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名言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企業家名言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企業家名言范文

關鍵詞：控制權 社會資本 創始人 投資者

一、引言

融資難問題一直是制約中小民營企業發展的一大瓶頸，尋求合適的外部資金來源是民營企業家面臨的難題。我國私募股權投資市場的活躍似乎為不少民營企業帶來了及時雨，但引入資本的同時往往會伴隨著企業創始人控制權的稀釋。投資人和企業創始人就控制權展開的周旋與糾紛已然是民營企業發展壯大過程中一道難以邁過的坎。

本文分析的雷士照明“資本劫”是繼國美事件之后另一件引起公眾對控制權問題極大關注的控制權爭奪事件。此次事件背后，創始人和投資人雙方社會資本的博弈也是引發控股權之爭的關鍵。本文將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分析雷士照明控制權爭奪事件，旨在對“創”、“投”之爭提出新的見解。

二、相關概念和理論基礎

（一）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的本質是社會行動者之間的關系網絡所蘊涵的、在社會關系行動者之間可轉移的資源（邊燕杰，2004），外在表現形式是關系網絡。其具有以下兩個特點：社會資本依存于社會關系網絡之中，只有有效調動其關系網絡才能發揮社會資本的作用；社會資本有助于企業獲取資源。

本文將主要從關系網絡的角度來看待民營企業創始人或機構投資者的社會資本。對民營企業創始人來說，其積累的社會資本可以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在企業內部構建的關系網；二是在行業內構建的關系網；三是與政府、媒體以及非行業內人士構建的關系網。對機構投資者來說，其掌控的社會資本可簡化為兩個層次：一是在行業內構建的關系網；二是與政府、媒體和非行業內人士構建的關系網。

（二）控制權以及控制權配置

控制權是一種相對于所有權而言的對資源的支配權。控制權可歸納為名義控制權和事實控制權，名義控制權源于對物質資本的占有，事實控制權源于對信息、資源等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的掌控，而且企業控制權的核心來自事實控制權（陳亦新，2013）。基于陳亦新提出的觀點，本文認為事實控制權才是創始人和投資人爭奪的關鍵。人力資本以及社會資本的多少對獲取事實控制權起著關鍵性作用。

控制權配置關注的是控制權如何在持有不同資本的主體間分配，其實質是掌握不同資本的雙方之間談判的結果（楊其靜，2005）。

隨著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等非物質資本對企業成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掌握這些非物質資本的創始人或投資方在控制權爭奪的談判過程中似乎有更多的話語權。

三、雷士照明案例解讀

（一）公司發展歷程

1998年底，吳長江、杜剛和胡永宏三人出資100萬元于廣東惠州創立雷士照明。2005年末，初始股東因經營理念的不同而分道揚鑣。2005年至2009年，外部私募投資進入雷士照明，還清“外債”，整合后的雷士照明快速發展，“雷士速度”讓雷士照明成為行業內翹楚。2010年香港上市后，吳長江與外部投資者就公司控制權問題幾經周旋，最終以吳長江的回歸謝幕。雷士照明在經歷了發展放緩的艱難時期后，再次以出色的經營業績成為行業的領頭羊。

（二）雷士照明“創投”之爭回顧與分析

雷士照明創始人與外部投資者就公司控制權的爭奪可以追溯到三位公司“元老”分道揚鑣后吳長江與毛區健麗接觸之時，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每個階段都可以看作以社會資本為砝碼的“創投”雙方博弈。

1.第一次博弈――吳長江與毛區健麗。

（1）2005年年底，雷士照明在解決了吳長江與初始股東的股權問題后，已然一具“空殼”。何處尋求資金是吳長江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關鍵時刻，“亞盛投資”的總裁毛區健麗向雷士照明“伸出援手”：2006年年初毛區健麗向雷士照明資助2 000萬元人民幣借款幫助雷士資金周轉，2006年6月毛區健麗聯同陳金霞等三人向雷士照明注資994萬美元，獲得雷士30%的股份，隨后毛區健麗將10%的股份轉手兌現給陳金霞等人。毛區健麗用494萬美元獲得雷士20%的股權，以2005年雷士照明的凈利潤（約700萬美元）為標準，吳長江以4.7倍市盈率“賤賣”了雷士20%股份。

（2）此輪博弈中，把握話語主動權的無疑是毛區健麗。吳長江方面，從成立到2005年7年間，雷士照明銷售渠道的版圖不斷擴大，雷士一直與渠道體系保持著互利共生的關系，經銷商似乎一直站在吳長江這一邊；在經歷了創始股東之爭事件后，企業內部員工也大都認同吳長江的領導風格與為人。因此，吳長江在企業內部和企業外部構建了相當利己的關系網，這種關系網絡即是吳長江所擁有的社會資本。但此時的吳長江缺乏對資本行業的了解，吳長江未能同其他行業建立適當的關系網，導致自身未能積累充分有效的社會資本。毛區健麗方面，其憑借所掌握的金融、投資知識，以及同其他私募投資者（此案例中的“涌金系”掌門、優勢資本總裁等）建立的人脈，為自己“編織”了一張極具價值的社會網絡。同時，毛區健麗憑借其敏銳的洞察力，及早的開始關注雷士照明的動態，在了解到“資金缺口是雷士的一道難關”后，主動借款給吳長江，培育了雙方的情感，這些準備工作都旨在積累毛區健麗的社會關系資本。

因此，當吳毛雙方就出資額進行談判時，毛區健麗憑借其優越的社會資本把握了博弈的主動權，以“地板價”獲得了雷士照明20%的股份。吳長江缺乏與投融資行業建立的關系，導致自己無法積極參與到此次博弈中，只能任憑投資方的“擺布”。

2.第二次博弈――雷士照明與軟銀賽富、高盛。

（1）2006年8月，軟銀賽富（現更名為賽富亞洲）以2 200萬美元投資入股，所持股份占比35.71%。2008年，雷士照明決定收購世通投資有限公司，但由于資金匱乏，不得不再次尋求私募融資。高盛聯同軟銀賽富分別以3 656萬美元和1 000萬美元投資雷士，以解決雷士資金缺口難題。此輪融資過后，吳長江持股34.4%，賽富持股36.05%，高盛持股11.02%。賽富持股比例超越吳長江，成為雷士照明第一大股東。待收購世通投資有限公司之后，受到發行股票帶來的稀釋效應，吳長江持股比例繼續降低至29.33%。

（2）賽富和高盛的入股無疑也是投資方博弈的勝利。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看，此輪博弈吳長江并無優勢可言。在企業內部，吳長江在公司管理層中有極大的凝聚力；在同業之間與上下游供銷渠道方面，雷士照明也是憑借其強有力的渠道資源，吸引同行業其他企業進行合作，關系網絡十分發達。在這兩個維度，吳長江積累的社會資本相當豐富，但在當時的環境下發揮的作用并不大。社會資本要發揮作用必須能有效地調動關系網絡。吳長江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并不能解決其面臨的融資難問題，吳長江缺乏能幫助雷士照明盡快融資的外部社會關系網絡。

對于像雷士照明這樣的發展中民營企業，緊繃的資金鏈和受限的融資渠道使得吳長江這些創始人處于談判的被動狀態。融資渠道受限意味著吳長江能接觸并利用的外部關系十分有限，無法積累足夠的社會資本來增加自身與金融機構談判的砝碼。相反，高盛、賽富等投資者則具有較大優勢：作為專業的投資機構掌握著不同行業的信息，消息靈通，關系網絡龐大；作為眾多民營企業籌資對象首選，資金雄厚，“討價還價”談判能力強。因此，賽富、高盛等很清楚該以什么價格和在什么時候進行投資，雷士照明希望收購世通以及以什么價格收購世通等消息很可能早已被賽富所知，聯同高盛“乘機”入股雷士照明或許是早已準備好的戲碼，以多少價格投資能保證自己成為第一大股東或許也是事先就算計好的。創投雙方社會資本的懸殊，讓吳長江在談判時處于劣勢，此輪博弈，吳長江雖有社會資本但無法發揮效果，完全處于被動。

3.第三輪博弈――吳長江與閻焱。

（1）2011年7月，賽富聯同吳長江在內的六大股東，以轉讓股票引進戰略性股東――法國施耐德電氣。此次投資導致吳長江的股份進一步被稀釋，降至15.33%。施耐德入股不久后，吳長江開始意識到股權旁落的危機，于是開始在二級市場上增持股票，試圖奪回控制權。最終卻以吳長江因“個人原因”辭去雷士照明的一切職務，來自軟銀賽富的閻焱出任董事長、來自施耐德的張開鵬出任CEO這一結果收尾。2012年6月到2012年7月間，吳長江與閻焱開始“隔空暗戰”，從“吳長江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到“閻焱涉嫌關聯交易”，相關流言指控都暗示出雙方對公司控制權的“極度重視”。

（2）此輪吳長江與以閻焱為代表的資本大鱷的博弈可謂是輸得憋屈，其中的原因既有投資方的貪婪也有吳長江自身的疏忽與狂妄。以閻焱為代表的PE投資人可以說是“惟利是圖”――獵食性入股暫時陷入資金鏈緊繃的企業，等到企業發展步入正軌后再將企業部分出售給資產大鱷從而獲取超額回報。作為中國風險投資行業內的教父級人物，閻焱所儲備的知識和掌握的人脈不可謂不廣。因此，當閻焱作為雷士照明的代表與施耐德進行的談判，就是發揮其社會資本效用的過程――以什么價引入施耐德，吳長江、賽富和高盛應當轉讓多少股份都可能是閻焱運用自身在資本界的人脈事先就商量好的。在這場資本的“局中局”里，掌握大量人脈（社會資本）的投資方無疑占盡優勢。

吳長江被迫“辭職”與自身濫用社會資本有關。高闖（2011）的研究表明：動用社會資本是有成本的，這就導致股東很可能利用控制權謀取私利來回報關系網絡。謀取私利回報自身關系網往往會損害其他人的利益（陳亦新，2013）。吳長江在此段時間被指控“在董事會反對的情況下，為加強自身對公司的控制，將雷士照明的總部遷至重慶；吳長江違背董事會意愿與重慶政府簽訂投資協議；雷士照明與吳長江的關聯公司存在關聯交易”。這些違背公司治理規則的行為透露出吳長江在構建自身的關系網（社會資本）、回報社會資本（與重慶政府簽訂投資協議，與自己的關聯公司進行交易等）時損害了其他股東利益或違背董事會決議，而“越線”行為無疑使得吳長江在與閻焱為代表的董事會進行談判時處于劣勢。

4.第四輪博弈――吳長江與閻焱等投資方代表。

（1）2012年7月12日，投資方代表閻焱、朱海等人同雷士照明員工代表、高層管理人、經銷商和供應商等見面會談。雷士照明員工代表提出包括“要讓吳長江盡快回雷士照明工作”在內的四點訴求，雷士照明經銷商也提出 “吳長江回歸，施耐德退出”――雷士照明員工和經銷商對吳長江的支持令包括閻焱在內的資方代表頗感意外。7月13日起，雷士照明開始了激進的罷工行動，同時經銷商停止進貨，供應商停止供貨。7月14日，吳長江、賽富閻焱和施耐德朱海三人就“吳長江回歸，擁有施耐德背景的CEO必須離開”展開談判，但談判各方未達成一致意見。多方僵持的狀態直到8月下旬才出現轉機。8月24日，有消息透露，在政府的斡旋下，賽富閻焱與吳長江重回談判桌進行協商。9月4日，吳長江回歸雷士照明，同年11月份，撤銷來自施耐德的張開鵬CEO一職。2013年1月，吳長江任CEO。

（2）第四輪創、投雙方的博弈吳長江是最終的贏家，其所積累的社會資本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閉門會議和罷工中，雷士照明員工、經銷商就表明了與吳長江“統一戰線”的態度。員工和經銷商在關鍵時刻幫助吳長江“化險為夷”離不開吳長江在任時的“悉心培養”。吳長江一直在雷士照明打造“吳氏文化”，雷士照明高層中四名是與吳長江一同奮斗的元老，員工認同吳長江的領導能力并對吳長江充分信任。吳長江在企業內部構件的關系網（社會資本）在此輪的博弈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雷士照明的主要經銷商也是吳長江所掌握的核心社會資本。把經銷商當作員工看待的吳長江對扶持經銷商的壯大“不遺余力”――既對渠道進行變革又提出諸多優惠政策來支持經銷商的發展。因此雷士照明的主要經銷商可以說是吳長江可以“拿來”談判的王牌。雷士的銷售渠道一直是投資人看重的資源也是雷士照明的命脈，因此當雷士照明的一級經銷商以停止進貨來“聲援”吳長江時，投資方就必須進行權衡甚至妥協。吳長江積累的企業內外部社會資本在最終博弈中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給吳長江帶來更多的談判話語權。

以閻焱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在此輪的博弈中處于劣勢。資方所掌握的社會資本（比如資本界積累的人脈）同吳長江積累的社會資本相比，并不能提供更多的話語權。因為，在增強某一方談判力方面“社會資本的專業性”起著相當大的作用（陳亦新，2013）。吳長江掌握的雷士照明高管人脈、經銷商網絡都是對雷士有著極大專用性的社會資本，而閻焱所積累的投資界內關系網和信息渠道等社會資本專用性較差，在決定“誰去誰留”的關鍵博弈中，談判力較弱。

四、結論與啟示

吳長江經歷的控制權旁落風波實則是企業創始人與引入的機構投資者就爭奪企業控制權進行的博弈。外部機構投資者一方面可以為企業提供所需的資金、緩解資金鏈的緊張問題，另一方面也能彌補民營企業信息不對稱的缺陷。但是，民營企業引入投資者的時候，必須意識到可能伴隨而來的風險與危機：對公司控制權的爭奪或者拋售公司股權謀取私利。本文通過雷士照明的控制權爭奪事件，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控制權的爭奪源起企業的發展與壯大。民營企業自有資金并不充足，希望發展壯大的民營企業多半會受到資金鏈緊繃帶來的約束。而我國銀行貸款體系對“民營企業”的固有“歧視”加大了民營企業融資的難度。因此很多民營企業在尋求資金來支持自身的發展時往往會把目標轉向外部投資者。引入外部機構投資者確實能解決企業資金短缺的“燃眉之急”，但創始人必須出讓一部分股權作為代價，控股權旁落的危機也隨之產生。追求短期利益的外部投資者可能通過拋售股票來牟利，而追求長期利益的外部投資者則希望獲取更多的股權，控制企業的經營活動，待企業做大做強后再轉手獲利。對于資本大鱷型的外部機構投資者來說，為了保證日后自己能謀取更多的利益，必須想方設法獲得目標企業更多的股權，甚至掌握企業的控制權。本案例中，經歷創始人“分家”后的雷士照明繼續資金幫助自己擺脫困境，風險投資人毛區健麗的介入為其送來及時雨，但在無形中稀釋了吳長江的股份；此后，雷士照明為了加速發展又不得不多次引入賽富、高盛的投資，多輪融資下來，吳長江控制權旁落，以賽富為代表的投資方則想方設法維持自己的股份，以期企業發展壯大后拋售獲利。雷士照明發展過程中，創投雙方就控制權的爭奪不可避免的爆發。

第二，社會資本的積累在控制權爭奪中發揮著相當大的作用。社會資本表現為個人或企業構建的社會關系網絡，個人或企業能利用其獲取有用的信息和資源，而且通過這些信息和資源能給企業帶來便利。在創始人和投資人就爭奪控制權進行博弈時，雙方積累的社會資本能給自身帶來一定的談判話語權。積累的社會資本專用性越強越能增強談判的話語權。民營企業在引入外部投資者的時候，雙方就投資額的多少、所占股份的多少進行博弈時，雙方所積累的社會資本會對博弈結果產生一定的影響。動用社會資本是有成本的，如果一方為了回報社會資本而損害了其他人的利益則會激化談判雙方的矛盾，反而使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本案例中吳長江積累的社會資本包括在雷士照明內部積累的人脈，與供應商、經銷商形成的密切合作關系以及和政府的關系網等，外部投資者積累的社會資本則包括在資本市場形成的關系網絡以及與不同行業建立的人脈。吳長江與賽富多次的博弈中，由于吳長江對資本市場的陌生導致自身在談判中沒有多大的話語權，最終發生控制權旁落。但最后的博弈中，吳長江積累的人脈還是幫助他渡過難關，“二次回歸”。

第三，控制權的爭奪伴隨“創、投”雙方對企業利益的考慮。對于投資巨頭而言，投資于目標企業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把目標企業做大做強，再等待好時機將企業整體或部分出售給產業大鱷，自己高位套現退場。因此，部分強勢的投資人進入企業后是希望獲得對企業更多的控制權，能在企業日后的經營管理中有更多的話語權從而把企業業績提升到預期值。當投資人與創始人出現控制權爭奪時，投資人仍然會把企業的發展預期考慮進去――趕走創始人，引進新的管理者是否能幫助企業發展。本案例中，賽富資方代表閻焱最終妥協、吳長江“二次回歸”雷士照明既是多方社會資本角力的結果也是投資人出于對企業發展的考慮。吳長江作為雷士照明“吳氏江湖文化”的核心，其所掌握的社會資本和培養出的“兄弟情誼”對雷士照明的發展來說極為重要，這是外部高管無法替代的“資源”，因此閻焱方決定讓吳長江回歸雷士照明。吳長江也曾說過“誰能給企業帶來更大的價值企業就交給誰來把控”，可見權利的爭奪仍舊要以企業的利益為重。

我們從以“雷士事件”為代表的控制權博弈中可以得到以下啟示：其一，民營企業引入外部投資者時必須注意可能出現的股權稀釋問題。正如百度CEO李彥宏所言“不要輕易將主動權交給投資人”，強勢投資人不可能做到樂善好施，所有的投資行動都具有針對性。所以創始人在就投資數額大小，轉讓股份數量同投資人進行談判時，必須“瞻前顧后”，謹慎考慮，必要時采取“設計投票權”等措施穩固自己對公司的控制權。其二，充分發揮社會資本的作用。“創、投”雙方在就控制權進行博弈時，要考慮自身和對方所積累的社會資本帶來的影響。積累的人脈、構建的關系網能增強自己的談判話語權。當然必須注意使用社會資本是有成本的，如果為了回報社會資本而傷害了其他人的利益會給自己帶來不利影響。X

參考文獻：

1.陳亦新.創始股東與私募投資者的控制權爭奪分析[D].山東：中國海洋大學，2013.

2.張慕瀕.機構投資者崛起、創業股東控制權博弈與公司治理[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13，（04）.

3.梁利崢.吳長江的樸素博弈論[J].經理人，2012，（12）.

4.蘇龍飛.股權戰爭[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第2篇：企業家名言范文

近年來隨著市場的不斷開放，我國的資本市場得到了快速的發展，良好的市場機制避免了股票價格與企業價值的偏離，使得兩者趨于一致，因此，股票價格在有效的市場中能很好的反應企業的價值、準確估計企業價值。但我國證券市場因為起步晚，相關的約束機制、競爭機制和監管機制都還不健全，存在一定的投機行為，使得股票價格與企業價值存在一定的脫離行為，影響資本市場的有效運行，于是，很多證券市場投資主體根據企業的股利政策和企業價值選擇投資對象，偏向于價值投資視角進行投資。 近期，我國證監會從樹立回報股東的意識、細化分紅政策和提高分紅過程透明度等角度對上市公司分紅政策進行修訂，同時在2012年對上市公司現金分紅有關事項又進行了詳細的規定，目的是規范股票市場，使得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更加的透明，投資者也能得到穩定的回報。目前對于我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很多是從我國股票市場的反應等方面，研究對象一般也是全部股票或者制造業，而采掘業相對于其他行業來講，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像一些采掘業中的石油類上市公司是國有控股的，這些企業是否還會具有傳統股利政策的一定特征，其股利政策和企業價值之間是否還存在關系，是否具有生命周期特征等一系列問題，將在本文予以分析。 而且據新浪財經數據顯示，采掘業2011年度分紅公司比例大于50%，比例遠遠超過其他行業，緊隨其后的是農林牧漁業、機械設備儀表業、造紙印刷業、建筑業。并且采掘業是一個比較成熟的產業，隨著煤炭、石油等資源的價格變化，采掘業發展經歷了起起伏伏的周期，生命周期的特征也相對比較明顯，因此，本文選取采掘業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 Lang和Litzenberger（1989）依據托賓Q值的大小，分析1979年至1984年間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年報數據，根據Q值與1的大小將這些公司劃分為財富最大化者和過度投資者，其中財富最大化者Q值大于1、過度投資者Q值小于1，通過研究對于不同企業股利政策與股票價格之間的關系得出：上市公司股利在不斷的變化中，向投資者傳達的是過度投資的信號，此理論對股利政策模型中成本理論有支持作用。 LLsv（2000）指出在一些國家內，對企業的投資者保護較強，這些國家的公司如果擁有高成長性，則會更少的發放現金股利。因為股東利益在這些國家能得到很好的保護，股東也愿意放棄現在的現金股利為了企業未來得到更好的發展。一個國家如果擁有很好的投資者保護機制，那么企業的資源配置也可以得到有效的優化，股東對于高成長性的公司更傾向于增加投資，而對低成長性的公司則會增加股利。

（二）國內文獻 劉星（1996）發現，企業的內、外部因素對我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其中內部因素主要是指當前的盈利水平，外部因素主要是股權結構。佟巖、陳莎莎（2010）研究發現，不同上市公司企業價值是不同的。 鞠洋（2011）發現，企業處于創業和成長期時，為了搶占市場，增加銷售量，獲得更好的投資機會，實行低現金股利政策，偏好把利潤作為留存收益，滿足未來的發展需要，使得企業價值最大化。而處于成熟期時，企業產值增長減緩、獲利能力強而且穩定，企業偏向于向回報投資者，支付現金股利來減少成本。處于衰退階段時，因為銷售額和市場份額的下降，企業財務狀況惡化，會支付較高的現金股利。 肖作平（2003）得出Tobin's Q 值與股權集中度成顯著正相關，而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和其他三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差成顯著負相關；國家股比例與公司價值關聯不是很顯著。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一般來說，處于初創和成長期的采掘業上市公司，為了擴大生產規模、提高市場占有率，企業一般不支付股利或者支付的股利很少，把節約下來的資金用來滿足日常經營支出和繼續投資的需要，而處于成熟期的采掘業上市公司，生產經營相對比較穩定企業傾向于支付股利，所以，提出股利政策與RE /TA呈正相關。為了更方便研究，本文把采掘業的股利政策用是否支付股利來作為指標，于是假設1又可以轉化成需要檢驗是否支付股利與RE /TA相關，其中，我們進一步定義支付股利為1，不支付股利為0，即：定義= 1（支付股利）；0（不支付股利）

假設1：股利政策與RE /TA呈正相關

本文用生命周期理論研究我國采掘業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時，也想同時研究股利政策和企業價值之間的關系。應該指出的是，企業在不同時期采取的股利政策不同，股利政策與企業價值的關系較為復雜，也不能一概而論，于是提出是否支付股利與企業價值呈正相關，因為一般來說，雖然現有的理論，如“一鳥在手”理論不夠完善，但是現實中，絕大部分的投資者持有股票是為了獲取利潤，而且，也只有那些經營業績好、企業價值高的采掘業上市公司才能發放股利。雖然有些企業經營業績差的上市公司也可以模仿，但是在完善的資本市場上，他們需要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因此，從一般意義上來講，支付股利的公司價值高于不支付股利公司的價值。

假設2：支付股利與企業價值呈正相關

采掘業上市公司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內采用不同的股利政策，并且把股利政策作為企業戰略的一部分，以此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標，在本論文中僅分析企業價值與股利政策的內生關系，因此提出假設3。處于初創和成長期的采掘業上市公司，生產時間相對較短，發展并不成熟，企業價值也相對較低；而處于成熟期的企業，生產經營相對比較穩定，獲利能力也較大，企業價值相對較高，所以，認為采掘業上市公司的企業價值和RE /TA呈正相關。

假設3：企業價值和RE /TA呈正相關

（二）數據來源及樣本選擇 本文按照CSRC行業分類指引，在滬深兩市交易所掛牌上市的采掘業上市公司共63家，其中包括煤炭采選（具體細分為煤炭開采、煤炭洗選及采掘服務）、石油、天然氣和有色金屬礦采選，272個樣本，研究時間段為2007年至2011年，共5年，數據來源為新浪財經、CSMAR 數據庫以及各公司年報。為了保證數據的代表性與有效性，對數據進行如下的篩選，原則如下：剔除所有的ST、PT的上市公司，因為這些公司連續虧損，其股利政策已經不能反映股價的波動狀況和公司的真實價值。對于采掘業上市公司同時發行A股和B股的，只研究A股數據。文中數據選取采掘業63家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1年的數據，數據的來源選自上市公司年報和CSMAR 數據庫，其中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金額為上市公司年度財務報告或中期財務報告中發放股利的合計總數。

（三）變量定義 （1）RE /TA。衡量企業所處的生命周期，可以使用指標RE /TE 或RE /TA，其中RE 表示留存收益，TE 為總股本（所有者權益），TA 表示總資產，RE /TE 表示在所有者權益中企業內部的資金占投入資本的比重，在以總資產的大小來衡量的企業投入資本多少中，RE /TA 就表示，留存收益的占比。如何對采掘業上市公司所處的生命周期進行劃分，本文采用RE /TA 指標進行衡量，在財務理論中，如果RE /TA 比率越高，表明企業越是處于成熟階段，因為企業經歷了一段時間經營以后，投資機會會逐漸的減少，但是自身留有很大一部分的留存收益，企業要想減少成本，需要發放現金股利。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要想判斷我國采掘業上市企業的股利政策是否具有生命周期特征，只要檢驗：我國采掘業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與RE /TA 是否正相關的，即如果RE /TA 越大，企業則更傾向于支付股利。（2）企業盈利能力（ROA ）： 本文使用總資產報酬率這一指標來衡量，盈利能力較強的企業一般更容易于發放股利。（3）企業規模（Size）：對上市公司的總資產取其自然對數來衡量，一般來說，企業規模對企業價值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4）企業價值：根據上文分析用TobinQ 值衡量。（5）盈利能力用每股收益（EPS）來體現，盈利能力越強，表明可供股東分配的利潤越多，公司發放股利的自由度也就越大，股東一般會得到更多的現金股利。（6）收入增長率用SGR表示，為了更好的衡量企業價值，加入主營業務收入這一指標。變量定義見表（1）所示。

（四）模型設計 為了檢驗股利政策與企業的生命周期是否存在關系以及股利政策和企業價值的相關性，建立如下兩個回歸模型：

其中為了解釋假設1和假設2，構造模型Ⅰ：

Logit=α0+α1TobinQ+α2ROA+α3LnA+α4EPS+α5SGR+ α6RE/TA+α7X主營業收入+ε1

模型Ⅰ中因變量Y 為是否支付股利，解釋變量為RE/TA 為留存收益占企業總資產的比重，TobinQ 用來衡量企業價值。 為了解釋假設2，構造模型Ⅱ：

TobinQ=β0+β1ROA+β2Lna+β3SGR+β4SGR+β5RE/TA+β6X主營業收入+ε2

模型Ⅱ中因變量為企業價值，解釋變量為RE/TA 為留存收益占企業總資產的比重。

四、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是對主要樣本采掘業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1年共5年的數據進行的描述性統計，可以看出采掘業上市公司的TR/TA極小值為-0.993，極大值為9.4906，平均水平為0.3054，標準差為0.7175，說明采掘業上市公司的TR/TA差異較大，其處于生命周期的階段也是不同的。采掘業上市公司的托賓Q值極小值為0.6777，極大值為11.40，平均水平為2.172，標準差為1.50839，也同樣說明采掘業上市公司的企業價值差距比較大。把支付股利公司和不支付股利公司的數據均值拿出來進行比較，從表（3）中可以看出支付股利公司的留存收益占企業總資產的比重為0.3455，不支付股利公司的留存收益占企業總資產的比重為0.2839，而且留存收益占企業總資產的比重在回歸中的系數大部分都為正，說明支付股利公司的留存收益占企業總資產的比重要大于不支付股利公司。支付股利公司的企業價值為2.032，略低于不支付股利公司的企業價值2.4342，這與美國上市公司的情況基本相同，可能是由于企業在實際支付股利時減少了企業價值。而且支付股利公司的總資產取對數為10.906，大于不支付股利公司的總資產取對數為10.124，換成總資產原數，支付股利公司的總資產為8.05E+10，大大高于不支付股利公司的1.33E+10，因為企業隨著盈利水平的增加使得企業資產得到增加，使得支付股利公司的盈利能力大大高于不支付股利的公司。

（二）相關性分析 （1）股利政策與RE /TA、企業價值。對模型中的各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在表（4）中可以看出是否支付股利和RE /TA，也就是企業的生命周期呈正相關，并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是否支付股利和企業價值負相關，同樣也是在5%的水平上顯著，并且與總資產報酬率、每股留存收益在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系數都較小，且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值均小于10，說明解釋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不嚴重，不會對多元回歸結果產生影響。（2）企業價值和RE /TA。從表（5）中各變量之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來看，企業價值和RE /TA，也就是企業的生命周期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因為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系數都較小不會對多元回歸結果產生影響。

（三）回歸分析 （1）股利政策與RE /TA、企業價值。表（6）可以對假設1進行回歸系數顯著性檢驗，從下面可以看出是否支付股利與RE /TA正相關，且對應的概率P值為0.004，，說明否支付股利與RE /TA結論是顯著的，假設1通過了檢驗，我國采掘業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與生命周期是正相關的，該結論與描述性統計的結論相一致。因為一般來說，處于初創和成長期的采掘業上市公司，雖然其銷售增長率很高，同時也帶來了大量的現金，所以為了擴大生產規模、提高市場占有率，企業一般不支付股利或者支付的股利很少，把節約下來的資金用來滿足日常經營支出和繼續投資的需要；而處于成熟期的采掘業上市公司，外部市場穩定，風險降為最小，企業穩定發展，成長性較好，使得采掘企業的經營到達鼎盛，而生產經營的相對比較穩定，使得企業更傾向于支付股利。對于假設2，從表（6）中可以看出是否支付股利與托賓Q值（即企業價值）正相關，對應的概率P值為0.024，是否支付股利與托賓Q值線性關系顯著，假設2通過了檢驗，我國采掘業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與企業價值是正相關的，該結論與描述性統計的結論相一致。從假設2 的結論中可以看出，我國采掘業上市公司是否發放股利與其經營好壞密切相關，現實中采掘業上市公司一般經營業績好、企業價值高的采掘業上市公司傾向于發放股利；而那些經營不善、企業價值相對較低的企業，一般傾向于不發放股利。我國采掘業上市公司雖然采取的股利分配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但是很多企業把支付現金股利作為主要形式，在2007年達到45%，一直處于逐年上市的態勢，尤其在2011年高達63%，遠遠高于其他幾種分配方式，同時，相比較其他行業，采掘業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還是較高，股利政策也相對穩定和連續，這些特征都使得我國采掘業上市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股票價格，也使得企業價值有所提高，這些對采掘業上市公司的健康發展起到了有利的影響，反之，企業價值的提升，也使得采掘業上市公司進一步發放股利。其他的變量可以看出否支付股利與總資產、主營業務收入相關性不顯著，是否支付股利與總資產報酬率正相關，回歸系數顯著性t檢驗的概率P值為0.031，小于顯著性水平α的0.05，說明是否支付股利與總資產報酬率相對顯著；是否支付股利與營業收入增長率負相關，但是統計意義不是很顯著；是否支付股利與每股留存收益正相關，且線性關系顯著。（2）企業價值和RE /TA。從表（7）對假設3進行回歸系數顯著性檢驗，得出托賓Q值（即企業價值）與RE/TA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則說明股利政策與企業價值兩者之間的統計關系結論是十分顯著的。采掘業上市公司的發展根據前文的分析，可以分成初創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四個階段，在完整的階段中企業經歷了一個從較低階段向更高階段跳躍式或者連續式的過渡，使得采掘業上市公司得到了持久的發展。隨著產業鏈的不斷整合和良好的經濟環境，推動采掘業上市公司各個企業的資本回報不斷地提高，營業收入、主營業務增長率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長，企業價值也得到了逐步的增加，各企業資本回報率也遠高于同期國內上市公司ROE的平均水平。隨著我國采掘業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已經進入成熟期。受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和國際原油價格的下降，煤炭等資源出現了價格的下跌，采掘業上市公司出現供大于求的現象，使得步入衰退期的企業價值逐漸的下降。其他的變量可以看出，隨著上市公司營業收入增長率的增加，帶動企業經營效益，使得上市公司的企業價值也隨之增大，但是根據研究結果顯示，相關性并不是十分顯著，而企業價值與總資產、主營業務收入等其他指標呈若相關或者不相關。企業價值與總資產報酬率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回歸系數顯著性t檢驗的概率P值為0.001，小于顯著性水平α的0.05，說明企業價值與總資產報酬率十分顯著；企業價值與每股留存收益在1%的水平上正相關，且線性關系顯著。

第3篇：企業家名言范文

邱吉爾和劉易斯（1983）從企業范圍和管理要素的維度描繪了企業不同階段的特征，提出創業期、生存期、開展期、起飛期和成熟期五階段模型。伊查克·愛迪思在《企業生命周期》一書中把企業生長過程分為十個階段，即：孕育期、嬰兒期、學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穩定期、貴族期、官僚初期、官僚期以及死亡期共十個階段，為我們指示了企業生命周期的基本規律。本文將企業生命周期分為四個階段，即創業階段、發展階段、成熟階段和清算階段。

二、企業生命周期各階段指標體系的設置

（一）創業階段 企業的一切活動都是創始性的，沒有經驗可循。企業的資本來源主要是風險投資商和創業者自己的資金，因此資金有限，而建設期投入固定資產項目等金額較大，產出又少，資金周轉速度較慢，容易導致現金流斷裂，具有很大的營運風險，該階段財務指標的作用不大，要進行企業價值評估，主要考慮行業、企業產品、團隊和創新性等方面。

新興企業選擇的行業很重要，行業發展前景好才有利于企業生存發展下去。此外，行業資源豐度、行業動態性以及行業復雜性的衡量，Dess&Beard于1984年提出了基于資源豐度、動態性及復雜性的多維度組織環境計量模型。其中，資源豐度即一個行業中資源的豐富性，以5年期標準化的行業銷售額增長來計量；動態性是指一個行業的不穩定性或易變性，用5年期標準化的行業銷售增長率的變動性來表示；復雜性代表環境中的異質性與市場的集中度，用赫菲達爾指數來計量。另外，行業進入的難以程度也是重要衡量指標，如果企業在創業期受到該行業已成熟企業的聯合打壓，實施掠奪性定價，導致本企業的產品失去市場進攻性，容易將企業被扼殺在搖籃里。因此，應該從行業飽和度、行業進入難易程度、行業競爭激勵程度等方面來評價企業價值，對于行業還有一個方面就是行業的生態環境，如果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會嚴重破壞生態環境，如果不能發現新技術或者新資源替代，則容易受到環境保護法的限制而無法發展。

2008年初在對我國32個大城市的15000名調查者進行的一項“中國百姓品牌意識”的問卷調查中，當問到“你認為什么是品牌”時，被調查者中有90.16%的人認為是“首先是產品質量好”，可見，對于想創品牌的企業而言，質量是最為關鍵的。產品質量是創業期企業價值評估的又一重要指標。從產品開發的可行性、研發費用的高低、產品能否被顧客承受、預計未來的銷售率、產品的貢獻率、產品的制造期、使用期和產品更新換代的頻率等方面來評價企業的產品是否具有良好的市場前景，能否足夠報答企業投入的本錢，企業將來的盈利空間有多大。產品或者服務是企業的主營業務，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價值。

人力資本是人類社會價值的主要來源之一，是企業最重要的資本。日本一項研究表明，一般工人的建設使產品成本降低5%左右，經過培訓的工人的建設使成本降低10%-15%，受過良好教育的工人能使產品成本降低30%以上。人力資本對于創業初期企業來說也非常重要，創業者的專業技能及創新思維與團隊的合作能力往往決定的產品的異質性，影響企業的未來。管理者集中領導并決定公司的發展理念，以及聘用員工素質，其對企業價值也有著決定性作用。綜上所述，企業創業期企業價值評估指標如表1所示。

（二）發展階段 企業在創業期完成了企業生存和原始資本積聚，而發展階段企業則主要是擴展市場范圍，提高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并設法在市場中獲得競爭優勢。因而，在這一時期的企業普遍采取積極的財務戰略，經過銀行融資、發行股票和債券等方式，提高資產負債率，充分發揮財務杠桿的作用。大多數企業由于資金的需求，在進行利潤分配時會采用不分配或者盡量選擇少量的現金股利和配股、送股等方式，留存收益可滿足企業快速生長對現金流的需求一部分。同時，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企業的組織構造也由原來的單一集權管理變成復雜的多層分權管理。企業在不斷完善內部控制制度的同時，必須重視財務管理，注重財務上的宏觀控制。

該階段財務指標是評價企業價值的關鍵，盈利能力是企業發展的源泉和基礎，是公司獲取利潤的能力。企業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直接目就是最大限度地賺取利潤和實現資本的增值。只有具很強的盈利能力，企業才能發展壯大。凈資產收益率是衡量企業盈利水平的一個綜合性指標，是杜邦分析體系的核心；主營業務利潤率能反映企業的經營業績，也是企業增值的主要途經。如果是上市公司，還可以用市盈率、市凈率和市銷率進行價值評估。在企業發展過程中，資產的管理效率也在不斷的提高，而評價企業資產的管理效率可以用應收賬款周轉率、存貨周轉率、流動資產周轉率、非流動資產周轉率等資產管理比率來衡量。償債能力是指企業到期還本付息的能力，舉債經營在一定程度可以提升企業的價值，舉債能力好的企業容易取得資金，可以搶先投資發展前景好的項目，保持企業的良好效益。目前常用的指標有流動比率、速動比率、資產負債率、產權比率、長期資本負債率和利息保障倍數等指標。另外本文凈凈資產收益增長率、資產增長率、資本增長等指標來衡量企業的增長過程。

該階段應該更加關注產品的質量合格率、產品返修率、產品退貨率等衡量產品價值的相關指標，銷售增長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可以衡量產品的銷售增長同時，也是企業財務管理預算編制的起點，企業利潤的主要來源是市場銷售的實現，因此企業的市場銷售能力非常關鍵，而企業為了決定供應量、價格等因素應具備良好的市場預期能力。因此，發展階段企業價值評估指標如表2所示。

（三）成熟階段 企業進入成熟階段的標志主要有：一是具有穩定的銷售增長率，它大于等于宏觀經濟的名義增長率；二是具有穩定的投資資本回報率，它與資本成本接近。該階段除了如發展階段考慮財務指標和產品指標外，作為成熟的企業，應該更多的關注企業的社會責任和利潤分配以及實施新項目開拓新的市場。承擔企業風險的投資者應該獲得相應的報酬，企業應該選擇適當的利潤分配政策。因此該階段的指標體系如表3所示。

（四）清算階段 當企業進入清算階段后，企業的產權由股東轉向債權人，企業破產清算的重要程序就是變賣資產以清償債務。因此，該階段企業的主要價值則是資產的價值，另外，如果企業具有品牌，則企業的價值評估還應該重點關注企業的品牌價值，如果匯源并購案例，其收購價遠高于企業資產的價值，匯源品牌價值也是重要的價值組成部分。

第4篇：企業家名言范文

北京市、黑龍江省、河北省勞動局（組）：

關于一九五七年延期畢業的技工學校、半工半讀學校、技工訓練班的學員，他們的工作年限如何計算的問題，經與有關部門研究，我們意見，凡是根據國務院一九五七年總周字27號通知的規定延期畢業和分配工作的，應當從他們正式分配工作列入在冊職工，并且領取了工人標準工資時，開始計算工作年限。個別地區和單位沒有這樣辦的，應當照顧全局，做好職工的思想工作，及時糾正過來。

其他年度延期畢業的上述學校和訓練班的學員，其工作年限也應按上述意見辦理。

第5篇：企業家名言范文

關鍵詞：日本茶道；發展；歷史；精神

所謂茶道，實際上是“茶湯之道”的簡稱，茶湯最初在由中國宋代盛行，在鐮倉初期傳到日本，并逐漸日本化。關于茶道的歷史，室町時代中期，即所謂的東山時代，出現了能阿彌和珠光兩位杰出的藝術大師。能阿彌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大師，他原來是一位武士，武士生活的最大特點就是充滿了活力，能阿彌不光是茶道大師還擅長文學，精通連歌。他規定了在書院茶室做茶道時壁龕，高低隔板的裝飾方式。壁龕中首先要掛兩三副掛軸，掛軸一般是裱好的唐繪，它的前面要放置‘三具足’，即香爐，花瓶和燭臺，這一系列做法大體引用了佛像裝飾的手法。此外的高低擱板，擱板上層放香盒，茶葉罐，天目茶碗和湯瓶。據考證臺子一式運用到茶道的第一人就是能阿彌。除此之外，他還對臺子點茶以及東山御物的制定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談起珠光，他被譽為是茶湯的創始人。珠光主張人類平等的茶湯之道。在他之前，茶湯中階級差別明顯，而在《珠光一紙目錄》中寫道：“應對上怠慢，對下禮遇”。學習茶道的過程中，他也強調“事事需謹慎，處處關照人”“真心愛潔凈”“節制酒色”這一系列理念，他還給我們留下“茶會之常客，亦應待其如名人”這一至理名言。到了室町時代末期的戰國時代，出現了武野紹鷗和千利休這位集日本茶道之大成者。紹鷗是利休的老師，他發明了鐵制細鎖鏈，竹藤炭筐等一系列茶具，他主張：“應咀嚼般小口飲用，大口飲用不知其味”，他還說“如若茶不涼，甘愿一日飲”。《山上宗二記》中還記載紹鷗對弟子們說過：“雖說六十定命，然壯年僅二十載，唯不斷潛心茶道，方可擅長此道，如若缺乏橫心，必將不善此道”，真正的人生與生存價值存在于“鼎盛二十年”之中。如果能領悟這一點，年輕人就會珍惜光陰不會虛度時日了。他還強調“然須用心書籍”，不管是茶道還是研究其他學問，都要廣泛閱讀擴大知識面。

說到利休流的茶道，現在已經發展成日本茶道的核心。明治之后，開始盛興的三千家，即表千家，里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的先祖就是千利休。千利休的孫子千宗旦，以“鰲輩櫛琶于世。從宗旦開始，千家分成了三千家，他的次子辭官隱居，并在京都的武者小路有宅邸，于是被稱為武者小路千家。不審庵原本是利休的茶室，后被傳給三子江岑宗左，成為了表千家的茶室。后宗旦又在不審庵的北側后方建立了今日庵，傳給了四子，由于今日庵在不審庵后方，于是被稱為里千家。于是日本便形成了三千家，弘揚茶道直至今日。

茶道在德川時代開始趨于秩序化，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前日本處于長期的無規則狀態，人們渴望有秩序的和平的生活，于是自然而然的，人們建立了規范的茶道標準和精神。而此前一直以佛教思想為基礎的茶道精神，隨著時代的需求漸漸被轉化為儒家思想。孔子認為，每個人需要做自己身份相符的事，如果僭越身份去做事，就會導致社會混亂，自身也會滅亡。于是，為了建立和平秩序，逐步形成了身份制度，階級差，到了德川時代，士農工商的身份制度被最終確立。而利休在《山上宗二記》中明確規定了成為茶道名人的資格，第一必須是“茶湯者”，第二必須是“茶湯愛好者”，第三必須擁有唐物的名物茶器，第四必須專于此道。

而這些標準，隨著武家茶道的興起很快遭到了破壞。茶道首先出現在寺院和市町，到了江戶時代，隨著武士力量的崛起，迫切需要建立武士流茶道。石州流是公認的武家茶，大名茶的代表。其中武家茶的著名石州流茶人松平不昧就是代表之一。他將茶道精神運用到政治理念中，成為了著名的明君。與此同一時代一位叫做川上不白的天才茶人，以表千家為中心參與制定了“七事儀式”。所謂的“七事儀式”，包括品茶，花月，回炭，回花，一二三，且座，數茶。雖然這只是一種游戲但也是修煉茶道的一種方式。這一時期的町人茶的地位逐漸下降，為了抵抗武家茶，形成了家元制度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明治維新之后，也迎來了茶道的新時代，隨著日本社會的大變革，“文明開化”及“歐化主義”開始流行起來。現代社會中，舉辦茶事或者茶會大多出現在企業家名流之中。日本人隨著年齡的增長，會從熱衷于外國文化轉向于本土文化，但一般的茶會，往往是地位顯赫之人比較天下名器之處，忘記了茶道的根本精神。女士們在結婚前也會學習茶道或者花道，但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模仿，并不能理解而去改變自身。總而言之，茶道應該是人與人交往的一種社交生活規范，消除人與人心靈之間的隔閡，所謂“和敬清寂”及“一期一會”等至理名言應努力理解消化，懷著“茶之心”去不斷努力發現，改善自我。