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社會實踐調查報告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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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村社會實踐調查報告范文

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國將開始實施第三步戰略部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速推進現代化進程，對農業將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國的經濟結構能否順利調整，國民經濟能否發展的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業基礎是否穩固。只有加強農業基礎，確保農產品供給，才能順利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只有加強農業基礎，開拓農業市場，才能支持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

農業效益和農民收入問題不僅關系到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穩定，而且關系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十五計劃綱要提出，必須高度重視農民收入問題，把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作為做好新階段農業和農村工作、原創：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目標。

靠天吃飯是幾千年來中國農民祖祖輩輩唯一的謀生手段，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方式顯然已經不能滿足時代的需要。農業發展進入新階段后，農業生產受到資源和市場的雙重約束，市場風險增加。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國農業將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根據同志三個代表的思想，周家村兩委在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拓寬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領域上做文章。吸引外資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帶領全村人走上了致富之路在產品供求關系發生變化、市場競爭加劇的情況下，必須對農產品的品種結構進行調整，面向市場，依靠科技，進一步加強優質品種的引進、選育、繁育和推廣工作，盡快淘汰和壓縮劣質品種，全面優化農作物品種結構，發展優質高產高效種植業。他們為村民們聯系了南韓的育種辣椒和西瓜，辣椒元畝，西瓜元畝，西葫蘆元畝環繞村子還重了棵柿子樹，每棵樹收入多元，年人均收入元。

雖然取得了這么大的成績，但村兩委并沒有固步自封，他們清楚地知道地，也就種成這樣了，要想再發展農村經濟，還是要想辦法，上項目。我覺得要想拓寬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領域，還要在以下三點上想辦法：

（一）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

鼓勵農民服務組織創新，培育經紀人隊伍，加強農業質量標準體系、農產品質量檢測檢驗體系和市場信息體系建設，加快制訂或修訂農業行業標準和重要農產品質量標準，推廣采用國際標準，創建一批農產品標準化生產示范基地。加強農村市場體系建設，有計劃地興建或擴建一批農副產品批發市場和科技、勞務等要素市場。搞好農業服務，大力推廣優良品種，引導農民發展優質高效經濟作物；搞好對農民的科技教育和培訓，組織技術人員深入到農戶，及時為農民提供技術指導和服務。

（二）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

農業產業化經營，是在堅持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推進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的有效途徑，也是加快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帶動力量。

⒈鼓勵采取公司加農戶、訂單農業等多種形式。要采取財政、稅收、信貸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扶持重點龍頭企業發展。從信息、技術、資金等方面為龍頭企業搞好服務，支持龍頭企業建設農產品生產、加工和出口基地，引進、開發和推廣新品種、新技術，支持農產品加工企業、銷售企業和科研單位帶動農戶進入市場，與農戶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經營機制。合理調整農業生產區域布局，發展特色農業，形成規模化、專業化的生產格局。推進農業機械化，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農產品生產成本。

⒉提高農產品加工水平和效益。農產品的轉化主要是發展畜牧業和水產養殖業。目前，我國農產品加工業水平還很低，通過運用高新技術，實行對初級產品的深加工，還可以為農產品的增長提供極為廣闊的市場空間。要加快農產品加工技術和設備的引進開發，發展農產品銷售、儲運、保鮮等產業，積極促進初級農產品的轉化和加工，不斷開發名、優、特、新品種，搞好優良品種的繁育。

⒊擴大對外開放，發展創匯農業。十五期間，我國將加入世貿組織，要以此為契機，千方百計引進國外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我國農產品結構調整優化和升級。建設農產品出口創匯基地，重點扶持和擴大畜禽、水產品、水果、蔬菜、花卉及其加工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特色產品和有機食品的出口。有計劃地組織勞務輸出，參與國外農業開發、水利工程承包等。（三）積極有序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

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步從種植業向多種經營、鄉鎮企業和小城鎮轉移，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必由之路，也是使農村豐富勞動力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的客觀需要。

⒈向農業的深度和廣度進軍。引導農民更多地從事非農產業，要立足當地資源優勢，重點發展農副產品加工、儲藏、保鮮、運銷等行業，加快改造傳統工業，積極發展商業、運輸、飲食服務、旅游等勞動密集型產業。

⒉發展個體私營企業和鄉鎮企業。通過深化改革，完善機制，充分調動投資者、經營者的積極性，引導鄉鎮企業加快調整產業和產品結構，加快科技進步和體制創新，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名、優、特、新產品，原創：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提高鄉鎮企業的科技水平和競爭能力。

⒊加快發展小城鎮。小城鎮是轉移農民的基地，是二、三產業的載體，對增加農民收入具有強大的帶動作用。有選擇的培育一批重點的中心集鎮，努力在城鎮投資體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小城鎮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

第2篇：農村社會實踐調查報告范文

在此次暑假期間，我對江王村進行了一番實地調查。通過這次深入的調查，我對該村的實際情況有了進一步的、理性的認識與了解，同時也發現了其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該村的經濟主導產業是農業，除此之外并沒有形成其他產業更不用說發展其他產業，因此村民的收入大部分來源于農業收入，并且是“靠天收”的現象。如果年成較好的話那么村民的收入自然就多一點，一旦遇到年成不行的時候，村民的收入就沒有了保障，生活水平就也沒保障。為了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越來越多的村民選擇了“走出去”。隨著外出務工人員增加，留在當地的勞動力也就隨之減少，勞動力的減少繼而引起許多農田旱地的荒蕪。近幾年來由于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的土地被設施建設所壓占。土地被壓占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商機”，村民對當地土地升值的期望越來越高，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賠償費用，村民大多選擇在土地上建房，在一時之間形成了一股“種房熱”，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在一夜之間在原來的基礎上又建起了一個村。大量的拋荒導致了大量的土地資源的浪費，大量的城市建設壓占和私房建設就又引起土地資源的大量減少，這一浪費加之這一減少該村的土地就所剩無幾了。

除了上述存在的土地問題外，村民外出務工還誘發了另外一個問題——留守兒童的生活、教育問題，當然這也是社會上普遍關注的一個問題。

在教育上，該村目前有不少孩子輟學在家，適齡孩子的入學率低，受教育程度低，文化水平低。形成這三低現象的根本原因是村民的思想上出現錯誤。大多數的村民只看到了眼前卻忽視了長遠，他們認為讀書沒有多大用處還要花錢，因而讓自己的孩子放下書包課本去打工掙錢，他們并不知道這樣會誤導孩子的一生，這樣做是完全錯誤的。在生活上，他們得不到很好得照顧，缺乏親情關愛和教育。他們過早的踏入社會，并且形成不好的習慣造成不良影響。

對于存在的上述這些問題我們并不能過于悲觀或者對其視而不見，而是應該樂觀面對并且積極采取措施予以解決。堅持一切從實際情況出發，各個擊破的統籌指導方針。

目前應著力解決的問題就是村民的收入低的問題，這個問題一旦解決好了，村民的收入提高了，那么一系列相應的問題也就解決了。切實做好農民增收工作是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一項重要工作。由此可見，增加收入對農民、農村、農業這“三農”的重要。

那么應如何增加村民們的收入呢？在這里我們必須明白一個道理：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真正的增加農民的收入，才能切實解決收入低的問題。因此發展經濟是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應該大力發展鄉村的經濟。那怎樣才能讓鄉村經濟發展起來呢？

首先，必須調整產業結構，改變以前那種產業結構單一的現狀。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發展其他相關產業，例如漁業、林業等。這樣一來可以充分的發揮和利用交通便捷、臨近湖泊、有大片適宜種植林木的山地、有適足的勞動力等資源優勢，形成多產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局面。相關產業發展起來了必將改變當地農民的收入結構，讓收入來源多元化，增加他們的收入。與此同時這還將促進本地的農民就業，將大量的農民留在本地，外出務工的農民數量也會因此下降。

其次，就是要轉變村民的思想，這一條也是相當重要的。只有從思想上有了根本的轉變才能做到標本兼治，否則一切只是治標不治本。轉變思想就是要改變以前那種輕視教育的思想，就要讓他們認識到接受教育的重要性，讓他們的孩子重返課堂接受教育；轉變思想就要讓他們明白真正的財富是靠雙手勞動得來的，而并不是投機取巧。轉變思想就是要改變以前那種陋習歪風，從而形成一股良好的社會風氣。

最后，就是要增強村民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讓他們明白只要團結一致、齊心協力經濟建設就一定會搞上去。讓他們對將來充滿信心，他們的收入一定會增加，將來的日子一定會好起來。讓他們相信，只要肯誠實勞動，努力付出，他們并不比別人差。

做到了以上的三點，上述這些問題定會得到很好的解決，該村的經濟肯定會有長遠的發展，會上一個新的臺階；該村的生活水平會大幅提高，人民必將生活得幸福美滿；該村的村容村貌也會大有改觀。

總而言之，我相信，江王村的發展前途必然會是一片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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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社會實踐活動調查報告（國有企業改制問題調查）

第3篇：農村社會實踐調查報告范文

一、高度重視、認真組織

假期前，院團委向全院廣大同學發出了《關于開展暑假社會實踐活動的通知》，并印發人手一份的社會實踐活動登記表，各系學生會（分團委）積極響應、認真落實，根據自身專業特點，確定實踐方向，作好動員工作。廣大同學都以認真的姿態對待這次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熱情的參加了社會實踐活動，從而鍛煉了廣大同學的社會交往能力，培養了廣大同學的綜合能力。

二、 緊密結合實際，多形式開展社會實踐活動

今年我院的"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在堅持以往成功做法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各社會實踐點的實際情況，各系因地制宜，根據實際需求開展不同的社會實踐活動。

（一） 從組織形式上看，主要有兩種形式：

1．分散活動。其內容豐富多彩，涉及到社會方方面面。從區域劃分，有農村的、有城市的、有內地、有沿海的；從內容上劃分，有希望工程的，有金融保險的，有房地產開發的，有市場營銷的，有廠礦、企業的內部管理機制的，有科技扶貧、文化教育的，有家教、生產勞動的等等。

2．集體組織。組成社會實踐小分隊，分赴各地開展社會實踐活動。今年共派出6個小分隊和1個大篷車，他們分別是桂林工學院黨員大學生赴河池地區的"三個代表"實踐服務團，電計系赴荔浦縣社會實踐小分隊，旅游學院赴陽朔縣社會調查小分隊，資環系赴桂林柘木鎮社會實踐小分隊，土木系赴興安縣白石村社會實踐小分隊，材料系赴三街村社會實踐小分隊以及由桂林工學院大學生藝術團組成的文藝大篷車。

（二）從社會實踐的類型看，主要有以下幾種：

1．開展便民服務。各小分隊利用當地的圩日在市場上設立家電維修、單車修理、理發等便民服務點，盡己所能，不怕臟、不怕累，以優質的服務贏得當地群眾的稱贊和好評，同時也努力實踐著青年志愿者的精神。

2．開展文化輔導活動或者是法律宣傳與咨詢活動。暑期不僅中小學放假，而且正是夏收農忙時節，中小學生處于無人管理的狀態之中，大學生們將這些學生集中起來，對他們進行文化輔導。

3．開展社會調查活動。如電計系赴荔浦縣社會實踐小組對荔浦縣部分鎮、村產業現狀進行了調查，來分析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并寫出幾分調查報告。

4．開展義務勞動，幫助缺少勞動力的軍烈屬、五保戶收割莊稼。下鄉期間，正值夏收時節，許多軍烈屬和五保戶因家里缺少勞力，莊稼熟在地里而無人收割，同學們積極幫助這類家庭，為他們解決了燃眉之急。

5．文藝下鄉。由學院大學生藝術團組成文藝大蓬車到村鎮各社會實踐基地進行巡回演出，豐富農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

6．開展大學生勤工儉學活動。不少假期未回家的同學在學院的組織下開展各種各樣的勤工助學活動，一方面了解社會，另一方面也解決了自身的生活需要。

7．環境保護。組織學生積極參與"保護母親河"行動，進行生態環境調查，宣傳倡導環抱觀念，治理環境污染，裝扮母親河。

8．考察實踐。我院集中部分學生黨員（干部）、入黨積極分子組成"三個代表"服務團，赴河池地區開展考察實踐活動，加強對黨史、革命史的學習和教育，牢固樹立跟黨走的信心和決心。

9．開展大學生科技活動。今年全院共確定了大學生科研課題一百多項，為迎接11月份我院的科技活動周，提高我院科技學術水平，各個課題小組紛紛利用假期時間收集數據，抓緊實驗。

總之，今年的社會實踐的內容是豐富的，形式是多樣的，以提交報告的總體情況來看，今年暑期社會實踐有幾個特點：（1）社會熱點問題調查；（2）結合專業進行社會實踐。

三、 總結經驗，評比表彰

寫經驗總結、相互交流。提高我院大學生社會實踐的層次和水平。8月份院團委下發了關于暑假大學生社會實踐總結的通知。要求各系分團委、學生會在內部交流的基礎上，對今年大學生社會實踐的內容、方式、特點、規模、效果、存在的問題及對今后大學生社會實踐的意見，提交一分總結報告。同時，在全院將對表現突出的社會實踐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進行評比表彰。并要求各系評選出優秀的社會實踐報告，召開社會實踐交流會，同時，全院共推薦出60多篇不同內容和形式，具有一定層次和水平的社會實踐報告。

（四）經驗和收獲

1．學院各級領導的重視，廣大同學的積極參與，是我院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證。多年來，學院黨政領導把社會實踐活動作為大學生素質教育的重要形式，每年撥出專項經費用于社會實踐，并組成社會實踐領導小組，指導社會實踐活動的展開，并把社會實踐列入教學計劃，形成制度加以保證。全院廣大同學自覺把社會實踐作為了解社會、接觸社會、投身改革、鍛煉才干的重要渠道，積極深入生產第一線，體驗生活。

第4篇：農村社會實踐調查報告范文

關鍵詞: “兩課”教學 實踐教學模式 創新

“兩課”教育要達到預期的育人目的,就必須堅持理論與實際相聯系的原則。構建“兩課”實踐教學模式,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及考試方法,建立實踐教學基地,利用校內校外社會實踐空間組織實地參觀、社會調研、社會考察等,培育學生的實踐精神,形成和提高實踐能力,是促進“兩課”教學緊密聯系實際的重要途徑。

1.改革教學內容

堅持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增強針對性和實效性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須堅持的方針原則。“兩課”作為高校對學生進行思想理論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陣地,當然也應堅持這一原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是一個常講常新的新問題,實際在不斷變化,理論也在不斷豐富和發展,理論所針對的問題在不斷變化,理論所要解決的問題也在不斷變化,所以高校“兩課”教學也必須與時俱進,以變應變才能把握實際,找到理論和實際的切合點,達到增強教學實效的目的。“兩課”教學的改革和發展,涉及課程設置、教材、教師、教學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改革,但這些改革歸根到底必須圍繞增進“兩課”教學效果,實現教育目標這一中心。改革如果脫離理論與實際的結合,無論教學方法怎樣先進,教學手段怎樣現代化,都會將理論教育變成華而不實的屠龍之術,都會窒息理論課的現實生命力。因此,“兩課”教學內容要與時俱進,在保持“兩課”教學內容的穩定性和權威性的前提下,整合優化教學內容,注重科學性、針對性和實效性;整合部分課程的教學內容,避免在內容上的重復;優化教學內容,合理地詳講、略講、不講,讓學生自學等。否則,理論離現實越遠,學生的學習興趣就越減。

2.充分發揮師生多極主體間的交往互動,構建實踐性教學平臺

課堂講授和社會實踐相結合,體現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基本方法。它是學生走向社會,把理論知識與社會實際相結合,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學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一種有效形式。但由于目前解決社會實踐活動的經費來源等還很困難,在人力、物力上都會受到限制,教師不可能搞大規模的社會實踐活動。因此,需要充分發揮師生多極主體間的交往互動,構建實踐性教學平臺。實踐基地的建設應當選擇具有典型性、代表意義,可比較的作為社會實踐教學基地,如建立農村社會調查基地,既要選擇經濟發達、農民生活比較富裕的鄉村,又要選擇經濟不發達、農民生活相對貧困的鄉村;同樣,建立企業社會調查基地,既要選擇公有和非公有大中型企業,又要選擇公有和非公有小企業等,只有這樣才能使學生在比較中提升辨別能力,使他們能更加認清國情,使他們對“兩課”所學理論知識有更加直觀的認識。

(1)建立“兩課”社會實踐基地,組織學生分期分批下去參觀訪問,撰寫小型調查報告或社會現象分析報告,記入學生成績。實踐教學基地的確立,以就近、典型、有特色為原則,典型教育意義突出。便于短期操作,便于與課堂內容及時結合,更容易引起學生的共鳴,容易增強課堂教學的互動性。且方便教師組織、指導,便于學生分組開展活動,也可以保證短時間內就可以完成,不會打亂整體的教學計劃和教學進程。如果難以組織大批學生統一安排社會實踐,可以在各班中選調部分學生代表,分期分批進行,他們要負責把實踐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系統地向全體同學作匯報。另外,還可以配以圖像等方式,增強實地感。如果影響到其他課程的進行,可以利用周末時間進行。但是這種實踐教學模式,需確定一個或幾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實踐教學基地,不是一個部門就能夠獨立操作的,需要學校和學院的配合。如果組織大批學生下去,人數多、規模大,時間安排比較難,還需要配備相應數量的指導老師,需要和其他學院進行協調,另外還需要一定數量的實踐經費。如果利用正常上課時間下去,可能與其他課程發生沖突,需要教務處協調。

(2)在校內開展詩朗誦、教學錄像、演講賽、知識競賽、參觀展覽、撰寫學科論文等社會實踐教學活動。參觀展覽就地取材,隨時可以操作,只要有相關的展覽就可實施。放映錄像、電影的實踐教學形式已經被很多學校采用,具有生動性、直觀性、材料的典型性等特點,而且對“兩課”而言是很好的輔助教學手段。撰寫學科論文是檢驗學生對該課程相關理論學習深入程度的考核手段,不需要經費投入,不和其他課程發生沖突,而且占用的時間比較少,可以邊學習邊思考,逐步積累。如果條件允許,還可以給學生一周時間專心于論文的撰寫,以保證論文質量。參觀展覽、購買影像資料需要學校提供經費等的支持。演講賽、討論和知識競賽,不能調動所有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而且開展的次數不可能很多,因此學生數量越多,相對而言參與的人數就越少,效果越不明顯。

(3)結合假期組織大學生進行社會實踐活動。如:任課教師可與院學生工作處、團委配合布置社會實踐內容和形式,可由學生根據實際自行擬定調查題目,于放假前發放到學生手中,并提出調查的具體要求,開學后學生以調查報告、心得體會等方式遞交小論文,并在全校范圍內組織一次社會實踐報告會。這樣做不僅能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對“兩課”的教學效果也會產生一定的實效,方便易行,能解決目前學生多,難以組織大規模社會實踐活動的難題,是比較經濟一種的實踐教學方式,且符合提高學生綜合能力的素質教育培養目標要求,提高學生學習的自主性。這種模式需要多部門的支持與合作,需要教學管理部門對教學成績管理規定進行調整。因為假期社會調查報告要在新學期開學以后才能出成績,和教務處的成績管理要求脫節。如果能有學校支持,教師可以在期末把試卷成績和平時其他方面的成績先上報學院教學秘書,待開學后一個月之內把成績綜合,上報教務處成績管理部門。這是這種社會實踐操作起來難度最大的地方。

教學目標是實踐教學所欲達成的目的,是實踐教學的終極追求,是主導實踐教學的統帥和靈魂。教學目標不同,所選擇和采用的教學模式也應不同。采用何種模式進行實踐教學,要根據教學內容的性質來確定。

3.改革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加強實踐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

從事任何工作都要運用一定的方法,沒有相應的方法要完成任務是不可能的。我國古代的教育家孔子曾經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同志則把工作方法比喻成“橋”或“船”。他指出:“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拼船就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這都說明,方法是人們為解決一定任務而采取的工具、手段或操作的總和,而教學方法則是人們達到教學目的的手段、工具和途經,也就是在教學過程中為完成教學任務所采取的工作方式和在教師指導下學生的學習方法。對于方法的運用,有自覺和不自覺的區別,完成同一項任務,能夠運用的方法有很多種,但是在諸多方法中,有的可能達事半功倍之效,有的可能達事倍功半之效。科學合理的教學方法,將引導人們有效地實現教學目的,不科學不合理的教學方法將會延緩或阻礙教學任務的實現完成。因此,要堅持“以學生為中心,以掌握知識為基礎,以培養能力為重點,以提高素質為目標”為指導思想,改革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培育學生的實踐精神,使學生形成和提高實踐能力。

4.改革考試方法

“兩課”實踐性教學模式所關注的最終目標是:理論是否能真正運用于實踐,能否真正解決實踐問題。注重培養學生學會運用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認識、理解、觀察、分析問題的能力,能靈活運用所學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因此,考試方法應隨著教學實踐的發展不斷發展創新,改革“偏重知識測試,忽視能力考核”的傳統考試方法,實行“知識與能力并重,注重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考核方式。考試內容除了課程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外,還應包括對基本理論、基本知識進行融會貫通后所內化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提出問題的綜合能力和創新能力。所以命題不能過死,單純記憶性的題目要少,理解說明的題目要少。為了達到靈活運用知識的能力,命題要保持“活”的特色,題型就要靈活多樣。如簡答、填空、辨析、改錯、簡述、判斷、說明、立論、駁論、寫論文等多種形式,從多方面變換不同的角度來考查學生對知識的掌握與運用。

創新“兩課”實踐教學模式,通過社會實踐活動,使學生帶著理論問題走向社會,以理論指導實踐,以實踐檢驗、豐富理論,使理論因實踐的豐富而五彩繽紛,從而強化對“兩課”理論的理解和接受,增強信心,增長見識,鍛煉能力,增強“兩課”教學的實效性。

參考文獻:

[1]穆曉睦.高等院校“兩課”教學的現狀及對策研究[J].成都教育學院學報,2004,7.

第5篇：農村社會實踐調查報告范文

關鍵詞：農林類院校；“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現狀分析；思考

中圖分類號：G64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46-0049-03

“三下鄉”暑期社會實踐活動能夠使農林類院校大學生提高專業知識運用能力、激發學習主動性、提升綜合素質、促進學生社會化等。但由于種種原因，學生參與社會實踐活動存在流于形式、學生參與面較低、針對性不高等諸多問題，妨礙了活動的開展。筆者結合農林類院校實際及自身帶隊參與大學生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的實例，對當前活動的開展現狀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可行性建議。

“三下鄉”是暑期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的主要形式，是指在校大學生利用暑期時間，以個人或團隊形式根據實踐課題送文化、科技、衛生到農村并進行調查研究的活動。多年以來，暑期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日益受到重視。2012年1月，教育部等部門《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校實踐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見》（教思政[2012]1號）要求充分認識高校實踐育人工作的重要性，統籌推進實踐育人各項工作，文件的下發表明，黨和國家足夠重視大學生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工作的開展，也充分肯定了“三下鄉”實踐活動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的重要作用。“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各農林類院校也響應政府號召積極開展“三下鄉”實踐活動，并且一直以突出專業學科為特色，走在各大高校開展社會實踐活動的前沿。通過這樣的活動，農林類院校大學生將專業知識與“三農”問題緊密結合起來，在激發了其學習主動性的同時提高了自身的綜合素質能力。

一、農林類院校大學生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重要性

眾所周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農林類院校大學生在校期間，通過參與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可以進一步了解我國農業、農村、農民的實際情況，提升專業知識的運用能力。

1.增加農林類大學生的專業歸屬感，實現雙贏局面。從“三農”角度考慮，目前，我國農林科技人才匱乏是急需解決的問題，農林類院校大學生在畢業后不愿意回到基層工作，就是因為他們對“三農”問題沒有深層次的了解。在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中，學生通過下鄉就農業對農村進行考察、就農情對農民進行訪談、就專業知識開展宣講會等一系列活動，更直觀地感受和認識農林類專業的特色及這些專業在國家高度重視“三農”問題的政策導向中的優勢。

2.激發農林類大學生的學習主動性，提高實踐能力。很多農林類院校學生由于對所學專業缺乏正確的認識，認為農林類專業沒有一個好的就業前程，所以在校期間，很多學生寧愿選擇轉入金融學等當前較為熱門的專業，或者對所學專業抱有一種輕視的態度。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使農林類學生意識到我國國情、社情、農情的發展需要他們以及幫助他們看到自我價值所在，從而使這種心理上被重視的滿足感轉化為實際中對于專業知識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在暑期“三下鄉”活動中，農林類院校學生培養了遇事思考、勤于動手、善于溝通等多方面實踐能力，提高了自身綜合素質。

由此可見，農林類院校大學生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是十分重要的。

二、農林類院校大學生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現狀

（一）農林類院校大學生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優勢

1.突顯專業學科的特點。近年來，國家對“三農”問題愈發重視，當代大學生作為祖國未來的接班人，更應該堅持貫徹落實“科技下鄉、服務三農”的口號，而農林類院校的學生更是首當其沖的。農林類院校專業主要包括農學、茶學、林學等，雖然隨著高等教育普及化，農林類院校也逐年增設了文學及理工類專業，但相較于其他院校而言，農林類專業仍是農林類院校的優勢專業。在需要學生深入農村進行服務的“三下鄉”活動中，農林類院校的學生更能夠學以致用，將所學專業知識運用到實踐中來，在提升專業技能的同時為服務三農盡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農林類的大學生相對于其他院校而言，在學科專業等方面更有優勢。

2.具有吃苦耐勞的精神。相對于金融、計算機等熱門專業而言，農林類專業學雜費用較低，并且獎助學金比例較高，因此，很大一批來自農村家庭的子女在升學時會選擇農林類院校就讀。他們大多不是獨生子女，由于生活環境的差異，相較于生活在城市家庭中的學生，他們更愿意走進基層服務農村，更具有吃苦耐勞的精神，并且對農村有著與生俱來的喜愛感。

3.擁有豐富的實踐基地。大學生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長期穩定有成效的開展下去，必須通過院校的力量與當地村委進行聯系，通過定期開展活動加強雙方的溝通，多方式地豐富實踐內容。農林院校一般都處于城市的城鄉結合部，面積較大，在校園內或校園附近有許多農村社區，且具有一定面積的農林實踐基地。這樣一來，學生省去了舟車勞頓之苦，同時也節省了活動時間。在“三下鄉”活動開展的時候，農林類院校的學生更有機會進入有合作的基地進行實踐，不僅能夠方便管理，而且可以讓更多學生參與到活動當中。

（二）農林類高校大學生參與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不足

1.“三下鄉”實踐活動流于形式：一方面，目前仍然有個別高校對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在活動中期對學生采取流放式的管理，少過問甚至不過問，活動后期又急于追求實踐成果的宣傳，實則毫無意義。另一方面，“三下鄉”活動時間較短，在交通上費時費力，又考慮到暑期的特殊天氣，學生走到實踐地點時已經筋疲力盡，對實踐的熱情度早已降低。因此在實踐過程中，學生不積極、不主動，大多流于形式，走個過場，實踐過程中大多存在懶散、消極的狀態，甚至存在很大一部分學生僅僅為了完成任務而在實踐單位蓋章，并未達到思想教育、培養綜合素質以及促進社會化的最終目的。

2.“三下鄉”實踐活動學生參與面不廣。調查表明，參加過“三下鄉”活動的人數較少，約有2/3的在校大學生沒有參加過這項活動。由于暑期“三下鄉”需要的活動資金較大，參與人員不便于管理，組織活動存在一定困難，因此，各大高校或學院組織的“三下鄉”活動不僅隊數有限，而且每隊人數有限，導致能夠獲得機會參與的同學寥寥無幾。同時，為了在實踐活動中能夠取得一定成果，院校往往挑選一些成績較優異或者組織能力較強的學生干部組成核心團隊，而忽略了其余學生參與“三下鄉”社會實踐時所需要的幫助與支持，這樣就導致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學生參與面較低的局面。

3.“三下鄉”實踐活動針對性不強。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強調實踐與大學生自身專業知識相結合，開拓一些有利于學生學以致用的實踐基地，而不是僅僅局限于掃盲和衛生宣傳上，要把掃文字盲和掃意識盲結合起來，把物質扶貧和精神扶貧結合起來，把送文化下鄉和送文明下鄉結合起來。而當前大學生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同時由于缺少老師的指導，實踐過于盲目，往往局限于只是挑選了一個較為簡單普遍的主題，進行了粗略的調查研究，而沒有根據所學專業進行針對性的實踐，所以得到的調查結果對“三農”問題而言用處不大。

我們要正確地認識到農林類高校大學生參與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不足，這樣以后才能更好地開展社會實踐活動。

三、改進農林類院校大學生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的建議與思考

（一）健全保障機制，保證農林類院校學生參與“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效果

健全農林類院校學生參與暑期“三下鄉”實踐活動的保障機制需要從制度、人員和資金三個方面落實。首先，農林類院校需要高度重視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對學生的教育意義，成立專項領導班子，每年撥付固定資金以保障活動的順利開展。其次，政府應該給予學校政策和資金的支持，讓農林類院校能夠擴大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開展規模，以確保更多大學生能夠有機會參與到實踐中來。最后，院校也可結合本校實際情況，與當地企事業單位聯系，通過幫助企事業做宣傳或學生進行自愿無償服務等形式得到資金或物質資助，建立“共贏”的長期合作關系。

（二）加大指導力度，確保農林類院校學生參與“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實效性

由于“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地點各異、時間不一、形式多樣等原因，對于參與實踐的學生不便管理，因此，在鼓勵學生參與實踐的同時，也要做好相應的指導工作，每支“三下鄉”實踐隊伍都要安排指導老師。由于“三下鄉”社會實踐的時間一般不會很長，學生應進行每一階段的成果匯報，在活動中如果遇到了專業方面的困難，可以及時與指導老師商量解決辦法，這樣可以避免學生在實踐中由于解決問題方式不正確而做無用功。有了學校和老師的大力支持，學生參與暑期“三下鄉”實踐活動的效果會進一步提升。

（三）發揮新媒體作用，增加農林類院校學生參與“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積極性

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流于形式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農林類院校學生自身對社會實踐的認識存在誤區，因為還未走出校園進入社會，學生對于實踐的思考層面僅僅局限于參與之后可以給自己帶來哪些實質性的好處，而不是自主地意識到社會實踐對于自身能力會有怎樣的提升。因此，農林類院校在平時的教學工作當中就要有著重點地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同時政府可以通過多個平臺宣傳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如開展社會實踐動員大會；利用新媒體（微博、QQ、人人等）平臺展示“三下鄉”活動成果并分享學生的活動感悟，促進交流；舉行暑期社會實踐調查報告、攝影、感悟等方面的比賽。以湖南省為例，政府利用近年來網絡宣傳發展迅猛的優勢，已連續多年通過網絡新媒體舉行暑期社會實踐成果展等活動，不僅擴大了宣傳社會實踐的力度，相應的也增加了學生的參與積極性。

綜上所述，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對農林類院校學生發展以及“三農”問題而言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通過活動能夠使學生對中國國情擁有全新的認識，改變其價值觀，培養其主動走進基層、投身服務農村的事業中來。但是要使活動意義更加彰顯，仍需要農林類院校進一步聯合多方支持，開拓創新、與時俱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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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江林.深化大學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芻議[J].現代教育科學，2009，（6）.

第6篇：農村社會實踐調查報告范文

關鍵詞：農業經濟管理；專業建設；課程體系；教學環節

隨著選聘高校畢業生到農村任職政策的實施和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深入，農村基層將成為農業經濟管理專業畢業生的主要就業去向之一。

農業經濟管理專業發展前景廣闊，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全面展開，需要一大批了解農村、熟悉農村經濟，服務一線的專門人才和創新型人才。但高職農業經濟管理專業現行課程體系明顯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加強高職農業經濟管理專業建設，提高辦學水平和教學質量，為地區新農村建設提供人才儲備和咨詢服務的工作已迫在眉睫。

一、高職農業經濟管理人才培養方向的確定

高職農業經濟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是：培養適應21世紀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德、智、體全面發展，基礎扎實、知識面寬、能力強、素質高、適應面廣，富有創新精神，掌握農業經濟管理的理論和方法，能夠從事農業企業或鄉鎮企業管理的專門人才。具備系統的管理科學和經濟科學的基礎理論和相關的農業科學基礎知識，掌握農業經濟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能在各類農業企業、村級、鄉級政府部門從事經營管理、市場營銷、金融財會等方面工作的專業人才。培養掌握現代農業經濟管理的基本理論和管理技能，從事農業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微觀經濟管理和服務的中、高級管理專門人才。

二、對高職農業經濟管理專業學生的要求

通過近年來我們所作的調研，用人單位對學生能力和素質的要求包括：專業技術能力、外語應用能力、計算機應用能力、敬業精神、誠信、事業心和責任感、積極主動、組織管理能力、團隊合作精神、吃苦耐勞、創新能力、適應能力、競爭意識、職業道德、分析與解決問題能力、身體素質。其中最強調敬業精神和吃苦耐勞。

要加強基礎知識、基本理論和基本技能的訓練，特別強調實踐教學環節的內容，加強學生素質教育，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學生要學習先進的思維方式，為培養創新型、技能型人才打下扎實基礎。學生要能以文字表達自己的觀點，能在字里行間體現出學生的素質和風格。要能以口頭方式充分表達出所思所想，把自己的觀點以優美流利的語言表達出來。要能思、能說、能寫，還要能做，要能在社會生活實踐中獨立地解決問題，具備實踐中的操作動手能力。

農業經濟管理專業學生必須考取對應的職業資格證書，涉農企業要求現在的很多崗位都必須是持證上崗，比如：搞會計工作的人員必須要有會計從業資格證；搞營銷的要有營銷資格證書，搞農村收購的農村經紀人員也要有經紀員資格證，從事企業管理的可考職業經理人資格等等。學生在校期間考取了資格證書，為今后從事某專業工作提供有利條件。

三、高職農業經濟管理專業課程體系設計

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是實現人才培養目標的關鍵，其設置的合理與否，直接關系到學生掌握知識的結構、學識的深淺和能力的強弱，關系到學科的發展方向及其能否順利發展。對農業經濟管理的課程體系進行整體優化，需充分考慮基礎課與專業課、理論課與實踐課、必修課與選修課的科學配置，體現學生知識、能力、素質協調發展要求，注重培養學生創新能力，構建適應創新意識、創業能力培養所需要的課程體系。

課程體系設置由公共基礎課、專業課、公共任選課三大部分構成（見圖示1-1課程體系設置）。公共必修課包括思政課、語數外、計算機、體育、就業創業指導、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衛生與健康、安全消防、形勢與政策等。公共任選課開設素質類課程，意在提高學生文化素質個人修養。專業課分為專業基礎必修課、專業必修課、專業選修課三部分構成。

四、高職農業經濟管理教學內容的改革

農林經濟管理是涵蓋農業、經濟、管理三大學科的寬口徑專業，在計劃經濟時期，農業經濟管理專業的課程體系是以農業經濟學為主線，重視經濟學課程，輕視管理學課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后，企業逐漸成為接納畢業生就業的主體，以往偏重于政府需要的經濟理論分析型的人才培養模式已經明顯不符合社會需求。對農業經濟管理專業課程體系作出調整，增加管理類課程的比例顯得尤為重要。高職農業經濟管理專業可設置的專業方向有：會計電算化 、農（畜）產品營銷。專業核心能力為：農業經濟調查分析及市場營銷、財務核算技能。專業核心課程與主要實踐環節課可開設：農業經濟基礎、農業技術經濟、農產品加工概論、管理學原理、市場營銷、財務管理、經濟法、農村社會經濟統計、農村財政與金融、農業經濟調查、會計核算模擬訓練、市場營銷綜合實訓、畢業頂崗實習等，以及各校的主要特色課程和實踐環節。

改革課程教學內容和方法，要加強新教材建設，積極選用農業經濟管理專業的學科規劃類教材、面向二十一世紀教材，鼓勵教師主編或參與規劃教材編寫，使課程內容充分反映學科的新發展、新要求。要加強基礎知識、基本理論和基本技能的訓練，特別強調實踐教學環節的內容，加強學生素質教育，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先進的思維方式，為培養創新型、技能型人才打下扎實基礎。

五、教學環節和教學手段的完善

不斷改革現有教學方法、手段，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結合不同課程特點，合理規劃每門課程的理論教學與實驗、實訓的課時，宜實驗、實訓的就安排實驗、實訓，宜理論教學的就安排以理論為主，兼顧實驗、實訓。課堂教學推廣以案例教學為主要內容的現代管理教學方法。案例教學的主要方式是根據農村、農業職能部門、企業具體實際，讓學生自己去規劃農村、企業的發展。在教學過程中，理論部分由教師講授，由教師統一出案例題，學生課下自己找資料、去思考和設計方案，回到課堂上，教師選擇幾種有代表性的案例進行分析。在案例教學中融入暢談式教學方式，暢談式教學使學生如魚得水，讓學生自己闡明觀點，在課堂上以學生為主體，進行案例的討論，借助學生間的知識互補、信息刺激和情緒鼓勵，形成良好的互動效果。案例沒有統一的標準答案，這樣學生就不會被條條框框束縛住，通過暢談，探索更好的答案。

充分利用第二課堂，開展豐富多彩的比賽、競賽活動，例如開展演講比賽，每個學年舉行一次，要求以班為參賽單位，先在班內進行選拔組隊，再在全系范圍內進行淘汰賽，以提高學生的應對能力，提高學生文化素質個人修養，加強學生素質教育，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先進的思維方式，為培養創新型、技能型人才打下扎實基礎。

六、農業經濟管理專業實習基地建設

建設農業經濟管理專業實習基地意義重大，選定農業經濟管理專業實習基地的依據，必須在農業和農村領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城鎮化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民主建設等方面，選擇有突出代表性的地方，作為選定建設實習基地的重要依據。另外，實習基地共建單位還應廣泛包括涉農企業、鄉鎮政府和事業單位等等。

開展學生的社會實踐活動，讓學生在實踐中提高自己的能力。利用寒暑假時間，要求學生深入到農村、企業和部門開展調查研究，寫出調查報告，并開展指導與評比工作，將學生成績計入綜合素質評價體系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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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學鋒：基于工作過程導向開發高職課程的"3343"模式[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08年第19期。

第7篇：農村社會實踐調查報告范文

【正 文】

環境史是在戰后現代環保運動推動下所產生的歷史學的一個新的次分支學科，其研究對象是歷史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以及以自然為中介的各種社會關系。由于研究對象非常復雜，環境史的興起，就為從事跨學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機。傳統上，人文社會科學以人和社會為研究對象，而自然科學則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環境史的出現，則為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融合，也為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合作搭建了橋梁。跨學科研究方法，也就成為環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復雜的研究對象

對環境史這一領域而言，跨學科研究不是一種奢侈，而是一種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與自然本身及其相互關系的復雜性，以及環境問題本身的復雜性。

環境史學之所以要采用跨學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環境史學研究對象的兩大組成部分——人與自然——都非常復雜。

環境史學中的人，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會的雙重屬性。作為自然進化的產物，人的自然屬性決定了他一刻也不能離開自然而生活。但人又具有社會屬性，他可以通過自身的活動對自然進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對自然的干預和改造，必須遵循自然規律，而決不能恣意妄為，否則只會適得其反。既然人對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對自然的態度，人圍繞利用自然所產生的各種社會關系是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那么，環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鑒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考古學、政治學、法學等研究領域的成果。免費論文

環境史學所謂的自然，并非是指整個宇宙和銀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殼在內的整個地球，而只是指對人類有意義、與人類直接發生關系的地球表面。按照詹姆斯的定義，“地球表面是指從地面向下人類能夠穿透，和從地面向上人類通常能夠達到的一個圈帶”（注：普雷斯頓·詹姆斯：《地理學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頁。）。地球表面通常被人們劃分為巖石圈、大氣圈、水圈、生物圈。這幾個圈層相互交接，彼此之間不斷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物質、能量的交換并不是簡單的轉移，在這一過程中，又會復合出大量新的物質。既然環境史學家要把自然重新寫入歷史，那么，他們要認識和了解自然，就應該涉獵地質學、生物學、生態學、氣象科學、水文學、物理學和化學等學科的一些基本知識，盡管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自然的復雜性就在于它是一個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對局部的人為干預往往會牽一動百，其后果人類根本無法預料。在對待野生動物方面，美國就留下過慘痛的教訓。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獵殺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滅絕，而狼則開始以牛羊等家畜為捕食對象，人們則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殺狼群，甚至在國家公園里也沒有了狼的蹤影。只有在失去之后，人們才懂得珍惜，人們漸漸發現了狼的存在對于保持自然界生態平衡的可貴。狼只有依靠群體的力量，才能捕殺比它們大得多的草食動物，而且捕殺的往往是老幼病殘的動物。對公園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傷害的鹿中，有58％是6歲或年齡更大的鹿，而這個年齡組的鹿只占鹿的總數10％。這個事實說明了，狼所要消滅的正是應該消滅的部分。這些鹿大都已經老了，病殘了，喪失繁殖能力了，它們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資源。消滅它們在客觀上就是強壯了鹿的種群和保護了鹿的食物資源，對其他的草食動物也是如此”。此外，狼在食取獵物時，總會剩下骨頭等殘渣剩屑。而這些也都不會浪費，會成為狐貍、禿鷲、鷹、烏鴉等的食物。沒有狼以后，這些動物就很難度過冬天。所以在動物學家的眼里，狼是一種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個草原和森林生態系統中不可缺少的動物。正如美國狼基金會主席阿斯金所說：“黃石公園若沒有重要的肉食動物，就像一個鐘表沒有發條一樣。”除此以外，狼的滅絕也導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黃石公園內的野牛，數目就約有3500頭，數量已經有點過剩”，它們“經常跑出公園騷擾私人牧場，不僅破壞牧場的圍籬，牧場主人更擔心野牛身上帶有的‘布魯斯桿菌’影響牲畜的生長”。在這種情況下，公園管理部門于20世紀90年代以每只20多萬美元的價格從加拿大引進了一批灰狼，通過自然的食物鏈，來達到控制野牛數量的目的（注：理查德·福特斯：《美國國家公園》，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頁。）。

環境史學所以要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環境問題本身的復雜性所決定的。所謂環境問題，是指主要由于人類活動導致環境質量下降，從而反過來對人類的生產、生活和健康產生不利影響的那些問題。環境問題的產生，與人類對自然的了解支離破碎，對人類行為的后果缺乏整體認識有直接關系。人類在處理環境問題時，往往一葉障目，顧此失彼。美國著名環境問題專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閱讀經濟學家、林學家、工程師、農學家和生態學家的分析報告時，有時很難相信他們所談的竟是同一個國家。專家們的行動往往都體現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工程師們接二連三地修建水壩，但卻很少注意上游地區的耕作習慣和濫伐林木的情況，而這些會影響河流的含沙量并決定水壩的壽命。農業經濟學家利用精細的計算機化的模式去設計遠期的地區性糧食生產方案，卻沒有注意到作為根基的土壤質量的不斷惡化和被毀從而頻頻發生水災等問題。水源專家在沙漠邊緣開鑿水井而沒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規模，造成過度放牧，并產生一片片新的沙漠。那些必須在農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樹護林的林業管理員，只受過植物學和造林學方面的訓練，而沒有在農村社會學方面受到良好的訓練；種上才幾個星期的樹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壞。”（注：E. P. 埃克霍姆：《土地在喪失——環境壓力和世界糧食前景》，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頁。）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自然、社會本身及其相互關系的復雜性，對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往往缺乏認識，這與條塊分割的學術體系有很大關系。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為各個部分，把各種自然過程和自然對象分成一定的門類，對有機體的內部按其多種多樣的解剖形態進行研究，這是最近400年來在認識自然界方面獲得巨大進展的基本條件。但是，這種做法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習慣：把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和各種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宏大的總的聯系去進行觀察，因此，就不是從運動的狀態，而是從靜止的狀態去考察；不是把它們看作本質上變化的東西，而是看作永恒不變的東西；不是從活的狀態，而是從死的狀態去考察。”（注：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頁。）而100年以后，英國學者斯諾則提到，西方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文化，它們分別以人文學者和自然科學家為代表，這兩種文化的分裂和對立將人類置于危險的境地，社會在飛速前進，但不知會將人類帶往何方。人類內心的困惑、迷茫與緊張就恰如狄更斯在《雙城記》開頭的一段話所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壞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新紀元，那是懷疑的新紀元；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絕望的冬天。我們將擁有一切，我們將一無所有。我們直接上天堂，我們直接下地獄。”（注：狄更斯：《雙城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

人類在戰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趨嚴重的環境危機。環境問題“主要是由自然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層性的特征”（注：金玲、肖平：《關于資源與環境問題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導報》1994年第3期，第40頁。）。環境危機的整體性和復雜性，使任何單一的傳統學科在危機面前都捉襟見肘，力不從心，這就使跨學科研究成為必需。恰如有學者指出，“環境問題顯然不屬于社會科學任何學科獨有的研究領域，沒有哪一門學科足以為探討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觸交往提供一種恰當的、獨一無二的認識論；也沒有哪一門學科可以宣稱它專以環境問題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事實是，存在著一個無形的學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門傳統的社會科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法學、行政學和地理學。其中每一門都能為某些特點的課題提供線索，此外更有許多廣泛的范圍，需要跨學科和多學科的研究和對話。”（注：薩利·M. 麥吉爾：《環境問題與人文地理》，《國際社會科學雜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27頁。）

自戰后以來，對環境問題的跨學科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這集中體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機構發起的一系列跨學科、跨國界的環境研究與教育計劃。國際生物學規劃(IBP， International Bio Program)于1964年開始執行，它重在研究各類生物群落的結構功能與開發利用。人與生物圈計劃(MAP，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圍內開展的一項大型國際科學合作項目。它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結合起來，著重研究人類活動對自然生態系統及生物圈的影響，為改善人與環境的相互關系提供科學依據。其目的在于通過全球性的科學研究、培訓及信息交流，為生物圈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與保護提供科學依據，同時為各國自然資源的管理培養合格的專門人才。此外，大型的環境跨學科合作項目還包括國際地圈與生物圈計劃(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和“全球環境變遷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計劃”(HDGEC，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前者由國際科學聯盟委員會(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開始執行，旨在探明全球環境變遷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則力求了解全球環境變遷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關學科的影響

環境史既然以歷史上人與自然的關系為研究對象，跨學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這也并不意味著，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對環境史的影響就可以等量齊觀。相對而言，生態學、地理學、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環境科學對環境史的影響就更深刻明顯。

生態學作為環境史學的理論基礎之一，其影響自不待言。而在美國以外，環境史多脫胎于地理學，尤其是人文地理學。至于環境科學對環境史的影響，則散見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環境史與生態學、地理學、環境科學的聯系，可以參閱梅雪芹等學者的文章。梅雪芹曾經撰文指出，地理學、生態學、環境科學和環境史雖然都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但側重點及研究角度則存在差異，這幾個學科的關鍵要素分別是“空間地域”、“生態適應”、“環境質量”和“人類文明”，這種區分“可以使人們更好地把握各自所應承擔的學科任務”（注：梅雪芹：《環境史學論綱》，《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思想與環境史學》，載梅雪芹：《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文蕙：《環境史和環境史研究的生態學意識》，《世界歷史》2004年第3期；高國榮：《什么是環境史？》，《鄭州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筆者也比較認同上述見解。考慮到學界已有的成果，這里僅簡單介紹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政治學對環境史的影響。

環境史之所以要借鑒經濟學的成果，主要是因為“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分配給不同的個人”，“經濟學的雙重命題就是稀缺和效率”（注：韓德強：《經濟學是什么？》，《讀書》2001年第2期，第34—35頁。）。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主要是通過生產、交換及消費同自然發生聯系，并以生產和分配為基礎形成種種社會關系。圍繞經濟活動所形成的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恰恰是環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層面。這就使環境史和經濟學聯系起來。

環境史和經濟學之間的聯系，還在于經濟學和生態學有相通之處。這主要表現在：從詞源上看，經濟學和生態學具有共同的希臘語詞根oikos，該詞根都與“家”有關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園的科學，生態學側重于家園內部生物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而經濟學則處理“家庭中的家務及其日常的活動和管理”（注：唐納德·沃斯特：《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34頁。）。從歷史上看，經濟學，尤其是古典經濟學，一貫強調資源的稀缺和總量有限，這與生態學家的主張不謀而合。在18世紀法國的重農學派那里，“農業是財富唯一可靠的來源”（注：麥克邁克爾：《危險的地球》，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頁。），而馬爾薩斯強調人口對食品供應的無情壓力；李嘉圖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價值而導致的“停止狀態”；杰文斯則擔憂燃料耗盡，“在那個時代，經濟學曾經有一個綽號，叫‘陰郁科學’”（注：戴維·S. 蘭德斯：《國富國窮》，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頁。）。從經濟學發展的新動向來看，形成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環境經濟學，已經受到了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環境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赫爾曼·戴利認為，人類經濟系統是自然經濟的一個子系統，所以經濟的規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以內。恰如自然系統演化不斷趨于穩定，經濟的穩定狀態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注：赫爾曼·E. 戴利和肯尼思·N. 湯森：《珍惜地球：經濟學、生態學、倫理學》，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頁。）。

但經濟學與生態學對待人類—環境系統的態度有非常明顯的差異：經濟學總是傾向于把“物質財富當作人類活動所要達到的目標，那么人類征服自然就是實現了人類的使命”，而生態學強調“極限而不是不斷增長，強調穩定而不是不斷開發”；在時間尺度上，經濟學“注重資本的周轉，而生態學則要考慮生態系統和有機體的演化”（注：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人類—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性》，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314頁。）；從世界觀來說，經濟學家往往比較樂觀，而生態學家則往往比較悲觀。經濟學家樂觀的理由就在于他們相信市場和科技的力量，他們相信市場會自主調節資源分配，而科技能夠不斷發現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資源，因此增長沒有極限。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國經濟學家西蒙，他曾經寫過一本題為《沒有極限的增長》的著作。而生態學家則立足于自然提供資源的生產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凈能力的有限性，認為增長不可能無限持續下去。

在有關科技作用的現實爭論中，經濟學家和生態學家的觀點往往針鋒相對。在《自然不可改良》一書中，“巴西環保運動之父”盧岑貝格就大量介紹了他所耳聞目睹的一些爭論。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學專家)曾在和一位經濟學家談話時說到：“如果我們科學家必須告訴你們，我們不能簡單地發明出你們所要的技術時，您會怎樣？”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總是有限度的，與發明并生的還可能有負面問題。但這位經濟學家卻認為金錢和市場萬能，他說：“我會付給您雙薪。”還有一次，盧岑貝格在參加有關能源危機的會議時，一位工程師批評環保主義者“對于市場巨大威力一無所知”，這位工程師同時聲稱，“如果可以賣得好價錢，石油是可以從我們的煙囪和汽車排氣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產出來的。”（注：何塞·盧岑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74頁。）

迄今為止，經濟學家往往在和生態學家的爭論中勝出，盡管政府和公眾接受了生態學家的一些建議，但前提是不能在經濟上付出太大代價。經濟增長依然被作為判斷政府政績的主要標準。經濟學家受到更多擁護的理由還在于，“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強加的代價則主要是未來的”（注：小約翰·B. 科布：《論經濟學和生態學之間的張力》，《國外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環保工作在未來是否能夠順利推進，與公眾環境意識的有無與強弱有直接關系。在傳播和弘揚環境意識方面，在說服公眾自覺按照環境保護的要求來規范言行方面，環境史學能夠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

環境史受社會學的影響也很明顯。這首先是由于歷史學和社會學之間的密切聯系。它們“都涉及整個社會和一切人類行為，從這一點看它們必然是知識的伙伴。我們可以視社會學為研究整個社會的科學，著重概括社會結構；歷史學是研究不同時期人類社會的科學，著重探討其間的差異以及各個時期社會的變遷。兩種方法相輔相成，變遷寓于結構；結構包含變遷”（注：彼特·勃克：《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的淵源》，《國外社會科學情況》(南京)1990年第5期，第26頁。）。社會學注重社會調查，較多地依靠社會調查這種手段獲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礎上，探尋一般規律，提出理論分析模式。這恰恰可以為歷史學取長補短。

其次，環境史與社會學的聯系，還在于社會學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視。一般地講，“社會學的目的是要通過對現實進行宏觀(結構的)及微觀(社會心理學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對社會的一切體制作出綜合性分析。為了對社會諸關系進行整體考察，社會學家必然要對人類取得生活資料的方式，以及社會及其賴以生存的資源之間相互關系提出許多問題”。但社會學的人類中心傾向，又使社會學家往往相信人與自然之間具有良好的調節和適應機制。社會學對這一傳統觀點的突破，部分體現在社會學內部衍生出的一個新分支，即環境社會學。在環境社會學家看來，至少在當前，人類與環境的關系已經趨向于失衡，經濟擴張引起的生態破壞還在加劇，解決環境危機，需要人們改變對環境的傳統觀點（注：弗雷德里克·H. 巴特爾：《社會學與環境問題：人類生態學發展的曲折道路》，《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頁。）。

再次，社會學對環境史的影響，還表現在城市環境問題、環境正義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成為美國環境史的主要內容。社會學家更加關注現實生活中的環境問題，撰寫了有關這方面的大量社會調查報告，比如“理科遜在1974年曾對100多家工廠進行抽樣調查，了解已經實施污水控制法的企業對環境問題的態度；莫洛奇曾詳細考察過巴巴拉納地區官員和居民對當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應，重點研究許多居民由此產生的‘激進化’傾向”（注：《環境社會學研究縱橫談》，《中國環境報》1988年9月15日。）。而且許多研究報告顯示，“種族、民族以及經濟地位總是與社區的環境質量密切相關，與白人相比，有色人種、少數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著不成比例的環境風險”（注：洪大用：《環境公平：環境問題的社會學觀點》，《浙江學刊》2001年第4期，第67頁。）。可以說，這些調查報告的公布與發表，對環境正義運動的興起，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當城市環境、環境正義進入環境史學家的視野之后，階級、種族、性別等分析方法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環境史學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采用，并帶來了環境史和社會史的融合。

環境史與文化人類學的關系也異常密切。這一點已經為沃斯特、懷特等許多環境史學者所指出（注：唐納德·沃斯特：《作為自然史的歷史：理論與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歷史評論》(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懷特：《土著印第安人與環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載W. R. 斯瓦格蒂：《學者與印第安人的經歷》(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懷特：《環境保護主義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載康韋、凱尼斯頓、馬克斯：《土地、空氣、火和水：對環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馬薩諸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麥克尼爾、麥茜特：《世界環境史百科全書》(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紐約2003年版，引言，第xiv頁。）。人類學是一門研究“人類自身的起源和發展，以及人類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發展規律的科學”（注：梁釗韜：《人類學的研究內容與作用》，中國人類學學會編：《人類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頁。），依照這兩部分研究內容，它又可以分為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支。其中，文化人類學又衍生出考古學、民族學、生態人類學等次分支學科。“人類學從其形成到現在，經歷了以研究進化為主到以研究行為及習俗為主的重心轉移”（注：周大鳴：《現代人類學》，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第7頁。）。在19世紀人類學的形成時期，許多人類學家特別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尤其是地理、環境和氣候對人類社會和文化的決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進化論的影響，人類學長期研究人對不同環境的適應，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會。到20世紀40年代以后，“人類學逐漸對較復雜的鄉民社會產生興趣”，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人類學的視野也開始轉向對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鳴：《我們從歷史走來》，周大鳴編：《二十一世紀人類學》，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頁。）。在人類學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決定論逐漸被或然論所取代，后者強調人類與環境的穩定的或動態的關系。這一觀點被斯圖爾特表達得最為充分。在他看來，環境和文化不是分離的，而是包含著“辯證的相互作用……或謂反饋或互為因果性”，“環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環境在人類事物中的作用是積極的，而不僅僅是限制或選擇”，同時，“在反饋關系中環境和文化的相對影響是不同等的”，“有時文化起著積極的作用，有時環境又占上風”（注：唐納德·L. 哈迪斯蒂：《生態人類學》，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頁。）。對環境和文化關系的一貫重視，及其或然論主張，使人類學與環境史結下了不解之緣。

人類學對美國環境史的發展功不可沒。首先，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之后，環境與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類學家推動的。盡管美國西部史學家韋布和馬林已經開始從環境、生態角度分析歷史問題，但這一傳統沒有能夠在美國歷史學家中繼續下去。沃斯特曾著文指出，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維塞勒(Clark Wissler)、朱利安·斯圖爾特(Julian Steward)、羅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和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發展和完善從生態角度解釋文化進化的理論方面做出了積極貢獻，認為環境史學家應該向人類學家學習。其次，人類學流派眾多，其寬廣的研究視野對環境史學也有較多的啟發。文化生態學強調環境與技術的相互作用，著重研究技術、人口、能源和社會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生態人類學家則將生態系統、生境、棲息地、適應等生態學概念應用于人類社會的分析。歷史生態學則通過景觀變化來重建過去的生態。而人類考古學則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圍內人對古代環境的影響，對火的使用、動植物的馴化、城市化、集約化生產、傳染病、氣候波動和火山爆發的影響等許多問題都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而社會和文化生態學對環境史的貢獻則在于人種學和歷史分析，它研究的問題包括土著的自然觀、自然的文化建構、人類影響的第二自然、長期適應和持續發展的可能性，環境政治和環境正義等許多方面（注：克雷希、麥克尼爾、麥茜特：《世界環境史百科全書》，引言，第xiii-xiv頁。）。最后，人類學對擴展美國環境史的研究領域也很有幫助。盡管環境史以歷史上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關系為研究對象，但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美國環境史一直局限于對資源保護和荒野保護的研究，這與真正的環境史還距離遙遠。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學著作，對環境史學家開闊思路而言，應該有很多幫助。另外，在印第安人與環境這一研究領域，尤以人類學家的貢獻最多。

政治學與環境史也有比較密切的聯系，它們二者之間的聯系可以通過環境政治史得以充分體現。美國幾乎所有的環境史學家都認為，環境政治史是美國環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層面之一。在美國環境史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政治史、環境思想史、自然生態史一直是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環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別的關注，首先是由于，環境史是在現代環保運動的推動下直接產生的，所以環保運動本身，以及環保運動的前身，包括自然保護和資源保護運動，一直是美國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環保運動對環境史的影響，還表現在環境保護主義使環境史具有比較強烈的政治與倫理訴求，使環境史具有比較明顯的文化批判意識。其次，環境政治史受到重視，還在于自然環境與政治之間存在密切聯系。一個政權要得以穩定，就必須依賴一定的環境基礎。如果一個國家自然資源長期急劇惡化，人民衣食無著，那么就很難維系政局的穩定。在這種情況下，公眾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難實現。在歷史上，因為自然環境急劇惡化而導致政權和文明毀滅的事例，是屢見不鮮的。環境關乎一個國家的安危，對國際局勢的穩定也能夠產生一定的影響。所以，在近年來，環境安全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再次，環境政治史受到重視，還因為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發揮的重大作用。自19世紀后半葉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逐漸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國家職能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國家服務職能的強化。在環境保護領域，國家通過頒布各種政策法令，協調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沖突，以緩解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在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國際暴力沖突新根源的形勢面前，在環境外交領域，民族國家在捍衛自身環境權益方面將發揮主要作用。因此，環境運動、環境政策、環境法令、環境外交都特別容易受到環境史學家的關注。

在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相對于其他學科而言，環境史具有獨特的優勢，這種優勢一方面是由于歷史學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為歷史學是一種歷時性研究。環境史研究歷史上的人類生態系統，這一系統內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變化，“可能進行得極其緩慢，甚至難以察覺，但有時又相當突然，會在幾年、幾個月、幾小時或幾分鐘內發生”。這種突然變化往往很少出自單個的事件，在更多的情況下它是長期累積的結果。因此，環境問題研究如果不借助于歷史，就不可能深入。正如有學者指出：“求助歷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貢獻……因為各個系統都處于演變之中，人們對它們的觀察便不能只從時間的某一點上著眼，哪怕關于某一系統的演變的大量數據只能在某一特定時刻收集到。只有聯系過去的情況，才能對變化進行研究；對于緩慢的演變過程，或其生態系統中的后果要在幾個月到幾個世紀以后才能充分顯示出來，要想認識到其影響，就必須從歷史著手……研究人與生物圈的關系，可能是一個全新的科學領域，但是如果要獲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歷史。”（注：哈羅德·布魯克菲爾德：《論人與生態系統》，《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1984年第4期，第12—13頁。）

三、史料利用范圍

環境史的跨學科研究特點也可以從它所利用的各種各樣的史料反映出來。所謂史料，是指“人類在自己的社會實踐活動中殘留或保存下來的各種痕跡、實物和文字資料”（注：李良玉：《史料學片論》，《福建論壇》2000年第5期，第55頁。）。依據其表現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為文字與實物兩大類。此外，口傳史料也是史料的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間流傳的口頭傳說和史詩。在美國環境史研究中，利用較多的是文字與實物兩類史料。這些史料大大拓寬了傳統史料的范疇，反映了環境史跨學科研究的特點。

美國環境史學家納什在20世紀70年代率先講授環境史時，他就認為，景觀是一部歷史文獻，它包含了大量的歷史信息。所以他鼓勵學生到野外進行考察（注：納什：《環境史概況》(Roderick Nash， "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載赫伯特·巴斯：《美國史研究概況》(Herbert Bass， ed. ，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第249頁。）。沃斯特提到：要理解“在歷史上發揮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們必須經常走出議院、育嬰室和工廠，出門在田野、森林和開闊地帶漫步”（注：唐納德·沃斯特：《研究環境史》(Donald Worster，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載唐納德·沃斯特：《地球的終結：關于現代環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 ed. ，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劍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頁。）。沃斯特最近還提到：“我總是告訴我的研究生去選擇一塊地方……然后發掘它的環境歷史……去認識它的地質、植被、土壤、氣候的類型以及人類到來后的影響。”（注：沃斯特：《為什么我們需要環境史？》，《世界歷史》2004年第3期，第11頁。）這兩位權威學者都意識到，田野調查、實地考察對環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國有一句諺語，所謂“行萬里路，破萬卷書”，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每一個地方，每一處景觀，都或多或少地保留著過去的信息，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該地的環境變遷史。在環境變遷研究中，“斷代是十分重要的，對于各種環境變化過程和環境事件，只有將其置于時間標尺之上才有確切意義，也才能從中找到規律性的東西”（注：黃春長：《環境變遷》，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頁。）。在實際工作中，樹木年輪、孢子花粉是環境史學家從事斷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樹木年輪學創立于20世紀上半葉，通過樹木年輪的寬窄來觀察較長時期內影響樹木生長的外界因子的變化。年輪是樹木生長的“年譜”，“它不只記錄了樹木自身的年齡，還記載下環境和氣候等綜合外界因子對樹木生長的影響，如光照、水分、溫度、土壤條件及生物之間的作用等。現在研究還表明，樹木年輪可記錄環境污染及大氣成分變化、地震、火山爆發等”（注：劉宏頎：《樹木年輪——環境氣候的檔案》，《植物雜志》1993年第4期，第38頁。）。因此，樹木年輪通常被人們稱為過去環境變化的“記錄器”（注：馬利榮、卜春林：《樹木的歷史“檔案”——年輪》，《科學世界》1994年第7期，第23頁。）。

樹木年輪分析的成果在環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比如，美國學者通過對巨松的年輪進行分析，發現了美國大平原地區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循環交替，每隔35.7年，這里就會出現持續時間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約每隔55.6年，就會再次發生持續時間不少于10年的大旱（注：道格拉斯·赫特：《塵暴：農業和社會史》(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第3頁。）。又比如通過分析樹木的年輪和過火后樹木上疤痕的位置，就有可能知曉歷史上該地發生林火的具體年份。另外，樹木的形態也能反映一些很有價值的信息，樹冠特別巨大的古樹，它所在之處以前應該是草原或比較開闊的地方；而分布在林區的樹木，一般樹冠較小，而且集中在樹的頂部；那些長出叢叢新枝的樹木，就表明它周期性地被人采伐（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來北美中部的環境變遷史》(Gordon G. Whitney，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劍橋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頁。）。

孢粉分析是研究保存在地層中的化石孢粉。孢粉與植物的繁殖有關，每一種植物的孢粉都不一樣。由于孢粉外壁堅固，能耐高溫高壓和強酸強堿，因而孢粉在地層中能完好地保存億萬年之久。同時它體輕量大，在幾乎所有地層中都有保存，因此，通過孢粉分析，就可能恢復各個地質歷史時期的古氣候、古地理和古生態（注：王憲曾：《孢粉學的應用縱橫談》，《地球》1985年第6期，第16頁。），重現自然的滄桑巨變。孢粉分析已經在考古學中被廣泛應用，用于“確定考古遺址各文化層及地層的年代；了解古人類生活的自然環境及其變遷歷史，人類社會發展與其周圍自然環境的關系；了解古代社會的文化發展狀況，如農作物起源及其擴散”（注：姜欽華：《花粉分析與植硅石分析的結合在考古學中的應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2頁。）。

迄今為止，運用孢粉分析已經取得許多成果。孢粉學為板塊構造學說提供了新的證據，并表明“在侏羅紀以前美洲大陸和非洲大陸仍然一體相連……兩大陸塊自侏羅紀以后才開始開裂和漂移”，“而印度和歐亞大陸在地質歷史上長期分離，直到早第三紀印度板塊才與歐亞板塊相碰在一起”（注：王憲曾：《孢粉學的應用縱橫談》，《地球》1985年第6期，第17頁。）。此外，在發掘美國貝科斯河(Pecos)新墨西哥薩勒堡壘南約24公里處遺址時，考古學家通過花粉分析，斷定該遺址的“年代是公元900—1250年。花粉分析結果發現，以藜科和莧屬花粉占優勢，禾本科花粉在文化層上部顯著增加，并在幾個層位中發現很多玉米花粉，證明在公元1200年后當地居民由原來的狩獵生活逐步轉變為栽培種植的經濟”（注：周昆叔、嚴富華、葉永英：《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學中的運用》，《考古》1975年第1期，第67頁。）。

除實物史料外，環境史學家利用更多的還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之卷帙浩繁，足令研究者望洋興嘆。美國學者惠特尼將歷史生態學的史料分為文獻資料、圖表資料、統計數據系列、手稿四大類，他列舉的資料對環境史學者說來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來北美中部的環境變遷史》，第10頁。）。

關于美國自然、地理、生態環境的記載大量散見于有關的探險日記、移民自述、移民指南、地區手冊等文獻資料。由于這些資料比較分散，不容易收集，利用起來有一定的困難。從戰后以來，美國學者開始對這些資料進行整理和編目（注：羅伯特·唐斯：《美國印象：新大陸的海外來客》(Robert B. Downs， Images of America: Travelers from Abroad in the New World)，伊利洛伊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加羅德·科爾：《美國漫游：從航海發現到現在，報刊游記文章匯編》(Garold Cole，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ravel Articles in Periodicals)，俄克拉何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約翰·杰克勒：《俄亥俄山谷觀感：1740—1860》(John A. Jakle， Images of the Ohio Valley: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vel， 1740 to 1860)，牛津大學出版社1977年版；弗蘭克·弗賴德爾：《哈佛美國歷史指南》(Frank Freide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哈佛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奧拉爾·科德：《游記里的新澤西：1524—1971》(Oral Summer Coad， New Jersey in Travelers' Accounts， 1524-1971，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新澤西州梅塔欽1972年版；羅伯特·休巴赫：《早期游客敘說美國中西部》(Robert Hubach， Early Midwestern Travel Narrativ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634-1850)，底特律1961年版；R. 韋爾：《來自舊邊疆的聲音》(R. W. G. Vail， The Voice of the Old Frontier)，費城1949年版。），為使用者提供了按圖索驥的便利。

探險日記、旅行自述非常有益于我們了解過去的景觀，但在利用時，卻不能不仔細甄別。因為這些文獻有一些缺點：許多敘述相互矛盾，摻雜著大量對自然的偏見。許多新大陸的宣傳手冊渲染北美大陸的富饒，以吸引移民前來開發北美大陸。許多西去的移民是沿著已經開辟的路線前進，他們沿途所寫并不能準確地反映途經地區的全貌。一些來自歐洲開闊地帶的移民則夸大了森林的面積。另外，一些人提到草原野火和森林颶風，但他們究竟是有感于難得一見或是觸目皆是，現在則不得而知。

在美國開發西部的過程中，博物學者和生態學家留下了許多科學考察報告。早期的博物學者如德雷克(Daniel Drake)、希爾德雷斯(Samuel Hildreth)、柯特蘭(Jared Kirtland)、拉帕姆(Increase Lapham)已經意識并記錄了拓殖帶來的生態變化。在19世紀末生態學出現以后，許多生態學家力爭在開發之前將保存尚好的景觀記錄下來。這些資料對從事美國環境史研究的學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注：要了解早期的科學考察報告，可以參閱馬克斯·邁澤爾：《美國自然史書目：開拓世紀，1769—1865》(Max Meisel， Bibliography of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The Pioneer Century， 1769-1865)，紐約1967年版。有關美國各區域和部分州的早期生態，則可參考埃瑪·布朗：《美國東部的落葉林》(Emma L. Braun， Deciduous Fores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費城1950年版；埃塞爾·米勒：《俄亥俄灣植物生態學書目指南》(Ethel M. Miller， Bibliography of Ohio Botany)，俄亥俄州立大學出版社1932年版；霍默·豪斯：《紐約州植物生態學書目指南》(Homer D. House， Bibliography of the Botany of New York State， 1751-1940)，奧爾巴尼1941-1942年版；C. 達林頓：《栽培植物染色體圖冊》(C. D. Darlington， Chromosome Atlas of Cultivated Plants)，倫敦1945年版；H. 格林、J. 柯蒂斯：《威斯康星植被：書目指南》(H. C. Greene and J. T. Curtis， Bibliography of Wisconsin Vegetation)，紐約1955年版；保羅·里澤：《伊利洛伊植被：書目指南》(Paul G. Risser， Bibliography of Illinois Vegetation)，伊利洛伊州尚佩恩1984年版；馬文·羅伯特、羅納德·斯塔基：《俄亥俄高校有關該州植被的研究生論文題錄》(Marvin L. Roberts and Ronald L. Stuckey， Bibliograph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n Ohio Floristic and Vegetation in Ohi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俄亥俄州立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

在統計數據系列中，《美國聯邦人口統計》是美國環境史研究常用的資料。美國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此后每隔10年進行一次。1840年美國第6次人口普查還對各地方縣的農林產品輸出進行了統計。而從1850年起，人口普查表格還統計了單個農場的熟田、荒地、莊稼和家畜的數量。這些資料大都由各州圖書館、檔案館和歷史協會保存。從1925年開始，人口普查的間隔由10年縮減至5年，由此就能夠提供更加詳細豐富的信息。此外，從1928年開始，美國林業局周期性地對美國林業資源進行統計，并不斷更新。這些數據已經被用來繪制以縣為基礎的全國樹種分布圖。

還應該提及的是，美國還保存了比較完整的氣象資料。19世紀早期，美國軍隊軍醫處就開始記錄許多軍事據點的氣象情況，此后，美國軍隊管理局開始建立氣象站。自1891年以來，美國氣象局及后來取代它的聯邦海洋與大氣監測局，負責搜集全國的氣象資料，并逐月發表《氣象數據》(Climatological Data)。這些信息為環境史學家重新審視過去提供了參考（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來北美中部的環境變遷史》，第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