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文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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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眾文化范文

哈爾濱之夏音樂會作為哈爾濱市的文化品牌，其發展過程體現了哈爾濱市文化事業發展脈絡。哈爾濱之夏音樂會最初舉辦的目的是為了活躍人民文化生活，展示哈爾濱市文化事業發展取得的成就。群眾文化活動從最初的烘托氛圍、群眾自娛自樂已發展為社區文化、廣場文化、校園文化、企業文化等等多種文化形式并存，在滿足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的同時，開創出群眾文化的新天地，成為哈爾濱市文化事業發展的重要組成，成為推動哈爾濱市文化事業發展的強大動力。通過哈爾濱之夏音樂會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哈爾濱市群眾文化事業發展主要有這樣幾個特點：

1、從烘托氛圍到主體參與階段

哈爾濱之夏音樂會共舉辦了30屆，經歷了50年的發展歷程。全面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方針。最初舉辦哈爾濱之夏音樂會的目的就是為了活躍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舉辦的各類演出前提就是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功利目的開始在哈爾濱的音樂舞臺逐漸占上風，開始忽視舉辦哈爾濱之夏音樂會的目的，打著高雅藝術的旗號上演一些給領導和專家欣賞的劇目，所謂的高雅藝術充斥整個哈夏舞臺，群眾喜聞樂見的節目大幅減少。群眾文化活動從最初的主角一度淪為旁觀者，只是為烘托氛圍而存在，自身發展被冷落。改革開放以來，外來多種文化形式的涌入，開闊了人們視野，豐富了人民群眾的業余文化生活，劇場藝術已滿足不了人們的需求。但是文化行政部門只是注意到劇場藝術被沖擊而沒有有意識去發掘特色，還是處于計劃經濟時期的思維方式，一心想通過專業藝術帶動群眾文化的發展、一心想通過專業院團的演出以使群眾文化工作的水平得到普及和提高，這種違背群眾文化發展規律的做法極大地制約了哈爾濱市群眾文化工作的發展。2004年，哈爾濱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文化立市”戰略方針，群眾文化的重要性得以重視，群眾文化工作作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才成為哈爾濱之夏音樂會的一個不可或缺的主體而存在。

2、工作思路發生改變，從普及與提高階段進入發展與引導階段

2004年哈爾濱市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文化立市”戰略，對群眾文化工作予以高度重視，群眾文化工作從從屬地位、烘托氛圍、普及與提高的工作思路轉為引導群眾開展有益身心、健康向上的活動，發展符合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特征的豐富多彩的群眾性文化活動。通過加強和促進群眾文化工作自身的發展，有意識地舉辦各種比賽，展示群眾文化工作的成果。開展廣泛的輔導活動，文化深入到社區，把群眾文化工作納入到公共文化體系當中。合唱藝術歌會已舉辦8屆，哈爾濱市青少年聲樂、器樂、舞蹈、朗誦、美術（書法）比賽已舉辦11屆。“好歌大家唱”已舉辦5屆。這種以發展和引導為主的具有連續性、可持續發展的成規模的多層次群眾文化活動培育了大批文藝人才，為哈爾濱之夏音樂會提供了大批高質量的群文專場節目。從哈爾濱之夏音樂會發展來看，群眾從主體、陪襯又回歸到主體的過程，群眾文化活動從主角、配角到主體參與唱大戲的發展道路。

3、群眾文化工作的開展從活躍人民群眾的業余文化生活到滿足人民群眾的多種精神文化需求的階段

一直以來，哈爾濱市群眾文化工作的開展始終是活躍人民群眾的業余文化生活，主要是自娛自樂。隨著時代的發展，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多種文化形式的大量出現，自娛自樂已滿足不了人們的需要，需要更多的方式展示和表現自我價值。群眾文化部門開始有意識的扶持和引導進行昂然向上的、健康有益的娛樂方式，開辦了歌曲創作、舞蹈培訓、器樂培訓等等多種培訓班，提高廣大群眾的素質。2004年第二十七屆哈爾濱之夏音樂會舉辦了“放歌哈爾濱”原創歌曲演唱會，推出了新創作出的20余首歌唱哈爾濱、贊美黑龍江的優秀歌曲。突出哈爾濱人自己寫歌，自己演唱,以及名人寫哈爾濱，名家唱哈爾濱的特色。一首首歌唱哈爾濱自然景觀、人文景觀和發展成就的優秀原創歌曲，不但激發了廣大市民愛我家鄉、建我家鄉的積極熱情，更讓哈爾濱這座城市名揚四方。大型鼓表演《鼓舞龍江》以其全新的藝術表演形式，激揚的藝術風格，充分展示了民族民俗的風情，也以其群眾性的廣泛參與而被人們廣泛稱道。

第2篇：民眾文化范文

1.農村群眾文化建設不適應農村經濟發展。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家在政策方面對農村的大力扶持，農民的經濟收入不斷增加，然而農村群眾文化的發展相對落后，無法適應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目前，我國農村群眾文化娛樂消費普遍較低，農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相對單一，同時農民群眾的文化品位也相對較低，一些農民群眾的文化娛樂方式仍然為傳統的串門閑聊、走親訪友等方式，一些農村甚至流行封建迷信活動，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國農村群眾文化建設的發展。

2.農村文化建設相對比較落后。

目前，相比于我國城市文化建設速度，我國農村文化建設速度較為緩慢，同時受到城鄉二元體制的影響，使得農村群眾文化在發展過程中通常被忽略，導致農村與城市在文化結構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尤其是我國西部一些偏遠山區，農村群眾文化相對匱乏。同時，我國東都一些農村地區，其農村群眾文化與城鄉文化之間也存在著較大差距，一些農村的計算機普及率明顯較低，使得農民群眾在文化領域的消費相對較低，遠不及城市。一些農村地方政府雖然加大了農村群眾文化建設力度，然而在農村群眾文化產品創造時未能結合農村群眾對精神生活的需求特點，一味仿造城市文化建設，缺乏農民群眾真正喜歡的文化產品，使得農村群眾文化建設效果不明顯。

3.政府對農村群眾文化重視度不夠。

近年來，政府較為注重農村經濟的發展，進一步提升了各地的經濟水平，為農村群眾文化建設奠定了物質基礎。目前，一些農村盡管加大了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同時也組織和開展了一系列農村文化活動，然而這也主要集中在經濟較為發達的農村區域，使得一些經濟落后農村的農民群眾無法享受現代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時一些鄉鎮將精力放在當地的經濟建設方面，缺乏在農村群眾文化活動方面的經費投入，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國農村群眾文化的發展。

二、實現群眾文化與農民群眾的緊密結合有效途徑

（一）拓寬群眾文化發展空間

目前，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為我國群眾文化建設帶來了新機遇和挑戰，對持，在開展群眾文化與農民群眾的緊密結合時，應當拓寬群眾文化發展空間。近年來，海州區注重文化發展空間的拓寬，加大在群眾文化建設方面的資金投入力度，大力實施文化惠民工程。海州區積極開展廣場舞大賽、文化周以及文藝匯演等活動，促進群眾文化在藝術形式和內容方面的豐富和完善，有效實現群眾文化與農民群眾的緊密結合，提升農民群眾的道德素質。

（二）加強群眾文化基礎設施建設

為了有效實現群眾文化與農民群眾的緊密結合，加強群眾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近年來，海州區加大了群眾文化基礎建設力度，使得我區各項群眾文化基礎設施不斷完善。6月22日，海州區浦南鎮歷史民俗館建成并開放，成為全區首家鄉鎮歷史民俗館。同時，農民藝術館、農民健身館、彥涵紀念館以及連云港市圖書館海州分館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運行，相繼對民眾開放，為群眾開展活動提供了基礎保障。其中，農民藝術館建筑面積約1800㎡，分為上下兩層，設置了6個功能區，主體建筑整體風格為灰白色基調，內部裝修簡約，空間開闊。農民健身館建筑面積約1500㎡，設置了臺球館、乒乓球館、健身房、動感單車俱樂部、拳擊館、舞蹈房以及壁球館7個功能區。民俗館布展面積100㎡，由浦南之源、浦南之興、浦南之子以及浦南之風四大板塊組成，以圖片、實物的形式展現浦南傳統加工業、手工業以及民間文藝等內容，為實現群眾文化與農民群眾的緊密結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注重農民群眾主體地位

為了進一步實現群眾文化與農民群眾的緊密結合，在開展農民群眾文化建設過程中，應當注重農民群體的主體地位。浦南鎮以舉辦農民文化藝術節為平臺，注重農民群眾主體地位，以先進文化占領農村陣地。走在浦南農村，隨處可見文化的新風，文化墻面繪有各種清雅的水墨畫、絢麗的農民畫、流暢的書法以及引人深思的名言警句。同時，不少農民的書畫作品也在這些文化墻上大顯身手，構成了一道道亮麗的農村文化風景線，有效實現群眾文化與農民群眾的緊密結合。不久前，由海州區文化體育旅游局、浦南鎮共同舉辦的“中國夢•浦南印象”農民攝影展在浦南農民藝術館拉開帷幕，當地一批農民攝影家用鏡頭記錄和見證了家鄉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發展和文教事業全面進步。同時首屆“舞到村頭、舞動浦南”廣場舞大賽在浦南火辣啟幕，近千名農婦積極參與到大賽中，掀起了我區全民健身的熱潮，實現群眾文化與農民群眾的緊密結合。

三、結語

第3篇：民眾文化范文

一、以民俗為主體，講解風土人情――《邊城》

人教版高中《語文》課本中《邊城》一文，是中國現當代著名文學家沈從文所創作的一部抒發鄉土情懷的中篇小說。該小說以翠翠的愛情悲劇為線索，淋漓盡致地表現了湘西地方的風情美和人性美。

教師在教學此文時，應著重注意文中所包含的眾多民俗文化現象，重點講解其中的風土人情。

首先，教師要引領學生弄清楚《邊城》的寫作背景，并把握住課文的主題思想。《邊城》以20世紀30年代川湘交界的邊城小鎮茶峒為背景，以“小溪”渡口為起點，繞山流的溪水匯入茶峒大河，展開了曠野渡口少女“翠翠”與山城河街“天保”、“儺送”兄弟的凄美動人的愛情故事。小說以兼具抒情詩和小品文的優美筆觸，描繪了湘西邊地特有的風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愛情悲劇，凸顯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與心靈的澄澈純凈。沈從文先生極為優美而流暢的語言文字，如詩如畫般描繪了白河沿岸恬靜幽美的山村風景、湘西邊城濃郁的風土民情：“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處必有人家，凡有人家處必可沽酒。夏天則曬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褲，可做為人家所在的旗幟。秋冬來時，房屋在懸崖上的，濱水的，無處不朗然入目。黃泥的墻，烏黑的瓦……”。這些充滿了自然真樸與生息傳神的描寫，給人以極美的享受。但是，教師在引領學生品析課文中美好的風土人情時，要注意與課文主題緊緊相連――曠野渡口少女“翠翠”與山城河街“天保”、“儺送”兄弟那動人而凄美的愛情故事。

其次，教師應引領學生注重這篇小說中大量的民俗文化現象。例如：“邊城所在一年中最熱鬧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過年”，文中“端午”、“中秋”、“過年”等涉及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時令節日類民俗；“河中龍船以長潭某處作起點，關稅前作終點，作比賽競爭”，這里提到的“賽龍舟”涉及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民間娛樂競技民俗；“天保、儺送兩人都是當地泅水劃船號選手”，“天保”、“儺送”是掌水碼頭龍頭大哥順順的兩個兒子，“天保”指因得上天保佑而送給順順的孩子，“儺送”指儺神（驅逐瘟疫之神）送給順順的孩子，這都是封建迷信說法，這就涉及到中國傳統文化中鬼神信仰類民俗；“二老，二老，你真能干，今天得了五只吧？”，“二老”，湘西方言，正確語序是“老二”，指在家里孩子中排行第二，這涉及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方言民俗；“過不久，兩個吹嗩吶的，四個強壯鄉下漢子，一頂空花轎，一個穿新衣的團總兒子模樣的青年”，“吹嗩吶”、“花轎”等，是中國舊社會很多地方所存在的娶妻迎新娘的禮節，這涉及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婚嫁禮儀民俗；文中還有大量描寫湘西人民居住、飲食、生產、生活等極富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事象。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須引領學生對課文中湘西優美的風土人情進行系統解讀與領悟，以增強課堂感染力、引起學生學習興趣，以此培養學生熱愛語文學習、熟悉祖國傳統文化的思想。

讀者雖然僅僅是從文字上了解湘西那個遙遠的時代，未必真正懂得那是什么樣的社會環境，但《邊城》卻是沈從文先生描述的類似于陶淵明筆下的現代“桃花源”，與當時“爭亂”的外世隔絕，從中不難看出沈從文先生對美好和諧社會的向往、對青年浪漫動人愛情的祝福。

中學語文教師通過引導學生對課文系統而深入的解讀，不僅能有效達成語文教育教學目標，而且能提升學生熱愛大自然、熱愛祖國傳統文化、熱愛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

二、以民俗為線索，疏通文章內容――《孔雀東南飛》

人教版高中《語文》中《孔雀東南飛》一文，是中國東漢時期樂府民歌，是中國古代漢民族最長的敘事詩；該詩與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朝民歌《木蘭詩》合稱為“樂府雙壁”。《孔雀東南飛》一詩，主要寫了東漢建安年間，善良賢惠的劉蘭芝和廬江小吏焦仲卿真誠相愛并結婚；但婆婆焦母卻看不慣劉蘭芝，對其進行百般刁難，仲卿向母求情無效，蘭芝終究被休；最后夫妻兩人自殺殉情的愛情悲劇故事。該詩包含有大量民俗文化內容，是中國古代社會民俗文化的典型樣板之一。

教師在教學該詩時，可以詩中的民俗文化為線索、引領學生疏通詩歌中的主要內容。

首先，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圍繞詩歌主題對詩中的大量民俗文化內容進行挖掘和分析，來探究中國古代民風民俗，增進對中國古代社會人文環境的了解和領悟。例如，詩歌開頭劉蘭芝自陳：“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為君婦……”，這是一種縱的鋪陳，簡練而有層次，意在強調蘭芝從小聰明能干、多才多藝，很有教養。這里面又包含了諸多民俗文化意象，如“織素”、“裁衣”，這是中國古代女性閨房基本功課。在封建倫理道德約束下，中國古代女性一般很少外出，絕大多數是待在家里織布裁衣；“彈箜篌”、“頌詩書”，中國古代世家大族，比普通平民百姓家庭條件好得多，大家閨秀家教較嚴格，劉蘭芝會詩書禮樂，這是中國古代詩書禮樂民俗的典型體現。再如，劉蘭芝離開焦家時也有一段細致的鋪陳：“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這里生動描寫了劉蘭芝的衣履佩飾，涉及到了中國民俗文化中服飾類民俗元素，如“繡夾裙”、“躡絲履”、“玳瑁光”等，這是中國古代有錢人家的女性服飾，“繡夾裙”是繡花的夾裙，是漢族服裝。“躡絲履”是腳穿用絲做的鞋類，“玳瑁”是用大型的海龜背甲制作的精美裝飾品。詩中劉蘭芝的穿著打扮向我們當今讀者展現了東漢時代上層女性的服飾風格。

其次，教師在該詩教學過程中，須引導學生緊扣主題。民俗文化的分析與解讀，必須為全詩的基調與主題服務。詩歌中大量的人物描寫、環境描寫、事件描寫等，都是為劉蘭芝與焦仲卿之間悲慘的愛情婚姻故事做鋪墊的。主人公劉蘭芝聰明、勤勞，“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等的鋪排，立即令讀者對她產生極好的印象；劉蘭芝美麗賢惠，“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表現了她出眾的美麗和高雅的風度，下文里寫縣令、太守紛紛派人到她家求親也從側面表現了她的美貌遠近皆知；劉蘭芝善良、懂禮，她向焦母辭行時，說“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里”，與小姑子告別時說“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劉蘭芝忠于愛情，不為榮華所動。她被婆家嫌棄而回到娘家后，縣令、太守兩家先后來求親，都不能令她動心，最后在拒婚不成的情況下，“‘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赴水自盡，以死捍衛了她與仲卿的愛情。

因此，中學語文教師在教學該詩與其它類似詩歌時，應注意以民俗為線索、疏通文章內容，使學生在學習中產生興趣、在興趣中探尋文化，以夯實基礎、積累知識；并且，要引導學生在學習中緊扣文章主題、升華思想感情，以培養學生的審美意識和價值情操。這些教學原則與方法，對于中學語文教育教學而言有著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三、以民俗為焦點，活躍課堂氣氛――《云南的歌會》

人教版八年級《語文》中《云南的歌會》一文，是沈從文對云南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歲時節令和集會娛樂狀況的生動描述。在中國云南省一些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每逢集會或節日，人們聚集在一起，即興唱歌，互相問答，游戲傳情等。這種古老的歌會形式，蘊含著濃郁的民間文化氣息，贏得了沈先生的由衷贊揚。

教師在教學該文時，可以民俗文化為焦點，激活課堂學習氛圍、提高學生學習的注意力和積極性。

首先，教師可以圍繞“云南的歌會”這種民族間的民俗文化特色，引導學生探討云南的歌會到底有何主要特點，使學生對課文中的主要內容有整體了解與把握。就中國民歌民俗文化而言，一般具有三個主要特征：一是要有地方特色的曲調。從文中解讀可知，云南少數民族眾多，各地區民風民俗略有不同，而且大都熱情奔放、熱愛音樂舞蹈、有自己民族特有的音樂曲調。例如：“唱的多是情歌酬和，卻有不同方式。或見景生情，即物起興，用各種豐富譬喻，比賽機智才能。或用提問題方法，等待對方解答。或互嘲互贊，隨事押韻，循環無端。也唱其他故事，貫穿古今，引經據典，當事人照例一本冊，滾瓜熟，隨口而出”、“就中最當行出色的是一個吹鼓手，年紀已過七十，牙齒早了，卻能十分熱情整本整套地唱下去”，等等。二是要有寫歌詞的氛圍。云南地處中國西南部，全年大多數時候氣候溫暖濕潤、自然環境優美；云南又是少數民族集聚地，是個“詩歌的家鄉”，寫出來的詩歌大都趣味無窮。例如，文中寫到“這是種生面別開的場所，對調子的來自四方，各自蹲踞在松樹林子和灌木叢溝凹處，彼此相去雖不多遠，卻互不見面”“這條路得通過這些果樹林、札木林、竹子林和幾個大半年開滿雜花的小山坡”等等，自然環境優美，能很好激發人們創作歌曲的欲望。三是要有唱歌的場所和氛圍。云南的唱歌場所別開生面且極具浪漫主義色彩，非常富有本土特色；他們選在山野、山路、林寨，顯得樸素、簡約、自然；而我們中國很多其他地方唱歌多是在戲臺、劇院或是在歌廳；云南唱歌的氛圍是相當濃烈的，有對歌、漫歌、傳歌，參與歌會的有男女老少、連年過七旬掉光牙齒的老人也在熱情地唱著。例如，文中寫到“馬上一面欣賞土坎邊的粉藍色報春花，在輕和微風里不住點頭，總令人疑心那個藍色竟像是有意模仿天空而成的；一面就聽各種山鳥呼朋喚侶，和身邊前后三三五五趕馬女孩子唱著各種本地悅耳好聽的山歌”“大伙兒唱得最熱鬧的叫‘金滿斗會’。有一次，由村子里人發起，到時候住處院子兩樓和那道長長屋廊下，集合了鄉村男女老幼百多人，六人圍坐一桌，足足坐滿了三十來張矮方桌，每桌各自輪流低聲唱《十二月花》，和其他本地好聽曲子”等等，說明云南歌會有諸多場所和極好氛圍。教師引導學生從不同角度探析文本、深入思索，能使學生較為全面地把握文章主要內容和寫作特點。

其次，教師在對該文進行教學時，除了著眼“云南的歌會”主要內容與特點之外，還可引導學生對文中具體的民俗文化元素細節進行深入發掘和領悟，諸如文中描寫云南當地民眾的生產生活、衣食住行、自然環境等。例如，作者在“山路對歌”中抓住人物描寫，寫一個年輕婦女一連唱敗三個對手，這種得勝的喜悅用“理理發、拍拍繡花圍裙上的灰土，向大家笑笑”來加以描寫；那白白的糯米牙，那黑中透紅的棗子臉，那特有的民族服飾，顯得活力四射、風采斐然；在寫“山路漫歌”時抓住了環境的特色，并詳寫了戴勝鳥和云雀的“呼朋喚侶”的“爭鳴聲”；寫“林寨傳歌”注重的是場面描寫，如三十來桌輪流低唱時的聲音，輕柔如松濤，舒卷張弛如龍吟鳳唱。通過這三個場景，不僅將云南這一地方的歌會寫得光彩照人，而且還涉及了當地民眾的衣物服飾、自然景色等。這些都有利于教師引導學生加深對云南歌會的印象、對云南當地民眾生活習俗的了解，同時能較好的激發學生語文學習的探究欲和積極性。

因此，中學語文教師在教學類似的課文時，可以民俗文化為焦點，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活躍課堂的學習氣氛，還應該將課文所涵蓋的民俗文化內容與學生實際的學習感悟能力相結合，能使學生在學習和探索過程中不斷積累自身語文知識體系、認識中國各地不同民風民俗，從而有效達成語文教育教學目標。同時，讓學生走進民俗文化，深切感受中華傳統文明，使學生產生強烈的民族自豪感。

第4篇：民眾文化范文

一、數學通假的概念分析

1.通假的含義

古人在使用文字時，不用本字，而借用一個與它音同或音近的字來代替，這種現象叫做通假。通假是語文中的一種修辭方法，它是漢字的通用假借，即用同音字或音近的字來代替本字[1]。

2.數學通假

數學來源于生活，從現實中總結出規律性的數學概念和圖形特點及性質又反過來指導生活，借助于數學的理論和數量判斷是非，利用數學的結果預測和決策，仿效數學的方法拓展科學研究等。

數學發展也是應用所需，這種應用有時受到習俗的約束，如畢達哥拉斯學派的“萬物皆數”，人們認為那是神的指使；又如達芬奇的黃金分割美學定律；再如彗星光顧地球是一種天體運動規律，不是人做壞事來懲罰的；達爾文的綠豆和黃豆雜交第二代的顆粒比總是1：3是物種的遺傳規律，通過概率統計可以解釋。從系統論來看，數學是整個人類文化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子系統，但又不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系統，在這個系統形成過程中，逐步產生一種特殊的文化——數學文化，它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數學對于人們觀念、精神以及思維方式的養成所起的影響以及數學在生活中的廣泛應用。數字的簡單、符號的簡練、推理的簡潔、邏輯的精練、公式的實效、圖形的直觀、構圖的美麗、方法的優美等反映出數學元素（數字、圖形、思想、方法等）的魅力。因而，人們時時處處都想用更多的數學來替代某些字或詞寄托一種寓意，于是就產生了數學通假。所謂數學通假就是用數學元素與所要表達的音近或形似的字、詞或問題進行替換，從而獲得一種通俗、婉轉、簡潔、直觀、美麗的期望效果。

二、民俗文化中的數學通假

數學主要由數字、圖形及數學思想方法構成。民俗文化是民間的一種通俗文化，不管是有形，還是無形（口頭傳承）的都滲透大量的數學通假。

1.數字通假

數字在民俗文化中占有一定地位，而同一個數字在不同的學科或語境中會有不同的讀音、語調和含義。如數字“1”在漢語中讀“yi”，在軍事上讀做“yao”，在音樂中讀“dou”等。

“1”讀音通假的故事。一位老大爺到醫院看病，掛了11號，醫生按次序看病，病人忍著疼痛直到醫生要下班了也沒聽到醫生喊“十一”，于是病人就問醫生：還沒輪到我嗎？醫生說：你掛了多少號？病人說：“shiyi”號；醫生說：早就喊過了；病人說：我怎么沒聽見喊“shiyi”號？醫生說：我早就喊過“yaoyao”號了，沒人答應。后來病人就與醫生爭執起來，醫生生氣地說：“yi”就是“yao”，“yao”就是“yi”。于是病人記住了，醫生問病人：“你哪個地方不舒服？”病人著說：我“yi”疼。醫生說：“yi”在哪兒？病人說：在這里（手按著腰）。醫生說：那是“yao”。病人回答：你不是說“yao”就是“yi”，“yi”就是“yao”嗎？

“8”諧音“發”，“6”諧音“順”，人們渴望發財，希望辦事順利，很多人都希望“8”和“6”越多越好，“4”諧音“死”，為圖吉利往往避諱用“4”，許多賓館避開用“4”，如4層樓用“5-1”，或“3+1”或3A；14層樓用“15-1”，18層樓（18層地獄）用“19-1”或“17+1”表示，采用加減法解決，多好呀。有的賓館把“×04”、“×14”、“×24”、“×34”分別表示為“×66”、“×77”、“×88”、“×99”，很有文化底蘊。

傳說宋代呂蒙生活貧寒，他寫了一副對聯，上聯“二三四五”，下聯“六七八九”橫批“南北”，意思是“缺衣（一）少食（十）無東西”。后來有人改為“二四六八”，“三五七九”，含義一樣，但進行奇偶分類，體現數學分類思想。

當然不同的地區和民族有不同的喜好，如有的偏愛“2”、“3”、“7”等數字。

某些行業為了保密，利用通假產生了一些“行話”，又稱為“切口”，不同的地區和行業從一到十的“切口”也不同，如江浙一帶裁縫用“口、人、工、比、木、回、寸、本、金”代表“1、2、3、4、5、6、7、8、9”九個數字，將“1元2角”說成是“口人”。上海商界用的數字就像是文字游戲，從字型取意，每兩個字的意思都正好說明了一個數字，漢字從一到十為：“旦底、挖工、橫川、側目、缺丑、斷大、皂底、、未丸、田心”，“旦底”就是“旦”字的底部，即“一”；“挖工”就是挖去“工”字的中部，即“二”，依次類推[2]。

9月9日為老人節，“9”通假“久”，希望老年人活到永久，偶數為陰，奇數是陽，“9”是奇數中最大的數，兩個“9”在一起，叫重陽，于是9月9日又叫“重陽節”。還有“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數字串構成的節日也有具體內容。

深受百姓喜愛的某些電視臺節目如“港城365”，把每天發生在全市民間的事情及時向民眾報道，另外中央電視臺“非常6+1”等，其意義就不言而喻了。

流傳在江蘇北部一帶的“369往上走”兒童游戲（如圖1），此游戲寓意給人們一種勇往直前的鼓勵，為何不用“147”、“258”，而偏偏用“369”？

先看玩法規則，就地取三種小塊物體當棋子，三人對局，每人一子放在自己一方起點，然后三人同時伸出手指（最多三個）或每人拋出數數的小物體（最多三個），以三人手指或每人拋出物數總和決定誰先走一步，規定執“一”者（甲）為1、4、7；執“二”者（丙）為2、5、8；執“三”者（乙）為3、6、9；總和等于零為空，誰也不走；誰先到達廟的終線誰為勝者。

從玩法可知，總和共有0、…、9十種結果，每個結果由三人（即執“一”、“二”、“三”）自由出0、1、2、3數決定，如“0”的情況是0+0+0，每人都出“0”（即空），只有1種；如“1”的情況是0+0+1，兩人出“0”（即空），一人出“1”，共有3種；如“2”的情況是0+0+2或0+1+1，兩人出“0”（即空），一人出“2”，或兩人都出“1”，一人出“0”（即空），共有6種；以此類推列表如下：

表1：三人出數總和與相應的組合數

“147”走一步的概率p1=■=0.31，“258”走一步的概率p3=■=0.38，“369”走一步的概率p1=■=0.31，顯然，大于其他兩個，也就是說，選“369”者每次走一步的機會大，所以“369”者最容易贏。

江蘇名酒夢之藍系列設計出M3、M6、M9，體現追求發展的企業文化。

西雙版納地名用到數學通假。在傣語中，西、雙、版譯成漢語分別是十、二、千，納是個名詞，意為田，“版納”可譯為“千田”，按照“位置原則”，西雙版納就是十二千田，這里每個“千田”代表一個部落（傣文歷史資料《泐西雙邦》一書記載，即邦荒等），西雙版納實質上就是十二部落組成的聯合體。

謎語是民俗文化的寶藏，是非常有意思的民俗語言，它們與數學有著密切的關系。如猜字迷：四去八進一（日），摘掉窮帽子，挖去窮根子（八）。猜數學名詞：減法沒算對（誤差）。猜數學家名字：爺爺參加百米賽跑。（祖沖之）。猜成語：=100×100×100（千方百計）；1%（百里挑一）；1+2+3（接二連三）。歇后語：半斤對八兩（對等）。

2.圖形通假

數學圖形的名稱實質上就是圖形與漢字通假，圖形“”通假“圓”字，“”就是方形，在習俗上用“方”表示方正、正直，人們通常用它寓意做人的標準，如《孟子·離婁上》：“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3]。“方”與“園”相對，表示正直、圓滑。

“”通“元”，揚州個園的走道圖案出現兩個相交的“”，寓意“連中雙元”。這里用古代的科舉寄托對子女成長的希望。從隋朝到清朝共出現504位狀元，其中連中三元（指解元、會元、狀元）概率極小，而連中雙元的人稍微多一些，可見主人在設計圖案表達寓意時已經注意到客觀與希望的協調，如圖2。

“”和“”套用，出現“外圓內方”的圖形，比喻外表隨和，內心嚴正。如錢幣是深入民間，使用最廣的流通物，從周元通寶迄今幾十種鑄幣都是外圓內方的結構，一方面可以用線串起來方便攜帶，更主要的是體現統治者對子臣的一種要求。

人們的生活起居有時采用數學通假寄予希望，如中國古代建筑的五種基本形式之一——攢尖式，有四角、五角、八角等。如揚州個園的門一般是圓門、方門、六邊形門、八邊形門，八邊形的門體現道教的八極信仰，又具有八面玲瓏之意。馬熙《開窗看雨》詩曰：“八面一得月多”，后借以形容人手腕圓滑，世故深，待人接物面面俱到，又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之意。子女住房的高柱有圓柱和方柱，男孩采用圓柱，而女孩采用方柱，體現對子女教育“外圓內方”的希望。揚州汪氏小苑采用“九宮圖”建房，這也是圖形與寓意的通假，寄托“九宮圖”帶來美好未來，“九宮圖”與八卦結合起來，出現“九宮八卦圖”成為“風水先生”的“理論基礎”。從數學的角度看《九宮算圖》，那只不過是簡單的“數陣”（也稱“幻方”），如餐桌設計為圓形，表達團團圓圓之意，在兩個半圓或中間增設一個活動方形，折疊后合并成一個圓，象征家庭和睦團圓，方形桌寄托四平八穩。另外在住房設計、裝潢、服飾、剪貼等都使用數學元素，再如揚州汪氏小苑的鵝卵石地面，設計采用梯形、平行四邊形拼湊圖案，再用不同材料鋪設，產生一種立體感覺，寓意層層高升。

五角星是美麗的圖形，許多民俗文化中都使用。如我國的五星紅旗，每個及大小之分代表不同的含義；美國的星條旗有50個，每個代表一個州，沿著行列看，9行11列，其中5行6棵，4行5棵；沿著對角看，（1+3+5+7+9+9+7+5+3+1），全是奇數（奇為陽），具有對稱性。

3.方法通假

墓碑上的數學題：古希臘著名科學家丟番圖死后，人們給他立了一塊碑。墓碑上寫著：“過路人，這里埋著丟番圖的骨灰，下面的數字可以告訴你，他的壽命有多長：他生命的六分之一是幸福的童年；再活一生的十二分之一，他長出了細細的胡須；丟番圖結了婚，可是還沒有孩子，這樣又度過了一生的七分之一；再過五年，他得了頭胎兒子，感到很幸福，可是這孩子只活了他父親年齡一半；孩子死后，這老頭兒在深深的悲痛中又活了四年，便結束了塵世的生活。請問：丟番圖活到多少歲才和死神見？”

設丟番圖活了x歲，那么■x+■x■x+5+■x+4=x，得到x=84。

顯然，這段文字描述的是丟番圖的幾個重要階段，它是用數學問題告訴丟番圖的年齡，實質上是解方程的方法通假。

在現實生活中，立足于數學揭示存在于身邊的民俗文化所滲透的通假問題，能夠傳承數學文化，用在教學上能夠活躍課堂氣氛，實現數學教學的生活化，提高學習數學的欲望，培養學生的聯想能力和想象能力及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參考文獻

[1] 新華詞典.商務印刷館，北京：1994.

第5篇：民眾文化范文

民族民間舞蹈課是學校進行藝術教育的重要內容。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應將培養學生的高雅審美品位作為重要教學目標。在民族民間舞蹈教學中滲透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要體現在服飾、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各個方面，為民間舞蹈教學賦予更加豐富和厚重的文化內涵，這也是創新藝術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

【關鍵詞】民族民間舞蹈；民族文化；滲透；分析

對于高校來講，實施素質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進行藝術教育。近年來，在各高校的藝術課程設置中，民族民間舞蹈成為了形態訓練課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在這長久的歷史中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蘊。我國還是一個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各個民族的不同生活習慣和風土人情，都為舞蹈藝術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和資源。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進步，各個民族間的交流和交往在不斷融合和發展，舞蹈藝術也在這其中得到了良好的發展。高校民族舞蹈課的設置及內容也逐步走向了系統化和規范化，對民族民間舞蹈的教學不僅是傳授形體動態的過程，更是傳授民族民間舞蹈文化的過程，學生在課堂上不僅學習肢體動作，更是學習一種非語言文字的特殊人體動態文化。教育工作者要將培養學生的審美觀作為重要的教學目標，同時還要注重對學生的創造美、表現美、感受美的能力進行提高，在民族民間舞蹈的教學過程中進行民族文化的滲透，使得民族民間舞蹈的教學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

一、在教學內容中民族傳統文化的體現

我國的民族民間舞蹈形式多樣、種類齊全，這種文化的豐富性，也較好地保存在了各個民族的不同文化心態和文化樣式中。不同的民族舞蹈具有不同的舞蹈語匯系統，在具體的教學工作中，要先進行民族心態和民族樣式的滲透。將表現出各個民族的舞蹈風格和當地的風土人情的動態語匯在舞蹈教學中進行充分的體現，在課堂教學中將這些語匯進行分解，然后向學生進行講解，并加強其訓練。通過講解，讓學生明白這些民族的獨特文化和民族精神風貌，進而讓學生們能對不同民族舞的風格和動勢特點有著不同的掌握，從而將學生的肢體表現力提高，讓學生能將不同地區和不同民族的舞蹈用肢體語言表現出來，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反復不斷的練習，從而能重構出民族民間舞。在講授民族民間舞蹈的過程中，要讓學生明白這不是單純的形體學習的過程，更是對中國民族民間舞蹈文化的學習過程。首先，向學生講述各民族民間舞蹈的形成、來由，讓學生能明白該民族的心態和風土人情，從而更好地了解其文化，在表現形式上能夠更好地用身體語言表示。例如，對藏族的民間舞蹈來說，它是由當地的宗教文化和農牧文化形成的，具有獨特的動律特性，身體重心偏前，微微前送或是前傾90度，這與當地的政教合一和宗教精神需求有關系。藏族地域遼闊，舞蹈形式多樣。在風格上，講求跳、踢、踏、擺、悠，沉穩有力、講求多變。但是不管怎么多變，藏族舞蹈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在膝部上進行有彈性或小而快的不斷顫動，或是在膝部上進行不斷的柔韌屈伸，其中的“弦子”和“踢踏”表現尤為突出。所以，在教學過程中，可以將屈伸和顫動作為教學的重點。在教學的過程中，還必須注重把握民族民間舞蹈的審美情趣和精神氣質，例如中國東北地區的秧歌，它的形成具有濃烈的生活氣息和地域色彩。它區別于其他地區秧歌的顯著特點是具有很強的美、穩、俏和哏的特點，它的主體風格是“哏中俏”“穩中哏”“穩中浪”。在講授的過程中，就要充分把握它的步伐特點，從形態入手，掌握神態特點，從而將舞蹈的特點表現出來。

二、民族文化在民族民間舞蹈教學中的現狀分析

不同的民族氣質和舞蹈樣式表現在不同的民族舞中，在具體的民族民間舞蹈教學中，要充分滲透民族形式和民族文化。舞蹈的形體和動作是民族舞蹈教學中的重要部分之一，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往往將其作為教學的重要部分，從而將對學生的氣質和內涵的培養忽視掉了。在具體的教學工作中，因為沒有具體的民族文化培養，也缺少教學的具體方法和措施，很難做到在民族民間舞蹈教學中滲透進民族文化。而且學生們的舞蹈基礎也各不相同，有些高校甚至都沒有對民族舞進行細分，不能進行統一的排練教學，使得民族特色的表現不明顯，對舞蹈的排練成為了學生的簡單復制和操作，將舞蹈的真正涵義忽略掉了。

三、在民族民間舞蹈教學中滲透民族文化的措施分析

（一）將一些民族文化講解課程加入到舞蹈課程設置中。

在進行一種民族舞的學習過程中，先簡單講解該民族的文化和風土人情，從而在舞蹈教學中滲透進適當合理的民族文化知識，讓學生在感受各民族文化和風土人情的同時，進行民族舞蹈的學習。例如在講授朝鮮的腰鼓舞之前，先講解一些朝鮮族的風土人情和當地文化，或是利用多媒體資料播放相關的圖片和視頻，讓學生們在了解朝鮮族文化的基礎上進行舞蹈動作的練習。同時也可以給學生講解一些當地的情況和地理環境特點。

（二）將各民族民間舞的風格進行重點講解。

首先，讓學生對民族舞的基本動作進行掌握，這是掌握民族舞的獨特動作和舞姿的關鍵所在，這也是各個民族舞能夠體現出不同的關鍵，是民族舞最富有特色的部分。要抓住各個舞蹈中的經典動作，各個民族舞都具有其獨特的動作，這些獨特的動作使得民族舞具有自己的風格。在民族舞教學中，教師應讓學生抓住舞蹈中最具代表性的動作，同時在教師的講授過程中，也要降低講授速度，使得舞蹈的感染力和表現力得到充分提高。在舞姿的講授過程中，教師要做到由淺入深，循序漸進，讓學生能逐步對要點進行理解和掌握。不同的民族舞具有不同的韻律和動作，這就要求教師在教授舞蹈的過程中，盡量做到規范化和系統化，及時在教授的過程中發現并總結問題，便于為以后的授課做準備。對于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學習能力和舞蹈協調能力也應該充分注意，民族舞的學習不是單單讓學生學會幾個重要動作就可以了，而是通過對民間舞的學習，讓學生的學習性和協調性得到充分提高，學生能夠熟練運行氣息，這種氣息不僅僅是單純的氣息訓練，而是進行藝術性的呼吸，通過運用人體氣息，達到內心旋律和身體協調性的完美融合，這樣形成的舞蹈才是具有不同舞蹈風格的民族舞蹈。

（三）民族文化從舞蹈服飾上進行體現。

在舞蹈的表現力中，服裝起到了重要的承載作用，舞蹈風格的形成受到服裝很大程度上的制約。一些地域的文化特色和風土人情在我國的民族舞服裝中得到了極好的反映，它能充分地表現出該民族的風格和生活特性。教師在進行舞蹈教學時，為了將民間舞蹈的風格和特色進行充分的體現，可以讓學生穿上民族服飾，以加深學生對民族文化和民族舞蹈的理解和認同感。

（四）采用多媒體方式讓學生進行名家舞蹈的體會。

隨著科技的發展和信息技術的進步，多媒體技術已經被應用到了生活的各個方面。充分利用多媒體教學的優勢，在民族民間舞教學中發揮其作用。多媒體教學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制，通過播放音頻和視頻軟件，讓學生們進行舞蹈名家經典舞蹈作品的賞析，通過學習和模仿，讓學生理解和了解民族民間舞，揣摩名家動作和神韻，從而發揮多媒體教學的優勢，提高學生學習民族民間舞蹈的質量。

四、小結

我國的民族多樣性決定了我國的民族民間舞的多樣性，在具體的舞蹈教學中，必須進行相應的民間本土體現。藝術來自于生活，只有充分感受民族文化和民族風情的多樣性，學生才能從真正意義上了解我國的民族民間舞蹈，才能真正將民族文化滲透到民族民間舞的學習中。通過對學生進行民族文化的滲透，讓學生充分了解我國民族舞蹈文化的精神和內涵，從而吸收各個民族文化的底蘊和精髓，為民族民間舞的不斷發展作出貢獻。

參考文獻：

[1]吳迪.民族舞蹈教學策略分析[J].黑龍江科學，2014,(12).

[2]王奇.民族舞蹈文化的傳承與民間舞蹈教學[J].通俗歌曲，2014,(04).

[3]李曉君.淺談民間舞蹈文化與民間舞蹈教學的有機結合[J].陜西教育（高教版），2011,(1).

第6篇：民眾文化范文

一、傳承民族民間民俗文化是發展群眾文化的必由之路

一個國家的生存與發展離不開文化的支撐。過去的群眾文化中殘留著舊時代舊思想的烙印，由本民族的祖先創造出來的群眾文化具有鮮明的色彩，衍生出形式各異的民俗服飾、淵源流長的古典詩詞、中華傳統美德以及民間說唱等民俗文化活動。

中國的民間文化成長于廣袤的華夏大地上，群眾基礎深厚，中國風格鮮明，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擁護與喜愛。伴隨新世紀的來臨，我們不僅要肩負起保護民族文化的重任，還要將其繼續發展下去，傳承給我們的子孫后代，這就要求我們在保持多樣化的基礎上，整合與創新符合生產力與文化發展要求的民俗文化。群眾文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就一定要以服務群眾為目標，大力發展群眾文化才能將民間民俗文化更好的發揚下去，最終實現傳統文化在可持續發展道路上的目標。

在我國歷史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將民俗文化傳承下去不僅僅是對歷史的積淀，更加是中華民族一種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要想將群眾文化發展下去就要繼續保持傳統民俗文化在人民群眾中的地位，二者相互融合令群眾文化具有更加鮮明的特色，還能為我國的社會文化發展事業打下堅實的基礎。在發展群眾文化的同時，一定不能忘記群眾在這之中占據的重要地位，其對文化的發展的影響是深遠的，他們是文化發展的創造者，是文化財富的繼承者，所以在發展群眾文化時，應該以群眾為核心，時刻銘記“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理念，在傳承民俗文化的基礎上將更加鮮明的文化特色與時代性充分體現出來。

二、傳承民族民間民俗文化是群眾文化發展的重要功能之一

文化活動作為群眾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不僅表現在社會文化方面，而且表現在繼續建設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傳統的民俗文化中，群眾文化具有鮮明的傳統性，在發展過程中就要傳承這種民俗文化，并將其應用在文化活動中，從而使群眾文化不僅僅帶有傳統的民族文化特點，更加具有現代化的時代特點。這在傳統的民族文化發展過程中意義重大，并且實現了社會文化的進一步發展。

民族的民間民俗文化在群眾文化中得以孕育、傳承以及發展。同時，傳統的文化形式與內容的傳遞離不開群眾文化的支持。很多傳統的群眾文化，如賽龍舟、潑水節，都是經過一種固定的形態方式繼承并發展下來的，經歷了千年的演變仍未改變原貌。現如今，新興的民俗文化正在蓬勃發展，走遍了神州大地，跨過了五湖四海，例如戶縣、金山農民畫，當地農民就是根據傳統的雕刻藝術、剪紙與刺繡等相融合再加上嶄新的表現手法創造出的藝術形式，目前已經在十幾個國家與地區展開巡回展示，受到了各地人民的喜愛。

在繼承傳統的基礎的同時，群眾文化還會不斷創造或衍生出新的活動方式。黨和國家對群眾文化的重視，整理、搜集、發掘和搶救了一大批優秀的民族民間民俗文化遺產，并使它們煥發出新的活力，不斷創新和發展。

我國的民族民間民俗文化自成系統，獨具特色，體現了鮮明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起著重要的作用。

群眾文化具有共同性、穩定性、過程性、個別性、地域性和綜合性等特點，也具有激勵力、穩定力、約束力和凝聚力等六個方面的作用。群眾文化的基礎是物質文化，并以制度文化這個中間媒介向人民群眾的行為規范滲透，把精神、物質和行為等層面的東西有機結合起來。

三、在傳承中創新是群眾文化發展的源動力

（一）發展群眾文化中的繼承

群眾文化和民族民間民俗文化有著歷史的繼承關系，盡管群眾文化受制于一定的經濟基礎，但它同時也有一定的獨立性，這就使得它不會因為原有經濟基礎的改變而全部消亡。所以，我們不應該隔斷歷史而應該尊重自己的歷史。

群眾文化不僅繼承文化藝術遺產的形式，還繼承文化藝術遺產的內容。相對來說，由于形式具有更大的獨立性和穩定性，因此，對形式繼承的價值更大。群眾文化以歌頌愛情、熱愛祖國、贊美勞動等主要內容，世代相傳并不斷發展、充實。古詩、戲劇等民族民間民俗文化是歷史上勞動人民藝術智慧的結晶，至今的體裁幾乎沒變。武術、山歌等群眾文化形式的面貌也沒多大改變。舞獅、掛彩燈等習俗依然被人民群眾喜歡著。元宵節、端午節、重陽節等活動方式至今為各民族人民喜聞樂見，并不斷發展，世代相傳。一種新的群眾藝術形式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產生的，而并非空穴來風，比如戲曲就是在舞蹈、歌詠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

我們對傳統和民族民間民俗文化藝術遺產既不能完全否定更不能生吞活剝地全盤接受，而是應該批判地繼承，去偽存真，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對于舶來的文化藝術，要做到洋為中用，克服民族虛無主義的同時也要反對排外，并將它們充分運用到我國群眾文化的創作中。

（二）群眾文化發展中的創新

群眾文化經過不斷繼承、創新、揚棄、積累后發展起來的，它是對一定社會活動的反映。群眾文化的更新和創新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內容創新，二是形式的創新。群眾文化的形式是活躍的、容易發生變化的，而其內容是保守的、穩定的。舞獅、舞龍燈、劃龍船等傳統群眾文化活動的形式與古時候沒什么大的變化，但其內容卻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一方面，我們要更新傳統群眾文化活動的形式，以便能更好地反映新的思想內容；另一方面，為了更好地表達一定的思想內容，也需要表現形式的創新。創新和繼承是辯證統一的，繼承是創新的基礎，是新的群眾文化發展的不可或缺的條件。

第7篇：民眾文化范文

民生新聞是近年來電視新聞類節目中的新興事務，它來自于對傳統電視新聞的突破和創新，它的出現，一方面是電視新聞節目不斷發展的產物，另一方面，它也是電視新聞乃至電視媒體產業市民化的產物。在民生新聞發展的今天，我們應當如何看待電視新聞中民生新聞的“市民化”呢？

一、取材視點的市民化

民生新聞最是從電視動態新聞中的社會新聞發展演變而來，獨立的一種新聞形式。民生新聞取材來源于普通市民的生活，它所反映出的“市民化”一詞的意義集中在節目素材的選擇上，即從普通百姓的生活視角、審美趣味出發，觀察生活、抓拍細節，紀錄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狀態，只需要順應生活、順其自然，平常人、平常事，平常話、平常情，平常之中見真實。不論是嚴謹的《焦點訪談》、《新聞調查》，或是輕松的《實話實說》，還是平樸的《紀事》、《生活空間》，它們在內容選擇上有三個共同的特點：

首先，百姓關心什么，電視節目就集中反映什么。黑龍江衛視開通了專門的新聞頻道，頻道命名為“公共新聞頻道”，以傳播學分析“公共”二字就十分值得肯定，它首先肯定了信息的受眾是公眾，也就是百姓，而節目也應服從于百姓的口味，因此頻道所播出的新聞節目往往都取材于市井萬象。

其次，以樸素自然為美，重視擷取不經雕琢的生活原生態畫面。民生新聞取材于市井，對新聞內容的關注多過對新聞外在表現的追求，事實上，與其把民生新聞視為民生類新聞倒不如將其視為新聞類故事，市民化趨勢下的新聞慢慢顯現出故事化，情節化的特點，而這些又是未經雕琢的原生態的市井故事，在鏡頭下表現出一種樸素的自然之美。

第三，從人們熟悉的生活中，尋找人們不熟悉的內容，并將其深挖凸現出來，即把熟悉的生活陌生化。民生新聞不再以一種俯視的角度去掃描新聞，而是把姿態降下，用一種草根階層的視角去關注百姓身邊的事情。

在敘述的環節上，制作者采取了平實的語言，對措辭也相當注意，用平和的語言視角去關注身邊的生活，從中提取精華是目前電視節目市民化的典型體現。目前我國的新聞類節目在慢慢市民化的進程中，又有區別于以往的外在表現形式，即新聞的娛樂化，播報方式的自由化，鶴崗電視臺晚間播出的《百姓百事》欄目在內容取材上就很重視電視媒體的“市民化”傾向，大到市民百姓關注的政策法規、冬季供暖、缺水短電，小到失物招領、尋人問訊、求醫購物等生活瑣事。

二、敘事方式的市民化

市民化的電視節目往往采用白話式的敘述方式，鶴崗電視臺的《百姓百事》就大膽摒棄了傳統的新聞播報程序，雖然新聞節目仍然需要有主持人進行串聯，但是此時進行串聯的角色已經慢慢由播報員向主持人這一身份過渡，而主持人在當今電視節目中的身份越發的舉足輕重，以往簡單的播報已經不能適應民生新聞的要求，這類新聞節目的主持人往往需要拿出自己個性化的東西來吸引觀眾，這類電視節目的播出形式往往有所創新，少有雙人播報，多為單人播報，而且主持人的語言接近口語，語速較快，還時常引用一些百姓喜聞樂見的順口溜、歇后語，并輔以手勢等體態語，注重與受眾的交流。比方說鶴崗電視臺的《百姓百事》欄目的主持人，播報新聞時的輕松風格引起了觀眾的一致好評。我們注意到，這類播報的特點即白話式的敘事揚棄中心陳述方式。

三、制作流程的市民化

民生新聞是對傳統新聞的一個突破而決非顛覆，從以往的新聞來看，民生新聞一直時各類新聞雜燴的一個組成部分，只是近年來其地位在慢慢提高，那么純粹的民生新聞除了對新聞的傳播功效加以繼承，還應有獨有的特點。首先，是對“主題先行”的反思。編導者應該在自然而然地進入具體情境時，理解和發現主題，結論的產生往往來源于其在關注過程中的發現。而在這關注過程中，創作者應始終做到：不要在生活中尋找你要的東西，要努力判斷生活中到底發生了什么。任何形式和理論上的生搬硬套都將背離民生新聞的主旨。其次，市民化新聞反對虛構、重演、嫁接，節目的創作者必須抱有對生活的尊重和對自己的真誠，不虛偽、不違心、不矯揉造作，要樸質地對待生活，真誠地與生活交流對話，淡化主體意識。上海衛視的直播節目《上海早晨》不僅每天為市民提供天氣、交通情況和購物、旅游等方面的信息，還時常介紹些生活小常識來豐富節目的服務性內容。演播室的設計也別出心裁，家居式的擺設更增添了生活的氣息。與其說它是直播間，還不如說它是個溫馨的“小家”更為貼切。觀眾透過主持人身后的窗戶可清晰了解南京西路上的車流路況。同時，他們還利用直播的互動手段，通過上海市交通指揮中心的“屏幕墻”的圖像信號把節目播出同一時間全市的交通路況隨時傳遞給廣大市民。可見，編導們在制作流程上的“市民化”體現到了節目的每一個細節。

四、美學意義上的市民化

第8篇：民眾文化范文

    摘要:中國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的唯一延續,是華夏文明本質的表現。上古時代虞舜的思想和政治作為,使古代東方人類社會從野蠻時代過渡到文明時代。以舜為主體形成的道德文化,主要表現在家庭人倫、為人行事、仁德政治諸方面,是中華民族道德文化之源。在實施法治的同時加強德治,必須繼承并發揚優秀的道德傳統和民族精神,推動世界文明的交流與融和。

    舜名重華,亦稱虞舜,是繼唐堯之后的又一賢君,《史記》中贊述的“五帝”之一。根據國家“九五”期間組織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專家學者,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攻關的最新研究成果,夏代的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那么,將帝位禪讓給夏禹的虞舜所生活的年代,當在此之前并緊密相鄰。距今日之時,也就是四千一百年前后的上古時代。舜的思想和政治作為,使東方人類社會從野蠻時代過渡到文明時代,是一位承前啟后的偉大歷史人物。以舜為主體形成的舜文化,是中華民族道德文化的源頭,對華夏文明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一、舜文化的內涵

    從遠古時代的燧人氏、伏羲氏到炎帝和黃帝,是中華民族的開創時期,產生了農耕文化。這是人們賴以依存的物質基礎。但是,人類自身的另一種生產則經歷了更長的蒙昧階段,以致盡管有了農耕文化,卻并不表明已經進入了文明社會。對此,《呂氏春秋恃君覽》中就有這樣的描述:“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這種母系氏族的社會關系就是如此的簡單而又紊亂,后來的正統史學家司馬遷以至竟對此不屑提及。他的《史記》所載只是從五帝開始。因為,“黃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大致從黃帝開始,中華民族已進入了父系氏族社會。“自黃帝至堯、舜,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東方人類從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的這種人類自身生產的進化,經歷了一個更長的過程,這個過程直至舜時才得以完善。舜以崇尚孝悌而聞名于時,以全新的道德文化開辟了東方人類社會的新紀元。

    《尚書》記載,“德至舜明”。《史記》也說,“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這些都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舜就是中華民族道德文明的始祖。所謂道德,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和規范。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產物,是人類自身不斷進步與發展的標志。湖北荊門郭店楚簡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面世,是近年我國考古的一項重大發現,也進一步證實了以往史書中的有關記載。楚簡里的《唐虞之道》篇寫道:“愛親忘賢,仁而未義也:尊賢遺親,義而未仁也……愛親尊賢,虞舜其人也。”既愛親又尊賢,就是虞舜所做的榜樣。這對于我們了解舜文化是很有幫助的。

    舜的道德文化包含著極其豐富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持家在德。舜尊重家庭,孝順以悌,身體力行,德行于世。

    據載,舜的出身低微。舜父瞽叟是個心地狹窄的盲人,后母言不及義而囂悍,生下的兒子名象,生性狂傲驕縱。瞽叟疼愛后妻的兒子象,幾次要殺害舜,都被舜逃脫。平時找其它小過失來處罰,舜都以順從的態度對待父親、后母和弟弟。舜長年累月篤誠小心,從不懈怠。舜對父母不失子道,待兄弟親善友愛,孝悌德行天下聞名。

    這時候,堯帝在位七十載,年事已高,需要尋找合適的接班人,便向諸侯、四岳征求意見。眾人異口同聲地推薦了舜。于是堯帝便將兩個女兒嫁給了舜,觀察他怎樣治家:又派九個兒子與之相處,觀察他怎樣處世。在舜的薰陶下,堯的女兒不敢因為身份高貴而驕傲,侍奉舜的親人謹守婦道:堯的九個兒子也都更加友愛。但是,瞽叟還是想殺害舜,要舜到倉廩上去涂合縫隙,卻乘機從下面放火焚燒倉廩,舜利用兩個斗笠護住身子,跳下來逃脫不死。后來瞽叟又要舜挖井。舜在挖井時特別開了個隱蔽的小孔道,可以從旁邊出來。當舜深入井中,瞽叟與象合力傾倒泥土把井填實,以為舜必死無疑。于是他們商量著分舜的財產。像打算將堯給舜的兩女兒和一把琴留給自己,將牛羊和倉廩分給父母。沒有想到,舜竟然從秘密孔道逃了出來。舜恪守篤親盡孝、寬厚仁慈的行為準則,對虐待過他的父親、后母和欺負過他的同父異母的弟弟象,不計嫌怨,寬容忍讓,并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感化堯九個不成器的兒子。在人類文明史上,舜第一次把本能式的家族血緣親情升華為理性的家庭人倫道德規范,使家庭組織得以穩定和延續。

    舜篤誠孝悌,以德報怨,首倡了人倫道德之風。這也是后來唐堯將帝位禪讓于他的重要原因。舜將家庭道德加以規范,從而使得家庭成為構筑文明社會的基本單元。這是人類社會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從家庭這個最基礎的社會單元大而化之,整個社會生活、法律政治,同樣要求有類似的規范和準則,這樣才能達到“內平外成”的理想社會。舜以后的無論是奴隸制還是封建制的國家社會,其實質都是一種“家天下”模式的拓展。“朕為天子”,家即是國,國就是家,“三綱五常”,等等。這些都可以從舜的家庭道德中溯本求源。

    (二)為人在德。舜修身為本,待人誠實,樂于助人,踏實做人。 

    孟子曰:“舜發于畎畝之中,……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章句下》)其意是說,舜從田野之中產生出來,這是上天要將重大任務落在他頭上,有意先要困苦他的心志,勞累他的筋骨,饑餓、空匱他的軀體,困擾他所做的事情,這樣可以激勵他的心志,堅韌他的性情,增加他所不具備的能力。出身卑微的舜,種過田,狩過獵,打過漁,挖過井,制作過陶器,還會造墻,修糧倉。舜在歷盡了各種勞作的艱辛之后,堅持用人格的完善來熏陶人,帶動人。先秦至漢代的許多文獻中都有關于舜的為人方面的記載:“舜耕于歷山,人皆讓畔。漁于雷澤,人皆讓居……陶于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史記·五帝本紀》)“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釣于雷澤,天下說(悅)之,秀士從之。”(《呂氏春秋·慎人》)以上記述,說的是舜耕于歷山,與人謙讓相處,寬厚仁慈,將肥沃的土地讓給他人:漁于雷澤,把經營好了的漁場讓給他人:天旱了,為他人鑿渠。他是制陶能手,而從不粗制濫造,弄虛作假。他從事商品生產而能誠實守信,童叟無欺。只要有利于他人、造福社會的,無不躬親為之,處苦行之。在他的影響下,鄰里和睦,村民友好,大家愿與他擇鄰而居。舜以其仁德感化人,以其行為引導人,以其才能信服人,鄰里都敬佩他、服從他。在舜的影響下,生產有了大發展,社會有了大進步,“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記·五帝本紀》)。原始聚落建成了都邑,原始社會形態也朝著文明社會邁進。

    舜代堯為帝以后,仍然堅持以德為人的標準。他敞開四面城門以暢通四方見聞言路,命令十二個州牧的首長“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史記·五帝本紀》),將德行作為評論帝王的標準,施厚德于民,不接近讒佞的人:交代臣子們“女無面諛,退而謗予”(《史記·夏本紀》),要求上下左右不要當面恭維說好話,私下里卻去講壞話,應當誠懇相待,不做兩面人。舜一直堅持以德來完善自身的人格,樹立為人行事的榜樣。

    (三)治政在德。舜實施善舉,推行五教,擢賢任能,用人惟績,心懷天下。

    舜“攝行天子之政”時,開始設立十二州,以不變的刑法告示人民,用放逐來寬恕五刑的罪犯,“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歡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史記·五帝本紀》)。將這“四惡之害”放逐之后,即處置了他們的罪行,又改變了各地的風俗,天下人都心悅誠服。同時,舜進一步任用了高辛氏八個好兒子的后代,被稱之為“八元”的擔任倫理道德教化官,將“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這五種倫理宣揚于四方,從而“內平外成”,家庭融洽,社會祥和。統一刑法,將倫理道德作為社會規范予以張揚推行,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革性政舉。為了教化人民,舜還采民風,制簫律,作韶樂,“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禮記·樂記》),“舜為天子,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淮南子·泰族訓》)。

    舜為天子后,舉用賢達之人,賞罰分明。經過四岳的推薦,選拔任用禹為司空,主要負責治河道,“平水土”。禹“興人徒以博士,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于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史記·夏本紀》)。通過治理山川,變水患為水利,社會終于獲得了穩定的農耕生產條件。舜還對于堯時舉用卻未有分職的二十二名臣子,量才而用,分職善任,并且對他們每三年考核一次政績。經過三次考核,該降級的降級,該升遷的升遷,初步形成了一套賞罰分明的吏制。舜用人唯德唯才,選定帶領民眾治水的禹為自己的繼位人。舜心懷天下,勤政愛民。據《史記·五帝本紀》所載:他二月去東方巡視,真可謂走遍大江南北,風塵仆仆。最后,“舜勤民事而野死”(《國語·魯語上》),他就連死都死在考察巡視工作的路途上,葬于“蒼梧之野”的永州九嶷山。舜為民的仁愛之心和奉獻精神,實乃中華民族的光輝楷模。

    舜持家、為人、治政均以道德為大本,為東方人類社會走出童年時代提供了全新的社會規范,成為源遠流長的華夏文明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二、舜文化的尋根價值

第9篇：民眾文化范文

瓷器是由陶器演變而來的，“瓷源于陶，而精于陶”，陶器向瓷器演變的階段學界稱之為“原始瓷”，對于原始瓷的出現年代，學界尚存爭論[2]98-99。20世紀60年代以來，學界普遍認同自商代起中國就出現了原始瓷的觀點，但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進展，原始瓷的出現年代一再被刷新，1980年，山西夏縣馮龍山遺址中出土的數十件原始瓷碎片，經過碳14檢測顯示，距今已有4000年歷史（位于夏代紀年內）。而2002年，在偃師二里頭遺址一座貴族墓中發現了一件盔形器，在其表面發現覆有一層薄青綠釉，被認定是目前中國發現的最早的原始瓷，這把原始瓷的出現時間再次刷新至約公元前18世紀。目前關于瓷器的起源學界達成的基本共識是：夏代中晚期開始出現高溫施釉瓷，其滿足成瓷的三個必要條件是：高溫、原料、釉。而更早發現的“原始瓷”因在溫度、材質和施釉標準上普遍達不到要求，因此不能稱作原始瓷，只能稱其為開啟了燒制原始瓷的序幕。

二、中國瓷器的發展

中國瓷器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融入了無數勞動人民的智慧與汗水，幾經蛻變，終于在東漢時期燒制成功真正意義上的瓷器。東漢瓷器質地細膩，釉彩光滑，胎釉結合緊密，釉下已無石英殘留。這種釉在外觀方面或在顯微鏡下，都擺脫了原始瓷的特征，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標準。魏晉時期，浙江越窯最為著名。越窯青瓷質地細膩，做工考究，胎質密度高，吸水率極低，且表面發現有一層藍色玻璃質釉，這種精湛的制瓷工藝，表明中國瓷器生產水平已邁出重要一步。數百年后，在青瓷基礎上產生北方白瓷，白瓷與青瓷的區別僅在于二者胎、釉中含鐵量的不同，制作工藝并無太大差異。但白瓷的產生和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與影響，標志著中國瓷器開始從單釉瓷向彩瓷的發展。中國瓷器至唐初已基本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唐代以長沙窯的復彩瓷最為知名，長沙窯瓷器在亞非多個國家和地區都有出土，說明唐朝瓷器海外貿易繁榮。其出土文物中不乏有西域風格的肖像和動植物圖案以及阿拉伯造型風格的瓷器，由此推斷，唐朝時可能出現了針對海外市場而生產的瓷窯。宋代瓷器在繼承唐代生產工藝基礎上出現大繁榮局面，呈現出“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窯并存于世的繁榮景象。宋瓷已掌握了窯變及兩面彩技術，擅長在釉面作“金絲鐵線”冰裂紋。景德鎮“瓷都”稱號便由景德年間為宮廷生產瓷器而得名。宋代瓷器是中國瓷器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元代中國瓷器制作工藝取得突破性進展，“釉里紅”和“元青花”相繼燒制成功，其中元青花以鈷料呈色，在胎胚上繪畫，然后施透明釉、經高溫燒結，制成白底青花的彩瓷。青花瓷極具中國民族特色，它一經出現，便迅速流傳，成為主流產品達數百年之久，顯示了極旺盛的生命力。明清兩代是中國瓷器發展歷史中最繁榮的時期，明代流行“青花瓷”、“影青”，瓷胎細薄，雕刻暗紋，花紋略微帶青色，透光可見。清代以彩瓷見著，其中“琺瑯瓷”、“粉彩”尤為杰出，此外還有霽紅瓷、“天青釉”、霽青瓷、仿五代柴窯瓷等。景德鎮是清代著名陶瓷產地，以制作青花瓷、彩釉瓷和粉彩瓷而聞名。中國瓷器在清朝達到登峰造極的水平，數千年制瓷經驗的積累、優質的制瓷原料、社會穩定、手工業經濟繁榮、政府對瓷業的重視，使得中國瓷器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極大刺激了國內外市場對景德鎮瓷器的需求；在與西方藝術的交流融合中，學習西方制瓷技術和引進西洋原料，使瓷器作品更加生動和具有表現力；畫院追求精工細刻，精益求精，屢有驚人之作。景德鎮制瓷工藝在康乾時期代表了當時世界制瓷的最高水平，在中國陶瓷史上留下了最光輝燦爛的一頁。

三、中國瓷器蘊含的民族文化內涵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生生不息，陶瓷文化作為中華文化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文化的經典象征。從瓷器紋飾的使用到造型的發展，無不體現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完美表達。遠古時代，人們用繪畫和文字記載生活，這些記載日常生活和慶典活動的繪畫經過壓印在器皿泥胎上形成紋飾，這些紋飾體現了祖先們對生活的熱愛和對未來吉祥如意的祝福。從另一個視角也說明，祖先在裝飾瓷器的同時，也融入了個人主觀意識，表達了當時的社會風貌和思想情感。在表達個人審美取向的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社會條件下的審美風格。

（一）幸福和諧、熱愛生活

“和”文化是中國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文化包括：心態和諧、交往和諧、生活和諧等。其中“五福”又是“和”文化的具體表現：

（1）“福”是對美好生活的基本表達，是一切美好愿望的出發點。瓷器中的百福圖、福紋飾等表達了勞動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樸素向往；

（2）“祿”是莘莘學子追求的目標，也是不同階層希望奮斗達到大展宏圖、為國效力的普遍愿望；

（3）“壽”是傳統文化的代表，表達了中國人民對生命的熱愛與珍惜；

（4）“喜”是中國人民在精神層次上的最高追求，與“喜”密切相連的喜鵲圖案常在瓷器中出現，生活中人們常把喜鵲與喜事聯系在一起，家中擺放喜鵲裝飾的瓷器被視為吉祥的象征；

（5）“財”也表達了勞動人民對物質的努力追求，中國傳統文化認為財富是幸福的基礎，幸福生活的實現離不開財富的積累，并視積累財富為一種美德。這種價值觀至今仍對中國人民產生深遠影響。“五福”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既是勞動人民渴望過上幸福生活的美好表達，同時也是追求和諧生活的終極目標。以“五福”文化為核心的“和諧”文化構成中國民族傳統文化的符號體系。

（二）勤儉節約、剛健自強

瓷器作為民族文化傳播的載體，對民族心理起到重要的暗示作用。中國人在使用瓷器的過程中注重瓷器的德育功能，如在瓷器裝飾中選擇了大量的孝道題材，充分體現了勞動人民重視倫理道德的文化傳統。此外，古代著名神話故事如“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夸父追日”等也作為創作題材大量融入瓷器制作中，反映了中國人民堅持理想、奮斗不息的民族精神。這種剛健、奮發、自強、進取的民族精神，正是中華民族延綿5000年歷史仍保持旺盛生命力之核心。“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中國瓷器完美詮釋了民族精神在文化傳播中的道器轉化。同時瓷器本身也向世人傳遞了樸質、永生的簡約理念，使人們在使用瓷器的過程中養成勤儉節約的優秀品格。

（三）團結求精，敢闖創新

同心協力、團結互助是中華民族固有的優良傳統，瓷器制作中也包含著“一杯眾力，方克成器”的陶瓷精神，“千里挑一，一瓷萬價”是制瓷人對陶瓷作品精益求精的永恒追求，“白瓷如玉，一鳴天下”是制瓷匠人敢于開拓、勇于創新的豪邁表達。制瓷技術的每一次突破，都伴隨著制瓷匠人的創新思維。從制瓷技藝上看，宋代首創“影青瓷”，元代創制“青花”、“釉里紅”，明清兩代先后創燒彩瓷、“甜白”、“郎窯紅”、“美人醉”等名瓷，民國“珠山八友”首創用中國畫技巧裝飾陶瓷等，這些技法的運用在對傳統工藝繼承的同時也展示了勞動人民不竭的創新活力。

（四）兼容開放，海納百川

中國瓷業繁榮發達，歷經千年不衰，秘訣在于兼容開放、海納百川。雖然歷史上受封建體制影響，瓷器制作易拘泥于傳統，但改革創新的思想無處不在，先人以“不筑有形之城墻，亦不筑心中之圍墻”做祖訓來訓導后人，如景德鎮制瓷藝人拜東晉來此隱居的趙慨為師，使其制瓷水平有了大幅提升；南宋時因戰爭逃亡至景德鎮的大批北方難民，后來融入到陶瓷生產中成為制瓷藝人，有效補充了勞動力資源，為維護社會穩定做出貢獻；元代青花瓷的出現首先是由于引進波斯產的青花釉原料；清康熙年間，景德鎮瓷器借鑒西洋畫技，引進西洋色料，把瓷器制作技藝推向頂峰，在世界為中國贏得“瓷都”美譽。明清時期景德鎮陶瓷已“行于九域、施及外洋”，拓展了廣闊的海外市場。“陶舍重重依岸開、舟帆日日蔽江來”形容了當時壯觀的瓷器貿易景象。

（五）義美忠孝，親仁柔韌

“碎石成泥，泥做火燒”凸顯了制瓷祖先的忍性；“欲成大器，執著千年”凸顯了瓷器的耐性。瓷器承載了人們對現實生活的美好憧憬與祝福。以龍鳳呈祥為素材，體現了對吉祥如意生活的期盼；以歲寒四友為題材，展現了人們對品格高潔人士的景仰與贊美；以觀音、菩薩等為題材，直觀表達了博愛眾生的思想，以關羽為題材，表達了對忠、孝、仁、義思想的贊頌。瓷器的裝飾是民族文化思想的直觀反映，主要表現的是義美忠孝、親仁柔韌、奮發進取等民族精神。瓷器裝飾中，常可以見到“年年有余”、“福在眼前”、“節節高升”、“松鶴延年”等吉祥圖案與文字。這種樸素的情感表達，讓使用者仿佛感受到了制作者的真誠祝福，在藝術表達上體現了間接性與直接性的互容。

（六）求真務實，至善至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