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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論網絡游戲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宏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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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債在金融市場上的功能
盡管國債一直是政府彌補財政赤字的有效手段,但是國債還具有其他許多重要的金融功能。
1.基準定價
作為基準定價的有效工具,國債必須具有一條真實的收益率曲線。在一個發達的國債市場上,國債具有構造一條“真實的”無風險收益率曲線的特性:(1)市場參與者認為國債是無風險的;(2)國債按預期數量有規律地發行,其發行期限絕大部分應為4周到10年;(3)國債供給量充足;(4)國債市場具有很好的統一性、流動性,在任何到期日其價格均不會出現異常波動。鑒于上述這些特征,市場參與者可利用所觀察到的國債收益率繪制一條無風險收益率曲線,并且可以利用這條無風險收益率曲線來評價其他具有風險的債券價格。
2.利用國債回購進行融資
回購協議可視為以可靠的流動性為擔保的短期貸款。投資于長期國債的管理人可通過國債回購市場保留其長期持倉量。回購市場規模大且主要依賴于國債作為其基礎債券。據美聯儲統計,在2001年上半年,一級交易商日均未清償回購總額為2.95萬億美元。政府證券清算公司(GSCC)按產品類型跟蹤觀察了通過其清算的回購交易,在2001年上半年,GSCC處理了超過98.1萬億美元的回購交易,日均處理7845億美元,其中國債占78萬億美元(為所有回購交易的81.5%)。
(二)國債有助于降低投資者融資成本
個人和機構投資者在購買公司所發行的債券時,一般會再選擇購買國債或其衍生產品對債券利率風險進行套期保值。若國債市場發育不健全,債券購買者就要使用成本更高的套期保值手段,則債券購買者的邊際套期保值量將會減少,其面臨的利率風險也會增加。為彌補債券購買者所面臨的較高的邊際利率風險,必須提高債券的預期收益率。因而,債券購買者利用國債及其衍生產品能有效地規避利率風險,同時可降低企業發行債券必須支付的利率水平。這樣,國債市場的流動性可在兩個方面降低絕大多數投資者的費用:承銷及債券發行。
(三)在經濟衰退或金融危機時期提供了流動性
為分析國債在經濟衰退或金融危機時能對金融市場發揮增強流動性的功能,BengtHolmstr?m和JeanTirole(1998)以美國經濟為例,構建了一個在不穩定環境下,眾多企業在房地產業進行長期投資以獲取收益的模型。在Holmstr?m—Tirole模型中,在0期,每家企業采用發行債券和股票融資。
由于每位企業家受激勵性所驅動必須至少保留一小部分企業預期凈現值,因此每家企業的全部預期凈現值一定大于其外部債權和股權的預期凈現值。這就是眾所周知的企業家楔(entrepreneurialwedge)。在1期,企業項目投資所需要的資金可能會增加或減少,這稱之為流動性振蕩(liquidityshocks)。相應地,其投資的預期凈現值同樣會增加或減少。此時,每家企業必須決定是否繼續或終止投資。若企業終止投資,則原所有的投資都將損失;若企業繼續投資,它在2期所獲得的投資收益有可能高于也有可能低于其預期收益。
Holmstr?m和Tirole利用該模型首先分析了經濟擴張時期特定企業的隨機流動性振蕩特征。為使經濟利益最大化,只要預期凈現值保持正值,企業就應該在1期繼續投資。然而,在企業所有的凈現值和外部凈現值之間的企業家楔的作用,限制了企業再向投資者發行新債券和新股票的能力。因此,流動性振蕩會迫使某些具有的預期凈現值的企業終止投資,并由此降低了總體經濟利益。若1期流動性振蕩為正向的企業將剩余資金貸給流動性振蕩為負向的企業,雖然能阻止預期凈現值為正值的企業減少投資,但能增加總體經濟利益。然而,由于搜尋和交易費用的存在,因此擁有剩余資金的企業向資金短缺企業的貸款變得不切實際,而諸如商業銀行之類的專門金融中介得以發展,他們聚集企業的剩余資金并將它們貸給資金不足的企業。除了貸款,流動性振蕩為負向的企業還可能抽出其銀行儲蓄或出售在。期所獲得的債券或其他企業的股票來清算其有價證券組合,以滿足其在1期的融資需求。那么,在0期要求企業購入金融資產,還要進行初始投入,這就有可能降低企業的預期收益率。
其次,Holmstr?m和Tirole分析了非隨機高度相關性的流動性振蕩。例如,非預期性增稅提高了所有企業在1期進行投資的成本。這類高度相關性的流動性振蕩具有經濟衰退或金融危機時期的特征。上述企業獲得的流動性來源——發行新債券或股票,以及從金融中介借款或清算其金融資產——均是內生的,即模型中的所有流動性均由私人企業的生產活動所產生的。由于這些流動性是內生的,所以不能滿足整個經濟對流動性的總需求。假定某些企業抽出存款以滿足其流動性需求,金融中介將不能滿足來自于其他企業對貸款的需求。若某些企業賣出股票和債券,證券的市場價格將會下降,較低的債券和股票價格將會阻止其他企業通過發行新債券和股票來募集資金。由于企業不能滿足整個經濟社會對流動性的需求,因此在發生危機時某些受流動性約束且預期凈現值為正值的企業仍會終止投資,這種行為將降低總體經濟利益。
最后,Holmstr?m和Tirole提出了國債的作用。國債與私人債券所提供的流動性的不同之處在于:一是國債所提供的流動性是外生的;二是國債的流動性基于政府強制性稅收,而私人金融資產的流動性則取決于特定企業和影響企業獲利能力的經濟環境。
在Holmstr?m和Tirole的模型中,沒有將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作為可供選擇的流動性來源。盡管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可向金融市場提供流動性,而國債與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所提供的流動性有很大的差異。
現實中,個人和企業可以主動利用國債的流動性。HolmstrOm和Tirole指出,面對具有高度相關性的流動性振蕩,“政府債券提供了自我保險的工具”;而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所發揮的流動性則依賴于政府的決策和行動。
因而,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不能完全替代國債所提供的流動性,僅是對國債所提供的流動性的補充。Holmstr?m和Tirole通過以上分析,論證了國債在經濟衰退或金融危機時期所提供的經濟功能,即一個有相當規模的、活躍的國債市場能減緩經濟衰退或金融危機時期的就業、投資和生產規模的緊縮。
(四)國債能增加私人投資和實際GDP的增長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MichaelWoodford(1991)認為,傳統模型和李嘉圖均衡模型都不能完全解釋國債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并且構建了流動性約束模型。傳統模型和李嘉圖均衡模型假定存在完善的金融中介,即個人和企業可以競爭性利率和未來收益為依據方便地獲得融資。而流動性溢價的存在表明,金融中介是不完善的。正是金融中介的不完善性導致某些個人和企業會受到流動性的約束,即他們不能以未來收益為依據獲得融資。且當現金流波動時,流動性約束還會迫使某些個人和企業放棄效益較高的項目,最終流動性約束會導致私人投資達不到最佳水平。
Woodford還強調,持續的國家預算赤字可使受流動性約束的個人和企業獲得高度非流動性的未來收益權(未來稅收)去換取高流動性的資產(國債)。因此,無論增加國家凈債務(發行國債)是否會提高實際利率水平,不斷增加的國家凈債務有助于受流動性約束的個人和企業穩定其投資水平。另外,與傳統模型和李嘉圖均衡模型結論不同的是,不斷增加的國家凈債務對經濟的影響并非是中性的。不斷增加的國家凈債務給與私人部門額外的流動性,減少了先前由于流動性約束而放棄的可獲利投資項目,從長期而言加速了GDP的增長。Woodford的研究還進一步證實,流動性約束模型與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的表現相一致。
然而,國債供給并非是在私人流動性約束不再存在時才達到最佳水平。其原因在于,支付國債利息的資金來源于征稅,而稅負過重會對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因此,必須在發行國債以減緩流動性約束的宏觀收益與征稅對經濟產生不良影響的成本之間進行權衡。
(五)國債微觀經濟功能的佐證:我國香港特區財政和新加坡的實踐
長期以來,我國香港特區財政一直出現盈余,特區政府不必因赤字而發行債券。然而,特區政府決定建立政府債券市場并授權特區貨幣管理局發行債券。截至2000年底特區政府債券發行余額已達到1090億港幣,占特區GDP的8.6%。
與我國香港相類似,新加坡政府同樣有持續的財政盈余,也沒有發行政府債券的財政需求。但新加坡政府授權貨幣管理局(MAS)于1998年發行了新加坡政府債券(SGS)。截至2000年底,SGS余額達到432億新加坡元,占新加坡GDP的27.2%。MAS認為,新加坡發展政府債券市場的目的是:(1)供向個人和機構投資者提供短期無違約風險或違約風險很小的投資選擇;(2)建立一個具有較強流動性的政府債券市場作為公司債券市場的基準;(3)鼓勵發展與固定收益債券相關的技術及擴大新加坡可提供金融服務的領域。
不過,理論界至今尚未對我國香港特區和新加坡的實踐進行實證性研究,以定量確定我國香港和新加坡發行政府債券的績效。然而,經濟學家和金融市場參與者均認為,建立活躍的政府債券市場是發展有效資本市場的前提條件。我國香港特區和新加坡在沒有預算赤字的情況下,仍建立起活躍的政府債券市場的實踐同樣說明該市場具有一定的微觀經濟功能。
二、流動性及其對國債價格的影響
國債的微觀經濟功能與國債所擁有的獨特流動性密切相關。因此,研究國債的微觀經濟功能,首先需要了解國債的流動性及其對國債價格的影響。
(一)流動性內涵
資產流動性反映了資產以預期價格轉換為現金的速度、便利性以及確定性。流動性強的資產可以較低的成本和接近預期價格或等于預期價格迅速轉換為現金。除了現金之外,國債是最富流動性的資產。國債的交易費用最低,且無任何信用風險。而其它金融資產,如股票或金融債券,雖然它們也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也能以相對較低的成本進行交易,但由于它們具有某些信用或市場風險,所以與國債相比,其價格波動性較大。
(二)關于流動性影響國債價格的實證分析
1965年EugeneF.Fama提出了有效市場理論。他認為,在金融市場上金融資產的價格已包括了所有可獲得的信息。由于金融市場信息是有效的,所以任何金融資產的市場價格應等于其凈現值。而金融資產的凈現值又等于其所產生的所有未來現金流的貼現值之和,其貼現利率是反映相關現金流的風險利率。
盡管凈現值在解釋資產價格時是一個相當有價值的概念,但是凈現值不能解釋金融資產市場價格的某些特例。例如,國債的市場價格通常就要比單純以凈現值判斷的結果要高。為解釋這一反?,F象,YakovAmihud和HaimMendelson(1986)提出了流動性溢價理論,即資產價格為其資產凈現值與其流動性溢價之和。
Amihud和Mendelson觀察了資產出價和詢價之間的價差,以此來測度資產流動性:資產的流動性越高,其出價與詢價之間的價差就越小。在假定投資者要以較高的預期收益來補償其所擁有的流動性較低的金融資產的情況下,Amihud和Mendelson在檢驗了1961—1980年間紐約證券交易所股票的出價和詢價價差及預期回報率以后發現:(1)若出價與詢價之間價差增大,則平均回報率上升;(2)收益一價差關系的斜率隨價差增大而下降。他們的結論證實了流動性溢價的理論。Amihud和Mendelson(1991)又檢驗了短期國債和剩余期限小于或等于6個月的中期國債的收益率。若不存在流動性溢價,這些短期和中期國債的收益率應該是一致的。然而,現實中收益率卻存在差異,這再次證實了流動性溢價的理論。Amihud和Men—delson也曾對1987年4—11月的489對相互匹配的短期和中期國債進行檢驗并發現:(1)中期債券的出價與詢價之間的價差約為短期債券的4倍,這表明了中期債券的流動性較低;(2)中期債券的收益率要高于到期期限相同的短期債券收益率,其平均值AY=o.428%,其標準差為0.021.
其他經濟學家也研究了流動性溢價理論,DavidBeim(1992)檢驗了1987—1990年的長期國債,用出價和詢價的價差來測度長期國債流動性后發現,在發行后的最初兩年里流動性減少了1/3.自第二個年度后,流動性減速開始放緩,但在隨后的年份中,減速又加快了。研究同時顯示,盡管流動性與國債余額規模二者之間并非同比例變動,但有一定的相關性。Beim認為,倘若長期債券的價格等于其現金流現值的期限結構理論有誤差,其關鍵原因就在于流動性對國債定價有影響。
AvrahamKamara(1994)擴展了Amihud和Mendelson(1991)的研究,他將即期風險(im—mediacyRisk),即交易所實現的價格與當前報價不同的風險,融入了流動性溢價分析之中。通過檢驗1977年1月到1984年7月大約還有14周到期的短期和中期國債,Kamara發現,在這些具有同樣剩余期限的中期與短期國債之間存在收益率差異,其中包含了即期風險的因素。
FrancisA.Longstaff(1995)檢驗了市場交易影響金融資產價格的機理。Longstaff發現,對市場交易的限制極大地降低了股票價格,其降低值等于流動性減額。這一結論與流動性溢價理論相一致。
Longstaff(2001)同樣還比較了長期零息票國債和長期零息票REFCORP(ResolutionFundingCorporation)債券的價格和收益率,揭示了國債的流動性溢價。針對大量金融機構破產的情形,1989年美國國會制定了《金融機構改革、復蘇和執行法案》(FIRREA)。FIRREA建立了REFCORP作為解決這些破產企業的融資機構。REFCORP債券的本金由長期國債擔保,而REFCORP債券的利息由政府支付。由于REFCORP長期債券與長期國債在風險與稅收方面相一致,故可比較的REFCORP長期零息票債券與長期國債之間的價格與收益率差異就可反映出流動性溢價的差異。通過比較1991年4月至2001年3月期間3個月到30年期的國債和零息票債券的收益率,發現平均收益率差異范圍為9.35至16.28個基點(100個基點為l%),這些收益率差異意味著在兩種零息票債券之間的平均價格差異從3月期的0.035%到30年期的5.05%不等。
三、啟示
上述關于國債微觀經濟功能的分析對處于國債市場建設階段的我國具有一些有益的啟示。
由于國債在經濟和金融運行方面具有的基礎地位及其所具有的微觀經濟功能,特別是國債有助于緩解通貨緊縮和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就業、投資和生產規模收縮。因而對于我國來說,建立一個具有高度流動性的國債市場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跨國公司區域經濟一體化互動關系
跨國公司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當今推動世界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兩股最重要的力量。兩者共同之處在于都促進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跨國界流動,推動國際分工深化和規模經濟實現,推動生產要素價格在全球均等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向前發展。兩者不同之處在于,跨國公司是微觀經濟一體化,由市場力量推動,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為主要形式,從事國際規模的生產和銷售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這種一體化構成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微觀基礎。而區域經濟一體化則屬于宏觀經濟一體化范疇,是成員國基于市場自身發展的需要,通過鑒定協議來為資本在本地區擴張掃除障礙,促進本地區分工深化和創造本地區比較優勢,在此基礎上還可能形成政治方面的合作與一體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構筑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宏觀基礎。由于這兩種一體化在運行層次和運作機制上的不同,形成了推動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兩個主要動力源。但是,這兩者并非截然分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共同推動世界經濟一體化向前發展。本文旨在研究跨國公司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互動關系對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促進和推動作用。
一、戰后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跨國公司蓬勃發展的原因
戰后,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在全球的蓬勃發展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自市場經濟生產方式在全球確立以來,資本積累速度的加快及資本逐利的本性受單個國家尤其是小國的資源與市場局限無法滿足資本擴張的需要,戰前的殖民地開拓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種矛盾。但列強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通過戰爭方式獲得的資源與市場很可能再通過戰爭的方式失去。另外,戰爭也破壞了生產力和資本擴張的機制,破壞了生產力和資本向縱深進一步發展的環境條件。顯然,從戰爭轉向合作是解決這一矛盾更可行的途徑,于是通過一定的制度調節,由資源爭奪轉向資源共享,從軍事競爭轉向經濟競爭,逐步成為戰后各國的共識,這在實際上便構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化在戰后迅速發展深層次認識的基礎。
科技革命和生產力在戰后的迅速發展又為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發展提供經濟基礎。由于生產力發展產生了越來越強烈地逾越國界的要求時,實際上使一國市場無法承受如此分工與規模經濟,另外,科技革命的迅速發展使新技術和新產品的R&D費用不是一個企業甚至是一國所能承受的。所有這些都需要通過跨國性的集體力量或協調來解決,經濟一體化組織成了解決這種問題的一種較好選擇。但是,生產力的發展只構成一體化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甚至唯一條件。一體化還需要有下述條件才能形成:一是當生產力發展到產生逾越國界的要求卻遇到來自其他地區對商品、資本流動設置的各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而這種障礙又難以在世界范圍內通過雙邊談判予以解決時,才有可能率先在本地區形成區域經濟組織,以便在局部范圍內妥善加以解決;二是當生產力發展的逾越國界要求退到了來自其他地區商品與資本的嚴峻挑戰時,需要依靠地區組織來保護其成員國產業,確保對本地區市場的占有;三是組成一體化的成員國必須同處于一個經濟區域中,而不是困于純粹地理意義上的區域,經濟區域是指區內諸成員國經濟具有競爭性(可以實行產業內分工)或互補性(可以實行產業間分工),有長期交往傳統,否則,即使在同一地理區域里形成一體化組織,也難以獲得真正發展,這是一體化形成的基礎條件(歐共體和北美自由貿易區便是典范)。戰后蓬勃興起的遍及五大洲的一百多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成多或少與上述條件有關。
這就告訴我們,并非所有生產力逾越國界的國家都能具備實施一體化的條件。也就是說并非所有的發達國家都能與其他國家成立一體化組織。在有些經濟發達的國家中,主要是選擇跨國公司的微觀一體化來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種矛盾(這也是跨國公司大多產生于發達國家的原因)??鐕景裄&D、生產、銷售、服務等諸價值鏈增殖環節分解到世界上各個具有相對比較優勢的國家,把生產力發展與資源和市場的矛盾分散化,充分利用東道國的資本、技術、人才和市場等優勢來解決一國無法承擔的生產力逾越國界的要求,跨國公司也利用規模化生產和各國要素價格優勢組合出價格最低,且最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和勞務,跨國公司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營銷網絡,把市場交易內部化,使生產力發展大公司化,從而降低交易成本和風險。另一方面,由于區域經濟組織具有一定的排外傾向,區外的跨國公司通過對區內的大量投資來繞過這種人為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這在實際上也促進了戰后跨國公司在全球的擴張。早在歐共體成立不久,美國工商界便提出“把工廠遷到歐洲去”的口號,以避免歐共體的歧視性關稅降低其產品的競爭力,以1966-1977年這一時期為例,在1966年美國企業的海外分支機構向世界市場上出口的制成品總額中(不包括返銷美國部分),有46%是設在歐共體的分支機構生產的,到了1977年這個比例上升到64%;北美自由貿易區剛剛運作,日本跨國公司便把投資重點轉向墨西哥,企圖通過這塊跳板來減少美國關稅對其不利的影響。
戰后通訊和運輸的迅速發展及其服務費用迅速下降,為世界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世界銀行、IMF和GATT(WTO)等機構的成立及其對國際經濟的協調也為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其他如聯合國的調節、多邊國際協定的執行等,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蓬勃發展的原因之一。
二、跨國公司的微觀一體化推動區域經濟宏觀一體化
跨國公司作為一種市場的力量,其觸角遍及全球各個角落,不局限于民族利益和國家疆界,通過跨國經營活動,追求全球性的機遇、抉擇和效果,以獲得企業全球戰略的實現和最大限度的利潤。如果跨國公司在某一區域不斷投資,便會促進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展。這就是說,作為微觀層次的跨國公司,其市場機制力量能夠推動作為宏觀層次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現。
縱觀當今最成功的兩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歐共體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其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成立主要是由于跨國公司在區內大量投資,使區內比較優勢上升,從而為推進一體化創造條件。
以北美自由貿易區為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墨西哥為何能與發達國家美、加實施經濟一體化,主要原因便是美、加跨國公司對其多年擴張和滲透的結果。1955-1989年間,美國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資總額從6.07億美元增加到70.79億美元,增長了10.7倍,分別占當年對拉美投資總額的9.2%和11.5%。事實上,美國一直是墨西哥最大的投資者,在墨西哥的外國直接投資中,美國資本占60%以上,1980年在墨西哥的2349家國外跨國公司的子公司中,美國和加拿大分別占總數的79.7%和2.6%。美國和加拿大跨國公司多年來在北美一直屬優勢的投資比例,使得北美三國貿易自由化和生產一體化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之前已悄然出現,美加墨經濟的相互依存度已很高。這說明,跨國公司在區內的擴張已為其創造了實現經濟一體化的基礎條件。
為什么跨國公司微觀一體化能夠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基礎條件的實現,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1.跨國公司在一個區域內投資促進了區內國家比較優勢的提升。跨國公司在區內擴張,將傳統的國家產業間分工,轉化為企業之間的產業內分工,這種分工形成的規模經濟使該區內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更加明顯,在這個過程中,區內各國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來重新定位自己的競爭優勢。這為跨國公司以本地區為出發點重構企業的區位優勢、技術壟斷優勢和經濟資源優勢,還可以使那些本來不具備比較優勢的或者優勢并不明顯的國家通過跨國公司的投資,使跨國公司優勢定位外化在國際比較優勢中,讓其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可能性。
2.跨國公司的區內投資趨同了國際經濟游戲規則,進而趨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最基本的規則。如果經濟純粹在一國之內而不發生跨越國界的要求時,國際經濟活動并沒有一個被普遍接受的規則,它往往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帶有很大的隨機性,這對國際經濟交往產生相當嚴重的負面影響。當資本開始國際化時,東道國在根據自己國情吸引外資時,也逐漸改變國內立法,接受國際慣例,對跨國公司活動的游戲規則如國民待遇原則予以認同,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既給自己帶來了利潤,又實現了其區域戰略和全球戰略,也使東道國實行更開放的對外經濟發展政策,優化了國內的法律、政治和人文環境……這些變化都是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礎。
3.跨國公司的區內投資深化了區內市場。比較優勢、國際分工、規模經濟僅僅構成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潛在條件,擁有一個巨大的或潛在的購買力市場,可以將潛在條件轉化為現實條件,跨國公司對東道國投資是自己與東道國分享互惠互利,區內的大規模相互投資將使區內市場深化和擴大,從而使區域經濟一體化得以實現。
如果該區域經濟發展遇到外來的阻礙和威脅時,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便會很快建立起來。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充分利用自己的經濟比較優勢,優化制度環境,吸引跨國公司來本國投資以強化自己的經濟優勢以及相互優勢,是發展中國家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走出困境的便捷之路。
三、區戰經濟一體化促進跨國公司的微觀一體化
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形成促進了跨國公司的微觀一體化,這是因為:第一.區域經濟一體化引發了投資創造和投資轉移效座。這是與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相對應的現象。投資創造主要是指,關稅同盟建立以后產生的貿易轉移現象,使區外的企業產品進入該市場變得困難,因此,區外大量直接投資涌入區內,在那里建立分支機構和占領成員國市場。而投資轉移則指先前進入的企業,為了利用市場統一以后所提供實現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的機會,對該地區的生產經濟活動進行重新布局,即進行生產合理化方面的投資;第二,區域一體化使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發生了變化,并且為跨國公司實行復合一體化的經營戰略提供便利。傳統上,對外投資作為要素流動的一種形式,與商品流動之間存在著某種替代關系??梢哉f,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踐刺激資本的國際化和一體化。因而,區域經濟一體化最重要特征便是在宏觀層面從制度上保證了跨國公司在區內的微觀一體化的順利實現。因為一旦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通過區內一體化的體制、機制、政策的推動,使區內的跨國公司在這塊已經“圍起來”的商場上較易占據優勢地位,使其在區內擴張更具有便利的條件。而且,一體化組織還會利用自身優勢幫助微觀一體化的實現。如歐共體執委會在70年代曾援用《歐洲共同體條約》的有關條款對美國大陸崩頭公司吞并一家荷蘭公司實行了嚴厲的制裁,80年代還制定了一項10年的“歐洲信息技術研究與開發戰略計劃”,目標是將西歐在世界技術市場的占有比重從那時的10%提高到90年代的30%,這些傾斜政策一定程度上削弱區外的競爭對手,有利于共同體成員國的跨國公司對這些重要行業的滲透。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制度保證還表現在,如關稅同盟是實現對內取消關稅和數量限制、對外統一關稅,關稅消除后,市場隨之擴大并向縱深發展,為區內各國產業間分工轉向產業內分工和生產專業化創造了有利條件,各國無法再運用關稅或非關稅壁壘來保護本國市場;必須面對區域內其他成員國之間的激烈競爭。為了在競爭中保持不敗,各國公司便加速對區內直接投資的步伐,成員國之間資本的相互滲透也會加快,這樣便促進了跨國公司在區內的微觀一體化。例如,在歐共體內,1959中的西德私人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為5.47億美元,其中在西歐的投資為1.97億美元,而到1978年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318億美元,其中對西歐的投資增至212億美元,分別增加57.1倍和106.6倍,英國1971年對歐共體的直接投資總額為985億英鎊,占全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4.8%,1973年加入歐共體,1974年對歐共體直接投資總額達到22.82億英鎊,占全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1.9%,分別較1971年增加1.3倍和上升7.1個百分點。
到了80年代,由于對內部統一大市場的預期,四大流通尤其是資本、服務的自由流通給區域經濟微觀一體化創造了很好的條件。從1984年開始的6年時間里,成員國之間的相互投資從405億埃居猛增到3534億埃居,平均每年以54%的速度增加,這一不平衡發展趨勢的直接結果是,成員國相互投資在對外投資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大,從1984年的19%上升到1989年的52%。這種狀況表明,區域經濟一體化反過來又促進跨國公司的迅速發展。
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宏觀一體化對微觀一體化推動作用發生的根本前提仍然是區內各國具有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這里宏觀一體化的作用僅是在為潛在的微觀一體化顯性化掃清障礙。當前不少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一體化實踐由于缺乏微觀經濟一體化的堅實基礎,所以比較脆弱。一些發展中國家企圖用協議分工和協議投資的方式進行一體化實踐,更是違背了市場經濟的最基本準則,其困境的出路是必須在區內形成比較優勢之后才能實行一體化。
四、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之間的互動與進一步融合
根據我們以上的分析,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成和發展與跨國公司的形成和發展是互相促進,相互依存的,即跨國公司的形成推動了區域經濟在宏觀領域實現一體化,而區域經濟一體化又反過來推動跨國公司在微觀領域的進一步擴張。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形成既促進了區內跨國公司的擴張,也促進了區外跨國公司的對內擴張,因為大市場形成給區內跨國公司帶來的發展優勢是區外跨國公司所沒有的,區外跨國公司不得不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來取代傳統的商品出口,這使跨國公司在規模和素質上都得到提高;而不同區域內跨國公司的相互擴張又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在疆界上的擴大,加上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自身的自我加速機制,使區域經統一體化組織在邊界和深度上都獲得很大的發展,兩者互動的結果,便是跨國公司規模和區域經濟組織疆界的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