度對趙貞吉的詩歌藝術特色進行了探索。

王發國教授論文《趙貞吉(雜詠六首>官注漫議》對官長馳先生的《趙貞吉詩文集注》中的部分詩歌的注釋提出商榷。

六、內江師范學院召開紀念趙貞吉誕辰5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鄧國軍博士撰寫紀念趙貞吉誕辰5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除以上例出相關文章外，研究員錢明提交了論文《王學在新安地區的遭遇與挫折——以王守仁與汪循關系為例》，為趙貞吉哲學思想研究提供了可資利用的哲學文化背景資源。

吳震教授提供了荒木見悟著、廖肇亨譯《趙大洲的思想》，把日本學者研究趙貞吉的特殊視角展現在與會者面前。

本次研討會除了論文豐富多彩外，熱烈的討論也是一大亮點。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黃卓越認為：李贄是弘揚趙貞吉思想的功臣，趙貞吉有三大貢獻：政治功績、哲學思想、詩文成就。鄒作圣先生認為趙貞吉的疏奏價值極高，并對趙氏“性命為根、經世為用、文章為枝葉、人世為根本”進行了闡釋。

內江市佛教協會會長釋智海認為趙貞吉的最大成就是“王學”，并聯系高校培養人才的實際對趙貞吉的人格魅力進行了分析。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吳震教授、西南交通大學羅寧博士、四川大學周斌教授、內江師范學院鄧國軍博士等人對部分文獻展開了非常激烈的論爭。

此次研討會對促進明代哲學思想的研究、宣傳四川文化名人、推進四川文化建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七、趙貞吉詩文整理研究的現實意義

在趙貞吉留下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明代社會、政治、經濟的深刻剖析和革故鼎新的主張；他是一位哲學家，“左派王學”的代表人物，對人生、物我、性命之學沒每有沉思妙悟；他還是與楊升庵、任少海、熊南沙，并稱“蜀中四大詩文家”之一。

趙貞吉是位著名的愛國主義者、銳意改革的政治家，教育家；王陽明、王艮學派傳人。趙貞吉最能代表內江文化人的精神與氣骨。

通過對趙貞吉詩文進行系統整理研究，對發掘地方歷史文化資源，批判地吸取傳統文化的精華，古為今用，增強地方歷史文化底蘊；發揚其崇高的愛國精神，宣揚其對敵斗爭非凡的膽識，配合歷史知識及愛國主義教育，對當前的社會的改革開放人文歷史論文，建設文化內江，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趙貞吉詩文博大精深，而且不少是文言文，官長馳撰寫《趙貞吉詩文集注》是趙貞吉詩文結集問世四百對年來，對趙貞吉的第一個注釋本。填補了古籍整理的空白。這為后世學者研究趙貞吉與明代社會、政治、歷史、哲學、文學等文獻資料方面提供了極大便利。

但“該書主要面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讀者，故箋注力求簡明扼要，習見的熟語典故或略而不注，或僅簡單提示。箋注者對某些不了解的人名、地名、典故、出處，為免詞費，大多未予注明。[1]”一般的讀者讀起來還有障礙，要使其通俗易懂，還需要做大量的箋注。

所以對趙貞吉詩文進行系統整理研究方興未艾，需要同仁和有志者，繼續努力。

參考文獻：

[1]官長馳趙貞吉詩文集注[M] 成都： 巴蜀書社 1999

[2]趙貞吉趙文肅公文集[M] 四庫全書存目從書影印本 濟南：奇魯書社 1997

[3]內江政協文史委內江文史資料選輯第21輯[M] 內新出內（2005）002號

[4]洪若內江風物詠叢[M] 內新出內（2006）008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