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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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范文

論文摘要：在西部貧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公共產品供給理論出現了新變化，農業的弱質性、市場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總量嚴重不足、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因此，加大政府對西部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調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取向，加大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新階段解決西部農村貧困問題的有效措施。

20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各級政府加大了對農村的投資，與過去相比在絕對額上大幅度增加，出現了快速增長的局面，但隨著西部經濟的不斷發展和農村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村公共產品普遍供給不足、社會保障水平低、社會援助體系覆蓋面小、義務教育和公共衛生等公共服務相對滯后日益顯現。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與農民負擔有很強的相關性，有效提供農村公共產品對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普遍短缺，不利于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穩定發展，也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加。如何建立符合農村經濟發展需要的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已成為西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近年來，青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高，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其中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是其重要原因。因此，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和提高農民的收入，對青海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青海，農業是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相互交織的弱質產業，加上農民生產的分散性組織形式，決定了農民生產私人產品對農村公共產品的強烈依賴，并且農村經濟市場化程度越高，這種依賴性就越大。特別是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進一步落實，青海現有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越來越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已成為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

1、農村公共產品長期供給短缺制約著農民收入的增加。青海農業和農村經濟落后，農民收入水平低，農村公共產品長期以來供給短缺，行路難、就醫難、用電難、上學難、吃水難等在廣大農村地區普遍存在，造成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物質基礎嚴重不足，制約了農村生產力的提高和農民收入的增長。具體表現在:(1)交通運輸設施不發達，農民生產的產品運不出去，使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和特色農業的價值無法實現，不少地方的農民“抱著金碗討飯吃”;(2)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從青海總的情況來看，農村義務教育資源供給規模和質量依然遠不能同城市相比，這也直接導致農村學齡兒童越來越多地向城鎮學校轉移或干脆輟學的情況。在青海海東地區平安縣洪水泉鄉某村，盡管到城鎮中小學要寄宿借讀，教育投入會成倍增加，但還是有超過30%的學齡兒童到城鎮中小學借讀。這說明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還是不夠的，現有投入還不能滿足農村義務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農村中小學的大規模合并，導致部分鄉村小學被裁撤的村子的兒童上學路程越來越遠，上學越來越不方便。這在一些山區鄉村尤為嚴重;(3)水利設施投入嚴重不足，青海由于特殊的地理地位，很多淺山地區農業靠天吃飯，新的水利設施很難建起來。一方面由于政府對于農田水利設施缺乏有效的管理維護;另一方面政府對地方性強的農田水利建設缺乏后續投入，使得大多數農田水利設施遭到破壞，特別是一些跨縣鄉跨鄉村的水利設施毀壞尤其嚴重，不少已經徹底喪失了水利功能。這進一步加劇了我國農業生產靠天收的風險，同時也提高了農業生產成本;(4)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面對不斷上漲的醫療費用，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逐年增多。加之政府對農村醫療設施投入少，農民身體素質普遍下降，影響了農村社會的進步和可持續發展;(5)農村通訊設施供給不足，農民與外界聯系不順暢，無法獲取及時、準確的市場信息，使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程度無法提高。

2、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失衡。青海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在產品供給結構上嚴重失衡，尤其體現在強調物質性公共產品供給的同時，忽視非物質性公共產品供給。這種失衡具體體現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重視物質性公共產品供給，忽視精神文化類公共產品供給;注意到了道路橋梁等交通設施建設，忽視環境保護等公益事業的發展。另外，由于青海農村的農業生產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一樣，各村自己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也不一樣，在同一地域內各村公共產品供給也存在很大差異。青海農村公共產品的缺乏，意味著農村、農民在進行私人產品的生產和消費時要付出比城市居民更高的費用和成本。公共產品供給上的差異必然影響到公共產品消費者的生產成本和收入水平。好的基礎教育和衛生保健，可使潛在的窮人更可能有機會脫貧。而青海的基礎教育、衛生保健等公共產品在農村的缺乏，制約了農民提高個人獲得收入的能力。 轉貼于

筆者在調查中也發現了一些在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的有益探索和嘗試，這些舉措不僅大大提高了當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和效益，而且有力地推動了當地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對其他地區如何因地制宜地推進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事業也是一個很好的參照和借鑒。這些做法主要包括:

1、通過移民搬遷、充分搭國家現有公共產品資源便車的辦法來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筆者在青海海北、海東等地農村看到，原來一些地勢低洼、經常遭遇洪水，或者被政府劃定為蓄洪、行洪區的村莊，在政府組織和補助下，整體搬遷到地勢較高而且交通便利的地方統一建設移民新村，使得這些村子的公共產品供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有一些山區鄉村，由于村民原來居住分散，不僅交通不便，而且像子女上學以及電話、有線電視等基礎設施都非常難以統一提供，他們就在附近公路邊開辟一個相對集中的位置進行集中建房，不僅在不投入交通設施的情況下大大改善了居住交通條件，方便子女上學，也使有線電視、電話等現代生活設施能夠迅速走進普通村民家庭;還有很多靠近國道、省道的村子干脆都搬到路邊成片建房，并逐步形成一些鄉村集市。

2、建立新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發展，我國農村公共物品建設陷入了一種困境:一方面是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公共物品需求的不斷增強;另一方面是國家目前偏重城市而沒有能力為農村提供足夠的公共物品。又加之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國家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推行費稅改革，使現行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受到限制。因此，當務之急是在新的情況下建立新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應當主要著手于:(1)公共物品供給主體。考慮到農村的實際情況，農村地區各種層次的公共物品的供給應主要由省以上財政提供，地市級財政適當配套，縣鄉財政暫時不予考慮，以免進一步加重農民負擔。(2)公共物品需求區域性差異。由于我國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的經濟情況和農民生活水平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此各地區在公共物品的需求程度上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在有限的公共物品資源的分割中，按照區域性差異投放公共物品是一種最經濟、最有效的方式。(3)公共物品融資方式。公共物品供給資金來源應當以政府財政支持為主要，但在現實情況下，完全依靠政府財政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因此，還應當由政府出面，動員全社會各方面力量，積極探索新的融資渠道。例如，發行農村公共物品建設特種國債;由私人提供政府補貼的方式;完全由私人或非營利組織提供等等。(4)監督管理。對農村公共物品建設資金應當設立專門的監督檢察人員，不僅要完善農村公共物品建設資金的管理，而且要監督資金使用情況和收益情況，防止農村有限的公共物品資源流失。

3、因地制宜，組織農民通過社會合作方式來提供公共物品。就我國當前的狀況來說，組織農民通過合作的方式來提供公共物品也面臨著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打破了“大集體”無效率，實行“單干”，提高了農村勞動生產率，“單干”渙散了農民之間的關系，使組織農民難上加難;另一方面國家無力提供足夠的公共物品，又要求農民組織起來通過社會合作的方式解決農村公共物品不足的矛盾。因此，現實的選擇就是因地制宜組織農民通過社會合作的方式進行農村公共物品的建設。因地制宜，是指根據各地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同情況，成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或者通過農民合作的方式，在不過分增加農民負擔的前提下，進行一些區域性的、中小型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例如，進行中小型水利設施的建設和維護、鄉村道路的建設和維護、衛星電視接收設備的安裝、市場信息共享、農業技術推廣等等。這些投資少、見效快的農村公共基礎設施通過農民社會合作的方式來完成，一方面可以節省國家支農資金，進行大型的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另一方面可以融洽村民關系，建立農民經濟組織。

4、完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配套措施。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并不是孤立的，它涉及方方面面的配套機制，當前應做好以下工作:(1)完善農村稅制并統一城鄉稅制。完善農村稅制、統一城鄉稅制能夠為基層政府提供穩定的財政收入，可保證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資金。要通過全自治區的農村稅費改革，構建新的農村稅制，使城鄉稅制統一，既有利于全區稅收體系的完整統一，保護廣大農民的利益，保持農村的相對穩定，又有利于促進自治區市場經濟的發展，充分發揮稅收調節經濟的作用;(2)完善鄉村行政體制和政府官員政績考評體系。現行的鄉村型體制和政府官員政績考評體系嚴重影響了自治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有必要進行改革和完善。一是進一步完善鄉村行政體制。自治區鄉鎮一級普遍存在“小政府，大機構”的狀況，財政供養人員的支出負擔過于沉重，呈現典型的“吃飯財政”特征。這種狀況已嚴重影響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使得供給資金不足、供給效率低下，因此改革鄉村機構、精簡人員，減少“吃飯財政”是關鍵;二是完善基層政府官員的政績考評體系。要重新構建績效評估體系，改革現行的以經濟數量指標為標準的政績考核體系。地方基層政府應在堅持以人為本、堅持科學發展的基礎上，將社區經濟的外部性、可持續性發展能力和本社區居民的滿意度作為評估標準。

主要參考文獻

[1]張曉山.深化農村改革，促進農村發展[J].中國農村經濟，2003.1.

[2]馬曉河.農村公共物品應由政府提供[N].中國經濟時報，2002.11.7.

第2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范文

[論文摘要]我國現階段農村公共產品存在供給主體失衡、供給總量不足、局部供給不均衡、供給效率低等四個問題。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困境要在分權的經濟運行體制和集權的政治體制的矛盾中尋求到一個良好的結合點，把政府的作用與市場機制的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

一、農村公共產品及其供給機制

1，農村公共產品。公共產品，即在消費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每個人對這種產品的消費，都不會導致其他人對該產品消費的減少”。農村公共產品是相對于農民或其家庭消費的私人產品而言，由農村社區集體共享其效用的產品，和一般公共產品一樣也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基本特征，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農村由于市場失靈導致的公共產品供給的私人動力不足問題。農村公共產品按照消費非競爭性、收益非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可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隨著農村市場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農村經濟的發展對農村公共產品的依賴程度不斷增強，農民對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亦日益增加，加快提高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水平與效率成為推進“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新農村建設”的正確選擇。由于我國不同區域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文化傳統差別很大，農村公共產品的供需要求比較復雜。因此，以某一個制度或某一種方式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問題是不切合實際的，必須根據不同情況，因地制宜，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安排。

2，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我國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特別是非純粹公共產品供給有很多不同于一般的公共產品，具有兩個重要的特點：一是受益的直接性，即“給誰辦事由誰出錢”。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一般由政府通過財政支出解決，而農村公共產品很多仍由農民自掏腰包以各種費的形式解決，這使得農村公共產品的消費具有很大程度的直接受益性。二是受益的范圍性，即“誰不出錢就不給誰辦事”。村作為一級自治組織是沒有穩定財力支撐的管理機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表現出“村民自治”與“一事一議”等特點，誰能拿出錢就給誰辦事，拿不出錢就不給辦事，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被限定在具體的空間之內。

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問題分析

1，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失衡。

(1)供給主體單一。受政府政策、產權界定和自身素質等因素的影響，私人組織、第三部門等參與主體難以大規模進入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領域，政府仍是單一的供給主體。

(2)供給主體錯位。一是上級政府在供給農村公共產品上的缺位。中央政府和各省、市、縣及鄉鎮政府在公共產品供給責任的確認、調整機制及分擔標準等方面，缺乏一個明確有效的分擔機制，隨意性較大。全國性公共產品，應當由中央政府提供和融資，但實際上這些供給責任多都推給了縣和鄉鎮政府以及村委會。二是鄉鎮政府在供給過程中的錯位。由于上級政府的缺位，鄉鎮政府承擔著與財力極不相稱的職能，支出負擔沉重，所掌控的公共財力勉強維持自身行政運轉，生產性公共支出難以保證。三是村民自治組織在供給過程中的困境。鄉鎮政府經常利用政治權威將屬于政府職責范圍內的公共產品的供給責任推卸給嚴重缺乏或根本沒有公共財政保障的村委會。

(3)權責不對稱。中央政府在下放事權的同時，并沒有相應賦予農村基層政府和社區足夠的預算資金。在現行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下，縣、鄉鎮區域內的公共需求由縣、鄉鎮政府提供滿足，而縣、鄉鎮政府的財源多來自本地經濟，在以農牧業為主的鄉鎮，產業的財政支持力極弱，財政增長極小。且零星分散難以征收。這種事權與財權的不對稱，使得地方政府憑借本級財政收入無力提供農村公共產品。

2，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1)供給總量不足。中央的財政支出規模尚不能完全滿足全社會日益增長的公共產品需求，雖然國家用于農村公共支出的財政支持力度正在不斷加大，但較之于基數龐大的農民群體，人均比率還是低得可憐。

(2)供給局部過度。在我國占人口60％的農民占有20％的公共產品資源這種窘境中，部分農村氣派的政府辦公樓與破舊的學校、寒酸的衛生院形成鮮明對照。

3，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在區域間不均衡。

由于農村公共產品的特性，特別是在目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要依靠地方財力支撐的情況下，這種區域間的公共產品供給不均衡尤為嚴重。并有一個值得我們更加重視的規律，公共產品建設上的地區差距要比經濟發展上的地區差距更大，并且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4，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低。

(1)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配置效率低下。對于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的評價，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為群眾辦多少好事”的考核機制需要，在供給行為選擇上，往往用符合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一模糊概括去抑制農民的不同公益訴求，公共產品的供給難以全面提高需求主體的福利水平。

(2)農村公共產品投資管理效率低下。延用計劃經濟時代的財政支農體系使得支農資金以不同的名目由各個中央和地方部門支配，資金使用分散，交叉和重復等現象嚴重。對一些制度外財政收支缺乏嚴格有效的監督，還存在擠占挪用現象。資金到位率低。相當一部分資金被用于涉農部門臃腫的機構和人員開支，造成極大浪費。

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困境的解困途徑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困境及解困問題本質上不是一個技術革新問題，而是一個制度創新問題。從根源上分析，農村鄉鎮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困境歸根結底在于分權的經濟體制和集權的政治體制之間的矛盾，當然總根源還是生產力水平低的問題。由于經濟上的分權，地方政府之間形成了一種競爭機制。政府間競爭要求高質量的公共產品供給，但在集權政體中，地方可運用的政策工具很有限，只能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及直接參與微觀經濟活動來提高競爭力，迫使地方政府尋求制度外收入。這就加重了當地居民的負擔，引發政府和群眾之間的矛盾。

第3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范文

公共產品的供給和消費水平是居民生活綜合質量水平和現代化程度的主要標志。目前，城鄉居民在吃、穿、用等方面的個人消費水平差距正趨于縮小，而在公共產品消費，尤其是享有的社會保障、公共福利方面的差距在拉大，公共產品的嚴重短缺，已嚴重制約了我國農村居民生活綜合質量的提高，生存、發展、健康、文化娛樂等多層次和多樣化需求的滿足，甚至在不少地區，“行路難、就醫難、上學難”等問題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因缺少基礎設施，仍不能消費現代家用電器，使用現代通訊手段，享受現代文明帶來的新生活。在我國農村溫飽問題基本解決，許多地區基本達到初步“小康”的情況下，農村居民消費需求結構正由低層次向高層次轉變，因而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就成為新階段“小康”建設所面臨的一項主要任務。

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新階段促進農民增收與減負的迫切要求。當前，農民收入雖呈現恢復性增長，但增速緩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由于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落后的制約，相應地農民收入增長也就受到一定制約。“路”與“富”的簡單關系，足以說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農民增收的關系。可見，只有增加其供給，才能為新階段農民增收提供有力支持。

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新階段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必然選擇。加入WTO后，農業面臨越來越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基礎和戰略地位面臨新的挑戰，國家糧食安全系數期待加強，迫切需要通過公共產品供給的增加，從根本上改變農業的弱質狀況，形成新質的物質技術基礎。目前，公共產品供給的不足，已成為農業農村增強自身“體質”和“體能”，實現進一步發展的主要制約“短板”。因此，加快公共產品的供給，是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客觀要求和必然選擇

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新階段在農村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內容和重要體現。黨和政府的領導、管理、方針政策也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多為農民“辦實事、辦好事”，其內涵主要是指要多為農民創造、提供有效的公共產品。可見，增加其供給，體現“三個代表”的要求，有利于提高黨和政府在廣大農民中的形象，體現新階段黨的農村工作的新重點。

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制度創新

公共產品的規定性、內在要求和發展規律,決定了政府的制度安排在其供給上起著主導性作用。制度安排合理與否,對其有效供給和達到結構優化會起到重要影響。從實際看，造成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原因或制約其增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復雜的。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既有農村自身的原因，也有農村外部的原因；既有宏觀層面的原因，也有微觀層面的原因；既有制度、體制原因，也有非制度、非體制原因。但最大的問題還在于我國的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和相關體制這種“公共產品”存在著不合理性。因此，增加農村公共產品的關鍵在于制度和體制的改革、完善與創新。

公共產品基本供給制度的不合理性與創新。在我國過去“二元化”發展模式和體制下，由于實行的是“以農補工”、“重城輕農”，優先發展城市的傾斜型發展戰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鄉不均衡的國民收入和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和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城鄉有別的差異性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和基本制度。這種供給制度主要表現為：城市所需的公共產品由政府包攬供給，所需資金主要由財政預算安排，而農村所需的公共產品政府提供較少，許多方面主要由農村基層負責提供，所需資金主要通過籌措方式解決，成本支出主要由農村居民來承擔。并且，政府承擔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及其界限不明確，本應完全由政府提供的一些公共產品，如義務教育等，由于受財力限制，政府并未提供或未完全提供。這就使得在各級政府財力一定和有限的情況下，重點或優先把財力、社會資源用于城市公共產品的供給，而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投入嚴重不足，從而造成了城鄉公共產品供給的嚴重失衡，形成了很大的歷史欠賬。因此，要增加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必須首先加快推進城鄉分割的“二元”宏觀體制及公共產品供給基本制度的改革與創新。一是要進一步調整現有的國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從根本上破除城鄉分割的“二元”公共產品供給基本制度和模式，加快推進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和制度的改革與完善，逐步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符合國際慣例，城鄉統一、均衡、公平、公正、平等的新型現代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和制度。二是以實現兩種供給制度的并軌為目標，以堅持城鄉供給的統籌為原則，對城鄉供給逐步實行統一籌劃、統一政策、統一標準、統一待遇。三是要按照公共產品的類別、層次，確定城鄉各類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科學合理地劃分各級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邊界、職責和義務范圍，明確界定各級政府應提供哪些公共產品，尤其是農村公共產品。四是要明確區分政府與農民各自承擔供給責任的公共產品類別、范圍，合理劃分二者在公共產品成本支出上的責任界限，把應由政府承擔供給責任的公共產品，劃歸政府承擔，所需資金、費用納入規范的財政預算體系。五是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快歸還歷史欠賬，盡早實現公共產品供給的城鄉平衡、平等。

公共產品供給的財政體制的不合理性與創新。我國過去的財政體制，是一種向城市傾斜的財政體系和體制，在財政預算支出中，用于城市建設、發展和公共產品供給的資金偏重，而用于農村的偏輕，甚至過少，并常常出現“擠農補城、保城”的現象。并且，由于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欠缺、不規范，從而使落后地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資金更得不到有效保障。要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必須進一步推進財政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創新。要徹底破除傳統的財政體制和政策，加快新型現代公共財政體系及其框架下公共產品供給新體制和新制度的構建與完善，實現由“重城輕鄉”的傳統型公共產品財政供給體制和制度，向統籌城鄉發展、城鄉協調平衡、公平合理的現代公共產品財政供給新體制和新制度的根本轉變。其中，一是要通過進一步調整和理順各級政府的財政分配關系，合理劃分、科學確定其事權和財權，尤其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上的事權和財權，使兩者相對稱、相統一。二是要加快有利于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財政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調整支出結構和資金使用方向，使資金支出更多地向農業農村傾斜，確實實現投入向以農村為重點的轉移。三是要進一步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向農村轉移支付力度，深化農村基層財政體制改革，理順、完善農村財政體系。

公共產品供給的農村稅費制度的不合理性與創新。土地經營制度改革后，我國對農民實行的是既收稅又收費的制度和政策。農民繳稅可以看作是農民為消費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所負擔的成本，稅外向農民收取各種費用，可以看作是為向農民提供一定公共產品而實行的一種政策性、準制度性籌資手段，而農民交費可以看作是農民為消費一定公共產品所承擔的成本支出。就稅收而言，主要問題在于稅制設置一直不盡合理，農民稅負總體一直偏高。就收費而言，各種政策性收費更是不盡合理，項目繁多，一些公共產品，如義務教育、計劃生育等方面的公共產品，本應由政府制度來義務提供，卻變成了由政策性提供和由農民負擔。這種稅費并存的、不合理的公共產品供給籌資制度安排，既是造成農民負擔過重的主要原因，也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問題的癥結和根源所在。已進行的農村稅費制度改革，雖使其向合理的方向取得了較大進展和成果，農民負擔過重問題有一定緩解，但改革任務遠未完成，尤其是不該由農民來負擔而由農民來負擔的問題仍未解決。推進農村稅費制度改革的深化與創新，一是要加快城鄉統一稅制的步伐，合理確定農村稅收，逐步建立起科學、公平、合理、規范、優化的農村新稅制；二是要進一步對農村稅費體系進行合理重構，盡快建立起新的有利于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籌資制度，及早實現一些公共產品由政策性提供為制度提供，其成本由農民負擔為政府負擔的轉變，從而最終實現其城鄉統一的、單一的政府制度提供；三是要使稅費改革既符合國際通行的做法，又讓農民真正在公共產品和利益分配上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

此外，還必須創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投資體制、融資體制、公共決策制度，徹底消除不適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發展要求的體制和制度性因素與障礙，建立有利于促進其發展的新的體制、制度和機制，從而為增加其供給奠定體制基礎，提供制度保障和動力。

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支持和理論支撐

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除了推進制度性改革，進行體制和制度系統創新，構建新的供給體制和制度外，還必須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理論支撐。

第4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范文

我們知道，當下散落在中西部地區的大多數鄉鎮，經濟發展水平一般都不高，國稅和地稅收入所占比重不大，鄉鎮收入主要以農業稅為主。農業稅的取消，對地方財政特別是鄉鎮財政的影響不可小覷。雖說中央、上級會進行轉移支付和補助，可是，不僅遠水解不了近渴，而且，隨著工資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央的補助也難免“杯水車薪”。

在鄉鎮財政收支矛盾突出，債務負擔進一步加重的情況下，面對不斷增長的公共需求，農村特別是中西部農村的公共產品供給將如何自處？

目前，在稅費改革之后，農村社區內的道路修建、河溝整治、水利建設、五保供養等公共產品的供給，一般采取的都是“一事一議”的決策方式以及“等、靠、要”的資金籌集模式。由于“一事一議”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本身存在操作上的困難，再加上農村群體利益的分化，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除了向上伸手要錢之外，似乎很難有別的選擇。即便如此，上面的補貼，在一些地方甚至存在被私自瓜分的危險。

縣鄉財政力所不逮，農村社區有心無力，這直接導致了農村醫療保健、養老保障等公共產品的供給至今仍處于原始狀態。毫無疑問，農村要增強公共產品供給能力，最根本的是要發展農村經濟，培植更多的財源，然而，隨著農業稅的取消和農村稅制改革的推進，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變革同樣重要。

第5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范文

[關鍵詞]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市場化必要性可能性途徑

農村公共產品的有效公平供給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環節。近年來，在社會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規模和結構有明顯的改善，但仍滯后于新農村建設的需求，解決的有效辦法是加快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市場化，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一、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市場化的必要性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市場化就是以政府為主導，以市場和社會為主體，以農民滿意為標準，打破政府壟斷，引進競爭機制，構建起政府、私營部門(非政府組織和私營企業)、私人相互合作的公共服務體系，以給予農民更多的選擇空間，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水平。

1.滿足消費主體的多元化需求

隨著新農村建設的迅速展開，農業、農村、農民對公共產品需求日益多元化：從硬件的道路、水利設施等到軟件的制度規范；從文化體育衛生設施到社會保障體系的建構；從生產技術指導到農產品銷售的信息與渠道的提供；從資金支持、物質保障到技術支持、智力保障等等。根據公共消費和公共選擇理論，公共產品供給市場化可以有效地滿足這些需求，并有效克服 “搭便車”的行為。

2.消除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失衡

由于我國長期采取的“城鄉二元”的非均衡發展模式、“自上而下”的單向單一決策供給機制、政府職能界定不清晰、農民缺乏有效的需求表達機制等多種因素的聯合影響，使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嚴重失衡:

（1)供給總量不足。關乎農村發展必需和急需的生產性和可持續發展的公共產品短缺嚴重。

（2)供給結構失調。主要表現是一些農村居民不需要或較少需要的公共產品供給過剩。

（3)區域差異明顯。東部沿海地區公共產品的供應明顯優于中西部不發達的農村地區。實行市場化供給可以有效消除這種失衡現象，大大加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進程。

3.降低農村公共產品消費成本

根據博弈理論，當一方或少數“特殊利益集團”壟斷某個或某幾種產品供給時，會造成“壟斷高價格”，不僅帶來供給的高利潤，而且增加消費高成本，從而產生分配的嚴重不公，激化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和有序發展。只有實行市場化供給，多方參與競爭，多方在博弈中，克服“囚徒困境”， 實現“納什均衡”，從而有效降低農村公共產品消費成本，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二、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市場化的可能性

1.西方理論和實踐探索的指導與借鑒

西方學者羅納德?科斯提出的“科斯的燈塔”、布坎南的俱樂部理論、戈爾丁的“選擇性進入”理論、德姆塞茨的“公共產品的私人生產”論述、布魯貝克爾的“契約解決‘免費搭車’問題”理論等理論，以及諸如泰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和諸如日本、美國、歐盟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實踐，為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市場化提供了理論與實踐上的指導和借鑒。

2.市場經濟發展與完善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1)居民收入的提高的馬太效應。近年來，廣大農民的收入的提高，大量的具有雄厚資金力量的私營企業迅速崛起，社會投資主體呈現多元化的態勢，為公共產品的市場化供給提供了可能。目前我國大量民間資本進入國家基礎設施的案例，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

（2)對民間投資的政策松綁和鼓勵。新時期，由于政府對資本收入的認可，民間資本以其天生的逐利性而進入國家基礎設施行業和農村集體所有的資產投資領域。獲利渠道的合法化，為市場供給提供了可能性。

3.農村地區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支撐

（1)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特性。根據在消費過程中的不同性質，可農村公共產品分為純公共產品和占大部分的準公共產品。后者包括：在性質上近乎純公共產品的準公共產品、一般準公共產品和在性質上近乎私人產品的準公共產品，如農村電信、電視、成人教育、自來水等。在理論上,純公共產品應由政府負責提供,而對于準公共產品,政府提供與否具有較大的伸縮性。在明晰產權的前提下,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私人廠商提供,還可以由政府和私人共同提供，即市場機制能夠有效地發揮作用，私人投資能夠獲取利潤。

（2)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以及非政府組織的涌現。一些地區在發展的過程中，為了自身的進一步發展而自行投資建設的一些基礎設施以及推行的一些制度法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當地對公共產品的需求問題。此外，國外非政府組織如世界銀行，為一些農村地區的農田水利建設施建設提供了大量的貸款，這些非政府組織都在公共產品的市場化供給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3)農民知識水平的提高、市場意識的覺醒和觀念的轉變，為農民自己通過市場解決公共產品提供了可能。在一些地區，對于當地農民急需的，而本地政府又無力提供的公共產品，如農村電網改造、道路交通、水利灌溉渠道等等，農民自己組織人員，出資修建，然后由出資出力者共同使用，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模式。

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市場化的途徑

1.建立多元競爭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系

借鑒其它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要改變傳統的完全依靠政府來提供公共產品的供給模式，構建有效的市場準入和競爭機制，將私人和社會資本引入公共產品生產領域，在供給主體、資金來源和供給方式上實現多主體、多渠道和多方式共存的供給模式。形成供給市場各方有序競爭與合作的格局，從而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質量和效率。這包括:

（1)多元化的供給主體系統。按照“誰投資，誰受益”或“誰受益，誰投資”的市場化原則，在明晰產權的基礎上，根據農村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質和“三農”的實際需要， 構筑起政府、農村社區、農村私人、非盈利性民間組織、非政府組織等多層次立體化的供給主體系統。

（2)多元化的資金來源渠道。除政府財政資金外，積極鼓勵和支持農村社區的集體資金、個人、企業和銀行的資金投入。

（3）多元化的供給方式。實現政府或農村社區的直接供給、政府委托私人的供給、政府補貼私人或企業的供給等多元供給方式。

2. 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

對于投資公共產品供給的各利益主體，只有在明晰產權的基礎上，才能確定其是否應獲得收益以及收益如何劃分。因此，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市場化轉型中，為了保證公共產品的供給質量，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政府必須不斷制定、維護和完善法律。包括：對政府特許權經營、社會組織與政府的合作形式、各角色的職能界定、融資方式、合同制定、市場進出規則、工程招投標等予以規范，消除市場壟斷和“不經濟”現象；同時，明晰產權，確立利益有效而公平分配機制，保證公共產品的公平享有。為此，政府應給予農民某種支持，如定期關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相關信息，為農民提供咨詢，避免出現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幫助農民組建相關的自治性組織，加大集體行動的力量，以維護農民自身的利益；對弱勢群體予以補助，使其能消費具有普遍性質的公共產品；制止以行政手段非法干預和侵害他人財產和收益的現象，保障投資公共產品生產的主體的合法權益；提供法律、政策和信息服務，幫助投資者規避市場擴張風險，使經濟人能夠建立確切的交易預期，降低交易成本。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保護和調動各方利益主體投資公共產品生產的積極性。

3.深化農村綜合體制改革

第6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范文

論文摘要:文章分析了目前農村公共品供給的困境及其原因,對完善農村公共品供給體制建設給出建議。

一、農村公共品供給的理論內涵

公共產品,亦稱公共物品或公共品,是相對于私人產品而言的一種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

益的非排他性的社會產品。在我國農村,公共產品是指本農村社區居民共同享有的“社會產品”。它既包含農村廣播影視、通訊、交通、電力供應、水利條件等基礎性的“硬產品”,也包括農村治安、農村政策、信息提供、技術服務、技能培訓等所謂的“軟產品”。由于農村社區處于中國行政區劃的最低層,地域廣大而生產規模較小,農民的生產方式落后和文化素質較低,因此對公共產品的需求更強烈。然而,農村的邊緣性則使農民很難享受到全國性和區域性的公共產品;而地方政府由于財力有限,所能為農民提供的公共產品也十分有限,因此創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具有重要意義。

二、目前農村公共品供給的困境及其原因

(一)基層政府財權與事權不對稱,公共品供給主體缺位

根據公共財政理論,全國性的公共品,如基礎教育、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和計劃生育應由中央政府負責提供,地方只負責地方性的公共物品的提供。但收于公共產品收益外溢性的廣泛存在,實際上中央地方間的事權實際上存在著眾多模糊交叉。特別是在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責任劃分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對教育、國防和醫療衛生等到公共產品職責不清,缺乏具體劃分,其結果必然是相互推諉,并最終落到基層政府和村民自治組織上。長期以來,我國廣大農村公共品的提供者是村級政權組織和廣大農民自己。公共品供給的主體缺位的后果是公共產品的供給和服務嚴重匱乏。

(二)農村稅費改革和轉移支付明顯不足,公共品供給財力不足

村級政權擔負提供農村公共品的義務,而農村稅費改革后,取消了村提留、鄉統籌以及相關農產品特產稅等等,農民的負擔減輕的同時,鄉村兩級的財政卻遭遇了嚴峻的考驗,尤其是在涉及對經濟、社會事業的投資與發展方面,出現了比較大的虧空。另外由于中央財政向地方財政轉移支付辦法不夠規范透明,盡管有專項撥款,到政府級次末端已所剩無幾,鄉鎮財政公共品供給的財力明顯不足。

(三)供給決策機制不合理,農村公共品提供結構失衡。

盡管基層政府的財力匱乏,在農村基礎設施供給方面并沒有承擔主要的投入責任,但是在基礎設施供給的決策方面,卻起著主導作用。縣鄉村級行政組織的偏好決定著農村公共品的供給的數量和種類。這是一種典型的單中心的公共決策體制。在這種自上而下的公共決策機制下,基層政府往往為了政績熱衷于把資金投向“硬”的公共產品,比如,如農村道路、自來水、電網、農田水利設施等,而對于“軟”的公共產品,比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農技推廣、職業培訓、信息服務和相應的制度、政策安排,往往不愿提供。由于沒有建立公共產品農民需求的表達機制,不能有效反映農村社區多數的需求意愿。因而,農村公共品提供的結構失衡,公共產品的服務職能相對缺乏。

三、完善農村公共品供給體制建設的建議

(一)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加大對農村的轉移支付,增強農村公共品的供給能力

目前我國中央、省和地方等政府體系內財權和事權的現狀是,資金層層向上集中,事權層層下移,大部分的農村事務和公共品提供都集中在縣鄉兩級;在自上而下的財政轉移支付跟不上的情況下,縣鄉兩級政府履行事權所需財力與其可用財力高度不對稱。在這種背景下,亟需明確各級政府合理職能分工并建立科學有效的轉移支持制度,使基層政府的事權、財權能在合理化、法治化的框架下得以協調,在法律上建立縣鄉政府職責與財權相對稱的制度安排。同時通過稅收返還、專項補助、各項結算補助等財政政策工具,逐步使縣鄉財政持續、健康、穩定運轉,確保城鄉公共服務供給的公平化。

(二)積極發揮市場和社區的作用,推進農村公共品供給主體多元化

政府代表社會的公共利益,政府有責任提供那些市場供給失靈的農村公共物品,對于純公共品如基礎教育、環境保護國家應義不容辭地無償提供。但是由于地方財力和單一政府供給的效率所限,還可根據農村公共品的層次和性質充分發揮市場和社區的作用,構建農村公共品供給的多元主體。對于準公共品,政府如果在提供這些公共品的過程中所費的交易成本大于市場,效率也沒有私人提供的高,那么就應由私人、企業和社區提供。特別是一些私營經濟發展較為迅速的地區,完全可以引導、鼓勵私人企業提供農村公共物品。政府要制定一些相關的政策鼓勵私人或企業投資于農村公共品的建設。比如稅收優惠、政府補貼、賦予冠名權等,鼓勵各類資本參與此類準公給品的提供。如農村職業培訓和農業技術推廣就可以利用各種經濟實體來完成。同時政府要維護私人和企業等供給主體的既得利益,提高他們供給農村公共品的積極性。

第7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范文

    論文摘要:文章分析了目前農村公共品供給的困境及其原因,對完善農村公共品供給體制建設給出建議。 

    一、 農村公共品供給的理論內涵 

    公共產品,亦稱公共物品或公共品,是相對于私人產品而言的一種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 

    益的非排他性的社會產品。在我國農村,公共產品是指本農村社區居民共同享有的“社會產品”。它既包含農村廣播影視、通訊、交通、電力供應、水利條件等基礎性的“硬產品”,也包括農村治安、農村政策、信息提供、技術服務、技能培訓等所謂的“軟產品”。由于農村社區處于中國行政區劃的最低層,地域廣大而生產規模較小,農民的生產方式落后和文化素質較低,因此對公共產品的需求更強烈。然而,農村的邊緣性則使農民很難享受到全國性和區域性的公共產品;而地方政府由于財力有限,所能為農民提供的公共產品也十分有限,因此創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具有重要意義。 

    二、 目前農村公共品供給的困境及其原因 

    (一)基層政府財權與事權不對稱,公共品供給主體缺位 

    根據公共財政理論,全國性的公共品,如基礎教育、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和計劃生育應由中央政府負責提供,地方只負責地方性的公共物品的提供。但收于公共產品收益外溢性的廣泛存在,實際上中央地方間的事權實際上存在著眾多模糊交叉。特別是在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責任劃分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對教育、國防和醫療衛生等到公共產品職責不清,缺乏具體劃分,其結果必然是相互推諉,并最終落到基層政府和村民自治組織上。長期以來,我國廣大農村公共品的提供者是村級政權組織和廣大農民自己。公共品供給的主體缺位的后果是公共產品的供給和服務嚴重匱乏。 

    (二)農村稅費改革和轉移支付明顯不足,公共品供給財力不足 

    村級政權擔負提供農村公共品的義務,而農村稅費改革后,取消了村提留、鄉統籌以及相關農產品特產稅等等,農民的負擔減輕的同時,鄉村兩級的財政卻遭遇了嚴峻的考驗,尤其是在涉及對經濟、社會事業的投資與發展方面,出現了比較大的虧空。另外由于中央財政向地方財政轉移支付辦法不夠規范透明,盡管有專項撥款,到政府級次末端已所剩無幾,鄉鎮財政公共品供給的財力明顯不足。 

    (三)供給決策機制不合理,農村公共品提供結構失衡。 

    盡管基層政府的財力匱乏,在農村基礎設施供給方面并沒有承擔主要的投入責任,但是在基礎設施供給的決策方面,卻起著主導作用。縣鄉村級行政組織的偏好決定著農村公共品的供給的數量和種類。這是一種典型的單中心的公共決策體制。在這種自上而下的公共決策機制下,基層政府往往為了政績熱衷于把資金投向“硬”的公共產品,比如,如農村道路、自來水、電網、農田水利設施等,而對于“軟”的公共產品,比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農技推廣、職業培訓、信息服務和相應的制度、政策安排,往往不愿提供。由于沒有建立公共產品農民需求的表達機制,不能有效反映農村社區多數的需求意愿。因而,農村公共品提供的結構失衡,公共產品的服務職能相對缺乏。 

    三、 完善農村公共品供給體制建設的建議 

    (一)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加大對農村的轉移支付,增強農村公共品的供給能力 

    目前我國中央、省和地方等政府體系內財權和事權的現狀是,資金層層向上集中,事權層層下移,大部分的農村事務和公共品提供都集中在縣鄉兩級;在自上而下的財政轉移支付跟不上的情況下,縣鄉兩級政府履行事權所需財力與其可用財力高度不對稱。在這種背景下,亟需明確各級政府合理職能分工并建立科學有效的轉移支持制度,使基層政府的事權、財權能在合理化、法治化的框架下得以協調,在法律上建立縣鄉政府職責與財權相對稱的制度安排。同時通過稅收返還、專項補助、各項結算補助等財政政策工具,逐步使縣鄉財政持續、健康、穩定運轉,確保城鄉公共服務供給的公平化。

    (二)積極發揮市場和社區的作用,推進農村公共品供給主體多元化 

    政府代表社會的公共利益,政府有責任提供那些市場供給失靈的農村公共物品,對于純公共品如基礎教育、環境保護國家應義不容辭地無償提供。但是由于地方財力和單一政府供給的效率所限,還可根據農村公共品的層次和性質充分發揮市場和社區的作用,構建農村公共品供給的多元主體。對于準公共品,政府如果在提供這些公共品的過程中所費的交易成本大于市場,效率也沒有私人提供的高,那么就應由私人、企業和社區提供。特別是一些私營經濟發展較為迅速的地區,完全可以引導、鼓勵私人企業提供農村公共物品。政府要制定一些相關的政策鼓勵私人或企業投資于農村公共品的建設。比如稅收優惠、政府補貼、賦予冠名權等,鼓勵各類資本參與此類準公給品的提供。如農村職業培訓和農業技術推廣就可以利用各種經濟實體來完成。同時政府要維護私人和企業等供給主體的既得利益,提高他們供給農村公共品的積極性。 

第8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范文

關鍵詞：農村公共產品 農民參與 供給

中圖分類號：F30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4）08-020-02

參與理念的發展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60年代，一些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實行發展援助時采取了“社區發展戰略”。到了20世紀70年代，參與式發展方式開始取代傳統的社區發展戰略，并成為了一種創新性理論與實踐。

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農民參與的必要性

國際實踐證明，把農民置之于廣泛的社會參與和直接發展活動之外往往是導致貧困的最根本原因。農民參與農村公共產品會產生如下好處：建立農民對農村公共產品需求的偏好表達渠道，實現農村公共產品的供需平衡和帕累托效率；制約政府官員的“經濟人”行為傾向，避免政府財政資金的浪費等等。

二、農民參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機理分析

（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成本分析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分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三種模式。從決策成本角度看，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由于參與人數少，容易達成一致性結果，使得決策快而迅速，但決策結果由于缺乏農民的參與導致農民不滿意的外部成本較高。自下而上的決策恰恰相反，由于農民的廣泛參與使得外部成本較小，但由于參與人數過多，很難達成一致意見，決策成本反而上升。因此，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需要以上兩種方式的平衡，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方式，具體來說，就是農民采用代議制方式參與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中，進而形成決策成本最低的局面。

（二）農民參與農村公共產品的動機分析

農民是否參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需要權衡其收益和成本，具體見公式：

NR=PD-C+L

上述公式中，NR代表農民參與獲得的凈收益；P代表農民起決定作用的概率；D代表農民參與和不參與的經濟收益差， C代表農民參與成本；L代表農民參與帶來的其他非經濟利益流入。

從P因素看，農民是否參與取決于其意見在決策結果中的決定作用，這需要對農民賦權，即農民應該享有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決策權和受益權，農民可以以平等參與、民主協商的方式介入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否則農民沒有參與動機。

從D因素看，農民具有深厚的鄉土知識，知道何種農村公共產品對其收益影響最大，如果賦予農民參與權，農民有充分的動機參與，而且可以保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需求相匹配，實現資源優化。

從C因素，農民參與需要付出時間成本、物質成本和摩擦成本。為此，需要暢通政府與農民的信息交流平臺，在農民參與過程中培養農民的團隊合作意識，減少摩擦成本。只有農民的參與成本降低，農民參與的概率才會加大。

從L因素看，農民參與可以給其帶來其他非經濟利益流入，包括受到尊重和承認的滿足感，為政府盡職的滿足感，體現自身能力的滿足感等等，而這些滿足感將激發農民的參與熱情。

（三）農民參與對政府官員的約束機理

此處探討地方官員績效考核中引入農民參與機制。

假設：（1）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評價函數為F1=F1（Q1，Q2），其中Q1是中央政府偏好的農村公共產品，Q2是農民偏好的農村公共產品，假設中央政府不偏好農民需要的農村公共產品，農民不偏好中央政府偏好的農村公共產品；

（2）農民對地方政府的評價函數為F2=F2（Q1，Q2）；

（3）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條件為K，K=P（Q1+Q2），其中P表示兩種農村公共產品的單位價格，在這里認為是一致的；

（4）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數來自中央政府和農民的評價，且各占一定的比例，a代表中央政府評價所占的比例，b代表農民評價所占的比例。

（5）地方政府官員追求效用最大化，效用函數為U=aF1（Q1，Q2）+bF2（Q1，Q2），則：

MaxU=max[aF1（Q1，Q2）+bF2（Q1，Q2）]

s.t P（Q1，+Q2）=K，

構建拉格朗日函數：

L=[aF1（Q1，Q2）+bF2（Q1，Q2]+[P（Q1+Q2）-K]

經過推導，得到結論：

■=■

結論表達的含義是：如果中央政府和農民的偏好不一致時，中央政府的評價比例越高，中央政府的邊際效用越低，按照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證明地方政府提供中中央政府偏好的農村公共產品越多。相反，農民的評價比例越高，農民的邊際效用越低，證明地方政府提供農民偏好的農村公共產品越多。因此要想讓基層政府提供農民需要和滿意的農村公共產品，在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考核中必須引入農民評價，讓農民參與到地方官員的績效考核中。

三、國際經驗的借鑒

（一）背景介紹

1.韓國新農村運動。20世紀70年代，為實現城鄉平衡發展，韓國開展了綜合治理農村社區的新農村代運動。大致內容為：地方政府將“新村運動”中可以通過村民合作后能解決的問題列出，選出的問題根據各個村的具體條件優先安排，動員村民積極配合，參與到村莊的公共事業改造和建設中。新農村運動中，村民參與熱情很高，通過出資、提供勞動力和相互配合作業的方式提高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和效能。

2.發展中國家農村社區供水管理的“十年”活動。20世紀70年代，發展中國家農村供水設施普遍由政府負責供給，并由政府運營與維護，農戶只是被動接受和支付價格，農民缺乏維護意識，導致飲用水設施破損嚴重。在農村飲用水狀況顯著惡化情況下，1977年在馬德里舉行的聯合國飲水會議，宣布“1981-1990年”為“國際飲水供給與衛生十年”。主要做法是實行社區管理（參與式管理）制度，強調政府與農民的合作，由政府和第三部門提供資金，引導農民參與方案的制定、管理和維護等工作，調動農民參與的參與積極性，當政府面臨財力壓力時，可以讓農村社區承擔部分成本。通過政府、第三部門的引導、提供資金并給予了農村社區飲用水設施所有權，政府逐步退出該領域，最終實現農村社區對農村飲用水設施的管理和維護。

3.匈牙利的農民參與機制。匈牙利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強調了農民參與，《地方政府法案》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任務的規定是從民主調查中得出的，實行先民主后集中。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任務是選民考察候選人的標尺，政府官員的職責是履行選民交辦的任務。在匈牙利，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主要主體是自治政府，自治政府中有一個重要職位是公務長，公務長是農民選出的代表，監督自治政府切實依法案行事。

（二）國際經驗的啟示

1.政府引導農民參與。農民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自發合作很難，政府在其中需要起到組織者的作用，注重培養農民的合作精神，增加農民的參與意識。

2.注重農民價值觀念的培養。政府注重培養農民“勤奮、自立、協作”的態度和價值觀念，培育農民積極自愿參與的精神。

3.通過制度完善約束地方政府官員行為。

四、結語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與效能的實現離不開農民的廣泛參與。農民參與是一個賦權過程，同時也是制度建設與社會資本的培育過程。為此，需要從農民的動機入手提高農民的參與熱情，不斷完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民主決策機制。通過建立農民對地方官員的績效考核機制，暢通農民與政府之間的渠道。

[基金項目：《北京市組織部優秀人才培養項目（2011D00502100001）》、《北京市屬高等學校創新團隊建設與教師職業發展計劃項目（The Project of Construction ofInnovative Teams and Teacher Career Development for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Under Beijing Municipality，IDHT20140510）》、《北京新農村基地開放課題：北京市農村基礎設施形成后的管護運行機制研究》、《北京農學院人文社科基金：北京市新農村建設中基礎設施的現狀及績效評價》]

參考文獻：

[1] 柴盈，曾云敏.發展中國家農村飲用水設施供給制度經驗研究――以印度農村社區管理為例.南亞研究季刊，2009（2）

[2] 陳定洋，王澤強.從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基于當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供給機制“一事一議"制度分析.商業研究，2008（3）

[3] 楊勇，羅能生.農村公共品供給中政府作用的國際經驗及啟示.上海經濟研究，2008（5）

[4] 陸銘，李爽.社會資本、非正式制度與經濟發展.管理世界，2008（9）

[5] 肖前志.我國農村公共品供給中決策者的行為分析.商場現代化，2008（1）

第9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范文

關鍵詞：農村公共產品 供需結構 貴州省

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的收入有所提高，農民對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越來越旺盛。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存在的問題已經嚴重阻礙了貴州省農村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本文擬對貴州省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現狀進行分析，對于促進貴州農村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貴州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存在的問題

1.農村醫療服務落后。在貴州的廣大農村地區，相關的醫療服務項目較少，連基本的醫療設施也不足。農民主要是在村醫務室、私人醫務室、鄉鎮衛生院及縣級醫院就醫，而這些地方基礎設施條件差，醫護人員素質較差。總的來說，貴州農村的醫療服務水平極其低下。

2.農村教育落后。盡管近幾年政府加大了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但仍然存在教育經費不足，教育資源短缺的問題，這就使得農村地區人們的整體受教育程度較低。受教育程度低又會影響農民的收入狀況，這樣就很不利于農村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3.農村基礎設施薄弱。以交通設施為例，近年來，貴州省不斷加大對農村交通的財政投入，但是由于貴州農村地理條件的制約，大多數與農民生活直接相關的交通設施大大不能滿足農民的需求。

4.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需求存在矛盾。貴州省農村公共產品存在供給和農民的需求不適應的問題，一些農民需求較少卻可以增加政績的公共產品卻供給給農民，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中供需矛盾問題比較突出。

二、貴州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原因分析

1.各級政府財權與事權不對稱。根據公共產品的層級性理論，全國性的公共產品應該主要由中央政府來供給，而地方性公共產品應該主要由地方政府來供給。而實際情況卻是，本應該由上級政府提供的農村公共產品卻讓下級政府來提供。

2.城鄉不同的公共產品供給制度。一直以來，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嚴重落后于城市公共產品供給。另外農業稅取消后，基層政府沒有了固定的財政收入，這就使基層政府更沒財力提供農村基礎設施。最終造成了貴州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總量上的嚴重不足。

3.“自上而下”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制度。目前，在我國農村普遍都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農民需求表達機制。在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上，政府提供何種公共產品以及提供多少數量的公共產品都是不征詢民意而自己做決定，這樣的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機制不能真實反映農民的需求。

4.供給主體單一。對于有些農村公共產品，由于受到政府政策和其他因素的限制，市場（或私人）大規模供給農村公共產品由不可能出現的，對于會出現“公地悲劇”的農村公共產品，市場（或私人）不愿提供，使得政府仍是單一的供給主體。

三、政策建議

針對目前貴州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以改善。

1.建立權責清晰對等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首先要根據農村公共產品的不同性質和層次性，合理劃分各級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中的職責范圍。對于在全國范圍內都能受益的農村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來負責提供，對于只能在地方行政管轄范圍內受益的農村公共產品由地方政府來負責提供，對于跨區域的農村公共產品以所涉及的地方政府負責提供為主，中央的參與為輔。

2.加大地方財政投入，積極爭取中央財政扶持。首先，貴州省政府應加大對農村公共產品的財政投入。其次，要積極爭取中央財政的扶持。獲得這些財政資金還要運用好和監管好，努力使貴州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與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實現帕雷托最優。

3.建立“自下而上”的農村公共產品需求表達機制。要做到農村公共產品的提供是從農民的真實需求出發的，首先要建立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表達機制，各地還可以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創新需求表達機制，讓農民可以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充分表達自己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意見，使農村公共政策能夠符合大多數農民的需求。其次要賦予農民政策制定的參與權，讓農民有權參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政策的制定。通過農民參與農村公共服務政策制定，使制定出來的農村公共政策能夠真正代表農民利益，實現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是從農民的實際需求出發，實現一切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4.實現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多元化。要改變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存在主體單一、供給不足的問題，可以采用政府和市場（或私人）混合提供的方式，還可以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創新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使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多元化，實現農村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解決貴州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存在的問題，要建立起以政府財政為主要力量，其他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只有將各方面的力量聚集起來共同來提供農村公共產品，才能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這一目標。

參考文獻：

[1] 陳亞文. 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途徑探討[J]. 特區經濟，2011，（5）.

[2] 張素羅，彭建強.新農村建設中農村公共產品需求特征及供給策略研究[J]. 貴州社會科學，2008，（1）.

[3] 吳孔凡. 構建需求導向型的農村公共品供給制度[J]. 財政研究， 2007， （11）.

[4] 葉子榮，劉鴻淵.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歷史、現狀與重構[J]. 學術研究， 2005， （1） .

[5] 賈康，閻坤，鄢曉發.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創新研究[J]. 財政研究， 2007，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