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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收入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國民收入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國民收入范文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帶著精心準備的四份提案來參加今年“兩會”,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關于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的提案。他建議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未來5年間,使城鄉人均收入年均增長率不低于15%。

在新華網舉行的“今年兩會,你最關心的話題”的調查中,“收入分配”問題位居榜首,充分顯示公眾對收入分配改革的高度關注。此前中央高層曾多次明確表示,要提高勞動者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收入分配改革已經迫在眉睫,但具體如何改革,路徑尚不明晰。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或許是個不錯的選擇。

以職工工資收入為例,我國職工工資收入水平長期偏低。據中國社科院2008年的社會藍皮書顯示,我國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比重也在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2004年下降到49.6%,2005年降至41.4%,2006年更是僅為40.6%。與此相反,資本回報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卻節節上揚,從以前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提高職工工資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從而提高勞動力的價值,使勞動者得以體面勞動、幸福生活,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極為嚴峻的問題。在我看來,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提高包括職工在內的廣大群眾的工資和收入水平,顯然是個可供選擇的有效路徑。

事實上,通過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來提高國民的收入,從而讓國民分享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成果,實現國民整體富裕水平的提高,這在國際早有成功先例。如1960年12月,日本的池田內閣會議通過并實施了為期十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結果只用了7年就使日本國民的收入翻了一番,最終造就了日本的經濟奇跡,使日本在戰爭的廢墟中迅速崛起,成為西方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與中國比鄰的印度,也在全面推行工資倍增計劃。2005年印度再次成為薪酬增幅最大的國家,高達13.9%。事實證明,“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一個國家在特定的發展階段實現初次分配公平與效率的平衡,以及強國與富民協調發展的有效手段,特別是在當前我國普通職工工資水平普遍偏低的背景有著特殊的積極意義。

當然,在當前貧富懸殊明顯、行業收入差距過大、市民與農民工待遇相差甚遠的樸實背景下,要想讓“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取得應有效果,并非一件簡單的事。在我看來,它至少必須解決三個問題。首先是公平問題,決不能從制度上或事實上把農民工等弱勢群體排除在外;其次,對一些高收入的暴利行業,他們的工資水平本來就高,如果再倍增,那就更加不合理、不公平了,他們應該不增或少增;最后,是范圍問題,應當要從全國的范圍來推廣,而不能僅限于個別地方,如此才會實現整個社會的真正公平。

第2篇:國民收入范文

    將馬克思國民收入的理論作為依據,在國家統計局中,農業工業、建筑業、郵電運輸業、商業等五大生產部門的凈產值都劃分在國民收入中,并且還制定出一套更加具體的統計方案,在這種情況下,國民收入在計算出來之后,會更為真實和準確,這樣的話,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發展水平、速度以及比例關系就會更為正確地反映出來,經過三十多年的實踐證明,我國國情還是比較適合這個指標的,在實際運用中也會發揮很大的作用。且符合如實反映客觀的統計原則。但也還存在一些理論上的問題和許多具體計算方法問題,需要不斷地改進和完善。主要統計的范圍不全,該包括的未包括進去,如修理服務業,工藝美術服務業,城市交通服務業。我認為兒和五大生產部門性質相近似的服務業,如城市公用汽車,三輪車服務站類似交通運輸、工藝美術服務類似工業等等,都應該劃入生產部門計算國民收入。交通和郵電,到現在仍是一分為二,不利于觀察一個部門完整的經濟效果,而且硬把交通旅差費、交通養路費,本屬于交通部門的國民收入,人為地攤派到其他部門去。不利用貫徹轉軌變型的方針,妨礙了企業的積極性。對國民收入流出流入的產品結構和甲乙兩部類的劃分,只有方案規定,缺乏理論依據。統計制度所列平衡法,直接計算法,聯行往來法和上交下撥法等四種計算方法,前三種在方案說明中已承認“難以計算”。第四種容易一點,但有時嚴重歪曲事實。折舊費是物質消耗,理論上很明確,旅游外匯收入尚缺理論根據,但兩者的共同點是,實際上都納入國民收入的分配,不適當處理,消費加積系還會大于國民收入使用額,旅游外匯收入,可直接到國際市場使用,可以作流入處理,折舊費可當作上年結存而加到國民收入的使用額中去。對這些問題怎樣處理,可以進一步研究,我們既不受西方體系的不良影響,也不能受東方體系老框框的束縛,要努力探索適合我國情況的自己的統計方法。

    二、國民收入統計范疇的兩種不同意見

    在國民收入統計范疇過程中會出現以下兩種不同的意見:

    (一)第一種意見

    很多國家將馬克思對甲、乙兩部類在擴大再生產中關系的分析作為依據,從而在計算國民收入過程中,指在物質生產部門中進行,而服務部門是不會參與其中的,這種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因為在馬克思的思想范圍中,只是分析“總生產物”的生產過程,從來沒有在服務中進行再生產。反之,馬克思在對亞當·斯密的《關于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理論》進行分析的時候,“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勞動是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只有生產資本的雇傭勞動才是生產勞動”這些觀點在其中是被多次提起的,這樣的話,在生產勞動中,資本家所帶來的剩余價值的服務勞動就是其中所包含的。作為生產勞動的特性,它所表現出來的是社會生產關系,但是并不是勞動的內容或者結果。

    再者說,“這些服務本身有使用價值,由于它們的生產費用,也有交換價值”;“對于提供這些服務的生產者來說,服務就是商品”,馬克思將這些說法在一部著作中做了進一步的肯定。所以,很多人認為,在產品中,物質產品的生產和服務產品的生產是其中的兩種形態,這兩者之間是存在很大差別的,絕對不可以將其物質范圍肆意增大,也不能將服務生產的屬性錯以為是非生產性的,更嚴重的就是在物質生產和人民生活中,認為它是不會起到有利作用的。最終的結果就是,將物質生產部門結合非物質生產部門,然后在進行國民生產總值的計算,只有這樣,我國的國民經濟建設的才能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二)第二種意見

    在計算國民收入的過程中,價格國民生產總值口徑作為依據,這樣的計算方式在內容上并沒有太符合要求,而且計算的重復性也比較強,但是因為服務收入包含在其中,在這種情況下,對于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就可以站在大于生產的范圍進行觀察。除此之外,為了能夠滿足在國際實際需求,國民生產總值的計算在我國的進行也有著很大的必要性。但是若是將服務部門也劃分到生產部門中,服務部門的勞動也就是生產勞動,這種想法其實在理論上也是可以進一步進行研究的。這種意見主要就是說,生產勞動和社會有用勞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不能夠相提并論的。社會有用勞動的概念是比較廣泛的,而生產勞動則是處于物質生產中這樣的范圍內,生產力勞動的形成。什么是生產力,其實也就是人們在生產關系中,運用勞動工具將生產資料和個人消費品制造出來的過程。因此,生產力并不是自身獨立存在的,而是在生產過程中產生作用之后形成的。所以,就好比是科研成果,若是沒有投入生產,使其發揮作用,那么它就不會產生生產力,在科研中也就不會出現產品。再好比,在旅游服務中,會收入一定的貨幣,就算是利用這些貨幣購進一些國外先進的產品,站在全世界的角度上進行分析,其實充其量也就是國與國之間國民收入的實物形態的再分配,在旅游服務中并沒有任何新產品生產出來。這種意見認為,在馬克思著作中,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劃分更加明確,在生產性勞動中,社會勞動并沒有納入其中。例如,很多人都知道,馬克思之前也明確地指出,流通費用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其實也就是將商品價值所消耗的費用有所實現,換言之就是非生產勞動耗費。在《剩余價值理論》一書中,馬克思站在社會關系的角度上做了一定的分析,明確地將亞當·斯密的說法再一次進行了肯定,也就是同意在生產勞動中包含:“直接同資本交換的勞動”和“直接同收入即工資或利潤交換的勞動”、因此,馬克思在提到“服務”這個詞的時候,提出了“凡是貨幣直接同不生產資本的勞動即非生產勞動相交換的地方,這種勞動都是作為服務被購買的”的觀點。所以,在生產性部門中,服務部門并不一定都是包含其中的,因為服務部門與資本相交換的時候是很少的,但是物質部門卻與服務部門完全相反。

第3篇:國民收入范文

關鍵詞:內生增長;技術進步偏向;弱均衡偏向效應;資本收入變化

一、 引言

一些研究認為,資本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占比的上升(或等價地,勞動收入占比的下降)是由于資本―勞動替代彈性較大、廠商傾向于用資本替代勞動所致。但是這在兩個方面產生了問題。首先是混淆了要素加強型技術和技術偏向性的概念。前者意味著某要素通過使用一項技術提高了自身的有效供給數量,后者意味著某要素通過使用一項技術提高了自身的邊際產出。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大于1的時候,資本加強型技術的屬性是資本偏向的,會提高資本的邊際產出;小于1的時候,資本加強型技術的屬性是勞動偏向的,反而降低了資本的(相對)邊際產出(等價地,它提高了勞動的相對邊際產出)。那么如果廠商更偏好研發資本加強型技術,而資本-勞動替代彈性數值小于1,結果應該是勞動收入占比提高,除非該值大于1。反之,如果廠商更偏好研發勞動加強型技術,而資本―勞動替代彈性數值大于1,結果也應該是勞動收入占比提高,除非該值小于1。但一些定量的測度表明,國內各產業部門中資本―勞動的替代彈性數值有些大于1,有些小于1(鐘世川,2014),資本加強型和勞動加強型技術也是同時存在的。按照上述理論就很難解釋資本收入占比不斷提高的現象。其次是忽略了廠商的研發偏好,沒有弄清“弱均衡偏向效應”的作用機制。廠商經常會就研發何種技術做出選擇,如果存在資本深化趨勢,那么不論廠商的選擇如何,技術屬性皆為資本偏向(如果替代彈性大于1,廠商會選擇資本加強型技術,此時該技術為資本偏向;如果小于1,廠商會選擇勞動加強型技術,此時該技術依然為資本偏向),從而導致資本收入占比的持續提高。這實際上也表明,只要存在 “弱均衡偏向效應”,替代彈性的數值大小只會影響廠商關于技術類型的選擇,卻改變不了所選擇技術的偏向屬性,因而也就不能成為解釋資本收入占比提高的核心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首先構建一個兩部門增長模型,對引起資本相對收入(即資本收入/勞動收入,下文簡稱資本收入)變化的機制,即“弱均衡偏向效應”進行論證,接著利用中國1978年~2014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剩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論模型、第三部分是相關機制分析,第四部分是數據處理及實證檢驗,最后對文章進行總結并給出相關建議。

二、 理論模型

1. 總體環境。

(1)存在一個CRRA偏好、時間貼現率為ρ的代表性家庭;不存在人口增長,勞動供給無彈性。

由技術偏向的定義可知,?滓>1時,該式為正值,此時普遍研發的是資本加強型技術,該類技術的水平將提高,進而提高了資本的邊際產出,整個經濟的技術特征呈現資本偏向;?滓<1時,該式為負值,此時普遍研發的是勞動加強型技術,該類技術的水平會提高,進而提高了資本的邊際產出,整個經濟的技術特征依然是資本偏向的。

結合上面的推導可知,無論?滓大于或小于1,K/L增加通常會提高資本的相對邊際產出,進而表明國民收入中資本收入上升。當?滓>1,K/L上升使資本加強型技術QK(t)的市場前景看好,廠商更有動機研發這種技術,進而這種機器的質量水平相對提高,這提高了資本的相對邊際產出(QK(t)是資本偏向型技術);當?滓<1,K/L上升使勞動加強型技術QL(t)的市場前景較好,廠商更有動機研發這種技術,這種機器的質量相對提高,由(30)式可知此時資本的相對邊際產出也是提高的(QL(t)是資本偏向型技術)。因此技術的弱均衡偏向效應決定了資本收入的提高,而并非由?滓的大小來直接決定。

四、 相關數據與實證檢驗

1. 數據描述。由于弱均衡偏向效應,資本收入的變化受 變化的影響,而后者的變化主要取決于投資和GDP增長率;同時,投資與GDP增長率又可能受到資本收入變化的影響。基于這種判斷,可以構建一個三變量VAR模型來進行估計和檢驗,形式如下:

這里的VAR模型有三個變量:資本收入/勞動收入(2014年價)、實際GDP增長率和以支出法計算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2014年價)。所使用的數據主要來自《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以及CEIC數據庫(網頁版)。

我們利用GDP法計算1978年~2014年間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并此可以推出資本收入所占的比重并得到資本對勞動收入之比。計算勞動收入份額所涉及數據來自CEIC數據庫(網頁版)和《中國統計年鑒》,一些省份的勞動者報酬數據在1993年之后才有,因此參考陳宇峰等(2013)關于勞動收入份~變化的數據進行推算得到1978年~1993年間的數值;進而可以得到資本收入的值,以kincome來表示這一比值。另外,從《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和CEIC數據庫(網頁版)中可以得到1978年~2014年實際GDP增長率及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分別以growth和investment來表示。

2. 數據處理與實證檢驗。經ADF檢驗可知,kincome和investment兩組時間序列均為單位根過程,因此要對其進行處理以轉化為平穩時間序列。首先對kincome和investment做對數差分,分別以dlogkincome和dloginvestment表示,它們為資本收入增長率和投資增長率。然后對三個時間序列變量的平穩性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這三組時間序列變量在5%的置信區間水平上不存在單位根,因而是平穩時間序列。

其次,根據信息準則來確定VAR模型的滯后階數,結果表明,除SBIC之外,FPE、AIC和HQIC三項判斷準則認為滯后兩期較為合適,故該VAR模型為一個兩期滯后的自回歸方程組。

第三,對該VAR模型的估計結果表明,模型的總體較為顯著且擬合度較好,各階系數的殘差無自相關性;在以資本收入增長率作為被解釋變量的第一個自回歸方程中,投資增長率對資本收入增長率的變化具有顯著的滯后效應(一期和二期滯后變量分別在10%和1%的水平上顯著,系數值分別為0.195和0.457)。在而GDP增長率的影響則并不明顯。以投資增長率和GDP增長率做解釋變量的其余兩個自回歸方程中,資本收入增長率的一期和二期滯后變量的影響均不顯著。變量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表明:投資增長率是資本收入增長率的原因,而GDP增長率則不然;但從總體上說,兩者顯著地構成了資本收入變化的原因。同時經檢驗可知,該VAR模型伴隨矩陣的特征根均位于單位圓內,因而其是一個穩定的動力系統。

第四,通過脈沖反應函數的圖像可以進一步考察投資和GDP變化對資本收入的影響,如圖1、圖2所示。

脈沖反應函數的圖像顯示,投資增長率和GDP增長率的正向沖擊會首先提高資本收入增長率:投資和GDP增長的有利變化使廠商傾向擴張產能,短期內K/L出現一個躍升,在弱均衡偏向效應下資本收入的增長因而有一個加速階段;但正如本文模型所示,對新機器設備的采購同樣將加速淘汰原有機器設備,這對K/L上升產生抑制效應;從中期來看,隨著原有機器設備陸續折舊完畢和新機器的持續補充,K/L回歸自然增長水平,進而資本收入的增長率也趨于平穩。

最后,為檢驗該VAR模型的有效性,我們將2005年~2014年的數據進行樣本外預測,并觀察預測值與實際值的擬合程度,結果如圖3所示。

從圖3中可知,該VAR模型的預測能力較好,三組時間序列的預測值均位于置信區間且擬合度較高。從預測結果看,投資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也分別呈現下降趨勢,而資本收入的增長速度也相應呈現下降趨勢,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這三組時間序列變化更趨一致。這與現實情況是相符合的:金融危機后受外需下降和國內擴張性經濟政策等因素的影響,產出增長率下降并同時伴隨產能過剩的加劇,進而導致資本邊際生產率降低和投資增長速度放緩,由此使得資本收入的增速下降。進一步表明了相關變量之間的長期協動關系,而這是經濟增長過程中技術的弱均衡偏向效應所致。

五、 總結

本文基于技術偏向效應的兩部門增長模型闡明了資本收入變化背后的機制:經濟中不同類型的技術,在資本深化趨勢下將產生弱均衡偏向效應,因而國民收入結構中出現資本對勞動比重持續上升之勢。這實際上反映了廠商的創新、技術研發的傾向或偏好。以此作為理論依據,本文構建VAR模型,并利用中國1978年~2014年的相關數據對其進行了實證檢驗,所得結論證實了模型的論證,即技術偏向效應引起國民收入結構的變化,導致資本收入持續升高。當然,本文的相關論述仍需進一步完善,例如可以引入貿易部門,考慮開放環境下技術偏向變化如何影響相關的結論。

參考文獻:

[1] 陳宇峰,貴斌威,陳啟清.技術偏向與中國勞動收入份額的再考察[J].經濟研究,2013,(6):11-216.

[2] 姚毓春,袁禮,王林輝.中國工業部門要素收入分配格局[J].中國工業經濟,2014,(8):44-56.

[3] 李稻葵,劉霖林,王紅領.GDP中勞動份額演變的U型規律[J].經濟研究,2009,(1):70-81.

[4] 白重恩,錢震杰.國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統計數據背后的故事[J].濟研究,2009,(3):27-41.

[5] 戴天仕,徐現祥.中國的技術進步方向[J].世界經濟,2010,(11):54-70.

第4篇:國民收入范文

在剛剛出爐的2007年世界500強中,中國非國有企業無一家上榜;早些時候,有關部門宣布,要逐步增加員工收入。這兩件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卻有很深的淵源。

中國為什么沒有世界品牌?這是個令無數人困惑的話題。而事實上,我們看一看世界500強的分布,即可發現,世界500強的企業群落分布,與其所在國的經濟母體有驚人的重合性。最強大的商業國家美國,有200多家企業進入世界500強,其余入選企業比較多的如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瑞士,瑞典、意大利、韓國等,無一不是當今世界上強大的商業國家。

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沒有世界級企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目前中國的商業社會,國民普遍的低收入導致消費水平低下,無法建立世界品牌的深厚根基。

“消費革命”與日韓企業崛起

很多中國企業家,都非常羨慕日本和韓國企業崛起,而其實,考究日本和韓國崛起過程,我們可以發現,肇始于國民收入的增加,并由此帶來的商業繁榮和產業升級,對于日本、韓國企業崛起至關重要。

上世紀60年代初,日本的電視機等家用電器已經大量生產,而另一方面又出現產品積壓,失業率增加。

1960年年底,日本池田內閣宣布實施為期10年“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其第一個措施,就是提高工資,并且建立廣泛的社會保險體制。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實際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發起了一場消費者革命,并成為了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從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日本發生了三次消費革命,開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適化”、追求“實現物質需求欲望”發展,而消費革命,也引發了日本的產業升級,1965~1974年,日本的“3C”(空調、汽車和彩電)時代終于到來了,彩電、空調當時的平均價格為20萬~25萬日元,約為當時職工2~3個月的工資,小汽車的普及則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時制造業工人工資在20~25萬日元,當時每輛售價平均約為100萬日元。大約等于一般工人5月的工資。

日本的電器、汽車等企業,正是在此宏大的背景下,應國民需求而生,并進一步擴張海外,成就世界性巨頭。

上世紀80年代,韓國全斗煥總統上臺后,對經濟發展戰略進行了變革,提出了“安定化、開放化和自律化”的“三化”方針。其中一大措施,就是普遍提高國民收入。此外,韓國在農村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新村運動”,農民收入迅速提高。

韓國經濟再次進入高速增長期,年均增長率達10%以上。人均收入在8年內增長2倍,國民的普遍富裕,為其本土品牌提供了龐大的消費群體,使其獲得了前期的充分積累,作為韓國企業標志的現代汽車,就是在此時期崛起,并且迅速成為普及品。

低收入制約中國企業崛起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生產了占美國30%的消費品,但工資水平僅為美國的4%。在GDP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人均收入水平增速已經連續多年低于GDP增速。普通民眾收入徘徊不前。

收入的不足,制約了國民消費能力,彩電已經進入千家萬戶,但是存在普遍虧損。微波爐也是,利潤最低的時候,一臺微波爐竟然只有1元錢的利潤。目前,中國企業都呼喊開始品牌時代,但價格戰依舊風行。由此導致的一個問題是低端商品迅速普及但是無法升級,企業沒有足夠的利潤投入技術研發和品牌建設,只能在低端徘徊。近年來,眾多家電企業在液晶,等離子等高端領域的突圍也一直無法實現。很多人總喜歡說中國沒有大企業家,沒有企業家精神,所以誕生不了世界性企業,這無疑是一種偏見和無知。

很多企業所謂“產能過剩”的問題,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消費結構的畸形。據統計,2006年,空調行業產能達到了近8000萬套,而其庫存竟達到近1000萬套,事實上,很多貧困家庭無力購買空調,廣大的農村市場,更是一片空白,最典型的“過剩”表現在汽車行業,去年有關部門曾就汽車產能過剩問題,宣布吊銷124家汽車企業的牌照,而事實上,去年的轎車產能不過200萬輛,遠遠談不上過剩。在國內,一般中檔車的價格為15萬左右,相當于平均水平的國民近7年的收入,價格相對于一般民眾而言比較高,而在美國,買一輛小汽車卻只需要幾個月的工資就可以了。國民收入的低下,使汽車無法在一般家庭普及,國內汽車企業無法達到一定規模。在國際領域,一般產能達到500萬輛以上才可以稱得上國際性巨頭,在國內,恐怕達到50萬輛就是巨頭了。

第5篇:國民收入范文

編者按:黨的十七大提出“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本欄在近期內逐一組織對“五個有所”重要方針的深入解讀,并聯系江蘇實際探索落實“五個有所”重要方針的思路和工作舉措。本刊第一期已推出“學有所教”的解讀和探索,本期推出“熱議‘勞有所得’”。歡迎來稿,參與討論。

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總書記強調說,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而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特別要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

注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保證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需要。我們知道,改革開放以來,投資、消費、進出口是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三大動力,近些年來,由于消費乏力,我國經濟增長過分依賴投資和出口。消費乏力的主要原因是,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比例過度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據有關部門統計的資料顯示,2007年,政府、企業和居民所得均保持了快速增長,但上半年國家財政收入同比增長30.6%,1至5月企業利潤增長42.1%,分別比上年同期加快8.6和16.6個百分點,而上半年城鄉居民收入實際分別增長14.2%和13.3%,同比分別加快4和1.4個百分點。即便采用不變價計算,政府和企業所得增長不僅明顯快于居民所得增長,如果考慮到物價上漲的因素,則這種收入分配的差距更大。實際上,從1996年財稅改革后,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從1998年開始迅速提升,目前已經從1995年的17%左右上升到24%。政府和企業在國民收入中分配比例的迅速提升削弱了居民消費增長的動力。從2000年開始,我國最終消費率出現了急劇下降的趨勢。目前我國的最終消費率只有51.9%,而世界平均水平是79.1%左右;我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連60%都不到,而美國的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是70%,最高達85.99%。在這樣的情況下,多年來,我們提出刺激消費、擴大內需,結果卻是消費與內需均達不到我們的預期目標就是必然的了。如果我們依然過度依賴投資需求和凈出口,就不可能解決當前宏觀經濟失衡和結構矛盾的問題,沒有內需的支撐,經濟發展是沒有保障且難以持久的。世界各國的發展表明,在一國人均GDP1000-3000美元階段,由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迅速提升,推動著消費結構的逐步升級和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國民經濟也因此進入高速增長期。在這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顯然是抓住了我國經濟發展的癥結所在。只有通過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讓居民的收入水平與經濟增長相適應,才能真正持續有效地擴大內需,提升內需結構,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才是真正貫徹了科學發展觀,才能推動國民經濟持續發展。

注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我們貫徹落實十七大精神,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推動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一環。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壯大,在收入分配方面,我們從最初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十六大報告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再到十七大報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國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不斷改變,收入分配模式日趨成熟。特別是“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提出,十分重要。有關資料顯示,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70%是勞動報酬,其他國家的這一比例也普遍都在54%~65%。在我國,居民收入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呈下降趨勢,從2001年的47.2%,下降到2006年的45.0%,勞動報酬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1998年的53.1%,下降到2003年的49.6%。曾經有一份資料顯示,珠三角地區農民工平均工資近10年間只漲了67元錢。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勞動力供給充裕,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常常導致勞動力價格的低下。如果政府不給予法律的保障,勞動者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偏低將是一個必然趨勢。十七大報告提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就確保了在初次分配中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就能隨經濟發展得到逐步提高。事實上,在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推動建設和諧社會方面,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許多事情都要抓細抓實。我們必須看到,物價房價高企,社會保障不健全,人均收入上升而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是當前民生中的突出問題。目前,我國的CPI增長處于加速狀態,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肉、糧、油的價格都在不斷上漲,社會各界對于通脹的擔憂正在加劇。近年來,政府在社會保障等公共支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從1998年到2005年,我國財政社會保障經費年支出已經由占財政總支出的5.5%增長到11%,但與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政府用于社會保障的比例還是比較低的。1998年以來,養老、醫療和教育體制改革后,相應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公共財政還只是處于轉型過程中,政府在社會公共服務方面的缺位還比較嚴重。在改善民生方面,正可謂任重道遠。

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抓居民收入的提高與抓財政收入同樣重要,各級領導必須像抓財政收入那樣抓居民收入的提高,像抓經濟發展那樣抓好改善民生這件大事。近年來,我省各地由于領導重視,在抓居民收入提高,抓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績。我們要充分利用經濟總量快速壯大、實力增強的有利時機,“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把十七大精神貫徹到每一個方面,每一個基層。

第6篇:國民收入范文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 外貿 國民收入分配 影響

[中圖分類號]F12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3)01-0150-02

自2008年下半年開始,由于受到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全球主要經濟體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也同樣感受到了此次金融危機的威力。對于中國的外貿業來說,也正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國國民的收入水平也隨著我國外貿業的發展而發生著變化。

但隨著各國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經濟刺激,各國的經濟增長預期上調,全球經濟逐步度過金融危機的恐慌而進入了“后危機時代”。我國政府也努力加強對貿易領域的扶持,調整出口商品產業結構,加強我國外貿業的發展。

一、后危機時代的概述

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世界各國政府均努力出臺一系列政策,希望可以以此來緩和金融危機對本國的影響和沖擊。因此,自2009年以來,隨著政府對經濟政策的大力扶持,經濟先行指標得到了回升,工業的實際產出也開始逐步回暖,金融市場利差指標也逐步恢復正常。盡管百姓的失業率仍舊居高不下,但是感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百姓們對經濟回暖的信息逐步增強,全球經濟也逐步地渡過金融危機的恐慌,進入了“后危機時代”。

二、外貿業對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的影響

外貿業對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的影響,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分析。第一類是要素稟賦(H-O)理論,從這一國際貿易理論出發,通過SS定理即可證明:對外貿易可以出口本國相對豐裕的商品,進口本國相對稀缺的商品,從而減小兩種商品之間的差異。從而我們可以得到貿易即可以消除貧富差距,是各國的同等要素之間價格均等化,又可以改變國內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間的收入分配的差異問題。第二類是根據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的觀點,通過進出口商品的結構來衡量我國貿易地位的收入分配效應,從而得出產業間的貿易不會嚴重的影響收入分配問題,并且會使所有的要素都從中受益的結論。

自改革開放至今,雖然我國有關貿易對我國國民收入分配影響的文獻還比較少,但曾經有人以城鄉居民收入之間的比例作為變量進行研究,發現1985年~2005年,對外貿易的收入分配效應呈倒U型。因此,綜合多種因素分析就變得非常必要了。

(一)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國民收入分配之間存在著直接的聯系

庫茲涅茨通過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之間呈倒U型關系的假說,證明了一個低收入國家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改變所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渡過了收入分配不平等這個階段,國民的收入分配就會有所好轉。目前我國的經濟結構分配就是逐漸擴大的狀態。

(二)利用外資會影響收入分配

改革至今,我國對外資的開放程度也逐漸影響著我國國民收入的分配狀況。首先,外資可以彌補我國短期內所需要的發展資金,增大我國外資企業的發展力度,為更多百姓提供了良好的就業機會,降低了我國百姓的失業率。其次,它減少了貧窮失業人口,從而提高了國民的總收入,改善了國民收入分配的差距。

(三)外貿依存度增大了我國國民收入分配

從1978年~2007年,我國的外貿總額上升到了21738.3億美元,逾期提高了105倍。2006年,我國在世界貿易排名中高居第3位,外貿依存度從1978年的9.74%上升到67%。由外貿依存度逐年上升的現狀來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外貿依存度增大了我國外貿對我國國民的收入分配。

(四)進出口商品結構可以衡量我國外貿的收入分配效應

根據新貿易理論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出,產業內的貿易不但不會帶來嚴重的收入分配的問題,而且還可以使所有的要素都從中受益。2007年我國初級產品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不到5.1%,進口占總進口的比重上升為25.4%;工業制成品的產業內貿易指數達到76.3%。由此可以看出進出口商品結構增大了我國外貿的收入分配效應。

三、后危機時代我國外貿經濟所面臨的問題

(一)國際間貿易保護主義的形勢正在逐步增強,影響各國之間的進出口貿易進行

由于世界各國都受到了金融危機不同程度的沖擊,因此各國政府均加大力度增強保護本國的貿易發展,在對外貿易中實行限制進口,除了采取反傾銷、反補貼等措施以外,還采取技術壁壘、提高關稅、進口管制、政治補貼、貨幣貶值等手段,限制國外貿易的進出口,促進本國貿易的發展。這樣就明顯減少了我國對外的出口,使我國對一些國家的出口遇到了嚴重的阻力。

(二)我國經濟增長結構失衡,消費率過低,儲蓄率過高

由于我國社會體系不健全,政府對百姓的醫療保險、養老金等方面的補助措施還不夠健全,因此經濟發展模式傾向于出口導向型。而我國的經濟發展處于高增長階段,經濟體制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軌,這都大大影響了我國的經濟增長結構,并且間接影響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發展。

(三)我國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漸減弱

我國是典型的人口大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因此,近年來,我國一直靠著廉價的勞動力來支撐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它不但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資企業到我國開設工廠,讓更多的社會公民找到就業的機會,提高國民的收入水平,而且還可以通過廉價的勞動力使經濟高速發展。但近年來一些宏觀經濟指標表明,我國的勞動力成本正在上升,而印度、泰國等國家的勞動力與中國的勞動力相比較更加廉價,因此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正在逐漸的減弱,我國的外貿經濟也因此而受到了影響。

(四)人民幣的升值對我國外貿出口存在負面影響

匯率的變動對出口貿易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價格調節機制傳導的。因為我國目前所處的產業結構還不夠完善,進口的原材料在加工貿易中所占的比重較大,但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我國的基礎產業開始飛躍發展起來,更多的原材料都由國外進口轉變為國內本土廠家的生產,因此匯率也隨著出口貿易的改變而改變。人民幣的升值會使出口商品的價格大幅度增長,從而使得我國的商品出口量急劇減少,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外貿經濟發展。

四、后危機時代外貿對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的影響及我國應采取的對策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金融危機以來,由于外部需求萎靡,對外貿易出口摩擦不斷升溫,通貨膨脹的加劇壓縮了我國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低廉的勞動力受到了他國的威脅,使得我國的外貿出口大幅下滑,我國國民收入分配也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因此,在后危機時代,加快轉變我國外貿的發展方式,制定和實施新的外貿發展戰略變成了我們迫在眉睫需要完成的首要任務。

(一)政府應大力支持并且加強與周邊國家在貿易領域的合作,避免雙邊貿易戰

金融危機爆發過后,由于各國政府均不同程度地采取貿易保護主義制度,限制國外貿易的進出口,促進本國貿易的發展,這樣就使得我國對一些國家的出口遇到了嚴重的阻力。然而,中國政府通過采用區域合作的方式,與周邊國家互相幫助和扶持,使得我國同周邊地區的國家逐漸走出了經濟困境。同時,中國也積極推進無償援助、貿易融資援助、提供技術援助等,想要通過各國的積極合作來更好地解決在金融危機過后遇到的種種困難。通過我國政府同周邊各國加強貿易便利化領域的合作,共同致力于各國之間經濟貿易的可持續性復蘇和發展,從而加大我國的外貿發展力度,促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而改善我國國民收入的分配水平。

(二)積極推動我國外向型產業由勞動密集型逐步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升級

我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問題較為嚴重,產量過剩,耗能上升,使得一些技術含量不高的產品逐漸替代了那些技術含量較高的產品,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結構。因此,在后危機時代,我國政府應加強經濟結構的調整,從體制上進一步深化我國的經濟特色。我國應大力加強對民營企業的管理和發展,擴大民營經濟,并且在擴大民營企業的同時,努力把我國的國企做大、做強,提升我國現有企業的競爭力。從而使企業發展能夠得到迅速提升,加大我國資本經濟的流通,從而更好地有助于我國國民收入的分配制度。

(三)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鑒于金融危機時期人民幣匯率對我國外貿產業發展的影響,因此,在后危機時代,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是我們應該采取的重要政策。這不僅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世界經濟。曾經說過:“中國通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根據市場的需求變化,參考一攬子貨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是完全正確的,也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因此,降低并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會增加我國的外貿出口,振興我國外貿業的發展,從而減少我國失業人口的數量,加大我國的國民收入。

(四)政府應對外貿出口企業予以稅收、融資政策支持

為了鼓勵我國外資企業能夠重拾信心并大力發展,我國政府應對外貿企業適當地給予稅收減免優惠、投資風險保障等鼓勵政策,減少企業的資源流動和經營的重組資本,提高企業資源的配置效率。并且應當在信貸、融資政策方面給予外貿企業大力的支持。讓更多的外貿企業感受到我國政府對其經營的支持,從而更好地經營和管理外貿企業,讓更多的社會公民能夠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找到工作,提高我國國民的收入分配水平。

【參考文獻】

[1]李楠.后危機時代我國外貿出口對策研究.生產力研究,2010(4).

[2]李稻葵.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力量全面綻放.中國經濟周刊,2009年09月23日.

[3]吳桂華.后金融危機時期新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10年6月.

第7篇:國民收入范文

關鍵詞:利益;初次分配;公平;博弈

中圖分類號:F126.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21-0003-02

馬克思曾經指出:“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1]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幾乎都與自己的利益相關。現階段,我國社會正處于經濟社會快速轉型的時期,不同利益主體間的利益博弈日趨頻繁而激烈,這種不均衡的利益博弈是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根源。也就是說,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失衡的根源,在于政府、企業和個人三大主體之間的目標沖突與利益博弈不均衡導致的利益格局失衡。

一、“利益博弈時代”到來

中國社會“正在進入利益分化、利益沖突和利益博弈的時代,正在從過去的單一中心時代轉化為多中心時代”[2]。我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是人們追逐自身利益和利益實現的過程,市場各主體自我性的利益要求與社會性的利益實現機制之間的矛盾,決定了個體的利益需求只有在市場經濟的自由交易和利益博弈的復雜社會交往與互動過程中才能得以實現。市場參與的各要素主體,特別是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博弈行為成為利益實現的常態機制,利益博弈機制發揮作用的同時必然伴隨一定的社會矛盾與社會沖突。

“利益時代的到來,是市場經濟機制和社會結構分化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無形之手”代替政府“有形之手”主導社會各方面資源的配置,利益分配不再是完全取決于國家公權力的意志,而主要由各利益主體通過利益博弈來決定。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日臻完善和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利益分化日趨穩定,不同利益群體開始出現雛形,健全的市場機制和完備的社會制度日益成為利益博弈的基本框架,任何具體的經濟社會事務都可以成為利益博弈的對象,表明利益博弈時代已經到來。

二、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根源

各利益集團為謀求利益最大化必然會展開博弈,其結果取決于各利益集團能力的強弱以及博弈策略的選擇。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根源,在于政府、企業和個人三部門間的目標沖突與利益博弈。

(一)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博弈

按照公共選擇理論,政府為公共利益而存在,政府的公權力越強大,對個人權利的保護越可靠;但政府也完全被看作有功利目的而存在的主體,作為強大的公權,政府既有助于保護私利,也容易侵犯私權。

首先,政府和企業之間的目標沖突。政府和企業二者的職能和目標不同,特別是共同作為國民收入的分配主體,二者必然存在一定的利益沖突與不同的策略選擇。作為價值目標和利益需求完全不同的市場主體,政府和企業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會理性地選擇適合自己利益需要的策略和對策,一方的策略安排主要由對方實施的策略而定,政府和企業的行為關系具有典型的博弈特征。政府是代表國家進行階級統治和社會管理的重要機關,政府雖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但作為社會的管理者和社會利益的代言人,迫使政府必須站在社會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來考慮問題和采取行動。企業則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經濟組織,雖然企業也有社會責任、繳納賦稅等多方面的義務,但其主要目標卻是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政企關系博弈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二者的目標差異。現階段,我國政府主導市場經濟轉型發展的歷史時期,“政府不可能放棄或改變對國有壟斷行業企業的控制與支持,而其他行業要求市場化改革和提高行業企業利潤率的愿望又很強烈,雙方目標沖突難以協調,導致二者之間的博弈是長期的、重復的。”[4]

其次,政府和企業之間的稅收利益沖突。政府和企業之間的直接利益沖突主要體現為稅收問題。稅收的征收直接影響著企業的利潤率,在利潤總額一定的情況下,政府多征繳稅收,企業所得自然減少。雖然國家為了支持經濟發展給予了許多企業所得稅優惠,但企業作為經濟實體最關心的是自身利益,他們會從追求利益最大化出發,采取各種避稅方法,多列支出和成本,少列收入和收益,借優惠政策之名逃稅。這就必然影響到國家稅收和公共利益,造成政企之間的利益沖突。

再次,政府與企業的資源控制利益沖突。政府為了國家利益和宏觀戰略目標發展的需要,必然要求對一些涉及國計民生的資源和行業實行國家壟斷,同時也體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和控制力。而市場競爭企業的發展目標是通過生產效率提高,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要求打破市場壟斷爭取更大的市場空間和發展機遇。實際上,由于政府掌握著強大的國家權力,使得國有壟斷行業企業的地位不容挑戰,其他行業企業只能妥協退出。

(二)企業與職工間的目標沖突與利益博弈

在企業內部收入分配過程中,資本所有者的目標是實現企業成本最小化和利潤最大化,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企業主往往會把一定時期企業收益中的更大部分劃歸企業利潤,盡量壓低勞動力市場價格,通過擠占部分的職工工資達到縮減勞動力所占成本比重的目的,導致企業內勞資雙方以不同收入目標為基礎的利益沖突。企業和職工之間的利益目標都是以個體理性為基礎,二者間的利益沖突是一種常和博弈。這種常和博弈中的勞資雙方利益直接對立,利益沖突有時會非常激烈;但由于常和博弈中利益的對立往往體現在博弈雙方獲得利益的比例關系或比重大小,只要博弈雙方通過協商合理劃分利益比例,才比較容易形成妥協。

(三)政府與個人的目標沖突與利益博弈

政府的基本經濟職能之一就是向個人征收個人所得稅,為了實現稅收最大化的目標,政府可以制定有利于增加財政收入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和相關稅率,以制度或制度變遷來保證財政稅收最大化目標的實現。而作為“經濟人”個人的目標則是個人利益最大化,這一目標與政府稅收最大化目標之間存在沖突,但二者在沖突中的地位不平等。“通過暴力保護私人產權的國家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它同時賦予國家機器侵占私人產權的能力。”[5]政府代表國家整體利益,掌握著強大的公共權力,往往通過自上而下的強制力,即通過制定和改變相關制度和政策的方式,使廣大職工個人收入最大化目標服從于政府財政稅收最大化的目標。政府征收個人所得稅的本意是調整人與人之間收入分配不合理差距,但是由于征稅過程存在多方面的不合理之處,致使這一稅負被轉嫁到了廣大工薪階層身上,甚至造成收入分配的“逆向”調節,加重收入再分配的不公平程度。

政府公共職能和政府事業單位職員個人利益之間存在沖突。政府的公共職能要求政府要把有限的財政收入用于經濟社會發展急需的事業項目上,而對政府機關單位員工的工資福利總量和增長速度會加以適當約束。政府的集體理性要求政府財政收支的科學合理性,必須首先保證國家各項重點事業發展的資金需要以實現國家集體利益最大化;政府機關單位員工的個體理性要求個人收入最大化,其策略主要是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來表達自身提高收入的強烈意愿,要求政府調整相關財稅政策增加收入的同時,為各級部門員工提高工資和福利,多發放獎金和津貼。因此,政府與內部人員之間就形成了一種常和博弈。

三、市場利益博弈機制面臨的困境

隨著利益分化的加速和多元利益群體的形成,不同群體間的博弈行為日趨增多與公開。但是,由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造成我國利益博弈過程中一些內生性問題的存在,這些問題和因素加劇了利益格局失衡的程度。

(一)不同博弈主體發育很不成熟

我國社會目前存在的各種利益集團的發育程度與力量大小可謂強弱分明,造成不同利益集團發展狀況的嚴重不均衡。我國社會目前已經形成了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強勢群體的組織化程度較高,集團意識性較強,對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社會資源具有一定的支配權,在利益博弈中居于主導地位;相反,弱勢群體組織化程度低,幾乎不占有和支配什么社會資源,他們在與強勢群體博弈過程中必然處于不利地位。目前,我國最大的問題還在于政府的利益集團化,政府變成最大的利益集團,導致經濟社會發展非常不健康、不公平。

(二)不同群體的博弈能力不均衡

由于我國政府制度設計存在不足,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難以找到暢通渠道,很難正常行使自己應有的話語權和充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因而無法有效參與公共政策制定過程,導致政府決策在預期政治收益的誘導下偏向強勢群體。弱勢群體由于人數眾多而且分散因而缺乏有效的組織手段,在社會利益面前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缺乏與強勢群體和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目前,不同利益集團造成的社會利益格局嚴重失衡已是不爭的事實,當務之急是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機制,培養弱勢群體的表達和利益訴求能力,使他們能夠按照法定程序進行利益博弈,保護和實現自己集團的整體利益。

(三)制度化的博弈機制很不完善

利益集團之間的不均衡博弈必然造成不公平的利益格局,進而造成直接的利益沖突并成為引發社會矛盾激化的導火索。政府作為一種公權力,絕對不應該成為利益集團參與利益博弈,而是應該引導和幫助社會各群體,特別是幫助弱勢群體建立自主組織,為他們鋪設暢通的利益表達渠道,為各利益集團的利益表達和利益博弈制定規則,進而構建一個能夠與強勢利益集團進行公平博弈的機制平臺,實現利益關系相對和諧與合理的利益格局。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3.

[2] 孫立平.利益博弈時代的到來[J].商業周刊,2009,(9).

[3] 孫立平.中國進入利益博弈時代[J].中國新聞周刊,2006,(2).

第8篇:國民收入范文

【關鍵詞】國民收入分配;人的發展;影響;收入差距

【中圖分類號】F12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13)01-0014-04

國民收入分配是指國民經濟在一定時期內創造的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和居民個人之間的分配比例和相互關系。國民收入分配的合理性,關系到經濟的增長、社會的進步以及人的發展。人的發展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動力。勞動者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科技知識和思想道德等素質的提高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而收入水平是影響人自身發展的重要因素。收入水平的提高,會促進人用于自身發展的資本的積累,進而通過學習和社會實踐進一步提高人的能力、素質并滿足需求。收入水平過低,無法形成現實的購買力,就會在教育、醫療、住房等資源享有上受限,人的發展水平很難提高。可以說,收入水平是決定人的發展的決定因素。提高收人、完善收入分配是提高人的發展能力的必然選擇。

一、國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情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人民收入水平也有了顯著提高,從而生活水平也有了顯著提高,人的發展水平也有了顯著進步。扣除價格因素,2010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78年增長了9.65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了9.54倍。從圖-1可以看出,1991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達到了1700元,步入快速增長階段。1994年增幅明顯,名義增速達到了35.7%。到1997年,年可支配收入已經上漲到5000元。2006年,年收入以每年約2000元的速度上漲,年收入超過10000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在1978年僅有133.6元,1994年突破1000元達到1221元,名義增長速度也達到了32.49%的歷史高位。2010年,達到5919元,漲幅也超過了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雖然我國居民收入總水平實現了快速增長,但其占GDP比重低、分配格局不合理、收入差距過大等突出問題還非常明顯。

(一)城鄉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

數據顯示,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從改革開放以來最高水平1985年的56.2%下降為1997年的55%,到2007年的43.42%,再到2010年的40.6%,25年下降了15.6個百分點。與其他國家的同時期發展歷程相比,我國的居民最終分配比率是較低的,并呈下降趨勢。其次,國民收入的再次分配也存在著不合理的因素。二次分配中的醫療衛生、教育、就業、社會保障四大塊加在一起,2010年是26484.82億元,占整個財政支出的29.47%,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這四大支出占當年財政支出的百分比會達到50%以上。這說明我國二次分配也顯失公正。

(二)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

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低于經濟增長速度。2001-2010年,GDP年均增長10.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分別增長9.7%和7.0%,分別比GDP年均增長率低0.8和3.5個百分點。1993-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由4349億元增加到8.31萬億元,增長速度是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的兩倍以上。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當前國民收入的最終分配格局是“向政府和企業傾斜”,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致使居民最終分配比率不斷下降。

(三)收入差距大

當前,我國存在著高低收入者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較大的社會問題。1978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317,自2000年開始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過了0.465,2006年達到了0.496。2010年,新華社兩位研究員更判斷我國的基尼系數實際上已超過了0.5。而據世界銀行的測算,歐洲與日本的基尼系數也不過在0.24-0.36之間。從城鄉差距來看,已經由改革開放初期的2.1:1擴大到了3.3:1,遠遠超過世界上2:1左右的一般水平;從行業收入差距來看,中國收入最高與最低的行業相差15倍,國企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會平均收入更是相差128倍。

不僅國內居民之間收入差距大,跟國外比收入差距更是明顯。從中國與發達國家小時工資水平比較看,中國遠低于歐美國家水平。

落后的收入水平、較大的收入差距,使經濟的發展成了以犧牲個人的全面發展為代價。

二、國民收入分配失衡的原因

在初次分配時,由于相關體制的不完善,形成了運用非市場化的方式獲得財富和權力的既得利益集團。而這些既得利益者獲得收入的能力遠遠超過了其他社會成員,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現象。而且,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速,會形成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馬太效應”。在再次分配時對于高收入的調節不力、對低收入階層缺乏有效保護、某些形式的轉移支付制度明顯向高收入人群傾斜等也再次擴大了收入分化差距。如石油、電信、電力等壟斷行業,由于政府不允許其他渠道進入,其壟斷利潤通常會很高,從業者收入水平也遠遠高于一般行業;再分配調節時,壟斷行業又通過土地租、資源租、價格租、利息租、政府補貼、分紅租、稅收返回等形式,獲得巨額壟斷租金。這造成了壟斷行業收入畸高、效率的缺失和腐敗等問題的存在,也嚴重影響社會的公平正義。

從思想認識來說,對人的全面發展重視不夠,工具理性占據主導地位而忽視了價值理性,喪失了社會、倫理、人文、情感應有的關懷,導致了某種社會性的價值傾斜、道德感的稀薄,致使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個人利己主義至上,分配結構畸形,社會發展失衡。此外,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資本利潤侵蝕勞動報酬。教育、醫療、社保等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后等問題,都與此直接相關。因此,矯正社會失衡,建立和諧社會,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把經濟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統一起來。

三、國民收入分配對人的發展的影響

人是具有多種需求的動物,有物質需求、精神需求、自由需求、生命健康的需求、政治需求等等多個方面。國民收入分配的整體性、系統性失衡,不僅影響人的物質享有,還影響人的精神需求;不僅影響個人的自由權利,還影響群體人的社會關系;不僅影響人的生命健康,還影響人的思想道德情操。從自由發展的角度,經濟增長的意義在于將經濟增長的成果應用于實現人的可行能力的擴展,在這一過程中,收入分配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影響著自由的建構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

(一)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影響人的自由權利

學習和實踐是人的自由權利,人的發展是在不斷學習以及實踐的基礎上進行的,但收入分配的擴大使學習及實踐的機會減少,原本人的發展途徑被打破,重建的道路更加狹窄,步入上層社會的途徑顯著縮小。此外,更顯著的影響是通過代際傳遞影響后代的受教育權利和上升空間。不同的收入水平導致不同的教育背景,高收入階層的后代享受到更優質的教育資源,使他們在日后的競爭中處于更有利的地位,將來更有機會獲得高收入以及更好的個人發展。相反,低收入階層由于人力資本的投資不足,人力資本存量較少,人的發展的自由權利受限。而且,經過幾代人的傳遞,階層差距會越來越大,造成階層固化。

(二)收入分配結構性矛盾的擴大導致社會關系緊張

人的全面發展的本質在于人的社會屬性和社會關系、社會性需要和精神需要、社會素質和能力素質的全面發展。其中,人的社會屬性和社會關系是人的發展中的重要內容。隨著基尼系數的擴大,“馬太效應”日趨顯現,體現在低收入群體在收入分配中應當享有的權利和自由的喪失。收入分配及其導致的社會福利的狀況決定了人們參與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自由度及偏好。低收入群體往往不像高收入群體那樣有較多的話語權,而且在參與經濟、政治以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時,由于信息購買力低而導致信息不對稱,也容易使低收入群體無力維護自身權利而成為侵害的犧牲品,難以實現自身的發展。特別是,當這種現象不是分散地發生、而是系統性地發生時,就會出現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緊張,社會發展受阻。

(三)分配制度的扭曲嚴重影響人的道德、風尚和倫理

分配制度的扭曲起源于經濟、社會、政治各個層面,造就了大量的權貴資本主義,形成了“有錢就是爺”、“金錢大于一切”、“寧愿坐在寶馬車里哭泣,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車后面笑”等扭曲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物質衡量成為唯一的價值取向,人心冷漠、道德淪喪、公正缺失。人的發展只能服從于物質財富的增長。財富只是物,而不是人的創造天賦的內在本質的絕對發揮,對物質財富的鄙俗的追求戰勝了對人的發展的崇高理想,進一步也影響了人的自我實現。

(四)收入過低嚴重影響了個人自信心的樹立

當前,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低,居民購買力不足,特別是低收入群體常常陷入捉襟見肘的境地,不僅無力購買到需要的商品,更無法提高自己的技術和能力,不利于人們自信心的樹立,從而導致其對于自身發展的放棄。部分處于社會底層的城鄉貧民還會因為收入過低,造成缺乏自尊,或自尊心受損、自暴自棄、上進心減弱的心理問題。

(五)收入分配失衡造成人應享受的公共服務的嚴重缺失

收入分配的整體性系統性失衡,使得政府財政收入比重過大,逆向激勵了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和公共服務供給方面,嚴重偏好于基建投資,導致了“鐵公基”上馬過多。而對于社會收益高、評價期長且難以直觀進行的公共服務的供給則偏好有限。特別是取消了福利分房,推行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企業職工的養老也由企業負擔而轉向社會統籌。但政府在主動從養老、醫療、教育等大量需要支出的領域退出的同時,并沒有加快完善相應的轉移支付制度和加大轉移支付力度,醫療、教育、養老、科研等社會收益高的公共服務就變得嚴重缺失。而公共服務的嚴重缺失甚至“逆向供給”,給人的自由發展帶來了十分嚴重的影響:首先,應當享有的公共服務無法正常獲取,特別是相關的社會機會無法充分享有,從而影響人的發展的充分實現;其次,為了獲得公共服務的正常供給,在某些情況下,還必須在支付了稅收以后再對公共服務供給進行“二次支付”,這大大增加了享有公共服務的交易成本。

(六)收入分配不合理影響人的住房保障

當前,以炒房、炒地為代表的虛擬經濟過度膨脹,抑制了實體經濟的發展。但出現問題的根源并不是房地產供應不足,亦或是需求過大,而是供給與需求的結構性矛盾。而這種矛盾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秩序的不合理。高收入階層可以一個人擁有多套住房,而底層的大量低收入群體只能承受沒有住房的事實。所以,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導致住房分配秩序失衡。房地產具有避險和保值增值的屬性,高收入階層的大量需求進一步助推了房、地價格的不合理上漲,也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公而導致住房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

四、促進國民收入分配,加快人的發展的對策建議

當前國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不僅因為居民收入占比過小,還因為對人的發展重視不夠,片面強調經濟增長,忽視以人為本和社會公平。因此,必須從人的全面發展的目的出發,探索方法,尋求促進社會公平、經濟增長和人的價值的實現。

(一)推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繼續推進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體制改革,加快形成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實施公共服務政府職能法治化,從立法的高度對政府職能進行規劃和設計,使政府逐步轉變為服務型政府。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逐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支出比重,每年新增財力的主要部分應當投向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建立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標準隨財政收入增長而逐步增長的機制,確保政府基本公共服務預算支出增長不低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探索橫向轉移支付制度,建立約束和激勵機制,發揮橫向支付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中的作用。鼓勵、支持和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采用政府購買、管理合同外包、特許經營、優惠政策等方式,形成政府主導、市場引導和社會充分參與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動態監測體系,加強體系監測和監管。探索建立由行業專家組成的第三方獨立的公共服務評估機制,考核評估服務提供者的績效。

(二)大幅提高城鄉居民收入

1.增加工資收入。積極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堅持工資增長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適時調節最低工資標準,穩步提高工資收入尤其是城鄉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穩步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推進事業單位實施績效工資制度。規范公務員津貼補貼制度,研究地區附加津貼制度實施方案。

2.增加財產性經營收入。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政策環境,特別是成熟的產權制度、資本市場和金融創新,從財產性收入的不斷增進中富裕起來。國家優質資源、優質資產向民間開放;大力培植能有效地把社會財富轉化為先進生產力的現代職業資本經營者;加快發展信托投資中介業,完善投資制度和政策法規;抑制投機性投資;增強社會公共保障體系的增值能力和發展實力,夯實群眾的社會保障基礎。

3.增加社會保障補助收入。實施公共預算制度改革,加大對貧困落后地區、農村和城市低收入者轉移支付的力度,提高低收入群體社會保障收入水平。充分利用社會保險、社會救濟以及其他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加大政府收入向居民收入轉移的力度。完善預算編制、審查、批準和監督的體系,增強公共財政透明度和公平性,提高財政支出效率。

(三)規范政府收入

目前,大量的中低收入人群不但要繳納所得稅,還要承受商品流轉產生的消費稅和廠商轉接的增值稅;高收入階層卻可以把稅收轉嫁為成本,實現合理避稅。這樣,不僅不能體現稅收調節器的作用,稅收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也大打折扣。因此,要盡快實現稅收轉型,調整稅收結構,減輕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形成以減稅為主、增稅為輔的稅收政策。減免間接稅,特別是降低增值稅稅率和調整消費稅征稅范圍,促進中產人群的發展和壯大。適時開征環境稅、奢侈稅和奢侈品消費稅、遺產稅。通過“劫富濟貧”的稅收調節手段來實現收入分配調節。

(四)控制壟斷收入

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消除壟斷收入導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在憲法框架內明晰產權關系,確認全民對國有資產的所有權和收益權。建議將國有資產的租金收益、利潤增值,優先用于社會保障,加大反哺全民的力度。在壟斷行業和自然壟斷行業的非壟斷業務,通過管制改革,降低進入壁壘,引入競爭機制,逐步降低壟斷程度;對壟斷部門的收入加強監管,取締違法收入,限制過高收入;增加壟斷部門收入分配透明度,擴大對于壟斷部門監督的公眾參與,形成全社會參與的有效監督與制約壟斷收入的體制機制。

(五)建立健全利益協調機制

針對社會道德層面的扭曲,應強化利益引導,著力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協調機制。加強人的道德屬性和社會屬性教育,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思維方式、言談品行、人格追求和倫理情趣。強化約束,規范人們獲取利益的行為,引導人們合理設定利益目標、自覺調整利益需求、妥善處理利益關系。強化利益調節,著力調整不同利益群體和個人之問的利益關系、著力縮小利益分配差距。

(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促進城鄉居民增收

一、二產業強國,第三產業富民。發展第三產業,不僅對滿足人民群眾多樣性和可持續性需求有積極意義,而且也是發揮人的自身潛能、實現人的自身價值的平臺。無論是處于生產制造業前端的技術研發、產品設計,還是處于后端的品牌培育、市場營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技術、知識和人力資本的中間投入,尤其是創意產業,更能發揮人的潛能和價值。隨著中國下一階段從工業經濟向服務業經濟的轉型,過去那種以物質資源的硬性要素投入為主的模式,將向以服務等軟性要素投入為主的模式轉變。這不僅是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也是人的自身發展轉型升級的關鍵。應大力依托優勢資源,著力提高物流、金融、旅游、文化、養老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發展水平,促進城鄉居民增收。

第9篇:國民收入范文

關鍵詞:收入分配;政府職能;收入差距;社會公平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5)17017801

1引言

收入分配作為政府的三項經濟職能之一,其最終目標是實現公平,這也是財政收入分配的核心問題,而公平分配既包括經濟公平,也涵蓋社會公平,前者依賴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平等競爭的環境,而后者需要政府在其間進行政策調控。本文就當前中國收入不平等狀況與國家采取的相關政策研究的文獻進行歸納綜述,以期在收入分配領域有一個更深入的認識,現將近年來有關文獻整理綜述如下:

2收入分配起源發展文獻綜述

收入分配一詞遠在古典經濟學時代就曾被加以研究,其中分析鞭辟入里的有兩位學者,一位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李嘉圖,主要討論生產要素的收入分配,即收入的功能型分配,它旨在說明要素價格的形成(汪海濱,2013),另一位是19世紀意大利經濟學者帕雷托,其理論分為規模收入分配或個人的收入分配,它與諸如家庭、個人等小經濟單位的收入分配有關,旨在解釋微觀經濟單位中的收入分配形成和種類,以及最優化的分配方式(賀臻,2013)。收入分配這一概念發展至今,已然成為衡量社會公平的重要指標之一,國內外一些經濟學家運用統計學原理,采用基尼系數、泰爾指數等分析方法,測算不同收入水平的個人或家庭的收入份額占收入總額的比重,以及研究這一比重與經濟發展存在的依存關系。

近年來,中國區域間的收入差距問題受到了廣泛關注,研究思路主要基于兩種傳統理論展開:一種理論是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模型。該理論預測終有一天中國社會主義在將來發展的過程中,如今的貧困地區,與發達地區之間的居民收入分配會趨于同一穩定狀態,因為新古典理論的重要觀點是國家或地區間收入差距將隨著各國或地區經濟增長而逐漸消失(Barror,R.J.,1998)。另一種理論則以庫茲涅茨倒U型假說為核心。U型假說普遍為國外學者所接受,但是,這種研究理論在我國卻頻頻碰壁,遭到不少專家的質疑與批評(紀玉山,1997)。但仍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至少目前是符合倒U假說,并且分析出我國的收入差距還處于其左側的上升期,沒有達到駐點(楊建華,2009)。

3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現狀的評價

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斷擴大趨勢,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我國目前正在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居民收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令人擔心的是這種收入差距卻在連年擴大(1978年為0.18,1988年為0.382,1998年為0.456,2000年為0.458,2008年為0.485),已經超過國際標準0.4的警戒線,因此若不加以控制,不但會影響國民的生活幸福指數,更可能影響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社會一旦出現不穩定情緒,國民經濟也無法正常發展。摒棄各種情感因素之后,會發現人們現在普遍關注的是,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居民收入差距究竟達到如此程度,據此,政府應該采取哪些措施盡力縮小收入差距。

4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成因

造成收入差距的成因有很多,依照我國國情,本文將其歸為四類(劉楊,2013)。

(1)歷史性因素:我國自1953年利用“剪刀差”優勢扶持工業發展,導致農業資本長期投入不足,農業發展受到抑制,這也成為城鄉差距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2)市場性因素:當前我國已成功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相應的分配體制也做出了改變,因此,個人的收入多少很大一部分與個人因素相關,表現在分配上也就有多寡之分。

(3)政策性因素:改革開放初期,為了貫徹“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沿海地區、新型產業得到政府資助較多,而內陸地區、傳統行業缺少政府政策上的傾斜,發展緩慢。

(4)制度性因素: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轉型過程中,由于制度建設的不完善,程序的不規范以及缺乏公共監督等因素,進一步加劇了國民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

5我國財政政策對收入分配效應

(1)稅收:部分學者認為,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明顯,并提出“收入差距是有擴大,但還未形成兩極分化”(高鐵梅,梁云芳,何光劍2007),另有部分學者反對,認為個人所得稅的根本無法起到調節作用,而是“應采取以低收入者為主要目標的財政支出計劃和其他政策措施”(張文春2006)。

(2)財政支出:財政支出究竟在收入分配方面起到

了多大作用,國內學者各自見解不一,有人認為作用明

顯,有人認為沒用作用,還有人認為甚至加劇不公平現象,這仍是一個有待商討的問題。

6總結

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問題應該引起相關部門的高度注意,在專注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不能顧此失彼,這是面對市場經濟無法避免的問題,要求人們更加需要正視它。要實現收入分配公平,必須加強于財政體系的建設,致力于社會制度的完善。

參考文獻

[1]汪海濱.李嘉圖收入分配理論對于我國現階段收入分配改革的借鑒研究[D].福州:福建師范大學,2013.

[2]賀臻.收入分配的帕累托最優標準[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13,(2).

[3]Barro.R.J.宏觀經濟學[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98.

[4]紀玉山.庫茲涅茨倒U型假說[J].社會學戰線,1997.

[5]楊建華.“倒U形”曲線分析[J].浙江社會科學報,2009,(7).

[6]劉楊.調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財政政策研究[D].北京: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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