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論的構成要素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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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博弈論的構成要素范文

【關鍵詞】博弈 納什均衡 自然資源

一、博弈與博弈論

博弈論開始于《博弈論和經濟行為》(馮?諾依曼、摩根斯坦，1944)，是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之間相互作用時候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

博弈的構成要素有：博弈方、策略及策略空間、博弈均衡、均衡結果、信息集。博弈方指參與博弈的決策主體，本文指企業。策略及策略空間，即博弈方在有關信息情況下的行動規則，本文指企業采取的策略組合帶來的不同經濟效益。博弈均衡是指所有博弈方的最優策略的組合，本文指均衡指企業之間最優策略組合。均衡結果是指所有博弈方的設一可能的行動組合，會出現什么樣的結果。信息集指的是博弈方有關的博弈知識，本文中不僅包括企業特征和行動如產量、收益，還包括政府對企業行為的規定，懲罰、鼓勵措施等。

根據博弈過程劃分，可分為靜態博弈和動態博弈。前者指博弈中，參與人同時選擇行動但并不知道前形式者采取了什么具體行動；后者指參與人的行動有先后順序，且后行動者能夠觀察到先行動者所選擇的行動。博弈還可分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完全信息指的是一個參與者對所有參與人的特征、戰略空間及支付函數有準確的知識；否則，就是不完全信息。本文采用完全信息靜態博弈。

二、模型假設

假定某地區有n個企業，該地區的自然環境還未破壞。每個企業均有利用該地區資源的自由。為了方便分析，我們將n個企業簡化為兩個代表性的企業1和企業2。每年每個企業決定各自的產量。企業1產量為q1，企業1產量為q2，產品總數為Q=q1+q2，產品的價格決定函數為P(Q)=m-Q=m-q1-q2，單位產品的成本都為c，企業1的得益為U1 =q1×(P(Q))-q1×c，企業2的得益為U2 =q2×(P(Q))-q2×c，總體的得益函數為U=p(Q)×Q-c×Q。

三、模型求解及結論

我們首先探討兩個企業各自根據另外一企業的產量來決定自己最佳產量的情況。

企業1的效用為：max(U1)=q1×(m-q1-q2)-q1×c。企業1效用最大化的一階條件為：aU1 /aq1=m-q1-c-2q2=0，可得q1=(m-c-q2)/2。兩企業決策時地位是對等的，易得q2=(mq2-c-2q1)/2兩式聯立，得：q1 =(m-c-q2)/2，q2=(m-q2-c-2q1)/2。解得 q1 =(m-c)/3， q2=(m-c)/3。此時，U1=U2=(m-c)2/9。即在這種情況下兩企業的產量和得益分別都是(m-c)/3、(m-c)2/9。從兩企業構成的總體出發來決定各企業的產量時，總體得益函數為：max(U)=Q×P(Q)-c×Q-Q×(M-Q-c)。整體得益最大化的一階條件為：aU/aQ=m-c-2Q=0，可得：Q=(m-c)/2。即當總產量為(m-c)/2，總得益最大，此時，U=(m-c)2/4。在這種情況下若兩企業經過協商，均承諾各自產量(m-c)/4，則兩企業的得益為(m-c)2/8。

若在企業1違背承諾而企業2遵守。此時對于違背承諾者企業1得益為：max(U1)=q1×[a-q1-(m-c)/4]-q1×c。得益最大化一階條件為dU1/dq1=3(m-c)/4-2q1=O，可得，q1=3(m-c)/8，U1=9(m-c)2/64。此時，企業2相應為q2 =(m-c)/4，U=3(m-c)2/32。兩企業位置互換，結果不變。

上述效用分布情況如圖1示。

圖1對企業1而言：在企業2選擇遵守的情況下，自己選擇遵守、違背的得益分別為(m-c)2/8、9(m-c)2/64，后者大于前者；在企業2選擇違背的情況下，自己選擇遵守、違背的效用分別為3(m-c)2/32、(m-c)2/9，選擇后者得益較大。企業1從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無論對方做出何種選擇，自己選擇違背將能保證自己的得益最大化。企業2決策時也同樣如此。兩個企業分別從自己的得益最大化出發，都做出了違背的決策，此時(違背、違背)便構成了一個納什均衡。這個組合是所有組合中效果最差的，兩個企業紛紛增加產量，走入了破壞地區資源的怪圈，每個企業都從個人得益最大化出發，結果既沒真正實現個人得益最大化，也沒實現總體的最大得益。在這種情況下的效用對個人、對整個社會而言，都是低效率的。顯然，這種結果是個人和社會都不愿意看到的。

四、模型改進

在上面模型中對每個企業而言違背是占優策略，企業無積極性去遵守承諾來打破(違背、違背)這一納什均衡的，從而陷入一個低效率利用資源的怪圈。為了提高地區資源的利用率，我們加入另一影響因素，假設在該模型中還存在一個對當地資源有效利用負責的組織，如某一政府部門，它對于兩個企業具有完全信息并且其決定具強制力。該機構從整體利益出發，規定企業產量(m-c)/4，如果有企業超出此范圍，將對超出的企業生產的每單位產品給以p(m>p)的罰款，且對遵守規定的企業進行補貼，確保得益為(m-c)2/8。①若雙方都遵守，雙方得益無變化，都為(m-c)2/8。②若企業1違背，它的得益max(U1)=q1×[m-q1-(m-c)/4]-q1×(p+c)。此時效用最大化條件為dU1/dq1=3(m-c)/4-p-2q1=0，得q1=3(m-c)/8-b/2，U1=[3(m-c)/8-p/2]2 此時企業2的得益為U2=(m-c)/8。兩企業位置互換，結果不變。③若雙方都不遵守，效用函數為：max(U1)=q1×[m-q1-q2]-q1 ×(p+c)。

根據模型未改進時的求解情況，得q1=q2=(m-p-c)/3， U1=U2=(m-p-c)2/9。此時模型的得益分布情況如圖2所示。

圖2企業1在追求利益下遵守承諾應滿足條件(m-c)2/8>[3(m-c)/8-p/2]2 ，解得p的范圍是(3-23/2 )×(m-c)/4

五、結論

分析表明，通過相關的組織制定對違規者進行有效的處罰以及對因合理使用而承受損失風險者以合理的補貼，并以貫徹實施，“公用地悲劇”可以得到改善。

第2篇：博弈論的構成要素范文

關鍵詞：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利益；制度安排

中圖分類號：D6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2)05—0017—04

近些年來，隨著長三角經濟圈、京津冀經濟圈、（泛）珠三角經濟圈、成渝經濟帶、遼寧沿海經濟帶、長株潭城市群、中原經濟區、北部灣經濟區等區域經濟發展的“圈”、“帶”、“群”、“區”的紛紛涌現，構建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便逐漸成為我國理論界與實務界關注的熱點，相關研究成果亦不斷涌現。然而，在這些研究成果中還鮮有探討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的概念、內涵和結構要素等問題的。而這些問題的探討對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的構建至關重要。期望本文的探討能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并對推進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的構建有所俾益。

一、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的概念、內涵區域是指社會經濟、文化聯系緊密和交流頻繁的一個特定空間。在一個區域內會存在著許多的不同主體（如企業、政府、非政府組織、公民等），這些多元主體的利益和區域整體利益之間的關系緊密，相輔相成。多元主體必須相互協調其關系，進行協同合作治理，才能促進區域的持續發展。從區域經濟發展的角度看，由于各地存在較大差異，由于各個主體都是理性經濟人，都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在區域經濟合作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區域間的利益沖突和摩擦。這些利益矛盾與沖突如果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協調，就會進一步演化成不同地區之間的惡性競爭，損害區域經濟的健康發展。這就需要構建區域協調合作機制來推動和保障區域經濟合作的健康深入發展，其中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是核心。

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是指通過有目的的制度安排而形成的區域內多元政府主體之間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這一定義包含以下幾個方面內涵：首先，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具有一定的目的導向。社會領域中的機制一般都是人們有意識、有目的設計的，因而帶有明確的目的導向性。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的建立也具有相應的目的，即是為了實現區域公共利益。其次，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是區域內多元政府主體之間的有機聯結。機制一詞原指機器的構造和工作原理，后被用來借指系統中各構成要素之間較為穩定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在任何一個系統中，機制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機制設計良好，那么當外部條件發生不確定變化時，它便會自動迅速地作出反應，調整原定的策略和措施，實現優化的目標。機制是一種聯結，是一種有機聯系，意味著不同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也是一種有機聯結，可以看做是一種由多個政府主體相互聯結和互動的運作系統，并利用這種互動關系產生新的整體功能作用，即通過協調合作來保障區域經濟的順利運行。再

收稿日期：2012—08—10

*基金項目：廣西壯族自治區科技廳軟科學研究項目《北部灣經濟區開放開發背景下的北部灣區域公共管理研究》（0896003—2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褚添有，男，廣西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管理學博士，碩士生導師（桂林541004）。

馬寅輝，男，廣西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行政管理專業研究生（桂林541004）。

次，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是一種多元政府主體之間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相互聯系是指區域內多個政府之間的聯結，其聯結組合方式可以看做是機制的關系結構，這種關系結構不是按照上下層級組成的縱向結構，而是多個主體基于平等基礎上組成的動態的、富有彈性的網狀關系結構。相互作用是指區域內多個政府之間交互作用的方式和過程，主要表現為相互合作、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等形態的運作過程。其作用方式主要表現為對話、協商、談判、合作等。最后，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是一種制度安排。

要想使區域內多個政府之間的內在有機聯系穩定下來，成為各地政府所遵循的行為規則和程序，就必須作出相應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外在形式上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就表現為一組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規則或制度。

二、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構建

必要性的經濟學解析建立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不僅是基于現實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有其充分的理論依據。

第3篇：博弈論的構成要素范文

關鍵詞：企業聲譽企業品牌聲譽管理

迄今為止，經濟學和管理學界對聲譽都非常關注，并且在各自的領域對企業聲譽做了不少研究。到目前為止，企業聲譽已經有各種各樣的定義，但是還沒有明確的、被普遍接受的定義。經濟學界關注的重點是在行為人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個人或組織為什么要建立和維持著一種聲譽：并且聲譽作為一種激勵機制，又是如何對行為人或組織產生激勵作用。研究的理論基礎是信息經濟學和博弈論。經濟學中標準的聲譽模型是由Kreps等人創建的，旨在解決“連鎖店悖論”并對有限重復博弈中的合作行為作出解釋。在管理學上，則大多是從利益相關者的角度研究企業聲譽。在管理學界，聲譽研究的主要倡導者是美國紐約大學Stern商學院的Charles Fombrun教授，他在該領域做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并且于1997年創立了《企業聲譽評論》雜志，以促進該領域的研究進展。

一、企業聲譽的定義研究

Fombrunfl9961系統地回顧了經濟管理類文獻中的各種觀點，發現企業聲譽被描述為：1，“企業品牌在市場領域中的效應”；2，“未來活動和行為的一種象征，在理論中被認為是維護和促進原則的一個保證”：3，“在會計方面的一種好名聲”：4，“在組織理論中被認為是企業身份的表現”：5，“在管理領域被認為是一種潛在的市場進入壁壘”。在這些觀點的基礎上，Fombrunf1996對企業聲譽的界定是“對一個企業過去行為和將來前景的的一種感覺描述，這種感覺形容了當企業與其他競爭對手相競爭時，企業對它的所有利益相關者的綜合吸引力”。下面，我們從以下角度來研究企業聲譽的定義。

(一)從利益相關者方面定義企業聲譽

Saxton(1998)、Gary和Ballmer(1998)、Mudnane(2002)都認為，企業聲譽是一段時間內企業的利益相關者看見或表達的對組織的印象和評價。中國的學者張四龍、周祖城等人(2002)同樣認為。企業聲譽是各利益相關者根據所掌握的直接或間接的經驗或信息對企業所做出的總體評價。

(二)從企業的行為方面定義企業聲譽

Wegietl和Camererfl9881定義企業聲譽為“從公司過去行為中推斷得來，被歸于公司的經濟和非經濟屬性的總和”。Yoon(1993)也持相同看法，認為企業聲譽是對公司過去行為的反映。

(三)從企業聲譽的構成要素上定義企業聲譽

Hall(1992)認為聲譽包含認知和情感兩部分，企業聲譽由許多個體持有的對公司的理性認知與情感傾向所構成。Manfred(2004)指出之前西方學者對企業聲譽的定義都是單個維度的，即只是從情感或者認知的角度去定義和衡量企業聲譽，認為這是不夠的。于是他提出了企業聲譽的二維模型，把聲譽定義為一個由情感和認知兩個部分組成的態度的結構。劉靚(20061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認為企業聲譽是由認知和情感兩大要素構成的，即企業聲譽的構成要素是認知和情感。而企業聲譽的驅動要素是指影響企業聲譽的因素，包括產品與服務、顧客導向、財務業績、市場表現、愿景與領導、工作環境、社會責任等七大因素。

(四)從企業的無形資產方面定義企業聲譽

重慶商學院于勤f2001)認為，企業聲譽是一個企業獲得社會公眾信任和贊美的程度，通常由知名度、美譽度和信任度構成。繆榮和茅寧(2003)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鄭文哲和王水嫩(2004)認為，企業聲譽是企業在與其公眾(主要有顧客、協作者、投資者、員工、政府、新聞界、社區等)的社會交往中自然形成的，是企業行為能力與公眾認知兩方面相互作用的結果。

二、企業聲譽與相關概念的比較

(一)企業聲譽與企業信譽

雖然企業信譽與企業聲譽兩者都能夠增加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信任度增強企業的吸引力，同時。企業聲譽和企業信譽都需要企業通過長時間的努力所贏得，但它們都具有易碎性的特點，并且重新塑造企業聲譽和信譽需要企業付出更多的努力。

雖然企業聲譽和企業信譽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兩者還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聲譽與信譽的關系，簡而言之，是一個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企業信譽是對企業某一方面的評價，而企業聲譽則是對企業總體的評價；信譽是企業行為能力的一種表現，是能否履行其諾言的一種標識度，是企業聲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聲譽不僅包括企業對諾言的履行情況，還包括對顧客的承諾、對生態環境的保護與建設行動，以及企業聲譽中最基本的產品的質量和售后服務等。

(二)企業聲譽與商譽

企業聲譽與商譽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無論企業的聲譽還是企業的商譽都是企業長期經營管理的結果。短期行為不但不會塑造商譽和聲譽，反而會對其產生損害。不可確指無形資產對企業聲譽與商譽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商譽的價值可以看作是企業全部不可確指無形資產的價值，正是由于這些不可確指無形資產的作用才形成了商譽。同樣，作為企業重要整體性無形資產的聲譽，其形成也離不開企業不可確指無形資產的作用。

企業聲譽和商譽最主要的區別在于商譽價值一般是在企業收購或者合并的時候才能得到體現。而企業聲譽則具有明確的現實意義，其價值不僅能夠在并購的時候得到體現，還能有助于企業和諧利益相關者關系，為企業創造財務價值以及化解企業危機等。

(三)企業聲譽與企業品牌

企業聲譽與品牌非常重要的區別就是針對的對象不同，一般而言，品牌只針對企業的消費者，而企業聲譽是與多樣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互動。

在與企業聲譽并提時，品牌指的是“品牌效益”，它被定義為“與一個品牌相聯的資產和負債，它的名稱和象征符號，來自于一個產品或一項服務所提供的價值”。一般來說，品牌權益向消費者顯示了產品以外的額外的東西。

三、我國的企業聲譽管理

目前，國內企業聲譽管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還遠遠滯后于經濟發達國家，理論研究方面，從事企業聲譽領域研究的學者還不多，現有研究還基本處于引進階段，對企業聲譽的研究還缺乏系統性，零散的研究造成國內對企業聲譽重要性認識的不足：而且國別與文化的差異會對企業聲譽管理產生重大的影響，很少有學者結合本國國情對企業聲譽理論進行探索，造成理論研究對于國內聲譽管理指導意義的削弱：此外，經驗研究更是缺乏，研究結果缺乏有力的科學依據。在實踐方面，企業領導更多關注營銷、研發、物流等零散環節。而對于作為一個整體的企業聲譽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導致聲譽管理缺乏整體的規劃。為此，基于我國的文化特點，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對企業聲譽的管理。

(一)構建企業聲譽戰略

企業要對本身的使命進行合理定位，在經營理念中體現更多的社會責任感，從企業的經營理念與目標出發，通過對企業環境機會與威脅的分析，同時結合企業自身資源的優勢與劣勢，制定切合企業實際的聲譽戰略，從而使得企業聲譽戰略與企業文化、企業的組織結構、企業的資源基礎及企業的成長階段等方面實現合理匹配。

(二)重視企業成員聲譽的提升

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信任和忠誠更多地體現在對企業成員的信任和忠誠，而利益相關者的信任與忠誠是企業聲譽的重要組成部分，個體的聲譽會對我國企業的聲譽產生更大的影響，因而，加強企業成員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技能培訓，提升成員的整體素質將會極大促進企業的聲譽。

(三)強調溝通能力的培養

溝通包括與企業內外部利益相關者的溝通，企業應通過與員工的溝通，提升其對企業的認同程度，進而促進員工成為與外界溝通的代表，同時通過與外部利益相關者的溝通，促進其對企業的認同。

(四)調動全員積極性

企業應該充分調動全員參與企業聲譽的構建，不僅企業的高層領導要關注企業的聲譽管理，樹立聲譽管理在企業管理中的核心地位：還應通過構建關注企業聲譽的強文化，在員工招聘、培訓及績效考評過程中實現企業文化與個體價值觀的融合，從而使維護企業聲譽成為員工的自覺行為。

參考文獻：

[1]余津津現代西方聲譽理論述評，當代財經，2003(11).

第4篇：博弈論的構成要素范文

一、動態能力產生的背景

1、現實背景

戰略管理的最基本問題是企業如何獲取和維持競爭優勢。而在當今世界，顧客需求的多樣化、經濟全球化、技術飛速發展和環境動蕩變化的超競爭中，競爭優勢的來源正以逐漸加快的速度被創造出來和侵蝕掉。在超競爭環境中，一個停留在已有優勢基礎上或僅追求已有競爭優勢來源的企業，很快就會被更有進取和創新精神的競爭對手所取代。在此環境中成功的做法不是努力維持長期競爭優勢，而是通過不斷創新追求一系列暫時的優勢，使企業比競爭對手總領先一步。在超競爭環境中，要求戰略保持動態適應性，但由于沉沒成本、替代效應和路徑依賴等的存在，使戰略調整呈現一定的剛性，這使得企業無法保持動態戰略的適應性。

基于此思想，Teece等(1994)提出了動態能力理論，并認為動態能力理論能幫助企業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獲取和保持競爭優勢，動態能力符合了企業在快速變化環境中競爭的需要。

2、理論背景

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學者們對競爭優勢的研究從重視對外部環境的研究轉移到重視對企業內部資源的研究，因此，從企業內部資源角度研究競爭優勢的資源基礎論開始興起。資源基礎論是Wemerfeh(1984)在《企業資源基礎觀》一文中提出來的，是從企業內部資源角度探究競爭優勢的來源，并進一步闡釋企業間業績差異的根源。

但是一些學者開始透過資源這個表面現象，從企業配置和利用資源的能力方面分析競爭優勢的來源。當透過這些具體的資源作進一步分析時，人們認識到隱藏在資源背后的開發資源、利用資源和保護資源的能力才是競爭優勢深層次的來源。這樣一來，在探尋競爭優勢來源的過程中，人們的認識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即競爭優勢的來源由具體的資源變成了抽象的能力，由此產生了企業能力理論。

Prahalad和Hamel(1990)首先提出了核心能力，并掀起了對核心能力研究的。雖然學者們對核心能力理論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核心能力存在核心剛性問題。核心能力為企業創造和保持競爭優勢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核心能力的核心剛性會給企業帶來負價值。在對核心能力的研究中，存在一個潛在假設前提，即環境是靜態的，但是現實環境是在不斷變化的，這使得核心能力無法適應環境的快速變化，而使企業陷入困境。因此，Teece等(1997)認為如果企業要在超競爭環境中取勝，就必須運用能力，有效地協調、重新配置企業內外能力來應變這些環境，這種能力就是動態能力。

企業能力理論假設企業能力是給定的，企業戰略主要處理給定的能力的利用，而不是新能力的利用。動態能力則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企業用以積累影響學習和研究進程的機率和方向的機制上。因此，動態能力理論是企業能力理論發展的一個重大突破。動態能力理論與以前的戰略觀點不同之處在于：一是動態能力具有動態性，它是指為了適應企業外部環境的變化而更新能力的能力；二是動態能力的能力性，它強調為了適應變化環境的需要，建立、整合和重新配置組織的內外部能力。

動態能力理論的另一個理論起源是學術界對演化理論和動態競爭理論的研究。一些學者把產業組織經濟學中的演化理論和動態競爭理論(多競爭理論、行動與反應理論、博弈論等)引入戰略管理研究，認為企業應從演化理論和動態競爭理論的觀點理解企業市場定位，企業資源具有動態本質性，企業戰略應具柔性，有價值的知識和資源具有短暫性等動態觀點。

因此，動態能力理論是在企業演化理論與企業能力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二者的有機整合，動態能力理論對企業如何在超競爭環境中獲取和維持競爭優勢有重要的意義。

二、動態能力的概念及其構成要素

動態能力是由Teeee等在1994年的《企業動態能力：概述》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之后，Teece等在1997年的《動態能力與戰略管理》一文中，對動態能力理論作了進一步完善。此后，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對動態能力理論進行了研究，提出了動態能力的不同構成要素，也相應給出了不同的概念。從動態能力文獻上看，主要有整合觀、慣例觀和資源觀三種觀點，以下分別對三種觀點進行評析。

1、整合觀。它是把動態能力建立在對普通能力的整合之上。Teece等是整合觀的主要代表。他們把動態能力定義為：為了適應快速變化的外部環境，建立、整合、重新配置企業內外部能力的能力?？梢杂眠^程、位置和路徑三個要素來分析動態能力，過程是企業做事的方法，或當前做事的模式，包括組織過程和管理過程，組織過程和管理過程又由協調與綜合(靜態的概念)、學習(動態的概念)、重新配置(轉化的概念)三個部分組成；位置指企業當前的技術、知識產權、互補資產、顧客基礎、與供應商和分銷商的外部關系等特殊稟賦；路徑指能力發展的軌跡。而Adner和Helfat(2003)在Teece等的動態能力概念基礎上，提出了動態管理能力概念。動態管理能力是指建立、整合和重構組織資源與組織能力的能力，雖然動態管理能力概念把資源與企業能力區分開了，但是它沒有對外部環境變化速度做出要求，而從本質上看，動態管理能力是建立在普通能力基礎之上的。

2、慣例觀。它是指把動態能力建立在組織慣例基礎之上。Winter(2003)把動態能力定義為，擴大、改變或創造普通能力的能力，而能力是指組織慣例(或慣例的集合)，實際上是把動態能力定義為擴大、改變或創造組織慣例的能力。動態能力是業績改善中的可學習的、穩定的集體活動模式，組織通過集體活動模式有系統地產生和改變組織慣例(或慣例的集合)。因此，動態能力不是競爭優勢的來源，被擴大、改變、整合和重新配置的組織慣例才是競爭優勢的來源，而動態能力是持續競爭優勢的來源。

3、資源觀。它是指把動態能力建立在對資源的組合與利用基礎之上。Eisenhardt和Martin(2000)指出，動態能力是為了匹配市場變化，甚至創造市場變化，建立在改變資源基礎上的組織過程和戰略過程。舊動態能力是由可識別的、明確的過程組成，這些過程包括一些動態能力整合資源，一些動態能力重新配置資源，一些動態能力獲取和剝離資源。動態能力是由利用(整合、重新配置、獲取、剝離)資源的組織過程和戰略過程組成。Blyler和Coff(2003)也認為動態能力是指為了適應不穩定的外部環境而對企業資源的獲取、整合、組合和剝離的能力，資源是動態能力的主要構成要素，動態能力就是獲取、整合、組合和剝離資源。

從上述三種觀點可以看出，他們分別把動態能力建立在能力、慣例和資源的基礎上，是因為他們對企業的基本觀點的不同而造成的(整合觀認為企業之間的不同本質是由能力的不同造成的，慣例觀則認為企業之間的不同本質上是由組織慣例的不同而造成的，資源觀則認為企業之間的不同本質上是由資源的不同而造成的)。當然也有些學者把上述的幾種觀點綜合在一起，如Shaker，Harry和Per(2006)認為動態能力是配置建立在慣例和資源基礎上的能力的能力。

三、動態能力的影響因素

動態能力的影響因素是動態能力理論研究中最復雜、最重要的問題之一。這一問題的研究程度直接影響到動態能力的可接受性和實際可操作性。學術界對這一問題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影響因素，主要有市場的動態程度、時間、社會資本、學習能力、成本等因素。以下對這些影響因素做一簡單評析。

1、市場的動態程度。Eisenhardt和Matin(2000)把市場分為慢速動態市場和快速動態市場，慢速動態市場是指變化頻繁，可預測的、線性的，有相當穩定的市場結構，在此環境中的有效的動態能力是復雜的、難以觀察的、因果關系模糊的，因此，動態能力依賴現有的知識和經驗；快速動態市場是指變化速度快，變化是不可預測的，非線性的，產業結構不穩定的，在此環境中的有效的動態能力是簡單的，很大程度上憑直覺和經驗。因此，有效的動態能力要依賴市場動態的變化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2、時間。動態能力綜合了動態理論與能力理論，而時間是動態過程的一個重要變量。時間不同，一切條件都可能變動，對企業能力就會提出不同的要求。因此，時間是動態能力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3、社會資本。Blyler和Coff(2003)指出沒有個人的、有價值的社會關系，企業不能通過獲取、組合和剝離資源來適應不穩定的外部環境。社會資本為獲取和整合資源提供必要的信息，對動態能力有重要的影響。

4、學習。企業通過學習，可以獲取以前沒有或不會的知識和能力，也可提高和增強已經具備的知識和能力。獲取、傳播、編輯、保持和應用知識的能力對能力的轉換有重要的影響。因此，學習對動態能力的形成、發展和提高有重要的影響。

5、成本。對能力的調整需要成本，成本的高低直接影響動態能力的租金獲取情況，動態能力存在的最基本條件是至少要求動態能力獲取的租金能夠抵消動態能力所花去的所有成本。

此外，組織結構、文化、語言、企業家等也對動態能力有影響。上述的影響因素對動態能力可能會單獨起作用，也可能會同時起作用，影響作用的大小也會因企業內外環境或其它變量的不同而不同。

四、動態能力與競爭優勢及持續競爭優勢的關系

戰略研究的最基本問題是企業如何獲取和維持競爭優勢。動態能力是戰略研究中的企業能力理論的最新發展，它整合了企業能力理論與動態演化理論。學者們對動態能力與競爭優勢及持續競爭優勢的關系有了一些研究，也形成了一些觀點，這些觀點有些差異，但本質上是相同的。以下是兩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

1、以Teece等(1997)為代表的觀點。他們認為任何同質的、能夠在市場上買賣的資產和實物都不是戰略性的，不能由此獲得競爭優勢。能力是獨特的、不能采用市場形式獲得，只能通過企業內部的活動來獲得。因此，能力具有價值性、獨特性、難以模仿性，是競爭優勢的來源。動態能力是獨特的、異質的，動態能力具有價值性、稀缺性、難模仿性、復雜性和不可替代性，但是它不是競爭優勢的來源，是持續競爭優勢的來源。因此，這種觀點認為能力或資源是競爭優勢的來源，而動態能力是持續競爭優勢的來源。持有這種觀點的學者還有Helfat和Peteraf(2003)，Adner和Helfat(2003)等。

2、以Eisenhardt和Martin(2000)為代表的觀點。他們認為動態能力相對傳統的資源觀而言，更具一致性、同質性和可替代性。動態能力在細節上是獨特的，但在關鍵特性上是有共性的。動態能力有價值性，也可能是稀缺的，但是可替代的，可模仿和可轉移的，動態能力的功能可被復制，因此，競爭優勢來源于動態能力創造的資源配置，而不是來源于動態能力本身。動態能力是競爭優勢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動態能力通過提高現存的資源配置來追求長期競爭優勢，動態能力通過建立新的資源的配置來追求短期競爭優勢。因此，動態能力創造的資源配置是競爭優勢來源，而動態能力是持續競爭優勢來源。

從上述兩種觀點可以看出，學者們對動態能力與競爭優勢、持續競爭優勢之間的關系的觀點基本一致，即動態能力配置的資源、慣例和能力是競爭優勢的來源。動態能力本身是持續競爭優勢的來源。不同之處在于動態能力本身，即第一種觀點認為動態能力是獨特的、異質的，動態能力具有價值性、稀缺性、難模仿性、復雜性和不可替代性；而第二種觀點則認為動態能力有價值性，也可能是稀缺的，但是可替代的，可模仿和可轉移的，動態能力的功能可被復制。

第5篇：博弈論的構成要素范文

摘 要：

已有景區門票定價研究大都從現實景區數據出發,建立門票價格、景區屬性和社會經濟指標的多元回歸模型。然而這種計量研究,并沒有從景區門票定價的多目標性出發,也忽視了影響門票定價各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本文構建ISM模型分析影響景區門票定價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關系,根據因素相互作用關系建立景區門票定價系統因果關系圖和系統流圖,并設定系統動力學方程。仿真結果顯示,成本票價逐年下降并于2022年降至最低,而最終票價將呈現先降低后升高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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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門票定價; 旅游景區; ISM; 系統動力學

隨著第三產業在GDP中份額的不斷提升,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增長重點也在發生著變化。旅游作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休閑娛樂方式,越來越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從2000年到2008年,我國旅游出行人數上漲了116%,旅游總花費上漲了144.7%。作為旅游產業的核心,旅游景區的發展成為產業發展的重要問題。新的旅游景區進入市場和原有景區再度推出,帶來了景區門票的定價問題,不合理的門票價格將影響到旅游景區的經營績效。近年來各地頻繁召開的門票價格聽證會,充分體現了門票價格在旅游產業發展中的重要性。本文使用系統動力學方法來模擬定價中必須面對的多目標、多因素、多關聯問題,通過仿真分析以期為景區門票制定者提供可借鑒的系統定價思路。

1 基于ISM的門票定價影響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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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構建模型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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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學者和景區經營者對門票定價問題有過大量的研究探索。從研究視角來看,有基于成本考慮的景區基本定價理論模型(Laarman,Gregersen,1996;Sickle,Eagles,1998;戴斌,1995;郭志球,鄧榮幸,2005),基于福利定價以促進景區可持續發展(楊劍川,2007),基于景區公共物品屬性進行政府旅游門票價格管制(Alpizar,2006;陳碧琴,傅強,2009),基于信息是否對稱情形下的博弈論分析得出的景區納什均衡門票價格(魏翔,鄧州,2007),以及基于市場競爭的定價等(Azzoni,Menezes,2009)。從研究方法上,有關于旅游目的地感知的因素結合框架(Seddighi,Theocharous,2002),基于對國內景區數據進行統計學相關分析、確定影響旅游景區門票價格的影響因素(黃瀟婷,2007),將景區的門票價格影響因素指標化、構建出門票價格的理論公式(黃凱,等,2008),以及動態的旅游景區門票定價模型(Pellinen,2003;郭強,董駿峰,2010)。以旅游景區為核心的旅游產業是一個包括吃、住、行、游、購、娛等相關產業的經濟系統,任何一個因素的變動,都可能引起整個系統的變化。目前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大都立足于局部分析,很少有人將門票定價置于整個景區系統中加以研究。旅游景區門票定價系統具有動態性、多參與者、多因果反饋等特征,這些特征使得門票定價問題成為了一個復雜的系統問題。

ISM技術是美國J?N?Warfield教授于1973年作為分析復雜的社會經濟系統結構問題的一種方法而開發的。其基本思想是:通過各種創造性技術,提取問題的構成要素,利用有向圖、矩陣等工具和計算機技術,對要素及其相互關系等信息進行處理,最后用文字加以解釋說明,明確問題的層次和整體結構,提高對問題的認識和理解程度。通過建立ISM模型來研究影響景區門票定價的因素,包括以下幾個步驟:(1)確定影響門票定價的影響因素及其之間的關系;(2)通過建立和推導鄰接矩陣、可達矩陣,實現門票定價系統結構的模型化;(3)使用計算機技術對以上矩陣進行分析,得出門票定價系統遞階結構模型圖,確定影響定價的主要因素。

1.2 影響因素的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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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定價3C理論指出,定價的主要影響因素有成本(Cost)、顧客(Customer)和競爭者(Competitors)。景區的門票定價需要考慮在一定的價格條件下,景區成本是否能夠彌補、顧客是否能夠接受、市場是否具有競爭性。根據公共物品理論,景區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公共物品的功能,對于存在正外部性的消費品,政府應進行價格規制,規制程度取決于公共物品屬性,即在3C定價的基礎上,政府根據景區公共物品程度進行價格規制。由于旅游市場同質性、產品單一性假設,根據需求的交叉彈性理論,我們認為替代品(類似景區)的價格會影響商品(該景區)在市場上需求量。單純市場經濟條件下景區定價的基本原則是邊際收益(marginal revenue,MR)與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MC)相等令廠商的利潤等式為:π(Q)=TR(Q)－TC(Q),

滿足上式利潤最大化的一階條件為:dπ(Q)/dQ=dTR(Q)/dQ－dTC(Q)/dQ=MR(Q)－MC(Q)=0

滿足上式利潤最大化的二階條件為:d2π(Q)/dQ2=MR′(Q)－MC′(Q)

第6篇：博弈論的構成要素范文

一、fdi與市場結構相互影響的理論回顧

（一）市場結構的決定理論

在產業經濟理論中，一般將市場結構的決定因素概括為：規模經濟、產品差異、進入壁壘、企業合并和市場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楊沐，1989）。貝恩是產業組織理論的先驅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統化地提出了進入壁壘的概念，并將進入壁壘的形式概括為三大類：絕對成本優勢、產品差異優勢、規模經濟優勢（bain，1956）。斯蒂格勒認為，進入壁壘就是指在每一產量或部分產量中，必須由尋求進入的廠商承受而已有廠商不必承擔的生產成本。即已有廠商相對于新進入廠商所擁有的優勢（如在市場需求、成本條件等方面）就是進入壁壘的表現形式，且是已有廠商擁有長期壟斷性收益的基礎。所以，如果沒有這種市場條件的不對稱，已有廠商和新進入廠商所面臨的需求和經營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會存在行業的進入壁壘（stigler，1968）。

德姆賽茲則將進入壁壘的存在與政府的行為、勢力相聯系。他認為，結果導致生產成本增加的政府對自由市場經濟的任何限制都會產生進入壁壘，或換句話說，凡不是由市場自然產生的政府限制活動所造成的經營成本的額外增加，就表明存在進入壁壘（demsets，1982）。德姆賽茲還提出“所有權進入壁壘”的概念。按照這一概念，只要產權存在，壁壘就存在，壁壘的撤除有可能損害原有廠商，而這一損害并不是天然正當的，德姆賽茲認為“所有權進入壁壘”不是保護原有廠商，就是保護新進入廠商，問題不在于是否應該有這種保護，而在于以總效率提高為標準，判斷給予哪一方以什么樣的保護。以泰勒爾《產業組織理論》教科書的出版為標志，產業組織理論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論（tirole，1988）。新產業組織理論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博弈論，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經濟學中的應用。作為以相互獨立但又相互依存的個體間競爭和沖突為基本分析對象的數學理論，博弈論為研究廠商的市場行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別對寡占行業尤為合適。近年來，博弈論模型已幾乎觸及到了市場研究的各個方面，如市場卡特爾和價格聯盟、價格歧視、一體比、產品差異、不完全信息、技術創新競爭和市場出清機制等，并取得了實質性成果。

（二）fdi與市場結構相互關系

隨著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fdi的發展，產業組織理論的應用研究領域更加廣泛。以產業組織理論為指導，探索fdi和市場結構相互關系的研究逐漸增加，相關研究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fdi與市場集中。普遍的實證研究發現，國外直接投資進入與東道國的目標產業市場集中度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關系。在發展中國家這種跡象更為明顯。從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比較看，在同樣的fdi進入下，發達國家市場集中度要略弱于發展中國家（張紀康，1998）。

2.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進入壁壘在產業組織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進入壁壘方面研究還比較新。鄧寧（j.dunning）1975年首先將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進入效應分成了兩個部分：直接投資進入對廠商數量、規模格局、進入壁壘的影響；進入之后導致的國際競爭對手的反應（包括在母國市場的反饋效應和東道國的前饋效應）。1993年，鄧寧就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等問題進行了總結和歸納。

3.伴隨fdi的市場結構跨國傳導。凱夫斯認為，由于投資國與東道國通過投資而建立起來的雙邊相互依賴使投資國的寡頭市場結構有向東道國傳導的趨勢（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場中寡頭間的相互依賴格局隨著寡頭們向相同行業對外直接投資而跨越了國界。

4.fdi進入后的東道國市場結構變遷。弗農按照其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了一個直接投資在東道國的產業市場結構動態轉換模型（vernon，1977）。即跨國公司進入東道國后憑借各種優勢建立起來的最初壟斷地位，將隨著跟隨者的進入（包括其他國外廠商及較晚進入的當地廠商）而會轉為寡頭壟斷或競爭；然后再隨著當地廠商的工藝模仿、走向成熟而使東道國市場最后形成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

5.直接投資進入的階段特征及其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東道國產業市場結構的變化，在有國外直接投資的情況下主要取決于外資進入的方式和東道國原有的產業市場結構。外資進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資或兼并收購進入、初次進入或第二階段進入。就初次進入而言，弗農認為，東道國原有廠商的市場份額將隨著來自國外的進入發生而下降，但勞爾卻有不盡相同的觀點。勞爾認為，跨國公司的進入，不管是初次進入還是第二階段進入，都將因其擁有的更大規模、資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術、工藝、更多樣化的產品及在融資、技術、營銷等方面的優勢使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市場占更高份額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對中國市場結構的影響

貝爾曼和鄧寧等列舉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四種目的：尋求自然資源、占領當地市場、尋求經營的高效率、競爭策略的考慮（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進外資是中國開放經濟的一項重要內容。然而，一國能否有效引進外資，除了取決于該國的政局穩定程度、資源豐裕程度、勞動力價格、市場規模等因素之外，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隨著中國開放步伐的加快，以壟斷為特征的fdi進入必然對我國相關行業的市場結構產生重要影響。

（一）fdi對規模經濟的影響

達到有效的規模經濟所要求的水平會推動市場集中，政策決策者的目標是既要利用規模經濟，又要保持市場的充分競爭。

在市場需求規模不變的情況下，隨著fdi的進入，行業內在位企業數量增加，平均的企業規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場開放除了帶來外來的直接投資之外，也帶來了更新的技術和更大的市場需求。更新的技術使生產可能性曲線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則從需求方面為擴大規模提供了條件。因此，fdi對國內規模經濟的影響可能是積極的。

關于fdi對規模經濟影響的典型案例是汽車產業。據有關資料，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國內汽車制造企業達200多家，平均生產規模為二百多輛/年，最小企業的僅為年產十多輛，規模經濟效應根本無法體現。隨著德國大眾、美國通用等跨國公司的進入，中國的汽車制造業發生了本質性變化。經過一段時期的競爭，國內汽車制造業優勝劣汰，存活企業的生產規模普遍擴大。如美國通用在上海的投資10多億美元生產別克轎車，年設計生產能力15萬輛，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規模。

（二）fdi對市場集中度的影響

改革開放初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資

。由于我國的經濟結構完整、部門比較齊全，fdi進入之初一般都會使國內市場集中度降低，從而促進市場競爭。

同時，在我國有兩種情況導致跨國公司在華新建投資提高了市場集中度：一是跨國公司的產量超過國內廠商所生產的數量，二是因為跨國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在國內是全新的產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計算機產業為例，90年代初國內廠商還無力進行自主開發，結果國外產品迅速搶占了我國計算機市場，跨國公司大有壟斷我國計算機市場的趨勢。這種狀況直到90年代中后期國內聯想等廠商引進和自主開發之后才開始改觀。另外，我國的汽車工業也是一個典型的幼稚行業，fdi所帶來的產品一般都是國內空白的產品，如80年代德國大眾進入我國汽車市場之時，基本上壟斷了我國的中檔轎車市場，90年代末，三資企業實現的銷售收入約占整個行業的65％，創造的利潤占整個汽車行業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國公司以并購方式進入中國市場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國公司把目標主要集中在處于困境中的國有企業。在外資并購過程中，這些企業大量讓渡股權，低價甚至無償出讓品牌、商業信譽、原材料、供貨渠道、產品銷售網絡等無形資產，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資的進入門坎，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同行業的國內其他企業面前樹起了競爭巨人。如柯達進入中國市場時，對我國除樂凱之外的感光材料實行了全行業的兼并，從而很快占據了大量的市場份額，而且我國政府承諾在4年內不批準其他國外廠商在中國的投資。柯達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達到了37.4％，超過了富士（25.6％），整個行業的市場集中度也隨之提高。

隨著時間的推移，fdi對東道國市場集中度的影響還取決于一系列因素：跨國公司在當地的規模以及持續增長的能力、跨國公司的市場績效以及對當地廠商長期的生存競爭能力的影響、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貿易品的進入、東道國本地廠商對fdi的反應以及本地廠商的技術開發和模仿學習的能力、東道國市場其他競爭者的數量和規模。

由于中國市場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國公司來華投資之后，其他跨國公司也會采取跟進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沒有賦予跨國公司獨占權，單一的跨國公司不可能長期控制我國的某一行業或產品的市場。如通訊行業，國際著名程控交換機廠商紛紛加盟中國市場的競爭，如at&t、愛立信、北方電信、西門子、nec、三星、阿爾卡特、諾基亞等國外廠商都在中國搶占灘頭陣地，到1995年底這些企業的年生產能力占到了全國程控交換機生產能力的70％，市場占有率達到了90％以上。跨國公司在我國市場上競爭的同時，民族企業奮力抗爭，積極利用跨國公司之間殘酷競爭所產生的技術外溢效應，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國的通信設備制造企業實力不斷增強。在程控交換機行業，國內技術最早實現突破，發展最為成熟。大唐、華為、金鵬、中興、巨龍等公司具備了一定的自主開發能力，不斷推出新產品。1998年以后，國內廠商不斷從國外廠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場份額開始大幅提高，國外廠商壟斷我國程控交換機市場的局面開始被突破。

在跨國公司剛剛開始進入，我國一個行業中只有一兩家跨國投資企業時，的確存在跨國公司的市場集中度很高的問題。例如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在較長時間內幾乎是我國中檔轎車的唯一生產企業，產品價格也處于相對高位，但是隨著眾多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它們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一汽捷達、二汽富康都與上海桑塔納展開競爭，桑塔納的市場占有率開始下降。

從彩電業看，在大屏幕彩電上國外品牌市場占有率曾經達到60％以上。但是，以長虹為首的國內彩電廠商不斷提高技術開發能力，努力推出新產品、提高質量、完善營銷網絡和售后服務體系，提高了產品的競爭力，奪回了市場。到1998年，我國彩電市場集中度cr4達到63.3％，國外品牌的市場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國產品牌占領。

（三）fdi對進入壁壘的影響

市場進入壁壘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來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壘，另一方面是來自在位企業的經濟性壁壘。

隨著fdi大量增加，來自各方的力量會促使我國不斷地降低對外商的政策性壁壘，減少對外商進入的限制，從而大大促進市場的競爭程度。另一方面，市場進入壁壘也會同時隨著fdi增加而提高。

1.fdi進入提高與成本有關的進入壁壘

先期進入的跨國公司憑借其龐大的自有資本優勢和多渠道的融資渠道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提高了行業的平均必要資本規模，對于潛在的進入者要想達到在位廠商相同的成本，其資本必要規模至少要達到在位者的規模。這種大規模的投資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如果沒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幾乎是不可能的，國內廠商要想進入高檔轎車市場必須達到通用生產規模，否則會面臨成本的競爭劣勢。與跨國公司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之前相比，這同樣也提高了國外廠商進入我國高檔轎車市場的進入壁壘，雖然相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具有壟斷優勢和雄厚資金實力的跨國公司更易于跨越這些壁壘。

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生產以及高度垂直一體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關鍵的資源，可以利用跨國公司的內部分工優勢在供應資源上享有價格優勢，fdi可以提高絕對成本壁壘。如我國計算機產業關鍵部件長期依賴進口，而在我國進行生產的跨國公司幾乎都在全球市場上進行電子產品的垂直一體化生產，因而在我國生產計算機的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內部的分工取得廉價的中間產品，對于在國際市場采購關鍵中間產品的國內廠商來說必然在這些中間產品上存在成本劣勢。

2.fdi提高了國內市場的產品差別化壁壘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跨國公司全產品系列化的投資在產品空間上構筑起了對潛在進入者的高進入壁壘。一是因為進入者進入時難以找到足夠的產品空間，擠入已有的產品空間必須付出比在位廠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為在位廠商的多樣化產品可以進行風險成本的轉移，在競爭對手進入之時可以采取靈活的競爭手段以阻止進入者的進入。比如漢高公司在華建立了11家企業生產金屬化學品、民用粘合劑、家用洗滌品、化妝美容品和工業用油脂化學品，漢高的6大系列產品5個已來到中國。

（2）fdi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實行多品牌的戰略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以我國的洗發護發用品市場為例，自從美國寶潔公司在1988年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很長時期處于市場主導地位，占據了最大的市場份額。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寶潔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戰略形成了產品差別化壁壘?！昂ｏw絲”、“飄柔”、“潘婷”、“沙宣”等，這幾大品牌占據了洗發護發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間，品牌之間既有競爭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協同保護的功能。潛在進入者要想在這已有多種品牌占據的特性空間找到能獲利的需求空間難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織地對特性空間的占有使進入者的滲透成本很高。

（3）fdi因為消費者的偏好忠誠而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對于潛在進入者來說必然花費更多的廣告推廣費用才能把消費者從跨國公司吸引過來。如可口可樂進入我國之后的碳酸飲料市場。

3.fdi提高研發、廣告上的進入壁壘

跨國公司研發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復制和在跨國公司內部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在國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發上具有規模經濟的特點，跨國公司

可以利用在全球一體化生產、網絡化銷售中分散研發的成本。同樣，在廣告上也具有這樣的特點，對于某些標準化的產品，廣告可以向子公司的產品延伸。因此，跨國公司不僅本來在研發實力上強于國內廠商，而且進入我國市場時可以利用研發和廣告上的規模經濟在我國市場上構筑進入壁壘，在相同條件下，潛在進入者要以更高的研發和廣告支出才能在市場上站穩腳跟。

三、結論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場結構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具有雙重影響的關系。一方面，市場結構的構成要素（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度、交易成本等）是決定貿易流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動力機制，另一方面，fdi的進入也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產生重要的影響。至于具體影響的程度，則有賴于進一步以數據來進行更深入的實證，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詳細的研究。

現代產業組織理論十分注重其理論的政策含義的研究。宏觀政策的制定，需要考慮維護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一方面，促進國內市場結構合理化，從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國際直接投資；另一方面，由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本土企業的競爭條件（規模、技術、成本、信息、資本獲得性等）不同，導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樣。為了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條件，防止部分企業濫用壟斷勢力，必須設計一套適合wto要求和中國國情的競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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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博弈論的構成要素范文

戰略環境分析基于互聯網交易的虛擬企業中戰略環境分析主要是針對互聯網上潛在的市場機遇進行挖掘，對某個特點的企業來說，市場機遇就是顧客的潛在需求，這種需求可能是顯性的，也可能是隱性的，它具有時效性、多變性、約束性和效益風險性等特征[3]。市場機遇是社會對于消費者潛在的需求尚未滿足的一種自然狀態，在宏觀戰略環境下，企業也可以根據自身的產品發展戰略以及企業的創新戰略開發出引導社會需求變化的產品，以創造新的市場機遇，具體而言，對于市場機遇的挖掘的如圖2。通過市場調研收集企業對于消費者市場所需的相關材料，并運用市場營銷相關的理論對于所收集的感性材料進行加工整理，形成系統的數據庫；根據企業的實際運用合理的分析方法對于數據庫相關的數據進行合理科學的分析，主要分析的內容可分為對企業外部環境與內部環境的分析，其中外部環境主要包括社會經濟環境、網絡技術環境和法律道德環境，內部環境包括企業資源、組織、經濟的評價，通過對環境的變化程度與市場需求的影響分析，可以作出定性和定量的預測，因此，可按變化程度的高低來識別市場機遇，如果環境的變化程度低，則可按照既有的知識進行判斷與抉擇，否則以突發事件處理；在分析整理數據的基礎上進行決策判斷，如果通過綜合識別，確認市場機遇的存在，就要決定組建聯盟，否則就要重新進入流程循環[4]?；锇殛P系選擇合作伙伴的選擇是虛擬企業合作關系運行的基礎，在虛擬企業的組建過程中，合作伙伴的遴選是一項重要而復雜的系統工程。盡管不同企業選擇伙伴條件迥異，但成功伙伴企業在選擇準則上一般遵循以下有效準則原則：具備競爭優勢和互補資產：具備競爭優勢即要求參加聯盟的伙伴必須具有并能為虛擬企業貢獻自己的核心能力。共有的價值：共有價值即是盟員之間擁有共同的價值觀，一般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對雙贏模式有共識、一致的品質觀、特殊的價值觀。只有有共同的價值觀，虛擬企業才能夠產生協同效應。有利伙伴關系的環境：成功的伙伴關系需要在一開始就具備合適的環境，選擇一個能有益于傳導伙伴關系理念的環境，是選擇伙伴關系過程中的重點。敏捷性原則：即要求伙伴企業對來自虛擬企業外部或伙伴之間的服務請求具有快速的反應能力。從以上的原則出發，可以建立起合作伙伴關系選擇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如圖3，對于指標權重的選取，可以通過運用AHP法進行賦值檢驗，本文暫不作贅述。2.3組織設計基于互聯網交易的虛擬企業的組織設計有別于一般虛擬企業的組織設計，在進行組織設計的時候必須要切實考慮到互聯網絡的時效性與安全性，因此筆者綜合傳統虛擬企業的設計因素提出互聯網交易型虛擬企業組織的關鍵因素主要有動態聯盟體（VirtualOrganization，VO）、外部項目組（ExternalTeam，ET）、內部項目組（InternalTeam，IT）、基本組織元（BasicOr-ganizationUnit，BOU）以及互聯網交易型聯盟方式等4個部分。在組織結構設計過程中，項目組之間的溝通內容主要是基于互聯網的交易，利用即時通訊工具或其他交易洽談工具進行賬單或合作上的商榷。在組織結構類型上，上圖虛擬企業結構趨于扁平化，沖破了部分界限并能夠有效集成諸企業的核心能力以迅速地把握市場機遇，應對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

虛擬企業運作虛擬企業的成功運作需要許多運作條件，也就是其運作平臺?；ヂ摼W運作平臺由5個網絡體系構成，其中分別為：①信息網絡是虛擬企業基礎的運作平臺，它是虛擬企業構成要素的支撐要素；②知識網絡，ET和IT之間均建立以知識網絡為基礎的增強性及互補性網絡；③物流網絡，物流網絡可為虛擬企業快速地生產和供應策應；④契約網絡，具體工作是產品的生產與運輸；⑤資金網絡是虛擬企業運作的物質保證。虛擬企業的競爭即是這5個網絡的競爭，實現虛擬運作，必須構建這5個網絡。這5個網絡平臺之間的關系。虛擬企業運行流程首要的是需要對顧客的需求積極反映，企業通過計算機處理系統對顧客需求進行處理，如圖5。交易型虛擬企業與傳統企業運作模式最大不同在于它是跨企業的管理，是由分散各地的聯盟企業組成的虛擬團隊，處理完顧客需求信息之后，在分散式作用環境下，需要利用網絡技術并采用協同管理、并行工程等手段，共同完成虛擬企業所要達成的愿景。虛擬企業運行過程需要在全球范圍內對企業內部和外部資源進行動態配置和優化組合，降低資產套牢風險，能夠更快速地反應市場需求，更積極地參與市場競爭與合作。由此可以建立基于互聯網交易型虛擬企業運作流程圖，如圖6[6]。利益分配在虛擬企業中，對于入盟成員來說，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取得一定的經濟收益。博弈論認為，在重復博弈中人們會選擇合作行為，追求集體理性而避免個體理性。虛擬企業的成員們共同追求整體利益最大化，即是實現帕累托改進[7]。從某種角度看，合作利益的多寡客觀地決定著合作的深度和廣度。然而由于成員間的經濟實力有差異，從經濟權力關系上看，成員企業間的作用往往并非對等和可逆，有可能會出現經濟關系不平等。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直接關系到虛擬企業經營成敗與發展前景，許多合作最終不歡而散，就是因為相互間爭權奪利所致。因此，如何合理設計利益分配的方法是虛擬企業實際運作過程中必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假設虛擬企業由n個伙伴組成，設伙伴i的收益收益分配比例為ai，風險系數Ri表示與伙伴i相關的風險實踐發生的概率，且Ri∈（0,1）；投資額Ii表示伙伴i的所有研發投入（啟動資金、人力資源成本、融資成本以及網絡建設成本），收益為Vi，遵循虛擬企業利益分配中“風險分擔、收益共享”的原則，可以得到以下等式[7]（式略）反饋與學習虛擬企業的建立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一個持續改進與修正的過程。盟員企業每一次合作，都需要成動態聯盟的效果和成敗中汲取經驗教訓，通過信息反饋，修正虛擬企業的進行，以需求新的市場機會。虛擬企業在學習過程中應該注意以下原則：①虛擬企業需不斷修正，盟員企業管理應該進行制度化管理。②盟員企業通過組織動力自主化，提高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增強成員的責任感，必須建立一定的信息反饋渠道，逐步從根本上將虛擬企業轉變為學習型企業。③妥善處理好個人學習與組織學習的關系。④組織學習應該與核心能力戰略相結合[8]。在反饋機制建立的過程中，盟主企業一定要樹立好其核心地位，并且對于盟員企業的信息進行及時的總結共享，定期組織盟員企業的經驗交流會；積極利用互聯網工具，制作網絡管理信息系統軟件，全面綜合地對盟員企業的運營狀況進行監督，并對其中的問題給與指導；由于是交易型的虛擬企業，所以對于其中的資金流系統應該要及時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以確保虛擬企業的有效運行[9]，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可以建立細胞式信息反饋與學習模型，

綜上所述，基于互聯網交易的虛擬企業組建過程在整體上與實體虛擬企業上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本文在總結共性的基礎上，結合互聯網交易虛擬企業的網絡特征加以改進，并建立起基于互聯網交易的虛擬企業組建模型，對于當前互聯網交易的虛擬企業理論研究是一個很好的補充。在本文的后續研究中，將進一步對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進與優化，進行下一步的跟蹤研究：（1）互聯網環境下的虛擬企業運行模式。（2）基于互聯網交易的虛擬企業網站運作管理模式。（3）對影響基于網絡交易的虛擬企業網站運作的因素進行分析，發掘評價因子。在信息反饋與不斷學習的基礎上，虛擬企業內部不斷進行修正與優化，能夠確保虛擬企業的健康有效的運行。（4）建立一套合理可行的基于互聯網交易的虛擬企業網站評價體系。

作者：萬君 張祥 龐培培 陳緒童 單位：遼寧工程技術大學 遼寧工程技術大學 西南財經大學

第8篇：博弈論的構成要素范文

關鍵詞： 企業債券，制度，政府約束，市場約束

在我國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過程中，政府主導市場的制度約束特征非常明顯，無論是最初的迅猛發展，還是急轉直下的快速萎縮，直至最近出現的可喜抬升勢頭，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都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但也正是由于政府對市場的強勢干預，才造成了企業債券市場自身的約束性制度無法形成，市場各參與主體的行為選擇和互動模式表現出極大扭曲。深入研究企業債券市場各參與主體的策略行為選擇，是我們認識不同的約束性制度安排對市場構成不同影響的關鍵。本文正是試圖在博弈論分析框架下，探討不同的約束性制度安排是如何影響企業債券市場各參與主體的行為選擇的，并基于分析得出結論：只有從約束制度上實現根本性的轉變，即從政府約束制度向市場約束制度轉換，才能從根本上扭轉企業債券市場主體的行為選擇模式，從而推動企業債券市場的持續健康發展。

一、導論

本文的約束性制度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新制度 經濟 學對制度內涵的理解基礎之上的，即制度是與具體行為集密切相關的規范體系。本文所謂的約束性制度安排是在制度抽象內涵基礎上的具體化，是為了研究特定問題而做的有目的性的概念框定。所謂約束性制度，是指針對特定的目標和約束對象，由一系列規則(包括正式的與非正式的)、參與人及其實施機制所構成的制度均衡。根據定義，我們可以明確約束性制度的構成要素包括特定的約束目標和約束對象(即被約束的客體)、規則(包括正式的與非正式的)、組織或個人(即實施約束的主體)以及制度實施機制。不同的約束性制度安排會對市場參與主體的行為選擇產生不同影響，進而引起市場運行效率的差異。就企業債券市場來說，約束性制度安排是為了保證市場的資源配置機制有效，從而對企業的發債行為實施必要的制度約束，以減少投資者和企業之間由于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因此，約束性制度安排最重要的實施機制，就是能對企業的信用狀況做出很好的鑒別，從而保證市場債務契約的有效執行，既要保護投資者的投資利益，同時又不能因噎廢食把信用良好的企業拒之于市場之外，阻礙企業債券市場的正常發展。

本文依據約束性制度安排的規則(包括正式的與非正式的)、博弈參與人及其策略行為選擇的不同，進而形成的不同制度實施機制，將企業債券市場的約束性制度分為兩類，即政府約束制度和市場約束制度。至于是否存在其他可行的約束性制度安排，本文不做深入探討。同時，本文的研究有兩個基本的假設前提：(1)假設對債權人保護的 法律 能夠得到嚴格執行，發債主體的債務責任存在法律的硬約束，即如果出現逾期不能償債付息，發債企業將面臨法定的破產清算；(2)假設兩種約束制度具有相同的目標，即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出現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以保證企業債券市場的資源配置機制有效，這一假設是為了消除政府多元目標對模型研究的可能影響。

二、企業債券的政府約束制度分析

企業債券市場的政府約束制度分析的前提是，假設政府具有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的動機，以實現企業債券市場資源配置機制的充分有效。為實現此目標，政府通過制定行政法規，運用政府管理手段對發債企業的發債資格、債券發行價格以及發行數量實施嚴格限制，從而對可能的高違約風險企業構成市場進入限制，以保護投資者的投資利益。由此，政府的行政法規，以及由政府、企業、投資者和信用評級機構等市場參與主體構成的動態博弈過程，就形成了政府約束制度的實施機制。市場參與主體依據各自不同的激勵和約束條件來選擇最優的策略行為，以實現自己的最大化收益。

自1987年《企業債券管理暫行條例》實施以來，我國企業債券市場的制度約束一直是典型的政府約束性制度安排。政府對企業債券的發行實施嚴格的政府審批制和年度發行額度計劃。同時，對發債主體的資格進行嚴格限定，非國有或國有控股公司幾乎沒有資格發行企業債券，并且從1994年開始，地方企業發行企業債券也受到限制。在這些限制措施的基礎上，對企業債券的發行價格和數量也做了相應的限制性規定，債券的發行價格不得高于相同期限銀行定期儲蓄存款利率的40%，企業一次性發行的債券數量必須通過相關政府部門的審批并指定用途。政府對企業債券市場的行政性規則約束，對發債企業、投資者和信用評級機構的最優策略行為選擇產生了重要影響。

按照一般的財務理論，影響企業融資方式選擇的基本決定性因素是融資成本，企業根據不同的融資成本對可供選擇的融資方式進行排序，進而選擇成本最低的融資方式。理論和經驗研究都已證明，通過證券市場進行融資，債券的融資成本低于股票融資成本。因此，在多數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企業債券的年融資規模通常是股票市場融資規模的3—10倍。但是在我國，由于政府對企業債券的發行實施繁瑣的行政審批程序，從而大大提高了企業發債的非財務成本，比如時間成本和由于不確定性的存在而產生的風險成本。雖然政府對債券發行價格的管制，降低了企業債券融資的財務成本，但由于非財務成本的大幅增加，使企業債券融資的財務成本與非財務成本之和大大高于股票融資的成本。這就使得大部分企業盡管對債券融資有內在的強烈需求，但是在過高的融資成本面前不得不退縮去尋求新的融資途徑。

政府通過嚴格的行政審批，對發債申請企業實行嚴格的篩選，而其篩選的標準卻是選擇那些國有獨資或具有市場壟斷背景的特殊企業，從而實現了政府對企業債券市場的約束目標，即降低了債券市場的違約風險，保護了投資者利益。但是，這一目標的實現卻是以犧牲資本的運用效率為代價的。企業債券市場的價格管制，使這些特殊企業獲得了相當廉價的資本，從而造成對資本的過度需求。與此同時，由于這些企業具有“準政府”的信用背景，因此其自身并不存在硬性的信用約束壓力。它們相信，即使出現企業信用危機，國家也會承擔最后的還債責任。這兩方面的原因必然導致資本的低效率運用，無法實現金融資源的最優配置。

對于投資者來說，由于政府對企業的發債資格實施嚴格的審批，而且被獲準發債的企業事實上也都具有“準政府”的特殊性質，這也就向投資者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投資于這些企業債券是沒有違約風險的。因為從本質上來說，政府對企業發債資格的審批，其實是承擔了對債券的隱性擔保責任，企業如果出現違約行為，投資者必然認為是政府的審批環節出現問題，因此必須由政府承擔還債義務。在實踐當中，政府也確實沒有讓投資者失望過，許多發債企業無法到期歸還的債息，最后都由政府承擔了下來。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本該由投資者承擔的信息搜集、分析和鑒別的責任卻被審批制下的政府取代了，這直接導致投資者對市場信息需求不足，信息搜集、分析和鑒別能力低下，對證券市場缺乏風險意識。由此，政府與投資者之間就形成了一個相互畸形依賴的惡性循環，投資者越是不成熟，政府迫于追求社會穩定的壓力就越是要出面保護，政府越是通過這種方式保護投資者，投資者就越是成熟不起來。投資者群體的不成熟必然導致不成熟的證券市場。我國證券市場當前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從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惡性循環的后果。

由于發債 企業 和投資者在政府約束制度下的行為扭曲，直接導致對信用評級信息的市場需求不足，嚴重限制了信用評級機構的健康 發展 。一個行業的發展必須有持久廣泛的需求者作為支撐，而信用評級機構作為信用信息產品的提供者，其真正的需求者是投資者，而不是發債企業。如果一個行業不服務于它的真正需求群體，那么它的發展結果可想而知。而在政府約束制度下的企業債券市場，作為信用信息產品供給者的信用評級機構只能服務于發債企業，而不可能以它的真正需求群體即投資者為服務對象。因為，通過行政審批的發債企業，獲取信用評級機構的債券信用評級僅僅是為了履行債券發行的 法律 程序而已，這樣的信用評級信息對投資者到底有多大價值也可想而知。

事實上，投資者也不會根據信用評級信息去判斷某一企業債券的潛在市場風險。更何況，政府還對債券的發行價格實施管制，信用評級信息不可能從根本上影響企業債券的定價。這樣所導致的后果就是，本應服務于投資者的信用評級機構卻轉變為以服務于發債企業為導向，從而造成本應作為第三方監督者而存在的信用評級機構，現在卻完全成為發債企業的附庸，其對企業債券市場的約束職能根本無法得到發揮。政府約束制度扭曲了整個信用評級行業的運行機制，使信用評級機構不可能在債券市場中內生地成長起來，從而導致我國的信用評級行業的發展嚴重滯后于證券市場的發展。三、企業債券的市場約束制度分析

在企業債券市場的市場約束制度分析中，本文假設市場機制內生地存在與政府約束制度相同的目標，即最大化地降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出現的可能性，以保證企業債券市場資源配置機制有效。之所以作如此假設，是因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是企業債券市場存在的前提，如果出現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將會導致企業債券市場的萎縮乃至最終消失，而這一結果就使研究失去了意義。但是在市場約束制度下，企業債券市場的各參與主體之間是一種平等的契約關系，政府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約束主體而存在，而只是作為保證契約執行的仲裁者。在此種情況下，對發債主體的行為約束就不是由單一的市場主體來完成，而是由發債企業、投資者和信用評級機構三者之間的動態博弈過程來實現。市場約束制度本身所構成的激勵與約束環境，將使博弈參與人選擇不同于政府約束制度下的最優策略行為。

在市場約束制度下，政府對發債企業的資格審批將不復存在，而這一企業篩選過程將由市場各參與主體的互動機制來完成。企業能否進入債券市場，能不能按照既定價格順利地發行債券，完全是由投資者根據所披露的信息判斷之后的購買行為決定。市場化的篩選機制對試圖發行債券的企業不會構成不合理的人為歧視，而是以企業所能提供的市場收益和風險為標準，所有的企業都處于平等的市場地位。在這種篩選機制下，進入債券市場的企業，由于沒有了“準政府”性質的信用擔保，也就必然面臨更多的信用約束。因為低效率的資本運行只會增加其破產清算的風險，硬預算約束機制可以有效激勵企業提高資本的運行效率，這也是企業能夠持續經營的必然選擇。

市場約束制度不僅可以促進企業提高資本的運行效率，更有利于形成合理的證券市場融資結構。因為，在市場約束制度下，債券的發行價格是由市場根據企業的信用狀況決定的，因此，企業只是根據不同融資方式的財務成本差異來選擇債券融資還是股票融資，或者是其他可選擇的融資方式。也就是說，企業所面對的融資成本一般都是顯性的，很少存在由于不確定性的人為因素所引起的隱含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種融資市場都不可能過度膨脹， 金融 市場內在的資源配置的價格機制可以有效抑制單一市場泡沫的產生。證券市場的融資結構由市場自身的 規律 決定，而不是由某種人為的主觀意志決定，這樣的市場結果必然是遵循效率原則的。

在市場約束制度下，企業債券市場的投資者必須自己承擔投資決策失誤的風險責任，從而有利于促進成熟投資者和成熟證券市場的形成。分析到這里，我們必須強調的一點是，任何債券市場都必然存在投資風險，并不是沒有違約存在的企業債券市場才是健康的市場，重要的是風險和收益的最終承擔主體是誰。在政府約束制度下，政府實質上承擔了最終的市場風險，因此，投資者只能獲得低風險收益。而在市場約束制度下，政府不再承擔市場的篩選責任，債券價格也由市場來決定，這時的投資者就必須自己承擔債券投資可能存在的風險，同時也可以獲得與風險相對應的收益。在此種情況下，投資者在進行企業債券投資時，就必然時刻關注企業的動態信用評級信息，搜集、分析并鑒別不斷變化的有關企業的各種相關信息，以便做出合理的投資決策。這樣一個理性的投資決策過程，不僅可以讓投資者深刻認識債券市場的風險屬性，增強投資者的風險意識，而且還可以不斷提高投資者的信息搜集、分析和鑒別的能力，促進投資者的投資行為更趨于成熟，進而促進整個證券市場走向成熟。

市場約束制度下的信用評級機構，必然是以投資者的需求為導向的，并由此能夠與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同步獲得內生性成長。因為，在市場約束制度下的企業債券市場的各參與主體的動態博弈過程中，評級機構將深知市場信譽對其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意義。評級機構只有向投資者提供獨立、客觀、準確的信用評級信息，才可以在投資者群體當中不斷積累信譽資本，獲得更多投資者的信任，進而增加對其信用信息產品的需求。而如果只是一味地滿足發債企業的籌資要求，那么，在市場重復博弈過程中就可能根本無法生存。市場約束制度下的企業債券市場必然會形成這樣的邏輯，即發債企業只有選擇擁有雄厚信譽資本，得到投資者認可的評級機構，才有可能順利進入債券市場，而這本身就構成對發債企業強有力的約束。雖然，這種約束機制完全不同于政府約束制度，但是，這樣的約束機制會促使信用評級機構向投資者提供更多、更有價值的信用評級信息，而且投資者也迫切需要這樣的信用信息產品，從而促使信用評級行業得以快速發展和成熟。

四、結論

第9篇：博弈論的構成要素范文

關鍵詞：社會資本 政府能力 社會自治組織

中圖分類號：F81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3）04-090-03

一、社會資本的概念及其理論綜述

（一）社會資本的概念分析

在20世紀90年代，社會資本（Social Cpital）的概念在西方的社會科學中流行起來，以布爾迪厄為代表的一些社會學家對社會資本概念及其理論的研究賦予了社會資本在經濟學意義上的更多的社會學意義。許多學者都從各自研究的角度去定義社會資本，但是綜合各家之說，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對社會資本這一概念進行理解。

1.社會資本是有利于行動者實現目標的社會資源。與個體資源相區別，社會資源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需要通過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和聯系方可產生和獲得。它存在于社會網絡中，并為社會成員所共享。因此在由人所構成的社會中，個體生存與發展的獲得，不僅要處理好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還要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這些都需要以規則、美德和誠信為基礎來完成。

2.社會資本是嵌入在社會結構中的無形資本。從社會科學的范疇去界定社會資本，更多是使之區別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拔镔|資本是有形的，可見的物質是其存在的形式；人力資本肉眼看不見，它存在于個人掌握的技能和知識中；社會資本基本上是無形的，它表現為人與人的關系。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為生產生活提供了便利，社會資本具有同樣的作用。例如，與成員之間互不信任的群體相比，一個相互恪守承諾，彼此信任的群體更有利于生產生活的進行?！眥1}

3.社會資本是一種可以使社會網絡中的行動者獲得收益的能量。無論是作為社會資源還是作為無形資本來說，社會資本都在強調“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與互動”，這也是其外部性或者說是社會性的重要體現。而我們知道，人們之間最基本和最原始的聯系就是生產，生產不僅產生了大量的生產與生活資料，體現其經濟性，而且使人們在生產中相互聯系，分工協作，體現其社會性。如今信息時代的到來，使得個體間的聯系與互動更為迫切。而網絡式的組織聯系，更便于人們獲得生存、發展所需要的信息。社會資本以一定的社會網絡為基礎。最初的社會網絡以血緣和地緣為核心而構建，但隨著生產的不斷發展和擴大，乃至全球化及信息化的到來，社會關系網絡也沖破了血緣和地緣的限制，開始走向更為廣闊的領域。

綜上所述，社會資本作為存在于國家權力之外，通過社會民眾的自由、自主的橫向互動而形成的基于信任、合作與規范基礎之上，以社會自治機制為主要調節方式的社會結構，它主要表現為一種社會自治能力。

（二）社會資本與社會自治組織

社會資本與社會自治組織的發展具有共時性。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二者幾乎是同時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促進了人們之間的交往，交往是構成社會資本各要素產生的根本所在。而無形的社會資本要素又對社會自治組織的產生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因為與信任、合作、規范有關的一系列態度和價值觀能夠通過人們協調的行動來促進社會自治組織的產生。同時市場經濟又對人們的個體利益和價值取向起著重組與分化的作用，即它既是導致了個體利益和價值觀的多樣化，同時又使得一些個體利益和價值取向趨同的人走到一起，結合成為各種社會自治組織。因此可以說構成社會資本各要素的不斷加強促進了社會自治組織的形成和發展。而社會自治組織的發展又有利于社會資本各要素的進一步發展，二者之間具有互動性。對于社會自治組織的認識我們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其組織形式上，而應該充分看到社會自治組織當中所蘊涵的社會自治力量與社會的自治機制。

（三）社會自治組織與社會治理體系

社會資本使得成員間有機聯系不斷增強，橫向的平等互動與自主合作不斷增多，它形成了一種自治的社會秩序結構。這既不同于在國家集權化條件下的威權主義秩序結構，也不同于完全個人化的無政府主義的社會形態。它體現了一種能夠與政治力量相抗衡的，基于廣泛社會空間之上的社會力量。當政府認識到并且信任社會與個體的知識和能力時，就可能同社會組織在公共行政領域中展開必要的合作，從而促進公共問題的解決。

在傳統的公共行政范式下，官僚制被認為是實現公共管理職能“唯一和最佳”的方式。而事實上，對于一個完善的社會治理體系來說，其中應該包含有政府，但是又不僅僅限于政府。從國家的意義上來講，只能存在一個權力中心，但是從治理體系完善的角度來看，政府并不是國家唯一的權力中心。只要能夠提供公共服務，并能夠得到公眾的認可，各種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都可以成為權力的中心。

二、政府能力有效性的基礎

所謂政府能力，是在既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自然條件下，在憲法所允許的范圍內，政府通過履行能夠有效滿足社會發展需要的職能，來獲得其合法性，維持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并以行政管理規律為基礎，通過制定和執行有效的公共政策來動員、獲得、培育、利用各種社會資源，以此為社會公眾提供良好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同時通過政治權力確立正式規則，并對非正式規則進行必要的保護、引導和調整來保證公共秩序規范的全面性。在與社會形成良性互動的同時，促進國家與社會快速、協調、健康發展的能量與力量的總和。{2}政府能力有效性要以有限政府為前提。要使政府能力有效必須限定政府能力的范圍，一個有效的政府首先必須是一個有限政府。政府的存在要以一定的物質資源為基礎，主要是政府的財政收入。而建立無限政府的沖動必然引起官僚機器規模的膨脹，規模的膨脹必然與擴大化了的公共財政支出相對應。在政府財政收入既定的情況下，政府規模的不適當擴大勢必影響到政府能力的發揮。因此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能力存在客觀有限性。它既非無所不能，也非無所不為，而是要使政府職能與政府能力相適應，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將自己的精力與資源集中于市場、社會力所不能及的領域。有限政府所要強調的是對社會的有效治理。在對公共物品的提供與社會問題的解決中尋求社會、市場、政府三方的配合與合作，實現政府與公民的良性互動，并為市場與社會組織的運行與發展提供基礎設施。

三、當代中國社會資本與政府能力關系研究

1.社會資本及其理論對國家與社會發展的啟示。社會資本概念及其理論的提出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思考。社會資本理論給予我們的啟示在于：它發現了國家與政府之外的發展策略，這種策略強調要為社會發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留下一定的空間，并使得社會具有一定的自治力量，形成社會與國家的互動與制衡。而由政府能力的概念可知，政府能力的實現和發展，或者說政府能力提升，都不僅僅與政府本身有關，它還與政府所處的社會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以往在談及政府能力之時，都主要從政府本身入手。而將社會資本理論與政府能力研究相結合所得出的結論就是：社會資本的積累對于政府能力的發展有著積極的影響作用。政府能力的發展不僅應當關注物質資本，還需要關注社會資本。社群組織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它們是積累社會資本的有效環境。因此，從國家和政府的角度來看應該通過鼓勵和支持各種社會組織的發展來獲取必要的社會資本。如果說過去國家與政府只是將重點放在了對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積累上，那么今后也應該將對社會資本的儲備列入到國家的發展戰略中去，以此來使得現代社會的政府能力能夠獲得持續性的發展。

2.社會資本對政府能力發展的積極意義。對于社會資本概念的提出以及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最初并非來自中國。但是這個源于西方國家的概念和理論對于今天處于社會轉型的中國來說有著較強的借鑒意義。中國作為后發的現代化國家，在結束了自然經濟時代之后，沒有像西方國家那樣建立起市場經濟，而是選擇了計劃經濟。雖然這種經濟模式在我國建國之后的發展歷程中起到過相當重要的作用，但是用計劃完全地替代市場卻使得中國的經濟發展逐步走向低效。同時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央高度集權導致在我國的社會結構中，國家力量異常強大而社會力量卻十分弱小。在這種社會結構下，政府全能但是卻時常效率低下。政府能力要獲得可持續的發展就需要一個具有較強自治能力的社會與之配合，而羸弱的社會顯然無法適應這一要求。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能力強弱的衡量標準并不在于其政治行為的力度，而在于以必要的政治行為的力度為基礎，去實現一種良好的客觀社會效果。但是從以往的經驗來看國家對社會的“吞噬”，社會肌體的萎縮的確是很難產生良好社會效果的。以信任、合作、社會規范和社會網絡為主要構成要素的社會資本理論強調要通過市場、國家、社會三位一體的方式來實現社會的治理。通過社群組織對市場和國家的有效參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政府能力的發揮。它可以提高政府對社會的服務質量，并增強政府對社會的責任倫理，使政府工作更加高效、透明，更加符合社會的公共利益。

從西方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社會資本的積累產生于這些國家在社會力量的推動下國家與社會逐步分離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以信任、合作、社會規范和社會網絡的社會資本逐步積累，并由此成就了西方發達國家較強的社會自治機制。在對社會事務的處理與完成過程中，這種能夠自協調、自運轉、自組織的社會自治機制能夠與政府形成互助的態勢，以此來使政府完成對社會事務的有效治理。同時社會自治機制的形成與發展還能夠對政府構成必要的制約力量，減少政府的自利行為和權力的濫用，使政府的行政行為不斷迎合社會的公共利益，以此奠定政府能力可持續發展和提升的社會基礎。

就目前的中國來說，社會轉型所要實現的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因為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以計劃取代市場使得政府權力過度膨脹，無論是經濟生活還是社會生活都處于政府權力的控制之中。而此時在由經濟體制的轉型所引發的社會轉型實際上就是一個政府逐步還權于市場，還權于社會的過程。這樣政府會由全能逐步過渡為符合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有限型政府。但是，由于我國一貫所保持的國家力量強于社會力量的社會結構致使在國家當中缺乏必要的社會自治機制，即便國家讓出原本是其不應該掌控的一些經濟權力和社會權力，那么由于社會自治機制的缺失，這些由政府轉移出的權力仍然會由于缺乏必要的承接力量而使得轉型過程中容易出現混亂無序的狀況。所以目前來看，在我國進行社會資本的積累是十分必要的，它體現了對政府與社會關系發展客觀規律的遵循。

3.政府能力對于社會資本積累的作用。對于早發的西方現代化國家來說，其國家與社會二元化的進程主要是以社會力量的推動為主的，因此其社會資本也主要靠的是自發的力量，在漫長的領域分離過程中逐步形成的。這其中市場的逐步發育和完善，各種社會自治組織的不斷涌現都成為了社會資本的釀造環境。但是這一切對于屬于一個后發現代化的中國來說就很難在短時間內依靠社會的自發力量來完成。中國現代化的啟動是在領域合一的基礎上來進行的。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在我國的政府能力體系中，政府的統治能力較為突出，而其他的各種政府能力，如服務能力、平衡能力、整合能力都從屬于政府統治能力。這樣的政府能力結構體系必然處于一種失衡的狀態之中，它不適應于中國現代化民主國家的建成。所以對于缺少社會自發力量的中國來說，無論是由領域合一向領域分離的過渡，還是對于社會資本的培育，即通過催生社會資本的釀造環境來促進社會資本的積累都離不開政府的主導作用。它是對我國現階段政府能力的一個考驗。

另外，與政府能力密切相關的是有關政府機構的改造與政府職能的轉變問題。具體來說就是要實現對國家與政府的約束，就要使國家與政府做出必要的退卻。但是如若將這一目標的實現完全寄托在具有自利傾向的政府本身就實屬困難。所以社會力量的強大將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

對于一個已經擁有豐富社會資本的社會來說，它可以擁有穩定的社會秩序和良好的社會治理。但是對于一個擁有較少社會資本的社會來說，它也可以在政府的主導下實現對社會資本的創建與積累。目前中國社會所進行的經濟體制轉軌意味著在政府的政策與治國理念中已經不再將經濟模式這一本應該是手段層面的東西上升到目的的層面，從而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出發來加以排斥，而是將它視為一個提高經濟效率，增加社會物質積累的必經階段。在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非僅僅取決于社會的自發力量，它屬于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僅僅具有經濟上的意義，它還同時具有對整個社會的形塑功能，它使得社會完成了由身份向契約的轉變。個體民眾的自主性在逐漸復蘇，契約成為聯結人們的又一紐帶。這為個體間的橫向互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同時也使得人們在此過程中能夠產生更多的信任與合作。政府一方面要減少對微觀經濟生活領域的過渡干預，另一方面要將自己的能力發揮在宏觀調控的領域之中，為市場經濟有序、健康的發展提供制度上的保證。

從西方國家所走過的道路與各種自愿組織的運行機理來看，志愿性組織是社會資本生長的溫床。“志愿性組織存在的意義在于它除了為社會提供由國家、市場不便提供的公共物品外，還營造了產生于這一共同體當中的社會資本，從而以分散化和多元化的方式形成對公共產品供應大有作為的公民規范和職業倫理。在志愿性組織的成長發展過程中，國家和政府既不應該扼殺，也不應該大包大攬，它所能做的事情應該有兩個：一是為志愿性組織的創立和活動提供政策和法律支持；二是運用治理的理念改變自己的管理模式，為志愿性組織留出生存與發展空間?！眥3}

另外，社區從性質上來講也是信任與互惠合作的搖籃。在社區當中由于人們生活在共同的區域內，在特定的局部的范圍內，人們會基于共同利益而產生相互的依賴關系。人們可以在這個特定的區域范圍內去進行互動、溝通，以此來完成集體行動。社區從本質上來講屬于自治領域，它以平等的協商與對話為其內在的運行機制，所以發展自治性社區也是積累社會資本的有效途徑。而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形成的是，社區組織行政化，社區承載了大量來自政府的職能，濃厚的行政色彩逐步替代了其自治本質。因此對于我國的社區建設來說，政府應該利用其在社會當中的特殊地位去鼓勵社區發展它的自治能力，并不再向社區攤派各種行政任務，使之能夠逐步形成自管理、自組織、自運行的自治機構。

在社會資本的幾項基本的構成要素中，包括信任、合作、社會規范與社會網絡，信任是其中的核心與基礎所在。在一個社會當中，國家和政府在社會信用的建設方面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從博弈論的觀點來看，信用的產生需要交易雙方能夠立足長遠利益去進行多次重復的交易活動，同時在交易的過程中及時發現對方的失信行為，并能夠及時進行懲罰。在信用產生的機制中，政府可以在對交易過程中的失信行為進行懲罰，進而抑制社會當中的違信行為。構造講信用的制度環境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在此政府應該明晰產權，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服務，并不斷完善和強化各種對違信行為的懲戒規則。另外政府自身講信用對于整個社會信用之風的建立有著極強的示范作用。然而在實現中政府失信的現象卻時有發生，它嚴重影響了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由此可見我們時常將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寄希望于政府，但是與個人一樣，政府也會失信，這也算作是“國家悖論”。而事實上講信用是一個政府具有合法性的重要基礎，也是政府能力能夠有效作用于社會的支撐力量，同時它還是構建整個社會信用體系的堅實后盾。

由此可以看出社會資本不僅可以通過社會的自發力量來逐步產生和積累，同時也可以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培育和建設，使得社會由培育走向自主。后者對于一個在向現代化邁進的后發國家來說尤其具有重要的意義。將社會資本理論引入到了政府能力的研究當中，首先在一定意義上拓展了政府能力的研究視野，因為它不再僅僅停留在對政府本身的分析、探討之中，而是將研究范圍擴展到了政府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中，強調通過社會自治能力的發展去影響政府能力。作為起源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資本概念及其理論來說，各位國外的學者對它的研究都立足于早發國家的背景和現狀。但是無論對于早發國家來說還是對于后發國家來說，社會資本都會對國家的政治、經濟產生積極的影響。所不同的是對早發國家來說其社會資本的獲得是來自社會的自發力量，而對于后發國家來說其社會資本的獲得則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推動。對于處于轉型的中國來說，面對全能型的強政府與長期在政治力量控制之下而形成的弱社會這一社會格局，國內有學者提出了“文化力”，有人提出了理性化制度的建設，還有學者提出了社會網絡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這些無疑都與社會資本的建構有著密切的關系，但是他們都未明確提出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后發國家來說，社會資本的積累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推動。因此筆者提出在中國社會的轉型時期，政府要對社會資本進行培育，即政府能力的發展可以從對社會資本的培育中體現出來。而社會力量的增強并非一定意味著是對政府能力的削弱，因為社會力量對政府的制約并不等于社會與政府的對立，相反它更多的應該是政府與社會的合作。

[本文為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社會資本理論及其在政府能力建設中的實踐研究”（TJZZ10-131）資助，天津大學自主創新基金項目“當代中國社會資本與政府能力關系研究”（2010XS-0040）資助]

注釋：

{1}[美]詹姆斯·科爾曼.鄧方譯.社會理論的基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

{2}張國慶.行政管理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3}燕繼榮.投資社會資本——政治發展的新維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